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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七 《铁庐集》别集类六【国朝】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铁庐集》三卷，外集二卷。本朝潘天成撰写。潘天成字锡畴，溧阳人，寄籍桐城，是安庆府学生。溧阳志书记载，他幼年时与父母为躲避仇人而失散，十五岁时沿途乞讨寻找，直到江西边界才遇见父母。他想尽办法迎接父母回家，靠做雇工和贩卖来奉养他们，备尝艰苦。在此期间仍读书求学，终于成为学业有成的人。七十四岁时，最终在穷困饥饿中死去。瞿源洙文集中有《潘孝子传》，与地方志所说相合；他大概是一个意志坚定、苦修力行的人。这部集子是他的门人许重炎编纂的，卷首列有小传、年谱。第一卷是《默斋训言》，记载潘天成所述其老师汤之锜的话；第二卷是杂著，是潘天成的诗文；第三卷是语录，是许重炎和蒋师韩记录的潘天成言论。外集第一卷是《勿庵训言》，是潘天成记述其老师梅文鼎的话；第二卷是杂著，也是补刻的潘天成遗文。潘天成的学问源出姚江学派，以修养心性为根本，以经世致用为作用。他的诗文都抒发自己想说的话，不很合乎格调。然而，德行是文章的根本，纲常是教化风俗的根源。潘天成出身寒门，终身贫贱，但天性真挚，人品高洁，类似古人所说的独行之士。他的精神坚苦卓绝，足以使自己流传；所以虽然文章身后无人继承，且本人也已去世，人们至今仍然敬重他。特意收录他的文集，使天下人明白了解这一点。圣朝建立教化，在于敦厚人伦纲纪，砥砺名节，端正人心，淳厚风俗。本来就不是要同执笔作文的人争论文采的优劣，也不是要同讲学的儒者争论议论的醇厚与瑕疵。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敬校订后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铁庐集》卷首。年谱。先生名天成，字锡畴，别号铁庐。溧阳黄墟潘氏一族，自其高祖贡贵公以散秩官职出仕云南，死在那里以后，宗族支派单弱。过了两代才得以回归故里。先生寄籍安庆，是府学诸生，晚年侨居江宁，最终在那里去世。他娶桐城才女盛氏为妻，没有生育，妾生子开业。先生享年七十四岁，葬在江宁聚宝门外惠应寺旁。顺治十一年甲午五月二十六日，先生出生。先生死于金陵，谱牒、神主和遗书全都遗失了，姑且根据幼年时听父老说的，以及长大后亲眼见到的，大略记载如下。先生的祖父某人，读书求仕未能成功，胸襟开阔而有奇异气概。周公蓼洲【名顺昌】被逮捕时，他装作贩夫，护送周公北行；到了白沟河，遇到孙征君【名奇逢】前来迎接，便把周公交给他，自己返回。先生六岁时，父亲收租回来，极力诉说老佃户的困苦。先生听后忧愁得整夜不能入睡，询问应该怎样体恤老佃户。祖父高兴地抚摸他说：“这是范文正公的志向，你能立下这样的志向吗？只要多读书就行。” 康熙三年甲辰，十一岁，流落到荆溪。祖父去世后，父亲名某，朴实老实而没有见识，被牵连进一桩命案，受到某位官宦人家的欺骗，于是带着全家流落荆溪。康熙五年丙午，十三岁，遭逢灾难，寻找亲人。先生的父亲陷入某官宦人家之手，无法设法脱身。到这时，先生才察觉其中缘故，常常心怀不平，流露在言辞和脸色上。先生相貌英俊伟岸，很像老虎，顾盼之间神采奕奕、目光有光彩。那户官宦人家害怕留下后患，便把他的父母和弟妹迁到别的郡，又派人诱骗先生进山砍柴放牧，把他推入深谷；幸亏那人如实告诉他，并劝他远走逃生。先生日夜号哭，赤身步行，寻找父亲，始终杳无踪迹。冬天到了池州青阳县白沙岭，夜里无处栖身，便蹲坐在古庙的断梁上睡觉。寒风凄厉，月色惨白，虎豹在夜间出没，于是悲歌一首：“只因

译为寻找亲人而离开故乡，路途遥远也不怕路长；白天独自走过孤岭，随着飞鸟前行；夜晚住在穷山里，和虎狼相伴；口渴喝寒泉，饥饿时咬食白雪；双脚沾满泥水，头发披着霜；防备四处回望，却没有主人可以依靠；独自面对西风，流下无数行眼泪。” 康熙六年丁未，十四岁，在徽州、宁国的群山中行走游历。上一年冬天，他打听到父母所在的地方，赶到那里时父母却又迁走了。他向山民询问，完全找不到踪迹。先生发誓不再回头，便谈论星相，幸而常常说中，借此糊口。他听说宣城梅勿庵先生的名声，便整理衣服前去拜访。二十年后，梅先生在安庆设馆授徒，他拜师求学，成为弟子。康熙七年戊申，十五岁，在徽郡遇到父母。先生在群山间徘徊，没有办法向人诉说。估计如果不走遍深山绝谷、村落妇女之间，就不可能遇到父母。于是他装扮成贩夫前去，每到一个村落，就摇着鼗大声呼喊，讲溧阳口音的话。山中的妇女儿童聚集观看，大笑不止。先生的母亲金孺人听到声音出来，母子相抱，悲痛大哭。山民中前来观看的每天有上百人，怜惜他年幼，都为他流泪【所遇之地，大约在江西边界附近】。康熙八年己酉，十六岁，客游滇南。先生寻找亲人时遇到刘先生，有人替他占卜，得到了吉兆。刘先生是前朝诚意伯的孙子，六十岁还没有娶妻，所聘的妇人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跟随母亲和弟弟守志居住，直到这时滇南才开始与外界通音问。刘先生将要在滇南成婚，想带先生作伴。先生也想趁年轻游览天下名山大川，于是跟随他前往。到达西南最边远的地方，远望防苍大雪诸山的壮丽景色。康熙九年庚戌，十七岁，向北游历四川、陕西。刘先生到陕西拜访旧友，先生跟随他同行。他们渡过泸水，进入成都，经过剑阁栈道，向北一直到达河套。武进许公之渐巡视茶马事务，先生借用他的吏员服装和文书，与他一同游历塞外。遇到一位在酒肆中的汉人张某，便跟随他痛饮，探问西北的情形以及山川险易。登上贺兰山，极目远望后返回。先生的胸襟更加恢宏奇伟，再也不能被拘束了。康熙十年辛亥，十八岁，返回徽郡，又出外游历，靠借贷维持。先生辞别刘先生，回到江南，想迎接父母回来奉养，却被事情牵绊，不能成行。他估算回去的路费，至少需要五十金。先生束手无策，于是哭着辞别双亲，发誓如果不能回去团聚，就再也不相见。走到某县时，他手里拿着麦子，借用磨来磨成糜屑。恰好有两个富商在堂上对弈，见先生相貌奇异，抬头问他：“你识字吗？”先生回答：“识字。”“能对对子吗？”回答：“能。”富商便说：“对着牙棋，移动一天星斗。”先生径直上前对道：“独自推石磨，推转两仪乾坤。”两个富商惊叹不已，询问他的来历，感叹流泪，各自解开钱袋，赠给他五十多金。先生拿这些钱去迎接父母，让弟弟侍奉父亲先回去，自己侍奉母亲并带着妹妹，慢慢出发。当时正值严冬，天气极寒，积雪数尺深，他们辗转跋涉数百里山谷。先生背着行李放在前方，还要抱着幼妹、搀扶老母，皮肤冻裂，鲜血流淌，滴落在白雪上；看见的人没有不流泪的。除夕夜住在高淳固城湖，冰层坚厚，无法通行。康熙十一年壬子，十九岁。春季正月，迎接父母回到溧阳，靠负担贩卖来奉养双亲。三月，拜宜兴默斋汤世调先生为师。迎回双亲后，家中原有的产业已经荡然无存，没有办法奉养父母，于是以贩卖香为业，往来于荆溪、濑水之间，歌吟声充满道路，人们都把他看作狂人痴子。他听说默斋先生研究古人之学，也研究成就自身的学问，便前去拜访，列于门下，自称弟子。汤先生奉行高忠宪公的《复七规》，让先生静坐观察“未发”的气象。三天后有所领悟，作诗数章【其中一首见前卷】。康熙十二年癸丑，二十岁，贩卖毛笔奉养父母。

译先生所做的买卖利润微薄，又患疟疾，遇到阴雨便进入古庙躺卧。有一次拾到几星白银，高兴地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随即想到失主也许和自己一样困苦，若失去这些钱便无法生活，于是坐在那里守候。天将黑时，果然有人来寻找，先生便拿出银子还给他。这个人原来经营笔店，于是替先生经营毛笔买卖。此后先生遍游各位名宿之间，得以阅读正希、陶庵等名人巨笔题咏、休憩过的地方，朗声端正诵读，兴致不可遏止，拿起笔立即写成诗文，歌咏自己的志向。丙辰年，先生二十三岁，先大人愧庵先生三十九岁。先生背着笔来到学舍，以文章请他指正。先君一见便惊叹不已，留他住了两夜，询问他的学问所得。先生天性真挚充沛，洞见并开辟千古未发之理，愧庵先生叹道：“这是振古以来的豪杰！”于是订交，约定结为兄弟。当时两人来到茫溪乡里，一同睡在灶下，躺着谈论经史；半夜烧柴煮粥，谈论辩析不止，时而互相责骂，时而又相对痛哭，哭完又大笑。邻人都感到奇怪。他常常自己诵道：“还没有考中秀才时，便已经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他就是这样豪迈自立。先生自己说：“我贩笔走到建平界，傍晚时雪下得很大，山麓有几间茅屋，那里原来是姻亲，却不让我住宿，于是沿山岭向上走，风雪越来越急。” 山中各种叫喊啸鸣的声音隐隐约约，仿佛就在近处，我很是产生怨叹。忽然想起李仆射雪夜擒获吴元济的故事，豪情顿时勃发，唱着跳着下山，已经到了二更。有一家正在赛神，门还没有关，我僵倒在屋檐下；那家人急忙呼喊拿酒来救我，把我扶到浴盆中才苏醒过来，查看我的衣服，原来只有两件单衣。”我多次遭逢奇异困厄，全靠胸中装着千古之事，才没有成为沟中的死鬼。他又说：“我对于四书五经的义理，很多是在道路村落之间领会到的。以‘未发气象’作为根源，以人情物理作为疏导，于是知道圣贤的话句句都是实理；每次打开书卷，意味都大不相同。”先生曾向默斋先生请教说：“圣人说忠信笃敬，即使到了蛮貊之地也可以实行。如今我靠卖笔养亲，恐怕难以做到忠信吧。”汤先生说：“子女与母亲的关系可以相互权衡，这是常理。你把本钱和费用明白告诉别人，起初他们虽然不相信，时间久了人人都会心悦诚服；不必欺诈装饰，奉养父母的费用自然就有着落了。”实行了几个月，果然更加把圣人的话奉为准则。先生在荆溪遇到黄九烟先生，跟随他游历到苏州【年月不详，大约是卖笔时的事】。黄先生名周星，江西浔阳人，寄居江宁，属上元籍，是崇祯庚辰进士。明朝改朝换代后隐居，前往吴门拜访徐昭法【名枋，前壬午举人】，路过我们县时在荆南山下遇到先生。黄先生已经老了，拄杖独行，买了我们县的茶壶两件。先生背着笔囊替黄先生挑担。到了吴门，敲开草庐的门，昭法因饥饿不能出门，勉强起身作揖迎客。黄先生抱住他放声大哭，解开钱袋买了几升米和少许盐，只能煮粥，连灯也置办不起。昭法还没有老，眼睛却快要失明了。先生侍立在旁，两人的许多话都听不懂。半夜让先生独自睡下，两人相对交谈直到天亮。黄先生素来以诗画著名，天亮时让先生拿一把扇子去卖，并告诫他不要说出姓名。先生拿扇子进市场，旁观者总是避开离去。先生想到昭法已经很久没有粮食了，卖掉扇子可以成为几天的粮食，于是说道：“这是黄九烟的诗画。”一个富人立即拿出几星白银买下。先生回来如实告诉黄先生和昭法，两人大怒，说：“这孩子恐怕不可教了，快拿走，把扇子要回来还给我。” 先生战战兢兢地进城，又把扇子拿了回来。黄先生笑着说：“孩子本来就应该这样。”第二天，让先生先回去。庚申年，朝廷以博学宏词科征召，黄先生于是投浔阳江而死。汤默斋先生作诗哭悼他。康熙十六年丁巳，二十四岁，设馆教书以奉养父母。先君子把先生推荐到乡塾，塾主怀疑他的能力。先君子说：“如果他辜负了你们，我承担责任。”先生穿着破旧衣帽，整天端正危坐，无论严寒酷暑，都安然自若。邻家有个孩子对母亲无礼，先生严肃地斥责他。那人不服，先生大怒，离开时说：“我还是去卖笔罢了，这地方不能住。”主人苦苦挽留，先生要求那个忤逆的孩子认罪服罚，才留下来。于是主人一同惩罚邻家孩子，大家都战战兢兢、屏住呼吸，再也不敢放肆。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十九岁，客游桐城。先生尽心尽力奉养父母，艰苦到了极点。几年间父母相继去世，弟妹也几乎全部丧亡，只留下一个才两岁的幼弟。桐城当时有人思念先生，此人是前学士方以智的侄孙，来到溧阳吊唁姻亲之丧。他寻找可以谈论学问的奇士，有人把先生推荐给他。先生当天便来拜访，方先生见他孤苦伶仃地守丧，神情相貌非同寻常，便对他说：“您为什么不带着弟弟远游到我们桐城去呢？”先生答应了。等到为汤默斋先生奔丧、安葬双亲的事情全部办完，他便背着幼弟跋涉千里。方先生让他在麴大夫庙设馆教书糊口，同时和他一起探究十三经、二十一史的奥秘。先生埋头学习十年，编纂二十一史的纪、录、传、赞数百卷，取名《蠡测》。方先生说：“读二十一史没有别的方法，关键在于句句亲身实行。”先生惊愕不解。方先生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君子和小人的进退。想要治理天下的小人，先要治理我心中的小人。你姑且自己想想，一天之中，念头接连不断，有时成为秦桧、李林甫那样的人，有时又成为范仲淹、韩琦那样的人，出入转换之间，正是丝毫也容不得差错。先生遵奉方先生的明确训诫，努力学习并教导别人，都把反省求诸内心作为要点，常常自己诵道：“严厉的老师也许有可以欺瞒的地方，唯有我自己的心不可欺瞒。” 我一生所得到的真正力量，确实不可诬蔑。”先生接连遭逢父母内外丧事六年，不饮酒、不吃肉，悲哀过度，耳目几乎失去功能，彻夜不能入睡达一年多。汤先生劝导他说：“你的父母已经死了，但你活着就等于父母没有完全死去。你如果死了，对父母又有什么好处？立身成名，使父母显耀于后世，这才是孝子使父母精神不死的办法。”先生渐渐节制悲泣，专心静坐读书。到这时，方先生提携教诲并给予救济，他才得以更加用力于明体达用的学问。康熙三十年辛未，三十八岁，补为安庆府学生。先生一向没有参加童子试，到这时凭望江籍贯，以七艺得到督学时庵许公的赏识。望江是小县，不允许他入籍，攻讦反对的人声势汹汹。桐城方氏、张氏、盛氏的几位老先生说：“池塘里怎么能容纳这样的灵物？应招入桐城籍，于是便成为府学弟子。” 这一年，娶桐城盛氏为妻。

译盛氏原是名门之女，相貌丑陋而能作诗，择婿多年后嫁给先生。一个月后，她和先生纵谈诗文，便整理衣襟行师生礼，终身不敢与先生面对面同席。秋季中旬，先生回江南省墓，盛孺人援引古代情谊，作四首诗为他送行【附见第二卷】。十年没有生育，她劝先生纳妾，并作了催妆诗、送房诗。这时先生设馆所得颇为丰厚，却不经营产业。家中堂兄曾经来到湖防居住，遇到一名桐城籍工匠；工匠极力称道先生轻财好施、扶危济困的德行【以下二十多年事迹了解不详，不敢妄自记载】。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六十三岁，前往宜兴拜访故友。大概自盛孺人去世后，先生迁居江宁已经多年。江宁是水陆交通的要冲，先生想周遍了解天下的疾苦和当世英豪，常常在石头城、虎踞关附近放情游览，洗濯徜徉，已有在那里终老的打算。先生二十年没有到宜兴【许炎】幼年时，先君子抚摸【许炎】的头叹道：“不知道你今后能不能见到奇男子啊？”到这时，先生步行而来，先君子喜极而悲，迎接时对他说：“您还活着走进这扇门吗？”先生笑道：“老兄还在，小弟怎么能死呢？”先君子已经七十九岁了【许炎当时二十岁】。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六十五岁，江南臬司李麓山公来拜访先生，和他讨论学问。李公名馥，福州人，是相国文贞公家族中的子弟。甲子年乡试中举，赴京参加会试，路过金陵时在座中遇见先生。到现在已经三十五年了。他来金陵任官后，派差役四处寻找先生。先生住在小紫竹林的狭窄巷子里，蓬门简陋，很少有人知道他。李公三次到他的草庐拜访，都没有遇到。先生回来后，拿着名帖入门拜谒。守门人见他年老贫穷，问道：“潘相公在哪里？”先生说：“我就是。”守门人一边笑一边怀疑，进去通报。李公斥责他说：“这就是潘相公！”于是换上布衣草鞋，到大门迎接，握着先生的手，遗憾相见太晚。先生惊讶得出乎意料。李公叫人拿酒来与他相对畅饮，详细说明了事情原委。当时李公掌管江苏七府一州，掌握着官员的任免生死之权，不久又调任安徽藩司。正值大计，各属官员都忧惧不安，谋划如何行贿。先生的弟弟也参与其中，先生愤怒斥责弟弟，收拾行装离开，来到我们县，与门人讨论学问。此前浙江人诋毁先儒，激烈放纵、奔驰叫嚣，震动天下；儒生俗士争相谈论朱熹、陆九渊的异同，却使性情被蒙蔽，心中熏染名利。先生到宜兴后，大声疾呼，扫除沉溺于辞章训诂的习气，揭示本心，开示深奥的道理，使人明白什么是明体达用、反求诸己而自得的学问；他在许多方面都折服了前辈学者。康熙六十年辛丑，六十八岁，编纂记录默斋汤先生的训言，又著《未发气象说》来教示后学。先生向宜兴吴青可先生学习天官之学【名学录，明代诸生】，向宣城梅勿庵先生学习历法和算学【名文鼎，字定九】，向桐城方有怀先生学习史学【名中发，号鹿湖】，向江西揭子宣先生学习兵法【名暄】，向白鹿洞汤惕庵先生论道【名来贺，前庚辰进士，明朝灭亡后出家为僧】。他最为心悦诚服的，没有谁比得上默斋汤先生。默斋先生经纶世务，胸襟恢宏，谋划周密而深沉，内在道气充沛。先生感叹说：“我奔走数十年，游历天下一半的地方，衡量天下英雄，推究学问，始终没有见过超过我汤老师的人。像我老师这样遁世而没有忧闷、德性盛大而礼数恭敬的人，天下只有一个。我已经老了，一事无成，恐怕我老师故乡的后生不知道大儒的正统源流，所以不辞劳苦来到这里，深深希望把我老师的心法传给贵地的人。” 雍正五年丁未，七十四岁。春季正月初六日，先生在江宁去世。先生年老后更加贫困，连衣食都无法供给。癸卯年春天【许炎】在金陵侍奉先生，家中箪食瓢饮十分萧条，常常整天不能生火，偶尔得到几文钱便买酒；先生脱下帽子，抖动衣服，谈论世务，往往谈到天亮也不疲倦。家中养着一个妾，愚笨异常，不能承担缝补等家务。胞弟任性嗜酒，不懂人事，全靠先生供养。先生穿着缝补很多次的破衣服，却傲然接见豪贵，口中从不谈贫困；家里常常断柴缺水，连洗澡也困难，极少有普通人的生活乐趣，但兴致反而更加豪迈。他曾说：“我已经饱享了江山风月，区区饥寒怎么值得困扰我呢！”先生教导别人，只把慎独作为要点，把处困作为根基，把爱好山水作为入门的方法。他所开导别人的，正是他自己实行的。到这时，他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十岁的孤儿。富贵的门生故旧都不来过问。友人吴官心典当衣被，置办棺材和殓衾，号哭着监督入殓，暂时安葬在聚宝门外惠应寺旁。唉！先生死了，满腔血泪无处洒落，奇情浩气无处收藏。他经历了人生从未有过的穷困，树立了千古不磨的志向。唉！先生竟至于此，是谁造成的，又是谁让他承受的【许炎】自辛丑年冬天带着礼物拜在门下，匆匆拜别；前后计算侍奉受教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斛〕 先生一生经历的艰难、遭遇的奇特、听闻见识的广博，本来将亲自作注交给我许炎，可惜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请教。我姑且根据所听闻的、确实可靠的内容，编写其中一二，等待有心人搜集补充。雍正七年己酉秋九月，重炎百拜谨记。乾隆十一年丙寅夏四月，又重新订定如下。《铁庐集》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铁庐集》卷一，溧阳潘天成撰，《默斋汤子训言》【汤子名之锜，字世调，宜兴人】。康熙壬子年三月，潘天成十九岁。因为葛公琰、茅楚传两位先生引荐，便在宜兴北门外蓝田里拜见汤先生。汤先生就用圣贤来勉励我，教导我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先生说：“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尧舜之道不过是孝和悌罢了。听说你十三四岁时，独自跋涉千里寻找亲人，备尝艰苦，周旋往返而归，靠一点本钱在外经营，奉养父母兄弟，孝悌已经很值得称道了。这就是成为圣人成为贤人的根本。况且你苦心读书，肩挑重担，一路歌吟，这些都是古人所做的事。如果你真能把圣贤书中的每句话都在心里体认、在实际行动中实行，始终不改变，那么还有什么圣贤不能成为呢？努力吧，努力吧！”又说：“子路替父母背米，并不是有钱买米后背回来，只不过替别人背米，得到几升脚钱来奉养父母罢了。你现在做小本生意，得到微薄利润来奉养父母，这也是贤者所做的事。古人耕作奉养父母三年才能通晓一经，十五年就可以通晓五经了。只怕你不能立志，虚度岁月而一事无成罢了。”九月，先生命我实行高忠宪公的《复七规》，观察未发气象。杂念一起，就默诵“喜怒哀乐之未发”一句。刚开始静坐时杂念纷纷涌起，我默诵了一千多遍，杂念渐渐减少。第二天杂念渐少，但精神昏沉；又静坐了几个时辰，昏沉之气渐渐消散，心也渐渐清明。先生端详我的脸色，对我说：“渐渐收到功效了。”第三天早晨起来，心气清明，好像天空打开、太阳升起，万物境界都澄澈明净，于是作了几首诗【见后卷】。先生读后说：“语言虽然不工整，却有自得之意。如果让我教你作诗，不知要费多少力气；如今片刻之间便能作成，可见圣贤的道理本来就在我们心中，只因被气质拘束、被外物蒙蔽而不能显现罢了。如今除去物欲，澄清昏沉之气，本体自然显现。朱子所谓明德，就是人从天那里得到的、虚灵而能应对万事的本性。然而先儒说过，本体当下就能明白，修养功夫却一生也没有尽头。朱子所说学习的人应当根据心的发露而使它更加明白，以恢复本初，就是这个意思。今后必须把四书五经的每句话都在身心上体认出来，从而自己看见圣贤千言万语，都是在发明我这一心的整体和作用，这样就没有不明白的了。格物而知至，明德便恢复本初了。”我问：“这时一个念头也不起，心就静了；事情到了面前，念头必然生起，心还能不动吗？” 先生说：“随着事情和道理的自然状态作出回应，念头虽然生起，却没有妄念。所谓静，本来是静；动，也仍然是静。动与静要根据时机。所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就是该静止时便静止，该行动时便行动。动静不失时机，道就光明了。程夫子见人静坐，便赞叹其善于学习，得到濂溪先生以主静来建立根本的意义。此法一传到杨龟山，再传到罗豫章、李延平，他们教人观察未发气象，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李延平传给朱子，白鹿洞学规规定，半天读书，半天静坐。后来各位君子把一天分为三份：一份静坐，一份读书，一份处理事务。高忠宪公创立静坐、实行《复七规》，大概取自《大易》七日来复的意义。存养心性从静坐进入，穷究事理从读书进入；静坐、读书，又要通过朋友之间的讲习贯通而进入，不是天下最有福气的人不能参与其中【许炎听说，当时那些一味喜欢标新立异的人，群起指责默斋先生是禅学。玩味这一段话，便知道它决不是禅学，而是明道先生《定性书》中所说的精微指意。我乡吴存庵请汤先生教导他的孩子实行《复七规》，吴先生勉强听从。第一天辰时点香盘腿而坐，杂念不断起灭，勉强把持，急迫不安，非常不自在。第三天上午，才开始觉得这颗心清湛、清凉、安泰而舒适，不免心生喜悦。第二天稍稍处理家务，有客人来便应酬，心中很生厌烦，于是觉得这颗心像受到阻碍而不快了一整天，便把情况告诉汤先生，说自己病了。先生说：“不能厌恶动而喜爱静，事情来了就应对，事情过去就停止，必须使动静合为一体才行。”吴先生于是领悟了“时止则止，时行则行”的意义，心意豁然开朗，仍然像高公所说那样端坐，平平常常默默静下来，于是觉得这颗心清湛如太虚，再也没有纷扰。潘先生曾极力向许炎说明喜静厌动的错误，由此可知师门之间传授的学问了。门下晚学生许重炎附记】先生 说：“先儒认为，体认圣贤最紧要的话，没有超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一句的；体认到这里，这颗心便归于一。先儒又说，从衣冠和目光等处整齐严肃起来，这颗心便在这里。没有什么比检点九容更重要的；把这颗心安顿在九容上，就是使显明和幽微之间没有间隔。五天后，我便辞别先生出去做生意。觉得宜兴的城郭山川好像全都换了一番，满街满路的景物和人，都像与自己是一家，彼此的痛痒都相互关联。看见老人走路艰难，便想扶持；看见幼儿啼哭，便知道怜爱；和素不相识的人同行交谈，也不知不觉亲近起来；看见争名夺利的事情，不知不觉感到羞耻。这些都是真性自然流露，完全自然而然。一路上有时背诵书文，有时作文，有时用青山绿水涵养心性，有时用花落鸟鸣使心意愉悦，竟然不知道旅途风尘的劳苦。回家看见父母兄弟亲爱欢乐，比往日更加深厚。从此以后，这颗心有时明白、有时昏昧，但对于先生的教诲始终不忍忘记。几十年来贫贱困顿、艰苦异常，而这颗心不把它当作苦楚，都是先生当日教导的结果。谈到作文的方法，不能拾取别人的余唾，必须抒发自己的性灵。

译我教你把四书五经从心上体认明白，原原本本，任笔自由书写，就像万斛泉源随处涌出，和拿着小瓶汲水的人不同。真正的文章需要真正的见识和力量，不能像猜哑谜的人一样徒然夸耀空谈。如今人作文总是因袭陈旧言辞，真是抛弃自家无穷无尽的宝藏，沿街挨门托钵，活像穷人。先生常说：学者做修养功夫，必须在没有看见时戒慎，在没有听见时恐惧。面对事情时，念头刚刚发动的关头，尤其应该谨慎。然而，如果不能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时戒惧，那么在心思杂乱、昏昧隐微之际，念头一动都察觉不到，又怎么能慎独呢？就像镜子被尘埃蒙蔽，事物来了便难以照见，所以戒惧一刻也不能停止。这颗心精明清澈，隐微之处都能显现，就像镜子没有一点尘埃，美丑全都照见。两段功夫本来不是截然分开的。又说：‘不睹不闻’是源头，‘莫见莫显’是关头。源头要清，关头要谨慎。又说：千古奇文没有超过《中庸》的，能在一心之中慎独，就可以达到中和，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育其生。舜是大智慧的人，不过是好问好察，执持两端而取其中，这也非常平常。通达之道、通达之德，九经、三重，都出自天命的根本，但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有人问格物致知。先生说：“事物有本有末。朱子说：明德是本，使人民更新是末。身、心、意、知，是明德所对应的事物；家庭、国家、天下，是使人民更新所对应的事物。我们考察自己的意念，为什么不能做到诚实，怎样才能使它诚实？我们考察自己的身心，为什么不能做到正、修，怎样才能使它正、修？这就是明德方面的格物。我们考察家庭、国家、天下，为什么不能做到齐、治、平，怎样才能使它们齐、治、平？这就是使人民更新方面的格物。难道格物只限于格一草一木吗？即使格一草一木，也仍然是为了身心意、国家天下。像五谷、百草、各种树木，了解它们材质的用途，哪一样不是为了养护身心、救济天下呢？初学的人，必须读真西山《大学衍义》、邱琼山《衍义补》，把它们作为格物致知的要领。先生说：人的本性都是善的，身、心、意、知本来没有不修、不正、不诚、不致的；只是想把私利归于自己，于是知不能达到，意不能诚，心不能正，身不能修。严重的甚至成为倡优、盗贼，连杀身也不顾。天下国家本来没有不能平、不能治、不能齐的，只是不能把公利施于人民，于是家庭不能齐，国家不能治，天下不能平。严重的甚至父母兄弟为争夺财物而互相残杀，上下都争逐财利，百姓贫穷、财物耗尽，盗贼纷纷而起，哪怕自身被杀、国家灭亡也不顾。” 所以《大学》一书，最后归结到理财。理财不是聚敛钱财，而在于按照正确的大道生财。生产的人多，三农生产九谷，九职任用万民。比如士农合一，读书人横放经书也背起耒耜；民兵合一，手持戈刀的人也扛起锄头。至于僧人、道士以及游荡懒惰之人，都驱使他们到南亩耕作。消费的人少，社会等级和人员构成应当清理；冗员应当裁汰，冗役应当革除。生产要迅速，役使人民要合时，大规模劳役不宜轻易发动。使用财物要宽裕，按照九赋、九式，量入为出，由冢宰依据三十年的平均数制定国家用度，那么财物就会经常充足。然而理财一定在于任用人才：大臣要守法，小臣要防弊，财物才可以生产。《周礼》一书，理财内容占了一大半，掌管这些事务的各有其人。有人问理财的要道，先生说：“理财之道，首先在于兴修水利。大禹治水以后，后稷才教人种庄稼。如今的水势虽然不同于尧时，但黄河屡次决口，遭受水冲的地方百姓便成了鱼鳖，漕运道路艰难，转运不能按时到达，大多因为沟渠水道没有治理。大禹尽力疏通沟洫，使黄河水有所分流排泄，蓄水不至泛滥冲决，干旱时又可以用来灌溉。贾让提出的中策可以在中原实行；河北丰收，转运也可处处畅通。” 现在卫河的遗迹还可以寻见，不至于只运输东南的粮食；另外，三吴的水从溧阳、银林等闸，经宜兴流入太湖【银林堰就是东坝，坝西的水流出芜湖、采石；坝东的水经溧阳、宜兴进入太湖。东坝本是金陵来龙过脉之处，中间地势高。过去伍子胥凭吴国攻打楚国时，开通这里运输粮食；后来筑成银林五堰，地势很单薄，应当考虑预先防患】。又，宜兴有一百条渎水，湖州有七十二条溇水，都汇入太湖；只有吴淞一道水流入海。淫雨连下数日，山水暴涨，怎么能不泛滥呢？宜兴进士单锷想在李禹卿修筑的太湖堤上建造千洞石桥，以蓄泄太湖之水。苏东坡喜爱他的著述，曾上奏实行；如今这些水道都已壅塞，疏通后很有便利【青龙镇通往入海各处的水口有七十三道曲折的水道，用来防止海潮和泥沙上涨。后人不明白古人的用意，全都把它们改直，泥沙淤积在江底，内面的水排不出去，外面的水反而流进来，应当恢复古法】。又，单锡提议圩田筑埂：堤埂高一尺，内沟外河都加深一尺；田主出粮，佃户出力，年年修筑，堤埂越来越高，河沟越来越深，旱灾水灾都有防备。种植榆树、柳树来抵挡风浪，如果发生决口，可以砍伐用来编扫帚，平时也可以砍作柴薪，利益无穷。单锷、单锡二人的著作都在，可以详细考察【当时我和丁文绪兄在《大学衍义》中得到它的大略，在名臣奏议、《王圻续文献通考》中完全了解其详情，编纂成书】。万纪美说：“过去在吴淞江设置三千名淘河夫，疏浚淤泥，使太湖的水不至于壅塞；同时训练水战，用来抵御倭寇；苏州、常州二州设置水利防，负责督察此事。如今这些机构都只剩名义而没有实际作用。”先生又说：“理财之道在于屯田。一是官屯。永乐初年颁布法令，每个都司另外拨出旗军十一人耕种，称为样田，大概是想根据收获籽粒的多少，区别每年丰歉、土地肥瘠和军士勤惰，起初并不是把田地给官员。到隆庆二年开始，把宣府、大同屯田中已经开垦成业的土地，每十顷拨给官军五十亩作为养赡之资；又命令各自开垦耕种，如果副参不满一百顷、守备以下不满十顷，就要论罪申斥。推究它最初的用意，大概是想让将领、副将等官督率家丁，勤于农耕，为士卒作表率。后来却强迫役使部曲，占有收获的粮食。像宣大、山西各镇，本来就是总帅肆意鲸吞；延宁、甘肃、固原各镇，边防官职又任意蚕食。肥沃地区归自己，贫瘠硗薄之地转给军士；时间久了便篡改、调换册籍，粮役越来越不均，不得不把军籍寄托给权势显要之家，于是欺骗隐瞒越来越多；又不得不把税负摊给佃军，包赔越来越苦。流弊相互延续，人们很少乐意耕种，田野上荒地很多，官屯也就败坏了，应当制定限制。”}],

译按规定，总官所受田地不得超过二顷，副总以下的官员也依此作为差等。比如郭子仪因为河中军队粮食极其缺乏，便亲自耕种百亩，将佐们也因此受到激励，士卒全都不再懒惰而去耕种。京西节度使刘昌也亲自率领士卒开垦田地，三年以后军中便有了余粮，兵器精良而且焕然一新，边境防务安宁，这些全都是官屯的借鉴。一个军屯，明初制定的制度是：每卫所的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又有二八、四六、一九和中平等不同比例，都是根据田土肥瘠、地方冲要与否而定，大概就是先王把兵役寄托于农业的意思。平时务农，有事时当兵。各卫所不论军户、民户、舍余和杂色人等，只要耕种军屯田地，就应当承担军役，使一个军屯中众多佃户共同出一名壮丁，务必利用农闲时分班操练。这样，城操军队不妨调遣，而可以用屯军来代替戍守。天下屯田合计六十四万三千余顷，各地屯军受田的定例，多少不一，推算起来应当不少于一百二十余万人。若以此备守边防，便可以从城操军中挑出一百二十余万人供调遣，不必烦劳招募，也不增加粮饷，而无论缓急都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实在是国家一项无形的巨大利益。顶种的田地，禁止典卖。一个兵屯，明初的制度是：守边士卒除了负责侦察稽查以外，还要屯田；每位将领以东西五百里为范围，按时耕作，依照法令训练，遇到敌人就作战，敌人退去就耕种；人人共同做佃农，人人共同守卫，所开垦的田地给予他们作为永业。两年以后，酌量按照下则征收赋税。大体上只是希望积粮增多，使士卒吃饱、战马强健，战守都有准备；边境士卒所居之地桑麻遍野，粮价必然平稳，官府收买粮食既便宜，运输费用也节省，公私双方都有好处。一个民屯，屯田因兵屯而得名，所以本来是由士兵耕种。至于招募百姓来耕种，把他们按里编制并修筑房屋让他们居住；又有百姓自行开垦荒地，不经过官府招募，而只是由官府划定疆界、核定数量并征收赋税的，这叫作民屯。宋代制度是：兵屯由使臣主持，民屯由县令主持。魏了翁上疏说：‘开垦田地的成效多于屯田。’这句话确实很有见地。汉代有人把远方百姓迁来，充实广大而空虚的地区；如今恐怕不能这样实行，也只能善于运用招徕和安置百姓的办法罢了。办法有三种：一是顺应形势，二是用利益诱导，三是整顿齐一。什么叫顺应形势？就是苏轼所说的，在大荒、大灾、百姓容易离开故乡的时候，听说京畿附近荒弃的田地很多，津、涿一带水利无穷，即使近边肥沃之地，也应由有关官员加意招徕百姓，鼓励开垦；额定范围以内的田地，等三年以后再征税，征税等级即使是上中等田地，也只按照下中田的定例征收。农具、牛具则酌情从库银中借给，逐渐补还。这样，百姓可以不至于流离失所，田野也可以不再荒芜，这就叫作顺应形势。什么叫作利益诱导？仿照晁错授爵以充实边塞的意思，以及虞集让军官授予富民官职的办法，能够开垦五百畆的人，授予相当于百户的官秩，或在此以上授予不同等级的官秩。等三年以后，按上、中、下三等平均计算，照中则征税；边地仍照下则征税。如果每年的收入果真达到定额，就授予官职，并且从粮食中拨出三分之一作为月俸。官职名分一经确定，就必须允许他入籍，使他的长子孙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出仕。有人担心土著百姓不能容纳他们，不如另立屯额；又有人说这些人不是靠武功起家，凭什么授予武官爵位？然而田地开垦、粮食充足，粮食充足、军队强盛，又何必羡慕什么武功？这就叫作利益诱导。什么叫作整顿齐一？命令边地和腹地的有关官员，报告所属地区可以开垦的荒田；先报布政司，近处限三个月，远处限六个月；再报送户部，同时督促开荒。若隐瞒不报，按不称职论处。只是担心田地成熟以后，有人妄认祖业，企图吞并霸占，所以在开垦时，各屯就应发给凭帖并登记掌管，使此疆彼界清楚明白，难以混淆。即使有新军补充服役，逃户重新归业，也不许提出争讼；若有世家豪强强行占有，必定严惩不赦，这就叫作整顿齐一。虽然如此，劝导百姓是急务，劝勉官吏也同样是急务。汉代王粲说：农民使土地增加、田地开辟，官吏就应受重赏；农民使土地减损、田地荒芜，官吏就应受重罚。一个商屯，明初考虑到边地寒苦，又常遭兵祸，既要耕种又要守卫，力量最为艰难，于是通过商人运销食盐来维持它：命令商人把粮食运到边郡，官府发给盐引【一引二百五十斤】，商人凭引到盐场领取食盐，再转卖。永乐年间，两斗五升粮食可以换一引盐，商人的利润超过正常数额，大家争相前往，于是各自设立保伍，督促耕种。这样边地全部得到开垦，塞下粮食充足，露天堆积的粮食比内地还多；屯军也因此得到保障，守望相助，发挥了力量。当时耕种正盛，各镇军队就地获得足够供给，不再有所谓太仓年例；普通百姓除正常赋税外没有其他负担，百姓安居乐业。弘治年间，户部官员叶淇说商人缴纳粮食成本低而获利厚，于是命令他们缴银给运司，由运司解送户部，再分配运往各边。这样商人纷纷散归，经营原来的产业，原先开垦的田地全都荒废，边地米价顿时上涨。一遇灾荒，即使积钱如山、黄金视同泥土，也没有粮食可以拿出来；盐课不足以供给，又加上私盐盛行，官盐引滞塞，仓钞无人购买，只好减价投给屯户，资本耗尽、货物积压，商人全都逃亡迁徙。若沿边荒地有可以开垦的，每个商人酌量给予田地并发给印信凭帖，永远不征赋税。到了米豆入仓的日子，就斟酌当时的市价来确定斛量，整顿官定数额，革除惯常的陋例，希望损耗费用减少而输纳不困难。尤其必须从疏通盐法开始：一定要禁止在产盐之地私自贩盐，消除行盐地区盐引的壅滞；又要严格检查盐引，杜绝虚报浮夸的课额。这样盐引就不会滞塞，仓钞也能迅速售出。那些只会把母钱生子钱的人，不肯拿起农具，却乐于趋逐利益，塞下就不会有这种人了【明代制度：直省九边设卫四百九十三，守御千户所三百五十九，额定军士三百余万；平时居住则守卫，出动则作战】。整顿屯田不过是清理旧有开垦地和开垦新地两件事，而开垦新地的功效较慢，不如清理旧地的计功更为实在、效益更大。大抵肥沃地区被大户贪婪兼并，邻界之处被豪强侵夺。各地有关官员应当把鱼鳞老册与屯田户籍逐一勘对，田亩务必相符，四至和坐落详细开列，现今是否耕种、是否包占、是否欺隐，以及荒芜、坍塌的数目，都要查明。边地屯田的塞外士卒，必须首先免受侵占田地的危害。赵充国在金城屯田时，让所属部曲互相保护，构筑壕沟营垒，砍柴、放牧、巡逻不断。唐代韩重华命令沿边各处在屯田较多的地方，依照地势建立营堡，观察险要之处，广泛设置木栅，使内部可以安居，外部难以突然进攻。

译这样彼此可以互相望见，声息也能互相听到，敌人哪里还能造成祸患？远方地区苦于地势孤立，就应谨慎设置烽火，布置巡逻兵；遇到敌人抄掠进入境内，在尚未到达之前就预先知道并作好防备。形势可以抵敌，就出兵拒战；不能抵敌，就收拢退避，便可百无一失，取得防患未然的成效。用土堆成山，种植榆树作为边塞【种植梨、枣、柿等树更好，增加几重长城，又可以作为粮食】；仿照李允则修建园圃、水井，排列畦陇，筑起矮墙；仿照吴璘设置地网，在平地挖渠，深一丈多，彼此连环不断。我们划定疆界、治理土地，土地自然成为险要；我们敲鼓鸣铎，各家自然就成为卫所。开垦播种要使土地没有遗漏的利益，人的力量没有闲置，办法有三种：一是利用水利，二是因地制宜，三是分配耕牛。利用水利的办法，是疏浚河流、疏通沟渠，引水设坝，修建水闸和水坝；其规制在辅臣徐光启的奏疏中最为详尽。如今北方土地都可以改作水田，之所以废置不讲，是因为北方人习惯懒惰的缘故。徐贞明规划水利，辽海以东、青徐以南的地势，都有明确可靠的依据。大体上，京东地区山中的泉水涌出地面，河流的支流与地面相平，不像东南地区要把水转引到几仞深处。海势趋向东南，每年多有潮水之患；从远方直到青州、徐州一带都有这种情况。海潮虽然有，但潮灾却少。至于中原地区，有的地方低洼，便可以实行围田的办法。山东土地多瓦砾，可以考虑采用叠畊的制度。濒海地区多盐碱，可以采用分流河道的办法。湖滨地区常常低湿，可以寻求芍陂的旧法。又如地势高而干燥的地区和平坦广阔的地方，天降雨水没有定时，不是干旱就是水涝。解决办法在于广泛开挖沟渠，先测量地势高低，追寻水流归宿；疏浚河道来承受沟渠的水，开挖沟渠来承受积水。官道交会处，修筑大堤以便通行；偏僻的小村，也加高低矮单薄之处使其成为道路。只在道路两旁多开沟渠，使它们彼此连接、流水畅通，水从地下流过，不占用平地。又测量低洼处，多挖池塘水坝来蓄水。夏季洪涝时，水流入沟渠池塘；严重干旱时，可以用来灌溉。地势高的种麦，地势低的种稻，平坦广阔的地方多，则木棉、桑、枲都可以随宜栽种。土地成为肥沃之地，地力没有遗弃，遍野都是衣食的来源。左光斗说：沿河地区，除了运河不敢开挖泄水以外，其他水源、流道和蓄水汇流处各不相同，水陂、塘、堤、堰也各不相同；有的可以寻找旧有遗迹，有的可以因地制宜设置。工程力量需求较多的，由官府酌量供给；费用较少的，听任百姓自行兴办。只是没有水的地方，不得凭空开凿寻找水源。这句话深得其中要领。什么叫作因地制宜？《周礼·职方》说，谷物适宜种植三种。大中祥符年间，取得占城稻三万斛，分给居民，选择地势高燥的地方种植；其中记载了播种方法，不论什么土地都可以生长。如今却都种稻。永乐三年确定每年屯田籽粒的收获定例：粟、谷、穈、黍、大麦、荞、穄各二石，稻谷、薥、秫各二石五斗，防稗各三石，并且各自折合米一石。小麦、芝麻与米同样适宜。命令凡是新开垦的田地，不论种粱、菽、薏、芋还是蔬菜，都应审度土地而任其选择，不必拘泥于种稻。又如边地果真属于不毛之地，即使种树也可以。苏秦说：燕国即使不耕作，枣栗的利益也足以使百姓富足。程琳种植各种杂木数万株，说：将来修建楼橹就可以不取用百姓的木材。总的目的只在于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什么叫作分配耕牛？考察洪武年间，供给天下耕牛共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四头，仍然每年登记并报告繁殖增生的数目。三项策略全部实行，人力已经得到整治，土地的利益也可以完全发挥了。一是考核功课。明初制度规定，屯田卫由指挥提督，所以千户、提督和都司不时派遣官员督察。法令本来十分详备，但武官中自爱自重的人很少；有的包揽收纳，肆意贪婪；有的侵占欺骗，巧言掩饰损耗。后来制定了督察屯田的条例：副使、佥事等官员，以及府中管理粮务的官员和州中兼管征收屯粮的正官，各自都按照民赋的条例，综合核查完纳与拖欠，统一参奏处罚。功令已经完备，可以说没有遗漏的法律了，只在于务必切实实行。过去刘定之说过：悠闲地待在城市里，脚却从不到沟渠田埂；凭信簿文书办事，眼睛却不核查仓廪实物。这两点是屯田官员最应警戒的事情【以上都是司徒侯恂的奏议。司徒名恂，商丘人；侯朝宗名方域，是他的父亲】。○司徒说：屯田的好处人人都在谈，大体不过两句话：在腹里地区，屯田少而隐占多，适宜采用清查核实；在边塞地区，屯田多而耕种少，适宜采用开垦。】先生说：论述屯政的书很多，最简明扼要的没有超过侯司徒的奏议，所以摘录它的大意。又说：论述屯政的书，与唐代府兵制度相似，学者应当详细参酌研究。】【先生说：学者只讲理学而不讲经世济民，必然流于空虚；只讲经世济民而不讲理学，必然流于杂霸。讲理学的人一定要真正体会到万物都具备于我自身，天下应当做的事没有不包含在心性的范围之内；讲经世济民的人，要时时把民生疾苦看成自身的疾苦，内心想做的事无不落实到日常行动中。【天成说：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体与用同出一源，这话说得非常亲切而有意味。】体会到心性在光明无声无臭之中本来就具备治理天下的谋略，锻炼经世济民的能力，旋转乾坤的道理就在一言一动之间。】【一言一动都不苟且，面对大事、裁决重大疑难，才可以没有差错；能够治理天下、经纬天地，做到看不见形迹、听不见声息，才不会惭愧。】【心性要在事功上锻炼，事功要从心性中产生。】【假理学不只是为了沽名钓誉，即使真心实意地去做，却不是天性的自然流露，也仍然是假理学；假经世济民不只是玩弄权术、凭借权势，即使真心实行政务，却不能通达事势的变化，也仍然不是真经世济民。】【事情有大小，心性却没有大小之分。】【大的经世济民事业不一定要等到遇上时机、取得地位，只要时时保存救济万物的心，所以使老人安乐、使年轻人安心，随处都可以实行；希望自己有所立、有所达，也不一定要广泛施惠、普遍救济众人。【天成说：经世济民从心性中流出，时时都足以救助百姓、利于万物。】一念没有私心，就会把万物看作同伴、把百姓视为同胞，便能与天地具有同样的度量。试验一下自己没有私心的时候，面对山川云物没有不欣喜愉悦的，路上的陌生人和异姓之人没有不自然亲近的。由此读十三经、二十一史，自然会贯通；否则读尽万卷书，对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对别人又有什么益处呢？】什么叫‘对别人有什么益处’呢？如今的人纯粹是一团私心，即使至亲骨肉也把对方看成仇敌，读书全都像是在说梦话。

译先生曾经同学生金廓明【名敞，号闇斋，年长汤子三岁，晚年拜汤子为师】、万云倬、茅楚传等人谈论做宰相的道理。宰相是天下的权衡，心必须像秤一样平正，随着事物的轻重加以衡量，轻重自然就会显现。因此古书称伊尹为阿衡，却没有说有星名。又因为不能知道事物的轻重，所以必须多读古书，参酌时势，把天下的人情物理都洞察于心中；再积累几十年涵养心性的功夫，才能使心像秤一样平正。每天黎明时整理衣冠，静坐片刻，使杂念和昏沉之气消除，遇到事情才可以用权衡来裁定。所以伊尹说：‘先王昧爽丕显’，就是指黎明时静坐、去除昏沉之气和杂念。伊尹一定是这样用功，所以知道君主的功夫都归于同一德性。学者读书时就要以成为太平宰相为目标，宰相本来就是读书人的分内之事。因此范文正公做秀才时，便把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上天生下我，本来就是要把万物看作同伴、把百姓看作同胞；一定要像《西铭》所说的那样，把君主看作天地父母，把百姓看作子弟骨肉，把天下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凡是读经、史、诸子百家之书，句句都要体会到自己的心上，并在事情上加以验证。一切礼乐、政刑制度，农田水利、边防屯卫、天文星象和舆地图籍，古人都有成书，如《通典》《通志》《通考》《经世八编》《图书编》《水经注》，都要广泛阅读；其中尤其精要的是真西山的《大学衍义》、邱琼山的《衍义补》，一天也不可离开书案，常常翻阅并体会。这样，天下的人情世故自然就会洞察于心中了。尤其重要的是从根本上用功：一个念头尚未生起时，就必须涵养心性，清理喜怒哀乐的根源；念头刚刚发动时，更应当反省察验，使喜怒哀乐合乎节度，这样才能使心像秤一样平正。【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圻元翰《续文献通考》；各省新修《通志》；郦道元《水经注》；顾景范《图书考》一百本；《方舆纪要》；唐荆川《八编》。】宰相向君主进言，一定要参酌古代帝王的成法和当前时势，再加以提出；尤其必须积累诚意，使君主自然受到感动而听从。君主如果有过错，要用和缓的言语加以防止和劝谏，不可直截了当地揭露攻击。到君主面前密谋，应当谨慎防止窃听，不可泄露。善事归功于君主，过错归到自己身上。同僚朋友讨论政事，要从容商议斟酌，不固执自己的意见，也不曲从别人的意思，总归要合乎恰当。有功劳就让给别人，有过失就自己承认。台谏官纠举弹劾时，要和颜悦色地听取；意见正确就采纳，意见不正确也要加以辨析。要荐举和提拔贤能。才干不可用金钱买卖，品德足以驱除奸佞，不可用来显示威势。人心惶恐不安时，用沉静来镇定；时事纷繁急迫时，用从容来应对。众说混杂不清时，用道理来裁决；众人心志懈怠时，自己先勤勉。事情变化尚未发生时，要预先谋划；事势已经到来时，要果断面对。不急于求取眼前功效，不图谋微小利益；建立法令、制定制度，重在能够长久实行。事情平定、功业成就之后，要收敛自身而退处，并告诫子孙，习惯于谦让。论说做将领的道理，必须以仁义为根本，心中时时不忍杀人；不得已而杀人，是为了杀掉那些危害仁义的人。即使贼寇已经兴起，也一定先安抚，然后剿灭诛杀他们的首领，赦免受胁从的人，这样贼寇也容易平定。然而一定要振作威力，能够剿灭之后才有资格安抚；否则贼寇心怀轻慢，安抚未必服从，即使暂时服从也会再次反叛，逐渐蔓延开来，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古人说：‘能够作战然后才能守卫，能够守卫然后才能讲和。’过去阳明先生征讨各处山寇，必定先以恩惠和信义告谕，句句恳切得连木石都能感动；接受安抚的人已经很多，负险固守的人也容易消灭。至于宁藩叛乱，则立即擒拿，这种人是不必教化便应诛杀的。使天下安享太平之福，是仁；以义行事。做将领取胜的道理，不外乎孔夫子所说的‘遇事要戒惧，善于谋划而后成功’两句话。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大多以此为根本【揭子宣先生也说：岳忠武每一着都计算到失败，所以每一着都能取胜】。做将领需要学问，兵法的精要，都完备地记载在五经之中：如《诗经》的《小戎》《东山》《六月》《采芑》《江汉》《常武》《殷武》等篇，《尚书》的《胤征》《泰誓》，《周易》的《师卦》；《礼经》中有很多兵法，不只是《招摇》等制度；《春秋》中四次大战以及其他战伐很多，虽然没有所谓义战，却实际都讲究节制。古代名将大多读《春秋》。汉、唐以来，兵家著作不下几十种、上百种，毛氏《武备志》极为详尽，唐荆川《武编》尤其精妙，潘龙游《康济谱》兼备将帅和宰相的道理，都应当广泛考察，参酌时势而运用。做将领的道理，只在于明辨言语、涵养气魄，临事不动心。苏老泉说：‘泰山在面前崩塌，心不惊动；麋鹿从左边出现，眼睛也不眨。’两军对敌时，不但生死利害不能有丝毫芥蒂，连平生所学、一切知识谋略才干也都要放下，只保留一片虚明的心体，这样才能集思广益、随机应变。参谋辅佐制定计谋，不可让众人同时发言：一方面恐怕各自固执己见而发生争执，另一方面恐怕泄露机密而坏事。先让一人问答后退下，再让一人或数人进来议论；各种意见都很好，就选择其中最好的采用；有好有不好，就选择好的听从。有功劳归于众人，有过失归咎自己，自然能够深得士卒之心。功成之后退身，推辞谦让功勋爵位，以保全子孙。论说台谏官，他们是朝廷的耳目、天下的咽喉，见识要广，思考议论要精密。凡是所说的，都必须是道理必然如此、事势必然如此、自己的才能力量能够做到的；还要爱国爱民，勤恳诚挚，然后慷慨陈述，不顾触犯忌讳，这就是所谓不欺骗君主而敢于犯颜进谏。台谏官要懂得大体，整肃官场常法，培植国家根本，养成士人气节，端正社会风俗。攻击大奸，不可吹毛求疵；推荐贤士，不可因为避嫌而计较小的瑕疵。整顿百代纲纪，使恩泽流传万世，这就是大体。台谏官要懂得预先防范，在未乱之前谋求治理，在祸患尚未萌发之前加以防止，洞察隐微，警戒玩忽，使奸雄不敢产生异心，敌国无法窥伺。预先培养君主的德性，牢固团结民心，使国家根本稳固如磐石，国势安定如泰山，这就是预先防范。

译论说选拔儒吏，古人说：‘官职如同旅舍，吏员却能长久传给子孙。’ 俗话说：‘清官难以逃脱狡猾吏员的掌握，积累的弊病最难铲除。’要铲除这些弊病，不如选拔儒吏。儒者读圣贤之书，必然明白道理；又有出身仕进的阶梯，也不肯贪图小利而耽误长远前程。选拔时必须考察他确有孝、悌、忠、信的品行，又有通晓世务的才能和清白自守的节操，这就是西汉所推举的孝廉。由郡县吏员可以升至三公，监司、太守聘任为功曹，等有了成效再推荐给朝廷。学校中才德兼优的秀才，都可以推举选用。想参加科举的，允许他请假应试，这一类属于吏员。至于书办中多次参加童子试而尚未入学的人，选择其中才干能办事、老成稳重的，分班办理事务；等有成绩可以考核，也推荐他们，使其取得出身。其中才德特别杰出的，不妨保举给朝廷，预备作大用。这就是所谓茂才，六部以及各监察机关和大衙门都这样选举；以礼貌相待，以廉耻磨炼他们。九年考核期满，按照各人的才干让他们出仕。儒吏本来既有儒生的学问，又有通达事务、治理现实的才干，不仅各衙门积累的弊病可以革除，仕途建设也一定会有显著而值得记载的功绩。这是科举、贡举、吏员三条途径并用的成法，也使读书的寒士中那些未能取得一领儒衫、一次科第的人，最终不至于在荒烟野草中穷困饥饿。有勇力的人也应当访求，供各衙门任用，不要让他们因贫困饥饿而起来成为盗贼，这是最要紧的。论说教育士人。要选取士人，必须先教育士人。士人没有受到教育却想选用他们，就像没有耕种却想得到收获，必然不可能。古来国家和家庭教育士人的方法已经很完备。胡安定的苏湖教法、程大夫子的《上修学校书》，都切实恰当而可以实行。太学积分的办法，也严格而切实，只要举行施行就可以了。然而关系最重要的，在于乡里的塾师：用孝、悌、谨慎、诚信、爱众、亲仁等正道来培养学生，使他们自然养成习惯；学习诗书六艺，熟读而讲求，字字亲身实行。即使写时文，也要句句都是坐着谈论便可以起身实行的道理。乡里的先生每天同少年讲明理学和经世济民之学，人材蓬勃兴起，等国家选拔任用他们就可以了。论说选取士人。《虞书》说，广泛进言而据言施政，以实际功绩明察考核。古来选取士人的方法，没有不先考察言论的。如今写文章的人，必须先在内心确有实得，再加上文采，才算符合录取标准。然而必须是主管官员中有真实学问的人，才能识别出来。否则，海底遗珠、路旁弃宝，掉头不看的人，实在太多了。况且廪生保结、同考生互结、邻里甘结，都有乡里推举、地方选拔的遗意。依照名义来考察实际，也可以实行。但每个人各有所长，不必限于一条途径。应当仿照司马温公十科取士的办法，这样或许可以防止遗漏人才吧？【天成】我侍奉先生将近十年，真正陪伴在先生身边，大约有两年。观察先生的容貌神色、言辞气度、行动举止、动静起居以及待人接物，颇能得到他的仿佛。直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在精神和梦境之间，仍觉得先生俨然就在眼前。现分条记述其中一二，告诉同道：先生的容貌极其端庄严肃，与他隔着窗子相对而坐，就像春山映照着丽日，自然令人感到畅快。他的心意和目光仿佛道路上随行的人，又如流水行云，自然能够使人的性情感到愉悦。他的神色极其庄重雅正，偶然与他相见，便觉得和气扑面而来。早晚侍奉在他身边，不亚于晴朗的月光普照。晚年涵养充足，纯粹温润如玉；直到今天想起他来，仍觉得如同寒冬里裹着棉衣，又如同蓬草屋中生出光辉。他说话能够斟酌古今，是非利害洞察入微，即使是古今极难明白的事理，也能用片言剖析裁决。他讲论经史数万卷，融会贯通在一句话中；一句话又能旁通数万卷，使听到的人眼界顿时开阔，心境豁然洞明；而他的声气如宫商交替演奏，像钟鼓和鸣。直到今天想起他来，仍觉得余音在耳。他行动时如同树林中的云气繁盛，起止时如磐石安定；行动时如春郊蛰虫初起，安静时如幽谷潜藏的蛟龙。他待人不论聪明愚笨、贤能与否，都竭尽至诚，别人也以诚相待。即使极其粗暴的人见到先生，也会自然变得温和；即使极其夸诈的人面对先生，也不忍心说假话；被他感化而由恶转善的人不止一个。他接待事物，不论大小轻重，都一定谨慎小心，所以没有事情会处理失当。先生家并不十分贫穷，但每年收取的租税、馆谷，分给宗族亲戚和朋友中的贫困者，常常以至于断炊空腹，却仍整日讲诵不停止。先生曾说：天地间的事物，没有一样不是供我享用的。眼睛所看到的，全都是奇异的景观；耳朵所听到的，全都是高雅的音乐。只要洗涤贪嗜欲望的心，自然就能享用。或者在月夜打开窗户，指给我看说：‘这就是苏轼所说的造物主无穷无尽的宝藏，应当赶快享用。’有时早晚有空闲，便带我向南眺望铜官诸山，向西眺望西氿诸水，阐发乐水、乐山的道理。学者心中能够明白道理，面对万顷波光、碧色接天、茭芦掩映、桅帆往来，同我心中道理流行不息的情形相似，难道不值得快乐吗？试验自己没有私心妄念，眺望层层山峦、重重峰岭，山势高峻奇拔，峭壁悬崖、树木苍翠，同我心体安静镇定、不可动摇的情形相似，难道不值得快乐吗？然而山虽然万古不移，草木却年年生长，烟云变化无穷。观察我心在尚未发动时，生机充满而不止息，虽是安静，却未尝不在运动。水虽然昼夜长流，波澜荡漾却常常明澈，藻荇纵横却常常洁净。试验我心已经发动时，本体虚灵而不昏昧，虽在活动，却未尝不安静。这就是先儒所说的‘动静同一，静时也是定，动时也是定’。如今富贵人家耗费万金修建一座花园，堆山、凿池、植树、建楼筑榭，所得到的欢乐却有限，哪里比得上天地这个大园林，不费一文钱而观赏玩味无穷呢？我们这些贫贱之人的享用，难道不是远远胜过富贵之人吗？【天成】我漂泊江湖几十年，走投无路，寄宿旅店，经历了各种劳苦。回想先生当时指点我的景象，忧愁的心情顿时忘却，疲倦的力量又重新振作。凡是同道之人，都应当赶快留心体会。先生同各位同学以及世兄允武谈论过许多问题。【天成】我在旁边听闻，默默记在心中，几十年过去终究不忍忘记。然而不敢立即写成文字，是担心文辞拙劣，不能传达先生精深的意思，反而想说明却使它更加晦暗。况且我这个愚笨无能的人，年近七十，仍旧顽钝如初，有负先生的教诲，不敢说出来以至于使先生蒙羞。幸好先生的遗风仍然存在，宗右人、杨邻筠、张岷南、蒋若黎、许少来、瀛选等人受到风范感召而奋发起来，向我询问先生留下的教训，我不得已把大概条述出来。文辞不能充分表达意思，希望诸位君子不要拘泥于文辞而深入思考其中的意义。康熙六十年辛丑孟夏，受业不肖门人潘【天成】谨慎记述。

译《杂记训言》后记。乙卯年春天，我问治理天下太平的关键，先生说：端正士人的风气；士风端正，那么经史的作用就能落实，在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妻的恩情融洽，在朝廷中君臣、同僚、朋友的义理都能尽到，天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端正士风，固然在于国家建立学校、设置科举，而关键尤其在于乡里的塾师教导小学生。如今你已经做了塾师，不可只为得到少许束修而忘记责任重大。试着看看古今圣贤豪杰、名公巨卿，有谁不是从小学生中成长出来的？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小学生难道谁不可以成为圣贤豪杰、名公巨卿吗？何况他们嗜欲尚未开启，真实本性尚未丧失，教导很容易深入。《易经》说：蒙昧之初用以培养正道，是成就圣人的功业，只是塾师不善于教导罢了。凡是做老师的，必须亲自尽到孝、悌、忠、信的道理，受到宗族乡党的推重。小学生听见、看见之后，必然产生欣喜仰慕之心；端正自身以树立师范，视、听、言、笑都不敢苟且，行动、起居、动静都不敢轻浮。小学生见到这些，必然产生敬畏之心。教读句读时，必须大略为他们训释，使他们容易理解。由粗浅逐渐可以达到精微；孝、悌、忠、信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本来就是人的天性，粗浅处就是精微处。试试看学生的父亲一来到学馆，学生一定欣然高兴，先生应当指着父亲教导他说：这就是你的孝心，是人的天性。再看有长辈来到学馆，小学生见到一定肃然起立，先生指着长辈教导他说：这就是你的悌，是人的天性。小学生嬉戏时，一看见先生就一定警惕地收敛起来，先生更加严肃，以加深学生的敬意。学生回家后，一定要教他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姐妹，宽待婢仆，培养他的仁爱之心。做一件事不守常规，说一句话不真实，都必须委婉地教训劝戒；先生尤其要严格反省自己，一言一事都不欺骗学生，学生才能不欺骗。孟母买邻居的肉给孟子吃，正是善于教育的做法。天天这样做，学生的天性就会日益开启，嗜欲无从产生；即使后来嗜欲产生，先前听到的话已经深入内心，他自己也会知道悔改，这就是所谓少小时形成的品行如同天性，习惯成自然。学生稍微长大以后，给他讲解经书，先生一定要逐句从自己的身心上体会，并亲切地向学生的身心上指示。圣贤的道理不在自己的身心之外，所以从身心上体会、指示，才能得到真知灼见；即使写文章，也能得到神韵和道理，做到可以坐着谈论，起身实行，而不只是无用的空文。能够真正看清自己的身心，天下后世人的身心也就没有不能了解的了。学生长大成才、通达事理而身居上位，就能辅佐君主、恩泽百姓，可以治理一时的天下；困穷而身居下位，就通过师友传习，可以治理万世的天下。所以我说，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端正士风，端正士风的关键尤其在于塾师。如今你已经做老师了，要努力，要努力。又说：凡有朋友来到学馆，千万不可闲谈说笑；一方面会荒废职守，另一方面会使学生产生轻慢之心。一定要同他们讨论经史，切实探究心性，或者商量经世济民和时务。学生听到这些，就会开发心智，彼此都有益处。又说：朝廷建立学校、设置科举，不得不以爵禄来劝勉善士行善，但善士从来不是为了求取爵禄。唐虞三代的政治是这样，逐渐流传到末世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孟子说：古人修养自己的天爵，于是人爵也随之而来；今人修养天爵，是为了求取人爵，得到人爵以后便抛弃天爵。朝廷用三种事情来教育士人，三年举行宾兴，难道不是正好启发人的权势利益之心吗？这就是君主和老师的权力不得不分开的原因。所以上天生孔子作为万世的老师，他以平民身份掌握承继天道、建立纲极的权力，并不是有高爵来使人荣耀，也不是有厚禄来养活人。七十名弟子心悦诚服，三千门徒仰望高山而行大道，都是由于天性不能自已，并没有权势利益的念头夹杂其中。汉、唐以来，真正的儒者不断出现，教育培养人才以供朝廷使用，首先就是断绝他们追逐权势利益的心，然后他们才享有高爵厚禄，并获得功勋、名声、节操和义行。朝廷也得到培养士人、尊重贤者的回报；君主与老师的权力虽然分开，却正因此而相合。凡是做老师的人，怎么能不知道自己责任的重大呢？庚子年十月二十日，我到许一清兄长家，夜里睡在小楼上，梦见先业师黙斋汤先生，容貌和从前一样，却更显年轻强健。精神光彩炳然，命我讲完《大学》圣经一章。先生说：‘讲得也很对，但注释中“虚灵不昧”一句，你真正体会到了吗？’我回答说：‘体会得很真切。’先生大怒，拿一根长大的红色竹板责打我五下；我跪着接受责打，然后起身。先生说：‘不只是声色、货利会使心不能虚，富贵、功名使心动摇，也不能虚；自恃聪明才智，不能虚；甚至几十年读书求学而产生的执着，也不能虚。必须把一切都放下，使这颗心像太虚一样，浮云不起；像明镜一样，纤尘不染，才能随着外物感应而回应。朋友议论时，才能集思广益；日常处理事情时，才能因时制宜。即使遇到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情况，也能随机顺势而利导。这样，具备各种道理，或许就不会丧失；应对万事，也或许不至于犯大错。努力！努力！’我感动哭泣而醒来，泪水流满枕席，当时已是四更了。唉！我十九岁春三月开始跟随先生学习，二十九岁春三月先生离开了我。我今年六十七岁了，四十多年过去，先生在天之灵仍然对我情意深切，责备我、勉励我，比当年更加恳切。奈何我不肖，辜负先生，惭愧恐惧无穷无尽。趁着余年，鞭策这匹劣马，时时刻刻警醒自己，不知道最终能不能不辜负先生？谨慎记录下来告诉同道，希望大家互相勉励，时时刻刻在独知之处体会践行，或许可以用来慰藉先生在天之灵吧。《汤子四愿》【即采用横渠先生的话】第一愿望，是为天地确立心性；第二愿望，是为天下百姓确立安身立命之道；第三愿望，是为千百代圣贤继承已经断绝的学术；第四愿望，是为万世开创太平。《汤子四戒》第一戒，是戒除鄙夫患得患失的毛病；第二戒，是戒除乡原与世俗同流合污；第三戒，是戒除楚狂、长沮、桀溺那样果断忘却世事；第四戒，是戒除自暴自弃、懈怠迟缓而错失时机。《铁庐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