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洲初集卷七

译寒支先生传 先生姓李，是前朝的诸生。宁化县泉上里人，名世熊，字元仲，自号寒支子。年轻时豪放不羁，认为天下读书人没有一个值得称意的。他从经史子集，到秦汉唐宋以及近代诸家著作，没有不阅读的；唯独喜爱韩非、屈原、韩愈的书，所以他的文章深沉峻刻，雄伟凄丽，幽深博大而奇崛，像悲哀，像愤怒，像哭泣，像欢笑，又像寒泉烈日、暴风雷雨。虽然不是太平盛世和平之音，大概正是他所遭遇时代的自我表达。当时正值天启、崇祯年间，国家疆土尚未残缺，而他仿佛预先知道甲申以后的事情。每当谈论古今兴亡、儒生的出处，以及江南江北的利害、备兵屯田水利等重大事务时，没有不慷慨叹息、深切寄托期望的。无奈命运乖蹇、处境困顿，作为诸生九次考试都在同辈中名列前茅；主持福建乡试的人，无不想访求李生、重用他，却始终未能如愿。大清在闽中定鼎后，唐王仍据守福建没有归顺，所以大学士黄道周、何楷一同推荐寒支，说他志向高尚、学问博大；朝廷征召任命他为翰林博士，他辞谢而没有赴任。他多次写信给黄道周，谈论时事，悲愤不已；等到道周以死守义，他又奔赴福州，请求朝廷褒奖表彰。当时他询问黄道周遗孤和寡妇的生死、房舍是否完好或被毁，总是呜咽不止。丁亥年，清军进入福建，寒支本来应当按次序参加岁贡考试，从此却辞谢一切，闭门绝迹。城里有人得罪郡帅，郡帅派某位生员写信逼他出山。寒支答复说：“天下人中没有官职的占十分之九，难道都是高士吗？来信说我不出山，是担心会有不可预测的灾祸。死生自有命，难道可以把它寄托在权要之门吗？况且我已经四十八岁了，诸葛亮辛劳于政务的年纪只比我小一年，文天祥尽忠守节的年纪已经比我大一岁。我怎么能压抑性情、违背本性，再去自取羞辱呢！”当时流言飞扬，形势汹汹，祸患难测。寒支发誓至死不改，丝毫不为所动，疑谤也随之消解。寒支既以文章和气节闻名一时，声望大为震动。辛卯、壬辰年间，建昌溃散的贼军黄希孕抢掠经过泉上里，有士卒摘取寒支园中的两个橘子，黄希孕立即鞭打他。他在园旁停马，直到看见士卒全都离开才走。粤寇到来，焚烧百姓房屋，火势烧到寒支的园子。其首领刘大胜派士卒扑火救园，说：“怎么能毁坏李公的房屋！”这时天下人即使是盗贼，也都知道有寒支了。寒支胸中积郁着许多块垒，常常放情山水，以抒写他的牢骚和不平。曾经到西江，泛舟鄱阳湖，登上庐山绝顶，追念李自成、张献忠横行的事情，悲痛得几乎要昏厥，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无法抑制。乙卯年，耿精忠反叛，派伪使者接连登门敦请。寒支严厉拒绝，从春天到冬天一直坚卧不起，于是得以免除牵连。寒支自甲申以后在山中居住四十多年，乡人都尊崇他。有人做了坏事，就说：“不要让李公知道。”晚年号媿庵，把书斋题名为“但月”。著有《寒支集》《宁化县志》《钱神志》《史感物感》《本行录》《经正录》，各有若干卷。八十五岁时因病死于家中。评论说：我听说先生年轻时曾独自乘车到泉州，出了安海，暗中观察郑芝龙，他的用意实在深远。等到唐王占据福建时，明朝的气数已经终结，月亮已经出来，微弱的火把不能不熄灭，先生不接受征聘是理所当然的。假使先生早年能够得志，在癸未、甲申年间一定会有值得称道的作为。满腔热血却付给了清冷的乡土，可悲啊！文章像韩愈，心事像屈原，志向气节的清高，同管幼安不相上下。

译黄太常传 黄太常名叫性震，字元起，号静庵，是福建漳浦人。家境贫寒，十二岁时父母都去世了，生活艰难，叔父子完认为他才气倜傥、不同寻常，取来史传古文让他阅读，他一眼能看数行，而且全都记得。适逢时局动乱，祸变从四方兴起，黄氏族人多遭杀害，他几次险些不能幸免，幸而逃脱，便相信自己是上天降生的，必定有所用处。他客游三山，没有遇到相合的机会，困穷更加严重，却不肯表现出接受怜悯的样子，别人都不能测知他的才识深浅。他慨然叹道：“大丈夫生逢纷乱，应当凭处理复杂事务来显露自己的才器；只是世上没有常何那样的人，又有谁能识得马周？难道我要长久这样落落不得志吗？”丁巳年，福建总督姚启圣进入漳州筹划海防。当时军务纷繁，有才略的人大多想出来展示所长；又听说启圣虚心求贤，可以同他共事，于是带着策论来到军门，进呈平海十条建议。启圣认为奇异，同他谈话十分高兴，只恨相见太晚。启圣常把他带入内室，谈论机密，促膝交谈，借助筹策推演，直到半夜才出来。凡是练兵遣将、使用间谍和奇兵、剿抚的机宜，没有不竭尽谋略智慧的，往往一行动就有功效。他出兵龙虎山，收复长泰县，夺取江东桥、小港洲、水晶坪等处，招抚五大镇，都出自他的筹划。启圣上奏他的功劳，朝廷议定以同知任用，奉旨从优议叙，并加佥事职衔。他感激知遇，更加思考报答，认为敌人的势力盘结广大，如果不离散其党羽、暗中扰乱其心腹，就难以迅速图谋，于是请求建立修来馆，收纳归诚将士。前来投降的人无论真假，都一律善待：给他们宽大的房屋、华美衣服、车马仆从，使之在街市上显耀。于是海上各党很多暗中前来归顺，黄性震把情况全部报告姚启圣，分别授予官职；可用的人最终都实际任用，来投者都有宾至如归之感，全都大喜过望。得到海上闲谍，也都不杀，厚加赏赐，任其自由往来，立即用来侦察海上情况。凡敌人的行动不能预先知道，就把岛中将领以及他们所信任的、有才干谋略的心腹的官爵姓名，大书后张贴在公馆，安排供应；侦察者把这些当作事实，暗中报告海上，敌人疑惑而将他们杀死。于是贼人彼此猜疑离心，归顺者日益增多，一鼓作气平定十九寨，收复海澄，攻克厦门、金门。将领中有人主张大肆剿杀，性震秘密告诉启圣，应当禁止杀戮、安抚百姓、保全数十万人的性命。朝廷听闻后，优厚叙录他的军功三十二级，加正一品。壬戌年授任北直霸昌道，兴建义学、义冢，治理凶悍的旗丁。当时响马贼作乱，没人知道踪迹，他秘密谋划，从差役中选出两个可以任用的人，表面上依法斥退他们，使他们充当贼党。因此得以详细知道贼人的姓名、住处和出没地点，依次将他们逮捕，押送刑部，全都依法处置。政绩声名大为震动。皇帝巡幸密云，召见他并加以褒奖。赐给他蟒袍、宫中织物，特别加以宠异。不久升任广西提刑按察使，他在官署旁设置省刑所，锅灶两具，器皿、柴米、帐篷等全都备齐。解送来的罪犯和证人，就让他们在那里住宿吃饭，按名册分别供给，审讯结案后立即离开。许多沉冤和积压案件得到平反。有崔玉枝一案，牵连多人，都已长期定为死刑。他察觉其中有值得怜悯的人，重新审讯后查得实情，竭力请求广西总督吴兴祚具疏上奏，获准宽免，赖此保全数百人的性命，获释者接连不断，满庭都是。他为他们准备酒食，发给衣服和赏赐，送他们回家。一时之间呼天动地，人们认为于定国、张释之又出现了。考核官员的典礼到来。入朝觐见皇上，陈述粤西瘴疠情况的一道奏疏 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升任湖南布政使，清除革除陋规，剔除包收、诡寄等弊端，询问百姓疾苦，采取宽缓措施，一切都很适宜。怜悯长沙郡河水汹涌、商船屡遭淹没，他勘察地势，另在旁边开凿一条河，使商船能够安全停泊，楚地人认为这是利及百世的工程。武昌夏逢龙作乱，事变突然发生，攻陷四郡，人心汹汹，朝廷大臣担心湖南。皇上说：“有黄性震在，没有忧患。”他辅佐平定六十年间的海患河务于此，果然胸有成算，知道草寇成不了大事，安然如常。不出几个月，贼众就被消灭；他又修缮书院，振兴士人，端正自身以率领属下，抚慰安定穷苦百姓，潇湘、云梦之间颂扬之声洋溢，人们一致称赞他善于治理。辛未年春天，他得了吐血病，于是以病请求退休，优游于林下。漳浦学宫年久将要倾塌，他重修文庙、明伦堂，建筑焕然一新；置办义学田租，作为本县士子参加科举和公车之费；又重建文昌祠、敬一亭，修缮梁山钟秀坊，疏浚泮池、傅公河浦。自前明以来，漳郡的人文在全郡最为兴盛。风水家说，溪中的两座堤坝把矾山、梁山等山的水汇聚到城下，因而物产富庶，没有比这里更盛的。后来因为年久堤坝损坏，两条河水倒流，地气和运势稍有减弱。如今想恢复原状，需要费用二千多金，众人都说这不是寻常工程，除了黄公没有人能够办成。黄性震于是毅然承担起来，独力填筑堤坝、疏通内河，使各条河水仍然朝向城下汇流。本县士大夫赞美他的义举，把这件事刻在学宫的石碑上。他的家乡原在湖西，是先世聚族居住的地方；战火之后族人像晨星一样散居各处，放眼望去一片苍凉，他每每潸然落泪，有敦睦宗族、建立宗祠的志愿，便对亲近的人说：“假如我能得到一命之荣，便把恩惠施及三族，这就是我的愿望。”甲子年任粤西按察使时，派族侄、太学生赐旋回乡主持此事，召集工匠、准备石料，筑土堡作为屏障，使族人都有安宁的住所；在中央建立大宗祠，以表示不忘根本；又建立小宗祠，联络五服以内的亲属。各自置办祭田，田租一千多石，用来供奉祭祀；建立义塾，让全族在那里读书；置办书田，田租四百石，作为膳食、修金和灯火费用；又置办义田，田租八百石，用来供给族中冠礼、婚礼、丧事、祭祀，以及孤儿寡妇、贫困无依者。二哥都司佥书性昂远居四川，去世已经很久，他派人带着二哥一家扶柩回乡安葬。堂兄太学生性祥长久居住在广东，他也替堂兄带家人回乡，授予住宅、分配产业；堂兄死后，又为他置办祭田。凡是同宗兄弟的子女，他都视如己出，婚嫁、田产、住宅依次平均分给；五服以内的亲属都有分产，多少按照服制决定。他居住乡里时，安闲自得。他从不与人争执，即使有人冒犯了他，也不计较。他曾说：“君子与小人争较，不仅不能取胜，也不值得取胜；即使胜了，也不对。”他甘于过清淡生活，饮食从不重味。他与乡里的士大夫建立敬简堂，共同约定崇尚淳朴的风俗。他常常带领园丁浇灌花木，亲自锄草采摘，以此为乐。每逢优美的景色，便和三五位好友出城游览，穿芒鞋、拄竹杖，谈诗下棋，颇有洛社耆英的情致。己卯年冬天，他奉召督理永定河，到了京师，在畅春苑应对奏答。

译温纶总理钱粮和工料事务。河道中的要害地段在清凉寺口，旧日常被沸腾的河水冲击，水深将近二丈。开工那天，他奉夭子之命撰文祷告河神。第二天沙土淤积了数尺，不到五天，冲塌的地方全都被填平。浑河水势变化无常，汹涌奔腾，堤防几次濒临决口；他亲自督察防护，穿着朝服挺立在那里，毫不畏惧，狂暴的河水最终安定下来，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异之事。河道长达数百里，他设置每五里一面旗、一门炮，旗上写明督工官的姓名，以专门明确责任；遇到紧急情况便施放火炮，便于听到声音后迅速赶赴。他沿河预先安置物料，节省临时搬运的费用，日夜奔走劳累，冒着风雪，废寝忘食，旧病也时常发作。他的侄子尚锦从旁边宽慰说：“太疲惫了，稍微休息一下吧。”他瞪眼看着他说：“不努力就不能走远，不劳作就没有功劳，任凭什么都不行。” 这是国事，既然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国家，哪里还知道什么劳苦呢？不到四个月，大工程便告竣，皇帝驾临视察，放水那天召见他五次，慰劳十分优厚。不久，他升任太常寺卿。辛巳年冬天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他一生喜爱行善，这是出于天性；属吏和士绅中有文学才华的人，他都以隆重礼节相待。他尤其喜欢扶助贫寒孤单之人。海宁学士查升尚未得志时，他一见便如同旧日相识，不惜用千金资助他成就事业。四方名士登门与他结交，有的请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送来的束脩多达千数。像江南进士黄晖烈、陶自悦，福州翰林严宗溥，都是他招来礼聘、教导蒙童的人，当时人们都佩服他的鉴识才华。到他去世那天，士人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没有不叹息哀悼的，都说这样的人再也找不到了。评论说：世上没有常何那样的人，谁能识拔马周？这是豪杰之士都要扼腕叹息的事。当他遇到知己时，便奋发而起，乘风云之势，不到五年就升任方伯。即使是马周得到知遇，又怎么能超过他呢？郑氏父子祖孙数代盘踞海上，凭借地利人和，不容易突然攻拔；所以能够使他们兄弟离散、心腹扰乱，是启圣的力量。启圣取得成功，关键全在修建来一馆；主持来一馆的人所起的作用，不必再问了。他筹划决策，功绩体现在保卫疆界、推行政务、施惠于百姓，声誉流传于金石，直到他的宗族乡党之间；他的仁爱深厚、情义笃实，确实可以与范氏希文在千古之间相抗衡。哪里是马周仅仅购买一所好住宅所能相比的呢？士大夫中身处优裕环境的人并不少，试着拿这些人与此人相比，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会怎样。

译《月湖先生传》。先生姓陈，名汝咸，字莘学，号悔庐，是浙江鄞县人，家住月湖岸边，学者因此用月湖称呼他。他的父亲陈锡嘏在乙卯年乡试中名列第一，丙辰年考中进士，官任翰林编修，以文章著名。先生从小聪敏，每天读书达到径寸的数量；十四岁通晓《十三经》《廿一史》以及诸子百家，乡里的前辈都把他看作神童。二十一岁考中戊午年的贤书，辛未年在礼闱考试中夺魁，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丙子年夏天出任漳浦县令。漳浦原本是闽南的繁难县，诉讼很多，丁粮和户籍册历年混乱，胥役趁机作弊，官民都困苦不堪。先生端正自己，率先垂范，劝导百姓亲爱谦让；设置纸皂惩治讼师，审理案件明白果断，没有人能欺骗他。于是公堂肃然。他想到编审是赋役中的大政，不精密详尽地整顿，就不能使积弊彻底清除，于是日夜焦虑思考，亲自核算编定粮户，使各户的人丁都归入现有户籍，命百姓亲自具结供报，实数计算丁口和产业，自己建立征收户籍，自己封存投纳，革除由户长承管的弊端，每年为百姓节省二千多金；均匀编排保甲，清理屯粮和寺田，革除根租，实行滚单法，使粮户彼此催促缴纳，不再使用图差。新法正要施行时，豪强感到不便，吏胥暗中阻挠，甚至上官也因此动摇，劝他不要轻易变更旧制。先生毅然不肯回头，逐条分说、仔细剖析，三年后制度建立，弊端全部革除。差役袖手旁观，胥吏无从施展伎俩，百姓欢喜称便，踊跃输纳，秋冬交替时每年的赋税全部缴清，没有一丝一毫拖欠。当地濒海，风俗轻视生命，因口角小事便服食断肠草自尽，以图诬赖他人。先生竭力惩治这种弊病，命应当受刑的人挖出断肠草根来赎罪，或拿出自己的俸钱买来，将其堆积在堂下焚毁；革除验尸时收取花红以及夫役饭食等陋规，不避臭秽，围着尸体上下反复仔细察看，甚至用手指按验，连仵作都比不上他。县中山多有老虎，常在白天出来抓人，他捐出钱财命乡民多设虎牢，又招募善于射箭的人埋伏，使用强弩和毒箭拦截它们；他洁净身心、斋戒诚祷，行文给城隍神，暗中请求帮助驱除。从此老虎全都被关进虎牢，又有许多被毒箭射死。遇到旱灾，他早晚步行祈祷，夜里睡在祭坛上，登上梁山绝顶，触探龙湫，历尽险峻高处。绅士们走了四五十里，大多不能跟随；先生穿着葛布袍、芒鞋，不辞劳苦，刚一下山，灵雨便使四郊土地全部得到滋润，人们都认为这是他的精诚感动了上天。丁亥年夏天，淫雨连绵，溪流突然暴涨，水高至城墙雉堞，南郊房舍成为一片汪洋，百姓都登上屋顶呼号。先生奋力登上城楼，拿出数十缗钱招募船只救援，又制作了许多木筏，悬挂赏格，每 渡过一人，给钱三十。诸生蔡衍鎤、黄尚柔也拿出钱来相助。男女老幼像蚂蚁一样攀登城墙的有数千人，先生分发粥食给他们。第二天又发米赈济，多方安抚体恤，所以百姓虽然遭灾，却没有受到伤害。他兴办文教，设置义学，在县城中有一所，在云霄、铜山、杜浔有三所。聘请有学问品行的诸生担任教师。每月初三、十八日，邀请县中的士大夫和乡里的俊彦，聚集在明伦堂讲解经史、性理诸书，细密如蚕丝牛毛，整日讨论辩答，娓娓不倦。朔日、望日讲授时文二篇、诗二首、古文一篇。漳浦士人人才济济，奋发振兴文章和经世济民之学，与天下士人相较。先生的教化影响很大。他修缮文庙，制造祭器、乐器以及俎豆、钟鼓，使之焕然一新。云霄、铜山过去都有朱子祠，祭祀制度久已废弛。先生用二十户渔船以及公溪泥泊税收的盈余，充作祭祀和诸生参加乡试的费用。东郊明诚书院原是黄石斋先生讲学的地方，后来破败不堪，僧人寄居其中，渐渐使人忘记它原来的用途，几乎变成佛寺。先生拆毁佛像，把僧徒全部驱逐出去，让黄氏子孙主持书院。漳浦过去有四所教堂，男女聚集在那里，吃素礼佛，名叫无为教。先生登记这些教堂的住处，将其收为公所，用来建立育婴堂。西洋天主教的流毒传到漳浦，准备开设教堂来迷惑四方人士，先生严厉拒绝，不敢容纳。有一个西洋人奉钦差之命经过漳浦，先用好话求托先生，接着又以威势胁迫，先生都不理会；他又嘱托上官替自己向先生说情，先生仍然不理会。城东东岳庙的廊庑中设有功曹祠，旁边有一尊能作祟的鬼卒像，县里没有见识的人昼夜不断地焚香、点烛、献酒、摆牲。先生命令毁掉它的像，隶役都惊惧不敢上前。先生发怒，命人鞭打并砸碎它。乡村百姓迷信巫术，凡有人祈求治病，便抬着土木神像，鸣锣击鼓，采药治疗，先生也严厉禁止。七星洞中有一百多名奸匪潜伏，招募同党入海；官兵发兵追捕，他们逃到丹灶山聚集，官兵突然袭击，他们又逃往平和山中，竖旗聚众，谋划再次进犯漳浦。先生派乡长黄利见秘密接触贼党林大札，用重利引诱，诱捕了首领曾睦及其部下蒋卿、江贵等，奸徒全部散去。又捕获海贼徐容等十多人，搜出他们抢掠的财物：白银二千八百八十两、珍珠四十六颗、玛瑙二颗、绮、纻、罗、纱一千多匹，以及洋镯、洋簪、杯斚之类，数不胜数。这才知道海上的大贼分为仁、义、礼、智、信、兴六个字号，徐容就是信字号的贼首。详细询问时，陈不讳直率地陈述贼人的行踪以及贼中的情形，关于应当怎样剿捕、怎样招抚的机宜，说得十分详尽。先生把缴获的金帛全部归入藩库，于是上条陈述招抚和捕剿的办法，以平定海上动乱，便利商船，并请求赦免徐容，以此招致其余党徒。不久，当朝皇帝派遣大臣巡行海上招抚，众贼都归顺投诚。只有礼字号的贼首还在海上作乱。南靖的宵小肆意猖獗，督抚等大官都说除了先生没有人能够解决此事，便联名上奏调他出任南靖县令。漳浦百姓相继到防城请求挽留，不肯让他离开，还取来田间农具堵塞县门，昼夜环绕守护了很久。到了出发日期，百姓扶老携幼数万人，堵塞街巷，环跪哭泣说：“公不要离开，救活我们的百姓吧！”他们簇拥着轿子，使轿子无法前行；先生下轿步入李太学家。半夜时，他借用守城的两名骑兵，假装巡逻的人，从小路由北门逃离。士民追思不已，便在北门修建月湖书院，在其中塑造先生的像，岁时瞻拜。南靖县多年拖欠官府、盗寇又多藏在深山，刚剿灭便再次聚集，有的起初接受招抚，后来又重新作乱。他们听说先生到来，互相说：“这是漳浦陈公，已经治理盗贼十三年了，善于治盗，我们的出没他都知道，哪里还能逃走呢？不过他是长者，如果我们亲自前去投诚归顺，一定不会有祸。”于是前后几个月，盗贼全部接受招抚。先生向他们晓谕威信，他们都改过自新，始终不再做盗贼，颂扬之声大起。己丑年奉召入朝，庚寅年补任刑部主事，辛卯年升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巡视西城，上疏陈述台湾事务和重新制定命案条例，防（疑为“帝”或“上”之误）嘉许并采纳了。

译除西门以外，他查访并私自雕刻假印、伪造贡监照劄的徐德孚、傅云生等二十四人，都逮捕送到刑部依法处置。壬辰年秋七月，听说海贼焚烧营汛和船只，于是趁热河行宫之行，上了一道陈述防备海上事务的奏疏。先生在福建任职日久，熟悉海上情形；又因为商船被劫，多半是由于沿边挂号的水路曲折、礁屿交错，贼船便能在商船必经之处截击抢劫，而主管官员都把按照挂号稽查当作良策，商民苦于无法自行申诉通达。先生到这时才痛切地指出这一点，沿海数省都因此得到便利和依赖。这一天，他又在热河陈述平息盗贼事务，上一道奏疏。防（疑为讹字，原文如此）都嘉许并采纳了。皇帝赐给他克食、鹿条、鱼脯、小菜，以示慰劳。这年冬天，海贼陈尚义派周锦到兵部请求招抚。先生认为陈尚义一定就是礼字号的贼首；陈老大当年曾说海贼徐容长期在海上肆意抢劫。如今既然他来请求招抚，先生请求率领举人、候选知县阮蔡文、千总王三骆、南左其彪等人，前往铁山、鳯城岛入海招抚他。皇帝下谕嘉许并慰劳他，但说风涛不可预测，只驻守鳯城即可；命蔡文等人乘船前往，不必亲自下海。又任命兵部郎中雅奇为副使。不久飓风大作，王三骆、南左其彪等人的船漂失无踪。蔡文的一条船被风吹断大桅，先生赶到天桥厰，派船前去接应。蔡文、南左其彪等人都到了，尽山花鸟（疑为地名或“山花鸟”之讹，含义不明），遇到陈尚义及其党徒一百多人，都招致他们前往京师。第二年春正月，升任通政司右参议，不久又升任左参议。夏天奉命出使进入楚地，祭祀炎帝、神农、帝舜、有虞氏的陵墓，并向楚省绿旗兵丁颁发赏赐。先生自己包裹行粮，不向地方官扰取一丝一粟。一进入境内就发放赏赐，不忍过多劳扰驿递，随到随行。湖南山川险峻，有人请求把偏远营汛的事务改由调来的官员代为领办。先生愤然说：“王命交付给我，怎么敢害怕劳苦！”他披星戴月，穿行于雾气之中，即使到了峭壁危崖，马 马不能骑，轿子不能行，肩舆也不能通过的地方，他也一定攀扪藤萝、附着葛藤，徒步前行。他还遍访红苗聚居的洞寨，了解当地情形和利弊，以筹划招抚治理、长久安定的办法。祭祀两座陵墓时，他都竭尽诚意、恭敬致礼；看见虞帝寝庙倾塌破败，便捐出钱财，嘱咐县令修缮。陵墓逼近各个猺峝，峝长率领男女一百多人前来拜谒：男子用头帕包头，敲击长腰鼓，吹笙呜呜作响，跳舞引路；妇女把头发编成辫子，并在发上缠三根小竹子作为簪椽，外面覆盖绣有红绒的布，手挽手唱歌，发出柔靡的声调。翻译他们的话，原来是“蜜蜂飞来千丈高，槃王子孙在山好”等句子。先生于是改作《竹枝词》四章，充分宣扬天子万年太平、治道有方，让他们学习并歌唱。楚地的使事完成后，他升任鸿胪寺卿，又升任大理寺少卿。甲午年春三月，奉命前往甘肃勘察荒灾，看见饥民背着孩子蜂拥而来，全都形容枯槁、面黄肌瘦，穿着破烂衣服，饿死者遍地。先生亲眼看到后十分伤心，从此不再吃荤、不再饮酒。他与陕甘督抚一同开仓赈济（原文“防”疑为“偕”字之误），还担心穷乡僻壤的残余百姓或许没有普遍得到实惠，便徒步走遍郊野，汗水和泪水交相流淌。当时正值疫病流行、天气炎热，他终于因病不起，于四月二十五日在固原海都喇弥留之际去世。他临终不谈私事，只遗憾饥民的情形不能上报给地方官府。检查他的行囊，只有一套衣服、一缗钱而已。他享年五十七岁，所著《兼山堂遗稿》《漳浦政略》流传于世。评论说：先生出任县令十四年，对百姓影响最深；一生的事业，以此最为显著，所以漳浦人应当像祭祀尸主一样祭祀他，把他奉为土地神和谷神。固原的讣告传来后，从士大夫到农民、工匠、商贩，没有不叹息长叹的；他们杀牲置酒，奔赴月湖书院哭祭，数十日不曾断绝。又拿出巨额资金置办田产，每逢春秋祭祀都像奉祀私人亲属一样对待他。《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先生对此可以无愧了。他在朝廷任职时间短，施展作为还不充分；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岁月，他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一定会有更多值得流传之处，可惜啊！

译《仪封先生传》。先生是河南仪封人，姓张，名伯行，字孝先，号敬庵，谥号清恪，学者称他为仪封先生，是根据他所居住的县名来称呼的。先生七岁进入小学读书，恭谨温厚，很有儒者的气质。十四岁时，遭逢母亲丧事。二十五岁，补为博士弟子员。康熙辛酉年在乡试中举，乙丑年考中进士。他阅读有宋一代五位大儒的著作，认为圣贤之道必定可以学习；辨明义利，排斥异端，在传统学术传承茫然失坠之际，有坚定地搜求继承的志向，因此当时的学者都归依敬重他。壬申年，任内阁撰文中书。甲戌年，改任中书科中书舍人。这年冬天，遭逢父亲丧事。过了三年，他倡议在县城西郊建立书院，与乡里人士讲明正统学问，受到振兴发奋的人很多。己卯年夏天，大雨，北关堤坝决口，洪水泛滥流入县城，居民都很忧虑。先生招募民夫装袋运沙土填筑堤坝，因而免除了灾患。总河张鹏翮公认为这件事非同寻常，题名调他到河工任职；他因劳绩显著，升任山东济宁道。适逢荒年，他倾尽家财运粮赈济，又装载钱财和棉衣数船，分发给受冻挨饿的人。不久发生赈济之事，先生奉檄赈济汶上、阳谷等县，因为擅自调动数万石仓粮，将要被写入弹劾奏章，于是申辩其大意说：“赈济是奉皇恩办理的，并不是本道官员敢于擅自调动仓粮。” 动用仓粮，是为了扩大皇上的仁德，并不是为了谋求名誉；救济饥民，并不是为了私自侵吞、肥厚自己。假如奉命赈济却不动用仓粮，眼看各州县百姓流离死亡却不去救助，仓中有剩余粮食，野外却有饿死的人，本道的罪责难道能够逃脱吗？从前汉代汲黯经过河内，便宜行事，持节发放粮食赈济贫民，汉武帝认为他贤能而宽免了他。如今本道因为擅自动用仓粮而被题名参劾，按道理应当顺受处分；只是恐怕今后山东各级官员都把本道当作戒鉴，认为仓粮重要、百姓性命轻微，那样造成的祸害就不可言说了。”事情于是搁置。在济宁任职四年，施行了许多惠民政令，对河务尤其尽心。灉河每到秋天泛滥，就淹没百姓田地数十万顷；先生疏浚河道，使之加深加宽，又在五岔口筑堤，使郓城等十五州县都能安稳通流，士民直到今天还祭祀他。开通有利于运输的水闸，把水引入南旺，使运粮船能够快速通行，升任江宁司臬。圣祖南巡时称先生为江南第一清官，遍问大学士、督抚以下的官员，众人都推许赞扬，没有不同的意见。圣祖非常高兴，说：“你们为什么都不保举他？朕来保举他。将来他做官做得好，天下人就会认为朕是明君；如果他贪赃枉法，天下人就会笑朕不识人。”到松江后，授予先生福建巡抚之职。他到福建任职时正值旱灾，请求上疏动用库银购买米粮赈济，百姓因此没有挨饿。永安、漳平有无赖陈首魁、吴海等煽动诱骗愚民，逃入山谷作乱，先生秘密谕令漳州知府赵完璧将其抚平。他褒奖廉洁、纠治贪墨，访查那些危害百姓的狡猾官吏和奸诈胥吏，全都依法处置。从此讼诉之风大为改变，教化广泛推行。他崇尚并奖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惠及农民和商人，设置社仓，兴办积储，建造鳌峰书院，延请九郡一州中才品卓越、品行端正的士人，在其中读书论道，研习明体达用之学。又设藏书楼，收藏古今经籍四百六十多种，捐设书院膏火费用尤其丰厚，与他当年在山左所建的清源、夏镇、济阳几座书院相比，显然大不相同。福州有一种所谓“五帝”，其实是瘟神，城乡遍设庙宇，当地人惶恐不安地加以尊奉；先生将这些庙宇全部毁掉，有的改作义塾，供奉朱子。他查核省城的尼姑、僧人，下令让他们的亲属赎回，使他们还俗婚配。他崇尚正道、排斥邪说，大多采取的就是这类措施。在福建任职三年，声望日益提高。皇帝因江苏是江南的重地，将先生调任江苏巡抚。庚寅年春天到任，正赶上维扬一带荒歉，便上疏请求设法赈济海高等十三州县以及徐州缺粮的军民。又因江苏等地带征灾区漕粮一年，却要在一年半内交足租税，百姓力量难以供给，请求暂缓征收以舒缓困境，皇帝都批复同意。皇上又拨出国库钱粮平价出售粮食。先生所上的奏疏与在福建处理灾情时前后完全一致，但他在递上奏疏当天就实行了，说：“臣因为灾民困苦急迫，恐怕等到命令下达、部文往返还要耽误时日，所以擅自办理，罪在专擅，伏望皇上明察宽宥并嘉许采纳。”这年夏天，他赴常州审理钦定案件，平反了许多冤案，因此与总督不合。总督是噶礼，性情极其贪婪，因为先生扼住了他的要害，他一直不敢有所行动。先生正直行道，兴利除弊，举发弹劾唯恐来不及。噶礼厌恶他，常常从中阻挠，使他的志向不能施行。先生因病请求辞职，请求解除职务。皇帝批示说：“张伯行操守清白，立志坚定不移，这些朕都十分了解。江苏是重地，不准以衰老有病为由辞职。”于是先生勉强重新任事。辛卯年秋天，江南举行乡试，舆论沸腾。姑苏士子把财神迎入文庙，事情传到皇帝耳中，皇帝下诏命尚书张鹏翮出京，会同江南督抚查验此案。先生奉命到扬州审讯，种种弊端全部暴露出来，而总督一向骄横。张鹏翮倚仗威势想要压制此事，众人都袖手旁观，不敢触犯他。先生奋然上疏，弹劾总督抗拒诏令、欺骗君上、营私枉法，请求按国家法典治罪，以彰显公正舆论。奏疏大意说：自皇上登基以来，内外臣工没有不奉行法令的。两江总督噶礼受到朝廷豢养，时间已经不短；蒙受朝廷委任，权责也不可谓不专重。只要稍有人心，自当仰望君恩，图谋报效。谁知总督上任以后，文武属员中逢迎趋附的人，即使污秽行迹昭然可见，他也能包容掩藏；那些守正不阿的人，即使廉洁声名一向显著，也难免被吹毛求疵。此事在圣明睿智的洞察之中，不需要臣再作多余的冒犯。可奇怪的是，江南本年乡试，盛传总督与监临、提调相互勾结，包揽买卖举人名额。臣想到督抚、藩司都是朝廷重臣，难道会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吗？后来榜单公布，果然有人议论不公，主考官左必蕃的奏疏中有“或许应将总督发交严审”的话。又听说总督索要银五十万两，便可以保全无事。臣虽不敢立即相信，心中却已经暗自怀疑。等到奉命会同审查，举人程光奎、吴泌供认关节舞弊属实；藩司书办李启供认与家人轩三买卖举人名额属实。总督大怒，不容许直言。臣再三劝解，逐一审问各名罪犯，他们都有确凿证据。等提审轩三时，他的话多有暧昧，事情牵涉总督。国家设置科举选取士人，是为了供将来任用；科举中必须有正直之士，朝廷上才会有正直之人。我

译皇上谆谆切切地训诫，希望风气清明、弊端绝迹，谁知贿赂竟然公开流行，自从设置科举以来，没有哪一次像江南辛卯科这样严重。臣奉命彻底详细查察，而总督偏偏不肯详细查察；奉命严加审明，而总督偏偏不愿审明。推究他抗拒违背圣旨、始终庇护的原因，那么先前与监临、提调勾结包揽买卖举人，后来索要银五十万两以保全无事的说法，事情确实如此，已经不是毫无根据的浮言了。他欺骗君上、败坏法令的罪行，总督即使有一百张嘴又能怎样辩解？如果不请求下诏解除他的职务并一并发交审讯，那么与他勾结作弊的人反而成为奉诏审查此案的官员，真情怎么能够查出，国法怎么能够伸张？所以自从总督震怒以后，直到现在，一个要犯也不能提审，一句真实供词也得不到，全都是因为总督骄横的气势足以震慑人心。臣实在是想提审却不能，想审问却不得不成，只能不得已大声疾呼，烦扰圣听。我 皇上明察万里之外的事情，没有细微之处不能照见，而总督竟敢欺骗皇上。皇上 皇上给予总督高爵厚禄，是何等隆重！可是总督竟忍心辜负皇上，擅自作威作福，出卖朝廷的官职，出卖朝廷的法令，又出卖朝廷选取的举人，罪恶已经满盈。两江的人知道这件事，朝廷上的人知道这件事，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是因为他的权势显赫，没有人敢触犯他的锋芒而招来祸患。臣不是不知道这番话一说出来，天下人都会替臣担忧。但臣想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寒微的儒生，候补中书数年之间，越级升为巡抚，皇上加给臣的恩典没有比这更深的，臣谋求报答的困难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在总督敢于欺骗 皇上辜负 皇上的时候，臣决不敢顾虑身家性命，畏惧躲避权势，与他一同成为欺骗君上、辜负皇恩的人，遗讥于天下后世。即使说话之后祸患随之而来，臣也在所不惜。何况臣的功名取舍出自朝廷，性命生死也自有定数。总督即使十分残酷险恶，难道就一定能加害无辜吗？臣又有什么畏惧而不说呢！伏望皇上大奋乾断，将两江总督噶礼解除职务，发交审讯，使狐鼠之辈失去依凭，而承审官也没有顾忌，或许真情能够查出，国法能够伸张，振兴千古纲常，培植一时士气，除去两江百姓的祸害，使四海人心畅快。将会看到天下后世都仰望 圣明君主铲除奸邪、洞察弊端的神明，亿万年长久享有国家贤良臣民和乐兴盛的福泽。奏疏呈入后，噶礼也诬陷先生有其他事情，互相弹劾，两人都被解除职务。皇帝下诏派张鹏翮、赫寿共同审理。士民听说先生被解除职务，停市罢业，扶老携幼聚集到公馆，号哭失声，围着道路请求保留先生；他们仓皇奔走了几十天，拿着山间蔬菜、野生物品各自前来进献。不接受时，他们便跪着向前说：“公在任时只饮用江南的水，如今将要离开，请不要拒绝百姓的一点心意。”他们坚持跪着不起来，先生也无法阻止。五月审理此案，皇帝认为先生弹劾的事情全属虚假，按例革职治罪，而噶礼免于议处。刑部复核也如此。皇帝又下诏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再次出京确查，审理结果与此前复奏相同。刑部议论也如此。圣祖曾认为先生是天下第一清官，如今这个议论是非颠倒，于是命九卿、台谏官员以公正为准、据实重新议论；九卿持平公允地上奏。圣祖又谕示说：“治理天下，关键在于极端公正。朕登基五十年，处理各种事情都以公心为准。张伯行做官清廉，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噶礼的操守，朕不能相信。如果张伯行在江南，江南百姓就会少受一半剥削。朕自从登基以来读书，研究穷究性理之学；这样清廉的官员如果不能保全，那么读几十年书又有什么用？而凡是做清官的人，又凭什么安心呢？”第一次派官员前往审理，被噶礼设法控制；第二次派去审理，与前次没有不同。你们既然都是大臣，知道张伯行是清官，在议论此事时，为什么没有说一句话？朕有了谕旨，你们才异口同声赞扬他的清廉，也已经晚了。你们要体会朕保全清官的至公之意，使正直之人无所畏惧，那么天下就能享受太平的福祉。第二天命令先生仍留在原任，噶礼所涉及的科场作弊人员被革职，不久也分别依法处死。当时噶礼的声势盘根错节、极其庞大，满朝官员无不惊惧屏息；而先生孤忠独立，自以为没有获救的希望。没想到皇帝拨开阴霾，重新显扬日月，使事情得到这样的结果。江左士民的欢呼声传遍郊野，在门上张榜说：天子圣明，还给我们天下第一清官。人们焚香结彩，拜谒龙亭，高呼万岁者达到几十万人；又有几万人前往京师畅春苑，跪上奏疏谢恩，愿意各自减去一岁寿命，增加 圣上的寿命万万岁，以表达真实感激的诚意。福建省的士民也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仿佛婴儿庆贺父母一样。先生想到有宋五子，在孔孟学说千百年失传之后，阐发其中的精蕴，使圣人之道如同正午的太阳。他的论说足以与《六经》《论语》《孟子》相配，于是辑录其中精粹可诵的文字，作成训诂详释，用来示范后学，名为《五子书集解》。又撰写《续近思录》《广近思录》，都进献给朝廷。他所建的紫阳书院，集合各位生员讲习讨论正学，规制次序如同在福建时一样，使江左的人文盛况达到极点。镇江原来濒临海边，太平时期水师战舰多进入此地，主管官员有时把它们查验为民船来搪塞，听任通行而不加区别。先生分条陈述海洋船只的情况，区分营船、哨船、商船和渔船，编列号码。又上奏请求免除扬州落地税，百姓都称便。在此以前，他奉命出海搜捕逃逸的贼人郑尽心等，与苏松提镇共同查缉防范。先生考虑到海疆责任重大，更加勤勉谨慎，动辄上奏报告。同僚因此怨恨他。甲午、乙未年间，他因上报张元隆、张令涛等人的海上案件，皇帝下诏命尚书张鹏翮到江南按验，弹劾他狂妄自负，解除职务并严加审讯，拟判极刑，拘押在镇江城隍庙中，等待朝廷命令。

译先生读书著述，昼夜不停；编纂修订《四书周易正宗》，又为子侄讲解经书，积累了几十篇讲义，把生死置之度外。不久奉命进京，接受皇帝召见。主管官员让同知胡某监护他。仲冬初二出行，从瓜州渡江到维扬，几百位父老在岸边焚香跪拜。士人和百姓夹在两岸，跟随船只走了四十里仍不断，请求暂时停船见一面，却被胡同知阻拦，没能如愿。过了几天经过邵伯、高邮，也同样如此。到淮安时，总河前来迎接，看见先生乘坐的船只破旧腐朽，几乎要倾覆，大惊说：“怎么坐这样的船？如果渡河沉没，就换乘我的船。”傍晚将要停泊在清口，胡同知不允许，督促船夫连夜渡过黄河。此时急雨狂风，天空如墨，波涛湍急，人与人面对面都看不见，大家都说：“性命完了！”然而不得不继续前行。不久雨停浪静，星斗灿烂如同白昼，于是渡过黄河，船夫们都大喜，互相庆贺。先生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到京后，皇帝在乾清宫召见问答。第二天又召他讲解“民可使由之”一章，再召他讲解《太极图说》，提拔为仓场总督，发放仓粮平价出售，贫民得以真正得到实惠。他上奏请求设置社仓，依照朱子社仓法增订十六条条例。奉皇帝谕旨前往永平筹划社仓事务。丁酉年主持顺天乡试，晋升为少司农。辛丑年主持礼部会试。考取的士子前来拜见，他一定告诫他们学习圣贤之道，不可被权势利禄埋没，要诚心报国，不要辜负科举功名。河南马营口决口，他分条上奏黄河水势的情况。皇帝嘉许他；这年冬十月，他因母亲患病请求休假，皇帝命他在腊月返回京城，并顺路巡视河南武陟的决口。壬寅年春天，召他参加千叟宴，宴毕赐座，并告谕群臣说：“你们都是大臣，大臣的职分，应当体察君心，惠爱百姓。像张伯行这样做巡抚，才是真正能把百姓放在心上的人。”后来召他到澹宁居问答，讨论政事很久，他头晕目眩、脸色改变，皇帝命大臣扶着他出去。皇帝即位后，体恤旧臣，对他的眷顾超过常格。朝廷在外讨论大政、保举大员，都命他与亲王、大臣在乾清门参与议论；晋升他的品秩为一品，封赠三代，荫封一个儿子为员外郎。不久升任礼部尚书，先生将《濂洛关闽五子书集解》进呈。皇帝亲自书写“礼乐名臣”四个大字赐给他。他又进呈《续近思录》《广近思录》以及几种宋儒文集，都得到皇帝嘉许采纳。凡是朝廷主持衡量文章的事务，如搜罗乡试遗卷、考试官生，翰林都命他校阅。祭祀大礼，如到郊坛巡视牲畜、在辟雍祭告，过去都是王公、大学士负责的事情，也全都命先生办理。至于阙里一事，则追封 先圣五代，并命他顺便回乡省亲；尤其是破格赐予的赏赐，丰厚繁多，越来越多。纬冠、蟒袍、锦绮珍玩，龙飞凤舞的书法，玉振金声的文章，松花砚、泥金扇、西洋镜、宫廷制造的器皿、香囊饰物，接连不断地频频颁赐，光彩耀目地铺陈在道路上。还有南方的鲜荔枝、西域的奇异瓜果、宫中的新枣、参苓茶膏，以及时令水果节物、鹿羊鸡鱼，宫廷的膳食，源源不断，几乎装满车辆、堆满家中。每次召他进入乾清宫，皇帝都因他年老而下旨免跪；后来请安等事情，也多因他不能长久跪拜而免除劳顿；有时他跪着奏事时间稍长，皇帝总命内侍扶他起来。雍正三年春二月十六日，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临终遗疏请求尊崇正学、激励直臣，称颂皇帝为千古以来最杰出的君主，使万世绵延无疆的福泽；全篇没有一句谈及私家之事。天子哀悼他，派王公大臣前往祭奠，加封太子太保，按全礼安葬并祭祀，赐谥号“清恪”，在常规之外又加祭一坛，下诏让满朝公卿、台谏都来吊丧，出殡时也同样如此。他著有《困学录》《续困学录》《五子书集解》《近思录集解》《续近思录》《广近思录》《居济一得》《学规类编》《家规类编》《道南原委》《伊洛渊源续录》《性理正宗》《正谊堂文集》，共若干卷，收藏在家中。评论说：“先生对于学问，可以说是醇正了。世俗风气滚滚而来，令人沉入深渊、灭顶而亡。科举、训诂、词章都被称作学问，但那些人的志向不过是取得富贵显达罢了，距离圣人之道还很远。有的人稍稍奋发自立，却没有贤明的老师朋友来为他扫除障蔽，又不免表面上尊儒、实际上近墨，似是而非，扰乱真理，成为学术和人心的祸害，实在可悲！先生自从立志以来，毅然认为圣贤之学是一定可以学习的，志趣本已不同寻常。他崇尚程朱之学，传承道统尤其纯正；对于把异端学说说成程朱之学、难以辨别的人，他大声疾呼，希望与天下人共同匡正。即使治理水利、赈济饥荒、刑狱军务、钱粮财赋等纷杂喧扰、错综复杂的事务，以及陷于困厄、彼此争斗、死生危急的时刻，也没有不敬业乐群、守道自得的。这不就是所谓无论仓促困顿都不离此道吗？自古以来的大儒很少能真正得到任用。先生恰逢两朝圣明君主，享尽千载难逢的盛遇，足以与伯夷、后稷争高下了。” 曾叔祖孝廉玉书公家传 公名铭玺，字玉书，是福建漳浦人。家境贫寒，落魄不得志，因族兄侍御紫涛公在粤东普宁入籍，便前去投靠他，于是定居普宁。公性情喜爱读书，立志守节，为人冲和高雅，没有疾言厉色和急迫的神色。二十岁时补为弟子员，考中顺治辛卯科贤书。潮州统帅郝尚久反叛，听说公的名声，派人召他前去。公忧惧地说：“这是作乱，怎么可以呢？”那人说：“不是作乱，是恢复明朝。”公说：“我是本朝举人，其他事情一概不知。”郝尚久坚决强迫，他也不去。来人回去报告，郝逆大怒，派党羽带兵逼迫他。公守持大义不屈，召集乡中壮士据守东山寨。贼兵昼夜围攻，寨子被攻破，公战死其中。全家都遭杀害，同乡壮士一同战死的有八十多人。儿子士旌当时在外，得以免难，县里人都为此哀悼。评论说：“公守义严正，但言辞气度并不急迫，真可以说是冲和高雅了。以和平的态度表达出来，以果断的行动实行下去。至于全家殉难，同乡父老如同手足，也都视死如归，又是何等壮烈啊！作为名教的屏障，大概可以无愧了。”

译叔祖宜侯公家传 公名忠，字宜侯，是福建漳浦人。他天生力气很大，读书而懂得大义，能够孝敬父母。妻子卓氏，被称为孺人，尤其完全遵守妇道，宗族都称赞她。公所居住的村子叫墩内，在万山之中，所以常有老虎为患。甲子年，有一只巨虎凶猛横行，在百里之内来往，伤人多得数不清。腊月十二日，它来到某社，被伏弩射伤，十分愤怒；四处看不见人，便跳跃狂叫，声音震裂山谷，所碰到的草木都被撞得粉碎，径直冲向墩内村。经过土地神庙时，它张牙舞爪，把泥塑神像咬碎。居民都关门屏息，没有人敢发出声音。公的父亲元章公和叔父裕公比邻而居。当时更漏约已到二鼓，两人都熟睡了。老虎毁碎土地神像后仍咆哮不止，冲撞附近人家，撞倒房门，抓住两头猪吃掉。裕公在梦中大喊，老虎愤怒地扑向他的房门。由于世代住在山中防备虎患，门内栽有两根柱子，顶住横木。老虎竭力冲撞却不能进入，裕公害怕了，喊声更大；老虎听到喊声更加暴怒，狂跳上屋，撞破瓦和椽木直冲下来，杀死裕公，把他的身体撞得血肉模糊。公的父亲元章公听见弟弟遭遇虎患，发声帮着呼喊；老虎又狂跳起来，撞破公父亲的房屋，把元章公扑倒在地。公拿着长刀径直上前与老虎搏斗，卓孺人拿着杵跟随他。老虎舍弃公父亲而扑向公，公举刀刺中老虎咽喉，刀刃进入腹中约三尺，因刀刃被卡住，手中只剩下刀柄。老虎忍痛又扑向公，孺人从后面抱住老虎，双手扼住虎颈。老虎内部已经受到重创，无法挣脱；公拿着手中的刀柄接连击打几十下，仓促之间却始终不能杀死老虎。孺人喊道：“斧子！”公急忙从门后取来斧头，用尽力气接连劈砍。等到鸡叫时，夫妻二人都精疲力竭，瞪眼仔细一看，老虎已经死了。他们急忙查看父亲，发现他还躺在地上呻吟，于是共同扶进卧室，用药敷治。天亮后，村人剖杀老虎，得到二百多斤虎肉。过了一天，元章公最终死去。公和孺人悲痛激切，丧葬全都按照礼制办理，观看的人没有不流泪的。同里的父老和士大夫商议，想把这件事报告给县令、长官，请求上报朝廷。公一边哭一边谢绝说：“我蓝忠不孝，获罪于上天，以致父亲和叔父死于非命。我即使侥幸留下残生，这颗心也早已死了。如果又因为这件事来求取名声，那就是幸灾乐祸，我蓝忠还算人类吗？恭敬地谢绝各位长辈，请千万不要再说杀虎的事情。”各位父老再三坚持，公辞谢得更加坚决。众人都说：“暂且放下这件事吧，不要伤害孝子的心。天道若有知，大节怎么会最终湮没，还是留下来等待后人吧。”公长于韬略，后来成为武生，直到去世。评论说：悲哀啊！宜侯公之所以成为孝子，不只是公贤德，卓孺人更是一般人无法相比。舍弃生命去救父亲，后来又避开旌表，不肯借此求取名声。听到“幸灾乐祸”这几个字而不流泪的人，就不是人。当时杀虎之事，鼎元我还不知道。后来过了十七年，我的族兄唐民先生收我为弟子，我才得知其中详情。距离如今壬辰年秋天，又已经十三年了。家谱还没有载入此事，我担心它将要湮没，便不顾自己的浅陋，粗略地为它叙述编次，以等待后来执笔作文的人采录取舍。幽微的光辉和潜藏的德行，经历久远反而更加鲜明。公虽然不愿以孝闻名，但他的名声终于无法掩盖。人又何必吝惜，不肯行孝呢！叔祖福建提督义山公家传 公名理，字义甫，号义山，是福建漳浦人。年轻时桀骜自大，不屑与一群孩子为伍。长大后更加卓异不凡，身材魁伟，虎头燕颔，眼睛很大，下巴丰满，嘴大得能容下拳头，力气能举起八百钧，双脚能追上奔马，甚至能拖住马尾使马倒退。他对于倒行刀、盾、枪、炮，没有一样不精通。那时他常拍着肚子跳叫说：“大丈夫如果不能封侯拜将，就不算人！”十六岁时，没有资财谋生。有人劝他从事染布，他笑着说：“君子固然会处于困穷，我姑且试试吧。”于是设置染缸，放入靛青，收取乡里的布匹，亲自染洗。一天在路上遇到族叔赞皇，看见他的手是青色，便问他在做什么；公如实相告。

译赞皇大怒，举扇子打他的额头，骂道：“天生一副铜筋铁骨，却不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反而做这种没有出息、可鄙的事情！” 公惊醒过来，回家拿斧头砍破靛青缸。他召集族中十五名强健的人，谋划说：“我想为国家出力，只是世上没有人了解我，也没有一点凭借。如今海寇卢质在岱嵩、井尾之间聚众，残害百姓。我和你们前去杀掉他，官府一定会认为我有才干，必然上报朝廷任用我。”众人都说好，于是出发。走出洋尾桥后，又招集得到五十人，到岱嵩驻扎。卢质住在井尾，与他们隔着一条江，派两个小贼巡游。公传话说：“我想和卢质交战，让卢质过来。”卢质立即率领三百人前来。公大笑着吼道：“人们说卢质是英雄，原来只是假的。”卢质说：“你叫什么名字？”公说：“你难道没听过蓝理吗？”卢质说：“乳臭未干的小子，我怎么会听说过？”公说：“我一向听说你勇猛，今天才知道你并不勇猛，你所依仗的只是二三百人罢了。假如让这二三百人不动手，只让你独自一人与我交战，我也能擒住你。”卢质高兴地说：“真有这种事吗？”便命令士兵全都列在岸边，不许擅自行动。卢质与公各自拿着藤牌和短刀，跃入沙场交战，经过一百回合仍不分胜负。卢质是有名的巨寇，身高七尺多，白面长须，挥动刀盾如闪电，百人也没有一个能抵挡他的勇力。卢质看见公年轻，心里轻视他。到这时才知道是强敌，使尽全部本领仍不能取胜。公估量卢质气势已馁，忽然像老虎一样吼叫，大喊：“中招了！”卢质惊愕之间，脚趾伸出盾牌之外，公截断他的脚趾，使他跌倒，随即将他斩杀。公对他的部众说：“投降的免死。”贼众全都投降。他的副手王都听说后，也投降了。公商议后准备赶到郡城献功。王都请求延缓几天，说有仇要报，实际上是暗中出去抢掠。后来王都因伤而死，公才亲自前往郡城。郡中主管官员正在怀疑公是贼，又担心海寇侵扰，于是戒严。公指天发誓，说明杀贼经过，官员不信，把公逮捕入狱，与一群贼人混在一起审讯。审判文书判处极刑。到行刑日期，计有五十三人，官府商议留下一个人暂缓处死，等待后来的人来抽签。公说：“死就死，何必抽签？”于是群贼争先恐后向前抽签，有一根签掉在地上。公说：“地上的那根给我。”官员揭开一看，正是“生”字。因此五十二人都被斩首，唯独公长久被留下。同监牢里有人谋划越狱，事情泄露后应当处斩，牵连到公时，突然雷声大作，白天昏暗如同黑夜。主管官员考虑到他的冤屈，于是停止行刑，但最终仍不能把他释放。公也安然自若，并无出狱的打算，每天捆扎草料、编织草鞋来换取食物。康熙甲寅年，靖藩耿精忠叛乱，把所有囚犯都释放，命令他们换上衣服到藩府属下任职。公说：“我难道是跟随贼人作乱的人吗？”于是取小路向上游逃走，出了仙霞关，听说亲王统率大军讨伐叛逆，便快马迎接，详细陈述平定福建的策略。亲王嘉许他的忠诚，命他随军担任前导，他屡次建立战功，奏请授予松溪营游击。不久又升任灌口营参将。灌口地处交通要道，战事频繁，军需供应十分繁重。福建总督姚启圣驻扎漳州筹划海防，每次使者经过，都要索取财物；公不答应，还拘捕使者鞭打。因此各路使者都诬陷公，姚启圣弹劾公虚报兵额、冒领军饷，革去职务，永不叙用。公有一名士卒因争斗杀人，依法应当处死；公怜悯他母亲守寡、没有兄弟，便向官府说明说：“杀人的人是我。”士卒因此无罪，免于死刑，而公被交付司法机关审理。公在狱中又过了一年，才获得释放。癸亥年。朝廷认为郑氏父子窃据澎湖、台湾，多次侵扰泉州、漳州，成为边患，便商议大规模出兵，命靖海将军施琅前往剿灭。施琅是久负声望的老将，善于用兵，听说公英勇，便上奏请求让他随军平贼，发檄文任命他代理提标右营游击，统领前队先锋。公很高兴，终于得以报效国家。国志日，在厦门训练水战、操演阵法时，有两个士卒出城购买柴草蔬菜，遇到将军标下的噶叭什喝醉酒看戏，便抓住两个士卒鞭打，还诋毁说公是被革职的官员，不能做将领。士卒回来诉说此事，公笑着说：“你们争斗殴打是常事，先问你们胜了还是败了？”士卒说：“只是挨了鞭打，哪里敢争胜负？”公大怒，命令斩杀他们，说：“你们连两个噶叭什都不能战胜，怎么能杀贼？”士卒呼冤说：“我们因为他们是主帅亲军，姑且相让，请再与他们交战；如果不能取胜，甘愿受斩。”公放他们再次交战，士卒回来报告说：“胜了，大胜了！”公大喜，命令把两个噶叭什放在门板上，刺杀一只鸡，把鸡血淋在他们身上，抬着随军前往，见到将军后请求把这两个噶叭什交给他惩治。施琅不同意，公坚持请求说：“现在是出兵用人的开始，士卒不惜性命，为将军出死力，将军应当一体抚恤；只有公平宽厚才能服人心。噶叭什这类小人倚仗将军亲近，无故鞭打士卒，还当众大言说某个革职官员不配做将领，损害先锋的威严，动摇众心。将军若不把这两个人交给我惩治，恐怕军士人人离心。” 施琅不得已把他们交给公。公飞驰到营中，派士卒带着公文飞报将军说：“今天是吉日，先锋出发杀贼，就到海岸祭江，把两个噶叭什绑起来斩首。”九声大炮轰然响起，公乘顺风扬帆而去。施琅听说后很不高兴，随后却说：“真是虎将，一定能成功。”于是命令准备行装，率领各军跟随。公率军直抵澎湖，郑氏将领曾逢等率数万人迎战，战舰遮蔽江面。公奋勇交战，从辰时到午时，攻势越来越猛烈。忽然一发贼炮斜飞击中公腹部，公倒下，曾逢便喊道：“蓝理死了！”公的二弟蓝瑶从背后扶他站起，公空着双拳像虎一样吼叫：“蓝理还在，曾逢死定了！”他呼唤草茵拿刀来，连续三声大喊“杀贼”，声音如巨雷，船中士兵都受到鼓舞，无不以一当百。草茵族中的儿子蓝法，别号草茵，拿刀交给公，看见公腹部已经破裂，肠子流到外面，便把肠子捧起放回腹中。公的四弟蓝瑗拿衣服包扎，五弟蓝珠拿一匹白绢把公的腹部和背部交叉裹住。公大喊杀贼，无暇顾及这些；这时贼船纷纷前进，用铁钩钩住公的船，我军也用飞钩钩住贼船，火箭、火龙、火罐彼此投掷，烟火弥漫天空。

译贼军中有个叫飞天鼠的人，沿着大桅杆爬上去，伏在篷布阴影处，衔刀窥伺，背靠篷布站立；群贼把船篷转向外面时，他便拿刀飞跳下来，准备跳到我军船上。公的弟弟蓝瑶挥刀将他斩杀，贼人气势丧失，我军趁势争先登船。公命令把火药桶全部倾倒出去，贼船被烧毁，贼兵死伤无数，两艘船沉没。贼军大败，我军追击几十里，贼军丢弃的兵器和漂浮的尸体铺满海面。公派武官前往将军处报捷，施琅大喜，上疏报告公的首功，亲自到公的船上慰劳。有红夷医药，药效极其神奇；医者说公必须七天不动怒，才可以平复。施琅说：“大功已经完成，安心躺十天也可以。”后来施琅将要作战，告诫左右不要让公知道。将帅一同出战，千艘船竞相奋进，贼军全力抵抗我军，正午时稍稍退却。施琅趁大军之势冲击敌阵，船冲得过猛，搁浅在沙滩上不能动，群贼包围了它。施琅本来善于作战，神色安闲、气息镇定，并不因搁浅而挫败。贼人看见篷上写着“中军”二字，不知道船上是施琅；他们远远看见总兵吴英的一艘船，船上高牙黄旗，悬挂的甲帐很盛，以为那才是真正的将军船，便纷纷向它进攻。然而潮水逐渐退去，搁浅更加严重，施琅也还不能突围出去。间谍飞马报信，说公身边的人偶然低声说：“这可怎么办？”公听见后询问，左右故意欺骗他说：“没什么。”公拔剑而起，大惊，才说出将军搁浅被围的情况。公传令前往救援，左右无法阻止，于是出发。当时各将所乘的船都在船篷上写着官爵姓名，字大约两尺，远处难以辨认；唯独公的船上只写着“蓝理”二字，每个字方圆各二丈。贼军远远看见，相互说：“蓝理来了！”便稍稍退却。公追击，大败贼军，夺取贼船，请施琅换船。施琅握着他的手慰劳说：“你这是爱护我啊！但医生说七天不能动怒，所以我告诫左右不许让你知道。现在才过三天，你怎么就急忙行动？”公笑说：“主帅被围，我怎么忍心苟且偷生？即使伤口裂开而死，也是天命所定，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于是公与施琅乘胜杀贼，贼军大败，死伤无法计算，追赶到西屿头，贼军退守城垒，不敢出来。施琅又上疏报告公的功劳。几天后公的伤口平复，便与施琅谋划出动轻装部队骚扰敌人，贼军屡次失败，首尾不能相顾，困窘不支。郑克塽听说后害怕了，派使者来投降。我军进入台湾，百姓安居，海疆最终平定。朝廷认为公浴血奋战、首先击破敌军，功劳居于首位，遇到缺额时优先任用；但公因为双亲年老，请求回乡省亲，没有赴任。不久父亲去世，他服丧期满后，又过了两年，戊辰年才进京，经过赵北口时，遇到 圣驾出行，水围将要回避。那匹马停在道路中间凝立不动，怎么也不肯走。鞭打几十下仍不动，于是只好舍弃坐骑，步行进入梁园。皇帝的车驾到达后，派侍卫询问：“是谁的坐骑？”公才出来说：“臣是蓝理，从福建来的。”皇帝问：“是征讨澎湖、拖着肠子浴血奋战的蓝理吗？”公奏答：“正是。” 皇帝说：“你为什么来得这样迟？”便召他到面前，询问浴血奋战的经过。解开他的衣服察看伤势，用 皇帝亲手抚摸伤处，感叹了很久，又召他前来。在行宫中极力慰劳他。朝廷议论授予官职，部臣因为公是被革职的闲散官员，拟授守备，不可；拟授游击、参将，也都不可，于是拟授陕西神木副将。赐给帑银三百两，还未出发。特授宣化府总兵官，挂镇朔将军印。过了三年，因为海上盗贼很多，调任浙江定海镇。在浙江十多年，四次署理提督事务。军民相亲相爱，山海都安定清平。他修建定海文庙，祭祀忠烈；开垦荒地，修筑码头道路，便利海船通行。海外百姓欣欣然大有起色。他尤其重视文化，礼敬贤能士人，对家境贫寒的生员一定周济扶植；乡试、会试等大考，都资助他们往返的路费。浙江人士的声望一直不衰，每当遇到 皇上南巡，迎接 圣驾，或者进入京城 觐见，所受恩宠之隆厚，群臣无人能比。皇上常常向诸王、大臣谈起公拖着肠子浴血奋战的事，又召他进见。太后说：“这是那个肚子破裂的总兵。”大概皇帝把公爱护得如同家人子女一般。皇帝赏赐优厚，无法一一列举。公每次奏报事情，都侃侃而谈，指点比画，有时还手舞足蹈。皇帝赞赏他的真率。皇帝亲笔书写“所向无前”和“勇壮简易”两块匾额。赐给他。不久因天津是京城以东的重地，调公前往镇守。公认为京畿一带出产的米不多，而天津一带放眼望去都是肥沃而空旷的平原，可以疏浚河道引水，开垦水田种稻，于是率领士兵疏通开凿，亲自磨破手脚、背土筑堤，购买耕牛、种子和农具，招募百姓耕种，得到水田数百顷，每年收获稻谷。皇上都把这些赏赐给公。丙戌年，公升任福建陆路提督，调公的五弟、独石路参将蓝珠前往天津接管营田事务。公到福建后，见到桑梓父老，不禁抽泣叹息；说到自己早年颠沛困顿的事情，慨然产生了建造千万间广厦、遍庇寒士的志向。地方上的小偷盗贼被搜捕肃清后，他全部撤除街巷栅栏，说：“这不是消除盗贼，而是在消除捕盗的人。”三更以后，城门大开，民间夜里不闭门户，行旅戴着星光往来；即使把遗失的货物留在道路上，也没有人敢拾取。数郡百姓安乐之后，他询问民间疾苦，听说文武官员、胥吏和差役玩弄舞弊，以及有权势的豪强、大恶人、讼师、地痞剥削百姓，便全部向主管官员揭发，依照法律分别处理。与这些人亲近的人也争相自行整治。风水先生说漳郡人文之气郁塞，是因为后山的仙殿压住了学宫，又因为东南方田里港没有修筑水门，水势直冲而下所致。公毁掉仙殿，大兴工役，填筑田里港；又因为江东桥被贼人毁断，渡口险要、波涛狂烈，百姓苦于涉水过河，便倡议修建江东大石桥。这两项工程费用需要数万，公与各位文武官员、乡绅捐出钱财，不足之处便罚那些不孝不悌、为富不仁的人出钱补足。又因集市狭小，便改造市廛，修筑漳州浦头石码、泉州新桥、安海沙溪、涂岭行铺等数百上千间，大规模拓宽街道，便利百姓贸易。他常说：“把地方上的不义之财用作本地万民的利益，可以劝人孝悌，抑制豪强，转变风俗教化，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译有人说：“这是有关官府的事，不是您应该管的。”公大怒说：“天下的官员就是管理天下百姓的，腐儒哪里懂得这些？”从此，告发不法之事的人每天接踵而来，差役和弁兵沿路络绎不绝地拘捕传讯，而那些假借威势、倚仗人多势众的人纷纷出动，富人吓得两脚交替站立，不敢安身。公身边的亲近人中，有很多暗中与泉州郡的土匪勾结，侦察访问富户，假称奉公的命令恐吓他们，获利无数。有时遇到豪强狡黠、不肯听从的，就把抗拒说成是奇耻大辱；又不敢当面向公说明，便等公出行时，在隔窗处故意低声议论，装作叹息不平。公听见后询问缘故，他们便故意隐瞒不说；再问时仍吞吞吐吐，装作毫不在意。公性情急躁，不能罢休，于是他们便说某某人富有而不仁，有种种残害百姓、令人不能忍受的事情，或说他横行暴虐、欺凌孤儿寡妇，做出许多不是人所能做的事。公说：“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世间难道没有官法吗？”他们又极力说那人的势力极大，官吏没有人敢触犯。公说：“治理他以后，这些事都算是你们做的；那个人承受不住，一定会托请公身边的人，送上贿赂来求解脱。”凡是进出公门的人都因此发财，而恶名却全由公承担。泉州郡中嫉妒公的权势豪强，刻印匿名帖子，画一只老虎来比喻公，列出许多条款，传播到京师，公的声名因此大坏。辛卯年秋天，因漳平陈五显盗案被解除职务。壬辰年进京，正赶上觉罗满公保出任福建巡抚，依据那张“虎帖”上疏弹劾他。皇上命侍郎觉罗和托、廖腾煃会同总督范时崇、巡抚满保一同审查此案。身边的人不肯承认，公说：“我是大臣，何必辩解？”于是提笔署名说：“全都属实。”判处极刑，追缴赃款八万，家产全部登记没收入官。皇上念及公的功劳，免其死罪，带着全家归入旗籍。不久因西藏用兵，命他到军前效力。他提出进攻、退守、移营、就粮等数项办法，都合乎战机，皇上深为嘉许，赦免了所追缴的赃款。但他在福建的家产都已经由有关官府变卖，荡然一空，再没有可以立锥的土地了。过了几年，因为年老而得到 恩赐返回京城。康熙五十九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公一生性情急躁，发怒时如雷霆震响，过后便忘了，从不积怒记仇。他喜欢激烈谈论，大声笑谈，声音传到一里之外。只是喜欢自尊自大，不肯服人，尤其善于骂人。凡是权势显赫、地位在他之上的人，他大多傲慢地侮辱挫折他们，以向天下表示没有人能胜过自己。遇到才子名士，即使贫寒卑贱到了极点，也一定降低身份以礼相待，因此人们佩服他鉴识人才的能力。他治家勤俭，衣食粗劣，从不挑剔。家奴们都吃珍馐美味，自己却吃蔬菜和坏肉，全都留给公。公也甘心食用。他喜欢写大字，蘸墨铺纸，有人求写从不拒绝。几个弟弟都因平定台湾的功劳加授左都督，其中最著名的是排行第二、讳名瑶的公，功劳最大，却未及出仕便去世。排行第四、讳名瑗的公，官至福建金门总兵官，也喜欢写大字，拳头能够塞入口中，举盾一跃能达三四丈。排行第五、讳名珠的公，屡次升任参将，英勇不让于诸兄，而且好学聪敏，能够背诵《朱子纲目》，始终不漏一字，文人都怕他。公有五个儿子：长子国英，是岁贡生；次子文魁，是太学生，早年去世；三子国庭，是辛卯科副榜贡生，因军功候选郡司马；四子国定，是岁贡生；五子国柱与国定都在禁门效力，并授京营千夫长。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秋天。皇帝赐公的家属出旗，仍返回福建改为民籍，以便防备他们扶柩归葬。评论说：公是一代虎将。他从民间起身，建立奇功，一生的举动件件不同寻常，难道不能说是非凡的杰出人物吗？假使公稍微谦逊谨慎、自我约束，或者不在故乡任官，能够在形势顺利时及时退身，那么千百年后人们仍将为他感慨仰慕。只是因为喜欢夸大功劳，最终被身边的人诬陷诋毁，晚节不能完美，实在令人深为惋惜。然而公的奇伟气概终究不能磨灭；他拖肠浴血奋战，功在社稷，不能因为儒者清白高洁的操守，就抹杀国家的干城之才。这样评价，或许才算公允吧。

译《阮骠骑传》阮蔡文，字子章，号鹳石，是福建漳浦人。父亲名魁，居住在下魏乡，因为海上战乱而迁徙，苦于繁重的徭役辗转到了江西。蔡文出生在南昌，寄籍新喻。他机警敏捷，十一岁就能写文章；但性情刚强，以臂力自负，喜欢玩弄刀盾，邻里的孩子都害怕并服从他。十三岁补为新喻诸生，因为家里十分贫困，便跟随父亲耕作。父亲赎得一部残破的《纲目》，教蔡文阅读。冬天没有棉絮，蔡文拿斧头砍树根，常常背回几百斤，挖坑点火把它围住。父亲去世后，他教授村童，以此奉养母亲。二十四岁考中江西庚午科乡试，几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考中，便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各地南北山川的险要和险易，沿海岛屿港汊、海盗出没的巢穴，以及东南各蛮夷的情形和利害，他全都了然于胸。齐地、楚地、吴越、闽广的方言，以及苗、猺、鸮鴂、侏儸等族的语言，他一到当地就能随之改变，说话声调与当地人相似，单凭口音根本分辨不出他是哪一方人。后来落第，无法施展才用，便四处游历以糊口，与吴郡武人相互交好。蔡文的族父蔡钦任台州副将，后来升任兴汀总兵官，蔡文与吴郡一同前去投靠他。蔡文任书记，吴郡任小校，两家的母亲互相往来，常让他们吃饱饭坐在堂上，击鼓长歌作为笑乐。吴郡侍奉蔡文的母亲如同自己的母亲，吴郡的母亲也把蔡文看作儿子，即使亲兄弟也没有比他们更亲近的。不久，蔡文因母亲去世，扶着灵柩、带着家人回到漳浦。当时漳浦县令陈汝咸带领县人为讲经而设讲会，每月两次。蔡文挽起袖子坐到前席，高谈古今治乱得失和救济时局的急务，同学们都赞许他。丙戌年以后，他在京城读书；己丑年落第南归，到了三山。福建巡抚张伯行邀请他进入鼇峯，讲授洛学、闽学，分编先儒的各种著作。有人劝他说，离家五年了，应当赶快回去。蔡文说：“正学失传已经很久了，这样的讲会哪里容易遇到？只是我正在筹划安葬母亲，也应当回去。”回到海澄时，距离家乡不到一百里，他穿着芒鞋布袜，走遍山原，为母亲寻找墓地，风餐露宿，历时四个月，终于在陈坑找到墓地。到了出殡前两天，才返回家中。第二年，漳州、泉州各郡发生饥荒，蔡文将要前往姑苏，便倾尽钱囊资助下魏的族人，按照亲疏关系，按人数多少分给他们。他对儿子说：“我不是不挂念你们，只是这些人都是我祖宗的子孙，是和你们同源共本的人。假如两天不能生火做饭，不是填沟壑而死，也难免四散逃亡吧！”这时吴郡已经做了定海大帅。皇帝下诏截留江浙漕米三十万石，经海道运入福建，分发赈济。蔡文从姑苏赶往浙江，与吴郡一起分运五万石，扬帆先到，漳州、泉州的百姓因此得到救济。因功升一级。壬辰年冬十月，海盗陈尚义派党羽到兵部请求投降。当时陈汝咸任御史，上奏请求亲自前往招抚，并推荐蔡文与他同行。诏令御史驻守锦州。皇帝赐给蔡文国库金、衣服和皮裘，加官二级，命他与千总骆南、左其彪等人出海。遇到飓风大作，骆南的一条船漂失，不知去向；蔡文的船折断了桅杆，几次几乎翻沉，船夫十分恐惧。蔡文神色安然地说：“我们是为 朝廷招抚逃亡者、安靖海疆而来，即使葬身鱼腹，难道不比死在妇女儿童手中更好吗？”到了登莱换船，查访到贼人的踪迹，却发现游奕的踪迹遍布山野花鸟之间。蔡文径直登上贼船，见到陈尚义后宣示朝廷的威信，声情慷慨。贼党中有人心怀疑惧，想劫持蔡文扬帆离去，但忌惮蔡文的仪表气度，迟迟不能决定。蔡文陈说利害，贼众于是全部投降。蔡文从宁波上岸时，吴郡已经成为浙江提督，派官兵护送他。到了京师，皇帝在便殿召见他。皇帝问蔡文，一个书生这次出行很辛苦吧，是否非常害怕。蔡文奏答：“臣仰仗皇上的威灵，使顽固悖逆者改变心意，没有什么可怕的。”皇帝又问沿海事务，他逐条回答得十分详尽。议定功劳后，升任州牧，选定云南陆凉为任所；还未出发，又改授福建厦门水师中营参将。这是因为认为蔡文文武兼备，可以大加任用，并且大学士李光地也上奏称赞他的谋略。厦门距离家乡一百多里，地方上的利弊细节没有不知道的。他疏通关梁，清除盗贼，所作所为都符合军民的心意。红夷的商船一向骄横，主管官员贪图他们的利益，常常被他们戏弄。一天，有人来互市，双方议定货物价格不能相合，一条船拔刀喧哗，军吏惊慌，不知如何是好。蔡文单骑前往，张榜翻译并评定货物价值，众人都跪拜。第二天，他们的酋长率众道谢，捧着箱筐奉上许多礼物，脱帽进献。蔡文大肆陈说朝廷军威，端坐在大堂上，召他们进来，对他们说：朝廷的威势和教化，并严厉斥责他们，他们都不敢抬头看他。随后又杀牛置酒款待他们，庭院廊庑间所献的礼物全部遣还。从此各族夷人都畏惧服从。第二年调任台湾北路营参将。诸罗县令周钟瑄以才名和吏治著称，是海疆官员中的佼佼者。蔡文一见他就像旧交，彼此同心协力，约束吏卒，安抚番民，捐钱帮助修建学宫和城隍庙，全部革除辖区内的陋规；部伍、器械、铠甲都检阅整顿得齐备，亲自巡察沿海，增设险要处的营汛。北路地方方圆千里，半线以北，汉民少而番民多；大肚、牛骂、吞霄、竹堑等处山川深远幽郁，水土恶劣。南崁、淡水终年阴雾，很少晴朗，出产硫黄的地方毒气蒸腾。郑氏政权把投降的罪人安置在那里，庚寅年才开始设置淡水防兵；到了瓜果成熟时，回来的人每年不能达到三分之一，巡哨从来没有到过那里。蔡文决意前往，部下都哭泣着极力劝阻。蔡文说：“不能这样。台湾虽然像弹丸之地，实际上关系到福建的安危；淡水又是台湾的关键门户。从淡水到福州，顺风一天就能到达。百姓和番民混杂，逃亡犯法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如果不熟悉那里的道路和情形，又怎么控制和调度？”他亲自带着帐篷、炊具和干粮，有时白天在马上作诗，夜里点烛记载所经过的地理、山溪、风候和土俗，写文章祭奠戍守而死的各位将士，文辞凄怆激烈，听到的人都感动流泪。

译山谷中的各番族都牵着牛羊、带着酒食，在道路旁迎接慰劳，蔡文全都安慰遣散，不接受任何东西。他召来社学中的番童，让他们坐在帐幕下，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老师，不要害怕。能够背诵《四书》的，就用银子和布匹表彰，并给他们讲解君臣、父子的重大义理，反复讲说而不厌倦。”各番族都感到欣慰喜悦。最终他因感染瘴气返回，患痞病，迁往福州。任城守副将赴京途中，在宿迁病重去世，享年五十岁。蔡文身材高大，面色黝黑，嘴巴宽阔，喜欢痛快谈论、大声笑说，胡须眉毛都随之抖动。他读书时常常忘记睡觉和吃饭；有时宾朋满座，他朗诵高吟，有时展开书卷，喜悦得眉梢飞动，甚至失声流泪，拍案怒骂。他曾说：“我读到古人的忠孝节烈，恨不得把那个人从纸上请出来，对他拜伏；读到古人的悖逆奸邪，恨不得把那个人从纸上请出来，把他烹煮、肢解。”写文章时不假思索，对着客人挥笔，几千字立即写成。作诗以韩愈为宗旨，但他的志向在于经世济民，想以实际施为见长，所以著述不多，留下的只有《淡水诸作》《南北海道尽山花鸟》等记文。他一生没有积存钱财，有人赠给他千金用来安葬母亲，他立即全部用尽；任官二十四个月，从来没有取用军民一粒粮、一缕丝。运米和招抚时经过的地方，当地长官认为蔡文是等待任用的闲散官员，却为国家效力，担心他的路费物资不能接续，便常常赠送金帛，蔡文全都拒绝，说：“我不以 天子的使者身份接受别人的怜悯。”他死后，妻子儿女连稀粥都吃不饱，没有一处房屋可以居住。然而他一向淡泊，也没有显出以此为苦的样子。评论说：阮鹳石是一个全才。他粗犷豪放、旷达爽朗，有纵横江海的气概，远远看去就知道是英雄。至于他的深沉谋略、权变机智，以及处理事务时的周详缜密，如果不与他共事，是无法窥见的。假使让他最终充分发挥才能，在经世济民的事业上，哪里一定会逊色于古人？上天过早夺走他的生命，真不知是什么缘故。世人所说造物主嫉妒人才，我起初并不相信。悠悠天下，人才本来就难得，却又使他们困苦、受挫、被压抑，不能完全施展才华；这就像上天既不肯多生人才，生出来后又不爱惜他们，说是嫉妒，也很恰当。《游游戎传》【附蔡章琦】游崇功，字仲嘉，福建漳浦人。母亲去世时，他为母服丧；侍奉父亲以孝顺闻名。哥哥游尚功，任湖广辰州守备，最终官至广东肇庆都司。游崇功才能和体力强健，有远大志向，操守品行不苟且。二十九岁时，跟随蔡老虎镇守襄阳。蔡老虎器重他，提拔为右营把总。蔡老虎也是漳浦人，名元，屡任总兵官，因善战而使敌人畏惧，所以天下称他为蔡老虎。游崇功取得官职后，更加磨炼志向节操，历任千总，任期届满后升为福建长福营右军守备，分防长乐县。长乐县濒临大海，有磁澚，是贼船出没的地方。游崇功侦察得知情况后，带二百名士兵埋伏在仙峡塘要口，又率兵前去捕捉。贼人弃船登岸，伏兵发动，擒获十七人，缴获贼船。从此岛屿港汊都安静下来。癸巳年夏天，长乐发生水灾，百姓粮食困难。游崇功怜悯他们，亲自到防城，拜见巡抚觉罗满保，请求发粮平价出售，满保答应了。他立即派人到罗源转运粮食回县，救济百姓，县中百姓才安定下来。满保认为他能干，等到升任闽浙总督时，便调任他为台湾北路营守备，训练兵众，和睦安抚百姓。当时当地民俗强悍好斗，动不动就拿棍棒刀刃相互伤害；每逢旱灾争夺水源，像面对大敌一样。游崇功亲自为他们调解，使水道平均分配，争执者因此平息。他协助修建学宫，建造无祀坛，凡是勤于办理民生事务，大多如此。诸罗百姓深深感激他。三年任期届满，升任海坛镇右营游击。海坛过去盗贼很多，游崇功巡查缉捕外海，遇到贼船便穷追猛战，擒获贼人陈阿尾等六十多人。满保更加器重他，又上奏调任台湾水师左营游击。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台湾土贼朱一贵作乱，逼近郡城。游崇功当时正在北洋巡哨，二十八日于笨港听到报告，便带兵返回赴援安平；第二天到达时，群盗已经大肆猖獗，而文武守臣和家属全都在船上。游崇功说：“官员是军民的希望，官员家眷一登船，军民的心就散了，大事就完了。”他急忙登岸迎敌。他的女婿蔡章琦叩马请求先经过家门安置家属。游崇功厉声说：“我这条命已经献给朝廷，今天哪里还顾得上有家！”于是跃上马挥军而去，前后连续作战，杀死许多贼人。五月初一黎明，数万贼众在春牛埔交战，总兵官欧阳凯失利，副将许云也战死。游崇功从容不改色，突围冲杀，亲手杀死一百多人，骑马受伤后也战死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当时年六十岁。台湾平定后，朝廷追赠官阶、荫封他的儿子，以表彰他的忠诚。蔡章琦，字又韩，是游崇功的女婿。他的祖先是浙江余姚人，随父亲任官于湖广谷城，于是定居在那里。他援例充任太学生，家道中落，康熙五十九年带着妻子儿女渡海，到游崇功的官署谋食。蔡章琦为人慷慨，有志向和节操，能写诗。游崇功非常爱重并敬重他。初一日天将黑时，听说游崇功阵亡，长叹说：“我曾经读过圣贤书，今天难道可以不死吗？”于是投海而死。评论说：游崇功历任官职三十多年，从未置办一亩田、数间房；以武职而勤于民事，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名声。这说明不必等到战场上裹尸马革之时，早已可以看出他是志节高尚的大丈夫。蔡章琦是太学生，投海成仁，确实没有辱没游家的女婿身份。同时，北路参将罗万仓战死，他的妾蒋氏也上吊守贞。在德盛教化神明的时代，士人女子都知道以忠义立志守节，难道不是伟大的吗？我想为罗万仓和蒋氏立传，只是不能完全知道他们的家世、居里和生平事迹，仍有缺漏，只能留待以后。

译《李弁传》李茂吉本来姓江，是福建漳浦人。他为人磊落不受拘束，家里一向贫困，不屑于经营生计，和弟弟江尚都参军。边省将帅相沿成习，懒于更改兵籍；每次招募入伍，便指给他们一个空名。因此茂吉姓李，而江尚在军籍中的名字叫侯鹏，都不能使用本来的姓氏。茂吉由海坛镇队目随班渡海到台湾，隶属水师副将许云部下。许云一见就非常惊异。康熙五十八年秋九月，许云把他推荐给镇帅欧阳凯。欧阳凯考验后，认为他的才能技艺出众，又转荐给提督施世骠、总督满保，授任安平镇中营把总。茂吉不因官职低微而自卑，办事十分卖力，仪态严肃而有大志，凡是稍有萎靡苟且的事情都不做。朱一贵作乱时，茂吉向副将许云主动请求，乞求率领一旅人马，带弟弟侯鹏做前锋杀贼。当时群贼蜂拥逼近郡城郊外，许云听到警报想亲自前往救援，于是带茂吉同行。四月晦日，交战于 万寿亭茂吉像虎吼雷奔一般，径直冲入贼阵，左冲右突，所向无敌。贼军退守竿津林。五月初一日，他又随许云崇功在春牛埔迎战。杜君英、朱一贵合兵围攻，镇帅欧阳凯战死。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彦、石琳也都战死，只有水师的弁兵没有受到多大挫折。许云崇功料定自己必死，率领千总林文煌、赵奇奉奋力作战。茂吉挥刀奋勇，大声呼喊，贼军纷纷溃退，尸体遍地。从黎明战到中午，箭已用尽，炮弹也打光了。许云崇功、林文煌、赵奇奉都战死，茂吉也力竭被擒。贼兵把他押到演武亭，见到了贼首戴穆。茂吉挺身站立，神情昂然。戴穆奇怪他不下跪，呵斥道：“你是士兵吗？”茂吉说：“我是官员。”戴穆说：“把总，不过是小官罢了。你若是壮士，投降后我就任命你为将军。”茂吉瞪大双眼，厉声骂道：“该死的贼，我是朝廷命官……” 朝廷任命的官员，难道肯跟着你做贼，让自己遗臭万年吗？”他抬脚踢翻案桌，奋力挣断捆绑，径直上前想夺刀杀贼。贼众一起举刀砍他，砍得头脑破裂，他仍然疼痛难忍，却继续不停地痛骂。贼人震怒，把他的尸体剁碎。当时他三十九岁。侯鹏受伤未死，暗中藏在民间，寻找哥哥的尸体数日也没有找到。大军进入鹿耳门后，侯鹏随军杀贼，遍访各处埋尸之地，挖出查看，却都不是茂吉的尸体。后来遇到曾与茂吉一同被擒的旧兵蔡爵，才得知详细情况。于是把茂吉的妻子许氏和三岁的儿子江忠送回漳浦。总督满保拿出公款赏赐抚恤他们，提拔侯鹏为把总，恢复他的本姓。武明年奉 命旌表忠节，并荫封一名儿子。评论说：官员以尽职为荣耀。李茂吉虽然只是末等武官，但即使是万户侯又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他痛骂贼人、宁死不屈，百代之后仍然令人凛然如同亲见其生。常山颜杲卿、睢阳张巡见到这种情形，也应当欣然称许，说这个年轻人可以教导了。台湾事变中为难难殉节的诸位臣子，只有茂吉最为刚烈。至于许云、欧阳凯、参将罗万仓、游击孙文元、守备胡忠义、马定国、千总林文煌、赵奇奉、蒋子龙、陈元、把总林彦、林富、石琳，都献身报国，不肯苟且偷生。我本想逐一为他们立传，只可惜没有办法，因为不知道他们各自的生平事迹。《鹿洲初集》第七卷。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第八卷。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传。

译《林元戎传》。林亮，字汉侯，是福建漳浦人。他四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又失去了父亲，便依靠叔父抚养。才过了两年，叔父又去世了，叔母把他当作亲生儿子抚养。没过多久，叔母也离世了，他孤苦伶仃，凄凉悲惨，难以形容。但他性情不受拘束，喜欢结交当时的贤士豪杰，曾说：“男子汉持桑弧射向四方，怎么能屈身守在乡里，长久做个农夫直到终身呢？”当时沿海多事，他决心投身军旅，学习骑马射箭和击刺，留心海防事务；对于各岛屿、港湾的险要和平坦，船只航行的便利和困难，营阵布置和战事攻伐，没有不加以研究的。熟悉他的人都看出他有将帅之才。康熙丙戌年，他被提拔为台湾水师右营把总。壬辰年，升任福宁镇左营千总。丙申年，授任桐山营守备。第二年，因为熟悉水上事务，调任澎湖协右营守备。辛丑年夏，台湾土贼朱一贵作乱，偷偷占据全台，文武守臣有的殉难战死，有的逃回澎湖。澎湖与台湾相隔一水，居民人心惶惶。澎湖协的将领和官兵认为孤岛难以守御，一致商议撤回厦门，各自带着家属登船。林亮极力驳斥众议，按剑厉声说道：朝廷所封的疆土，一寸一尺都不能抛弃；我们享受太平、领取俸禄，正应该在今天捐躯报国。哪有刀锋尚未染血，就相互率领着弃守逃走的道理？大丈夫不过是死于忠义罢了，难道能并着头跪在刑场，被执法官吏侮辱吗？请整顿军队、配备船只，守住险要之处。贼人来了就决一死战；如果战事不利而我林亮战死，诸位再回去也还不迟。”众人都说：“好，愿意拼死守卫。”林亮骑马奔驰到江岸，宣布主将的命令，驱使官员和百姓的家属全部上岸，谁敢说退往厦门就斩首。众人的决心这才稳固下来。他又因为台湾的米粮送不到，担心军中缺粮，便捐出家财购买粮食、舂米供给军队，制造攻战器械和各种军需物资，等待大军进剿，共同谋划收复台湾。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总兵官蓝廷珍率军抵达澎湖，认为林亮胆识超群、忠勇出众，任命他为前队先锋，率领五百七十名水师官兵从澎湖出发。六月十六日黎明，大军都抵达鹿耳门外。贼首苏天威占据鹿耳炮台，发射大炮抵抗我军，成百上千发炮弹如雷霆般飞轰海面。林亮奋勇争先，率六艘战舰冒死直进，全力攻击。远远望见炮台中火药桶堆积如山，便命令施放大炮，专门轰击火药桶，使其中火药起火，烈焰冲天，烧死炸死的贼人无法计数。贼军大败，我军夺取鹿耳门炮台，焚毁贼军营垒。乘胜进攻安平镇，贼首郑定瑞率全部人马抵抗，林亮又身先士卒登上安平城，竖起大军旗帜，于是攻克了安平。鹿耳门、安平都是天然险要，也是台湾的关键所在；一天取得两场大捷，百姓欢呼，抬着酒、送来食物，知道贼乱不难平定了。十七日、十九日两天，我军在鲲身激战，林亮驾船夹击，横冲贼阵，贼军大败，许多人落水淹死，斩获杀伤的敌人数不清。从此贼人退守府治，不敢再出来，昼夜坚守，企图使我军疲困。施世骠命林亮、董方、魏大猷、洪平率一千二百人分兵，从西港仔沿小路暗中渡到府治后方。蓝廷珍又率大军跟进。二十二日黎明，在苏厝甲大战，贼军死伤遍地。夜间在犁头标交战，又一次大败贼军。第二天追击，在木栅仔击败他们，又在茑松溪击败他们，于是攻克府治。七天之内收复全台，林亮记功第一。总督满保亲笔写信褒奖他的功劳，赏白银四百两，并把他比作古代贤将冯异、曹彬。雍正元年春，授任南澳镇左营游击；秋八月，提拔为台湾南路营参将，但都还没有赴任；又因评议收复台湾的功劳，加授都督同知，世袭承袭。授予他拜塔拉布哷哈番爵位，再加封一等。九月召见，皇帝用温和的诏谕加以褒奖。特意提拔为台湾水师副将。赐给孔雀翎、宝刀、貂皮缎匹、火防包、公款二百两，这实在是特殊的恩典。在途中听到邸报，奉 命特授为台湾镇总兵官。台湾是海外的重要地区，刚刚经历战火，林亮抚恤贫苦百姓，亲自整顿并率属下整治水陆兵防，使文武官员同心协力，创建郡治木城，百姓都为此欢欣。南北两路内山的生番还没有受到教化，性情嗜杀，时常出没危害百姓。林亮设法招抚，真心归顺的共有一百八社，男女一万零八百八十七人。于是依山而居的居民都得以安居，事情上报后，皇帝非常高兴，赐金一万两，从优议叙，特加四级。林亮仰体皇帝的仁德，按照生番所喜爱的东西，购买彩色布匹、漳烟、盐、糖等物，派官员遍历各社，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八百八十七人〕 扬朝廷的恩德和心意，赏赐各部生番，欢呼声震动山谷。计算所动用的赐金，共一千八百九十多两，余下八千一百四十多两，封存于台湾府库，流转用于公事，一丝一毫也没有私自据为己有。雍正五年春，奉 命调任浙江定海镇。定海四面环海，是浙东的咽喉要塞。林亮尽心筹划防务，训练士卒；每天率领战舰和将士巡防，南到温台、北到山花鸟，周遍巡视，不敢有一天自图安逸。积劳成疾，死于任所，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赐祭并安葬。评论说：林元戎是名将。人们只知道他在收复台湾时身先登城，功劳第一；却不知道他保守澎湖，更是节义中最重要的表现。敌人的兵锋逼近门庭，众人都商议弃守离去，唯独一个末等武官排斥众议，仗剑奋勇呼喊，终于守住了疆土。他不只是忠勇冠绝三军，在大义上也像星辰太阳一样光明。凭借这样的气节来制服敌人，什么敌人不能击溃？难怪他虎吼雷奔，鹿耳门、鲲身都没有谁能抵挡。分兵从西港进取，永远安定了东宁。千秋百代以后，在扶桑日出的地方，凡是谈论台湾、澎湖遗事的人，不能不为这位先生屈指称赞。唉！难道不可以称为奇男子吗！先兄福建水师提督襄毅公家传。

译先兄公讳廷珍，字荆璞，是福建漳浦人，世代居住在苌溪乡，是闽南的著名姓族。曾从祖紫涛公名铭球，曾任明朝侍御，历任宣大三边、湖广巡按，声名显著。族祖义山公名理，因为平定澎湖、台湾的功劳，屡次升任福建陆路提督。公的几个弟弟也都是将帅。公年少时朴实笨拙，在野外耕作，劳作艰苦，忽然有所感慨，叹息说：“我大概应该成为一个守卫边防的军人吧？”义山公调任舟山镇时，他不远二千里，渡海自行请求入伍，每天练习骑马射箭，挥舞戈矛、举盾作战，敏捷如风，又善于火攻，枪炮从不虚发。义山公认为他勇壮可用。康熙三十四年，提拔为把总；过了四年，升任磐石守备；又过了六年，授任温州镇右营游击。他在南麂外洋追捕贼人，乘风纵击，俘获贼人、船只、赃物和器械。后来又在凤凰外洋巡捕贼船，昼夜穷追，到青水大洋击沉一艘，又俘获一艘，斩首十五级，生擒二十七人。主管官员认为他能干，调任温州镇中营游击。甲午年夏，在官山外洋捕贼，又追到青水大洋，斩首二十一级，夺取两艘大船，擒获六十四人。凡是茫茫大海、孤岛险地、偏远幽深、从来官兵没有到过的地方，他都搜寻殆尽；海盗听到他的威名便吓破了胆，都说：“我们谨慎躲避老蓝这个镇协，就像婴儿躲避女子一样。” 从此他的威名日益显盛，许多将领都嫉妒他，上级官员也厌恶他锋芒太露，奉命在总督满保那里准备弹劾他。提督吴升坚持为他争辩，说他是两浙第一名将。满保还不相信。恰逢关东大盗孙森等人偷走辽阳的大炮和战舰，逃入海中。圣祖震怒，责成沿海各地的封疆大臣负责。满保入朝觐见，面奉 皇帝谕令，奉命沿海滨巡行南下。提督随行到达温州，当时正为逃走的贼盗尚未擒获而忧虑。温州镇帅前来迎接，满保询问将领官兵是否贤能以及蓝某在哪里。镇帅说：“他在家看戏，没有空来。”满保大怒，根据镇帅的揭报秘密写成奏疏，第二天早晨准备在瑞安的船上递奏。蓝公在江边跪迎。满保说：“看戏很忙吗？为什么到这里来！”声色俱厉。蓝公从容回答：“我在某日从海面前来缉捕贼人，在黑水外洋与贼军大战，斩杀落水的贼人很多，擒获逃走的贼首孙森等九十多人，并全部缴获他们的战舰、赃物和炮械。”满保惊愕地说：“竟有这样的事！我差一点失去一员良将。”于是召他入船，厚加慰抚。提督公、吴公随后到达，笑着说：“怎么样，我说得没有错吧！”于是把弹劾他的奏章改成推荐他的奏牍。当时是丁酉年夏四月。己亥年春，破格升任澎湖副将；夏秋之间，授任南澳总兵官，不久又代理碣石、潮州两镇的事务。辛丑年夏，土贼朱一贵在台湾作乱，五月七日警报传到，蓝公立即选调军队、办理军需，慨然把征讨贼寇作为自己的责任，分条陈述进兵事宜，首先请求总督驻守厦门，就近督率军队。当时满保听到变乱，屈指数遍浙闽各位大帅，只有蓝总兵可以担当此任，已经飞檄调他，而自己也兼程赶往厦门；途中接到蓝公的条议，意见完全相合，大为高兴，委任他总领水陆大军，率领四百多艘战船、一万二千名官兵，前往台湾征剿。六月十一日到达澎湖，利用间谍取得贼军内部情况后，蓝公与提督施世骠谋划说：“群贼不过是乌合之众，不值得忧虑，一攻就会溃败；只是他们人数达到十几万，如果全部诛杀也杀不尽，而且杀害太多百姓没有益处。如今只发布檄文，停止诛杀，只追究贼首，其余人不再追问，都让他们改过自新。这样人人都有求生的愿望，而没有拼死的决心，岂不是可以不动刀兵就平定吗？”施世骠听从了他的意见。十六日黎明，大军逼近鹿耳门，贼军扼守险要迎战。前锋林亮、董方冒死直前攻击，蓝公率大军随后，于是击败贼军，夺取鹿耳门；又乘胜进攻安平镇并攻克它。他告诫将领官兵，入城之日不得任意杀人抢掠，并向全城发布檄文：市里门上写着“大清良民”的就是良民。从此被贼胁迫而随从的人大多解散，各自设法保全自己。十七日，在四鲲身激战，大败贼军，追到七鲲身濑口。第二天早晨派将领用小船装载火器，在涂墼埕、水仔尾击败贼军，焚毁他们的战舰。十九日，贼军数万人蜂拥而来，用牛车架设大炮，排列盾牌结阵迎战。蓝公亲自督率大炮连续轰击，指挥将士奋勇争先，于是再次攻破其阵势。他又派水师乘小艇靠岸夹击，贼军大败，淹死一千多人。于是贼军退守府治，不敢再出来。施世骠采用投降者的计策，夜间派林亮、董方、魏大猷、洪平率一千二百名士兵，从西港仔暗中渡到府治后方。蓝公说：“这确实是奇计，但贼军人数众多，我军兵力单薄，万一失利让贼军逃脱，就难以制服了。”他立即骑马赶到施世骠营中，说：“您应该派将领官兵在濑口、涂墼埕等处分路夹击，我应当亲自率大军迅速跟在林亮等人后面，这样才万无一失。贼人听说我军从北面来，一定会弃营逃走，府治在这两天内就能收复。”于是趁夜出发，抵达西港仔。二十二日黎明，在竿寮乡登岸，命令空船全部返回安平。左右侍从问：“登岸后丢下船只，为什么？”他回答：“这是向士兵表示必须死战，使他们没有回头的念头。今天战胜，明天就应当直抵府治。”话还没有说完，侦察者报告贼军正在苏厝甲与林亮、魏大猷决战，声势很盛。蓝公分兵八队，分为四正兵、四奇兵，亲自统领中军赶赴战场。贼人望见后，惊叫道：“这是老蓝的旗帜！”蓝公放兵大战，贼军稍稍退却，他立即乘胜追击，彻底冲垮贼军。贼军大败，傍晚到达犁头标扎营。料定贼人一定会在深夜劫营，初更时便传令撤去帐篷、卷起旗帜，露出刀刃，埋伏在芒蔗丛中。

译夜间还未过半，贼军到来却看不见大营，正惊疑张望时，忽然锣鼓大震，我军从四面突出攻击，贼军大乱，自相攻杀。天亮时追击，在木栅仔击败他们，又在茑松溪再次击败他们。朱一贵率残余贼军逃走，于是我军进入府治，秋毫无犯，百姓大为高兴。计算从进兵以来，前后不过七天。于是分派各位将领收复南北两路。二十八日，在大穆降击败贼军，朱一贵逃到湾里溪；大军追到茅港尾、铁线桥，在盐水港追上贼军，朱一贵又逃到下加冬。蓝公暗中收买杨旭、王仁和、杨石、杨雄等人，授予他们守备、千总的官衔和劄付，命令他们集合庄民，把朱一贵诱到沟尾庄。闰月八日，朱一贵以及王玉全、翁飞虎、张阿山等都被擒获。又擒获吴外、陈印、李勇、陈正达、卢朱。于是林曹、林骞、林琏、郑惟晃、张看等人都向大军乞降；南北两路的弁兵又擒获并斩杀贼首颜子京、郑定瑞、杨来万、和尚。各处庄社的居民和生番都得到安抚，台湾全境平定。蓝公奉檄代理台湾镇总兵官事务，仍然统领征讨军队。秋七月，南路阿猴林的余党再次兴起，蓝公又将其讨平。奉命让江国论、郑元长等派千总陈章渡海进入郎娇，招降刘国基、薛菊，并遣散其余党。不久陈福寿等人先后都到了，他们全是贼首。蓝公给他们制作华美衣服，任由他们出入炫耀，以此引动逃亡的贼人，使他们全都前来归降。九月十五日，提督施世骠去世，蓝公奉檄代理提督印务，招抚杜君英、杜会三父子，擒获黄殿、黄日升、郭国正、张岳，以及盐水港、六加甸、红毛寮等地的贼党；贼人先后图谋逞凶的，都被擒获消灭。又在市石壁寮斩首示众杨君、林君、李明、黄辉、卓敬等人。余党再次反叛，便发兵擒获苏清林、阿尾、王教等十五人，全部斩首。又擒获贼党陈成、郑文苑等十三人。康熙六十一年，朝廷议定改设台澎总兵官于澎湖，并在台湾府治设置陆路副将，调蓝公前往澎湖镇守。将要出发时，南路下淡水、北路八掌溪的奸民相继作乱，他又派兵剿捕，另派各将分路搜山，先后擒获林亨颜烟、李庆、黄潜等二十一人。六月，因为提督姚堂奏请，奉命总兵官仍驻台湾，蓝公于是成为台湾镇总兵。随征将士依次撤军回师。雍正元年春，逃亡的盗匪杨合又图谋作乱，派外委陈栩等人前去捕捉，又派千总何勉擒获王忠、刘富生等人，台湾匪类的根基终于全部铲除。冬十月，奉 命防守，特授福建水师提督，加左都督世袭职衔。穿三等阿达哈哈番服饰。到任以后，将领和士兵的阵法焕然一新。他制定巡防办法，使数千里海面风平浪静，商人安然无事。凡是关系地方、能够帮助军国的大事，他都竭尽智慧和诚意，毫不遗余力。赏罚分明，即使亲友故旧也不徇私。一草一木都不拿来扰害士兵百姓。对于贤能人才则格外爱护，必定尽力为他们扬名推荐，使其共同升迁。他曾说：“人才难得，若不替国家爱惜、培植人才，反而嫉妒阻塞他们，这不是忠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因此他提拔荐举的人很多做到节度使、总兵一类的高位，偏将、副将以下更是多得数不清，但他从未因此露出得意之色。他统领军队六年，始终如一，军民都爱戴他。雍正七年仲冬二十七日，他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他自幼失学，成年后努力务农，军事谋略似乎天生就有，指挥谋划都符合古法。他任官以政事为学问，征台以后更加老练，胸中明白透彻，防守、出兵的文稿都切中要害。闲暇时教孩子们读书明理，使他们完全脱去武人粗鄙的习气。雍正三年入 朝觐见皇帝，所得恩礼越来越厚重。前后赏赐蟒袍、翎羽、 人参、貂裘、绮缎、苎布、绸缎、纱、弓刀、砚墨、白玉、素珠、珍玩、器皿、果品、食物之类，共二十四次。皇帝听说他病重，派太医院刘裕铎乘驿马赶去诊视；刘君到达省城时遇到他的遗疏，才返回。赐国库银二千两办理丧事。追赠太子少保，按全礼安葬并举行祭祀。赐谥号“襄毅”，这大概是格外的恩典了。评论说：公一生忠诚勤勉，喜爱捕盗，勇敢善战，常常身先士卒。他处理其他事情恭谨谦逊，唯恐赶不上别人；虚心自处，功成名就后仍能善终，实在不是偶然的。嫉妒他人，实在厉害。海上巡哨时手执兵器，难道还能说是在家里看戏吗？那些含沙射影的诽谤之口，还有什么话说不出来？只要依靠掌权者，不要轻易把耳朵听到的当作亲眼所见罢了。假如当时没有提督吴公保全他，又没有大盗孙森紧急救援，那么一员良将已经失去了，谁还会再来 为国家建立功业，使功名流传而不朽吗？征讨台湾这一大役，关系实在重大。满氏确实完全依靠他，虽然骨肉手足，也不足以比喻彼此需要的深切。难道不会感叹此前几乎被小人误害了吗？嫉妒贤能、残害有才，是小人的常态；如果不是聪明、仁爱、明智、忠心为国的人，又有谁能看清这一点呢？黄广文小传【附载其子阳复】黄业，字新江，广东平远人，所居乡里叫寨背。明朝末年设置镇平，划归其管辖，如今便是镇平人了。黄业在嘉靖年间成为岁贡生，暗中积有德行，世代遵守文公家训，守丧期间不做佛事。授任湖广郧西教谕后，极力维护正学，排斥佛教。他常说：“释氏的教义空虚荒谬，对世间没有益处，反而有害人心。求学的人应当像躲避虎狼蛇蝎一样躲避它，不可被它摇惑。若诵习并实行程朱之学，脚踏实地，那些邪曲异端就会不攻自破。”在任数年，清廉正直的声名显著；离任后，人们思念他的德行，立祠祭祀他。其子阳复，是县学廪生，行为敦厚，喜爱学习。父母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悲号不止。他抚养异母弟弟以及兄弟的儿子，全都亲自教导，子弟都能有所成就。婚嫁办完后，把肥沃的田地全部分给他们，自己只取贫瘠的田地。这些事载于《平远县志》，潮州知府吴颖修撰的郡志中也有传。康熙丁卯年，知县林杭学再次修志时，却删去了这篇传记。孙子黄恒也是县学生员；万历丁未年歉收，他捐出家资赈济，救活了很多人。

译评论说：镇平有黄业，就像出现了景星庆云一样。必须竭力维护正学，才可以做学校中的师儒。前志遗漏了他的传记，原因就在于他排斥佛教。这个原因从哪里知道的？从其他传记中知道的。澄海林孝廉佳相，吴志说他“喜欢佛学”，林志改作“精通佛学”。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意思自然就显现了。孔子说：“攻击异端，这就会造成祸害了。”朱子说：“专门研究异端，还想把它钻研精通，危害尤其严重。”名教之中自有快乐，为什么还要学佛？喜欢它尚且有害，何况精通它呢？佳相大概有所寄托而故意隐晦，未必真是沉溺于佛教。林志用一个“精”字褒扬他，锋利得胜过斧钺，难道不是《春秋》式的微言褒贬吗？因为厌恶黄业，竟牵连到他的儿子，这又何其过分啊！黄业维护正学、排斥佛教，守丧不做佛事，在任清廉有声，是镇平县第一流的人物。因此我特意替他阐明幽隐，以作为尊崇正学的准则。杨湘阴小传【附载其子州俊】杨开，字悦之，广东大埔人。崇祯年间，以举人身份授任湘阴县令。流贼张献忠扰乱湖广，他防守岳阳。癸未年八月，张献忠到达湘阴，用火攻城。杨开召集民兵，冲出烟火，在白鹤洞抵抗贼军。长沙守军抵挡不住，被贼将杨天桂擒获。到湘潭后，贼军诱降他，他不答应；又授给他长沙知府的官职，杨开骂道：“我难道会接受你们这些贼人的官职吗？只恨不能替国家杀贼，若能跟随屈原同游，也算幸运了。”于是带着妻子儿女六人一起沉入湘江。将要投江时，贼人夺去他的帽子，杨开说：“我难道能披散着头发去见先帝吗？”仍然戴好帽子而死。次子州俊，是顺治辛卯举人。郝尚久作乱时，他对同年黄标说：“我们承受国家恩典，哪里还要论是否有俸禄官职？按道义决不能被逆党玷污。”于是离开家前往广州城，到铁江时遇到其他贼人，不屈服而死。黄标也遇害。这大概就是父子前后相继殉节了。评论说：湘阴县令杨开痛骂贼人，沉入湘江，能够跟随屈原同游，算是死得其所了。他的儿子州俊又能不被逆贼玷污，在铁江遇害。杨氏一门世代是多么忠贞节烈啊！承受国家恩典，哪里还要论是否有俸禄官职？这两句话可以作为千秋万代的宝贵训诫。若这道理传遍天下，就不会再有不义之人了。姚烈士小传 姚霁，字云，潮阳人，是明朝末年的诸生。他性情喜爱学习、好古，立身端正耿介，擅长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崇祯十七年，闯贼作乱，怀宗皇帝殉国。姚霁听到消息后极其悲痛，几天不吃饭。遇到人就跳叫，众人都认为他疯了。又过了几天，他到和平桥投江而死。评论说：李自成从民间起兵，颠覆了明朝。当时臣僚在道路两旁迎拜、上表劝进的有人；即使那些号称名士、俨然被士人奉为典范的人，也免不了称颂“天下归心”，把他同商汤、周武王相比而毫无惭愧之德，这些人不是我所说的。朝廷特意申明上天的讨伐，洗去污秽而使天下清明，那么当时的衣冠士人几乎都成了盗贼！姚霁身处海边，作为一个书生竟如此忠诚刚烈！即使把和平桥的江水比作汨罗江，又有谁说不可以呢？黄摄尉传 黄新德，是海阳县的县吏。他读书只达到识字的程度，涉猎旧闻，开口说话喜欢戏谑，文人都笑话他。家里原本贫穷，但他在道义上不肯苟且取财。有人劝他稍微迎合权势以求救济急难，黄新德说：“原宪穿的破旧袍子，胜过季孙氏的狐裘貂裘；宣孟所吃的鱼食，比智伯给人的牲畜饲料还甘美。”当时人们都感到惊异。康熙辛亥年，授任广西梧州府窦家寨巡检，他平息盗贼很有办法，郡守称赞他的才能。乙卯年夏天，代理藤县县尉。当时云南、贵州的叛逆者起兵，山中盗匪蜂拥聚集，包围藤县城。那时兵力很少，主张投降的有一半，主张逃跑的也有一半。黄新德说：“放弃城池不是守土之臣的道义，投降贼人会受到杀戮社稷之人的惩罚，不如拼死守城。”于是修缮城墙，整顿楼橹，亲自登上城墙，鼓舞众人的志气。相持十多天后，城内柴薪粮食都断绝了，外援也没有到来。他叫儿子日祷说：“忠孝不能两全，你扶着我的老母亲回去，以后奉养她的各项事情都由你来做。你对祖母尽孝，就是对我尽孝。”城破后他被擒，贼人想授给他伪官。黄新德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人？王彦章尚且不肯投降唐朝，何况天朝臣子跟随贼人吗？”贼人想屠杀百姓，黄新德说：“倡议守城的是县尉，我发誓不与贼人同生。我定要消灭你们这些人；每天早晨进食、负责守城的是县尉，贼人杀死县尉就够了，百姓有什么罪过呢？”贼人发怒，砍杀了他。黄新德始终不停地骂贼，刀斧交加而下，把他的尸体砍碎。他的家人和一个婢女也都死了。日祷背着祖母逃脱，隐姓埋名乞讨，过了两年才回来。事情传到朝廷，赐祭并加以褒奖抚恤，追赠南宁卫经历。评论说：黄新德只是一个微小的官吏，却以死尽职，可以说是大臣了。那些手握符节、镇守边疆，平时声势显赫、自以为无人能比，却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弃城逃走的人，他们的官位算什么呢？何况屈膝投降、跟随贼人，简直连猪狗都不如；黄新德将要斥责他们、把他们当奴仆，难道还敢问谁尊贵、谁卑贱吗？

译李张白何列传 李成功，奉天铁岭人。顺治己丑年考中武进士，历任潮阳游击，调任潮州镇中军，以参将身份掌管左营事务，训练有方，很得士兵之心。康熙十三年，总兵刘进忠叛变，李成功仰天呼喊：“国家正处于艰难之时，我的臣心不会改变。倘若能够诛杀贼人，即使死九次又有什么可推辞的！”他暗中与守城游击张善继继续守卫顺公标。于国琏谋划诛杀刘进忠，刘进忠察觉后将他抓住，诱使他一同叛乱，他不答应；又用兵刃威胁他，他也不害怕。刘进忠逼迫他，李成功说：“头可以砍断，志向不可夺走。”刘进忠说：“你是中军，我把你当作侄子一样看待，你为什么竟无情无义到这种地步？”李成功说：“安禄山叛国，死在猪儿手中；朱泚叛国，死在韩旻手中。你是叛国的贼臣，还不知道死期将到，我为什么要跟着你造反呢！”刘进忠命令杀死他，他不停地骂贼而死。当时是甲寅年夏季初一的二十一日。事情上报朝廷。追赠骠骑将军。赐祭安葬，荫封一个儿子奕桂为守备。张善继，直隶彭城卫人。自幼学习儒学，博览群书，长于孙武、吴起的兵法。康熙丁未年考中武科鼎甲第二名。己酉年授任潮州城守营游击。甲寅年，吴三桂、耿精忠叛乱起兵，张善继到省城请求军饷，为出师做准备。潮州统帅刘进忠暗中派亲信将领杨希震前往福建投降，耿逆授给他伪宁粤将军印，他便剪掉辫子返回。刘进忠与他谋划说：“张善继刚正固执，深得众人之心，应当赶快把他的士兵遣散。”刘进忠认为有理，于是把张善继部下的兵分隶于王承业、李云、陈琏，进行约束。等张善继回来时，麾下已经空无一人。他拜见刘进忠说：“您没听说晋朝王敦吗？他在武昌起兵叛乱，直达江宁，声威势力未尝不显赫；但兵败身死，尸体被发掘出来斩首，自古以来还没有叛国而能善终的人。若等到大势崩溃、四处奔逃，在旌旗之下震恐失措，套着绳子求活，就晚了。”刘进忠发怒，把他拘禁在马王庙。有个明经生林应璧也被拘禁在那里。张善继与他谈论古代忠孝之事，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一同不停阅读史书，好像不知道刀俎将要临头。刘进忠多次派人劝降，他始终不屈。刘进忠命令杀死他。张善继临刑时叹息说：“活着不能率领军队诛杀叛逆，死后就做厉鬼来报深仇。” 于是遇害。事情上报朝廷。追赠参将。赐祭安葬，荫封儿子张大升为守备。白虎，陕西秦州人，长期任职军旅，建立了功劳。康熙十一年，授任澄海协右营都司。他挑选检阅战舰，制造火攻所用的各种器具，细节全部准备齐全。与他共事的文武官员都赞叹他是奇才，远近都称他为虎将。刘进忠将要叛乱，调白虎和他的儿子崇质进入郡城。白虎临行时对妻子张氏说：“云南、贵州、福建、湖北相继有盗贼起兵，我父子应当立功报国，你要好好抚养孙子，不必挂念我。”他当时还不知道刘进忠有反叛的阴谋。到了郡城，刘进忠对待白虎更加优厚，但身边防范十分严密。过了一天白虎才知道事情真相，叹息说：“我以为是出兵征讨，日夜兼程赶来，哪里料到会发生意外变故？苍天啊，那是什么人啊！”于是潸然流泪。刘进忠传令让白虎来，命他改换服饰，白虎说：“头可以砍断，衣服不能更换。”又命他剪掉辫子，白虎说：“脖子可以砍断，辫子不能剪。”随后责备刘进忠说：“把整个潮州托付给你，责任重大而荣耀至极，你不图报国，却甘愿做叛乱首领，恐怕上天也不会宽恕你。一天军队失败、势力穷尽，即使想逃进茅屋也未必能做到，到那时后悔又来得及吗？”左右的人以白虎动摇军心，请求杀掉他。刘进忠爱惜他的勇气，不忍刑罚，说：“这个愚人只是不识时务罢了。” 刘进忠又拘捕白虎的妻子张氏和孙士俊作为人质。白虎与同道者秘密派人到省城请求发兵收复失地，约定作为内应。谋划泄露、将要被杀时，白虎对崇质说：“吃君王的俸禄，死是我的本分。委屈自己求存、延续祭祀，就全在你了。”崇质说：“父亲是忠臣，儿子却跟从叛贼，怎么可以？如果舍生取义来保全贞节，难道不是因忠而成就孝吗？”孟秋初一，白虎被捆绑押到西市。他向北叩首说：“君臣的大义到这一刻就尽了，父子的至情也到这一刻就尽了。我活着不能拿三尺剑亲手杀死逆贼，报答 国家的恩典，我白虎就是罪过有余了！”围观的百姓都为之饮泣。张氏和士俊无处可去，贫穷得连烧火做饭也办不到，穿着破烂衣服，在市中行乞。事情上报朝廷。按照礼制追赠官阶并给予抚恤，荫封他的孙子白士俊为守备。何亮，潮州程乡人，是澄海协右营千总。年轻时充任勇士，每次讨伐强悍凶暴的敌人，都身先各位军校，战功非常卓著，因此得以授任千夫长。他善于驾驭士兵，能够审度时机、决断军务，颇能切中要害。都阃白虎把他当作心腹对待，凡有谋划都同他商议。刘进忠将要叛乱，发布檄文召集潮州全境将士到郡城，何亮随白虎前往。刘进忠拿伪宁粤将军印行事，何亮说：“以叛逆侵犯顺从者，一定会灭亡。”刘进忠忘却了 国家深厚的恩德，竟敢做叛逆之事，灭亡就在早晚之间。我发誓要诛杀这个贼人，才能使我心中痛快。有人劝他说：“担当天下大事容易，承担天下大事的死亡却难。若使天下大事失败，死也不足以抵偿责任；若能使天下大事成功，活着还可以有所作为。”何亮说：“不对，君主如同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人本来各有志向，不可强求。”白虎派何亮联络李成功、于国琏、张善继，秘密请求援军收复失地。谋划泄露后，刘进忠绑住何亮，斥责他说：“你怎么敢作乱，想害我吗？”何亮说：“背弃道义的贼臣，人人都想诛杀，难道只有我何亮吗？我一片精诚，上诉天帝，将在阴间官府等着你对质。”于是遇害。何亮的兄弟妻子儿女中被杀的共有九人。围观者很多都叹息落泪。事情上报朝廷，奉 命防守，赐予抚恤，荫封他的儿子何阁龙为千总。

译评论说：刘进忠叛逆时，同城将士中做贼人犬马的很多。慷慨激烈、取义成仁的，只有李成功、张善继、白虎、何亮以及于国琏罢了【于国琏是奉天人，任续顺公沈瑞的旗员。刘进忠作乱，沈瑞命于国琏与都统宋文科、邓光明进攻刘进忠，在太平街交战，激战三日。于国琏身先士卒，射伤刘进忠左臂，贼军败退。由于敌众我寡，最终被贼军击败。沈瑞把邓光明捆绑起来，于国琏则投降。于国琏不屈服，沈瑞把他囚禁在密室，劝降始终不听，于是斩于市中。他的尸体僵立不倒数日，面色不变】。旧志为于国琏立传，却遗漏了李、张、白、何四人。我私下感叹：刘进忠叛逆，掌握着人的生死，威势显赫，而李成功当面斥责他是安禄山、朱泚，张善继又把他比作王敦，因此挫败乱贼的锋芒、夺去奸人的魂魄，意义实在不小。白虎说：“头可以砍断，服饰不能更换；脖子可以截断，辫子不能剪。”白虎的儿子崇质说：“如果舍生取义来保全贞节，难道不是因忠而成就孝吗？”这几句话，可以流传千秋，刻在金石上。何亮这个末等武官，一再说“国家恩典”，又一再说“君父”，骂贼至死，全家为之殉难；天下守土的官员若人人效法这样，这四位君子即使面对叛乱贼人，谁会同他们一起作乱呢？支撑天地的栋梁，全靠这些人，我所以特意表彰并写出他们的事迹。李都阃小传 李其昌，字逊伯，广东程乡人。他的父亲李成材在乡里行善，赈济贫困，乡人感念他的德行，认为他后来必定会有兴盛昌大的人，于是给儿子取名其昌。李其昌身材魁伟，喜爱兵法谋略，补为武学生员，慷慨激励自己，立志投笔从戎、请缨报国，正值朝代更替。清军进入广东，李其昌带兵随征，因功署理平镇营守备。当时潮州地区刚刚平定，土著武官肆意横行，倚仗兵力在乡里逞强，李其昌不赞同这种做法。他向幕府请求，愿意竭力效命疆场，于是得以题授武昌守备。后来又补任直隶杨村营，升任隰州专防都司。康熙十二年，他以病为由告假回乡。第二年，潮州统帅刘进忠叛乱，贼党闻风响应，胁迫李其昌跟从叛逆。李其昌正色说：天朝用兵如同神明，你们这些人不知道 君主的恩德，也应当畏惧 国家的威严，为什么反而背叛作乱、顽固抵抗，自取灭族呢？我承受 朝廷的爵位俸禄，难道会跟着贼人造反吗？”贼人发怒，挖坑要把他活埋；他始终不屈，贼人便焚烧杀害了他的全家。当时是仲冬二十一日。他的儿子李以猷刚满十五岁，得以逃脱，将此事告知官府，但官府也无可奈何。过了四年，因为大赦而不再追究，以猷仍不断呼吁申诉，当权者怜悯他，允许他自行缉捕，最终抓获贼首，报了仇恨。评论说：李其昌明白大义，舍弃生命来成就它，是忠臣啊！假如当年他畏惧死亡而跟从逆贼，等贼人平定之后，最终也免不了一死。泰山与鸿毛的差别，哪里只是相差千万呢！父亲是忠臣，儿子是孝子，百世之后仍然令人凛然敬畏。唉！实在值得敬佩。黄龙泉小传 黄仙春，原名中通，字理卿，潮阳人。他淡泊自守，遵守礼法，慨然立志承继濂洛理学的传统。潮州、揭阳一带的人大多拜他为师。顺治辛卯年乡试中举，授任龙泉县令。在任九个月，便以年老为由辞官归乡，优游林下，以诗酒自娱。去世时八十四岁。评论说：在潮州谈濂洛之学，几乎像带着中原的冠帽到越地去；沉溺禅学的人，不值得一提。程颐离世后，讲学倡导之风中途转入姚江学派，失传的道统茫然无绪，能够寻找它的人很少了。唯独黄仙春慨然有志于濂洛之学，难道不能称为豪杰之士吗？可惜他的学问没有传下来，而地方志又只说他以诗酒自娱，那么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否真正属于濂洛一派了。那种骏马即使只剩骨骸，尚且还能享有千金之价；何况真正的濂洛之学呢？林蓝田小传 林世榕，字可亭，海阳人，是明代司徒林熙春的曾孙。父亲林应璧，任昌化教谕。林世榕九岁丧母，侍奉继母以孝闻名。康熙己酉年考中贤书，授任陕西蓝田县令。适逢年成荒歉，他一心安抚百姓，以宁静、宽厚、仁慈为主。每天在原野低湿处巡行，劝导耕种，捐出牛和种子，帮助百姓开垦。兴建义学，聘请名士担任教师，亲自召集诸生讲论文义。有《课士论文》一书流传于世。他又修葺文庙，重建吕祠，访求四位吕先生的后人来主持祭祀；改建韩愈祠，并与柳宗元合祀，因为柳宗元曾任蓝田县尉。在任十二年，以病辞官回乡，闭门著述，连一个字也不送入官府。建宗祠，增加祭祀田产，周济亲友中贫困的人。他忧虑世俗停柩不葬，曾撰写《归厚录》二卷，用来垂示劝诫。大意是推究风水没有凭据，亲人的遗骸不能抛弃，以至亲至情来警醒感动子女，使他们由此受到激发。他广泛推论，远引旁证，没有不周到的地方。至于治丧不用佛教僧人，他尤其再三强调。又著有《瓦注草》《世范》《纂家礼》等书。去世时七十四岁，乡里祭祀为乡贤。共有八个儿子，长子元振，任化州训导，以善于教导著称，长于诗歌，早年去世。次子元扩，任北城兵马司副指挥。元贵，任训导。元掞，任县丞。其余都是诸生。评论说：世俗相信青乌术士的话，停柩不葬的人很多。我读《林氏归厚录》，不禁悄然悲伤。入土为安，是古今的正理。至于富贵福泽，则在于行善而降祥，只能由子孙自己求取。不相信正理而相信术数，把亲人的遗体当作求利的市场，实在令人痛心。像林世榕这样，才是真正仁人孝子的用心啊！

译陈郑二生列传 陈修，字扩潜，广东惠来人，是县里的诸生。家境贫寒却酷爱学习，寄居山岩，刻苦自励。他的学问以程朱之学为根本，又喜欢读司马迁的史书和《庄子》。参加科举应试，文章以王安石、韩愈为规范，不肯追逐喧闹、迎合时尚。多次在有司考试中失意，陈修也不以此争论得失，反而抱负更加豪迈。当时文人带着礼物前来拜师，争先恐后。有个土著武官听说他的名声，拿百金聘请他，他却不接受，说：“我陈修即使饥饿，也不吃陶渊明不肯吃的周粟，难道要和雁鸭争食吗？”晚年文章更加古雅，道路却更加困穷，性情奇峭、命运坎坷，终身未被任用而死，享年七十七岁。郑国光，字闇生，是惠来的岁贡生。他性情勤奋敏捷，诸子百家的书一看就能背诵。每天来请他作诗作文的人接踵而至。顺治乙酉年，县里的举人林学贤聚众作贼，围攻惠来县城。孤城没有援兵，粮食断绝四个月，城中人心惶惶。郑国光拟定守城十项办法，县令沈惟煌全部实行。凡是请求援兵、请求进剿、请求增派军队、请求整饬军队的文书，前后用血书写了二十四次，交给卢和从小路送达的，全都是郑国光一人所做。公文、密信，有时口授，有时亲笔书写，手不停笔，人们称赞他有倚马立成文章的才华，危急的县城依靠他才得以保全。丁卯年，他参与编修《惠来县志》，事情完成后才停笔，享年八十岁。评论说：陈修、郑国光，都怀有才华却没有得到任用，困顿坎坷直到老去，难道这就是所谓命运浅薄吗？陈修性情高傲，不合时宜，处境越穷困，志向反而越坚定。郑国光挥笔写下千言，在危城中筹划守御，功劳在于乡土，却也不能被世道任用。可悲啊！读书人居处山林，不能自行显露才华，像这两位先生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陈明经小传 陈复平，字虞章，是澄海的岁荐士。幼年丧父，悲痛得形销骨立，侍奉寡母，以孝闻名。顺治乙酉年，海盗占据澄海，想罗致他，利诱、威胁都不能使他屈服。贼人发怒，把他囚禁八天；他趁看守松懈逃脱，载着祖先牌位，背着母亲逃到金砂寨。乙未年，贼人攻破金砂，抓到他，胁迫他跟从，他不答应；贼人杀死他的妻子蔡氏来威胁他，他最终仍不答应。贼人认为他有义气，便释放了他。甲辰年，因为沿海局势不安，朝廷把沿海居民迁往内地；陈复平迁居郡城东部，与学生讲明正学，先讲品行而后讲文章技艺。亲戚中贫困的，他分发束脩供养他们。迁徙以后，耕作器具大多缺少，陈复平卖掉产业分给大家，自己虽困苦也不后悔。局势恢复后，他捐出廪生的粮饷修缮学宫，置办祭田，修筑溃决的堤坝，乡人都依靠他。他一生不钻营拜访权贵，八十岁时仍闭门穷究经学，学问广博而修养深厚，死后列祀乡贤。评论说：陈复平可以说是有道德的人。他本人可以被囚禁，妻子可以被杀死，但贼人绝不能跟从，这就叫志士。与学生讲习诵读，以程朱之学为准则，先重德行而后重文章，这就叫正学。孝敬父母，厚待宗族，直到年老仍闭门穷究经书，不钻营求见权贵，他的一举一动都足以作为训诫。按照当时的风俗来看，“明经”二字，他完全当之无愧。蔡广文小传 蔡叔度，字介士，广东海阳人，是康熙壬子年的岁贡生。他以孝友著名于乡里，兄弟之间亲爱相处，到老也不分私财。家训严肃，生病不请巫师，丧事不请僧人，妇女不越出内室门槛。他任石城司训，振兴文教，劝导捐输，在任十八年，人才济济，礼法得以实行。他亲手在泮宫种植树木，等到按年限退休时，树木都已长到几人合抱那么粗，人们把他比作南国的甘棠树。评论说：潮州有蔡叔度，正如空谷中听到足音一样难得。世俗崇尚鬼神，生病不请巫师便心中不安；僧人宣称有地狱，父母丧事不请佛教徒，又说这是不孝。蔡叔度能够用正道战胜邪说，不怕世人的非难和鬼神的责罚，只相信自己的父母是笃实守道的人，不敢用文饰曲解来给他们加罪，更不借秃头僧人所谓超度亡灵的权力，可以说是仁人孝子了。伊川先生家中办丧事不用佛教僧人，洛阳一带受到教化，江东妇女几乎没有交游，姻亲家族有的几十年都未相识，只凭诚信传递赠物，沟通亲情，这多么古朴啊！我追思古人，却忽然从蔡叔度身上看到了这种古风。好啊！

译陈广文小传 陈王猷，字良可，号砚村，海阳人。他的祖父陈衍，任虞平乐县令；父亲陈周礼，是太学生。家世代以诗闻名。陈王猷十九岁时乡试中举。他天性孝友，把同父异母的四个弟弟、祖父遗留的产业全都让给他们。兄弟中有妻子早亡的，他都为其抚养孤儿。族中各家的丧事，他都代为殡葬；族祖中有百岁而绝后的，也为他们延续祭祀。历任曲江、连州司铎，升任肇庆教授。所到之处讲授经史，阐明礼义，许多背着书箱来求学的人把校舍都挤满了。弦歌诵读的声音传到街巷，文教风气因而焕然改变。曲江的射圃被盐运司占作马厩，连殿堂廊庑也被玷污，没有人敢过问。陈王猷极力向上官请求，终于恢复旧有规制。盐运司官员来见广文时，都在庭下罗列跪拜。陈王猷认为这有失宾师之体，挺立身子只作长揖。时人都称许他。连州学宫倾塌，他捐钱倡议重建，集资一千多两，终于完成此事。端州丁祭的典礼残缺简略，他置办爵、斝、俎、豆等祭器以及乐器、舞器；召集学生学习礼仪、排演音乐，进入孔庙时仪式雍容和谐。郡人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他死于任上，享年六十八岁。一生笃实好学、努力实践，重视友谊，周济贫困、帮助丧葬的人，多得无法一一计数。文章推重深厚雅正，尤其擅长诗歌。诗歌取法杜甫、韩愈，又参酌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卓然自成一家。他吟咏到老也没有停止。著有《蓬亭诗文》，流传于世。评论说：风雅这一门学问，实在难说啊！补锅匠妄想铸造湛卢宝剑，如果没有君子来扶正，诗文的流弊将会流到哪里才停止呢？海阳陈氏世代以诗学传家，推敲诗句的人很多，而且颇为自负。潮州人多奉他们为宗师，陈王猷是其中最杰出的人。陈王猷的诗自成一家，能够使乡里的后学受到良好影响。他天性至孝，敦厚守信，在学校尽职尽责，无愧于人师。面对盐运司官员仍坚持宾师礼节，凛然有台谏官的风骨，不再是苜蓿先生那种卑屈的举动了。《诗经》说：“那个人啊，是国家的俊彦。”我对于这个人，也可以这样说。蔡文学小传【附载其子长焞、孙同高】蔡相体，字任士，是海阳诸生。他侍奉父母以孝闻名，有三个哥哥，到老仍恭敬奉养他们。家训严肃，僧尼、巫婆没有人敢到他家门前。妇女一年到头不出门槛，即使亲友邻里有喜庆，外出观灯看戏的人喧闹如云，他家关门寂静，和潮州习俗完全不同。他长于诗歌，擅长书法；诗歌宗法岑参，书法学颜真卿，片纸只字人们都珍爱收藏。儿子长焞、长熹，长熹以庚子年副贡身份入太学。长焞字明如，康熙癸酉年考中武举，授千夫长，防守普宁汛，清廉正直、尽职尽责，家中四壁空空，像寒士一样。有人送来十缗钱，长焞惊问钱从哪里来，那人说：“没有关系，只要不禁止屠牛、不禁止赌博，每月把这些作为固定规费，就能用来维持廉洁，而且取之不尽。”长焞说：“不能拿养口腹的不义之食来养活自己，还把它留给子孙，这就是教他们赌博。”那人笑道：“汛地武官不过是小官，何必装模作样地讲廉洁呢？”长焞说：“这不是装模作样。官职虽然小，也是接受朝廷俸禄的，难道敢因为贫穷就像猪狗一样自我玷污、来者不拒吗？”他母亲眼睛有病，长焞舔去眼中翳膜使她复明；他孝顺友爱，有父亲的遗风，能够守住家训，擅长书法，当时在颜真卿、柳公权之间取法游心。长焞的儿子是祖坤。同高，字世广，和祖坤一起学习祖父的书法，能够遵循教诲，临摹唐人法帖都极其神似，而同高尤其笃爱书法。他敦厚孝悌，好学到忘记贫穷，能够救济别人的急难。雍正癸卯年，兄弟二人一同被选拔；同高在丙午年参加省试时死于羊城，督学惠士奇资助他的丧事，使灵柩回到故乡。有个疯人王明，听说他的灵柩回来，哭得非常悲痛，人们都觉得奇怪。王明说：“谁说我是疯子？难道我就不认识君子吗？” 评论说：蔡氏父子祖孙，都是孝顺友爱、清廉耿介的正人君子，而且都以擅长书法著名，实在美好！书法是六艺之一，不可以不学习。只是海滨一带当时崇尚以赵孟頫、董其昌为宗，见到柔媚的书风就喜欢，却没有人讲求晋唐风格。蔡氏以书法传家，他们大概是得到了中原的风气吧？徐孝廉韩小传 徐韩，字景之，潮阳人。他年少时丧父，母亲黄氏聪明好学，通晓诸子、史书和百家之言，坚贞守义，教给徐韩诗书；她一边纺织，一边在灯下教导诵读，从未停止。徐韩也能孝敬母亲、努力学习，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康熙丁卯年乡试中举，教授学生，把倡导阐明正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出自他门下的人，大多成为当时的英俊人才。他多次参加礼部会试而未中，最终以孝廉的身份结束一生，没有完全施展才能。他一生恃守气节，不拜谒权贵，长官的府衙从未投递过一张名帖。即使家徒四壁，也漠然不以为意，士大夫都敬重他。评论说：徐韩教授学生，把倡导阐明正学作为自己的责任。我听到这件事，高兴得睡不着。可惜他的著述没有流传，无法知道他的学问造诣。如果他所学果真出于正学，又能用正学使后辈受到良好熏陶，那就太伟大了。他在内有母亲“灰荻”般严厉而勤苦的教诲，心志筋骨都是从严霜密雪中锤炼出来的。他操守清高，卓然成为流俗之外的表率；看他的行为就可以知道这一点。称许他的学问为正学，是可以的。

译徐孝廉梦麒小传 徐梦麒，字忠移，潮阳人。他幼年丧父，跟随叔父明经徐辙学习，博览群书。以五经考取辛卯科副榜，甲午年考中贤书。他性情刚正，不屑于经营产业。家里非常贫穷，他却安然处之。所得的束脩，全部与徐辙的儿子平均分配。他侍奉叔母如同母亲，县里人都推许他的孝友。起初，徐梦麒还是诸生时，在达濠教书。有个姓陈的贫寒读书人，是县中华里东人，也在当地教蒙童。两人互相友善。后来陈生病将死，和徐梦麒诀别说：“死并不可惜，只是没有后代，要承担不孝的罪名罢了。从前有个蜑妇生了一个儿子，颇为聪明，原想把他作为我的嗣子，已经谈妥了，现在却来不及了。”说完呜咽而死。陈家无力置办殡葬，徐梦麒竭力筹措，为他经营安葬之事。他打听所谓蜑妇的儿子，才知道那是陈生在外面生的孩子。他笑骂道：“这个糊涂人做了这样不切实际的事！如今他死了，不值得责怪；没有后代是大事，总比收养别人的孩子好。”询问对方条件，非六金不可。徐梦麒向亲友到处借贷，凑足六金，亲自抱着孩子送到陈家。乡里人听见轿子里有婴儿哇哇哭，以为是女客来了。到了门口停轿，大家都惊愕，不知道是哪家的亲眷，纷纷跑来看轿子。等到掀开轿帘，看见抱着孩子出来的，竟是一个身材高大、满脸长须、昂然挺立的男子。乡里人都大笑起来。徐梦麒从容地叫来孩子的父母，说明缘故，把孩子交给他们。乡里人都受到感动，有的流下眼泪，互相说：“这是个讲义气的人。”徐梦麒仍然时常去看望，周济他们的困乏。如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已经生了孙子。徐梦麒一生慷慨好义，大多就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评论说：徐梦麒为人孝友，方正而重视品行，尊重廉洁节操。乡人因为他没有完全施展才能而惋惜。为什么唯独把这件细事详细保存下来呢？孤儿之事，没有比义更大的。厚待老师、尊重朋友，关系到风俗教化；何况还是为无后代的人延续后代呢？假使一乡一国的人听闻此事而纷纷效法，那么乡国的百姓就会归于厚道了。徐梦麒一生的大节，没有超过这件事的。怎么可以把它看作细小的行为呢？赖逸民小传 赖应，字绍庭，广东镇平人。他笃实好学，品格高尚，不求在世间获得声名，超然有古代隐逸之民的风范。住宅旁有一棵大榕树，他亲手抄写一卷书，终年坐卧在树下研读。他为人宽宏高雅，没有争竞之心，在乡党之间和乐相处。有个乡人租他的牛耕田，牛疲累走得慢，便鞭打牛背，骂道：“赖应为什么不快走？”赖应恰好经过那里，装作没有听见便走过去。乡人觉察后向他道歉，赖应说：“只是戏言罢了，没有什么可怪的。”县里有个邱甲，喜欢打官司。赖应曾买了他的十亩田，不久邱甲却去告状，赖应将赴郡城对质。邱甲非常贫穷，囊中没有一文钱，请求搭赖应的船一同前往，赖应答应了，还供给他饮食。邱甲在公堂上理亏却不肯认罪，后来又牵连到其他诉讼，连续多年不能解决，来往奔走都跟随赖应；赖应始终像起初一样待他，别人不知道他是自己的仇讼之人，有时还以为是随行的仆人。后来邱甲悔悟，登门谢罪，赖应热情款待他，并把田契还给他。邱甲得到田地非常高兴，叩头称谢。等赖应去世，邱甲哭得极为悲痛，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评论说：赖应是古代的君子。若用这种风气教化世人，百姓就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有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邱甲起诉之前就把田还给他，也好免得多次奔走公堂呢？回答说：刁讼的风气不可助长，恐怕人人都来效法，弄得田宅全都耗尽而无法维持生活。用长期的诚意感化他，等到他厌倦诉讼而自行归服，再把田还给他，也很好。与小人相处，本来就不应因为一场官司而损害自己的闲适。宣化农小传 宣化农民，姓陈，名孟壮，是潮州饶平人。世代居住在宣化里，以务农为业，连诗书都没有读过；但他性情耿介，家里贫穷，却丝毫不肯苟且取财，乡里人都觉得奇异。一天，他到黄冈买米，背着米回来，称量时发现多了一斗，惊讶地说：“唉，这是卖米的人弄错了，我不能接受。”家人说：“这是上天赐给你的，错误出在他那边，与你有什么关系？况且当时就应当还给他，如今已经背到家了，相距二十多里，还找什么借口呢？”孟壮说：“不行。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走，就是盗贼。他虽然是自己弄错了，我怎么能欺骗天地日月呢？”于是立即背起一斗米快步走去，到黄冈把米还给了原主。他曾和别人一起渡过澳山去砍柴，遇到飓风阻隔，无法回来；众人争相偷取园中的番薯充饥，唯独孟壮不肯。有人劝他说：“这不是义举，难道宁愿饿死吗？”第二天风仍未停，有人又劝他，他还是不肯。他饿了三天才回来。他一生的行为，大多都像这样。评论说：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像孟壮这样的人，真是尧、舜的百姓啊。他身为山民农夫，连书都不识，却能立定心志、约束行为，不欺骗天地日月；这样的人，即使是伊尹、伯夷见了，也将作揖请他上前，怎么敢把他只当作普通百姓看待呢？那些身居士大夫之位，却剥削百姓、欺骗君主、蛀蚀国家的人，与陈孟壮相比，又怎么样呢！卢壮士小传 卢和，是潮州靖海所人，居住在惠来县东郊涂城。他身高七尺，面色黧黑，留着长须，是县里的壮丁。顺治乙酉年，县绅林学贤为了防守攻打县城的敌人，守城被围困了几个月，援兵始终不到，城内外的消息也无法互通。县令沈惟煌和乡绅商议求援，夜里召卢和进来商量，命他突围到郡城请求援兵。卢和说：“好。”他把血书藏在胸中，怀里带着两只鸽子，从城南用绳子缒下城去。夜色黑得像墨一样，即使面对面也看不见人。卢和匍匐着跪行十五里，到达神泉，沿海向东，从守御所经过潮阳，进入郡城。到达后便放出鸽子作为信号；夜里有时遇到贼人，就蹲伏成狗的样子，有时又装作一具被丢弃的尸体，贼人竟因此被骗过去。血书就这样送达了，像这样往返传递了二十四次，援兵到来，包围才得以解除。评论说：卢和是壮士，也是义士。一个孤单的平民，能够为国家出力，挽救全城旦夕之间的性命，他的功劳太伟大了。申包胥哭求秦廷出兵、唐代张巡部将南霁云断指的事，也不过如此罢了。忠心和诚意本来就是这样；人的身份有贵贱之分，但忠诚却是一样的，谁敢只把他当作一名壮丁看待呢？

译黎京兆传 黎致远，字宁先，福建长汀人，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抑堂”，门人因而以“抑堂”为他的号。他的父亲黎士弘，字愧曾，历任参政，以文章和吏治闻名当时。黎致远二十一岁时，在康熙丙子年考中乡试，成为贤书生员；当时黎参政已经年近八十。他的长兄黎文远是辛酉科举人，做过山东新泰县令。黎参政去世后，黎致远遵从遗教，丧事和安葬全都依照古礼，不采用佛教仪式，当时人都觉得奇异。戊子年春，应福建巡抚张伯行的聘请，住在会城，修书讲学，前后一年。己丑年考中进士，选入庶常馆。壬辰年授官翰林院检讨。当时士人的风气仍崇尚干谒、互通声气，认为词臣应当掌握评判取舍的权力，因此登门求见的人多得像集市。唯独黎致远严峻而不接受，整天关着门，断绝奔走竞争，当时人认为他高不可攀，公卿之间也没有人敢以私事相托；大家一向仰慕他的才名，希望递上名帖求见，却始终不能如愿。大学士李光地，是己丑会试时的座师，正奉诏宣读白麻，倡导正学，教导后进，门生众多；因为黎致远是同乡而且很有气节，便格外敬重礼遇他。黎致远却神色淡然，每次进谒，只说几句问候起居的话，便背靠墙退下。有人认为他太冷淡、不近人情，李光地却独自高兴地说：“这是贤者啊。” 张伯行任仓场总督时，属吏中有人知道黎致远与张伯行交厚，便想与他结交，馈赠问候十分殷勤。黎致远严厉地拒绝了他们，并告诫守门人说：“他们是为仓场张公而来，不是为我而来。”张公把我当作正人相待，我难道能借张公的名义为自己谋利吗？况且我一生自认为处在什么样的立场上，难道能在这件事上同时失去两样东西吗？丁酉年主持粤西乡试时，愿意来结交的人接踵登门，有人假称要和太史公当面谈话，留下白金四十两，两家的家人推辞不成，只好把它放在箱子里。黎致远从粤西回来，刚跨进门槛，行李还没有卸下，便询问家中的事情；家人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大为惊讶，立即命人送还。家人请求等卸完行李再送，他不答应，还骂道：“我既然已经知道了，这种东西怎么能存留片刻！”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叹服。庚子年冬，奉命督理楚地学政，他痛力压制奔走求进之风，先考察品行，后考察文章，一时之间提拔的人都被称为得才。许多进士都曾在秘书省读书。雍正二年甲辰年回到朝廷，重新接受任命。皇帝上疏疏通言路，特别重视词臣，希望使他们历任内外官职，明白根本与实际，以便充分承担任用之责。授予黎致远吏科给事中的官职。黎致远忠诚谨慎而严守秘密，每次上奏总要把奏稿烧掉，即使是至亲也不能听闻。丙午年春天，因被保举为山东巡察，入朝接受召见。皇帝非常高兴，对廷臣说：“这个人可以重用。山东巡察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干，湖广关系到两省的重大事务，烦劳命他巡察湖广。”于是改派奚德慎巡察山东。皇帝又说：“这个人很有见识。前些年年羹尧正当盛势，别人都不敢说话，唯独他秘密上奏，请求加以裁抑，实在值得称许。”原来黎致远的这份奏疏被留在宫中，满朝都没有人知道。到了这时，众人才都肃然起敬，也佩服黎致远果然不同于常人。黎致远上奏请求使用驿站快马，遍历荒僻州县。防俞之 皇帝赐给他紫貂锭子药，他便单车前往所辖地区。所到之处，弊政断绝，风气清明，驿站、塘汛都肃然整饬，盗贼也屏息不敢妄动。靖州有谬冲花衣苗，凭借险要地势作乱，拦截商旅，抢掠村落，守令都为此苦恼；然而他们害怕引发战争，大多拖延观望。黎致远慨然认为应当立即治理，不能让他们的党羽一天天增多、根基日益牢固，以致危害越来越大。他发布檄文给督抚、提督、总兵，说谬冲花衣苗焚烧劫掠、抄掠村落，毒害州县，百姓痛恨他们，恨意深入骨髓；沿途百姓围着官轿哭泣申诉，都说该州已经详细请求会同缉拿，百姓全都欢欣鼓舞，以为获得了新生。不料贵州省拖延推诿，只是徒然耗费文书，反而使他们作恶猖狂，一天比一天严重。如今皇帝的声威遍及四方，恩泽远被荒僻地区。负责此事的文武官员兼具才干，谋略雄伟；这些愚蠢的贼人却仍不悔改，实在难以宽宥。应当把他们歼灭杀死，以显示惩创的威势，不能只把他们驱赶离去，仅仅解除眼前的愤怒。真不知道贵州省的官员、武将为什么拖延推诿，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因为顾虑疆域所属不同吗？那么 皇帝的诏谕明白煌煌，根本不分彼此；难道是因为山地险峻、火枪有毒吗？那么楚人、粤人也同样重视性命，何况苗人的性情极其凶恶，没有比谬冲更严重的。无论是在贵州还是在楚地，都应当发兵剿捕，惩罚一个以警戒百人，使顽梗之地归于淳朴。如果再拖延观望，使百姓遭受灾祸，使疆土大事受到贻误，罪责将推给谁呢？于是各位主管官员都受到激励，奋发起来，一齐进行剿捕。粤、黔两省的巡抚、提督率军从四面阻截，湖广官兵深入进剿，首领被擒，几个月便平定了。楚地百姓纷纷称颂，把功劳归于黎致远，黎致远却不肯承受。第二年考核政绩，命他前往江南稽察河工钱粮。不久升任光禄寺少卿，又升任奉天府丞，但都没有赴任。这次差事办完后，他遭逢母亲丧事，奔赴京城住所，悲伤憔悴得不能自胜。又授任大理寺卿，准假扶送灵柩南归。己酉年，命他主持江南乡试。庚戌年夏六月，授任奉天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奉天是 国家龙兴之地，土地和功勋贵族的庄田很多，禁令和法网较为疏阔，属吏又多因循积习，不能自我振作。黎致远竭力整顿，以振兴士风民俗为己任，案卷没有长期积压，官员没有玩忽拖延，远近都肃然敬畏。他又修订并推行文庙礼制、乡饮酒礼，刊刻图式颁发到各州县，令其讲习。在刑部任职时，他常把体恤囚犯放在心上，多次平反冤狱，告诫各司不得滥用刑罚，并拿出俸禄资助囚犯的粮食，许多罪犯因此得以保全性命。他五十六岁时因病死于任所，行囊萧然，没有百金积蓄。属吏和士民资助丧事，将他的灵柩送回；旧屋只有几间，连风雨都遮挡不住。原来黎致远曾说：“我做官二十多年，不敢另外积蓄财产，以免玷污先人的清白；只是大参公的文集散失无序，我把它编次、校订错误并刊刻成书，我的愿望已经完成。至于子孙贫寒，不是我所能顾及的。”因此他一生连半亩田园也没有置办，先世留下的产业，也在巡察湖广和查办河工时卖掉作为路费和资财，没有留下多少。如今妻子儿女连稠粥都难以充足，但家族的声誉却没有衰落。评论说：京兆性情端正耿介，树立气节，一生没有依附任何人。座中宾客有时谈到权势利益，说某人升任某官，他便笑着说：“这有什么值得说的？”有时举杯劝饮，说：“以后只说做人立身、行事自守的人。”人们认为他孤高超绝，不可攀附，真像高飞云中的仙鹤。然而他为人和平谦雅，不与人争，举止豁达，待人坦诚直爽，因此很多人爱慕他。他历任显要官职，身居九卿之列，却没有半亩田宅留给子孙牵累，难道不可以称为大丈夫吗？《鹿洲初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九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

译传 郭贤妇传【附载媳妇庄氏】郭氏，字真顺，是潮阳周伯玉的妻子。伯玉名瑶，以字行世。年轻时就很有志向气节，喜欢读书。元至正年间，被举荐为茂才异等，却没有出仕，隐居自得。伯玉与郭氏彼此敬爱，像对待宾客一样，当时人称他们为海滨的冀子。郭氏聪明敏慧，父亲是教谕，教她读书，她总是一学就不忘。她通晓经学，旁及诸子、史书和百家之学，能作诗，尤其擅长古诗。她有见识，善于谈论，当时世事的是非得失，她都了解得很清楚；胸中只要形成一句话，便能作出决断，即使是老于谋略的人也无法超过她。元末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她跟随伯玉到村寨避居。寨中众人正暗中谋划聚众起事，表面上以联络守望、保卫乡村为名。听说伯玉是素来受人尊敬的长者，众人便共同推举他为首领，打算让他主持寨中事务。伯玉答应后，回家告诉郭氏。郭氏说：“不行。寨中的年轻人正逞强任性，意气用事，不可能服从别人。形势上他们都不肯居于人下，而您却成为祸乱的首领，不是很愚蠢吗？夸耀才能、卖弄智慧的人会失败，轻视敌人、缺乏谋略的人会灭亡。不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就抢先站到众人前面，会招来祸患；表面上背负智勇之名，实际上却招致失败灭亡。您为什么竟会走到这一步呢？”伯玉说：“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怎么办？”郭氏说：“只管称病不要去，请让我替您向他们谢绝。” 过了几天，众人果然来到伯玉住处。伯玉假装躺下不起，以生病为由告诉众人；众人颇为失望，却仍认为他稍微好转后就会出来主持事务。郭氏于是整理衣襟，拜了两拜，推辞说：“诸位不知道，伯玉没有才能，你们错误地把重任推给他，已经是极大的荣幸了。他虽然才能低劣、不堪任用，却还想着抬头奋发，勉强安慰众人的期望。不幸福薄而灾祸降临，正当此时疾病发作，这就是上天用来限制伯玉的缘故。希望诸位仔细谋划，另立贤能之人，不要因为伯玉犹豫不决而耽误大事。”众人认为她说得对，于是离去，另找人拥立首领。不久，因为意见不合，他们杀掉了所拥立的人，彼此争强称雄。寨中大乱，被邻近的贼人攻打。伯玉幸而没有遭难，人们都佩服郭氏的先见之明。当初寨中多是农民、商人同辈，彼此以积存粮食相夸尚。郭氏唯独劝伯玉把粮食分散，不要留下储藏。天黑时她要人找绳索，没人明白她的用意。到了这时贼人进入寨中，把积存的东西全部烧毁。伯玉用绳子把妻子儿女系在一起，自己也把自己捆起来，装作被掳走的人，贼人没有在意他们。他们趁空隙逃脱，到了溪头寨居住。明太祖平定天下后，命指挥俞良辅率军南征，当时寨中人还没有归附。俞良辅率兵到达，准备剿灭他们。郭氏于是写了一篇颂文《俞将军引》，在路上拦住俞良辅献上。颂文说：“将军是开国的武臣，早早攀附凤翼、依从龙鳞。烟云惨淡遮蔽九州大地，半夜里捧出扶桑的太阳轮。前年您率兵攻下南粤，眼前的群雄都血流成河。马蹄带着淮河的冰，洒向江南，化作晴日的白雪；潮阳偏处南海之滨，十年不断战乱的尘埃。客星移向万里之外，天子也挂念远方的百姓。将军的盛名超过前代，五千名健儿勇猛如虎；您穿着轻裘、从容缓带踏地而来，不减当年襄阳的晋羊祜。如今特地奉承圣主恩命，获得斗大、饰有龟龙纹的金印；大力开拓藩篱、镇守一方，期望以忠义报答明君。宣扬威势、施布恩德，百姓大为喜悦：一棵菜谁敢夺取，黄牛在春天耕作，万顷田地如云；牦牛夜卧在千秋月色之下。去年您镇守壶阳时，一到任便爱民如子；壶山苍苍，壶水碧绿，父老至今还歌颂您。想要为将军记述功勋，天家自有麒麟笔；愿接续壶阳百姓歌唱太平的歌声，把韩山的石壁磨平，刻尽功德。”俞良辅得到这首诗十分高兴，郭氏便极力说明寨中百姓并没有反叛的情状。俞良辅说：“这位贤女居住的地方，那里的百姓一定驯服。”于是指挥军队离开溪头寨，寨中人得以免遭诛灭，这都是郭氏善于辞令的力量。洪武年间，朝廷举荐伯玉为贤良方正，征召的诏书送到，郭氏又劝止他；于是伯玉辞谢不去，终身隐居山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粒〕 他们有三个儿子：碏、砺、矿，都凭儒学在朝廷显达。小儿子彦器，就是矿，以字行世，乡试中名列名儒第一，历任河南布政司参议，最终官至朝列大夫。郭氏活了一百二十多岁，当时伯玉和矿都已先她去世；乡里人推重她的品行，把她列入乡贤祭祀。郭氏年老时，曾回娘家省亲，并自作辞说：“天甲年以来已经度过两个周甲，晚年桑榆景色中白发盈头；以五经立业，符合儒家的雅正；三个儿子成就功名，壮志得以实现。桥梓都增光，联列在祭祀之中；我像柏舟一样漂过横流，也没有遗憾。台阶前兰玉般的子孙茂盛秀美，扶着我这斑白老人来到首丘。”又过了几年，她去世，享年一百二十五岁。长子碏，字彦敬，任栖霞县令；他的妻子庄氏也读书明白大义，平日居处总以礼法自守。元末盗贼兴起，乡民多依靠山谷居住；贼人到来时，人们带着妻子儿女进入岩穴躲避，一处洞穴往往有一百多人，男女混杂，没有分别。唯独庄氏不肯进去。彦敬催促她，庄氏说：“男女之间授受不亲，行走要分开道路，居处不能杂坐，这是礼法。如今因为战乱离散的缘故，混处在岩穴之中，杂乱而没有分别，实在是废弃礼法，我不敢这样做。”彦敬说：“你说得对，可是贼人到来并且要掳掠你，又怎么办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庄氏神色严肃地说：“没有礼法而活着，还不如死去；即使不幸被掳，难道你认为我不能自杀吗？”说完便先拿刀自刎而死。三天后，贼人大举攻破了他们的乡里，没有人能够保全。君子都说庄氏既贤德又有智慧。彦敬感念她的义行，终身没有再娶。评论说：郭真顺，是闺中的豪杰。她的贤能和智慧，兼有陈婴之母、辛宪英两人的长处；她在文学和礼法上的造诣，是曹大家一类的人物。至于她志向行为的清高，老莱子和陈定王的妻子，也只能和她相差仿佛。她享年一百二十五岁，这是古今未曾听闻的长寿，不能不推许她为贞节长寿、独一无二的人。她的两个儿子都很贤能，芳名流传后世；上天对她的厚待，难道竟到了这种程度吗？庄氏是有贤德的妇人，以礼法自守，以死来表明自己的信念；如果当时有善于处理事情的人和她一同进入洞穴，她也不怕男女混杂，便仓促舍弃生命，似乎是贤明和智慧过度了。从三天后的结果来看，前后都同样是一死，庄氏的智慧却是无人能及的。这婆媳二人，都可以作为礼法的宗师。谁说妇女之中就没有盖世豪杰呢？

译洪烈妇传 烈妇洪氏，是漳浦杜浔农民薛燕的妻子。父亲洪仁，母亲吴氏。她的母亲曾到北帝庙祈祷，因而生下洪氏。洪氏出生时容貌有光彩，所以取名艶娘。她性情机警敏捷，少说少笑。几岁时学习女红，技艺极其精巧。十八岁嫁给薛燕。薛燕家族本来衰微，又因为祖父、父亲为躲避战乱逃到江西，来往迁徙，家产零落，粗粥有时也不能供应。洪氏处之安然。她的婆婆早年去世，她侍奉公公以孝顺闻名。到公公去世时，她哀伤憔悴，完全依照礼制，营造坟墓、举行祭奠，一定和薛燕一同参加。她与家中妯娌老少相处，和睦没有隔阂。她二十八岁仍没有孩子，抱养孩子也没有养活，早晚都十分忧伤。她劝薛燕纳妾，说：“只要能找到适合生育的女子，我愿意亲自谦下地侍奉她。”薛燕以贫穷为由推辞。但薛家家运衰败，薛燕的兄弟相继沦亡。薛燕也染上血症，卧病在床。洪氏日夜扶持，汤药片刻不离身旁。薛燕不吃，她也一同不吃。到薛燕病重、完全不能进食时，她也这样做。全家惊慌恐惧，劝她吃下几口粥便停止。大概她估计薛燕的病必然不能痊愈，已经有了殉死的志向。此前洪氏侍奉母亲很孝顺，母亲吴氏最疼爱她。两家相距很近，母亲常来往馈赠东西，每次看到女儿来到门口，都高兴一整天。至此，听说女婿病得很重，母亲来探望女儿，在她身边住了六十天。洪氏独自不高兴，辞别母亲让她离开。母亲稍稍追问，她回答说：“活着是薛家的人，死了也是薛家的鬼。我上没有公婆要侍奉，下没有子嗣延续，跟随丈夫一起死，是义理所在。”母亲好言劝慰她，她说：“我死是正理。”母亲非常疼爱我；有一天，母亲带菜干来送给洪氏，她却把菜干丢在地上，说：“我和女婿都吃不完了。”嫂子吴氏在旁私下问她：“婶婶平时很孝顺，为什么突然这样？”洪氏含泪回答：“母亲最疼爱我，从前曾说过女儿如果死了，她也要跟着死。我如果真的死了，母亲一定会悲伤成病，这就加重了我的不孝。所以我故意违逆她，让她将来不要再留恋我。”母亲始终不忍离开，于是劝她为丈夫立嗣。嫂子吴氏有三个儿子，愿意把自己亲生的孩子过继一个给他们。洪氏恳求说：“幸好把年纪较小的那个给我，等他稍微长大些，更容易成材。”薛燕病重，汤药大多喝不完，洪氏便总是自己喝下。母亲急忙阻止说：“药怎么可以随便喝？”她说：“生死都要共同承担，药又有什么关系？况且丈夫吃剩的东西，也不应该丢在地上。”一天，她叫小姑绫来说：“你把嫂子叫来，替我想一想，世上有没有大到能够让两个人一同入殓的棺材？” 嫂子说：“我把孩子继给你，你应当把儿子抚养成人，怎么能死呢？”洪氏便假装笑着说：“谢谢嫂子把孩子继给我，我只是开玩笑罢了。哪里有那么大的棺材能够抬出门呢？”当时她的手掌生了蛇头疮，肿势蔓延到手臂；她日夜抱着丈夫，几乎感觉不到疼痛。等到薛燕的病情已经危急，难以久留，她反而对家人说丈夫的病逐渐好转，快要痊愈了，于是勉强进食。她用笑容安慰家人，天天欺骗母亲让她离开，使母亲的忧虑也稍稍解除。她趁机对母亲说：“母亲离家很久了，应当回去看看。明天早晨北帝诞辰祭祀完毕，再来探望。”于是当天晚上母亲离开了。洪氏洗手梳头沐浴，家人都没有明白她的用意。夜里二更，薛燕断气。洪氏独自抱着他坐在床上，哭声响起，家人奔来救助，过了一会儿她苏醒过来。到鸡鸣时，众人都疲倦了，于是让她安稳躺下，告辞家人回去休息。唯独小姑绫留下侍奉，没有离开。洪氏骗她说：“你哥哥睡着了，我也要休息一会儿，不必留下。”绫出去后不久，薛燕去世。洪氏为薛燕揭开寝帐，端正地盖好被子，穿上新鞋，紧束内衣，将出嫁时的衣裙取来，用丝帛交叉系在颈上，悬到床楣，端坐着死去。天快亮时，绫敲门询问，没有声音，便挤进房门，看见嫂子的头颈低垂在尚未熄灭的残灯旁；呼唤她也没有回应，这才知道她和哥哥一同去世了。当时是康熙壬辰年暮春三日。夫妻二人都三十岁，乡人都为他们悲痛。杜浔的乡绅士人把这件事告诉汪县令，请求上报朝廷，为洪氏立贞节牌坊。评论说：杜浔薛氏一族，世代从未有人显达。直到明代孝子薛大义，事迹载入县志，家族才开始有了名声。薛燕本是农家，祖父四代共同生活，代代都有美好的德行。又得到洪氏这样的妇人为妻，也足以荣耀了。洪氏小时候没有学习诗书，却能这样勇于取义。孟夫子所说的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不正是这样吗？人如果能够自立，妇女也同样可以不朽。做丈夫的人，应当以此为鉴！赖烈妇传 赖烈妇名叫娲娘，是平和县士人张习的妻子，乡饮宾赖天向的女儿。她幼年端庄，不苟言笑；十六岁时嫁给张习。夫妻感情十分融洽。她侍奉公婆极其诚敬，起居严肃庄重，举止都合乎礼法。己亥年秋，张习生病，她勤勉服侍，常常整夜不能入睡。庚子年夏四月，张习去世。赖氏一边哭号一边说：“我侍奉夫君还没有多久，他为什么突然舍弃我离开呢！”她推开水浆，绝食不吃，早晚哀哭祭奠。家人担心她会自杀，便暗中严加防范。当时因为张习的父母还在世，灵位设在内室，赖氏嫌供桌狭小，哭着请求公婆把它扩大，公婆答应了。她检查张习读过的书，整理好书卷，供在灵位旁。一天，她抱着两岁的女儿到婆婆面前，神情语辞凄楚哀婉，像是在托付后事，急切请求为丈夫立嗣。五月初四，嗣子确定下来；祭祀完毕，她拜谢公婆，便神色安定地增加了饭量。婆婆给她桃子，她把桃子剖开，先尝了一半，把较甜美的一半献给婆婆。家人以为她的悲哀稍有节制，却不知道赖氏早已让婢女向邻人借来剃发用的小刀，作为自杀的准备。她和颜悦色地进入内室，搬凳子坐在灵位旁，从容地割断自己的喉咙，将刀放在桌上。婆婆听见房门内有哽咽声，急忙赶去查看，她已经死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 鲜血淋漓，流满衣服；她端坐着，身体没有倒下。当时她年仅十九岁。婆婆替她整理头发、洗脸时，发现刀割的伤口已经自行合拢，没有缝隙，只剩一条细细的红线。第二天入殓时，她的脸色还像活着一样。县中士人觉得奇异，把这件事告诉县令谈君，请求表彰奖励，以此勉励风俗。评论说：赖氏并不是等服满丧期才急于去死的人；但她没有在绝食、不饮水浆的日子里死去，却在安然增加饭量的时候死去，难道是因为她明白死亡容易，而为丈夫立下孤儿、延续宗祀很难吗？宗族祭祀有了继承，她从容赴义，并不是仓促行事。至于端坐而不倒，刀伤自行合拢，那是正气与精诚凝聚，鬼神在暗中护佑伤口，不是人的力量勉强所能做到的。天地的栋梁，竟得自一位蛾眉女子。啊，真伟大啊！”

译林烈女传 林烈女名叫菶娘，是漳浦乌石人。她幼年聪颖异常，跟随女师李氏学习《曹大家女诫》，通晓其中的大义。稍稍长大后，喜欢笔墨，早晚不停地读写。父亲责备她说：“你想做女博士吗？妇女勤劳纺织，能够供应酒食就够了。”于是她学习女红，技艺也超过同辈。她性情孝顺，从不疾言厉色；双脚不迈出门槛，同族兄弟有一年到头也未曾见过她的面，可见她贞静如此。到了婚龄，许配给云霄人吴鹤。吴鹤是县学生员，排行珩家三子，两个兄长相继早夭。不久，吴鹤又生病，林女听说后忧虑不已，常常借故不吃饭，夜里则焚香向上天祈祷，请求减少自己的寿命，把它增加给吴鹤。庚寅年某月某日，吴鹤最终去世。林女听到讣告，悲痛欲绝，请求父母允许她奔赴丧礼。父亲认为她还没有见过公婆、行过妇礼，而且乌石距离云霄一百多里，便不答应。她因此悲伤过度，半夜上吊。母亲呼叫家人破门抢救，过了很久才苏醒。从此家人百般宽慰她，答应她不再嫁人；而她也像是在等待什么。她穿布衣、吃蔬食，摒弃粉黛华饰；凡是亲族妇女的喜庆宴游等事情，她一概不参与。在父母面前，有时也只是勉强陪着说笑。每逢刮风下雨的早晨或夜晚，她常常因吴鹤的事情忧虑，流泪哽咽，枕边的泪水甚至浸透床褥，却不敢让父母知道。她的心意是要让吴家立下嗣子，嫁过去抚养他。但吴鹤的两个兄长已经去世，继母所生的孩子还年幼，时间久了却仍然没有消息。林女料想吴家终究没有立嗣的打算，于是决定保全贞节。她向女伴告别说：“我的命运薄弱，不如别人；诸位姐姐待我深厚，我不忍心突然离别。如今我已经没有别的希望了。吴家不立嗣，我就要死。”众人惊骇不信。林女说：“你们只管看吧，房中有一口井，就是我结束生命的地方。”女伴们百般劝解，也不能使她改变主意，于是相对抽泣，凄然落泪。一天，母亲把女儿终身之事告诉父亲，和他商议；父亲回答说：“我已经召来媒人，事情已有成议。”林女默然，回到房中，穿上吴家纳聘时送来的衣裙，投井而死。当时是辛卯年仲冬十八日，她二十岁。打捞出尸体后，她面容仍带笑容，衣带中有“尸归吴”三个字，于是把她的事告诉吴家，和吴鹤合葬。县令汪公把这件事报告给上级，予以褒奖。评论说：我看林女想去奔丧，却不能为吴鹤立嗣，无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实在可悲。她与吴鹤起初连面都没有见过，却能够自杀以保全贞节，难道不能说是懂得大义吗？她的心如同明亮的太阳，她的骨如同寒冷的泉水。虽然她的德性本来就善良，也得力于班氏《女诫》的教导。世俗动不动就说教女儿不能让她识字，这是多么荒谬啊！贞节汪太君传 汪太君，是八旗中的名门女子。到了婚龄，嫁给觉罗氏某宫詹公做继室，抚养丈夫前妻的三个儿子，慈爱深厚，治家有礼有法，亲戚族人都敬佩她的内治典范。觉罗氏是皇族的尊贵近亲。宫詹二十岁时授官，屡次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因刚直而获罪，遭到籍没家产，流离到连一块立锥之地也没有。汪太君在旁支撑，帮助宫詹敦睦宗族亲党，安然处之，如同平常岁月。丁卯年，宫詹去世，汪太君发誓殉死，悲伤憔悴，断绝饮食。后来又想到死去容易、抚立孤儿困难，恐怕几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依靠，有负亡夫临终的嘱托，于是强行起身办理丧葬，含着悲痛抚养孤儿，当时年仅二十二岁。家境已经衰落，生活艰苦不堪；她只希望三个孩子学业有成，勉强请来名师，把所住小屋的一半截作家塾，卖掉衣饰，购买经书、纸墨、饮食和束脩，准备得极为诚敬。不久家里更加贫困，逐渐无力支撑，便让孩子们背着书箱到外傅那里求学；这也办不到，于是亲自教导督促他们，风雨之中、灯火之下，常常声泪俱下。后来连租房的钱也没有，连栖身之处都没有，只好租下一块地，扎棚编篱作为房屋居住。有时早饭都接不上，她仍早晚教导几个孤儿；孩子们受到感动而奋发读书、立定志向，没有使祖父、父亲的家声衰落。几个孩子偶尔停下学习，嬉游玩耍，她便号哭捶地，痛切地责备他们，仿佛不想活了；孩子们都悲哀恐惧，长跪请求改正，她才停止。由此他们更加惭愧奋勉。癸酉年秋闱，长子逢泰、幼子满保一同考中乡试。甲戌、庚辰年，他们先后考中进士，任职翰林。丙子年，次子元旦也考中乡试。三个孤儿都取得了功名。辛卯年冬，满保授任福建巡抚。乙未年，任浙闽总督，汪太君到官舍接受奉养。地方上的大事、百姓的疾苦，她都恳切询问；有时救济溺水、扑灭火灾，自己减省饭食分给别人。冬天便命仆妇制作几百件棉衣，送给被关押在狱中的人。戊戌年，逢泰任西秦督学，汪太君远远写信训诫他，要以“公明”二字自守；逢泰能够遵从母亲的教诲，声名显赫。庚子年秋，朝廷下诏广泛访求八旗贞节妇女，认为汪氏年轻守志，德行美好可嘉，又在艰苦劳瘁中历经多年，不可使其事迹湮没，特意加以旌表，天下都以此为荣。辛丑年夏，她患病；听说台湾土贼朱一贵发动叛乱，朝廷急命满保星夜奔驰到厦门，调集水陆各军征讨。汪太君又不断寄语勉励儿子竭力报效王事，并常写信表示自己身体康健，不要因汤药之事分心。六月，前线的报捷文书送到，她喜动颜色，焚香到家庙中告祭，感谢神灵护佑，对人说：“台湾已经平定，地方安宁，这是国家无疆的庆幸；儿子能够完成这件事，我没有遗憾了。” 闰六月十三日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评论说：天地长存不坏，是因为有作为栋梁根基的人支撑着；这并不只是男子，节妇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树立节操各有不同，刚烈赴死容易，守贞却困难。守贞的人家境富裕容易，处在贫困中却很难。像汪太君这样生长于富贵之家，突然陷入贫困，她所经历的困难就更加严重了。她铁骨凌霜，丹心贯石；即使有伟岸的大丈夫，也未必足以和她的气概相比。经历重重阴雨风雪之后，才重新见到明丽的太阳和温和的春风，也正像景星卿云那样美好。又因为她的三个儿子都取得功名，能够建立非凡的事业，造物者也算用这种方式补偿了她难以报偿的艰苦。皇帝亲自褒奖旌表，使芳名流传百世；人难道可以不树立节操吗？

译薛节妇传 节妇薛氏，是河南怀庆府修武县百姓薛道生的女儿。七岁时，许配给同县人傅文凤。文凤能读书，入学为生员。康熙辛卯年，薛氏十九岁，议定在腊月二十六日出嫁。婚期将近时，文凤病重，父母、公婆都商议暂且推迟婚期。薛氏志向已定，便问母亲：“他的病怎么样了？”母亲说：“病势危重，恐怕不能起死回生，所以想改换吉日。”她说：“如果改期病就能痊愈，改期当然可以；如果改期后病仍不愈，那把我置于什么地位呢？”父母怜惜她的志向，仍按原期把她送去。她进门便赶去探视病情。傅家一向贫穷，文凤病卧在土炕上，病势已经很重，手脚不能动，换送汤药也必须灌才能入口。薛氏白天穿衣侍奉在旁，始终不能入睡。公婆劝她稍微休息，她含泪回答：“丈夫一息尚存，妇人就还算有丈夫；病势到了这样，想长久守在床前，难道做得到吗？”这样过了十四天，文凤去世。薛氏发誓要殉夫。公婆哭着说：“儿子死了，次子还年幼，我们如风中残烛，将来依靠什么？幸好你留下来奉养我们二人。”薛氏说：“好。”不久，亲友有人劝她改嫁，以聘金供养公婆；她神色严肃地说：“这样会玷污傅家的门风，羞辱公婆。” 她亲自纺纱织布，吃粗粮也安然自得，买来甘美食物奉养公婆。又过了三年，公公去世，她艰难筹办被褥和殓葬之物，悲伤憔悴，礼数完备。丈夫的弟弟年纪渐长，她为他娶妻，并常常用节俭、勤劳、孝顺奉养来教诲他们。住了几个月，见叔叔和弟媳已经能够侍奉婆婆，便慨然说：“我死后已经没有忧虑，可以到地下跟随丈夫了。”于是绝食八天而死。临死前对婆婆说：“我不能终身奉养您，和不孝没有区别。婆婆年老，不要悲伤；而且家里贫穷，维持温饱十分艰难，请不要拿新衣为我入殓，以免使我不安。”婆婆听从了她的话。当时是丙巾年夏四月二十二日，薛氏二十四岁。评论说：“薛氏的志向，实在令人悲哀。她侍奉丈夫十四日，夫妻相处五年，历尽艰苦，作为妻子的义务已经尽到，作为人的仁爱也已经做到，我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世道昌盛，教化美好，贞、孝、节、烈之人到处都有，但没有谁能像薛氏这样。她见识坚定，守志坚固，以从容完成开始，以果决完成结局；即使圣贤处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不过如此。谁敢只把她当作妇女看待呢？”

译朱贞女传 朱贞女是江西人，高安朱氏的女儿，建昌李家驹的未婚妻。她幼年时就非常奇异，不喜欢华丽服饰；如果给她穿上，她总要哭着脱掉才罢休。用绛色丝线替她束发，她也会伸手扯下扔在地上。长大后喜欢读书，通晓《四书》《小学》《周易》《毛诗》《小戴礼》，历代传注疏解，都能穷究其中深奥义理；旁及《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姐妹们在灯下读书，她从不停歇。几个妹妹喜欢写时文，朱贞女却说：“这不是闺门内应做的事。”她性情极其孝顺，侍奉祖父母、父母，都能让他们称心。每次进餐必亲自送上，进食时一定站在旁边侍候；晚上必亲手整理被褥床席，走出门站在门外，等长辈睡下才离开。早晨也站在门外问候安否，长辈起床后才进去。庶母和各位伯母、婶母都敬爱她；凡是家庭中的事情，都听从朱贞女的意见。她也善于侍奉庶母和各位伯母、婶母，使内外和睦，没有闲言。朱贞女的父亲奉命督理陕西学政，把家属从京师送回家乡；母亲陈夫人在途中去世，朱贞女扶柩回到家乡，办理丧事极其悲痛憔悴。此后她每天一定要哭，哭完便操持家务、抚养弟妹，稍有空闲又像起初一样哭泣。服丧三年，身体瘦得只剩骨头，见到她的人无不悲伤。她所许配的李家驹，康熙辛卯年考中乡试，不久突然因病去世。讣告送到朱家，家人秘密隐瞒没有告诉她。朱贞女察觉后，哭了三天，不吃饭，打算前去奔丧。祖母劝她说：“你既然懂礼，就等你父亲回来再说。”等父亲从陕西回来，她怕伤父亲的心，仍像平日一样承欢侍奉。过了很久，她才借祖母的口向父亲请求。服完李家的丧期后，父亲按照通常的道理劝慰她，朱贞女流泪哽咽，志向坚决不可改变，绝食三天，父亲才答应。临行时，她问应当穿什么丧服；父亲说：“礼法上没有规定，你按照义理自己裁定，不必问我。”于是她出发，上船后才穿上丧服。到达李家时，全家穿着白衣白冠，哭号悲痛地出门迎接，邻里也都流泪。朱贞女从容地依礼拜见祖姑、公婆，然后到灵堂服丧，悲痛得几乎昏死。拜见祖先之后，她尽心尽力履行妇道，把奉养公婆的事全都做得周到；有空时便亲手拿一卷书自我排遣，吃粗米、喝清水，神色安然。李家派人去看她，她说：“回去告诉父亲大人，女儿并不苦。百年人生不过一瞬，我这个未亡人只是在等着生命终结罢了。”母亲因此挂念她。时间久了，荐绅士大夫都称赞她的品行，声名传到官府，大家商议为她表彰闾门。朱贞女竭力请求公婆，坚决拒绝此事，并且写信告诉父亲说：“女儿所做的事，只是按照自己的志向走在中正之道上罢了，难道还要借此求取名声吗？如果反而把名声加到我身上，我就死了。”这件事于是搁置下来。后来她只吃素食，不吃荤腥，父亲问：“何苦这样？”她回答：“只是偶然不喜欢罢了，过些时候就会恢复。”其实这是权宜的说辞。父亲遭逢祖父丧事，皇帝下诏允许他不必离职守制；他两次上疏辞职都没有获准，便日夜卧在地上，哭泣得呕出鲜血，又起草奏疏。宾客朋友都劝阻他，朱贞女哭着说：“大人如果不能回去，即使官至柱国、年过高寿，对女儿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些劝阻您的人，并不能真正使我的父亲活得安稳。如果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使奏疏被采纳，就应该请求离职。” 圣上已经多次批准她的请求，最终得以归家。甲辰年元旦，京城寓所的邻居家失火，火势蔓延，烧毁了几十家，形势十分猛烈。全家仓皇迁避，只有贞女不肯出去，说：“死是我的本分。”宋共姬算什么人呢？她反而关上门坐在屋里。婆母熊夫人撞破房门进去，把她抱了出来，火势随即熄灭，她得以免死。这年夏天，仲父西乡令君去世，父亲听到讣告，悲痛过度，又吐了血。贞女回娘家探望，惊骇悲痛得不能睡、不能吃，每晚等候父亲是否安好，有时流着泪坐到天亮，因此染上寒病，却不让父亲和公婆知道。后来他们知道了，要给她请医用药，她不肯，说：“我是女子，怎么能让医生诊视？”父亲强迫她，她始终以没有病为由推辞。弟弟员外郎、孝廉璂哭着请求她，她笑着说：“我难道是怕死的人吗？宁可死，也绝不在医生的手下活着。”临终时对两个弟弟说：“我死而无憾，只要我的父亲和公婆不要因为我的死而悲痛，我就可以瞑目了。”又说：“我一生从未把一寸金、一尺帛加在自己身上，死后不要辜负我。”于是去世。当时是雍正甲辰年冬十月六日，享年三十四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评论说：朱贞女，是闺门之内的完人。她年少时就厌恶奢华，懂得奉养父母，德性本来已经很不寻常了。她凛然的节义，能够从容依礼表现出来，难道也是由于学习吗？贞女是当今相国高安朱公的长女，少司空建昌李公的儿媳。我担心她父亲和公公的显贵会掩盖她的贤德，所以在传记中不叙述他们的姓名和官位，并不是有所缺漏。

译卢烈姬传 卢氏，是潮州镇总兵薛受益的妾。起初，薛受益在福建做官，任建宁副将。清明日，他到郊外游玩，遇见一群妇女结伴祭扫祖墓。有一位女子穿黑衣，骑着驴，头巾、裙子和鞋全都黑得像墨，飘逸出尘，不像人间女子。薛受益觉得奇异，纵马观看，风吹来，头巾飘起，姿容奇丽非凡。他询问随从，得知她是府中小吏的女儿，年已及笄，还没有许配人家。薛受益托郡守求娶她为第二位妻室，强行送去聘礼。她进门后，薛受益调任潮州总兵，卢氏也随任来到潮州。她早晚侍奉主君十分谨慎，举止行动都合乎礼法，薛受益和正妻屠氏都很爱她。薛受益姬妾很多，又喜欢结交游士，许多人拜他为义父，于是各位姬妾也都有义子。逢年过节和生辰，她们都举杯祝寿，十分喧闹。只有卢氏坚决拒绝接受义子，说：“哪有二十岁的母亲却有三四十岁的儿子呢？”当时仲坑山开采银矿，镇署每月都有不正当的规费收入，每次达到千百之数，各位姬妾都挽起袖子争抢。薛受益以此为笑，卢氏却凝立不动，即使分给她也不接受，说：“这些东西没有用。”过了很久，薛受益因病去世。各位姬妾悲痛万分，卢氏却从容守礼，只哭了几声而已。她看见正妻悲伤憔悴，反而劝慰她，说死者不能复生，夫人幸而还有儿女，应当勉强保重自己，不要过分悲伤，恐怕因此生病；我应当到地下去侍奉他，为他梳头整衣罢了。各位姬妾捂着嘴讥笑她。第二天，卢氏梳好头发，戴上簪笄，束好发髻，穿上有绅带的衣服和黑色鞋子，内衣缝制得连接严密。她上堂向正妻拜了两拜，说：“妾没有才能，侍奉夫人不能到最后，现在将要随先君进入黄泉了。”屠夫人哭着说：“你还年轻，不要自己苦害自己。你还没有子女，白白辜负一生，我应当替你妥善安排。”卢氏辞谢说：“我的志向已经决定了。”各位姬妾还在暗中讥笑并且恼怒，说：“不过是在撒娇罢了，哭起来还不够悲哀，哪里会真的去死？”卢氏把平生积蓄的簪珥、衣服、朱提产的珍玩、针线及各种杂物全部拿出来，遍送给家里的人，然后又向她的母亲、父亲、兄长逐一拜别。众人都用好话安慰劝解她，也不敢马上相信她真的要死。她回到房中取出丝帛做成绳套，挂在衣架上，投缳而死。家人大惊，喧哗传报。潮州郡守梁文煊听说后，立即前往查看，说：“真是刚烈！这关系到风俗教化，不应把尸体放在侧室。”于是命人把尸体抬到中堂，检视尸体，拜祭并办理殓葬。司马、别驾、海阳县令、县丞、县尉、各营将领和乡绅士大夫都前往拜祭。把她的棺材安置在薛受益棺材的旁边。当时是康熙四十一年秋八月二十七日。薛受益是山东人，侍奉母亲孝顺，当时人称他为薛孝子。卢氏是福建建宁人，殉节时二十八岁。评论说：妇人以守节立身为最尊贵，身份地位并不值得计较。假使卢氏不死，不过是一个寻常的美丽姬妾，天下难道还少美人吗？她从容赴义，尸骨也留下了余香。即使泰山般的厚重、褕翟服饰般的荣华，也无法超过这一点。世上有些人身为大臣，高谈阔论说要殉国，却有的叫家人喂猪，有的遍向坟墓和亲戚辞别，最终不能赴死。对照这些人，才知道卢氏的可贵。卢氏不是本地人，海阳县志遗漏了她的传记。我从当地人陈琼那里听到此事，特意表彰并记录下来。

译许门节妇列传 吴氏，是南靖崎溪一户儒士家的女儿，许逢桂的妻子。逢桂是明代进士、冏卿许公祚昌的从孙，世代居住在漳浦西郊景文里。兄弟四人，长兄逢春，逢桂排行第二；三弟逢龙，四弟许涛，领取廪饩入学， 모두淳厚谨慎，努力学习，能够承继祖父的教诲，在旧日世家中最以家法严整著称。许逢桂十八岁时娶吴氏，吴氏十四岁。逢春娶妻，冬天生子时泰。不久，逢桂去世。吴氏十七岁，发誓守寡。亲戚为她悲伤，又担心她难以支撑。吴氏从容镇定，服丧期间以外很少听到她哭泣的声音，只专心照料孤儿的饥饱寒暖、饮食衣服。家中的财产收支和大小事务，全都听凭公婆及伯叔处理，一点也不掺杂自己的意见。时泰已经拜外傅学习，她仍亲自为他擦洗污垢，抚养他像婴儿一样。时泰天性孝顺，能够自立，也悲悯母亲守节的艰苦，想到不读书就不能成名来报答母亲。稍稍长大后，他擅长写文章，娶了蔡氏为妻。蔡氏是西林士人的女儿，与时泰同年出生，也很孝顺，夫妻相处十分融洽。婚后一年生了儿子，一堂之上三代和乐，众人都说节妇的功业已经成就了。没过多久，时泰去世，年仅二十一岁。蔡氏昼夜号哭，不想活下去，别人劝阻也不能止住，每次哭泣就吐血。她对婆母说：“母亲才三十四岁，还可以抚养孤孙长大。儿子夫妻不孝，只有以死相从地下谢罪了。”她哭尽了血泪，时泰死后一年也去世了，留下的孤儿能振才三岁。吴氏抚养他，负责他的衣食、洗濯和教诲，比抚养时泰时更加谨慎。能振长到舞勺之年，每当说到父亲就泪流不止。他侍奉祖母，唯命是听，亲近他的人都替她感到欣慰。吴氏也暗自自慰，认为这个孩子或许可以成就事业。能振十九岁时，将要娶妻，忽然患病去世。吴氏捶胸呼天，悲痛大哭，说：“我十七岁时哭夫守子，三十四岁时哭子守孙，原以为孙子还在，就等于儿子和丈夫都还在。如今孙子又死了，三代人的艰辛只剩我一人，我还守什么呢？”她昏厥后苏醒，从此哭泣不止，时常昏晕，和她说话多半也听不明白。丈夫的弟弟许涛带着自己的儿子时彰来，告诉她准备为嫂子立嗣，她只是点头而已。于是再也没有起身，雍正癸卯年夏天去世，享年五十四岁。路人听说此事，没有不流泪的，都敬佩她的节操而悲悯她的遭遇。时彰入继时才十岁，如今已经成人立业了。吴性娘，是逢桂妻子的族妹。十六岁时，嫁给逢龙。她性情温和而且恭敬，举止、行动、言语、笑容无不合乎礼法，仿佛接受过理学家的闺门教训。逢龙去世时，吴氏二十四岁，留下的孤儿时夏才五岁；次子时旭还不到两岁。她认为孩子孤幼，公婆还在堂上，片刻也不能离开，所以十多年没有回娘家，即使父母强行叫她回去也不肯。婆母生病时，吴氏向上天祈求愿意以身代替，侍奉汤药，早晚扶持，哪里疼痒就为她按捏搔抓，昼夜不息，五个月衣服都没有解开过。有时丈夫的弟弟带着孩子从外面回来，已经入睡，到了三四更时却听见呻吟声，吴氏立即起身赶到。婆母去世后几天不吃东西，才勉强喝些稀粥。过了些时候，悲哀渐渐成病，病情日久加重，看见她的人都知道她活不长了。时夏长大，娶了妻，婚后满月，吴氏扶病叹息说：“我今天可以回娘家探望父母了。”立即命人备车前往母亲家。等她回来，病势更加严重，召来两个儿子说：“过去我没有随你们父亲去死，是因为你们兄弟年幼，要代替你们父亲奉养两位老人，度过余年。现在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家中有了媳妇可以主持家务，我死也安心了。你们兄弟侍奉叔父母，应当像侍奉父母一样；爱护各位兄弟，应当像爱护同胞一样。恭敬地遵守祖先的训诫，不要败坏家声。我和你们的父亲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当时只有小妯娌林氏与她夫妇相敬如宾，并且有许多子女；大妯娌林氏、二妯娌吴氏也都正当年轻，抚养孤儿。吴氏将要同她们永远诀别，便命儿媳们都恭敬前来，谈了一整天，所说的全是持家格言，足以让子孙世世代代效法。她又说：“我们妯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离间的话，不知道后来的人能不能也这样。”她含泪握手告别，家人在旁观看，没有不流泪的。她于康熙丙申年冬天去世，享年四十二岁。【大妯娌林氏就是逢春的妻子。逢春去世后，她抚养他的四个儿子，小儿子时盛又夭折，林氏便连同孤孙一起抚养，如今将近七十岁了，孙辈繁衍兴旺。传记姑且缺略，留待后来人续写。】钟氏，是本县文学钟重华的女儿。二十岁时，嫁给时盛，具有贤德，内外事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时盛努力求学，颇有声望，二十八岁时夭折。钟氏立志守节如柏舟，抚养两个孤儿八年，因悲伤过度成病而去世。评论说：两位吴氏立志守节，都足以支撑天地。大吴氏的遭遇，自古以来少有听闻。哭丈夫、哭儿子、哭孙子，在五十一年之间经历了三次奇惨的丧事。孙子死了，还守什么呢？听到她这句话而不流泪的，就不是人。小吴氏品行纯粹，可以作为礼法的宗主。她功业已成，含笑瞑目，鹿水、梁山，这两家的声誉大大增光了。蔡氏和钟氏，也都至死不改志。她们因为悲伤过度而在寡居期间早逝，合起来看这些未亡人，许家为什么有这么多苦守节操的人呢？我听说大雪之后一定有阳春。苦节之家，应当会有显达的人，怎么能不寄希望于后代子孙呢？

译海阳陈烈女传 陈烈女名叫宝娘，是广东海阳人，府中小吏陈子颖的女儿。她幼年聪敏，有弟弟读书，她在旁边观看便能背诵，通晓《孝经》《内则》，以古代贤女自期，代替母亲操持汲水舂米等家务，在贫困中做苦活，处处都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十二岁时许配给本县人黄士振。士振的父亲黄开春是太学生。辛巳年去世，宝娘听说后摘下簪珥，穿粗衣、吃粥饭，过了一周年仍未曾佩戴一件华美饰物。乡里人正啧啧称道她的孝行，认为她贤良而且知礼。不久，士振的讣告传来。她当时正在织机旁，梭子掉落，昏倒在地，捶胸痛哭。过了一会儿，她请求前去奔丧，父母不允许。她叹息说：“丈夫就是上天，我既然失去了自己的上天，只有死，不能有第二条路。然而一定要亲自服满三年之丧，才算尽到未亡人的礼数。如今双亲既然不让我去，死后还要留下遗憾了。”母亲刘氏劝慰她，她哭着说：“女儿不是不思念父母、甘愿做不孝之人，只是妇人以贞洁守信为节操，损害节操、辱没双亲，这是更大的不孝。”伯母侯氏守寡自持，教她在家守义，可以安慰父母之心，保全贞节，这样孝与节两全。宝娘说：“伯母苦守节操，是因为怀宗没有成年，为了维持宗祀最重要。我的处境和您不同，只是各人做自己应做的事罢了。” 于是她绝食三天，水和汤都不入口，把箱子里年少时的手迹、珍玩和杂物全都烧掉，把书籍笔墨交给弟弟们，勉励他们读书，眼泪不断流下。父母严密防范，她不能自杀，便假装改变神色，织机声轧轧作响，装作若无其事。舅父刘亮夫到来，多方宽慰劝解，她才慨然答应。父母以为她已经相信，防范稍微放松，便准备酒席款待舅父。忽然雷雨大作，家人中正在晒衣服的急忙跑出去收取，回来却见宝娘已经在瓜架间上吊，急忙呼喊，没有回应，赶紧解下来时已经死了。虽然下着大雨，她的衣襟衣裾却没有沾湿。第二天，她的形貌神色都没有改变，在箱子里发现她留下的一首诗，其中有“奔丧违妾愿，迅步逐郎踪”这样的句子。当时是康熙壬午年六月二十二日，年十八岁。署理海阳县令安定枚和潮州知府梁文煊为她申明此事，上级官员因不合旌表的旧例，未能上奏请旌，只派人致祭，并赐匾额褒扬。夫家迎回她的丧柩，与丈夫合葬在百丈埔原野。评论说：陈女幼年就懂得读书，通晓《孝经》《内则》，以古代贤女自期，她立下的志向本来就不浅。她还没有举行婚礼，丈夫便像鸿雁伴侣一样分飞而死；假如让她长久侍奉父母，也未尝不能扶植纲常，为凤城的山川增添厚重。然而拖延日久，事情会更加艰难，不如在一时之间烈烈舍生取义来得痛快。人生总有一死，只怕死得不得其所。陈女虽然死了，却比活着更贤德。唉，可以说她明智而有远见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潮阳陈烈女传 陈烈女名叫菊娘，是广东潮阳人，农民陈锡谦的女儿。她幼年端庄稳重，不随意说笑，勤勤恳恳地以纺纱织布为事。乡间风俗质朴，没有奢华游乐，只有春社、腊祭时，戏班歌舞演出，妇女们成群前往，把这当作游玩。菊娘整天安静地坐着，不走出房门；即使强迫她去，她也不参加。众人都说陈家的女儿不喜欢游玩。到了及笄之年，她许配给邻乡的万阿一一。万家也是农民，重视根本、崇尚实际，孝顺兄长，努力耕作。两家门第相当，性情也很合适。虽然男女还没有举行婚礼，双方父母往来，关系本来就很融洽。不久万阿一得病，菊娘听说后忧色满面，饮食减少。病情危重后，她更加忧虑，整天不说一句话，睡眠饮食都废止了。一天早晨起床，忽然收到讣告。她的母亲因为女婿家相距不远，且平日往来熟悉，仓促赶去探视。菊娘沐浴更衣，端正衣襟坐在床上，取白色衣带做成绳套，挂在床楣间，把脖子套进去，安静地死去，没有发出声息。等母亲回来，只见她端坐不动，叫她也没有回应，十分惊异。走近察看，才发现她已经死了。当时是康熙辛丑年秋七月初五，菊娘十七岁。夫家请求将她的尸体迎去合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乡人认为她有义行，集资为她立嗣，又共同刻石为她的墓表彰。蓝子说：过去我代理潮阳县政时，陈女的事情已经过去七年了，寂静无闻，我一点也没有听说。大概当时连年荒歉，后来军士刚脱下头巾便四处呼喊，盗贼遍野，诉讼案件充斥，根本没有空暇去查访；县里的士大夫也无暇把此事告诉我，因而错过了时机，未能得到旌表，实在可惜。庚戌年秋天，我参与编修郡志，县里的孝廉陈能夏与我朝夕相处，这才把此事告诉我。于是我托付陈君确实访查事实，把它列入郡志，并且让潮阳县志也记载此事，叫执笔的人加以补修。陈烈女能够流传于世，是孝廉陈君的力量。我既更加感到惭愧，也更替烈女感到幸运。

译郑烈妇传 烈妇郑氏，是广东澄海县儒士家的女儿，海阳县百姓梁至良的妻子。至良是继母所生，前母有一个儿子叫梁某，是秀才。继母也姓郑，守寡抚养孤儿，把前妻的儿子也视如己出。她所生的孩子和至良兄弟之间相处和睦。郑氏十八岁嫁给梁至良。至良性情孝顺友爱，愿意承担劳苦，种植园圃、努力耕田，以所得供养兄长，使兄长专心读书。郑氏侍奉婆母尤其谨慎，和妯娌相处和睦，汲水舂米、洗衣洒扫等事务都独自承担。婆母很高兴至良夫妻能使自己欢喜，又看到至良考取秀才，列入士人之中，俨然成为诗礼人家，可以安享晚年。雍正三年乙巳，至良去世，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婆母因儿子去世而伤心，又担心郑氏年轻，家贫一定不能留下，哭得十分悲痛。郑氏发誓奉养婆母，又说自己已经怀孕五个月，如果生下男孩，可以延续丈夫的宗祀。婆母说：“如果穷困饥饿怎么办？”她回答：“我自己设法谋生，即使饿死也甘心。”过了不久，梁家长辈显然产生了不可告人的意图。郑氏坚定自守，低头哭泣。对方不能容忍，逼她改嫁。她不答应，对方故意催逼，她流着泪哀求，请求等腹中的孩子出生后再说，对方不得已暂时答应。生下男孩后，没过几个月，梁家长辈又更加用力逼迫她，认为她将来一定会连累自己。郑氏说：“我自己谋食，一丝一粒也不会连累你们。”家中有八亩田，梁家长辈全部占有，郑氏只分到约一亩菜园地。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牵着女儿，在众多妯娌之间扛锄种植灌溉，做针线，磨米舂谷，换取少量米粮来奉养婆母、抚养孩子，自己却吃糠秕。当时潮州一带年成歉收，一斗米涨到几百钱，丙午、丁未年接连饥荒，流亡者遍布道路。郑氏艰难支撑，幸而延续了残生，婆母和子女都平安无事，人们都很敬重她。梁家长辈遗憾她没有离去的打算，便百般刁难她。适逢族中女儿和梁家女儿争斗，族女跑来依靠郑氏，梁家女儿追来行凶。郑氏阻拦她，于是梁家女儿向父母告状，父母一起喧闹着把郑氏拖出去，打她说：“我知道错了，不应该让寡弟妇的身体冒犯尊长的拳头。”梁家长辈仍不肯罢休，揪住郑氏鬓发，用力一根根拔下。郑氏回到房中，想到亲属毒害虐待自己没有止境，势必不能再留下，悲伤地默坐。夜里她拿出平日纺织的麻和破旧衣裳，投入火中，又怕火光被人发现，便手持小锅，火一烧起来就用锅盖住。她又把衣裳各拿一件交给女儿，说：“这些还可以遮身，你留下它们，明天早晨母亲就要离开了。你要好好照看弟弟。”她早早起来，跪在婆母面前哭着说：“媳妇不能再侍奉婆母了。”婆母哽咽得说不出话，她又遍向各位妯娌辞别，众人抽泣叹息着送她离去。家中命一个原先的媒人陪她出走，这媒人正是婆母郑氏族中的子弟。郑氏走到广济桥，仰天痛哭一声，呼喊丈夫三次，便跳入韩江溺死。当时是雍正六年戊申六月初一。郑氏娘家没有父母兄弟，梁家长辈嘱咐原媒欺骗郑氏族人，说她是失足落水，并抹去了相关踪迹。雍正九年辛亥，海阳县令张君修订县志，怜悯郑氏的节烈，把她的事迹编入《遭贼完贞与诸难妇合传》，并说：“她虽然不是遭遇盗贼，但情形与之相类似，令人悲伤啊！” 评论说：我读《海阳县志》读到郑烈妇的事，不禁长叹三声。它的防范深远，言辞严正，大概还具有《春秋》的笔法。妇女守贞，是纲常的支柱，为什么要强迫她改变志向，竟然全无恻隐之心？天地之间难道有这样禽兽般的人吗？我悲叹郑氏的志节，哀悯她的遭遇，想要详细考察她的事迹，广泛询问正人君子，经过很久并确认事实后才作出评论。人的常性都崇尚德行，这是人心共同的本性。贞洁的魂灵怎么能终究寂寂无闻呢？如果直接写出梁家长辈的姓名，他就不能立足于人世。我任职在于彰明善行，不在于惩罚恶人，姑且替他隐讳。至于郑氏，也只是立志为丈夫守节罢了。她的贞洁和刚烈，都足以成为纲常的防护支柱。况且她的刚烈越是显赫，逼迫她反而越能成全她，又何必让她的亲属留下遗恨呢？让她含笑于九泉之下就可以了。陈烈妇传 烈妇陈氏，名叫贞娘，是海丰县百姓陈英芝的女儿，同县黄允卿的妻子。十九岁出嫁，才一年，黄允卿就去世了。陈氏号天痛哭，哭昏后几次苏醒，决意殉夫。她已有数月身孕。公婆劝她留下延续丈夫的宗祀，她猛然停止哭泣，说：“好。”到了足月生下男孩，家人都因此感到安慰。陈氏抱着孩子拜见公婆，哭着把孩子送到婆母怀中，说：“媳妇不孝，不能侍奉母亲，反而用这个年幼的孤儿连累老人，媳妇死有余辜。”随即断绝饮食。亲属都流泪，多方劝解。陈氏一边哭一边拜谢说：“丈夫已经死了，按义理我不能独自活着。我没有早早到地下追随他，只因为腹中已有数月身孕。如今幸而生下男孩，我的愿望已经完成了。”绝食七天后去世，当时二十岁。与丈夫合葬在大安的原野上。评论说：陈氏死得多么急切啊！舍生取义，仿佛害怕别人夺走自己的志向而超过了期限，等到这时已经来不及了。近世男子做事多有迟疑，能够像她这样坚定果断的，又有几个人呢？海丰是诗礼之乡，士人敦厚守品，女子崇尚贞烈，沐浴 国家教化盛行、风俗美善，并不是偶然的。本县有节妇许氏，是黄元辅的妻子，二十一岁守寡，留下一个周岁的孤儿，发誓守节如柏舟，孝顺侍奉婆母，教养儿子成人。今年八十一岁，六十年经受霜雪而苦守节操，也算是闺门中的完人吧？各位节妇烈女都因为家贫，没有远近闻名。辛亥年冬天，前任县令、天长王公整理并陈述她们的事迹，把它告诉郡守吴公。吴公欣然替她们请求旌表，我因此才知道此事。王公在海丰任职时间不长，恰逢饥荒盗贼之年，县中士人还来不及谈论这些事。如今他离开县城已经四年，仍然留心风俗教化，始终不忘；像这样，君子的作为就可想而知了。许氏还被称为未亡人，应当等待后来的执笔者记载她。

译贞烈张女传 贞烈张女，名叫慎娘，是广东海丰人，秀才张有惠的女儿，已经许配给谢复开的第三子谢锡川。谢复开和张有惠同在县学，两家都是诗礼之家，门第相当，意气相投。锡川年少而能读书，众人都说这门婚姻十分般配。张女十八岁还没有出嫁，锡川却因病去世。她听到讣告，悲痛万分，慨然产生殉夫的志愿，哀求父母准许她奔丧，父母答应了。她披散头发，换上丧服，哭着前往夫家，依礼服丧。公婆和妯娌都怜悯她。想到丈夫的后嗣还没有立下，不能立刻去死；又因为父亲患有痼疾，担心父亲因自己的缘故伤心，便勉强喝粥，早晚哭奠，过了很久也不说自己的打算，别人没有人知道她的心意。到了百日，她哭着拜见公婆，请求为丈夫立继。谢复开把次子的儿子过继给锡川，张女仍回到娘家，侍奉父亲汤药，孝养十分周到。一年期满时，张有惠的病已经痊愈，张女又哭着告诉父母，请求让公婆替丈夫寻找墓地。墓地找到后，她听说了，欣然说：“丈夫有了后嗣，安葬也有了墓地，我的事情办完了。”当天夜里便投缳而死。死于康熙五十六年仲冬初一，年十九岁。两家的父母都认为她有义节，把她与锡川合葬。评论说：妇女是名教的干城，我从张女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为丈夫守节，是贞；不忍伤害父亲的心，是孝；急切地为丈夫立后、替丈夫选择墓地，是仁；丈夫有了后嗣、墓葬也有了，便慷慨赴死，是烈。张女去世十五年后，海丰前任县令王公访查到她的事迹，惠阳太守替她请求旌表，我才得以听到详情。唉！像这样的人，难道可以不接受旌表的典礼吗？程节妇传 程节妇，是福建漳浦人，儒童许琫的妻子，秀才程宪淳的次女。十九岁嫁给许琫，完全尽到妇道，侍奉公婆和祖婆都十分恭敬谨慎。过了一年，许琫去世，程氏悲伤憔悴，想以身殉夫，婆母和祖婆不忍心，苦苦劝阻。婢女清勤已有遗腹孕，请求等她生产，若生男孩便可以延续丈夫的宗祀；若生女孩，再另立嗣子。程氏说：“好。”后来果然生下男孩，程氏高兴地说：“丈夫有后嗣了。”她暗中制作新鞋和衣饰等送终用品。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回答：“只是自己准备罢了。我不孝，不能终身尽到子女的职责，不愿把身后之事连累亲人。”丈夫过小祥祭后，程氏料理家务，从容整洁，别人都不知道她的心意。不久她上吊而死，当时是康熙六十一年秋七月。县里人士把这件事告诉萧县令，县令赐匾旌表她。评论说：程氏的死，既不激烈，也不迟疑，为什么如此平和而合乎节度呢！丈夫有了后嗣，足以含笑于九泉；丧礼进行到小祥，虽然按礼制尚未结束，但对于殉夫来说已经可以了。她兼有从容与慷慨，是妇女中的伟人、名教的柱石，难道只是两家门第的光荣吗！《鹿州初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十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 记

译《棉阳书院碑记》程子说：“治理天下，把端正风俗、得到贤才作为根本。”我认为不一定非要说天下，即使一个官府、一个县邑也是如此。要端正风俗，必须先端正人心，止息邪说，抵制偏邪的行为。贤才难以多得，应当加以培养并成全他们。既然如此，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兴办贤学、培养人才的途径，没有比彰明正统学问更优先的了。潮阳县是岭南文化文献之乡，韩愈经过这里施行教化，赵德担任助教，此后英才贤士代代兴起，文章如群星灿烂，号称极盛。唯独端正内心、诚实意念的学问，以及濂洛关闽一脉相承的道统，却一直没有听闻。我以浅薄的才能代理本县政务，正赶上多年荒歉之后，五营军士脱下头巾呼喊，持棍抢夺的人遍布田野，伏在公堂、攀附车舆、喧哗告发的人每天有一千七百多人。人人都疲于奔命，整治荆棘，砍伐阻碍，两个月后才稍微有了头绪。没想到廉耻之道丧失，又有林妙贵、胡阿秋这样的奸邪人物，后来他们所传的天教流毒远近，历经多年，招诱四方无赖作为徒众数百人，声称能画符治病、替人求子，又能使寡妇夜里见到丈夫，因此城中乡村风气为之动摇，澄海、揭阳、惠阳、海丰的人无不深信其术，脚底磨出重茧也要赶来。我听说后气得头发直竖，亲自前往擒拿他们，在公堂审问其所作所为，许多事情简直不堪追问，于是处死两个首恶，按照罪行轻重杖责警戒从犯，其余数百名党羽都逐一登记归案。县中的绅士正因消灭妖孽、扫除邪气、恢复清明而感到痛快。我却惶恐惭愧，认为教化没有兴起，使百姓昏昧混乱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治理此地的官员的过错。如今群邪消灭，百姓刚从醉梦中醒来，这是风俗回归淳朴、人心返回正道、君子之道兴盛的一个重大时机，不可不加以彰明。先王之道，就是用来引导人民的。我把邪徒的房屋登记归公，毁掉他们藏奸的洞穴，改建门墙，作为全县士人读书讲学的场所，题名为“棉阳书院”。棉阳的风俗将由此端正，棉阳的贤才也将由此得到培养。只是书院建成后，必须尊崇祭祀先贤，以端正学术统绪。正统不明，表面上尊崇儒学、暗中信奉佛教的人就会窃取相似的名义，扰乱真正的学术。宋代有白鹿书院，也有鹅湖书院；明代有河津、余干的讲学，也有新安、姚江的讲学。同样学习孔孟，同样谈论仁义，却彼此操戈，闯入室内，甚至诋毁朱子为洪水猛兽。毫厘之间的差别，最终会造成千里之远的谬误，这难道不是天下后世的大忧患吗？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先生，上承洙泗的正统传承，下为万古以来的聋聩之人开启智慧，应当在这座堂中安置神位陪祀，春秋祭祀不可废止，使求学者知道依归所在，而异端邪说不能混淆视听。孟子说：“经书正了，百姓就会兴起；百姓兴起，邪恶就会消失。”书院建成以后，邪说止息，偏邪行为消除，人心端正，风俗改变，礼乐就可以兴盛。我也庆幸这里风雨适时、百姓安居，能够在案牍劳碌之余与诸位君子讲解经书、研习学问，追溯白鹿书院的源流，堵塞鹅湖书院的陷阱。虽然不敢说已经廓清邪说、摧毁异端，或许也能在这条正道上有所贡献，或者可以使本县的风俗和人才因此大大振兴吧！仰慕圣人、贤人，本来就是儒者分内的事情。世人听到这些话就惊恐震动，是因为没有学习的缘故。我所说的学习，不是穷究高远、追求幽深渺茫而难以实行的东西，而就在你们居室的屋漏之下、日常人伦生活之间。你的心没有邪念，就是正；你的意念没有虚妄，就是诚。你做善人而不做恶人，就可以成为圣人。尊敬君主和上级，敬奉父亲、恭敬兄长，你的职责就尽到了。文、行、忠、信，是四种教诲；礼、义、廉、耻，是所谓四维。我用来移风易俗的就在这里，用来兴贤育才的也在这里。希望诸位生员发奋自强，把圣贤看作一定可以学习达到的人，登上五位先生的讲堂，阅读五位先生的著作，实行五位先生的事业。濂洛关闽的道统，将会在今天重新出现。这难道只是一个乡、一个县的风俗和人才的问题吗！书院建有三进房屋，祭祀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五位先生。前面是生员出入行礼的地方，后面是闲存堂。共有学舍十八院，左边还有空地可以扩建，只是还要等待时机。我承蒙担任一日之长，岂敢不顾才疏学浅写下这篇碑记。至于春秋祭典、祭享田租以及同学诸子的姓名，另行书刻在其他石碑上。

译《重修潮邑义学碑记》自古以来，美玉一定要借助良工来雕琢，优秀人才要靠老师和朋友来成就。师道确立，善人就会增多，濂溪难道会欺骗我吗？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源，只在于老师严正、道术尊崇，使人知道敬重学习。因此从前的贤人诚恳地设立教化，泽宫之外，又设置义学，正因为它责任专一而重大。潮邑义学在县衙谯楼的东边，始建于康熙二十四年，前任县令臧宪祖创建，共有斋舍二十间。到现在将近五十年，墙壁倾塌，椽木腐朽，瓦片和方椽破败，春雨漏水，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诸位生员仍然勤奋学习，琅琅书声如金石般响亮。我公务稍闲时很喜爱他们，于是捐出清廉俸禄设法兴修，先修小学，后修大学，幽静的书斋、曲折的小径、安静的几案和轩窗，虽然处在市井之中，却有山林般清静肃穆的情趣，不能说不是读书的好地方。士人是四民之首，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民风。士人的习气端正，百姓受到感化就会兴起，日益趋向厚道；士习不端，乡里就会仿效，放纵之风日益争相趋向邪恶。因此士人不应妄自菲薄，应当把以言语作规范、以行为作表率作为自己的责任。潮邑是文物之乡，但民风还没有完全淳美。如今盗贼被清除，豪强收敛踪迹，讼师和恶棍逐渐被驱除，加上年成丰收、万家安宁，正是百姓安居乐业、兴起教化的时候。我没有才能，不能做到家喻户晓，只能随事诱导扶持，树立良好风气，使人知道孝、悌、仁、让是治理此地的官员乐于听到的美德；而要以自身实践成为乡里的孝悌仁让的榜样，就要仰仗诸位生员来帮助我，这个责任并不小。我把全县人心风俗的责任分别托付给诸位生员，又把诸位生员的立心、操行、学问和文章分别托付给主持义学、登上讲席的几位先生，这难道不是责任专一而重大吗？明经姚先生是最先入学的，是笃学能文之士，根基深厚，不随流俗，可以成为诸生的师表。茂才郑大钊，淳厚谨慎而好学，平日不轻易到官府去，以他教授小学、教导儿童，完全能够胜任。义学修缮之事，二位先生筹划土木工程，监督工匠，尽心经营，极其贤能劳苦。我又想到学田租税微薄，便清查出前人侵吞的官租，包括文防、张陂、沙港、济粮等处，每年共有谷物二百多石，作为棉阳书院以及大小义学师生的膏火费用，按惯例详细申报请求，不知上级官员是否会准许我？如果得到恩惠，也将是斯文界的喜事。我自嘲寒酸，力量微薄，规模狭小，未能扩充壮大。看这义学旁边，有前任县令彭君未建成的废祠，墙垣裸露，地基颇为宽广。若用它来扩充义学，修建讲堂和斋舍，一定会大有可观。这和棉阳书院左边柯家废地的情形如出一辙。我曾经向柯生购买那块地，想为书院增加亭台和讲室，但柯生外出未归，阻碍了我的计划。这两件事都是我心中想做的事情，只是不知道我还能在这里停留多少日子。我性情刚直、愚拙木讷，为人所忌，而上级官员怜悯我的狂愚，想改调我到其他县去。恐怕土木工程不是短时间内可以仓促办成的，后来如果有与我志同道合的君子继续完成它，不仅是诸位生员的幸事，也是我最大的希望。义学中的生员人才济济，都是一时之选，而赵世成、林爱霖，以及书院中的刘峯鋭、林槛、郑炳文，尤其卓然出众，不是寻常士人。把这些名字附刻在碑上，以记录一时人才的盛况。《文光双忠祠祀田记》棉阳祭祀双忠，自宋代熙宁年间开始。县志记载，军校钟英入京朝贡，路过睢阳，拜谒张巡、许远二公的庙宇，已经梦见神灵告诉他将要一同南行，并指给他看寝殿箱笼中的遗像。钟英办完事情回来，仍然经过那座庙，按照梦中所说到寝殿去，打开箱笼，果然得到画像和铜辊，带回棉阳。一个晚上就到了。棉阳人一向敬仰二公的忠义，认为有他们的神灵依附，就一定能带来吉祥，千百年来城池可以保全而没有祸患，于是在东山脚下建庙祭祀。从此棉阳各处香火遍布，穷乡僻壤也都有庙。文光寺后面的祠堂，则是因为明朝末年盗贼逼近城池，城中各位绅士到岭东古庙请二公的神像入城镇守防御。盗贼望见忠魂显现，仿佛金戈铁马，神兵杀退盗贼，于是逃走，城池赖此得以安定，因而建立祠堂祭祀。只是祠堂有田产才能长久，唯独这座祠堂过去从未有人议论此事。附近文照堂有僧人静防，早晚奉献香火，担心后来未必有人能够继承，于是请求本县绅士捐钱置办产业，作为每年春秋祭享和供奉香灯的费用，购得贵山都八啚中的田地十三亩二分有余，请我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我认为潮州风俗多有淫祠，自韩愈公建立州治、开发土地以来，只有双忠祠祭祀的两位忠臣才是正当的。大忠祠祭祀宋朝丞相文文山先生，双忠祠祭祀唐朝睢阳的张巡、许远二公；这些祠祀都足以使百世之后的人听到他们的事迹便振作懦弱之志，使千秋万代的纲常不至于坠落。假如当日睢阳没有二公据守，那么贼军势必猖獗，河朔地区全都溃败，谁还能保卫江淮、屏障东南半壁江山？“中兴”二字，哪里是容易说的呢？前辈说，唐朝能够不亡，二公的功劳不在李光弼、郭子仪之下，这大概并不是阿谀所好之言。二公一生气吞逆贼，忠诚愤懑常充塞宇宙，经历万古而丝毫不会衰减。假使他们看见战马逼近郊外、攻城器械登上城墙，一定会怒发冲冠，把丑类全部消灭，一个余孽也不留下。这是必然之理，不可改变，也是替百姓抵御灾祸、捍卫患难的常情，并不是棉人喜欢说怪诞话。棉人恭敬祭祀二公，应当学习二公的忠义；若领取俸禄却不分忧，骑着马却不能救急解难，我知道自己是可以免于这种过失的。想到忠义是美德，凡是一丝一毫不忠不义的事，都不敢去做，那么孝悌便会由此产生，风俗淳厚美好，成为太平教化的助力；这样看来，崇祀二公、捐资置田之人的功劳，也很不小。静防是棉阳一位崇尚义行的僧人，赈济饥民、掩埋尸骨，不怕烦劳，大概就是韩公所说的颇为聪明、懂得道理的人；但我绝不敢同他交游，恐怕重蹈昌黎与大颠和尚交往的旧事，给后人留下话柄。世人对他的讥讽，即使没有得到澄清，但他对这座祠堂所作的贡献，和各位绅士的一片苦心一样，都不应被湮没，因此作此记。

译游梦笔山记 梦笔山在浦城西北郊外，距离县城大约半里。相传这里是江文通读书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听说这座山是浦城的名胜，一直想来游览，却未能如愿。乙酉年春天，我跟随学使沈心斋先生来到这里，出城远眺，心里非常高兴。越走近，游兴却几乎越发消尽。远远望去有两三株古柏，高耸挺立，十分可爱。到了那里，奇特之处原来就只有这些。柏树下面是一座寺庙，寺旁是江文通祠，只有几个庸俗的僧人和一片荒草，并没有其他景物。作为一座山，它既低矮又小，既没有巍峨壮伟、可以俯视八州的气概，也没有奇峰怪石、幽泉曲径来爽人心目，只不过是一小块顽然的土丘，却长久享有美名。我对此非常困惑：难道所谓“地方因人而流传”并不是真的吗？否则，为什么它负有如此大的声望，内里却没有实际景致？难道江郎才尽了，这座山的胜景也随着消失了吗？我始终没有得到答案，只好把这个问题留给后来游览的人。游茗川记 丙戌年仲春既生魄之后，何子馥庭跟我游览茗川。茗川是馥庭家的别业，在郡城东南，有数百弓的菜圃，周围约二里，是一座大园子。园中有大池，池中有亭，亭后有竹林。沿竹林往下走，池子的东边有梅花阁，阁外梅树环绕，果实累累，像串起的珍珠，枝叶葱茏而浓密，适合避暑。池子的西边，老柳树歪斜而倔强地挺立，小草茂盛，散生的花木缤纷繁茂，都很可爱。再走三四十步，有一口小池，荷叶钱刚刚露出水面；从池上走过石桥，就是南溪草堂。最西边又有一口池，没有奇特景色，只是因为取水种菜方便罢了。转向北走，再过十几间房屋，花香随风送来，烟霭飞动，山色浮现，鸟雀在桂树兰草间鸣叫，像笙簧一样，听着便忘了疲倦。转向南边，就是高堂大厦，景色难以尽述；稍稍转过去是篆松轩，临着大池，把鱼饵投入水中，鱼儿便应手而来，于是放声高歌，尽情饮酒，挽起袖子谈论天下大事，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什么地方。唉！像这样著名的园林，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贫寒而卓异的士人，大多能够为山水增光，可是上天仿佛偏偏吝惜给他们机遇，甚至他们想求得一处仅能容膝的安身之所，以便同古人相会酬答，也像身在三岛十洲一样，只能远望而不能到达。然而那些膏粱贵族，拥有深邃美丽的名园，不把它作为鹰隼、犬马的游猎场所，便拿来作为呼卢、陆博的地方；上天却常常乐意把这些赐给他们，毫不吝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您年纪还轻，不知道得到这样的景致有多么困难，也就不知道不辜负这样的景致有多么困难。只有知道它来之不易，才能长久保有它；拥有了却辜负它，从未见过这样还能长久保有的。我年长您一天，怎能停止劝说呢？游兴正浓时，写下这篇记给您看。游武夷山记 闽中的山水幽深奇异，以武夷山为第一。我想游览这里，已经十年了。武夷山位于闽北崇安，离江西较近。我家在漳浦，位于闽地最南端，地界邻近东粤，相距一千五百里。我们漳州能够游览武夷山的人，一百人中还没有一个，不只是我觉得困难。因为没有财力的人不能游览；即使有财力的人，如果不是恰好有道路经过富沙、潭阳之间，想要耗费几个月的力量，走出一千五百里之外来游览名山，也很难见到这种豪举。己丑年夏天，我的老师沈心斋先生再次来到闽地，我送他到崇安，因此得以跟随他游览武夷山，实在非常畅快。登上问津亭，进入古观，参天的花木夹道而立，浓密的树荫一直延伸到遨堂上；绕到后庭，抚摸那些残缺的碑碣以自娱。远望高冈，只见弥漫天际的石壁，上面有“幔亭”二字，每字大约二尺，黄冠说这是方广各二丈，乃是紫阳夫子的手书。采茶的童子和老人又呜呜歌唱，彼此相应，实在令人快乐。走出回廊，来到清溪边，当地人编木作筏，让我乘坐；从一曲逆流而上直到九曲，两岸奇景接连映入眼帘，目不暇接。大王峰巍然高耸，玉女峰亭亭玉立，仿佛在迎接又仿佛在送别；其余群峰罗列四周，或俯或仰，或进或退，都仿佛带着眷恋之情。大体说来，天下名山的奇景多在山石，却没有像这座山这样浑然一体、石骨显露，俨然像人工削成的。山石高峻，直插云霄，山顶比山麓还宽大；泉水从石缝末端迸出，在竹树之间潺潺流淌，像从半空飞落的花雨，滴入涧底，每座山峰都是如此。峰下溪流回旋，坐在水上游山，飘飘然有神仙般的意味。因此道家称这里为洞天，而我们家乡的山水再没有能超过它的了。于是我舍弃木筏步行，遍登高岩，寻访名贤遗迹，在精舍拜谒紫阳夫子，又到定夫诸先生祠中致敬。到了接笋峰，我的心情已经不知道归向何处。山峰高插入天，四周陡峭险绝。古人曾用十围粗、十余仞长的木材作梯，梯子走完便再接上一段，形势仿佛登天。到了上面的梯子又走完，便经过鸡胸石；石面仅能容脚，右边是直立的石壁，左边临着深不可测的山谷，必须用手摸着铁索斜行，不敢回头。走了大约三十步，地势稍微平坦，古时有亭，如今已经废弃；从石旁推门进去，经过剑脊石，稍一失足就会坠下山崖。同行的人大多犹豫，有的走到半途便返回，有的竟坐在峰下等待。黄冠对我说，过去人们常在这里躲避兵乱。若城、高岩晚、对峰、金井、兜鍪、大小藏、三姑石、小桃源，都是躲避战乱的胜地。而天游阁、一览台以及九曲的各座山峰，都清清楚楚地位于脚下，这尤其是游人寄托踪迹的地方。因此我知道太平时代的快乐，也知道登临游览的自在。假如我出生在天下尚未安定的时代，即使有财力又喜欢游览，也没有机会到这里来。即使生长在这里，也只能沿着山崖、躲进深谷，唯恐被人捉获，哪里还有时间寻找奇景、探访胜境？圣人在上，天地清肃，山川草木和岩石都格外妍丽。这一天，我和老师及同学们从容闲适地攀登游赏于此，难道能不知道这一切是从哪里得来的吗？或者说，我对此又有自己的私情呢？我与这座山相距一千五百里，假如不是我的老师来到这里，我得以跟随他取道经过此地，那么我什么时候能够来游览，还是无法预料的。因此执笔记下这件事，以此铭记君主和老师的恩德，使自己永远不忘。至于奇峰怪石的分布，幽岩深洞的隐没，仙舟、虹桥以及御园的遗迹，前人的记载已经很详细了，我都不再赘述。

译除庭草记 己丑年夏天，我从武夷山回来，经过三山，留宿在中丞仪封张先生官舍西园的桐树荫下。那里有一座轩，地势高爽，窗户几案明净，我很喜欢。庭前荒草丛生，灌木杂乱，名花怪石都埋没其中，我很厌恶。便回头对童子说，把它们砍掉、除去；把那些桀骜多刺的东西集中起来，用烈火烧掉。杂草污秽清除之后，美好的景致全都显露出来，我才觉得痛快。朋友陈尚友、李鳞苍笑着走来。尚友说：“濂溪窗前的草不除，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鳞苍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何必操心一间屋子？”我说：“啊，好极了！不过我也听说过这道理。田间的稂莠不除，反而会伤害嘉禾；砍去的树桩嫩芽不剪掉，最终会成为砍柴的斧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今天也一样。濂溪窗前的细草茂盛，纷披可爱，还不像灌木杂草那样有害，所以留下它，可以观看造物生长的意趣。如今这座轩的庭院里，荆棘蔓延，而其中古树、奇花、怪石、假山参差排列，都是近几十年从数百里外搜罗来的；我如果不把它们整理出来，让它们显露在外，岂不就要埋没在蓬蒿之下了吗？”譬如修治内心，去除私欲、克制自己，然后天真本性才能恢复；譬如治理国家，排斥邪恶、远离奸佞，然后正直之士才能兴盛。像陈蕃那样，只明白大事而忽略小事，虽然有扫除天下的志向，却疏于谋划，言语泄露而导致失败，这也不过是说大话欺骗世人的人罢了。古人早起晚睡，洒扫庭院，处处小心谨慎、周密细致，从来没有忽略眼前小事而图谋遥远目标，不能治理自己一室却能够平定天下的。虎狼出现在野外，普通人都会拿着兵器追赶它；蜂蝎钻进衣袖，壮士也会因此变色。天下的祸患，常常从细微处发生，却困扰于人所忽略的地方，能不谨慎吗？唉！一间屋子虽然小，也可以用来观察大事。如今的人含垢忍辱，什么都能容忍，而我偏偏对这件事斤斤计较，也真是迂腐而狭隘啊！然而如果任凭它滋生蔓延而不加以清理，那么心目之间常常会像堵着茅草一样，即使濂溪住在这里，也不能安然度过一天。两位朋友感慨叹息说：“确实是这样！何不把它写下来作记呢？” 饿乡记 醉乡、睡乡的境界再稍稍深入一些，便有饿乡，这是王苏二人从未游历过的地方。这里的土地、风俗和居民，与醉乡、睡乡大体相同而小有差异；只是这里崇尚节操高洁，行为高尚，气质清正，磨砺圣贤之道，排斥庸俗之习，这又是醉乡、睡乡所不能达到的。过去伯夷、叔齐曾到过这个乡，喜爱这里的环境，徘徊流连而不忍离去。乡人挽留他们，众人推举他们为首领；凡有过客，都要禀告他们，由他们辨别去留。孔子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过这个乡，伯夷率乡人到郊外迎接并伏地拜见，礼节非常恭敬，还想把主位让给孔子。孔子没有接受，却也不忍心过分违背他们的意愿，于是和弟子们一起停车七天。后来孔子的弟子，如曾子、子思、原思等，也曾偷偷来游览，有的三十天来九次，有的两天才回去一次，大体上都和夷、齐兄弟相处得很好。于陵的陈仲子在齐国故意表现廉洁，齐人对此表示怀疑，陈仲子投奔此乡三天，想亲近伯夷；伯夷笑着挥手斥退他说：“你逃避兄长、离弃母亲，不是我们的同道。”陈仲子惭愧地离开。汉代周亚夫仰慕这个乡的高尚义行，放弃通侯的尊贵身份，徒步走到乡门；伯夷皱眉说：“亚夫是个粗人，哪里配住在这里？” 但他既然已经来了，也不能拒绝。伯夷便回头看着左右的人，在里门旁另建了几间房子给他，亚夫很高兴。不久，宠臣邓通也冒冒失失地来到这里，伯夷、叔齐勃然大怒说：“我们的乡本来是清白世界，这个小子竟敢来侮辱我们！”便命左右把他赶到几十里外，扑杀了他。又招请晋代处士陶潜，以高尚风操涤荡羞耻污秽；陶潜也辞去彭泽令，与夷、齐互称莫逆之交。不过陶潜性情放纵不羁，不能安居，常常越过乡界同王无功游玩，伯夷也不禁止。梁武帝被侯景逼迫，逃入此乡，伯夷不肯接纳；梁武帝于是叩头苦苦请求，不肯离去，最终免于侯景的刀刃。伯夷害怕这里成为天下逃亡者的聚集地，于是召集乡人，重新制定训典和严格的条约；每天派几十个人在路上拦查，以窥察来客。凡是圣贤、豪杰、孝子、忠臣、高人、义士，能够给乡里增光的，便迎接并致以敬意，不敢失礼；至于卑贱的奴仆、鄙陋之人，则立即扑杀。里门之外，对于富贵而庸俗的人、亡命之徒到这里来的，也立即遣送他们离开，不愿同他们多费口舌。从此以后，来游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不能进入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受到敬礼、可以自由来去的人，像唐代韩愈、宋代吕蒙正、范仲淹，历代不过几个人而已。近世的士大夫，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它的门。我朋友黄越甫曾游历此乡，回来后对我讲述其中的美好胜境，说那不是俗人所能知道的；我起初并不认为如此。近年来我和越甫携手出发，还没有走到一半，就觉得道路险恶、艰苦得难以忍受，只好勉强继续前进。忽然间，眼前的气象顿时开阔，另有一番天地。这里的山茫茫无际，水浩浩荡荡，百姓浑朴蒙昧，忘却贫富贵贱。日月星辰像飞弹一样疾驰，大地像转动的圆环。俯视王侯卿相，不比看蝼蚁的尊贵更多。那些手持大肉、牙齿肥厚，醉饱到几乎要死的人，反而显得格外可怜。伯夷、叔齐都对我说，过去来到此乡以及到达这里的君子有哪些人；又说他们没有进入此乡以前，虞帝、大舜以及商臣、傅说、胶鬲都曾在这里流连。后来又有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诸公来拜访他们，说大概是上天将要对这些人有所作为，所以先让他们经历这个乡，以增加他们的才能。两位先生大概也是这样吧？我笑着不相信，但很高兴乡人没有拒绝我，便隔几天就去一次，同夷、齐纵论议论，尽兴盘桓后回来。我深深认为，这是他们二人独得的秘密，只恨王无功、苏子瞻不能跟随我一同来游。士人如果不自我菲薄，有志于来到这个乡的，只管亲自带着束脩来，我将教导他。

译盘陀宜城记 从浦城向南大约二十里，出了象盘陀之间，有一片宽广无边、绵延数里的土地，已经被荒烟荆棘抛置了一千多年。过去有人在它西边设市，市集也很冷落，如今还没有废弃。附近居民稀少得像早晨的星星，十几里之外也没有荐绅、贤达、大公、名儒。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是观察风景的人不屑谈论的地方。壬辰年夏五月，我和李君逊唐向南游览，来到这里，心中非常惊异。这里气象开阔，山川高耸秀美，远近的土地没有可以相比的。高而润泽的山峰像圭璧，交错排列的像旌旗，昂然插入云霄的像长枪、像笔，平坦圆厚的像鼓。近处的山不逼迫人，远处的山都像朝拜一样。土地广阔，溪水环绕，我们二人看着都很高兴。我们说，这里有官府可以任用的人才，却长期废置闲散；于是共同丈量土地，指点规划，查清源流，认为确实适合筑城居住，可以成为东南第一胜地。城西依托旧市扩大规模，以招来四方商贾。西面蓄水成湖，大规模兴建书院，召集四方学者在其中互相求教、结交。城北行走二里多，有两道山涧从大山背负着石头飞流而下，境地幽深奇异、清丽绝妙；在那里种梅竹成林，建造别业，沿路夹种杨柳，一直通到北门。城南横跨水港，正当交通要道，是闽地与广东往来的冲要；种植松树，形成三十里的树荫，下接蒲葵关，上通浦城。东面临着绥安溪，顺流乘船也能到达县城。两岸桃树柳树连绵不断，红绿交错，隐约有江浙一带的风致。城中祖庙、马厩、仓库、住宅、社仓、家塾、楼台各有安排；花坞、果园、池沼、花木也各有等级次序。凡是内部外部适宜筑高的地方便筑高，适宜挖深的地方便挖深；该建亭的建亭，该筑榭的筑榭，该架桥的架桥，该建阁的建阁。各种花没有不栽种的，各类果树没有不种植的。不到十年，房屋便连接如云，草木青翠茂盛；人口增多，田地肥美；诗书兴盛，名贤奋发而起，于是人杰地灵，终于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唉，这是多么令人痛快啊！关东的俗语说：“人们听说长安快乐，出门向西笑；知道肉味鲜美，便对着屠户的门咀嚼。”这不正是我们两个人的情形吗？然而，这样的山川形胜没有生长在大江南北之间，不能被王公贵人发现选拔，只能屈居荒远边地，被农夫牧童轻视；而我们本地士大夫也没有独具慧眼的人，在尘世中赏识它，大概也是山川和人才两方面的不幸。发掘隐微、彰明幽深，这是谁的责任呢？于是写下《宜城记》。七贤图记 这是我的老朋友鹤石翁送给我的。雍正己酉年春天，我因为出于公心忠诚为国而得罪上官，待罪于潮阳。鹤石听说后十分惊惧，轻装远行千里，派一个人来探望我。我已经反复地互相安慰，他又把这幅图送给我供我玩赏。良友的高尚情意，在这里最为深厚，怎么可以推辞呢？于是拜谢并接受了它。所谓“七贤过关”，就是唐代的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孟浩然、郑防。隆冬下雪之后，游兴像疾风一样高涨，七人一起出蓝田关，游览龙门寺。郑防奋笔把这件事画了下来。唉！难道不能说这是千载难逢的雅事吗？元代虞集题孟浩然像的诗说：“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有张辂的诗说：“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防笔底清风满，摩诘图中诗兴长。”这就是关于此画的证据。仿照郑防的笔意绘制这幅图的人，号静庵，是明代浙西钱塘人，姓戴，名进，字文宗，又号玉泉山人。他在山水、人物画方面，享有一时的声望。鹤石的曾祖父任职浙江时得到这幅图，把它视为至宝，传家四代。如今鹤石割舍所爱把它送给我，我怎敢不珍重它呢？每当展开这幅图，就好像面对鹤石；将来我或许会进入深山，结一间草庐，徜徉于山林水泽的胜境之间。应当把这幅图挂在幽岩深谷、竹亭石屋之间，就像同曲江、青莲以及另外六七位先生相聚一堂，结为忘年之交。又仿佛在七人之外，隐约还有鹤石老翁，跟随他们在图中上下往来，这样也差不多就不会寂寞了吧！蘸墨写下这篇记，给子孙看，使后来观看这幅图的人，千秋百世之后，都知道有鹤石以及鹤石祖宗的精神，他们也仿佛因此永远不朽。这样才不算辜负良友的赠赐。鹤石姓阴，名念珖，字琫素，是闽地宁化人。鹤石是他的别号。辛亥年暮春十八日记。

译陈玉山画记 海阳山人陈玉山，是一位高士。他因为擅长绘画而在当时闻名，我早已熟知他的名声。不过我一向很少肯定绘画，所见的又都是时俗画家的笔墨，堆砌青色、涂抹墨色，没有一样合乎心意，因此也就由此轻视天下执笔作画的士人。即使听到玉山的名声，我也不相信。庚戌年秋天，我因纂修郡志的事务得以同玉山交游，看见他端正方严、沉静肃穆，没有世俗道路上的圆滑气息，心中很是惊异。当时我正在广泛访求旧闻，把彰明幽微作为自己的责任；玉山对我讲述潮州统帅卢烈姬殉节的事情，我很高兴，便把它写进书中，认为有心于世道的人一定会更加爱护和敬重他。我想象着在山林水泽间生活，亲自耕作而自得其乐，玉山为我画了一幅《课耕图》；图中的山水人物都闲雅有情致，同世人所谓绘画相比，差距如同千仞深渊。到这时我才知道这方面确实有人才。我到他的居所去看，幽静书斋只有几间，构筑在金山山麓，出北门不过几十步，背靠城郭，面对流水；草亭石榻，悬崖曲径，登高远眺，上下之间有名花异卉、修竹茂树参差错杂，也有城市中山林的胜概。《考槃》所说的“在山阿筑室”，《硕人》所说的“硕人之薖”，不就是所谓有道而隐居的人吗？游憩之余，我又仔细观看他的笔墨布局，神态意境都种种高妙，尤其是翎毛花卉的工巧，超越众人，无可比拟。玉山把我当作知己，送给我一幅《杏林春燕图》，孩子们争着把它视为珍宝。四儿云翼来到潮州，玉山又把这幅图送给我；它描摹物态达到神妙境界，几乎无法穷尽其中的奥妙。从此我便格外喜爱绘画，深深地染上了画癖。画鬼神容易，画人物困难；画凤凰麒麟容易，画鸡狗困难。鸡本是俗物，是天下最难下笔描绘的东西；一经玉山点染，便看不出它的俗气，只看得出它的高妙，这正是因为能够传神入妙。雄鸡挺立，回头看着雌鸡，仿佛含有情意；雌鸡看见雄鸡，似乎想奋发却又伏下，羽毛森然竖起，气色像活的一样。鸡雏零散错落，有的在母鸡身旁，有的从翅膀间探出，有的隐藏在羽毛下面；它们游走、饮水、啄食，浑朴天真的神态，没有一样不像真的。即使让造化亲自赋予形态，又怎么能超过这样精美的作品呢？技艺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假如玉山生长在大江南北之间，或者游历京师、齐鲁，哪里至于到现在还默默无闻，只在荒僻角落传播声誉？我因此悲叹玉山的不幸。然而兰花生在幽谷，难道一定要等有人知道后才芬芳吗？玉山的笔墨本来就足以流传千古，能否流传本来不是他所计较的；我却独自相信它一定会流传，这并不是阿谀自己所喜爱的人。听到我这些话的人，幸好趁玉山还没有老，多买他的画收藏起来。将来即使只是一片绢、一张纸，也都足以成为天下的珍宝。到那时，人们才会知道我的话并没有错。庆幸得到这幅图，于是写下这篇记。高隐屏小记 石头高耸而隐藏在树下，像排列的屏风，因此用“高隐屏”来命名。陈子玉是山中的高士，不入朝为官，也不入市逐利，倚靠金山山弯自得其乐，飘然有古代隐逸之士的风范。他为人端庄沉静、朴实高雅，操守行为清峻耿介，把随世俗炎凉而变化的气息淘洗得干干净净。他喜欢用笔墨渲染来娱悦自己，描摹事物精巧神妙。我所见天下的名家很多，像您这样的人却很少，所以特别深深地喜爱您的作品，敢断定它一定会流传。能不能流传，并不是玉山所关心的。世俗往往看重远处的而轻视身边的，未必能知道其中的道理。几十年之后，应当会有人如饥似渴地思念您的作品。人生有一门技艺能够流传，便不会同草木一起腐朽，何况他还是一位隐士。他的品行纯粹高尚，他的行为高洁，再加上他居住的地方，这些难道不都足以使他流传吗？唉！潮州存在一天，就有金山；有金山，就有这处景致；有这块石头，一千多年无人赏识，偏偏留下来等待玉山，也等待我来琢磨发掘。造物主难道可以说是无意的吗？《考槃》中的硕人，至今仿佛仍在眼前，高隐屏足以流传千古了。雍正九年八月十五日记。

译怪尹记 丁未年冬天，我在潮阳，听说海丰有一位“怪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第二年春天，我顺路经过丰邑，便问当地百姓：“你们的县令，究竟怪在哪里呢？”百姓回答说：“不是这样。他爱民如子，治理县城如同治理自己的家，是我们丰邑少见的贤能好官。”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怪”来称呼他？百姓说：“他穿布衣、吃粗食，不奉承上官，喜欢直言，触犯忌讳，所以官场把他视为怪人。”我听后忧伤地说：“穿布衣、吃粗食，对别人有什么妨害？不奉承上官而侍奉国家和百姓，把廉洁正直视为怪，我实在不能理解。”傍晚时我住在丰邑郊外，县尹前来看我，果然穿着旧布衣，骑着瘦弱的马，只带两个差役在前面引路。我说：“啊，好极了！清白的操守逼人自惭，您难道不怕遭人嫉妒吗？”县尹说：“是的，嫉妒我的人很多，但我只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罢了。嫉妒我，大不了免去我的一个官职；我徒步回去，又有什么妨害呢？”当时，岭南一带清廉能干的官吏没有谁能超过他，而他眼中也很少有值得肯定的人，唯独同我相处得十分欢畅。在这以前五天，抚粤中丞杨公驺从属官员经过县尹辖境，县尹只打扫一所馆舍来接待，其他什么也没有准备。杨公说：“我想弹劾的有三种人：第一是贪，第二是庸，第三是怪。” 县尹神色自若地长揖说：“前两种罪名下官都没有，第三种恐怕不能避免，请接受弹劾吧。”杨公很不高兴，便责问地方事务，县尹逐条回答，清楚明白。杨公在县尹辖境内走了三天，多次询问田间百姓，这才知道县尹治理政务明断果决，审理案件如有神助，嫉恶如仇却宽待百姓，俸禄之外一文钱也不沾染，地方大小事务没有不办理的。杨公感慨长叹说：“我差一点就错怪您了！您的上司接连写了六份禀文，说您怪诞贪墨，请我发出弹章纠劾您；没想到您竟然这样贤能。我如今了解您了，您努力吧。”从此才有人说县尹并不怪，但这位上司始终不能容忍他，一定要把他排挤走才甘心。丰邑历来有许多陋规，县尹全都革除了；只有雍正五年税契中多出的余羡银未奉命全部解送，存放在县库中，凡是上官公事、捐资输送、修造战船炮台之类的费用，都从中支出，并且一律使用公文，一文钱也没有私自收入。那位上司不了解详细情况，便想乘此机会陷害县尹，派遣官员查抄他的财物，拘捕他的家人。县尹听说上司收受贿赂的事情，便列状揭发，于是两人互相攻讦，一同被解除职务。中丞公在审讯查明之后，特意上疏推荐县尹；没想到县尹的事情尚未了结，中丞突然去世，于是袒护上司、攻击县尹的人便渐渐出头。然而那位上司已经亲自承认收受贿赂，又在县尹公堂上受到折辱，捶胸愤恨，不久便因病死去，因此也背负了被县尹揭露而不得澄清的恶名。库中原先存放的钱，全都被说成赃款；用于公务支出的部分，也被命令按重罪追偿，追缴赃款九百两，司法官楼公认为数额太少，又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两。县尹像没有听见一样，读书谈笑，快乐一点也不改变。到了秋审时，他又因为刚直触怒中丞傅公，办事的官员都替他担忧；县尹却昂然直言，侃侃而谈，毫不退让，因此“怪”的名声更加显著。海丰的士人和百姓害怕县尹最终受到牵连，便倡议出资，乐意捐输，为县尹偿还应追缴的数额，县尹这才获免。县尹自从解任以后，屏退随从，只凭孤零零一人出入于祸患艰难之中，遇到险阻也不以为劳苦，从不躲避。有时租一个仆人做饭，也安闲自得。粤东各郡县的士人，没有不仰慕县尹声名、争着想见他一面的；县尹也像没有听见一样。蓝子说：唉！县尹从来并不怪，上官却把他看作怪人，这个“怪”的名声真是太严重了！处在下位真难啊。处在下位而不能得到上官信任，百姓就无法治理，难道可以不侍奉上官吗？县尹精神旺盛，势不可遏制，必定还会重新被起用；一旦起用，官位一定很高、声名一定很显著。希望从今以后，他稍微避开“怪”的名声吧。清白的操守和刚直的节操，当然不能改变；只是应当把它们收敛在内心，不要使它们触犯别人的耳目，这才是免除祸患的办法。我们这些人天生才智迟钝，既不能阿谀奉承、攀附权贵，违背正道来迎合当权者的喜悦，难道还可以再次炫耀廉洁、逞强显能，以至于把一切锋芒都从自己口中显露出来吗？三代以后，老子说：善于经商的人深藏财货，像什么都没有；君子德行盛大，容貌却像愚笨的人。去掉你的怠慢神色和骄傲意气吧，县尹应当把这些话奉为警戒自己的弓弦和琴弦吗？不过，我自己尚且苦于不能医治自己，却替铁汉谋求药石，县尹大概会笑我。县尹离任不久，我因为上官侵吞西谷，不能替他赔偿，凭空遭受飞来之祸，所受的祸害比县尹还重。幸亏潮州、普宁的士民以及当权的士人君子崇尚义气，异口同声替我了结这场重大的牵累，我从未因此责怪什么。然而祸难虽然相同，县尹获罪难道一定全在于“怪”的名声吗？而且我们二人的祸患，就像遇到强盗：县尹看见强盗将要杀自己，先挥拳击毙强盗首领，强盗的同伙震撼之下把县尹推入水中。我却拱手同强盗争辩，强盗用刀刺倒我，我落水后死或不死，虽然都说是天命，也由此可见我远远不如县尹。假如我当时也像县尹一样“怪”，替一方除掉侵害国家的巨贼，即使自己落水，不也很好吗？或者我听说过，穷困忧愁和艰险患难，正是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的凭借；它能使内心受到震动、使性情得到忍耐，增加原本所不能具备的学问。三年以来，我从读书和阅历中得到很多，我将要感谢仇人的赐予，县尹也应当从此更加努力。县尹姓王，名者辅，字近颜，是江南天长人；以诸生身份被举荐为贤良，奉召入京，特授海丰县令，是京兆尹孙公嘉淦督理南学时所荐举的人。粤人说，孙公是知人善任的人。

译高叟洞可堂记 浦邑东郊五十里有高叟洞，不知道这个洞的名称从何时开始。有人说是晋代仙人葛洪隐居的地方，有人说是宋代高东溪先生读书的地方。史书和传记都没有记载，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对的。不过梁山之上还保存着东溪书屋，因此有些事情不得不暂且缺略。此洞处在群山山麓，三面陡峭，只有南面开敞，作为门户。门内两座山峰隆起，从大山蜿蜒而下，像两只鹅：雌鹅弯曲着脖子立在田边，雄鹅昂首仿佛向天鸣叫。山顶平坦，可以容纳一间屋子。我过去还是诸生时，规划得很宏大，却因为它简陋，置身宦海风波，孤忠也无法施展。如今遥想山涧峰峦仿佛在天上，便想把家迁入空谷，靠耕种山地生活，守着先圣君子居住的地方；按照“何陋之有”的训诫，哪里还会觉得简陋呢？于是命长子云锦前去测量规划，结了几间茅屋，命名为“可堂”。正堂宽一丈四尺，深一丈七尺。房间宽九尺，深度同堂一样。东西两边的小屋共三间，深、宽都不过十尺。屋梁椽木等材料，是大哥敬庵帮助提供的；陶瓦则是好友黄泽斋赠送的。土木和工匠的费用，卖掉一个婢女来充付。落成以后，哪里谈得上高大华美呢？柴门还没有完备，土台阶也没有砌筑，只编篱笆作围护，勉强分出内外罢了。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不过，可不可以，关键在于内心。内心认为不可，即使住宅高耸连云、亭台绵延数里，也仍然局促得没有容身之地；内心认为可，即使管宁的藜床、嵇康的锻灶，坐卧其中也自有余裕和适意，何况这里这样宽绰呢？屋室虽小，山却很大；土地虽狭，天空却很广；田地虽少，山冈可以耕种；树木即使只剩下根部，也可以挖掘利用。这里正是造物主暗藏财富的地方，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将开垦蓬蒿丛生之地，开辟陡峭山壁，在石缝间错落种植黍、稌、薯、芋、姜、瓜等作物；屋外栽种松、杉、竹木，屋内种植橘、荔、枣、栗等果树，品种可达百数。岭上的梅花、涧边的桃柳，以及兰、桂、薇、荆等花卉，也要种植百余种。再配合畜牧，五七年便可以成为富裕人家，陶朱公的财富也可以坐等得到。东西两道山涧在鹅嘴处汇流，甘棠树和白石之间，水声淙淙，十分有趣。筑堰成池，可以垂钓，也可以洗濯。山涧旁松树的阴影铺满地面，铺席、焚香、煮茶，可以展开书卷读一整天。坐在那里，便蘸墨写书；有时召集子弟亲友，讲解经史和小学、《近思录》中的几章。客人来了，就摘园中蔬菜，烧煮笋蕨，射鸡取鱼，放开饮酒，直到大醉。醉后便枕着一块石头睡觉，醒来后慢慢起身，命孩子们取琴弹奏，以清理客人的情怀，直到琴曲奏完。再舞剑几轮，以壮客人的意气；又命几个孩子一起带着大砚台面对客人，挥毫比较临摹技艺的高下，随着兴致赋诗，有时联句吟咏一两首；投壶、下棋之后，又拿起大酒杯，带着弓箭登上观德坡，以射中并贯穿革靶来判定胜负；又一起登上险峻的山岭，走遍重叠的山峰，居高远眺，视线穷尽天地的广大。天地之间的快乐，难道还有超过这里的吗？世途险阻，官场尤其严重：欺骗君父，就无法面对光天白日；顾念君父，又无法面对上司；到哪里去寻找一个适宜安居的地方呢？只有把这座堂命名为“可”，才是真正的可。拂袖归隐山林，将坐卧在这座堂中，寻求濂洛关闽的学术源流，修订宋、元二史，改订陈寿的《三国志》，放开来阅读平生未曾见过的书，随笔撰述，以帮助世道人心；更进一步探求民生的利弊和经世济民的设施，使后生小子都能出来为世所用，不留下徒有隐士虚名的讥诮，这样或许才不辜负这座堂。古人亲自耕种田亩，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难道只是坐在茂树下度过一天，洗濯清泉来自我洁净吗？不过茂树和清泉，是眼前可以享用的东西；那么，便可以把这高叟洞当作李愿的盘谷，可以，当作南阳的卧龙冈，可以，当作紫阳的白鹿洞，可以，何必深究东溪先生究竟是否真的在这里读书呢？难道还要让后来求学的人沉溺于神仙荒诞渺茫的学说，以增加世人的疑惑吗？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游惠州西湖记 辛亥年冬十月，我将要前往羊城，途中停留在惠州。听说城西有一个湖，是天下三个西湖之一，心中很是羡慕。既生魄之后，我和友人散步，走出西关，一眼望去，湖面澄澈，绵延大约十里；山青水绿，桥梁亭阁参差错落，隐约像武林的图画，脚还没有走到，心神已经飞驰而去。起初真没想到岭外竟有这样的景色。沿着苏堤走，经过西新桥，于是登上六如亭，凭吊朝云墓，远望孤山，来到西子池。苏堤、孤山都是仿照杭州西湖旧有的景物，传承仿造得过于雷同，这不是我所喜欢的。但东坡远谪之后，全靠这座湖；归善和钱塘，仿佛符节相合。即使山川尽是仿造，只要附着了人的姓名，也并不为君子所厌。何况金钱和犀带曾经资助修筑工程，侍儿朝云的魂魄还留恋此地，那么说这是苏家的私情，把朝云比作西子，也可以。前山有一座佛塔，名叫泗洲，塔下是表忠祠，祭祀为建文帝殉难的御史王度，洪熙初年又以江州判刘简配享。二人忠节相同，所以立祠表彰他们。前面原有崇道祠，祭祀濂溪周子，如今看不见了。随从说，那就是景贤祠，原先祭祀周子，并以博罗主簿、豫章人罗子配享。万历年间，崇英祠毁坏，于是把诸位贤人合祭在崇道祠中，其中有唐代平章事张锡，宋代崇政殿说书陈鹏飞，学士苏轼，提刑杨万里，博士唐庚，御史陈次升，丞相吴潜、文天祥，以及明代的何真、王守仁，后来才改称景贤祠。如今惠州的太守都已升至显贵禄位，甚至为他们建了生祠。百十年以后，牌位堆积如山，称为万贤祠也可以。心中怅惘地走下山麓，赶往烟霞桥。桥夹在丰湖、鳄湖之间，截断丰湖之水，筑堤并架桥。桥内就是鳄湖，是苏东坡所筑的放生池；他说自己稍有功德的人才把它置于此处，此外就不再多说了。湖上有永福寺，是僧人居住的地方。如今惠州太守吴公简民在寺旁建惠阳书院，让学者居住，取“逃离墨家而归于儒家”的意思，十分合乎人意。再往北就是丰山，山前有归云洞，明代兴宁令祝允明曾作辞镌刻在各块石头上。探访平远台旧址后，沿横槎溪逆流而上，这条溪水原是丰湖的源头。回来时远望湖中的古观，楼阁高耸，是道士居住的地方。我走累了，便指着旁边一一列举：芳华州、荷花浦、平湖堤、明月湾、澄心亭、湖光亭、防翠洲、落霞榭、寻坡诗、望湖楼；从旧处仍回到西新，泛舟渔艇，游览湖心亭，登上黄塘，在留云亭上徜徉，远望黄峝、石埭等山。走到半路，樵夫已经归来；又见水帘飞瀑，仿佛置身天台、武陵，再也感觉不到瘴海的气象。随从指着前面说那里有桃花源、龙塘。那里的水最好，适宜煮茶。唐子西写过《烹茶说》，那里又有一眼清醒泉，泉水甘甜。太守钦采来饮用，觉得甘美，认为它没有沾染世俗的滋味，因此在泉上题榜命名。山中有凤栖洞和韶华石。石埭以东是飞鹅岭，西南有一条涧名叫濯缨，环绕石头曲折流泻，发出清逸铿锵的声韵。东南的沙子步是子西岭，因博士唐庚曾居住在那里而得名。与它相对的是南隐堤，那里有铁陵桥、大通桥、集鸥渚；可以纵览荔浦，泛舟菱溪，经过钓台、浮碧渚、披云岛后回来，这时斜阳已经照在山上了。至于道士、和尚的巢穴，老兵、俗吏的祠堂，我没有时间一一列举。唉！若把这湖的景色安排在姑苏、燕台之间，加以修饰点缀、使之兴盛起来，岂是杭州、颍州二湖所能超过的？不幸它远远被弃置在荒僻之地，在蛮烟瘴雨中遭受摧残，处在海天寥落之外，仅仅遇到苏东坡一人把它当作知己。唐子西后来留下遗迹并在这里卜居，也不能有所发扬光大，为此地山川增色。何况如今已过了四五百年，又更加寂寥，这也是天地间的一件缺憾。我的家乡连积水都珍视得如同蓬莱、瀛洲，遗憾不能把这座湖移到高叟洞中，使它成为东南半壁的名胜。我又担心这里的世情一天比一天巧诈，心机一天比一天多，将来有人会把嫉妒说成爱护，议论把湖填塞成田地；它不肯跟随我一同隐居，我又怎敢保证它最终的命运呢？只是为庄诵读陶鲁经过这里时所说的话：“假使这个地方没有湖，万名士兵就可以屯驻在这里，作为迎击敌人的地方；或许正因为有所顾忌而不敢废弃它，这大概就是这座湖的幸运吧。” 《惠阳书院碑记》惠阳刺史吴公治理郡务几个月，风气清明，政令严肃，民情和顺舒畅。于是他推究教化的根本，留心士人的习尚，召集十二邑的成年人与儿童，考核他们的文章技艺，观察他们的品行才能；一时之间加以甄别奖赏，汇聚起来的全都是国家的希望。郡人赞叹称美，说百年以来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形。吴公说：“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士人的品行是民俗的根本，应当以教导百姓、使士人品德纯善为目标。君子的教化有本有末，君子的学问不能只求专门而不求精通。我将要建立书院，开设讲堂，培育我们的士子，使他们都受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大道的规范，讲求民生，匡正救济，成为国家有用的儒者，使我们的百姓受到观感而奋发兴起，每天迁向善处，却不知道这就是彼此相互增益。” 在湖北鳄湖东边、永福寺旁的空地上，扩建土地，取“逃离墨家而归于儒家”的意思，不嫌地方逼仄，建成惠阳书院若干楹，讲堂、学舍、亭轩、楼阁一应俱全。总共经过四个月便建成了，在中堂祭祀濂、洛、关、闽五位夫子，使南方的学者不至于奉错宗旨。又创置书田若干顷，作为春秋祭祀以及师生灯火、膳食、修金的费用；归善、海丰等十二州县都有书田，并不专属于一地，以显示极其公正广大而且可以长久、不致废弃。延请名师讲授正学，诸生有百十人，礼乐修养文雅。蓝子说：“唉，美好啊！这就像空谷中传来足音，不是龚遂、黄霸那样的小小补益所能比的。”百姓即使聪明，也不能自行形成风俗；端正士人的习尚来作为倡导，不只会使家家户户都知道，风气转移也最快。惠州的百姓难道会因此一变而达到正道吗？吴公是闽南的老儒，因经世济民而受到当时的重视；从前任湖州刺史时，廉洁能干的声名震动两越。如今到这里来，还不到一个月，歌颂他的声音已经遍布道路；他了解民间的疾苦，想到周济穷困百姓、洗雪多年沉积的冤屈，人们称他为孝肃。至于士人习尚和民间风气又做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了。从此以后，惠阳的士子都将敦厚自己的学问和品行，必定会有杰出的才俊和伟大的品格之人出来，成为国家的光荣；农、工、商、贾也都各自守法奉公、尊重法纪。君主、亲长和宰相上级都受到教化，雍和的风气由此流动形成，这位公的功劳难道可以忘记吗？应当记载这件事的缘由，刻在美石上，使后来治理惠州的人不要废止并继续实行。所花金钱若干缗，出自吴公廉洁的俸禄以及好义诸君子共同捐成；爵位、乡里、姓名，以及书院房屋的间数、田地的顷亩和所在、粮租及佃户姓名，都详细刻在碑的背面。

译《游珠江阁记》五羊城南面的大江中，有一座小洲，形状像拳头，古人称它为海珠，珠江便由此得名。宋代以前的前贤李忠简昴英曾在岛上读书，乡人绘制他的像来祭祀。国初时砌筑城墙和城垛作为炮台，用来资助防守，城南依靠它作为坚固屏障。世俗通称这里为海珠寺，是因为粤人崇佛信释，而李公祠有僧人负责洒扫，于是便把寺的名称归给了这里。我进入广东数年，船经过它下面多次，因为那里是僧人居住的地方，懒得进去游览。壬子年初夏，我和朋友泛舟江上，从日近亭逆流到海珠，只见巨炮环绕布置，形势十分雄壮。中间有一座高阁直入云天，朱红彩绘，巍峨雅致，是过去从未见过的。于是询问这座楼阁的来历，随从说是方伯王公倡议建造的。我说：“啊，这是善政啊！”附城炮台以海珠最为重要，东西两面互相牵制，作为省城的屏障，地利已经得到利用。只是它处在江心，不能居高临下、远望四方，这是它的不足。自从建起这座楼阁，远近没有看不到的地方；四面八方的人和马，都无法飞跃而越过它，简直成了大江上的瞭望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一骑〕 这是国家坚固如磐石的防卫，并不只是供文人逸士游览登临之用，方伯公的功劳实在很大。我拾级登上楼去，直到最高一层，向东望见虎门，向南望见顺德、香山，浩荡的水面有万顷之广，历历在脚下；白云山、西樵山在西面罗列，西北山川的要害、地势优胜的险隘、人民和田地、番舶往来以及登岸航行的人群，全都一览无余。楼下是李公祠，旁边和后面有过去僧人的小屋；还有唐代吴道子所绘的佛像，镌刻在石头上，并没有所谓海珠寺，这才知道先前的传闻是错误的。回到船上，畅饮一大杯酒，尽兴而归。过了很久，偶然谈到海口的军事防务以及各种修建、兴办和废弛的事情，称赞珠江阁的壮观。制府鄂公说：“是啊，附城炮台，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只是现在正商议拆毁，你也曾听说过吗？”我回答：“没有。”鄂公说：“王方伯精通堪舆之学，认为海珠设置炮台不利，议论撤去炮台，建造吕洞宾、许真君的庙，为粤东造福；我不敢相信，坚持认为不可，于是建造高阁用来远望，炮位和士兵仍照旧安置。”我说：“啊，实在好啊！天下太平，夜间门户都不用关闭；如果撤去炮台果真能够给粤东带来福气，那是方伯公见到善事了。” 降下祥瑞还是降下灾祸，都是人自己招来的；建一座庙就能立即改变祸福，方伯公的办法也算高明。即使处在太平盛世，也不能忘记武备，保存天理，厚重民间常道，而不向地理风水乞求灵验；总制公的卓越见识和正确论断，足以彻底打破千古以来的迷惑，这又是高明中的高明。若不是古代的大臣，谁能做到这样？这次游览就没有白费了。”于是写下这篇记。《得到〈平蛮碑〉石刻记》从端州东门出去约一里，有一块《平蛮碑》。明代万历年间，平定粤西八寨，文章是新安汪道昆所作，书法是吴郡周天球所写。碑高一丈多，宽一丈五尺，字大如拳，勾勒十分精工。自神庙庚辰年直到现在，从来没有经过这里而询问它的人。它虽然处在街市之中、阅江楼旁，是宴游之地，却和荒烟蔓草没有区别，已经很久了。我两次到端州，都没有听说过它。壬子年夏季第二个月，我跟随制府鄂公巡视海口，沿江堤逆峡而上，又到了端州。我的朋友江濆野人告诉我《平蛮碑》的旧迹，我便命工匠准备纸墨拓印。书法坚劲秀雅，具有晋唐人的遗意。苏轼所说的“刚健中含有婀娜”，大概接近这种境界。端州人士看到它并加以鉴赏，仿佛破了天荒；带着纸、拿着墨，在碑下等候的人，不知有多少。这块石碑渐渐焕发光彩。查阅端州、高要郡邑的志书，艺文类内容很多，唯独这块碑缺失而没有记载，尤其令人难以理解。我私下感到奇怪，世人重听闻而轻眼见，在百千万里之外的僧墓寺塔，珍视得如同珍珠图籍；像这样一件大功业，碑文丰厚而没有错误，字迹追踪古人，巍然立在市中，众人都能看见，却傲然默默地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竟没有一个人知道它、赏识它。至于郡县的志书全都没有记载它，大概也是汪、周二位公所感到愤懑不平的地方。然而粤地的书法爱好者崇尚赵孟頫、董其昌，文章则仿效苏轼；中原人防备古代金石文字，越过庾岭来到这里往往败兴而返，正有“章甫适越”的感叹。这块碑所处的地方既不得地利，又不能迎合时俗的爱好，寂寂无闻本来也是应当的。二位公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如今遇到了知己，仿佛使洛阳为之纸贵；这正是此碑积累深厚、流传光大的结果，应当出而为世所用。然而在风尘之中寻访发现它、使它显现出来的究竟是谁？众人都说是江濆先生的功劳。先生也笑着承担下来，并不推辞。

译《望七星岩记》端州的七星岩是名胜，岭西山水的奇特，这里是第一。隋代志书称它为定山。我查阅端州志，七个区域的山岩连绵突起，形势像北斗，所以得名。最著名的叫崧台，就是石室岩。耸立的石壁宽二十多丈，高二百丈有余。下面是石室，南北有两道门，像是人工开凿而成；洞中生出风烟，高五丈多，宽阔得可以坐下一百人。左右各有洞穴通入，拿着蜡烛照着前进，称为高星浦。西壁有一块石头像悬挂的钟，敲击它铿然作响。用石头敲击地面发出鼓声，所谓“石钟地鼓”就是指这里。唐代李北海邕书写的“景福”二大字和《石室记》都镌刻在石上。还有璇玑台、水洞、副墨岩、抱珠井等胜景。唐宋以来，游人把姓名、年月刻在石间，数不胜数。越过沥湖，群岩环绕分布，像列布的星星，分别叫屏风、阆风、天柱、蟾蜍、仙掌、阿陂。六岩相距，有的半里一里，有的二里，都不超过十里。连同石室岩合起来就是七岩。沥湖环绕在下面，可以通航。春夏交替之时，湖水充盈上涨，即使蓬莱、瀛洲也无法超过这里。我在丁未年进入广东，就一直设想着来游览这里。再次来到端州，仍然只能纵目远望而不能游览。壬子年五月，我约同伴准备游览用具，第二天早晨就要出发，兴奋得整夜坐着等待。东方刚刚发白，却又因为某种原因中止了行程，心里实在不能平静。于是我命长子云锦邀请江濆野人，登上制府东楼远望。城墙垛口之外，奇峰森然耸立，像雕刻、像削成，又像假山、像绘画，苍郁高耸，错落嶙峋，矗立在水中央。与武夷山相比，觉得九曲溪乘木筏而行只嫌水面太小；与杭州西湖相比，又觉得土山臃肿，不如这里玲珑荡漾。确实，即使蓬莱、瀛洲也无法超过这里。中原山水有这样优胜景色的地方很少。云锦说：“听老兵说，沥湖水浅，到冬天常常干涸成陆地，这一点不能依靠。”江濆野人叹息说：“这在于人啊。疏浚淤泥，疏通水源，修筑堤坝，按时蓄水泄水；又在湖的两旁栽植花柳竹木，建造楼阁亭台来加以点缀。田地都能得到水的滋润，耕种和捕鱼的利益可以惠及贫困人家。还有哪一处中原名胜可以相比呢？”我说：“唉，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肯承担这件事？我们这些人连来游览一回、走一趟都不能承受这里的岩山，还谈什么呢？像我这样一向有山水癖好的人，也免不了有面对面却不能相逢的叹息。” 牧童、和尚和粗鄙顽劣之人，偏偏好像都与这些岩石结成了知己，实在无法理解。大概事情就是这样吧，这在于山川的福分和命运，而不是我和你所能改变的。云锦说：“今天在楼头远望一眼，已经足以为山川增添光彩了；凭这一眼，抵得上游览十日。”江濆野人说：“是的，请把它记下来。”记下来，才可以增添光彩；不记下来，以后又有谁知道呢？我笑着下楼，写成《望七星岩记》。《鹿洲初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十一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 论 《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征召鲁国两位儒生却没有来》论。世上的事情有各自按照自身道理运行的，君子不必拘泥于一个方面来互相要求。譬如各种乐声，赵人鼓瑟，秦人弹筝，因时因地而有所崇尚，都足以使一时的耳目感到愉快，彼此并不妨碍，也不必互相非难。我看叔孙通创制朝廷礼仪，而鲁国东方的两位儒生高然自守，置身尘俗之外，后世议论纷纷，始终不能决断。汉高帝残暴刻薄、轻慢儒生，不是能够振兴礼乐的君主；叔孙通阿谀时世、求取宠幸，也不是能够振兴礼乐的大臣。两位儒生拒绝应召，确实是对的。然而天下刚刚平定，君臣制度草创，诸将饮酒争功，甚至狂妄地呼喊、拔剑击柱；如果没有礼法加以约束，恐怕即使拥有天下也一天都安坐不住。叔孙通的功劳，也不能轻视。大概叔孙通所制定的是朝廷仪式，两位儒生所谈论的是礼乐。礼乐必须经过一百年以后才能兴盛，仪节则不妨根据能力斟酌安排来挽救世局；各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唉，礼乐的作用是很大的，叔孙通只是偷取了它的相似形式，尚且足以在一时收到功效。假使朝廷之上圣贤相遇，兴起先王的礼乐，那功效又应当会怎样呢！前代儒者有人责备叔孙通没有访求遗老、讲明三代制度，这对叔孙通的要求又太过分了。《汉朝任周昌为赵国相国，任赵尧为御史大夫》论。汉高帝既然没有果断地更换太子，又担忧赵王不能善终，于是采用赵尧的计策，为赵王设置一位尊贵而强有力的相国，让御史大夫周昌担任赵相，同时任命赵尧为御史大夫。唉！汉高帝实在太愚蠢了。赵尧提出这个计策，不是替赵王母子打算，而是替自己谋求御史大夫的职位。吕后残忍险毒，戚姬夺走了她的宠爱，又几乎危及太子的地位，她们之间早已势不两立，哪里是一位尊贵而强有力的国相能够压制的？况且国相即使尊贵强势，也还是臣子；赵王也是臣子，而吕后和太子则是君主。君主想杀臣子，谁能阻止呢？周昌尚且不能保全自己，又能怎样救赵王？汉高帝不能在事情开始时谨慎处理，妥善处理嫡子与庶子之间的关系；等到杀机已经形成，又没有保全他们的办法，只是忧心忡忡，作出儿女般的姿态，最终使赵王不得善终，造成把人做成猪的灾祸。天下后世都说汉高帝凭英武平定天下，却不能制服一个妇人，这是古今的大耻。至于赵尧贪图职位、羡慕俸禄，那就更不值得谈论了。

译《韩持国接受正义的批评》伊川说，韩持国接受正义的批评，是最难得的。有一天，他和人泛舟颍昌西湖，有人上书拜见韩持国，求他作知己，伊川很不高兴，说：“大资政身居高位，本来不求别人，竟让别人反过来求自己，这是什么道理？”范夷叟认为正叔过于拘执，说求取荐举文章是常事。伊川说：“不是这样，必定是因为曾经有不来求的人，他不给予推荐；来求的人，他才给予推荐，所以才导致人们这样做。”韩持国于是心悦诚服。由这件事看来，这就是宋朝之所以南渡的原因。三代以前，士人准备好学问等待聘用，很多人高傲自守，不肯轻易出仕。汉代还保留着古风，即使不像公孙弘那样，也要等到强行征召才出仕应对。这说明当时自己求见、谋求进身的人还少，而在上位者主持权衡，也还没有“不来求就不给”的观念。流传到唐宋，风气就这样遥远了吗？在道路旁的尘土中求见别人，在公众游览的地方接受众人的请托，廉耻之道丧失，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恻隐和羞恶。时局还值得谈论吗？颍昌西湖简直同于东郭墦间，因此公朝私室应接不暇，也就可以知道韩维、范纯礼竟到了这种地步，全国的习尚也可想而知。伊川的正论只能使持国服气一次，那么风气已经不可挽回，也由此可知了。从前被推荐的人在深夜乞求哀怜，如今被推荐的人在白天道路旁求见；徽宗、钦宗的祸乱在这里已经显露征兆，难道还要等到明眼人以后才看得出来吗？高宗南渡以后，国家还保留着奄奄一息的局面，是因为有像伊川这样的一两个坚持正论的人，才使它得以延续。唉！贤能的人才是国家的宝物；如果以爱护鹰犬奴仆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们尚且会逃离尘世以保持高尚，何况还要让他们卑躬屈节，开口求取一次荐举和提拔呢？这是不肖鄙夫才会做的事，难道能说贤者也会这样做吗？自己求媒求嫁，哪里会有贞洁的女子和君子呢？即使像周公吐哺、握发那样急于等待人才，也不应汲引那些卑污地求取推荐的人；这种道理不是可以和身居高位、只知享受肉食的人谈的。《贵州全省总论》臣考察贵州省，本来是西南边远荒僻之地，最后才纳入中国版图，古人一直把它看作蛮夷之地。然而鬼方在殷宗时已经归服，髳、微在牧野听从誓命，本来已经沾染了三代的声教。后来君王失去驾驭，那里又荒废成野蛮之地；庄蹻攻取土地，如同过客；至于夜郎知道汉朝强大，则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东汉末年，牂牁人尹珍认为自己生在荒远边裔，不懂文学，于是到汝南向许慎学习经书，回乡后教授弟子；傅寳、尹贡等人，也都有名声德行，被称为南州人士，而周公、孔子的道统也逐渐传播到了那里。后帝建兴年间，丞相诸葛亮南征，蛮族首领济火开山通道，聚集粮食来供应王师；战功完成后，朝廷表彰他为罗甸王。这是从山谷迁到高处，认识到汉家得天下正统的表现，比邺下、江东那些不明大义而扶助汉贼的人高明得多。山川的灵秀即将开启，可惜晋、宋、隋、唐以后，没有人起来振兴它；朝贡有时相通，制度有时变更，也不过把它看作蛮苗、罗鬼，偶尔羁縻而已。赵宋中叶，才开始称为贵州，但分属楚、蜀，政教没有声闻。元代稍有扩展，到了明永乐年间设置贵州布政司，才独立成为一省，但也没有设立学校、兴起教化。宣德年间，才开始命令它与云南合并参加乡试；嘉靖十四年，才开始开科取士，本省有人考中进士，进入中秘之地读书，孝子、义士、节妇、烈女也于是成群兴起，人文风气渐渐想要向上。然而当地多有蛮獠，居民稀少，梳着椎形发髻、身材矮小，有一半不通语言文字，盘踞在深山密林中，屡屡作乱。自建省以来直到明朝末年，蛮夷和土贼反叛的有三十三次；其中围困省城、攻陷府州县卫的有十四次；杀死巡抚、藩臬、道、府、州、县、总兵、防将、指挥、都司、守备等官员，前后有一百多人。小规模的叛乱随时扑灭，有的一年半年就平定；大规模的则要三五年或十几年。比如米鲁不过是一个蛮族妇女，却用了六年才平定；金石蛮、石承宠、卧龙蛮王阿伦，有的十年、有的六年才平定；铜苗、镇苗攻陷思州、石阡，十多年才平定；播州首领杨应龙抵抗王师六七年，集合合川、湖广、贵州的军队才平定；安邦彦的水西余党围困省城一年，集合湖广、贵州援兵才得以解围，然而没有多久六广、内庄全军覆没，巡抚、总兵的尸体遍布原野，猖獗达七八年，调集五省军队才得以平定，又过了五六年余党才全部消灭。这些事情全都是连年战争，创伤尚未恢复，鸣镝又已射来；两百年间从来没有得到生聚、休养和教化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它的人文物采与上国相比高下呢？明朝覆亡，流贼横行；丁亥、戊子年间，伪秦孙可望攻陷遵义，进入贵阳，屠杀贵阳城，又屠杀定番、安庄、安南、普定等城，数百里内人烟断绝。百姓刚刚聚集，王祥、皮熊又互相结怨攻打，再次围困贵阳。孙可望又从云南派遣党羽白文选袭击进入贵阳，李定国随后赶到，蹂躏抢掠，居民相继投奔夷人，反而把苗族山寨当作安身之处。可悲啊，这十多年间，百姓遭受的灾难达到极点。顺治十五年，我 世祖章皇帝命宗室大臣率军来到贵州，群盗像被风卷走一样，居民才重新见到天日。不久清军攻取云南，第二年剿灭冯天裕，又过一年继续出征。到康熙三年平定水西，版图于是扩展，流寇和叛夷依次被消灭。然而郎岱、黎平、乌撒、田心、定番、广顺、都匀等地的苗蛮，仍相继藏伏山林，屡屡使天子的兵器染血。叛藩吴三桂起兵反叛，攻陷贵阳；上天不容逆贼，使他死在衡州。他的孽孙世璠还占据贵阳，贵州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幸亏圣祖仁皇帝谋略神妙、威力神武，很快将其诛灭。康熙二十年以后，天下肃清，恩泽屡次降临，贵州省的百姓和夷民才知道太平的快乐。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百姓扛着农具、带着经书，嬉游而歌，其民众质朴鄙陋而有古风，士大夫也质直而懂得廉节。至于苗蛮妇女，间或也有贞洁刚烈的，难道不能说这是圣化流行、神妙感化，快得超过驿站传递命令吗？可是如今做官的人仍把贵州看作畏途，说那里山高地僻，土地贫瘠荒芜，百姓贫困鄙陋，没有值得观览的文献，又有异族难以驯服。其实，闭塞郁结能否开通，在人而不在土地；风气能否转移，在官而不在百姓。如果真心经营治理，实行以努力务农、重视根本为主的政策，那么贫瘠坚硬的土地也可以变成肥沃良田，荒地和荆棘都使之开垦；放宽赋税标准，考核懒惰和勤劳；开山引泉，在山涧峡谷筑堰兴修水利，使高原和广阔平地都可以灌溉耕种；种植树木、经营畜牧，竹木、瓜果以及牛羊鸡豚的利益，都可以用来交易和充饥。不到十年，百姓就会大富。用孝、悌、忠、信教育他们，使他们急于奉公守法；把军政寄寓在保甲制度中，联络乡村，守望相助；整顿营伍，勤加训练，使生苗和其他盗贼不敢侵犯，这样弱者就可以变强。振兴学校，多置书籍，阐明圣贤之道，以此引导百姓；采用苏湖、安定的规制，培养通晓经义和治理事务的人才，使鄙陋的文风日益振兴、日益提高。而苗蛮也会受到弦歌诵读的熏陶，逐渐成为有衣冠文物的人民；生苗也会树立这样的声誉，将成为有户口、纳贡赋的百姓。山川险阻，正足以壮大国家的藩篱，又何必嫌弃它偏僻鄙陋呢？吴越当初也都是蛮夷之地，到如今却能发展成那样；土地本来不能限制人，难道唯独贵州会受到限制吗？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做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共同努力。

译《贵阳府总论》臣考察：贵阳一府，是整个贵州的腹心重地，东西两面与平越、安顺相互依辅，南北没有唇齿相依的邻邦，粤西、巴蜀的防线可以乘隙冲击。自古以来，省城的防守从没有像这里这样单薄。境内蛮獠杂居，穿着草木衣服，说着鸟兽般的语言，使用毒箭标枪，高兴时像人，发怒时像野兽，七州县没有一处没有他们。百姓居住稀疏，户口田赋还不及中原一个中等县，然而这里是险要关塞，必然成为争夺之地。历代以来频繁劳师动众，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贵州对于云南是咽喉，贵阳对于贵州是腹心；没有贵州就没有云南，这就是贵阳重要的原因。贵阳本来是牂牁蛮夷的边地，汉武帝打通夜郎、设置郡县以后，蛮族叛乱接连不断，战乱蹂躏没有停止；到了明朝末年，又尤其严重。水西伪秦的屠杀最为残酷，幸亏我 圣朝洗净兵戈，救起残存百姓并安抚他们，使之休养生息，才有了今天。百姓哀叫着安居，虽然他们的子孙也不敢忘记皇帝的恩德，但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人口日益繁衍，人才日益兴盛；使百姓富裕并教化他们，难道不是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员的责任吗？治理苗人的方法没有别的奇巧之术：用恩惠安抚他们，使他们不忍作乱；严明法令，使他们不敢犯法。让他们在天地覆盖之下安居乐业，不发生抢劫、盗窃、杀人、掠夺，就足够了。礼义教化慢慢熏陶，暂且等待它逐渐见效。《潮州建置沿革总论》潮州处在岭东，是山海雄伟的郡，所属县有十一个，难道不是很多吗？之所以不得不设置这么多县，是因为要因地制宜，使各处像手臂和手指一样相互联结、脉络相通。正如人的皮肤、筋骨、血气，任何一处不周全，都不能成为安定的形势。各县以重要地方控制轻微之地，没有必要再改易。唯独惠州与潮州交界之间，我私下认为有必要讨论防备末端的问题。那里的山地广阔绵延，不亚于五指山，涧谷矿洞多得超过黎峒。从东北向南，普宁到海丰相距三百里；从东向西，潮阳到龙川穿山四五百里；从东南向西北，惠来到长乐穿山三百多里；从北向西南，程乡到永安穿山五六百里。处在这八县之间的深林密箐、广大高地、河川平原和大峡谷，是外人足迹不能到达、礼教信义、法令刑威不能达到的地方。奸邪盗贼比夜郎更严重，矿工盗匪横行如豺虎，暗中滋长，可能成为隐患。而揭阳所属的河婆，实际正扼守其咽喉；虽然处在万山之中，却四通八达，南面与海丰犬牙交错，土地开辟、百姓聚居，可以有所施设。应当割取两侧山场，并把海丰一两个都附益给它，建立一个县，再加重兵防守，作为八县山中的镇压关键。这样或许能使农民、畬户知道归向，奸邪盗贼和矿工也都化为良善，这件事似乎应当认真筹划一次。近来有人议论在海丰东海窖增设一个县，这是最好的策略，但只是因为海丰地广而提出，着眼于控制海滨，并没有替山中谋划。即使在东海窖增设新县，距离河婆还有二三百里，能够说周密吗？普宁一县，距离揭阳太近，向东到潮阳一百二十里；而出城十里的洞仙、陈洞两条道路，已经是潮阳的边界了。向西到揭阳棉湖寨，向南到潮阳大坝墟，都只有十五里。自古以来县治势力单薄，没有像这样左右肘腋都属于他人的；即使有龚遂、黄霸，难道能够越过边境治理吗？考察潮阳县志，称惠来千秋镇水流环绕、山势盘曲，适宜在这里改置普宁县；而普宁士民又认为潮阳的▯水、贵山二都像卧榻旁的祸患，请求割归普宁管辖。按照前一种说法，似乎是安于故土、不愿迁徙；按照后一种说法，则已经据实申报，请等待巡抚、布政使等上级斟酌是否适宜即可。《潮属城池总论》城郭、沟渠、护城池用来作为屏障防卫，并不一定要合乎规矩，重要的是扼守险要而且可以防守。管子已经说过：郡城扼守要地，如果把湖山置于城外，假如行动迅速的人先占据那里，这座城难道还能守得住吗？在上面修筑城墙、加固堡垒，也差不多才算懂得这个道理。东北面跨着金山，以江为护城河，险要没有比这里更大的。西南面平坦开阔，自古就是战场；负责修筑挖掘的人到了这里，怎么能不更加慎重呢？潮阳、澄海横临大江，人民繁盛，城郭规模还应当扩大。惠来是要地，护城濠沟浅而狭，地势也干燥，难道不能得到像揭阳那样深达百步、雄壮的护城池吗？普宁虽在腹地，却正处在交通要道，内外沟池应当赶紧疏浚加深；城池也太狭小，合并东安、昆安来增益它，也是可以的。程乡是北路要冲，斗大的一座城，与其地位很不相称。饶平、大埔镇都处在万山之中，是通往江西、福建的险要关塞。南澳、海门、黄冈、大城、达濠、靖海，都构成海上的锁钥；城池的坚固，难道有心治理的人不应当赶紧筹划吗？按时修缮，就能节省力量而费用不奢侈；预先防备，就能使根本牢固、国家安宁。各位君子掌管这片疆土，希望在此努力，努力啊！《兵事志总论》潮州自从建邦开辟土地以来，用兵的事情已有上百次。贼寇在山中的占十分之七，在海上的占十分之三，但海上的祸患更加猛烈。倭寇党羽入侵作乱，与明代相始终；嘉靖、万历年间，沿海百姓屡遭涂炭，简直好像海岛夷人把巢穴全都设在潮州，悲哀啊！明朝治理时期，其他海盗无法一一列举；许朝光、吴平、曾一本、刘香等，都是有名的大盗，而郑氏芝龙父子、祖孙一家相继在海上施虐，潮州境内遭受的惨毒，几乎无法言说。旧志亲眼见到、内心悲伤，大概正是在痛苦稍定之后更加痛恨痛苦，所以有“山魈容易扑灭，海寇难以平靖”的悲叹吧？然而从唐将军陈元光、宋少保岳飞、提举杨万里以来，都是为山贼而来，而明代伏藏山林的贼寇尤其严重。宪宗、孝宗两朝多次颁下赦免招抚的诏书，世宗以后盗贼四起；张琏一个贼寇祸害江、闽两地，直到倾尽三省军队才得以平定。区区几个小盗贼，就使邻省震动；山中的贼寇又哪里容易平定呢！圣朝的德行威势显赫，千百年来以及一百多年间凭险固守的贼寇，都被剪除肃清。九夷八蛮匍匐前来进贡，无论山魈还是海盗，都归入虚无之乡。平息安定之后，烽烟永远止息，究竟难还是容易，也就没有必要争辩了。虽然如此，军队可以一百年不用，却不能一天不备。山地和海疆都应当预先防备，与有没有贼寇无关。山魈海盗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在治兵之道上也就差不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译《人物志总论》以上所记载的潮州郡人物若干人，都是一乡一国的善士。即使有丰功伟业、卓绝天下，能够仰慕圣贤、努力扶持道统的人，仍然还有期待；至于敦厚节操、砥砺品行，足以成为树立人伦的榜样，以及文章、科名之士和默默修养、自爱自守的人，村村都有杰出者，人才济济，多得也数不胜数。这里只选择其中尤其显著的，登载在方志中，将要让后世百代据此传信；难道敢用虚浮的言辞过分赞美，使人叹息左丘明的浮夸吗？在菜园里寻找木材，哪怕只有合抱大小也还会珍重；到邓林取材，就必定要有千寻高大的树干，足以成为国家栋梁，然后才列入工师选择的材料。正因为潮州人才众多，所以我特别提高对他们的期望，已经精挑细选了，还要在精中求精。倘若我不忍割舍，全部加以收录，既会被旁观的明眼人讥笑，也恐怕潮州人士把乡党中的自爱自守当作最高标准，而不以圣贤的要求要求自身，那我的罪过又到哪里逃避呢？我只是据实直书，不加粉饰，哪里敢说一个褒字就足以使人荣耀，也希望可以免除被士绅家谱讥为夸饰的责难吧。《孝义志总论》潮州的孝子义士，多得数也数不清；我只能选取其中最为显著的记载下来。那些事迹在山村海角之间湮没不闻，百姓无法说出他们的姓名，我又怎么记载呢？我所记载的，是否都值得流传，也不得而知。但既然得到乡里的推许，就令人肃然起敬。像陈孟壮不欺骗天地日月，卢和冒死救助危难，尤其是古人所称的君子吧？由他们的耿介气节和忠贞之心对世道有所功益，也可以由此看出。圣人的教化流行，风俗盛美，并不是偶然的。平远里有个百姓叫林元卿，天性至孝。父亲下葬完毕，母亲以为他已经出外求学、跟随老师了。林元卿带着一顶箬笠来到父亲坟前，日夜悲号，露宿在外直到天亮。十多天后，乡人渐渐谈起这件事。母亲赶去看他，说：“孩子，回到这里吧，这里有老虎，太可怕了。”林元卿说：“我只知道有父亲在这里，害怕什么呢？”于是结草搭成庐屋住在那里，哀伤憔悴从未停止。每月初一、十五回家探望母亲，探望完毕又回到坟旁。雍正七年，县令刘延泰到草庐慰问他。第二年，乡里的士大夫怜悯他的孝行，为他计算居丧时间，已经三十六个月了。按照礼制，服丧期应当结束，大家便一起迎接他回家。路人纷纷啧啧称赞。林元卿当时才十八岁，年少还不便为他正式立传，姑且附录此事，等待后年采集风俗时，让人看到当日教化治理的盛隆。《隐逸志总论》孔子说：“国家有道，却贫穷卑贱，是可耻的。”世事沧桑变易，如果不侍奉两个姓氏，那么隐逸就值得称美。看出时局将要动乱，知道大厦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也想保持自身清白，这就是隐士的行为。至于处在政治清明强盛的朝代，却故意说高尚话、远离仕途，君子会认为他是在欺骗谁呢？他的才华和德行，果真足以为时世所依赖吗？难道山林泉石比百姓更重要，只给君主和父亲留下焦虑劳苦吗？这难道像秦人看待越地的肥瘠一样吗？文不能提出治理国家的谋略，武不能提出巩固疆土的策略，又从哪里得到高位来居处呢？不过是借隐逸作为托词罢了。虽然如此，朝廷之上，皋陶、后稷等贤臣分列其间；民间百姓安乐和谐，形成美好风气。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名字列在仕籍中如同脸上长了黑痣，那与有没有官职又有什么关系？暂且退隐远遁来保持高尚，君子也不会厌恶他。有的人在官府那里不得志，安守本分、保持拙朴，借山林的幽静来掩饰自己的简陋，并不是出于牢骚愤懑，那么也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因为他退避而称他为退避，用美名文饰它，称为隐逸，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流寓志总论》以上所载共有三十八人，潮州寄居的贤者，可以说很盛大了。濂溪、紫阳先后来到这里，正是吾道向南传播的日子。▯龄发出角声，此事近乎怪异；曲江在此盘桓，诚斋在此长啸吟咏；东坡是一代文人，留下诗篇刻在石上，这些都足以使后世百代闻风而兴起感慨。何况文山、陆相、邹、刘、林、陈、杜、萧诸位君子【邹防、刘子俊、林琦、陈龙复、杜浒、萧资、陈榘都跟随文天祥率军来到潮州，先后殉节】辗转奔波、流离播迁，却忠贞昭著于天地之间呢？面对这些人却不能兴起忠义之心，我岂敢把他看作人类吗！其他人有的以经世济民著称，有的以忠孝流传，有的以廉洁称誉，有的以诗文显名，功德盛盛，继承并光大前贤，对世道都有功劳。他们足迹所到之处，连草木都留下香气；应当把他们的姓名高高标举，以增加潮州十一县山川的厚重。这怎么可以让它们湮没呢！士人君子宁可做良臣；文天祥、陆秀夫诸公遭逢时运不幸，不是尧舜时代的臣民所能比拟的；但他们所希望的，不过是濂溪、紫阳那样罢了。我私下感叹，杨龟山从洛阳回到福建，于是开创了百代闽学的盛况，鸿儒接连出现，直可称冠于中原。濂溪、紫阳的造诣已经几乎达到圣人的境界，然而当日驾车来到潮州，却没有听说潮州的学者中有谁是周子门下的高弟。虽然郭叔云、郑南升曾在朱子门下受业，但他们的学说也没有流传于世。难道是惠照、大颠的异端学说逐渐浸染盘结在人心之中，不能突然改变吗？还是因为他们停留不久，教化恩泽不深，没有人继承他们，横经讲学，接续其后呢？《易经》说：“丽泽，兑；君子因此同朋友讲习。”孔子说：“学问得不到讲习，这是我的忧虑。”后人把讲学看作迂腐空疏，于是避讳讲学之名，浮沉于世，使后来的年轻人懵懂得像在梦中不能醒来，悲哀啊！这正是残害人家子弟。假如濂溪、紫阳在这里留下讲说一二年，那么道统南传的功业就不能专美于福建了。一时寄居此地的官员，便会成为整个潮州正学的祖师，或许也不辜负他们来此游历的用意。寻常游客不过借诗文自我显扬，若肯关心风俗教化，诱导人们行善，那就是当代的山海凤凰麒麟。希望到这里来的君子，不要把一次游历寄居白白虚度，都能对本地的风土民情有所补益。漳浦蔡梁村字世远，曾于辛丑年到潮州，寄居澄海，召集蔡氏宗族讲明正学，潮州士人把这看作空谷中的足音，跟随他游学的人很多。如今蔡氏官至少宗伯，现任官员没有立传的惯例，所以附在此书中，以记载我不曾忘记，等待后世执笔之人采录。

译《古迹志》总论 古迹因人而流传，本来就是这样。旧志把王莽的南海亭列为古迹之首，真奇怪啊！南海亭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根据记载，员水向东南流一千五百里进入南海，向东经过揭阳县，那么南海亭不在揭阳县，已经很清楚了。即使直到今天果真还存在，作为乱贼王莽宴游的地方，也应当毁坏它的屋舍、污损它的宫室，把它变成水洼，怎么忍心再把它宣扬为名胜呢？又如潮州僧人大颠的墓，唐代曾被挖出，舌根已经腐朽却没有完全化尽，于是又把它埋葬。宋代至道年间，乡人再次挖开查看，却已经没有了。这也被传作古迹，潮州人为什么这样喜欢编造怪异故事呢？假使舌头至今还在，也可以说是怪物；但从宋代起就已经没有了，还能说什么古迹？郊野山原之间，荒坟累累，难道骷髅都必须这样完全化掉，才夸作美谈吗？这将大大助长挖坟掘墓的风气，使已经寂灭的僧徒也不得安宁；坟墓被毁，究竟是谁造成的呢？真令人畏惧啊！潮州的名胜古迹，只有乡校有韩愈教化的遗泽，拙窝有濂溪遗留下的意旨，览胜亭有紫阳亲手书写的字迹，铁汉楼有元城刚劲的节操，都足以使后世百代闻风而奋发。至于太子楼、北殿山、千秋镇、和平墩、闻鸡亭，则是宋朝君臣流离播迁、颠沛奔波的遗迹，不能不使人感慨系念。如今舍弃乡校、闻鸡亭不加记载，却记载张南海、瘗舌墓的荒诞故事，这是轻视大儒而看重乱贼，又把帝王后裔的芳踪看得不如死僧的臭土，伤害败坏名教，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不能不加以辨正。其他古迹，不过是凑数罢了。游山时摩挲石头，题名留给后人，不因题字者是何人，而只因他担任过什么官职；中离铭钟竟然和佛教偈语相同，只因这里是好学之乡，先生还不忍删去它。既然如此，人难道可以不好学吗？乱贼王莽自比周公，妄自拟作《典》《谟》《训》《诰》，却连好学而尚未闻道的人也比不上，危险啊！唐代阳城说：“凡是求学的人，所学的是忠和孝。忠孝所在之处，即使一寸土地也有香气。”后人因此仰慕他，那个地方才被看作古迹。这样说来，古迹又岂是容易谈论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物产志》总论 世人都说岭南多珍奇异物，地方物产胜过中原，其实潮州并不是这样。潮州所有的，不过是盐、细葛布、海产、布帛、豆类和谷物，以及平常衣食器用的需要罢了。奸猾的百姓窥伺山中矿藏，偷偷挖取土砂；因为害怕引起祸端，历来严加禁止。银、铜、铅、锡之类，远远谈不上丰富。程茧、凤葛、潮▯、潮纱，起初何尝有什么特别精美之处，只是徒然背负着很大的名声。奔走远近来求取它们的人，好像天降地出一样；买卖它们的人把它们看得如大贝、南金；贩卖者的声价日益增高，品质却日益下降，这不是治理此地的官员所愿意听到的。其他通常物产，都有益于养活百姓；种植、养殖，可以使人致富成家。生产的人多，经营得又勤快，即使猗顿、陶朱那样的富业，也在于人自己取得。再加上主管地方的官员用心，替民间节省费用、爱护养育，那么人群熙熙攘攘，物产便会取用不尽。前辈说：“地方上产生一种奇异之物，反而会成为地方的祸害。奇技淫巧，不如不生产它更好。”确实如此。《潮州杂记》总论 杂记虽然只是地方志书的余绪，也不能专门追求探寻隐怪，以致伤害名教。交趾道士、仙花嶂叟的故事，虽然荒诞不经，却还没有达到败坏人心的程度。若旧志记载梅州异僧是定光佛的化身，庇护宋贶之事，就实在令人惊骇。宋贶是秦桧任用的人，依靠做鹰犬而取得高位。秦桧败亡后，宋贶被弹劾，安置在梅州；假如遇到聪明正直的神，应当痛心疾首，恐怕还来不及替天下诛杀他。哪里用得着老佛化身不远二三千里，预先指示他的前途，并答应在几十年前暗中帮助他呢？为什么不教他不要依附奸邪，同时把这种暗中帮助也省掉，使他成为奸贼而伏法呢？这才是天道和王法的常理，怎么可以因为修建庵堂、施行慈悲报应，最终反而庇护他，使他重新做显官、享有长寿呢？佛的悖谬，竟然到了这种极点吗？李纲被废弃，赵鼎被放逐，宗泽泪湿衣襟，岳飞被害，佛为什么不帮助、不庇护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忠良和奸邪的区别吗？凭什么见解而偏袒恶人？凭什么缘由而保佑贼人？使后世奸谄小人安心作恶、危害国家，倚仗有佛便无所顾忌，这对于世道和人心的关系，可不是小事。又记载巫师张法星用苇席做船，装载米谷，有一天被三山国王召来风吹翻。巫师发怒，和神争斗；听见妻子哭泣却不能回去，于是命人用铁钉嵌住棺材头，把棺材放在庙前。潭水上涨，棺材漂浮起来，撞坏了庙墙。三山神于是让他坐在左边的座位，乡人塑造他的像，与神合祀。不知道是谁喜欢怪异，编造了这篇《齐谐》式的故事？难道堂堂的地方官也深信不疑，把它写进书里吗？譬如民间装载米谷出海，主管地方的官员治理他，百姓不服，径直上堂和官员争斗；难道官员也会让他坐在左边，与他在同一堂上并列受尊吗？喜欢逞勇斗狠，就可以和神并列；这样一来，平民拿起武器、聚众相争相夺，还有什么奇怪的呢？这对于世道和人心的关系，也不是小事。至于那些不伤害名教的事情，即使是隐僻怪异、细小琐碎、可以用来谈笑的材料，哪怕像吴大理一类胆怯无能的人物，也都应一一列存，不必删削。至于刘元城的气节、钟元濬的自我表彰、庄淑礼、胡世和的勤勉办事、陈添桂舍弃自身以保全主人，这些人的忠诚正气震动天地，足以成为名教的屏障；乡厉誓文可以教化风俗，周妻雷震可以惩戒不孝，都应大书特书，有什么值得怀疑议论的呢？读这部书的人，不要只把它当作游戏之作看待。

译《留智庙纪闻论》【潮州旧志说：梁犹龙在庚戌年参加计偕赴京，住在德州路上的留智庙旅店，自称夜里梦见传呼玉帝的文书，召集四位星君引导前行，到了庙中，只见宫阙高大壮丽。四人进去停留，犹龙等待命令，过了一顿饭的时间才出来，说：“玉帝敬劳星君，您的真灵没有昏昧，一生正大光明，做了许多好事，确实没有辜负科举功名。”犹龙谦逊道谢，叩头行礼。四人互相看着，有的指着旁边说：“这里是星君的座次。”有的说：“星君暂且了结科名事业吧。”后来他考中南宫第十名，才悟到前身的事情，回来把这些事告诉兄弟。不久便去世了。后来他的外甥进京，梁应龙嘱托他详细访察。癸丑年秋天，外甥回来报告庙中之事。庙最初是前朝举行祭祀岱宗时，中使看见神光显现，请求建造一座身穿冠帔、仪制如帝后的神像，列在东岳碧霞元君旁边，作为散圣第一位，形貌须眉很像犹龙。海阳县志没有记载他的外甥入京往访，只说弟梦剑曾到庙中瞻拜，访问得知此庙始建于前朝祭祀岱宗时，中使看见神光显现，请求建东岳散圣等事；这些话与府志所载他外甥的话一字不差。但梦剑有题在墙上的诗说：“巍峨的庙宇处在夕阳之中，道路断绝，天人与人忽然在这里相通。十八年霜雪使姜被寒冷，七千里关塞使鹤魂空自飘荡。羡慕兄长在朝廷云霄间享受荣华，惭愧我遭逢家难，被鼠雀侵扰。君恩父恩都还没有报答，难道能够安坐在玉清宫吗？”题完之后，醒来觉得那神像的脸色红得像流汗。】以上所说。偶然的梦境，哪里值得凭信？何况这件事荒诞不经，就像女巫见鬼、佛教徒谈投胎转世一样，粗俗鄙陋而可笑，竟到了这种极点。神像即使是泥塑木雕，也不能脱离人的形貌来塑造形貌；耳目口鼻、须眉脸面偶然相像，哪里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它长得相像，就自称是神，怀疑是转世；梦见这件事的人更加相信它，这是常人的心理。先不谈转世之事本来就是虚幻无据的；假如说确实有转世，活着是正人，死后成为明神，神又转生为人，也不过是常理，有什么奇怪？人只在于自己立身行事如何，难道一定要以转世为神而感到荣耀吗？至于玉帝和星君所说的几句话，又十分丑陋而缺乏趣味；说这话的人不以为羞，听见的人反而把它当成神异之事，唉！由此就可以知道风俗败坏到什么程度了。古人把这种事大书于志书中，如今应当删去，恐怕那些糊涂的人仍旧不能觉察它的错误，反而把删去看作掩盖前人的美德。不过梁犹龙的弟弟梦剑诗中的“君父深恩俱未报，可能安坐玉清宫”两句，稍微接近正道，所以姑且保存，不删去。考察梁犹龙一生，从未有什么显著作为，刚考中进士，便写下“玉楼果系神灵降生，不应归去之速”的话；不让他在世间树立功名，又为什么要来世间呢？难道神的志愿，仅仅是考中一个进士就满足了吗？进士 朝廷的名位器用既然承受了，就应当报答这种名位 君主的恩德又怎么办呢？冒领窃取功名后就逃走了！父母养育、抚育、顾念的恩情，被弃置得像破鞋一样。不忠不孝的讥讽，我凭什么承担得起？这难道是神的解释吗？潮州风俗崇尚鬼神，竟把这件事喋喋不休地当作美谈，也正是主管风俗教化者所忧虑的啊！

译《平台纪略》总论 台湾治乱的局势，远远超出人的情理和谋划所能预料。它的地域有数千里，百姓将近数百万人。守土官员中，文官有道员、知府、县令，以及若干大小佐贰和杂职；武官有总兵、副将、防将、游击、守备，以及若干大小弁目。额定兵员七千多人，粮储、器械、铠甲、舟车都很充足。又正值国家全盛、疆域完整之时，朱一贵却以一个喂鸭的小民，突然发动叛乱，不到十天，整个府郡便陷落。这难道是人的智谋所能预料的吗？太平日子长久，文官安逸、武官嬉游，军队只有名额而没有实兵，百姓安居却没有教化，官吏忙忙碌碌地把地方当作谋利的场所，沉溺于赌博，通宵达旦。本来根基已经先行动摇，贼寇还没有到，众人的心已经离散；即使想不败，也做不到。然而鹿耳、鲲身一带早就被称为天然险要，郑氏占据其中，便延续了三代。国家谋划收复它，经过几十年，耗费钱粮几百上千万，后来才得以收回。如今不动声色，七天便恢复，首恶被擒，余党也伏诛。即使孙武、吴起复生，也不敢希望功业能这样迅速完成。这实在是由于圣祖仁皇帝的德福齐天，神威远播，将士拼死效命，海神也显灵相助，所以能够摧毁叛乱、廓清疆土，不费力便使边疆安定。皇帝的谕旨从远方颁下，白发老人和黄口儿童无不感激流泪。这大概是因为至仁至厚的恩泽深入浸润了人心。诸位大臣有的在帷幄中筹划，有的在疆场上出力，战胜敌人、取得成果，功劳关系到国家社稷；如果想借此鼓励将来，取得千秋百代任用人才的成效，就不能因为用日不多、时间很短而轻视他们的功劳。叛乱持续不久、祸患不深，所以平定它的人功劳不大，这是衰世的说法。赏罚分明，百姓就容易驱使；今天酬赏功臣，是为了成为后世的借鉴。知道这个道理的人，难道也懂得未雨绸缪的道理吗？台湾处在海外，是天然险要，比内地更不可缓图；而今天的台湾，比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加不可缓图。从前台湾只有府治周围一百多里，凤山、诸罗都是毒瘴恶地，任职这些县的人尚且不敢前往；如今南到郎娇，北到淡水、鸡笼以北，达到一千五百里，人民趋赴那里如同群鸟争飞。从前大山脚下，没人敢接近，认为野番嗜杀；如今人们成群进入深山，在番地杂耕，即使被杀也不畏惧，甚至傀儡内山、台湾山后蛤仔难、崇爻、卑南覔等社，也有汉人敢到那里和他们贸易。人口聚集日益繁多，地域逐渐拓展到更远，即使严加禁止也不能使他们停止。土地广大、人口稠密，谋划防备就不能不周密。如今府治有水陆兵五千多人，足以供调遣。凤山南路设置一营，面对四五百里山海深僻之区、民番杂居之地，以及下淡水、郎娇盗贼出没的地方，却只交给一个八百九十名兵员的营，确实已经困难。诸罗地方一千多里，淡水营的守备偏处天边；从八里岔以下还有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门、半线都是奸宄横行的地区，沿海各港口都应防汛戍守，近山一带又有野番出没。对这样八九百里险阻丛杂的边地，却交给北路一营八百九十名兵，聚集时兵力不足以到达远处，分散时又不足以树立威势，这是杞人整夜思虑而不能安睡的事情。台湾百姓喜欢做盗贼，并不是因为饥寒；刚刚庆祝平定，又谋划重新起事。去年平台大定之后，仍有几次散布流言、啸聚山谷、重新谋乱的人，屡次被扑灭，过了一年多才完全消灭；而王忠这个贼人一直藏匿深山，直到我 皇上即位，才得以将他捆绑擒获。这可见地方广大，搜捕并不周遍。平台虽然只用了七天，但要拔除全部根株，东边擒拿、西边剿灭，也经历了两年的艰难。要谋划善后策略，不增加兵力、设置官员，经营安排，是不可能的。依我的浅见，应当把诸罗县的辖地划为两部分，在半线以北另设一县，管辖六百里。虽然钱粮不多，但加上番饷，每年可征收白银九千多两。荒地一经开辟，贡赋日益增加，几年之间就会成为巍然的大县。在半线县治设置守备一营，兵五百人；在淡水八里岔设置巡检一员，补助半线县令管辖不到的地方。罗汉门向来是盗贼窝巢，应在内门设置千总一员，兵三百人；在下淡水新园设置守备一营，兵五百人。郎娇最为南方偏远，是逃盗窜伏的地区，也设置千总一员、兵三百人，驻扎在那里，使一千多里的地域彼此声息相通。还要选择真正用心办事的官员，为台湾百姓培植元气。盗寇祸乱、风灾、大军、大疫之后，百姓的憔悴已经到了极点。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只要不再刻薄剥削，二三年便可以恢复原状。只要加以教化引导、整顿治理，均平赋役，公正审理诉讼，设立义学，兴办教化，奖励孝悌和努力耕田的人才，实行保甲和民兵制度，听任开垦以充分利用土地，修建城池以资防守，这些也只是平常的设施罢了。如果能够以真心实行实际的政务，使自己感到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相同，那么一年之内民气就可以安定，二年之内疆界就可以稳固，三年之内礼让风气就可以兴起；生番转化为熟番，熟番转化为人民。这样台湾全境不久便能长久安定，我是不相信的…… 有人也许说，台湾处在海外，不适宜开辟土地、聚集百姓，这种说法也有它的道理。但如今百姓已经有数百万人，不能把他们全部驱赶回原籍，必须顺应形势，加以有利的引导和约束，使他们归于善良；这样，人口越多越好。自古以来疆域既然开拓，就只有日益扩展，没有日益收缩的；这是气运使然。即使想放弃不管，也一定会有人乘机夺取它。像澎湖、南澳，都是海外荒僻之地，明朝初年江夏侯周德兴曾把百姓迁走，使土地荒废，后来都成了盗贼的巢穴。福建、广东疲敝不堪，于是设置军队驻守，直到今天都成了重要镇所。台湾古代无人居住，到明朝中叶才为人所知；但岛上夷人和盗贼先后窃据，最终成为边患。等到设置郡县，便成为安乐之地。由此看来，可以知道有土地不能没有人；经营治理疆域，就成为户口、贡赋的地区；废弃空虚，就成为盗贼祸乱的场所。台湾山高土肥，最适宜开垦，凡是有利益的地方，都是人们必然趋赴的，不可能让它无人占据。

译《粤中风闻台湾事论》近日听到传闻，说台湾又有小规模的警乱：北路土番作乱，南路客子竖旗，约同抗拒官兵。这是件奇怪的事。南北两路相距遥远，百姓和番人的性情又彼此不相联属，为什么北路土番不守法，南路客子便肯竖旗遥相响应？或者事情的起因不在土番，而在北路客子，所以南路竖旗，似乎是因为北路官兵讨伐叛逆之前没有先行安抚，致使无罪之人因讹传而惊惶迷惑。台湾土番有生番、熟番两种。深居内山、没有接受教化的叫生番，都用鹿皮遮体，耕山地、吃芋头，弓箭、镖枪是他们所长；但他们只能穿行密林、暗中射杀人，不敢公然出来到平地与官兵交战，而且本性畏惧炮火，炮声一响，便抱头远逃，这种生番不足为虑。杂居平地、守法服役的叫熟番，彼此安然耕作，与百姓没有不同，只是留长发或剪发、穿耳、刺嘴以及服饰等方面有所区别。虽然箭镖便利，但各社语言不通，出了本社门户之外，彼此就像秦国和越国一样，若没有汉人指挥、胁迫，他们也会离散而不能联合。但只要除掉坏人，振作军威，番人的危害自然会停止；熟番也不足为虑。广东潮州、惠州的百姓，在台湾种田、做雇工，称为客子；他们居住的村庄叫客庄，人数不少于几十万，都是没有妻子儿女的外来人。偶尔听说他们强悍，但他们的志向在于努力耕作、谋求生计，不敢稍微萌生异心。往年渡海禁令稍稍宽松，他们都在年末卖掉谷物，回广东置办产业、供养家人；初春又返回台湾，年年如此。辛丑年朱一贵作乱，南路客子团结乡勇，奉 大清皇帝万岁”的牌子，和贼人拒战，皇帝还赐给义民银两，按功劳加授职衔。墨迹还没有干，难道他们肯自己成为叛乱者吗？我认为北路起衅，必定是一个或两个无知的客子作奸犯科、抗拒捕捉，自料难逃法网，便欺骗诱使土番混杂骚扰，又制造“全部剿灭客子”的谣言，传播煽动，使在台湾的客子害怕死亡、惊惶混乱，群起响应，所以南路才有无知之人竖旗、谋乱的举动。如今只应当开诚布公，安慰劝谕无辜的客民，让他们各自安居从业；只诛杀罪魁和附和者，以警戒将来，其余的人一概免于株连，不必自行疑惧。我私下估计，台湾平定以来刚刚经过十年，创伤才开始恢复，既不是作乱的时候，何况如今 国威正盛，武备正强 皇上的深厚仁德恩泽深入人心，远至海岛荒远之地也感激爱戴；即使最愚昧不肖的人，也没有忍心跟随叛乱的道理。不过是二三个坏人吃饱了饭却福薄命浅，自己寻找死路罢了；这些人只等着被斩首，悬尸藁街，其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如今台湾的文武各官出兵剿捕，只要稍微给予他们临机处置的权力，不要拘泥于文书义理、过分牵制，他们十天以内自然可以很快平定；依法诛杀，便一劳永逸，不值得烦扰。这正是当政者应当从长远考虑的事情。只是海外险要之地，五方杂处，狼子野心之人和善恶贤愚混杂其中，似乎不能没有善后之策。防患应当如曲突徙薪，未雨绸缪，这难道不是太平盛世也不能废弃的事情吗？如果有留心经营治理、愿意当面听取意见的人，请整理衣冠、端正容色，我将为此谈笑着向他说明。《粤夷论》让外国夷人居住在广东，并不是好办法。自明朝嘉靖年间割让澳门给红夷以来，种类不一的外国人源源不断来到这里，修筑城楼，设置炮台，像蜂房、刺猬一样聚集繁衍，使子孙不断增多，竟然占有了这片土地。广州香山县郊外关口以外，于是成了鬼国异域之地。红毛是西方海岛番人的总称，其中有荷兰、佛兰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国、圭黎、干丝蜡等国，都凶狠狡猾异常，到处窥探，图谋侵占他国。像噶啰吧、本巫来由等地方，因为同红夷贸易，便被红夷占据，成为他们进行海上贸易的地方。吕宋也是巫来由的分支，因为当地人信奉天主教，便被西洋人占领，成为贸易之所。如今天主教在中国盛行，湖广、河南、江西、福建、广西，到处都有。雍正元年，浙闽总督满保认为西洋人传教惑众，是地方的大害，请求把各省天主堂改作书院、义学，各省西洋人都送到澳门，等有方便的船只遣送回国。广东督抚为了讨好取恩，上奏请求：西洋人中年老、患病而不愿回国的，听任他们居住在省城的天主堂，但不许招引本地男女传教诵经，违者治罪并驱逐回国。法令明明白白，才过了多少日子？如今省城天主堂已有八处，招集了一万多人；又有女天主堂八处，招集了二千多人。这样羞辱中国、伤害风俗教化，凡是还有人心的，无不咬牙切齿。这难道还要等到他们传教以后才诛除吗？行程万里来经商，本来是为了求财，却无缘无故轻易花费数百、数千万两银钱，收买人心使其归附，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今天一万人，明天一万人，如果不把全省的人都买遍就不停，难道还可以塞住耳朵、闭上眼睛，假装不知道而不追问吗？古人说过，要防微杜渐；细流不断，终将汇成江河，何况如今狂澜四处泛滥、人心动荡呢？在省城和各府县的传教徒已经人数众多，在澳门又占据天然险要，内外相互交通，枪炮非同寻常；如果发生从前吕宋、噶啰吧那样的阴谋，不知道将怎样应对？如今 圣上的德行正盛，威灵远及荒远之地，他们万万不可能再有痴妄的想法；然而防患于未然，也仍是有心之人应当认真筹划的事情。《鹿洲初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十二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 说 《福建全省总图说》天下东南各省都临海，地势雄伟，以福建为最。它向上支撑江浙，向下控制百粤，西面占据万山，东面扼制各番，本来就是中原的一大屏障。从浙江进入福建，以仙霞关为要道；由浦城乘船顺流到建宁，经过延平抵达福州水口，都是高山狭流，乱石布满水面，急滩险绝，撑船人一旦失手，铁船也会撞碎。从浙东海岸的温州进入福建，经福宁州、宁德、罗源、连江到省城，都是羊肠鸟道，盘旋曲折、陡峭险峻，每天行走在云雾中的高岭上，登天入渊，上下回环，古人所说的蜀道艰难，也没有超过这里的。从江西进入福建，有一条路由河口越过崇安，经过武夷山下，在建阳乘船，汇合于建宁；一条由五虎、杉关越过光泽，下到邵武，经过顺昌，会合于延平；一条由瑞金越过汀州，顺清流而下到九龙滩，像从高屋上倒水一样，船从山巅跌入幽谷，奇险冠绝天下。若要避开九龙滩，就走将乐，与建溪、邵武一带的两条溪流情况相似，最终都汇合于延平。由汀州走陆路到漳州，必经上杭、永定，山岭高、道路险，和福宁道上的情况相仿。也可以由漳州经同安、泉州、兴化抵达省城。从广东进入福建，由分水关经过诏安、漳浦，从漳州、兴化一路直达省城；虽然河道不通船，又有坡岭不利于车轮，但福建地势平坦，这只是千里道路罢了。广东还有一条小路，由三河、大埔越过石上进入上杭，水浅船小，满载不过三四个人，行船时必须弯腰，脚也受到拘束，行路的人以此为苦。但经过连城越过小淘，顺流下到延平，便可直达省城，做官的和商旅大多从这里走。从海上进入福建，上起烽火门，下至南澳，中间的闽安、海坛、金门、厦门、铜山，没有一处不能进入。全福建九郡一州，以福州为省城；兴化、泉州、漳州在南面，是下四府；福宁州在东北，都濒临海边；汀州在西面，延平、建宁、邵武在北面，是上四府，都处于深山之中。台湾一府，又在大海中相距千里，是全省东南的屏障。山则高峰万叠，俯视泰山如同小土丘；溪流都有自己的源泉，不肯接受邻省一滴水，而汀州的余流尚且分流滋润潮州、广东。因此当地人的性格也刚正倔强，喜欢做大事、喜好功名，大概是山川之气造成的。大海浩瀚万里无边，江浙、登莱、关东、天津看起来如同门庭，琉球、吕宋、苏禄、噶啰吧、暹罗、安南等番国如同儿孙环绕膝下，气势雄壮，非其他省份可比。所能相比的是，福建山多田少，农田园圃不足以供给需要，这是造物主留下的难以平衡的缺憾。所幸船只可以航行到远方，许多人从事商业；近来南洋禁令开放，海外各岛也稍稍能够资助内地。假如台湾年年丰收，那么泉州、漳州百姓的粮食也可以无忧。台湾这一府，不仅是海疆的藩篱，也是边地百姓的粮仓；经营治理、使它安定，使百姓和番人长久享有安乐利益，那么九州各郡都能共同享受它的福泽。沿海要地防守周密，提督、总兵、协镇、营兵重重布置；只要人人都真心为国，也不必再作其他区划。《贵州全省总图说》贵州这个地方，处在天下西南，占据荆楚上游，是整个云南的门户；道路像羊肠一样狭窄，东西延伸一千多里。南北长度还不到东西的三分之一，地图形状像蜂体而又狭小，腰部正当中原方向，不过是一个大郡罢了。贵阳是全省治所，平越一带是黔中腹地、往来的咽喉。安顺占据半壁，锁住滇南；都匀处于一隅，连接广西西部。思南、石阡、威宁同巴蜀犬牙交错，黎平、镇远、思州、铜仁接连荆楚。沅靖之间，大概是四省的屏障，百蛮所控制的险要。密林悬崖、偏僻土地，屹然与十五国分封之地并峙，多么壮观啊！考察它的地势，铜岩、妨溪阻挡东面，赤虺、蟒山盘踞西面，盘江、关岭控制南面，向西远望，乌江成为北面的界限。车不能行、马必须束足，脚踝破碎、马蹄穿裂，蜀道之难也没有超过这里的。只是山都高冈重叠，好像万人站立，却没有那种挺拔超群、类似五岳四镇气象的山；水都从悬崖洞穴间流过，横行曲折如龙蛇，狭窄处只能容一只独木舟，深处有时达到十几丈。这里山川的奇险有余，而正大宽舒的气象不足。这是造物所限，也实在没有办法。听说前人曾建议，想把湖南、川东的地方增入贵州版图；这样对楚、蜀来说并没有减少多少，对贵州来说却可以使疆域扩展壮大。若真如此，东面划入靖州、沅州，北面划入遵义，南面划入泗城，这是削彼之多、补此之少，是有心治理天下的人最好的规划。只是靖州、沅州离长沙虽远，离贵阳也不很近，仍处在可有可无之间；至于遵义、泗城，应当打通并加以调整，则有确实不可改变的理由。遵义距成都二千多里，距贵阳只有一百多里；泗城距桂林一千多里，距贵阳只有二百里。长鞭没有打到马腹的能力，卧榻旁却容不得他人杂处；双方的事权都不便利。那不如截长补短，使各地都便于抚治和防御，更为合适。可是这只是从贵州本身来说；如果把贵州放在中原全局中讨论，远近长短不过像手臂手指，大小总在同一疆域之内。如今天下安宁，百姓和苗人都安居，没有盗贼伏藏、登城作乱的忧虑；翻阅地图思考保境安民，应该把心思放在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上。《贵阳府图说》

译贵阳府建在贵山以南，所以名为贵阳。贵山在城北二里，是蜀道经过的地方，俗称贵人峰。府城四周都是山，参差高峻，没有一座端正雄厚、足以在近处镇守的山。向东二里是铜鼓山，常有声响；相传诸葛武侯平定蛮人时把铜鼓藏在岩中，这件事不敢相信。向西一里多是狮子山，明代傅友德曾在这里屯兵，点将台旧址还在。向南二里是高连山，和城东六十里的石门山都高耸挺拔，自古著名；唐代《地理志》所说牂牁的高连、石门二山，就是这里。其他高冈险岭，难以一一计数；密林悬崖，处处都是险隘，所谓“一人荷戈，万人趦趄”，确实不是虚话。最大的河流，最著名的是乌江，其次是清水江。乌江发源于水西，流经大定、黔西，进入修文县，绕过府城北面二百里，水势湍急凶猛；河岸有乌江关，西部疆境依靠它作为险固。清水江在郡城东北一百二十里，水清而深，两岸峭壁直立，道路崎岖难行；乖西、巴乡各部凭借险要成为阻碍。明景泰年间，南和侯方瑛把它开辟为平坦道路，苗獠因此失去气势。牂牁江从汉代起就很有名，发源于府城南四十里，流经定番州，进入广西泗城境内。府城北面有一条水从夷箐远道而来，流入城中，叫贯城河，下游流入南明河。南明河发源于定番，流经郡城之下，富河、济番等小水都汇入其中，向北与乌江汇合后流入四川。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有陆广河，处在水西驿道上；明朝末年安邦彦窃据此地，总督朱燮元驻军破贼的地方就在这里。府属州县中，贵筑县是附郭县；龙里、贵定在东面，修文在北面，定番州雄踞南面，元人所说的八番，历历可指。西南是广顺州，东北是开州；唯独府城西面只三十里便属于别的境地，未免稍显狭窄。然而截长补短，方圆三百里，有四县三州，像星辰棋子一样分布，巍然成为十一府的领袖，也足以称为雄藩。看到这里的山川，想到我这里的百姓和苗人，对负责经营治理的人深怀期望。《漳州府图说》漳州在福建地界的最南端，背靠山、面临海，处在福建、广东的要冲，控制连接番禺，是岭南地区的咽喉。唐总章年间，玉铃卫将军陈元光平定崖山盗寇和各部蛮人，在漳水以北开屯，奏请设置州，漳州之名从此开始。开元四年，陈元光的儿子陈珦因为当地瘴疠很多，把州治迁到李澳川，就是今天的漳浦县治。德宗年间迁到龙溪，这才成为今天的漳州府。南界潮州，北接延平，东西绵延八百里；西面与汀州相距，东面连接泉州，入海也有五百多里，在海上的范围还要加倍。所属县邑有十个，附郭的是龙溪县；正南一百里、有屏障梁山、九十九峰环绕鹿溪、溪流九十九曲的是漳浦县；东南五十里、扼守溪流入海咽喉的是海澄县；西面四十里、处在郡城右侧的是南靖县；东北三十七里、作为郡城左辅的是长泰县；再向西三百一十里是龙岩县，西北三百二十里是漳平县，西南二百零五里是平和县，最北四百里、处在龙岩和平和之间的是宁洋县。四县都在万山之中；最南二百五十里是诏安县，边界已经连接百粤。境内的山有九龙、天宝、梁山、灶山、太武、大帽、欧寮、良冈、天宫、天柱、九仙、碧灵、大峰、九牙、九侯、金凤等，无法全部列举。漳州境内流入大海的河流有十一条。附属于郡城的河流称为西溪、北溪。西溪由平和、南靖两地的水流汇合而成，蜿蜒环绕郡治，从镇门流出后称为福河，与北溪相抗。北溪发源于延汀交界，汇合宁洋、龙岩、漳平的水流，流经华峰，注入漫潭；又汇合长泰南部流出的桞营江，与西溪汇合成为三义河，于是向东流为锦江。江中有许茂、乌礁两个洲，分隔其间；两洲之间的支流分为三港。两洲分别叫许茂、乌礁。许茂、乌礁夹着的叫中港；乌礁以南、石码与海澄夹着的叫南港；许茂以北、玉洲夹着的叫北港。北港经过白石、青礁、石美，向东与中港、南港汇合，又纳入南溪、浮宫的水流，流入大海。南溪在郡城南四十里，汇合漳浦岩前溪、南靖马坪的水流，从横口流过龙井，到浮宫入海。这是三条溪流汇合而成的河流，出海口都在厦门。漳浦的鹿溪汇合平和五寨、南靖龙岭崎溪的水流，绕过县城向东，经过旧镇入海，出海口在陆鳌。自西林流出的叫西林溪，汇合平和河上的水流，向南经过云霄镇，纳入梁山以南各处的水流而入海，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漳江，出海口在铜山。浦邑东部有一条江，叫鸿儒江，汇纳台山、佛潭桥的水流，从井尾白石流出入海，出海口在镇海。平和的水流中，从西边流出的叫河头溪，向南汇合芦溪，从赤石岩流出三河港，经潮州入海；从南边流出的叫徐坑溪，双溪在大溪汇合，经过诏安成为东溪入海。诏安的走马溪从五都流出，由铜山大京门入海。大陂溪绕过梅洲，经过渐山，由悬钟北港门入海。港头溪经过平寨，到象头入海。海中的岛屿，能够列名的有四十多个。海澄境内有浯屿、丹霞、荆、梁、嵩、长、圭等岛；漳浦境内有竹防、鱼肠、石城、将军、大桑小桑、大潵小潵、鸿儒、连集、东镇南镇、横、菜、双洲门、乌石、平山、大甘山、小甘山、东门防、铁钉防、鸡心、五防等岛；诏安境内有虎仔、南村、犬眠、崎、内外防、七洲防等岛。七洲就是蛤洲、猎洲、敏洲、红洲、卧岗洲、陈洲、蛇洲。

译此外还有黄芒山、青屿、蜡防、洋防，都属于诏安辖区的南澳。那些耸立在大海之间、成为东南巨大屏障的地方，自厦门以下，有镇海、陆鳌、古雷、铜山、悬钟，一直到南澳，周围环列，藩篱于是牢固。总的说来，漳州的土地大山大海相间，疆域雄伟壮阔；士人崇尚气节，女子看重贞烈，受到礼教、信义的熏陶，是天下南部第一名州。如果驾驭治理失当，就会出现盗匪挺身登山、蜂拥入海，强悍好胜，难以安抚聚集的局面。如今正是使他们富裕并施以教化的时候。全州十县合计，陆地中山地占十分之七，田园、城郭、房舍占十分之三。人口多而土地狭窄，即使丰年仍苦于粮食不足，所以常常仰赖吴越、惠州、潮州、台湾的米粮，靠海运来解决困难。要安抚抚摩、慰劳教养他们，实在很不容易。漳平、龙岩之间深山密林，数百里少有人迹，奸民往往在其中聚集作乱。近来陈首魁、陈五显先后招纳亡命之徒，都在这一带；若没有重兵镇守，盗乱根源很难永久断绝。你们平和、南靖也有许多深山，百姓剽悍好斗，稍有怨隙便操戈聚众，把敢于杀人当作荣耀；又常常穿墙入室、抢夺财物，奸邪成风。那里距离县城很远，官吏也难以治理。此前有人提议在山中设置捕盗同知，兼管并整治几个县，确实很恰当。只是这个建议还没有实行，民俗难以突然改变。漳浦的盗贼多出自南靖的车田；平和三角径的车田，距离南靖县城最远，往返要四天，又不服从南靖治理；它距离漳浦县城不过十五里，却因为不在漳浦疆域之内，漳浦也无法治理。因此一方百姓家家屠宰牛畜，户户抗拒官租，专门从事盗贼活动，祸害流布远近。以前南靖县令刘君宗业提议把车田十五保划归漳浦，以清除盗贼的根源。漳浦县令厌恶那里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又不免害怕因盗案而被参劾处罚，拘泥于苟且安便的见解，坚决不肯接受，因而坐失良机。如今不幸刘君去世，车田恐怕终究没有安宁之日。三角径距离平和，往返也要四天，距离漳浦县城仅三十里；近处因为不属其管辖而无所顾忌，远处又鞭长莫及，于是杀人越货，凶暴而不怕死。这并不全是他们天性和习俗如此，也有法令失当的缘故。如果真有留心百姓疾苦的君子，把远处划归附近管辖，不过几年，盗贼根源就能永远清除，三个县都能从中受益。诏安乌山九侯山以东有檺林山，地域广远，深险高耸，山势盘曲雄厚，有许多石屋可以作为巢穴，俗称十八洞，明朝末年曾多次成为祸患。如今奸邪之徒逃居其中，使那里成为逃亡者的聚集地，实在是南诏的要害；设置守备加以弹压，也不可缺少。这就是全漳州山川形势的大概。一个州的土地，以龙溪为头部，长泰、南靖、漳平是它的肩背，漳浦、海澄是它的腹心肺腑，平和、诏安、龙岩、宁洋是它的四肢手足。如今海面平静、天下太平，没有盗匪潜伏、乘城作乱的忧患，就像人安坐家中，没有大病发作，四肢活动便利；只要按时饮食，不使他饥渴，按时穿衣，不使他受寒受暑，按时沐浴，不让他污秽不洁，那么不久自然会日渐强健，哪里还需要依赖人参、茯苓和药石呢？全身都长满了肉，没有地方能插入锥刀，这就是对调养者的期望。《琼州府图说》。琼郡四周全是大海，耸立在万里汪洋之中，是整个粤西南的屏障。内有万座高峻的山岭，黎母五指山挺立着，仿佛天柱；外有十三个州县星罗棋布，疆域广阔一千多里。上面拱卫神京，下面俯视各个夷国；占城、真腊、交趾，简直都可以用脚踢到。地势的雄伟，中原也没有可相比的。郡城北十里是海口，渡海六十里到徐闻，距离广东省城一千七百里。附郭县叫琼山，处在海外全岛的最北端；崖州处在全岛最南端，东边是万州，西边是儋州，实际上分据四方。由琼山东行八十里到定安，一百六十里到文昌，二百九十里到会同，三百五十里到乐会，四百七十里到万州，五百八十里到陵水，一千一百一十里到崖州。这是琼岛东方的各州县，只有定安处在腹地，其余都滨临海边。由琼山向西行六十里到澄迈，二百三十里到临高，三百七十里到儋州，六百五十里到昌化，九百里到感恩，一千一百里到崖州。这是琼岛西方的各州县，都是沿海向西再向南分布的。这里的海道四周相通。向东行，经清澜头、调懒、博敖、莲塘、李村等港口，五天可以到达崖州临川港；向西行，经东水、博铺、洋浦、乌泥、抱罗等港口，六天可以到达崖州保平港。这些地方都有港汊可以停泊。总的说来，十三个州县中汉人与黎人杂居，山洞、巢穴、船屋到处都有。住在靠近内地地方的是熟黎，承担赋税劳役，极其忠顺；住在深山里的是生黎，更深处的是生岐，他们都不服从王化，过去常常出来成为百姓的祸患。五指山称为黎母山，那里几乎如同蛮獠之地，私家汉人不能过问。一隅之地竟然像把秦、越分隔开一样，这不合国家体制。《琼莞古志》说：从琼郡经过定安、南闾进入光螺峝，四天可到崖州；从白石村经过风门岭，三天可到万州。又从郡城经澄迈，经过黎中，两天到儋州；从儋州向东越过黎峝，两天半到万州。由此看来，琼州与崖州相距并不远，只是被黎岐阻隔，必须绕行一周，所以才显得相距千里。应当开通黎地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过去五指大山人迹罕至，不知道其中黎峝的情形；如今因采办木材，官吏深入幽深之处，往来已经没有阻碍。圣人的教化广泛流布，闭塞郁结的地方将要开通，难道还能把那里看作鬼窟吗？吴会期说：从府城到沙湾三百里，从崖州到罗活三百里，都是平坦道路，其中尚未开通的地方不过二百里。天下之大，难道没有一寸土地不是王土吗？哪里有十三个州县中穿戴衣冠、具有文物制度的王民，反而要成为蛮鬼的藩篱，只居住在边陲一线，而把中间空着让给黎岐，独独成为皇恩声教不到的地方？如果腹心之地不能治理，即使四肢暂时安定，想要保证百年不生病，也是绝不可能的。考察古代志书，黎獠反叛或归服一向不稳定，所以前人纷纷提出建议，想开通中间的十字大路，并非没有道理。

译这条道路一旦开通，四通八达，黎岐便没有险要可以凭据。即使他们稍有蠢动，卧榻左右都是可以捕盗立功的人，他们自然不能不暗中消除那种桀骜不驯、挺身逃窜的气势。像弹丸、黑子这样的小地方，所关系的事情却正大得很。明代韩俊请求设置州县和屯所，把外地军民分拨到中间杂居，引导开通五指山的十字道路，使四方往来都能畅通，并制定甲约加以约束。杨理请求等到五十个月禾稼成熟的时候，用军队占据他们的收成，妨碍他们耕种，胁迫他们开路。吴会期也请求用兵威削平阻碍，开通十字大路，修建城池和屯所。海瑞请求设置治理黎人的专官，招募百姓、安置军队，建立里学，创设县所。这些建议不能说不好，只是贸然用兵并不恰当。建县设学、分兵防守，必须等经营规划完成以后，也不能仓促实现。应当用恩惠安抚他们，用道理使他们安定，以黎人招抚黎人，使生黎逐渐成为熟黎，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他们，不必让他们知道，一两年内这件事便可成功。只有有经世才干的君子，能够不动声色地办成此事，开拓万古以来未曾开拓的疆土，与周宣王舞干格苗同享美好功业；这不是那些目光短浅、急于求成的人所能理解的。《潮州府总图说》。潮州作为一郡，处在福建、广东交通的要冲，上面控制漳州、汀州，下面面临百粤，右边连接循州、赣州，左边俯瞰大海，东西南北广阔四五百里，确实是岭东第一雄藩。附郭县叫海阳，是十一县的首领。潮阳在海阳南面，澄海在东南，惠来在西南，都是滨海县；揭阳、普宁是西南内地；大埔在郡城北面；程乡、镇平、平远在西北；饶平在东北。这五县都处在万山之中，但饶平的疆域大半也是滨海地带。靠近海边的各县多是平原沃野，适合种植庄稼和蔬菜，再辅以渔业、盐业，谋生较为容易。进入山中的各县人口稠密而土地狭窄，高冈大阜之间，种植稻、黍、薯、芋，如同悬崖上的瀑布，仍然苦于供给不足，只好到四方受雇劳作，也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从福建进入广东，以分水关为要害；从赣州进入潮州，以平远、八尺为要害，都是平坦宽阔的大道，是军队和战马经过的地方。从汀州进入潮州，以大埔、石上为要害，溪流险急、滩高水浅，船行常被石头阻挡，是商贩往来的道路。如果像邓艾进入蜀地那样，那么这条路已经算是康庄大道；上杭也有山径可以通到程乡、武平，分水凹可以通到平远，不能因为道路曲折狭窄就忽略它们。从惠州、长乐来，以畲坑为门户。从海丰来，以葵潭为门户；从海丰甲子所来，龙江、览表自然成为天险；从海上来，南澳、澄海、达濠、海门、神泉是锁钥。内地的溪流水道，以三河为要害。三河一旦被堵截，程乡、大埔、平远、镇平与郡城之间便无法互通，只有从▯隍出畲坑这一条山路可以作为捷径。途中有通判府处在群山之中，最为要害，纵横距离各县县治都达数百里，守备空虚；倘若有歹徒潜伏山林，就是心腹之患。揭阳县最西面有河婆，大山深僻，是历来盗贼的巢穴，也是矿工出没的地方，却没有人知道它的要害。治理这里，就能使惠州、潮州成为乐土；放任不管，实际上会成为两郡暗藏的忧患，难道不应该在这里未雨绸缪吗？天下太平，四郊如同锦绣，百姓穿着蓑衣在田间劳作，弦歌诵读之声彼此相闻，使百姓富裕并施以教化，本来就是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员的责任。《海阳县图说》。郡城北二十里有海阳山，县治因此得名。海阳是附郭的首县，跨过金山，延伸进入我的城内。韩山耸立在东面，以大江为壕沟，扼守广济湖；山在西面耸立，形如虎伏，修筑高墙高垒，作为西南方向的环卫，地势十分雄伟。由韩山东行五十里，经过白石岭，就是饶平分界，也是进入福建的要道。向西南三十里有万里桥，连接揭阳边界；从这里陆路行七百里到惠州，顺流而下三百六十里到省城，这就是所谓的南路。向北一百二十里是大埔边界，三河之水从那里发源。西北二百二十里与程乡犬牙交错。郡城北面的水路从城下恶溪开始，这里是韩文公驱鳄的地方；逆三河而上，从程乡越过岐岭，经过惠州到省城，共一千五百多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北路吧？城南六十里是庵埠，靠近海边，炊烟相接、住户万家，是商人和百货汇集的地方。过了这里就是澄海边界，东南三十里便与澄海、饶平的土地相接。总的说来，一个县的形势是后面依靠山陵，前面面对水泽；南部多平整肥沃的田地，一望无际，村落整齐，桑麻茂盛。北部多高冈重叠的山岭，山涧谷地适合开垦种植，靠砍柴割草补助生计；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所值得称许的，只是他们向往道义。然而山深地僻，没有比丰政一都更为重要的地方了，潘田、仲坑、伯公隘都是要害。明朝末年，聚众作乱的人很多，于是把通判移驻这里镇抚，设为通判府。这里山关险要，田土肥沃，土地开辟，人口稠密，俨然成了一个都会。向南望县治，向北望程乡，向东望大饶，向西望长乐，都有二百多里。即使鞭子很长，也打不到马腹。如今只用一名潘田巡检和十几个塘汛、数十名士兵驻守，却安然太平，道路通畅，实在是古来未有。闲暇时预作筹谋，盛明之王也不会废弃；通判府雄踞上游，实际上扼住县治的后背，仍应当顾名思义，移派郡倅到那里弹压，并以一营守备军作为专门汛地。仲坑、伯公隘应增设防兵；而仲坑岩谷深险，尤其是奸徒藏匿的巢穴，矿工窥伺，夜间匪徒容易聚集，更应竭力防范，这正是巩固根本的关键。庵埠已经移设县丞分治，内外防守周密，山海都得以安宁。只是东南厢的登云、登隆、隆津、江东各都，承接韩江、三河的水流，汀州、赣州、循州、梅州的水源绵延千里，从高处奔流而来；即使分成数条支流，经过涸溪、蓬洞、大牙，流过澄海、饶平入海，但两岸田地都处在低洼处，年年有堤坝决口的忧患。一旦修补不及时，雨水突然。上涨，像蚁穴一旦被冲开，几十里内的田地都会变成鱼鳖之乡，这正是治理此县的官员应当特别留意的。农田水利，也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潮阳县图说》。

译古代潮阳县在临昆山脚下，唐元和年间，潮州刺史韩愈迁建到棉阳，就是今天的县治。左右都是山，前后都是水，地势景观比其他县格外奇特。前面的水叫前溪，就是练江，从沧州流出海门；后面的水叫后溪，从浔洄流出牛田，都是海水的通道。左边是东山，怪石嶙峋，是县城东面的屏障；海水横截其外，磊口河渡分为南北二门，深险得像天然的壕堑。过了这里是达濠、招收、砂浦三都，是县城东面的外部屏障。县城右边是龙首山，它从铁山蜿蜒绵延百里进入县治。铁山在贵山都，是县治各山的祖山，山势腾跃奔放，层峦叠嶂，直抵曾山脚下；龙首山飞舞蜿蜒，有如游龙矫健之势，称为地灵的地方，屈指可数。山南、山北都是百里平坦田野，所以是出产粮食的地区。全县田赋都在坤、乾两个方向，其余地方不是山就是海，只能以鱼、盐、柴草为业。这里东西宽一百七十里，南北长一百二十五里，唯独城池前后最为狭窄。从浔洄逆流，穿过城池，渡江到草芜，合计不过四十里；澄海、惠来像犬牙一样逼近县城的前后，仿佛卧榻旁边已经容不得他人鼾睡。在各种地方增减调整，应当以惠州的径口关为界：关北四十里都归潮阳管辖。这样草芜、田心、永得以安宁，也只是恢复原来固有的辖地罢了。沿山左右的水流分为南北两条。南支汇合贵山洋▯的水流，经过林八渡，越过临昆，从和平桥流出，由练江入海；北支汇合海阳、普宁、揭阳的水流，在南炮台汇合后流出海门，开通石井二炮台，经过桑田入海。南炮台在县城北面稍偏西九十里，正当海丰、揭阳交通的要冲；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寒婆径，正当葵潭的要冲。从寒婆径向南延伸，有盐岭、雷公岭、径口关，都是惠来的要冲。县城西面与普宁交界，贵山▯水两都的土地彼此交错。麒麟埔、樟冈、狗眠、厚山、北山、果陇、垾塘都是强悍之徒聚居的地方，盗窃抢掠的祸患，普遍使百姓受害；他们拖欠赋税、抗拒租粮，欺压田主，殴打差役、拒捕，县里也深受其困扰。治理此地的官员不可不振作精神，在这里好好整顿一番。沿海要害有海门、达濠两营，水师雄踞其间，城墙坚固整齐，足以阻遏外来船只的冲击。钱澳、河渡、广澳、莲澳、放鸡山等炮台都分兵驻守，战舰星罗棋布，还有什么可再议论的呢？潮州县当前的事务，关键在于户籍册籍混乱、田亩不清，造成有粮额却没有田地的弊病，拖累耗损没有尽头，为什么不在这里多加留意呢？城左的濠沟随着潮水进出，是县城东面的小河。前溪、后溪水脉相通的地方，各种运输船只都依赖它。所担心的是泥沙淤积、水浅难行，推船拉船都困难；因此应当疏浚使水道深而通畅，顺应百姓的利益，这也是辅助天地自然条件、实行王政的一件事。《揭阳县图说》。揭阳县治建在河中的洲上，四郊都是洪流断岸，城内城外全是水乡。平坦田野无边无际，绿色庄稼如云，船只纵横，依稀有三吴的风景。潮州所属十一县中，揭阳的景色最为优胜。北支水源出自程乡，经过长乐分水界，流经贵人、飞泉诸山，向东汇合石硿水，沿着梁水、大罗水，经过枫口分为东西两支，夹着县治与南溪汇合，从炮台流出入海。南支水源出自海丰，经过长乐分水界，沿河婆曲折向东，经过湖口汇合古溪，在南城下与北溪汇合，从炮台入海。两条溪流的余流穿过城内，回旋缭绕。古人诗说：“城中的竹树大多依傍水边，市场上的人家一半系着船。”由此可以想见这里的大概景象。这里东西宽二百八十里，南北长八十五里。北面控制海阳，南面连接潮阳、普宁，东面邻接澄海，西面连接丰乐、黄岐、紫峰、桑浦、瘦牛四山，四山环列，镇守揭阳。山在城西一百五十里，是县治各山的祖山。飞泉岭峭壁直立，高达万仞，是秦代戍守五岭之一。先贤晦庵朱夫子曾游览山上，那里还有落汉、鸣泉的遗迹。东、南、北三面的疆域，有的七十里，有的二十里，有的五六十里，完全是水乡。西面二百里，西南一百二十里，西北九十里，与长乐、海丰犬牙交错；从二三十里以外，便全是山边僻地。西北的猴子洞险要峻绝，直通长乐、兴宁，是惠州、潮州的要害。西南河婆一带的群山绵延深远，高原大谷很多，田园也很丰富，连接海丰、永安各处矿山，是奸徒的巢穴和盗贼的窝巢，历来都是抗拒法令的地方。近来虽然已经极力收敛安静，却不能没有善后规划。那里隐藏在万山之中，四通八达；西南一带距离海丰、永安、河源、龙川各县县治，远的有六七百里，近的也有二三百里，防守力量寥寥，潜伏的盗匪逐渐滋长，实在令人忧虑。似乎应当增设县治，在中间加以弹压，割取海丰一两个都来增益其地，设置一营参将和一千名防兵，分别守卫要隘。这样才能使蚕丛鸟道一带获得安宁，也使惠、潮两郡不再有矿工和山寇的忧患；这也是未雨绸缪的急务。揭阳距离海边还有一百多里，南北炮台扼守内部，青防、石井两炮台锁住外部，又有潮阳、澄海作为屏障，这里不必劳烦另行处置。只是县治有一种落地税，是十县都没有而唯独揭阳有的。它始于明朝末年，因福建海船进港交易、购买粮食而设置；后来福建商人不再到来，便权宜地改为对全县贸易抽分补足，每年定额一千八百六十二两有余。总督、司、道、府各级官署所得的缗头规例，各按其中的三分之二收取。雍正四年裁革陋规，不再规定限额，按照实际所收多少作为赋税，百姓都称便。但揭阳并不是商贾聚集的地方，北溪的船只向上只能到万里桥，南溪的船只向上只能到普宁棉湖，货物出产极少。外洋来的货物，必定经过炮台海关，那里已经设有抽税之处。这二十里以内的落地税，似乎属于重复征收，能否稍作变通，使揭阳郊外也能和十县的商民一样共同享受利益？这正是希望有大力担当的君子来办理的事。《程乡县图说》。

译程乡，是南齐处士程旼居住的乡里。程旼以平民身份行善，教化乡人。后来乡人感念他的德行，于是用他的姓名为乡名。隋大业年间，就在这里设置县治，因而用它作为县名。南汉刘鋹分置敬州。宋太祖改为梅州，因为汉代将领梅鋗的封邑在此。梅州、程乡的名称和建置历代多有变更。到了明代，把州并入县，程乡的名称才确定下来。嘉靖、崇祯年间，多次分割其地，设置平远、镇平二县，于是程乡缩小了。虽然如此，它也并不算小，东西宽二百二十里，南北长一百九十里，踞守郡城上游，正当赣江、东江流入潮州的要冲，阻扼福建汀州进攻广东的道路，是三省的咽喉、六县的辅车，难道不能说是险要大县和重要之地吗？东面有上井、银子隘，都连接上杭，是盗匪聚集的巢穴。南面有马头山、八郎庙路，通往海丰、揭阳，是杀人越货者凭借藏身的地方。西面、北面则有平远、镇平的石窟、樟坑、腰古、铁山、嶂山，向来是匪类的巢穴；这些地方就像邻国在我卧榻旁打鼾。如今正值太平盛世，也不必过于深究。全县四面都是山，城内的叫金山，城外的叫东岩、西岩，都只是小土山，供人登临远眺。较远而且高大的山叫明山、阴那山、王寿山，都高耸入天，峭壁幽深奇险，是探寻隐秘、行为怪异之人的居处。铜鼓嶂也同样高大，是盗贼旧日的巢穴，与海阳、大埔共同拥有这处险地。黄沙嶂、天马山高耸秀美，峰九、狼双、笔等山峰虽然只高三四百丈，也是显著而值得称道的山峰。相公坪、曲江、风度，则不能只用高低来比较。大河有梅溪、程源，也叫程江溪，名称分别来自梅鋗、程旼。梅溪发源于龙川、长乐，汇合七都、兴宁的水流，曲折向东，绕过城南，是县治的衣襟和腰带。程源发源于义化乡，也就是程旼的故里，如今在平远境内；经过石坑、韩莆，蜿蜒二百里，流经西郊向南，与梅溪汇合。县城东四里有周溪，源头在平远，水流较小，因为濂溪书院而得名。又过十里有一条自东向西流的溪，叫西洋溪；另有小河引水，向东汇合，便是镇平水口。全县的水流都在松口汇合，向下经过蓬辣滩，流出三河，奔向郡城入海。高山深谷之间是交通要道，船只车马络绎不绝，商旅行人纷纷往来，奸邪之徒暗中滋长的忧患，或许也是安逸享乐中不能避免的。把守一座县城这样的重大职责，却只有区区千把名低级武官和几十处防汛的士兵，难道可以依靠他们作为坚固屏障吗？广东内地的武备，在海疆一带较为严密，在山林荒僻之地却较为疏薄，似乎应当对此进一步筹划。《饶平县图说》。县治处在万山之中，所属的南澳又在大海之中。黄冈、柘林、海山、鸿门都是浩瀚无边的大海，令人触目惊心。大山大海控制着整个福建，饶平巍然成为岭东的锁钥。饶平作为一个县，形势真雄伟啊！东西宽一百九十里，南北长一百八十里；渡海到南澳，水陆又有七十里。这样疆域广大的地方，不能因为贡赋不多就小看它。北面的山以尊君命名，是教人忠诚的意思。望海岭在东面，天保山在西面，天马、绣衣在南面，都在近西南一带形成镇守。待诏山出产土茶，潮州郡因待诏茶而著名。凤凰山高压群峰，是县城西面的巨大镇山，也是郡城的屏障吧？尖山在东洋屯，连接福建、漳州，多有险阻，是伏兵出没的地方。白鹇山也同样险要，是土贼陈吊眼聚众之处。县城北六十里是九峻山，通往大埔，鸟道崎岖，是张琏的巢穴。县城东五十里是老虎关，通往诏安；东北六十里是柏嵩关，通往平和，都是两地分界的关隘，也是漳州、潮州之间的险要。西北五十里是张公岭，与大埔单竹坪接界，有山路可以通到高陂。向西七十里是南岭栋，与海阳石坑接壤，有小路可以通到▯隍。西南九十里是秀才径，是饶平、海阳分界，也是通往郡城的要道。从县城到郡城一百六十里，到省城一千八百里。饶平在山中的要害，大致就是这些。滨海的重要地方，以黄冈最为关键。黄冈在东南九十里，正当福建、广东交通的要冲，仅靠副将、巡检防守还不够，于是又移驻潮州郡同知加以弹压。从黄冈向东三十里到分水关，是进入福建的要道；从分水关到福州省城只有九百五十里。东南三十里是大城所，再过十里是柘林水寨，所以明代在这里配置重兵。黄冈以南渡海就是南澳。南澳四面临大海，山崖险峻，周围三百里，是福建、广东两省的咽喉要地，自古就是海盗盘踞的地方。朝光横行，倭寇党羽肆虐，造成很大的边患。如今设置总兵官镇守这里。南澳分为隆、深、云、青四澳，云、青属于福建，隆、深属于广东。宋少帝曾在南澳以南停船，丞相陆秀夫的墓也在那里。鸿门、海山在南澳西北，东石浮▯、井洲、蜡防也像内海中的星星一样分布。沿海港汊以草尾港最大，是南洋竹木、粮米等货物的通道。五塘、六澳以及各处海湾港口，樟山、横山、下岱等港口，不能一一列举。海面风平浪静，鱼、盐、蛤蜊等海产利益到处都有。千秋万代，太平常常这样维持下去，地方官只要日日循理而治，便可以安坐治理。《惠来县图说》。惠来西北是万山，东南是大海，地势形胜与饶平相似。饶平控制漳州、潮州的要冲，惠来处在惠州、潮州的交界，扼守咽喉和险阻，两者也相似。饶平有黄冈、南澳的重兵环卫外部，所以县治建在万山之中。惠来过去上下都是茫茫广野，几乎没有屏障，因此县治必须建在海边一角，这是因地制宜，古人本来就有道理。明朝末年，盗寇扰乱、奸邪横行，于是从潮阳的隆井半都、大泥、酉头、惠来三都，以及海丰的龙溪一都划出土地设置县治，建城是嘉靖四年间的事。东西宽一百七十里，南北长五十五里。后面依靠五朝山，前面临海；百花、虎头两山在左边耸立，葵岭、石牛两峰在右边排列；群溪环绕，田野平旷，是附郭一带形势景观的盛大所在。东面有金刚、双髻山，秀美高耸于一方，是黄冈、华古、高隐等地的屏障。西面有达三埠、冰山头、虎头寨，盘曲险峻，是山寇藏身的地方。千秋镇在县城西七十里，水流环绕、山势盘曲，是宋代处置使邹防驻兵刻石的地方。又有一块千秋镇石，在葵潭以西十里，宋少帝曾在石上驻兵，石上题有“永镇千秋”四字；它与县城西南三十里左右的闻鸡亭山，都是当年元兵逼迫之际，宋少帝等人辗转奔逃留下的遗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译望天石山在西北九十里，高峻耸入云天，山中多有水湖；北麓三坑肚是潮阳交界，向来是盗贼的巢穴，也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盐岭、雷公岭、径口关三条道路，正当东北三面从背后和腹心进攻的要害，是潮阳进入本县的要道。黄山径在县城西八十里，通往海丰，狭窄得不能容车，是夜间小盗出没的地方。葵潭在龙溪都的万山之中，正当福建、广东的交通要道，奸匪暗中滋长，远处官府鞭长莫及。近来裁撤北山驿，在葵潭改设巡检，既便利行旅往来，也使抢劫、盗窃和私盐贩子有所畏惧。从海丰甲子所来，以览表渡为扼守咽喉之地；风涛偶然兴起，汹涌难当，龙江西南就成为天然险阻。从海上来，东面有靖海所筑城驻防，水师和战舰守卫其间。县城南十五里有神泉城，神泉港口有炮台，足以使防御固若金汤，也是水师、兵防、把总、巡检驻扎的地方。东南的石碑澳、赤山澳、澳角溪东等炮台，武威震动、炮声如雷，是沿海抵御外敌的屏障。内地各条溪流都很细小，只有龙江可以通行船只，上通葵潭，汇合梅林、南阳的水流，在溪口汇集后向下流出神泉入海。禄昌溪发源于盐岭，流经白沙，绕过赤洲，也通到神泉。光华溪在县城东四里，发源于大輋山，经过虎头山，汇合龙潭洋的水流，也从神泉入海。神泉一港，是各条水流汇归的地方。山海交错，田地中等偏下，山冈高而溪流浅。一天大雨，山水突然暴涨，平地全都变成汪洋，两岸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清。十天不下雨，肥沃土地龟裂，禾稼焦枯；脚踩进泥土，像触碰锋利的刀刃一样，这是农夫徘徊忧虑的处境。应当疏通山间水道、浚治泉流、修筑陂塘，使水泽的利益能够按时蓄水和泄水。还要在田间凿井，教百姓使用桔槔，以人力弥补自然造化的不足，这是太平时代地方官治理百姓的职责。山川的灵气汇聚，必将孕育人才。建县多年，人才精华尚未充分显露，应当鼓励、振作、诱导、扶助他们，使士人都能闻知正道，不被邪说动摇；使人人奋发振兴，不被权势利益淹没；使他们实践忠孝，兴起仁爱谦让，使经世之学和文章都成为有用之才。以实学移风易俗，是当前最先要办的事情。海防周密，山野肃清，如果不能在使百姓富裕、施行教化这两件事上竭尽心力，即使有卓茂、鲁恭、龚遂、黄霸那样的贤能，也无处施展才干。《澄海县图说》。这个县是为了防御海上气氛而设置的，所以命名为澄海，取海波澄清之意。明嘉靖四十二年，从海阳的上、中、下、外三都，揭阳的蓬州、鳄浦、鮀江，饶平的苏湾划出土地，建立澄海县；县治在郡城东南六十里，就是古代辟望司的旧地。这里处在大海边，地势低湿，平坦沙地一望无际，洲岛水渚无数，溪流港汊纵横交错，参差缭绕，真是广阔的水乡。绿树映着晴朗水波，依稀像一个小西湖；只是海潮盐碱，海风强劲，景物略有不同。全县东西三十里，南北六十五里，取长补短，约相当于周代一个子男小国。环绕县城的水流四面如带，叫玉带溪，源头在北港，流出南港。南港在城南五里，北港在城北五里，源头都出自韩江。韩江向下流到横陇溪，分出一支向东，经过东林、程洋冈，从南洋、东湖南湾流入大海的，就是北港；从横陇溪向南流到大牙，向东分出一支，经过上窖、沈洲、外沙入海的，就是南港。两港都是附郭县城的屏障，前后如同金城汤池，包围守护得十分牢固。南港以南，从大牙向西分出一支，经过蛋家园、渔洲、富沙、横窖等村入海，叫新港。从蛋家园分水向西南流，经过渔洲、陇尾，分出一支向东入海，叫东港；又分出一支向西南入海，叫西港。从渔洲、陇尾向西分出一支，经过湖头市、举登等村入海，叫溪东港。凡是从县城南面入海的水流共有五条，五港都发源于大牙，是韩江横陇溪的右支。横陇溪的左支流到程洋冈，也分为两支：一支从北岸的山尾溪经过东陇、乌涂尾入海，叫东陇港；另一支从南岸流到北港，再到南洋，又分出四支，都在北港以北，分别叫蓬子港、大洲港、飞钱港、旗岭港，全都入海。旗岭港距离县城十五里，是海船停泊的地方。凡是从县城北面入海的水流共有六条，六港都发源于横陇溪，是它的左支。这里的山大多只是小土山，不值得一提；只有莲花山高耸挺立三百丈，是县治后面的屏障，在城北四十里，有一半属于饶平。神山低小，但岩石景致布置得颇为可观；它与龙船岩的石室，都是游人停足游览的地方。大莱芜、小莱芜两座山都在海中，是县城东面的屏障。浔洄山在西南内洋中，与潮阳接壤，从县城看去像拳头那么大。一县的形势，以大海为要害；海盗驾船，乘着潮水就能进来，所以在沿海港口设置炮台，用来控制扼守。在海中，有大莱芜、放鸡山两座炮台；各港则有溪东沙、汕头三湾、东湖、平洲、山头子、东陇、盐灶等炮台，像棋子星罗棋布，可以说防守周密。南洋的樟林、蓬州、所鸥汀背，都有城堡扼守要塞；作为藩卫的有形险阻，不过如此罢了。天下太平、教化昌明，岛屿清静，武器装备和兵力防守，只不过成为壮观的摆设。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整齐他们，使人人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敬父亲、恭敬兄长，这才是无形的屏障。《普宁县图说》

译普宁原来是潮阳分出的地方。明代嘉靖年间，因为潮阳地域广大、治理困难，分出洋乌、▯水、黄坑三都设置普宁县，以贵防为县治。万历三年，迁到厚屿，就是今天的县治。过了十年，潮阳又把洋乌、▯水收回，只剩黄坑一都，因为按田亩丈量征粮，一都反而超过了赋税定额。截长补短，方圆不过四十里；山川秀美、土地肥沃、民风驯良，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善治之县。地图形状像圭而且狭长单薄：左边十里与潮阳贵山都接界，洞仙、陈洞两条道路是门户；右边十五里与揭阳棉湖接界，县城南面十五里是大坝墟，与潮阳贵山、▯水二都接界。这里处在海丰、惠来往来的大道上，从这里到省城只有九百四十里。北面十里有洪山，是县治背后的屏障。东北二十里进入揭阳境内，从揭阳到郡城只有一百二十里。西南七十五里是龙根磜，与揭阳、惠来、海丰三县接界。大溪从河婆流下，经鲤湖，从湖口流出，汇合双溪，向揭阳汇流；这是揭阳、普宁分界的水流。唯独棉湖市镇有二三里地伸入溪东，像赘疣一样留在普宁界内，实在无法解释。城南的水源出铁山，水流细小微弱，到东门百里桥才开始能够通行船只，经过石潭，越过林兠，从古溪口汇入棉湖大溪，也流入揭阳。这里没有其他物产，各种货物都不出产；百姓以谷米、薯芋为食，安乐地从事生业，有勤劳节俭而没有骄奢习气。治理这个地方的官员，应当乐于培植它，所忧虑的是地方过于狭小。邻近的辖境逼迫着它，果陇北山、麒麟埔、樟冈、狗眠等地聚集了强悍之徒，他们就在卧榻旁穿墙盗窃、抢夺财物，探囊取物般容易。追捕他们，他们就越过边境；若要捕捉，又受法律不得越境的限制。要消除疾病、加强防范，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应当划出▯水一都、贵山半都、洋乌都三分之一，以赤肚岭、贵防、汤坑、盐岭为界，归入普宁县，这样潮阳就没有长鞭打马腹却无法前进的忧虑，普宁也没有因辖境分隔而受牵制的弊病。两县的吏治和民生都有益处，云落、吉安两处巡检也可以裁去一处。这样一举就具备三项好处了。只是有人或许会拿旧案中洋乌的归属来请求，这说明他不了解两县的地势；又有人把得到土地当作荣耀、失去土地当作耻辱，这些都是一片私心，不是为了百姓。这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大埔县图说》县小而赋税少，却以“大”为名，大埔县就是这样。它的地域东西二百二十里，南北一百七十里，确实不小。只是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崎岖，不过是名义上大而实际并不大。它处在闽、粤两省交界：东邻永定，西望海阳，南接平和，北控程乡，西南与饶平错杂接壤，东北与上杭接界。六县彼此唇齿相依，虽然说是偏处山边，实际上是汀州、潮州之间的枢纽，难道不能说雄伟壮盛吗？天下的治所大多面向南方，唯独大埔县朝向北方。茶山的形势像群星拱卫北辰，大概有教导忠诚的意思。东西两面的山，如风波嶂、阳石峰，都是县中的望镇。文峰在南面高耸，赦文山在北面对峙，天梯、华表山壮大了三河的形势。阎罗石是闽粤的界限，阴那山在县西北，一半属于程乡，是郡治各山的祖山。县中大的河流有三条：大河、小河、小溪。大河在县西，上游接神泉河，汇合大靖、小靖各溪的水流。凡是从平和、南靖、永定、上杭来的水，都流入这里。潮州人前往闽地、汀州、江浙，必定要经过这条水道。小溪在县西南，从平和赤石岩流下，汇合清远、黄砂等水流，曲折向北流，与大河交汇。潮州人从平和进入漳州，必定要走这条水道，到赤石岩才改走陆路。小河在县西北，发源于惠州龙川，汇合长乐、兴宁、程乡、镇平各溪的水流，向下流到三河。潮州人前往江西、广东各地，必定要走这条水道。县中的水，全都汇集到三河。三河在县西四十里，是四郡往来的要冲。明代末年设置三河司巡检，筑城守卫，至今没有废止。乌槎巡检司距县城一百里，在高陂，有山路可以通往饶平。大产司在县南一百里，紧邻平和边界，都是盗贼出没的要害之地。深险的洞穴山岩不止一处，像枫朗、平砂、虎头砂、阴那口、鸦鹊坪、天门岭等要隘，盗匪作乱都在这些地方。九峻山道路像羊肠一样九曲，是通往饶平的捷径，也是山寇张琏的巢穴。长窖在县东北十里左右，是土贼钟七、钟八横行的地方。铜鼓嶂在县西八十里，程乡、海阳、揭阳与大埔县各分占一面，自古就是盗贼巢穴。明朝末年钟凌秀曾在这里兴兵，这些地方都是有心防御者不可忽略的啊！时逢太平，山中没有盗匪潜伏；讲究孝悌，努力耕田开垦，把荒草丛生之地治理起来，修筑陂塘，利用水泽；山涧、谷地、山冈都种植竹木，砍除枯枝和过早萌发的枝芽，一并列为严禁之事。这样财用充足，礼义兴盛，虽是弹丸小县，也俨然有泱泱大国的风气了。《平远县图说》平远处在群山之中，原来是程乡、兴宁分出的地方。它位于三省交界，与江西、福建接壤的地方占了一半。东面是镇平，南面是程乡，西南是兴宁，东北是武平；从北向西，都是章贡的辖域。东西宽一百里，南北长一百三十五里。旧志夸大其词，说宽长都增加了一倍，按实际考察并不是这样。项山在北面高耸，凤山在南面屹立，东西山丘逼迫对峙，俯临城墙，四周环绕如蜂群拥聚，连一二里平坦的原野也找不到。铁山、燕子山、五子石等山峰悬崖密林，是山匪的巢穴，持弹丸行劫、动用武力的事情屡屡发生。石马嶂、梁畲径连接长宁，丹竹楼、偷牛栋、寻风径连接兴宁，大帽山、蓣藤径沿绳峰靠近武平，分水凹、石正乡逼近兴宁，竹牙寮也都是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是县中的要害；应分兵设防，扼住这些地方的咽喉，压制他们的邪念，难道能因为太平就忽视吗？山高水远，是船只不能到达的地方；溪涧水流细小，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人口和田地也称得上繁多，但靠劳力谋生的人多而豪富少，贫瘠土地多而平坦良田少。生铁的利益，是江西、福建所依赖的；其余百货既不出产，也不聚集。民风俭啬而心胸狭急，难道不会有魏国的遗风吗？

译礼教和信义一经培育并扩充，就会开阔广大。私下感到奇怪的是，平远县百里以内，山川形胜没有比大柘一乡更好的；那里地域平广数十里，田亩都很肥沃，居住人口极其富庶，远山插入云天，环绕排列如同城郭，正大宽舒的气象，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在其中建立县治、修筑城池，本来就是巍然大县的优胜格局。而且距离坝头停船处不过十里，商旅也方便。即使只把大柘的一段河道略加疏浚数里，大河的船只也能到达城下；这里又处在筠门岭、程乡交通要道的冲要位置，足以成为潮州、赣州的锁钥。当年设置县治的人不知道究竟看中了什么，竟舍弃大柘而选择别处，难道是躲避交通繁忙而求偏僻安静，厌弃高大的乔木而钻进幽深山谷吗？如今想迁移县治，却有安土重迁的阻力；因循简陋、局处狭窄，又会闭塞不通。这才相信披荆斩棘，必须依靠能够开辟蒙昧局面的人才。平庸之人见识浅薄，习惯于小处而看不见大局，造成的贻误哪里说得尽呢！赋税人口只有三千人，却号称狡黠；巡视周行不能走远，供应费用也很烦难，不能因为曹国、郐国没有受到讥刺，就不关心百姓的疾苦。只愿治理此地的官员努力去做。《镇平县图说》设置镇平县，是为了镇压盗匪。这里处在三省交界，山洞深邃险阻，明朝末年屡次成为贼寇巢穴，远近百姓横遭涂炭。崇祯六年，才分出程乡的龟浆、松源，平远的石窟，共得四图之地，于是建立镇平县治，俨然能与十县并列争雄，这也很了不起。辖境东西宽八十里，南北长七十里。东至南面，有程乡作为屏障；西南至西面，有平远作为藩篱；西北至北面，由武平守卫；东北一路由上杭阻挡。四面闭塞的地方，全都被山川盘踞。斗大的城池，内部环绕着桂岭，能容纳几户人家呢？后面有三台山，前面耸立着九子、天马、诰轴、凤山、龙嶂，森然罗列、满目苍翠，难以尽述。大嶂峰屹立在东山中部，有湖泊平坦开阔，可以容纳万人，奇花怪石，是山城中的胜景。胡椒径在县东三十里，直通上杭、永定诸山，山势深曲，铁矿出产于此，奸邪之徒的巢穴自古称为要害。大密径在县北三十里，悬崖高耸、密林深邃，潜伏的盗匪屡次在此横行。铁山嶂一半属于平远，天门凹与五子石接界，梅子畲与武平、平远接界，都是著名奸徒聚集的地方，也是各路盗贼入侵的要害。兵力防守、捍卫抵御，哪里能稍有迟缓，必须时时防备啊！西北面的水，以长潭为最大。长潭发源于武平，与绿水湖相通，在平原中独自形成一座湖，实在是奇观。东北的石窟溪也发源于武平，诸水都汇集到马鞍潭，又合流横梁、徐溪的水，向东流入程乡。其他细小水流不值得一一计算。这里田少山多，人口稠密而土地狭窄；虽然有锋利的农具和肥壮的耕牛，却苦于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于是人们纷纷前往台湾开垦谋生。台湾中部的客家庄有数十万人，都是程乡、大埔、镇平的百姓，而镇平尤其依赖他们，几乎把台湾当作外宅，正如“两亩半在田、两亩半在邑”的意思。如今台湾禁令森严，应当留心防范，加以教化引导和约束，不要让他们作奸犯科。查县志有禁止墟市的说法，这反而更加堵塞他们谋生的道路；盗匪结党，难道一定要等到墟市开期吗？如果政治清明公正，何难稽查？况且让全县百姓买一蔬一粒都必须进城，恐怕也承受不了这种烦扰。哪里比得上把各处墟地都改成市集，按照午市的规矩管理，使百货流通，谋食较为容易？又让百里之内的山川全都种植杉树、松树、竹木，由官府巡守，严禁侵盗；十年以后，难道还会有不富饶的吗？忠信是铠甲，礼义是盾牌；这样或许不辜负设置镇平县、取“镇平”之名的意义，这正是良吏的责任。《潮州海防图说》潮州府东南面都是大海。左边控制闽、漳，右边面临惠州、广州，完整地占据着潮州的形势，是两省的屏障。浩浩荡荡，真是宏伟壮观啊！春夏交替时，南风盛行，扬帆向北航行，经过福建省，驶出烽火岛，沿江飞驰到宁波、上海，然后走尽山花鸟一带，经过黑水大洋，往来于登莱、关东、天津之间，不过十五天罢了。秋冬以后，北风强劲，顺流向南而下，碣石、大鹏、香山、崖山、高雷、琼崖，三天就可以全部经过。向外则占城、暹罗，驾一叶小舟就能到达；噶啰吧、吕宋、琉球，近在席几之间；东洋、日本，也不难扼住它们的咽喉、捣毁它们的巢穴。茫茫大海，没有篱笆般的界限；守卫有道，就是万里坚固的金城汤池；防守稍有疏忽，也会成为众多敌人的门户。担负这种责任，实在艰难！潮州全境海岸不过五百里，从上面的南澳到下面的甲子门，中间的岛屿、港湾，都历历可数。柘林、大城所驻有军队；南澳上游有鸡母澳、后澳、虎屿、狮屿、红螺、鸡冠、西澳诸山，以及横山、青山、盐漏、上里等炮台，与福建的铜山、悬钟接界。明朝人防守海疆，知道在柘林设置水寨，却不知道南澳不可放弃；迁走当地百姓，使土地荒废，终于让倭寇党徒、红夷盘踞猖獗。吴平、林凤、林道、干许、朝光、曾一本先后聚众作乱，边地百姓饱受灾难。万历年间才设置副总兵镇守南澳，国家用元戎、游魂、永靖三处军营镇守它。这里本是闽、粤上下往来的冲要险塞，是外洋番船必经的道路，也是内洋盗贼必争的地方；是否驻守、是否撤弃的效果，确实如此清清楚楚。南澳四面临大海，周围三百里，分为隆、深、云、青四澳。云澳、青澳隶属福建诏安治理，隆澳、深澳隶属广东饶平治理。左右两营分别守卫各自的辖境，也以福、广为名。青澳在东面，海流险恶，没有适合停船的地方。云澳在南面，近岸都是沙滩，水浅风急，大船也很难停泊，所以左营的水师必须分出一部分驻泊深澳。深澳是镇城所在地，也是元戎军旗节钺所在的地方。深澳面向北方，一半倚靠山麓，外部险要、内部宽阔，可以聚集千艘船。如果北风猛烈刮起，就不如隆澳安全。隆澳在西南面，南风台风突然兴起时，又适合停泊深澳。深澳的港口有青屿、蜡屿。

译青屿的石峰奇特高耸，留有“海阔天空”四字古迹。蜡屿炮台有士兵防守，与长山尾汛都是守卫海门的要地。黄冈南面有大澳、狮头、鸿门、信洲、柏洲、井洲、南澳西；北面四十里是海山。海山两峰对峙在大海中，与南澳、黄冈形成犄角。溪南的汛防地是东石，溪北的汛防地是浮▯，各港和海面的锁钥都牢固了。再往下有侍郎屿、三屿、五屿。水边卷曲的礁石发出清脆声响，即使小股盗船偶尔冲来，也有使其不攻自破的妙处。澄海海中有大莱芜，小莱芜和放鸡山。放鸡山属于潮阳境内，由澄海协营派兵防守。经过这里就是达濠，也在海中，是潮阳东方的屏障。自明代以来，这里屡次成为盗寇营垒，许栋、张礼、邱辉凭借此地肆意作恶，其中邱辉杀人抢掠没有止息，残酷最为严重。康熙二十年设置副将两营驻扎，如今改为专门的汛防守备。城池和战舰高耸坚固，号称藩篱中的雄镇；内面有磊口河渡分为南北两门，外面则有放鸡、莲澳、广澳炮台罗列，谁敢触犯它？再往下有东屿、西屿。向西经过龙潭鼻就是钱澳炮台，这是海门营出口的要害。海门城依山临海，有水师参将驻扎。猷湾河背两岸的炮台都在城下，是潮阳东南的屏障。出口向西曲折延伸就是靖海所。靖海有城有炮台，属于惠来境内，由海门守备分兵防守。靖海向南以石碑澳为要害，盗船屡次停泊登岸抢掠，赤山、铅锡、石井等澳都深受海盗侵扰，其中神泉尤其严重。从神泉登陆走十五里就是惠来县南门，上下往来的船只都进入这个港口；然而这是惠来县第一要害，所以在港口筑城、驻兵防守，左右炮台威武相连。华清、甲子构成我们的屏障，海滨已有长城般的形势。甲子是惠州、潮州的枢纽，有碣石水师专门守卫，不容许别人越权代为谋划。潮州所属的海面大致就是这些。港湾虽然很多，但沙滩暗礁阻隔，风浪变化莫测，船只动辄撞碎，不熟悉港道的人不敢轻易进入。南方船只往来不过经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其他地方都不是它们愿意停留的。奸邪盗贼潜伏漂泊，虽然不挑选地点，但也只能在附近岛屿、港澳中能够停船的地方停泊，不可能日夜漂荡在外洋；而且他们的意图在于劫掠远行船只，哪里需要一定要有港澳供他们栖身呢？这样才能窥伺商船的往来，必须等到风平浪静才敢驾船出海抢劫。爱惜生命、厌恶死亡，是盗贼共同的本性，难道说他们比官兵更加严重吗？官兵巡哨只稍微驶远一些，略看港口岛澳；即使有贼船，又停泊在哪里呢？难道真的一定要发箭开枪，才会有抵抗敌人的忧患吗？大帅、小将分别巡哨、会哨，并不是不耀武扬威、昂首挺胸，亲自登上战舰，大张旗鼓，名义上叫作出兵。可是南澳出兵，不过到长山尾；澄海出兵，不过到沙汕头、达濠；出兵不过到河渡、海门；出兵不过到猷湾、碣镇；出兵不过到甲子天妃庙，坐守几个月，到了应当换防的时候就回来，很少有离岸十多里到海面上试航游弋的。商船被抢，即使在城下也推诿说是外洋的事；即使在营地边上，也推给邻境；彼此互相推卸，年年如此而不疲倦。至于海上捕捞鱼虾的小利，却到处争战攻取，像面对大敌一样。天下太平、相安无事，习惯成了本性，也就不足为怪了。圣明君主的恩德威势，无论多远都能达到，海面风平浪静，边远之地肃清。如今坐在这里谈海防，不过像看一幅西湖图罢了。然而在闲暇时预先筹划，圣人认为这是懂得治道；文武官员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善意地互相劝过，彼此规诫，正是协力恭敬、和衷共事的情谊。各位君子，请共同努力吧！《修志杂说》“志”就是记载。它用来记述沿革、废兴、盛衰、善恶，也是古代史书的一支。在国家叫作史，在郡县叫作志。因此也需要学问和见识，不能拿补锅匠来铸造湛卢剑！我私下认为，各地的记载都关系到政治，应当随事提醒世人，应当与木铎、金铎的教化作用没有不同，不能只是沿袭旧文、登记文书罢了。旧志虽然很好，却还不能与史书相仿；况且岁月变迁，诸事已非昔日，难以胶柱鼓瑟、拘守旧法。要用它垂示法度和戒惧、彰明治理，于是不知不觉间，守旧接近了创新，也是不由得如此的形势。若说这是有意改革，那就任凭人们听从吧，理解我或责怪我都可以！郡县疆域、城郭各自都有旧图，只是图一定要有说明；旧志没有说明，就像画龙却没有点睛，只有形体而不能运动，像泥塑木雕，勉强称它为人罢了。至于所谓疆域、形胜、关隘，纷纷罗列出来，按实际考察，都是前人拘泥成规的结果。岁月更替，山陵谷地发生变化，也应当因时制宜。现在想便于人们阅览，统以方舆概况来说明，有图有说，封域远近、犬牙交错的疆界、形势险要和关隘、要害处筹划防备的办法，打开书卷就能清楚看到，也希望多少有助于治理吧？潮州府过去称为海国，境内临近浩瀚海洋的县邑几乎有一半；明朝末年岛上夷人和盗贼蹂躏得十分严重，如今虽然海面极为风平浪静，但也是关心经世治民的人所不忍忽略的。因此补充海防图，以弥补前志所没有完备记载的地方。山川蜿蜒奔放、起伏变化，确实关系到郡县的形势；必须追溯水源、考察流向，使山川支脉节理清清楚楚，气势精神才会生动。如果只是登记某条水、某座山的名称和地点，简直就是屠户酒贩的账簿罢了。本书由于期限紧迫，来不及亲自走遍山岭原野，难以从远处推度，只能在旧志基础上略加增饰，粗略写成章句而已。草率的讥评，是免不了的了。学校是用来施教的。旧志只记载儒学的地点以及社学、书院的名称罢了，没有学校中的人，没有学校中的礼，也没有学校中的教化；这与古代设立学校的本意有什么关系呢？本书详细记载十二庠、官师、诸生的名额，以及恩贡、拔贡、岁荐、乡饮、乡射、养老、读法等典礼。本朝卧碑。御制《训饬士子文》，以及书院、义学中各位儒者的条规、讲仪、学田等类别，也不嫌烦琐，实在是因为这里是人才产生的地方，也是风俗形成的地方，不忍不加以重视。

译设置祭祀礼典，是为了尊崇有德者、报答有功者。旧志对文庙记载简略，没有丁祭仪注，没有陈设和神位图，没有音乐制度和舞蹈节拍，也没有执事、赞礼的人数，这些都不对。礼乐废缺，是主管官员的过错。况且本郡偏处海滨，性情习俗粗野，难道可以不彰明先王礼制的法度和数量来加以文饰吗？潮州所属的诸生，甚至不能说出礼乐的名号；即使询问那些考中南宫、取得仕籍的人，他们也茫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如果连志书也一并缺略不载，那么后世有留心好古的君子，将从哪里考察研究呢？这是不能不补的。名宦、乡贤、坛壝、城隍，凡是礼典中春秋由官府祭祀的庙祠，都附在文庙之后；其他不属于这一类的，则分散记在各庙宇中。国家的大政，没有比赋役、兵防更重要的。旧志简略得太过分，只记奏销数目，不知道户口、计赋有时会重复征收，田亩均输也有累加的弊病，难道可以不考察事情原委、把它彰明出来吗？这难道不是朝廷宽缓民力的仁政吗？潮州府水陆营汛虽然说得上周密，但山深海阔，要害之处很多，我私下也有像抱桑树根一样巩固防守、在下雨前预先筹划的忧虑。一腔热情，冒昧抒发个人见解，这些都是前人没有涉及的。人物是一个郡的柱石，是乡邦的光彩，当然越多越好，哪里敢说有所选择？只是必须确实是有德有功、忠孝卓异、文章品行确有可观的人；不论是隐居山林者还是平民，都足以为志书增光。如果只把科举名次和官阶当作人物，认为考中贡举、进入南宫就可以立传，那我就无法理解了。至于闺门中的贞洁节操，关系到教化，显扬隐微、阐明幽德尤其是当务之急；但也必须核实，不因丈夫显贵、儿子尊荣而迁就滥收。我的一片苦心，可以对神明作证。风俗的形成会随时代而变化，为什么还要列入志书呢？是想让治理此地的官员斟酌调节、加以转变，使一切都归于淳厚。因此不只是抄袭旧闻，也不必忌讳风气浮薄、强悍，只要依据近来的风气，按事实直书，列入志中。《圣谕广训》是移风易俗的根本道理；使郡县乡村家家遵奉，社会和谐、风气受到感化，也不过如此而已，不能不知道这一点。宣讲训谕以前的风俗怎么样？听闻训谕以后风俗又怎么样？以此观察官吏教导百姓是否真诚，以此观察善恶之人改变的难易，那么这部志书就不是苟且编成的了。灾异和祥瑞关系到人的行为，把它们列入地方志，是希望士人和百姓共同知道修身反省，以感召上天的和气，不能把这种责任单独推给 君主。河流原野和各种物产，没有一项不是使百姓生活富足、便于利用的资源；古迹的兴废，又有哪一处不是树立廉耻、振作懦弱的地方？难道可以说它们与名教无关，任意防止、染污、记载吗？旧志所载王莽南海亭，是教人叛乱；所载僧人坟墓尚未化尽的臭腐，是教人挖掘坟墓。其他这一类，一概删去。务必要使登览我志书的人，都能对世道人心有所助益，不成为违背义理、扰乱常纲的隐怪之事，哪里敢因为它们细小就忽略呢？旧志把寺庙的形貌和淫祠一概列入祠祀，这是不合古制的。现在特设“庙宇”一目，以便同春秋丁祭的场所区别开来。寺观附在庙宇之后，按其类别归入。琳宫梵刹遍布天下，先儒常想使人回归本业、使寺院归还其居所。如果把它们俨然与学校、祀典并列为同等条目，便好像郡县不可缺少，逃离墨家、归依儒家的机会哪里还会有呢？寺院先记载其废弃，是表示庆幸；修志不记其封爵，是表示贬抑。使一方人都弃邪归正，把这些泥沙般的钱财分出来，用来敬父恭兄，周济宗族亲戚邻里，这就是修志者的意图。所谓仙人，有什么奇异？不过是说长生罢了。可是他们所谓的长生，又不能留下肉身在人世间行走，必定要说是尸解。既然尸解，就不是活着了。佛有什么奇异？不过说一切皆空罢了，甚至说什么也没有。既然又空又无，哪里还有所谓佛呢？山野泽地的百姓奉公守法，终身不触犯刑法，活到期颐、耄耋之年，都是仙人。心存善念、行善事，一生没有欲望伤害别人，都是佛。人伦常道之中自有仙佛，何必从事于幽深渺茫、不可知晓的道路？他们所谓仙人和佛教，我哪里知道呢？不知道却胡乱牵引比附，就是妄说。我哪里敢这样做？这部志书不是敢于贬斥仙道佛教，而是对无从确定的事情存疑。《汉书》设置《艺文志》，后世郡县志书都以它为宗。可是必须是文章内容和主旨关系到本地风土、人物和物产的，才值得选录；其他文章即使写得好，也无暇收录。腐儒代人雕刻，树立称功颂德的碑；无赖儒生谄媚佛教、逃避禅修的言语，看的人都想呕吐，这能叫文章吗？至于表面尊儒、暗中崇墨，把虚无寂灭说成良知，那些似是而非的异端学说，尤其是陷溺人心的大害。旧志把它们珍重得如同诰敕，连断裂残缺的篇章也全都抄录。正学不明，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可悲！周子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损害道的文章，难道忍心帮助它助长声势吗？《鹿洲初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十三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 说 《江濆野人说》江濆先生因为不合时宜而受到当权者嫉恨，于是当权者称他为异端，有人又称他为怪物。先生说：“异端不是圣人的道，恐怕会与佛、道二氏混在一起；怪物这个称呼又有什么妨害呢？”于是把他的印章刻成“怪物”二字。鹿洲山人听说后笑道：“咄！‘怪物’不能作为称号，请让我替先生改号为‘江濆’。”先生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把它隐藏起来、文饰起来，使人看不出韩愈文章中所说‘大江的水边难道有怪物吗’的意思。既然已经因为与众不同而背负了这个名声，怎么能与普通的鳞鱼甲虫同类呢？那就任凭世人说怪或不怪吧。我固然不必因为被人视为怪物就改变操守，也不必因为处在怪物的位置而自我炫耀。青波泥淖，不过取决于天命罢了。”我仰头长鸣，早就知道先生不屑于这样做。先生家在天长，距离大江很近，以地名作为称号，本来就很合适。况且江濆是大堤，江水滔滔，有时担心泛滥，正依靠堤岸来砥柱狂澜、安定疆土，使百姓免受沦为鱼鳖的灾患，它的功劳很大。岭外蛮江任凭水波拖曳泥沙，已经成为风气；唯独先生以一个“怪”字挽回颓败的风气，树立世道人心的堤防，使吏治因此清廉，男子都保存气节骨力，挡住百川使它们向东流去，这功劳难道还在大禹之下吗？先生说：“照你这样说，我哪里敢当呢？”只是我的性情像山野之人，家又靠近江濆，称作“江濆野人”也可以。鹿洲说：“这就是孔夫子从先进弟子一边取法的意思。”好啊，于是写了《江濆野人说》。《王用九字说》江濆先生有个好儿子叫锡畴，请鹿洲山人为他取字。山人说：“好。”先生说：“畴十一岁，通晓五经，从小性情桀骜，客人不穿官服，他就不能向人作揖。”山人说：“正是这样，这又是想保存气节骨力的人；弓和箕、冶和裘，各有相似之处。你是先生的儿子而性情桀骜，本来就是应该的。”先生说：“请替我教导他；如果名字不佳，也请一并改掉。”山人说：“好极了！我听箕子说，天赐九畴，常道伦理由此得到整理。九畴的功用很大，常道伦理是天地的经纬，国家的治乱、气运的盛衰，都取决于它是得到整理还是遭到败坏。赐予它便能整理，不赐予它便会败坏，这个名字所以好。不过九畴有九条，从五行以下，都是以一个‘用’字贯通的。给锡畴取字叫‘用九’，可以吗？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不加以运用就空虚而无所寄托。治心修身、经世治物，都有最恰当而不可改变的原则；践行它们就是德行，施行它们就是事业。墨守训诂，茫然不知如何落实，是没有用处的儒者。有体而没有用，不能称为学问；有九畴而不加运用，也不能说是上天赐予的九畴。希望你努力做到‘用九’。” 或者说，“用九”的意义，又取自《易经》：“亢龙有悔”，天的德性不可自居首位。用九年少而有奇才，我担心他自恃太过，贤明聪慧而凌驾于他人之上，这种过失或许也不能避免；因此应当涵养浑厚的性情，用学问陶冶熏陶，使性情不要显露出棱角，触犯、冲撞人世间的忌讳，这大概就是乾元用九的意义吧？我和你的父亲都因为刚直而招致祸患，“气骨”二字可以成为前车之鉴。然而，如果想让孩子用卑躬屈膝、涂脂抹粉来求得容身，昏昧地媚悦世俗，那又不是君子的道路。为宇宙树立纲常，为名教保存柱石，就在于你善于运用这种气骨。要从书本中寻求常道伦理的整理，从《易经》中认识悔恨和吝惜发生的苗头，这就是我对用九的深切期望。”先生说：“说得好，请把这些写下来，作为勉励锡畴的话。”山人说：“可以。” 《涂守谦名字说》黄子向从梁麓来，对我说盘陀的涂先生与他交情很好。涂先生为人深沉厚重、喜爱学习，洒脱不羁而有远大志向，将来所能成就的事业，大概无法估量。我说：“是的，我乡内外山村海角之间，人才郁郁兴盛，忠孝节廉之士、理学经世之才、文章俊杰，到处都有。唯独梁麓西边没有什么显著人物，盘陀方圆二十里左右，自唐宋以来到今天，很少听说有大人物出现。

译山川的郁结沉滞已经很久，灵秀之气一天天开发，本来就应当有人才出世。” 不久，子向引荐涂先生给我，我能够与他结交，十分高兴，实在出乎意料。涂先生原名迈伦，因为童试不顺利，改名为学诗，又没有考中，便请子向来请求我替他改名。我说：“名字是父母所取，不能改。”迈伦这个名字很好！大丈夫生在世上，不可没有出类拔萃的志向。我们立定心志、约束行为，事事都要求成为圣贤；成为圣贤，就成为豪杰；成为豪杰，就成为杰出人物。如果放纵心思追逐声色，沉沦于权势利益，卑下鄙陋、龌龊不堪，低头藏身于蓬草之下，自甘成为愚昧不肖之人，那也就只能是愚昧不肖之人罢了。志向存在哪里，气力就奔向哪里，所以求学没有比立志更重要的。立志高远，奋发就容易超拔流俗、超越众人。在一乡高于一乡，在一国高于一国，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我最喜欢一句武人的话：“我们这些人即使做了别人的奴隶，也应当做一群奴隶的首领。”这话虽然粗俗，却可以说明精深的道理。求学的人常常存有这种意趣，磨炼自己、激励奋发，随处都可以出人头地。我希望涂先生顾念名字的意义，仍然使用“迈伦”这个名字，不要怀疑。当时本县县令汪公每月考课众生，于是把涂迈伦列为童生第一名。我笑着对子向说：“涂先生如今果然超越同辈了。先前考试不顺利，本来就知道不该把责任归咎于名字。” 子向又请我替涂先生取字，我坚决推辞说自己不敏达。后来我说：“涂先生既然名为迈伦，就有不可一世的气概，我担心他因此尊己傲物。”立身处世的道理，在于用谦逊来守护它。《易经》说：“谦逊使尊贵者更加光明，使卑下者也不可逾越。”我常见世人稍有才华，便骄傲自满、夸张放肆，欺凌尊长，侮辱朋友，不必说他们轻薄浅陋，即使不是成才的器具，那副面目也令人厌恶，简直把人拒于千里之外。这是求学者的大患。因此，立志必须以圣贤豪杰自我期许，而待人接物时常怀着“有一个普通人胜过我”的畏惧。所谓地位越高，反而越要检点自身，像谦谦君子一样，才能真正出人头地吗？想给迈伦取字，没有比“守谦”更好的了。子向认为合适，于是嘱托我写下它。我既为子向善于选择朋友而高兴，又庆幸自己能够结交涂先生；我知道涂先生立志坚决，不随流俗而沉沦，将使盘陀的山川开发其久被淹没的灵秀，所以乐意替他写这篇文章。再说我听说，涂先生的祖父江伯公，是本县有名的荐绅；父亲长源先生寄情烟霞山水，却喜爱善行、乐于求道，家教很有方法。涂先生应当以诚信对待朋友，以顺从亲长来继承祖先事业，以涵养父亲的志向，这样或许不辜负父亲为他取名的意义。我和子向也会因此得到荣耀和恩惠。涂先生，努力吧！《程子笃字说》乙巳年中秋，我在太学任助教。程枳轩先生对我说：“我的小孙子名叫传，曾经参加过童子试。请你替他赐个字，并写几句话勉励他。”我说：“啊！这个名字好啊！它的防范深远，意义重大。是希望孩子成为圣贤，含有振刷流俗的意思吗？圣门的道，只有曾子独自得到传承。过了一千多年，河南程氏夫子又慨然以振兴斯文为己任。如今您姓程，却以‘传曾’为名，怎么能不顾念这个名字而思考其中的意义呢？凡人的天性，都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那些卑下萎靡的小人，把科举功名和富贵当作人生尽头；听见道理便惊怪，听说学习圣贤便惊得舌头打结。对于这样的人，我哪里有闲暇同他们谈论呢？曾子的学问，不过是诚笃踏实罢了。圣门的学者，聪明才辩的人并不少，但传承圣人之道的却是曾子。这是程子的话。程子又说：‘颜子默默领会，曾子笃实诚厚，得到圣人之道的是这两个人。’又说：‘想要担当重大责任，必须笃实。’大概浅薄外露、轻浮虚夸的人，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器材；虚伪矫饰、夸张欺诈的人，也不是能够承受大任的人才。”我现在给您取字为“子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您不要认为我的话迂腐。“笃”字的意义，是厚重而用力。您存心立意、修身行事，以及待人接物，都务必一概从厚。凡是应当做的事，都必须认真用力去做，贯彻始终，登上它的高峰而达到它的极致，不要留下遗憾。这样，您将来的学问文章和经世济民的事业，其深远宏大便可以预见了。作为儿子要笃于孝，作为臣子要笃于忠，作为兄弟要笃于友爱恭敬，交游要笃于信义，待百姓要笃于仁爱，爱护万物也要笃实。以真心实力去做，不虚假，也不间断。即使圣贤，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忠孝信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都是道。达到极致就是圣贤，留下遗憾就是不肖。昏昧而没有觉察，强悍而不顾一切，便同禽兽无异。求学的人不敢以成为圣贤为目标，必然会安于做不肖之人，流落到禽兽的境地才停止。唉，难道不值得恐惧吗？我把圣贤之学告诉您，有人或许会认为迂腐而怪诞，却不知道圣贤之道就在日常人伦生活之中，哪里有什么迂腐和怪诞呢？而曾子之所以成为圣贤，不过是“笃实”二字。学习曾子却说‘我不能做到笃实’，这难道不等于说‘我难道不能做到吗’？自欺欺人，装饰名声而专务外表，把奸巧当作作用，把刻薄当作聪明。这是近来求学者的通病。只有贤哲才不随波逐流，愿您努力做到“子笃”，不要辜负程公给您命名的用意。这样，我的话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 《阴子儒字说》酉年春天，我被放废闲置，等待治罪；绵江鹤石老友从翠华千里之外专门派人骑马送信来慰问吊唁，并把他的次孙延宗托付给我取字。他说：“唉！‘宗’的意义不止一种，古代以‘宗’闻名的人也很多，不知鹤石取的是哪一层意思？如果只是使宗族支脉绵延，为朝廷增加户口，这不过是无能之士充数罢了。谢超宗被称为‘凤毛’，也不过是词藻方面的末流。范蔚宗有史才，撰写《后汉书》至今不朽，但也不过是文章史学方面的流传，并不是我对阴子的期望。五鹿充宗讲说经学，气势堂堂，是汉代名儒；他虽然没有听闻圣人之道，却也能够学习圣人之学，这或许是鹤石为孙子命名的取意所在吗？然而‘宗’这个字常常被异教剽窃，命名的意义不可不辨清。我看晋室风气崇尚虚浮，还称贺循为当世儒宗，那么‘宗’必定应以儒学为正；鹤石对孙子延宗的期望，意思或许正在这里吧？虽然如此，贺循也不值得称道。晋朝哪里有真正的儒者？贺循也不足以称为儒宗。先王之道都具备在六经之中，坐下来可以谈论，站起来便可以实行；日常生活和人伦常道，终身依循也不能穷尽。读书却不讲求实学，不亲身实践，沉溺于清谈、放诞以及沾沾自喜于八股制义和科举功名得失之间，这种荒疏浅陋并没有多大差别。

译公然把这样的人称为儒者，可以吗？儒者的学问有体有用，从自身的心性性命出发，推行到家庭、国家和天下，并且有所准则；能够长久而广大，能够继承往圣、藏名于名山而启迪后来的学者。这样的人，才足以担当儒宗之称而无愧。我希望延宗成为君子儒。”于是给他取字“延宗”，说：“子儒宗，你应当回顾并思考这个名字的意义。正学昌明，大儒辈出，如宋代的濂、洛、关、闽诸学派，皆以孔孟为宗；元代的许鲁斋，明代的薛敬轩、胡敬斋、罗整庵，皆以濂、洛、关、闽为宗。这些都是君子儒。不以程朱为宗，就是异学；金谿、姚江、白沙一派，都因表面尊儒而暗中近墨而受到讥讽。何况那些所谓佛教五宗的异道邪说，更是离经叛道，在尧舜时代所不能容。我将烧毁他们的书，焚毁他们的居所，难道肯听任后生小子坠入他们的陷阱而不醒悟吗？求学者以濂、洛、关、闽为宗，就不会被异端邪说摇惑，便可以进入孔孟的门墙。我希望你对儒学的归依有所认识，不要辜负你祖父命名的用意。不知鹤石认为我的话对不对？” 《族子曰仁字说》我说：给你取字“近仁”好吗？求取仁德，应当从切近处开始。孔子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到了。’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由此可知，仁不是从外面灌输进来的，只要在当下求取它就是。世俗因为圣门不轻易许人以仁，连颜氏也只能三个月不违仁，便怀疑仁是古今罕见的最高品德，是高远而不可能达到的事情。难怪天下不仁的人很多，而一两个没有昧失天良的人，像景星、凤凰一样难得见到。仁这种道，广大而完备，同时又切近而精实；达到极致并安定纯熟，即使大贤也有不能穷尽之处；但只要随着自己的见闻去保存并践行它，即使中等资质的人也能扩充而不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人难道敢说自己唯独没有恻隐之心吗？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就是行仁的根本，人难道敢说自己唯独不孝不悌吗？这不是很近吗？你年少力强，正应当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不可沉溺于世俗人情而甘心自暴自弃。孩童知道爱，稍长便知道敬；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之间实实在在地用力，再推及忠君爱国、救济人类、利益万物，使满腔恻隐之心遍及天下，仁德就广大无边了。颜渊问仁，孔子告诉他要克制自己、复归礼义；仲弓问仁，孔子告诉他要敬己恕人。克制复礼、敬己恕人，都不必向外求取，都是切近之道。没有比视、听、言、动更切近的了；视听言动中不合礼的就不要做，这就是仁。没有比持守自己并推及他人更切近的了；对人如同面对、承受其事，自己不愿意的也不要施加给别人，这就是仁。天下没有明知不合礼却故意去犯的求学者，也没有怀着骄慢之意去凌辱别人的求学者；若从这里求仁，大概就可以达到吧？或者孔子还说过：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接近于仁。不是刚强，就不足以担当道；不是坚毅，就不能达到远方；不是质朴，就会患浮华；不是迟钝，就会流于夸诞。多么切近啊！养成刚强的品德，进而兼具这四种 qualities，这也是天生接近仁的一种资质。多么切近啊！你要努力。” 《长儿云锦字说》长儿名云锦，行冠礼时给他取字“倬”。《中庸》引用《诗经》说：“穿着锦绣衣服，还要把罩衣穿在外面。”是厌恶锦绣的文采过于显露。那么以“锦”为名的人，应该取其深藏暗蓄的意义；我却偏偏给他取字为“文”，为什么呢？大概胸中确实有锦绣之美，就应当收敛隐藏，不使它流于浅薄外露；如果内心并没有这种美，也应当用自己所缺少的东西来补足。遵守先圣“博学于文”的训诫，反过来从六经中求取，在礼乐中陶冶涵养，然后才会有文采。云锦小时候不爱读书，喜欢骑马击剑、弯弓、练习火炮，把这些当作乐趣，我很厌恶。长大后到海外从军，追击败军、献俘，在军队中虚掷年华而归来，才猛然醒悟而惭愧，想要在学问上用一番力气；但又奔波忙碌，没有闲暇，同时还热衷于作诗，喜爱古代金石，广泛涉猎琴和书，玩物而丧志，在道上仍茫然没有所得。如果再给他取“防”“闇”之意，反而会使他更加疏懒浅陋。过去张横渠喜好谈论兵事，范文正劝他读《中庸》，最终成为大儒。兵武之事，也不可不以文来医治。‘倬’的意义在哪里？就在于取其广大。文采中广大的一类，在天上是日月星辰，在地上是山川草木，在人身上则是纲常名教、臣忠子孝、兄友弟恭、立身行己、待人接物，无不灿然有文、秩然有序，有法有则。所谓道显现出来，便称为文，并不是指浮夸粉饰、欺骗人而讨好世人的文。超过本质的外在文饰，不能算文；风云月露、雕琢辞章之类的文，琐碎浅小，也不是我所说的文。云锦回来后，应当从六经中求取它，在礼乐中受到陶冶；从日常饮食、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地方做起，以居敬收回放散的心，读书穷理以扩充知识，努力学习修身齐家的要道，并讲求经世理人的有体有用之学。做到笃实而有光辉，每天更新、不断增益，这才可以称为天下最盛大的文。使国家光彩，是靠这个；使自身显达，也是靠这个。像倬然的云汉使天空显明，光辉灿烂，无法估量。云锦，你要努力啊！” 《次儿云龙字说》云龙，给他取字“虞飏”。有人说，大皞、轩辕时代以云龙作为官名；孔子向郯子学习的事，也可以讲述。或者孔子称老子如龙，东汉荀氏有八龙，管氏、邴氏三人合称一龙，诸葛公被称为卧龙。龙这种可以学习的榜样很多，难道只有虞飏吗？我说：停下来，我告诉你。上古时代荒远难以考察。儒者读书，讨论古代，尚且从唐尧、虞舜开始。老子如龙的说法不见于经书，我不敢相信。况且佛、老是异学，我还来不及排斥它们，哪里还能反过来寻找它们的祖宗来拜师呢？荀氏诸子虽有八龙之称，但我看他们的学问和品行，没有一个真正合乎道。东汉京城风气喜欢互相标榜，君子不看重这种事。管氏、邴氏三人合称一龙，而华歆这头猪狗也厕身其中，名士风流就扫地了。南阳卧龙才是真正的名士，直到今天读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几句话，还会在半夜起身，拜谢而私下以他为师。但他生不逢盛世，弘济艰难，这不是尧舜时代的百姓所愿意比拟的人。如今

译天子圣明，远远继承勋华的事业；百官互相效法，媲美皋陶、伯益的美德。正值你在草野间诵读求学，只有虞龙足以仰慕。我想到虞龙的时代，虞赓飏盛美显著，担任帝王的喉舌，所遭逢的盛世，千年以来无可相比。云龙幸而生在圣明的时代，能够做尧舜时代的百姓；如果不学习这个人，那就是愚蠢到了极点。考察虞龙一生的事迹，史册记载不多，我想此人一定善于收敛自己，不夸耀才能，不追逐名声，仿佛一个确实没有技艺的人。尧舜所任用的人，当然不是没有才能的人所能相比；何况他辞让秩宗之职，礼乐方面又优于众人，并且得到同列共同推举，那么他沉潜深厚、稳重持守的气度便值得学习。面对谗言和败坏行为、震惊我众的重大局面，这是多么重大的责任！由此可见，他刚正正直的气节足以镇压奸邪反叛者的恶心，也值得学习。纳言的任命说：‘早晚传达和接受我的命令，都只求诚信。’诚信就是诚实。虞龙必定诚实守信，不只是在传达帝王命令的日子如此，而是在平日隐居安处时便如此。求学者有志于成为虞赓飏、接续虞龙事业，难道不必从树立诚信开始吗？诚信存在，那么日常动静之间，一言一行没有不真实的；浮华标榜的弊病也会不知不觉地自行消除。异端曲学不足以摇惑心志，居敬而不懈怠，涵养日益深厚；读书穷理，知识日益明白；讲求有体有用的实学，不要让虞赓飏成为空有虚名的处士。如此，成为盛世的虞龙之道就在这里。” 这样才不愧对“虞飏”这个字。云龙，你要努力！否则品德不修养，学问不讲求，悠悠忽忽地虚度时日，白白荒废岁月，就会想学龙却学不成，也不能成为虞飏，只落得像蚯蚓的孔窍声、苍蝇的嗡鸣声一样，给大雅留下羞耻；这就像画虎不成反而像狗一样。难道不可怕吗？”},{ 给三儿云翔取字的说辞 取字云翔，说：仞千这个名字，是取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之意。世途险恶艰难，暗箭又很多，不只是荆棘丛中不可以错误地栖息，谁知道梧桐树下不会有拿着弹弓、摄取弹丸的人呢？自古以来，才华特别出众的人总会遭人嫉妒，即使上圣大贤也不能免除，何况是才学浅陋的我辈呢？只有高飞远举，才能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君子由此懂得了见机知时的学问，而我正悔恨自己从前对此昏昧无知。三子云翔，资质最为鲁钝，才能最为平庸，没有什么值得当时人嫉妒的地方；但他的性情却志趣高远，有一种进山唯恐不够深、入林唯恐不够密的意向，这本来不是我心中所喜欢的。后来我因公忠而获罪，才开始器重这个孩子不急切追求荣誉名声、不与世人争逐祸患的品性。将来就让他高蹈于烟霞之间，勤劳四肢，分辨五谷，凿山为田，筑堰成池，在清泉白石之间啸歌自得，同巢父、被衣相媲美，或许可以达到古人所说的那种境界：名声可以听闻，而本人却不可接近；德行可以仰望，而形迹却不可看见。凤凰飞翔，直凌霄汉，即使有弓箭和缴丝，又能施放到哪里呢？云翔可以这样做，我相信他了。虎豹在深山中，人人听到它们的声音都惊恐不安；如果它们到五都的市场上游走，那么贩夫小儿都会拿着瓦砾追打它们。所以麒麟出现在旷野，反而会被鉏商折断脚；龙进入鱼群，反而会被豫且困住。英雄不得志，古今都令人悲伤；哪里比得上凤凰啊凤凰啊，独自往来于千仞高空之上，连梧桐也不栖息，竹实也不食用，坚定自守而得以保全自身，不至于留下德行衰败的讥评呢？阅历一天天加深，见识一天天增长，倘若能够脱离樊笼，就以奋飞高举为期望。我将振动翅膀进入山中，寻找所谓千仞高处而居住，在田垄上亲自耕作，让妻子在前面除草，那么云翔就算是能够继承家业的贤子了。给四儿云翼取字的说辞 庄生谈到大鹏，说它不知道有几千里大，翅膀像垂在天空的云。啊，真大啊！万物并不是只因大就可贵，而是以大而有用为可贵。有了翅膀而能飞翔，就是发挥了有用的作用。在青汉之间充分施展它的才能，依傍日月，踏乘风雷，数千里山川和百姓万物，都处在它肘腋般的覆盖庇护之下。它所发挥的作用真大啊！四儿云翼从孩提时起就志气高昂，随着年龄稍长，反而看他的名字夸夸自得，仿佛自以为很大。我希望他努力成为有用之才，于是给他取字为“展”。“青青”二字，是说什么样的霄汉间气象呢？它同大海完全不同，因而位置格外高。“展”的意义，有积累深厚而后大发弘扬之意。志向一旦确立，气势便随之奔赴；精神一发动，上天也随之相应。若不是胸中有很大的积蓄、腕下有很大的施展，哪里足以参与其中呢？但我听儒生的常谈说：“有长处却不能施展，等到可以施展的时候，到了能够施展的地方，没有不是临事仓皇、疲惫沮丧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抱负不多，鼯鼠般的微小技能很快就会穷尽；举起它不能胜任，实行它也不能达到。这也像鸴鸠奋力飞起，只能展开翅膀停在榆树、枋树上，哪里值得同它谈论青云之上呢？怎能谈得上舒展大翅膀呢？他平日里不动声色，不潜藏也不伏匿，涵养融会思虑，奋发进取；幸而遇到天清日朗之时，鼓足豪气腾上云霄，直上九万里，横飞九万里，东西南北，都是我随意通行的地方。天下人共同仰望展布的非凡才华，却没有谁能测知他的精神力量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大鹏之所以大、不同于普通鸟类的地方；君子善于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正是如此。这样就够了：树立根本以求实用，积累深厚而后大发弘扬。云翼，你要努力啊！给五儿云鹗取字的说辞 北海说过：猛禽即使有几百只，也比不上一只鹗。因为鹗的性情刚正严厉，喜好搏击，是群鸟所畏惧的；它又是猛禽而有所区别，站立时不轻率妄动。古人把它比作御史大夫，说他立于朝廷之上凛然有威，具有肃正的风裁。我唯独喜欢它善于挺立，具有卓然自立、刚强坚毅而不改变的气概，这可以作为后生小子求道入德的方法。于是给他取字云鹗，字为立甫，取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的老师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到三十岁才立身处世。又说：“可以同他一起学习，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通达道；可以同他一起通达道，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坚定地守道。”是这样看来，立志立身是多么困难啊！大概只有志向专一、坚持不移，不被事物动摇；如果不是见识明白而操守坚定，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求学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要把圣贤看作一定可以做到的人，不要因为游移懈怠而走上庸俗愚昧、不肖之人的道路。把拥有千乘之车看作不足道、把万钟俸禄看作不屑一顾，用来树立品格；真实而不虚妄，忠诚守信而不欺骗，用来树立诚信。这样一来，我知道自己可以免除卑污苟且、被私心虚伪牵引的讥评了。自古以来，从没有悠闲疏忽而能够成就事业的人。能够立定志向，就会一天天走向高明，接近圣贤，这并不是难事；不能立定志向，就会一天天沉沦颓靡，直到同禽兽相差无几。唉，难道可以不感到畏惧吗？

译“立”的意义，或许还兼有树立的意思。道德和功业能够流传于世，就是这个意思。世风日下，士子把科举功名当作树立自己，却茫然不知道圣贤的事业是什么；做官的人把尊贵显赫当作树立自己，却完全不懂尧舜治理君民是怎么回事；这都是因为没有听闻大道。天下的王侯将相，在世时荣耀，死后便结束了，哪里能说是树立呢？像叔孙氏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才是可以流传千秋百世而不朽的事业。因此君子不论困穷还是显达，始终以这三件事为志：出仕便立功，退处便立言、立德，无论出仕或退处都一样。立言也是功在万世；三者之中做到一项，就足以高耸如千仞，成为世道人心的柱石。何况三者兼修并进，难道不是圣人的门徒吗？‘鹗啊，你要早晚勤勉，努力思考怎样树立自己啊！’ 《六儿云灿字说》当今皇上的圣德光明昭著，卿云屡次出现，云气浓密繁盛，盘旋凝聚成奇异的色彩。遥想虞舜朝，百官灿烂，彼此应和而歌，光华重新照临，亘古以来独为盛大。若不是尧舜时代的百姓，怎么能够亲身遇到这样的时代？如今所见，竟与那时相符合；有幸得以瞻仰并承受祥瑞的光辉，在光天化日之下分沾美好的文采，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云灿出生在这样适逢其会的时代，也就是当今的尧舜之民。给你取字“舜民”，云灿，你要回顾思考这个意义，不要轻视这个‘民’字。都是百姓，却独称为尧舜之民，就必须存心立行，不违背勋华的德业，感化风气，使时世和乐，先为众人作表率。凡有一件事、一句话，不能在尧舜面前自我交代，便是错误。百姓的等级并不相同，云灿应当努力成为其中的上等。上天生养这些百姓，有后来才知才觉的人，也有作为天下百姓先知先觉的人。君子以自身完全体察并实践天理，成为上天的百姓，就应当思考上天生养百姓、也生养自己的用意。因此，遇到时机而出仕，就应当使君主成为尧舜之君，使百姓成为尧舜之民；即使所处境遇困穷而亲自在田野耕作，也能够怀抱尧舜之道，享受尧舜之乐，对于不合道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轻易取用，千驷万钟的富贵也不屑顾，只顾守养自己的志向以求有所作为，然后才可以担当天下的重大责任而不感到畏惧。” 孟子所说的“显达之后，能够把道施行于天下，然后才去施行”，就是这种人。孔子所说的“退隐居处来求得自己的志向，施行义来通达自己的道”，也是这种人。再下一等，是不能自立，必须等待上位者鼓舞和教化之后才振作起来的普通百姓；虽然不能同豪杰之士相比，却也差不多可以不自暴自弃。再下一等，是无知无识，只知道耕田吃饭、凿井饮水，连帝王的力量也一并忘却的愚昧百姓，我不能让云灿成为这样的人。等级已经说明白了。如果明知不合礼义却照样去做，沉溺于浮华，立志时不敢把圣贤作为目标，举止偏偏只想同庸俗大众为伍，这就是圣明时代的顽民，距离禽兽也不远，舜不会愿意把这种人当作自己的百姓。云灿，你要想不愧对“舜民”这个字，首先应当思考尧舜对百姓的期望。做臣子要忠，做儿子要孝，夫妻之间要厚守礼法，兄弟之间要笃于友爱恭敬，朋友交往要全守信义；存心立行，件件都可以面对勋华之主，协助风行教化、时世和乐的事业，并且以自身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亲身实行表率，不遗余力，使百姓亲近五伦，胜过如今的尧舜时代，顺从众人的愿望来治理天下，也可以说是国家的天民了。夔、龙、元、恺，本来就是尧舜的百姓。伊尹、莱朱、望、散，也都是尧舜的百姓。关键只在于是否具备这样的道。云灿，你要努力。” 《从子云枢字说》云枢，给他取字“德辰”。“枢”本来是北斗第一星；以德施政的人，也应当如此。给你取这个字，意义在哪里？是希望这个孩子立足于德。立志于道、依据于德，是求学者共同的要求。孔子说：“品德不修养，学问不讲求，听到义却不能迁善，不善却不能改正，这是我的忧虑。”人一出生就具有德，五常百行，圣人和凡人都应当修养，难道一定要讨论是否从政吗？德施于自身叫作德，施加于百姓叫作政。独善其身、兼善天下，只是有远近之别，并无大小之分，关键都在于通过学习加以修养。讲学以修德，道理就会明白；听到义能够迁善，不善能够改正，德就树立起来了。司马温公自己说：“去掉恶行、追随善行，就像转动门轴一样。”这似乎正可以针砭你这个孩子。况且《大易》说：“言语和行动，是君子的枢机；枢机一发动，便是荣辱的主宰。”你们要谨慎言语、慎重行动，不要使自己的品德受到牵累，少犯过错、少留悔恨，俸禄自然在其中。至于是否从政，又有什么关系呢？执掌国家权柄、辅佐太平，固然是施政；做一官、治理一邑，也同样是施政。政令施行而人民仰慕他，即使困穷居处、修养德行而不孤单，也有邻人相伴，这就是北辰星共同拱卫的意义。孩子，你要努力啊！” 《从子云路字说》云路，给他取字“汝由”。孟子说：“义就是道路，只有君子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又说：“舍弃自己的道路而不走，可悲啊。”由此可知，义是天下古今都应当实行的道理，贵重的只在于能够沿着它走。世人不走正路而走小径，舍弃光明正大的大道，却奔向邪暗曲折的小路；有时弯曲地寻求一尺，苟且求得功名；有时沉溺于异端，把探索隐秘、行为怪异当作学问。我不愿意你走这样的路。还有人不走小径，却钻洞穴，阿附权势，挤入显要地位，以患得患失的心情希求半级一阶的荣华，暗夜里乞求哀怜，白日里对人骄横；他们自以为洞中的聪明，未必不嘲笑洞外人的愚蠢。我也不愿意你走这样的路。君子以仁为住宅，以礼为门户，以义为道路，坦荡宽广，如磨刀石般平直，如箭一般端直，何必羡慕别人的小径和洞穴呢？澹台灭明行走不走小路，高柴避难时也不走小径、不钻洞穴。他们从小处谨慎，防微杜渐，害怕由毫厘之差造成千里之失，所以一生没有邪曲的牵累，沿着正途逐步前进，几乎达到圣贤的境界。后来的年轻人，怎么可以不以他们为榜样呢？况且古来没有行走却不沿道路的人，徒步渡河、越海，立刻就会有灭顶之灾；

译到燕国去却把车辕朝向南方，势必越寻找越远。只有君子沿着应当走的道路前进，像规矩准绳不可改变；沿着不得不走的道路前进，像日常饮食不可离开。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合宜。合宜之处就是义，合乎义便没有不合宜的。做臣子应当忠，做儿子应当孝，这都是义，也都是人所应当走的道路。凡是说话不忠不信，凡是行为不笃实不恭敬，都是自己把自己投入荆棘和陷阱之中，走到哪里都不可能顺利。有人说：“云路鹏程、科举功名，是美好的事情，取字的人应当取这个意义。”我却认为不是这样。读书本来就期望用于世事，难道我不愿意把科举功名作为对你的期望吗？只是担心你们把科举功名当作自身的界限，把它看成登峰造极的品德修养，从此不再追求圣贤之道。科举功名的得失自有天命，即使得到功名，其中许多人也不足以列入真正的人数之中。圣贤之道，不因困穷显达而有所增损；得志时，便同百姓一起实行；不得志时，便同千秋百世共同实行。这才是天下的正路，不是区区功名富贵之途可以相比其远近广狭的。汝由，你要努力沿着它走。” 《从子云凤字说》云凤，给他取字“蔼臣”，是勉励云凤的意思。凤凰栖息在梧桐树上，食用琅玕，美好极了。世人只知道它栖息和饮食，却不知道如果不飞翔、不鸣叫，德性便有所不足。《卷阿》诗说：“凤凰飞翔，羽翼翩翩，这是有道之世凤凰前来朝仪。”天下大安宁的征象，因此反复吟咏，不能停止。接着说：“王朝有众多和善的吉士，只有君子可以任用，使他们亲爱天子。”又说：“王朝有众多和善的吉人，只有君子可以任命，使他们亲爱百姓。”媚，是爱、悦的意思，不是谄媚。蔼，是吉良之臣；只有上位者任命驱使，君臣贤明相会，正像拔茅草而同类一并被拔起、共同进用的征象。亲爱天子，就是爱君；亲爱百姓，就是爱民。竭尽忠诚来报效国家，贤者心中只知道有君主和百姓。凤凰在高冈上鸣叫，朝阳下梧桐繁茂，车辆众多、马匹安闲，杰出之士纷纷被征聘，这原本不是为了荣耀臣子的自身和家族，而是要使福禄、安康、纯厚的福庆长久充盛优游，千百年如同一日。唉！世人只会经营栖身之所和美食，既然吃饱住安，便收起翅膀、闭口不言，即使鞭打驱赶也不能使他们动弹，他们所亲爱媚悦的不过是权势罢了。享受厚禄却不知道君主，处在高位却不体恤百姓，盘结营私，牢不可破，这是龌龊鄙陋之人的作为，不能把他们看作士人。” 防枭啊，防枭！给老虎附上翅膀。看看这些和善的贤臣努力辅佐国家，他们与那些臣子的品格相差何如？云凤不喜欢诗书，却喜欢以武功自我夸耀，所以我用“蔼”“吉”来引导他。仕途上没有值得谄媚的地方，只有亲爱百姓、因而亲爱天子，才是可以的。听命于私人家族，依附权奸的党羽，我早就知道云凤不屑于这样做。希望他温文尔雅，使天下都称他为爱国爱民、能够成为国家干城和君王腹心的良士；这样对世道的功劳就不浅了。蔼臣，你要努力啊。”},{ 《鹿洲初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十四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 考

译经学考 六经，是圣人治理世事的书。有天下国家、身心性命的人，都不可以一天废弃它。治理国家而不以六经为根本，必然流于崇尚功名、法术以及杂霸小补之术的治理；求学而不以六经为根本，必然流于异端邪说、支离浅陋的学问。所以自古以来，凡是以儒者自称的人，没有不把穷究经书作为要务的。然而，经书有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的称呼，这些称呼起于何时呢？致堂胡氏说：“孔子、孟子的门徒中，经书没有五经、六经的称呼。后来把礼、乐分开来称六经，合起来称五经了吗？”我认为，称为五经，是从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开始的。称为六经，《庄子·天运》篇已经有这种说法，可知它开始于战国时期。汉代儒生改变说法，称为六艺；董子所谓‘删取六艺来充实培养自己’，司马迁所谓‘六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每一门都是经书’。礼、乐为什么可以合在一起说呢？汉文帝时，窦公献上《乐书》，原来就是《周官》中大宗伯所掌管的司乐篇章，所以它本来就在《周礼》之中。河间献王同毛生等人作《乐记》一篇，后来又收入《礼记》四十九篇之中。因此，有时称五经，有时称六经，只在于称说者对礼、乐分合的不同罢了。九经这个名称，开始于后汉；到后唐明宗刻印九经的经版并出售，从此才广泛流传。十三经这个名称，开始于唐代贞观年间，就是今天所流传的十三经，这一点没有疑问。解释经书的人，汉代儒生最为突出；到了宋代，经书的旨趣才确定下来。《易》有《连山》，也有《归藏》。《连山》作于夏代，早已亡佚；隋代刘炫伪造出来献上，因被人告发而削籍。《归藏》作于殷代，汉初已经亡佚，晋代忽然又出现，只记载占卜之事。郑氏夹漈尊崇相信它，是喜好奇异过度了。《周易》是文王、周公、孔子的著作，所以流传到千秋万代而没有废弃。汉代讲说《易》的分为三家：第一家是田何的《易》，这是商瞿从孔子那里接受的学问，传了六代到田何时大为兴盛。田何之后又传了三代到施讐、孟喜、梁丘贺，于是有了施氏、孟氏、梁丘氏之学；第二家是焦赣的《易》，没有老师传授，自称从隐士那里得到，只讲阴阳灾异，不像圣人的经书，京房学习它，另立为京氏之学；第三家是费直的《易》，也没有老师传授，开始把《彖》《象》《文言》杂入各卦之中。东京时期的荀氏、刘氏、马氏、郑氏都传授他的学说，康成又为它作注。王弼最后清除了讲象数和占筮的学说，王弼的注本一出，其他各家都废弃了；然而他的学说夹杂异端之说，开启了魏晋时期玄虚空疏的弊病。范甯说，他的罪过比桀、纣还深。唐代孔颖达作《正义》，以王弼为依据；李鼎祚编集解说，排斥王弼而尊崇康成。此后郭京、陆希声、胡瑗、皇甫泌、苏轼等解说《易》的不下百十家。朱子说，秦汉以来考察卦象、卦辞的人拘泥于术数，不能得到广大通达而简易的方法；谈论义理的人又沉溺于空寂，不合乎仁义中正的归宿。因此，因时制宜地建立教说，以承接三位圣人的道统，只有伊川先生的《易传》而已。然而世人说伊川的《易》精于义理而略于卜筮，于是谈象数的人尊奉康节；直到朱子作《本义》启发纠正，兼取两家的说法，《易》学才大体完备。《书》有古文、今文两种；今文是伏生传授的，经过数代传到欧阳高，称为欧阳之学。又有夏侯胜及其儿子夏侯建，形成大小夏侯之学；三家在东京时期并行，而欧阳之学尤其兴盛。古文《尚书》是在孔壁中得到的，经孔安国编定，因为巫蛊之事发生，不能列入学宫。到晋代梅赜献上它，唐代卫包把古文、今文合为一体，《尚书》才完整。然而蔡九峰说，今文《尚书》大多艰涩难懂，古文反而平易，怀疑孔安国的序文不像西京时期的文字。朱子也有这种怀疑。欧阳公《日本刀歌》中说：“徐福出行时书还没有焚毁，遗留下来的百篇书如今还存在；命令严厉，不许把它传入中国，天下没有人认识古文。”他怀疑这部书如今还在日本国，这也近于喜好奇异，不能据此作为定论。陆德明、孔颖达、苏子瞻等所作的《尚书》注疏解说不下数十家，只有蔡九峰的《集传》折中各家说法，并向朱子求正；从明代直到今天都采用它。汉初讲说《诗》的也有四家：鲁人申公作训诂，称为鲁《诗》；齐人辕固生，称为齐《诗》；燕人韩婴，称为韩《诗》；赵人毛苌独自说传自子夏，称为毛《诗》。先儒又说，《诗序》是子夏所作，而毛氏卫敬仲又加以润色。郑众、贾逵、马融都作了毛《诗》的传，郑康成作毛《诗》的笺，何胤、全缓又为它作注。齐《诗》亡于汉末，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然存在，却没有传授的人，只有毛《诗》和郑笺独立列于学宫。朱子废除《诗序》，作《诗集注》；后人虽然纷纷留下非议，但终究不能改变它。《春秋》在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同时流行；到了王莽之乱，邹氏、夹氏都亡佚，只有公羊、谷梁立于学宫。左氏之书出现最晚，后来才大为盛行。贾逵、服防都为它作训解；到晋代杜预又为它作注，同公羊何休的注、谷梁范甯的注一起列于学宫。从此三传并行，而诸儒大多尊崇左氏。只有朱子说，左氏考察史事相当精密，只是不懂得大义，专门在细小处经理会；公羊、谷梁考察史事很疏略，但义理却精深。这两个人是经学之士，所传的只是传闻，并没有亲眼见过国史。汉、唐以来，讲说《春秋》的人，大抵只考察传文而不知道经文。到胡文定公作《春秋传》，按照左氏的义理，采纳公羊、谷梁的精华，又以孟子以下，以及庄周、董仲舒、王通、邵尧夫、二程、横渠的说法加以润色。圣人通过笔削来褒扬、贬斥和诛责的旨意，到这时才大为彰明；其中虽然也免不了有牵强之处，但议论正大。如今科举贡士取士，必定尊奉这部书，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的了。汉初还没有《仪礼》这个名称，名称开始于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朱子怀疑，学者因为其中有“仪”有“礼”，于是合起来给它命名。

译他曾说：“《仪礼》是礼的根本。”又说：“《仪礼》是经，《礼记》是传。”郑康成为《仪礼》作注，黄庆、李孟悊作疏。唐代贾公彦删改两家疏文，自己重新作疏。然而先儒多以《仪礼》难读为苦。张淳说：“如果按照刘歆所说，那么高堂生所得的只是士礼。如今《仪礼》中却有天子、诸侯、大夫的礼，怀疑这不是高堂生的书，只是篇数恰好相同罢了。”朱子说，张淳没有深入考察刘歆所订定的错误，也没有察知所谓士礼，只是举首篇来命名罢了。他所说‘推而达到天子’，大概专指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而言；至于燕射、朝聘，难道士人会有这些礼而能够推及天子吗？这样看来，《仪礼》出自高堂生，毫无疑问。《周礼》这部书，起于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得到《周官》五篇，缺少冬官，花费千金悬赏也没有找到，于是取《考工记》补足。到刘歆校订宫中秘籍时，才把它编排成书，但多被儒者排斥。何休说它是六国阴谋之书，只有杜子春能够通晓它的意义；郑众、郑兴都阅读它，康成独自认为它是周公造成天下太平的遗迹，因此他的学说才在世上流行起来。评论者认为，王莽、王安石两次采用这部书都使天下陷入混乱，因此怀疑它不是周公的著作。胡宏胡氏在辨析此事时尤其用力，而朱熹称赞它内容广大而精密；其中虽有些细碎之处值得怀疑，但若不是圣人，也不能写成这样。那么，伊川所说的“要有《关雎》《麟趾》的意旨”，然后才能施行《周官》的法度，恐怕也确实有其中的道理，不必因为王莽、王安石而连累《周礼》。《礼记》是汉代儒者编纂辑录的，书中杂糅很多，并不纯一。它最初由河间献王献出，刘向校定；戴德删为八十五篇，就是所谓大戴《礼》。戴圣又增删为四十六篇，就是小戴《礼》。马融增加《月令》《明堂位》《乐记》，合计四十九篇。现在《大学》《中庸》列入四书，所存的只有四十七篇了。郑康成、王肃、皇甫侃、熊安生、孔颖达、卫湜等人的注疏各不相同，而学者以陈澔为宗；遗憾的是，他的书未经圣人删削，所以后世贤者所应承担的希望，不只在注疏方面。《论语》在汉初有齐、鲁两家的说法：传《齐论》的是王吉、贡禹等人，传《鲁论》的是龚奋、夏侯胜等人。到张禹时才把两种《论语》合为一部，并删去《问王》《知道》两篇，孔安国为它作传。各儒家的注疏训解，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只有郑康成、何晏的注本立于国学，后世因看不到《问王》《知道》两篇而感到遗憾。然而，圣人的经典哪里是张禹所能删削的？这两篇必定是汉代儒者伪造的作品，所以没有流传下来。《孟子》最初由赵岐作注，后来扬雄、韩退之以及伊川、横渠等人的解释不下几十家。但自朱熹《集注》问世，百家注疏《论语》《孟子》的工作，到这时才算集大成。虽有王充讥刺《孟子》，冯休删削《孟子》，司马温公怀疑《孟子》，苏子瞻加以辨说，都不能损害日月的光辉；陆筠辅翼《孟子》、虞允文尊崇《孟子》，也都可以不必烦劳了。《孝经》遭秦火之后，由河间人颜芝收藏。汉初，颜芝的儿子颜贞献出此书，共十八章。长孙氏博士、江翁、后仓、翼奉、张禹都以传习此学而著名。又有古文《孝经》，与《尚书》同时出世；长孙氏本有《闺门》一章，其余大体相似，又多出三章，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它作传。到刘向把颜芝本与古文本比较，删去其中繁杂迷惑的内容，确定为十八篇。郑氏、马融都为它作注。郑氏有时说是郑康成，但他的立义与郑康成所注的其他书不同。梁代孔氏、郑氏两家都立于学宫，唐明皇又为它作注，元行冲作疏，宋代邢昺撰《孝经正义》，朱熹撰《孝经刊误》。但看朱熹跋文后面的几句话，可知当时怀疑此书的人很多；他的语录又说它恐怕不是圣人之言，大概是因为其中的说法不够亲切，只说孝的功效如此，于是产生了摘取其他书来阐明其宗旨、另作《孝经外传》的想法。《尔雅》这部书不知开始于何时，根据郭璞的序，只说它兴起于中古，盛行于汉代。到了唐代陆德明作《释文》，才开始说《释诂》是周公所作。这种说法大概本于魏人张揖所进《广雅》表，其中说周公制定礼制以教化天下，著《尔雅》一篇来解释礼义；其余各篇，有的说是孔仲尼增补的，有的说是子夏增益的，有的说是叔孙通、梁文补充的。历代解说家相传此说，却没有人能辨明真伪。旧有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人的学说，如今只有郭璞的注、邢昺的疏流行于世。隋唐以来，这部书不再作为科举士子的考试内容。韩退之以古文著名于世，尚且认为注释虫鱼之类的内容不切实际，由此可知诵读学习它的人很少。宋初逐渐有人谈论此书，后来有人以《尔雅》中的问题考人，有人答说能辨认鼠和豹，却不认识蟛蜞，考问者便惊叹其博闻。陆佃撰《尔雅新义》，自称可以使郭璞手持扫帚为他清道，望着他的车尘脚印。可是它大体不出王氏的学说，与刘贡父所说的“不撤姜食”“三牛二鹿”相比也没有超出多少。它把玩弄名物而妨害心志，做得太过分了。总而言之，《易》《书》《诗》《春秋》都是圣人亲自审定的；《论语》《孟子》是孔子、孟子的门徒记录编述的。后世圣人即使有所著作，也不过等同于子游、子夏的一句话。有人指责《诗集传》废弃《诗序》有疑问，有人认为胡氏《春秋传》有牵强之处。儒者吹毛求疵，或者喜欢发表议论以自鸣一家之学，本来也是圣人不禁止的。但衡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能够保证没有遗议，然后却想凭片面见识，施展以瓠测海的本领，最终只是徒劳而无功，成为紫阳文定朱熹的罪人，这也就不必做了。三礼之书，大多是汉代儒者增益附会的，其中义理还没有完全纯粹精密，言词篇章一看便很杂乱，不能不等待好学深思的人，确定其旨趣，删去繁杂迷惑之处，不使各类材料汇集得不合体例，或许才合乎周公、孔子的精微本意。

译这也是我们这一类人的责任。《孝经》虽然未必是曾子所作，但这部书关系重大，绝不可废弃。应当采辑古今的大义和嘉言，推演发挥它们，阐明“至德要道”的宗旨，能够成为曾子的功臣就可以了。《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传，却列入经书，这是把它们过分尊崇而没有道理；那么也只须仍旧把它们作为传流传下去罢了。《尔雅》决不是周公、孔子的著作，所谓叔孙通、梁文所作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这不过是解释文字的小学书，把它列入经书，对身心性命、天下国家没有益处。我认为它实在可以废弃，将它归入字书、音韵、篆书、隶书、《说文》一类，作为学者游艺观览的一种辅助就够了。喜好古代却没有见识，反而受古人蒙蔽，也不是古人最希望看到的。史学考 古代编修史书的人设有专门官职，班固、司马迁都是世代承继这一事业，所以他们的史书出自一人之手，形成一家之言。自唐太宗命廷臣共同编修以后，后世沿袭成为惯例，意见纷杂，各人说法不同，史书也就错杂不堪了。古代作史，以《春秋》的编年体为正体；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以后，后世都尊奉它。萧梁之间又特别创立一种体例，叫作实录，杂取编年、纪传之法编成，用来供史官采择，并没有创作之意，不值得谈论。编年体最古，所记一国治乱之事最为详细；但人们认为纪传体便于阅读，竟把它称为正史，这就难以理解了。如今流传的正史有二十一家，都是纪传体，祖述司马迁，是记史之书。论史才，司马迁居第一，后世著述之士没有能赶上他的。朱熹说：“司马迁才高，见识也高，只是粗疏率意，所以内心背离了道。”吕祖谦说太史公的旨意深远，寄托的兴味悠长，隐微而显明，断绝而又接续，正面叙述又加以变化，如鱼龙变化而不可追踪，这是他行文的妙处，确实有这样的地方。班固讥讽司马迁把黄老置于前、六经置于后，抑退处士而进用奸雄，崇尚权势利益而以贫贱为羞，这确实是司马迁的短处。然而在当时，汉武帝穷奢极侈，海内凋敝，反而不如文帝、景帝崇尚黄老、君主恭谨节俭、天下富足。武帝用法苛刻深重，应该受刑的人却可以用财货赎免；司马迁遭祸时，家贫没有钱自赎，交游也无人救助，最终陷入腐刑。大概他心中有所感愤，所以言论不免有过分之处；但他能够推尊孔子，编列世家，讥刺聚敛，最终又肯定平准政策，难道也不能轻率议论他吗？司马迁去世时，《史记》还缺少十篇，褚先生少孙为之补写。但《景帝本纪》疏略，《武帝本纪》完全抄录旧文，《封禅书》《三王世家》只叙述封拜策辞，《礼书》《乐书》抄录《荀子·礼论》和《河间王乐记》，《傅靳列传》与《汉书》相同，其余都琐碎猥陋，不值得说，远远比不上司马迁的著作。班孟坚表面上鄙薄司马子长，暗中其实承袭他的作品；他所著《汉书》，从高祖到武帝全部采用《史记》，昭帝至平帝则取材于贾逵、刘歆；八表、天文志又由其妹妹班昭接续完成。古人说班固的书都是因袭司马迁以及王充、扬雄、刘歆、刘向旧文而加以润色，其中偶有冗杂之处，是因为班固的才华不如这些人。郑夹漈极力诋毁班孟坚，说他完全没有学术，只专门剽窃；又说司马迁与班固相比，就像龙与猪相比，这样贬低班固也未免太过分了。史书所看重的是剪裁材料、褒贬人物，并不是毫无依据就算高明；但又有人说《汉书》的撰述工巧，如同英茎、咸池、韶乐，音节高超，后世作史的人没有能赶上它的，只能依稀相似。因此各史家舍弃司马迁而尊崇班固，刘知几之流尊班抑马，这又是推崇过度。不知道班孟坚的史书，只能作为司马子长的续作；众说纷纭的议论，都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范蔚宗自称《后汉书》体制宏大、构思精密，比班孟坚也无愧色；大概它编次整齐，法度精深，在司马迁、班固以后，确实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的见识有限，体制和意趣局促薄弱；他的序论想在班固之上增添华饰，堆积靡丽辞藻，雕琢得如锦绣。论后又作赞，像多余的赘疣，自以为笔势放纵，实际上是天下奇怪的文章。这样看来，宋、齐之间的文风日益下降，也没有办法。世人讥讽他创立“后纪”，又把《风俗通》中王乔、《抱朴子》中左慈等诡异之事采来列入传记，把重节义的董宣列入酷吏，把忍辱含耻的蔡琰列入列女，其中错杂不伦也是免不了的。陈寿《三国志》叙事高简而有法，张华、王通都称善。但他尊魏帝为正统而视汉为寇，颠倒纲常；又因为父亲被髡而妄加贬低武侯，再因为向丁氏求米未能得到，便不给仪廙立传，也就同样有这些问题。魏收的《魏书》被称为秽史，不值得君子阅读。古人说《三国志》应当重新修订，这是最确切的评论。郑知几、陈亮都有此志向，却没有完成。庐陵贡士萧常撰写《续后汉书》，从昭烈帝写起，到少帝炎兴年间止；既纠正名分，又选择注文中好的内容一并写入。可惜陈寿前书过于疏略，使萧常无从借鉴发挥。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这也是陈寿掩抑汉代史事的过错。房乔、魏征等总领编修《晋书》《隋书》，又会合褚遂良、长孙无忌以及志宁、李淳风、颜师古、孔颖达、李延寿等人共同完成；按照各人的学术所长，分别授予任务，各尽其用。体例出于敬播，天文、律历由李淳风专门负责，《宣武纪》以及陆机、王羲之的传论由唐太宗亲自撰写。《隋书》的序论都是魏征所作，所以《晋书》《隋书》的两部志高出古今。不过《晋书》还采用沈约荒诞诬妄的话，杂采《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中诡异荒谬的言语；《隋书》则郑夹漈称赞它极有伦理纲常和本末条理，兼备各方面而可以无所遗憾。自司马迁、班固以来，没有能赶上它的。沈约撰《宋书》，以何承天的著作为基础，又旁采徐爰的说法，颇为精详。但其中的本纪、志兼载魏晋之事，体例繁杂，已不能与前人相比；又喜欢制造奇异说法来诬蔑前代，创立《符瑞志》，荒诞不经，实在更加无益。萧子显撰《南齐书》，天文、户口等内容没有能够详细说明的。他作文喜欢纵情驰骋，任意更改、割裂，刻意雕琢辞藻文采，风气尤其低下。姚思廉撰《梁书》《陈书》，是为了继承父亲未完成的志业；虽然魏征也参与其事，但魏征只撰写总论，删削、编次、叙述都出自姚思廉。姚思廉的父亲名叫姚察，在陈朝做官时就开始编写此书，经过三代父子相传，又过了几十年才完成。书成以后很久仍不显著，到宋代才列入学者所读之书，可见其完成之艰难。后来《魏书》成于魏收之手，他只是借史书作为报恩报怨的工具，自称举荐人便使其升上高天，弹劾人便使其坠入地底，他的良心早已不存在了。尔朱氏的罪恶即使可以减轻，魏收又有什么传记不能写得好呢？“秽史”之称，千年也不会改变。后来北齐灭亡，魏收最终遭到发掘坟墓、抛弃尸骨的惨祸，刘知几说这是他的阴险邪恶导致的，确实如此。隋文帝命魏澹等人重新撰写《魏书》九十二卷，但都没有流传，反而魏收的书独自流行于世，这说明魏澹等人的文章鄙陋。

译李百药撰《北齐书》，是因循父亲李德林的著述续成后献上的；但为了避唐代的讳，不书写世祖、世宗之类的名号，评论者因此轻视它。令狐德棻撰《周书》，依据苏绰、牛弘的旧稿，务求言辞清雅，却多不是实录。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删去繁冗、补充缺漏，叙事简洁有力，是司马温公所称许的佳史。但它喜欢叙述妖异、祥兆、谣言和禁忌，特别繁杂猥琐，这就是它的不足。《旧唐书》出自后晋宰相刘昫，因韦述旧史增补而成，繁简不均，是非失实，甚至把韩愈的文章说成大有纰缪。到宋仁宗时，才命廷臣删定此书：欧阳修撰本纪、志，宋祁撰列传。欧阳修自称事实比旧书增加，文字比旧书省约；但评论者说欧阳永叔学习《春秋》，常常着意于褒贬，宋子京只刻意经营文章，用字多奇特艰涩，又采录杂说，往往彼此抵牾。因此《新唐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能说尽善尽美。欧阳修《五代史》深得《春秋》的方法，褒贬谨严，隐约近似司马子长的体例；但不记载天文灾变，不为韩通立传，也算小小的瑕疵。《宋史》立传只计较官阶，叙述只详细记载升迁调任；编排道学人物则次序失当，叙述盗贼则繁杂猥琐而没有条理，散漫纷乱，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了。《辽史》的缺点在于芜杂，承袭讹误和错误，数也数不尽。揭傒斯有矫正史学的意图，所以他所作《金史》简洁质实得多，不是宋濂的《元史》因避讳而不明白可以相比的。总而言之，史家的学问，前代没有比司马子长更好的，后代则推重欧阳永叔和范蔚宗。宋祁的抱负远不如班孟坚，其他几位史家得失各半，姑且用来备载一代的事迹。魏收的史书即使极为污秽，也不如陈寿《三国志》三纲沦丧、冠履倒置。读它而不感到痛愤的，必定是这个人已经没有恻隐、羞恶、是非之心，甘愿做乱臣贼子而不自疑了。《宋史》已经过于繁冗，卷帙浩大，像邸报抄录和杂乱记录，等待采择修订，不能公然称它为史书。邵氏《弘简录》删削得枯槁，像拙劣工匠初学塑雕，只略像人的形体，却全没有声音笑貌、精神意气。世人害怕《宋史》繁多浩大，不得不趋向邵氏的简便，也是出于无可奈何。我认为《三国志》《宋史》两部书都应重新修订；如果畏惧困难而苟且等待后人，后人又等待后人的后人，岂不是我们这一辈人的耻辱吗？再来谈编年史。编年史的源流是《春秋》、左氏、《资治通鉴》以及司马光、温公所继承的方法；后来辑成《资治通鉴》一书，使历代治乱兴亡清楚得如同看自己的手掌，但义例还不精密，褒贬取舍也有失当之处。紫阳朱熹对此忧虑，于是撰成《通鉴纲目》：大字书写以提纲挈领，分列注文以备载事实，表明年代、确立正统；从威烈王写起，至五代结束，共一千三百六十年，义理精确，事实核实，卓然可以接续《春秋》，继承先圣删削裁定史书的宗旨。元代儒者金履祥从唐虞开始，作为前编的补充；明宪宗命儒臣商辂等续写宋、元，完成后纪。万历年间渭上南轩又杂采伏羲以来经过考核而可信的材料，列在前编之首，可以说最为详细完备。唯独明代一朝缺少记载。修补厘定、继往开来，也是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啊。

译历代历法考 古代圣王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考察地理，敬畏上天、勤劳为民，于是制定历法，划分周天的运行度数，设置闰月，确定四时，形成一岁，使百姓有所遵循节制，各自完成生计；出入作息、农桑畜牧等各种事务，都不会发生差错。所以自天地开辟以来，历法直到今天都没有废弃。轩辕黄帝开始命大挠制作甲子，命羲和推算太阳，常仪推算月亮，车区推算星象云气，隶首掌管算术，命容成制造盖天仪，撰写周天历度，制作调历，以寅月为岁首，把春季正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又迎接太阳、推算日影，制作十六神历，积累余分来设置闰月，这就是古今制定历法的祖先。少昊衰微时，九黎败坏德行，颛顼于是命南正重掌管天事，北正黎掌管地事，以治理神灵和人类，使万物有序，百姓安居乐业。到了帝喾，便依次安排日月星辰。尧命羲和治理历法天象，授予百姓农时：春天开始耕作，夏天修治田亩，秋天收成，冬天更换居处和物资，并分别治理；用闰月确定四时，形成一岁。舜观察璇玑玉衡，以调齐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政。《洪范》所说的五纪：一是岁，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数。周成王时，大司徒用土圭测量土地深浅，校正日影，以求得天下的地中。冯相氏掌管岁、月、辰、日、星的位置，辨别它们的次序和运行，以会合天体的位置。保章氏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用来观察天下的变迁，辨别吉凶。秦代焚书以后，三代的仪器荡然无存，想要探求古代制定历法的方法，详细情形已经无法知晓。汉代历法共五次变更，司马迁的《太初历》以黄钟为依据，朔、晦、弦、望的次序都没有差错。唐代历法共八次变更，僧一行的《大衍历》以蓍策为依据，章、蔀、纪、元都与《易》相合。元代郭守敬、许衡共同制定《授时历》，测量日影、验证节气，确定岁差，方法相当精密。古今称为善历的，这三家最为杰出。在三家之中，前辈认为《授时历》最好，说它测候日月星辰消长运行的变化，专门以日晷影子为依据，最为精密。古今改订历法的不下几十家：黄帝到秦代共改六次，汉代改五次，往下到隋末改十三次，唐代到后周改十六次，宋代改十八次，金熙宗到元末共改三次。这大概是因为日月有盈缩、朓朒，星辰有迟留、伏逆，在两条运行轨道之间出入，大约七十年相差一度，每年相差一分四五十秒；年代久了，误差逐渐累积，越来越远，不得不改历。曾经考察尧时代的冬至，那时黄昏时昂宿位于中天，太阳在虚宿七度，运行于元枵的子位；到明代嘉靖年间，冬至黄昏时室宿位于中天，太阳在箕宿三度，运行于析木的寅位。计算起来，距离尧时三千九百多年，差了五十度。如果固执停滞而不改历，朔、晦、弦、望就会失去节度，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以及启闭之期也会错乱，怎么能够施行政令、教导百姓呢？汉代邓平改订历法，洛下闳说一百年后应当差一度。晋代虞喜建立岁差法，确定五十年为一度，但时间久了验证仍不相合。何承天定为一百年，刘焯定为七十五年，僧一行定为八十三年，时间久了验证也仍不相合。宋代《统天历》定为六十七年，前辈说邵尧夫的岁差法冠绝古今，却是在日月交会之时，用阴阳盈亏来推求。元代郭守敬、许衡定为六十六年有余退一度；向上考察古代，则每一百年增长一度，向下推验未来，则每一百年消减一度。前辈又说《授时历》的制度超过前代，到明代《大统历》仍沿用它的旧法。洪武年间，博士元统请求以洪武十七年甲子岁冬至作为历元；虽然没有采用《授时历》消长的办法，大体上只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并没有别的历法可以取代它。然而施行久了，仍然又不相合。例如正统十四年己巳年朔日和冬至、夏至的日晷记录，竟有昼夜六十一刻的说法。正德九年八月初一日食，历官报告说食分为八分六十七秒，数字都不相合；而闽、广之地甚至到了食既后又开始复圆的时刻，怎么可能与别处相同？天道中可以验证的，没有比日月交食更明显的了，错误谬误却竟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是郑善夫、华湘、朱载堉、邢云路等人所以不断争辩的原因。万历末年，太仆少卿李之藻进呈《西洋历法述》，庞迪我、龙化民等分条陈述历算十四件事，都是中国天文历法诸书从未涉及的。崇祯年间设立历局，尚书徐光启推荐李之藻共同办事，又征召西洋陪臣汤若望、罗雅谷等供职历局，阐明幽微、穷究精细，一举破除了从前的错误。明朝社稷不久便倾覆，还来不及颁行。我朝掌握天命、凝聚国运，以八方荒远之地为天下，西洋臣子也能够参与朝廷的事务，聚精会神，昼夜推算考测；一时之间，天文、星象、历算之学远远超出寻常。如今颁行的《时宪历》，确实是千古以来最完善而没有弊病的历法。前辈说，汉代自《太初历》出现以后，十七家历法都被纠正；唐代自《大衍历》出现以后，二十三家历法全都废弃。本朝《时宪历》出现以后，上下百家历法都不值得再说了。西洋人信奉天主教，迷惑世人、欺骗百姓，本来不可任用；但如果采用他们的长处来制定历法，那么正如班孟坚所说的，他们是专门学术的后裔、精于计算的人，也可以看出我 国家能够根据人的才干加以任用，知人善任，超过前代君王，光明盛大地显示出文治的兴盛。又听说历法有义理和数术两方面，古今精通历数的人不少，而明白历法义理的人极少。朱熹也说：“历法不能没有误差。”如今学习历法的人，只知道历法的计算方法，却不知道历法的义理。这是因为舍弃义理而只求数术，即使穷究到最细微的秒数，也必然有不能完全相合的地方。君子使用历法，也不过是探究其中的义理罢了。数学由灵台掌管，不是没有大人身份的人所能抽暇参与的。

译钱币考 百姓赖以生存的资财，是把各种物品作为用途；但农、工以及各种技艺行业各有专长，彼此不能直接交换。圣王于是把适用的物品制成货币，用来衡量有无，使贵贱相互资助，天下没有一种物品会不足。所谓财，是百姓生存的大命。自太昊氏以来就有货币。太昊、高阳时称作金，有熊氏、高辛氏时称作货，陶唐氏时称作泉，商人、齐人称作布，齐人、莒人称作刀。虞、夏、商三代的货币，以金为三品，有黄、白、赤三种；又有钱、布、刀、龟贝。还把珠玉作为上币，黄金作为中币，刀布作为下币。但珠玉、黄金难以取得，用来权衡轻重、沟通贫富，而能够长期流通的，只有钱。所以九府圜法自太公以来没有改变。九府就是《周礼》所载的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九官。圜，是使其均衡而流通的意思。黄金按斤计量，布帛按匹计量，钱的轻重按铢计量。凡货物出入，都用圜法使之均衡流通。所以货被称为宝，金有利于交易，钱像泉水一样流通，布用于布，帛则成束。“金”说的是材质，“刀”说的是器形，“布帛”说的是用途，“泉”说的是形状。古钱形状像篆书的“泉”字，后世把“泉”字改成“钱”字，所以“泉”的字形又借作泉水的“泉”，取其流通之意。周景王时担心钱太轻，重新铸造大钱，重十二铢，钱文写作“宝货”。钱上铸有文字，从此开始。秦代铸造八铢钱，钱文写作“半两”；珠玉、龟贝、银、锡等则作为器物装饰和珍藏宝物，不作为货币。汉朝兴起后，命百姓铸造荚钱，薄得像榆树荚；米价涨到一石一万钱。汉文帝时改铸四铢钱，废除禁止民间盗铸的法令。汉武帝建元元年发行三铢钱，建元五年停止三铢钱，铸造五铢钱。元鼎二年铸造赤仄钱，因为用赤铜作外郭。没过多久便废止，仍使用五铢钱。王莽作乱时，铸造十二铢大钱，钱文写作“大钱五十”，又制造契刀、错刀。后来因为“刘”字中有金刀，便把这些钱都废止【契刀有像大钱一样的圆环，刀身形状，长二寸，钱文写作“契刀五百”；错刀用黄金错饰钱文，写作“一刀直五十错”，就是把字刻上去】；又改造金、银、龟贝、钱、布等货币品类，并下令敢于藏有五铢钱的人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于是农民、商人都失去了职业，粮食和货币也全都废坏。建武年间批准马援的请求，仍然铸造五铢钱，以第五伦为督铸掾。昭烈帝进入成都后，铸造直百钱，重四铢，钱文写作“直百”。孙权铸造一枚当五百的大钱，又铸造当千钱，百姓深以为患。晋初仍使用五铢钱；晋元帝渡江后，使用孙氏旧钱，轻重混杂流通。大的叫比轮，中等的叫四文。吴兴人沈充又铸造小钱，称为沈郎钱。宋文帝仍铸四铢钱，议论者因国家用度不足，想禁止私自铸造铜钱，范泰进谏使此事停止。后来出现二铢钱，没有外轮和内郭，不加磨削、剪凿，称为来子。尤其轻薄的，称为荇叶。沈庆之上奏请求允许私铸，钱币混乱，于是改铸一千钱，长度不满三寸，大小相称，称为鹅眼钱。比这更劣的，称为綖环钱，投入水中不会下沉，随手就会破碎。当时一斗米要一万钱，甚至有一万钱也不能装满一捧。宋明帝泰始初年才禁止它。梁武帝铸造女钱，直径一寸、重五铢，没有轮郭，各郡县都通用。又有太平钱、定平钱、稚钱，在三吴流通。又有对文钱、丰货钱，称为男钱，意思是妇女佩带它便会生男孩。普通年间，全部废止铜钱，改铸铁钱。人们容易得到铁，私自铸钱的更多，钱币到处堆积如山，交易时用车装载，不再计算枚数。陈朝初年开始废除铁钱，改铸五铢钱。陈宣帝大建年间铸造大货六铢钱，一枚抵五铢钱十枚，百姓认为不方便，岭南各州多用米和布交易，都不用钱。隋文帝重新铸造新钱，背面、正面和内孔都有周郭，钱文写作“五铢”。又在扬州、并州、鄂州、益州各设一座铸钱炉，奸猾之徒更多，钱币也越发轻薄、泛滥、低劣。大业以后，有人剪铁片、裁皮革、糊纸来做钱，混杂使用。唐武德四年铸造开通元宝钱，每一千枚重六斤四两，轻重大小适中；钱文由欧阳询书写，当时称为精工。钱文先读上、再读下，其次读左、再读右，从上到左循环读都能通，民间俗称开元通宝钱。唐肃宗时，因第五琦请求铸造乾元重宝钱。唐宪宗因钱少而禁止使用铜器。唐武宗废除佛教法令，李郁彦请求把铜佛像、钟磬、炉铎都送归巡院，用来铸钱。后周世宗命民间的铜器、佛像全部输送给官府，官府按价偿付，并对侍臣说：“你们不要因为毁坏佛像而疑惑，佛的心愿在于有利于人，即使头目也尚且舍弃来布施；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我也不会吝惜。” 宋初的钱文写作“宋元通宝”。宋太宗时亲自书写“淳化元宝”，分别采用真书、行书、草书三种字体。此后每次改元，必定重新铸钱，以年号和“元宝”作为钱文。宋仁宗中期改年号为宝元，钱文本应写作“宝元元宝”，诏令学士商议，不久特别下令以“皇宋通宝”为钱文。庆历以后又恢复在钱文前冠以年号。宋神宗中期，皮公弼请求铸造折二钱，不久又请求铸造铁折二钱，都得到批准。宋徽宗命陕西铸造折十铜钱，大观年间改为当三钱；宋孝宗铸造当二小平钱，宋宁宗就在荆州铸造当五大钱，都不如五铢钱便利，所以自元、明以来一直不能取代五铢钱。纸币起于唐宪宗时的飞钱、合券，但那只是为了便利商人携带大量财物进行贸易，是拿凭券取钱，并不是把凭券当作钱。宋真宗时，张咏镇守蜀地，设置质剂之法，一次交纳一缗，以三年为一界，期满更换；六十五年共有二十二界，称为交子。宋高宗时，侍郎钱端礼制造会子，内外流通；凡应当发给官府的钱，都允许用会子缴入左藏库。邱氏说：宋朝交子到这里改名为会子，又称钱引、关子、关会，其实都是同一种东西，大概就是直接把纸当作钱了。

译金代沿用宋代四川交子的办法，设置交钞，从一贯到十贯分为五等，称为大钞；从一百到七百分为五等，称为小钞，以七年为期限，交纳旧钞换取新钞。后来不再拘限年数，只有字迹模糊时才兑换。元世祖开始制造交钞，以丝作为本钱，每五十两白银兑换一千两丝钞；后来又制造中统元宝钞。流行久了，物价飞涨，百姓财用匮乏，甚至拿十锭钞票也换不到一斗粮食。明代仍把铜钱和钞票兼用，但钱的弊病在于伪造，钞的弊病在于滥发；因为钞是用纸制成的，成本不过三五文钱，却可以拿来购买价值千钱的东西，所以它不可能长久流通。钱法贵在恰到好处：秦代八铢钱失于太重，汉初榆荚钱失于太轻，只有五铢钱最好。五铢钱以后，先后有赤仄钱、当千钱、鹅眼钱、綖环钱、荇叶钱，不知变了多少种；只有唐代开元钱最好。钱重的弊病在于难以使用，而难以使用造成的损害较浅；钱轻的弊病在于容易盗铸，而盗铸造成的祸害很深。自古以来论述钱法的人很多，只有南齐孔顗所说的“不吝惜铜，不吝惜工”两句话，确实是万世铸钱不可改变的重要原则。不吝惜铜料，不吝惜工本，那么铸成的钱币材质厚实，内孔和外缘比例适当，制作精良，轮郭周正；投入的铜料多而费用重，即使驱使盗铸者去铸造，他们也不会这样做。琼山邱氏想把盗铸钱币的人拘来充当工匠，把新铸的钱收回作为铜料，按照孔顗的主张另铸一种新钱，以此更新天下人的视听、革除天下积久的弊病，并不是没有见识。汉代法律规定，非上林三官所铸的钱不得流通；崔沔说，钱币贵在用来流通货物、便利交易，并不在于数量多。余氏说：“官钱多了，私自铸钱自然会停止。只是官钱流布不广，所以奸民能够借此谋利。”我 国家的钱法已经十分完善，钱币体质厚重，磨砺精工，理应流通无阻。但靠近铸钱局的地方，有时钱币堵塞而不流通；遥远的地方，有时钱币流通了却不够用。像闽、广、江、浙等省，都苦于钱贵；云南又苦于钱贱。若要购买并运输滇地的铜，便担心路途遥远、费用繁多，似乎应当在湖南专门设置钱官，开炉铸钱，用来消纳滇南的铜，充裕江浙等省的使用。广东的铜矿也可以开采，就在闽、广交界处派官开炉，并购买洋铜铸钱，以充裕沿海各省使用。由户部颁定钱文的字体式样，不要使各处参差不一；选择方正而有清望的大臣负责此事。像第五伦任督钱掾时，长安没有奸巧之弊；刘晏、第五琦任铸钱使时，江淮政治清平。任用得人，还有什么奸弊值得忧虑？百姓富裕，国家富强，天下安乐，利益的好处也就广大了。

译潮州风俗考 潮州郡依山傍海，百姓有杂霸的风气，性情刚劲强悍，习俗纷扰喧嚣。大体说来，苏子瞻撰写《昌黎庙碑》，称潮州士人都笃守文章品行，并且影响到普通百姓，因此号称容易治理。当时民风质朴鄙陋，刚刚得到开发，不久便登上文雅之境，“海滨邹鲁”的称号，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吧。历年既久，流传的风气日益下降，文士渐渐趋向浮华，习惯于奔走竞争，重名声而轻实际，于是邹鲁之地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武士任意妄为，幸而拥有节旄，便剥削富民，摧残乡土；众人反而都为之欣喜、夸耀，把他们充作健儿，结成党类，在街市横行。社会把行伍看得比诗书更尊贵，于是邹鲁之地又因此发生了变化。不务农，也不读书求取功名，却钻进官府做事；乡民发生诉讼，便任意把他们当作鱼肉，甚至到了依靠权势、借助同党，威福横行于士大夫之间的地步，于是邹鲁之地又因此发生了变化。行伍中剩余的人，流为闯棍，似侠非侠，瞪眼横行街巷，一杯酒就可以代替杀人；一声呼喊，众人应和，百般答应。胥役中的一部分又流为衙门掮客，做讼师；间或有生员、监生，也纷纷羡慕仿效，于是刁钻好讼的风气炽盛，再也不能遏止。卖掉家产来告人争夺，卖掉妻子来告人抢夺；乞丐借尸体冒充父亲的命令，盗跖之流都被举荐为宾客；贤者的楼阁只剩空名，千奇百怪的事情层出不穷。直到水落石出、双方两败俱伤，人们还懵然不知道讼师正在害自己，这也实在太可怜了。既然不把刑罚放在心上，便轻视法网；有人包庇侵吞国赋，抗拒缴纳赋税，连年积欠，妄想等到大赦时逃脱；逞强好争，崇尚勇力和斗殴，因一点小小嫌隙，便率领亲近之人持刀动兵相斗，如同面对大敌。强者欺凌弱者，人多的欺压人少的；而歃血结盟的风气，村村仿效。许多人因为逞豪爽而误杀人，有的便借机杀人抄掠，有的自杀以图赖账，把生命看成奇货；上吊、饮鸩、割颈、投河，竟从不稍加顾惜。世家大族轻蔑单姓之人，呵斥他们还不如奴仆；等到他们积聚粪土般的财富而成为富家，交游唯恐落后，婚姻只论钱财，也不挑选坦腹东床的佳婿；即使有贾谊、董仲舒、韩愈、欧阳修那样的人，也不能同素封之家子弟较量一日的长短。喜欢畅饮高歌新曲，在灯宵月夜按曲歌唱，傅粉嬉游，咿咿呜呜地唱着，夹杂着丝竹管弦的和声；南方的曲调和乡土风歌，声调大不相同。花千金买笑也视如泥沙，于是有游荡的妓女和淫荡的妇人，驾一叶小舟当作青楼；又有人与蜑妇私结戏好，自夸风流，廉耻之道丧失，未有比这更严重的。聚众酣饮，昼夜沉溺其中；无论贵贱，见到赌博便舍命相随。千金的住宅、万金的产业，刻烛计时，拿出来输给别人，毫不吝惜；轿夫、菜佣，甚至把衣裤脱下来抵押，直至赤身在严寒中穿着蒲衣向火，手里还拿着纸牌，不忍丢弃。大抵士人和庶民之家，十家中有九家赌博；兵役之家更是十人中有十人赌博。无论通都大邑还是偏僻乡野，没有地方不存在这种情形，大概是这种习俗浸染日久了。赌博之后，便流为盗贼；偷鸡盗牛，穿墙入室、撬箱盗窃，他们还认为这些小偷小摸不值得一提。有人拦路抢劫，夺取财物并划破人的皮肤，在脚底刻上龟纹，说是为了防止被追捕；有的驾船在溪河中活动，在郊关以内拦截行人；有的结队出海，在重洋之外抢掠客商；又有的入山招集盗匪，盗取矿中的金银铜铁铅锡，把它们擅自当作私家的旧有财物，逞强争夺，霸占矿口，流毒地方，危害没有尽头。极其相信青乌家关于风水的说法，认为富贵出自坟墓，沉迷风水，争讼充满公堂；掘坟盗骨，凶恶之事无所不做。程大平镇一带互相崇尚屡次迁葬，葬后几年必定掘墓洗骨，察看吉凶；即使远至数百年的祖先，也照样挖掘察看而不停止。即使是读书明理的人，也安然不觉察其中的错误，这就是贪婪痴迷所造成的沉溺。相信巫觋，不重视医药；遇到风寒暑湿，动辄说是命运衰败、冲犯鬼物，于是备办三牲酒果，鼓角喧天。富人持续数日，穷人持续半天，士大夫之家也一样。父母丧事本应终身哀痛，却置酒请客，请僧人举行礼仪，开冥路、打地狱，说是为死者减罪祈福；即使有贤良方正的亲属，也一定编造文辞责备他们不肯接受剉、磨、舂、烧等罪罚，向佛告哀，自以为孝，却不知道这是最严重的大逆不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人〕 对父母不能享受菽水奉养的欢乐，却斋僧布施，花费成千累百；生死之交只因一文钱便拔刀相向，同胞骨肉为半亩田地便对簿公堂；唯独舍出田产给寺院，千顷也不嫌多，建造寺刹、涂饰泥金，即使耗费万镒仍认为不足。世风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痛心至极。自从昌黎公韩愈被贬后无聊，偶然同大颠和尚见过一次，僧徒便借此作为口实，错误地拟造三封书信，甚至把韩愈画在寺庙墙壁上，诬称他有弯腰叩拜、屈服服从的样子。士大夫不知道愤怒，反而随声附和，认为确有其事，共同尊奉大颠为祖师；更严重的，凡遇到秃头僧人都称作师父，竟不想想这是什么人，而把人称作师、称作父的所谓不死之人心究竟在哪里呢？佞佛之外，又流为喜好怪异：石头有时会说话，树木有时会显灵，厕所中的古棺也被说成神仙；酒肉、香、纸钱，男女争相趋赴，如同发狂。于是有白莲教、天主教、无为教，又有后天一教，独自标榜新奇；男的称仙公，女的称仙姑，画符、咒水，用来治病求子；寡妇见到丈夫，便以闷香迷药相害，毒害流传远近，其败坏风俗真是不可言说。鬼怪盛行，淫邪便兴起；庙宇祭祀增多，迎神赛会一年几乎占去一半时间。戏班歌舞，无日没有。张灯结彩，设置防火设施，树立银花，全国喧闹，昼夜不停。人们拥着木偶在道路上游行，把人物装扮起来，仿照古代图画，工艺极其精巧，即使拿到中原夸耀也可以。妇女进庙烧香，朔日和望日挤满寺庙，但都是中年以上的人。到了节令应时之日，踏青、步月、看戏、赏灯，年轻女子结成群，径直排队来到官府门前，挤满公堂，喧闹得像沸水溢出鼎来。游逛寺观，跳叫无所顾忌，再也不知道人世间有男女之别了。海滨的妇女，有的捕鱼虾、捡蛤蜊来维持生计。山城闺阁中的女子，每天登山越岭，以砍柴拾薪为业；蓬头赤脚，力气大而且善于耕作。虽然不免违背女子不得越过内外界限的戒条，但土地贫瘠、百姓劳苦，形势也使然。秀美妍丽或顽劣愚蠢，各县不尽相同；像霜雪一样坚贞、具有刚劲气节的妇女，到处都是。她们歌唱黄鹄之歌，殉死于自己的丈夫；陷入贼手而溅血，也把死亡看得像吃糖一样甘美。谁说妇女之中就没有支撑乾坤的柱石呢？下层人家的恶习，是羡慕富贵、憎恨贫穷，嫌弃容貌丑陋，不甘心同甘共苦；丈夫早晨出门时还仪容端正，晚上回来便简直不能把他当作人看了。总之，风俗随着时代变迁，也随着长官上司而转移。表彰善行，贬斥恶行，树立风声教化，确实有不用催逼便能迅速见效、不必亲自施行便能传达到四方的作用。唐虞时代，司徒用人伦教化百姓；夏后氏在孟春时节，派遒人摇着木铎在道路上巡行，难道是喜欢劳民吗？我 我国一代代兴盛、累世和洽，

译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年，德行深厚，教化神明，百姓从未有过这样的时代。皇上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始终把民生和风俗作为首要事务。《圣谕广训》一书，为天地树立正道之心，为百姓确立安身立命之道，为往昔圣贤继承将要断绝的学术，为万世开创太平。即使让尧、舜重新出现，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或超过它来替代守令小臣的教诲。我何其有幸亲身见到这一切，自从奉行 圣谕教训以来，海边山角的人们共同仰望着宽平正直的王道。每当城乡市镇在朔望日宣讲圣谕，老人扶杖观看，儿童翘首聆听，都欢欣踊跃，共同兴起孝悌仁让的风气，暗中消除粗野强悍、喧闹凌人的习惯；风气日新月异，渐渐接近淳厚美善。从前扛锄劳动便面露怨色、拿着箕帚互相辱骂，贪恋财货、偏爱妻子而不顾奉养父母的人，如今则用肥甘食物奉养老人，处处都是这样；割股取血调药，守庐墓而尽哀，在海潮、揭阳、饶平一带，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人们知道兄长友爱、弟弟恭敬是美德，虽然未必人人都是真情深厚，但为一文钱、一尺土地，同胞乳兄弟便操戈相向的事，也渐渐少见了。因此，敦厚孝悌、重视人伦的 谕令，正在使这些弊病得到振落和消除。营造住宅必定先建祠堂，彰明宗法，继承绝嗣，重视祭田。邻省乡亲前来投宿，主人没有吝惜拒绝的。逢年过节，亲戚饮酒谈笑，大都成为常事。对于宗族乡党，虽然未必人人都和睦，争讼也未必完全止息，但大概已有遵守正道的心意。农民努力耕作，女子勤于纺织；高山上也种植禾苗，山崖溪涧间生长薯芋。程茧、潮纱、潮毯、麻布、葛布等各种织物，流行于全国。衣服、饮食、器物和日常用品，也渐渐以奢侈为戒。至于一掷千金、倾尽家产结交宾客的人，十一县中还没有见到一个。工艺不算特别精巧，但各行业都很专门；商人争相经营刀剪针锥等小商品，航海的人很多。福建、台湾、宁波、上海、交广、海南、日本以及各国番邦，看起来就像自家的门户庭院。冒险经商，虽然不是中正之道，但志向都在谋生，没有非分而不可测的企图。重视农桑，崇尚节俭，专心经营本业，受到圣训浸润得很深。通晓世事的老人，口含食物，悠闲嬉游，在墙阴树下谈古论今；也有人讲说法律来警戒愚顽。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勉励弟弟，不要触犯法律，各自保全身家；也有人训诫子弟，禁止做非礼违法之事。夜间盗匪逃窜投奔乡里，乡民见到可疑的外来人便侧目惊惧；也有人告诫乡人不要窝藏逃犯，以免受到株连。因为一时的愤怒，忘记自身安危而牵连亲属，只要两个人各吃两口槟榔，立刻就能化解。即使有深仇旧恨，也可以通过一杯酒谈开消除。近来命案已经减少，其中有十之六七，是因为用化解仇怨来重视人命。明末士大夫骄横得太过分，像雷轰虎啸，没有人敢触犯他们。到了动乱之后，他们受到摧残和削弱，小卒、卑贱奴仆都可以轻易地改变对他们的态度并侮辱他们。读书人的儒冠被践踏在泥土中，迂腐之士成了人们谈笑的对象；世俗不再尊重士人，士人也就不再自重，同流合污，简直不值得再问了。圣谕谆谆告诫，士人的风气遍及各州府；于是兴隆学校，优待士人的礼貌，培养他们的廉耻。有司以澹台灭明那样的人为尊贵榜样，士子以奔走钻营为羞，勉励自己守护名节；不是为公事，便不到长官的衙门去。即使有一两个商人习气尚未革除、喜欢打官司、结党作恶的，也都为乡里所不容，只好躲到别的郡，后来羞惭地回到故土。从前潮州士人喜欢以禅学作诗文，沉醉于佛经梵音，认为那是高妙之境；自韩愈作《原道》以后，没有人再以儒道立论。郭、郑二人【郭叔云，字子从；郑南升，字文振】跟随紫阳学习，虽然著述没有流传于世，却已经成为岭南绝响。其他如中离、黄冈，有的跟从姚江讲学，有的游学于白沙门下；他们的学说以致虚、良知为要旨，不过是表面尊崇阳儒、暗中奉行墨家而已。他们所说的道，不是我所说的道。此后，高明一些的学做雕虫小技，低下的沉溺于制义，茫然不知道正心诚意是什么，不知道子臣弟友应当做什么，不知道濂洛关闽诸先生是谁，只求取得科举功名罢了。如今绵阳士子人才济济，以圣贤自我期许；朔望日穿戴衣冠拜谒先儒，整饬自身、勉励品行，讲习正学；妖书邪教都被消灭清除。不仅能够非常清楚地辨明儒、佛的界限，而且对于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异同，也说得明明白白。海阳的学者也多有志于求道，庆幸道士势力消亡，希望僧流断绝，说：怎么能让一个县的寺院全都变成另一个县的道观呢？澄海的游方僧人张牙舞爪地讲法，一天之内便被捉拿，士林都称快。揭阳、普宁、程乡、惠来各县，都知道程朱理学的正统传承，不被异端摇惑。这正是经学端正、百姓振兴，我道昌明的一个大时代。文风的兴盛，在岭南居于首位；三阳一乡以及澄海、饶平，竟有通晓经书、贯穿史学、遵循前代正人法度，公然可以同江浙争雄的人。即使只论科举名次，也应当占百粤的一半。谈忠，谈孝，谈礼，谈谦让；儒门以争夺为耻，风俗因此日益提高。圣谕所谓斥退异端、尊崇正学，人们大概已经诚心亲切地接受并牢记了；至于彰明礼让、使风俗敦厚，也都坚定而自然地实行，差不多要做到不违背煌煌圣谕的要求。圣谕真是伟大的教训啊！从前好打官司成为习惯，刁钻诬告在天下各地中最严重。潮阳县每天投递词状一千八百楮，海阳、揭阳五七百楮，其他地方或三四百、或一二百，多寡虽不相同，却没有少于一百的。如今各地已经减少了十分之八。讼师隐姓埋名、逃散四方，有的已经离散到各地。圣谕再次启迪人心，过些时候，屡次发生的诬告就可以完全止息，善良百姓都将歌唱安乐富足。从前盗窃抢劫横行遍野，水路陆路都是令人戒惧的地方；如今盗匪都已改头换面，郡县已经肃清，行旅即使戴星夜行也很安定，家家可以不关门户，保甲的功效也已经明显可见。从前逃欠赋税成为风气，士绅和读书人中的大豪强比小民更严重，因此捐纳名册的拥塞胶着，在天南各县中最为突出；监生多的有二千人，次多的有一千多人，最少也有数百人。他们仗着护符，鞭打催粮差役，宁舍性命也不肯交税，连十分之五六都不能完纳。如今绅士们都踊跃输送赋税，以急公好义作为百姓的榜样。本年粮米，如普宁、澄海、惠来、普宁、平镇等县，有的入秋便已经全部交清，有的到冬季和腊月也可以完全清结；海阳、揭阳、程乡、饶平都在九成以上。即使潮阳积欠难以追缴，也在十月以内清到八成有余；等到上报钱粮、考核政绩时，已经绰绰有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全都由于

译圣谕说得深切明白，使人充分生发羞耻和厌恶之心；天良一经发动，便像流水一样归向教化，才达到这种地步。从前的恶俗已经洗涤干净的有三项：一是赌博，二是私自宰杀牲畜，三是歃血结盟。对于赌博的弊端，已经从根本上防堵源头，制造、贩卖赌具的人没有了。那些私自宰杀牲畜的人放下屠刀改做别业，即使拿一金也买不到一片私宰的牛肉了。歃血结盟的人如冰雪遇到阳光一样消散；连强宗豪侠、逞勇斗狠的风气，也大为收敛。游荡的妓女和戏玩的妇人，都被驱逐出境；私自与蜑妇通奸，也一律严禁。荡舟游玩、沉湎酒色、歌舞嬉游，人们也都自己感到羞愧。只是丧事供佛饭僧、相信巫觋崇尚鬼神、迁坟洗骨、赛会烧香、游灯好戏、重富轻贫、趋炎附势等风俗，还没有完全革除；努力实行 圣谕以仁德渐渐感化、以义理不断砥砺，使人沐浴在道德、礼义之中；如果还有人不回心转意、归向正道，以求达到时和风动的教化，那是没有道理的。谨慎地抄录 《圣谕广训》一书，使它永远垂示史册，作为移风易俗的心传，使千秋百代做地方长官的人知道应当遵循的准则。《鹿洲初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鹿洲初集》卷十五 广州府知府蓝鼎元撰写 赋、檄、铭、箴、赞、节略、事录 《临漳台赋》试着登上漳城，万千景象纵横交错；停下马车四面眺望，各种思绪环绕心头。这里的土地属于扬州区域，田野分属于牛宿、女宿的星野。群山环绕，翠色满目；一条江水澄澈清明。城墙高耸陡峭，炊烟和人声喧闹。城门因进贡珍珠而得名，建堂以尊崇道学；有名楼传有喜雨之颂，有阁取名齐云。郡判曾经在这里留下佩印，君子又在此建亭。这些建筑错落在低矮民屋之间，共同藏风听月；却比不上雄踞高山之巅、独自结瑶构琼的临漳台。啊，临漳台实在独占丹霞山的胜景。台基跨据龙首山，形势展开如鹤颈；合乎天圆地方之规，巍然高耸而方正。高大险峻，没有什么能与它争胜，于是人们曲折攀登而上，膝胫都高过云霞。登台可以观察妖氛灾气，察看灾祸和祥瑞；顺应时令施行政务，按时观览游乐，考察劳逸和民风，发布政令，看到这片土地有的丰收、有的歉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饮酒吟咏、适当陶醉呢？于是向东望岐山，只见竹节清泉；万株松树间鹤鸣，山岩高峻而曲折。铁甲崖正对着陡峭的石壁；鸳鸯树高耸欲入云天。赤屿流淌丹红之色，从海上山岭而来；白云如白绢在天边随风飘舞。至于向南望郊外关隘，清溪横向环绕；两座桥横卧水面，像两条盘龙。霞山环抱水面，有云中楼馆；洲上的荷叶像张刺史的车盖，碧绿的杨树垂下柳丝，恍惚间如同章台景色。虎洞、狮岩，极尽一方山水的胜概。又向西北眺望，只见冈峦层层起伏；湖光闪耀，山边飞瀑流泻。天宝山如珠子飞落，龙江上渔船和鱼篓相接；有圆山康叟的祠堂，北溪安卿的居所。仰看天柱山如同小土丘，俯视欧寮如同一根小木头，它们全都环绕在台下，使我面对清风徘徊不止。于是思考今事，凭吊古人，不禁感叹：紫阳朱熹治理漳州的日子，正是吾道南传的时期；那么这座台便是讲学明礼的地方，当然可以同灵台、重壁相提并论，而不是一根柱子、九层高台所敢相比的。至于登台而体恤百姓疾苦，便有柯判官感动喜鹊的精诚；登台而谈论军务，便有姚侯平定海盗的战功。征召刘表、呼鹰射猎，不能比拟它的意趣；项王戏马，也哪里能同它的英声相比？也有处境倒悬的人，羡慕易水的黄金台；爱花的游客，仰慕避风台而徘徊流连。岁时节日，士女远远而来，逍遥自得；管弦啸歌交杂，罗绮衣裳相接。你的酒已经清醇，你的菜肴已经鲜美。我呼唤得卢马，呼唤猎雉，极像桂宫中驱狗逐兔的风流；又仿佛广阳王斗鸡的鄙俗。我独自站在台上啊，忽然超然自在地徜徉；看千山俯首伏在脚下啊，精神欣悦而身体安康。几乎疑心日月可以伸手接近啊，于是昂首挺胸；向北海遥望鹏和鲲啊，在高冈上振动凤凰的翅膀。看见万家炊烟啊，欣喜于桑麻一片青苍。只觉得耕作而食、凿井而饮的百姓安乐和顺啊，谁还能分辨尧的高台和临漳台呢？仿拟诸葛武侯讨伐魏国的檄文【建兴五年】我听说君臣的大义，万古昭然；不肯做臣子的应当诛杀，这是千秋不变的常典。因此蚩尤作乱，轩辕便有涿鹿之战；防风氏不服，文命便有诛杀防风氏之事。少康凭一成之地、一旅之众，也灭掉了过、戈；召虎前来巡行宣示，于是平定江汉。赵盾放纵贼臣，董狐在史书上写下“弑君”；陈恒作奸犯上，孔子听说后请求讨伐。实在因为天在上、地在下，名分地位截然分明；见到臣下对君主无礼，就应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不容乱臣贼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曹操是谯郡以东的枭雄，卖弄穿墙盗窃的智术，假借倡导义兵之名，欺凌弱小、胁迫百姓，逼迫皇帝迁徙，觊觎神器，防扈专权；其阴险凶狠超过董卓，凭陵作恶，与他相同。黄巾余党曹操竟自称将军，改任丞相，封魏公，进爵魏王，眼中完全没有君父。又擅自加九锡，僭越使用车服，建立宗庙，设置社稷；天下哪有这样的臣子？他的桀骜之状一天比一天严重，篡夺帝位的形势朝夕之间便可能实现；爪牙遍布，排斥打击善良之士，朝廷内外惶惶不安，如同被毒蛇猛兽夹持。即使齐国田氏、鲁国季氏、晋室六卿，也没有像他这样横暴的。于是孝愍先皇帝咬牙切齿、痛心疾首，秘密传下衣带诏；百官瞪裂双目，怒发冲冠，共同商议在朝市诛杀曹操，正要像在秦廷刺杀赵高、在鲁国宫观诛杀少正卯那样，铲除逆党，整肃朝纲。哪里料到机密谋划偶然泄露，屡次遭到反噬；董承为节义而死，耿纪、韦晃竭尽忠诚。曹操甚至持戈冲犯宫阙，在天子面前杀害后妃；又仗剑进入宫中，在朝廷之上杀害皇嗣。罪恶叛逆滔天，古今无比，却还妄想比拟文王，污蔑先圣，真可悲啊，竟毫无忌惮！即使把曹操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个卖履出身、分香惑众的人，如鬼如蜮，难道还能欺骗蒙蔽天下后世吗？贼子曹丕继承父亲的凶暴虐行，继承曹操的志向，实行王莽那样的篡夺之事，抢夺玉玺，倾覆汉家江山。华歆、王朗之流，像闻到腐肉的苍蝇一样趋附诱饵；贾诩、陈群等人，舔唇磨牙，助长其势。于是使巍巍的御座被野狐占据，众多王官反而向宦官孽臣下拜。二十四位皇帝经风雨创立的社稷，一旦便转移；四百多年尊贤养士的国家，纵然万死也不能赎其罪。呜呼，痛哉！幸而上天的眷顾尚未断绝，百姓思念旧日恩德；我昭烈皇帝在西川继承正统，保存并恢复祖业，正想卷旗北伐、诛杀叛乱，但国家多难，来不及离开局势，大志未成便中途驾崩。因此像能吞舟的大鱼仍漏网，未能依法施行司败之刑；负险抗拒诛讨的人得以苟延，竟造成夜郎自大的局面。亮承受先帝托孤的重任，早晚战战兢兢，发誓讨伐国贼；然而老奸雄早已被上天诛灭，小奸猾也寿终命尽，始终没有机会斩下曹操的首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