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洲初集卷一

译《上陈大中丞请修明史纲目书》国家设有史官，是用来辅助施行赏罚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前朝的史书，更是足以作为殷鉴。史书所重视的是褒贬是非，并不只是记录事情和言语。仅仅撰写行状、编录日记就够了吗？正因为如此，史书才能垂示法戒，彰明劝善惩恶，在乱臣贼子死后诛责他们的罪名，在千载之后表彰芳名。所以说：‘一个字的褒奖，比华衮还荣耀；一个字的贬斥，比斧钺还严厉。’古代的史书不止一种体例，司马子长创立本纪、列传、书、表等体例，班氏父子沿用它，把‘书’改称为‘志’。历代作者，从范蔚宗以下，都以司马迁、班固为祖法，但史才和史笔远远不及他们。涑水司马温公依据《春秋》的编年方法，编成《资治通鉴》，治乱兴亡看得清清楚楚，但义例还不精密，褒贬取舍也不免有失恰当。紫阳朱子因而编写《通鉴纲目》，用大字书写提纲，用分注来完备事实，表明年号、记载统绪，从威烈王开始，到五代结束；一千三百六十年之间，义理精当、事实核实，卓然足以继承《春秋》，绍述先圣笔削史书的法则。元代儒者金仁山把起点上溯到唐虞，编成补充前编；明宪宗命儒臣商辂等续写宋、元，编成后纪。万历年间，渭上南轩又杂采伏羲以来确实可靠的史事，列在前编之首，可以说极其详尽完备。唯独明代一朝的史事还缺少记载。我的 皇上宏大地开设史局，命令诸位臣子纂修《明史》，历经多年。乡野愚昧的读书人，没有进入史馆，无法阅览，所以对其中一二内容茫然不知。这部史书的体裁，大体上远承司马迁、班固，是二十一史的续编。我不自量力，想进献一番意见，认为明代一朝的《纲目》不能不尊奉紫阳朱子的体例来修撰，并继承下去。明太祖在金陵安定帝业、开创华夏基业时，上天赐予他智慧和勇武，经营谋划宏大深远。到仁宗、宣宗时期，纲要举起，条目张开，很称得上是希望天下大治。英宗被掳北行，南内夺门，社稷宗庙几乎危险倾覆。孝宗君臣小心谨慎、勤勉努力，天下太平，是明代各位皇帝中最出色的。其余都不值得一看。宦官在内掌握权柄，权奸在外蒙蔽视听；大礼之争聚讼纷纭，三案之争接连不断；客氏、魏忠贤制造妖氛，士大夫遭受惨毒；军队空虚、军饷匮乏，盗贼蜂拥而起，一直延续到怀宗。这样，即使有贤能之人也无可奈何；但怀宗以身殉国，仍然没有失去亡国之君应有的正道。至于在开国、继承帝位之初，却发生建文帝逊国的事情，更是世运到了极端否塞的地步：篡夺从一家开始，忠良被消灭殆尽，天地昏暗，三纲沦丧。不幸的是，这个篡夺者本人在位多年；更加不幸的是，他把帝位传给子孙，延续了很长的世代，使当时附和、倡导叛乱、反过脸来侍奉仇敌的人，得以保全他们歌功颂德的名声，文饰这件事，冠以‘靖难’之名；两三百年来，竟没有人敢公开发表正直言论，扶持天理、树立纲常。这也可以说是古今第一令人痛恨的事情。那么，明代《纲目》的编写，怎么可以停止呢？二百七十年间，命令的施行、纲纪的建立、民生与国体、安危祸福所系的一切事情，如果不大书特书，以振起千秋的褒贬之权，开启万古以来聋聩之人的耳目，那么负有世道人心责任的人，怎么能不扼腕长叹呢？我怀有这个愿望已经很久了，只是力量达不到；志向虽然辛苦劳作，筋骨饥饿、肌肤困乏，却不能有一天安坐在明窗静几之下。又因为用来征信的书籍必须堆满栋梁、汗牛充栋，家境贫困不能自行购求，每当想到这里，整夜都惆怅不已，只恨当世有力量、关心这件事的大君子没有人愿意为此执鞭执笔，承担删削、校勘、订正的事务。幸而今天遇到执事，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执事刚强方正、正直无私，胸襟没有偏私的牵累，又处在宽大而不避讳的朝廷，是非分明而无所牵制，可以依照《春秋》的直道来实行。执掌抚治闽疆的重任，顺着风势呼喊，难道还会说没有力量吗？冒昧请求拨出没有限制用途的钱粮，开设史馆纂修史书，广泛搜求明代书籍以备考证，选择一两名学问深通、有才识、心术醇正的人与我共同办理此事。执事总揽大成，补足百代以来的缺憾，丰功伟业将与紫阳朱子一样永垂不朽。执事清白如冰、操守如蘖木，非一般人所能比；每次任期届满升迁，必定把积存的盈余呈进内库。区区修史的费用，料想不会放在心上；正好用那些贯朽无用的钱财，来成就不朽的事业。九重之上的皇帝听闻此事，会认为执事向上进献的东西很多。乡野愚昧之人，不懂得避忌，请执事明察谅解。

译《上车学宪请补漳浦县乡贤书》乡贤设有祠堂，就是古人所说的乡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他们。到了今天，正直的道路已经湮没了。宋代教授黄灏说：凡是在学校中祭祀的人，如果不是有功德、名位，而且不属于六艺之科，不懂父子、君臣、夫妇、朋友之间的道义，不懂正心、诚意、修身、谨独之学的，都不列入其中。可见祭祀典礼竟然如此严格。如今却不是这样，子孙的贫富贵贱，竟成了祖宗贤能与否、进退与否的依据。即使祖宗庸碌无能、不顾名节，只要有一个子孙富贵，便把以前的过错全部遮盖。金帛的打点、吏胥的怂恿，当权者认为他贤能，便跟着把他列入祭祀。乡里的人也无可奈何。不幸子孙式微衰落，求助无力，即使本人忠贞可以流传天地、学问品行冠绝古今，最终也不能分得乡贤祠的祭祀。前辈说如今的乡贤祠是有势力者的祠堂，唉，难道不是这样吗？漳浦乡贤祠祭祀唐代潘存实，以及宋代高登、陈景肃、杨仕训以下五十六人；其中有文章气节、理学经国济民、忠孝隐逸方面的杰出人物，也已经文采整齐、可观可敬，比其他郡县尤其兴盛。其中有的人或因富贵而侥幸得到祭祀，名声超过实际，也不过一两人，没有大的谬误。与其他郡县乡贤祠滥行收录相比，又有天壤之别，不能不说是学校的幸运。只是子孙式微衰落、求助无力，即使忠贞流传天地、学问品行冠绝古今，却不能分得乡贤祠祭祀的人，也常常有之。不但有，而且多得数也数不清。这难道不是生长在此地、做官于此地的人的责任吗？理学人物应当祭祀，那么有宋代蔡蒙斋、元代元鼎、明代陈布衣真晟。元鼎正值五代衰乱之时，隐居不仕，在大帽山麓讲学，前来求学的学生达到一千人。他所著《语孟讲义》《大学中庸九经解》《洪范会元》等书，朱文公题写他的祠堂为‘立志圣贤’。真晟学问纯粹，曾到宫阙上书，请求补正学之弊，进呈《程朱正学纂要》，作《心图二一》，阐明圣人的心与天一同运行；又写学者的心法，使天的运行同周子《太极图说》相互发明。还撰写《正教正考会通》，制度规划详细严密。学士张元桢说：‘这条道统自程朱以来，只有先生得到了它的真传。’吴、许二人也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真晟去世四十年后，才被举荐在镇海乡祠中祭祀；如今镇海卫废弃，祠堂也湮没了。浦邑正是他的故乡，乡祠中竟也缺少他的牌位，这是不能不补祭的人。忠烈人物应当祭祀，那么有宋代陈格、明代周宗起、涂仲吉。陈格任宋代海舟监簿，宋帝昺灭亡后，从容在崖山殉难，作有《忠义六咏》。他的兄长陈植收殓他的袍服和笏板，招魂安葬了他。周宗起是洪武年间进士，任寺丞。建文帝遭难时，他和父亲一起投琴川而死。涂仲吉以太学生的身份，听说黄道周被关进诏狱，不怕跋涉数千里，伏在宫阙前申辩营救，触犯圣旨，被廷杖打到一百下。锦衣卫追究审讯，施加各种酷刑，把他的手指夹得全部折断，他却丝毫没有屈服。怀宗醒悟后，把他和黄道周一同判处戍边，不久赦免归来。明朝灭亡后，他绝食十多天，呕血而死。他著书立说，对后来的学者有功，应当祭祀。又有江晋云，字环环，任平湖县令，以清廉能干著称；任御史时，刚正直言。他所著《诗经衍义》一书，为士林所尊奉，对后学裨益很大。浦邑云霄的朱子祠，当地人私下商议让江晋云配享，大概是佩服他的著作，不忍忘记自己的学术来源。经学明通、品行修养高尚，又应当直言敢于进谏，适合祭祀的，还有陈汶辉、何楷。陈汶辉在元末隐居，明太祖多次征召也不肯出仕，拿他比作伊尹、吕尚、诸葛亮。天下安定后，他因经学明通、品行修养高尚而应诏，授给事中，最终任大理少卿。他上奏请求免除吴淞征税，辨明刘基、徐达受到猜疑之事，以及李善长、周德兴遭受诽谤之事。他又上疏请求按照程颢所陈述的十件事办理。山东张廉使某人鞭打内戚，太祖想判处他死刑，陈汶辉竭力争辩，封还皇帝的诏旨。皇帝发怒，派指挥押送他到刑部；他走到金水桥时作诗投水而死。太祖哀悼他，杀了那名指挥，撰写祭文祭奠他。何楷是天启年间进士，因为魏忠贤专权，不去参加选官便归乡，在紫芝书院讲学。崇祯年间任谏官，弹劾巡抚杨一鹏、按察使吴振缨，以及辅臣温体仁、王应熊。又上疏请求禁止宫中操练军队，并慎重处理刑罚，提出八项审议原则。杨嗣昌为父亲夺情，何楷与黄道周、林兰友、刘同升、赵士春先后在长安弹劾他，称为‘夺情五谏’。何楷执法不避权贵，升任南京礼部官员，因母亲去世服丧归乡。镇海学宫倾圮，他出资更新。平生好学不倦，学问广博，受到黄道周推重佩服；著有《孝经》《易经训诂》《诗经世本》《春秋绎》等书。他做官清廉能干，善于识别人才、培养人才，应当祭祀。又有蔡思充、林宰。蔡思充任东阳县令，以清廉之名大为显著，有‘不取民间一寸丝’的颂语；他在倪元璐年幼时便提拔他，倪元璐最终成为名臣。在太常任职时，因为议论许世子没有服药而触犯魏忠贤，于是辞官归乡。不久又被起用为刑部官员，平反了许多案件；极力陈述科场中请托作弊的情况，以及芦州、芜关的几件大案，言辞激烈，最终官至工部尚书。他侍奉父母孝顺，待人宽厚；但遇到大节和重大议论时，坚定不移，不能动摇。死后人们都思念他。林宰任四川布政使，政绩声誉大为震动。樊龙、樊虎发生叛乱时，他亲自擂鼓来激励将士，又召来女土司秦良玉，设计擒获二人。他分别主持乡试、会试，录取邹之麟、刘之凤、耿如杞、林贽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士。他从童子中识拔马世奇，当时人称他有‘冰鉴’般鉴识人物的眼光。他以兵部侍郎身份退休，居乡后善行尤其多。有个小贩把他当作同辈相待，林宰也笑着接受了，宽宏的气量和高雅的风度，当时人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他天生刚直鲠介，面对大节不能改变志向，应当祭祀。又有卢化鳌、林铭球、黄易。卢化鳌任县令时，因为执法触犯汤宾尹，但汤宾尹反而敬重他，升任吏部主事。文震孟推重他的刚劲节操，魏忠贤却嫉恨他，便同杨涟、左光斗等二十七人一起被关进诏狱，削去籍贯后归乡。崇祯初年录用东林诸君子，他被起复原职，升任文选郎中，因病请求退休。林铭球任御史时，弹劾大宦官王坤，荐举起用黄道周，论奏营救魏呈润惩治违法勋戚之事，又弹劾总督梁廷栋，正直的声名震动朝野。

译考察楚地事务时，他特别弹劾岷王长史贪婪暴虐、违法乱纪的罪状，反被岷王揭发，几乎陷入不可测的灾祸。黄易是顺治年间进士，授任归化县令，以清白操守自我要求，驱除藩王商人和凶悍的武官，清廉能干的声誉十分显著。耿精忠反叛时，黄易在墙上大书说：‘只要一日在天地之间，就应取义成仁，不辜负所学，不辜负所立的志向。百年之中常存忠孝之念，尽力献身，不忘父母，不忘君主。’于是剃发改名换姓，从小路进入广东。广东东部相继叛乱后，他隐迹于江西，听说大军进入福建，才到康亲王那里，康亲王赞赏他的忠诚，上疏把这件事报告给 朝廷，朝廷正准备奉行防议叙功的办法，他却突然因病去世，追赠按察司佥事，赐祭安葬，并列入归化名宦祠。这十三位君子，是天下山河的砥柱、黑暗房间里的明灯，并不只是一个乡里的贤人，而是天下的贤人。有的载入国史，有的载入理学源流，有的载入省志、郡志、县志，并不是鼎元一人的私下之言，而是天下公认的言论。乡先生可以在社中祭祀，这与黄灏所说的祭祀典制本来正相符合；但明禋祭祀长期缺失，有的二三百年，有的百十年，竟没有人经过而过问。若说人都秉持常性、喜爱美德，人心本来相同，又有谁会相信呢？如今被列入陪祀的人，既不一定符合黄灏所说的条件；即使符合，又因为子孙的缘故不能陪祀，那么九泉之下如果有知，能不对后代的祭祀安排抱恨吗？彰显显明者、阐发幽隐者，维持风俗教化，是在此地做官者的责任。表彰前代贤哲、进献浅陋意见，是生长在此地者的责任。上下各有专门的责任，本来不必去询问他们的子孙。那些子孙式微、中道断绝的，本来就没有得到祭祀的希望；那些子孙稍能自立而有志向的，或许会把这件事听凭学校祭祀典礼办理。这样，公论不敢靠行贿求取，来玷污自己的宗祖，正直君子也就终究没有在乡里得到祭祀的一天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漳浦黄石斋先生的祭祀典礼直到今天仍然拖延，幸而蒙执事表彰忠节，把他列入乡祠祭祀。这些君子中，有的是石斋的前辈，有的与石斋共事而受到他的推重佩服，有的舍命救过石斋、与石斋共同经历患难，那么让他们同石斋一起享受祭祀，也是不能停止的事情。不过如今一下子补入十三人，未免惊动世俗、骇异众人；况且近来的陋规是，文书经过的地方，各衙门的胥役都要索取费用。如今一下子补入十三人，上下没有一文钱的收益，从情势上说也决不能实行。乡野愚昧之人，只有姑且保存这个意见罢了。然而天下非同寻常的事情，只有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办成；祭祀典礼若不只祭一人，已经觉得名教有光，祭一百人还会认为太少。或者可以从中斟酌，选择那些没有后代、将要湮没的人先行祭祀。俯仰古今，鼎元尤其为三个人痛心。周宗起正值燕王篡逆之时，与父亲一同投琴川而死，是方孝孺、黄观一类的人。县志记载周宗起的事迹，竟然不能详尽，只说史书遗漏了他的姓名，乡里也没有传承祭祀；他的房屋、坟墓还在檺潭。他的儿子既忠诚又孝顺，甚至连他的姓名都不能举出；从今以后，过了一百年、十年，怎么知道不会连同琴川的事情一起湮灭呢？忠贞精诚贯通日月，两代人都捐躯殉节，所得到的报答竟是这样；这是忠臣孝子所会痛哭流涕的。江环的《诗经衍义》一书，阐发紫阳朱子的精深义理，闽地参加制举的人无不把它奉为正宗。如今县志连他的传记也遗漏了，只在著书门类中附带记了一笔。鼎元再三广泛访求文献，想寻找他的遗事，却渺不可得。近来才从莆尾江氏家谱中，得到他任平湖县试御史、建立国本、营救受牵连大臣等几件事。他平日用心刻苦、呕心沥血写成一部书，幸好已经流传海内；又不幸没有一个贤能的子孙能够传述他的事迹。不到一百多年，遗风声望就断绝了；记载历史的君子又不留心考察郡县志书，于是造成缺漏。如果不趁现在表彰，后人还有谁能知道他呢？乘坐别人的车、享用别人的俸禄，尚且有人只顾保全自身、妻子儿女；涂仲吉只是一个微贱的太学生，又身在数千里之外，却到宫阙前伏地陈述，亲自踏入汤火之中，以至遭受廷杖、手指折断，仍然丝毫没有挫败退缩。与高登、陈东相比，他所面对的困难更大。论救黄石斋的两道奏疏，情感充沛、切直有力，忠肝义胆照耀天下。这尤其是古今奇异的人物，足以使所有做臣子的惭愧。过去与石斋一同经历患难，如今却不能与石斋共同享受祭祀，也是实在令人极其痛心的事。像周宗起、江环、涂仲吉三人这样光耀宇宙的人，尚且寂寂无闻，几乎湮没无传，那么对轻尘弱草般人物的议论，必将使行善者的心灰冷。彰显显明者、阐发幽隐者，维持风俗教化，难道不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吗？如果实在不得已，只能选择那些将要湮没的人先行祭祀，那么这三个人确实不可替代。蔡蒙斋、陈布衣二位先生，并不是时代所能湮没的。陈汶辉、何楷、卢化鳌、林铭球等诸位先生，国史已经铺陈记载，也可以不用担心湮没；然而祭祀典礼有所缺失，终究会留下一个地方的遗憾。今天有幸遇到执事，不能说不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天下非同寻常的事情，只有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办成；举动没有私心，内心合乎天理，又符合人情，即使当天补祭一百位贤人，也不必担心惊世骇俗，何况只是这十三个人呢？鼎元是替世道人心考虑，害怕先哲的美好德行湮没不彰，所以不顾浅陋，冒昧献上浅见。文字多而繁杂，措辞也不雅驯。恭敬地希望执事不要吝惜阅览，斟酌其中可行的部分加以表彰，使它大概不至于失去乡先生祭祀于社的意义。司马迁所说的伯夷、叔齐，虽然贤能，但得到孔子的称述，名声更加彰显。鼎元将要替十三位先生拜谢您高厚的恩赐了。

译《上宋观察请修漳州府志书》我私下认为，古今不可能有一天没有治乱；既然有是非、沿革、损益的端绪，就不可能有一天没有史书。天下不可能使某一地方没有治乱、是非、沿革、损益之事，所以一个地方不可能没有地方志。因此郡县有志书，也就如同国家有史书一样。从国史中可以知道古代兴亡得失的缘故；从郡县志中可以看出一地风俗的淳厚或浇薄、百姓生活的利弊、疆域的大小、山川形势的险要、户口田赋、兵备防务、学校的盛衰、历任官员的贤能与否，以及忠孝节烈、理学经国济民、高人逸士的进退消长，都像列在眉前一样清楚。因此一方的士人和一方的长官，都需要郡县志。与国史相比，这件事尤其重要。漳州郡志自万历以后没有增修，旧本也散失无从取得，所以漳州的士人很多到白头都没有见过。鼎元在甲申年初夏，于学使宫坊沈公的官署中，才第一次见到抄本；那抄本残缺荒芜，文字多有乌焉鱼鲁之误。我还没有翻阅完，就合上书卷叹息了三次。当时想进献一番意见，但学政事务繁多，乘轻车奔走道路，不敢开口。又想到纂修国史，是史臣的事务；增修郡志，是地方长官的职责。责任各有归属，职任也各有专门的重要性。那么谁是一个地方的司牧呢？难道不是观察使和刺史吗？观察使、刺史是用来教养一方官吏百姓的人。教导他们，就应当使他们知道可以观察、感受和效法的事情；养育他们，就应当保存兴革盛衰、兴利除弊的缘由。郡志不修，却想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使人仰慕善行、戒除恶行，就困难了。因此观察使、刺史应当修撰郡志，这件事比史臣修国史尤其重要。况且漳州自万历以后，文章、气节、理学、经国济民方面的儒者接连兴起，如周绵贞、黄石斋、林浴元、陈平人、亶州何、黄如等先生，国史还能够铺陈大略来昭示后世，而本州却独独缺失，这尤其不是彰明教化、广泛激励人心的办法。鼎元不才，私下认为我们漳州郡志应当修撰，比其他郡更为迫切。只是史才、史笔自古以来都很难具备，不是当世的巨公宗匠不能留心此事；而若不是当世的巨公宗匠，也不能掌握删削裁定之权。正因为如此，才任凭它残缺荒芜，等待到今天。执事有雕龙绣虎般的才华，出生在宰相之家，每天接受冢宰公的庭训；五车二酉般丰富的书籍，本来已经从幼年起就学习，自己承受 简拔任命来到海疆巡行，不到几个月，汀州、漳州的百姓都说执事善于养育百姓，民生的利弊没有不熟悉的；善于教导百姓，劝善惩恶没有不周全的。谁不踊跃振奋，勉励自己在今天奋发有为呢？然而如果考察古代，仍然还有缺憾，那么郡志的增修，除了现在还能等待什么时候呢？如今假使有人告诉执事：这里有一个人，耳朵眼睛聋瞎，手脚痿痹，心腹患病，肚中聚集蛔虫；良医见了怜悯他，给他用药调治，手脚心腹的疾病都去除了，唯独不除去他的耳目聋瞎之疾，执事认为这是什么样的医生呢？郡志就是一郡的耳目。执事到任以来，手脚心腹的疾病都已经医治了，可是掌管耳目的事情却没有加以留意，漳州士民一定会叹息惋惜，说遇到巨公宗匠却仍然这样苟且安逸，那么最终只会一直聋瞎下去。士君子身处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遇到不得不做的盛大事业，进退都能昭示前人、垂范后世，不但有益于一方，也将声名流传于不朽；这实在是世间罕见、难以多得的遭遇。如果一定要把这项大美让给后人，我私下替执事感到可惜。请选拔缙绅先生、山林遗逸以及博学多闻的士人，分别办理相关事务，各自抒发所闻所见；执事总揽全局，决定取舍并加以删削修订，用来具备作史所需的三种才能，完成一郡的志书，这件事其实很容易。鼎元年轻狂妄，也知道这种越出职分的谋划近于杞人忧天；但向上书陈述事情，古人曾经这样做过，韩愈、曾巩、眉山苏氏父子都曾自荐求取任用，慷慨激昂地反复陈说而忘记疲倦。何况鼎元在世上没有什么可求取的，而急切陈述的又都是关系世道人心的事情，所以冒昧开口，忘记了僭越的罪过。

译《上张大中丞书》自从去年冬天拜别您的座前，已经过了九十天。山川遥远，我却没有恭敬地写信问候，疏慢的罪过，实在无法言说。二月二十六日，承蒙您来信召见，鼎元立即赶到三山。三月九日，又承蒙您来信；十一日，蒙本郡太守敦促我起程；十二日，又接到巡捕官传达的命令，说您等待鼎元非常急迫。鼎元是什么人，竟使您感激和惭愧交集。深深想到执事是中州的大儒，在海滨倡导久已绝传的学问，九郡一州的士人，望着门墙却不能入门求学的，不知有多少。鼎元只是漳江的一个小子，碌碌无能，没有一点长处；曾在您身边侍奉一年，回家还不到四个月，又蒙您多次征召，本来应该一听到命令就起身，疾走七八百里，唯恐落后。然而事情有难处，想在长者面前陈述，又有琐碎冒犯的罪过；默默不说，又有违背命令的过失。如果执事肯加以宽恕，略赐阅览，知道其中确实有隐情，并不是我敢有什么希求，那么请允许我把它说出来。鼎元幼年丧父，依赖祖父母和寡母勤勉抚养，才到了今天。如今祖父八十九岁，祖母八十二岁，离去世的日子已经不多，这种情形哪里能长久拥有呢？何况从高祖、曾祖以来，世代把诗书作为家业；堂上有年老的双亲，城外却没有一升一斗的田产，靠笔耕舌耨，尚且不足以供给父母粗茶淡饭，哪里容许远行到他乡，把饮食起居这类小事留给老祖父忧虑呢？而且所忧虑的还不止这些。鼎元有弟弟已经长大却还没有成人成才，有妹妹过了婚期却不能出嫁，每当想到这些，半夜也会起身。何况老人多愁善忧，怎么能有片刻忘记呢？再加上先父的灵柩，停放多年，尚未入土；遇到凄风苦雨的秋天，眼泪没有不潸潸流下的。鼎元虽然不才，却很知道义与利的区别；如果是非义之财，即使千金摆在面前，也不能改变我的操守，哪里肯白白接受别人的怜悯、心存什么希求呢？所以我孜孜汲汲地笔耕舌耨，也只是竭尽自己的力量奉养双亲，没有丝毫非分的愿望。年轻时狂妄，喜欢写文章；自从每天侍奉执事，仔细阅读先儒的书，才知道圣贤之道可以终身实行而没有穷尽。然而其中最切近的，不外乎日常人伦之间：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都是道。如今有九十岁的祖父却不能奉养，有停放已久的灵柩却不能安葬，有过了婚期的弟妹却不能替他们安排，反而把自己逃到七八百里之外，以求得漂亮衣服、丰盛食物；即使这种人的学问宏博、能够压倒一世，执事又会取用这种人吗？从前唐代阳城任国子司业时，召集诸生教导他们说：‘凡是求学的人，学习就是为了成为忠臣和孝子。诸位学生中有长期不去探望父母的吗？’第二天来拜见阳城、回家奉养父母的有二十多人。有三年没有回家侍奉父母的，阳城便斥退了他。鼎元今天之所以再三犹豫，想去却不能去，明知违背命令却不敢贸然前往，正是因为深深体察执事的心意。否则，鼎元不过是蓬屋茅舍下的士人罢了；以大儒开府的尊贵身份，降低身份教诲我，难道不是荣耀吗？又有万卷书可供探讨，有良友可供讲习，难道不是快事吗？去年客居时跟随执事，独独承蒙您格外顾念，恩礼深厚，常常萦绕在心中不能忘却，哪里忍心长久离开您的身边呢？如今姑且勉强设法经营，如果能够暂时安排妥一两件事，就立即赶赴省城，恭敬接受您的教诲，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平生以谈论家事为耻，即使亲戚朋友询问，也从未回答过一句。从前侍奉执事一年，也不敢稍稍透露分毫，大概是怕在行迹之间显得好像有所希求。如今承蒙您不弃，三番五次地征召，如果仍然默默不说，只怕执事不知道我违命的原因，反而会责怪我自暴自弃，所以才敢竭尽愚诚。恭敬地希望您俯察谅解。《与友人论浙尼书》天下的尼姑，只有浙江最为兴盛；就是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也已经不下数十万人。她们中本人真心自愿出家为尼的，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是因为年幼时父母贫困，被老尼姑诱骗，卖给她们做徒弟。等到长大以后，便不能自行脱身。而凡是做尼姑的，又都大量买来女孩子，想使自己的教门兴旺；让她们长期被养育、禁锢，终身没有婚嫁之日。人情其实相差不远，男子想娶妻，女子想出嫁，即使是圣贤，也一定不能改变这种本性。如今无缘无故驱使这数十万人长久处在清冷寂寞之中，长吁短叹。即使她们果真都能遵守戒律，个个冰清玉洁，她们的怨气也已经足以干犯天地间的和气，招来水旱灾害。何况她们越过闲暇之界、放荡而不守检点的事情，难道还少得无法追问吗？周文王施行政令，必定先关注鳏夫寡妇；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才是盛世君王的治理。士君子处在宰相的职位，就一定要考虑调和阴阳；担任治理百姓的官职，就一定要谋求移风易俗。难道能把这些说成迂远而不切合实际的事吗？我曾经经过苏州、杭州之间，看见街巷招牌上写着堕胎药、断绝生育的奇方，不胜惊叹：风俗败坏，为什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市场上的人告诉我，这些药方全都是为兰若中的尼姑而设置的。这样看来，‘兰若’这个名称，原来就是青楼的别称。那些兰若中的人往来于士大夫和百姓之家，小则耗费人家的财物，大则辱没人家的声名；她们对风俗造成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您如今负有世道人心的责任，料想不忍心冷漠地看待此事；施行政令、推行仁政，使那些家庭实现最大的愿望。我知道高明的您一定会有办法处置这件事。

译论海洋上消弭和捕捉盗贼的书信 国家东南四面环海，万里都是浩瀚水面，船只往来便利，是百姓生活的一大便利。其中有些盗匪夜间潜伏，出没抢劫，也成为各地隐藏的忧患。盛京一带的海湾和岸边，向来是海盗避风的地方。如今旅顺口的水师，足以凭借兵力加以镇压。山东海面较为冷落，不是盗贼留恋的地方，一年之中不过偶尔来一两次。江、浙、闽、广一带，则从二三月到九月，都是盗船抢劫的时节。如今天下太平，并没有所谓的巨盗，不过是一两个无赖，饥寒逼迫自身，犯法后潜逃，靠着在烟波浩荡的海面上抢劫来维持口腹，却往往不能彻底肃清，年年成为商人百姓的祸患，这是因为商船不能抵御敌人，而哨船又不能遇到盗贼的缘故。原来盗贼兴起时，开始非常谨慎，只由一两个人秘密约定，三五个人偷偷来到港口，窥伺靠岸的小船，直接跳上船去，亮出刀来威胁船夫，驾船驶出外港。遇到稍大的渔船，就假称要买鱼，又跳上船去，再召集盗匪到十多人，便敢公然抢劫，这就是粤东所谓的“踏斗”。遇到商船，就横冲直撞地截住它，稍微接近便大声喊叫让它降帆。商人估量自己没有炮火军械，不能抵御敌人，而且船身沉重迟缓，难以逃脱，听到喊声后只怕降帆稍慢，便彼此屏息相望，等盗贼登船捆绑自己。盗贼有时拿走财物后放回船只，有时连船带人一起劫走。商人虽然不愿跟从，也只得暂时依附他们，希望早晚能够通过劫掠别的船只来换回自由。一旦加入他们的团伙，就会被他们同化，日子一久，人数日益增多，于是分成一两条船，势力逐渐壮大。这些小盗贼没有别的本领，只要商船不要立即惊慌降帆，并且有炮械可以抵御敌人，盗贼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我认为商船上的人都有家产，绝不敢想着做盗匪，以至于自己丧失身家性命。况且一条船下水出海，必定有族人、邻里、乡保作保，地方官查验并烙上标记，发给防船牌照，这才敢出外贸易。这些有根有据的人，难道不值得信任吗？为什么一定要禁止他们携带枪炮，使他们拱手听命于盗贼？如果认为族邻乡保的保结不足凭信，那就不应发给牌照；既然可以发给牌照，就应允许他们随身携带防御船只的器械。如果能够奏请防止官府拘束牵制，放宽对商船军器的禁令，那么不出几个月，海盗就会全都饿死，没有不散伙回家的。哨船之所以不能遇到盗贼，大家都说海面万顷、茫无边际，从哪里捕起？风浪险恶，性命令人担忧。却不知道盗船在近处而不在远处，沿海边岛屿海湾那些偏僻可以停泊的地方，试着前往搜捕，百次也不会失误一次。因为他们虽然名义上是盗贼，却未尝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突然遇到飓风，也未尝不担心船只倾覆溺水。各省盗匪，性情虽然不同，但都一定有可以躲避台风飓风的隐蔽处，才能慢慢等待商船往来；也一定要等到天气晴朗、风势平和，才敢驾船出海抢劫。他们贪生怕死的心情相同，那么哨船侦察缉捕的方法和堵截等待的时机也没有不同。过去各省巡哨，真正用心办事的很少。福建海面经历台湾变乱后，有了因惩罚过严而更加谨慎的顾虑，稍稍不同于从前的积习，其他地方不过是照例奉行罢了。每当想要出巡，必定事先张扬声势，扬旗缓慢行进，一两个月还没有离开江岸，又在船中早晚击鼓奏乐、鸣炮示威，这和呼喊盗船使它躲避有什么不同？如果让巡哨官兵秘密坐在商船中出发，不张旗帜，不奏乐鸣炮示威，遇到盗船靠近而可以追赶，就立即追赶；不能追赶，就假装退让躲避，以坚定盗贼前来、转舵争夺上风的位置。只要取得上风，盗船就在我船的胯下；我船横向逼近盗船，像比目鱼一样并肩贴近、寸步不离，顺着风势施放炮火，百发百中。两船一旦接合，火罐、火药桶一齐抛掷攻击，即使有一百个盗贼也可以擒获。所有银钱货物全部赏给士卒，不许将领和军官私自占有；首立战功的士兵提拔补任把总，将领依次升迁，不得压制埋没。这样将士的功名财利都在盗船上，他们将顾不上睡觉吃饭，只想着出海巡哨。或者我听说，海上盗贼十次作案有九次在广东，那么消弭盗患尤其应当在粤东加意办理。广东人的风俗强悍凶猛、贪婪顽劣，不必财物很多，只要杀一个人可以得到银五钱，就欣然以为胜过杀一头猪。从潮州沿海向下，一千多里中有一半人以抢夺为生，熟悉水上事务，来往如飞。而广州、惠州、肇庆一带深山聚居的百姓，往往聚集众人，拿着刀枪、载着大旗出去抢掠；富商大贾即使受到侵害，地方官也不敢过问，有时他们的家人和衙役被盗匪擒获，遭到刺面割耳，也装作不知道而姑息他们。彼此互相蒙蔽，只求幸免于盗案参劾和惩罚，将来毒害流传，不知道会扩展到什么地步。这正是杞人一样的隐忧，岂能因为它在天涯绝域，就把它看作荒远之地而不加介意吗？海洋彼此相通，没有这边那边疆界不同的限制，早晨还在广东，晚上就可以到福建，半个月内能够周游七省。防范和驱除盗患，万万不能稍有迟缓，所以我才敢抒发这些狂妄的意见，希望同七省商民一起庆祝万里海波澄清的颂歌。

译论边省苗蛮事务的书信 楚、蜀、滇、黔、两广之间，土著百姓杂居，有的称为苗，有的称为猺、獞、犵狫，都是苗蛮的种类。他们深藏在山谷中，不登记在官府户籍上的，称为生苗；住在郡县附近、缴纳丁粮的，称为熟苗。熟苗与普通百姓没有不同，只是性情顽劣、嗜好杀人，有时与汉人发生小的嫌隙，便乘夜带领众人包围汉人的房屋，烧毁房屋并将人杀尽。白天离开村庄五里，他们就战战兢兢，担心不能回来，因此也害怕汉人，尤其害怕官长。这些人可以用教化施恩、用法令驯服。但土著百姓是顽固还是顺服，只看土司如何作为。土司大多凶顽不法，放纵他们行凶、杀人、抢夺，并从中取利。即使事情败露，大官督责他们，也没有参劾、惩罚、处分加在他们身上，因此无所忌惮，什么坏事都敢做。苗民受到土司的荼毒，更加可怜；他们没有官民之间的礼法，却处在世世代代做奴仆的处境，子女和财帛总不是自己所有。我听说贵州省的土司，一年有四次小派，一大派，三年有一次大派，小派按钱计算，大派按两计算。土民每年缴纳土徭，比汉民缴纳丁粮多十倍。土司一天为儿子娶妻，土民三年都不敢婚嫁。土民中有一个人犯罪，土司便把他捆绑起来杀掉，被杀者的家族还应当聚敛银两奉送给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低也有二十四两，名叫“玷刀银”。各种各样的剥削搜刮，使人无处申诉。我听说从前曾有全村离散，向地方大官呈请改登记为普通民籍、归流官管辖，于是获得了重生的喜庆。没有过多久，土司用车载着贿赂，四处说情，又把他们改回土司属民，壮丁被全家杀戮，妻子儿女被没收卖作奴仆。其他土著部落不得不忍气吞声、含泪忍受摧残，但他们都盼望能够见到天日，希望像汉民一样受到恩泽。皇恩则应当使千万人同心，使四五个省都采取同样的做法。苗、猺、獞、黎都属于朝廷的百姓，应当与汉民一样加以怜恤。教化在于地方大小官吏用心安抚和整治，使他们懂得孝悌、礼让，奉公守法，自然不敢行凶、杀人、抢夺。如果土司暴虐太过，或者其属民行凶、杀人、抢夺，都应将该土司按照汉官的事例参劾、惩罚、处分。只是汉官有罚俸、降级、革职，而土司没有俸禄可罚、没有品级可降；即便革职，子孙承袭仍旧成为大土司，仍可继续暴虐百姓。我认为只有削减土司辖地这一办法，才能使土司畏惧谨慎。请拟定削土的条例，按照罪行轻重削夺村落和里数，以代替罚俸、降级。罪行重大达到革职程度的，应衡量其远近和强弱，可以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即把土地和人民归州县官管辖，不许土司世袭。土民中有不愿忍受土司毒虐、希望申请改为汉民的，也应顺应民情，改归州县管辖。至于深山穷谷中流官的威势和法令达不到的地方，就把被削减的土地分给土司本人的子弟，分别设立多个小土司，使土地变小、势力分散、权力不一，不能形成祸害。将来教化日益深入，都可以逐渐成为汉民。至于山中的生苗，应责成附近土司招徕他们归化，一体加以恩抚。这样经过几年，生苗可以教化成为熟苗，熟苗可以教化成为良善之民。不仅五六省的地方可以享受安宁和平的福祉，而且自唐虞以来仅仅传说过七十人跳舞奏乐、表示归顺这一件事，到我 皇上时，就全都变成穿戴衣冠、讲究礼义、登记户口、缴纳贡赋的地区了。今天的尧舜，比唐虞时代高明得多了。《鹿洲初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二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

译书 给荆璞家兄论述镇守南澚事务的书信。南澚是福建、广东之间的要冲，是盗船南来北往必经的地方。三四月东南风盛行，广东的奸民结伙驾船，从南澚进入福建，在海面上横行，截劫商船，经过外浯屿、料罗、乌纱向上，出烽火、流江而进入浙江。八九月西北风起，就卷起船帆顺风而下，抢掠后从南澚进入广东；抢得金钱货物较多的，各自回家经营，直到年底，称为“散斗”。抢得少、没有利润的，就驾船顺流到高州、海南等地避风。第二年二三月，土婆风涌起，南方不能容身，就仍然驾船北上，从南澚进入福建。因此南澚一镇，是天南第一重要的地方，是闽、粤两省的门户。镇守南澚的方法，应以搜捕盗船为先。如今承平日久，将士疲惫懈怠，大帅养尊处优，不肯轻身出海。将领奉命巡哨，只把船停在近岸，沉湎于赌博，把它当作娱乐，拖延到期限届满，扬帆回到汛地。盗贼接连防守并抢掠，没有人经过这里询问。有时上级下令督责，不得已稍稍出海，却大张声势，扬旗缓行，又在船中早晚奏乐鸣炮示威，只怕盗船不知道而远远躲开。盗贼也像是彼此体谅，不来冲撞哭闹，自然到别处抢劫。不久，发生盗案的地方偶然属于别的镇辖区，这一镇便互相庆贺，以为盗贼不敢侵犯自己的辖境。这就是今天沿海水师的通病。家兄从前在温州时，威望一向显著，搜捕盗船就像从袋中取物一样容易，海岛上的亡命之徒听到风声便远远逃走。浙江提督吴公、总制觉罗满公都说两省将领的才能没有超过家兄的。皇上眷顾家兄的劳绩，一年之内破格升任重要镇守之职，又让您在家乡任官，昼锦还乡，这是用来报答您的方式。国家以恩德报答知己，也使宗族乡党的荣耀增加，必定有其道理。一般人困顿压抑、身居下位时，往往不怕艰难险阻，想着建立功名；等功名已经成就，便把身家看得重要起来，何况追风逐浪、出入于水天茫茫之间，更不是他愿意做的事。即使要求他稍稍留心海上事务、督责将领，也很难做到。因为富贵之气改变人的习性最深，养尊处优之后，完全改掉从前的道路，本来就是必然的。上面的人只求偷安，下面的人就会懈怠；营伍废弛，士卒就会软弱；将帅一向尸位素餐，盗贼就会肆虐，自古至今都是必然的道理。前人说过：“官员在仕途成功后便懈怠。”《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个开头，但很少有人能够有始有终。”希望家兄不要因为开府任职已久、功业满盈，便懈怠下来，要常常像刚刚入仕时那样振作精神，勤于巡哨缉捕，彻底洗除从前镇守将领积久形成的玩忽、迟疑、畏缩习气。太平时代的小丑盗贼，有什么难以治理的？海洋虽然宽广，掌握了要领，就像只有一间屋子那么容易。除掉那些接应盗贼的人，盗贼的势力自然会困窘。训练士兵，选拔敢死之士，精良军械，谨慎保守机密，搜捕并消灭盗贼，这是治理表面。平日里恩威并用，一定能使军士心悦诚服；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也不会躲避。还应知道消弭盗患的根源在于民风和士习，督促农桑，修建学校，用以养育和教化百姓，他们自然不会成为盗贼，这是治理根本。鼎元才智不敏，斗胆抒发管见，略略陈述几件事。前人说过：“要向樵夫询问意见。”希望家兄明察。第一，哨船接济盗匪的事情应当查察。盗匪逃到外洋，不可能不吃东西却能驾船，也不可能赤手空拳就能抢劫，都是内地奸人接济他们。用粮米食物接济，他们才能长久停留；用火药军器接济，他们才敢与人交战杀人。议论的人多把责任归给渔船，却不知道渔船所带的粮米不过几斗几石，能接济多少？火药军器是违禁之物，只有哨船可以携带。过去南澚地方都是守港的哨船接济盗匪，如东陇港、南洋港、樟林港、澄海港、沙汕头、海山、柘林、井洲等处的哨船，没有一处不接济，其中东陇、海山、南洋三处尤其严重。每十头猪，价格接近百金；十石米，价格五六十金；火药、鸟枪、藤牌、军器的价格，也都高出十倍。潮州人说，坐守港口所得的利润胜过与外国通商，说的就是这种事。民船违禁，官兵还可以缉捕；官船作恶，又有谁敢触犯它的锋芒？这在于镇守官用心稽查，不要让他们重蹈覆辙，海上祸患就大半可以肃清了。第二，老弱兵丁应当更换。国家耗费金钱，养一个士兵就应当得到一个士兵的作用；可是将官领取空额军粮，老弱充当军队，真正有用的有多少？南澚的士兵老弱参半，富家子弟混入军队，惹事赌博，逃避差役，这些人不可不淘汰。然而沿袭已久，突然裁减革除，难免怨声沸腾，招致苛刻的议论。我的意见是，老弱士兵以及病弱、不能迎风破浪的船夫，都另造名册，准许推举余丁代替；不必追问是真余丁还是假余丁，只要人才精壮、武艺高强，就补充进来。一次选得不好，就进行第二次；第二次仍不好，就进行第三次；三次仍然不堪使用，就将其革除。由官府自行招募勇敢强壮的人补足缺额，不要从中取利，这样士兵全是精兵，也没有虚冒名额、冒领军粮的弊病。又在每月三、六、九日勤加操练，考察他们技能的高下，分别赏罚，使士兵了解将领的心意，将领了解士兵的情况，军队巍然成为一方雄镇，知道所向无敌。第三，应当选拔精锐的亲随。虽然有猛虎，没有爪牙便不能显示威势；虽然有名将，没有左右亲信也不能雄壮。何况杀敌是重大事务，怎么可以没有心腹亲军与自己同生共死、形影不离呢？我的意见是，镇兵选练精壮之后，再从精壮中选拔武勇超群、才能出众的约三百人，作为巡哨亲军，特别加以优厚供养。每次出海都带着他们。又从这三百人中选出武艺尤其精湛、敢于赴死且没有二心的约五六十人，作为亲随，把他们当作心腹，与他们休戚相关。遇到把总有空缺，就量才提拔补充，以此鼓励他们。擒获盗船后，所得金银货物按照多少均分。凡是随行出哨的人都共同享受这些利益，千万不可私自占有。有在阵前竭力作战、功劳高于众人的，加倍优厚赏赐。遇到缺额便优先补充，敢死军士就会勇气无敌。一遇到盗船，就像鹰抓兔子一样，功名财利全在其中，人人都会翘首踮脚，只怕镇守官不肯出哨。

译第四，哨船的军器应当审慎配置。北方人骑马，专以弓箭见长；南方人乘船，在烟波浩荡之间争斗。当双方相距遥远时，弓箭没有用处；等到两船交战，一个人能发几支箭？一支箭能伤害多少人？因此不如炮火的功效大。我的意见是，哨船军器专用鸟枪、鹿铳、连环、子母、西瓜等炮、喷天筒、火罐、火箭，辅以单刀、藤牌、长枪、大钩，其余器械一概可以不用。大致一条船上的军器，炮火占十分之七，刀枪占十分之三。盗贼即使有艨艟巨舰，也抵挡不住官军密集的炮火，只能低头就擒。如果要用箭，就一定要取用弩；普通的弩又不能使用。必须依照诸葛武侯遗留下来的方法，制造连环弩。弩上有方筒，筒分十道，里面藏着一百支箭，由两个人拉动，触动机关便自动发射，一次发十支箭，边发射边拉动，箭又会自动补出。每条船安置十具弩，那么转瞬之间就能发射上千支箭，一顿饭的时间内，万箭连续发射，即使是凶悍的盗贼也无处逃避。这也是船上的高强本领。第五，巡哨的行踪应当秘密。兵法有奇兵和正兵，盗贼的势力有大小；出其不意，才能制服敌人。从前亡命盗贼猖獗，盗首有三十二伙，一百多人连成一片，聚集停泊在大莱芜、小莱芜等地，明目张胆地活动，接受千总、把总的馈赠而毫不推辞，根本不怕哨船出动。如今所谓的盗贼，不过是些无赖之徒，饥寒逼身，三五人结成一伙，踏斗出海。遇到船小人少的，就夺船驾走。他们依靠夺来的船舵、水手、粮食等逐渐凑齐，盗船渐渐变大，然后才敢公然抢劫。他们能成为盗贼的条件有限，窥伺的只是商船上的货物、财物、衣服和粮食，而且还一定选择孤独航行、没有援助的船，才放肆欺侮，并不是存心与官兵哨船为敌。看见商船就靠近，看见哨船就躲避。哨船轻而浮，航行快速；商船沉重迟缓，航行缓慢。哨船旗帜飞扬，牌刀高挂；商船没有这些，盗贼正是凭此辨认。我的意见是，哨船出动时应当像商船一样航行，不张旗帜，不悬挂牌刀，多运些小石头压舱，伪装成装载货物，紧急时也可以当作军器。航行时不要相互连接，只要估计在援救能够到达的范围内，时断时续地分散行进。遇到盗船交战后，再鸣放大炮作为信号，众哨船一齐聚集，堵截包围攻击，擒获盗贼、夺取船只，百次不会失误一次。至于装扮成军队的样子，张扬声势，不过是在呼喊盗船使它躲避，并不是真心要捉拿盗贼。第六，驾驭部下应当恩威并用。体恤不周到，军心就会怨恨；号令不严明，将领的权威就不能振作。如今做统帅的人，心意在于树立威势，便高高在上、妄自尊大，把士卒的生死看得像秦地和越地的肥瘦一样毫不相关，专门追究细小过错，随意鞭打，左右亲信都惴惴不安，心惊胆战。这种刻薄寡恩的做法，会使众人离心离德，不能用来面对敌人。有人假装宽宏大量、包容一切，便使军营废弛，士兵骄纵而不能约束，将领强悍而不能控制，法令不能施行，朝令夕改；这又像当场的木偶，徒有人的形状而没有生气。统率军队的方法，没有比体察人情更重要的；要设身处地替他们考虑，饥寒、疾病、困苦都要感同身受，婚嫁、丧葬也要酌情周济防备，使上下亲密如手足腹心、不可分离。至于法令一经颁布，就要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有敢违犯的，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不赦免。就像穰苴违抗命令而斩杀庄贾，孔明流泪诛杀马谡，使全军士卒凛然知道军法不可触犯，所以命令没有不执行的，禁令没有不制止的。三军将士心怀德惠而敬畏威严，这是使人从内心服从的上策。第七，岛屿上的百姓应当得到抚恤。用兵的原则，以安定百姓为先；消弭盗患的根源，以抚慰百姓为本。南澚偏僻地处海中，居民很少，又处在两省交界，有司的政令教化达不到这里，因此镇守官和将领实际上就是百姓的父母。士兵倚仗同党而骄横放纵，难免欺压百姓；百姓向镇守官申诉而不能伸冤，便没有可以申冤的地方，触怒他们而积累的怨恨将不断酿成祸害。因此约束士兵贵在严厉，对待百姓贵在宽厚，不使强者欺凌弱者、众人暴虐少数，这就是兵民一体的意思。凡是举措都必须顺应民情，否则就撤除。发生盗窃，就严厉缉捕、重重惩罚；有奸诈恶棍，就革除其身份、驱逐出境。米价上涨，就运输粮食平价出售；雨水和旱情失调，就斋戒祈祷。又在春秋两季巡视田间，督促农桑，选出勤劳的人加以奖励，和颜悦色，如同家人妇女儿童相互亲近。又在每月初一、十五，把诸生和乡绅老人召集到公所宣讲。宣讲《圣谕十六条》，让士兵和百姓共同聆听，都知道行善的快乐，也清楚圣明天子忧念民生、谆谆教诲的心意，彼此告诫、互相勉励，不敢作奸犯科。这也是治理海疆的重要事务，是使百姓不成为盗贼的根本。第八，南澚城的学校应当兴办。虽然在海外，也不能废弃诗书；虽然拥有戈矛，也必须兴起礼乐。孟子说：“壮年人利用闲暇时间修养孝悌忠信，那么就知道教化的兴起也是武备的根本。”南澚是海岛，处在荒僻角落，没有郡县官署，过去从未设立学校；近来人文渐渐兴起。前任镇守周公，特意在澚城建立义学，修建文庙供奉 至圣先师。他捐出衙门旧有规例中水利每年收入的一百金，用作春秋丁祭、延请教师和修治膳食的费用，已经勒石刻碑，明确传示后世，却还没有完成全部施行便突然去世，这是南澚士民深感惋惜的事。代理镇守没有继承前任的修举，反而把祭祀产业收入归为己有，舆论都嘲笑他。我的意见是，义学应当兴办，校舍应当扩建，祭祀费用和膏火资金应当继续捐助、增加。春秋丁祭应当亲自到场举行释奠礼，召集全澚的诸生以及兵民子弟中的优秀者，都让他们入学。聘请漳州、潮州之间学问和品行都优秀、才能品格出众的一人作为师表，教育他们。每月考核学生和童生，评定高下，以此鼓励他们。初一、十五行香谒拜完毕后，召见诸生，亲切地慰问犒劳他们。开府官忘掉自己的尊贵，百姓兴起求学之风，这是非常盛大的事情。南澚旧有澚生两名，一个属福建，一个属广东；如今广东的还保留着，福建的却废止了，实在不是公道。捐出一纸文书，请主管官员恢复它。宏大的功业可以千载不朽，难道不能在闲暇时对此更加用心吗？

译给荆璞家兄论述船中遭雷击的书信 读到来信，知道家兄在南洋巡哨，船中遭雷击，雷火从大桅杆烧上去，烧死一名士兵，烧伤一名士兵，我心中很不高兴，您怀疑这不是吉兆，我完全看出家兄敬畏天灾、重视民命的心意。船中遭雷击本来不是灾异，而是这条船竖立桅杆时，桅井没有清洁干净造成的。凡是建造战舰，选择日期竖立桅杆，桅井都必须擦拭干净，不容有一丝一毫其他东西。如果里面有竹头木屑、蚊蝇虫蚁之类，都主张会引起雷击，这是常见的事情。但君子遇到灾祸就心生畏惧，各方面修养反省，平安无事时也像有事情发生一样防备，不能因为认为这是常事就忽略它。我的意见是，雷就是震，震代表东方；震动、震叠，都不是安静的征象，恐怕东方有战事，将要劳烦家兄。因此船中遭雷击，正是威震东方、声名传遍四海的征象。家兄难道要在台湾建立功业吗？台湾统帅独当一面，专门统辖水陆数千里，必定要从内地慎重选拔有威望的镇守大臣，镇压海疆；或者家兄今年调往台湾，这件事就是应验了。台湾承平日久，在位官员懈怠散漫，风俗奢侈喧嚣，加上山深海阔、有人狼子野心，恐怕不能百年无事。家兄到那里后，必须整顿武备，未雨绸缪，以防止动乱、遏制祸患，慎重巩固根基，这是海疆第一要务。如果有夜间盗匪聚众呼啸，不妨稍稍显示兵威，立即肃清海外那些鬼蜮般的怪异势力，不可以按照平常办法处置。只要能够有益于地方，一劳永逸，免除皇帝忧虑南方的牵挂，就是太平时代将帅的功业。拘泥于文义、姑息养奸，我料想家兄决不会这样做。弟弟想到哪里就凭臆妄谈，家兄暂且秘密保存，不要宣扬出去，恐怕说的话没有应验而被世人讥笑，那就不是小事了。给荆璞家兄论述台湾变乱的书信 早晨起床出门，听见市民偶然议论：“台湾发生变乱，盗首姓朱，名一贵，已经杀害命官，占据台郡。”这是异常的事情，也早就料到海疆应当赶紧筹划防备。家兄上个月船中遭雷击，弟弟已经闲谈提到这件事。没有过多久，东方果然发生战事，不幸而言中，这实在是家兄建立功名事业的时机。屈指浙江、福建各位将帅，可以担当大事的没有谁比得上家兄。征调军队的羽书，早晚就会到达，应当赶快整顿铠甲营帐，准备干粮，磨利戈矛，选拔士兵、配置船舰，等待出师。大丈夫能够手提三尺剑，为 国家诛灭叛乱、讨伐盗贼，使家乡安定，这是多么壮烈啊！制府满公，智谋深沉、勇敢坚定，可以同他共事。但省会相隔遥远，鞭长莫及，家兄应当陈述形势，请他移驻厦门，就近督率军队。内有制府镇压指挥，家兄可以专心向前进军，不会有呼应不灵的忧患；外有家兄统兵杀贼，制府就可以高枕无忧。我已经替您写好飞报大捷的奏疏了！弟弟虽然没有才能，也将要划船前去观看。

译给吴观察论述治理台湾事务的书信 台湾在朱一贵作乱之后，战争蹂躏，哀鸿遍野，接着又遭风灾横扫，瘟疫连绵不断，百姓憔悴到了极点。二三年来，文武官员和余孽被连根拔除，地方安宁，经过抚慰救济，创伤渐渐恢复，但元气仍然没有复原。继凋敝之后，要培养恢复元气十分艰难；要消除轻浮放纵的习气，教化更应当赶紧进行。做这里的官，难道能不百倍用心，把训导百姓、整顿风俗、实现长久安定作为自己的责任吗？如今 天子眷念海疆，慎重选拔贤能，因为明公才华高、品行卓异，特意任命您为观察使治理这个地方。台湾百姓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您在治理国家、处理事务方面本来就有优长，又有切切不忘百姓陷于困境的心意，只要顺应形势加以引导，就像王良驾驭马匹、庖丁解剖牛一样，不必费力安排。鼎元是福建山中的书生，见识浅薄，因为曾经辅助军务，大略了解台湾的民情风土；明公不嫌弃我的浅陋，采纳樵夫的意见，我怎敢不把所知道的都陈述出来，以符合您的殷切心意？这些话未必完全正确，但我个人的心意与台湾百姓颇为相通。如果千虑之中有一得，也姑且可以略尽微薄之力，惟愿明公明察。台湾百姓积久懈怠而形成习惯，常常故意扰乱法令，以试探官长的深浅。立法开始时，必须真诚而且守信；凡是文告号令，一定要确实可行才发布。不要早晨说这样、晚上又改成那样，说出的话一定要实行，禁令一定要贯彻，绝对不可随意改变。这样百姓就知道上面的法令不可触犯，教化也容易推行。台湾地方诉讼师很多，所以百姓都喜欢打官司，应当严格实行反坐法。审理诉讼时，要平心静气、和颜悦色，使那些乡村愚哑、口吃的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情由。查明真情后，要像铁面霜威一样严厉，使狡猾的人和有钱有势的人都不能施展诡计。凡是凭空构陷、审明属于虚假诬告的，不能姑息，务必要让原告反坐受罚。立即查问诉讼师的姓名，迅速拘捕严厉审讯，责罚后驱逐过水，递解回原籍，并让原籍县收管，回复文书存档备案。台湾风俗喜欢多事，公开呈告很多，武举、武进士主持这些事情，都借此取利，并不是正义之举。每当发生争讼，动不动就挤满公堂，应当加以遏止断绝。台湾的叛逆虽然已经平定，但恶棍、盗窃之事并不少见。宽纵他们，他们就会抢劫；再宽纵下去，他们就会聚众作乱。星星之火将要造成燎原大火，不能因为事情小就忽视。应当用心访察；凡是白昼强抢、盗窃、劫掠的人，罪轻的刺面后驱逐过水，罪重的会同台湾镇守官分别杖毙、割耳。对于驱逐过水后又聚众呼啸的人，可以相机处理，并与台湾镇守官联合具奏报告。制台分别报给抚台、提台，不要使用公文，也不要详细解送内地。详细解送就会牵连很多人，而且文书往来驳诘，来回要经过多年；即使杀了罪犯，百姓也不会畏惧。台湾风俗豪奢，平民宴会，每桌酒席的费用必定在二两五六钱以上，有的达到三两、四两不等。每次摆设十桌、八桌，就耗费了中等人家一两家的财产。游手无赖穿着绫袄、锦袜，在街巷中摇曳行走。挑担卖菜的佣工，即使不能穿戴齐整，也一定把绫罗穿在下身，衣服宽大而且拖到地上。轿夫大多袒胸露体，但蚕丝绸、绵绸裤却不可缺少。家里连一斗米也没有，衣服却价值千缗；连稀粥都吃不饱，嘴里却不离槟榔。习俗沿袭下来，即使饿死也不改变。因此提倡节俭，稍稍显示等级威仪，实在是转变风俗的急务。鸦片烟不知道起源于哪里。把它放在铜锅中煮，烟筒像短棍。无赖恶少聚集在夜间吸食，终于形成风俗。吸食时用蜜糖等物和十几碟鲜果作为佐食，以诱使后来的人加入。刚开始参加吸食不用花钱，时间一久便不能自我控制，倾家荡产也要去吸。它能使人通宵不睡，助长淫欲，起初以为快乐，后来便再也无法挽救。一天停止吸食，脸皮就突然收缩，嘴唇和牙齿外露，失神欲死，重新吸食才会好转。然而三年以后，没有不死的。听说这是狡猾的海岛夷人用来欺骗、耗尽唐人财产和性命的东西【南洋诸番称中国人为唐人，就像称汉人一样；如今台湾人称内地也叫唐山】。愚昧的人没有察觉，传入中国已经十多年了。厦门有很多这种人，台湾尤其严重，实在可悲。台湾的赌博风气最为盛行，士兵和百姓都是这样。荒废事务、失去职业、损耗钱财、招来祸患、争斗作恶，全都由此造成，应当通知台湾镇守官，诚心诚力共同禁止。然而上面端正，下面的影子才会直；上面的人这样做，下面的人就会效仿。还没有发生变乱之前，官员们都敲锣张伞，呵道开路，聚集起来赌博，难怪禁令不能被遵从。前人的覆辙，可以作为车前之鉴。台湾地方的衙役比内地更加猖獗，一个皂隶快手，往往有几十名帮丁；一次差事就索取六七十贯钱，有的达到一百多贯。吏胥的权势超过乡绅，皂快的声势超过风宪官员，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近来或许稍稍有所收敛，也未可知，应当用心访察，惩治一两个，以警戒其余。至于本衙门的胥役，善于窥探本官的意旨，招摇撞骗，见到事情就兴风作浪，尤其不可不防。商船出入台湾，都有挂号查验的陋规，这种弊端应当剔除。在府城，同知家人的书办索取挂号例钱六百文；在鹿耳门，巡检索取挂号例钱六百文，而且验船的礼钱还不在这数目之内。如果船中装有禁物，便索取几十金不等。查禁六百钱的弊端，屡次经过上级官员禁止革除，但明面奉行、暗中违背，因为船户害怕被故意刁难，不敢不顺从。远渡重洋，全靠天时；如果天气晴朗风平却不出行，恐怕过一天就不能出发，或者半途遇到风暴，以至于发生事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谁会吝惜六百钱呢？六百钱虽然不多，但六百钱并不只交一处。船户冒险远行，用性命换取微小钱财，似乎应当加以体恤。台湾船只每年进出数千艘，总计起来就是数千两金钱。只要稍稍用心，就能替百姓省下数千两，绝不是小事。商船上的水手大多故意空缺几名，借此私自搭载没有牌照的百姓而获利。牌照上规定大船水手二十五六名，实际上只有十七八人；中船规定水手十七八名，实际上只有十一二人。有时遇到飓风不能驾驶，偶尔便会耽误事情。船只出入口的文武官员也借此取利，如鹿耳门查验时，每个空缺名额按惯例收银五钱，只怕空额不够多。没有牌照的客民中，有的可能是盗贼；风大而人少，甚至会导致船只倾覆。这种官民勾结作弊的情况，实在令人叹息。百姓各自能够满足生活需要，家庭安定，就不会轻易抛弃家室、冒险出走。台湾风俗婚嫁看重财礼，三十岁的女子还在等待、没有出嫁的也有不少。这些男女婚姻失时，最足以伤害天地间的和气，招来水旱灾害，是应当立即严禁的事情。凡民间未婚女子年满二十四五岁以上的，限令在三个月内逐一嫁出；违者逮捕她的父兄治罪。

译广东饶平、程乡、大埔、平远等县的人到台湾受雇耕田，称为客子。每个村落聚居一千人或几百人，称为客庄。客庄居民结党相连，因为一点小的嫌隙，便喧哗起来争斗，有时殴打杀人，还把尸体藏起来毁掉。好打官司，盗窃也多；他们白天抢走别人的牛，铸造铁印重新烙印，以扰乱原有的牛号【台湾的牛都烙印编号，以防盗窃买卖；牛契上会注明牛号和样式】。凡是牛进入客庄，就没有人敢上前询问；一询问，他们就把牛主捆起来诬为盗贼，再把自己的牛换给官府来作证，官府无法辨别，多半落入他们的诡计。这一点不可不知。客庄居民从来没有家属陪伴，聚集了各府各县几十万名倾斜无赖和游手好闲之徒；他们聚在一起，没有家庭宗族的牵累，要他们不放纵作恶，实在很难。禁止妇女渡台的规定虽然严格，却又不能驱逐这些人离开台湾，这可以成为隐忧。我的意见是，应当向内地发文：凡百姓想去台湾耕种，必须带有家属，才允许发给牌照、装船渡台，编入甲册安置。台湾百姓有家属在内地、愿意接来台湾团聚的，允许他们具呈申请、领取牌照，到内地接家属；文武汛口不得刁难。凡客民没有家属的，在内地就不许渡台；已经在台湾而犯罪的，务必驱逐过水，递解回原籍。有家属的，即使犯罪也不要轻易驱逐；这样几年之内，人人都能建立家庭，就可以消除祸乱的萌芽。台湾人还不知道求学，应试的多是内地生童，但文章技艺也很少有优秀的。应当广泛设立义学，振兴文教。在府城设立一所书院，选取品格端正、文理通达、有志向上进取的人作为上舍生徒；延请内地素以文章品行著称的名宿担任教师，讲明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以及身心性命的道理，使他们懂得孝、悌、忠、信，这样就可以造就成圣贤。写文章一定要以经史和古文为根本，对于前辈大家的文章应当学习，不可取法平庸柔靡的习气。每月进行考课，按照成绩高下给予奖励。初一、十五亲自到书院接见诸生，恳切地教导他们。台邑、凤山、诸罗、彰化、淡水各地都设立义学，凡是有志读书的人都收入其中学习；有进步长进的，就升入书院成为上舍生。这样相互观摩感发而奋发振兴，人文教化自然会日益兴盛。台湾百姓还不知道教化，口中不说忠信的话，耳中听不到孝悌的行为，应当设立讲约，在初一、十五召集士绅、生员、老人和百姓到公所宣讲。宣讲《圣谕广训》、万言书以及古今善恶故事，来警醒启发蒙昧者的知觉。台属四县以及淡水等地的市镇、庄村中人口较多的地方，都应多设讲约，切实开导，不要只把它当作具文，使愚夫愚妇都知道行善的快乐，这样风俗自然会改变。讲生就在本地选取贡生、监生、生员；如果村庄中没有合适的人，就从乡里选取秀异之人，只要声音洪亮、善于讲说，就让他担任讲生。官府以优厚礼遇相待，并考察其勤惰，分别给予奖励。台湾地方辽阔，兵防尚未增加，民俗强悍桀骜，喜欢做倾危反侧之事。即使太平无事，也不可忘记有事时的防备。如果招收勇武之人，免除他们的差役赋税，训练为乡壮，教他们步伐和队列，难道会比官兵差吗？道府、四县以及淡水同知各设乡壮三百名；平时让他们散处于农民、商人之中，有军役时就供我们调遣使用。这就是古代民兵的办法。民兵不能供给粮饷，就要运用权术加以驾驭。台湾百姓喜欢亲近官长，把这看作荣耀，只要时常召他们到衙斋来，像家人父子一样亲切地同他们交谈，考核他们的武艺，教给他们作战方法，那么人人都会自以为是官长的心腹，无不踊跃效力。但必须有适当的约束，不要让他们借助势力欺凌百姓；这样的人越多越好，不必限定为三百名。我私下的见解如此，恐怕有人会畏惧烦难而不愿实行，那么不如诚心实意地实行保甲制度，联结守望相助的规条，严禁窝藏隐匿匪类，这也是挽救时局的急务。台湾地方还没有城池，遇到缓急就没有办法自我固守。用砖石围筑城池，费用重大、事务繁多，钱粮也无从筹办。只有种植防竹作为城墙，而竹城也需要工本。想要凭空手为国家设置险要、守卫防御，既不劳民又不伤财，这是极难的事。然而只要肯以实心实行，也没有什么困难。先确定规模，量清丈数，不动声色。凡是庭审中犯轻罪应当责打的人，每打一板就准许种竹五株；自赎二十板，就是一百株。应当戴枷的人种二百株，也准许免除刑罚。但一定要在临刑时亲自询问他是否有力量、是否情愿，然后再处罚；不愿意的不要强迫。不要企求很快成功，也不要存心专门为了罚人，只是经常存有这个念头，顺其自然去做。守令都这样实行，不到半年城墙就可以建成。城门各自修筑敌楼；如果力量还达不到，先栽木栅暂时遮蔽内外，也可以守御。如果还有余力，就在竹城外留下三五丈宽的夹道，另种一圈防桐，宽处一尺、密密栽植，又相当于增加一重木城。外面再挖一条壕沟加以限制，壕沟外播撒山苏木子，春天发芽后枝条坚硬而且繁密，又相当于增加一层保障。再在防桐城边按需要修筑几十座窝铺，作为炮台和登城守御的场所。炮台之间以左右炮火能够控制的距离为标准，连续修筑，使敌人不能靠近城池。西面人家临海，没有地方容纳竹、桐，就筑灰墙作为雉堞，设置枪炮，坚固程度不亚于金城汤池。台湾竹子的性状与内地不同，内地竹子没有根就不能成活，台湾竹子一根可以截成三段栽种，即使罚人多种一些也不会成为问题。防桐一棵树可以砍成一百多株，插在地上都能成活，更是容易。只有敌楼和土墙比较耗费人力，可以由此逐步扩充修成。天下的事情都是有心人做成的，没有什么难办。台湾地方不养蚕、不种棉和苎麻，所以百姓大多懒惰懈怠；妇女穿着绫罗，佩戴珠翠，喜欢游玩，已经成为风俗，因此发展桑麻生产的政务不可拖延。制府满公保任福建巡抚时，曾经著有《蚕桑要法》，绘制十二幅图，颁行郡县。台湾土地宽广空旷，最适合栽种桑树，可以仿照实行。漳州、泉州一带盛产木棉，俗称吉贝，可以让百姓到内地收取棉籽带到台湾种植，并且让他们广泛种植麻、苎麻，织成适合冬夏穿用的布。妇女有养蚕、种桑、纺纱、绩麻的事务，勤劳节俭就会形成风气，百姓可以富裕，风俗也可以变得美好。

译台湾的田粮制度与内地不同，内地按弓计算、按亩论计，台湾按戈计算、按甲论计。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东西南北各二十五戈为一甲。每甲大约相当于内地十一亩三分有余。上等田每年征收粟八石八斗，谷价低时每石三钱，这样每甲征收本色银二两六钱四分，比内地加了一倍。如果谷价上涨，就更加承受不起了。有的暴虐官令将实物折成银钱，每石折七钱，那就又增加一倍了。不过，新开垦土地肥沃，丈量申报未必都真实；又有荒埔土地瘠薄，遭溪流冲刷淹没，时而开垦、时而废弃，未登记在册的土地，可以截长补短，所以百姓也不至于特别困苦。然而台邑地方狭窄，不如凤山、诸罗，台邑百姓也将承受不起重赋了。千万不可轻易议论丈量土地、清查亩数、增加赋税的举措。海外土地肥瘠无常，地震和水冲会使沧桑骤然变化，恐怕以后有税额而没有田地，成为官民不小的负担。如果有意丈量，就必须把台、凤、诸三邑合起来斟酌均匀分配，不要造成偏枯，这才算尽善。万万不可增加赋税，只应招募百姓开垦荒地，使土地没有遗弃的利益；这样赋税不必期望增加，自然就会增加。台北彰化县土地多有荒芜，应当命令百姓开垦成田，不要使它闲置荒废。过去都因为把番地列为禁地，禁止百姓侵占耕种；如今已经设置县治，就没有仍然抛弃荒地的道理。如果说是番地，那么全台湾都是从番人那里取得的，想要全部归还也无法胜任。应当先发布告示，命令各土番自行开垦，在一年以内全部变成田园；不愿开垦的，就听任百姓耕种，依照部例让他们成为业主。或者让百姓向番人缴纳租税，交换土地开垦，也是一种双方便利的办法。台湾过去有官庄，是供文武官员养廉的资财，如今归入公家，各官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供养了。忠信之士应当有厚禄，这是用来劝勉士人的，何况官员身处遥远荒僻的地方，想要使用他的身心，却使他的妻子儿女挨冻受饿，让他空着肚子为国家办事，这不合乎情理。既然不允许官员携带家眷赴任，三年任期届满后又让他以升任官衔再次任职，三年、六年在海外抛弃家庭，谁能没有忧虑家室的牵挂？再加上赏赐和捐输也都没有出产，不能使人竭尽死力，官员没有不怠慢公事的。上等的，闭门吃素，出家为僧为佛；下等的，就从百姓的脂膏中取偿，成为鹰犬和虎狼。这样哪里还能安抚我们的百姓呢？朝廷减免租税、赈济抚恤，动辄以百千万计，为什么要吝惜这点防范末节的小利？有人说官佃多不守法，能够成为盗贼；但不守法的难道只有官佃吗？治理得法，盗贼尚且可以感化为良民，何况佃户呢？台湾各地陷为盗贼的人，一半属于防手，一半属于衙门里的蠹虫，难道都是官佃所为吗？我的意见认为，官庄仍然如同古代的公田。古代借助百姓的力量帮助耕种，如今官府自己供养佃户，比公田更加不损害百姓。旧有庄田虽然消失了，还可以重新开垦新地。查考台北有竹堑埔，土地肥沃平衍，绵延一百多里，可以开垦出千顷良田，又处在交通要道和冲要之地；过去因为弃置在荆棘丛中，所以野番才敢出没，截杀行人。把那里开垦成田园，番患自然就会平息；但土地广大，需要人力，不是百姓自身力量所能开垦的。不如让全台湾文武各官就在这里分地开垦，各自捐出资本，准备牛、种子和农具，建造房舍招募佃户，永远作为本衙门的固定产业。这不只是一时的利益，而是千万世的利益。台湾土地一向肥沃，随开垦随收获，一年的稻谷就可以收回本钱，两三年后粮食用之不竭；用天地自然的利益作为臣子养廉的资财，又可以消除番害，增加国家赋税，充足百姓粮食，这是一举而具备多种善果的事情。澎湖孤立在海中，没有田地，也不生产五谷，全靠台湾米接济。可是澎湖百姓贫困，不能预先准备一两个月的粮食，运米太多又没有销售之处，必须吃完后才再买粮。如果飓风连续一两个月，运米的船只不能到达，那么全岛百姓就会嗷嗷待毙。一定要在澎湖建立粮仓积存粮食，或者实行社仓捐输的办法，或者在台、凤、诸三县估定粮食价格，拨运一万多石粮食储存在澎湖仓中；遇到运米船不能接济时，由副将、巡检开仓平价出售以救急，再按照粮价买回补充仓粮，使澎湖百姓没有饿死的忧患。这项举措确实不可改变。土番顽劣愚昧、没有知识，近来又逐渐学会狡猾虚伪。新港、目加溜湾、萧垅、麻豆四社靠近府城，刁猾而好打官司；哆啰嘓、诸罗山次之；凤山以南、诸罗以北大多愚昧浑噩，还有上古遗民的风气。然而他们都要供应车辆、策应兵役，以及承担差徭，往来不停地递送公文，劳苦是台湾百姓的十倍。过去有社商头家包揽货物，代番人缴纳赋税，名叫贌社。番人一年所捕的鹿以及牲畜、布帛，都归社商所有，盘剥得不堪忍受。如今社商已经禁革，但传译和输纳事务不是通事就不能办理。县官每年选立通事，换牌时有花红和规礼，金额从几十金到六七百金不等。他们借重利放贷并托关系求取，一定要获得通事职位，然后向番人索取偿付，残酷虐待比社商更加严重。经诸罗令周钟瑄详文申报予以禁革，署令汪绅文又再次发布禁令，让各番自行推举通事，只稍微给他一些辛劳报酬。然而恶棍讼师有的又托道府衙门关系，发给牌照夺取职位；又有人谋夺职位未遂，就唆使番人闹事、焚烧劫掠良民，重金贿赂土官，谋求革除现任通事。这是社棍的祸害。通事的剥削和社棍的唆使谋划，都应当惩治，既不虐待也不纵容，使番人和汉人安居守法，乐意服役、趋赴公事，这才是大中至正的道路。可是近来制府、巡抚禁止并告诫番人的车辆不得供应兵役，甚至出军搜捕时也命令兵丁自己负担、背运帐篷和粮草，这个办法万万不可实行。这样会使土番逐渐不安分，没有人肯服役，事事都要同汉人争较，也想像中国人那样行事，后患将不可言说。内山生番喜欢出来杀人，但一定要有深林密箐可以藏身，才能造成危害。如果田园和平的平埔地带没有藏身之处，他们就万万不敢出来。荆棘一天天被开辟，番患自然消除，因此不如听任百姓开垦。番人听到枪炮声就惊慌逃走，几天内不敢再来；这样可以用番人来和番人相处，招徕他们归顺。招徕日久，逐渐教化，人数逐渐增多，就会把生番都变成熟番；这又可以为朝廷扩大疆土、增加户口和贡赋。如果划定土地禁止百姓进入番界，也是一种办法，但只能使百姓不进去，不能使番人不出来。划去一尺，番人就出来一尺，势必把全台湾都划禁起来，才能使他们不能渡海进入内地；而日本、荷兰能够渡海进入内地，又将会喧宾夺主，成为边疆的祸害，恐怕连生番也不能保有自己的土地了。《鹿洲初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三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 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