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洲初集卷三

译《论南洋事宜书》南洋各番不能造成祸害，应当大大放宽禁令，听任百姓贸易，用海外有余的物资补充内地的不足，这哪里能片刻拖延呢？过去闽抚秘密陈奏，怀疑洋商会把船卖给番人，或者运米接济异域，恐怕将来成为中国的祸患；又担心洋船遭到盗劫，请求禁止船只出洋，以减少盗案。那些迂腐浅陋的书生，坐在井中看天的见识，却自以为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把所谓嘉美的谋议报告给我皇上，这并非 圣祖的本意。只有了解海国的情形，才可以谈论放宽或收紧禁令的利害。海外各番国，像星星棋子一样分布。朝鲜靠近神京，遵守礼法。东方各国中，日本最为强大。日本以外都是尾闾之地；再往外稍有下降之处，就是琉球大小岛屿，断断续续延伸二千里以外，都是万水朝东，也没有其他国家。南洋番族最多，吕宋、噶啰吧最大；文莱、苏禄、麻六甲、丁机宜、哑齐、柔佛、马承、吉里问等数十国，都很弱小，哪里敢稍微萌生异心。安南、占城，势力同两粤相接。此外还有东埔寨、六坤、斜仔、大泥等国，而暹罗是西南方最强的国家。最西边是红毛西洋，是强悍而无可匹敌的国家，不是各番国可以相比的。红毛是西方岛夷的统称，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蜡、佛兰西、荷兰、大西洋、小西洋等国，都凶悍异常。他们的船坚固，不怕飓风，炮火和军械比中土精良，性情阴险难测，到处窥伺，图谋侵占别国。总计天下海岛各番，只有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值得忧虑。噶啰吧本来是巫来由人的地方，因为同红毛人贸易，便被侵占，成为红毛人的贸易港。吕宋也是巫来由人的分支，因为接受天主教，也被西洋人占夺，成为西洋人的贸易港。日本在明代作乱，福建、广东、江南、浙江都遭受蹂躏，直到今天，几省百姓说起倭寇，仍然心痛头痛。南洋数十岛的番人，自开辟以来从未侵扰边境，给中国造成南顾之忧，不过是进行货物贸易、互通有无。如今日本不禁，红毛不禁，西洋天主教遍布天下，而且把广东澳门作为他们盘踞聚族之地，却偏偏对于柔顺弱小、有利无害的南洋各番，严加禁止、阻绝往来，这难道还不能停止吗？福建、广东人口稠密而土地狭窄，田园不够耕种，靠海谋生的人十中有五六。内地便宜而没有多大价值的物品，运到番地都同珍珠宝贝一样，因此沿海居民制作的小巧工艺品以及妇女的针线刺绣，都能在洋船上销售，每年从各岛收入数十万、上百万的银钱货物进入中土，关系实在不小。南洋没有被禁止贸易以前，福建、广东家家给足、人皆丰足，游手好闲之人也被致富的愿望驱使，纷纷进入番岛，很少有留在家中因饥寒而偷盗作恶的祸患。禁止贸易以后，各种货物不能流通，民生一天天窘迫。留在家中的人苦于技艺无处施展，出行的人叹息没有到达远方的办法。因此有人用四五千金造出的洋船，系泊在断港荒岸之间，开航使用则船大而无用，想要卖掉又没有人出价；拆掉改造为小船，又像削去栋梁来做木桩、撕裂锦绣来搓成细线，心中实在不甘。又希望有一天日丽云开，或许放宽禁令、恢复通航，于是等着一艘船废弃；一艘船就关系到中土数百家的财产，其中惨不忍睹、令人伤心，哪里说得尽呢？沿海居民萧条冷落、穷困不堪的情状，都是洋禁造成的。那些深知水性、熟悉船务的舵工水手，不能靠肩挑背负来换取一天的食物，有的只好冒险在海上替盗贼驾船，图谋眼前糊口。游手无赖之徒更加无所归属，纷纷奔向台湾，有的成为作乱者；辛丑年台湾盗寇陈福寿一类人，就是明显而充分的证明。天下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事，即使小也一定要做；妨害百姓、使国家受病的事，即使打着防范的旗号也一定要革除。如今禁止南洋贸易，有害而无利，只能使沿海居民富的变穷、穷的更加困苦，把工商赶去做防手，又把防手赶成盗贼。福建不出产银矿，都需要番钱；长久严密禁绝以后，将无法继续维持，必然要依靠纸币、皮钞作为钱府权宜之用，这种祸害恐怕还不止于此。开放南洋贸易是有利而无害的：对外可以流通货财，对内可以消除奸邪盗贼，使百万生灵有仰事俯畜的资财，各处钞关还可以多征税课，从而使百姓富足、国家充裕，其利益实在不小。至于担心把船卖给番人、运米接济他们，因而遭到盗劫的疑虑，历来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内地造一艘洋船，大船要七八千金，小船要二三千金，能卖出什么价钱？商家造起一艘船，便把它当作致富的产业，想世世代代传给子孙；即使后来厌倦而不亲自出海，尚且每年可以收取无穷的租金，谁肯把船卖给别人？何况番地山中的木材比内地更加坚硬，商人常常购买来使用。例如鼎嘛桅一根，在番地不过一二百两，到了内地却值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国更加坚固：中国用几寸厚的木板，他们用整根木材；中国用几寸长的钉子，他们用一尺多长的钉子。即使把我们的船赠送给他们，他们尚且未必喜欢，何况要让他们出重价购买呢？福建、广东产米不多，福建尤其不够，每年百姓的粮食有一半要靠台湾供给，或者由江浙补助。南洋未禁以前，吕宋的米常常运到厦门；番地出米最为富足，本来不必仰食中国。洋商都有家产，谁会甘愿触犯法律而冒险呢？

译而且洋船装载货物，一个担位收取的船租银不过四五两；一个担位的米值多少钱？放弃利润而犯法，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历来洋船从没有在海上遭到劫掠，因为劫船的盗贼都在海边出没。岛屿和港湾距离防地一百多里，已经非常遥远，到了二三百里以外就更少有盗贼。船只远行没有益处，又苦于飓风突然发生时没有停泊安身的地方。洋船一旦放行，不知道会航行几千里。船身既大，能够承受风浪，不是贼船所能并行的。如果盗贼在海滨行劫，那么上下浙、广的商船已经取之不尽，何必去劫洋船？即使同洋船相遇，贼船低小，靠近洋船就像面对高楼，没有梯子不能登上。一条贼船上的盗贼最多不过二三十人；洋船上的人数即使很少，也有一百多人，根本不用同盗贼力战，只要转舵逃走，占据上风，就能压住贼船使它沉没，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如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里〕 圣明的君主当朝，天下安定，凡是有血气的人都同为一家；唯独对于南洋那些弱小而顺服效忠的番国，却禁止同它们往来。朝廷内外的臣工有的知道这种情况却不说，实在不是忠君爱国、安抚远方、亲近近邻、惠养百姓的道理，是我这个草野愚民旁观而暗自叹息的。《论北直水利书》皇上特别关怀百姓，使天下各国都享受安乐利益。想到京畿地区淫雨积水、低洼潮湿，特意命令亲王、大臣疏导河渠，开始兴修田间水利。这是自虞廷治理水患、教导农业以来，四千多年中再次出现的盛事。我从小在海滨长大，亲自耕作劳苦，把一勺水、一寸土地都看作珍奇宝物。等到渡过江淮，经过齐鲁，抵达京师，所见万顷平原干燥如陆地，河流、湖泊、淀荡水浅沙淤；到了夏秋淫雨时节，却又都变成巨大的水泽。我常常感叹北方不懂水利，只知道受水害之苦，徘徊顾惜，遗憾自己不能亲自在那里辛勤劳作。忽然听到这项盛举，高兴得拍手加额。试着综合考察京畿的大势：东西二淀，横跨雄县、霸州等十多个州县。子牙河、永定河以淀为归宿，淀水治理好以后，河流才有归宿。所以要治理直隶的水患，必须从东西二淀开始。京东的水，如白河、蓟河、浭河，以及永平的滦河，都是流经水量最大的河流。自卫河、汶河合流以后，地势南高北低，常有涨水冲决堤岸的忧患。沧州的砖河、青县的兴济河，都是古人分流、减泄卫水的旧河道。通州以南的水，汇集于窝头、夏店的箭杆河；玉田的蓝泉、河泉河；丰润的大泊、王家河、汉河、龙王堂湾、泥河；永平的龙溪、沂河、靳家河、黄坨河、稻河、吴家河、牤牛河、桃林河、涌泉河、三里河等，都是可以列举的支流。这就是京东河渠形势的大概。西南的水，芦沟河发源于桑干河，穿过西山流出，成为金口河。元代郭守敬想要按照旧有水道，使山后地区水流贯通，以扩大京畿漕运，说的就是这个。拒马河、滹沱河又是流经水量最大的河流。拒马河发源于涞山下，称为白沟河；它的南面是依城河，再往南是三坌口。滹沱河发源于泰戏山，经过正定、束鹿，绵延一千里，汇合深水、易水、濡水、雹水、沙水、滋水等河流，分散流入各个淀泊。又有徐河、唐河，都发源于山西。洨河出于获鹿，白马河出于任邱，百泉河、野河出于邢台，洺河出于辽州，滏阳河出于磁州。西南各河流入任县泊的有十条，流入宁晋泊的有十二条。当地人称任县泊为南泊，宁晋泊为北泊，都是《禹贡》所说大陆泽的旧地。南泊泄水的通道在鸡爪河，北泊泄水的通道在滏阳河。这就是西南河渠形势的大概。如今应当访求旧有河道，疏浚并加深加宽，多开引河来缓和水流奔腾的势头，修筑闸坝来控制蓄水和泄水。应当设置专管营田的官员，经营划理田界，招募南方老农，督促他们引水耕种；这样千里良田嘉禾遍野，不仅乡里百姓有仰事俯畜的资财，东南地区转运粮食的负担也可以逐步减少。如今沟渠水道深而通畅，田地房屋不必担心泛滥，河运也不怕水浅受阻，这项利益多得难以计数。过去元代虞集曾想在京东濒海之地筑塘防水，以造成稻田；明代邱濬非常赞同他的说法，曾经再三恳切地提出。万历年间，给事中徐贞明上奏水利建议，又著有《潞水客谈》，说兴修水田有十四项利益。不久朝廷晋升徐贞明为少卿，让他巡视京东，勘察高地低地，全面查看水泉的分合，分条列举事情上奏皇帝，又兼任御史、统领垦田使，先到永平接受职事。六个月后，已经开垦成三万九千多亩；正要遍历各条河流，大力疏浚时，占据田地的勋戚对此感到不便，便把流言传到皇帝耳中。御史王之栋是京畿人，极力陈说开河有十二项不便，皇帝于是停止工程，天下人都为徐贞明的计划没有完成而感到可惜。人的情形公私不同，怎么能保证一定没有异议？关键只在于坚定地推行，不被浮言动摇迷惑罢了。如今所担心的，有人说南北适宜的条件不同，水田一定不适合北方；这种说法很不对。永平、蓟州、玉田、丰润一带，茫茫的春日田野，深耕易耨的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北方没有水，雨水聚集时沟渠变成洪涛，雨一停万沟又焦干；即使有河，也不能得到河水的利益。这可以修筑闸坝蓄水泄水，多建堤防积蓄水势，使河中经常有水，并根据时令开闭闸坝，使旱灾和水灾不能造成危害。有人说北方没有坚实的土质，水流一冲沙土就崩溃，堤岸不能坚固，早晨形成河道，晚上就淤积成陆地；这就应当投入费用经营治理。然而黄河两岸堤防都是浮沙，以芦苇承托泥土，也能够防御水患。如果确实不吝惜工力，疏浚加深，采用治理黄河的办法堆筑两岸，而渠道水势又不像黄河那样强大，那么一劳永逸，并非不能依靠。天下没有不可做成的事，只要意志坚定、勤劳用力，仰体 皇上爱护百姓、为百姓谋利的至诚心意，把个人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精诚所感，就可以感动天地、役使鬼神，农业田地和水利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大禹治水，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不过是忠诚罢了，勤劳罢了，难道像世俗的浅陋见识那样，还另有什么神奇怪诞的事情吗？东南地区转运漕粮，一石粮食运到京师，所耗费用不止十石粮价。开河垦田，是根本长远的计策；今天即使劳费很多，将来节省漕运粮食，所得利益岂止数倍？这样不只是北直的水利可以兴办，山东、河南、淮安、徐州上下数千里，也可以依次推行，不必再另作筹划。

译《论江南应分州县书》江南沿海州县中，过于庞大的有十三个，钱粮多、政务繁重，官民都困苦到了极点。比如苏州的长洲、昆山、吴江、嘉定、常熟五县，太仓一州；松江的华亭、娄县、上海、青浦四县；常州的武进、无锡、宜兴三县，每年征收的正赋银米合计三百五十五万有余。大体上，一个县的钱粮数额就可以抵得上边疆几省；县令的精神、才能和力量既有顾此失彼、不能持续的忧虑，而百姓和地方风俗又多以先完成输纳为可耻，竟有积欠数十年而不缴一文钱的人。幸而遇到恩赦可以免除，赦免之后又重新拖欠；即使把他们全杀掉也杀不完，官府也无可奈何。官府没有办法，官员无不因此被牵连获罪；一旦被牵连，就长期缠绊，始终没有清理完结的日期，于是有几十名旧任县令被羁留在一个县里，肩挨肩、额碰额地滞留，流离在道路上。直到死后，仍然不能把遗骸运回故乡，真可悲啊。即使有才能特别出众的官员，除了向百姓催征钱粮之外，尚且不能完成十分之七八；他们日夜废寝忘食，心血焦枯，精神耗损，哪里还有空暇顾及抚养百姓、施行教化的方法？于是有冤屈不能伸张，饥寒无人抚恤，疾苦无人申诉，强凌弱、众暴寡的事情发生，豪强武断的祸患兴起，百姓的苦难更是无法形容。官员苦，百姓苦，国家赋税又亏损，却漠然置之而不筹划，怎么可以呢？如今只有分治州县这一办法，可以挽救多年无法解决的弊病；我姑且妄自说说，有心于世道的君子，不妨姑且妄自听听。土地分开，大县就可以变小；钱粮分开，拖欠就可以变成完纳。昆山一县每年征收银二十七万五千两、米十二万六千有余，应当分为三个县。嘉定征收银二十六万七千有余，也应当分成三县。长洲、吴江等十一个州县各分为两个县。每县分开以后，每年征收银米多的有十七八万，少的有十多万，比天下其他郡县仍然是显赫的繁剧大县。新分出的县署就设在沿海武职汛防原有城堡的地方，或者设在村庄、市镇人口众多之处，察看地势险要和交通形胜，因地制宜；像上海、川沙、娄县、金山卫这类已有城墙的地方，就直接居住使用。武进分出的县都驻在府城，作为附郭两县；其余各县需要筑城的不过七八处，设法修建，也并不困难。圣明天子赈济赏赐、减免租税，动辄以百万计，为什么要吝惜这点小事？只是没有把百姓的实际情形上奏罢了。即使不是这样，天下没有城池的州县也很多，既然属于腹里之地，又何必因为害怕修筑城池，就不实行这种一举而有多种好处的办法呢？有人担心增设一名官员，就会增加一名官员的俸禄、工食和衙役费用，必须设法筹措来源；这也不是很难。难道不是有裁减冗员的办法吗？苏州府设置同知三员，是做什么的？松江同知二员、通判二员；常州通判三员，又是做什么的？这三府可以裁减同知、通判六员。长洲、昆山、吴江、华亭、娄县、上海、青浦七县，各设县丞二员，也属于没有必要。每县只留一名县丞，可以裁减县丞七员。太仓州既然分去一半，可以裁减州判一员。合计三府所裁府、州、县佐官共十四员，将他们的俸禄、工食和衙役费用用于新分各县。新县只设置知县、典史各一员，这样裁减和增设大略可以相抵。况且市镇多有巡检，既然设置县治，就裁掉巡检改任典史，也非常便利。土地小了容易治理，钱粮少了容易清理，这样一转移之间，中等才能的官员也可以奏报治理安定的成绩。催征钱粮之余，专心抚育百姓、施行教化，兴起美好风俗，使风气淳厚；官民都得到好处，国家赋税也因此不亏损，这难道不是今天治理南方的急务吗？有人说江南的地丁和杂粮比其他省份加重，恐怕分得过于清楚，反而对百姓不方便。如果确实如此，就应当分条把利弊上奏说明。《再与友人论江南分县书》关于江南分县的说法，您还没有认为我的话正确。如今两江制府查公已经上奏了，所议论的分拆长洲等十三个州县，同我的意见丝毫不差。议论裁减额外的同知、通判、县丞，把他们的俸禄、工食和衙役费用用于新县，意见也完全相同。只有昆山、嘉定分作二县还是三县的不同，以及太仓州判是否裁减的区别，应当以查公的意见为准。新县驻扎的地方，我没有亲自考察，只知道上海的川沙、娄县的金山卫以及武进都驻在府城。而查公身在地方，对几处说得更详细：常熟有福山，嘉定有吴淞，华亭有青村。我也等待选择境内地势紧要、人民富庶的市镇，真可以说是关起门来造车，出门后车辙却相合。天下必不可改变的道理，明白的人所见大略相同，只是多数人袖手旁观，不肯试着筹划罢了。一个县的钱粮，可以分成相当于小省三四个县的规模，难道要把它当作坑害县令的地方，听任它使百姓受累、国家受损，却不设法治理吗？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困难到了尽头就会通达。十三个州县的长官和百姓，从此大概会得到痊愈吧？我不过在京城官邸百无聊赖时闲谈，制府已经在二三千里之外实行了。知道查公留心地方事务，确实想要兴利除弊、解除百姓的忧患，实在无愧于古代的封疆大臣。我很高兴得到同道之人，便把所看到的邸报拿给我的朋友蒋越▯看。蒋君就是宜兴人，他的欣喜畅快比我更甚。于是他同我谈到宜兴新县的设治地点：周铁桥、湖防、漳渚、河桥几个大镇，都有五六百户人家。漳渚距离县城七十里，山势险要，百姓强悍，教化稍有阻滞；即使有巡检司也不能驯服。看来宜兴新县一定设在漳渚无疑，而漳渚巡检就可以裁掉改任典史。由此可以看出，地方绅士无不乐意实行这项举措，它有利于国家和百姓是显而易见的。众人共同谋议而意见一致，鬼神也会依附保佑。您从今以后，还敢抬头挥臂同我评论天下大事吗？如果仍想固守原来的说法，请写成封章上奏，极力陈述它的不便；不然就下马投降也可以。

译《论潮普割地事宜书》近来听说宪司的檄文要把潮阳的洋乌、▯水两都割归普宁，用富裕的地方补益贫困的地方，这实在是一件盛事。但是潮阳、普宁接壤的要害之处在贵山、▯水，而不在洋乌；地理形势一看就明白。我私下有一些意见想参与末议，敢为您详细陈述。普宁地方狭小，东西宽二十五里，南北长三十五里，所以原来只是潮属的黄坑一都。向东到洞仙径十里，是潮阳贵山都的边界；过了这里就是牛血坑，是盐枭鼠窃出入的道路；厚山前洋、狗眠、樟冈，都是潮邑顽抗的乡寨。东南到陈洞径十三里，是潮阳贵山都的边界；过了这里就是麒麟埔，是匪类出没、私盐贩和私宰者往来的道路；子乡、大青洋、冈头寮、南陇、大陇、蓝门、南洋、北屿、青洋山，都是潮邑顽抗的乡寨。向南到大坝墟十五里，是贵山、▯水两都的边界。贵山界在它左边，最为顽抗的叫北山，是白天成群抢劫、私盐贩窝藏出没的地方；居仁、西湖、定厝寮、埔上寮、娘乌陂、郑美村、渔庄湖，也都是潮邑顽抗的乡寨。▯水都在大坝以南，最为顽抗的叫果陇。当地庄姓百姓和贵山都北山的许姓人，都在大坝集市中成百上十人结群，横行抢夺，成为普邑的大患。至于垾塘、桥柱、泥沟、赤水、浮江寮、塘塔埔等顽抗乡村，数也数不尽。它们距离潮阳县城一百四五十里，距离普宁只有十五里，即使到寒婆径这一最边远的地方，也不过五十里；因此▯水一都全部割归普邑，毫无疑问是合适的。普邑吏治和民生所遭受的最大祸害有四处，▯水都的果陇占一处，贵山都的北山、麒麟埔、洞仙径占三处，都是盗贼聚集窝藏、纠合抢夺的巢穴。夜深人静时，他们慢慢出来偷牛、撬箱，未到三更就已经满足所求而返回；追赶他们，他们就越过边界远逃；捕捉他们，法律又不能越过疆界。如今把洋乌、▯水两都割给普宁，只能除掉果陇这一处病患，而贵山的三条道路丝毫没有变动；这样普邑四害仍然留下三害。洋乌都在▯水以东，它的尾部靠近南军埔、石港、石桥头、山门城、大长陇、汤坑、盐岭一带，距离潮阳县治八九十里，一向以顽抗著称，距离普宁不过五六十里；割归普邑是可以的。从林八渡以下是洋乌头，华里、湄洲等处是洋乌中部，都距离潮阳较近，并非 普宁所能管辖的范围。查普宁县城到洋乌头、洋乌中，按路程计算有七八十里，必须越过潮阳的贵山、举练两都，然后才能跨过林八渡的界限，越过邻县来治理远方，当然知道其中的困难。可是洋乌头、洋乌中的百姓、钱粮和诉讼，到潮阳有的只有四十里，有的五六十里，要他们舍近求远，听凭普宁从远处控制，哪里做得到？况且洋乌的钱粮最多，田地肥沃，人民富裕，都集中在这里。潮阳县的官绅不忍心把它割让给别人，县内世家大族的肥沃产业和祭田也在这里，更害怕普宁县相距遥远，将来佃户抗租而无法制服；到那时众说纷纭，至死也必然争夺，这正是明万历年间已经发生过的明证。普宁建县始于嘉靖四十三年，分割潮阳的洋乌、▯水、黄坑三都，设置普宁县。万历十年，潮阳又把洋乌、▯水归还，只剩黄坑一都。虽然说是逐亩丈量，但一都的赋额已经有余，这也是潮阳官绅士庶心中不甘的缘故，所以凭借强力把它夺回来了。洋乌全部割让，是潮人的心腹之痛。若是洋乌尾以西的地方百姓刁悍、土地贫瘠，那也不是值得留恋的地方。对普宁人来说，是因为土地狭小局促，想要重新索取洋、▯两都；他们依据明朝旧案来争夺，把得到土地看作荣耀。对潮阳人来说，是因为疆域完整可以壮大观瞻，不忍心让洋、▯两都离去，把失去土地看作耻辱。这些都只是各自的一片私心，并不是为了国家和百姓、合乎大公至正的道理。明朝旧案，在今天又有什么轻重可言？何况同一个郡中，彼此的长短无非如同臂膀和手指，何必拘泥于这边那边疆界的大小？只是安抚地方，必须从吏治和民生着眼，那么潮阳、普宁分割都地、分别治理的安排，确实不可改变；贵山半都应当割给普宁，洋乌大半应当仍归原属，这一点尤其确实不可改变。请把贵山都沿山的乡寨划出，以北至赤肚岭为界；从新埔地、深洋、仙陂、子砂、塞埔、南洋、蓝门、贵屿、北屿、青洋山以西，都归普宁。这样，北山、麒麟、埔洞、仙径三途中给普宁造成祸害的地方，都将受到约束；而樟冈、狗眠等乡中那些与潮阳抗拒的地方，距离普宁县不过四十里，可以早晨控制、傍晚到达，也就没有施展伎俩的余地了。从贵屿向南，经过石港，就是洋乌尾地方。请把洋乌尾一带的乡寨划出，以南至汤坑、盐岭为界；从笔架山以下，以及大长陇、石桥头、黄牛寮、东浮山附近的▯水三十多个寨，也归普宁。洋乌头、洋乌中八十多个寨，仍归潮阳。这样远近安排适宜，潮阳、普宁两县都不会难以安抚治理。总计所划定的地方，北起贵山都的赤肚岭，南到洋乌都的汤坑、盐岭，中间以贵屿为界；在西面的都给普宁，在东面的都归潮阳，那么▯水一都处在普宁境内，已经不用再说了。潮阳共有十三都，如今割去▯水一都、贵山半都、洋乌都的三分之一，还剩下十一都，仍然是巍然大县，并不显得弱小；普宁只有黄坑一都，只有寥寥四百个乡寨，如今得到▯水全都的一百三十多个乡寨、贵山半都的八十六个乡寨、洋乌尾的三十二个乡寨，虽然说一县拥有三都并不显得太大，却也已经跻身中等县的行列；险要之地和藏污纳垢之处都纳入版图，教化善良风俗，易如反掌。这样，潮阳没有长鞭难及马腹的忧虑，普宁也没有卧榻之旁容他人鼾睡的祸患；一举而两方面都得到好处，都是宪台高厚恩德的赐予。我没有才干而且浅陋卑劣，本不应替局外人越俎代庖谋划；只是两县的地方和民情，向来是我挂念的事情，看到这样的盛举，不知不觉欢喜踊跃，只怕它稍有迟缓而不能成功。又想到普宁知县年轻，未曾亲身经历地方事务，只按图索骥，舍弃眼前的贵山，留下身边的三个祸患；越过相隔遥远的洋乌，给将来造成阻碍教化的局面，潮阳人借此借口，争端终究会再起。即使洋乌不再被夺回，也会成为两县无穷的拖累。

译何况贵山迫近，心腹已经受伤，每天夜里都危险不安，不能安睡；既然如此，又何必作这番变更呢？伏望宪台留意详察，把其中的情形利害上报各院司，请各位宪臣赶快设法调解、改定区划，使两县都得到安定的福庆。这样，宪台的丰功大德，直可与铁山争高、同练水长流，千百世也不会止息。我不顾冒昧陈说，心中实在惶恐不安；如果能够采纳，地方就万幸了。给鄂制府的信 我没有才干而又疏陋笨拙，不合时宜；身处流离颠沛、名节受挫的时期，本来就应当不被列入士人之数了。大人开府南方，地位尊贵、权势重大，彼此相隔悬殊，哪里只是云泥之别？何况我还未曾拜识荆州，就要返回故乡，您却在尘埃之中访求我这个人，并以国士相待，立即放下陈蕃之榻，殷勤推重，即使对骨肉至亲，又有谁能超过您？因此我心中一直感念不忘，什么时候才能忘记呢？五岭遮蔽天空，风俗风气大不相同；大人的节钺来到这里，瘴气弥漫的地方才开始发生变化。近来风气清明、阳光朗照，大法严明，小民廉谨，盗贼止息，百姓安宁；大家都知道大人忠公为国，无私无欲，又以勤劳来推行，所以贤能之士竞相奋发，魑魅鬼怪也暗中消退。如今大人新近承受 朝廷简拔的命令，总督百粤，将士、官吏、百姓以及五省的盐户，没有不满面喜色，庆幸能够均沾大恩的。即使像鼎元这样的被罢官人员，也愿意暂缓启程，抬头等待观看德化成功。如今承蒙制府郝公不因我这个废员为不肖，顾盼召见，命我一同前往福建。福建是我的桑梓和父母之邦，又正赶上我这个废员归乡的机会，能够附随在您的车后，实在荣耀至极。更何况大人谆谆慰谕，说郝公亲自恳请过三次，写信来过两次，托抚军、藩臬来劝说过多次，已经有不能再推辞的情势。我私下思量，患难中余生，修养了什么德行，竟能得到这些？回想三年以来，囹圄、道路、客舍中凄清孤苦，想求见大宪一面都不可能；如今哪里忍心面对机会而错过？自从被排斥在车驾之外，何况还在任职的时候，寒酸浅薄，触犯上司，灾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郝公审讯我的时候，也已经彻底察知其中的冤屈，发札与抚军商议，想替我昭雪。仇人一定会设法牵制，使事情不能最终办成，这是路人都知道的。此乃我这个废员应有的厄运，但郝公依恋不舍的情意，难道可以忘记吗？只是我数年落魄，其中的困苦不能对人说，家中的拖累又牵挂在心，也不是笔墨能够说尽的。即使郝公慷慨赠送，不吝惜千金的雅意，我自己又怎么承受得起呢？无缘无故得到千金，恐怕触犯暴富不祥的戒忌。即使鬼神不忌讳，从道义上说也没有可取之处。只是为了利益而行动，对郝公来说有什么意义？这岂不是利欲熏心之人所为吗？而我这个废员刚刚脱离泥淖，承受着大人知遇我的恩德，还没有丝毫报答，忽然又贪图许多钱财，做出反复顾望、另投他处的举动，恐怕大人也难免被讥为不识人。这件事从道义上判断，确实万万不可；反过来问自己的内心，也万万不能安宁。昨天见到郝公曾经推荐原任漳浦知县汪先生，名绅文，任浦令十七年，办事练达，而且向来长于经世济民。他曾随大军调往安辑台湾，受命署理诸罗县令，将近一年，对北路百姓和番民的情形尤其熟悉。此时他还客居同安，可以聘请召来，立即到幕府辅佐，完全绰绰有余。我这个废员前往，实在没有必要。书生的性情习气仍在，对世路全然不熟，戆直笨拙而又倔强，动不动就触犯忌讳，恐怕不能与左右及纲纪相合。何况内心有亏欠的人容易多疑，有瑕疵的人容易破裂；受惊的鸟不应再处在樊笼中，污垢和罪责刚刚除去，也难以承受恶名。万一最后发生嫌隙、结局凶险，反而辜负郝公今日知遇我的深厚情意，哪里比得上从开始就谨慎行事，使彼此都能保全更好呢？贫穷是命运所定，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郝公有这样的盛情，就如同我已经接受了千金的恩惠；如果上天赐给我机会，今后还有经营四方事业的日子，我自然应当竭力报答大德，不敢辜负郝公，也不敢辜负大人。不顾冒昧，披沥陈述肺腑，伏望体谅我的苦衷，婉转代为辞谢，不要使这个回籍的废员得罪本省大宪，成为日后门庭的祸患；这样我感受并蒙受的大恩，就不是浅薄微小的了。

译答谢郝制府并论述台湾事务的信 台湾是海外险要的疆域，幅员辽阔；高山大谷盘踞其中，平原广野铺展在外，四面都是大海，具有万里金汤般的坚固形势。汉民与番民杂居，奸邪盗贼很多，喜欢动乱、乐于制造祸患，习惯久而成性；即使时逢太平，也难以保证百年无事。如今北路土番猖狂而违犯法令，公然抗拒官军，伤害官兵，当局不能扑灭，反而商议招抚，损害威严、显示软弱，实在不是良策。大人亲自承受 朝廷简拔的命令，总督福建疆域，旌节所到之处，邪恶的气焰自然平息；如今又蒙您不弃我疏陋，顾念我这个废员，不仅加倍于三次邀请的殷切，还想让我作为后车随行。我不能奉命，实在非常惶恐。大人不把这看作罪过，反而让我贡献管见，命我条列这次出行的事务和海外番民的情状。虽然这只是纸上谈兵，未必合乎您的明鉴和取舍；但一日蒙受知遇，情意重如山岳，如果始终默然不发一言，心中也觉得不安。姑且根据过去我所走过的道路，揣度形势，作为草野之人的一点帮助。是否合乎时宜，略有补益，并不是我这个废员敢于预知的。台湾的关键全在厦门。不仅那里扼守咽喉，而且消息容易相通，一切呼应都很便利。应当兼程赶赴厦门驻扎并弹压，先派快差星夜赶到福建，知会将军、抚提，并发檄给中军副将，携带印信，率领办事书吏，迅速赶到厦门听候。一面上奏朝廷，等土番平定以后，再前往省城驻扎；这样既可以安定海外百姓的人心，也可以使军前将领震慑而尽力效命，或许才符合大臣安抚疆土的体制，不辜负 圣主倚重信任的心意。土番顽劣愚昧，虽然危害有限，但所担心的是客民附和、教唆，或者乘机抢夺，官军难以同时顾及，便恐怕祸患滋长蔓延。如今幸好百姓安静，但也不能因为安静就忽视它。应当大张旗鼓发布文告，慰问晓谕台湾百姓，使善良百姓各自安于本业；军队经过地方，不许妄自行动，不使民间一草一木受到骚扰惊恐；并命有司暗中严密防范，稍有萌芽，立即铲除。如果有一两个无知之人同番人合谋、往来接济，允许其亲属首告，免除株连，并酌情给予奖赏，那么百姓就不敢产生邪念，番人的祸患也可以剿灭。土番穿行树林、飞越竹丛，这是他们的长处。所担心的是他们深藏内山，无踪无影，得以苟延一时的性命。如今作乱的，听说是大甲西、大甲东、牛骂、沙辘、水里、猫雾捒、阿里史、朴仔篱等社，总共叛番不过二千人。查猫雾捒到彰化县只有三十里，水里、牛骂、沙辘有四五十里，大甲西、大甲东两社只隔着一条溪，也同其他各社相连，都处在大道平坦之地。只有岸里山夹在牛骂、沙辘两山之间，其中有阿里史、乌牛栏、埽捒、岸里、朴仔篱五社，号称山深而险峻。如今官兵已经到达阿里史、朴仔篱，而岸里、扫捒、乌牛栏三社还没有作乱，因此台镇吕某派令岸里、后垅的土官前往招抚。可见他们的野心尚未统一，势力也还涣散，可以严厉命令将领奋勇扑灭，限期一个月，务必彻底荡平。倘若日久滋长蔓延，逐渐猖獗而难以控制，那么军法就不能不严肃执行。山中草木茂盛、竹丛稠密，土番能够借此遮蔽身体。军队所到之处放火焚烧，是最合宜的办法。但如今草木正在发芽茂长，放火就有困难。其实夏日酷热，午后起风，可以用干柴草引火。大风鼓吹助燃，即使草木潮湿也能烧起来，不可忽视。山林竹丛道路交错，险阻难行，应当让靠近各社的番人担任向导，并重设赏格，以番人攻击番人。查康熙三十八年，吞霄土官卓个、卓雾等作乱，北路参将常太多送给糖、烟、银、布等物引诱岸里番人，使他们攻击吞霄，于是平定了。个雾就是今天的岸里社番人，并不是参与作乱的人。各番社中只有岸里最强，埽捒、乌牛栏也在其中。重赏之下，还有什么不能得到？况且所需不过红绿色布、糖烟、食盐、木屐之类，并不是很大的费用。即使左右稍远的番人，也没有不能用计谋驱使的，只在于台帅善于驾驭他们罢了。番人的箭镞像利刃，锋刃长五六寸，有的还蘸有毒药，百发百中，应当用木盾抵御。盾牌的高度与人相齐，用两块木板拼合起来，像屋脊一样；里面系结绳扣，可以携带、佩戴，中间藏有一根棍柱，用带钩相连的活动铁件钉住，使它能够支撑并直立。左右适当开凿铳眼，以便施放枪炮。两面盾牌并行，见到敌人就合拢。一人执盾，只拿短刀；两名炮手带着钩镰枪跟随前进。若遇到番人很多，就把各面盾牌全部合拢，形成木马营垒的形势，左右用藤牌辅翼，枪炮连环发射，气势不可抵挡。番人的箭全都射在盾牌上，那么他们的技艺就已经用尽了，可以一举消灭。山深而番人野蛮，完全依靠炮火连续震击；弓箭的威力不是他们所害怕的。应当多使用炮手，并在厦门制备火药和铅弹，派官员运到军前，越多越好。有余下的就储存在台湾仓库，作为镇营日后的需要，不可规定某时已经发放一千斤、某时发放几百斤。吝惜小费而耽误大事，即使操持家务也不可以，何况是海外军机呢？这是当时人的通病，应当切实戒除。大军剿灭叛逆，叛番不能耕种，断绝粮食很容易，必须防止有人接济。盐和铁两样东西尤其是山中所缺少的；番人不能吃淡食，又不能不用箭镞，这两样是急需之物，比粮食更重要。从前都是汉民和外社的狡猾番人私藏盐铁，暗中以高价出售。如今既然作乱，这类接济就应当立即杜绝，留心访查，严厉禁止并痛加惩罚。没有接济的人，他们就不能长久坚持；这也是一切事务中必须办理的一项。旌节到了厦门，应当派官员前往台湾宣示威信，使各项教令号令焕然一新，并携带令箭督促进军剿灭，派熟悉风土、有胆略的人担任；任务完成后就留在军前听用。比如诏安营守备林君卿、水师提标中营千总杨瑞，都是从前征讨台湾时出过力的人；林君卿曾经防守半线，就是今天彰化县的地方，对叛番情形尤其熟悉。这两名将领都颇有忠心，办事干练，可以任用。若命他们赴台随军，应当会有帮助；并且军前一切行动和机宜，都允许他们随时秘密上报，也可以防止信息壅塞、上情下达不通。

译某官一向以勇敢著称，临阵时肯于向前。辛丑年征讨台湾，他出力很多。如今屡次损害威望，似乎见到小敌就害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大概是官员在仕途有所成就后便懈怠，加上顾念自身和家产太重的缘故。这位官员的才能技艺可以使用，只是对士卒缺少恩惠、对上级傲慢这两点，是他一生的毛病。人才难得，不可立即加以弹劾参劾，但应当留心驾驭他。到厦门后就写一封手札，极力称赞他过去的功劳，同时以眼下的责任相督促，用危急的话使他惊惧振作，令他受到激励而奋发。有优点一定奖赏，有过错一定规劝。推心置腹，表示要栽培他，使他常有如芒刺在背的警惕；同时又感受到宽大成全之恩，那么限期奏功就不难了。山谷地形最适合使用土兵，招募壮丁随军杀贼，也是很好的防御办法。听说台镇招募到三百人，每人每天给米一升、小钱二十文，没过几天就散去了二百多人，这实在是必然的结果。一个月只有六百小钱，一年不过四两，还不到伙兵一半的军饷，怎么能让人拼死效力？况且从前壮丁征讨台湾，台湾平定之后，制府全部发檄裁撤，想求得一名粮都不可能，大家怨恨不已。幸亏台镇压下檄文不执行，极力详细请示，众人的心才安定。等到获准发给名粮，又分发到八郡，离家有的要几十天，不愿意领取军饷的人很多。从此众人心灰意冷，没有人肯再走以前的老路。如今如果想使用壮丁，应当稍微增加情意，日给的待遇略为宽裕，开诚布公地对待他们，像手足骨肉那样亲切。事情平定以后，按照功劳提拔任用，功劳较低的也安置名粮，不使他们失去依靠，使他们产生依恋之心，那么人人都可以使用。答谢郝制府并论述台湾番人变乱的信 收到潮州家里的报信，完全知道宪台的车驾来到潮州，慰问鼎元的家人，赐给满仓的米，精美的菜肴和美酒罗列满庭；又亲笔写信，殷勤慰劳称许，超过寻常。捧读之下，实在惶恐万分。想到自己这个困穷的废员，饥寒本来就是分内之事，士民供给我两年，已经觉得惭愧；后来全郡同僚和上官又共同周济，超过一年，正惭愧得无地自容，想要谋划还乡，哪里料到西江的水流会从天外激荡而来，宪台的恩德广大深厚竟到了这个地步！我朝夕思量，不知将来拿什么来报答。向东遥望三山，拜谢叩首，不敢说感谢，只用来记载您深厚的情意。近来听说台北土番又有崩山等社，突然来到彰化县治，骚扰作乱。这些人不知宽大的恩德，却想用毫毛去试洪炉的火焰，自取灭亡，不值得怜悯。冬春间沙辘发生变乱时，军威还没有振作，招抚就仓促进行，我私下已经怀疑不是好办法。若是在事变尚未萌发时消除衅隙、避免动用兵戈，当然可以；既然已经劳师两个月仍不能取胜，然后招他们前来，似乎是在显示怯弱，养成他们的骄纵，当然知道不能没有再次作乱的忧患。现在的办法，应当大大震扬军威，连根扑灭，使其他社的番人都知道。国法万万不可违犯，然后才能一劳永逸。台镇请求三千兵的意思，想来也正是如此。似乎应当稍许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使他奋发努力、建立功劳；多供应炮火以满足使用，更制作木盾来抵御毒箭，焚烧山林沼泽，直捣幽深之处，彻底肃清也很容易。不过，从内地飞檄调兵三千，似乎太过张扬，或者会滋生宵小的疑虑；不如在台湾招募土兵，仿照戚继光分号编伍、一日成军的办法，召集容易而成功迅速。因为山谷崎岖，官兵不如民兵熟悉便利；选择精壮之人，雷厉风行地行动，远隔海上千里，不如就地取材迅速。有人或许担心事平之后兵员容易集合却难以遣散；但是北路地方绵延千里，兵力本来就弱，平安无事时尚且应该议论增加防守，何况如今叛番出来骚扰，已经有明显征兆，亡羊补牢，难道能稍有迟缓吗？彰化县上下四五百里，只交给守备一营四五百名士兵，这无疑应当改设游击，增加五百名士兵。去年看邸报，曾有淡水同知移驻竹堑的建议，不知张▯昌失事为什么竟然发生在沙辘？一定是因为竹堑尚未开垦，没有村落民居的缘故。竹堑处在彰化与淡水之间，距离彰化县治二百四十里，一路空虚，上下两边的兵力都不足；应当把同知移驻这里，扼守彰化、淡水的要地，联络数百里内的声援，然后台湾北部上下的血脉才能相通，似乎应当请 防特意设置参将一营，兵员一千人，一同驻扎在那里。棋布般设置村落，招募百姓开垦。计算竹堑埔到凤山崎，宽阔平坦有一百多里，可以开辟一千顷良田。从前因为没有百姓而弃置，致使野番出没，成为行人的祸患。如果安置官兵，百姓不必招募就会自行聚集，土地不必劝导就会自行开垦。每年可以多产谷物十余万，作为内地百姓的粮食来源，而野番也不能造成危害。这两处增设的兵力，都应当另外招募，这样内地的防汛才不至于空虚。应当一面 上奏朝廷，一面招募使用，先得到新兵一千五百名，协同剿灭番人叛逆，彻底肃清就更容易了。古人防御敌人，也使用全部力量，不肯因为事情小就忽视它。兵部批复准许施行之后，就分设为两营防守，依照台湾各营的规定，服役期满后由内地拨换；或者把竹堑一营改为屯田，使他们建立家庭、成为土著，与各营轮换的士兵形成主客相互维系的形势，这尤其是最严密的防范。如今西部边疆正在用兵，朝廷日夜忧劳；东方海外的防务虽像疥癣小患，也应以大举迅速消灭为要，不可因为想省事，反而导致祸患蔓延。大人的妙算神威，一定有出人意料之处，不是我这个废员所能窥测的。但我感念钦佩您的盛情，不觉忘记自己的固陋，想冒昧发表一点愚见，只望大人谅解我的心意，宽恕我的罪过，那就是万幸了。

译答蔡宗伯的信 去年，吴川的蔡游戎、潮阳的赵明经先后带来您的亲笔信，殷勤地慰问安抚我。只是旅途劳顿、事务纷扰，久久没有写信答复。还不知道阁下近来的起居如何？数百年来正学的传承，十多年为人师傅的职位，道理明白、德行树立，自然足以流传千古；其他事情都像浮云一样，不值得说。我是迂拙的书生，不懂得做官的道理，轻率地革除陋规，一切公务中的捐输，都向亲朋借贷，以至于上官留下的亏空，不能代为补足。又妄自以为忠于国家，却没有想到投鼠忌器，祸患会牵连身家，也是理所当然。如果不是潮阳百姓情意深重，供给我米、肉、柴、蔬两年，我早已免不了成为沟中的饿殍。何况又凭空飞来赃款罪名，压迫得我沉入深渊；如果不是士民同声乐意捐输，投递状纸给上官，同僚们倾囊相助、积少成多，也难以抵挡这座大山。承蒙上天的幸运，才得以了结此事，这实在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然而我自认为不能见微知著、预先避开祸害，以致连累别人怜悯我，于是每天关起柴门，不愿与时俗往来应酬。冬天闲游到省城，远近听到消息都来与我相识；二千里之外连姓名都未曾听闻的人，也有相思迫切，远道送来殷勤的情意，分出俸禄馈赠给我，却一定先让正人把来意说明，诚恳声明这些钱的来源出自 国家所发的养廉银，不是从暗中收受的钱财得来，也不是沿袭陋规、敲诈打罚而取得的。也就是说，必须是伯夷所吃的粮食，才可以入口。陈仲对我的待遇，确实十分优厚。今年春天，因部檄已经下达，我又到了羊城，请求发咨文让我回籍。刚登上江岸，就已经有好朋友预先设下馆舍和饭食；门前车马络绎，大不冷落。我想到这不是罪废之人所应当享有的待遇，恐怕招来时俗的忌恨，便想前往香山避开。纷纷扰扰了五六天，不能出门。已经被中丞知道，他殷勤周到地召我到幕府。于是想到虚名是招祸的根源；从前做官领取俸禄，廉洁能干本来就是分内之事，名誉太盛，反而遭受灾祸。何况如今是在虎口中留下的残生，经历流离颠沛之后，所到之处就引起轰动，达官贵人奔走相迎，士民却无缘无故地接受别人的财物。如果把我自己看作应当投入沟壑的人，又加上一个不肯轻易接受财物的美名；如果把我拒绝收受看作褒奖，讥笑、羞惭、恐惧，将来的祸患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趁着幕府深沉幽静，可以让别人见不到我，隐藏踪迹和姓名。日后秘密地设法归乡，也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方法。因此我深深领受中丞公的诚意，不再推辞。二月十五日以后，我来到这里，早晚读书不断；大儿子云锦也叫来一同居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里、正人〕 新旧文集都交付刻印，知己之情，什么时候能够忘记呢？暮春月底，制府郝公奉命调任总督福建，过分听取众人的意见，想让我作为后车随行，我拜谢而坚决辞谢。郝公真诚恳切，以千金聘请我，请了八次，极力说明前年审案是因为初到任、不了解情况，被藩司、臬司二司误导；他曾经查明这是诬陷，发札给抚军商议昭雪。抚军受到别人的牵制，又发来札文说明目前情形。我实在惶恐，感动钦佩这份深情，但福建省是我的父母之邦，嫌疑所在，不能不辞谢。近来静坐清斋，催促刻工，计划六月完成编纂，七月扶杖回乡，准备到深山中做老农，继续从事研究《宋史》的事业。出仕或退隐听凭当权者，是非留待百世评判；我虽不敢矫饰言辞、追求高蹈，也不会背弃一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二月〕 为国为民的本心，难道还能仰头鸣叫，乞求遭受嗟来之食吗？总之应当以乐天安命为原则，不存有超出本分的愿望罢了。身处山林草野，随处都可以报答君恩。率领一乡之人尊奉君主、亲长，上面奉行公事、遵守法令，那么报答就在一乡；使百十世以后的人都知道孝、悌、忠、信，暗中消除犯上作乱的萌芽，那么报答就在百十世之后。这样一来，到哪里又有什么不可呢？《棉阳学凖公案》《偶纪》二书，遵照您的命令寄去请您指教。《鹿洲初集》尚未完成，也附上八卷供您阅览。没有拿去请其他贤人指正，并不是怠慢，因为那近似自我炫耀，又恐怕留下乞怜之类的话柄，所以不敢这样做。灾难以后写的著述，都是为了藏在石室深处的打算，并没有心思同前辈达官巨公相互质证。浓圈密点的地方一概没有删去，希望阁下替我收藏，以掩饰我的拙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七月〕 答顾太史的信

译赵子从京师来时，我已经出门好几天了。年末回到潮州，才收到您的书信，同时读到您的佳作；我惭愧自己没有才干，像尺蠖一样屈居天涯。您身居朝廷要职，彼此相隔何止云泥？相距七千里，您还殷勤垂注，这风气多么古朴啊！又听说您忠于国家、热爱百姓，具有热烈的情怀，这是近来少见的，我深为 国家以手加额庆幸。大丈夫逢遇时世、遇到明主，如果不竭尽忠贞来谋求报答，难道是有良知的人所应做的吗？世俗却把这种行为看作迂阔，反而说是僭越妄为；这正是我今天不能对您无动于衷的原因。宫中的君主求贤若渴，本来就是想让臣下担当天下的道义；如果不是只求保全自身和妻子儿女的臣子，哪里有乘坐别人的车、享用别人的俸禄，却还把国家的安危看得如同秦越两地、彼此漠不相关的道理？我没有才干而且寒微，幸而承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千里〕 圣明之主特别从民间起用我，知遇之恩深厚，即使木石也想图谋报答，难道我能够漠然置之吗？一心图谋报答。国家的祸患牵连到自身，家中只能以蔬食、清水、蘖木和冰一样清苦自持，几乎要同九江戴子一起成为遗臭千秋的贪官，想到这里痛心疾首，这种遗憾哪里有尽头！即使五岭以南，儿童和老人也都知道这件事，能够谅解我；可是京师相隔万里，所能传到的只有奏章，众口铄金，谁会相信其中还有冤屈？因此每当有所触动，不知不觉絮叨不止。后来又静心思考，才知道自己报国之心过于急切，不懂得侍奉上司的方法，也有许多不对之处，是自己招来了灾祸；经过磨炼挫折之后，才知道涉身世路有许多艰难，也知道愚直刚戆不能行事。执事若不嫌我烦扰，请端坐听我说。我任官之日，核查潮阳县的陋规，其中渔船换照一项每年一千八九百两，保正、乡约发照一项每年一千六七百两，我一概革除。当时口碑传遍道路，旌旗碑碣都高高标榜，我自以为做对了。却不知道祸根已经由此种下：一方面地方公事不能没有钱来办理，另一方面县令清廉如冰，谁愿意承受贪婪的名声，这是第一件大错。惠潮道观察楼公购买并运输西谷一万四千多石，储存在潮阳；运官和船户沿途盗卖，又买来劣谷掺和进去，应当赔补三千多石。这本来也是属下向上司交际、进献微薄心意的常规，我却错误地逞强聪明，揭发出侵盗赃证，把盗卖的船户关进监狱，请求追究，没想到投鼠忌器，不能因打老鼠而损坏器物，这是第二件大错。楼公待我有礼，已经召来运官范仕化，当面严厉责备，又和颜劝解，监视追究各人，只令他们开具空头仓收、流交文书；后来新令下达，即使新令不接受，自有楼公加以压制，我却无端援引此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一千八九百两、一千六七百两〕 上谕一声声地说 朝廷的仓谷，不敢用有名无实的办法，自己去犯欺骗诳妄之罪。县令知道有朝廷的观察使，难道唯独不知道吗？这是第三件大错。县令有法令，上司有权力，通报详文，监督追究到底，又能济什么事？等到碾发五营的饷米时，不能减免短少，于是军粮由我代为赔偿一千二百石，解下官印交代。署理县令不肯接收，于是潮阳、海门、达濠三营的兵丁怜悯我受累，愿意从每月军饷中按三七比例搭支，一年补足；但其中还有水泡烂谷，碾米后成为灰末。署令陈君同我分赔八百石，陈君又把责任交给新令闵君，闵、陈二君又分赔四百石。这样一来，如果我前面不赔到这里，最终也要赔一千六百石，平白无故受到牵累。闵、陈二君分赔八百石，又使三营兵丁搭支虚数八百石，哪里比得上慷慨地由我独自赔偿更好？既可以结好上司，又可以免除穷苦士兵吃不饱的拖累。这是第四件大错。受到参劾以后，本应当悔罪投降，托人从中调解；我却愤愤不服，派家人进京申诉。不仅没有好处，反而触怒了抚军、藩司，他们一定想把我置于死地。而楼公既已升任臬司，事情的权力掌握在他手中，又依靠许多帮助，可以把没有的事说成有，彻底推翻府、县审案会审的结果。堂上厉声切责我进京申诉的不对，还有人明白直接地告诉我，要求我认罪认赃，说：“你自己不承认，我们只管写上去。你到了制台那里翻供，如果驳回下来，就用三木把你打死。”等到督审查明全是诬陷，郝公因此没有驳回重审，写信给抚军商议昭雪。各位官员把持不放，这是我一次举动触犯众怒；虽然制府看出了冤屈，也不能救我。这是第五件大错。在任官时想专门博取清名的人，上司必定会给他加上恶名。我一到任就革除陋规，反而成为离任时的罪案。假如当初不革除陋规，罪案本来就无从产生。但自从革除以后，各项事务都受到牵制，战船、炮台、营房、西谷脚费，以及上司新春执事时铺设、修理衙署等各种捐输，都不得不借支平耗来应付。等到交代将要完成，已经形成亏空，不得不向亲朋借贷，勉强偿还各项款项，积欠一千五百多金，将来拿什么清偿？而且离任以后，家中锅釜空悬，嗷嗷待哺，接受士民供给两年；又加上楼公所加的飞赃一千六百多金，如果不是潮阳、普宁士民倡议捐输，上官同僚倾囊相助、积少成多，那么即使削骨为柴也不能偿还百分之一，我早已经被发往荒远之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二百石、一年、八百石、四百石、一千六百石〕 只为博取一天的清名，却连累百姓、连累官员，还连累亲友，这是第六件大错。上述各种牵累，都属于平常人不曾过问的事情。此前的祸害，只要渔船一律换照，就必然要令渔民增加税课来补足；这样潮阳县每年增加一千五百多两。又牵累邻县惠来，每年增加五百多两；海丰、归善合计增加四五千两。归善原本就有换照一事，是奉藩司批文办理公用；想要加罪于人，也不得不重重牵累渔民。我在潮阳一张照也没有更换，已经承受府、县审讯，召集数百船户验照取供，完全没有发现有一张是在我任内换发的。这种案情，怎么能牵累船户？况且海丰、惠来难道有换照吗？为什么不对没有换照追究参劾？为什么也要令他们增加税课？全省渔船都不增加税课，为什么唯独增加这两个县？这算公正吗？算忠诚吗？二者究竟属于哪一种呢？这是我革除陋规的一项过失，却使上司的盛德受到很大牵累，是第七件大错。从前有人说，活到五十岁才知道四十九岁时的错误；我如今也类似这样。别人说楼公害了我，我却独自认为楼公成全了我。为什么呢？楼公对我有救活性命的恩德，也有教诲帮助的益处，给我的帮助太多了。潮阳在饥荒之后，五营军士缺粮半年，民间拖欠赋税在粤东各地居首，盗贼遍布原野，水陆道路阻塞，每天收到百姓诉状一千七八百件。天刚亮就处理政事，到了漏下的时候还没有空闲；早饭一吃，便整天不能再吃东西；拿笔连续办公到深夜，等鸡叫六遍以后才就寝，结果整夜不能入睡。像这样连续十四个月，没有一天一时中断；心血消耗枯竭，如果再过半年还不离任，就会劳累而死。因此遭逢这场患难，反而得以保全性命，这是楼公的恩赐。当时我想安定地方，治理盗贼过于严厉或许有之；即使要把我说成酷暴之人，我也不敢推辞。若说我这个一尘不染的愚拙清官想要污蔑成贪赃之人，已经没有人相信。可是楼公竟然把最不可信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所参劾的六款中：一项是渔船换照，我一张照也没有换，刚到任就革除的陋规，却在一年两个月之后被参劾；不知道是谁相信这种诬陷？另一项是勒索盐规，潮州商人每年按惯例缴纳二百八十两。我原本没有意图革除，只因每年八月为期限，预先收取下一年的规例；我在十月到任，前任魏君已经收取了六年秋冬的规例，公文发布新例时还来不及催收，并不是我故意矫情而不接受。当时县令尚未领取养廉银，这项钱本来应当留下来办理公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五千两〕

译潮阳正处在饥荒歉收之后，五营的军士缺粮已有半年，民间拖欠赋税的情况在粤东最为严重，盗贼遍布田野，水陆道路都被阻断，每天收到百姓的诉状一千七八百份。我天一亮就处理政务，直到漏壶水尽也没有闲暇；早晨吃了饭，便整天不再进食；拿着笔连续办公到深夜，直到鸡叫六遍以后才上床睡觉，结果整夜都不能入睡。像这样持续了十四个月，没有一天一时中断；心血耗尽枯竭，假如再过半年还不离任，就会因劳累而死了。正因为遭逢这场患难，我才得以保全性命，这是楼公的恩赐。当时为了安定地方，治理盗贼过于严厉的情况确实有；即使要对他们施加酷刑，我也不敢推辞。若说我是一个清白得不沾一尘、却又愚昧自守的人，想用赃款来玷污我，那已经是众人都不会相信的事了。然而楼公竟然专门拿最不可能令人相信的事情来加罪于我。他所参劾的共有六款：其中一款是关于渔船更换牌照，说我把渔船牌照不予更换、任职一开始就革除这项陋规；但这项指控是在一年两个月以后才提出的，不知道究竟是谁编造了这番诬陷？另一款是关于勒索盐规，潮州商人每年按惯例缴纳二百八十两。我原本没有打算裁撤这一规费，只因每年以八月为期限，预先收取下一年的规费；我在十月到任时，这笔钱已经被前任县令魏君收去了六年秋冬的部分，公署颁布新的规例后还来不及催收，并不是故意推辞不收。当时县令还没有领取养廉银，这项钱本应留下来办理公务。到雍正七年，院司增收民间火耗，每两加收一钱七分，各县才有养廉银。上级长官爱惜盐商，每年为他们节省二百八十两银子，为什么却不吝惜本县百姓每年在火耗之外增加的二千两耗银？我私下实在不明白，即使这是替前任官员承受过失，也可以不推辞。然而张冠李戴，不知道是谁诬陷了我？第一项罪名是勒索银匠二百八十两：各县把粮银解送到司，每银一千两，藩司库官二两，库吏二两，贴平二两，门役、执事、水火夫、轿夫二两。潮阳的银两由银匠自行办理，县官并不知道；这项是否属于贪赃，应当询问藩司官吏及经手馈送的人，却也借此作为县令的罪案，不知是谁诬陷了我？第三项是三款命案中的诈赃，审查后全都属于诬陷，又额外捏造刘公喜三十金，逼他招认。刘公喜是因为贫穷没有饭吃，妻子嫁得三两银子、女儿卖得二百文钱的案件，哪里是有三十金可以无故行贿的人？不知是谁诬陷了我？这些诬陷都显而易见，不必用一句话辩白；可是楼公审理那天，先把各项证人集中到内堂教他们供词，到了公堂审问时，证人都已经忘了。严刑反复夹打，也不能把没有的事造出来；画押定案的第二天，又秘密把证人许锡万带到内室，以刑罚威逼、酒食诱迫两天，劝他喝到大醉，防头报告效劳，楼公安心编造案情，同事们都大为高兴，称赞他能干。等到制府堂上问起赃银数目，谁来作证？先前那个贪酒的防头也说没有这回事。郝公再三叹息惋惜，但因为同僚之间要相互协作恭敬，不便为了一个县令而使抚、藩、臬三位大员受损，也没有办法。因此全潮州的士民以及全省的守令，都不认为我是不肖之人；他们听到风声后渴望相识，分出俸禄馈赠时，必定说明银子的来历，唯恐我不接受。这一切都是楼公的一片苦心，他不惜玷污自身来成全我的名声，才能达到这种地步。观察他罗织罪案时，揭阳令陈君防说，楼公笑道：“蓝某做官何尝不好，只是不该待我太无礼，我怕他杀我。”由他这句话推想，我平日的性情举止一定有很令人憎恶嫉恨之处；这就是楼公给我的深刻教训。我年少丧父，学问浅陋，长大后又为饥饿所驱迫，仰望先哲的门墙却不敢前进，最惶恐惭愧的是，一旦出仕做官，学问日益衰退；如果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终老在文书钱粮之中，后来即使悔恨，又哪里来得及？解下官印的那天，痛快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整理旧业，在寒窗土室中读书撰述，到如今已经三年，所著有《棉阳学准》五卷、《公案偶纪》二卷、《鹿洲初集》二十卷。虽然未必值得藏入名山，但或许还能姑且存放在高叟洞中，等待一百几十年后用来覆盖酒瓮；如果此后我的学问稍有长进，那么楼公对我的帮助就太大了。我自己也觉得可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从前我做任何事情都过于拘狭，把做官清廉看作最高准则，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因此得罪亲友，哪里说得尽？我不知道，原思辞去粟米供给，圣人尚且有关于邻里乡党的教诲；范文正公也把不体恤宗族、没有脸面进入家庙作为警戒。既然已经列入仕籍，却不能置办半亩祭田，甚至连住房也要寄托在别人那里，这对祖宗已经无法说了，宗族亲戚没有不怨恨失望的。对于宦游过客，我把他们看得像春冰一样不敢接近；如果对亲朋也都如此，那么一千五百两的债务要向谁借贷？如果官场上人人都这样，几年奔走之后，靠什么得到食物？一千六七百两的赃款，又怎样才能清偿？这类错误实在太多。假如一个官员不能再进入官场，我还这样狭隘到底而不醒悟，就会把天下人都变成吃土饮泉的蚯蚓；家乡遍地都是怨骂，连望着人家的门也没有地方投宿。若不是楼公教诲，哪里能够痊愈？我品德不好，连累上官；上官却横加显示教诫，反而玉成了我。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增益其所不能”，在流离颠沛之中，无处不是君子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地方，我哪里敢稍有怨恨？从今以后进入山中休息，亲自耕作，自得其乐，守住自己的本分而行事，不羡慕外在的东西，内心诚心信服孔子隐居求志、用则行之舍则藏之的学说；有茂盛的树木和清澈的泉水相伴，也可以不感到孤独了。您如今际遇正盛，将要大力施行自己的学问，把担当世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对上不辜负君主，对下不辜负百姓，这就是我在高叟洞中听到后拍掌称快的事。请您努力。

译再次答复蔡宗伯的信 六月十五日，接连收到您的亲笔信，仿佛受到道德熏陶，实在深感幸运。接着听说贤夫人仙逝，携带两个幼小的子女一同离去，我为此悲叹哀悼了很久。中年丧偶，正是古人所悲伤的事，何况夫人贤德，又曾同您一起经历贫贱，前后不过两个月，还牵连两个幼儿，您难以为情也是应该的。时运正处于困厄之中，又能怎么办呢？君子能够通达地看待事情，不追悔过去，哪里知道这不是造物主眷顾您的德行，选择较轻的灾祸来加给您，而后来临的凶祸反倒成为后福的根基呢？凡事退一步想，便会觉得海阔天空，内心没有阻滞。您的见识高明，本来就不需要浅陋的人多嘴。鄙人过去遭遇飞来横祸，身处刀俎之间，群虎一齐咆哮，想杀就杀、想割就割；那时哪里还敢希望保全性命？也不过是修养自身、等待命运，用安静自守的学问来处置它。在监狱和土室中，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把那里看作大地借给我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地方，于是觉得自己无论处于什么地方都能有所收获。假使怨天尤人、悲伤哭泣，那么没有死去的人恐怕就很少了。如今虽然可以说事情已经过去、论断已经确定，公道也确实存在于人心；但事情没有在朝廷上得到伸张，而私下的议论却在民间形成，阴险的目光又没有消失，怎么知道它不会反过来成为潜伏的祸患呢？因此我戒慎恐惧，暂时寄身于制府幕中，隐藏踪迹和姓名，急忙筹划入山的办法。您情意深厚而关切，不忍心让我终老在蓬蒿之中；加上少保鄂公还希望有白驹来访，贤相也有吐哺握发礼贤下士之意，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按理应当听从命令收拾行装，赶快设法报效。国家只是我在半夜思量，自己的形迹有所不便，奉 防备能够归去，就应当安居农田，不应偷偷进入京师，以免违犯禁例。何况人言可畏，还会被加上钻营刺探的名声。万一贤相提拔我，使我与诸公一同升迁，那么“钻营刺探”这两个字，我一生都无法为自己洗清；如果仍然是原来的我，依旧归隐山林，进退两方面都没有凭据，又将被说成钻营而不得志，白白往返奔波，遭受仆仆劳顿的讥笑。这样衡量起来，已经有不可行之处了。少保公忠于 国家，急切地荐举贤才，这是今日景星庆云般的祥瑞。国家隆盛太平的祥瑞，然而不能给人留下“只要有所请求便能得到”的名声。我既然承蒙知己赏识，怎么可以亲自去求取呢？如果因为我而使知己受到瑕疵牵累，那么爱护他人也就有不可取之处了。我是不肖的草野下士，承受 圣主非同寻常的恩典，却还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图报，梦魂中始终惦念，哪里忍心片刻忘记？竟至于被忌妒者指斥为蛀虫。国家无缘无故把我抛落深渊，难道我不想攀上宫门仰望天日吗？只是人的际遇有定数，不是人力可以强求。抬头呼喊，希望有力量的人怜悯我的困穷而把我转入清流，这又似乎不是君子的道路。因此宁愿进入深山，听凭天命，亲自耕作、凭劳动求食，以等待机遇。若任用我，就为 国家奔走效力，不辞劳苦；舍弃我，就读书著述，终老而不被知遇也不后悔。后世评论者会说：“他没有被任用，天下人为之惋惜，这已经很光荣了，凡是可以掩饰自己的地方也都有了。”您把我比作武乡侯，又以穿着粗布衣服而不感到羞耻来赞许我这个不肖之人，我哪里敢妄想和古人相比？只是武乡侯以恬淡来使志向明确，以宁静来达到深远，可以作为百代人的老师。我平日所信奉的，正是这些。到任做官以来，我从未制作一件衣服、一丝东西供自己享用；妻妾只戴竹钗、穿布裙，从未用一分金银制作簪珥和被帐，衣服缝了百次、破了百次，直到如今也没有更换。家中幼小的孩子都衣不蔽体，哪里能得到粗布袍子给他们穿？然而即使衣襟破裂露出手肘，声音铿锵如金石，我实在不知道世人把穿绣衣当作荣耀。虽然每天都像游走在饥饿乡里，回到家中却仍然安乐自得，也没有听到交相责骂。所谓恬淡宁静，家中的男女老幼都能做到，或许可以无愧于先哲。然而“不嫉妒、不贪求”这首诗，子路终身诵读。孔子说：“只做到这个道，哪里足以称善？”由此可知学问没有穷尽，还应当努力弥补没有达到的地方。我将及时努力，不忘记良友的期望。只愿您不要吝惜教诲。《鹿洲初集》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第四卷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 序

译《平定青海雅》序 皇帝圣德广大深厚，神功显赫光明，天子之兵所指，青海便荡平了，臣不胜欢欣鼓舞。从前有苗不服，虞廷出兵征讨；防风氏不臣服，夏后便施行诛戮。《周官》中的大司马用九伐之法整治邦国，凡是凭借强大欺凌弱小、欺负寡少，依仗险固而不服，杀害亲族的，都是征讨而不能宽宥的对象。“征”的意思就是整治；有罪便应当整治，并不因为地方荒远而废弃。天下四方如同一家，哪里容许边远角落的蠢动者侥幸逃脱王法？青海部落偏僻地处西部边疆。圣祖仁皇帝以包容荒远之地的宽宏气度，封查什巴图鲁为王，他的兄弟们也都承受显贵爵位；这样本应全心全意效忠顺服，低头贴耳，在尧天舜日中安逸地享受饮食，不应仍怀有悖逆作乱的萌芽和辜负恩义的念头。三十年来，内心一直藏有不轨之谋。圣祖仁皇帝因为他们的反叛尚未显露，姑且把他们置于自己宽广深厚的包容之中。皇帝继承帝位后，更加优厚宽容他们。然而罗卜藏丹金怙恶不悛，残害骨肉，胁迫邻近羌人作乱，侵扰边疆。如今皇帝命将出师，前往扑灭他们，在深宫中授予方略，在万里之外决定胜负。军队如云集结，众将士奋勇争先。癸卯年初冬，大军多次击败贼军。罗卜藏丹金力量竭尽、无法支撑，依附逆贼的番羌受到雷轰电击般的打击，被胁迫的贝勒、台吉等都归诚投降。青海的叛逆之徒颠沛流离、胆气丧尽，再也不能重新集结了。皇帝说：“铲除奸逆必须彻底；为了平定其根株，再命令军队捣毁他们的巢穴。”甲辰年仲春，于是攻破贼巢，擒获逆贼的母亲以及同谋首领吹拉克诺木齐等，斩杀、俘获数以万计，牛马器械堆积如山。罗卜藏丹金带着一百多人逃窜，我军奋力穷追，又俘获阿比者三千多人，把他们的辎重、人口和牲畜全部收缴。逆贼困窘不堪，穿着妇女的衣服，独自逃入深林，把性命交给山谷。大军在三月初一凯旋。捷报传到，皇帝龙颜大悦，推究这次胜利的根本原因。圣祖仁皇帝深厚的德行和长远的谋略，培养将士，使他们感恩奋勇，以及先帝在天之灵默默保佑，因而能够建立显赫功勋；于是举行禋祀祭告，大加施予特殊恩典。皇帝的文德武功超过古今，善事归于亲人，仁孝达到了极点。任用将领时知人善任，体恤士兵时解衣推食；边塞肃清，烽烟永远平息，远方荒僻的番部无不尊敬亲近。太平的时期永无止境。实在应当传播为雅颂，用来歌咏圣德，正如古人所说：“铺陈上天所赐的宏大福祉，发扬前所未有的伟大功绩。”臣是闽海的愚陋卑微之人，学问浅薄低劣，但曾经随军到台湾，亲自经历军旅事务，深深知道疆场的艰苦；又因为生番四处残害百姓，曾多方设法，用诱饵安抚他们，用武力震慑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丑类难以驯服。事情平定后回山读书著述，幸而以贡生身份进入京师，能够在辟廱恭迎圣驾，在圜桥听讲，叩头献上视学之颂。又跟随百官队伍入朝太和殿，始终完成礼仪，前后承蒙赐给食物和内帑银两。像我这样蓬门书生，遭逢特殊的幸运，即使臣落第南归，也足以向田夫野老夸耀。如今又遇到西师大捷、青海荡平，幸而亲眼见到尧舜般的君主，千载难逢；对于天下大治、功业告成的盛事，岂敢以笔墨浅陋为借口推辞？于是依照古代《江汉》《常武》作《平青海雅》三篇，拜手叩首献上。《临雍颂》序 皇帝广泛施行文德，特别重视造就人才。元年特意举行乡试和会试两场考试，又命学臣考察选拔，在乡里推举通晓经术的人，贡入成均，以广泛激励人才、陶冶造就俊杰。文采如云汉照耀天空，达到极盛。二年春天亲自耕种耤田，大规模举行朝日礼，众多政务都得到办理，各项制度全都修明。于是遵循古代典制，举行临雍释奠之礼，以表示重视学校。《礼记》说：“君王建立国家、统治人民，应把教育放在首位。”又说：“天子视察学校，天刚亮便击鼓召集，祭祀先师先圣。”汉、唐、宋、明以来，各代多有英明君主，尊养老者，进一步讲经论道，光明灿烂，为皇帝的事业增色。还没有哪一位像我朝这样以真诚实意鼓舞培育人才。皇上啊，道德高于古代帝王，勤学超过儒生，没有不读的书，挥笔作文如流水，乐于培育一代英才。每天命九卿大臣各自荐举人才，使潜藏的龙、逃逸的凤从泥沟中兴起而登上青云。又想到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区，太学是四海人才汇聚的地方，将使苏湖、安定之学在今天重新出现；诸生经学明通、品行修洁，文章气节以及经世济民、理学方面的英才纷纷兴起，恩泽传播到无穷无尽，善名扬于中外。这就是举行临雍视学的缘由。【臣鼎元】我二十多年困守乡学，整顿风俗教化的愿望，只成了空泛的著述文章。想到每年耗费廪饩，却没有一丝一毫补益国家，所以曾随军到台湾，参与谋划军务，执笔起草檄文，无非是哀鸿遍野、肢体残裂的文章；记载事情直书其事，也同稗官野史一样浅陋。一年多在海外使学业荒废，回来后闭门读书，幸逢革新盛运，学臣奉命选拔，以【臣】应贡进入辟廱。【臣】伏读邸报，见 皇上用人行政，事事超过古人；推心置腹对待臣下，对民生的利弊洞察无遗，仿佛烛火照见细微之处，臣不胜欢欣鼓舞。说尧舜在上，能够亲身见到他们，是多么幸运！近来到了京师，又有幸遇到临雍盛典，臣得以匍匐在道路旁恭迎圣驾。观看大礼大乐，在圜桥门听讲观礼，随后又跟随百官队伍，始终完成礼仪。草野愚陋卑微之人，荣幸哪里有尽头？岂敢不奋发磨砺，以求不负皇恩。圣天子造就人才的深意，我恭敬地思考这次临雍大典。世祖章皇帝 圣祖仁皇帝都曾亲自举行过此礼。皇上极其孝顺，对上天的成就时时念念不忘，继承先帝事业，登上帝位，举行先帝所行的礼仪，演奏先帝所奏的乐章，这也是以孝道治理天下的一端。【臣鼎元】不揣量自己的浅陋，谨拜手叩首歌颂。

译《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颂》序 我皇帝大力彰明恭敬的德行，协调清明安宁之道，凝聚帝位以迎接上天的福佑。凡天地覆盖承载所及、日月照临之处，没有不仰受光辉、抬头归向教化的，如同群星共同拱卫北辰。上天眷顾，认为这是千古罕见的君主，将使他承受长远福分和美好禄命，各种吉祥征兆全都汇集到他身上。于是上天不吝惜道术，也不吝惜宝物，膏露醴泉、和风甘雨，年谷顺利成熟，河海清平，四灵成为畜养之物，经过多重翻译来朝，盛大巍然。圣德日益昌盛，上天眷顾更加深厚；认为这位千古罕见的君主所降赐的嘉祥，必定高高在上，达到千古少见的程度，或许才足以相称于他的德行。于是 皇帝光明赫赫，明察民间疾苦。有太阳居于中天的景象，清明光辉照耀远方，圆满澄澈而令人亲近；有明镜悬在天空的景象，灿烂照临八方，万般隐微都难以窥测；有摇光星布列天空的景象，彰明德行、谨慎用刑，阳刚与阴柔彼此调和；有日月并明、两块玉璧相合的景象。敬慎五事，协调五行。既使貌、言、视、听、思都共同盛美而不出差错，也使仁、义、礼、智、信相互修养而没有间断。又有五星连续排列、累累如贯珠的景象。于是上帝便把我皇帝的德行化作天降祥瑞来彰显。灵台官占验推测后奏报：雍正三年仲春初二日庚午，早晨鸡刚啼叫，玉漏报寅时，日月在营室宿相会，五星一同运行于娵訾之次，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这是旷古少见的现象。太史把它郑重记在册籍上，以昭示后世。礼臣拜手叩首，请皇帝登殿接受祝贺。皇帝谦让，不把功劳归于自己。皇帝派官员到圣祖寝陵祭告，愿与天下臣民共同分享无穷的余庆。圣德伟大，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了。贤才得到进用，应当把功劳归于先朝的培养；荒远边地得到开拓清平，应当追溯到昌盛后世的长远谋略。如今仍能感受到、仿佛看见先帝，三年来日光星辉，动辄令人悲伤怀念。以千古罕见的孝思，凝聚千古少见的祥瑞，绵延国运，永享太平，知道它将与天地一样没有穷尽。小臣何其幸运，亲身遇到这盛美的时代，岂敢不写下复旦之颂来记述重华之盛。

译《河清颂》序 皇帝即位第四年，丙午年冬季十二月，黄河澄清，从关中到豫地、兖地，又到徐地、淮地，上下二千多里，清澈明亮达三十天；到了第二年丁未年春天，河水仍然清湛。当时天下臣民都欢欣鼓舞，举手加额，说黄河千年才澄清一次，是盛世祥瑞中最大的吉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实在罕见，相传只有圣人在上才能出现，如今因为 皇帝的圣德，承受了这种难得的祥瑞，理应奏乐歌唱，载入史册以昭示万世。【臣】恭敬地思考，天地、人民、万物同出一理、同具一气，至诚可以彼此感通，如影随形。只有皇帝内心大力建立中正之道，使上下显现清明安宁，祥瑞的征兆并非偶然。【臣】谨按《礼经》所说，圣王使用民力必定顺应民情，所以天不吝惜它的道，地不吝惜它的宝，人不吝惜自己的真情，因此有膏露、醴泉、器车、图马、凤凰、麒麟、龟龙等祥瑞。又进一步说：“圣王能够修明礼来通达义，实行诚信来通达和顺，这就是顺的实质。”由此可知天降祥瑞必定由人事感召而来，礼、义、信、顺本身就是稀世嘉祥。正因为具备这些，所以才有相应的祥瑞。自古至今，从没有没有实际德行却能够招致相应祥瑞的。【臣】又按《白虎通》说：“天下太平，符瑞来到，是因为君王承受天命而顺应义理，调和阴阳；阴阳调和，万物有序，祥和之气充满天地，所以符瑞一齐到来，全都因应德行而至。”德行达到天，北斗星明亮，日月有光；德行达到地，嘉禾生长，蓂荚出现；德行达到山陵，祥云出现，灵芝繁茂；德行达到深渊泉水，黄河出现图，长江出现贝。《乾凿度》说：“上天降下祥瑞应验，河水先行澄清。”由此也可知上帝没有私心，只眷顾有德之人；包罗万象的符瑞显现征兆，必定归属于承天顺理、调和阴阳的大君，也没有无缘无故降临的祥瑞。我 皇上内心包容太极之理，道德完备而合乎中和，效法乾坤的情理，安定人民万物的本性。一气彼此感召，同体相互关联，所以精诚所达到之处能够上通帝天。每逢郊庙祭祀，皇帝乘车出入，无不天晴日朗、景色和畅。有时四方稍有水旱灾害，皇帝便在深宫斋戒，使天和受到感动，及时降雨或放晴，回应心愿从不失误。祥风吹来，瑞雪降下，日月五星呈现连珠合璧的景象。这就是所谓德行达到天吗？皇帝亲自耕种耤田，勤劳地寻求民间疾苦，以如同伤害自己、保护婴儿一样的心情对待百姓，免除租税、降低赋额，平价出售粮食并发放赈济。至于三农丰收，嘉禾瑞麦，有一茎三穗、五穗、九穗的奇异现象；又有御苑中的葡茯、辛夷等各种珍异之物。这就是所谓德行达到地吗？皇帝仁孝诚敬，善于继承、善于发扬，所以祖宗陵寝中灵蓍长过一丈，芝草繁茂生长。这就是所谓德行达到山陵吗？声教传遍四方，海上没有风浪，江水不泛滥，黄河不起惊涛；而且漕运通道深广畅通，京畿和山左开凿河渠，获得蓄水泽地、营造水田的利益。这就是所谓德行达到深渊泉水吗？于是上天的眷顾日益隆盛，认为圣德高如山深如水，弥漫天地，应当赐下古今极其难得的上等祥瑞来嘉奖，使亿万年享受永远清平的福气，使千百国共享大泽长存的庆幸。于是命令河神澄清泥沙、淘汰浊物，特意降下清美之水来光耀乾坤。这正是所谓“上天降下祥瑞应验，河水先行澄清”，又像符契相合一样。黄河水色黄赤，吞纳百川，扬波鼓浪，奔腾迅疾。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人能够使它澄清。即使史册所记载的极盛时代，有时也只澄清几十里、几百里，不过一天、两天、三天；从来没有停留澄澈于四省、达到二千多里远，并且经历二三十天仍不止息的。实在是因为我 皇上清明之德存于自身，使上下同流。他内心所存的是无欲而宁静，虚心居守敬意，行动正直；心事光明豁达，洞然无物可以遮蔽。他施行于外的，是智慧周遍万物，光明无所不通；大道救济天下，公正无所不遍。各项政务源源本本，充沛而有条理，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混淆。因此大化暗中感化，气机掌握在手。即使像黄河这样极其浑浊的水，也转化为灵明的象征。黄河源远流长，上通天汉，下接昆仑，蜿蜒万数千里而流入大海。若把它看作亘古不断的象征，黄河澄清就意味着天下都清明；这就是我 大清万年福祚灵长的祥瑞。理应传播告知四方，皇帝登殿接受祝贺，以恭敬地迎接福祉。皇上谦让，不把美誉归于自己。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丰功伟业，燕天昌后的盛隆，祭告景陵，更加深厚地继承和发扬先业。又派官员隆重祭祀河神，增修德政，以严肃恭敬、谨慎畏惧的心意行事，比升中告成、泥金刻玉的典礼不知胜过多少万倍。古代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自警，前代史书尚且夸为美谈，何况我 皇上承受上天的福佑，得到祥瑞反而惊惧自省，嘉美的恩赐接连而来，仍然勤勉戒惧；这有放勋的钦明，也有重华的温恭谦让，确实周备。臣何其幸运，能够亲眼见到这些！既叩首称贺，又日夜思考：上天听察聪明、天心仁爱，难道只是借黄河澄清来显示圣德吗？难道不是也在勉励我们臣民洗心涤虑吗？人承受天地之中正之气而生，天性全都善良，极其清明，并不像黄河本性那样浑浊。气习的染污、物欲的遮蔽，虽然有时也会像决堤一样失去防范、混淆泾渭，但清明的本气早晨仍然存在；不像黄河的泥土和水彼此混合凝结，已经固结而无法澄清淘洗。本性浑浊的东西，尚且可以因圣心感化而澄清；彼此混合凝结的东西，尚且可以因圣化感通而淘洗变善。何况本来清明至善的人，难道可以任凭气习拘束、物欲蒙蔽而不奋发磨砺，以免辜负圣天子清明的治理吗？从今以后，天下吏治都激浊扬清，以澄清肃正相互推崇；天下士习民风都洁身自好，以同流合污为羞耻。这样礼乐可以兴起，风俗可以淳厚，长久流布庆泽，留下无穷美名。我皇上看到这些而感到欣喜，认为黄河澄清的祥瑞太盛大了！这就是所谓人不吝惜真情、天不吝惜道、地不吝惜宝物，共同构成大顺大化的实际。【臣】不敏，愿与天下臣民共同勉励。因此拜手叩首歌颂。

译《杨龟山先生文集》序 宋代熙宁、元丰以前，福建人还不知道理学。自从龟山先生承载道学南来，远方来他门下求学的人日益增多，闽学渐渐兴盛起来。一传到豫章，再传到延平，后来紫阳夫子集其大成。当时前后辉映，光彩灿烂于天南。像刘、胡、黄、蔡、真、陈、李、廖等诸位君子，多得难以一一列举。伊洛之学到这时大为彰明，如同太阳从扶桑升起，照耀天下，没有哪里看不见。除邹鲁之外，要数闽地儒学最为兴盛。龟山先生的功劳，不可忘记其源流。如今 天子重视道学、崇尚儒学，亲笔题写“程氏正宗”，赐匾给先生的书院，使正学重新发扬光大。万世难逢的时机，天下四海的士人，谁不想早晚洗涤磨砺自己，把自身置于圣贤的境域呢？圣贤之道，由程子阐明，而先生传承了它；圣贤之道，由朱子完备，而先生为之开端。先生本来就是我们道学的津梁；舍弃这条道路而向别处寻求，便没有所谓正学了。先生的学说，讲仁、讲义、讲人性本善，讲未发之中的道理，推本于孔孟的学说，阐发《中庸》《大学》的道理，对后世很有功劳。先生年轻时考中进士，授官却不赴任，曾与游定夫在程门立雪；当时已经知道他的志向真诚，把爵禄和安逸置之度外。到他出仕后，沉浮于低级职位四十多年，不求显达，德望却日益增重，士大夫一致尊敬信服他。远至高丽，也来问候起居；先生的声名洋溢宇宙，如泰山耸立在眼前、雷电轰鸣在耳边，荒远边地的人尚且知道尊敬仰慕他。唯独在朝廷之上，却没有受到看见和听闻，实在可悲。他晚年居于谏官之列，才九十天，安抚百姓、整备边防的策略无不周详；责备宰相不忠，罢免宦官的兵权，请求诛杀童贯、姚古，批评割让三镇，贬黜王安石的王爵，取消配享资格，禁止《三经》使者以淫邪言辞迷惑学者。他的刚毅正直、经世施政、措施规划、行事次序，以及难进易退的高尚风范，都不是他人所能比的。假如钦宗完全采用他的意见，把他置于宰辅之位，使他施展平生所学来扶持将倾的大厦，也许可以避免青城之祸。即使不能这样，假如高宗能够任用他做中兴贤相，与李纲同心协力，天下的事情也还难以预料。可是他竟退隐山林，沉沦到终老。是上天不保佑宋朝，还是想让他著书讲学，为闽中传播道学作打算呢？我曾经论说过，熙宁、元丰以前，闽中学者如同混沌未开的草昧之地；先生最初开辟荒芜，披荆斩棘，树立旗帜、指引迷途，招收诱导后学，不久大儒接踵而来，于是与濂洛之学争相兴盛。我们道学的兴起，竟然像这样容易。今天的闽地，仍然是古代的闽地；学者应当在礼明乐备的时代，生长于大儒讲学的乡土，遇到 圣天子重道崇儒、勤于求取正学的盛世，前面有可遵循的道路，后面有可继承的事业。没有先生开创的劳苦，却有取用不尽的快乐。如果能把真实功夫用在身心性命之学上，在日常人伦之间观察体会，把圣贤的伟业转化到世道人心之中，那么受其感化而兴起的人，不知会达到什么程度。我奉中丞公之命为先生文集撰写序文，询问刻工之后，因而附写几句话作为序。《兼山堂遗稿》序 《兼山堂遗稿》是我的老师、四明廷尉陈先生所作。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子厚收集先生平日所作的诗文，寄送两千里之外，命小子鼎元为它作序。小子拜了两拜，读完全文，泪流满面地说：“唉！这是先生精神心血的聚集，怎么可以只把它当作文字来看呢？”先生由翰林出任地方官，治理我们的县十多年，勉力教化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而忘却疾苦；调任南靖一年后，入朝任主政，升为侍御，参与银台事务，又由鸿胪升任廷尉。三四年之间，奉使奔波忙碌，出入于浩瀚大海，驰驱于南楚、西秦，在蛮烟瘴雨、荒沙大漠之外，安抚盗贼、慰劳军队、赈济灾民，没有一件事不是焦心苦思，宣扬皇上的德意、沟通下情，把匹夫陷入沟中的困苦当作自己的责任，哪里曾沾沾自喜于语言文字，希望借此流传不朽呢？虽然如此，经世济民是文章的根本本领。那些只知诵读的小人，铺陈风云月露之辞，描写花鸟禽鱼之状，便自以为呕心沥血、雕琢精工，能够与马融、班固、李白、杜甫争衡。在君子看来，这类文章不能落实于实际用途，像鬼火萤火，只在眼前闪耀；即使穷尽技巧、极其精工，成为人世间不常有的东西，最终也会同草木一起腐朽。灵芝和醴泉，对百姓没有益处，哪里比得上布帛和粮食能够使世人不挨饿、不受寒？所以凡是与世道人心无关、不能补益民生国计的文章，都是苟且之作；君子不忍把有用的精神耗费在不急迫的事情上。先王把经世济民看作文章，在《漳浦政略》中说得很详细，掌握政务、治理地方的人都争相诵读它。这部集子所收的奏疏草稿和条陈，反复谈论百姓性命与海疆事务；至于序、记、论、说，也都有深刻含义，尝一脔便可知道全鼎的滋味，百代之后仍将看见它们的价值。我私下认为，诗文技巧终究只是末节。先生治理本县时，以经学以及诗、古文、辞赋来激励诸多士人；漳州树立旗帜、击鼓兴学，与海内相抗衡，像蔡梁村世远、阮鹳石、蔡文、陈他斋梦林、庄葵山亨阳、林于九锡龄、王鹿皋道、李鳞苍松龄等诸位，都是先生教导出来的。月湖水镜，本来就是梁浦学问的渊源，难怪我乡至今祭祀先生如此隆盛！我年幼应试时，就受到先生赏识，先生对我的期许非常高，对我的经世事业也寄予厚望。如今我落魄二十年，无法达到先生的期望，半夜悲伤，眼泪流下、背上出汗。读先生这部集子，俨然如同先生亲临在上；满腔的郁闷面对它渐渐消散，震动奋发之心也再次油然而生。我恭敬地在卷首写下这几句话，不知道子厚认为如何。

译《蔡梁村扪斋初集》序 我年轻时还不认识梁村，却已经听说梁村喜爱写古文辞，心中便记住了他。辛巳年春天，我在浦邑西湖边设馆，梁村来拜访我，我们交谈了一整天，都遗憾相见太晚。后来他从袖中取出文稿给我看，我更加惊喜。观察他的品行，他天性孝顺友爱，族人乡党都纷纷称赞他；意气磊落，胸中没有城府，见到正义就像嗜好欲望一样追求，不顾前后利害。大概梁村志向高远，本来就不只是以文人自居。我既高兴与他结交，便同他朝夕谈论文章。当时我家住在桂山脚下，离县城六十里，虽然不能年年长聚，但梁村有所创作，我没有一次读不到。癸未年，宫坊沈心斋先生巡视闽中，我和梁村都得到他的赏识，跟随他的车驾多年。沿途所经过的名山怪石、洪涛激流，梁村全都拿笔记下。我读着他的文章，一边读一边击节，我们相对高歌。有时又评论古今人物，揭示他们可效法、可师法、可憎、可骂的情状；梁村还没有完全抒发出来，文章便不会停止。心斋老师常常感叹他的学问品行卓越，为他的文集作序并刊刻，又教导他立身行己之道、明体达用之学，并把治理国家的伟业和不朽的盛事托付给梁村。到这时，梁村的文章又发生了一次变化。乙酉年秋天，梁村参加乡试，我却遭受黜退。冬天，梁村乘公车北上，我也告别老师回到浦邑。第二年丙戌年，又因为奔波谋生，寄居在丹霞的馆舍。当时我虽然已经把家迁到县城，反而不能与梁村朝夕谈论。丁亥年夏天，大中丞仪封张先生巡抚福建，倡导阐明绝学，在三山开设书院，聘请九郡知名士人，编修先儒著作。梁村首先受到特别知遇；我虽是无用的樗栎之材，也因征召书而前往拜见。这样的盛事使我又能同梁村切磋砥砺，于是读到以前没有读过的书，上自濂洛、关中、闽学，下至许衡、薛瑄、胡居仁、罗钦顺，梁村都能掌握其中要旨并融会贯通。无意于写文章，而文章却日益接近大道。大概梁村的文章到这时又发生了一次变化。今年秋闱，我又被黜退。冬天，梁村又将北上。仪封先生根据他的旧集增订，重新交付刻印。梁村嘱托我作序。我想，梁村的文章已经有许多名儒巨公为之作序，了解他的人也很多。梁村虽闭门居家，不肯向人随便投递名帖，而我乡的诸位当权者都被他的声名震动；凡是有所撰述，便降低身份、带着厚礼相请。像灵蛇之珠、紫燕之马这样的珍宝，哪里还需要抬高声价呢？何况我落拓无能，两次应试、两次失败，困顿地倒卧在马槽之间，没有机会昂首登上通达的仕途。古人说，败军之将不值得谈论勇武；文章这一门学问，哪里又是我所能懂得的？加上几年来各种事务扰乱心神，谋生计策又笨拙，回看当年心斋老师三年的教诲，学业荒疏已经很久了，我私下惭愧无法面对仪封先生，哪里还敢兴致勃勃地向朋友挥臂谈论文章呢？只是想到我们同学八年，文章占了其中一半；如今梁村此行，将要奔驰于王道之路，为国家出力，把平生所学全部在政事中表现出来，又把礼乐政教发为文章，光明灿烂，关于经世理物的谋略，我知道将来梁村的文章一定还会再有一次变化。朋友相爱的情谊、学问无穷的境界，都是我对梁村另有深切期望的地方，所以又不能默默无言，写下这些作为他的序。戊子年冬十月 《林元白诗》序 南诏林元白先生，是一位在诗歌上造诣很深的老诗人。他年轻时仰慕元稹、白居易，因而自己取字元白，诗集编成后也用这个字命名。我的乡前朝侍御李宝弓先生和当今太史蔡梁村为诗集作序。他的诗冲淡平和、纵逸洒脱，潇洒超尘；质朴却不流于鄙俗，华美却不过分靡丽，确实深得元稹的精神，又兼有白居易的情致。他学问优长、才华卓异，本来可以为世所用。想到祖父几代忠贞不屈，却遭逢寇乱，悲痛伤心，于是把功名看得如破鞋一般，寄托于诗歌来表现自己。他亲身经历乱离，骨肉聚散的感受，惨痛地流露在诗句墨迹之间。读他的《怀浦七歌》《寄弟》等诗篇，如果不掉泪，就不合人情了。世事沧桑屡屡发生，他寄托感慨尤其多。寅卯年间的见闻，更使人心酸。大概是他对世道的坎坷忧心忡忡，胸中充满郁结不平之气，一有触动就不能自我抑制，所以常常放浪形骸，借山水花月暗中消解不平之气，把酒当作家，早晚以饮酒为归宿。当他豪饮大醉时，向着自己的影子作揖徘徊，甩开手臂边走边吟，诗句合着宫商之音，声如金石相击。即使让元稹纵情遣词、白居易分题押韵，在诗坛执牛耳，也真不知道最后会由谁来执掌。今年他超过八十岁，诗兴反而更加豪迈。回想一生，我不忍心看他的心血散佚，于是重新刊刻这部诗集，并命我这个后学作序。前代通达之士和当世巨公既然已经说得十分详尽，我这个后学又何必再来赘述？只有洗手读完诗集，奉行其中的要旨，守住其中的根本，以不忘先生爱护我的情意罢了。然而，这些诗一定会流传后世，同元稹、白居易的诗一起增加鸡林的声价，那么我的文章也将依附先生而远传，并且分得商人所得的金钱。先生会允许我这样说吗？我不揣量自己的荒陋，拜了两拜叩首写下这篇序。

译《邱义尊诗序》。梁浔诗人邱义尊去世后，他的知交和同辈搜集了他平日所作的若干卷诗，准备付梓，嘱托我作序。我拿着他的诗读了一两遍，为之流连叹惋，眼泪不断流下。回想十五六年前，廷尉四明陈公正在治理我们县，我和义尊一起在童子试中奋战，都得到他的知遇，才初次相识。后来又在我的朋友黄越甫家中相聚，才知道义尊以古人为同道，诗学十分精深。当时我家住在苌谿深山中，义尊家在杜浔海边，相距一百多里，不能再次会面。然而，我屈指盘点漳南的英杰，心中已经把他列入其中了。此后，我跟随归安、仪封诸位先生游历各郡，为衣食奔忙，多年在外驰逐。听说义尊困顿地居住在海边，志趣更加奇异，诗才更加精工，兴致更加豪迈，亲自耕作、靠劳动养活自己，很有《伐檀》诗人的意味。我正恨自己居家日少，不能与义尊携手交谈，仍庆幸他年华正盛，以后还有相见的日子。哪里料到几年转眼过去，义尊竟然壮志未酬便去世了。义尊性情豪迈，自视甚高，把世间那些喋喋不休的末流学者和一切浮薄趋炎附势之徒，简直当作奴仆看待。他既贫困失意，又有抱负无法施展，加上家族门第衰微、亲骨肉相继沦亡，于是悲伤愤懑，放浪于山岩之间。他曾登上梁山，进入石室，登上金刚最高峰，走遍四柱佛子山顶，又遍览晋亭、狮子王、瓶、莲花等峰。他在千仞高处抖动衣襟，蹲踞在虎形山、攀登虬形峰，俯瞰提封城郭中繁盛的人民，桑麻和鸟兽的繁多，以及汪洋大海上番舶梯航往来的景象，不禁慨然长歌呼啸，山谷也一齐回响。忽然愁绪猛然涌起，胸中郁结难平，于是又仰头问天，眼泪鼻涕纵横，几乎想排开云门叩击天帝的宫门，把胸中忧思郁结、牢骚不平的情绪一齐倾诉出来。所以他的诗有如歌唱，又有如哭泣，慷慨激烈；其中悲凄的韵味，即使古人也没有谁能超过。唉！凭义尊的才华和学问，且不论能否得志，假如能让他延长些岁月，吟咏到老，他的成就又哪里能够估量？造物主如果一定要把他逼到死地，我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即使如此，这些诗也使义尊死而不朽了。古人所谓“人虽死去而著述流传”，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千百年后读这些诗的人，就像在席前几案之间看见义尊的声音笑貌一样，说义尊仍然活着也是可以的。拿他和那些只知富贵、没有任何建树言论，死后同草木一起腐朽的人相比，他贤能得多了。义尊若在九泉之下有知，听到我的话，也可以更加自我振作了。《鹿洲初集》卷四。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五。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序。《黄越甫诗序》。陆云喜欢笑，阮籍喜欢哭。我读越甫的诗，也又笑又哭。越甫的诗没有不精工的，尤其擅长古诗，上可追及汉魏，下可压倒初唐。只是他所作的诗不拿给别人看，即使在我们县，也很少有人知道。偶尔抄录一两首挂在窗壁之间，看到的人还以为是古乐府，起初并不知道是越甫所作。越甫有美丽的胡须，性情慷慨、正直刚强，很有古人的风范。和他相处，就像面对黄宪叔度，鄙吝之心都会消除。假如越甫不愿隐藏自己的姓名，带着他的才具游历吴越、奔走京师，在公卿名流之间，又哪里会把当今诗人放在眼里呢？可是他偏偏独自端坐在穷困的屋舍里，连同他的诗也一同隐没。古代君子，独自说话还怕别人听见，独自行事还怕别人看见，说的不就是越甫吗？这就是我因高兴而不自觉怡然发笑的原因。越甫曾带着礼物拜见先父；他的父亲长民先生，是先父的好友。我回忆童年时，随先父拜访长民先生家，当时名士纷纷聚集，在文坛各树旗帜，越甫在旁边吟咏，先父常常击节赞赏。不久先父去世，又过了几年，长民先生也突然长逝。荒草茫茫，白杨萧萧，这种悲痛哪里有尽头？这就是我读越甫诗时不觉百感交集，还没有读完一篇便接着哭泣的原因。还好越甫有先人的遗风，立身行事卓异出众，使我能够以他为师，以他为友，彼此的交谊更加深厚，结成两代人的兄弟之交。若不是这样，我的悲痛又哪里有尽头呢？兰花生在幽谷，即使无人也自行芬芳；美玉藏在深山，未经雕琢的璞玉自能保持完整。越甫的诗不为世人所知，这正是他成为越甫的原因。触动喜情就笑，触动悲情就哭，随着感情所到之处，我也无法自己作主。丙戌年夏四月，同人将要刊刻越甫的诗集流传，越甫不肯接受，我于是把诗集藏在袖中，写了几句话作为序，交还给他。

译《鹿皋诗序》。鹿皋是我童年时的好友，比我大半岁。我九岁时失去父亲，鹿皋十五岁时失去父亲，都是孤苦困顿。我们同学之间互相切磋，彼此高声自励、互相期许，希望凭文章事业扬名于世。后来得到本县县令四明陈公和学使归安沈公的知遇，他们喜爱鹿皋潜心声律，认为他得到了《诗经》作者遗留下来的诗学，所以鹿皋独以诗歌闻名。我多年奔走，靠乞求衣食度日，虽有意仿效古人的文章，妄想有所著述，却只能在穷愁劳瘁、舟车戎马之间勉力挣扎，能够与古籍相接触的时间很少，想沉浸于诗歌创作，也一直做不到。诗歌之道，确实很难。内心粗疏、气浮心躁，不可以作诗；格调软弱、声调卑下，意旨杂乱、意味短浅，语言粗野、字词庸俗，平庸腐朽、浅薄鄙陋，雕琢造作、追求小巧，都不能称为诗。所以诗要老成、清雅、深厚、纯正，能够雄浑沉痛、悲壮苍古，或优游平淡，并且各自达到极致，才算真正得到诗道。若不是读书十年、涵养气质，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小小的学究之徒，满口粗俗怪异的言语，却蛮横地把执掌诗坛牛耳当作自己的责任，难怪谈论诗歌的人很多，而像鹿皋这样的人百中无一二。古人说诗人必须困穷之后才能写得精工，也是有所指而说的，并不是普遍的道理。贫穷使人劳累筋骨、饥饿肌肤，内心幽忧郁闷，终日勤苦却一事无成，把这些发泄在诗中，刻骨铭心、呕心沥血，写出悲凄激楚的韵调，有时足以感动天地、使鬼神哭泣；但如果因此缺少和风庆云、清庙明堂那种气象，也就不是国家太平的祥瑞。文章同国运相关，盛世有盛世的正声，末世有末世的变调，高低正邪，自有辨别。士君子不幸陷于困穷，应当把困穷当作借鉴他山之石、砥砺品德修养学业的资本；可是有些人往往狂跳叫喊，陷入造物主设置的深坑，进退颠倒，百事颓废，哪里还谈得上诗歌精工？鹿皋的诗温厚和平，处在六朝和盛唐之间，韩愈所说的“调和声调来歌颂国家盛世”，除了鹿皋还能属于谁呢？自从受到沈、陈两位老师的赏识，以及观察使李祁山和闽南前后诸位当道者，无不喜爱并争相求取，他的诗名早已家喻户晓。我东征归来，再读鹿皋的新作，比以前所见又有进步，境界更深，卓然可以扬名于世，我不胜感慨，也惭愧远远比不上鹿皋。鹿皋喜欢临池习字，擅长楷书，曾书写《淳化帖》释文十卷，刻在石上流传，价值超过荐福寺碑；而且他的才华足以任用，希望他同时实现当年所期望的事业，不要让世俗仅凭区区诗文来衡量读书人的才德。因此为他的诗集作序，并且彼此共同勉励。《李逊唐时文序》。我的小妹夫李逊唐与我年轻时一同求学，年纪相近。癸未年参加童子试，都得到学使沈心斋先生的知遇。那时我跟随老师考校士子，游历八郡。从此以后，我常常为了家中生计奔走于尘世之间，十年中有八九年在他乡。遥想逊唐高卧山斋，安居乐业，把全部力量投入文章，探究古人文章的深奥精微；其中的差别，真是天壤之别，难以尽说。辛卯年夏天，奸人挑起事端，族中有势力的人排挤他，灾祸将不可预测。逊唐于是背负行囊沿海逃走，逃往岭南，在荒烟瘴疠之地辗转跋涉，辛苦得难以形容。他仍常常出题课业来取悦父亲，每当遇到松荫野渡、旅馆僧舍，心中有所触动，就总是在文章中抒发出来。父子相对，长啸高歌，陶然自得，好像已经不再知道回家的打算。第二年，掌事者怜悯他的冤屈，他才得以还乡。不久因大中丞满公赏识文章，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籍。学使张公称他为八闽秀杰，声名震动三山、延建一带，上游素不相识的士人也无不前来阅读他的文章，争着一睹其人以为快事。乡试落第后，他骑着跛马准备回去，又因中丞公命令与我共同在鳌峰任事，于是趁空闲搜集平日所作的文章，嘱托我作序。我认为时文这种文章，本来不能直接用于施行，不能说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不能与经史百家一道流传不朽。只是国家用它来取士，所以不得不呕心沥血，精心锤炼，希望足以辅助经史、文饰皇帝的政教。然而浅薄的人拾取油滑的辞句，学究剽窃套用，堆砌词藻、轻易取得青紫官服，仿佛拾取草芥；凭这种文章求取科名，也凭这种标准衡量文章。天下悠悠，能真正作文和真正懂文章的人，在一百几十人中也未必找得出一两个。如今看逊唐的文章，高华而沉实，气势充沛，一发而不可遏止；举止从容闲雅，有佩玉鸣珂的风度。他见理明白，立论端正，不说偏颇诡异、靡曼庸俗的话，本来应当得到各层次人的共同赞赏。然而直到如今仍然颠沛艰险，年满三十还没有脱离困境。人生际遇有迟有速，实在不可追问。但是造物主赋予人才，最终一定会有用；挫折如果不深，才华的发抒就不会宏大。这就像参天大树，必须经受斧斤砍伐，才能成为栋梁。长溪大河的水，回绕山岭、冲击岩石，激荡奔涌，辗转蜿蜒数千里才到达大海。大弯曲之后有大伸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假使逊唐在二十岁时便考中高等科第，懵懂地不知道人世间的甘苦，君子反而会认为那是不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即使不是这样，而是安于常态、处在顺境之中，他所见到的必然狭小，所成就的也一定有限。哪里比得上亲身经历艰难，动辄忍受困苦，走遍名山大川的险易，观察王公大人的举止，考察事物消长盈亏的规律，见识祸福相因、变化无常的情形，从而开阔心胸、磨炼性情呢？小人设置陷阱、布置机关，恰好可以成为君子增进品德、修习学业的助力。上天用来造就逊唐，并不是偶然的。逊唐如今正卧薪尝胆，深深地自我奋发激励，希望不辜负知己，必将有很大的成就显现于世，而不只是区区时文末技。我也将同逊唐一起不断互相勉励。

译《王滋畹历试草序》。人生自古难得知己，所以士人困顿泥淖、怀才不遇、发出哀音时，常常遗憾不能使中郎在今日复生，请他来鉴定并拜见他。唉，其中确实有令人感慨的地方！当今以制科取士，士人争相学习科举文章，呕心沥血，刻意迎合时尚，好像天地之间经天纬地的事业没有一种能超过这个。文章既已锤炼得金声玉振，自成一家，但听到、看到的人熟视无睹，几乎要发狂跳叫。若有人能够开辟混沌、具备独到眼光，在骊黄牝牡等外在形貌之外加以赏识，拂拭才华、顾盼赞叹而不能自已，那么知己之感即使终身也不会忘记。这就是我的朋友王滋畹对《历试草》情意深厚、不忍放弃的原因。滋畹和我年轻时同学，又很早成为孤儿，家境贫寒，处境相同。滋畹在家中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不因孤苦而降低志向，沉浸于经史之中，就像饮食嗜欲一样不能离开。我记得辛巳年我和滋畹乘木筏游西湖，以经学互相切磋，在水中高歌，把天下事情看得没有什么值得安排的，甚至落入水中还拍掌说笑，以此为乐。当时滋畹已经能作文，但众人的议论还没有一致认可。不久得到本县县令四明陈公的知遇，被视为国士，三次考试连续夺得童子试第一；郡刺史赵公、学使杨公、范公也都赏识他，于是声名震动梁鹿，众人的议论才完全确定。戊子、辛卯年在棘闱中苦战，正逢时运不济，想到知己便不能忘情。壬辰年在读礼的空闲，搜集他历次考试所作的文章，嘱托我作序。我认为滋畹的文章内涵宏大、外在铺陈，典雅而有法度，本来可以同夏鼎商彝一样成为三代的法物；幸逢盛世，博古的人很多，应当有许多知己才是。但学习的目的在于实用，如果只把时文发挥到最大作用，也不过是求取科名；即使能够流传不朽，也只等于雕虫小技，对世道人心有什么补益？我愿好友的品德学业日益上进，不要只把时文当作事业的顶峰。滋畹从小喜欢读先儒的书，对朱子的《小学》《近思录》深有心得，反复玩味而不厌。我早就知道滋畹可以共同走向圣贤之道，希望他从今以后亲身实行并努力践履。道本来就在日常人伦和日用事务之间，从来没有超出知、行、习之外；随时随地检点省察、扩充涵养，就可以逐渐达到圣贤境界。又讲求经世理物，研究礼乐、兵农、刑名、钱谷等政事，使体用全备于己：得志时便把它落实在政事行为中，为百姓建立无穷的福命；不得志时便守住先贤之道，等待后世，为百代留下不朽的经纶。所谓天地宇宙间的文章，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是否遇合，都属于自己的事业，并不一定要借助别人的知遇。这就是滋畹高耸如万仞峭壁，终身不负知己的一天。区区科举文章颠倒英雄，岁月蹉跎，使人望道而不可见。想到这里，实在令人悲怆。不知道滋畹和我是否有同样的心意？自古知己难得，而知己之恩也很难报答。一定要有超出众类、卓然不群的成就，大大慰藉知己的期望，才不算辜负知己；不能只是感动于知己之情，便以此为满足。滋畹，你努力吧！《鸣庐试草序》。我东征归来，回到三山参加考试。宁化人尹子耳及其父亲琫素来见我，说：“小子没有忘记知己的感激，又想借此考察自己所学的先后和深浅，希望先生写几句话教导我。”我说：“好。尹子耳所请，正是我乐意谈论的。”我从东边回来，心神还没有安定，文书和军书、战马和兵器，仿佛仍在眼前。归航时又遇到飓风，几次差点翻船溺水，海涛翻滚、巨浪冲击、山崖崩裂、岩石破碎的声音，梦中都听得见。又奔波千里来到这里参加考试，百事仓促慌乱，应接不暇。暂且等到回家再说，可以吗？众人都说：“好。”希望不要忘记。等我回到家，又因落第而没有实现约定。不久我被选拔入京，参加京闱考试，留在这里的人和出行的人都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到了仲冬月末，才来到三山。又听说建溪水干涸，船不能通行，而考期逼近，滞留在这里实在难受；正在惶急不安之时，忽然想起尹子耳托付的文章，拖延已久还没有履行约定，便叫童仆点灯，半夜起身坐着，不久笑道：“唉！我说什么呢？古代有一个治疗眼病的人，自己眼睛有病却不能医治，对求医者说：‘眼药就在架子上。’木匠是掌管国家木工的人，自己的床却缺了一条腿，反而不能修理。” 因为我长期困顿于科场，却想抬头舒眉，评论应试文章，已经有人在旁边暗自发笑了。何况这篇文章内容荒疏、冗杂，又是在旅途奔波劳顿、困顿纷扰之中写成的，即使说出来，又哪里会恰当呢？从前应试文章有一定的造诣和一定的声价，考察精神、切按文脉，像敲击玉石金属一样精心锤炼；有见识、有尺度，有声势、有文采，有规矩法度，揣摩状元文章，仿佛手持券契，确定不移。现在却不是这样，写文章的人既茫然不知所遵循，取文章的人也摇摆不定、没有固定见解；偶然有一日的长处、暂时的合意，难如登天，容易如拾草芥，完全归于命运，写作本领和人为努力毫无关系。尹子耳如果只是求作这样的应试文章，也就足够了。日后主考官击节赞赏，他考中上等，掌握天下文章的衡量标准，也绰绰有余。我自己有病却不能医治，还想求别的木匠来修理床腿，实在无能帮助尹子耳进步。尹子耳若想写出名传天下的文章，那么应当以六经为根本来巩固基础，参照《左传》《国语》和司马迁、班固以及唐宋诸大家的文章来增强气魄，深入研究程朱诸儒反复论辩的精微之处，以清除蔽塞、充厚意味、壮大声光，洗去表面毛饰，锤炼精髓；浮泛的词句、软弱的声调，一概没有用处。我虽然不聪敏，仍将击鼓助阵来振作他的气势，只是担心不合时人的眼光，未必能帮助他取得科名。其中的高下权衡，全在尹子耳自己选择。像我这样碌碌无成，固然可羞；如果像飞虫一样侥幸猎取功名，只抱着《▯园一册》，便说天下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那也十分可惜。士人如果不学习成为圣贤，只想凭文章自我表现，不是我的期望。何况斤斤计较于科举文章，把主考官的意见当作好坏标准，我又怎么知道这种琐屑文章值得以此来期望尹子耳呢？我哪里能匡正尹子耳，补足他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呢？请我的朋友琫素评议一下，他认为我的话对不对。

译《乡闱墨绳序》。有人说：“文章有制义，并不是古已有之的。用制义取士，不足以得到人才。”我说：“为什么这样说？你姑且说说看。”那人说：“制义开始于宋代，在明代发展；汉唐以前没有这种文体。它支离破碎地解释经义，拘谨地抱守绳尺，不超出儒先陈腐的糟粕，既不足以同诸子百家争衡而流传不朽，又受到功令束缚，必须迎合主管官员的意旨才算合格。所谓主考官，又从来没有确定的准绳告诉人们必须遵循。稍稍议论便嫌它过高，稍加思索便嫌它过深，推陈出新便说生硬、涩滞，立意稍有不同便说奇异、怪诞，过于锤炼便认为造作，刻画过细便认为伤气，引用旧事便认为堆砌。即使有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那样的才华，也只能在万分之一都无法预知的命运中沉浮。不幸遭遇不佳，即使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也应当终老蓬蒿之间。制义不足以得到人才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可以废除吗？”我说：“这是什么话！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道理没有比孔孟更完备的，而程朱阐明了它。制义正是阐发孔孟的深意、推演程朱的传承。诗词歌赋，不能称作文。秦汉唐宋的文章虽名为古文，却不能比六经和《论语》《孟子》更古。” 如今写古文的人，不过是摹仿秦汉唐宋；写制义的人，则是疏解六经和《论语》《孟子》。其中是精微还是糟粕，要看写作者有无能力，难道是制义本身的过错吗？即使有绝世的聪明，如果不学习制义，却自夸能写古文诗赋，其中一定有格格不入、似是而非的毛病。他的心思不细密，经学修养也一定不纯正。国家以制义取士，既可以阐明圣贤之道，又可以使豪杰之心归于纯正，难道是诸子百家可以同日而语的吗？科场和朝廷所用的文章，必然具有中正和平、昌明驯雅的气象；不追求过高、过深、过新、过奇，锤炼而不造作，刻画而不伤气，融会经史而不显得堆砌，自然而然，这才合乎取士标准。难道会没有一定的准绳吗？即使主考官的意见偶尔有异同，和氏璧、隋侯珠也可能遭到按剑不取，盘曲的枯木也可能被用来制作万乘之车，君子只应遵循常道，修养自己能够修养的地方。这就是韩愈所说的‘只担心学业不能精进，不担心主管官员不明察’。话还没有说完，清溪李仪卿便拿着所选的《乡闱墨绳》请我作序。我说：‘啊，好啊！这就是一定的准绳。’ 本朝的巨公名儒都从这种文体中产生，说制义不足以得到人才，也是不可以的。前车留下的轨迹，后车应当遵循；遵循准绳便会端正，这就是天下不废弃木材的原因。仪卿家学渊源深厚，潜心研究经史，造诣极其纯正。可惜长期困顿于乡试，两次考中副榜，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他的兄弟、子侄都很有才华，主管官员唯独留下他这篇文坛硕果；他没有丝毫怨尤之意，反而更加修习举子业。如今他用这部书约束自己，也用这套准绳约束后辈小子，并且不忍把它藏在家中，想与当世共同遵循这套准绳，难道不可以说是懂得文章之道的人吗？学者依照这套准绳学习，就不要怨恨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奉行这套准绳，也可以告诉学者自己没有罪过。因此我高兴地为它作序。《思补集序》。《思补集》，是平远县尹黄运沧公的日常随笔。取“退思补过”的意义，所以其中所说的多是反省自身、克制自己，阅历人情世故，斟酌事理和处理事务的适宜之处；他的德性和学问，也可以由此窥见一斑。我读它后，高兴地笑了，说：唉！黄君可以说是懂得道的人了。世人沾沾自喜于举子业，把它看作天地间最大的本领；高明的人习作雕虫小技，摹仿诘屈聱牙的文辞，自命为诗文作家，连大雅君子也以此为乐。他们不知道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必须对天下国家、身心性命有益，才值得珍贵，难道只是因为辞藻华丽罢了？应付世俗的文章不能称为真正的文章；即使是名传天下的文章，也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事情不关乎经世济民和学术，即使雕金错彩，终究只是浮泛之谈；言语不能补益世道人心，即使篇幅宏大，最终又有什么用？亲身实践、身体力行，随事反省察验，对内使身心纯美，对外使百姓万物得到适宜，这才是有道君子所做的事；不刻意求文，文章自然达到最高境界。程朱语录本来不与韩愈、柳宗元等八大家争论工拙，难道它在雄奇深奥、博大精深、铿锵如金石方面，竟然比不上平淡吗？灵芝和醴泉，哪里比得上布帛和粮食对人世有功呢？黄君是金陵有名的士人，举子业极其精深，贯通经书和史书，气息安静、神情恬淡；书法、诗文、吏治都留心讲求。他确实自视很高，不甘心同世俗一起沉沦。我正遗憾结识他太晚，又惋惜他的县邑太过狭小，不足以施展他的才略谋猷；而黄君却惶恐自谦，仿佛唯恐赶不上别人，时时刻刻都有过失未能减少的忧思。读《思补集》一书，可以知道他亲身修养的大概，也可以作为千秋仕途和学业的借鉴。我认为它有益于世道，不是随便写成的，所以不推辞而为它作序。

译《粤游草序》。辛亥年夏五月，我经过平远，拜访运沧黄使君的官署，在环翠轩稍坐。绿树红花环绕，十分可爱；有山泉从小沟西边流来，沿着清池向东，半亩方塘，源头活水，正是紫阳先生诗中的景象。故人相见，情景因而更加增添。副使君的弟弟介青，和草衣居士从白下乘船出发，溯豫章而上，越过筠门岭到达这里。沿途经过佳山胜水，一路歌咏唱和，诗作装满了行囊，读起来十分畅快。大概我从前在京师时，早已熟知草衣的诗名；今年初春，又在韩江旅馆同黄使君相见，常听说介青、学行二位先生都是我渴望见到的人。片刻停留之间，二人忽然一同来到，又得以读到他们所作的诗。诗如高山流水，铿锵如金石；我抬头看见壁间高挂的古琴，心情竟不知归向何处。介青慨然取琴弹奏，为我演奏《搔首问青天》一曲，音节凄清，气概豪迈。草衣的诗说：‘几声辽海天边鹤，一段庐山雨后泉。’说的不就是这种情景吗？遥想太白善于弹琴，明徽涧中的松声，万寻高处愁猿的危险长啸，使失意之客泪湿衣襟。我平生学习圣贤之道，不因穷愁洒泪；可是看见介青用精妙的指法写出声音、抒发情感，也觉得悲凉雄壮之气触动了我的胸怀。后来他又为我弹奏《关雎》，声音清平和乐，优柔静正，美好而雍容和谐；那大概就是齐国、鲁国各家所传的治国风化盛美之声，太和之气洋溢在天地之间，仿佛跟随左周公、右召公，耳边充满《周南》《召南》的乐声，我的心因此陶然、畅快，不知不觉便手舞足蹈起来。琴心与赋手，两位先生兼而有之；听到琴声便能知道他们诗歌的情致，更何况读二位先生的诗，简直如同拂拭白石、聆听挥弦一样，那么《粤游草》怎么可以不流传呢？黄运沧使君既然把这些道理合在一起，写诗唱和，并为诗集作序，准备交给刻工，又嘱托我再写几句话作为序。我认为二位先生诗歌的精工，加上海外山川的壮丽和他们的性情品格，黄使君已经说得很详尽了。我只反复诵读他们的诗，就用琴声来比拟他们的诗、用琴曲来为诗集作序：诗中凄清的韵味、豪迈的气势，像前一曲；和雅的声音、静正的格调，像后一曲。把它传给世人，就像巴人之鱼、伯牙之马那样，能够移情爽心，不知将使多少人受益。二位先生都很能饮酒，应当为我接连喝下一百大觥，不知运沧使君那里有没有泉水一样多的酒呢？《吴豳川时文序》。镇平使君吴豳川，是我们福建的豪士。他年轻时精通声韵，喜欢吟咏；如果把自己的地位放在元稹、香山居士白居易之上，那就是诗歌上的豪迈。他学习晋唐书法，腕力强劲，使笔如同千钧之弩，那就是书法上的豪迈。他谈论天下大事，言辞纵横，眉毛胡须都随之舞动，夹杂着诙谐说笑，即使苏秦、张仪也会为之卷舌，那就是谈论上的豪迈。他兴致来时，倾倒酒瓶酒罍，用大斗饮酒，猛然大笑，好像漏巵灌酒一样，整日整夜不醉，醉后更加酣畅，眼空今古，把一世人都看作孩子，名士因此驰名，乡人称他为酒狂，那就是饮酒上的豪迈。他多次乘公车出游，越过岭南任官，历任五六个偏远县邑，都以廉洁能干著称。粤人有歌谣说：‘六县苍生一父母，四年潮属三神君。’那就是治理上的豪迈。我在辛亥年夏五月经过镇平，读到豳川的制义，又喜欢他在文章上的豪迈。唉，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豳川能写文章啊！从前在家乡，早已听熟豳川的名声，还怀疑名声之下有许多虚浮之士。即使看见他的试草和乡闱文章不胫而走，也只认为那是一时的长处。后来多次听建、邵诸位朋友推重豳川的学问品行，才渴望见他一面，又担心同乡人互相偏爱，未必完全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等到进入粤地，和豳川共事，才欣然相信名声之下确实没有虚士；豳川的豪迈更为我们福建人增光，这是别人无法比及的。豳川的时文，难道只是世俗所说的那种文章吗？世俗所谓文章，不过是皮毛罢了；不知道人的身体还有骨血，只有形体而已；又不知道人的身体还有精神和力量。用锥刺它不痛，用针扎它不痒，随意增删也看不出长短，只是侥幸在一天之内得到懵懂主考官的知遇，一旦侥幸考中，便把它当作玉律金科。这样的文章，能让君子看吗？豳川的文章剥落浮泛的遮蔽，直击核心；见理明白，立论端正，法脉纯正，尺度严整，具有明末文章的锋利棱角，又增加了圆润；具有国初文章的气味，又写得秀美妍丽。因此应当得到高下各层的共同赏识。但不必去问世人赏识还是不赏识，这正能显示豳川的豪迈；豳川又哪里会知道世人的弊病？自己赏识自己，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豪迈。唉！豳川真可以称为豪士了！时文虽是小道，他也要树起旗鼓、建立声势，足见豳川意气昂扬、卓然不群，没有一件事肯向别人退让。豳川虽然豪气还没有完全消除，但这种造诣已经接近纯粹，那么这部时文稿怎么可以不流传呢？我因镇平县人士的请求，将要刊刻他的文章使之流传于世，姑且写几句话作序。豳川，请为我痛饮一石酒，挥笔写长歌百韵来酬答，不要因为我轻薄地戏称使君而责怪我，放任地嘲笑我吧。

译《女学自序》。天下的治理在于风俗，风俗端正的关键在于整治家庭，而整治家庭应当从妇女开始。从前周朝兴盛时，淑女留下美好的德行，教化流行于江汉；后来到了郑、卫，闺门内帷帐之事不加修治，祸患便延及家庭和国家。闺门风化的根源，从开天辟地直到今天，都是不可改变的。妇女有善有恶，性情习惯各不相同，要把她们教化整齐，最好没有比学习更好的方法。古代男女都有学校，《周礼》记载九嫔掌管妇学的制度，用来教导九御学习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她们各自率领属官，按时依次进御于王的居所。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详细情况无法知道了。秦汉以来，只有班氏《女诫》最为亲切，但篇章句数不多，学者认为内容太少。刘向《列女传》有所选择却不够精纯，郑氏《女孝经》有所论说却不够详尽，若华的《论语》适合初学者，但辞句俚俗，缺少风雅情致。《女训》《女史》《闺范》《女范》之类，杂乱补缀而成，难以一一列举。大体说来，简略的不能包罗周全，繁多的又不能完备，鄙陋浅率，难以登上经史著作的殿堂。想选择其中一部作为专门的女学书，我所见如从管中窥天、以蠡测海，实在看不出哪一部合适。女子的学习同男子不同，男子一生都可以用来求学，所以能够出入经史、贯通百家；女子入学不过十年，随后就要承担夫家的事务，各种事情交相责成；如果没有专门的经典，就不容易全部研究明白。学习不广博便没有收获，学得泛滥又会失去归宿，取舍裁定十分困难。《女学》这部书怎么可以缺少呢？百家众技各有专门的老师；对于教化的根本之地，应当怎样训导、启发、约束和防范？偏偏既不幸没有圣人著述的经书，使它附在四子六艺之后；又不幸没有程朱诸儒讲明、采辑众家长处并加以取舍整理。它同《近思录》《小学》一起流传人间，却只使深闺中的贤淑女子像盲人没有引导一样，惶惑不知走向哪里。这也是古今一大缺憾。鼎元年少丧父，没有读到父亲留下的书，困顿忧愁，屈身于蓬蒿之间；我每每对人心风俗再三留意，不自量力，采辑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列女传》《女诫》等书，依照《周礼》妇学的制度，开篇总括大要，随后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分为四篇；又在四篇中分章分类，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能够随事取法。妇女以德为主，所以妇德一篇叙述尤其详细：先讲侍奉丈夫、侍奉公婆，接着讲和睦叔妹、亲善妯娌；在娘家则有侍奉父母、侍奉兄嫂；作为正妻则有戒除嫉妒、处于贫困；有贫穷时则有安于贫穷，有富贵时则有恭敬节俭；在常态和变故中则有敬重自身、重视义理、坚守节操、为亲人复仇；作为母亲则有教导子女，作为继母则有慈爱前妻之子；作为长辈则有对待晚辈；对于巫祝、尼姑、老妇之类应当如何相处，断绝邪僻则有修身正己、辟除邪说；其余内容作为通论。这就是妇德一篇的大概。妇女的言语不贵在多，关键在于恰当，其中有劝勉丈夫、训导子女、委婉劝谏、遵守礼法、贤明有智慧、避免祸患等。妇女的仪容贵在端庄、安静、专一，温婉顺时，其中有侍奉亲人的仪容、敬奉丈夫的仪容，以及起居、怀孕、生子、居丧、避乱时的仪容。妇女的劳作先是养蚕纺织，其次是主持饮食，为奉养亲人、为祭祀而各自承担劳苦，最后归结到学问；其余内容都作为通论。这就是妇言、妇容、妇功三篇的大概。我见识学问粗疏，听闻浅陋，姑且把那些显著明白、容易让人耳闻目见的内容编排出来，以便初学。近代一百多年间贞节义烈的事迹，多得笔墨无法写尽，都来不及收录，是担心内容过于繁多。至于诗媛才女吟咏事物、抒写情感的作品，即使极其工巧，只要同名教无关，一概不予收录。至于孟德耀傲慢地对待几个丈夫、阮新妇捉住丈夫不让他离去、苏若兰在阳台怀抱愤懑等事，都是避讳她们的瑕疵而取其优点，同时用来防微杜渐，其中也确实有苦心。有的义例不合，有的考据不确，冒犯僭越的罪过，我明知无法逃避；然而对于闺门之道，希望大体可以略备，或许能够稍稍补益风化，这也是世道人心不可缺少的内容。程子说：‘天下各家端正了，天下就治理好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愿天下人各自端正自己的家庭，默默辅助九重之内肃穆和谐的教化，使风俗淳厚美好、家庭和平安宁。鼎元将要歌咏《关雎》《麟趾》的诗，拜手叩首，来赞扬这盛大的教化。

译《平台纪略自序》。蓝子从东宁回来，看见有人在出售《靖台实录》，非常高兴；但书还没读完一篇，便神色忧伤地起身，叹息说：“唉！这是一部有志于著述的书，可惜作者没有亲身经历、亲眼见闻，只是从道路传闻中得到材料。因此，其中的地点、人物、时代和事情，多有谬误错乱，天下后世却可能把它当成事实；然而史官还会据此考证取信，这种危害怎能说得尽呢？稗官野史虽然是小道，却必有可供观览之处，不过是要探求其中的真实罢了。如今用闽人的话来谈闽地的事情，用当代人的话来谈当代的事情，错乱谬误尚且达到这种地步，那么史官所记的是非，被稗官野史的记载迷惑混乱的，必定不少。台湾雄踞海外，正当内地东南半壁的关口，沿海六七省门户相通；它的乱与治，并不是对国家无关轻重的事。造成动乱的原因，平定动乱的谋略，殉难失节，运筹帷幄、折冲御侮，都将由后人权衡其功过，以作为千秋万代的借鉴。说这些事情却不求真实，习惯于听闻却不知道其中讹误，正是我所害怕的。我浅陋无能，学问荒疏、见识浅薄，东征一年多，亲自经历军队行进之处；风涛与战马，肢解老鼠和哀鸿遍野，斩获敌人、献上俘虏，招降敌人、消灭叛逆，直到深入搜寻穷山，安抚平定番黎，没有一件不是亲眼看见、亲手办理的。” 又有时半夜听到警报，便磨盾草拟檄文；驱驰千里，察看险要之地，废寝忘食，冒着风霜露水，也可说几经劳苦疲惫了。我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却承担了参赞谋划的寄托；事情平定后归来，满船只有明月相伴，唯独全台的山川形势、治乱事迹，清清楚楚地存在胸中。我所见所闻，比别人更为切实，所以《平台纪略》这部书，怎么可以不写呢？”“根据事实直书，功劳不遗漏，罪过不隐讳，我自认为可以让天日和鬼神共同鉴察。有人却因为书中列出各位长官的姓名而讥笑，这是还不知道执笔记事的道理。执笔是为了传信，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时代的文章，而是天下后世共同拥有的记载；如果连姓名都不敢写入书中，那么过失就必然被隐瞒。即使功绩值得记载，也会等同于谄媚奉承的话，难道还能流传吗？”“我愚昧无知，文章不足以流传；但平台这场大规模战事，事情本来就一定要流传。只要秉持正直之道、公平之心，不被市井讹传弄得昏惑，也差不多可以了。至于鉴戒前车之覆，预先准备以防未然，施展治理天下的才略，安排康乐安宁之政，那些负有治安责任的人，想必早已留心，不必等读了这部书以后才知道。” 《鹿洲试草》自序 我年轻时就轻视帖括，认为那是文章的末流。帖括又是末流中的末流。虽然勉强试着拿笔作文，内心并不喜欢它。只是因为 国家选拔士人，除了这条路别无其他途径。即使有君主宰相特别了解并赏识人才，或有人荐举奇才异能之士，乡俗仍会把他们看作走偏门的而加以非难；而征召、荐举又是百世难遇的机会。即使有经世济民的才能，也无法在事业上表现出来。于是只好低头钻研帖括。起初喜欢成、弘、庆、历年间的文章，后来认为它们过于简约，便放纵笔力去学习崇祯两朝及国初诸公宏博深厚的作品。虽然像画虎不成反类犬，却也自以为活灵活现，价值千金。四明廷尉陈公当时任我县县令，归安阁部沈公督学闽南，都不认为我荒谬，给予我的期许非常高。我也自视甚高，只担心将来在经世济民事业方面如何，却不知道科举功名似乎很快就能唾手可得。广泛阅读、揣摩文意，妄想科场和朝廷的文章，一定要有清明广大气象：想说就说，想停就停，不作刻意雕琢、孤瘦寒涩的姿态。因此立意要高，措辞要准确，法度脉络要纯正，精神气势要旺盛，结构要圆融，气度要高雅；锤炼精纯，韵味悠长，这才可以说符合科举文章的标准。可是我广泛阅读当时中式者的文章，有的竟与我的标准完全不同，真是良莠并生。我将跟从哪一种呢？第一次应试没有考中，请教前辈，前辈批评说：立意太高，就应当循规蹈矩，写成庸俗浅近的文章，否则不能中式。第二次应试仍未考中，批评说：文章太实，就会提笔直书，写成机警流利的文章，也不能中式。第三次又落第，批评的人也厌倦了；我便任凭兴致写去，不求深解，有时精神疲惫、声音艰涩，写成疏浅庸劣而勉强拼凑的文章，羞惭了好几天，不敢告诉别人，却几乎可以中式了。后来又因为偶尔用了经书中的一两个字而被拒绝，于是不敢再使用经史和性理方面的词语。第六次应试仍然如此。韩退之所说的“大惭愧时人反说大好，稍有得意时人反而小小讥评”，我只得到其中相似的情形：大惭愧时人们却说稍好，稍不惭愧时便被认为大为不好；惭愧了又惭愧，人们终究不认为好。我也疲倦了。古人四十岁便努力出仕，我却还默默无闻。我少年时读父亲的书，后来既为孤苦而伤感，长大后又为饥饿所驱使，奔走劳顿。一年之中没有两个月勤奋读书，一个月之中没有两天安静不受干扰，只能在穷愁叫喊、仓皇急迫之际勉强涉猎，在没有消化理解的情况下生吞活剥，却说：“我在读书，我在作文”，这不是很可悲吗？我所谓的好与不好，本来就应该与世俗毫不相合。假如不让衣食问题扰乱我的心，使我能够约束自身，安坐在明窗静几之前，那么还有什么学问不能学成，何必拘泥于区区帖括呢？我将进入深山，搭建草庐，求得几亩土地来耕种，吃蔬菜、喝粥，读书著述几十年，舍弃末业而专心从事自己的根本事业。天下后世的人都将是我的知己，往古来今都将成为我的事业，我何必羡慕那科举功名呢？然而我听说太史公曾经走遍天下，游历四海的名山大川，所以他的文章疏宕纵横而有奇特气势。如今我生长在天涯尽头，虽然曾经从军海外，出入于风涛雷鸣般涌动之中，所见不过是刀兵战马、被肢解的老鼠和哀鸿，以及那些剪发凿齿、剖耳纹身的人群；却从未能到京师一次，瞻仰 天子宫阙的壮丽，和名公巨卿、贤人君子交游，因此文思偏狭浅陋，恐怕会被山灵暗自嘲笑。姑且应当出去畅快地游历一番，然后退隐。所谓《鹿洲试草》，是我二十年来在颠倒醉梦中写成的、见小敌便勇敢、遇大敌反而怯懦的文章。海内的巨公，一定会有话来教导我。《鹿洲初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六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