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七
鹿洲初集 别集类六【国朝】
提要
【臣】等谨案《鹿洲初集》二十巻。
国朝蓝鼎元撰。鼎元有《平台纪略》等书，已着録。是集为其友旷敏本所编，初定于雍正丙午，越六年壬子，又合其续稿重汰定之，仍为二十巻。故前有敏本序，后又有敏本纪，各述其始末。鼎元喜讲学，又喜讲经济，于时事最为留心。集中如论闽、粤、黔诸省形势及攻▯台湾事宜，皆言之凿凿，得诸阅歴，非纸上空谈之比。至于所叙忠孝节烈诸事，亦防染生动，足禆风教。其中如论直隷水利之类，生长南方不能达北方水性，未免掇拾陈言；与顾太史书之类，自雪寃谤，襍以轻薄谑詈，尤为所养不宏。然文笔条畅，多切事理，在近人文集之中，犹可谓有实际者，固与雕章绘句殊矣。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鹿洲初集原序
论者曰：「文章之盛衰，因乎风气。汉近周秦，风气最上；至晋而降焉，六朝以下又降焉。此其説非也。秦之时，诗书烧矣，学士杀矣。董、贾、匡、刘，承秦之后，火尽薪传，盖皆自开。运防者于风气何与哉？且夫障百川而逥狂澜，此昌黎所以起八代之衰，而永叔即得之以挽五季之靡者也。丈夫之生也，将使鸿业勒鼎钟，大名垂宇宙，坤可转而干可旋，而谓文章独限于风气耶？」余读鹿洲之文，而益恍然矣。今夫前人之学，崇经济；后人之学，工文章。经济、文章，非两途也，而后人岐之。其经济非也，其文章亦非。余谓有掀掲之经济，自有炳蔚之文章。臯、益、伊、周，其文章讵不冠千古哉？六经，经济之文章也。括六经以为文，则文章莫非经济。西京之盛，学士大夫各専一经，类能自成一家言。江都之繁露，长沙之新书，厯久而莫能磨灭者，一根柢于麟经，一胚胎于戴记也。然而江都之文疎而未宻，长沙之文博而未精。荟萃六艺，超越诸家，惟中垒为最。而説者谓中垒之文考古甚精，按今未宻。盖经济之文章，若斯其难也。鹿洲，经济之儒，文章之匠也。其志存乎世道人心，其心系乎生民社稷。其为文如万斛之泉，随地涌出，而无不逢其源。凡以摅其心志之所欲宣也。是故刋有道之碑，殉阵骂贼必録也；表柏舟之节，投缳刲股必録也；风俗之贞滛必纪之，欲跻叔季于淳古也；形势之要害，士马之强弱必纪之，欲奠封疆于磐石也；海洋之情状，蛮徼之咽喉必纪之，直欲使禹迹之所未经，庄蹻之所不到，尽与享王之列也。于戯！鹿洲一海濵儒者耳。往者防疆之变，倚马传檄，经济之文章，直须寸楮而千里肃然。彼司马谕蜀，讵足为鹿洲拟耶？盖醖醸经术，考乎古者无不精；而周览世务，按乎今者无不宻。起西京诸人于今日，其以鹿洲之文章为何如哉？若乃采尔雅之余，摘文选之艳，虽戞玉而敲金，含商而吐征；于鹿洲之文章，无当也。鹿洲胸罗山海之经，匪供攟拾；手披职方之志，不逞才华。余闻之鹿洲曰：「相如掞藻，不可登孔氏之门。」盖鹿洲真能转移风气者，而文章自足千古矣。余与鹿洲连床者三年，得徧读鹿洲之文章，用弁数言以附不朽。海内读鹿洲之文者，以余言为有当否也？雍正四年丙午冬十有一月朔日，衡山旷敏本序。
予自丙午都门序次《鹿洲初集》，于今六七年矣。中间光景变态已多。鹿洲学问每与阅歴俱进。丁未、戊申见其政治卓然，若古循良。已酉遭祸，穷愁险难之中，而学益大进。予读《棉阳学凖》，幸濓洛真传犹在。今日知鹿洲之自任斯道者重也。读《公案偶纪》，谳折疑狱，钩致出竒骎骎有孝肃遗意焉。庚戍季夏，复防鹿洲于五羊城，则著述已充栋矣。合前初集，命予评隲今又续寄附益之，予为编辑二十巻。盖三年坎坷，他人所不能堪，鹿洲独视为大块假我进徳修业之地，寸隂是惜，秉烛连宵。先圣所云“无入而不自得”于此见之。集中所载，以有闗世道人心、禆益民生吏治为主，而雕虫小技不足以明圣贤之道、开颛蒙之惑者不与焉。盖道之显者谓之文，非世俗之所谓文也。壬子夏四月既望，旷敏本再题。
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一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
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七 《鹿洲初集》 别集类第六【国朝】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鹿洲初集》共二十卷。本朝蓝鼎元撰写。蓝鼎元另有《平台纪略》等书，已经著录。这部文集由他的朋友旷敏本编纂，最初在雍正丙午年编定；过了六年，到壬子年，又把他的续稿合并进来，重新删汰编定，仍为二十卷。因此，书前有旷敏本的序，书后又有旷敏本的纪，分别叙述编纂的始末。蓝鼎元喜欢讲学，也喜欢谈论经国济民之事，对时事尤其留心。集中如论述闽、粤、黔诸省形势以及攻取、平定台湾的事宜，都说得确实具体，得自亲身阅历，不是纸上空谈可比。至于所叙忠孝节烈之事，也写得防染生动，足以辅助风俗教化。其中如论直隶水利一类文章，由于生长在南方，不能通晓北方水性的特点，未免拾取陈旧说法；又如《与顾太史书》一类，自我洗雪冤屈诽谤，夹杂着轻薄的戏谑辱骂，尤其显得修养不够。然而他的文笔条理流畅，多切合事理，在近人的文集中，仍可说是有实际内容的，确实与雕琢辞藻、铺陈文句的文章不同。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鹿洲初集》原序 评论文章的人说：“文章的盛衰，是随着风气而变化的。汉代接近周、秦，风气最高；到了晋代便下降了，六朝以后又下降了。这种说法不对。秦代时，《诗》《书》被焚烧，学士被杀害。董仲舒、贾谊、匡衡、刘向承接秦代之后的学术传统，在焚书之后薪火相传，大概都是各自开创的。国家气运与风气有什么关系呢？况且，能够堵塞百川、挽回狂澜，这正是韩愈用来振兴八代衰落文风的办法，而欧阳修也正是凭借它挽救五代颓靡文风的。大丈夫生在世上，将要使宏大的功业铭刻在鼎钟之上，使盛大的名声流传于天地之间；天地可以转动，乾坤可以旋转，难道唯独文章要受风气限制吗？”我读了鹿洲的文章，对此更加恍然明白。如今前人的学问，崇尚经国济民；后人的学问，擅长写文章。经国济民和文章并非两条道路，只是后人把它们分开了。他们所说的经国济民并不是真正的经国济民，他们所写的文章也不是真正的文章。我认为，有宏伟卓越的经国济民之学，自然就有光明灿烂的文章。皋陶、伯益、伊尹、周公的文章，难道不曾冠绝千古吗？六经，就是关于经国济民的文章。概括六经来写文章，那么文章无非都是经国济民之学。西京盛世时，学士大夫各自专治一部经书，大多能够自成一家之言。扬雄《法言》、董仲舒《春秋繁露》、贾谊《新书》之类，历经长久而不能磨灭，都是因为以《麟经》为根基、以《戴记》为胚胎。然而，扬雄的文章疏略而不够严密，贾谊的文章广博而不够精纯。能够汇集六艺、超越诸家的，只有刘向最为出色。但评论者说，刘向的文章考察古代非常精密，考察当今却不够严密。可见，经国济民之学与文章，竟是如此艰难。鹿洲是经国济民的儒者，也是文章的工匠。他的志向存系于世道人心，他的心思关怀着百姓和国家。他写文章如同万斛泉水，随处涌出，而且无不找到源头，只是为了抒发内心想要宣明的志意。因此，凡是给有道德者刻立碑文的，战死阵中、辱骂贼人的人一定记录；表彰坚守妇节的，投环自尽、割股救亲的人一定记录；风俗中贞洁或淫乱的情况一定记载，是想使衰乱的末世提升到淳厚古朴的境地；形势的险要、士卒战马的强弱一定记载，是想使边疆安定如磐石；海洋的情形、蛮荒边地的咽喉要道一定记载，简直想要让禹迹所未曾到达、庄蹻所未曾到达的地方，全都列入奉行王化的行列。唉！鹿洲不过是海滨的一个儒者罢了。过去边疆发生变故时，他倚着马背传发檄文，经国济民的文章，只须写在一小片纸上，千里之内便肃然听命。那司马相如出使蜀地的文章，哪里足以同鹿洲相比呢？这是因为他所酝酿涵养的经学，考察古代没有不精通的；而且周遍考察世间事务，考察当今没有不严密的。如果把西京的诸位文章家请到今天，他们会认为鹿洲的文章怎么样呢？至于采撷《尔雅》的余绪，摘取《文选》的艳丽辞藻，即使像敲击玉石黄金那样铿锵，含有商音、吐出徵音，对于鹿洲的文章来说也没有切合之处。鹿洲胸中包罗山海经传，并不是供人零星拾取的材料；亲手披阅职方地理志，也不是为了炫耀才华。我听鹿洲说过：‘司马相如铺陈辞藻，不能登入孔氏之门。’鹿洲确实能够转移风气，而他的文章自然足以流传千古。我同鹿洲同床相处了三年，得以遍读鹿洲的文章，因此写下这几句话作为序言，使它附着于不朽之作。天下读鹿洲文章的人，不知认为我的话是否恰当？雍正四年丙午年冬十一月初一日，衡山旷敏本作序。我从丙午年在京城为《鹿洲初集》编次并作序，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这期间世事变化很多。鹿洲的学问常常随着阅历一同进步。丁未、戊申年，我看到他的政绩卓著，像古代的循吏良吏。己酉年遭受祸患，在穷困忧愁、艰险困苦之中，学问却更加大有长进。我读《棉阳学凖》，庆幸濂洛一派的真传仍然存在。今天才知道鹿洲自任传承这条道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读《公案偶纪》，看到他审断疑难案件、穷究案情而屡出奇策，渐渐有包孝肃公遗留下来的风范。庚戌年夏末，我又在五羊城遇到鹿洲，这时他的著述已经多得充满栋梁。把前面的《初集》合在一起，命我评论、评定；如今他又把续稿寄来增补，我替他编成二十卷。大概这三年的坎坷经历，是别人不能忍受的，鹿洲却独自把它看作天地借给自己以增进道德、修习学业的地方，珍惜每一寸光阴，手持蜡烛彻夜读写。先圣所说的‘无论进入什么处境都能自得其乐’，在这里可以看见。集中所收，以有关世道人心、裨益民生和吏治的文章为主；那些雕琢辞藻的小技，不能阐明圣贤之道、启发蒙昧之人的文章，一概不收。因为道的显现才叫作文章，不是世俗所谓的文章。壬子年夏四月十六日，旷敏本再次题记。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一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 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