卷六

译赵》　　《赠僧允怀》【二首】《赠曾友文》　　《赠汪坚老》《赠丁润父》　　《赠黄舜咨》《赠汪彦常》　　《赠陈晋卿》《示象山学者》　　《赠金溪砌街者》《赠汤谟举》　　《赠陆唐卿》《赠疏山益侍者》　　《赠刘季蒙》《题新兴寺壁》　　《题翠云寺壁》《朱氏子更名字说》　　《二张名字说》《矫格斋说》　　《防资国寺雄石镇帖》《祚德庙始末》。《邓文苑求言往中都》。卷二十一 杂著 《易记》【四】；《易数》【为张叔权所书】：“三五以变，错综其数。” 《学说》　　《论语说》【二首】《孟子说》卷二十二 杂著 《史评》【二首】　　《杂说》卷二十三 杂著 《白鹿书院论语讲义》《大学春秋讲义》《荆门军皇极讲义》卷二十四 杂著 《防问》【十六首】卷二十五 诗 《少时作》　　《闻莺》《莺》【六言】　《晚春出箭溪》【二首】《子规》【六言】　　《蝉》《赠化主》　　《疏山道中》《鹅湖和教授兄韵》　　《挽石子童》《挽张正应》。《和黄司业喜雪游湖分韵得西字》。《和杨廷秀送行》。《送德麟监院归天童和杨廷秀韵》【二首】。《送勾熙载赴浙西监》。《题慧照寺》。《赠画梅王文显，简朱干叔诸友》。《书刘定夫诗轴〈玉芝歌〉》。卷二十六 祭文 《祭吕伯恭文》。《代致政祭侄槱之文》。《代教授祭神文》。《石湾祈雨文》。《谢雨文》　　《荆门祈雨文》《望坛谢雨文》　　《东山祷雨文》《东山刑鹅祷雨文》。《上泉龙潭取水祷雨文》。卷二十七 行状 《教授陆公行状》　　《宋故吴公行状》卷二十八 墓志、墓碣、墓表 《黄氏墓志铭》　　《张公墓志铭》《陆公墓志铭》　　《黄公墓志铭》《黄夫人墓志铭》　　《杨承奉墓碣》《葛致政墓志铭》。《吴伯颙墓志铭》。《陆修职墓表》。外集 卷一 程文 平常的言语要守信，平常的行为要谨慎；防止邪念，保持真诚；造福世人而不自夸；德行广博而能感化他人。这是解试题。黄裳，元吉；黄离，元吉。使百姓适宜、安乐。圣人以此洗涤心灵，退居而把心意深藏起来；吉凶祸福与百姓共同忧患。神明能够预知未来，智慧能够藏纳往事。这是省试题。天地安排了位置，圣人完成了天地所不能完成的事业。人谋、鬼谋，百姓也参与谋划并发挥才能。首先出现在万物之上，天下各国都安宁。卷二 程文 《孝文大功数十论》【解试】《天地之性人为贵论》【省试】《智者术之原论》《房杜谋断如何论》《刘晏知取予论》

译《政之宽猛孰先论》《常胜之道曰柔》卷三 程文 《制科》【解试】《料敌》【解试】《赈济》【解试】《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试】《德仁功利》【省试】《汉文武之治》【省试】卷四 程文 《好学近乎智》《学问求放心》《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人不可以无耻》《思则得之》《里仁为美》《则以学文》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微妙难明；要精心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之道。学习古代道理后出仕做官，议论政事并据此制定制度，政治才不会迷乱。你们分担谋划并加以思考，来彼此辅佐；各自在心中确立中正之道。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方法。只取其中两三点罢了。使百姓安定而称王。续写《尚书》，比起《汉书》怎么样？《防问对》《文安谥议》《覆谥》《行状》语录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象山集》目录 钦定《四库全书》《象山集》卷一　　　　宋陆九渊撰　书 给邵叔谊的信 前些日子我私下听说，您曾经用孔夫子论述齐景公、伯夷、叔齐的话来断定天命，以消除世俗的迷惑，至今仍让我赞叹佩服，不能忘怀。在谈笑之间，您的见识竟能达到这样的高度，若有辅佐切磋之处，我哪里担当得起呢？扩充您所见到的道理，推行您所要做的事情，不懈怠，不自我止步，使它更加彰明、更加洞察，每天都登上纯一的境界，这是我对君子的期望。伯夷、叔齐还不值得说，这就是上天赋予我的东西，并不是从外界熏染我的；思考它就能得到它。得到这个道理的人，就是先确立了最重要的根本；确立这个根本的人，就是积累善行的人；积累善行的人，就是汇聚义理的人；懂得道德的人，就是懂得这个根本的人；增进道德的人，就是增进这个根本的人。同于这个根本，叫作同德；异于这个根本，叫作异端。内心安逸，日益进步；内心劳苦，日益笨拙，这就是辨别道德真实与虚伪的标准。哪里只是辨别自身而已？人的贤与不肖，书籍的真实与伪妄，也都将不能逃出这个标准。从自身已经具备道德，到达到广大而能化育万物的境界，他的宽厚温柔足以包容万物，奋发刚毅足以坚持原则，庄敬中正足以保持敬意，文理周密明察足以辨别事物。不断增加、顺势积累，如同水渐渐上涨、树木渐渐长高，本来就是每月不同、每年不同。然而从草木萌芽生长，到枝叶繁茂；从源泉汩汩流出，到水流遍布四海，难道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吗？《中庸》说：“诚，是万物的终始；不诚，就没有万物。”又说：“诚作为万物的本体，是专一不二的，这就是诚。”学问固然没有穷尽，但既然已经显露出端绪和得失，就应当及早辨明；是非和取舍，可以立即决定。颜子喜好学习，孔夫子确实屡次称赞他，却没有见到他达到止境，大概是因为他早逝而感到惋惜。后来曾子对于孔夫子的道也没有疑惑，然而在柴、愚、师、辟之间被称为鲁钝；他平素积累的学问，又怎敢望及颜子呢？曾子与颜子、颜子与孔夫子之间，本来各有次第。然而，经过江汉之水洗濯、秋日之光曝晒，即使孔夫子也不能超出曾子了，难道只是曾子如此吗？君子的道，即使普通夫妇中的愚昧不肖者，也可以参与知晓、实行。唐尧、周文王时代，走在康衢大道上歌唱、击壤的百姓，以及在林中张网捕鸟的人，也都不能超出帝尧、文王的道。因而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他忧虑人们自暴自弃，于是阐明四端说：“一个人具有这种能力，却自己说不能做到，这是自我残害；说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到，这是残害自己的君主。”孔夫子说：“一旦能够克制私欲、恢复礼，天下就归向仁了。”这就是复礼的开始。同样都是人，自己的私欲难道有不能克制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只是不能自己知道自己的错误，所以不知道自我克制罢了。君王的恩泽枯竭，利欲一天比一天炽盛，先觉者不再出现，民心任意奔逐；浮华的文章和异端邪说相互经营、彼此迷惑，往圣的言语徒然成为藩篱和装饰，而玩弄机巧权变的人又重新出现。魑魅、虺蝪混杂其中，人们以不该羞耻的事为羞耻，真正的羞耻心反而亡失了。如今称作学问、思考、辨析，却不能对此深切明白，只凭借空洞的言语，传述附会的意见，增添多余的枝节，助长争胜和私心，加重偏狭怨愤，增长自负依恃，蒙蔽至理，拒斥至言，自以为是，直到终身也不回头；这种罪过，比自暴自弃的人还要严重。这种人的过错，起初很小，后来才变大。别人挽救他，起初容易，后来困难，也是形势造成的。《大学》说：“万物有本有末，事情有终有始，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对于学问的端绪，认识还没有达到，却用尽精力，专门在末节上求多，沟渠一旦涨满，干涸就指日可待。归根结底，最终会本末俱失。孔夫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后世以不知道一件事为羞耻，也是把不该羞耻的事当作羞耻。人情物理的变化，哪里能够穷尽？至于那些表面末节，即使古代圣人也不能全都知道。后稷不能精通八音，防不能详知五种，也是可以据理推知的。孔夫子的圣明，自认为年轻时因为贫贱而广泛学习各种技能；然而种庄稼不如老农，种菜不如老圃。即使他在论道方面老练，也说“学习而不厌倦”，还需要后学的启发帮助。伏羲时代，还没有尧时代的文章制度；唐尧、虞舜时代，还没有成周的礼乐。这不是伏羲的智慧不如尧，也不是尧舜的智慧不如周公，而是圣贤在不断继承、修明、发展之际，尚且可以考察。学问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却任意使用自己的私见，以至于扰乱事物本末的次序，颠倒草木萌芽的先后，穷年累岁也没有归宿，仍然焦急地想着改变天下，难道不是荒谬吗？给曾宅之的信 先前承蒙您来访，我们切磋学问还没有尽兴。您因为父母的命令不能久留，临别时约定来年再来访问；我每天盼望您的书信和佩剑到来，却终于落入渺茫，这是为什么呢？我从去年春末在山中，听到侄子樵之的讣告，便回去了。内外奔走，抚棺、视殓等事务接连不断，一直到年底。近来才重新来到山房。山间泉石很多，正逢瀑布水流壮盛，喷玉涌雪，处处争奇。分别一年，不得不把各处都游赏慰劳一番。邻郡的朋友往往聚集而来，应酬很不少，颇为劳累。不久阴雨连绵不止，于是因此得病。山间医药不便，只好扶病出山。半山遇到您的使者，他带来了书信。过了几天到家，病又加重。近来稍稍好转，才得以拆阅您的信。气力疲惫，又不能作复信。让您的使者久留，实在惶恐，特此说明。与章大博的问答，意义十分正确；其中前面叙述我的观点，又自行援引依据反复说明。这正是您信中所说的我有病之处，也失去了实情。记录别人的语言极其困难，不是心领神会，往往不能得到实情。前辈多告诫门人，不要妄自记录他们的言语，因为不能通晓理解，便按自己的意思去听，必然会失去真实含义。

译相隔遥远，不能当面交谈，不如把平时的书信和所作文章拿来讲习考察，这样多少有依据。若据此来辨析，就有案可查，不至于产生大的错误。比如“存诚”和“持敬”两个词本来不同，怎么可以合在一起说呢？“存诚”二字在古书中有依据，“持敬”二字却是后来杜撰的。《易经》说：“防止邪恶，保存他的诚。”孟子说：“保存他的心。”我过去也曾以“存”来命名书斋。孟子说：“庶民抛弃它，君子保存它。”又说：“一个人的欲望少，即使偶有不能保存本心的地方也很少；一个人的欲望多，即使偶有能保存本心的地方也很少。”单是“存”这个字，就足以使人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本来是上天赋予我的，并不是从外界熏染而来。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掌握主宰。真正能够成为主宰，外物就不能改变他，邪说就不能迷惑他。我认为朋友的问题，正在于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内心没有主宰，一味被浮泛的议论、虚空的言说牵缠，整天只依靠外在言论来作为主宰。上天赋予我的东西反而成了客体，主客颠倒，迷失而不回头，疑惑而不能解开。坦然明白的道理，本来可以让妇女儿童听了就懂，勤学的人反而被它迷惑，自己制造支离的说法来缠绕自己，穷年累岁也没有归宿。这难道不是更加令人怜悯吗！假使生在古代政治清明、盛德昌盛的时代，承受先圣先王的恩泽，一定不会有这种弊病。只是因为生在后世，学术断绝，道统丧失，异端邪说充斥遍布，于是使有志之士遭受这种祸患，竟和世间那些任情纵欲的凡庸之人一样陷入防溺之中，这难道不是用学术杀害天下吗？后世谈《易》的人，认为《易》道极幽深，学者都不敢轻易谈论。然而圣人赞说《易》时却说：“乾以平易而施行，坤以简约而成事。平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容易知晓就有人亲近，容易遵从就能建立功业。有人亲近就可以长久，有功业就可以广大。能够长久，是贤人的德；能够广大，是贤人的事业。”平易简约，天下的道理就都能获得了。孟子说：“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很难知道吗？”孔夫子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到来了。”又说：“一旦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就归向仁。”又说：“只是没有思考它罢了，仁哪里会远呢？”孟子说：“道在近处，却到远处去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到困难处去寻找。”又说：“尧舜的道，不过就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慢慢走而落在长者后面，叫作弟；快步走在长者前面，叫作不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慢走，难道是人不能做到的吗？只是不去做罢了。孟子又说：“人能够扩充不愿伤害人的心，仁就会有无穷的用处；人能够扩充不愿穿墙越户偷盗的心，义就会有无穷的用处。”又说：“人有这四种萌芽，却自己说不能做到，这是自我残害；说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到，这是残害自己的君主。”又说：“我自身不能安居于仁、由义而行，就叫作自暴自弃。”古代圣贤的话，大都像符契相合。因为心只有一个心，理只有一个理，最恰当的道理归于一处，精微的义理没有两种。这个心、这个理，实在不容许有两个。所以孔夫子说：“我的道用一个根本贯穿一切。”孟子说：“道只有一个罢了。”又说：“道有两条，不过是仁与不仁罢了。”这样做就是仁，反过来就是不仁。仁就是这个心，就是这个理。寻求它就能得到它，就是得到这个理。先知者，是知晓这个理；先觉者，是觉悟这个理；爱自己的亲人，是这个理；敬爱自己的兄长，是这个理；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而产生惊惧怜悯之心，是这个理；对可羞耻的事感到羞耻，对可厌恶的事感到厌恶，是这个理；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是这个理。应该辞谢时辞谢，应该谦让时谦让，也是这个理。敬，就是这个理；义，也是这个理；内在如此，外在也如此。所以说：“正直、方正、广大，不用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利。”孟子说：“不用思考就知道的，是良知；不用学习就能做到的，是良能。这是上天赋予我的东西，我本来就具有它，并不是从外界熏染而来。”所以说：“万物都完备在我自身，反躬自省而达到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这就是我的本心。所谓安宅、正路，就是这个；所谓广居、正位、大道，也就是这个。古人从自身获得它，所以具有真实的成就。说理，就是真实的道理；说事，就是真实的事情；说德，就是真实的德；说行，就是真实的行动。我给晦翁的信中所谓“古人质朴真实，不崇尚智巧”，还没有详细说明事实，先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以及所谓“先知者启发后知者，先觉者启发后觉者”，因为是用实际事实觉悟实际事实，所以言语就是事情，事情就是言语。所谓“说话要顾及行动，行动要顾及说话”。周道衰落以后，外在文饰日益胜过实际，事实被意见淹没，经典训诫被辩说荒芜；揣摩、估量、模仿、描摹的技巧，依傍、仿效、假借的相似，条理足以使自己相信，习惯足以使自己安定。以子贡的通达，又得到孔夫子亲自教导承传，尚且免不了“多学习并记住它们”的见解。若不是孔夫子反复叩问启发他，他本来安然自得而没有疑惑；关于先行后言的训诫、关于“我想不说话”的训诫，孔夫子多次用来启发他，他最终还是没有觉悟。孔夫子去世以后，道的传承反而在曾子身上，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何况那些既不精工又不相似，不能使自己相信、不能使自己安定的人呢？即使如此，如果他们精工而且相似，足以使自己相信、足以使自己安定，就会有终身不回头的祸患，形成不可救药的趋势。至于尚未精工、尚未相似，不能使自己相信、不能使自己安定的人，舍弃邪道而归于正道，仍然比较容易用力。来信中说“荡然无归”的说法，大错特错。如今您整天依靠别人的言语，又没有自己的定论，就像身处旅舍，这才叫无所归依。现在假使您恢复本心，安居于安宅，行走于正路，站立在正位，行走于大道，难道反而叫作无所归依吗？您的不明智，也太过分了。如今那些尚未克服私欲的人，就像处在陷阱中，像处在荆棘中，像处在泥泞中，像处在监狱和镣铐束缚之中；他们看见先知先觉者的言论广大高明，与自己不同，反而疑惑害怕，担心一旦达到那种境界就无所归依，难道不可鄙吗？

译难道不是荒谬吗？不这样做，才是广居、正位、大道；想要找到归宿，还有什么能胜过它？想要有所主宰，还有什么能胜过它？如今拘泥于旧习，不肯舍弃，习惯了狭小便害怕广大，习惯了邪曲便害怕正道，习惯了小处便害怕大处，这还称得上智慧吗？孔夫子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古人所谓小人儒，也不过是依据末节小行来自我约束，还没有达到如今人们这样充满浮论虚说、荒谬无根的程度。孔夫子尚且把它作为门人的戒条，何况如今这种荒谬无根的说法，怎么能够安然接受呢？我的朋友如果能抛弃错误的习惯，恢复本心，使这初生的一阳在内心作主，无论仓促之时还是颠沛之际，都必定依循它，连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它。这就是所谓“心上有事”，就是所谓“不要忘记”，就是所谓“敬”。果真能够不衰退、不停息，就是积累善行，就是汇聚义理，就是善于培养浩然之气。真能如此，就不愧于古人。他所引用的经典语言，正是圣人先已得到与我心相同的东西，这样就不是亵渎圣言了。如今整天忙乱地经营，像无根的树、无源的水，劳苦于采摘、汲取、援引，而盈满与枯竭、荣盛与凋败没有常态，哪里是所谓源泉汩汩流淌，昼夜不停，水满沟坎之后继续前进呢？整天摆弄经典语言来给自己增益，真可说是亵渎圣言了。《尚书》说：“每天严肃恭敬六德。”又说：“文王的敬慎。”又说：“没有不敬重典常的。”《诗经》说：“敬畏上天的命令。”又说：“敬啊，敬啊。”又说：“圣明的敬意每天增进。”《论语》说：“敬慎地办理事情而守信。”又说：“修养自己以保持敬意。”《孟子》说“敬重君王，敬爱兄长”，从来没有说过“持敬”。从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出他没有明白道。我对您所说的话，都是因为您谈到这里，然后才说的。我的用意，只是希望您知道古人的实际，不要被无根的说法牵累。您说领会了这个说法而去思考，您却把这当成我的说法，看来您非常不明白我的话；难怪不能记住，还把自己的意思附加进去而失去它的本真。又如“脱洒”二字，也不正确。您为什么不说这是我的见解呢？我的见解不如古人的见解正确；我的说法空疏，不如古人的说法真实。这样反省自己，才有省悟启发的道理。如果只在“脱洒”等处不停思考，终究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这个道理非常明白，人人心中都具备。您不幸被荒谬妄诞的习惯蒙蔽，如今竟耗费了别人许多气力。这件事如果不能弄明白，就不应该安然自处、迟迟而来；我因病倦不能删削文字，使它简约。确实是直截了当地写下大概，希望您反复阅读三遍后立即抛弃旧习，这样就应当知道圣贤的话确实没有欺骗我。给胡季随的信 辛丑年春天，我在南康看到了您写给晦庵的信，深深佩服您的志向高远。丙午年夏天，我们在吾山解舍相从，过了一个月，能见面便很高兴，能够亲近交谈便觉得幸运。然而我内心的想法始终不能真正聚集起来、传达到您身边，每每因此自感惭愧。《大学》说，明明德的次序先于致知；孟子说，诚身的道路在于明白善。如今善还没有明白，知识还没有达到，却沿袭诵读旧传，在暗中储存、秘密积累，劳苦自身去从事这些事情。这就像登山却走入山谷，越进去越深；要到越地去却驾车向北，越奔驰越远。不知道开端、起步和大旨本来就是错的，却每天同泽虞、燕贾计较远近，在其中计算曲直。这样一定会终身陷在大泽之中，老死在幽都而已。来信所举我与元晦讨论太极的书信言辞，都是至理和诚实的话。您若能撤去私见、去除蒙蔽，对于这些话就不会有疑惑了。否则，如今所产生的喜爱和厌恶，都属于私心，怎么能立即撰写下来作为验证、考察和决定呢？二 《王文公祠记》，是对一百多年尚未了结的重大公案作出的裁断。我曾说，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话。其他人从未认真学习，却妄自放纵地指责议论，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同道之士还有人不能完全看清，实在令人感慨叹息。唯独您说即使荆公复生，也将无法为自己辩解，见识精确到这种程度，是我们道统的幸运。傅、项、黄三位士人，品格本来就各不相同，他们的学问也不相似。如果要求他们致知明善，即使子荆也不能没有离散索隐的弊病。元吉如今在这里，虽然稍稍像是知道自己的过错，但终究还没有达到特别通达的境界。学者难以得到真正的成就，由来已久。道并不远离人，只是人自己远离了道。人的心不能没有蒙蔽，蒙蔽没有撤除，就会一天比一天陷入沉溺。诸子百家往往以圣贤自期，以仁义道德自命；然而他们最终背离皇极而不能自拔，大概是因为被蒙蔽却不自觉，陷入沉溺却不知道。颜子的贤能，是孔夫子屡次叹息称许的；他的气质之美，本来远远超过常人。子贡并不能真正了解颜子，但也知道自己不是颜子的同类。《偶论语》中所记载颜渊的叹息，应当在问仁之前；问治理国家，应当在问仁之后。“请让我从事您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才是他开始真正知晓、至善开始明白的时候。以颜子的贤能，即使他的认识尚未达到极致、善尚未完全明白，也一定不会被声色财货牵累，不会有忿恨狠厉、放纵恣肆的过失。孔夫子回答他关于仁的询问，便有克制自己、恢复礼的说法。所谓“己私”，不一定非要像普通人所看见的过错罪恶那样才算己私。自己还没有克制，即使自命为仁义道德，自期达到圣贤境界，也都属于己私。颜子不同于众人的地方，在于他不安于这种最高境界，钻研仰求的力量不能停止，所以最终能够践行克己复礼的话，认识于是达到至善，至善于是明白。至于子贡的明达，本来在游、夏之上；见到礼就知道政，听到乐就知道德，这种见识远远超过普通百姓。他跟随孔夫子学习那样长久，对孔夫子的道那样尊敬信奉。孔夫子去世以后，道的传承却不在子贡，反而在曾子。私见的禁锢，人很难自己知道；曾子因鲁钝而得到道，子贡却因通达而失去道，由此可见道德消长的验证，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学问开始时，在切磋的阶段，必定会有自我怀疑的迹象；到了真正达到境界时，必定会有自我克制的事实。

译这就是古人穷究事物、认识达到极致的功夫。自身的实际还没有能够自我克制，却不产生自我怀疑，反而凭借它来判定是非、决定可否；即使在表面末节上像子贡那样屡屡说中，也只是加重孔夫子的忧虑，何况实际上还没有做到呢？事物各有所在，若没有达到天德的境界，就不容易轻易谈论。所厌恶的智慧，是因为它任意凿刻。如果智慧像大禹治水那样，就没有什么可厌恶的了。大禹治水，是顺着水势而行，不妄自扰乱。若有智慧的人也能顺势而行，那么这种智慧就是高大的。宰我、子贡、有若，智慧足以认识圣人；三人的智慧，大概是才思明敏，足以精细辨别，和陈子禽、叔孙武叔之流不同。若要求他们达到大智慧，期望他们真正认识圣人，那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颜子说“请让我从事这些话”以后，才真正认识圣人。曾子虽然没有达到颜子的程度，但若论真正认识圣人，就与颜子同属真正的学者。还不知道止境，认识就一定不能达到；认识没有达到，圣贤的境界就不容易轻易谈论。什么时候能够相会，共同研究这个道理呢？给赵监的信 承蒙告知新近的功业，更加慰藉我勤切的仰慕之情。道充塞于宇宙，并没有什么隐藏逃避的地方。在天上叫作阴阳，在地上叫作柔刚，在人身上叫作仁义。所以仁义就是人的本心。孟子说：“存在于人身上的，难道没有仁义之心吗？”又说：“我本来就有它，并不是从外界熏染而来。”愚昧不肖的人达不到它，是被物欲蒙蔽而失去本心；贤者智者超过常情，又被自己的意见蒙蔽而失去本心。所以《易大传》说：“仁者见到它，称它为仁；智者见到它，称它为智。”百姓每天使用它却不知道，所以君子的道很少有人了解。追逐物欲的人已经奔走不止，却不知道停止；拘泥意见的人也奔走不止，却不知道停止。所以道在近处却到远处去寻求，事情本来容易却到困难处去寻求。道难道真远，事情难道真难吗？不过是意见不真实，自己制造困难罢了。深刻知道这种错误，蒙蔽就能解除，疑惑就能消除，也就能找到应当止息的地方。道本来就是如此，难道像伸手取物一样，非要从外界有所获得才算得到吗？邓丞在这方面已经深知端绪，希望能和他一起进步，共同谋划。二 社仓之事，自从元晦奏请兴办以来，已经几年了。主管官员不再把它挂在墙上，远方来的人便没有知道的。我在勑局任职时，因编纂宽恤诏令，得以看到这篇文章，与同僚咨叹了好几天，于是把它编入广泛赈济抚恤的门类。如今才得到您执掌其事并加以阐明，这就是梭山兄所以乐意追随您的原因。其中琐碎细节，怎敢不尽力，只是等待公文下达。至于后来收到的布禀，说明道之外没有别的事，事之外也没有别的道。以前曾把智愚、贤不肖、过与不及的说法写信回复，想来您对此已经洞然无疑了。《诗经》称赞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康衢歌谣所称的尧，也不过如此。《论语》称赞舜、禹说：“巍巍啊，拥有天下却不参与其中。”人能够知道“参与其中”的过错，没有“无所不知”的弊病，那么此心就明亮，此理就坦然，万物各归其所，防范和归宿也各有极限了。所经过的地方都受到感化，所存的精神都神妙通达，上下与天地同流，难道只是小小补益吗？否则，制造喜爱、制造厌恶的私心，以及偏党反复的祸患，即使贤者、智者也有不能避免的；内心的中正固然不容易把握，中和也固然不容易达到。我很想亲自到您的座前求教，只是事务繁忙不能成行，姑且借此表达我的微薄心意，您以为如何？希望您能有所教诲。给邓文范的信 昨晚收到仓台的信，说您分别以后稍稍抛弃旧习而谋求新的境界，明白地知道自己还没有获得什么，几乎像是已经放宽心而知道不可强求所得；这难道不是仍然存有想要获得的心吗？起初相信自己要回归本心，这个念头极好；只要不忘记这个念头，再使它深厚，那么即使没有回归，也等同于回归了。古人学习唯恐赶不上，尊崇道德、喜爱道义，亲近老师、寻求朋友的心，不只是像饥渴一样急切，难道是虚假吗？这一定是务实之士、真正知道自己不足的人，才能如此。这与自恃私智、好胜争强、偷取一点相似之处来作为外在装饰的人，天地悬隔，燕地与越地相距万里；对此不可不精确察看，不可不明白辨别。如果对此不能精明辨析，就是不知道道路的起点，终究会沉没在形似之中而无所到达、无所止息。《诗经》说，绵蛮的黄鸟止息在山丘角落；对于止息，它知道自己所应止的地方。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知道止境以后才能有定，心定以后才能安静，安静以后才能安定，安定以后才能思虑，思虑以后才能有所获得。学习不知道止境，却说自己能够思虑、能够获得，我不相信。人不能自知自己的想法和说法是私见，反而对真正懂得学习的人产生怀疑，也是形势使然。人如果真正知道止境，就会有定论；静、安、虑、得，必然会依次出现，并不是可以强行求得的。这就是积累义理所产生的结果，也是与凭借外在义理袭取而得到的结果相区别的由来；这就是按照仁义行事与实行仁义之间的区别，也是曾子、子夏的勇气与孟子、告子不动心之所以背道而驰的地方。

译《尚书》说：“敬慎你所止的地方；不知道所止的地方，怎么能够敬慎你所止的地方呢？” 又说：“安处于你所止的地方；不敬慎你所止的地方，怎么能够安处于你所止的地方呢？”您当初问学习读《易》的方法，如果真知道所止之处，那么对于前人的训诫，就会像回到自己的家、进入自己的门一样。听说您私试中了一次，我也为您高兴；考试中与不中，有没有考核评定，本来不值得过分计较。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您患得患失的心还没有去除、没有释然。这颗心还没有释然，那么所谓抛弃旧习，只是抛弃了末节，还没有抛弃根本。难怪您说只是稍稍抛弃；这正是损害本心的根源，并不是本心。使本心受到蒙蔽的原因是：愚昧不肖者被物欲蒙蔽，贤者智者被意见蒙蔽；虽有高下污洁的不同，但它们蒙蔽道理、沉溺内心而不能保持正当，却是一样的。然而，处在污下境地的蒙蔽沉溺，往往容易解除，所担心的是安于这种状态而不求解除，自暴自弃的人就是如此；处在高洁境地的蒙蔽沉溺，大多自以为是而难以解除，诸子百家就是如此。如今仓台虽然还不能免除高洁的蒙蔽，但不自以为是，应当不难解除。复信已经启发了这个端绪，希望您立即寻求进一步了解并研究这种说法；万一仍然迟疑，到春末我应当亲自去一趟。二 道被阻塞已经很久了，异端邪说充塞天下。若不是天生最有智慧的人，谁能不受迷惑？真正难得的人少，也是这个道理造成的。鸟兽不能和人同群；我若不与这些人同类相处，又能和谁相处呢？在道理互相抵触、说法支离的时候，只好精心寻求方法和策略，希望或许能够使人觉悟。给侄孙濬的信 夏末收到你陈官人到达以后寄来的信，觉得你的胸襟顿时与从前不同，文辞义理明白流畅，我非常欢喜欣慰。由此知道你的资质本性本来并不昏昧迟滞，只是因为没有亲自得到讲习补益，所以被世俗的见解和说法牵制埋没了。后来两三封信，虽然写得仓促，终究觉得不如第一封。难道不是因为困于独自求学，没有朋友帮助吗？患得患失的心没有除去，就不能获得；患失的心除去，才能获得。关于时文的说法没有攻破，就不能获得；时文的说法攻破，就能获得。不但可以使你在学问上日益进步而没有魔障，也可以借此解除流俗深重的迷惑。山间近来结庐的人很多，我的祠禄已经用尽，没有粮食可供给。诸生开始聚集粮食来迎接我，如今方丈前又建成一座阁，安排统摄群山，气象更加宏伟。只是诸生中有力量的人很少，为此也实在不容易，不能大量供人居住。今年夏天来去交替，常常不少于百人；如果一时全都到来，也没有安置的地方。贵溪县令很有政绩声誉，邑人认为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了。他对山间礼遇非常优厚，多次想亲自来问道，却没有实现。夏末我又回复了他一封信，抄录寄去让你看看，并不是虚饰之辞。道将要坠失时，即使孔子、孟子出生，也不能挽回天命、改变大势。然而圣贤难道会因为时势如此，就荒废自己的事业、毁弃自己的志向吗？孔子为颜渊去世而痛哭，为曾皙的志向而叹息，这难道是被微小形体束缚的人所能理解的吗？孔子的车迹遍行天下，长沮、桀溺、楚狂接舆、背着草筐、扶着手杖的那些人，对他讥刺嘲弄，《论语》中所见的不过如此。按照当时的风俗，以道理和形势推究，他们的凌辱侵犯，难道会仅仅止于这些吗？在宋、卫、陈、蔡之间，孔子遭遇伐木断粮之事，又几乎危及自身。然而他推行道的心志，难道会因为这些事情而衰退停止吗？“文不在这里，过一年便可以实现。”这是孔子的志向。作《春秋》，大概也是不得已罢了。然而如果没有我孔子，天下就真的没有圣道了；如果没有人继承孔子，也就真的没有圣道了。这又是孟子的志向。所以他说：“如今的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至于他用来解除尹士、充虞疑惑的话，自述得十分详细明白。从孟子以后的一千五百多年间，以儒者著名的人很多，但荀子、扬雄、王安石、韩愈独自占有专门的地位。大概是天下后世把这份地位归给他们，并不只是朋友游伴、朋党私下推许而已。如果说他们传承尧舜之道、接续孔孟的统绪，就不能凭借外在相似而假借冒充；天下万世共同公认的道理，最终也不可能被厚颜歪曲。至于近世伊洛诸贤，研究道理更加深入，讲说道理更加详尽，志向专一，践行笃实，这是汉唐时代所没有的。他们所树立的事业和成就，可以说盛大了；然而经过江汉之水洗濯、秋阳之光曝晒，仍没有见到他们像曾子那样真正相信并体认自己光明纯厚的仁德、深沉渊博的学问；没有见到他们像子思那样阐发广大正大的道理，端正人心，止息邪说，纠正偏邪的行为，放逐淫靡的言辞；也没有见到他们像孟子那样善于辨析言语，并有能力承接三位圣人的统绪。所以道不能彰明，天下便有许多才质优美、德性厚重的人，不能靠自己成就、通达，反而困在见闻支离之中，穷年累岁而无所到达、无所止息。至于那些气质不美、志念不正，只在经传文字之间假借抄袭、蛀蚀繁衍的人，哪里说得尽呢？如今世道腐烂败坏，像齐威王、秦始皇的尸体一样，真正有志于《大学》的人，难道敢不更加自我奋强吗？对此有志向，有勇气，有所立定，然后才能克己复礼，谦逊立志而时时勤勉，真正达到“地中有山”的谦德境界。否则，凡是表现谦逊的人，也不过是虚假抄袭、借缘修饰，实际上崇尚私心、务求胜过别人罢了。近来有一类人，沉吟坚忍而以自己的心意为师，婉转柔媚、谄媚逢迎以取悦世俗，朝三暮四以讨好众多猕猴，尤其令人厌恶。不被这类人迷惑，那么自己寻求更多福祉，哪里会遥远呢？道并不难知，也不难行，所忧虑的是人没有志向。等到有了志向，又担心没有真实的师友，反而彼此迷惑，那就可惜了。我今天对你所说的一切，正是因为这个。解除蒙蔽，去掉疑惑；这个心、这个理本来就是我所具有的，所谓万物都完备于我，只是古代圣贤先得到了与我心相同的东西罢了。所以说：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给李省干的信 我在这里试任吏职，越发相信这种学问片刻也不能离开。有朋友从远方来，是我最大的愿望；承蒙您有意与我共同在这方面切磋，我恭敬地伸长脖颈等待您。平甫过去曾与我相从，可惜他还没有明白学问的端绪，也不知道从哪里用力。如今您又交臂而过、即将离去，我每每替平甫感到不满。这门学问不明，已经一千五百多年了。异端充塞，圣人经典荒芜，资质美好、志向笃实的人，尤其令人惋惜。什么时候能够共同讲习，以快慰我的心情？在没有见面以前，倘若有什么疑问，写在片纸上托付邮筒寄来即可。二

译古代的圣贤没有不通过学习而成就的。伏羲的时代已经很早了，尚且把天地万物作为老师，俯仰观察、远近取法，以求完备，于是开始创作八卦。孔夫子生在晚周，像麒麟游行、凤凰飞翔，出类拔萃，说他是上天纵使他将成为圣人，并不是过分的话。然而他自称：“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而是喜好古道，勤奋求取而知道的。”《中庸》称述他，也说：“继承尧舜的事业，以文王、武王为法。”尧舜相继治理天下，皋陶陈述谋略，尧问他说：“我的话惠美吗？可以到达实行吗？”周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事业而拥有天下，还没有下车，就向箕子询问，请他陈述《洪范》。商高宗说：“我这个小子过去曾向甘盘学习，后来隐居荒野；进入河水附近，又从河水到了亳地，直到最终归宿，都显明地以您的教诲来教导我的心志。就像酿造酒醴，您就是曲蘖；就像制作调和的羹汤，您就是盐梅。”人一出生就不知道学，学习却不寻求老师，怎么可以呢？秦汉以来，学术断绝，道统丧失，世上不再有老师；到了唐代，竟把“称老师、称弟子”反过来当作笑话。韩退之、柳子厚还为此多次叹息。只有本朝的理学远远超过汉唐，才重新恢复了师道。即使如此，学习的人不寻求老师，或者虽然寻求却不能虚心，不能退让听取，这固然是学习者的过错。学习者知道寻求老师了，也能退让听取了，但引导他的老师却不是正确的道，这就是老师的过错。向孔夫子学习的人很多，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本来没有可指责之处。除此之外还有南宫适、宓子贱、漆雕开，他们接近四人；在这三人之外，后来出现的有高子羔、曾子。虽然他们有愚鲁的名声，实际上都是孔夫子所喜爱的人。在这两人之中，孔夫子尤其属意于子羔；可惜他死在孔夫子之前，没有看到他的成就。最终传承孔夫子之道的，竟然在曾子身上。伯鱼去世后，子思成为孔夫子的嫡孙。孔夫子门下在当时显耀的人很多，而子思独独以曾子为老师，由此可知平日孔夫子为子思选择老师的用意。宰我、子贡、有若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张又次一等。然而子游、子夏已经在文学领域独占一席，子张仪态堂堂，子游还认为他很难做到；他们的言论足以打动人，光彩足以照耀世俗，确实不是以愚鲁著称的人所能相比的。至于他们传道授业而不违背圣人，宰我、子贡、有若尚且不在这个地位，何况子游、子夏呢？所以说：“曾子把道传给子思，子思把道传给孟子，这才是真正得到传承的人。”除此之外，便不能谈论道了。处在今天的时代，还想以书册为友、与当世人交友，也已经很困难了。您求友的心意很迫切，只是不知道我这个迂拙的人，究竟足以符合您的期望吗？我的几篇拙文抄录寄去，希望您反复熟读、仔细思考，不要只追随名声而不考察实际，这是我的愿望。在没有见面以前，或许有不合您心意的地方，希望您尽管指出来，我只是希望以是否正确为标准罢了。我的见解所达到的地方，本来应该全部倾吐，实在不必依照世俗的标准互相期待。《象山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象山集》卷二

译书 致王顺伯 去年夏天承蒙您远道来访，使我多年离别的思念得到很大慰藉。匆匆分别，又过了一年半。对您的仰望思念不亚于饥渴，多次在七七哥的书信中防寄托我殷切问候，实在感激。又听说分别以后您的学问大有长进，受到的滋润浇灌已经很多了，对您更加敬仰。然而我私下有些意见想在您面前订正，不敢回避冒犯之罪。大体说来，学术有理论也有实际，儒家有儒家的理论，道家有道家的理论，佛家有佛家的理论。天下的学术很多，而大的门类就是这三家。过去提出这些理论的人，本来是因为有这样的实际；后来求取这种实际的人，也一定要通过这种理论。所以凡是学习者想求得实际，就必须先学习它的理论。学习之后，有人有所收获，有人没有收获；有人得到实际，有人只是得到理论而没有得到实际。理论之中又有浅深、精粗、偏全、纯驳，实际之中也有这些区别。这些都存在于各自一家之内，并且各有辨析。若论三家的同异、得失、是非，只在得与不得、理论与实际以及浅深精粗、偏全纯驳之间相互比较，却不知道这些情况三家都同样具有，那也不是达到极致的认识了。兄长前后两次给家兄写信，大意认为儒家和佛家之所以相互类比，大概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这些共同情况。我曾经用“义、利”二字来区别儒家和佛家，又说是“公、私”，其实也就是义利。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灵秀胜过万物，尊贵胜过万物，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如果不能尽到人的道理，就不足以与天地并列。人有五官，各有职能，于是产生是非得失，于是有教化和学习。儒家教化之所以建立，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称为义、称为公。佛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觉得这些非常痛苦，因而寻求免除它们的方法。那些已经得道明悟的人，就知道本来没有生死、本来没有轮回、本来没有烦恼。所以佛家说“生死事大”，正如兄长所说菩萨发心，也只是为了这一件大事。佛教之所以建立，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称为利、称为私。只讲义、只讲公，所以经营世间；只讲利、只讲私，所以出离世间。儒家即使达到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的境界，主旨仍在经世；佛家即使要在无穷未来普遍度脱众生，主旨仍在出世。如今学习佛法的人也都是人。他们既然是人，又怎么能完全抛弃儒家的仁义？他们虽然出家，也还要上报四恩；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根植于内心而不能泯灭的道理，他们本来有时也还保存着。然而佛教的建立，并不是为了保存这些东西，所以保存或不保存，并不足以作为深入佛道者的轻重标准。至于儒家则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普通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佛教所怜悯的，是没有脱离轮回、生死相续的人，称为在生死海中沉浮。可是儒家圣贤难道也都只是在那个生死海中沉浮吗？佛家所怜悯的情形，儒家圣贤并不存在。然而佛教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免除这种情形，所以它的学说也不以此为主。因此，佛教所怜悯的事情，儒家圣贤没有；儒家所忧虑的弊病，佛教圣贤却有。假使拿《春秋》的法则来衡量佛教圣贤，连儿童也知道他们不能免罪。从两种教法产生的根源来看，儒佛之辨、公私义利之别，清楚截然，有不能相同之处。我曾经冒昧评论说，兄长的资质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而有些地方不能令人满意，都是因为所学习、所趋向的方面对您有所妨害。这不是今天才说的，从最初拜见您时我就已经私下这样议论了。舜居住在深山之中，和树木石头为伴，和鹿猪交游；他和深山野人的不同，不过在于[原文“防希”疑有脱误]。可是等到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种善行，就像决开江河一样，水势盛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有过错却不能勇于改正，是天下人的通病。但如今另有一种议论，把不轻易改变原有操守称为老成、稳重、谨慎，把突然改变、欣然顺从称为轻率、狂妄、没有操守。凡事只应论是非；如果已经知道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是错的，难道能不赶快改正吗？如果认为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并没有错，本来就不应改变，也不必再论快慢。知、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德性。兄长的资质本来有勇，只是从来倾向佛教，不崇尚儒学，所以终于顺从流俗。朋友中看见兄长有刚强果断、超过常人的地方，也有顺从流俗的地方，无不暗自惊怪。若依我冒昧的看法，兄长顺从流俗，也实在很有“勇气”。别人容易被圣贤之学所激发，虽然不明白其中实质，往往只因仰慕它的名声便趋向它。兄长即使自己察觉有不妥之处，也还固执忍耐、安于旧习，存着姑且自守、以后慢慢谋求改变的意思。我想到非有兄长这样的对象，就无法发表这些狂妄的话，于是忘记了冒犯身份的罪过，放肆直说，来不及斟酌辞句。我不敢让兄长窃取儒者的名声来欺骗世人，只希望兄长把这些话当作逆耳之言，依照道理加以追求，再试着思考，也许有可取之处。如果您认为不是这样，也希望您详细地把意见教导我，辨明这件事，期望最终能够达到不是我而是兄长正确的结论。还希望什么呢？二 前些日子冒昧陈述了我的见解，承蒙您再来详细教诲，启发很多。来信中有“实在不愿多说”之类的话，我私下认为，对于不该说的事多说一句就是错误；如果是应当说的事，只要足以表达其中的道理和意思就行，不能以多少来限制。浮躁人的话多，是因为浮躁妄为、错乱、赘余，这样的话可以删去。如今正要在道术和趋向之间切磋求取正确认识，又有什么多说的弊病呢？希望兄长先除去“不多说”这一条戒律，使我能够尽意接受教诲，也许是非就可以明白了。兄长所学以努力实践为主，不专门致力于议论，所见都是实践达到的境界，不只是口头言说；这一点不用讨论，我本来就不敢以只会说话来要求兄长。朋友之间也不是因为这一点责怪兄长，只是说兄长所学不能没有偏蔽。杨朱、墨子、告子、许行一类人，难道只是会言说吗？他们所说的就是他们所实行的，而孟子竭力排斥他们，是因为认为他们的学说不对。儒佛之辨，我平时也很少同人讨论。有彼此相信的人，偶尔对他们说说，也不必同我争辩，因为对我没有益处。有些人自己树立一套议论，和我不同，又多半被争胜之心所持，必定要使自己的说法得到伸张，不能公正地求取是非，同他反复讨论，最后只会成为争辩；这种人也不能同他讨论。

译如今的僧人多数是挑夫、佣人，不通晓文理；既然已经剃发、穿胡服，又怎么能使他们剃发洁身、穿黑衣来跟随我游学呢？至于士大夫中喜好佛教的人，他们即使喜欢佛教，也不过是为了名声罢了，这又不值得同他们讨论。至于兄长，不是为了名声，也不好争强；凡事都以公心求取正确认识，又聪明博学。过去还没有获得自得之处时，尚且有凝滞退缩的状态；近来所见到的，议论明白而发挥畅达，已经完全没有凝滞退缩的状态了。假如有这样的资质，也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只精通一家之说，那又难以讨论。如今兄长对两家的书都已经探讨过了，如果还不和您彻底讨论，那就只是各自抱着成见而已。过去我对兄长深感疑虑，是认为兄长的资质禀赋实在强健敏锐有余，而宏大通达、见识深远却不足，担心您被平日所趋向、所学习、所习染的东西牵制，暗中控制了自己的意志，不能超越摆脱；又执守“不可忘本”之说，把它当作典训，把佛教排斥在千里之外，并且一接近佛教就实行排斥、趋近之前先行躲避，以这种孤立自守的态度拒绝一切，这样就没有可乘之隙了。承蒙来信说，如果佛教确实还没有达到儒家道理，就必须进步，何苦固守卑下污浊而不进取；这样我才知道兄长见识的高明本来就宏阔，而我的疑虑实在浅陋。我前一封信所论，是考察佛教产生的根源，而兄长却指出佛教所达到的境界来辨析。虽然我没有看过完整的佛教经藏，但《楞严经》《圆觉经》《维摩经》等经书曾经见过。正如来信所举的“爱涅槃、憎生死”，正是还没有免除生死、没有脱出轮回、没有明白四相的人。四相虽然有浅深、粗精的区别，但“寿者相”也只是“我相”，根本潜伏在藏识之中，称为命根不断。所以经文说：“如果有人赞叹那种法，就产生欢喜，便想救度；如果有人诽谤他所得的法，就产生嗔恨。”这也正是没有免除生死、没有脱出轮回。又如佛教所说因地修行的方法，也没有身体和心灵承受那种生死，这才是免除生死、脱出轮回。伊川先生说过：“佛教只是理会生死，其他都不理会。”近来有一位前辈参禅，禅林中称道他有所所得。一天他引用伊川先生的话说：“我当时如果能够在他身边侍坐，就会问道：‘不知道除了生死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不知道兄长的见解与这个人相比，谁高谁低？”如果兄长最初并不是为了生死问题，那么不知道您因为什么而趋向佛教？佛教的道理，来信说：“在真实的理体境地中，虽然不接受一粒尘埃；但在佛事门中，没有一种法可以舍弃。”如果说没有一种法可以舍弃，那么虎穴魔宫都成了佛事，淫房酒肆全是道场。《维摩经》中让须菩提放下钵、准备离开的地方，就是这种观点的极致。当时，十地菩萨还被呵斥为没有忘记取舍、染净，心仍然系在那些地方。他们看待我们的诗、礼、《春秋》，哪里只是认为它们是绪余土苴呢？正因为佛教产生的根源如此，所以它的道理达到极致时也如此。因此我曾说，儒家是“大中”，佛家是“大偏”。若把佛教同其他诸子百家相比，百家都不及它，而佛教则超过它们。追究它的起点、考察它的终点，也不过是私和利罢了。来信说佛教讲出世，并不是舍弃这个世界，到天地之外另找一个快乐的地方。我本来并不是说它是这样，只是说它不以经世为主，不是三才之道。您又说，如果众圣贤之所以经世，不是由于自己建立心性，便不能称为经世；这与出世而另有一种奇妙的道理不同。我们儒家的道，是天下共同遵行的常道，哪里是另有一种奇妙的道理？称它为典常，称它为彝伦，就是因为它是天下共同遵循、百姓日常使用的道理。这个道只有一个，不可以换个头、改个面貌。我前一封信本来就说过，如今学习佛教的人，难道也能完全舍弃我们的道吗？只是他们不以此为主，他们在这方面的违背、顺从、得失，不足以作为深入道体者的轻重标准。兄长说实行应当实行的事，这正是兄长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合乎道理的地方，自然是天资的美好，加上探讨儒家书籍的功力，难道是读《华严经》有所省悟以后才开始这样的吗？可是兄长难道能保证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合乎道理吗？孔子读《易》读到编联竹简的绳子断了三次，才为《易》作传，敢说兄长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工夫吗？我把志向放在《春秋》上，敢说兄长不能有这样的志向吗？我也想端正人心、止息邪说、拒绝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邪的言论，敢说这不是兄长的愿望吗？既然如此却说儒佛相同，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如今兄长将一切都看空，把那些执着于小节、敲击磬石的人看作什么事情呢？如果说“治理大国好像烹调小鱼”，不凭聪明才智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气，也许这种说法可以同兄长的道理并行而不相违背吗？我正把胸中的愚见吐露出来，希望求您订正其中的言辞，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意见说明白，希望兄长平心静气地看它。如果认为不对，幸望不要吝惜言辞。过去兄弟之间有所争论，还承蒙您推挽，使双方各自充分表达意见；何况我们是朋友，彼此没有别的疑忌，正应当尽意评论，期望最终归于一个正确的结论。我平日愚陋的见解一旦形成，持论很坚定；但如果听到别人的话能够使我心服，也不怕突然改变。只有兄长能够了解我，不把我看作固执己见、好胜的人，希望您不要怕把话全部说出来。如果我的话有可取之处，也希望兄长不要怕改变方向。周公思考兼采三王之道，用来施行四件大事；遇到不合之处，抬头思索，夜以继日，幸而得到答案，便坐着等到天亮。孔子自称自己为人，发愤时忘记吃饭，以快乐忘记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又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又说：“我学习不感到厌倦，教人不感到疲倦。”这些难道不可以作为我们学习者的标准吗？只要这样随着所见而努力前进，难道就不会对天下有益吗？只是像兄长这样的资质，不能没有值得惋惜的地方。适逢得到张南轩给家兄的书信，现在一并送到家兄那里，您可以试着看看怎么样。家兄年末一定会回到宅上，不知道您是否曾经又有切磋？年节即将结束，敬请多为尊亲祝寿，以增厚新的福祉。致赵然道

译我在惊蛰前趁天晴登山，后来又接连下了多日的雨。二十四日稍稍放晴，才得以一看风练飞雪般瀑布的壮观景象。正想着不能和贤弟兄共同观赏，这天晚上您的来信恰好到了，喜悦可想而知。您能够离弃错误、勇决地归向善道，胸中已经有了盛大的气势，又何必再观瀑布呢？狂人与圣人的距离很远，但是否能够克制妄念，只在一念之间。人心的危险，难道不十分可怕吗？有虞氏的朝廷中，伯禹进言克服艰难的道理和听取逆耳之言的戒条；伯益又进言儆戒无所忧患的道理，以及戒除安逸享乐、懈怠荒废的告诫。他们这样明明敬慎、聚精会神，切磋琢磨的功夫就是如此。如果已经沉溺于利欲，被异端蒙蔽，任性行事、明知错误仍坚持前往而不回头，即使鸡鸣就起床、半夜才睡觉，造成的祸害反而更深，距离道也更远了，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如今然道正以利欲的习气为耻，知道异端的错误，希望更加努力扩充自己的功夫，这实在是我们道统的幸运。二 如今读到您的来信，知道这种志向没有衰退，反而有所增加。道理本来只有一个，相隔千里、相差千年的人，尚且像符节相合，何况相近的人呢？然而古人之所以急切地求师求友、博学审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是深怕这个道理不能明白。对于大的端绪和宗旨，要知道邪正是非；外形相近而实质相远的地方，也应知道精微隐密之处同样如此。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那时已经得到端绪了；但还必须三十岁才能立身，四十岁才能不疑惑，五十岁以后才说知道天命，到老年还说“我学习不厌倦”。如今求学者如果确实知道端绪，就应当谨慎小心，努力取得日益更新的成效，难道能够自我停止吗？等秋凉之后您来访我，再详细讨论这些话和时事；只是这些事情实在令人长叹而难以言说。王参恐怕还没有到，正如传话的人所说，回信看不出真情实意，这大概是他的常态。不过，您谈论道理，可以说切中他的弊病。三 从前循中并非没有尊师重道的诚意，只是受家庭牵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他的资质本来通达爽朗，却很缺乏刚强。我深怕他沉没在世俗习气中，不能自立，所以前一封信稍稍鼓励他振翅而飞。富贵利达不值得羡慕，这并不难知道。仙人、佛教徒、拘谨偏执的人，往往也能做到断然舍弃而不顾惜它。他们既然自己有所沉溺，一概舍弃，又有什么困难？可是把一切都舍弃，就不是道了。真正懂得道理的人，自然不会沉溺于富贵利达，却从来不曾断然抛弃它。所以说：处在富贵地位，就按富贵地位的道理行事；处在贫贱地位，就按贫贱地位的道理行事；处在夷狄之地，就按夷狄之地的道理行事；处在患难之中，就按患难中的道理行事。君子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所谓自得，就是得到了道。孔子说：“富贵是人人想要的；如果不是依照道取得，就不接受。”那么，如果依照道取得富贵，君子就会接受它，何曾要断然抛弃呢？孟子回答彭更时也说：不合乎道，即使一箪饭也不能接受别人的；如果合乎道，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认为过分。君子所遵循的也只是道罢了。所谓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居所，站立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大道上。得志时便与百姓共同遵循正道，不得志时便独自实行自己的道。富贵不能使我放纵，贫贱不能使我改变志向，威武不能使我屈服，这不是空话。求学者所达到的境界，即使还没有达到这里，只要立志于道，就应当同世俗的趋向相去如燕越。志向一旦确立，就没有别的事情了；这一头看重了，那一头自然就变轻，这是形势使然。故意制造言论来排遣外物，我知道这种人并不是真正立志于道义的人。自己所想要的有超过生命的，所厌恶的有超过死亡的。死生是大事，但尚且不足以改变这种志向，何况富贵呢？富贵是否值得羡慕，难道值得在求学者面前反复计较吗？前面给循中写信时之所以说那些话，是怕他根基柔弱，孤立地处在混乱世局中，不能靠自己的志向拔身而出。可是姬周衰微以后，这个道就不能实行；孟子去世以后，这个道就不能明白。一千五百多年之间，至理名言和深切训诫，都被淹没在浮华文饰和功利习气之中，流布天下。天资美好、秉性厚重的人，固然知道应当忧虑末流，却没有人知道应当忧虑根源。在立言和行事之间，抱薪救火、扬汤止沸的人太多了。如今这个时代，谁才真正是有志之士？在这样的世道寻求真正的学者，也确实很难啊！并不是道理难以认识，也不是人才难以得到，而是形势造成了这种局面。有志之士难道肯因此宽容自己、不去追求自己的志向吗？如今粗略地有了志向，但实际上不能靠自己拔身而出，那么所谓讲学，最终就成了空话，反而助长虚伪习气，哪里只是没有益处，危害还很大。如果在善与利之间曾经知道选择，大的原则已经明白，大的志向已经确立，但日常践履不能常常保持清明刚健，一旦松弛懈怠，旧习就趁机而入，渗入言语应答和思想念虑之间，暗中流动、密相侵染，自己却察觉不到，越积越深；有时遇到针砭药石，争胜之心又加以抵抗，反而进一步文饰，因而不能自我恢复，这种情况是有的，实在可怕。何况大的原则从未真正明白，大的志向从未真正确立，只有外表强硬而内里空虚的表现，却没有心胸开阔、身体舒泰的快乐，难道不应该深切思考，反省自己的过错，求得真实吗？略过这些而不察，只管说大话来掩盖错误的习惯，偷偷使自己安逸，以尖刻自夸来压倒别人，哪里只是不能欺骗别人，即使平日静心思考，又怎么能欺骗自己呢？到了还要欺骗自己的内心，就成了所谓下愚而不可改变的人了。如果确实能在这里深切明白，那么成就自己、成就自己的道、为自己求得更多福分，权力就在自己手中。前人的言论和往昔的训诫，确实只是先说出了我心中本来认同的道理罢了。引导、辅助、勉励自己还唯恐每天时间不够，哪里有空同那些拘泥章句的儒生喋喋争论，把岁月消磨在无用的空话上呢？另纸所问的，大多是古人怜悯后学，详细作注来启发告诫他们的内容，可以说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光彩焕发，没有一点蒙蔽；只应从容仔细地玩味，以此资助涵养和切实用功，哪里适合再画蛇添足，增加赘疣呢？四 我的心如果没有什么防碍，也没有什么沉溺和蒙蔽，那么舒展与惨淡的变化，应当像四季推移一样，各自适合其时。记载中所说的“没有拘泥礼文而合乎礼的礼”，其行动能够合乎中道，大概接近这种情形。孔子所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如果确实能够没有一丝一毫私欲的拖累，自然就能恢复到礼。礼就是理。这个道理难道不在我们自己身上吗？假如这种志向不衰退，就会一天比一天明白显著，像河流每天增大，树木每天茂盛。一定要向外求取，就是自己堵塞源头、砍伐根本。请代我向身边诸位多致意，正逢应酬繁忙，来不及写信拜访。致陶赞仲

译我承乏任职将近十个月，没有什么好的政绩。冬春长久晴旱，种子不能下土。春季曾经向山川之神诚心祈祷，回应如同回声，山溪涨溢，田亩水量充足。然而从此以后又没有大雨，土地因为积久干燥而容易干涸。如今又过了一个多月，已经以旱情告急，形势非常可怕。昨天再次祈祷，到祭坛时雨也随即落下，但终究不能形成雨泽；到了早晨再叩求，也只是以疏落的雨点回应，没有降下大雨的恩赐。幸好酝酿中的云气还没有消散，仍有可希望之处；否则我一定应当投劾辞职，以此向百姓谢罪。关于《太极图说》，是梭山兄辨析它的是非。大体说来，讲“无极而太极”，是老氏的学说，和周子的《通书》不相同。《通书》中说太极，不说无极。《易大传》也只说太极，不说无极。如果在太极上加上“无极”二字，就是被老氏学说蒙蔽了。而且这种图说原本见于朱子发的附录。朱子发明白说陈希夷的《太极图》传给周茂叔，周茂叔又传给二程；这样看来，它的来历属于老氏学说，就很清楚了。周子《通书》和二程的言论中完全没有“无极”二字，由此知道三位先生大概都已经知道“无极”之说是不对的。梭山曾经当面同晦翁说过，后来又写信说明，晦翁很不以为然。我幸而赞同梭山的说法，认为梭山说晦翁好胜、不肯同他辨析。我的看法是，一个人的见解偶尔有尚未贯通之处，他的说法本来会认为自己正确、别人错误；这时应当同他辨明，不能立刻因为他好胜就拒绝他。于是我沿着梭山的说法写信同晦翁辨明，有两封信说得很详细，您曾经见过吗？以晦翁那样的高明，尚且不能没有蒙蔽，那些道听途说的人，又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这些呢？仁义忠信、喜爱善行而不厌倦，这是普通男女、愚人和不肖者也能够知道、能够实行的。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也不过是把这些充分扩充罢了。求学者的事情，应当以此为根本。至于天文地理、象数的精微，如果没有非凡的见识再加上长期积学，就不容易谈论。我想作一篇讨论揲蓍的文章，略微阐明《易》数的大端，用来排斥异端、启发后学。因事被夺去时间，未能完成，早晚将草拟成稿，届时奉送一本；什么时候能够相聚来探究这番心意呢？德行成就了，才是上等；技艺成就了，只是下等；行为成就了，应当优先；具体事务成就了，应当在后。《论语》说：“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广泛爱众而亲近仁人。”又说：“言语忠信，行为笃厚恭敬。”孟子说：“仁义礼智根植于心，显现出来便是纯粹自然地呈现在脸上，充盈在背上，施展到四肢；四肢不用说话，别人也能明白。” 又说：“仁义忠信，喜爱善行而不厌倦。”这些都是德行和行为中尊贵重要的，是上等、首要的。乐师辨别声音和诗歌，祝官、史官辨别宗庙礼仪，以及射、御、书、数等各种事情，都属于技艺，是低下、卑贱的，是下等、次要的。古人以贤德为右，以才能为左，自有确定的次序。孔子说：“君子所掌握的技艺很多吗？并不多。”曾子说：“祭祀中笾豆等礼器的事务，自有主管人员负责。”凡是所谓技艺，它们的发明创造都出自古代圣人，所以说“百工的事情，都是圣人创制的”。然而圣人起初并不崇尚这些技艺；他们具备这些能力，常常用来教人，而不是用来凌驾别人。至于德行合乎中庸，本来就没有凭此凌驾别人的道理。世道衰败、道义衰微，德行浅薄，小人中有精力的，开始用自己的技艺压倒别人，珍藏自己的技艺，秘密保守自己的说法，以此提高身价，这真所谓把市场交易的习气带进学问，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流传久了，技艺的实际益处反而不精，而炫耀兜售的风气却更加张扬。大学者不能辨别本末，不知道高下，没有不被这些人蒙骗的。我看近来谈论数学的人，浅陋日益严重，妄说日益炽盛；他们从来没有进入数学的门径，得到老师传授，怎么能辨别是非？但只要用前面所说的尊卑、上下、先后之义来衡量，自然就知道应当怎样选择，大体也能看出其中诡诈妄谬的情状。写完这封信，怕赞仲不能不被妄人庸夫的说法迷惑，所以写下这些话来帮助他作出选择。二 《荆公祠堂记》与给元晦的三封信一并寄去，可以仔细观看、熟读。这几篇文章都是阐明道理的文章，不只是针对一时争论的文章。元晦的信偶然没有底本，放在这里也不一定非看不可；如果看了，也没有什么需要理解的地方。我的文章条理分析得很清楚，所引用的晦翁书信，也都抄写全文，没有增减一个字。看晦翁的信，只见其中模糊混乱、没有道理；看我的信，则坦然明白。我所阐明的道理，是天下的正理、实理、常理、公理，也就是所谓从自身实行，以百姓验证，考察三王而不错误，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询鬼神而没有疑问，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的道理。求学者正应当穷究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如今谈论穷理的，都是平庸之人，没有遇到真正的师友，妄自用异端邪说互相欺骗，不仅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既然称为谬妄，称为蒙昧黑暗，哪里谈得上明白什么道理、穷究什么道理呢？赞仲为人质朴实在，学问虽然还没有达到，但姑且守住质朴，随自己的能力检点反省；即使不一定全都正确，也胜过那些狂妄的人求学。只要能够看见正确的道理，不要同人争较胜负。如今学习失去正道，不过是学习邪说、互相欺骗，借此滋养自己的争胜之心罢了。古人所说的异端，并不专指佛教和老氏。 “异端”二字出自《论语》，是孔子的话。孔子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听说有佛教；虽然有老氏，但他的学说还没有盛行，孔子也不曾专门排斥老氏。异端难道只是指老氏吗？天下的正理不容许有两个。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天地不能违背它，鬼神不能违背它，千古圣人也不能违背它。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私自另立端绪，就是异端，哪里只是佛教和老氏呢？近世那些谈论穷理的人，也还没有达到佛老的程度；如果借佛老来立说，也同样是妄说。那些声称排斥佛老的人，也有的是妄说。如今却有一种天资忠厚、做事谨慎诚实的人，虽然不谈学问，却可以作为朋友。只是那些谈学问而没有师承，或者师承不正的人，对道的危害最大。同他们相处、同他们谈论，只会逐渐沾染错误妄谬的说法。他日[原文缺字]若不能洗濯改变，不如暂且根据眼前质朴实在的根基，自己下工夫。现在虽然还未必正确，后来遇到明白的师友，就容易整顿。道理当然必须穷究，但如今连真正穷理的人都没有，什么时候才能来一个人共同研究这个道理呢？致吴显仲

译前些日子承蒙[原文缺字]，看出您深厚的好学诚意，只是我的荒谬见解无从满足您的盛情，因而告别。不久，您已经有了思诚之意，随即得到您的来信，得知近来进修而多获福益，令我欣慰。显仲十分质朴，还应借助朋友之间的切磋[原文缺字]，也就更加纯粹了。之所以被淹没，是因为朋友间谈闲话之类的事情，也足以使人淹没。我恰好被显仲带着谈闲话，我也随之 波逐流，不能长进，也确实如此。通时[原文缺字]时都堵塞[原文缺字]。《洪范》说“思考而明睿，明睿就成为圣人”。孟子说：“心的职能在于思考，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不能得到。”又说：“人所具有的，难道没有仁义之心吗？”又说：“到了心这里，难道唯独没有共同之处吗？”又说：“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保存自己的本心。”又说：“不只是贤者有这种心，人人都有；贤者能够不丧失罢了。”又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普通人丢弃了，君子保存了。丢弃，就是丢弃这颗心，所以说这叫失去本心；保存，就是保存这颗心，所以说伟大的人不失去赤子之心。”四端就是这颗心。上天赋予我的，也就是这颗心。人人都有这颗心，每颗心都具备这个道理，心就是理。所以说：“理义使我心愉悦，就像牛羊猪狗的肉使我的口愉悦一样。”求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要穷究这个道理，充实尽全这颗心。如果有所蒙蔽、有所转移夺取、有所沉溺，那么这颗心就不能灵明，这个道理也因此不能明白，这叫作没有得到正道。这样得到的见解就是邪见，说出来的就是邪说。一旦沉溺于此，不通过讲学，就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应当讨论心的邪正，不能认为心不存在。认为自己没有心，这本身就是邪说。愚昧不肖的人达不到正道，本来没有得到正；贤者智者超过正道的范围，也同样没有得到正。沉溺于声色财货，习惯于诡诈奸邪，拘泥于末节小行，流于高论浮说，他们在智愚贤不肖方面固然各有不同；但如果这颗心没有得到正，被私欲蒙蔽，使这个道理因此不能明白、不能实行，那么这种弊病是一样的。周道衰微以后，外在文饰日益严重，良心和正理日益荒芜湮没，对我们道统造成的危害，难道只在声色财货吗？杨朱、墨子都是当时的英才，被人称为贤者；孟子排斥拒绝他们所费的力量，比排斥仪衍一类人还多。孟子自许能够继承三位圣人的地方，大概就在于排斥杨墨，而不在于排斥仪衍。因此，正理存在于人心之中，是所谓本来固有的，容易认识，也容易遵循，本来不是什么高深难行的事情。然而从已经失去正道的人来说，必须通过正学来克制私欲，然后才可以谈论正理。心没有端正、道理没有明白，却说要平心，不知道所要平的是哪一颗心。《大学》说：“想端正自己的心，先要使意念真诚；想使意念真诚，先要使知识充分。” 使知识充分在于穷究事物。事物果真已经穷究明白，知识自然就达到；所知已经达到，意念自然就真诚；意念真诚，心自然就端正，这是必然的趋势，不是勉强造成的。孟子说：“我也想端正人心，止息邪说，拒绝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邪的言论，以继承三位圣人；在那个时候，天下的言论不是归于杨朱，就是归于墨翟。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自孟子出现以后，天下人才开始把杨墨指为异端。然而孟子去世以后，他的道统没有传下去。天下人所尊敬相信的，或许只是尊敬相信他们的名声，并不知道他们的实质；把杨墨指为异端的，也只是指斥他们的名声，并不知道他们的实质。往往口头排斥杨墨，身体却实行杨墨之道的人很多。自周道衰微以来，这个道不能实行；孟子去世以来，这个道不能明白。如今天下士人都沉溺于科举习气，观察他们的言论，往往称道《诗》《书》《论语》《孟子》，考察实际，不过是借这些来写科举文章罢了。谁才真正知道这个道呢？口头诵读孔孟之言，身体却践行杨墨之行的，大概已经算其中高明的了；更低下的，往往成为杨墨的罪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孟子去世以后，这个道统没有传下去”，这句话不可忽视。众人交口称赞门下贤者，不知不觉说到这里；我正患病，来不及修饰辞句，也只希望通达的人能够体谅我。如果有彼此信任、相互契合的地方，日后再说。《象山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象山集》卷三

译书信 致童伯虞 我参加秋试，幸好没有被考官录取。能够同诸位兄长、侄辈切磋圣贤之道，以此洗涤往日的错误，每天都有警醒改变；把荆棘陷阱变成康庄大道，反而把羁旅乞食的处境安置在安宅之中，也有足以自我慰藉的地方。您往年心中期望跟随我的兄长子寿，今年又同我相处，趋向本来就不平凡。近来我居处周围数百里之内，像您这样的人此前并不多见。然而我住在您的馆舍，几乎半年，却不能回去。您眷恋声名利禄的心，这实在是我的浅陋之罪。曾子说：“只看他的庭院便可以捕鼠，哪里能同我唱歌呢？”仲尼、颜子所乐的事情，宗庙的壮美、百官的富盛、金革武器和百万军队，都包含在其中；这难道可以一心二用，又希望同富贵利达兼得吗？《礼记》说：“富贵使房屋润泽，德行使身体润泽。”孟子说：“赵孟所使人尊贵的，赵孟也能使他卑贱。”又说：“仁义忠信、乐于行善而不厌倦，这是天爵。”公卿大夫是人爵。孟子那个时代，求取人爵的人尚且一定修养天爵；后世求取人爵的人，大概已经不再致力于天爵了。舍弃这个而去追逐那个，哪里只是养肥一根手指却失去了肩背呢？何况富贵利达还要用正当方法求取，能不能得到也有命运，并不是人力可以一定获得的；而朋友却在其中奔忙急切，把能否得到看作喜忧，实在太迷惑了。子思说：“人人都说我聪明，却把我赶进罗网、捕兽夹和陷阱之中，没有人知道躲避。”来信说“不要笑我”，这正是我怜惜您的地方，并不是我所要嘲笑的。您虽然没有明说，我本来就已经深深了解这一点。先前我没有被录取，听说您参加锁试也没有中选，很想立即写一封信对您说这些话，却因拖延没有实现。近来这个念头尤其强烈，正要这样做，竟被您的来信抢先，于是写下这些作为回复。致刘深甫 来信把方册中疑惑的地方拿来请教，可见您求学并不草率懈怠。不过其中的道理都很明白，不必怀疑。如果对此还不能通晓，就是求学用功还不够纯一，不免停留在言语文字上罢了。如今想要逐一为深甫解释，又怕最终只成为语言议论，对深甫的身心没有益处；不但没有益处，也未必不反而有害。大体说来，求学只应当勤勉不懈地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使这颗心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伤害一天比一天少，光明润泽一天比一天显著；这样，圣贤留下的训诫，过去以为盘根错节、不能立即解开的地方，就会涣然如冰消解，怡然地理顺明白，有些甚至不用思考就能得到。

译《尚书》说：“思考就能通达明睿，明睿就能成为圣人。” 孟子说：“思考就能有所收获，学习本来就不可以不思考。”然而，思考的方法，贵在切近实际而又从容自得。切近实际，就不会失去自己的本心；从容自得，就不会被外物所阻滞。《易经》说：“先拟议，然后发言；先审议，然后行动。”孟子说：“称量以后才知道轻重，测量以后才知道长短，万物都是这样，心尤其如此。”《礼记》说：“诚心实意地去求取，即使没有完全达到，也不会相差太远。”日常生活中，哪里不是思考呢？这样思考，怎么会不切近实际？怎么会不从容自得？至于圣贤的格言，既切近实际又恰当，清楚明白，本来并不难懂；而我用来权衡、测度它们的尺度，也离它们不远，并不需要借助外物。打开书卷读书时，要整肃衣冠，端正容貌，使心平气和；解释训诂、研读章句，如果能够从容不迫地反复诵读，其中的道理自然会清楚显现。即使有所滞碍，也是因为心还没有充实、明澈，仍有阻滞罢了，暂且放下，等待日后再读也可以，不必苦苦思索。苦苦思索，就会使心绪扰乱，自己损伤根本，既失去本心，又被外物阻滞，最终还是不能明白。只要对已经通晓的地方继续用力防护、涵养，使德性日益增长，学业日益修治，而这颗心日益充实、日益明澈，那么今天感到滞碍的地方，日后一定会有冰消雪释、道理顺畅的时候。这样一来，读书的过程中，哪里不是思考呢？这样思考，怎么会不切近实际？怎么会不从容自得？如果固执地滞留在言语之间，想凭借这种方式去求得不失本心、不滞于物的智慧，强行探求、竭力搜寻，那就不是我所敢于知道的了。你在铨曹考试中再次落选，明年又免不了再来一次，深甫，请你努力，千万不要让言语议论妨碍进德修业的道路，使这颗善良的心不受斧斤砍伐、不受牛羊放牧，而得到雨露的滋润、雷风的鼓舞，一天天畅茂发达；那么你这次寄来的几篇文章，也就不必向别人求解了。给张辅之的信 来信多次谈到自己的事情，言辞反复而情意恳切，读后非常欣慰。如果真是这样，谁不愿意告诉你呢？何况我是一个正直而又多话的人呢？如今子寿兄进城，这件事正可以当面谈论；只是恐怕事情办完后，他不能再留到进城的时候，又有拜见、应酬的烦扰，即使相见，也没有空闲谈到这件事，所以姑且把这些话略写在这里。你说针砭沉疴、膏肓之病的话，以及师友之间相互切磋的话，谁不希望每一句都能切中对方的病处呢？只是担心自己学问还没有达到，见识还不明白，不能看出别人的病处；又担心话语即使切中了病处，听的人却不认为自己有病，不能接受。况且子方你是来求取我的话的，只应当尽到接受别人意见的道理，不应当教我用什么方法来告诉你；如果你让我告诉你，却又不给我说话的方法，那么这些话也就不值得求取了。难道你可以教我应该怎样来告诉你吗？一定要教别人怎样告诉自己，这和教玉工雕琢玉石有什么不同？至于你引用孔子回答弟子问仁、问政、问孝的话，这更不是适宜说的。孟子对于孔子，只说“愿意学习罢了”；我对于孔子的弟子，正忙于以他们为师、仰慕并敬畏他们都来不及，像颜子、曾子、子固自然不必说，平时读书读到子夏、子游、子张、蘧伯玉、南宫适等贤人的言行，没有一次不是警惕、惭愧、敬畏、钦佩而以他们为师承的；你怎么竟然可以把孔子对我的期望来要求我呢？况且你既然能够深入考察圣人回答弟子的话，知道圣人没有不把道理说尽的地方，那么把这种道理扩充、充实起来，圣人也不过如此罢了。既然已经知道教人的方法，我就应当向你行弟子礼了，哪里还用得着给你针砭膏肓呢？不过，怎么知道这些话就不是给你针砭膏肓呢？写到这里本想停笔，又担心你不能深刻领悟，姑且再为你详细说明。学者最大的病，是以自己的心意为准则，自以为是；一旦自以为是，就不能克制自己，也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即使让羲皇、唐虞以来的众圣人的话全都听进耳中、熟记口中、牢记心里，也只会增加自己的偏执，加重自己的毛病；过错反而更大，离道越来越远，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受到伤害。来信说你备尝艰险辛苦，却没有达到操持心志、提高警惕、深思忧患的效果，这也不对。你能够特立独行，不同于流俗，凡取舍都一定追求正确，做事不苟且；别人所做的事有不敢做的，你有时却能做到；别人所知道的事有不敢知道的，你有时却能知道。这些难道不正是操持心志、提高警惕、深思忧患的效果吗？不过，你后来以自己的心意为准则、学问没有进步，也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古人所谓的曲学、诐行，并不一定是淫邪放僻、像流俗之人和不肖子弟那样明显狼狈；大概都是背离古代圣贤的言行，却依附仁义道德的名义，像杨朱、墨翟以及乡愿一类人。这类人如果没有遇到通晓大道的圣贤，就都会自负有道有德，别人也认为他们有道有德，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见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德业就会光大。尊重所听闻的，实行所知道的，最重要的是首先端正根本。如果根本不正，却尊重所听闻的、实行所知道的，就只会成为一个固执片面的人，自己沉溺于曲学诐行，受到正道的诋斥，即使历经百世也不能得到宽赦，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如果只是和流俗之人一起犯同样的过错，那过错还小；固执片面、沉溺其中的过错，过失就很大了，真是所谓膏肓之病。来信引用程明道先生“静时也安定，动时也安定”的话，这不是你所理解的意思。安定对于动和静来说并没有两样。来信自称“静时能够安定”，恐怕还未必确实如此。静和动的情形并不相同吗？你的意思，难道不是认为静时还或许能够安定，只是难在动中保持安定吗？你所说的安定，并不是真正的安定；哪里有静时安定而动时不能安定的道理呢？你又说近来虽然还不能做到不动，但在动中保持安定已经差不多可以了，这正是固执片面的地方，见到子寿兄时可以当面追问他。如果你已经领悟了，也不妨检验一下；即使心意还没有平和，而子寿那里或许事务繁忙无暇谈论，也不要吝惜写一张纸，把自己的见闻拿来切磋，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并不是我所忌惮的。二

译从前曾经谈论你做学问的毛病，后来收到《二十一日报帖》，又知道你还没有深刻明白。特立独行的操守，与流俗之人相比是贤者；但在你自身来说，却是严重的毛病。我不是不知道你的实践还没有达到使自己不惭愧的程度，只是认为你的实践尚未达到这一层时，已经常常在心中郁结，成为拒绝善言的屏障，而自己还不知道。何况实践既然达到这一层，内心自然不会惭愧，那么这种毛病还能说尽吗？你的各种毛病，都是由于本性不纯、道理不明，而外界的形势又增加了毛病，却没有能够医治它。你的毛病并不是只有你才有，人人都有。只是流俗之人偶尔有这种毛病，还可以说是值得庆幸，不应责备；至于懂得求学的人有这种毛病，那么读到圣贤的训诫、听到师友的言语，就一定应当警惕、惭愧、悔恨并加以改正；如果不是这样，就可以说是不懂得求学。你想听闻《大学》的道理，却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毛病，即使在特立独行方面一直努力，也一定不能达到内心毫无惭愧的境地。即使自己不知道，还自以为没有惭愧，有见识的人看起来，也正是一个固执片面的人的表现。我对你的期望，不是按照流俗之人的标准来期望你。如果按照流俗之人的标准来期望你，那么你已经是流俗之人中的贤者了。如果勉力前进，确实就是流俗之中的大贤者了；但若以圣贤之门的标准来要求你，你才刚刚算是一个患有膏肓之病的人。去掉这个毛病，自然就能改正错误、趋向善行，接受圣人的训诫，得到师友的益处。像“动时也安定，静时也安定”这样的说法，也不必苦苦用心，自然就会明白。看到这封信，如果还没有深刻反省，就应当在读书、处理事务的闲暇时，常常拿这封信来提醒自己，时间久了自然会明白。如果有疑问想要辨析，不妨详细列出来。三 两封信所说的实践问题，都还没有明白我所说的“差劣者”的意思。前一封信所说的实践，不是说圣贤的实践，只是说辅之你的实践。君子有君子的实践，小人有小人的实践，圣贤有圣贤的实践，拘泥的儒生、盲目的书生也有拘泥儒生、盲目书生的实践。如果果真是圣贤的实践，还有什么毛病呢？即使还没有达到纯粹的程度，也只要一直实践下去，时间久了就会达到圣贤的境界。只是辅之你的实践走偏了，正如想到越地去，却驾车向北，越走越远。前一封信明明告诉你这是拒绝善言的屏障，既然是拒绝善言的屏障，又怎么能同圣贤的实践相提并论？我所对你说的，全都只是入门的地方。什么叫作没有教你入门的地方呢？比如《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你正不能做到。充实你所说的实践，有见识的人看起来，正有值得惭愧、羞耻之处；不能戒慎，不能恐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二十五日收到你的信，打开读它，发现很没有条理。各位兄长都认为，这一定是辅之你气没有平和时所说的话；如果晚半天寄来，回信一定不会这样。我的看法是，必须深刻反省自己的毛病，深深产生惭愧和畏惧，改过自新，然后所说的话才能合乎道理。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过错，那么即使心平气和，言辞不荒谬，也未必能合乎道理。至于你所谓“本来不容许用口舌来争辩”的说法，正是以自己的心意为准则、自以为是、拒绝善言而不能改过的明证，哪里还有戒慎恐惧可言呢？给曹挺之的信 挺之的气质刚强正直，本来没有别的毛病。起初认为你肯专心致志地求学，当然应当日益进步。可是你的来信，气象上很不协调，甚至谈到“一以贯之”和广泛学习的辨析，这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大体说来，学者首先应当从大处思考反省。平时虽然号称士人，虽然读圣贤的书，实际上何曾真正专心致志于圣贤的事业呢？往往随从世俗而浮沉，随着时势俯仰，放纵情欲，沉沦其中而不能自我振作。日月流逝，最后带着同草木一起腐朽的耻辱。到了这时，能够产生惭愧畏惧、彻底决断的志向，才来寻求涵养磨炼的方法。即使有事务劳役而不能读书，不能亲近老师，也可以随时随地自己用力，检查防护自己，见到善行就迁就趋从，有了过错就改正。这就是所谓“诚心求取，即使没有达到，也不会相差太远”。如果事务劳役有空闲，就可以亲自读书。所读的书可以随意选择，也可以商量学习的次第，没有一样不是有益的。看你的情形，似乎还没有这样切实地下功夫，怎么就突然谈到一以贯之和广泛学习了呢？这类议论暂且可以放下，先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尽本分、猛烈反省，自然就会知道惭愧，也会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已经切实下了功夫，日后遇到师友，就有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可以商量，不会再作这类空泛的议论了。给曹立之的信 我资质愚钝低劣，又处在祸患之中，筋力、气血都觉得非常衰惫，已经不能同从前相比了。不过经历得越多，越觉得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毛病，所以讲授时反而稍微省力一些。你所说的赵学古的书，颇有直率之气，但在道理方面却不是十分明白。即使立之你的话完全合乎道理，也不能确定那个人就会听从。只根据现在立之你的学问，正应当有所反省，不能立即责怪别人难以明白。承蒙你想让我详细指出其中的错误，这不但因为没有空闲，也恐怕不在你所问的范围内。致知、知止、正心、诚意、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的次序，实在令人深切叹息。不知道立之你这么长时间都在办理什么事情？看你这样提问的文字，简直像从梦中醒来一样。立之尚且如此，文又怎么能责怪赵学古呢？“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这一段，程先生说得多么明白，立之你不应当不懂得文义。恐怕是用意过度，反而产生了这样的疑惑。“隐窒”的说法，已经是当时的病语，但也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只是说每件事情都有知道和不知道的地方，有能够知道到底的地方，也有不能知道到底的地方。即使知道到了底，也必须奉持这个道理，周旋实行，不敢失落，然后才能把这件事彻底完成。它的意思本来也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不过，用这个解释来理解《易经》就不可以了，因为《易经》所说的“知至”“知终”是总的说法，不是说每件事情都要逐一涉及，不必拘泥。大体说来，读古人的书，如果自己陷于拘泥，那么坦然明白的道理反而会变成阻塞和疑惑。拘泥和疑惑一旦解除，再回头看先前那些阻塞疑惑的地方，反而会自然明白通达。到了这个时候，只怕不能努力实行到底罢了。二

译收到来信才知道，周丞那里的书信还没有送达。信中大体谈到立之你固执地认为自己的说法正确，不能充分说明别人的说法。你所转述的敏道、正甫的话，我拿给这两位看，他们都说立之你很不善于措辞。我从前在都城，和四方朋友讲论辨析时，遇到对方措辞不当的地方，一定缓缓地对他说：“恐怕老兄还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应当仔细思考，把措辞说得恰当。如果对方不能表达清楚，我就代他说明，一定要使他的本意先明白，然后再同他讨论是非。是非本来在道理上，应当从道理中寻求，不应当从言辞中寻求。言辞有失而本意并非如此，尚且不应据此判断，何况连他的言辞也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据此判断呢？如果各人都拿言语来占据道理，那么叙述别人的话时，必然像法吏写判词那样罗织罪名，这只会变成一心要使自己的说法胜过别人，而不是用来求取最恰当的道理。”大体说来，人所见到和所学到的，本来一定会自以为正确。和自己不同的人争辩，本来应当各自申明自己的说法，彼此讲求其中最恰当的道理，希望归结到唯一正确的地方；当然不能苟且附和、强求相同。然而，如果不能完整说明别人的说法，却又固执地自以为是，那么势必会变成只想让自己的说法取胜，再也不能求取最恰当的道理了。公孙丑、管仲、晏子的功业，还能再次给予肯定吗？公孙丑所问的问题，见识非常浅陋，孟子斥责他的话也十分严厉恳切。然而公孙丑并没有因为孟子已经难倒他就停止，而是再次、三次追问，所以孟子的意思越来越明白，公孙丑的疑惑也得到了解释。景丑、尹士、充虞的提问也是如此。这样提问辨析，即使问题非常坚硬、不可屈服，也越发是明白道理的人所愿意看到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各自说出自己的疑惑，以便把别人的说法充分说明，而不是先把自己的意见认定为正确。至于孔子对阳货，则用谦逊的言辞来适合他的心意，并不和他争辩；回答子路“何必读书”的说法，则用严厉的言辞斥责他的过错，不容许他争辩。又如孟子排斥告子、夷之、陈相的说法，也都是先有确定不移的意见。这是因为圣贤已经清楚洞察自己和他人的见解，已经达到极致，不再有可以改变的地方。若是这样，就不能同学者请求进一步讲解、解决疑惑、贯通义理、求取正确答案的时候相提并论了。恐怕立之你的见解已经像圣贤达到极致一样，不再可以改变，正要解释别人的疑惑、阐明自己的道理；那么也就不能用前面的话来议论立之你了。不过，以我的浅见来看，立之你今天的境界离圣贤还很远，不能马上承担这样的责任。我想立之你也不会马上达到这种地步，只是失于讲求考察，陷入了常人的通病罢了。按照前面所说的情形，这正是今天讲论辨析者的普遍毛病。然而如果顺着这种情形而不改正，就会变成人各自认为自己的看法正确、认为别人的看法错误，再也不能达到最恰当、唯一正确的境地。立之你从前同赵学古往来的书信，毛病正是在这里。声色、气味、富贵、显达，是流俗之人沉溺其中的东西。立之你从小就有志向，能够超越这些，并不是勉强做到的。道理不能明白、不能实行，佛教、老子之学的门徒遍布天下，他们的学说都足以打动人，士大夫很少有不沉溺其中的。立之你儒雅自持，从未踏入他们的藩篱。懈怠放纵，是人的普遍毛病。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有开头，却很少能够有结尾，这是人人都应当警戒的。立之你的志向和力量坚定，实践一贯有常；只要有所知，就自信不会背离。人的资质禀性如果有贤善之处，往往容易在平庸上生病。立之你从小就聪明开朗，通晓文义。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之心；如果有所长处，就一定会自我矜持依恃。当这种蒙蔽发生时，即使是非常卑下、根本不值得谈论的人，也还会拿它来傲视别人，怎么能希望他以自己的能问于不能、以自己的多问于少呢？立之你平日积累的学问不能说不多，但听到有人谈论道义，就一定能屈己交往，虚心请教。推究他的用心，本来是为了审察是非、求取道理，并不只是为了求取名声。以上这些都是【原文有缺】立之你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有意称誉。像立之你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士了。然而如果在中行、狂、狷之中加以考察，那么应当列在狷者一类；本来有坚强的一面，却又免不了有软弱之处；本来有明白的一面，却又免不了有昏暗之处。软弱的毛病本来不能避免，但最大的毛病尤其在于不明白。一定要想使天下的道理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必须等到孔子所说的耳顺之年以后才可以谈论。然而学习不厌倦，发愤到忘记吃饭；颜回如果不是帮助我、启发我，孔子即使是圣人，也并不是天下所有的道理都已经完全明白，再没有可以明白的道理。现在说立之你不明白，并不是一定责备你不能把天下的道理全都明白，大概是说你有些地方自己还不知道。人各有能做的事，也有不能做的事；有明白的地方，也有不明白的地方。如果能做的就承认能做，不能做的就承认不能做，明白的就承认明白，不明白的就承认不明白，这才叫明白。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立之你从前具有狷者的体性，后来对于求善惶惶不安，对于求取益处急切不已，不敢自我安逸、自暴自弃，本来已经有不止于狷者的趋势。近来你的言论果断决绝，不再有不自安的意思；自信坚定确实，也不再有求善取益的实际行动。这就像取得昆仑山的竹子，用凤凰的鸣声来校验，用秬黍来校准，正准备统一律、度、量、衡，使天下齐一；这同前面所说的狷者之体，已经大不相同了。如果立之你的学问果真达到这种地步，当然不能随便议论你越级超进。陈后山说过：“醉酒的人会胡乱行事，拿刀的人会割伤别人，都是有原因使他如此。”我虽然浅陋，但留意学问已经很久，经历得也很多。如果知道是什么使立之你到了这种地步，我大致还能知道它的根本和末流。现在立之你只要因为有话违逆了你的心意，就一定要到道理和法则中去求证；试着思考这件事，应当也能有所自知。你以为自己有次序，其实却失去了次序；以为有证据，其实并没有证据；以为广大，其实却狭小；以为公平，其实却偏颇。将要成为通达的儒者，反而成了拘泥的儒者；将要成为正学，反而成了曲学。用这样的态度来维护我们的道，恐怕不是我们的道之幸。起初应当随着自己的见解前进，但不要把名号说得过分，谨慎谦退，等待日后的进步；这样，小的可以变大，狭的可以变广，拘的可以变通，曲的可以变直，也就不会失去次序，不会没有根据。如果能够自我反省，即使才质低于立之你的人，也可以避免这种毛病；如果不能自我反省，即使才质高于立之你的人，也可能有这种毛病。子夏是孔门中的高第弟子，是百世的师表，他的才质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

译当时孔子告诉他说：“你要做君子的儒者，不要做小人的儒者。”所谓小人，难道是指险恶奸诈、不正派的人吗？如果果真是险恶奸诈、不正派的人，又怎么能称为儒者呢？虽然也称作儒者，却有所谓小人儒：说话一定要兑现，做事一定要坚决，拘拘守守，难道不是小人吗？虽然称作小人，却不能不说是士。尹士对孟子的疑问，并不是指险恶奸诈、不正派的人。然而听到孟子的话，他却说：“士确实是小人。”现在你的智慧见识还不能达到尹士，却把自己的名号说得超过孟子。立之你如果能在这里自我反省，大概就可以避免不明白的毛病了。承蒙你想要一些杂说，随意抄录近来一两封书信，并附带谈论一段学问；删去谈论学问的一段，虽然是我过去说过的，但恐怕立之你没有见过，也想让你再留心考察。横渠先生说：“见识提高一个层次，看事情就会不同。”这句话确实正确。给黄日新的信 我们分别已经多年，最近又能见到你；亲眼看你的容貌，亲耳听你的言语，知道你的学问很有声誉。你之所以获得名声，我感到欣喜雀跃，并不是因为今天同你一起参加荐举、送行，而是因为你同我有共同的志向。善与恶、邪与正、君子与小人各自因气类相同而相互依从，大概就是这样。不过，这其中有非常值得畏惧的地方。以孔子的圣明、孟子的贤德，尚且不能免受叔孙、臧仓的诋毁。我和你，大概属于有志于善与正、属于君子一类的人。用圣贤的事业来衡量我们，我们固然有不能胜任的地方；但凡是圣贤所赞许的人，也正是圣贤所责备的人。如果立志做邪恶的小人，那就本来同我如薰与莸一样彼此不相容了。盗贼憎恨主人，狗总向少见的人吠叫；我和你所受的称许，大概正会招来他们的憎恨和吠叫。唉，这难道不可怕吗？那些习惯于世俗、受见闻所蒙蔽，因防范恶行而失去本心的人，不能马上说是小人。听到善就仰慕，知道过错就害怕，都是君子一类。至于亲近善人、听到善言、看见善行，却仍然狼狈自得、毫无忌惮，聪慧狡黠而奸邪，常常存有毁伤善类的心，这才是所谓立志于邪恶的小人，也是圣人用来揭示并解除其束缚的对象。其中最严重的，也只能使他们改变外表而已。喜欢憎恨并吠叫别人的，大概就是这一类人。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一定先使他的心志困苦，使他的行为受到阻挠、使他所做的事情受到扰乱，以此震动他的心志、坚忍他的性情，增加他原来所不能做到的能力。你应当记住这些！我的话将像左契一样可以相合：先安定自身，然后再行动；先改变心意，然后再说话；先稳固交情，然后再有所求。行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这些是我所听闻、所知道却还没有完全做到的，愿意同你一起讲求、一起实行。给黄元吉的信 道理广大，大学问没有穷尽；古人亲近老师、寻求朋友的心，也没有穷尽。以孔子的圣明，尚且说学习不厌倦，何况普通人，求师友的心怎么可以不急切呢？然而师友相聚，不能必然得到。如果没有机会相聚，就依照自己的智慧见识，凭自己的力量，亲近书册，接触事物，难道就全然没有一点明白之处吗？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见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德业就会光大。”这不是欺骗人的话。如今元吉你即使还没有听到前所未闻、见到前所未见的地方，姑且依照从前已经听到、已经知道的道理去尊重它、实行它，也应当能够随着自己的程度日日有所更新；大概还不至于完全成为妄行。学者在没有机会亲近师友时，应当按照自己的程度用力、考察，使这同急切寻求师友的心互不妨碍，这才是正确的。两者之中只要有一方面偏胜，就会陷入私心和狭隘之中，也就是没有得到正道，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受到伤害。给乔德占的信 我在父亲和老师身边勉强度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读了你寄来的信，情感和文采都焕然一新，就像从前见到德占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不但没有改变，似乎还有很大的进步。教人求学，每天都知道困难和过错，每天都觉得自己的过错增多，早晚都感到恐惧；如果不是认为自己鄙陋而不足以同你谈论，哪里肯说到这些呢？我的见解所能达到的地方，因此不敢对你有所隐瞒。所谓知道困难、察觉过错，如果实际上还不知道困难、还没有察觉过错，却说自己恐惧，那就不是真正的恐惧。真正能够知道困难、知道过错、知道恐惧，即使没有这些话，相隔千里、只在尺牍之间，也一定会有相应的验证。“潜伏起来虽然隐蔽，仍然非常显明。”诚实的心情不能掩盖，本来就是这样。过错不能除去，是学者的大患；否则像你信中所说的那样，恰好只会增加骄傲，加重毛病罢了。将来可能终年累岁，越走越远，却自己还不知道，这实在非常可怕。给诸葛受之的信 我自从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平时同朋友切磋，从来不稍稍回避行善的责任；并不是敢于凭一时的决断，怀着不谦逊的意思，只是任意说些毫无顾忌的大话。实在因为从前亲近、接受师友教导的时候，曾经深切反省自己，清楚看见善不是从外界强加给人的，只是因为同外物交接而受到蒙蔽，逐渐沉沦以至丧失本心，于是产生极大的惭愧羞耻；从此鞭策、约束自己这个愚钝的人，不敢自暴自弃。如今契丈这样贤明，竟然还在这件事上犹豫，莫不是反省自己还不够切实，省察自己还不够深入，见到善还不够明白，所以不能自我奋发吗？如果有一天翻然醒悟、精神振作起来，谁还能阻挡你呢？孟子说：“自认为不能做到的人，是自己伤害自己的人。”希望你不要长久地自我压抑。我的浅见就是这样，如果有不妥之处，望你详细指教。《象山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象山集》卷四　　　　宋　陆九渊　撰

译书信 拜见李德远 古代求学的人急切勤勉，只是希望得到君子的接见，并不是因为对方处在显贵重要的职位上，可以使自己显贵；不是因为对方积蓄了俸禄和封邑的财富，可以使自己获利；也不是因为对方掌握了神妙而能迅速改变人的方法，可以传授给自己。然而后世的人所看重的，反而正是这些；凡是奔走求见别人的人，一定是因为对方处在显贵重要的职位上；否则就是因为对方拥有俸禄和封邑的财富；再否则就是因为对方掌握了神妙而能迅速改变人的方法。若不是这三种人，即使是君子，也没有人去求见。有人不是这三种人，却只因为遵从君子，就会相互结群讥笑他，认为他狂妄而奇怪。我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立志学习古人的学问，如今二十四岁了，却从未投递过名帖；现在却急切地登上您的门来，本来就是众人所要讥笑的，认为我狂妄而奇怪；但我甘心冒犯这些，只是用古人来安慰自己罢了。承蒙教导，使我能够进见阁下，本来就是应当的。科举中式后拜见提举 古人求见，一定要带见面礼。如今世人的见面礼，是文章。写文章，是为了说明进见的意图，代替介绍的话。但它的弊端发展到后来，竟然只是苟且编造说辞。恭敬是君子的道理，没有它就不能成礼；与此相反的，是粗鄙傲慢、轻薄亵慢。失当的人，则恭敬到了过分谄媚，尊重到了过分卑屈。没有根基、苟且写成的说辞，以及杂乱堆砌、华丽绣饰的文章，是我不能写的；粗鄙傲慢、轻薄亵慢，以及过分谦恭、虚假尊敬，是我不敢做的。我想让传达者知道我的姓名，便用介绍的话；不先讲羔雁之礼，只捧着这封短短的书信，说明自己进见的意图罢了。我七岁读书，十三岁立志学习古人的学问，也曾学习应试文章，但并不喜欢。二十四岁时，我写信拜见前辈李公，就是如今经略广西的李公；信辞才一百多字，李公却很赞赏。这一年正逢今天的天子刚刚即位，颁布科举考试的诏令，只有我完全没有应试的意思。李公认为不可以，于是让我把从前作为举子所写的文章【原文有缺】；李公也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那年秋天，我终于参加考试并考中。按照习俗礼仪，凡是在此任职的官员，无论是否参与荐举之事，中选者都一律前去致谢。回来后又写一篇启文送给他，题作“大谢”。我私下认为，这是对荐举、送行之公事表示感谢；跟随众人前去致谢，却是私人的行为。致谢的名目本来就不是我所能求取的，所谓致谢文章，读在心里实在很不安，所以唯独不敢前去致谢。我去拜见太守，是因为他参与荐举、送行；去拜见副使，是因为他到场主持考试。当时王公在这里任使者，我也仰慕他的贤德而想去拜见，但王公恰好奉召离去，没能相见。如今我后来列入荐举、送行的行列，而您在这里任使者；您的贤德尤其受到人们敬重。我沿用前面所说的做法，把这封信作为今天进见的见面礼罢了。只希望您能够进而教导我。科举中式后拜见权郡 我听说君子的行为不以故意求异为可贵。然而习俗的弊端，有害于义、违背礼，却不是法制所拘束的，人们反而一定说不要故意求异，局促谨慎而不敢稍有违背；至于道理和义理所在、并非法制所禁止的地方，却又说不要故意求异而不敢实行，这也不是君子的道理。如今荐举、送行，是古代宾兴之礼；写入法令、由官府施行的，都是为了防止奸伪、对待薄俗，是圣人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六经所记载的内容，虽然不能没有脱漏、错乱和讹缺，但前代圣人的格言、先王的善政，保存下来的本来很多，清楚可考。英明的天子本来就以此来期望天下贤能的牧守：对于习俗的弊端，只要有害于义、违背礼而又不是法制所拘束的，就能够彻底革除而使之更新；六经所记载、属于义理所在而非法制禁止的，就能够率先实行。这难道不是英明天子所希望的、贤能牧守所应当讲求的，也是读儒家书、戴儒者冠的人所愿意的吗？况且法制如果还不完善，朝廷尚且希望士大夫讲明它，何况那些并非法度所拘束的事情呢？如今同荐举、送行有关的人，只是观看公告，各自写文章，成群结队前往，向荐举、送行者道谢，荐举、送行者于是为他们行礼。那么，这种礼大概是出于参加荐举、送行者的请求，而不是先王时代所谓以礼来礼待宾客的礼。何况古代按照名望荐举人才，尚且是被荐举的人不致谢，荐举人的人也不接受道谢。如今的荐举采用糊名制度，按说更加公平，那么又为什么要致谢呢？被荐举者前去致谢的礼，大概是习俗的弊端；而以礼来礼待宾客，则是先王的礼，也是贤能牧守在今天应当率先实行的。因此我这次进见，不敢致谢，只把这件事作为见面礼。进见而有所逾越的罪过，希望您察知并宽恕。科举中式后拜见通判 子游称赞澹台子羽，说不是公事从不到他的住处；不是公事而去，公堂上也不应该这样做。我在旅途和考试的艰难之中，而您亲自前来主持考试；既然看到了公告，又有幸被选取任用，那么让传达者听到我的姓名，并不是不可以。习俗有进见致谢的礼，公事上荐举，私下里致谢，我认为不妥，所以特意写信把这些话告诉聂使君，已经说得很详细，并且说：荐举、送行者等到中选的士人前来致谢，然后才以礼相待，这并不是所谓以礼礼待宾客的意思。我对其中未能穷尽的道理，冒昧向您陈述，希望您垂听并加以察考。我曾读到汉代朱博驳斥儒生属吏的言辞，私下感叹庸俗官吏只知道拘守三尺法令，庸俗儒生却妄自解说经典，使大道荒芜污秽，玷辱前代圣贤，罪过大到不能用诛杀来容纳。朱博驳斥那个属吏说：“你暂且守着这套道理回去，等到尧舜那样的君主出现，再出来向他陈说吧。”然而那个属吏的言辞没有再接下去，朱博大概知道他不能舍弃属吏的职位离开。既然口头上谈圣人的道，却被人这样折辱，仍然不能舍弃属吏职位离开，那么当时所陈说的道理，以及今天所培养、所学习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了。科举的制度，唐代杨绾想改变它却没能改变。如今尧舜般的君主在上，天下喜好古道、乐于求道的人，无不认为一定要变革制度。我认为不必马上就谈到变法。严冬和盛夏，寒暑相差很远，但它们的运行从来没有突然改变；细小的树苗和合抱的大树，大小相差很远，但它们的生长从来没有停止前进。看到制度还不完善，就悻悻然说“必须改变”，并不是所谓包容荒秽的气量，也不是使事物神妙变化的道理。怎么能够不失败呢？然而习惯于旧有常规而不加改变，贪图安逸便利而不肯作为，因循苟且，荒废玩弄岁月，就等于是让盛冬不再转为夏天，让细小树苗不再生长，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必须变革并使之通达，然后才可以谈得上神妙的变化；之所以重视包容荒秽的气量，是因为它既有徒步渡河般的勇气，能够革除弊端、清除蛀虫，有变通的好处，又没有矫激过当的困难。如今我向聂使君所陈说的，正是先王的礼，是英明天子对贤能牧守的期望，也就是所谓有变通的好处而没有矫激过当的困难。希望您赞助并促成此事，这全要依靠您。至于歌颂已经实现的德行美事、叙述从前的能干功业，那不是侍奉大贤君子的道理，所以不敢把这些献上。给诸葛诚之的信

译诚之爱好学习非常专心，又有力量，是朋友中尤其值得依赖的人。询问你后来曾经同淳叟诚恳交谈吗？既然看见了他的过错，按道义就不应当默默承受。你说只知道把自己置于规矩准绳之中，痛下决心铲除狂妄的根源。如果心中不狂妄，行为又合乎规矩准绳，难道不是好事吗？即使还不能这样，但狂妄一天天减少，一天天趋向规矩准绳，一天天变得纯粹，也实在难得。凭诚之你的勤勉专一去遵循规矩准绳，这也是你的长处。只是我不知道你所说的狂妄根源，究竟是什么样子？将要怎样铲除它？不知道下手铲除时是否就能铲除干净？如果能够铲除干净，日后是不是就再也没有这种毛病了？还是说这种根源不像草木的根，铲掉一次便不再有，即使铲掉还会重新生长？还是说虽然铲除，却不能完全除尽？又不知道这种狂妄的根源同普通人相同，还是不同？是平素本来就有，还是后来才生起的？如果是后来生起的，又是因为什么而生起？这些都应当辨析清楚。又不知道诚之你所惭愧、警惕的，是只是因为狂妄还没有停止、行为还没有合乎规矩准绳而惭愧警惕，还是因为另有不足之处而惭愧警惕，抑或两者兼有？这一点也必须弄明白。古人从不自满自足，能够自我抑制并保持敬畏；在无人看见处仍戒慎，在无人听见处仍恐惧，战战兢兢，如同面对深渊，如同踩着薄冰；取人之善、求得增益，唯恐来不及，这才是他们日常践履的状态。真能这样，就不会把修养看成像戴着枷锁、陷入陷阱一样。即使还不能融会贯通，也要各自把道理说清楚。若还要把道理讲尽，使其不再混乱，合并贯通的时日也不远了；眼下只希望诚之自己把道理理清，做到头绪分明，这样将来见面时才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二 承蒙来信告知，您在学术上更加不费力，永远没有懈怠，自然常常不离大道；这就将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的境界了。这个道理本来没有阻碍，只是恐怕您还没有这样的力量罢了。中等资质的人，在受到摧残之后，凭借讲习磨炼的力量暂时停息，让圣贤的教诲像斧斤砍伐、雨露灌溉一样作用于自己，本心并不是从外面铸成的，当时难道不会和平安泰，再没有艰难吗？若继续做得不好，防范得不严，昏暗之气和恶劣习气乘着懈怠而炽盛，防碍本心觉醒并复归，怎么能终于没有艰难困顿呢？专心自我勉励，不再有其他疑虑，困顿自然就会解除。这就是《易》中“频复”虽有危险却没有灾祸的道理，也是仁者先经历困难而后获得成功的原因。继续行善、防范严密，中等资质的人恐怕也不能免于昏暗之气和恶习间歇性发作；然而及早辨识，在细微处就断绝它们，便容易用力了。从前我见诚之还没到夜里便睡下，并非有疾病，也不是疲惫得不能支持，只是气昏体倦想睡，于是任其睡去罢了。诚之不能在这件事上稍加勉强，责罚自己而不放纵，却想另外寻找道术、另生疑惑，不也是走错了吗？郑子产说：“君子有四时：早晨听取政事，白天访察询问，晚上修治政令，夜里使身体安宁，用来调节宣泄自己的气，使它不要壅塞闭滞、郁积不通而显露于身体。” 只要这颗心不爽利明快而昏乱，什么事都会如此，这句话大概是不可改变的。对这一层已经没有疑惑，才能考察自己是懈怠还是敬慎，辨别是义还是利；本心的善这才开始明白显著，即使不刻意习学，也没有什么不利。三 承蒙来信说您做学问与从前不同，读书作文确实有用功之处，但像这样懊恼惋惜也很有害。站在深潭边羡慕鱼，不如退回去编织渔网。懈怠放任、流荡不进，患在自己没有觉察；一旦觉察就改正，哪里还有时间懊悔惋惜？大丈夫的精神，难道可以这样自行埋没吗？在这里迟疑，不能立即鞭策自己前进，实在是您自身的问题。还没有达到平安通泰的境界，对于事情有看不清楚的地方，就仔细观察，究竟有什么阻碍？实行仁德全在自己；如果有人能有一天把力量用在仁德上，我没有见过力量不足的人。圣人难道会欺骗后世吗？诚之在这件事上不能决断，难道只是孤独前进，却不能忍心抛弃鄙陋吝啬的习气吗？吃粗饭，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筐饭、一瓢水，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他也不过是个人罢了。诚之难道想自暴自弃吗？您给我看的三篇书稿中，西美写给深甫的信，文辞非常畅达；到了子宜的信，却局促而有毛病。这正是杨子所说的：在胜过自己的人面前屈服，在不如自己的人面前伸展。致王德修 铨曹报知事情办罢，我仓促归来，竟来不及附带写几个字。六月十九日离开都城，和诸葛诚之一同去拜访敬仲。二十九日到达富阳，七月三日才离开。过了望日抵达您侍奉双亲的住所，诸位都承蒙照顾，幸而安稳。兄长在那里倡导圣贤之道，善良的人纷纷响应，能够使慈祥、和善、和谐、亲睦的风气，在父子、兄弟、宗族、乡党之间兴盛起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子弟跟随他，就会孝悌忠信”。真令人羡慕！真令人羡慕！郭氏想来拜见，延请他使之继承贤者之后，也希望得到详尽周全的教诲，实在深深感激他的厚意和诚心。只是我的愚见很不安。比如兄长客居远方，那里的人能够供您住宿，并以师礼事奉您，从道理上说是顺当的。我住在家中，却想让千里之外的人来接受教导，古代尊师重道的人，他们交往行礼似乎并不是这样。储子在平陆得到孟子，却不能使孟子相见；我虽然不肖，但他们所以来求教，是因为古代的学问，若让您独自走千里去响应他们的招请，那也不是他们所求的了。前辈亲近老师、寻求朋友，大概不怕劳苦饥寒，携带粮食行走千里，本来就是应当的。如今婺地号称以乡学闻名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沿江向西而来；学生不能前往求教，反而让教师前往，这不是我所听闻的道理。兄长替他们考虑得极其详尽周到，却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点，难道也算是智者的一次疏忽吗？致刘淳叟

译承蒙来信说您在治学上没有别的疑惑，只是不能像在江下受到感发时那样，其他朋友也没有什么进步。治学本来不求速成，但求速成确实是学人的大患。然而改正过错、迁向善道，也不可迟疑徘徊。从前与诸位讲习切磋的地方，正是做学问的门径、增进德行的所在。诚之如果有志，怎么忍心再次堵塞这道门、荒芜这片地呢？平日我所欣赏淳叟的地方，只是他志向勤勉不倦，有进无退。如今反而这样迟疑徘徊，是什么缘故？从前错误妄作时，用功勇往直前到那种程度；如今说已经知道过错，却反而如此，这岂不是与运用勇气相悖吗？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开江河，水势浩大，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正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地方；学习像赶不上似的，还唯恐失去它，这是孔子的明确教诲。勤勉前进本不是淳叟的过错，他的过错只在于前进所用的不是正道。如果真知道自己的过错，立即抛弃旧习、勇于改正，那么勤勉前进就会成为舜那样无人能够阻挡、孔子所说的如恐不及，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如今淳叟不是这样，却自己说已经知道过错，我不相信。只管立即改正，不要等到来年。大道就像大路一样，朋友相聚，如果不互相勉励、防护并推动前进，反而自己制造艰难、自己设置条目，这就是还不肯抛弃错误妄作的习惯，而在打算拖延苟且求免。如今这些盗贼已经被关在牢狱中，却不肯明白认罪，拖延岁月，侥幸等待赦免；即使苟且得以脱身免罪，之后也一定会再次作乱。应当勇于改正，不要重蹈这条道路。二 淳叟平日听到意见总是高兴，遇到事情总是询问，具有听取采纳的气度。然而在亲友之间，他还不肯把这种听取意见落实为求取善处的实际行动，难道是因为他喜欢听那些违逆自己却顺合心情的话，而对苦口直言还不能不感到抵触吗？还是听从悦耳之言的时候多，而改正选择还没有做到呢？这虽然是根据前日的事来说，但现在我对淳叟也还不能没有疑问。私下考试《礼记》义的破题确实很好，但有人说所出的题目是淳叟暗中设想而作，作义的人恰好与之契合；只要合乎道理，难道会厌恶它们相同吗？若不考察道理，只求故意不同，以求得到增加益处的名声，那当然不对。科场的弊病固然由来已久，但有志之士掌握文衡，把合乎道理作为标准，若说这个比那个好，便只能说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若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就太严重了。申公说：“治理政事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努力实行得怎样罢了。”如今求道不在于多说，治学贵在自己有所得。明白道理的人看这两句话，其中的毛病已经很明显了。墨子从头顶到脚跟都磨损了，只要能使天下获利就去做，并不是不努力实行。杨朱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所得；但墨子、杨朱仍然成为异端。颜回、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边，孔子不说话也可以。杨朱、墨子交相扰乱，告子、许行一类人又各自把学说放纵推行于天下，那么孟子难道能不加辨析吗？有时沉默，有时说话，各有适当之处。用言语诱骗别人，或用不说话诱骗别人，都属于穿墙打洞一类的行为。孔子对于颜子，大概是用广博的文化知识来启发他。广泛学习文化知识，难道会妨害自己有所得吗？颛臾不必讨伐，卫国政事却必须正名。冉有、季路不能没有蒙蔽，孔子不得不再三说明。夷之、陈相、告子一类人，若执守自己的说法来损害正理，孟子就不得不与他们反复辩论，把道理讲得详尽。若一定说：“不在于多说话，问而不知道就不停止，辨而不明白就不停止，这些话都可以删去。”那么，自己有所得的说法本出于孟子，而当时世人却称他喜欢争辩；他自称广博学习并详细说明，是为了最后反归于简约。何况《中庸》本来就说要努力实行，但它把努力实行放在学、问、思、辨之后。如今淳叟所取的“自得”“力行”之说，与《中庸》和孟子的主张已有不同。仁、智、信、直、勇、刚，都可以努力实行，也都可以自己体会获得；然而只喜好它们却不好学，各自就会有所蒙蔽。偏执于一种说法、一种行为而反复玩味，谁会没有一点滋味？若不拿它考察正理，人人都凭自己的私说，把近似的言语流传下去，哪里会有穷尽呢？淳叟的气质禀赋本来就与常人不同，从前朋友旧交亲近他，很少有人不认为他纯粹和厚、美善无瑕。唯独淳叟的内心，往往有不敢自我欺骗的地方；想要找到像淳叟这样明白而不可欺的内心，也很少见。至于晚睡早起，亲自处理细小事务，筋力日益增强，精神日益敏捷，从去年冬天以来，成效已经十分明显。即使有荒疏懈怠，勉励自己便能恢复；所不足的地方，恐怕不只在这里。麟之近来颇为精进，谈论事情都很有根据。至于他谈到淳叟，总想用一句话把淳叟概括起来，这也是他的毛病，我以前已经批评过了；但淳叟对此不可不察。宏父的德行器识，言论都很有余味；他确实有仁德，又何必使用巧言谄媚呢？然而他的光明所照、影响所及，若不能止于学者身上，就应当有充实增长的验证。以大禹那样的圣德，听到“在于知人”“在于安民”的话，尚且发出叹声而追问。仁德还不够宏大，智慧还不够充分，勇气还没有达到，却想收敛自安于“即使弑父弑君也不跟从”这一类人的行列，也就太苟且了。馆学中的官员，不同于费宰；如果能彼此勉励前进，不苟且自安，那么我们的道就有希望。道的异端、人的异志、古书的真伪，本来就不容易辨别；然而道理存在于天下，是绝不可以诬蔑歪曲的。有志于学的人，难道能不承担这个责任吗？这就像射箭的人面对靶子，即使不能立即射中，难道能不把它作为目标吗？捍卫先圣的道，驳斥邪说，放逐淫辞，如今应当有人承担这个责任。而把多说话视为毛病，正是公孙弘禁止百姓携带弓弩的那种说法。致赵宰

译我私下认为，您是天潢宗室的支派、科举名籍中的英才，在仕途上回旋升迁，如骐骥受系而治理百里之地。您初到任时施行政务，声誉显赫，凡在辖境之内，没有不受到鼓舞的。可是不过十天一个月之间，歌颂之声还没有停歇，道路上传播的消息却渐渐不同于往日，迅速发展到今天，实在令人不能理解。您的仁慈明察，难道是有所忧惭吗？莫非是胥吏的奸诈，有办法迷惑您的视听，才导致这样吗？金溪县作为县邑，虽然偏僻简陋，但财赋收入起初并不至于十分窘迫。考察政事的得失，已经发生的事情便可看见。【原阙】九重深切体恤民间疾苦，无所不用其极。在荒歉之后，尤其忧虑民生。胥吏贪婪鄙陋，借公事侵吞掠夺，只看重私利，哪里顾惜上级官府？士大夫既然有机会接近您，本来应该陈述忠言、进献劝谏来辅助您的明察，却反而下来与吏胥结党，献媚进谗，使您陷入困境。大体说来，吏胥献上征收赋税的办法，名义上是为了公事，实际上是为了私利。公家未必得到一二分，私人却获得八九分。近来几个为首的吏员，田产连绵阡陌，楼台高耸，服饰饮食宴会都可比拟贵近之人，不掠取百姓的脂膏又靠什么得到这些？希望您深入察看他们的奸邪，严厉惩治这种弊病，断然革除，使百里之内的人知道您的仁心、受到您的仁政；那么就像日月更替一样，人人都会仰望您了。我在最初向您表示敬意时，已经想略微效劳，恰逢您没有闲暇，未能得到机会陈述。后来又遭逢患难困苦，不能早晚前往奉命办事，来详尽说明自己的想法，只能徒然深感惭愧。如今承蒙您屈尊询问，我便冒昧献上自己的愚见。致胡达材 承蒙来信告知您所进修的内容和疑惑，深深看出您爱好学习的诚意。但达材所进修的内容，正是最能损害本心的东西。所谓“仿佛有神明在上、在左右”，其实是妄见。妄见不能止息，善从哪里能够明白？难怪一遇事物纷扰，精神就不能连续；应酬交接一繁多，心思便不能专一。如果是本心的善，难道会存在于动静、言语、沉默之间的差别吗？如今达材资质中美好的地方，自己反而不知道，这就是所谓“天天使用它却不知道”。像前面所说的妄见，正是损害这颗心的东西。心中的损害如果除去，它的善自然会显现，不必劳心推测。刚一进行推测，就是对本心的损害，和声色、气味、利害、得失没有区别。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斧斤砍伐它，牛羊放牧它”。大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很难知道吗？道并不远离人，是人自己远离了它。若确实能使妄见止息，良心善性本来就是达材所具有的，何须别人来描摹？只要知道不去损害它就可以了。这封信写得匆忙，不能详细工整；但说得再多，也只是徒然说说罢了。希望达材自己反省。二 达材的资质非常美好，天性也很厚实。但在此以前讲学，用心多半驰骛于外物，而不知道反求自身。这就好比一个年轻子弟住在祖传的旧宅中，栋梁屋宇宏伟华丽，寝室、宗庙、厅堂、房屋、马厩、仓库、粮仓以及各种器用，无不齐备，既安适又宽广；但他自己却不知道，不能自主作主，不能洒扫厅堂房室，修整墙屋，继承先世的事业而不使它衰落，反而天天和饮酒赌博的人在市肆游荡。虽然不能不时时在旧宅中睡卧起居，却再也不能享受它的安适宽广了。后来有一天知道饮酒赌博不对，又去寻求长生不死的药物，喜欢听信妄人的话，从事炼制丹砂、采求青芝，在烧炉登山等事上奔忙，希望能够到达蓬莱、瑶池；这样最终只会劳苦身体而死去，家业也衰败零落才罢休。只求声色气味、富贵显达而不知道求学的人，其情形如前一种；原先有意求学却不知道反省自身的人，其情形如后一种；其实都一样是驰骛于外。昨天相聚时，我觉得达材的精神日渐收拢，不再十分驰散；但刚开始收拢时，还不很清明，茫然没有方向。虽然在讲习切磋时，一受到感发就必然响应，这正是达材的本心，并不是从外面铸成的，所以会这样。至于有时似乎想要发作却还没有发作，只是驰骛、昏乱、扰动日久，根本上还不能一下子清明罢了。若不能耐心安定下来，又放纵自己向别处驰骛，听信妄人的话，去追求长生不死之术，那么恐怕蓬莱、瑶池终究不能到达，而这微小的身体将死在炼丹炉和登山奔走之间。看见您信奉得如此笃实，所以写这些话来帮助您进修。从前曾说过，应当把《孟子》的《告子》一篇，以及《论语》《中庸》《大学》中切近自身、分辨明白、容易理解的地方，早晚讽诵；遇到事情时只按自己的力量依本分行事，不忽略，也不固执；见到善就迁向它，有过错就改正。像江河浸润、膏泽滋润一样，时间久了，应当会涣然如冰消解，怡然使道理顺畅。不知道您是否曾这样下过功夫？致潘文叔 收到来信，知道您在求学上有所进步，很是欣慰。但您所说的懈怠堕落和急迫求成这两种偏向，是人的共同毛病。若能达到平稳安定的境地，就不会因动静不同而改变。如果动静不能保持一致，就还没有达到平稳安定。涵泳浸润久了，驰散扰乱才会暂时减弱。所谓饥饿的人吃什么都觉得甘美，口渴的人喝什么都觉得甘美；如果本心还没有明白显现，终究还是没有益处。若自以为已经得到静中的功夫，又另外去做动中的功夫，恐怕只是增加纷扰罢了。无论处于什么情形，哪一处不是这颗心？心正，静时也正，动时也正；心不正，即使静着也不正。若动静各有一颗心，就是有两颗心了。这件事若没有真正的朋友帮助，是做不到的。致彭世昌 尧、舜盛治之时，还向樵夫询问；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以子夏为启发自己的对象，却认为子夏不如颜渊。孔文子之所以谥为“文”，正在于他不以向地位低下的人请教为可耻。人要取得善处，难道有固定的方法吗？善所在之处，即使是路人的话、奴仆的智慧，也都应当采纳。世昌相信这个道理的心意很深，但我的意思常常希望世昌放下身段，与元忠讲习切磋。元忠的学问固然还不能说就完全正确，但他笃实躬行已经很久，有些地方不是浮泛学习所能比的。他的长处，例如我也想就此向他请教。在世昌那里，不容易把他完全轻视。与人讨论，固然不贵在苟且听从，但也必须先虚心，才能听进对方的话。如果对方所说有自己认为不妥之处，也必须平心静气地思考；思考后仍觉得不妥，又要平心定气地同他辩论。辩论之间，虽然贵在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可自我屈服，也不可附和迎合；但同时还必须有一种唯恐自己的见解尚未穷尽、对方还另有所长的心态，这样才行。致曾敬之 求学每天都有进步，令人欣慰。读书作文，也是我们应做的事。但读书本来不是为了作文，作文只是末端。有根本，必然会有枝末；从未听说根本茂盛而枝末不繁茂的。若把本末倒置，那么所谓文章也就可想而知了。恰好寄出书信不合时宜，又 致符舜功

译静惟来信表示的敬意，实在不是那个人所敢当的。承蒙及时来问，便献上我的愚见；并不是我有什么崇高宏大的议论、惊世骇俗的言说。听朋友旧交说来，似乎是足下对我的期望太高、看待太过分了，起初我并不以为然；后来曾得到广人送来的两封信，礼意勤恳厚重，并非我所应当得到的，又听说您进修用功的情况，才相信传闻并没有虚妄。按照我的愚见，恐怕这已经过当了；详细情形我曾经对防说过，请先询问他，幸望查问。二 我从初次与舜功相见时起，就向他提出性情过于紧张的说法。在我的愚见中，这一点很不随便。事情无论大小，道理无论深浅，都不可以强行探求、用力搜寻。人所忧患的是没有志向，但世上也有有志反而不如无志的人，往往都是犯了强探力索的毛病。若没有这个毛病，就好比行走千里，从一步一步积累起来，只要不停下，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只是怕不肯走罢了。子渊大体上很正直，但我很想同他聚谈一次，书信中所说的要点不能尽情表达。三 读到来信所说的新近功夫，足见您爱好学习。我曾说，扬子云、韩退之虽然还没有真正知道大道，但见识和器度不是常人所能及。他们的话有时能说到不可改变的地方。扬子云说，致力于学习不如致力于求师，老师是人的模范；不以老师为模范、不合乎模范的人，实在太多了。韩退之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不是生来就什么都知道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求老师，疑惑终究不能解开。近世的儒者都达不到这一点，这才知道二位先生的见识难以企及。我也说，讲学不如讨论老师；侍奉老师却不能虚心、不能委屈自己，就又不能责怪老师了。因乘便匆忙写成，来不及再谈其他。致符复仲 承蒙来信告知您进学不曾中断，我尤其感到高兴。世俗之人沉溺在贪求富贵、计较贵贱利害、得失、声色和嗜欲之中，丧失良心而不顾义理，实在可悲。如今求学的人只要能够专心一意于道理，做每件事都要求看清道理，不肯顺从私情、放纵欲望；即使见识还没有完全通达明白，做事还没有完全合乎节度，也不失为善人正士一类。再得到师友讲习磨炼，哪里担心不会进步？没有亲近师友，也只能随自己的分际自己把道理理清；只要不陷入邪恶，也自然可贵。若妄自以为是，强行讲说一套道理，那也没有益处。致周廉夫 治理家庭的道理，古代圣人的格言都在，《易》的《家人》和《诗》的《二南》就是。如今的人即使能说，又怎么能超过它们呢？至于“感情胜过礼，恩情胜过义”的说法，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处理家庭自有礼、自有义；礼义所在之处，怎么可以被超过呢？这种说法不但不懂得治家的道理，也不懂得礼义。商君用帝道、王道劝说秦孝公，与今人谈礼义相似，其实只是把一种必定无法实行的说法讲得贯通罢了。帝道、王道的实际内容，果真是这样吗？要看它的实际，王道就是孟子告诉齐宣王、梁惠王的那些道理。后来只是齐宣王、梁惠王不能舍弃自己的私欲来听从孟子罢了，孟子的学说哪里有不可实行的呢？防夫的资质隐约平常，不很英秀特出，从事学问的时间又浅，今天的困顿本来就是应当的。平时本来滞塞不通的地方，正处在炉火锤炼之中，即使有的地方还没有开启，禀赋上的偏处、长期形成的习惯难道能永远不变得开阔吗？若不以学问磨炼它，这种危害就不会停止。《象山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象山集》卷五

译书信 致吕伯恭 往年先判府去世时，我希望能像您一样前去吊唁，最终却没有实现；既想前去慰问，也没有实现。去年冬天，借东阳郭伯清家的人来往之便，曾拜上书信，略微表达慰问之诚意，想来一定已经传达到了。此前我想一两次前去拜见您，却始终没有得到从容聆听教诲的机会。我私下认为，您的聪明、笃厚，人人都自认为不及；您乐于教导别人，乐于成就别人的美德，这在近世很少见。像我这样疏陋愚钝的人，在朋友中所听闻的事情里，承蒙您知遇最深。如果心中有所怀抱，从道义上说就不能沉默。天下的事理，固然有愚夫愚妇也能共同知道的，却也有大贤君子不能没有蒙蔽之处。元献晏公任南京时，文正范公正处在母亲去世的服丧期，元献仍屈尊请他来教导诸生；文正勤勤恳恳地教诲诱导，毫不倦怠，跟随他学习的人大多因此在当时有了声名。我私下听说，您正严肃地处在忧服之中，而门外的鞋子也已经挤满了。伯夷、柳下惠、孟子虽被称为圣人，但说到愿意学习的对象，仍然是孔子。文正虽是近世大贤，但他居丧期间教授学生，难道也是大贤君子所受的蒙蔽吗？您所树立的榜样，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凭您的天资之美、学问之博，对于这件事内心不安、与道理不合，不必等我烦琐地广泛引证之后才明白。我私下听说，凡是同您交往的人，都不认为您这样做是安稳妥当的，您的内心也一定不能自安。既然心中不安，为什么还顾忌而不立即彻底改正呢？如果在这里改正，您用来感发诸生的作用也就不小了。舜听到善言，像决开江河，水势浩大，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君子的过错，等到他改正之后，人们都会仰望他。恭敬地希望您不要害怕改过，以保全纯厚的孝心，这是我最大的愿望。致吕子约 求学者的毛病随着各自的气质而不同，千种万态，哪里能穷尽？至于人人都能自己知道自己的毛病，并找到用力的地方，归宿却是相同的。唐、虞、三代盛治之时，邪说和偏颇行为没有兴起，百姓生活在其中，逐渐受到圣人教化，自然没有昏暗闭塞的气质、乖僻浅薄的禀性；他们向善、远离罪过，各自所走的道路也不谋而同。即便如此，从低处升向高处，由小处积累到大处，即使不跌倒、不停步，也仍然应当循序渐进；想要一点过错也没有，难道容易做到吗？以孔子天纵的资质，尚且说：“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圣贤之道仿佛在前面，忽然又落到了后面。颜子的纯粹，尚且如此；至于仿佛已经达到卓然建立的境地，竭尽才能却仍不能前进，这难道可以仓促谈论吗？然而开始下手、迈出第一步时，不可不谨慎；若养成正道却涉入邪道，就应当及早辨别。学得正当而又得到良好的涵养，就像树木日益茂盛、泉水日益流淌，谁能阻挡它呢？如今求学的人，气质不至于非常闭塞，禀性也不至于非常浅薄；向往善道的志向，号称笃实恳切，鞭策勉励已经很充分，反省检查也已经熟练，却天天困在茫然的境地而无所到达、无所止息，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志向有所陷落、学问有所蒙蔽才这样吗？面对深渊、踩着薄冰，这才是古人真实的处境。在沂水沐浴、咏歌而归的志趣，以及弯曲手臂作枕、身处陋巷仍感到快乐的境界，与此并不相违背。难道如今的求学失去了正道，因无所到达而妄生疑惧、平白制造艰难，竟可以与古人的境界相提并论吗？两封信都说得接近实际，似乎知道自己的毛病；但归根结底并不是实际反省，只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恐怕会变成坐着玩弄岁月，最终仍不能接近真实。眼下我的愚见就是这样，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希望您能赐教。致戴少望 我从铨曹报知事情办罢后归来，已经到了秋天；侍奉双亲大体安适，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先前承蒙您殷切询问，我当时竭尽愚见，蒙您认为可以交谈，因而更加不敢把自己保留，不向您完全说明。分别已经一段时间，兄长也跋涉千里归来。停留在婺女，卧病于龙窟，以及凡是乘船走水路、乘车走陆路的经历，无处不是进学的地方。来信说从前有求学之意，但近期的功夫却很少进展，究竟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呢？在起居饮食、应酬交接、言辞声气、容貌脸色之间，都应当有每天明白一点、每天充实一点的功夫；像树木每天茂盛、河流每天增加，这才是善于学习。古人反复用各种方式描写、歌咏、赞叹的境界，本来都是我们分内应有的；然而既然不能免于本心受到摧残、陷溺，又怎能不考察自己的进步呢？即使是颜子，孔子尚且说没有看见他停止。容易知道、容易实行的道理，确实能使人亲近道、取得功效，可以长久并且广大，难道像守株待兔、坐井观天那样吗？像《中庸》《大学》《论语》等书，不可不时时阅读，以听取其中发扬阐明、告诫教导的话。本心在受到摧残陷溺之后，仍存留的部分时时显现，如同火刚刚燃起、泉水刚刚流出。假如充实涵养的功夫不能继续，时而明亮时而熄灭，时而流动时而闭塞，那么那种深远如渊、浩大如天的境界，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这就要寄望于兄长了；冒昧陈述心中所想，稍微表示切磋的诚意，也借此向您求教。致舒西美 我侍奉双亲，不能跟随诸位兄长讲学，却不敢自暴自弃，近来颇有每日增长的地方，只恨不能把心得吐露出来向您求教。今年在都城与朋友讲习切磋，自认为更加直截明白。像前些时候和现在的求学者那样，悠悠忽忽，不能前进，却号称知道学习，实际上未必知道；号称有志，实际上未必有志。如果真知道学习、有志于道，为什么还要悠悠不进呢？学业固然没有穷尽，但古代圣贤从未把道路说得艰难，也没有把门径说得支离。孔子说：“我的道由一个根本原则贯通。”孟子说：“道只有一个罢了。”又说：“道路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又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又说：“人有仁义礼智四端，却自己说不能做到，这是自我残害。”人谁没有本心？道不必向外寻找，问题只在于摧残它、放失它罢了。古人教人，不过是保存本心、涵养本心、寻找放失的本心。这颗心的明性，是人本来就有的；人只是自己不知道保养，反而摧残并放失了它。若知道事情正是这样，并防止摧残、放失的端倪，早晚保养灌溉，使它畅茂舒展，像手脚保护头面一样，哪里会有艰难支离的事？如今说有志于学，却又觉得艰难支离、迟疑不进，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本心，不知道什么会摧残、放失它，也不知道怎样保养灌溉它。这就是求学的门径、增进德行的所在。得到这道门，还是没有得到这道门；拥有这块地方，还是没有拥有这块地方；两句话就说尽了。得到这道门、拥有这块地方，就叫作知道学习，就叫作有志。既然知道学习，既然有志，怎么能悠悠忽忽？怎么能不前进？元英在春天与我相聚，起初也曾有些隔阂，后来受到感发，明确了方向。临别时我曾略微劝诫他，不要过分自鸣得意；过了【原阙】到暨阳便后悔了，所以我劝诫他的地方，正是他自己的毛病。如今听说他没有很大进步，根源都由此而起，另有书信说明。尊兄质朴厚实，没有其他旁门路径；如果能够明确方向、反省自己，灼然知道自己陷溺和受损害的地方，特别奋发自强，谁能阻挡您呢？否则，恐怕不免成为不知道学习、没有志向的人罢了。致高应朝

译近来收到来信，知道您在求学上不断进步，十分高兴。求学不应当没有每天的更新。《易》赞美乾坤的简易，说容易知晓、容易实行的道理，使人亲近、有功效，能够长久而广大。既然如此，学习没有两件事，道本来是一致的；根本一旦建立，保养不停止，自然会日新月异。所谓能够长久广大，只是从简易之道分化出来罢了。应朝既然自己知道资质有所偏颇驳杂，又不停止磨炼，又有什么忧虑，又有谁能阻挡呢？但应当知道，染习尚未完全除尽，从大体上说，确实不能算毫无损伤。还没有来得及写给子约的信，写到这里，想到子约信中有“适合在静时，不适合在动时”的说法，这非常不对。动静难道有两颗心吗？既然不适合在动时，那么所谓适合在静时，也同样不适合。先写给应朝的信，没有涉及这一点。成之到这里，讲习切磋的曲折情况都在给应朝的信中。大体说来，求学者各自依仗自己的资质、见闻和毛病，虽然表现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损害本心只有一个原因罢了。这封信写得较多，若要详尽说明要点，即使说明得很详尽，也未必有益。只要有根本，自然能够不懈怠、不厌倦；和【原阙】志同道合地切磋，又哪里担心不会进步？即使像颜子那样求学，尚且说没有看见他止步，只管更加勉励自己。致杨敬仲 这颗心本来是善良的，却被摧残到熟烂的程度，把圣贤看成与自己不同的异类。只要确实反省自己，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改过迁善，本来应当没有困难；实行仁德全靠自己，圣人不会欺骗我。即使把存心涵养做到没有间断，也只是分内之事。然而懈怠放纵，是人的共同毛病；旧习乘隙而入，比影子和回声还快。喜好怠慢游荡，形成傲慢暴虐；对于游逸、淫乐的戒告，大禹、伯益尚且进言给舜听；盘盂、几杖上的铭文，成汤还要依赖它们自我警戒。孔子到了七十岁才能随心所欲，我们这些求学者反省察验的功夫，难道可以停止吗？承蒙来信说自己未曾刻意用力，旧习却自然消解，这才是真正善于用力的人。舜勤勉不倦，文王小心谨慎；孔子说要以忠信为主，又说仁德能够守持，又说要把力量用在仁德上。孟子说必定要有所作为，又说不要忘记，又说存养本心和善性来侍奉上天，难道会没有用力之处吗？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戒慎恐惧，而在沂水沐浴咏歌的志趣、弯曲手臂作枕和处陋巷的快乐，也都不在此理之外。这样的用力本来就应当不劳苦。如果茫然无所主持，泛泛无所归宿，就会有颠沛狼狈的忧患，圣贤的快乐境界又怎么能够到达呢？二 关于每天更新的功夫，有没有可以教导我的地方？简易之道的善处，在于使人亲近、取得功效，可以长久而广大。如果不懈怠、不废弃、不放纵，本来应当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逐渐享有和平安乐，不再有艰难困顿的意思。然而荒怠废弃日久，受到旧习乘袭，觉察到它不对而求恢复本心时，力量还不宏大，便不免有艰难困顿的感觉。只要确实知道求得恢复，困顿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解除。这是道理和形势的常态，不同于拔苗助长。如果在这里另生疑惑，就一定会陷入不耕耘反而助长的弊病。处在和平安定时，小心翼翼，继续不断，日日更新而又日日更新，那么艰难困顿的感觉哪里还值得再谈？只是恐怕力量还不能达到这一步罢了。致平平甫 孟子讲拔苗助长的那一段，大体是在医治助长的毛病。真正能够做到不忘记，也就不必再引用耕耘禾苗的比喻。凡是这些，都是喜欢谈论辞语的人的毛病；但这类地方如果不讲明，终究会成为心里的负担。一处不妥当，日后就会引起无穷疑惑。凡是聪明爽利、善于作文、喜欢议论的人，大多有这个毛病。质朴笨拙的人，这种毛病自然较少；所以刚毅木讷近于仁，而曾子的鲁钝反而得以传承孔子的道。凡人的毛病，患在不能知道；如果真能知道，毛病自然会离去，也不必费力驱除。真正知道以后，说到底只是“勿忘”两个字；之所以需要讲论，就是要辨明他还不知道的地方。致舒元宾 收到来信并打开阅读，觉得还不够明白畅快。这件事何必向外寻求？本心的善，本来不是从外面铸成的。只要没有斧斤砍伐、牛羊放牧，那么本心就会每天畅茂；圣贤所描写、歌咏、赞叹的境界，都是我们分内本来具有的。每天充实，每天明亮，谁能阻挡它呢？尊兄看到了这一点，不必低回曲折地思索，只管明确奋发，不要让自己沉陷在萦绕迂曲的地方。这件事不借助别人的资质，别人也没有可以替您用力的地方。圣贤留下教训，师友进行切磋，不过是帮助鞭策罢了。致徐子宜 我没有才能，接连三次被铨寺黜退，如今才免去试拟，任隆兴靖安簿。这个职位空缺了六年，离家四百里，久已离开父母身边，想赶快回去，只得托淳叟把这封信带来。所交往的朋友，大多气质很好，讲论切实明确，我自己也觉得稍有进步。兄长治学一定日日更新，只可惜不能当面向兄长求证。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诸公相互讲论切磋，都自称有所受益，我看他们却很不以为然。诸公虽然各不相同，但学问失去正道这一点是相同的。我曾评论他们的学说，都属于邪说；他们的行为，都属于偏邪的行为。淳叟最先知道自己的过错，成之相信他很深，但防碍滞塞之处终究没有明白。端卿竭力争辩，大受挫折，后来才有所省悟。蕃叟刚见面时开始感到恐惧，却又不能彻底改变。后来见李叔润同他说到世俗交相残害的地方，他悲伤流泪，感动奋发之情非常深。从此也可以用来求学，只恨相处的时间不长罢了。人的这颗良心，人人都有；只是后来耳目感官不加思考，便被外物蒙蔽，随波流转，受到残害而沉沦的端绪，多得不可胜数，实在是大大误事。名义上说是讲学，实际上却是物欲中最严重的情形。所谓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本质中美善的东西，正是使人心困顿、精力疲惫，而小人便借此成就恶行、谋取私利。兄长天性笃厚，行事有羞耻之心，不会达到这种地步；但近来的讲学大多有这个毛病，我不敢不告诉您。刘伯正曾同您聚会吗？听说他庄重严整，正是有所进步；来不及写信，烦请代我致意。天民仍像过去一样困顿，我听说都是见闻驳杂造成的弊病；近来我曾苦口婆心地同他说，他稍能反省回应，却还是荒唐。如今你们聚在一起，希望他志向诚恳而坚定，见识很明白，这些都是可喜之处，也可以替天民庆贺。端木君、举象先、益之诸位兄长常聚会吗？蔡行之为什么不来参部？彭子复、戴少君现在都在哪里做官？情况怎么样？前年收到少望的信，我回信同他切磋颇多，不知信是否已经送达？兄长门下讲学的人中有许多才秀出众的吗？刘司业在江西，百姓很依赖他；因为同僚不和，他被调到绵州去了。顺便特此奉告，此外祝愿您为我们的道统自重。三

译这次前往婺女，路过上饶，常常听说当地守令很不像样。临川离那里很近，后来听说景明弹劾罢免了上饶、南康两位知守，我才高兴如今的监司竟能做到这样，多少令人满意。刘文潜主管江西漕运时，前所未有；等到他统帅湖广，便远不如在江西的时候，人才难得竟到了这种地步。某人刚到任时，百姓都对他寄予厚望。过去听先兄称赞他的议论，以为他一定不会庸庸碌碌，谁知竟大不相同。他的明察不足以掌握事情的实情，于是奸猾之人得以肆意施展巧诈；他的公正不足以贯彻自己的见解，于是权势可以对他加以制约。他自以为果断，反而危害正理。正直之士受到怀疑，忠直之言无法被采纳。他表面上防范吏员、痛恨百姓，似乎不信任吏员，实际上暗中被他们出卖。奸猾之人的谋划，无不如愿；有贿赂的地方，无不称心。听说他也有一两次施行遣责，看起来像是在治理吏员，但那些人只要拿出虚伪的文书、诡诈的言辞，谄媚顺从、乞求怜悯，就都能改变他的心意。下属转移事情，就像转动门轴一样容易。胥吏们看透了这一点，玩弄它也十分熟练，已经很久了。他们想做的事，仿佛随手取用一样，没有丝毫畏惧忌惮的意思。只有正直的议论和诚恳的意见，才被拒斥在外，无法进入。他竟以此自称明察而公正。善良的百姓和正直的人，都头痛皱眉，含恨忍声，却没有地方申诉。公人势力造成的这种局面，存在已久，而如今尤其严重。公人之所以能够得志，根本在于官员无能。不过从前邪说还不很盛行，风俗还没有严重败坏，公人还不能完全公开肆意妄为，官员也还没有完全同公人沆瀣一气。有才干的官员，固然确实能做些有益的事，却也难以获得盛誉；无能的官员，还能借助常理常心，默默维持局面，不至于完全陷入大乱。近十多年来，公人的风气大行，官员都受到他们的熏染，长久浸润，逐渐变得完全一样。而读书人和腐儒，又用经术替他们张目、作护卫，削弱纠正和救治的力量，堵塞惩治的道路，暗中抵御对他们的责难，阴里助长他们的声势。所以有才干的官员虽然容易显露自己，也容易获得盛誉，却不能补救风俗、挽救大势；至于无能的官员，则必然导致大乱。中等资质的人无法自立，全都随风而倒、随波而流。那些守正而才术不足、不能自我显露的人，内心的良知仅仅没有泯灭，却再也无法伸张；在外界驱迫下随流而行的人，也已经不少了。这就是当今的大势。如今行善的人，仍像拿一杯水去扑灭车载柴薪燃起的大火一样。然而拿杯水救火的人常常很少，抱柴添火的人却常常很多。我曾有一点浅见，认为可以断绝添薪而引来水救火，关键在于不厌其详地反复讲说，不忽视卑近的事情，彼此根据实际探求至理，考察事情的真实情况。不要仓促地用粗略的大意把它概括掉，那么至理就可以明白，偏邪的学说就可以攻破。至理明白、偏邪学说破除之后，从自身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没有什么不能做。君主之心、国家的政论，也有可以努力的地方，难道只是州县官吏之间的事吗？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使君主负责治理抚养他们。设置官职、任用吏员，都是为了百姓。百姓最重要，社稷其次，君主最轻；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得到民众拥戴才能成为天子，这是最大的义理和正理。如今县令正是亲近百姓、抚养教化百姓的职务。县令若危害百姓，州府便可以治理他；州府若危害百姓，更高一级的机构便可以治理州府。如今州府却让胥吏堵塞通道，让僚属阻隔消息；百姓赖以把里巷田亩间的实情传达上来的途径，好像已有受到【原文残缺】的人前来申诉。如今却以告发攻讦、把持妄诉为名加以压制断绝。近来胥吏的妙用，专在于压制断绝百姓申诉的道路，惩罚一两个人来威吓众人，使他们忍声收敛，双脚并立、屏息恐惧，而我们便得以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监司、太守之中，有的替公人服役、承担他们的怨恨，却得不到他们的利益；有的则彼此替对方效力，共同享受其中的利益。给赵子直 近来道路上的百姓和田亩之人，都在歌颂您的盛德，贪污的官吏和奸猾的胥吏也颇为收敛，过去心怀疑虑的人都已经完全释然了。然而各处积弊不是一天能够清除的，应当耐心长久地整治；想来大贤的心愿也不是容易满足的。大体说来，增益国家、使百姓富足的心愿，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本来并不缺乏；弊病难以清除，多在簿书名数之间，这正是奸贪之人饮食起居、出没活动的地方，也是我们所疏忽的地方。近来我曾考察研究这类事情，颇已找到一些方法。因为事情的条目很多，难以泛泛地一齐攻击，必须先把一件事弄得精熟、掌握它的要领，那么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由此贯通、类推处理。所谓一堵墙百堵调，抚州秋季征收粮税，百姓苦于加收没有制度，又受到经手官吏上下其手、轻重不均的盘剥。临川有位陈鼎知县，曾商议革除这一弊病，认为若全部取消，州府所需的军粮、名防等米都要从这里征取，不能缺少；于是约定同类项目，每斗加五十合，并规定缴纳两斛就按三斛计算，使官府能够足额取得，百姓也【原文残缺】受苦，而且没有轻重不均的弊病，百姓非常便利。陈知县离任后，后来又在三斛之外加收斛面。曾有一位徐提举，非常爱护百姓；一天他突然进入粮仓，百姓都来控诉斛面太重。徐提举正要斥骂经手官吏，他们便总以州府所需军粮、名防米为理由搪塞。提举无法再追问，却不知道此前规定两斛缴纳三斛，已经足以计算供应州府所需的军粮、名防等米了。所谓斛面，又是在这些数额之外的克扣盘剥。大概因为不知道其中条目和数目的详细情况，很少有人不被他们欺骗。斛面之弊，去年赵史君逐渐加以整治，百姓已经非常高兴。今年抚州虽然略有收成，但接连两次受阻、收获受损的已经有十三四成；如今尚未收获的还很多，已经收获的也还没有舂打加工。按苗限本应延期，但州县却全无宽免的意思。税租折变，法令规定应在缴纳月份上旬按当时估定的中等价格折算；但折收谷物和糯米，侵夺百姓的价值竟达到两倍。今年尤其值得怜悯。我把详细的数目列出，随纳税文书呈上，幸望您稍加留意查看，也或许可以防止一堵墙百堵调的弊病。世俗儒者以涉及簿书为可耻，却独独不想想伯禹制定贡法、完成赋税制度，周公制定国家用度，孔子主管财计，《洪范》所说八政把食货列在首位，孟子谈王政也先说制定百姓的产业；难道端正经界都可以说是可耻吗？官吏日益贪鄙，弊事日益增多，难道可以不责问儒者吗？设置官职、任用吏员本来是为了百姓，如今官吏却每天增加盘剥百姓的手段，唯恐来不及，摧毁国家根本、损害国脉，再也没有替君主爱护百姓的心意了。实在令人叹息。百姓富足，君主与谁还会不足呢？损害下民而使上位受益，叫作损；损害上位而使下民受益，叫作益。

译这是不容易改变的道理。然而到了把它指作老生常谈的地步，实在令人叹息。您的著作极其公正、坚守正道，当今世上很少有人能与您相比，但各位先生都议论说它不够严密。议论者的心思本来有很大的毛病；但您的著作也不能说毫无瑕疵。语言有失言的戒条，《易》有谨慎缜密的言辞，不可不加以察看。另纸所记录的利便之事，不可让胥吏看见。给辛幼安 我冒昧有一点浅见，想献给您，恭敬地希望您稍稍留意，赐予指正。我私下看到，近来有一种议论上的弊病，本来出于小人一党，想要营造包容奸邪、隐藏罪恶的场所，却修饰他们的言辞，假托美名，附会古训，并以利害关系作为依据。即使资质美好、心术端正的人，如果思考得不深、讲论得不详，也常常会被它迷惑。对于高明的您来说，必定能洞察事情的本末；但我私下忧虑过多，不能排遣胸怀，所以冒昧把这些全都说出，并且以此求教。古人未曾不谈宽容，宽容是君子的德行。古代圣贤没有一个不具备这种心意、这种德行。然而喜爱善而憎恶不善，喜爱仁而憎恶不仁，正是人心的作用。遏制恶行、褒扬善行，举用正直之人、置弃邪曲之人，正是宽容之德的实践。君子固然希望人人向善，但天下不能没有不善之人，因为他们会损害我们的善；固然希望人人行仁，但天下不能没有不仁之人，因为他们会损害我们的仁。若有不仁不善之人危害我们，却不加以禁止、治理、铲除，那么善人便无法伸张，仁者便无法成就。去除不仁，正是为了成就仁；去除不善，正是为了成就善。所以说：“治理国家的人，看见恶行，就应如同农夫务必除草一样，割除铲平，连根拔掉，不让它滋生繁殖，这样善行才会真正建立起来。” 五刑以及施用五刑，古人难道喜欢把这些加在人身上吗？这是上天惩罚有罪之人，不得不这样罢了。因此大舜有把罪人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的刑罚，孔子有在两观处诛杀罪人的主张。善于观察大舜、孔子宽仁实质的人，正可以从四裔、两观这些事例中看出来。近来谈宽仁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不顾宽仁的实质，只想营造容纳奸邪、包庇罪恶的地方，大概就是所谓把不禁止奸邪说成宽大，把纵容释放有罪说成不苛刻。罪行有疑问时应从轻处理；罪事实有疑问，当然应从轻。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于不合常法，说的就是罪行有疑问的情况。假使罪事实在明显而没有疑问，那么上天所不容赦免的罪，难道可以错失惩罚吗？过失即使很大也可宽宥，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应刑罚；这说的是在奔走供役、文书期限等事务中偶然发生的过错。若是贪污、奸邪、作乱出于本心，甚至伤害百姓、蛀蚀国家，那还有什么可宽宥的呢？在不可以错失惩罚的地方反而错失，在不可宽宥的地方反而宽宥，就是伤害善行、助长恶行、违背义理、悖逆天道，恐怕不是先王的政治。自古设置官职、任用吏员，是为了百姓；设置牢狱、刑具、拘系和鞭笞，让长官掌握这些，用来禁止百姓作非，去除他们的不善不仁，从而成就善政仁化，惩罚邪恶、消除祸乱。禁止暴行，使上面的德意能够传布到下面而没有堵塞。如今天子爱护养育百姓的办法，郑重地写在诏令中；勤恤百姓的心意，日夜焦劳。贤能的州牧长官分布宣扬，只以勤劳任事、招徕百姓而不懈怠。各郡承受这种风气，都崇尚慈爱宽恕。然而县邑之间，贪婪奸诈的官吏，正拿着我们君主用来禁止罪行、惩罚恶人的刑具，来满足私欲，把百姓置于牢狱、刑械、拘系、鞭笞之中，摧残他们的肢体，榨尽他们的脂膏血汗，像簸箕一样搜刮，敲骨吸髓；又同奸猾的胥吏恶徒一起在上面吃饱喝足、咆哮作威，巧写文书，转移隐匿事实来欺骗上级府衙，操纵其中的额外利益，并同上府左右结交结党，遮蔽上府的耳目。田亩间的百姓受刑威胁，小吏发下一纸文书，他们便一个接一个地被驱赶，如同赶羊，受到庭院廊庑之间的威逼；刑械拘系的威势使他们心惊腿颤，棰楚的惨痛使他们呼号向天，家破产尽，只得抵押妻子、卖掉儿女，近来甚至以自身免受刑罚都已困难，更曾没有机会拿着一个字赴上级申诉。上级的人有时渐渐听到一些模糊的情况，想要追究惩治，却又有庸俗鄙陋、见理不明、志不守正的人替他们缓颊，铺陈仁爱宽厚、宽容有体的说法，来堵塞我们彻底追查的意图；又吹嘘他们徒具文书、伪装外貌、荒诞欺诈的事情，掩盖他们罪恶的痕迹，于是使明天子勤恤百姓的心意、州牧长官宣扬施行的诚意，全都被堵塞而不能到达百姓那里。方圆百里的县令，本来正是承接宣扬抚养百姓之政的地方，却又转变成豺狼、蝎子、蚊虫横行的区域，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无法驱除，难道不可悲痛吗！像这样的情况，果真可以宽宥吗？果真可以放过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泛泛地谈宽仁之说，反过来阻塞我们彻底追究惩治的道路，那么它滋生祸害、遗留毒害、放纵恶行、伤害和气，难道不是更加严重吗？这同古人宽仁之道，难道不是完全相违背吗？如今贪吏常常以办理应办财赋为借口，这尤其不可不辨明。今天国家的财政确实不充裕，从百姓那里征取的赋税确实不能不比旧制增加。如果主持计省的人，确实能够推究支出费用浮滥增加的原因，察看收入征敛和防止漏失的地方，深入寻求节约节制的办法，适时实行施舍、减免债负的政策，以宽缓民力、厚植国本，那么对于今日确实是大善。若不能做到这些，那么对于真正深谋远虑的人来说，也确实是令人惋惜的事。然而今天百姓苦于贪吏，并不在于这些；假使官吏果真不贪，依照今天的法令、遵循今天的惯例向百姓征赋，百姓还不至于太困苦。如今贪吏所征取的，名义上是供给公家，实际没有限度地进入私人囊袋的，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万倍。如今县邑所谓应办的月解、岁解，本来大多在常赋之外，但考察它们的来源，各处都各有其财利来源。

译这些财利来源所在之处，虽然不是法令明文许可的，但因循沿袭成为惯例，百姓也把它看作常例，尚未感到十分困苦。财利来源有宽裕和狭窄之分，宽裕的地方办理应办较容易，狭窄的地方办理应办稍难；但总的来说，宽裕的多，狭窄的少。若是清廉善良的官吏，即使处在财利来源狭窄的地方，也宁可被评为下等考绩，不肯使百姓受苦。如今的贪吏，即使处在财利来源宽裕的地方，也开启永不满足的贪心；搜罗尽了之后，又旁求别的途径而没有限度，虚造奇特名目来巧取，拿空话横加索取，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还以办理应办事务的名义，编造财用不足的说法欺骗上级，却不知道事实终究无法掩盖，明察之人也不能欺骗。纵观数十年间，把那些办理应办事务而有能力的人同贪得最厉害的人比较，他们办理应办事务虽相同，但向百姓征税、诛求的数额，有的相差千万还不止。这正是贪吏借来欺骗上级的说辞，最不可不察。贪吏危害百姓，是最大的危害；近来宣讲宽仁之说的人，却想让监司、郡守不敢按察官吏，这正是我所说的议论上的弊病，也是我忧虑而无法排遣的地方。不知道您认为如何？如今江西 全靠安抚修撰来依赖，希望您不要被浅陋的说法动摇，来究明宽仁的实质，使圣天子爱护养育百姓的办法、勤勉体恤百姓的心意，无论远近都能到达，无论幽隐之处都能通达；并且希望您一向的节操和素来的操守不受屈挠，那就万分幸运了。《象山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象山集》卷六 书信 给傅全美 近来收到您的教诲书信，礼意谦逊而勤恳，我感激佩服之情本来就很深，但这并不是我对您的期望。今后凡有可以警戒教诲我的地方，幸望不要吝惜言辞。仙里近年来求学的人很多，风气值得推重，正依赖长者不嫌烦劳地教诲，使后来的年轻学生能够知道前辈的风采，谦逊平实地求学，不要徒然增长虚浮荒诞之风，使他们将来反过来把求学者指作戒鉴，那就太幸运了。二 南城的老朋友来到这里，没有一次不询问您的近况。近来在包显道那里，更详细地听到了您的情况。我私下听说您追忆往事，过分责备自己，以至于忧虑成疾，这恐怕是由于在求学思考上用心过度的过错。古代求学的人，本来不是为了别人而改过向善；迁善、改过没有不是由自己主动做到的。善行在应当迁就、追随之处，我自己去迁就它，不是为了别人而迁就；过错在应当改正之处，我自己去改正它，不是为了别人而改正。因此，他们听到别人指出过错就高兴，知道自己的过错而不隐瞒，改正过错也不畏惧。颜氏说“没有不知晓自己的不善，知道以后没有再去做”，难道是为了别人吗？一听到“实行仁德要靠自己”的话，请问具体条目；不久后得到视、听、言、动的具体规范，便依照这些话去实践，没有稍稍退让。我私下认为，像颜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天下最勇敢的人。所以他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这样。”圣人看重讼过，也就是自我检讨过错，是因为知道过错一定明白，改正过错一定勇敢。如今检讨自己的过错，却到了消沉沮丧、挫败萎缩、丧失志气、损伤精神明察的地步，那也不是圣人所说的讼过之道。同样都是人，即使愚钝，也可以使他一定明智；即使柔弱，也可以使他一定坚强；即使困顿求学，也可以使他一定达到知晓；即使勉力实行，也可以使他一定达到安然自得。圣人不会欺骗我。到了这种时候还说“我做不到”，那确实就是自暴自弃。普通人有这种情况，都应当受到责备。至于资质超过常人的人，却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能逃脱责备吗？如今像全美这样聪颖明悟、俊伟不凡的人，大概是造物者吝惜才偶尔让人见到的。见闻广博，文辞富赡绚丽，只是他的余事。公正方正的操守、豁达宽广的气度，使交游之人都推重佩服，听到他名声的人没有不敬仰的。他又谦逊自守，仿佛总有不足；即使是片言之善、一行之美，哪怕出在后进晚辈身上，也乐于推许

译他们为先。这是别人难以做到的，而全美却做得非常出色。古人的学问，若不寄望于全美，还能寄望于谁呢？至于近来得病的原因，又几乎是不能自拔了。根据前面所说的责备，若不责备全美，还能责备谁呢？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余罪，我哪里敢去见他的魂灵声影呢？如今全美却后悔当初没有满足不肖之人的欲望，反而把他的死亡当作自己的罪过，这也太迷惑了。满足不肖之人的欲望、成全他的悖逆阴谋，按照《春秋》的法则来惩处，便不能免于成为首恶。宽容奸人、助长叛逆，把小人的姑息看作美德，以全美的明察，难道会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吗？这样反而后悔过去没有去做邪恶的事吗？这种鬼祟的说法，稍有刚强正直的人都不会实行，难道全美却被它迷惑了吗？这恐怕是因为后悔了本不应后悔的事情，逐渐沉溺其中而造成的。因为没有采取小人的姑息态度、没有满足奸人和助长叛逆而后悔，甚至把一个死有余罪、决不敢去见其魂灵声影的鬼说成作祟，可见全美不能自拔已经很深了。不能自拔的过错，是今天应当勇敢改正的：后悔本不该后悔的事，迷惑于本不该迷惑的说法；既然道理已经明白，希望赶快改正，不要迟疑。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后人人都仰望他。过错这种事，即使古代圣贤也不能完全避免；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只在于能够改正过错罢了。不勇敢改正而只是追悔自责，这不是我所听说的道理。人之所以成为人，只在于这颗心；一旦不能保持正当，就应当像救援被火烧、被水淹的人一样，寻求使它归正的方法。如今邪正是非的道理既然已经明白，怎么可以安于迷惑、甘心沉溺，却在归向正道上迟缓呢？如今人们的毛病，在于自以为正确，把错误归给别人；即使有明显的过错，仍然强硬地任意而行，从未有一点自责自咎的意思。如今全美对于本来不应当自责的事情，尚且还在自责；对于本来不应当责备自己的事情，尚且还在责备自己。这同所谓不知道自己错了、强硬任意而行的人相比，相差千万。如今难道不能对于应当改正的地方勇敢地改正吗？希望您更加努力学习，不要把志向建立在为别人上，努力落实“实行仁德要靠自己”的实际，思考颜子的巨大勇气，奋发振作、摆脱自己，荡涤那些摧折伤害、沉沦湮没的念头，不让它们有一丝一毫停留在心中。您的光芒所照，难道只在斗牛之间吗？正大之气应当充塞宇宙，那么我们的道便有希望了。给傅子渊 把您的来信反复读了三遍，义与利的辨析可以说已经很明白了。孔夫子说，君子通晓义，小人通晓利。孟子说，要知道舜和盗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只在利与义之间。读书的人大多忽略这一点，以为它容易明白，所以越级求高、违背次序，所谈的越来越高，却对实际实行没有补益。如今子渊能在这里认真辨析，可以说是有次序了。大体方向已经明白，趋向已经确定，那么明白善、通晓义，就应当使自己的德行日益进步，使事业每天更新，使学问每天丰富。《易》的学问讲求广泛学习、详细询问、审慎辨析；居于仁德、实行中庸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圣人的明训。若能遵循这些，便应当随着自己的能力有所增长进益。这些都是我愿意从事、也愿意同朋友共同努力的事情。今后新的功夫以及会见南轩所得的见解，希望您全都拿来警策我。信末“有善就赶快迁就它，有过就赶快改正”的话，本来应当如此。然而善与过，恐怕不是一天之内就能全部知道的。像蘧伯玉那样贤明，尚且想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像孔夫子那样圣明，尚且说“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时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论语》记载孔夫子称赞颜子好学，《易大传》称说他没有不知晓的不善，知道之后没有再去做。颜子没有不知晓自己的不善，知道之后没有再去做，是因为他好学才能这样。如今子渊所说的迁善改过，虽然未必有一天就能全部知道的想法，但看

译他的措辞和意思，也稍微有轻率容易的毛病。我的看法如此，子渊认为怎么样？二 子渊辨别义利非常明白，从这里继续用功，应当会日益进步，只是不可以再有其他的迷惑。像来信所说的“集义”，似乎已经有一点迷惑了。孟子所说的集义，就是积累善行。《易》说：“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荀卿关于积善成德的说法，也不违背道理。若像近来腐儒所说的集义，那就是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的正道。这里不是靠书信笔墨可以说尽的，日后再为您剖析。三

译日期拖后了，随从的到来，想必使贤郎离开了；家中事务不容易安排。建昌求学的人虽然多，也有很多谬误荒唐的人。近来符生叙动辄写信，肆意发表他的无知之谈。这类人庸俗荒谬而无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唯独奇怪的是他们竟敢如此放肆而毫无顾忌。我曾说，一种无知的庸人，很难雕琢，往往会连累事情。跟从杨朱，就使杨朱受到损害；事奉墨翟，就使墨翟受到损害。见识不明的人往往把过错归给老师，却不知道做他们老师的人其实也实在冤枉。这些人固然不值得称道，但按义理也不应当容许他们放肆。子渊不能不承担起这个责任。给傅圣谟 不假借推究、揣摩、拟度的说法，大概是因为曾经患有妄加推究拟度的毛病，后来知道那是错误，便安于这种说法并把它当作道，以为不必推究就是道；那么，仰头思考、夜以继日，探索幽深、寻求隐微，探究深奥、达到远方的做法，难道就不是道吗？一定说不必拟度就是道，那么先拟定而后发言，先议论而后行动，通过拟议来成就变化的做法，难道就不是道吗？说自身就是道，那么有身体的人都具有道吗？这恐怕还没有得到道的正理。若说悠悠然一天又一天，不能承担道远任重的寄托，这不是道；贫穷困乏不能不成为拖累，这也不是道。学习好像赶不上，学习而不厌倦，忧虑这些做什么呢？因为舜正是这样，所以道应当如此。即使只有一箪饭、一瓢水，也不改变自己的快乐；衣袖破裂、帽带断绝，也不把这些当作忧患，是因为道本来就应当如此。耕种历山、在雷泽捕鱼、在黄河边制陶，以及耕种莘野、在傅岩筑墙、在渭水边垂钓，都是为了养活自己。孔夫子曾断粮，曾子七天没有生火做饭，却正坐着弹琴唱歌，歌声仿佛出自金石，这些事情哪里会成为拖累呢？子路在临死时仍系好帽缨，曾子临死时才更换席子，到了将死之际还如此从容；贫穷同死亡相比，哪里值得说是拖累呢？莫非还没有达到可以称为听闻大道的人吗？凭圣谟的聪敏才智，却不知道这一点，莫非是还没有思考过吗？莫非过去所谓的道，反而正因为如此成为遮蔽大道的东西吗？二 收到来信，很高兴听到您的学问有所进步。然而我前一封信想要诚恳告诉您的事情，您始终没有察觉。圣谟，如果确实能就前信所谈的内容得到实际的省察，那么今天的毛病不用我多说，自然会解开。我们的道应当从这里明白起来。作文只是我们这些人的余事，却从事其中还很草率，这叫作对所从事的事不敬。若像来信所表达的意思，那就近于浅陋了。孔子读《易》，编联竹简的皮绳多次断绝；周公思考兼用三王之道，以施行四件大事；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告诉他夏、商、周、虞四代的事情；孟子排斥杨朱、墨翟，把自己比作禹抑制洪水。这些都是圣谟应当树立为目标的，文字之间的事情又怎么值得淹没圣人的谋略呢？三 圣谟能够知道自己当初立志不正，这是非常可喜的。因为忧患的缘故而立下这样的志向，本来可以理解；但既然没有得到正当的志向，已经开始求学问了，难道还不知道它不正吗？大体说来，求学的人首先应当考察志向，不必急着议论达到的境界。志向是否正当，好比两个人住在荆州、扬州：一个人听说南海富饶，想去那里；另一个人听说京城美好，向往那里的风俗教化。那么将来询问道路、启程出发、穷尽一天的力量所要去的方向，在此时就已经分明了。至于他们最后到达哪里，则还要看岁月有长有短、用功有勤有怠有缓有急，禀赋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钝等不同，这些都不能仓促判断。近来求学的人大多有虚浮的见解和空泛的言说，面对迷乱渺茫的境地，不肯就实际下功夫。追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求学没有得到老师传授，见闻杂乱驳杂，而条理、贯通、统绪、纲纪不明。凡是传习下来的东西，只形成迷惑混乱。这一点又同他的志向不相称。来信中“意识之说”“天地相似之问”，都是由此造成的。读书必须分清章、断开句子，才可以探寻它的意义。“与天地相似”的话出自《易·系辞》。“从‘易与天地准’到‘神无方而易无体’”是很大的一段，必须弄明白它的章句。大概先知道这一段本来讲的是什么，才可以整理理解。看如今人们使用这些话，都是割裂篇章、取其一义，很难同他们商量确证。试就圣谟所说“随心所欲而不超过规矩”的话，略谈圣人、贤人、众人各有应当疑问的地方。比如说“至诚没有止息”，而颜渊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的人则只是一天达到、一个月达到罢了。不知道所谓一天达到、一个月达到的人，他们所达到的境地同颜渊不违背仁的境地相同吗？不同吗？不违背仁的境地同至诚无息的境地相同吗？不同吗？诚，是不思考就能得到、不勉强就能符合、从容而合乎中道，这是圣人的境界。若是思求诚的人，只是还不能做到不思考、不勉强罢了，难道就全都得不到吗？全都不能符合吗？只是还不能完全达到诚，所以还不能擅自享有“诚”的名义罢了。难道就全都不诚吗？诚是万物的终始，没有诚就没有万物。这些话都是泛泛地说诚，并不专指圣人。如今的求学者，难道全都不诚吗？不知道他们思求诚时所得的、所符合的，同圣人相同吗？不同吗？如果果真相同，那么源头细流和大海都是水，那么大小、广狭、浅深的区别，也自然不妨碍它们同属于水。只是还不知道所谓相同，果真相同吗？所以我曾说，它们不同的地方，古人已经清楚地确定了等级次序，不可混淆，也不难明白，更没有什么可疑。唯独所谓相同，必须真实而清楚地看出确实相同，才可以这样说；否则就应当提出疑问，寻求明白。若这样理解，那么已经明白和还未明白的人，不应把该疑问的地方同已经合一的地方混在一起。提出疑问的人，使两处不相混淆，学问自然掌握了要领，不会被空泛无端的言论迷惑。已经知道的，就努力实行到底；还不知道的，就通过学习、询问、思考、辨析来求得明白，这样还有谁能抵挡他呢？圣谟不只是志向上有毛病，也在于见闻浅陋、条理纲纪不明。所以我前几封信大多在各处加以解释，仿佛把圣谟的聪明教给小孩子，难道是因为圣谟缺少这些吗？大概也是逐渐染上了陋习，拘泥于谬说，不能不迷乱到这种地步。若能明白知道过去的见闻浅陋，从头开始根据实际道理来理解，那么古人的训诫、我们心灵的明察，能够贯通的地方就多了。如今这些话，大概已经成了刍狗了。写完前面各封信以后，写这封信时精神疲倦，十分草率；试问您能来一趟吗？给包详道

译人生在天地之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为有贤能和不肖。若一定把它们归纳为两类，那么似乎贤者的心必定聪明、气必定清纯；不肖者的心必定愚昧、气必定浑浊。但事实大不如此。违逆争斗、凌辱侵犯、污秽邪淫等行为，是常情所羞耻、所厌恶的，有的人却放纵情欲，甘心去做，这就是所谓行为不肖。在这些事情上有不敢做的、有不忍做的、有不肯做的，并且总是寻求正确、正当、善良的事情去做，即使未必一定正确、正当、善良，但他的志向如此。他每天履行践行的事情，大概同前面所说的不肖者背道而驰，这也可以说是行为贤能。行为不肖，固然可以说是愚昧；说不肖者愚昧，那么与之相反的人也可以说是聪明。然而行为不肖的人，有时耳目聪明，心思机巧，学习技艺容易掌握，谈论义理容易明白，对人情世态也多有通达。他们学习书史，即使让他们讨论道术的邪正、谈论政治的得失、评议人物的高下，判断天下国家的成败安危，也能得到一个大概。他们固然不能知道真正的所得、掌握真实情况、达到精微深奥之处，但他们揣摩附会的技巧，也足以迷惑人的耳目，欺骗见识未明的人。把玩这些言论而觉得有滋味，考察这些言论而发现有证据，若不是懂得正确言语的人，恐怕不能说辨别它们不难。至于行为贤能的人，有时智虑短浅，精神昏昧，加上见闻狭窄浅陋、所染习气庸俗鄙陋，那么对于那些聪明机巧的人所能辨析的事情，他们浑然无知，甚至如荀卿所说，在门庭之间也还可以被欺骗。至于道术的邪正、政治的得失、人物的高下、天下国家的成败安危，又还能指望他们辨明其中的是非黑白吗？如果被利益诱惑、被祸害恐惧，又受刑罚驱使、形势逼迫，即使让他们像商丘开那样奔赴水火，大概也未必做不到。道理不能拘泥于言语来寻求，但没有言语也无法说明道理；大道不能执着于某一种说法来取得，但没有说法也无法阐明大道。道理众多，言语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指示；大道广大，说法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待。从前人著述中的说法、当世讲习中的言论，即使凭英杰明敏的资质，在其中反复盘旋、充分研习，尚且担心不能辨明是非、分清邪正。以假乱真的相似之物、失去真实的名目，只要有一点被蒙蔽，就会使天地因之颠倒；相差虽只有毫厘，错误却会达到千里。对于圣贤的言语，一旦失去它的旨意，便会倒行逆施，弊害多得不可胜说，更何况智虑短浅、精神昏昧的人呢。他们精神昏昧，见闻狭陋，渐染的习气庸俗鄙陋，一旦被荒唐谬妄的说法惊骇，被诡谲怪诞的言辞震动，那么他们颠仆狼狈的样子，哪里说得尽呢？即使让他们诵读唐尧、虞舜的典籍，吟咏商、周的诗歌，恐怕也未必不会把污水洼地指作沧海，把小土丘说成嵩山、华山。何况又把不正当的东西混杂在似乎正当的说法中，怎么能不狼狈呢？在他们猖狂惶恐、惊骇失措的时候，大概不必等到明察之人，便能知道其荒谬。由此说来，所谓清浊、智愚，恐怕不能根据行为的贤与不肖来判断。观察详道平素的情况，也可以说是行为贤能的人。然而我私下所担忧的，是他的气不能清纯，心不能明智，见闻不够广博，所染习气还不够深厚，一旦受到惊骇，便不能自我安定；能够阻止他的力量不过一二分，驱使他的力量却有八九分。他应当讨论的，恐怕在清浊智愚之间，而不在道术是非之际。不先讨论他起初的错误、求得恢复常态，却把全部精力用在道术是非上，这正是他越奔逐便离目标越远的原因。详道刚来到这里时，他的说法大概很怪异。然而我观察详道的资质，本来十分淳朴，他不是能够自己造出这种怪异说法的人。假如生来处在古代盛世，康衢击壤的歌谣、中林肃肃的仪行，未必不能做得很好。只是他一旦沉溺于流俗，又陷入怪异的学说，狼狈可怜的情状于是到了这个地步。我所以一再告诫他的，不过是要说明怪说的荒谬，希望详道明白其中的错误，恢复正常罢了。所担忧的是，通达疏朗、明白事理的人少，狂妄迷惑的人多，那么彼此推波助澜，最终陷入风波荆棘和陷阱中的人一定很多。详道的气质还没有清明，心智还没有明达，那么他恐怕将要在其中鼓动附和，又怎么能知道其中的错误而自行避免呢？如今详道平日的行为，所谓有德行的地方，固然不曾失误，只是不幸把全部心力都用来讲求学术，却不能自行摆脱迷惑。现在只要能够退一步，在明智与愚昧、清明与混浊之间加以辨析，那么这种迷惑差不多就可以自行解除。道术的是非邪正，慢慢讨论也不迟。身在局中的人容易迷惑，旁观的人反而看得清楚；用心急切的人多半不能明白，用心平和的人多半能够明白。才气英爽的人用心过紧，也会颠倒迷惑，何况昏昧迟钝的人，怎么可以把心用得过紧呢？你们兄弟向学的志向十分勤勉，所最需要戒除的，正是彼此推激，使心用得太紧了。几先曾说，诸位所谓的退步，其实就是进步。这位先生胸襟明白，完全不狂妄；他过去的毛病，在于顺从世俗、安于现状，不肯向前进。假使他听到正言便知道畏惧，知道自我勉励，就不至于谬误乖戾了。二 承蒙来信说学业日有进益，实在很符合我的期望。前些时所说清浊智愚的道理，希望不要嫌弃我的浅陋言语，时时读一读，或许会有所启发。人反省自己的过错，不可过于激烈；过于激烈，一定不是深切真诚的反省，多半只是虚作一番姿态，实际上没有长久的益处。这就是所谓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害。日后回头看，也应当会知道自己其实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徒然生出枝节罢了。如果能在平淡之中真正反省，自然会从容宽裕，身心气脉也会自然活泼起来。三 学问日有进步，非常好，非常好。求学本来没有穷尽，但各种弊病的大致根源不可不讲。常人的毛病多在于狡黠：追逐利益、放纵欲望，不趋向义理；或者依附别人来施展奸诈，或者讥讽侮辱别人来逞自己的心意，这都是狡黠的毛病。若求察那些痴愚的人，当然没有这些表现。然而被所听到的东西迷惑，却不能明白选择；随意跟从别人，却不能审慎思考；觊觎自己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僭越妄求自己不可能达到的境地；失去常理，冒犯名分，招来讥笑和侮辱，那么痴愚所造成的毛病，又哪里说得尽呢？详道的毛病，想来他自己已经知道大概了，只是不能自以为已经知道了。应当在日常生活中说话、用意的细节之间，精细观察，缜密考察，使自己有日渐改变、月月化育的效果，这样或许才有痊愈的可能。如果自以为“我已经知道了”，那就是痴愚依然存在。

译来信说：“如今才获得了确切的自知。假如让我替他说话，一定会说：‘仅仅能够自知，正是言语发自内心的表现。’不能把立论措辞不善归咎于寄托不当，应当知道这正是根本上的毛病；如果对此有所触动，自然可以由此类推而不断增长见识。” 四 学业日有进步，我尤其感到高兴。详道天性淳厚真诚，只要不被夸饰欺诈的人所迷惑，自然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即使文采不足，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何况学习不停止，哪里会有不能达到的呢？只是担心没有益友来帮助他。秋试以后如果能来相访，我当面请教你的所得。某近来气血特别疲惫，很注意调养休息，却也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愿望。五月以来教授兄生了一场病，实在令人害怕；近来才渐渐安稳，这几天尤其好转，令人高兴。家中聚居的人多，尊长幼辈之间难免时常有人生病，令人不禁忧虑。家境贫困窘迫又加重了，幸好诸位兄长聚在一起，所谈的都是如何处置这种处境，所以气象和平宽裕，别人也看不出家境竟到了这种地步。收到诸位的信，得到的启发很多。只是我太疲倦了，回信不能充分表达心中的意思。总之，纸笔书信哪里比得上当面承受教诲呢？五 承蒙来信说明最近的功夫。之所以还不能宽裕从容，是因为用力太多的地方很多；应当使自己从容柔和，让他自己去求取；使他感到满足充实，让他自己趋向目标。就像江海的浸润、膏泽的滋润，这几句话不可不熟读体味。对自己、对别人，都应当如此。如果能够这样，无论静处应事、读书待人，都应当有所助益。从容宽容，并不是委靡不振、放纵废弃；其中自有极其健强、极其严整的力量，自然不必费力。我担心详道所谓的奋发迅疾，或许免不了有拔苗助长的毛病。我的看法如此，不知道你以为怎样。六 近来曾收到李季远的信，大力陈述分别以后求学用功的情形，大体认为早晚都不懈怠，涵泳体味，确实有日新月异的意味。他又用详道“用力正因为本来无事”的说法来反驳。李季远又论说不能无事的原因，我回信说：“来信所说同详道议论不合的地方，都是讲学不明白，各人把自己的见解当作学说，彼此切磋，几乎像儿戏。如今这封信中又有同敏道异同的议论，也不过是儿戏罢了。”精勤不懈，有涵泳玩味、探究思索的地方，这也是平常本分的事情，怎么可以一定要用“无事”的说法去排斥它呢？譬如读书、应事之间，发现有道理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加以穷究，探究道理也是本分的事情，又怎么能叫他不要穷究道理呢？如果他持有这种说法，原本并没有真实依据，只是用虚浮的意念强行立说，所立的议论对事实根本没有好处，也仍然必须追究其内在实情；只是要在他虚浮无实之处考察，哪里可以用一个说法去攻击另一个说法呢？详道的来信，明显可见他求学还不明白，只是执着于空泛说法的毛病；但他给敏道的信，前一段叙述用功的地方却很清楚，到了“难道还要寻求方法去实践一件事吗”这句话，这个毛病又显露出来了。敏道所论，也曾到这里来讲过。我只是对敏道说，这些全都是闲谈，都是因为不肯亲自落实，在自己身上真正下功夫，所以一味喜欢空谈。空谈对自己实在没有益处，又哪里能得到真正明白的见解？必须自己知道这些话只是闲谈，才会亲自走向切实的功夫，在涵养和讲究上下工夫；这才是本分的事情。七 从仙里来的朋友都说，防子渊的启发，没有不推重佩服的。但也颇有人说他酒后的言语举动，几乎不可考察；我家长辈也责怪他的狂放。又有些诗偈像佛教徒的言语，不可以作为训诫。总之，他的瑕疵和优点、功劳和过失，各自都不能互相掩盖。现在也来不及写信给他，如果你们相聚时能把这封信给他看，我就很感激了。我还没有得到差遣的敕命，尚未能进城；听说子渊要来，若现在能来一趟就更好了。给包显道 南轩去世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痛的呢！我们的道学失去了助力，损失实在不小。最近正想给他写信，信中颇有些话要讨论，如今终于只能抱憾了。今年我和朋友们在“滋兰”读书，它在我家以南五里左右，靠近毛坊大路。诸况明甫一定能够告诉你。写到这里，才想起曾经和显道一道到那里商议事情，只是当时还没有“滋兰”这个名称。二 收到曹立之的信，说晦庵回信告诉他，包显道还在读书、亲近师友，这是充塞仁义的学说。注文说，这是杨丞在南丰亲耳听到的话，所以晦庵给我的信中也说，包显道还坚持最初的说法，实在令人不能理解。我回信说：此人平日喜欢建立空泛的议论，即使相聚时稍微减弱了这种习气，最近却没有通信，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来信又说，询问杨丞所学，不过是亲身实行、践履实践，读圣贤的书，如此而已。看“如此而已”这句话，那么立之所转述的恐怕并没有错。不知道既然能够亲身实行、践履实践，读圣贤的书，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今显道的学问，可以说真是奇怪了。给包敏道 你们兄弟求学，不怕没有志向，只怕喜欢冒进、急于求成，反而因此伤害自己。听说近来更加收敛安定，我非常高兴。如果能够安定下来，自然能够量力而行，按照自己的程度循序渐进。假如是自己的力量所不能达到的，却勉强向前，怎么能够有所进步呢？只是徒然招致挫伤、困顿和悔恨罢了。二 小家兄突然发作咳嗽，实在令人惊惧，如今幸好已经平安痊愈。滋兰的朋友们相聚，情形不比过去差。元明总理家务，时常到槐堂去，也没有多少工夫写文章，但气度超迈，并未因此湮没，多少令人满意。只是担心他长久不去求学，就不能成就他的才器。诸位侄子节前常常作文，节后却很少写，也是因为事情多。世昌教导几个小孩子，自然又有他的道理。孩子们也勤勉不倦，其中春弟的技艺进步尤其明显。制子四月间来到滋兰，住了十多天，回去以后又有进步。起初他很赶不上春弟，今年却反而落在春弟后面。近十天来，我进步很大，春弟又稍微赶不上了。这些全都只在于精神的盛衰。逢子常常出来读书，也颇能识字。百七侄近来回来了，文章也有进步，遇事更加有力量，如今已经像在馆中读书一样了。考试结束后能来一趟吗？听说诸位已经安定下来，很令人高兴，只是恐怕明年还会有新的条目出现。恼人的春风最终还没有停止，信中的言辞也还显得虚浮自夸，不够稳实。履德是根基，谦德是柄把，复礼是根本；如果得罪于履德、得罪于谦德，就很难谈到复礼了。三

译先前曾收到敏道的一封信，信中虽然没有别的议论，但言语多不稳妥，不能不令我忧虑。等收到这次的信，打开读它，却觉得完全不同于旧日收到的信。大体说来，你们兄弟的毛病，都在于锐意求进。毕竟退让安详的人，自然有更多知道羞耻、收敛自己的地方。如今求学暂时没有长进，还不是大患；如果因为锐意求进而发展到狂妄，不知羞耻，那就会迷惑更深，牵累更大。这就是所谓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另有一种人，安详迟钝，只要勉励他向前进，往往不至于有狂妄的毛病。至于你们兄弟，最重要的是退让。如果不知道这一点，毛病一旦产生就难以挽救。看了详道的说法，想要得到你的回信，所以匆忙写下这些。承蒙来信说秋凉时有意来访，假如没有耽搁，应当能够当面请教了。给包显道 敏道回去以后，诸封信都没有来得及回复。最近我来到贵溪桂店，督促过问事务。桂氏一族很兴盛，都尊崇礼法。往年新建书院，想聘请贤能的老师。他们的子弟德辉，今年夏天在茅堂住了较长时间，志向十分端正。如今他的长辈派德辉到仙里，请显道主持新书院。他来这里求取书籍，应天山书堂已经建成。我明年将带两个儿子到滋兰去，它离他家的书院很近。显道如果肯来，也可以时时往来。听说那座书院很宏敞，景致情趣也不差；如果有优秀的弟子，在那里也完全可以相处。能够答应他们的请求，实在很幸运。敏道回去以后，三家兄曾谈到这件事，认为从前浮薄乖戾的气息一下子全没有了；若不是经过深切的惩戒和痛切的反省，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他多次赞叹，即使侄辈的议论也是如此。由此才知道，在那里没有恶意，在这里也没有厌恶，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给吴伯颙 近来收到你的回信，欣喜地听说你每天都有新的进步。做事情本来应当按照自己的程度，逐步建立标准。如果真正下手去做，实在不是几句泛泛的话能够说明的。比如八哥在这里，早晚有师友讲论切磋，反而产生倦怠之意，不能向前推进。不过对八哥来说，这也不能马上责怪。因为事情一讲到切实处，极其艰苦。除非确实有终身的大志，来到这里以后，又有坚定真实的朋友同他切磋，否则往往一听到风声就畏怯，不肯向前；每每寻找软弱浮泛的人同他闲谈，以为这样便有益。等到被人指责，就有低头耷耳的样子。近来虽然稍稍振作起来，终究还是不能奋发拔擢。最近看出他的资质庸常而且腐弱，也只能先加以涵养。等他更加健强以后，才可以用炉火锤炼。这对八哥来说，也不值得过分惊讶。比如四哥，只是还没有到这里来罢了。遇到真实的朋友，在切磋之间，确实会有艰苦难受的地方；但良药苦口而有利于治病，必须这样才会有益，这一点不可不知道。给吴仲诗 乡里主文所说的质实议论，偶然被七哥在旧书中发现了。文章确实很美，现在抄录寄去。那个人似乎读过不少曾南丰、陈后山的文章，却是擅长时文的人。秀才看这个人的才干，似乎也有可用之处，但终究气度格局卑小；在考核事情方面却很谨慎周密，有值得效法的地方。若论财政用度，他似乎不太了解实际情况，但他的说法大纲也很好，姑且抄录寄去。曾南丰论述将这一篇抄出，是为了看清他摹仿因袭的地方，也可以看出曾南丰的议论自然同他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天下的事情，必须是没有科场的牵累、没有富贵的念头，而确实在平日认真考察天下治乱、古今得失的人，才说得有力量。五哥的心志精神都很好，只要不要被科场和富贵的念头羁绊，直接把天下的事情看得同我家的事情一样，就事实加以衡量，那么按照他的程度，自然会有可观之处。读别人文章、看别人议论，只把它当作公案；至于事实，我要自己振作精神同他辨析，不要被他牵制；等我能够反过来驾驭运用他，才算成为自己的胸襟。旅途中除了看文章，不妨把天下的事情逐一自己题评、研究考察，这样或许在看别人文章时，自然会有所发明。所看的文章、所讨论的事情，并不在于将来一定要任用；如果能够明白其中的脉络，就很好了。胸襟如果达到这样，即使不得已采用任用人的说法，也自然不同于只想谈论任用人的人。看文章时如果有合意之处，或者有紧要的事项，不妨熟读。读得熟的文章即使少，也胜过草率粗疏而读得多。给吴叔有 近来所学怎样？我曾想起刚到这里的时候，受到的感发非常强烈。但当时因为信仰向往，心意笃厚，诚恳地受到感动，好像草木遇到春天便生长一样，其中有些情形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像唐虞三代的百姓，顺着大道而行，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旧日的习惯根深蒂固，炉火锤炼稍一放松，所受的感发就暗中消散，只剩下虚浮的气势，实际上都恢复成旧习惯了。临归前几天，我颇能知道事情的首尾；虽然明白的地方大不同于过去，但纯诚专一反而赶不上，因此时而昏暗、时而明白，未必能够天天进步。过去的事情实在不必再说，只管从今天起奋发拔进，这就是从今天起奋发拔进，又何必再谈前一天呢？然而既然已经奋发拔进，那么智慧必然明白；智慧如果明白，前日的所作所为也能自行知道首尾，所以写下这些来作为验证罢了。切不可勉强附会来迎合我的话。收到信后只管从容深思，实际情形有不相合之处，就写信来竭力辨析，这才看得出你的长进。如果只是随着别人的言语转动，那就是自己更没有主人，怎么能够求学呢？读到这里，或许你已经失去了精神，就应当暂且放下这封信，整理衣冠，严肃容色，重新振作精神，从实际和真实处自我反省；务必要使自己清醒、健朗、明白，然后再拿起这封信来看。有不相合的地方，不可勉强说成相合，必须精心思考、熟加考察，写信来辨析，这才好。《象山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象山集》卷七　宋陆九渊撰，书信 给句熙载 刚听说台谏的评论涉及此事时，本来已经觉得惊怪骇异；但其中另外两三个人的意见又颇能符合人心，便急于想看全文，以核查其中的用意。等拿到全文读过，也实在令人可笑。比如评论吴洪、王恕，谁会认为他们不对？然而吴洪的奏章竟为唐仲友洗雪冤屈，牵连到朱元晦，说因为吴洪酝酿此事，终于造成大狱，使仲友因暧昧不明而离职，议论者为他抱冤，这尤其可笑。我们所安立的，是义理；义理所在，即使刀锯鼎镬也有所不避，难道能同患得患失的人，在一次升降黜陟之间共同忧喜吗？只是我深深忧虑的，是道的消长、治乱的分界；群小结党营私，使至理郁塞、阻断；齐国的言语和楚国的喧嚣混杂在一起，满堂聚蚊成雷，明主反而孤立了。即便如此，别的山上的石头也可以用来攻玉；如今贤者也应该把少说成多，把临近深渊说成登临高处。用古人来衡量，难道能够没有惭愧吗？暂且从政务中抽身，专心自我反省，以古籍中的贤者为友，努力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那么那些悠悠度日的人大概会有负于国家、有负于百姓、有负于公道，却唯独不会使我负于这些道义。什么时候解缆开船，还不能当面告别，趁着方便寄托这封信；面对秋风，心情依然如此。给彭子寿 承蒙你来信说明疑惑，更可见你谦逊的品德。圣贤教人，本来句句都是实在的道理，但不能只把它理解为操持存养的学说。“操则存”，只是孔子的一句话。孟子引用牛山树木常常美好的那一章，你再试着把《孟子》全章读一遍，其中的用意自然明白，文脉也自然流通。古人的实学之处，今人恐怕未必知道。扬子云再加上注脚，便说得不对，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子云也还不能算是知道道的人。言语本来就难以完全表达心意，用书信来说明疑问更难。大概学问没有讲明白，事物没有穷究，认识没有达到，那么对于圣贤的话，必定不能清楚明白，就像辨别苍白和黑色、数清奇数和偶数那样审慎明确。凡是引用古语，往往失去了它原本的用意。相隔千里寄信往复，动辄经过一年时间，哪里比得上当面随问随答，在一天之内彼此酬答，没有什么不能剖析的呢？比如来信说，这颗心的本体虽然未尝不存在，但旧日习气的遮蔽禁锢也不容易马上除去。如果说心本来未尝不存在，那么这同操持存养、舍弃便亡的说法也不相同了。大体说来，讲明心之存养，本来就是两个阶段。《易》说“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大学》说，格物以后知识才能达到，知识达到以后意念才能诚实，意念诚实以后心才能端正，心端正以后身体才能修养。孟子说，开始使事理有条理，是智慧的事情；最终使事理有条理，是圣人的事情。这些都是圣贤教人，使人知道必须讲求学问，哪里有一句不是实在的道理？如今讲学的道路还没有打通，却把自己的意思附会到古人的训诫上，建立成说，恐怕反而会成为心灵的蛀虫、道上的荆棘，使人日复一日看不见进步，志向同实际相违，行为同内心相背，首尾横向决裂，本末颠倒错乱；这不能归咎于天赋，也不能只责怪他懈怠。给邵中孚 承蒙来信说明求学进步的验证，这正是因为我的朋友天资丰厚朴实、立志坚定专一，所以能够达到这样，值得欣喜庆贺。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居所，站立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行走在天下最广大的道路上，本来就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假如不亲近老师朋友，沉没在流俗之中，被驱赶着投入罗网、陷阱，却不知道躲避，难道不可怜吗？孟子说：“只要得到滋养，没有一样东西不生长；只要失去滋养，没有一样东西不消亡。”如今我的朋友既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本心，接下来能够不断涵养而不加损害，那么谁能够阻挡他呢？比如树木有根，只要培土浇灌而没有伤害砍伐，枝叶应当一天比一天茂盛；比如水有源头，只要疏浚堤防而没有堵塞阻隔，水流应当一天比一天充盈。所谓源泉滚滚，昼夜不息，水满一坑然后继续前进，流向四海。有根本的事物就是这样。大体说来，读书训诂已经通晓以后，只要平心静气地读下去，不必强行推测计量，那么无非是不断浸润灌溉、培育增益、鞭策磨砺的功夫。遇到还没有通晓的地方，暂且放下也没有妨碍；先把已经明白清楚的地方每天加以涵泳体味，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充实、一天比一天明白。后来根本深厚了，过去没有明白的地方，也将会有豁然如冰消释的一天。《告子》一篇，从“牛山的树木曾经美好”以下，可以经常诵读；浸润培植的益处，应当会日益深厚牢固。《告子》篇开头论述性命的地方，却不必深究；恐怕你的力量还没有达到，反而会扰乱精神，日后自然不怕不能理解。这是读书的好方法。其他内容如果不见面就不能全部说尽。《尚书》的《臯陶谟》《益稷》《大禹谟》《太甲》《说命》《旅獒》《洪范》《无逸》等篇，可以经常诵读。其余的暂且放缓。什么时候能够见面？所有应当当面说明的事情都留待以后，千万努力，以完成贤者的事业。给颜子坚 从前在八石时，曾经献上微薄的忠告。后来子坚曾经改变节操，众人推举他，于是改穿儒服。我本来认为自己的言语迂腐笨拙，必定会被你嫌弃。近来你屡次来访，每每说我的浅陋言语有所启发。回想过去，不禁为之感慨。由此才知道，高明的人终究应当达到很远的境界，难道会很快就不能明白众人共同知道的过错吗？承蒙你想要我的浅陋言语，情意恳切深厚，绝不是随便说说。圣贤的言语都载在典籍中，还有什么没有具备的？传注家的著作堆积如山，像药箱和医书一样，搜求储备，几乎没有遗漏的类别。良医所使用的药物，不一定奇异，只要足以治病罢了。如果厌弃平常的药物，轻视低贱的药物，就不是求医的本意。过去所说不求声名、不计较胜负的话，希望你更加留意体察。道理不是凭口舌所能细细辨明的，必须在脚跟下面亲自检验，难道能自我欺骗吗？日新回山，匆忙写下这些。给张季忠 听元忠说：“朋友中只有季忠志向笃定而不懈怠，我非常高兴。人如果有志于求学，自然应当按照自己的程度有所长进。更值得担心的，只是有拔苗助长的毛病。即使古代圣贤也不能没有过错，贵在能够改正。《易》称赞颜子的贤德说：‘有了不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没有再去做的。’由此看来，颜子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不善之处。如今的人便想说自己的言行没有一件不善，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往往只是好胜，每件事都要逞强，使别人无法检点自己。不知道这种心意已经同古人背道而驰了。如果没有这种心意，只管宽平从容、按照自己的程度前进，即使有过错，也容易觉察、容易改正。即使一时没有觉察、没有改正，过错也应当很轻。因此，拔苗助长的毛病，比遗忘季忠的本意更严重。遗忘的毛病本来就少；所担心的是拔苗助长，即使暂时没有增加什么，也自然能够平稳，何况一定不可能没有益处吗？” 给胥必先

译近来收到吴伯颙的信，说麟之的侄子讲到必先经营生计，求学大有进步，荒芜的园地也种植起来了，难道果真如此吗？我因为这些事，连自己的三条小路都荒芜了；我的三条小路，就像你的六经一样。近来有朋友从千里之外带着粮食来到这里，都勤勉不舍地相互扶持。每次想到你决绝地离开我，哪有人的性情会像你这样反常呢？吴察正在丁母忧，你知道吗？从前曾向你说过先文勉励你勤学的话，想来你也已经把它置之度外，我便不再问了。士人分别三日，就应当刮目相看；我还用旧日的看法对待你，确实是我的罪过。然而你果真能够在这件事上努力吗？伯颙出于亲爱你的情意，不能没有惋惜，所以又为你写这些话。不过就我而言，也可以说是愚蠢了。古人说举一隅而不能以另外三隅来反推，便不再教他，难道果真是这样吗？从今以后，希望你能够改变这种情况。给朱元晦 敕局正在编纂类辑隆兴以来宽恤百姓的诏令书，乡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取舍之间也可以尽力提出请求；杂乱的类别删削了很多，诏书原文则直接抄录。著令即使有不妥之处，若没有诏旨也不能修改；只有各处中陈述疑似有误的地方，必须下发本所，确有不便才可以修改，局中同僚都可以参与。人机仲尤其同我相合，元善因为分属不同局署，近来很少能够相聚；谦仲仍然卓然独立如故，若要说更上一层，也确实难以苛责。近来见过一两次面，因为座中客人纷纷而来，尚未能传达尊意；等从容时当替你转达。淳叟的事情，最初在这里传开时，听来十分惊骇；慢慢核查事实，才知道其中有很多是附会之辞。总之，后生意气竟到这种地步，正足以说明没有学力。最近看到剡章，完全采用金谿三胥的言辞，尤其可笑。彭仲刚的儿子复，是永嘉人，任国子监丞，最近也遭到弹劾。此人的性情资质谈不上淳厚美善，但也愿意自我附会为君子。往年求言诏下达时，越级上封事陈述时事的人很多；他辨析天台事情尤其有力，从那时起就已经有人轻视他了。最近省试考场的检点试卷官，因为主张道学，录取与黜退同蒋正言的意见不同，又重重获罪。此人不足计较，只是风气如此，而暗中忧虑的人太少，实在更加替朝廷惋惜。我参加朝班，或许还在冬天，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这个差遣，也只好安处自守以等待命令。立之的墓表也写得好，只是叙述履历还有不合实情的地方。我从前给立之写过一封信，其中叙述立之一生非常详细，自认为是真实的记录，不知道尊兄曾经看过吗？显道已经领到刘家渠那里，必定有这份稿本；如果没有，随后就抄录寄去。近来收到家信，侄辈竟然没有能够前来拜见，真可以说是不勇敢了。明越诸位没有人在这里，敬仲夏天一定会来赴任，舒元宾也应当去江西任漕掾；他的弟弟元英和诸葛诚之想趁这个时候到这里相聚，还没有见到他们来。吕子约和诚之近来得到舒元英的款待，稍稍破除了他固执自是的意思；这些都是根据各人自己这样说的，不知道实际究竟如何。元英在诸位朋友中被称为日有进步、能够取信于人的人，以前也曾到过您的座前，不知您还记得吗？令似伯仲，令婿直卿学业日有进步，近来更加有得力之处吗？仓促写下这些，不能尽情相叙，本来想说的话也未能充分表达。给吴仲良 从前曾经把有人疑惑的地方告诉你，环溪讲述其中一两端，承蒙来信说明，足见你没有轻视我。大体说来，前辈质朴真实，不讲究辞藻；读他们的文章，只要能够体会其用意就可以了。环溪所说侍奉亲人的道理，是爱亲之心极其深厚，唯恐不能顺从父母。想来他平日侍奉双亲左右，从不违逆；冬温夏清、早晚定省，以及衣服饮食器用等方面，没有一处不尽心尽力，却仍然惴惴不安，害怕有一事一物违拂了亲人的心意。这样来观察他的话，就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了。所以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知道他的为人，可以吗？’我由此知道环溪的内心，只是害怕不能顺从亲人。至于他的言辞毛病，确实不能完全避免，正如所谓“先生的志向是好的，先生的称号却不可以”。假如环溪还在，一定不肯固执地坚持这种说法。我又将看到环溪因为顺从亲人而顺从义理，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像转动圆环、决开河流一样，忽然奋发充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又哪里足以了解环溪的内心呢？给詹子南 收到来信，打开阅读，很感欣慰。求学有本末先后，进步有一定次序，不能越级。孔子是天性极高的圣人，从立志求学开始，十五年以后才达到立身，立身十年以后才不再迷惑，又十年以后才知道天命。还不到五十岁时，他说：“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又十年以后才能耳顺，又十年以后才能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如今人的天资距离圣人本来很远，却动辄想凭耳闻口说抄袭剽窃，拿科场遗留下来的习气妄议圣经，大多只显出不知道自己的分量。过去曾经同我的朋友深入谈论求学的次序，看见你相信得十分坚定，很能反省自己、落实实际，我深感欣喜。如今看你的来信，却又颇多纠缠于无益的议论，已经完全失去要领。对于我的朋友，只应当勤勉实行自己所知道的，不应当同人争论是非，去替别人解除迷惑；这个责任太重，不是你的责任。不去同他们争论，日后他们自己反而会明白。现在如果急于向他们说明，只是强行说道，反而给自己增加混乱。李三一哥求学不久，相信得又很坚定，近来在这里多次磨炼，尚且不能除去旧习。我平日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同这类有毛病的人说话，尚且这样费力，你怎么能够替他分析清楚呢？暂且先治理好自己，不必同别人商议，也可以。二 去年腊月当面会见，颇能把心中的话说尽。皇上的话说得很详细，反复询问之间，我不敢不把心意全部说出。至于能否得到任用和遇合，我不敢预先断定；这有天命，不是人力能够左右的。什么时候能来一趟？隔着纸笔书信，终究不如当面说话详尽准确。我的朋友天资淳厚安静，如果不被许多歧路迷惑，不被浮泛的言论遮蔽，那么他的进步谁能阻挡呢？这颗心的灵明、这个道理的明白，难道是从外面灌输的吗？明白本末，知道先后，虽然要通过学习；但到了真正明白的时候，便是义理本来如此，在其中有什么增损呢？三

译学业根基日益进步，很慰藉我远方的牵挂。关于涵养大体的说法，拿《孟子》来看，就是因循旧有的言辞而指明事实来讲，本身没有毛病。读者应当得到它所说的事实，而不要拘泥于它的言辞学说。子南却未免有建立学说的毛病，大体说来，一旦建立学说，就不能没有毛病。子南是在辨析“制乎外”这一句话；当时说这句话的人本来没有特别通达，如果在事实上已经特别通达，确切的言语自然会不同。古人说“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也使用“制”字，但他们的话多么通达，完全没有议论辞说的路径。大概古人都是实学，后人却难免有议论辞说的牵累。在被遮蔽的时候，多半自己察觉不到；等到遮蔽解除，回头看从前的经营安排，才知道那原来是陷溺。给陈倅 秋初开始供职，事务纷繁，实在没有闲暇。平日已经养成疏懒的性情，把我投入应酬之中，实在违背我的喜好。通信的事情也荒废不讲，只希望您不要因此责怪我。朱元晦在浙东，所守的大节十分伟大；弹劾唐与正一事，尤其大快众人之心。百姓十分惋惜他的离去，虽然士大夫的议论之间不免纷纷扰扰，如今其中的是非已经渐渐明白。江东的士人，从九重天子那里出来，在群疑之中表现得特别通达，圣上的鉴察明白无误，这尤其令人高兴。元晦虽有毁车杀马、决意退隐的说法，但形势恐怕容不得他不出来任事。近来只是台纲稍稍振作，朝班也颇为肃清，这些从邸报中可以看到。至于根本源头之处，又不容易谈论。尤丈最近离开敝邑，三虎也觉得痛快，这也是仁人的勇气。难道是因为帅府权力不分，才得以稍稍施展吗？您是朝廷清庙中的栋梁之材，怎么能长久滞留在州郡呢？但我出于乡梓之情，希望您能以鸡肋般的小事，稍稍帮助牛刀施展余力，想来仁人对此也会轻松胜任，不会认为不屑一顾。尤丈同您极其相知，必定能够彼此响应配合，免除和籴一事；这里的士大夫都非常赞成。如今郡县中能够把百姓放在心上的人极少，百姓的困穷一天比一天严重，抚养安民的方法被抛弃不讲，搜刮征敛的做法却日益增加，真是太不仁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既然确实有忧国之心，怎么肯天天使根本困窘而不加以怜恤呢？财赋匮乏，应当从根本上设法解决；如果不能检举约束吏员的奸邪，还可以宽恕。可是把搜刮征敛的事情施加在困苦百姓身上，这怎么可以呢？近来见到两三位朋友，他们过去以善于治理县政著称，对州县吏员和百姓之间的事情研究得很详细，大体都说州县不能被积欠拖累。所谓积欠，都是有名目而没有实际，不过成为吏胥骚扰百姓的借口。善于治理县政的人，一定竭力向州里请求，每月只缴纳本月应纳的钱，旧欠暂且搁置，等以后从容办理，再随时带着缴纳，这样县政才可以治理。善于治理郡政的人，也必须同各县约定截日，每月缴足本月的钱，不追问旧欠；这样才能收到实际效果。如果只管考核积欠，那么到后来一定会把新钱和旧欠混在一起侵吞，反而成为奸吏受贿的门路，各县的奸贪之徒也会借机一起削弱百姓，必然不能取得实际效果。即使户部总司来追究州县积欠，也一概不答复，任凭它在公文中怎样斥骂，都一概不理；只是依法从公文下达之日起，催促解送现有应解的钱粮，这也是善于治理州县的人所确定的办法。可以把这个意见上报，也许有可采纳之处。我有一位亲戚王某，新任乐安县知县，此人很有才干，做官办事谨慎周密，就像处理家事一样。如果把事情交给他办理，一定会有可观的表现。他以前任武宁丞，各部门都争相委任他。赵子直、赵景明都很喜欢他，可以试着查阅了解。李德章、林叔虎，必须经常到他们那里去，等他们确实忠信以后，才可以同他们谈论。吴广文很好，只是过去看他所交往的人相当混杂，人的真伪，他或许未必全都了解。二 近来多次收到尤丈的信，得知敝邑的三只老虎已经被清空巢穴，实在无比庆幸痛快。收到乡人和家里的信，详细报告了田野街巷欢呼鼓舞的情形。这几个人虽然只是下县的卑贱小吏，但成为祸害已经很久了，县里各种苛刻征收、横暴搜刮，大多用来供他们行贿酬谢。他们又同上级府署的吏员结交合党，形成了无法拔除的势力。官府用来拘禁囚犯的刑具，本来是为了禁制奸恶，他们反而拿来威胁普通百姓，阻断百姓申诉的道路，肆意借此成全奸计、满足欲望，这难道可以纵容而不斥责吗？事情无论大小，只要到了根柢盘结交错的地方，便很难整治。两三个卑贱小吏，竟能役使士大夫，士大夫畏惧他们，就像手足保护头目一样，岂不是悖逆乖戾到了极点？然而凡是受他们役使、替他们寻找方便的人，其品格也就可见了。这些人难道还能列入士大夫之列吗？近来收到尤丈的信，说救助他们的人很多；仅这一点本身就已经有余罪了。近来这里的士大夫大多在谈论吏胥的祸害，人人都知道确实如此，只是铲除祸害的方法，终究还没有条件全部实行罢了。我很遗憾不能在您身边稍稍相助；先前曾冒昧轻率地陈述过愚见，不知道有没有可以采用的地方？凡是有可以向下询问的事情，请用片纸写来示知，我当逐一贡献自己的浅见。秋苗税已经缴纳过半，不知还有可以挽救的吗？现在征收的数目，如每日缴纳数和账面数，必须拘查收存每日的文书簿册，才大概可以核算。吏胥想要从中作弊，只是要使我没有办法知道每天实际的数目。如果把完整的文书簿册送到我眼前，那都是已经漏报过的数目，这件事想来已经来不及了。这些都是百姓的脂膏，如果稍加稽查检核，或许还可以作为日后的打算。大体说来，如今士大夫的议论，先要看他所主张的是什么：有以百姓为主而议论的，有以自身为主而议论的；邪正、君子小人，在这里就可以判定了。如今成为百姓蠹虫的是吏，百姓已经十分困穷，而吏员每天还肆意妄议。主张百姓利益的人，必定会检举吏员的奸弊而宽减百姓的负担；即使不得已而使财赋有所欠缺，只要不被上级体谅，也宁愿自己承受罪责。至于以自身为主张的人，必定首先把辨明财赋作为大事，必定借口财赋短缺，来削减百姓的科条和办法；必定接受吏员的成说，以吏员为老师，与吏员为伍，严重的甚至受吏员役使。为了国家的忠实谋划，哪里愿意有这么多的人呢？近来听说苏宰的措施很可疑，他的意图专在催促办成，不再有一丝为百姓着想的心思，他的措施往往可笑。官府的钱想来未必能够办成，恐怕只是白白取得百姓的怨恨和咒骂罢了。幸而有人可以劝诫他。我先前回复他的信，已经寄寓了大意，早晚还应当写信，直接劝勉他，想稍稍挽救当今的弊病；最不应该让这类议论盛行起来。给包显道

译此前朱绎回来时，正赶上暨侄去世，正在办理棺殓，没有空写信。这个孩子盗汗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换医生、改药方，有时暂时稍有疗效，随即又复发，而先前的药总是不见效。懂得诊脉的医生，早已认为难以医治。然而按人之常情，不能没有侥幸之想；他又活过来的希望一旦到了这一步，其中的痛苦哪里说得尽？先兄不到五十岁就离世，这个孩子又夭折，事情实在不可理解，竟有这样的事。我想写一封信告诉他，晦翁偶然事务匆促，没有太多空闲，幸烦你替我转达这封信。近来主上因为拟定监司人选，告谕宰执，必须选拔刚正而有风采的人，于是说章、刘尧夫都很好。这个话一传出，朝班中的议论又稍稍改变，只恐怕不会持久。所报告的项平甫的话，原来只是明州、越州之间那些糊涂人的妄说，辗转听错传错，可笑的地方很多；熟悉事务而加以核实，才会明白这件事。我在朝班中，九月、十月之间，今天才审查到你的信，知道兄弟二人的学业修养没有衰退，十分欣慰。来人马上就要等候，仓促写到这里，不能详尽。二 近来朋友颇多，在同僚中相处得非常好，彼此都能尽情倾吐胸怀。每天和同僚讲习讨论，也是过去的朋友们所没有的。大体都是实际的事情，不是空泛虚浮的议论。象先已经得到国子监录事的职位，早晚就要来了。君举可以得到一个郡的职位，但还没有确定。子宜的服丧期还没有除去，许多事情不是纸笔所能说尽的。我在朝班中，可能在腊月，也可能在明年春天，还不能知道。三 古人不追求名声，不计较胜负，不依仗才智，不夸耀功劳，所以全身全心都是道义。道义存在于天下、存在于人心，哪里能够被泯灭呢？只是如今人的头脑已经大半沉没在利欲之中，不能奋力拔出自己；即使依附在利欲之间的人，行为有时与古人出于同样的心情，实际上却和古人不同，这一点不可不辨别。如果真正是道义，就没有名声可追求，没有胜负可计较，没有才智可依仗，没有功劳可夸耀。唐尧、虞舜的时候，禹、益、稷、契的功劳遍及天下，恩泽惠及万世，却没有一点自满的心。当时百姓含着食物嬉游，击打土块作歌，耕田而食，凿井而饮，也没有一点自得之意。风俗教化能够如此，难道不是增加宇宙的和谐吗？这个道理如果明白，那么那些夸耀才智、倚仗才能的人，都将失去他们藏身的地方。他们如果不能自己悔恨浅陋，求得回到宽广的居处和正直的道路，就未必不会反过来把我当作仇敌。然而所忧虑的只是这个道理还没有彰明罢了。道理最终明白并且施行，他们难道还能长久固执抵抗吗？来不及写给令弟的信，因家中来信，把这封信全文抄录给他看，也就幸甚了。四 天下的事情本来有容易说的，有难以说的；有容易辨明的，有难以辨明的。人的疾病有容易医治的，有难以医治的。并不是一定不能医治，只是因为病情奇特怪异，不像平常的病。病在表，就应当发汗；病在里，就应当攻下，只要执守通常的方剂来治疗就可以了。您写给李解元的序文和其他几封信，我读了以后感到惭愧。想说几句话来给您治病，却又有难以说的地方。这样以后才知道，您的病正是所谓难以医治的病。昨晚朝颍谈到您的病症，也说得很明白。只是恐怕话说中了，而您未必能醒悟，那就又成为难以医治的病了。请允许我试着说一说。您的病得自于喜欢做事，凡是亲近老师朋友、求学立身，都从喜欢做事中来，所以虚浮而不充实，适合于今天，却不适合于古人。这话十分苦口，也很难听，您未必肯接受这个道理，但实际上确实如此。希望您不要轻视它，而要到道中去寻求。　我曾见士人考试结束后，必定各自说自己考得得意，欣赏自己的文章。若有人说他的文章不好，他就很不高兴。我曾经对他们说：只要选择一个平时与这个人不合、彼此有仇隙、向来憎恶他的人，把他的文章抄录给那人看。那人读后垂头丧气、脸色变了，不能振作自己，那么这篇文章就是真的好文章。像这样却没有被选中，才可以说主考官不明。因为与我不合、有仇隙、向来憎恶我的人，一定不希望我考试中选，也一定不希望我的程文写得好。如今看我的文章使他惨然、索然，丧气失色，那么我的文章一定是好文章。还有一种说法，也必须是懂得文字的仇人，才可以作为标准。现在假如让一向不喜欢显道、但略有见识的人来读它，他未必不会暗自高兴，认为它如此毫无根基，不值得畏惧。其他事情当面再不能详谈。给周元忠 元忠在这里虽然已经有些日子，却很觉得事情不顺利。起初是春伯那里相召，后来又有许县尉的事情，都是不得不应付的。等到相聚时，也没有那种急急忙忙、唯恐来不及的心情。虽然说有感到不安的地方，终究还没有痛切地怀疑，直到疑虑消除、困顿解除。疑虑到了极点，必定会有急迫惶恐、不敢片刻自安的心情，这样才能得到解释。过去元忠的心志专一诚笃，所以和他说话的人必定会受到感动；他的操行严整，所以与他相处的人必定受到约束。近年来这种功夫渐渐不如从前。元忠本来认为自己要改变固执、滞碍、耿介执拗的心意，反而损害了以前的优点；但固执耿介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只是更换了外在的样式。元忠自己还不知道。学业没有进步，见识不够，对于大原则昏暗不明，这本来就是已经看见却没有听到君子大道的结果，实在是理所当然。你所说满腹的疑惑，都还没有得到吐露。如果自是自满的心意消退，而不自安的心意增长，那么自然就能把疑惑全部吐露出来。等到困顿通达、疑惑消释，所谓满腹疑惑其实并不多。只是当它还不明白时，自己胶着固执、迷惑沉溺，所以才显得事情很多。相见时不能当面辨明，只好用纸笔表达，这也是颠倒失当；但事情又不能一概而论。或许会因此省悟，也还不能确定。把纣说成是兄长的儿子，这是公都子引用当时人的话。考察《史记》，微子是纣的庶兄，都是帝乙的儿子；至于王子比干，只说是纣的亲戚，那么太史公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的儿子。如今根据公都子所引用的文义，便是把微子启、王子比干说成帝乙的弟弟。纣对于二人来说，就是兄长的儿子。这是《孟子》记载与《史记》不同的地方。如果两位疏家称他们为父子，大概伯父、叔父通称为父，所以称为犹子。古人就是把伯父、叔父和侄子通称作父子。给苏宰 我迂拙愚昧，没有什么才能，却特别蒙受您厚重的关怀，如果有可以略尽补益之处，怎敢不竭尽自己的力量？荒僻的县邑连年饥荒，百姓的生计一天比一天困顿；前任县令不知道施加恩惠，反而竭泽而渔，确实如来信所说。因此，能够抚慰百姓，使他们休养生息，就要寄望于仁厚的侯长了。主上向偏远地区施加恩惠，专心留意循良之吏，当权者多是贤能之人，公论也已经明白。如果能够稍稍放缓催征赋税，专心抚恤百姓，就应当可以安心施行，不至于有彼此抵触、事情不能成功的忧虑。这是我冒昧写来禀告的意见。给程帅

译恭敬地承蒙您赐给我《江西诗派》一部，共二十家，这是从前想要寻访研读却无法得到的书，一旦得到，装满房屋，堆满案几，应接不暇。名篇佳句，光彩照耀心目。您的赏赐，真是伟大啊！诗这种文体是很古老的，源头在赓歌，归结于《风》《雅》；《风》《雅》发生变化，是郁积阻塞而后喷涌出来的产物。湘累的《离骚》，又是它的流裔。到了《子虚赋》《长杨赋》创作出来，骚体几乎灭亡了。黄初以后，诗风一天比一天浅薄。只有彭泽这一支源流来自天然而与众不同，但淡泊平易，喜爱玩味的人很少。隋唐之间，诗道的衰败也到了极点。杜陵出现以后，爱护君主、哀悼时事，追随《骚》《雅》的传统，加上才力宏大深厚，伟然足以镇压浮靡的诗风，使诗坛中兴。此后作者接连出现，到了豫章，诗歌的力量更加充分地发挥，包罗万象而没有遗漏，探究幽微而没有秘密。体制贯通古今，构思达到幽深精微之境，贯穿驰骋，功力精纯而深入。当时陈、徐、韩、吕、王、洪、二谢等人，都一致尊奉它。由此江西终于凭借诗社名闻天下，虽然还没有完全探究古代诗歌的源流，但其建立卓异，这也是宇宙间奇异的事。自开天辟地以来，能够像这样显名于世的，犹如优昙花，偶尔才出现一次。没有过多少时候，篇章书卷渐渐散失，残缺的篇章和断简，往往与下等书籍一同被丢弃在破墙、泥土和酱瓿之间，难道不可悲吗？如今搜罗寻访，把草莽泥滓之中的隋侯之珠、和氏之璧搜集出来，放入书箱，光芒直冲云霄，照耀车乘，精神光彩焕然，这哪里能赞美得尽！这些君子也应当一起在斗、牛星之间欢舞拍手，向箕、翼二宿作揖，把它们当作主人来祝寿。我也是江西人，怎敢不再拜感谢这份光宠。钦定《四库全书》《象山集》卷八 书信 给张春卿 我冒昧有事禀告：百姓缴纳秋苗税，斛就缴一斛，斗就缴一斗，这是确定的法令，也是通常的道理。抚州征收秋苗时，往年只有吏胥之家和有势力的官户能够斛缴一斛、斗缴一斗；至于普通百姓，往往一斛要缴两斛，有时还不止，百姓对此非常困苦。有的百姓把这件事告到转运使那里，转运使又拿来询问州府，州府的说法是：‘二税起初有留州、送使、上供三项。州府、转运使都有供给使用的项目，所以不必多向百姓征取。如今二税全都作为上供，州府有军粮、州府公用和官吏俸禄，不向百姓征取，又到哪里去取得呢？’转运司每年有所谓明防米，州府常常在百姓的苗米数额内，每石取五斗供给转运司，所以不能做到斛缴一斛、斗缴一斗。转运使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于是也放任不问，因此征取没有限度，像暗合斛面等名目，无法一一列举。辛巳、壬午年间，张安国任太守，有个叫陈鼎的人任临川知县，很贤能。张安国让他主持征收，于是把州府的军粮、州用、俸米数额，与转运司明防的数额合并计算，以百姓的苗米数为基准，每石加五斗有余；不论官户、民户还是吏胥之家，一律令其二斛缴三斛，称为‘加五’。让官府的斗子负责上缴粮米，百姓自己拿着斛槩来领取、计量，不得再有斛面，百姓都大声欢呼，这对民户是很大的好处。张安国、陈鼎任期已满离职后，后来的人不能再守住这项办法，在二斛缴三斛之上又逐渐增加斛面，百姓更加困苦。乙未、丙申年间，赵景明任太守。我和他的哥哥景昭是同年进士，景昭非常贤能，我的舍侄又在郡斋作馆客，于是和景明谈到缴纳秋苗的危害，并且说张安国、陈鼎知县的办法非常好，只是后人不能守住。景明不能不受吏员的话迷惑，起初也感到为难，认为现在州县官府的用度又比过去多。我和景昭、舍侄共同核算州府一年的用度，景明害怕我们看清底细，于是又不必实行‘加五’，便说他已经责问吏员：‘如今肯让民户自己拿斛槩吗？’但又说今天的用度更加扩大，想在五斗之上再加五升。我和景昭商议，认为每斛缴一斛五斗五升，同时不许增加斛面，百姓自

译己拿斛槩，那么五升的增加对百姓来说也不难承受，于是没有再请求减免，百姓果然十分高兴。赵景明离任后，有人不能守住他的办法，民户多次到转运使那里，请求依照赵删定的条例，令民户自己拿斛槩荡量，如今景明的事情……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民户有的已经不能记住。听说今年缴纳秋苗，征取超过规定的都加倍不止，而郡中又反而禁止百姓争论斛面，民间喧嚣不安。如今幸而缴纳还没有结束，希望能够惩治吏胥的奸弊，稍稍宽减百姓的负担，那就非常幸运了。恰好听到一些情况，趁此机会赶紧写来禀告，没有时间修饰寒暄的礼数，恭敬地希望您明察。给宋漕 我冒昧有事禀告。金谿作为一个县，疆域狭小，没有豪商富户，生产超过一般水平的，也很少；税籍折合缗钱，不过以十计。听老年人说，从前人口稀少，百姓都靠自己的力量生活，畏惧祸事而自爱，提前缴纳公赋，没有催缴期限的扰害，家用富足，风俗淳厚美好。每逢岁时伏腊，彼此赠送鸡豚，以杯酒相互欢聚，和乐融融。自建炎、绍兴以来，渐渐不如过去，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近年又遭荒歉，更加穷困窘迫。追究其根源，实在是官府造成的。大军的月桩钱在绍兴初年开始征收，当时因用兵权宜地缓解急需，兵事停止后却没有废除，反而沿袭成为定额。定额还没有确定时，有一位姓勾的漕使知道这是横征，起初没有名目；他巡视各县时，询问县吏月桩钱从哪里征取，凡是如实回答的，都得到蠲免减收。唯独金谿吏员少而不懂事，害怕说出实情会获罪，便总是回答说有正式名目，所以金谿独独没有得到蠲减。每月解送的数额是八百多缗钱，按一年计算，应当缴纳一万缗。搜刮百姓的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贪吏借机侵吞，贪求没有限度，搜刮得骨尽髓干，百姓无法生活。即使遇到循良之吏，也无法善后。多次有贤能的县令陈述事情的始末，请求蠲除这项负担，上级府署没有察觉，吏胥又坚持阻挠，最终没有施行。如今县令仁厚，爱民非常深切，辅佐官也都贤能，恰逢连续多年旱灾，今年又大旱，便留心赈济抚恤，完全拒绝吏胥侵吞掠夺的做法，普通百姓才开始有保全性命的希望。然而月桩钱积欠没有办法偿还，于是又来询问究察月桩钱的始末，以求恳请免除。这件事对于县官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却可以使一县数万家免于穷困流离，长期不再叹息，实在是仁人乐于去做的事。何况凭您的贤能，本来不必等待别人劝说。只是我曾经托身于您的门下，又在这个县登记户籍，亲身尝到这里的祸福，所以不敢不告诉您。我还有一点管见，想贡献微薄力量。近年民力一天比一天枯竭，国家的财计一天比一天匮乏，郡县一天比一天窘迫，唯独吏胥饱足。郡县的积欠一天比一天增加，一年比一年增多；版曹和漕运、监司督促州郡，州郡督促县，县又督促百姓，吏胥在其中睁眼窥伺，互相借机牟取私利。吏员想每天饱足，而积欠依旧存在。文书往来的烦琐，追捕拘拿的频繁，厚重的贿赂答谢，苛刻的征取，都是这个缘故。因此督促积欠对县官没有补益，只足以成为吏胥收受贿赂答谢的场所，使百姓更加困苦罢了。所谓向百姓督索积欠，百姓难道真的有欠负吗？官吏新旧相继，像驿站传递一样，往往借着断绝的簿书来掩盖侵吞盗取。积欠的根源，实际上就在这里。督促到了县里而无从征取，就横加取之于百姓。如今常赋之外，以各种奇名异例向百姓征取，像所谓月桩钱之类，不能一一列举。郡县每月输送、每年供给，都已经记在版帐中；即使完全责令按照版帐缴纳，还担心不能满足，他们又哪里能够缴纳？于是就造成积欠。俗话说‘搬东边的篱笆，遮西边的墙’，有时有人用别处的钱来缴积欠，上级不察，反而欣然高兴，却不知道这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吏胥的便利。旧的已经缴纳，新的又积累起来。善于为上级谋划的办法，莫过于舍

译弃积欠而只责令缴纳新的赋税；这样贿赂答谢就会断绝，郡县可以宽待百姓，百姓也可以喘息。百姓富足，君主难道会和谁一起贫穷吗？这大概不能当作书生的寻常空谈而忽略。不了解您的高明意见，您认为怎么样？这里的仓使、台官、守臣、通判都很贤能，有所建议，有所施行，都可以共同办事，不会导致彼此抵触。听说有机会，便稍稍急切地写信，字中有涂改批注之处，也希望您体谅宽恕。给陈教授

译敝乡的社仓目前固然对农民有利，但我的看法一向有不安之处。因为如果年年丰收、田地年年成熟，那么它的利益可以长久；假如田地不能年年成熟，一遇到歉收之年，粮食就会有发放而没有收回的情况，第二年缺少种子，遇到粮荒时也就没有粮食赈济。莫如同时设置一座平籴仓，丰收时买入粮食，使农民没有因粮价低贱而受损的忧患；粮食缺少时卖出，以挫败富民闭仓囤粮、抬高粮价的打算。把买入的粮食分成两份，每年留存其中一份，用来防备歉年，代替社仓的匮乏，实在是长期积储的办法。金谿今年旱灾的地方很多，全县计算起来，只能算六成收成。敝乡今年得到的雨水偶然较多，凡是社仓所能覆盖的地方，都有粮食丰盛的收获。假如得到二十缗钱，可以买到粟米二千石；乡斗折合官斗是一千石。明年卖出一千石，存留一千石，作为后年的储备；以后逐年再卖出一部分，可以和社仓一起不断扩大，成为无穷的利益。敝乡社仓所覆盖的不过二都，但在一县之中，恰恰独无富民大家居住。所谓农民，不是租种民田，就是租种官庄；那些作为下户而自己有田的，也没有多少。所谓客庄，也多是寄居的官户，平时不能赈济抚恤他们的农民。每逢春夏缺粮时，都要到四处向外乡富民告籴，实在可怜。这里是金谿的贫穷乡里，如今社仓建立以后，已经把愁叹变成了歌唱。何况再得到一座平籴仓来弥补它的缺乏、推广它的恩惠，百姓将会怎样欢欣歌舞呢？如今农民都很贫穷，收获时大多不能再把粮食储藏起来，急需卖掉换钱，以供其他用途、偿还各种债务。假使没有人买，粮价一定会非常低，粮食就会流入米商的船中和富民的粮仓，明年必定更加困苦。前面所说的米价，也是按照乡斗买粮的价格计算的。今年的价格必定低于这个数，那么所得粮食应当更多，利益不小。从前梭山家兄曾经把平籴的五项好处陈述给主管陈丈，随后又把此事禀告仓台。不久得到陈丈的书信，说仓台已经许可；当时家兄因为乡间没有粮食可买，所以没能最终请求。我近来也曾向仓台谈过，只是还没有禀告幕中的两位长官，希望您方便时提及此事。倘若您认为不可行，也幸望告知；家兄当具禀继续完成请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丈〕 二 近来承蒙收到您的教诲和书信，私下得知平籴的建议很合幕中两位君子的心意，已经传达给仓台，仓台也已经惠然许可了。然而由于连日淫雨，长得最好的庄稼又有泥水淹没、从根部腐烂的忧患。如果这场雨不停，大大妨碍收获，庄稼必定受到严重损害，百姓也必定更加困苦，这项平籴计划便无从施行了。山间近来稍稍出现放晴的迹象，我非常高兴，正拿纸准备写完请求禀告，谁知又像积雪压来一样，阴雨再次持续很久。因此山里人认为，晴天本来就会这样出现，只是还不能确定罢了。万一仍然阴雨不解，给有职位的人的忧虑就不小了。还要依靠诸位君子的力量，放出秋日阳光来驱散这片阴气，使山林中的人也差不多可以得到一饱的满足。如果获得好收成，一定有粮食可以购买；米粮少了，我们还会继续请求，这应当不是您所吝惜的。只是要把钱粮拨给金谿，恐怕就不可行了。金谿向来没有仓台，过去曾因歉收拨出二千缗钱，委托巩主簿到丰收乡购买二千石，作为来年赈济的储备。第二年用得不多，剩下的储藏在县前仓。前年梭山所掌管的社仓，已经支出八百石了；历年来仓台的赈济，也都取自这里，现存的粮食料想已经没有多少。金谿近年来被版帐积欠困扰得极其窘迫，先前苏宰又重重遭受赵侯造成的困境，贿赂答谢和供输，大抵都是无止境地搜求。如果听说钱粮的奢侈用度很多，哪里会有现钱可以拨付？即使有现钱，金谿城郭以西终究多是旱乡，只有东西两乡稍稍成熟，正应当把这件事交给县府，让县府自行和籴，以备来年近城地区的用粮。仓台所缺的不是钱；假如能够直接到使司支取官钱，或者以现钱更方便，钱虽然难以搬运，尚且可以设法兑换为便于运输的粮食。如果能得到官钱，那就更加方便了。因为乡间也是商旅往来的道路，可以把粮食运送出去。过去社仓的赵丈想要实行这件事，发文给郡县，在交通要道张榜公布，几个月都没有人响应。赵丈常常询问亲近的人，有人告诉他，这件事全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倒不如不做更好。建宁社仓起始于朱元晦、魏元履，如今如果真能得到陆梭山这样的人来办理，才可以长久。赵丈于是询问我家兄的意见，不久就派人给家兄送信，家兄回信答应了。后来我也收到赵丈的信，虽然我的想法还有不安之处，但事业既然已经开始，又考虑到凭那个人的才能或许不会失败，于是也只回信赞成此事。今年秋天已经再次发放、再次收聚粮食了。恰好看见如今的仓台黄丈爱民之心不亚于赵丈，所以冒昧陈述我千分之一的忧虑，希望万一能够有所补益。如今幕中的两位君子爱民之心也不亚于陈丈，从前陈主管也曾先写信给梭山兄，意思非常殷切。后来梭山兄得到平籴的办法，分条列出五项好处，请求转达。现在仓使黄丈、陈干写给梭山兄的回信，也一并送去请您过目；恐怕还想带去呈给仓使和幕中的两位君子。从前赵丈的文书十分简略，如今梭山兄一并留下来时的书信问答，作为根本依据。陈主管的书信或许可以呈给诸位贤者，日后能把它退回给我看，便很幸运了。我已经写好禀帖送达仓台，因为纸张太多，不想再续写，恳切希望您加以察看。给赵推官 黄霸任颍川太守时，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中有死了却没有钱安葬的，黄霸为他们安排处理，说：‘某处的大树可以用来做棺材，某亭的猪仔可以用来祭祀。’官吏前往办理，都如他所说。黄霸派官吏主管察访事务，官吏回来后，黄霸在路旁犒劳他，给他吃饭，食物的肉被乌鸦抢走了。事情每次都能查到实情，人人不敢欺骗他，都认为他神明。史家记载他获得实情的方法，认为他是在说话次序之间反复推寻，询问其他隐伏的事情来相互参照。后世儒者却认为这是使用钩距之术而鄙视他。这件事在黄霸来说虽然还不算尽善尽美，但后儒非难他的做法尤其是无知。因为他们不论根本而只论末节，不观察内心就贸然议论他的行为，这些都不足以评论人物。推究黄霸的本心，本来是想免除别人欺骗，求得事情的实情，那么又怎么可以过多责怪他呢？如今风俗败坏得厉害，狱讼繁多，吏员结党，百姓没有地方可以归命，曲直不能分辨，靠贿赂决定胜负。在狱讼之间，即使有贤良之士主持，也未必能够完全得到实情。如果有志之士想要查究实情，难道能免得使用询问马、参验牛的智慧吗？愚昧的儒者如果一定要以钩距之术非难他，那岂不是必定要使实情无法知道、曲直颠倒、奸恶肆行、无辜者无处申诉，才算合乎道吗？所以愚昧的儒者，实在是损害道理、伤害治理；真正有学问的人一定要明辨这一点，这样正理才可以得到信守。

译近来看到王吉州说，监司、太守不可轻易把人投入狱中，因为狱官大多不是合适的人，狱吏和狱卒常常掌握权力。平民一旦进入监狱，便任凭狱吏摆布，在刑杖之下，还有什么口供问不出来呢？文案已经上报以后，再去察看，也不能重新看出什么了，因为供词和情节全都是狱吏、狱卒制造出来的。炼前一封信中所说的‘奏当已经形成，即使让皋陶来听，也还会认为死有余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有两份供词，各自陈述自己的说法，互相作证而又真假可疑，簿册文书和契约要点都无法考察；再加上有些事情不在簿书契要之中，那么在狱中寻求实情的方法，可以称作‘闪隔’。假如有两个人，就把他们隔在两个地方；有三个人，就隔在三个地方，不让他们相互听见，把我们所怀疑的地方和事情的细节，分别逐处审问，谨慎思考、精细察验，反复追问能够得到实情的关键。如果能得到初次供词以外的供述，并且似乎可以相信，就一定要在两处交相审查，必定要使两边的供词像符节相合一样，才可以作为依据。然而这件事最难。假如官员尽心办事，却不能防止吏卒的奸诈，吏卒一定暗中泄露案情，那么官员的智慧就无从施展。所以审理狱讼，最难的是得到实情。唐尧、虞舜的朝廷中，只有皋陶见道最为明白，是众圣所尊奉的人，舜于是让他担任士官。《周书》也说：‘司寇苏公式，敬慎地对待你所审理的狱讼。’《贲》卦的象辞也说：‘君子因此明察各项政务，不敢轻易断狱。’贲卦是山下有火，火是最明亮的，然而还说不敢断狱，这正是学者用功的地方。《噬嗑》卦离火在上，就说‘适宜用刑狱’；《丰》卦离火在下，就说‘断狱施刑’。大概是看重它的光明。新任司理官起初很贤能，后来听说也不能在轻重上有所裁断，您尤其应当谨慎对待这件事。官员是外乡人，吏员是本乡人。官员任期届满，经过三次考核便取得资历；有的经过两次考核。吏员则把子孙长久留在其中。官员办理事务时，左右前后全都是吏员。因此官员受到吏员欺骗、被吏员出卖，也是形势使然。吏员靠自己的俸食生活而办理公事，并且乐意去做、争着去做，因为其中有利可图。因此吏员没有良心、没有公心，也是形势使然。官员总想知道实情，吏员总不想让官员知道实情，所以官员要知道事实非常困难。官员向吏员询问事情，吏员按照自己的说法回答，必定不是真实情况，却一定要把它伪装成事实。要伪装成事实，也必定要稍微凭借真实情况，因为不装成事实就不能取得信任。官员有时自己能够得到事实，吏员必定想尽办法扰乱它，即使不能完全扰乱，也一定会稍稍扰乱，因为官员纯粹得到事实，并不符合吏员的利益。所以官员能够得到事实很难，完全按照事实办理就更加困难。给苏宰 我的卑微疾病已经离开身体，都是承蒙您的庇护才得以获救，请记在心里。至于您尤其严重地惊恐不安，使君的好消息还这样迟迟未到，是什么缘故呢？内心如果没有瑕疵，又何必忧虑没有家呢？外界所遭遇的事情，有时同命运有关，本来不足以成为我们轻重得失的标准。然而君子往往因此自我反省察看，所以过失由此而知，道德事业由此而进步。困顿艰难，正是成就君子美德的条件。所以说：‘在忧患中生存，在安乐中死亡。’古人处在忧患之中，难道只是像您门下今天所遭遇的这样吗？希望您坚定地相信这个道理，每天去掉错误、彰明正确，那么将来终究会有别的吉祥。二 我过去充任敕局成员，白白领取俸禄，对此很惭愧。只是四方的奏请、廷臣的当面答对，以及有所创设、变革的事情，大多要下发审议。有些读书人和贵游子弟不熟悉民间事务，轻率地献计，却不知道一旦施行，一纸文书发出，就会给百姓带来祸害。我常常和同僚尽意讨论驳正，朝廷清明，往往能够使那些编修整理、考核查证的事情停止，回想起来，这些哪里足以抵偿大官的膳食和尚方的赏赐呢？或许对百姓有一点补益的，只有这些，稍微可以补偿万分之一罢了。新天子即位，执事者误听误信，又把荆门交给我。我私下考虑做臣子的道义：在朝进用时思考尽忠，退处时思考弥补过失。倘若还没有遭到摈斥，能够共同办理政事，假如朝臣一时提出建议，有司失于讨论，仓促施行而造成百姓受害，也应当以公心遵循公理，为百姓分条析理，向上级复奏，希望可以尽到尽忠补过的道义。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承接政令、宣扬教化，职责是一样的；但县令尤其亲近百姓。古代郎官出任县宰，分治百里，上应列宿，寄托生命和政权的责任，本来就不轻。我托身于您的治下，屡次承蒙您的厚意和礼遇，如果有所见闻，怎么能不全部陈述给您，以求万一有所帮助呢？近来我私下看到省中符文责令搜括民户的屯田，准备重新出售它们。这样对上有失朝廷体制，对下会成为良农的祸害，实在是谋划上的严重错误。起初是监簿陈君提出的。陈君初任江西官职时，因看到临江的新淦、隆兴的奉新、抚州的崇仁三县之间，有人请求租佃没官绝户的田地；租税十分沉重，全部收入还不够缴纳官府，租佃者于是想出奸计，不再缴纳，只是贿赂吏胥以图苟免。春夏就成群来耕种收获，秋冬便弃田逃藏。逃藏时本来无从追寻，成群出现时又凭借人多抗拒捍卫。那些强横奸猾的人就是这样。至于善良的人，则困于官租，于是流离死亡，田地又荒废抛弃。由此侵耕冒佃的诉讼越来越多，公私两方面的弊病日益积累。陈君后来被召任职事官，便把这些情况陈述出来，请求实行责括，减轻租税。他认为这样百姓必定乐意缴纳，官府也能有实际收入。这样的说法，大概还不算很错。最初把建议下达到漕台，传布到州县，施行过程中已经不能像原来建请的本意，于是把属于系省额屯田的也一概责括，已经很草率了。因为租佃没官绝户田地的，有的是吏胥一时强行制定租额，有的是农民之间相互转租而增加租额，所以造成租重的祸患，因而抗拒、拖欠不缴；有的流亡抛荒，有的导致侵耕冒佃，公私双方都受到损害。

译陈监簿所提出的建议，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至于系省额屯田，则与前一项完全不同。这些田的租税比税田虽然加重，但租佃它们的都是良农，老幼男女都能努力耕作，又熟悉耕种、培土、灌溉的便利；全年竭尽力量耕作，收获往往多于税田，所以缴纳官府以后还可以供自己生活。人人都爱惜自己的名声，争先缴纳公赋，不肯拖欠，也比税田的租户更好。这类官田又都有庄名，例如我所居住的乡里，就有所谓大岭庄、精步庄。询问其他地方，没有不是各有庄名的。老人相传，认为元祐年间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时，拿出汤沐邑的收入补助大农，把官府所有的田地划分为庄，以赡养贫民。登记它们的名称和数量，计算若干顷亩，规定租税，使之成为永久产业。如今甲申年出生的老人，还有能够说出宣仁太后升遐的年份、月份和日期的人。年代渐久，百姓又彼此买卖承续，出资补足田价，使它与税田相近。法令也允许他们承租，明文规定可以出资补足，订立契约，缴纳牙税，大概与税田没有不同。州县簿籍上登记的名称数量，称作‘省庄’。计算这些田的租入，上至计省，下至郡县，都把它们总计为若干苗屯米。把它们同那些随时没官、绝户的田产归入常平而允许出售的田产相比，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经过的时间已经很久，辗转买卖后，租佃这些田的人已经不再是当时授予租佃权的人，如今无非是出资补价而入户的人。租税拖欠极少，郡县赖以供给日常开支的很多。有司因为陈君的请求而一概实行责括，已经很疏漏了。漕台又根据有人请求出售的意见而这样做，那就是极其不审慎。至于没官、绝户的田产，朝廷何尝不令其出售？只是因为卖不出去，才开出出租给百姓的道路；这也是劝百姓耕种，使土地不荒废、租税不亏缺。如今因为租税沉重造成前面几种弊病，议论者正提出减租的办法，却不能借此推行，反而又提出出售的说法，可以说是讨论不周。况且官府有卖田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听，也根本不会有买主。即使有买主，也一定不能使所收价格整齐一致，又怎么能补益县官的调度呢？最终也只会化为乌有。有关部门白白计较没有补益的微小收益，只使县官背上不好听的名声，像这样忧虑百姓，难道不是荒谬吗？这样谋划国家大事，不也太疏漏了吗？如果又牵连到所谓屯田，那么错误就更严重了。如今拥有屯田的，无非是出资补价入户的良农；有出资补价的金额，有法令规定可以补价，订立契约并缴纳牙税，租税从来没有拖欠，郡县还依赖它来供给开支。一旦官府又责令搜括并出售这些田，那么拥有田地的人往往只能勉强自给，哪里还能够筹钱买下这些田呢？即使有人能够买到，这也是无缘无故地让他们再次付出购买田地的价钱，难道不困苦吗？难道不冤枉吗？能够买得起的人本来不到百分之一，将来有钱买田的，必定是兼并土地的豪强之家。夺走良农熟悉耕作的田地，拿去资助兼并土地的豪强之家，却使良农流离困穷，含冤忍痛，彼此枕藉而死于沟中，这是什么道理？版曹的勘查处理、都省的符文下达，都不再追究事情的始末，事情更加蔓延，祸害更加滋长。陈君所请求的不过三个县，省中符文下达后，计省的奏议竟涉及三个郡；版曹勘查处理，又遍及一路。而且实际施行与原来建请的本意完全相反，真所谓文字经过三次传写，‘乌’竟写成‘马’；如果现在不加以挽救，将来还会遍及天下。假使已有正式成命，有司如果知道它不对，尚且应当各守职分据理争辩，何况如今还没有正式成命，难道可以坐着耗费纸张，只是严格规定期限，滋长吏胥奸弊，扰害良农，却安然看着百姓困苦，以成全执事者错误的谋划吗？您平日爱民如父母，忧民如同身患疾病。如今若能真正深入探究事情的始末，详细考察其中的利弊，陈述给上级府衙，列入计台，求得朝廷知晓，使他们采纳这项意见，以利国计、安定民心，这一定是您乐意去做的。胥吏的谋划，正将借机罗织牟利、招揽贿赂，谢某必定不愿这样做。料想仁人君子的心情，只怕还来不及听闻百姓的疾苦和政令的利弊，必不会因为胥吏的谋划而改变天下最重要的谋略。我虽不能完全知道一县的户籍簿册，按所听所见估算，本县耕种屯田的百姓应当不少于三千石，以中等农户每户供养七人计算，三七为二十一，应有二万一千人。治理一个有万户的县，而其中的良农有三千户，老幼二万一千人，一旦失去职业，都战战兢兢地担心家破业散、流离死亡，难道仁人君子能够忍心旁观而不替他们谋划吗？现在正是收获、舂米的时节，如果确实能够赶紧写成奏牍，而文书期限和防检之事暂且宽缓一些，以烦请您下达后续命令，使他们逼仄忧虑的心情转为欢喜，使惨凄悲悍之气消散为和气，使歌唱欢舞充满田野、遍布道路街巷，岂不是太好了？这并不是在供输方面有所亏缺、在调度方面有所损害，绝不至于因此获罪于上级府衙和计防部门。仰仗您爱护体念，冒昧陈述内心想法。三 听说您的随从车马将要启程，是要到郡府任所去吗？难道黄堂将要大力施行宽恤百姓的政令，以厚养我民的力量，为国家培固根本，为万世奠定不毁的基础吗？抚慰百姓而心力劳瘁，催征赋税而政绩拙劣，这正是阳道州成为当世大贤、被史家记载为美谈的原因。上天把百姓交给我们的君主，我们的君主又把百姓交给守令县宰。所以凡是设置官职、任用官吏，都是为百姓而设的。如果不能厚养百姓的生计，反而使他们受害，就是失去了朝廷设置官职、任用官吏的本意。没有君子，就不能治理国家；没有平民，君子也没有人供养。朝廷官府的用度，本来就应当由平民供给。如今赋税输纳的法令，是百姓应当遵守而不能违背的。违背而不供纳，是百姓的罪过。官府随之督促，这是合理的。作为守令县宰，固然不能借口自己催征赋税的政绩拙劣，就把赋税之事一概不管。《易》说：“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这叫作义。”一定要把簿书期限和防检之事治理好，这才是我们应当致力的。有些腐儒鄙陋之士不懂大道，妄作荒谬悠谬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如今簿书不加治理，胥吏因此弄得紊乱，长官难以稽考；胥吏又与奸民相互交易，使长官无法窥察、追查他们的踪迹。这正应当深思精考，核实事情始末，探求关键要领，这才是所谓“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

译簿书整齐明白，胥吏便无从藏奸；奸民因而畏惧，弊端也就得到整治，良民和下户中谨慎怕事的人也不再受到骚扰。如果遵循正理治理赋税输纳，又不能宽免上级府衙的督责，那么因此辞去臣职，难道不是极其公正、正直、荣耀而美好吗？像文丈这样的大乡贤、众善类所共同尊仰的人，也一定会非常欣慰，认为我有贤能的儿子，不愧于阳道州。世间的富贵何其无穷，往往同草木一起腐朽；能够使自己不朽，与阳道州并列于史册的人，又有几人呢？如果说如今实在不得已，姑且委屈平日的志向，采取苟且免祸的办法，那不是我所听闻的道理。我们应当向古代圣贤求师，有识之士不可听从胥吏的计谋。胥吏本来是我们所驾驭的，岂能反而落入他们的笼罩之中？《象山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象山集》卷九 书信 致王谦仲 我违背您的远方教诲，已经三年了。区区思念仰望之情，哪里能用言语说明？去年冬天拜读您的亲笔信，大义灿然明白，怎能不感到极大的欣慰和滋润？江乡何其有幸，得以有大贤出任镇守。然而从朝廷方面说，事情的轻重缓急也已经颠倒了。明天子所注重倚任的人，难道会因为执事不便于实行某项谋划而厌弃他吗？必定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这也是有识者此前所料想的，大概没有什么可怪的。只是阴暗的气氛又很浓重，尚未廓清，我像葵藿向阳的心，不能不替大明感到惋惜。我去年冬天不愿意到喧闹的地方去，只想离职休息，这种话尤其不是我所期望听到的。我私下料想，执事的这种蔽塞不能立即解除，那么这次出行大概只是为了个人的便利。我籍贯在江西，从私情说，也只怕那里的计划不能实行。您何日开府？听说您到任后，十个方面都相互庆贺，这并非书信中的空话。元晦听说已经起程入朝奏事，江西可以说是德星汇聚了。我去年夏天写信之后，不到十天就有仲兄子仪去世。初秋又哭悼一个夭折的儿子，他本来将成为先父的继嗣。像我这样德薄福少的人，旧有的疾病，在哀痛苦楚中大大发作，以至于濒死。腊月忽然痊愈，如今又顽健得像去年春天一样。乡人彭世昌新得到一座山，在信州贵溪县西界，离我的破庐仅两舍地近。唐代有一位僧人，号称马祖，曾住在这座山的北面，乡人因此称它为禅师山。元丰年间有个僧人莹，住在山的南面，取名为应天寺，寺院废弃已经很久了。房屋庐舍毁坏拆散，荡然无存，旧址埋没在荆棘丛中，良田清池也淹没于茅草芦苇。彭世昌竭力开辟山地，结一间庐舍来延请我。去年冬天曾登山一次，见地方狭窄，又在东山中建了一座草堂，也勉强有田可以耕种。社日以后，带着两个儿子，和几位朋友登山盘桓数日，把这座山所有幽秘奇胜、要领所在之处都探寻出来，眼界极其优美，都是过去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去年冬天所建的草堂在寺院旧址上，不能使人满意，正要在胜处建方丈居住。回头看山势，宛如巨象，于是命名为象山草堂，匾额题作“象山精舍”。乡人一向痛恨这座山的名称辱没于异教，如今都一致称它为象山。故侍郎张南仲的居所确实在山下，南仲名运；他的几个儿子迁居鄱阳，他的几个侄子都在故乡，个个尊崇儒术，过去也有许多人同他们交游。彭世昌极其贫困，开山的工程，张氏兄弟确实乐意帮助；开始经营时，也由张氏替他筹划地基。如今张氏子弟都来相从，有一家在东坞上结庐，地势比方丈略高，命名为储云。这座山常常出云，云从山中升起，常年不断，大概是因为山势高的缘故。一家人在前山左右结庐，石涧瀑布盘旋萦绕在旁边，于是命名为佩玉。相继前来结庐的人还没有停止，尚未给他们命名。方丈屋檐之间，层层山峦重重峰嶂，奔腾飞动；近处延伸数十里，远处延伸数百里，争奇竞秀，早晚阴晴、云烟出没的变化，千姿万态，无法命名描摹。两座山在前方遥遥合抱，像两条手臂环拱，双臂之间的田地不少于百亩。沿着水流而下，悬空倾注数里，随石势形成形状，小的像线，大的像白绢。苍翠的树林遮天蔽日，巨石错落其中，盛夏也不知道有暑热，带着书册进入林间，可以终日停留。东山的山崖有翻经石，可以休息十多人；西山的山崖有歇石，可以坐五六人，上面都有苍松盘曲覆盖。石下峭壁直立，高耸万仞；山的北面有尘湖，位于山顶，天然形成一池水，清深如镜，大旱也不干涸，可以在这里结庐居住。从尘湖向北，隔着几座山有马祖庵，那里也很优美。有风洞、浸月池、东垅、桦木垅、东西坞、第一峰，这些都是旧日称美的名称。这座山的大势从南面来而转向东面，又折向南面；山势最高处在西北方，草堂以西最高，九座山峰连接起来像屏风，名叫翠屏，峰上全是林木。北峰中高的像伞盖，可以登临远望；向南看，群山更加遥远，溪谷原野全都显露出来；向东看，灵山突兀而起，凌霄缥缈如画，山形端正方直、峻峭清利，是吴越一带从未见过的。向下看见龟峰昂首、穹背，形状逼真。玉山的水大约流经四百里，从龟峰下流出，略过贵溪，经过这座山的左侧。向西看，藐姑、石鼓、琵琶诸峰高峻险拔，逼近人眼，仿佛从天而降。溪水发源于光泽的地方间或可以看见，山脚如同青玉板。向北看上清、仙岩、台山，仅仅像小土丘。东西两条溪水曲折幽深如带，在相距不到百里的地方汇合；但地势低下平坦开阔，不很清澈，常常隐没在苍茫烟霭之中。彭世昌去年冬天也曾到无为，想求见携梭山的书，听说您忙于治理政务，来不及瞻望；如今已经放下行旅，与我共同在这里学习耕作了。此人志向不肯庸庸碌碌，人人都说他是狂生；然而他平生所作所为很不随俗，为私利的事情一向少，为道义的事情一向多。可惜他过去没有很好地跟从师友，选择还不够精审。从今以后，应当会有值得期待的地方。二 彭世昌回来时，恰好带着您专门派人送来的教诲书信，一再承蒙传来佳音，欣慰之情哪里能用言语说明？时局焕然一新，阴暗气氛顿时消散，这是人们良心共同感到快慰的事情。若继此之后不能不断更新，那么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确实如来信所说。上个月的雨水非常充沛，接连几天山溪暴涨，平原浩渺如湖海，幸好没有造成很大的灾害。水退之后，禾黍长得茂盛，比往年多一倍；十多天后又下了一场雨，旱田已经十分成熟了。陂塘池沼都有蓄水，即使秋天干旱，晚稻也还有可以挽救的，不会像去年那样。江西百姓应当借助大府的恩德，盼望获得一次丰收了。近来听说饶州浮梁县城外一座寺院中，井泉涌出，地面下陷，房屋漂流、尸体漂浮，多得数不清。洪水过后，乘船的人看见漂流物，居民收集漂来的木材，往往堆得像墙一样，毁坏伤亡很不少。听说临江、筠州、袁州也有水灾，大府应当已经知道详情。如今风俗日积月累地败坏，人才日积月累地衰落，郡县弊病日积月累，办事力量日积月累地耗损，民心日积月累地动摇，和气日积月累地受到伤害，上面空虚、下面枯竭；即使得到一次丰收，也不敢过多庆贺。这就像人的外貌没有改变而脏腑之气已经日积月累地受伤，是和、扁这样的名医所忧虑的。近来所除去的弊虫，可以说已经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