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集卷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象山集》卷二十一 杂著 《易说》这个道理充满宇宙，谁能够逃避它？顺从它就吉祥，违逆它就凶险。它被蒙蔽就是昏昧愚蠢，通达透彻就是明智。昏昧愚蠢的人看不见这个道理，所以多半违逆它而导致凶险；明智的人看见这个道理，所以能够顺从它而获得吉祥。讲说《易》的人认为阳尊贵而阴卑贱，刚强明亮而柔弱昏暗，这固然如此。现在晋卦上体为离，以六五这一阴爻作为光明的主宰；下体为坤，三根阴爻顺从离卦的光明，因此获得吉祥。两个阳爻反而都不好。离之所以是光明，就在于它明白这个道理；坤的三阴爻能够顺从这种光明，当然吉祥而无所不利。这是因为明白道理、顺从道理而成为善；那些不能完全如此的，也应当不能完全善良。不明白这个道理，却拘泥于爻画和名言的末节，哪里可以同他谈《易》呢？‘阳尊阴卑、刚明柔暗’的说法，有时不能拘泥于它。雷在天上，就是大壮卦。君子因此做到不合礼的事不去践行。不合礼的事不去做，谁不认为这是美好的，谁不想这样做呢？然而善意有时受到遮蔽，正气有时衰弱，即使想这样做，也未必能够做到。现在四根阳爻正在增长，雷在天上，正大之气如此强盛，凭借这种力量去做不合礼的事不践行，就完全能够做到。这正是颜子请求实行这句话的时候。大壮卦九二爻说包容荒秽。包容荒秽，就是包容荒乱污秽之事。处在大壮之时，本来应当没有荒秽。但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向上达到极点就会转而向下，盈满到极点就会亏损。人一旦安逸放纵，懈怠忽视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荒乱污秽的事情，常常发生在长期安定之后。《易说》【写给张权叔】一与五相加成为六，天的一生水，地的六成水，所以一加六合成水。二与五相加成为七，地的二生火，天的七成火，所以二加七合成火。三与五相加成为八，天的三生木，地的八成木，所以三加八合成木。四与五相加成为九，地的四生金，天的九成金，所以四加九合成金。五与五相加成为十，天的五生土，地的十成土，所以五加十合成土。论五行生成，水的合数在一、六，火的合数在二、七，木的合数在三、八，金的合数在四、九，土的合数在五、十。数到四时，五已经包含在其中了。一与四自相合为五，二与三自相合为五。二与三是少阴、少阳的内里，一与四是老阳、老阴的内里。五这个数出现以后，二加五为七，三加五为八，所以七是少阳，八是少阴；一加五为六，四加五为九，所以六是老阴，九是老阳。因此七与八相加为十五，六与九相加也为十五。少阴、少阳、老阴、老阳，称为四象。论四象，那么阴阳的少数相合在七、八，阴阳的老数相合在九、六。四象排列形成，七、八在内，九、六在外。阴阳的区分，先从内里而后到外表，所以七、八为少，九、六为老。四乘七为二十八，所以二十八是少阳的数；四乘八为三十二，所以三十二是少阴的数。《易》这部书的道理不可远离。它所说的道不断迁移，变化流动而不固定，周遍运行于六虚之中，上下没有常态，刚柔相互转换，不能作为固定不变的法则，只随着变化而趋向适宜之处。我曾说，天下有不变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有无穷的变化。真正得到这个道理，那么无穷无尽的变化，都是不变之理的表现。水的生数是一，成数是六，卦为坎。坎卦阳在内而阴在外，水的形体柔弱，大概是阴在外；但水本来生于阳，所以道家说水是阴而根本在阳。火的生数是二，成数是七，卦为离。离卦阴在内而阳在外，火的形体刚烈，大概是阳在外；但火本来生于阴，所以道家说火是阳而根本在阴。就水火的成数说，水是六，火是七；水属于阴，火属于阳。就水火的卦说，水是坎，火是离；坎是阳卦，离是阴卦。就坎离二卦来说，坎是月，离是日。拘泥的儒生对此将怎样谈论阴阳呢？五行相互得到而各自有合，并不只是前面所说的两种相合而已。又一篇【写给连叔的扩充说明】三个奇数，就是四、四、四；三个偶数，就是八、八、八。这是老阴、老阳，也就是乾、坤的象，所以不能有第二种变化。至于少阴、少阳，各有三种变化，这是六子的象。两个偶数和一个奇数，四八八是震卦的象，八四八是坎卦的象，八八四是艮卦的象。两个奇数和一个偶数，八四四是巽卦的象，四八四是离卦的象，四四八是兑卦的象。四象生出八卦，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三个奇数为四，是老阳【变】；三个偶数为八，是老阴【变】；两个偶数八、一个奇数四，是少阳【不变】；两个奇数四、一个偶数八，是少阴【不变】。一、二、三、四、五，是五行的生数；六、七、八、九、十，是五行的成数。天的一生水，地的六成水；地的二生火，天的七成火；天的三生木，地的八成木；地的四生金，天的九成金；天的五生土，地的十成土。只生成而尚未完成，不能使用，所以使用它的成数。三是变化的开始，五是变化的终结。因此数达到五，变化就齐备了。天地之数共五十有五，没有一个不是五的。天数有五个，就是一、三、五、七、九；地数有五个，就是二、四、六、八、十；生数有五个，就是一、二、三、四、五；成数有五个，就是六、七、八、九、十。三种象显现在三才之中，五种象上面显现在五星，下面显现在五岳，总合起来就是五方。五方的形状正好分为四角，也可以分为四方。五没有可以再分的界限，所以天有四时：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而土寄旺于四季。孟子说四端，却不说信。孔子曾经特别谈到信，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又说：‘做人却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又多次说以忠信为主。医家说六脉都有胃气，人没有胃气就会死，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四是数的大纲，五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译四种运算形成《易》，也是这个意义。《易》有太极，太极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四象，是阴阳有老少，称为老阳、少阳、老阴、少阴。有人说六、七、八、九是四象，也就是老阳、少阳、老阴、少阳。四者是一个整体，七、八在内，阴阳的区分从内里开始，所以七为少阳，八为少阴；六、九在外表，少数在外、老数在内，所以六为老阴，九为老阳。四是它们的根本数。以四累积计算，就可以看出乾坤的策数。四乘六为二十四，每爻有二十四策，六爻累积就是一百四十四，所以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四乘九为三十六，每爻是三十六策，六爻累积就是二百一十六，所以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一、三、五、七、九是天的五个奇数，其中间是五，所以五是天的中数；二、四、六、八、十是地的五个偶数，其中间是六，所以六是地的中数。十日属阳，是二乘五的数；十二辰属阴，是二乘六的数。天的中数形成十日，地的中数形成十二辰。五音六律也是由此而来。十日与十二辰相配，运行到六十而一周，所以甲子有六十个。六乘四为二十四，九乘四为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阴的策数，三十六是老阳的策数，老阴、老阳相配而成为六十四。七乘四为二十八，是少阳的策数；八乘四为三十二，是少阴的策数。二十八与三十二相配，也得到六十，这是阴阳相配的数。以三和五使数发生变化，错综排列这些数。数为偶数就整齐，数为奇数就不整齐。只有不整齐才会有变化，所以主导变化的是奇数。一、三、五、七、九，是数中的奇数。一是数的开始，还不能谈变化；从一到三，从三到五，变化就不可穷尽了。所以三、五是数之所以发生变化的原因。有一个事物，就一定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后，有首、尾，有正、反两面，有内、外，有表、里。所以一必然产生二，因此说‘一生二’。有上、下、左、右、前、后、首、尾、表、里，就必然有中；中加上两端就是三。因此说‘二生三’。所以太极不得不分为两仪。两仪分立，天地各就其位，于是人在其中。三极之道，哪里是作《易》的人能够凭空创造的呢？交错排列就是一、二、三、四、五，总和是十五。三处在中间，以三为纲计算，就是三乘五为十五；十五乘三，就成为《洛书》九章四十五的数。九章安置九数，纵横相加都是十五。这可以看出三、五是数之所以变化的原因。九章从一到九而没有十，但是一与九相加为十，三与七相加为十，二与八相加为十，四与六相加为十，那么所谓十，本来就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间。虽然没有明列十，但十确实存在其中。所谓十五，五就是土的生数，十就是土的成数。这样看来，九章的数虽然是四十五，但天地五十五的数已经包含在其中了。由此看来，三、五的变化，怎么能够穷尽呢？天地人与三才，日月星与三辰。卦由三画组成，鼎有三足而立。信奉老氏学说的人也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概三是变化的开始。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是五行的生数，六、七、八、九、十是五行的成数。一、三、五、七、九是天数，二、四、六、八、十是地数。《易大传》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互得到而各自有合。’一与六相合，因为一加五为六，所以一、六相合；二与七相合，因为二加五为七，所以二、七相合；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也都是这样。因此天地之数为五十有五，五是小衍，五十是大衍。大概五是变化的终结。参合五数而使之变化，天下的数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天地已经各就其位，人处在其中，面向明亮处站立，于是左右前后成为四方。天凭借气的运行而形成春夏秋冬，地凭借形体的位置而形成东西南北。四这个数于是显现出来。然而有了中央之后才有四方，中央加四方于是成为五。因此一生水，水居北方；二生火，火居南方；三生木，木居东方；四生金，金居西方；五生土，土居中央。

译《论语说》如果达到了仁的境界，就不会有邪恶。恶与过错不同，恶可以很快免除，过错却不能立即免除。贤人如蘧伯玉，想减少自己的过错却还不能做到；圣人如孔子，还说：‘再给我几年，到了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何况求学的人，怎么能立即要求他没有过错呢？至于邪恶所在之处，却是君子极其厌恶的，丝毫也不能保留，片刻也不能触犯。如果一旦立志于仁，就没有这种邪恶了。立志于道，以德为依据，以仁为依归，游心于六艺。道，是天下万世共同的公理，也是人们共同遵循的道路。君有君的道，臣有臣的道，父有父的道，子有子的道，没有什么不各有其道。只有圣人才能完备地实行各种道，所以做君王就尽君王之道，做臣子就尽臣子之道，做父亲就尽父亲之道，做儿子就尽儿子之道，没有哪一方面不尽其道。普通人本来不能完备地实行各种道，但难道能完全忘掉自己的道吗？孔子说：‘谁能走出门却不经过门户？为什么没有人走这条道呢？’田野乡间的人，未尝没有尊敬君王、爱护亲人的心，也未尝没有尊敬君王、爱护亲人的行为。臣子的道，其端绪就在这里。然而上面没有教化，下面没有学习，不只是不能把已经做的事推广开来，达到完全完备。外物的蒙蔽和欲望的扰乱不断加深，推移到了极点，那么所谓不能完全丧失的东西，也几乎有时会丧失了。弑杀父亲和君主，就是完全丧失本心的时候。百姓对于道，取决于上面的教化；士人对于道，依靠自己的学习。然而没有志向就不能学习，不学习就不知道道。所以达到道的方法在于学习，求学的方法在于立志。孔子说：‘我十五岁就立志于学习。’又说：‘士人立志于道，却以穿坏衣、吃坏食为耻，不值得同他谈论。’孟子说：‘士人应当尊尚志向。’与‘立志于道’是同一个意思。小德像河水流行，大德敦厚化育，这是圣人德性的完备状态。《皋陶谟》说：‘每天严肃恭敬，具备六种德行就可以拥有国家；每天宣扬三种德行，就可以拥有家。’人的德性，本来不能要求人人都完备。再低一些，也不必要求他具备三种德行。只要有其中一种，就是德；一种德之中，也不必要求完全具备。只要他的性情禀赋中有微小的善、可取的小美，并且接近其中一种，也就是他的德。如果能够据守它而不丧失，就一定会天天积累、天天进步，天天显著、天天兴盛，天天扩大、天天增长。只是他不能据守，所以已有的东西也将一天天丧失、一天天减损。还怎么能指望他天天积累进步、天天显著兴盛、天天广博广大呢？士人立志于道，怎么能没有他的德呢？所以孔子教导他以德为依据。仁就是人的本心；随着内心愿望去做，却不越过规矩，这是圣人完全实现仁的境界。孔门中的高才弟子如子路、冉有之类，孔子都说不知道他们是否达到仁，必须像颜渊、仲弓这样的人，才肯称许他们达到仁。普通人固然不能指望他们达到仁，但难道都顽钝而完全不仁吗？圣人所做的事，普通人固然不能全都做到，却也有人能够做到；圣人所不做的事，普通人固然不能全都不做，却也有人能够不做。观察他们做圣人所做和不做之事，以及不做圣人所不做之事，就会看出，他们都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根植于一心的灵明，这些东西不可能完全泯灭。假使能够依循那不可泯灭的部分而充实它，那么仁难道还远吗？仁在人身上，本来不能完全泯灭；只是因为不能依靠它向仁前进，反而常常违背它而沉没到不仁的境地，所以才有顽钝而不仁的人。士人立志于道，怎么能没有他的仁呢？所以孔子教导他以仁为依归。六艺是天下所使用的东西，也是人不能不学习的东西。游习其间，本来不会损害立志于道、据守德、依归仁；而他的道、他的德、他的仁，也会因此有所显现。所以说，要游习于六艺。《孟子说》志向专一，就会使气发生变化，这一点不必再讨论。只是说气专一地发动，志向未必能使人没有疑问。孟子又用快速奔跑会使心动来说明它，这样就可以没有疑问了。‘一’就是专一。志向固然是气的统帅，但气达到专一的状态，也能够反过来使志向发生变化，所以不只说要持守志向，又告诫不要使气受到暴乱。起居饮食，都适合节制和调养的原则；视、听、言、动，都严格辨别正邪，这些都是不使气受到暴乱的工夫。‘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设定结果’，这是一个句子；‘不要忘记它，也不要助长它’，这是另一个句子。下面一句是解释上面一句的。《孟子》中有两个‘正’字，意义相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第一处，‘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是第二处。‘勿正’二字下面有‘心’字，文辞就不残缺；‘勿忘’二字上面没有‘心’字，文辞就不完整。这一点即使只是擅长文章的人也能知道。‘必有事焉’的字义，与‘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中‘事’字的意义相同。孟子《知言》这一段，后人既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而也不懂其中的文章，便强行把‘诐、淫、邪、遁’排列到杨、墨、佛、老身上，说：‘哪一种是诐辞？哪一种是淫辞？哪一种是邪辞？哪一种是遁辞？’不知道这四个字不能分开。诸子百家的学说所表现的，是诸子百家所处的蒙蔽、陷溺、背离、困穷；‘诐、淫、邪、遁’是它们的名称。有了实际情形，然后才有相应名称。如果想明白诐、淫、邪、遁的名称，必须先明白蒙蔽、陷溺、背离、困穷的实际。蒙蔽、陷溺、背离、困穷，是由始至终、由浅入深的区别，并不是说四家学说只要有所蒙蔽就不是正道，所以称为‘诐辞’。受到蒙蔽而不能理解，必然深深陷入其中；其学说一定放纵，所以称为‘淫辞’。刚开始受到蒙蔽时，它的言论还依附于正道，实际却已经不是正道；陷得深了以后，它的言论不能不背离原来所依附的东西，所以称为‘邪辞’。背离之后必然困穷，困穷之后就必然曲折躲避而发言，所以称为‘遁辞’。因此，受到蒙蔽而不能理解，必然陷入；陷入而不能停止，必然背离；背离就必然困穷；困穷而不返回正道，就再也无法挽救了。孟子辟斥杨、墨，只是泛泛地说要平息邪说、纠正诐行、放弃淫辞，并没有在杨、墨的学说中分别哪一个是诐、哪一个是淫、哪一个是邪。所以《论语》说有六种言论、六种弊病；讨论后世学者的蒙蔽，难道只会有六种吗？所以可贵之处在于知道自己被什么蒙蔽。总的来说，一个‘蔽’字就可以概括。荀子的《解蔽》篇正好贯通了‘蔽’字的意义。看《论语》的六言六蔽和荀子的《解蔽》篇，便可以明白，应当在‘所’字上区别诸子百家。‘皜皜’，是洁白的意思。用江水、汉水洗涤，用秋日的阳光曝晒，它的洁白就再也不能增加了。说的是孔子的道就像这样，不是那些凭借私智、杜撰臆说的人所能混淆的。《象山集》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象山集》卷二十二 杂著 武帝说汲黯没有学问 汲黯进言积薪之说，武帝因此默然，这一定是说中了什么。过后武帝说：‘人果然不能没有学问，看看汲黯的言论，越来越厉害了。人将要寻求胜过别人吗？只要人自己相信自己，何愁没有说辞？说汲黯没有学问，未必不可以。武帝又从哪里取得学问来议论别人呢？’太史公推究其中原因，说汲黯心胸狭窄，不能没有一点怨望，果真足以了解汲黯的内心吗？起初调任为东阳县令，因病回到乡里；后来授任淮阳太守，伏地谢绝，不接受印绶。等到被召见时，他说：‘臣希望担任中郎，出入宫禁，弥补过失，拾取遗漏。’最终没有获准。经过李息时说：‘我被弃置在郡中，不能参与朝廷议论。’劝李息早些进言。张汤之后的人中，谁真正了解汲黯？如果一定相信他心胸狭窄的话，这同儿童的见解有什么不同？奉命出使东越，看到双方相互攻伐，没有到达就返回，说：‘不值得辱没天子的使者。’奉命巡视河内失火，说：‘人家失火，邻近房屋接连烧着，不值得忧虑。’河南百姓因水旱灾害贫困，他认为应当持节发放粮食赈济，请求收回符节，伏地请求治以矫制之罪。天子召集文学之士、儒者，把自己想做的事告诉朝廷大臣，汲黯回答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却在外面施行仁义，怎么能想要效法唐虞的治理呢？’ 武帝默然发怒，变了脸色，退朝。群臣中有人责备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和辅弼之臣，难道是要他们一味阿谀奉承、顺从旨意，把君主陷于不义吗？况且既然已经身居其位，即使爱惜自身，又怎么能辱没朝廷呢？’浑邪王投降汉朝，汉朝征发两千辆车，向百姓借马，百姓藏匿马匹，马匹凑不齐，武帝想杀长安令，汲黯便争辩阻止。浑邪王到来后，商人和与之交易的人有五百人依法当死，汲黯又争辩阻止。‘损害中原来侍奉夷狄，保护它的叶子却伤害它的枝条’这句话，谁能改变呢？他说公孙弘只是怀着欺诈、装饰聪明，迎合君主以求得容身；说张汤深文周纳、巧妙诋毁，把人陷入罪名，使他们不能回归真实，以战胜别人作为功劳。淮南王谋反时，游说公孙弘等人，就像拔起带根的草、振落树叶那样容易；唯独害怕汲黯喜欢直言劝谏、坚守节操、至死守义，难以用不正当的事情迷惑他，最终因此不敢谋反。像汲黯这样的人，虽然说他没有学问，我却一定说他有学问。不过，张汤更改律令，是可以斥责的，何必说‘高皇帝的约束’呢？武帝对四夷用兵是不对的，何必说‘和匈奴和亲’呢？这些都是被黄老之学误导了。学术断绝，道统丧失，老氏的学说在汉代盛行；汲黯不幸生在那个时代，也沉没在这种风气中。然而，学习老氏的人很多，像汲黯这样的资质，本来就有老氏学说不能泯灭的东西，可惜他生不逢时。放下饭食而随意饮食，却询问不用牙齿咬断东西，这叫不知道先后轻重、只顾末节吧！这就是武帝想在汲黯面前争胜的地方。武帝从还是太子时起，本来就已经忌惮他的严正。即位很久以后，大将军卫青任侍中，武帝曾蹲坐在厕所里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宴见时，有时不戴帽子；到了汲黯来见，不戴帽子就不接见他。曾经武帝坐在武帐中没有戴帽子，汲黯来奏事，武帝避开，让人代为批准。庄助替汲黯请求，陈说汲黯的长处，武帝认为有道理，并且说：‘古代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似这样的人了。’汲黯任中大夫时，常常因直切进谏，不能长久留任，出任东海太守，治理得非常好。武帝听说后召回他，列于九卿之中。张汤失败后，武帝听到汲黯的话；李息进言，武帝便治李息的罪，又让汲黯以诸侯相的秩禄居住淮阳。汲黯死后，任命他的弟弟做到九卿，任命他的儿子做到诸侯相。武帝不能克制自己、不喜欢汲黯的切直，本来是事实。然而他内心的灵明不能被遮蔽，因此没有真正了解汲黯的人，未必比后世只会吹嘘声势的人差。等到他执意做错事并寻求胜过别人时，这颗心的灵明或许已经接近熄灭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最终也一定会完全丧失’。这样说来，生不逢时，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犯了过错还要寻求胜过别人，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张释之说当今法律就是这样。张廷尉在渭桥下把惊吓车驾的马匹的人判处罚金，文帝因此发怒。张廷尉据理争辩，认为不能再加重刑罚，这是正确的。然而他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如今法律已经这样规定，却又加重刑罚，这就会使法律失去百姓的信任。当时，皇上如果下令立即杀了他，也就罢了；如今既然已经把他交给廷尉审理，廷尉就是天下的公平尺度，岂能一味迎合天子而使天下用法都随意加重减轻？廷尉固然是天下的公平尺度，难道天子就可以不公平吗？法律本来就是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假如法律确有不合适的地方，做廷尉的难道不应当向天子请示并修改它，反而只说“现在法律就是这样，可以吗”？《虞书》说：“赦免过错，即使罪过很大也可以。”《周书》说：“有大罪而不是蓄意为之，只是偶然遭逢灾祸罢了。”既然已经阻止、避免了他的罪过达到极点，这时就不可以杀他。那个县人听到清道的声音，长久躲在桥下，以为车驾已经过去才出来，竟至于惊吓了马。假使因此造成了伤害，也正是所谓“有大罪而不是蓄意为之，只是偶然遭逢灾祸罢了”，本来就不可以杀他。释之不能推明这个道理来消除文帝的疑惑，却只说“法律就是这样”，这正是后世任意拘泥法律的弊端，也是三代的政治和刑法由此衰亡的原因。杂说 皇极的建立，常伦的条理，是非正邪的标准，反对此道便是错误，永远不会改变。这个皇极和常伦，根植于人心，又充塞于天地之间。居住在室内的人说出善言，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说出不善之言，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违背。是非的结果，难道可以欺骗吗？即使如此，苗民不接受教化，早在尧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等到舜接受帝位，苗民仍没有归附之心，于是把他们流放到三危山。又过了几十年，禹才接受命令，于是有了前往征讨的军队。尧、舜以圣人的身份相继治理天下，可以说盛大至极。箫韶演奏九成，凤凰前来仪态起舞，而这些愚蠢的有苗之民仍然自若地侮慢轻忽，连舞乐也不肯接受。干羽舞演奏七十天之后，才讨论他们的不恭；从他们自以为贤明的那一天起，便违背了感应的道理，这大概没有比这里更明显的证据了。周朝从后稷开始，积累仁德、修养德行，来历已经很久远了。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事业，取得天下，可商朝的顽民却直到三代仍未被教化。难道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唯独在这些人身上有所缺失吗？有苗之民对于唐虞，商朝顽民对于成周，难道可以推说只是他们缺少同道之人吗？原宪是孔子所厌恶的人，众人却都喜欢他；杨朱、墨子是孟子所排斥的人，议论者却归附他们。孔子收徒已经很久，只有颜渊特别好学；此后对孔子之道毫无疑问的，也只有曾子一人。

译孔子去世后，子夏、子游、子张却想用事务性的做法强行推行道。子夏等人不能把道向自己的弟子说明，曾子也不能向自己的朋友说明，那么道所存在的地方，也就孤单了。唉！是非取决于是否明白，而不取决于是否昏暗；人数多少并不能决定是非。苗民没有归附，商民没有被教化，乡愿不知道自己的错误，杨朱、墨子没有归向儒家，子夏、子游、子张一类人不能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制，他们那些偏私的学说和偏颇的议论，哪里听得完呢？用最高的道理衡量，这就是所谓不善，这就是所谓不明白，也就是他们之所以错误的地方。苗民归附，商民被教化，乡愿知道自己的错误，杨墨归向儒家，子夏、子游、子张一类人有一天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制，那么是非的区别就清清楚楚了。这个道理存在于天下，没有丝毫间隔。然而若没有先知先觉的人为他们启发引导，人本来就不免昏暗。所以只有达到极明白的程度，才可以谈论道理。学习尚未达到明白的境界，却凭主观臆断决定天下的是非，大多只能说明他不知道自己的分量。纯粹的善和纯粹的不善，人人都能知道。人不是极其圣明或极其愚昧，事情也不是极其完美或极其败坏，所以本来就有不纯粹的情况。既然有所不纯粹，那么其中大小、本末、轻重、多寡、表里、隐显、始终、久近、难易以及幸运与不幸的变化，不是极其明白的人谁能辨别？若辨别出其中有善的一面，而且是极大、极重要的善，就应当以他为师、以他为尊；却因为他还有不善之处，便使他的善不能成就、事情不能成功，世人都不能辨明，反而认为那是错误，反而把他当作应该惩罚的对象，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思想的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不正的念头，片刻之间知道它，就可以纠正；正当的念头，片刻之间失去它，也就变成不正。这些事情全都在自己的心中。《尚书》说：“只有圣人一旦不思考，就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能够思考，就能成为圣人。” 然而，心念的过错，有的可以从外在形迹上指出，有的不能从外在形迹上指出。如今有人怀有侮慢他人的心，就会有侮慢的姿态、侮慢的神色、侮慢的言语，这是可以从外在形迹上指出的。有人怀有侮慢他人的心，却假装出恭敬的姿态、神色和言语，反而好像庄重严肃，这就是不能从外在形迹上指出的。内心深沉而外表厚重，神色严厉而内心怯弱的人，前一种可以从形迹上看出，是较浅的；后一种不能从形迹上看出，是较深的。若一定要根据外在形迹观察人，就不足以了解人；若一定要根据外在形迹约束人，就不足以救助人。不只是心念不正有显露于形迹和不显露于形迹的分别，即使心念正当，也有显露和不显露的分别。还有事情和道理的变化不能只从形迹观察，也有善与不善杂相出现的情况。像比干的忠，可以看得出来；像箕子装作疯狂、微子投奔周朝，却不能说他们不忠。像曾子的孝，可以看得出来；像舜没有告诉父母便娶妻，却不能说他不孝。这就是事情和道理发生变化、不能只从外在形迹观察的情况。匡章得罪父亲，是因为责备父亲行善，这是善与不善夹杂出现的情况。全国人都说他不孝，这样便可以看出匡章的行为并非全然错误。孟子却能清楚看出他的善与不善分别在哪里，所以同他交往，又进一步以礼相待。普通人不能了解这些地方，也就不值得再谈了。世上本来有两个贤人彼此相遇却互不相知的情况，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老泉对王临川，东坡对伊川先生，就是这样。尧、舜、文王、孔子这四位圣人，是圣人中最盛大的。两篇《典》描写尧、舜，《诗经》《尚书》描写文王，《论语》《中庸》描写孔子，措辞各不相同。假使圣人们同时出生，在同一堂上学习，在同一朝廷任用，他们的气质禀赋、道德本性、造诣和修养，难道也能完全相同吗？至于他们相同的地方，那么禹、益、汤、武也同样具有。孔子的门徒中，只有颜渊、曾子

译得到他的传授。以颜子的贤能，孔子还说没有看见他的止境。孟子说颜子是规模大体具备而具体细节尚未完全具备，曾子则更不敢期望达到颜子的境界。然而颜子、曾子的道，固然与圣人相同。不仅颜子、曾子与圣人相同，其他门徒也本来有与圣人相同的地方。不仅当时的门徒如此，后世的贤人也本来有与圣人相同的地方。不仅士大夫之中有与圣人相同的人，即使田野中的人，他们不泯灭的良心，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处理事务、与人交往时表现出来，也本来有与圣人相同的地方。指出他们相同的地方来说，就不能强行说成不同。然而道理广大而完备，长久不息；人从道所得的，有多少、长短、久暂的差别，长处和短处交替占优，得与失相互存在，这就是大小、广狭、浅深、高卑、优劣由此区别，朋辈等级由此划分的原因。《书疏》说：天周行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天体圆得像弹丸，北方高而南方低。北极高出地面三十六度，南极陷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极到北极的直径超过一百八十二度。天体隆起弯曲，正对着天空中央、南北二极距离相等的地方，叫作赤道，距离南北两极各九十一度。春分时太阳运行在赤道，从此逐渐向北；夏至时运行在赤道以北二十四度，距离北极六十七度，距离南极一百一十五度。夏至以后，太阳逐渐向南，到秋分时又运行在赤道上，和春分相同。冬至时运行在赤道以南二十四度，距离南极六十七度，距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太阳运行的道路叫作黄道。又有月亮运行的道路，和太阳的道路相近，交错而过，一半在太阳运行道路的里面，一半在太阳道路的外面。两道相交时便重合，距离两极最远的地方，两道相距六度。这就是日月运行道路的大概情形。假如心中没有遮蔽，就一定没有穷尽；假如心中有所遮蔽，就一定有所穷尽。学习必须没有遮蔽之后才可以有所成就。学习如果不亲近老师和朋友，那么即使学习《太玄》，也可能胜过学习《易经》。以道为主，欲望就会消退，技艺也可以进步；以技艺为主，欲望就会炽盛，道便会消失，技艺也不能进步。用道来节制欲望，就会快乐而不厌倦；因欲望而丧失道，就会迷惑而不得快乐。有人有志向，有人没有志向；有人与人志同道合，有人与人志向不同。观察鸡和猪，可以辨别志向；捆住猿、关住虎，可以讨论志向。对细微处谨慎而不去努力，小志就会变大；志向坚强而有力量，更何况还善于思考重大的事情。四方上下叫作宇，往古来今叫作宙。这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千万世以前有圣人出现，与我同有这颗心、同有这个道理；千万世以后有圣人出现，也与我同有这颗心、同有这个道理；东南西北四海之内有圣人出现，也与我同有这颗心、同有这个道理。近世崇尚事事求同的说法，非常不合道理。怎能不与古代圣贤相同呢？道相同、志向相合、都有同一德行，才可以共同做事。然而之所以有不同，是因为道理所在之处不可能全都被看见。即使孔子这样圣明，也说“颜回不是在帮助我，而是在启发我”；子夏又说“我学习从不厌倦”；舜说“我有错误，你们要辅助我”；他称赞尧说“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只有帝尧能够做到”，所以不只是赞叹和应答，也有叹息和反对。确实是君子，就不能因为有所不足而损害其为君子；确实是小人，即使有些长处，也不能改变其为小人。宇宙之内的事情，就是自己分内的事情；自己分内的事情，就是宇宙之内的事情。人的心最为灵明，这个道理最为明白。人人都有这颗心，每颗心都具备这个道理。圣人当然谈过仁，天下谈仁的人，却往往不像圣人所说的仁；圣人当然谈过义，天下谈义的人，却往往不像圣人所说的义。圣人的话，是懂得道的话；天下人的话，是不懂得道的话。懂得道的话，不会使人陷入偏颇；不懂得道的话，就会使人陷入偏颇。尊重贤德而轻视才能，以德行成就

译为上，以技艺成就为下。道能够实行、道能够明白，羞耻感就有了正确的归属；道不能实行、道不能明白，羞耻感就失去了正确的归属。以羞耻感归属正确为可耻，是本心；以羞耻感失去归属为可耻，不是本心。圣贤所看重的羞耻，是羞耻得其所。羞耻感存在，心就存在；羞耻感消失，心也就消失。【于宝《晋论》中有“羞耻失去归属”的说法。】求得合宜地处理事情，求得厚道，求得礼贤下士；希望自己的行动超过名声，羞耻名声超过行动。【先生读《礼记·表记》时写下这句话。】邪与正、纯与杂，取决于思想的清明或浑浊；强与弱，取决于血气。朱均、管叔、蔡叔的志向没有改变，并不是实际情况不可以改变。苗民归附后，崇高的圣人也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志向。

译后世只知道有事务，却不知道有政治；知道对法律的责备很详细，却不知道对人的责备应当更详细。学者的格局大多取决于自己的见闻；孩童还没有接受传授和学习，怎么能形成这种格局？所以所学习的内容不能不谨慎。身处其中而能自己拔脱出来，不是豪杰做不到。被事势逼迫而形成某种趋向的人，大多不能得到正确的方向，这也是常理。道，可以比作水。人对于道，可以比作蹄涔、污沱、百川、江海。大海已经很大了，但四海的宽窄深浅也不一定相同。至于它们都是水，蹄涔也同样是水。普通人所希望的是财富，君子所看重的是德行。士和庶人有德，能够保全自身；卿大夫有德，能够保全家族；诸侯有德，能够保全国家；天子有德，能够保全天下。没有德行却富有，只会增加自己的罪过恶行，加重日后的祸患。今天虽然富有，难道能够长久保有吗？何况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确立君主，使君主主管和养育他们，所以君主本来就是为了百姓。《尚书》说：“德行在于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实行仁政，是为了养育百姓；君主不实行仁政，反而替他聚敛财富使他富有，这是帮助君主虐待百姓，应当被君子弃绝。战国时期，各国都以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为夸耀，彼此侵略征伐；争夺城池而作战，杀人满城；争夺土地而作战，杀人遍野。所以孟子特别阐明孔子的话，认为带领土地去吞食人肉，罪行大到死刑也不足以容纳。进一步论述清楚后，又断言：“臣下中善于作战的，处以最重刑罚；使诸侯联合的，次之；开辟荒地、任用土地的，又次之。”孟子在当时所陈说的全是尧、舜之道，勉励君主修养德行、实行政治，劝他趁有闲暇时整顿政令刑法，并说如果这样做，统一齐国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假使孟子能够得到任用，一定能使天下做官的人都想在他的朝廷任职，耕田的人都想在他的田野耕作，商人都想在他的市场储藏货物，行旅的人都想在他的道路上通行，天下百姓全都归附他，那么天下就没有人能遮蔽他的德政了。这个道理非常明白，成效一定可以达到。当时的百姓顺从习俗而苟且自安，不能听从并采用他的主张，反而说他的主张迂腐空疏，可以说是昏暗到了极点。《象山集》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象山集》卷二十三 讲义 白鹿洞书院讲义 我虽然从小接受父兄、老师和朋友的教诲，不敢自暴自弃，但资质愚钝、疏懒笨拙，学业没有进步，常常怀着惭愧和警惕，害怕最终辜负最初的志愿。正要向四方的老师朋友寻求针砭磨砺，希望得到启发，以免获罪。这次能够跟随郡侯秘书来到白鹿书院，群贤毕集，得以瞻仰盛大景象，私下里感到庆幸。秘书先生、教授先生不察我的愚昧，命我登上讲席说出所闻；只是我平庸空虚，哪里敢当此任？推辞躲避再三，不能得到允许，于是选取《论语》中的一章，陈述平生的感受，以回应美好的命令，也希望借此得到教诲。孔子说：“君子通晓的是义，小人通晓的是利。” 这一章用义利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言辞和旨意都很明白。然而读它的人如果不能切身反省，恐怕也未必有所裨益。我平日读到这里，不能没有感触。我私下认为，学习的人在这里应当辨明自己的志向。人所通晓的东西，取决于他所学习的；所学习的东西，又取决于他的志向。立志于义，所学习的必定在于义；学习在于义，就会通晓义。立志于利，所学习的必定在于利；学习在于利，就会通晓利。所以学习者的志向不能不辨明。科举考试取士，已经很久了。著名儒者和大官，都是由此产生的。如今做士人的，固然不能逃避科举。然而考场上的成败，只取决于自己的技巧以及主考官的好恶如何，并不是用来辨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可是当今社会把科举成败作为相互崇尚的标准，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我防范，那么整天从事的虽然说是圣贤之书，归根结底看他的志向所趋，却可能与圣贤背道而驰。再往上说，又只计较官位资历的高低、俸禄收入的厚薄，哪里能把全部心力用在国家事务和百姓疾苦上，不辜负任用自己的人呢？在其中做事越久，讲习越熟，怎么能不有所通晓？只是恐怕所通晓的不是义罢了。若真能深思自己的身心，不能让自己归入小人之列，对于追逐利欲的习气，痛心疾首地加以警惕，专心致志于义而每天自我勉励，广泛学习、审慎询问、谨慎思考、明辨是非并且切实实行。由此进入科举考场，文章就一定会表达平日所学和胸中的积累，而不违背圣人的道；由此出仕，也一定会尽自己的职责、勤勉办事，以国家为心、以百姓为心，而不替自身打算。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称为君子吗？秘书先生振兴废弛、修建这座讲堂，他的用意深厚。凡是来到这座讲堂的人，都应当志愿相同；请大家共同努力，不要辜负他的志向。淳熙辛丑年春二月，陆兄子静从金谿来，他的门徒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鉴、路谦亨、胥训实随同而来。十日丁亥，熹率领同僚、朋友和诸生与他们一同来到白鹿书院，请求子静说几句话来警策求学者。子静既不鄙弃我，便 graciously答应了。他所阐发说明、铺陈畅达的内容，又恳切周详而明白，并且都切中了求学者内心隐蔽而根深蒂固的弊病。听讲的人无不悚然动心。我还担心时间久了有人会忘记，于是再次请子静把它写在纸上，接受后收藏起来。凡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对此返观自身、深入省察，那么大概就可以不迷失进入德行的道路了。新安朱熹记。《太学春秋讲义》【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楚国人灭亡舒蓼。圣人尊重中原、轻视夷狄，并不是偏爱中原。中原承受天地中和之气，本来就是礼义所在的地方。尊重中原，并不是尊重这个地域本身，而是尊重礼义。即使中原经历衰败动乱，先王的典章刑法仍然存在，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留的习俗也没有完全消亡。夷狄强盛，吞并小国，想凭借自己的气势和力量欺凌诸夏，这样礼义将无处施行，这是圣人的大忧患。楚国人灭亡弦国，灭亡黄国，灭亡江国，灭亡六国，灭亡庸国，到这里又灭亡舒蓼。圣人把这些事情全都记载下来，不遗漏其中的含义，可见他对中原的期望多么迫切。秋季七月甲子日，发生日食，太阳完全被遮蔽。《春秋》记载的日食有三十六次，其中太阳被完全遮蔽的有两次。日食发生的时间以及食分深浅，都是历法家能够知道的。这大概有一定的数理，似乎不必认为是灾变。然而天与人之间确实相互感应，即使有一定的数理，也有其中的道理。古代圣人从来没有不因天变来整治自身的。多次雷震时，君子便恐惧而修养反省。君子不会在一顿饭的工夫违背仁德，仓促时这样，颠沛时也这样，所以平素修养自身已经如此。然而雷震频繁发生的时候，仍一定借此恐惧而修养反省；这就是君子不失德、尽到事奉上天之道的原因。何况日月的灾变显现在天上呢？遇到灾害便恐惧，谨慎修身行事，希望消除它，这就是宣王因此中兴的原因。知道天灾有可以消除的道理，就不会怀疑天人之间的关系，也就知道怎样自己求取更多福分。太阳属于阳，阳代表君、父、夫和中原。假如太阳有所亏蚀，就是变异；亏蚀达到全食，变异就更大。这里说“日”，不说“朔”，说明日食不在朔日。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若不在朔日，就是历法推算的差错。冬季十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夫人敬嬴。襄仲杀死太子恶，是敬嬴指使的。敬嬴不是嫡夫人，死后却以夫人的礼制安葬，称为小君。鲁国君臣的罪责很深。《春秋》所以作成，使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下雨，不能安葬；庚寅日中午才得以安葬。安葬不因下雨而停止，是因为本来有防雨的准备。记载“下雨不能安葬”，说明没有防雨准备。用积水车装载，士人准备蓑衣斗笠，这才合乎礼制。诸侯安葬自己的母亲却没有防雨准备，难道合乎礼吗？修筑平阳城。平阳是鲁国的城邑。冬天役使百姓，是合乎时令的。然而宣公安葬母亲，不能准备防雨之物，又不改换时令便仓促兴起土木工程，罪责是逃脱不了的。楚国军队攻打陈国。前年，晋国、卫国侵入陈国，因为陈国亲近楚国的缘故。到这时，楚国才开始攻打陈国。这说明楚国还没有完全达到对陈国的目的。楚子在陆浑之战时，到周朝边境展示军力，询问九鼎的轻重。这一年，疆域扩展到舒、蓼，又到滑水入河之处，与吴、越结盟后返回。楚国的疆域已经扩展到极远，但在陈、郑之间仍未完全实现自己的意图。当时如果中原各国的君臣能够恐惧而自我整治，明确政令，怎么会竟然不能遏制楚军的锋芒呢？又【十年二月七日】。

译九年春，周王正月，鲁宣公前往齐国；宣公从齐国回来。夏，仲孙蔑前往京师。古代诸侯对于天子，隔年进行一次小聘，三年进行一次大聘，五年朝见一次。天子五年巡狩一次。按照周制，六年五服诸侯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天子便按时巡行，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分别到方岳朝见，这是为了考察制度、尊奉天子。所以说，天子没有政事而与诸侯相见，叫作朝见；考察礼制、端正刑法、统一德行，都是为了尊奉天子。谷梁子认为天子无事时诸侯相互朝见，这是错误的。礼书所谓“两国君主相见”，只是说这种事情不能没有，并不是固定制度。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诸侯互相聘问的固定制度。所以说，朝觐之礼是为了彰明君臣的义理，聘问之礼是为了使诸侯彼此尊敬。因此，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三次不朝见，就出动六军讨伐他，这是三王共同遵行的制度。义理所在，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根植于人心、通达于天下；先王为它制定礼仪规范，写成典章训诰。假如不是狂乱迷惑的人，谁能改变它？宣公即位九年，两次朝见齐国，却只派一次使臣到周王室聘问。王道的踪迹已经熄灭，纲常伦理沉沦败坏，逆行倒施，颠倒秩序，却安然视为平常。《春秋》写作出来，难道能停止吗？把这些事情直书在史册上，接连读下去却没有恐惧之心的人，我实在不能理解。齐侯攻打莱国。莱国是小国。三年之内，齐国两次对莱国兴兵。齐侯的意图，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秋季，夺取根牟。鲁侯的意图和齐侯一样。八月，滕子去世。名字没有写入记录和简牍，所以不称名。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见。晋国的荀林父率军攻打陈国。自从晋灵公不行君道以后，晋国逐渐不能与楚国竞争。楚国的政令日益修明，军事实力日益强大。然而圣人的心情总是殷切地对晋国抱有期望，并不是偏爱晋国。华夏与夷狄的区别，就应当如此。前年陈国受到楚国攻打，形势必然使它趋向楚国。扈地之会，正是为了陈国。陈国没有立即归附晋国，荀林父却能统率诸侯军队共同攻打陈国。《春秋》大概认为这是善举。辛酉日，晋侯黑臀在扈地去世。冬季十月癸酉日，卫侯郑去世。记载“地”，说明不是死在国都；没有记载安葬，说明鲁国没有参加会葬。宋国人包围滕国。滕国虽然是小国，包围它并不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滕子去世还不到几个月，宋国就出兵包围它。史书称“人”而不称“师”，贬抑之意已经很明显了。楚子攻打郑国，晋国的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晋国攻打陈国、救援郑国，晋国的臣子仍未忘记文公的霸业，《春秋》大概认为这是善举。陈国杀死自己的大夫泄冶。称“陈国”来记载杀人，说明罪责累及国君。泄冶因直言劝谏而被杀，写出他的名字，陈国的罪过就显明了。又【七月十七日】。六月，宋国军队攻打滕国。宋是大国，滕是小国。滕国怎么能危害宋国？宋国攻打滕国，不过是欺凌轻视弱小，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罢了。左氏说滕人依仗晋国而不侍奉宋国。然而晋国的霸业正不振作，滕本来就是小国，又有什么可依仗的呢？或许是因为侍奉晋国的缘故，对宋国有所缺失，所以即使这样，宋国又有什么道义可言？至于责备滕国不事奉宋国，事情本来已经很严重；宋国若能像爱护小国一样体恤它的不足，也就可以了。去年趁滕国国君去世而包围它，今年又兴兵攻打它，这种欺凌弱小、满足欲望的行为，已经很明显了。陈国刚刚弑杀国君，孔子朝见鲁侯，请求讨伐陈国。上个月，陈国才把弑君之事告诉宋国；宋国作为邻国，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吗？却在这个时候兴兵攻打滕国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还能算是有人心吗？公孙归父前往齐国，参加齐惠公的葬礼。宣公是被弑君者拥立的，害怕齐国讨伐，于是侍奉齐国以求免祸。齐国喜欢他的做法，后来便确定了他的君位。从此齐、鲁两国关系亲厚，而鲁国侍奉齐国非常谨慎。齐侯去世，宣公已经亲自奔赴他的丧礼；到下葬时，又派自己的尊贵卿大夫前往会葬，史书把这件事直书在册。这样，乱臣贼子难道不会恐惧吗？归父是仲遂的儿子，地位尊贵而且受到宠信。弑杀国君的人，就是仲遂。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攻打郑国。左氏说郑国与楚国讲和，诸侯攻打郑国，取得和约便返回。诸侯攻打郑国却称“人”，是贬抑。晋、楚争夺郑国，已经很久了。《春秋》常常希望晋国得到郑国，不希望楚国得到郑国；赞成郑国归附晋国，不赞成郑国归附楚国，这是尊重晋国、轻视楚国。晋国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它属于中原。中原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它有礼义。郑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归附强国，也是形势所迫。如今晋国不能庇护郑国，导致郑国归附楚国；陈国又有弑君的贼臣，晋国不能把这件事报告给天王，宣布罪状并加以讨伐，却急急忙忙争夺郑国，这就是所谓礼义已经灭亡了。它的罪过哪里数得清呢？史书称“人”来加以贬抑，圣人在这里已经断绝了对晋国的期望。秋季，周天王派王季子来聘问。宣公即位十年，多次朝见齐国，却从未朝见周王。能奔赴诸侯的丧礼，却不能奔赴天王的丧礼；能派尊贵卿大夫参加齐侯的葬礼，却不能派人参加天王的葬礼。像这样，而天王仍然派王季子来聘问，那么就像帽子和鞋子倒置，君臣的伦理几乎完全混乱了。公孙归父率军攻打邾国，夺取绎地。鲁国攻打邾国，与宋国攻打滕国没有不同；特别记载“夺取绎地”，罪责更加严重了。又【十月二十二日】。发生大水灾。太极分化为阴阳，阴阳播散为五行。天数一生水，地数六成水；地数二生火，天数七成火；天数三生木，地数八成木；地数四生金，天数九成金；天数五生土，地数十成土。五个奇数是天数，属阳；五个偶数是地数，属阴。阴阳奇偶相互配合，五行的生成就完备了。所以太极分化为阴阳，阴阳就是太极；阴阳播散为五行，五行就是阴阳。充塞在宇宙之间的事物，哪里不是五行？水、火、金、木、土、谷，叫作六府。土能生长庄稼，谷物就是土所生的东西。因为谷物关系到百姓的生命，所以另列为一府。总括来说仍然是五行。《洪范》九章：第一章说五行，这是五行在天的根本；第二章说恭敬地运用五事；第三章说用八政治理农业；第四章说协调运用五纪；第五章说建立皇极；第六章说又运用三德；第七章说明察地运用稽疑；第八章说思考地运用庶征；第九章说归向地运用五福、威惧地运用六极。这些是五行在人事上的运用，也是调和治理阴阳的方法。日、月和五颗行星称为七政，四时由此运行，历法由此兴起。君主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历法之数由自身掌握，裁成万物、辅相天地、参与赞助调和治理的职责，也就在这里。

译所以尧任命羲氏、和氏，舜观察璇玑，都是二典所记载的重大政务。金属过度丰收、水灾、木类歉收、火灾旱灾，都是上天运行所造成的。尧时发生九年的水灾，便说“洪水警告我”，大概是把它看作自己的责任。古代圣人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参星在前、衡星在旁那样谨慎，他们过去事奉天、敬畏天所采取的态度，大概没有不用尽其极的；灾变到来时，也从来没有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周道衰微，王者的踪迹已经熄灭，诸侯放纵恣肆，代替上天承担治理职责的，还有谁呢？《春秋》记载灾异，如果不是明白《易经》的太极、《尚书》的《洪范》，谁能够知道孔子的心意呢？汉代儒者专门研究经学，后来流于术数，推求类别以寻求验证，旁征曲取，追逐流末而忘记根本，使古道丛生阻塞。后人察觉到这种牵强附会的过失，反而更加滋长怠慢忽视的过错。董仲舒、刘向尚且不能免除这些弊病，唉，真可叹啊！这一年的水灾，董仲舒认为是攻打邾国造成的，刘向则认为是杀死子赤的罪过造成的；这样怎么足以了解天道、看见圣人的心意呢？季孙行父前往齐国，冬季，公孙归父前往齐国。齐侯派国佐来聘问。宣公这一年亲自前往齐国两次，派臣子前往齐国三次。已经听说天王派王季子来聘问，却没有听说宣公亲自到京师，也没有听说派臣子到京师。不必详细考察事情，罪过已经显明了。左氏记载季孙行父出使莒国、被莒仆劫持的事情，陈说的道理很高明，并且说：“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侍奉君主的礼节，行父奉行这些教导来周旋处事，不敢失坠。”齐惠公去世，鲁公已经亲自奔赴他的丧礼。王季子来鲁国聘问，时令尚未改变，季孙行父却急忙奔赴齐国聘问；说他知道侍奉君主的礼节并奉行周旋，果真会是这样吗？归父前往齐国，则是因为夺取绎地的缘故。齐惠公去世还没有满一年，国佐竟亲自前来；为了私情而抛弃礼义，见到利益便不顾道义，安然照做，不畏惧上天，也不愧对世人，人心泯灭，竟到了这个地步！唉，真令人畏惧啊！发生饥荒。上天设置君主和师长，是为了帮助上帝宠爱、安抚四方百姓。所以君主本来就是为了百姓。

译《尚书》说：“上天所看见的，是从我的百姓那里看见的；上天所听见的，是从我的百姓那里听见的。”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君主最轻。”一年收成丰歉，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春秋》记载饥荒，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圣人的用意，难道只是责备鲁国的君主吗？楚子攻打郑国。当时，晋国的霸业已经不再值得指望，齐、鲁之间腐败混乱到了这种地步，楚子肆意行动，谁能阻挡它？记载攻打郑国这件事，圣人深深感到悲伤。左氏所记载的士会在颍水以北追逐楚军，没有见于经文；即使确有其事，也不足以改变事情的轻重。荆门军上元设醮讲义。第五章皇极：皇帝建立大中之道。收聚这五种福气，把它广泛赐给众多百姓。众多百姓都归向你的皇极，赐给你保持皇极的福分。“皇”是大的意思，“极”是中正的意思。《洪范》九畴中，皇极居于中央，所以称为极。这个极的广大，充塞宇宙天地；凭借它使万物各得其位，凭借它养育古代先圣先王。皇帝建立皇极，所以能够与天地并列、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在这个时候，所有百姓都能保持皇极，家家都可受到封赏，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和气与美好的生长之气弥漫开来，熏陶成太平景象，归向而享用五福，这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皇帝建立皇极，就是收聚这五种福气来赐给百姓。舍弃皇极而谈福，是空话，是妄言，是不明白道理。只有皇上帝把▯降给下民，▯就是皇极。凡是百姓出生，都同样具有这个皇极，只是他们的气质禀赋有清浊，智慧见识有开通和闭塞。上天生育这些百姓，是要使先知觉悟的人启发后知，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古代先圣先贤与百姓同类，所谓天民中的先觉者就是他们。用这个道理来启发百姓，就是皇帝建立皇极，就是收聚这五种福气并广泛赐给百姓。如今圣明的天子在上位重明，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承受天意而行事，建立皇极，成为常道和训则。对于上帝的训诫，无非是收聚这五种福气来赐给你的百姓。郡守、县令承接皇帝的教化并加以宣扬，就是承接、宣扬这种福气，替圣明天子把它赐给百姓。你们这些百姓，知道爱自己的亲人，知道敬重自己的兄长，这就是皇上帝降给你们的▯，也是当今圣天子赐给你们的福。若能保有这颗心，就是保有皇极；应当得到长寿，应当得到富有，应当得到安康宁静，这叫作“爱好美德”，这叫作“善终”。你们这些百姓，知道有君臣之分，知道有上下之别，知道有中国与夷狄之分，知道有善恶，知道有是非；父亲知道慈爱，儿子知道孝顺，兄长知道友爱，弟弟知道恭敬，丈夫合乎义，妻子顺从，朋友之间讲信用，这就是皇上帝降给你们的▯，也是当今圣天子赐给你们的福。身体或许不能长寿，但这颗心确实长寿；家庭或许不能富裕，但这颗心确实富裕；即使有患难，内心确实安宁；或者为国事而死、舍身成仁，也仍然是善终。真正谈论五福，应当只看人的一颗心。这颗心若正，没有什么不是福；这颗心若邪，没有什么不是祸。世俗之人不明白，只把眼前的富贵当作福，把眼前的患难当作祸。不知道富贵之人如果心术不正、行为邪恶，就是违逆天地、违逆鬼神、背弃圣贤教训、违背君师教导，天地鬼神不会宽恕，圣贤君师不会赞许，既辱没父祖，又伤害自身。安静时回头思考，也有不能欺骗自己、蒙蔽自己的地方。如果在这个时候还要继续欺骗自己、蒙蔽自己，那就是要亲自断绝、消灭自己的本心。即使眼前富贵，正直的人看起来，也和身处牢狱粪秽之中没有不同。处在患难中的人，如果他的心正、行为善，就是不违逆天地，不违逆鬼神，不背弃圣贤教训，不违背君师教导；天地鬼神应当保佑，圣贤君师应当赞许。他不辱没父祖，不辜负自身，仰视上天没有惭愧，俯视自身没有羞怍；即使处于贫贱患难之中，内心也自然通达。正直而通达的人观察这种情形，就知道这就是福德。行善便降下各种祥瑞，行恶便降下各种灾祸。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只要考察自己的内心，就知道福祥、灾殃和祸咎的到来，如影随形，如声相应，确实是必然的道理。愚昧的人不能改过向善、远离罪过，只贪求富贵，却向神佛祈求福气，不知道神佛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缘故会把福气赐给不善之人呢？皇极在《洪范》九畴之中，是《洪范》的根本。经书说：“上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圣天子建立并施行皇极，也就是接受上天所赐的道理。收聚这五种福气、赐给你们百姓，就是把这颗心贯彻到教化和政事中，用来启发说明你们百姓的本心。上天降下这些福祉，并不是要使你们百姓陷入沉溺。能够保全这颗心，不陷入邪恶，就是保守皇极，也就可以报答圣天子的教化之恩，长久趋向五福，更不必另外寻求神佛了。《洪范》一篇，写在《尚书》中，今天的人多半读过，却未必能明白它的大义。如果内心正直，行为善良，即使不曾识字，也自然有读书的功效；如果内心不正，行为不善，即使读了很多书，又有什么用呢？使用得不善，反而会增加罪恶罢了。往年常在这一天建醮于设防之处，为百姓祈福。我私下认为，圣天子建立并施行皇极来统治天下，郡县官吏应当同你们百姓一道遵循皇极，以接近天子的光明。谨将《洪范》中“敛福锡民”一章阐发出来，代替建醮之事，也希望多少能够承接教化、宣扬教化；仍略写九畴的次序，并在后面画出它的象数，恐怕没有读过书的人想知道大概，这也可以帮助他们产生行善求福之心。《诗经》说：“自己求得许多福。”正是说的这个道理。《易经》有太极，太极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乾代表天，坤代表地，震代表雷，巽代表风，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代表山，兑代表泽。乾卦三爻相连，坤卦六爻断开；震卦形如仰着的簋，艮卦形如倒扣的碗。兑卦上面有缺口，巽卦下面短缺；离卦中间空虚，坎卦中间充实。《洪范》的九畴：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敬慎地运用五事，第三是勤勉地施行八政，第四是协和地运用五纪，第五是建立并施行皇极，第六是治理并运用三德，第七是明察地运用稽疑，第八是思考并考察庶征，第九是向往并施行五福，以六极来威惧人。九在上面，一在下面；左边是三，右边是七。二和四是肩，六和八是脚。《象山集》卷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