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斋先生大涤函书卷一

译壬申年秋月，我作为被驱逐的客人向南返回，实际上是带着手杖和鞋履来开辟这座山。何兄羲兆在左边经行、右边耕锄，主持规划这件事。没有几年，茅屋和荫蔽的草木就建立起来，山麓平整了，环绕的水流也清澈了。四方有高尚操守的贤士，时常来往并在这里吟咏。我当时正攀援柏树、栽植松树，闲居漳海，未能跟随他们。戊寅年初冬，我再次作为被驱逐的客人南返，遥想这座山，已经分别七年；又因为途中听到边地战乱的警报，不忍决然离去，便把船停在胥江，再次拄杖来到这里，早晚徘徊。唉，天水之间的时局像画面被江水截断：李伯纪先遭颠沛，朱元晦后来又寂寞消沉。考察他们在朝廷任职的经历，远的不能满一年，近的不能过一月；但史册留名的寿命，却超过鼎钟。当他们遭逢时势，又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呢？我凭借迂腐愚钝，幸而遇到盛世；愤怒的蛙声已经消散，木鸡般的镇定却仍在。前面没有李伯纪那样慷慨激昂、拔剑击箾的忠诚，后面也没有朱元晦那样含蓄深厚、以经书教化人的功业，却想同他们抗争而传名千春、权衡九鼎，我知道这是很难的。功勋声名显著于自身，就像油膏沾在茶叶上；道义学问显著于内心，就像珍宝碎屑附在眼瞳上。若要洗去它们的盛大而推进玄虚之学，那么睢昙、柱漆一类人又会混入堂室；这就像驱逐清客去侍奉偶像，拒绝膏粱而尊奉枯腊，恐怕既不能有助于登临，也不能使开端明白。我的少年时代远离功名，成年后也长期疏远尊贵的教导，错误地随从时俗道路；如今来到这里，感叹自己未能使玄妙之道清涤发扬，比不上李、朱。然而观察他们所经历的事，斟酌考订其学问，百世以后仍可由此知晓。近来考察李、朱二人在内心与修身之间的关系，才完全了解其深奥精微：李伯纪以诚明启发君主，朱元晦以格致引导士人；虽然没有把宫庭标举出来，旨趣终究没有不同。至于旌旗、太常、俎豆等祭祀礼制，属于两座祠堂；用河魁来熨治它们，并不是君子应当谋划的事，而是求学者应当做的事。我老了，农山的闲谈删去将相富贵的内容，认为它们同柴薪樵木没有不同。今日所应做的，不过是栽花、课竹，汲取山谷之水、烧泉水煮茶；这样就是格物致知的根源，也不妨碍诚意明德的发动，便可以大为洗涤玄妙的尘氛，廓清天地间的事务，使黄面、聃耳一类人供给烧煮沐浴的器具。这样就可以了，其他又有什么可知道的呢？这座山的翠竹像禾苗，竹身粗大而叶子细小；加上薤、芥，越到冬天越显美好。蹲鸱一类的植物遍布低湿地和田畦，又少了过去车盖、香火混杂往来的拖累。即使有一两位朋友带着酒器和饭器来验证所学，备办鸡黍相待，稻米经过七次舂凿，也足以避免因吃蔬菜而被斥为事魔、因干粮不足而获讥刺。羲兆生活贫困，还没有脱离寒素；而他在这里经营已经超过六年。我仅仅来这里游览过一次，不能和各位名贤早晚讲习，畅谈格物致知、诚意明德的旨趣；虽然远近形势不同，但停滞与通达的情状都看得很清楚。壬甲年我游览此山，曾为它作记，后来很久没有再想起；近来重新走过，仿佛读经史读到第二遍，心境和眼光也不同了。这里向左走几百步就是大涤洞，洞有九曲，上下平正得像悬挂的乐器，洞顶如承尘；旁边有涌浪盘翠，仿佛将要从洞中泛出。洞左有小路，走不了几折，鞋子的前齿便碰到两座龙潭；盘旋而上，越过山岭不到十丈，丹、黄二色交相辉映。转小路向左，走到山顶，向西俯瞰，仿佛伸手可取；两座天目山映入眼帘。苍石隐在草间，敲击它像磬，这里将通往栖真。栖真右边的墙壁排列数丈，唇齿般相对，可以衔接；有一座亭子。栖真洞空旷深邃，像有百间屋舍，楼台重叠，房厦奇曲；右边凿出的石径时隐时现，树木如斗、鹰、鹳相争，走数百步便到归云。由归云向西回转，沿各条石径稍向东南行，经过黄山岭，回到小路；再次从龙潭眺望大涤洞口，宛然就是归云。从这里回望栖真，居然又像大涤。书院在大涤南面，转向东，背靠天柱山，以之配对大涤；向右走几百步，有两道石门，玉液霏微，像架上的茶灶。向右边略费力拄杖，仰头摸到涌翠岩，仿佛在骊龙的逆鳞之间行走。从这里走出溪口，经过田畦边缘，可探见石室。石室尚未建成，但形制如函，实在值得珍视。南边吞纳丹泉，东边通出九锁溪；龙形山势踞于北崖，凤形山势伏在南面的幽处。大概由九锁溪进入洞霄观，才能探究其源流。若从九锁进入，就应另从西岭下行，向南登上石阶屏障，在天柱山麓住宿；这样便可以向西探访归云，向东拾取石室，仰头承接栖真，俯身容纳大涤，正如右边衣襟系住衣带。当时同游的人有嘉兴倪梅生先春、汪尔陶挺、钱仲雍琳、萧山曹木上振龙、松江陈卧子子龙。当时卧子因带着桐杖，未能登高。多次来往的人有好几位，我因患病未能跟随。李伯纪、朱元晦二公祠，就在书院左边的腹地。书院的规制，以及各项兴建、开辟之事，不写在本记中。崇祯十一年戊寅冬仲上浣，石斋黄道周记。《大涤书院后记》

译大涤山在余杭西面，是宋人营建洞霄宫的地方。古瓦和残碑依稀还在，李伯纪、朱元晦的祠堂也因祭祀而特意保存。壬申年，我因被放逐而曾走过这座山，坐卧在李、朱二公几案之下；如今又过了七年，再次作为被驱逐的客人重游此山。唉，我凭借迂腐愚钝，遇到盛大的时代，却没有匡正时局、辅助君主的能力，只能来往奔波，拨开烟雾、啄破昏暗；幸而还可与伯纪、元晦的遭际相近。假如郭文举、许远游在世，难道能让他们的灶下小儿看见我吗？这座山吐出的泉水向北流，成为九锁溪；溪水源头发自天柱山中部，流到金竺坪。金竺坪背靠山岭，依着天柱山建了一座小讲舍，面对大涤山，这是临安诸贤讲学、我与他们交谈的地方。谢传曾说，临安以西有许多金堂玉室，是异人居住的地方。我曾上下游历径山、天目山之间三四百里，攀高探深，所到堂室和异人居处，没有比大涤更盛大的。大涤一山共有六七个洞，它的广大深奥比不上天台，奇幻灵异比不上雁荡，石壁溪流比不上武夷，飞瀑高山比不上匡庐，奇特峻拔比不上九华、黄山，精巧也比不上浮丘、白岳；但它独以众多洞穴著名于天下。天下的洞壑，大多处在低洼山崖和洪涛冲荡之处，龙工搬迁宫殿，鲛人迁移居所，所以各种变化都集中在那里。大涤位于万山之中，宁父未曾陶铸，康乐也未曾开凿；然而洞穴空旷幽深，像药房一样深邃，壮丽得如层层楼屋。栖真的高峨、归云的深窈、玄盖的清净雅致，即使不再借助其他胜景，也足以汇聚它们的长处。玄盖就是大涤洞，上下平正如削成的承尘，所以称为玄盖。栖真在大涤西面，洞门如城门，层楼环绕相连，旁边有通达的洞窦；道书所说的悬溜。归云向西望去，天目山被暮霭所笼罩，仿佛吸气吞云。这三个洞，即使不一定真有异人在此居住，但假如汉武帝听说后提衣而来，燕昭王听说后拍掌称奇，又怎么会过分呢？杜光庭称此山有玲珑的玄牝之窍，是玄妙的栖息之所，可以大大洗涤尘心。唉，尘累对于人，就像云气触石，连尧时的洪水也洗不净；许由耳中的尘垢，也积累得太多了。谢传在此山闲居五十多年，捏鼻拂巾，做司马主簿；假使当时没有风鹤般的警报，使鞭打流放终于断绝苍生的怨恨和东山的悲痛，又哪里能够洗涤呢？我从小就少有名望，长大后也很少被外物牵累；然而向东来到阙里，却没有成为渔樵之人。老子不能逃离漆园，我也不敢期望一定如迈子那样。像谢家人、文举辞去皮袴那样，即使头发已经斑白、牙齿脱落，也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我所希望的，是王羲之在墓前立誓之后欣然入林，谢安石取下头巾之前还想轻快地采蕨；始终不失此志，终于能够实现最初的愿望。倘若有一两位高雅朋友解下冠缨、卸去组绶，早晨诵读孔子和《易》的篇章，晚上吟咏《风》《骚》的旨趣，在锄松的余暇灌溉翠竹，有许多闲暇，彼此采撷它们的逸华、收取它们的精实，那么八十岁的人也足以攀比八百岁的彭祖、乔松。鹿发、安期生所夸说的琼宫，都可以命令童仆安置，视同有无，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我家距离武夷约一千二百里，既然已经离开此山，和乡邑之外的丙舍又有什么区别？丙舍之外，狂简之士相继而来，通晓经典的也有一百几十人；但我自己认为，清晨所见的景象不同，恭敬之心也渐渐扩大。想到与我同心相好的朋友，另作《伐木》之歌。过去王羲之到会稽，谢安移居蒋麓，难道一定要守着鸡窝，害怕像鸿鹄一样高飞吗？唉，山河升沉，百年以内，累世的事实足以证明：宋室的丹黄殿宇、钱武的金碧宫殿，已经如此了。谢、王看山过于浓重，许、郭看山过于淡薄，钱、赵看山过于贵重，李、朱看山过于憔悴。我作为闲逸之客，在这里栖集，浓重比不上谢、王，淡薄比不上许、郭，荣耀不如钱、赵，憔悴也不如李、朱。因此我与这座山的关系，也如同这座山与九华、匡庐、天台、雁荡、黄山、白岳的关系一样。不只是我如此，我的朋友寄身于此山的，大多也如此。此山洞壑的出入另有记载；经营讲室的情况，详见我朋友何羲兆的志文。这一天同游的贤士有景陵胡公占、绣水倪梅生、汪尔陶、吴江钱仲雍、云间陈卧子、仁和朱美之、萧山曹木上，以及与羲兆轮流作主人。我一天之内总共写了三篇记，情思文采都写尽了；它们之所以如此不伦，正是这个缘故。黄道周记。《大涤书院三记》

译崇祯壬午年，我因获得赦免来到白下，买船将要出发前往长沙，恰逢江北传来警报，桐、皖之间风声鹤唳。我又常常倚杖聆听明诏，多是宽大之音，便得以在烟波上下徘徊从容。想到自己暮年，手杖和鞋履将要不能再远行，若泛舟湖湘、抵达夜郎、探访二酉、亲自接触石笈，或许留在途中，或许伏卧归隐，渐渐接近山崦日落，又怎能料到会再次来到大涤，与亲友谈话？我询问旅客和船夫，他们都说：从南面出临安，经过富春，溯流到信州，从贵溪向西流下，经临、袁二地，不到二千里便可抵达长沙，能够省去波涛风鹤的危险。唉，如果我只是选择地方躲避危险，难道真的会到这里吗？回想戊寅年被放逐，将要经过豫章时，便取道进入大涤，在伯纪、元晦二公祠下拜祭。何羲兆拿酒和肉洒在地上，跪读祝辞，声音回荡屋梁，怎能忘记？如今幸而未死，将要越过衡山云气、登上君山，探访怀沙之处、凭吊湘水之窟；难道不再同朱、李二公相往来，却要舍弃旧交，同屈原、贾谊这样的少年一起郁愤吗？四月十五日到西泠，十月二十五日和钱去非、孟长民进入禹航，租青山船驶入九锁溪。回看各处堂舍，仍然没有毁坏；修长的竹子抽出新笋，浓荫更加茂盛。当时芍药还没有凋谢，各色花朵正繁茂；丹泉涓涓流淌，纳入烟雾便可洗濯。想来石门、翠崖近在咫尺，想前往问候，却未能成行。又过了两天，各位朋友先后来到，剖析鹅湖、鹿洞的疑义，渐渐用陆子静的学说来疏通启发；朋友们也欣然接受，没有不同。于是又讨论《易》《诗》《书》《礼》《乐》以及新旧、异同的旨趣，不能不与朱元晦发生抵牾。然而元晦的学问醇厚深邃。依照子静的说法，简约、确实、直捷，可以省去探索的辛苦；但它的弊病也在于容易。依照我的说法，静观而获得微妙的领悟，可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但它的弊病也在于支离。依照元晦的说法，拾级而上、沿墙而行，可以到达堂室；高处若不到顶便不能返回，深处若不弄清崖壁便会惊坠。沿着他的道路，百世以后也没有弊病的，必定是元晦。当时陈子龙、字卧子，任绍兴府推官；陆自岩、字鲁瞻，任湖州府太守。我因为两位贤人在此治理，不愿久留越中；两位贤人也先后经过大涤，整日相聚后告别而去。他们留下的惠赠，除了茶、笋、黄米以外，其他东西诸贤都告诫我不敢接受。我又因病体羸弱，不能再次寻访各处胜景，只和去非对榻而卧，偶尔倚着几案躺着游想罢了。荒山幽径四百多年没有修治，虽没有魑魅虎豹，却常常像碎石翻滚，要咬伤人的脚趾。只有姚有仆、朱康流、邵先之登上东岭；张睿衷寻访虎岩；唐既白、王天岳再次观览玄盖、俯瞰栖真，白天举着火把窥探深处。回想我在白下时，诸位朋友想择地建小屋，却没有成功。我记得戊寅年十月经过栖真，在杂生的竹笋和乱草中寻找归云洞；我和胡公占、倪梅生、汪尔陶、曹木上、钱仲雍披荆斩棘、摸索石阶，带着酒器，艰难行走在残崖上。那时冬日贴近山头，圭峰四面映照，暮霭尚未合拢；向下可以看见十几亩平田，竹叶摇曳，和洞中水流平行。沿崖到山顶排列着一百多步的石头，可以坐，也可以倚靠。想约羲兆命人锄草开辟，在上下建亭、买竹子，在山阜上建六壁小庵，开路从黄山出，大约二里便到玄盖的一侧；如今将近五年，仍没有实现承诺，因为被三湘、二酉的事情夺去了时间，又哪里有空暇留在白门呢？恰好有樵夫从栖真来，说起往年所游之处：原来不是归云洞，另有一个归云，在栖真后门，离栖真不过一百步，攀萝挽竹，一步就可到达。我顿时茫然地想：世上难道有相隔一百步却门户无法辨认的洞穴吗？这就像跟随何颙游览，却只能到达小山一样。我拖着病脚，扶着藤杖竹杖前进；赵浴咸、吴季安、郭彦深、朱美之、孟长民肩膝相碰地一起走。到达后只见幽深，探入石缝，下石阶进入，仿佛坠入猿猴馆，深达几十尺，并不是前面所说的归云；而前面所说的归云也被密竹封闭，再不能通行。崖脚的亭子意象也都消失了，难道从前弄错了吗？花溪、银犬的说法难道不真实吗？还是天下真实的东西，本来就常常被误认？王逸少说过，所到之处既然疲倦，情感又随事情变化，感慨就会由此产生。此山幽深秀美，比西泠不到十二分之一，奇峭不到十五分之一，却独以真实朴素自我保存；遇到时机没有显赫的景观，离开后却总使人思念。我思念此山已经多次了。石门泉壑、败瓦乱灰，从石步障向西，一丘三洞，潜藏跳跃，令人喜爱；山户留下的券契，高不过阳羡的田产，低也不及愚溪的价值。但曲折经营十年，洗刷修整仍未完成。总共三次来往，每次不过几十天，匆匆便离开。先前我从白下经过长沙，列置酒席于酉阳，想炼丹于勾漏，想同朋友们刊正错误、推求真实，思绪一旦舒展，哪里还能得到呢？周濂溪想在湓江营造房舍、结庐江边，后来又没有实现；他对潘兴嗣说：“我读书三十年，也想以此救济苍生、施行所学；如果最终不能实现，和你一起谈道讲书，也还不算晚。”唉，命运在上天，动念便可能错失；有所等待才经营，什么时候算晚呢？年纪六十岁，还能有多少时间？华岳、嵩高、太行、少室，都已成为豺狼出没之地和战马奔驰的道路；而大涤一地，只剩下几间屋子，同朱、李二公的木主相对。我又将向西行，采兰草、佩香草，尊贾谊、扬雄为颜回、闵子骞，尊景宋为子游、子夏；不知道四五百年以后，还有谁会像我怀念朱、李那样怀念这座山。这次游览，随行寻访者四十八人；孟长民、钱去非没有同行，而去非因为小病没有寻访各洞。住山而不寻访各洞的，戊寅年有陈卧子，壬午年有钱去非；又为别山作辞说：凤凰选择梧桐，蛇选择低湿之地；谁应当聚集在茂盛之处，却不如乌鸟？东面有巍峨的泰山，西面有苍龙、青柯，中间有灊山、霍山和九座山峰，狼豺守卫，狐兔可悲；旅鸟焚毁巢穴，芝草和芦荻也没有留下。上天怜悯这些老人，还留下衡岳，像樗树保全年命，又像葵藿保护根足；请你们彼此倚靠高山，也就是你们的祖先过去所说的。过去说中原有三座天柱，其中两座衰败而被盗寇玷污；只有这一峰，向前后远望。因此这一峰可以匹敌衡岳，云霞非常美好，惠泽我的南国。虎狼虽凶横，却不敢停止；鲸鲵虽顽恶，也不敢游动。宛委山的书应当藏在山坳，峋嵝山的碑应当立在山顶。我将前往追随它们，实在只是同一股元气；移动石碑、传出书籍，也明白这是上天的赐予，并非明主所赐，而我怎能达到被召见的境地？召来九位巫女，使我们两家共同炊煮兰草、服食香草，唱歌更换辞章；不要说屋舍遥远，不要使人与人相隔，不要让毒溪浸坏我的桃花。凭着你我十年的相知，不要被其他山参差破坏。七洞九峰，都让人一一看见。崇祯壬午年五月十七日，黄道周记。《游阳明洞记》

译禹陵的事务办完后，经过镇山，到瀛长观察杨、徐二位大令那里访求阳明洞。二人各自乘篮舆而来，到了宛委山麓；道路两旁的古松伸入云中，像虬龙腾跃。山川坛有三四株，南镇庙背阴处有四五株，枝干飞舞，府仰之间繁简相称，都是天水时代的遗物，让我格外想起长安报国寺的松树。将到石屋时，树径幽暗深邃，竹林和房舍曲折幽深；沿石阶上行几百步，到达天瓦庵。奇石间杂而出，与轩槛相称。再沿小径稍向上，见巨石下垂覆盖，内部空洞突出，下方盘石平整，可坐下数席。南面夹着圭窦，正是通往香炉峰的道路。向西望去，万道山壑聚集于鸟喙形山峰；巡看四周，没有别的洞穴。越过这里便是高峻的山岩和巍峨的山峰，要经过铁桥才能抵达炉峰顶部。大概宛委山阴面都称为阳明洞，就像罗浮山四百峰都称为朱明洞一样，不能拿一间曲折的屋室概括它的万间景象。图经所载的鹅鼻石，大概就是指这座山。我坐在石屋中，估量它的形状像匣盖，又像啄嘴，下面没有滞碍的根蒂，所以俗人以“鹅鼻”命名，又称“天瓦”；不如直接称作阳明洞，便可破除各种云雾迷障。我与瀛长及杨、徐二位君子在洞中坐了很久，倪献汝、尔征带着家中表侄殷子和麑子来到；又纵目远望了一段时间，才从下方石阶摸索云崖和莲花石返回。回程道路经过苍翠的山峦和崎岖的山岭，湍急的水流交错倾泻，幽深秀美胜过来时。若从这里取道直上洞阴，仍然要沿着胡而料骊口；由逆流探寻奇景，便会先得到宝珠。回到船上后，我与瀛长舍弃车舆，沿田间小路步行，在潘生庵稍作休息，来不及谈论各部经义。第二天早晨便计划乘船前往吼山。时为弘光元年四月十五日。《吼山记》吼山和曹山彼此相连，山体一分一合，中间有通行的河川。这大概是无余的后裔所开辟的小天地；灵迹既已安顿，神禹也不会嫌恶。吼山中凿有三处洼洞和曲折的洞窟，彼此相通，可以让数只船首尾相接驶入，像羊的后裔，又如呼唤金鱼在盆中游走，穿行于石缝之间。陶家建造的许多曲折的榭台和幽深的屋舍，临高俯视其上，十分可乐。向东经过小洲，凿山约二十处，穹窿形的石梁向下垂悬，前面俯临碧潭；中间有小庵相隔。穹梁之下可容三四席，俗称“干洞”，大概与西洞不同，干湿就像鲁国和卫国一样。陶石篑兄弟曾在这里读书，所以借此为号。我想起江东离郡城也不过三十里，也是郡人凿石的地方；石质松脆，杂有砂土，古代凿具剥离之处不能形成石梁，只得劈成许多山峰，大大小小削成十多队，像金人向南逃遁，想渡过横水，彼此回望谈笑，令人可畏。从曹山向北出去，也有三四座山峰，斧劈般灿然，像托举荷花的莲蓬。我常想，王屋山、华山削壁嵌空，大概是因为帝王所居之地取材的人多，久而久之迷失了源头，便互相惊怪，以为是盘古的肠胃；混沌没有眉毛，那就是蚩尤的钝器，还不如禹的凿子。我曾登秦观绝顶，看见悬磨般的凿痕清晰可见，向下如峄山层层折叠的石壁，架梁凌空，全都是人力造成的。譬如读书学习，功夫久了便仿佛成为天性；人的资质有灵有顽，工夫便依着它而显现，等到头发胡须都白了，也不再记得最初的路径。《易》赞《坤》卦第二爻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这似乎是说，平整土地、田畴、河川洲渚自然形成的道路；若是城郭、平原、低湿地，以及舟车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一处不依靠人力。乐玉华洞幽深十多里，各种景物齐备，可以和金华洞相配。金华洞洞口极窄，只能躺着进去，进去后才看见宽广开阔的地方，共有三五处，似乎都是古人采掘金玉、土脂的所在；只是工匠的巧拙相差很大，龙鬼蛇神有的舍弃，有的守护，于是湮没和流传便走向不同的道路，宝物与莽荒的景象也彼此错乱。此前壬申年，我在余杭山中筑了一间小室，那就是宋人所说的洞霄；它的右边是大涤玄盖洞天。洞内两壁虽然浑圆光滑，五色斑斓，摸起来像琉璃，但上面的顶壁平整如砥，仍像今天的人家用作承尘的天花板，凿削痕迹像新的一样。再向西上行，有栖真、归云两洞，高深而秀丽。栖真洞高阔，达到十多丈，左右有穿楼，非人力所能攀登；归云洞层层阶梯向下，俯临无底，玉乳石垂如獠牙，妨碍眉额和发髻。游览者观察这里，有人说是雷神废弃的宫殿、山精隐藏的宅第。后来旁边看见取土制白粉的人，成排地挖土成穴，便不禁哑然失笑而已。谢安石五十岁才出仕，行经径山道中。他感慨叹息说：“从这里到伯夷那里还有多远呢？”又说，临安以西有许多金堂玉室，是仙人栖居的地方。王逸少七十多岁时，仍在山阴、会稽之间徘徊，尚且想着汝岭、峨眉，还想寻访严君平、扬子云的宅第；但他的大意，不过是想种桑栽果、垂钓鲤鱼、射取鸿雁，教育子弟，使他们仰慕万石君的遗风罢了。两位老人，是三代以来第一等的高人，在流离艰难之中偷得这片乐土；一想到这些，便写诗咏叹，醒着梦着都难以忘怀。你既已年老，在临安以西营造居处；从禹航上下往来，安石所走的游览道路，足迹比以前多了一倍。如今又向东走到宛委山尽头，能够和各位朋友一起寻访王逸少的旧居，追寻谢玄度的遗迹。王氏也可以说，应当以快乐终老，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王、谢当时的诸位将帅，都是暂居江左的士大夫，却没有忘记中原；他们横槊鸣铙的英武风采，至今仍清楚可见。即使如此，他们还畏惧清正的舆论，想成为上流人物；正如桓征西见到刘长史，谈到第一流人物时，常常变色。如今一见有人区别品流，便往往用肉堵住他的嘴，严重的甚至拔掉舌头。今天游览山水，不过仍是声音本身，没有什么哀乐。由这里往黄巗、乐清去，有雁荡、玉瓛等山，是康乐曾游息的地方。当时谢灵运开凿道路，竟被郡县官府惊怪；如今观看他留下的斧凿痕迹，只有石和尚旁边的一间小庵而已。今天和你同游吼山，再看看江东各处居舍，应当会使人悚然自失。颂 圣世颁行《孝经》颂 《圣世颁行孝经颂》

译天下并不难治理；实行教化就能治理，不实行教化就会混乱。挽救世道也不难教化；依据人的本性，教化就能推行，不依据人的本性，教化就会停滞。以本教治理天下，四方都能归附；不以本教治理，虽同处一室也会成为不同的地域。依据本性施教，如河流汇入大海；不依据本性施教，如金与火在一室争斗。羲农初创世时，百姓崇尚耕作，耕作既可以治理，也可以造成混乱；能够治理的，是稷、黍登场而培养贤士，造成混乱的，是百姓争强好胜、奋力抗敌。三代相继兴盛，百姓崇尚《诗》《书》；《诗》《书》既能治理，也能造成混乱；能够治理的，是缥缃之书柔化弓矢，造成混乱的，是笔锋成为争斗的利器。世上没有永远幼稚的百姓，而上面却有许多掌管暴政的人，正如号召孩子去争夺博戏一样，渐渐长大却不守法。等到我太祖拥有天下，洗濯日月星辰，荡涤山岳湖泽；下马便讨论治道，于是专心于《诗》《书》，又自称出身农家，更加重视耕作。以《诗》《书》对待耕作，道理就显得文雅；以耕作对待《诗》《书》，道理就显得质朴。在文与质之间，孝悌兴起，所以孝悌是太祖治理天下的经纬。当时，养老恤孤的诏令每年都颁布，征召贤者的蒲轮、玄纁接连出现在道路上；穿着粗布衣服辞别宫门，行动往往合乎《湛露》《萧》诗的意旨；迁徙如雁而携家同行，也由于《陔》《黍》之教。因此，人人磨炼钝器，家家砥砺刚节；黄陵的士人守持贞节，商山四皓的老人表现烈性。浓厚的仁德和淳厚的恩泽持续了一百多年，到了孝宗，帝王之道灿然大盛，推广至世宗；到了我神祖，遵行“无逸”之道，如红日照耀殷邦，远方没有不被造就的。上天降下的文德如云汉般光明，因此祥瑞接连到来：园囿中出现般般之兽，阿阁上有鸟探巢，冈上草木茂盛；经过重重翻译的象谞环绕水边听讲经书，四方都归附，羌戎悬旗而称都讲，实在伟大啊！二祖三宗的治理，考察其深远源流，实在依靠茂盛的根本；容纳众多支流的，涵养必定广大；根系盘结得多，枝条必定伸展得远。有的经过山谷而上升，如若华山，羲皇的光辉四方普照；有的从贞元之时兴起而转盛，如箕斗二星，天命因此延长。所以登临岐山，便无不以子弟超过父辈为荣；称说厚重的福庆，便无不前后相承而昌盛。孝悌之间，由此产生文与质，大概就是这个要旨。至于《易》《诗》所说的孝，备载福庆、赞誉和造就人物的名称；仲尼传授经义，不过在于爱敬、教导和劝谏的实际。序列后来的篇章，便是勉励修养而统摄其成；谈到成就亲亲之道，便是顺从命令以磨砺其过失。这个道理广大，不是漆雕、子韦所能完全说尽；它的意义深奥，许多樵夫平民也未必认识。然而圜丘大享，所重视的是焚萧、陶匏；礼殿、泽宫，所重视的是灌鬯、养老，也无不向人显示以敦朴而获得本真。庭除之间显明最高教化；至于馈浆酳爵、寅日举行的隆重礼仪，宾客袒衣割牲、秋冬举行的祭祀，执皂色旌旗、持干盾而就位，钟磬震动其鳞髯；戴冕执绥，桥门上飞扬着文采；直到祈谷时进献鲔鱼，随从公宫，执青耜、系朱纮，先尝劳酒；园吏排列两翼而奉行驺虞之乐，采苹之士释冰而行狸首之礼。这些礼仪合于五帝从未完全营造的制度，并非一位帝王独自穷究出来的。有的远离人情，有的幽深得近于天道，而经书把它们兼收并载，使圣人主管教化，百礼都得以蓄积。考察其意义，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轻慢，普通人也都有胜过我的地方。因此三代的损益都一一遵从而不迁改，历代圣人缠绵经营，群起而唯恐落后。礼由大人制定，道在至圣处达到中和；世间施行它，便成为经，向上彰显它，便成为法令。可以改变的，是侑尸、祭鬼、搜苗、盟誓等礼文；不可改变的，是亲亲、长长、养老、慈幼的民德。假如秉持苟夷、夔的精神重新治理世道，将反复归本而不断清新，难道还会对奭所生的事业只是仰望思考而不能确定吗？必须扎牢根柢、疏通条理，使太乙包含为仪，使太阳运行而得到轨道；古来没有像今天的天子这样选择治道、考察德行而得到根本要领的。崇祯九年，正逢土德居中的会合；二祖三宗的恩泽已有二百七十年，九德六运的周期还要五百五十年。忧虑盛世的人在日中时自我警戒，主持礼仪的人勤勉思考而不懈怠。父亲生育、父亲养育，延续子孙的春秋；大地降雨、大地生风，把天的教诲归还人间。从黄帝、虞舜以来，明洁肃穆的祭祀礼文，以及周公、孔子以前“维清”“于昭”的义理，没有微小的内容不被举用，没有重大的内容不被达到；即使是籀书、盘庚、佚甲，也无法全部书写，山玄水苍也无法全部承载，而天子仍然肃然思考。他认为，光明通达的教化还没有合于幽远之处，讨好和感应的枕席之乐还与四方相隔；恐怕教化的根本多流于华饰，而聚集欢乐的实际却少。因此真正希望家家都能陈列敬让之道，每天见面都互相称呼为子弟，便命天下共同表彰《孝经》，并以《小学》充实其义类。希望永锡之君能够以仁德，又因严肃而建立匹配的秩序；希望兴起像羔、骞这样的弟子，扶车而问候寒暖，像游、夏这样的门徒，提衣而学习应答，使天下恭敬地遵循这一道理。这样，违逆道德的人会随风转身，背反者会面向内服从；虫豸、猰貐、窳等凶恶之物，也会被香案上的膏油感化；梼杌、饕餮解下奇邪的佩饰。如此便可赶上成王、康王，与三代并肩，正如凿井而得到瀵泉，钻木取火而遇到阳燧。天子又治理自己的精神，以身作则，穿布衣、吃蔬食，上下往来，使人看见他的声容；以礼制、图形和苍蒿修明感应之道，使行苇的露水更加丰厚，使伐木的呼声不再吝惜；斋宫居处经年不改，上食供奉减少，正式祭祀没有一项而由人代行，因而不敢有丝毫放纵。天下于是欣然知道，五礼归于一个孝字，五孝归于一个敬字。羊、乌、犬、马仰面沾润而领悟精微；阉猪、幼牛收敛踪迹，以通达善良谨慎之道。拔取草木的人保护根芽，捕取鸟羽和虎类的人填塞陷阱。当此之时，山中没有砍伐的树桩，水泽没有伤害幼苗；酱舍中的蜂虫和幼虫受到保护，幼鸟避开孵卵之处；停止张网而命令保护鱼类，撤去罗网而使鸣鸟得到栖息。园囿中有再次生字的幼鹿，池中有一尺眼的漏鱼；草木重新荣茂，虫类改名再造。偶尔有修补黏合、矛药之物出自青门，也要把斧斤工匠罗列在道路中，使天下明白：这不是天子的本意，也不是圣人的教化。因此神明睁大眼睛，赞助君王的衮钺；鸟兽退避趋走，随着舞蹈。嫉妒贪婪暴戾的人受到显著惩罚，违背道德而作乱的人被斩断颈项。穿蓑衣的老人解开衣襟而谈《诗》《书》，佩巾的儒者拂衣而阐扬治道；谈《诗》《书》却不成为粗野，阐扬治道却不流于躁急。因此，以蓑衣比铠甲并不疏略，以佩巾比盾橹也不流于虚饰。施行恩赐的权柄，调和中正之理，所向无不感化；特别是奸民和奴仆中的丑类，不过是其中的小小部分。手持照耀车乘之物的人，经过幽深山谷也不会迷路；跟随指南车方向的人，渡过奇肱之地也没有悔恨。何况驾驭日月作为车轴，系住云汉作为旗帜，载着虹玉登上北斗，摇动两极而贯通天地的人呢？如果真能把《豳风》陈列于屏风，把《无逸》书写在屏上，把月令刻在石环上，把《皇极》铭刻在几案上，把益、契作为凝重的辅臣，把傅说作为辅弼，绘制松树象征国家长寿而任用为重臣，舒戭灵回……

译以他们充任百官，遵循古训而采用今日言论，引进贤人、纠正圣人之道；怀抱邪曲、仇视正道的人必定诛杀，阿谀奉承、顺从旨意的人必定处死。使意念端正、内心诚实，尺度平正而万物明察；于是让仲尼端坐诵读，以辨别深浅流派，让曾参整肃容貌，指出得失。把光明如镜的道路握在手中，安居于太平和美的境域。这就是重明、青鸐从远方听到《韶》《箫》之乐，宝瓮、钩车等待登上陶唐之席啊。古代的明王也曾搜集、研读典籍，尊重见闻，从百姓和贤臣那里取得知识。武王面向东方拜受丹书，箕子叔父熏香祭告而推演《洪范》；汉庭开阁，以尊崇《月令》篇章；宋主敞开衣襟，分列坊表的条贯。施行儒者品行，功效显现在群臣之中；阐明大中之道，最终亲近于道岸。然而古人并没有完全以老师自居，也没有与君王一同仿效，只是学习了一半，却仍留下最重要的鸿篇，等待圣明君主独自裁断，难道不是因为大道必须宽裕而功业才迟迟显著吗？所以仰观天道，环视星纪，子雨、子风、弟云、弟雨，都是最光明的；俯察不动而贯通事理，以黄中之德养育万物，亲自体察民间疾苦，是最为明察的；提携尼、攀、周、包、文、兼、素，在合宫树立庄严的表仪，在皇路奏响慈銮，是最为显扬的；以玉振继承先徽，以金声申明教铎，继续六言宝训，扩大敬一的遗泽，是最为显著的。又以访落之礼率领时事，保守明美的功业，希望光大宗庙的三九之数，使神祖的六八之业兴盛；如日再升，获得显示而没有忧患，舒展畅达，这是最为顺遂的。又以安抚宁定、宝龟占问，排除辛辣毒害，使内外相连；北方之事以桃虫构筑，取得有始有终，图绘其献翼，无不建立天命、专一心志、使邦国清明，这是最为安定的。天启末年，烤炙的鸿鹄、哀鸣的枭鸟，践踏麒麟、树立獍兽；奸佞之人的藩篱已经出现，潜龙的光辉还未显明，形势岌岌可危，几乎到了天命震动、大难发生、国家小患开启的地步。然而重离很早驾临，万灵都发出光辉；斧钺没有残缺，钟磬箫管四次奏响；宫中设置藁秸，陵墓中敷设疏越之声，也已经使家家称颂和乐、户户受到纯孝。又加以明察绳正的思虑，经历久远而更加精纯；怀有安抚的心情，因学习而更加丰茂。柔弱的歌舞、武戈和猎具不再出现在眼前，洗濯的绨帛、修治的蔬食仍然不改本色。将因川陵而安排高下，将仿效日月而安排朝夕；有所建立，便没有奸邪不被端正；没有缺失，便没有大戊的敬惧；不荒废玄王的遵循。考察世宗弥纶制度、制作礼乐的英明，足以达到我神祖清静慈和的妙理；都已斟酌缓急、权衡张弛，使水火相济、材料齐备，以猛厉和宽厚建立纲纪，又归结于醇厚的孝德，以和乐亲善统摄它们。揭示这两个要点，贯通六种最高德行，是哲人扼腕叹息之处。这是想要成就凤凰图谶，孝子背靠墙壁、希望依循其定止之处的心愿。世道有污隆，而人的本性没有早晚改变。蚩尤在辕山采矿而制造兵器，颛顼通达神灵而九黎仍不服；尧巡视丹水而群臣结党，舜制造漆器而反叛者有数国。难道上古人的资质都多良善，而后世人的资质偏斜驳杂吗？这好比道路有长有短，劣马和骏马各自都有到达家门的心愿；即使钳住马口、套上车辕，路远艰难，也未必有腾跃山岭的能力。马敬爱主人而又爱护车夫，就能安稳奔驰；马畏惧主人而憎恶车夫，走半步也会倾覆。因此，敬爱是天地所尊重亲近的根本，也是帝王制定礼乐的根本。伯夷在历山号泣，禹因此任用益而整顿军队；沟渠水利竭尽劳力，蛇龙因而被放逐到海中。号泣并不是整顿军队的方法，沟渠也岂是放龙入海的水道？但遵循这些便能成就功业，依据它们便能远离祸害。假如伯益因苗民愚蠢而愤怒，禹因蛇龙反抗而发怒，便用猪蹄堵塞堤防，使蜂拥的洪水冲来，那么铠甲之士岂能动摇他们的诚信而束缚其关键呢？所以，以慈爱之道为严厉，是教化；以严厉之教化为慈爱，是教诲。不是极其恭敬的君主，不能和他谈严厉；不是极其严厉的父亲，不能和他谈慈爱。慈母要奋举严厉的鞭子，严父也会流露慈爱的告诫。因此说，至孝的人接近王道，至悌的人接近霸道。接近王道的百姓爱好丝竹，接近霸道的百姓爱好钟鼓；爱好钟鼓的人难以成为敌手，爱好丝竹的人容易受到教化而起舞。天性通达的人观看礼而得到其本源，天性沉静的人听到乐而知道其根由；二者各自相生而制定律吕，彼此依照法度受教。曾参得到伶伦的律，仲尼得到神禹的度。假如法度穷尽于末流，即使击打雷鼓也不会欢乐；假如律吕被阻塞于克生，即使奏《咸》《韺》又有什么值得仰慕？所以武王、周公称道通达事业，便不局限于赐予和盘庚；舜、禹相互师法，道理实在通达于抵御侮辱。若说问候视察、安定省问还不足以奏成充实和顺的美德，敬慎恭恭还不足以开辟排斥奸猾的道路，那也许是宣后的见解，却不是惠君所取。况且上天保佑善人，极其深厚地怀有诚信应验之心；下民多受严明之治而敬畏，便有荣显安怀的福庆。跃鱼、流屋、冰鲤都托示其端，屈轶、宾连、堇、饴也改变其命运；鬼神享用祭祀而灾害不生，音乐调和而祥瑞四方响应。这足以证明作者并非虚妄，述说者也不是谄媚。至于执干执盾、戴冕行礼的殷勤，执爵授绥的繁缛，祭牲、春祭谷物的辛劳，袒衣割牲、求言问政的恍惚；以及力田、孝悌、明侧等不同科目，耕作与《诗》《书》、刚强与柔顺的相互崇尚，也都是各代不相沿袭，事理不只一种奖赏。懂得其意义的人，虽然行为各异却不相伤害；酿成其精髓的人，也能共同遵守而齐头创新，难道一定要…… 把各位儒者聚集起来，争论虎观讲学的通例，画定一部经书而遵循鲁庭的旧制吗？遵循这个道理，天下就能治理，明神就会降临，麒麟凤凰就会来到，刑罚就可以停止，百姓生活就能安定。即使群臣翩然起舞可以预期，又何必再多说呢？于是作颂说：考察上天的德性，最可贵的是恒常的本性。伟大的上天啊，永远以孝相配天命；以永恒的孝建立人民的准则。光明的我皇，实在承继天德；三宗二祖，继续完成先王武功，彰明治道，考察古制，以安定众多福祉。确实只有圣人之言，是幽深严密的宗旨；凭借爱，凭借严，建立千古隆盛。芬芳的祭品与孝敬的旨意，以稷以醴祭祀，明神享用而止，于是建立百般礼制。既和谐又广大，先民早已有所创制；四海平安喜悦，于是兴起百般乐舞。鸟蛋和胎儿不受毁伤，草木荒莱不被砍伐，凤凰麒麟成群而来，百官确实和谐。老人不被废弃，鳏寡不受欺侮；安置这辆孝德之车，以此停息六匹马的奔走。夷、夔散布教化，皋陶审理囚犯；孝道确实修明，便能调和春秋。春秋四时没有不受感化的，正如六匹马调顺之后便能驾车。伟大的天子啊，反复思考；经过重重翻译，诸方前来，车船熙熙，如山如茨。收藏虎皮，装好弓箭；并不是没有功臣，敬让的是孝子。上帝说：光明的时代，这是我所经行的；诚信居中，爱惜生命，召来祥瑞，停止兵戈。于是又回顾群丑，他们也怀抱顺从之道，趋向慈母。无论大小都叩首，河流汇聚，皇华遍布，什么地方没有受到恩泽？黄龙、玄菟、丹乌、赤乌出现，西方边陲已达尽头，东方夷人也来述职。皇帝的慈爱庄严显赫，如夏日、冬日一般。二祖的德，三宗的力量；先民有言，这是下土的法式，没有谁不服从。崇祯辛巳初冬，黄道周恭敬地在白云之库作颂。碑 《平和县创建王文成先生祠堂碑》《吴山六忠祠碑》《两朝忠烈祠碑》《平和县创建王文成先生祠堂碑》

译我观察礼乐，大概积累了一百年还没有完备。这也许是等待人才太久，才徐徐兴起；经制、功德之间，彼此相距有远有近。我太祖平定天下一百五十年以后，漳中各郡县才开始有确定的制度；而平和一县，是为文成先生建立制度的开始。文成去世数十年后，才特别建祠并附属于学宫；又过了将近一百年，百姓和贤士仍然思念他，参政施公、太令王公才开始商议在东郊另建庙宇。之所以议论另建别庙，是因为要表彰祖先的功德，同时恢复专祠的礼制。唉，难道不是因为经始、规划之事不能立即完成，才拖延到今天吗？也是各自等待人才；未必亲自出力，也未必一定要本人完成。当文成最初在上杭破贼，分道衔枚疾走到象湖时，我们漳州西部的边远之地，正是他事业发端的地方。后来再次用兵，攻破横水，铲平九连山，进至河头，根据百姓请求设置这个县治；那时文公的声名已经灿然照耀到深山穷谷。因此，文公在虔、吉一带的奇伟谋略和显著功业，后来在南昌获得收效，像迎着刀锋劈竹一般势不可当，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文公治理虔中之后，并没有多次到岭左，但他认为漳西不治理，岭东岭西都不能治理，所以他的精魂所关注的地方在岭左，不在虔中。自平和设县以来一百二十年，弦歌诵读、文物教化在郡治中明白显著；而崇义、和平这些地方，却遥远得不敢相比，难道只是因为山川雄伟、土地深厚所造成的吗？也是因为这里成为名贤巨儒高足所专门引导的地方，神灵实在护佑着它。唉，士君子反复讲论道德义理，命运未必使他们大显贵；若没有显贵人物为屏障，前后戴高冠、侧高帽的人反而讥笑他们。等到遇到风云际会、得到非凡机遇，大的可以超过素臣，享有前所未有的荣誉；小的也可以顺应民情、分别地利，成为数万百姓取食德泽的根本，受益无穷。即使大君子、名贤，也都有自己不能察觉的地方。文成最初渡江，跟随武夷山而出，到龙场时靠砍柴取草自给，与蛇猪同居，召集仆役自我发誓。那时即使得到一座斗大山城，面南而坐、在其中鸣琴治理，难道会比中都的县令低下吗？然而文成胸襟旷达，不因这些而产生二心，只是在文字散失之后，豁然领悟，以为声名华饰剥落之后，灵明自然显现。如今他的学说遍布天下，高明的继承鹅湖，浅陋的混入鹿苑，天下争论又过了四五十年；但要问文成学说的本源，以及他何以达到这种境界，却没有人真正知道。我漳州自紫阳来此治理以来，将近五百年，人人成为诗书之家，形成邹鲁之风；但已经长久浸染于佛、老之学。唯独平和因为偏僻而敦厚朴实，没有邪僻相互摧磨，士大夫笃信经论，尊敬老师，选择朋友，市肆所卖的书不过是科举文章和经书注疏。这难道就是庚桑所说的建德之国，或者昌黎所说的百姓淳朴而容易遵循古道吗？回想我十五六岁时，曾经游览县城，经常从学宫西边出来，经过旧祠瞻望它；怀疑它的庭院小路低洼狭窄，心想世上若有通达的人，追溯文成学术的源流，必定会有人出来主持其事。距今三十多年后，执政者果然有伟大的见识，重新选择地方，宏伟地兴建起来。唉，人的学习和政治，何尝不能把已经达到的用来达到尚未达到的，把已经治理的用来治理尚未治理的呢？这样就全都得到治理了。即使山川显灵，凭借它的雄伟深厚，畅达其清美淑善，使贤才俊彦追溯文成的本源、光大文成的事业；向上端正鹅湖学派，向下铲除鹿苑邪说，使天下那些凭小聪明听闻学说的人无处自我寄托，那么这也就是文成事业的发端，借此收获实际功效。对于紫阳的祖祢，又有什么妨碍呢？当时主持县治的是天台王公，名立准，到任才几个月，百废俱兴，实行保甲，治理盗贼，已经有了声誉；四明施公治理漳州已有八九年。漳州郡人对于施公，正如虔、吉之人对于姚江。王公已经选择东郊靠近城郭、背山临流的胜地，建造堂宇，十分壮丽。施公从姚江取得文成的画像，于是为他塑像并建祠，费用也已备齐，嘱托我记载此事。我认为文成祭祀在学宫两庑，本来可以奏入雅乐；既然另建别庙，就应当自成风格，因此作迎送神曲，歌词说：折下瑶枝啊，捣碎琼屑；思念您啊，中途受阻而饥饿。吹响灵鼍啊，展开灵旗；想要飞来啊，何时才能到？大江横阻啊，大岭断绝；向着朝阳射箭啊，马当山出发。召我张弓啊，遗下云中；遗我玉佩啊，挂在树梢。虽然没有功德啊，心中却知道。过去曾经来过啊，又有什么值得推辞？露水滋生万物啊，雨露滋润它们；菊花有风啊，兰花和风吹拂。追随邹车啊，抗衡峄山；上接天界啊，下临士人。生不同时啊，怎能同游？登上您的堂宇啊，却不能和您交谈；心中耿耿徘徊啊，直到半夜。让诸位生员歌唱它，难道不会被认为是楚声吗？于是主持其事的人，有教谕某某和各位弟子、德高望重的长者，都把这些文字刻在石碑上，以安定并传扬您的德音。《吴山六忠祠碑》

译高皇帝最初平定两浙时，征召的宋章、王陶、叶吴诸位先生，议论最接近古道；到了靖难之变，方孝孺尤其壮烈。因此两浙的文章和德行闻名天下，施行于土木工程及宸濠之变时；孙、于两公匡扶宗庙社稷，天下街巷没有不知他们姓名的。这不只是山川孕育涵养的结果，也是他们以风教感化人心的结果。崇祯甲申，天地崩裂，天子殉国；一时朝廷士大夫鱼贯而行，叩首进入贼寇庭院。从石勒、侯景以下，上至安禄山、朱泚，从未有像这次这样受辱的。那时听闻变乱而决意赴死的共有十九人，浙江占了其中六人：上虞是户部尚书倪元璐，余姚是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山阴是左春坊庶子周凤翔，乌程是大理寺卿凌义渠，海盐是太常少卿吴麟征，鄞县是四川道御史陈良谟。这六位公卿，所学虽未必出于同一位老师，但大义归于一致；总的说来，是要使顽者振作、懦者立定，振兴方孝孺的遗风，弥补胡安国等人的不足。他们维系世代法度、唤醒人心，意义实在不浅。唉，恩泽如水流到低处，水决而冲入沟壑，正如激发志士的观感；树木枯槁、泽水干涸而有人涉过，正如保存独立不屈的志意。水泽仍是同一水泽，有的人因它踏入沟壑，有的人因此灭顶伤身，而圣人不以为怪，反而认为这是通达义命。为什么呢？接受君主俸禄，就应为君主之事而死；天恩施及自身，便以生命报答。从周公、孔子以前，人们已经取得这种大义。古代君子约束自身以事奉君主，遇到时运通塞的关键，必定知道祸败所在：反复陈述劝谏，若劝谏可行，君主享受安宁，自己享受荣誉；若劝谏不可行，君主与自己共同承受荣辱；耻辱无法忍受，才离去；离去也不可行，然后才死。箕子、比干、靖献之臣在生前尽忠，伯夷、叔齐在事后守持枯槁，各有各的取舍，并非苟且如此。既然被车饰和官职束缚，不能自行拔出，栋梁折断而被压倒，与世道一同倾覆，也只能说是献出生命、完成志愿罢了。命，是上天所治理的；志，是人所治理的。天人共同治理，便可以像皋陶一样获得荣誉、像彭祖一样长寿，不必专靠学问，也能和颜回、子路同席。唉，天下如此广大，百年之内举杯祝寿、依附权势而共享荣辱的人何其多，偏偏苦于一场决裂，使孝子慈父无从施行礼乐，也就悲哀了。汉末，黄巾贼在郡国间如狐鸣般蔓延；皇甫嵩、朱儁、卢植、闵贡几位书生，张口挥臂，便使强寇在稿街授首，使逆臣在虎帐纳兵。他们的才能难道能胜过这六位公吗？圣明归于上面，庸劣便被留在下面。向前进没有根基稳固的忧虑，突然却遭遇飘摇的祸患，即使方叔、召虎也无从施展才干，这是百世之后掩卷考察时局的人共同叹息的地方。如今天子已经登极，抚承高皇帝的事业，逐渐平定禹所治理的天下，表彰守节死义之臣：倪公为首，加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号文正；其次施公，加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谥号忠介；周公加赠詹事府詹事，谥号文端；凌公加赠户部侍郎，谥号忠洁；吴公加赠太常卿，谥号忠节；陈公加赠太仆卿，谥号忠愍。天子既将下令专门建祠，武林的士子又认为这六人可以像汝南耆旧聚集于陈留、泰山封禅和云亭祭祀那样，尊奉邹峄，于是在吴山之上开始合建祠堂，终于建成宏伟建筑，使六公同堂受祀。这件事，倡议虽由士子开始，而当权的名臣都舒展心愿共同赞助；所以伏腊祭祀、尸祝、牲醴、香糈等物，全都不至于缺乏。这也可以说是胥涛喷涌而增添了他们的英气，紫阳山水而增加了他们的遒劲风致。又作迎送神曲，歌词说：幽暗的云侵入啊，白日昏暧；燕山枯槁啊，越水清美。豺虎腥臭啊，不敢前来；鲛龙的宫殿啊，尚且存在。笳弦吹奏啊，不要悲哀；神灵纷纷降临啊，跟随沛然之气。又恭敬桑树啊，又敬爱梓树；驾青云啊，划白水。早晨到碣石啊，晚上到沧海；相隔千里啊，有什么关系？神灵到来啊，熊魂发光。江风吹拂啊，都兰芬芳；神灵步履整齐啊，纷纷而来。斑斓的鳞甲啊，文采灿然。神灵居处啊，并不遥远；太阳还未落下啊，离去又返回。鸳鸯和鱼相伴啊，姿态柔婉；桂宫啊，兰馆。燕请嘉宾啊，聚集灵苑；芙蓉生长啊，在江水岸边。彩虹霓旌旗啊，祥瑞云旗。神灵不来啊，还思念什么？神灵归去啊，鼍鼓震响；停止吹奏啊，停止舞蹈。夫人啊，自有美好的土地；神灵何必忧愁？从黄昏到早晨，从春到秋，日子还没有终结；神灵为什么还含怒呢？《两朝忠烈祠碑》

译以身殉道与以道殉君，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没有不同。道足以使人活着，所以人也可以为道而死；道不忍心让君主去死，于是以道使君主得以生存。这些人本来都可以不死，却把自己置于死地而获得生存；他们都获得了生存，为什么呢？因为仁。天下能够杀人的东西有两种，就是水和火；这两种东西人人都依靠它们生存，可是一旦投身水火，没有不死的。有道的仁人，必定取用水火的精神；仁，就是水火的精神。人具有形体和物质，若脱离了它的精神，看见水便只称它为水，看见火便只称它为火；只看见它们使人死和生，却看不见其中不生不死的东西。因此，权奸盗贼每天想着用水火杀害天下，而天下那些鄙陋、贪生怕死的人，也指着水火战战兢兢，把焚烧和溺死作为警戒，最终天下因焚溺而死的人比比皆是。天启年间，权柄下坠，天子受宦官控制；诸君子想恢复君主权柄，持守得过于刚硬，好像用一勺水去扑灭邓林的大火。后来权奸煽动火势，诸君子坐以待死；这种祸害，像火、旱灾和焚烧，冲破门突，烧到栋梁。到了崇祯年间，王权重新掌握，群臣屏息仰望天子命令；诸君子承接它，却过于柔弱，武人借助虎威自称大君。后来盗贼和武人相互沉沦，诸君子也坐以待死；这种祸害，像水灾、洪涝，漫过丘陵而滔天。水火一同攻击，有时想杀死君子，有时并不想杀君子，而君子却都死去，是因为君子承受了水火的精神，踏着日月前行，以自己的形体分担天下的毒害和痛苦。因此出入焚烧、溺水之中，却有不可焚、不可溺的精神，与日月相迫相射。凡日月水火，它们的精神寄托在君子身上，它们的灾气显现在天下；盛衰、明暗、盈亏往往互相吞食。汉熹平年间，治理钩党之狱，诛杀李膺、陈蕃等人，禁锢天下名贤二百多人；到了长安动乱，诸君子没有死去的，只有袁隗、伍琼、周毖、孔融、杨修五六人，但都成为董卓、曹操玩弄斧钺的对象，并非具有慷慨赴死的大义。宋宣和年间，登记元祐奸党一百二十人，丰稷、陈瓘等人仅仅得以不死；到了汴京动乱，诸君子没有死去的，只有吴革、孙傅、张叔夜三人。何况李若水，也不过像坠入陷阱一样。我朝初年，尊贤礼士，治理蓝玉、胡惟庸之党，没有株连名贤；到了靖难，慷慨献身的人有一百二十多人，被牵连诛除的无法计算；到土木之变，才开始衰落。因此水火日月有时充盈、有时枯竭，精神所寄托的有时充满、有时消灭，前后的盛衰可以屈指计算。唯独在天启、崇祯之际，诸位贤人奋发而起，亲手捧着霜雪，与雷电争辉。虽然逆宦煽动火焰，不能在前面使他们屈服；党禁株连，也不能在后面钳制他们。自天启蒙受大难、殒身的有十七人：高攀龙、杨涟、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缪昌期、丁乾学、魏大中、万燝、周顺昌、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顾大章、刘铎。崇祯甲申之祸中献出生命、完成志愿的有十九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施邦曜、王家彦、孟兆祥、凌义渠、吴麟征、周凤翔、马世奇、刘理顺、汪伟、吴甘来、王章、陈良谟、成德、许直、金铉、孟章明。那些遗逸贤人流落远方、陷于秦晋，以及绥鼓之间死于职守、守城殉难、把守关隘者，另行幽显褒阐，不列入这两班。大概自汉、宋以来，仗义死节的臣子，从来没有比我朝更盛的。唉，学术不明，道义被事功扰乱；锺繇、荀彧的针，李白、杜甫荣翰的砭石，嵇康、陆机、谢灵运把诗咏寄托于房连，黄冠隐士把辞章写给顾问；他们不是说事情还可以挽救，就是说希望得到一个恰当的机会。因此徘徊瞻望，失去一瞬，千古也无法赎回；这如同面对泛滥的水而系着葫芦，看到燎原大火却祭祀灶神，显得迂腐愚昧，实在还不如投身沟壑。管夷吾之时，天下没有共同的王，君主只是各自选择归属；鲁、莒分头奔驰，谁先进入谁便居上。《春秋》虽因子纠而记载，仍不得不承认齐桓公的霸业；既然承认桓公的霸业，也不得不承认管仲的仁德。假如天下有一个君主、百姓共同的主人，而夷吾却在刁牙之间犹豫，在鲁、莒之下辗转，那么仲尼必定认为他不臣，季路也可以正名弹劾他。因此，能够使人生成仁的东西，反而有时会杀人；水火能够使人生存，也有时会杀人。若看不见不生之生、不死之杀，便疑惑死者不能生，厌恶杀戮必然致死，于是辗转逃避焚溺，最终仍不免一死的人比比皆是。虞部陈公来南关征税，正值甲申年，于是捐出资财，在西湖之上购地，得到六一泉旧址，背靠孤山，面临凤凰山。他上下营建，共有十六栋、九楹层楼，湖水环绕，用来祭祀两朝殉难的诸位先生。我来到湖山，观览和靖先生的遗迹，因而得以同虞部商议上下事务，感慨叹息说：“死而可以为乐，那么我将先去。”蘧伯玉的话，难道是说这个吗？虞部又打算把南关淘汰的小税置为祠租，使每年伏腊能够进行祭祀，于是作迎送神曲，歌词开头说：“雷鼓轰鸣啊……” 龙在野外啊，云彩披散；龙血流下啊，龙升上天，星辰失去光芒。椒和黍的祭品微薄啊，兰花不再芬芳。神灵聚集啊，四方如鸿雁；八蹄的马啊，九翼的鸟，凌越沧海啊，拍击太阳。奔驰而行啊，为什么不能停息？归来休息啊，在这座堂中。水环绕啊，居于中央；寒鸡和菖蒲啊，陈列百般珍宝和美酒。驾白龙啊，配文鸳；蒙住神车啊，拴住神马。执神灵衣襟啊，泪水盈把；佩玉相击啊，清脆作响。白昼不足啊，正宜夜晚；雕饰的舟啊，镂刻的筵席。新立的夫君啊，正值王正之年。神灵参差啊，没有先后；淡淡的眉须啊，驾驭青天。神灵为什么啊，心中忧愁？序 《王文成集要三编序》《倪鸿宝文序》《逆流草自序》《小草自序》《张凯甫遗编序》《应本序》《同游祖帐诗序》《书古文孝经后》《书张公亮藁》《王文成集要三编序》

译有圣人才能的人，未必承担得了圣人的职责；承担圣人职责的人，未必成就圣人的功业。伊尹去世以后，承担启发觉悟之任的人衰微了；逃避清净的人归入调和，逃避调和的人归入柔弱，到了柔弱便荒废了。周公用才智挽救它，仲尼用学问挽救它。当时还没有佛、老、禅悟之事，也没有沉溺于辞章训诂的习气，追溯源头、疏通支流，实在容易成就功业；但两位圣人竭尽力量去做，有时与鸟兽争胜于一时，有时与乱臣贼子明辨是非于百世，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艰难。明朝兴起，王文成先生出现。文成出现后，断绝的学术重新显明，排斥流俗之说，平定乱臣贼子，驱逐如鸟兽般的凶顽；大的事情历经岁月，小的事情顷刻之间，笔锋所到，便如同天地廓然开朗，仿佛仁者无人能够敌挡。自伊尹以来，乘着昌盛时运而建立显赫功绩的人，没有比文成更盛的。孟轲在战国之间艰难行走，尊奉周公、孔子，也旁及伯夷、叔齐、柳下惠；谈到伊尹，只是恭敬地诵说他的话：“上天生下这些百姓，是要使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使先觉悟的人启发后来觉悟的人。我是上天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这个道理使百姓觉悟。”把学问改变为觉悟，实在从这里开始；元圣的称号也在当时盛传。仲尼却独自退让，不敢把觉悟自居：一方面说“先觉悟的人，大概是贤者吧”，另一方面又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假如仲尼以觉知自任，即使车辙磨损、道路困穷，也不能停止弦歌，穿着赤舄去完成使天下归仁的责任；不得已时，只能把自己依附于斯文，仰望寄托于后世死去的人，说：“我的志愿和事业就在这里而已。”如今他的文章都在，性与道已经显明，删定经籍的大业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施加的。即使凭孟轲的才华，也不过是推明他的学说，使它稍微宣畅，不能再有发挥补益；由此便可大致知道古今著述的缘故。孟轲以后，过了两千年，才有陆文安。文安以《孟子》为根本，明辨义利，使人震动；他立教以简易觉悟为主，也有耕莘遗意。然而在他的时代，南宗盛行，单传直授遍布山岩草野；当时人们所寄托的心意，并不在这里。施四明先生说得好：“天下如果病在虚浮，就用实际来救治；天下如果病在拘实，就用虚明来救治。”晦庵处在五代以后，禅学盛行，豪杰都沉溺于异说，所以尊奉程氏之学，以穷究事理、居心敬慎，使人知道有所持守遵循。文成处在晦庵之后，辞章训诂淹没人心，即使贤者也安于科举文章，所以阐明陆氏之学，以简易觉悟使人知道返本。然而朱氏学习孔子，才力比不上孔子，便止步于程氏；所以他的文章和经世事业也不能超过程氏，更不能达到孔子。文成学习孟子，才力与孟子相等，却又进而接近伊尹；所以他的德业和事功都接近伊尹，同时又超过孟子。自孔子、颜回相互传授，直到宋代明道，主持君臣明圣之道的人才辈出，大概已有两千年；又过了五百年，文成才出现。陆文安没有遇到这样的时代，虽然修养伊尹的志向、背负孟子的学问，但所建立的事业遥远无着，再没有足以称道的地方。如今阅读四明先生所编《集要三编》，在理学、经世、文章之间反复考察，不禁为伊尹、孟子、朱熹、陆九渊相距如此遥远而感叹。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倪鸿宝文序》凡是人在面对文章、尚未落笔之前，大约有“五避”：遇到惊涛骇浪便躲避，遇到道路有不可涉越之处便躲避，遇到坚固的墙便躲避，舌头一伸出来便躲避，风雨总是到来便躲避。这五种情况，初入文途的人都会遇到。题目不合手，仰鼻皱眉，这是平生积蓄的才思一旦坐失时机，属于“遇惊波”。波涛平定、道路平坦，而意趣却不能附着在人行间，不知道主旨，这属于“途有不涉”。翻阅百篇文章仍无一句可写，像亲手锥刺、钻研到穷尽，只能长叹而与鬼为邻，这属于“人墙坚”。刚从灶下出来，便要同妻子诀别；听说有人家失火，便惊恐得投井，这属于“舌出”。前代作者很多，当时英才如猬毛般聚集，主人又高雅能文，自己不如收笔，这属于“风雨总至”。遇到这五种情形，应当躲避就躲避；不躲避，便会在刚刚落笔时立即失去立足之处。落笔以后还有“三逃”：自称愚钝，是“诚逃”；自称怯懦，是“法逃”；敷衍塞责，是“挑逃”；落草为寇，便说饮水，是“饮水逃”。这四种办法，当今走文途的人都在使用。想说话却张不开口，只能含着尘土，还自以为悬雍垂上、嘴唇内生出了津液，这是“愚逃诚”。夜里不敢行走，白天便伏藏；守备时有余力，进攻时却力量不足；沿途行走，数着文字，便以为足以免辱，这是“怯逃法”。闲暇时便向别人学习，偶尔写些跳荡的言辞，想要向前却不知道去向，这是“塞责逃挑”。盛装打扮，本来面目忽然陷入困境，吃枣作食，却反而把它当作珍贵之物，这是“逃落草，称作饮水”。遇到这四种情形，应当逃避就逃避；不逃避，便会连性命也随之丧失。落笔以后还有“三不理”：已经显贵，便不理会卑贱；已经获得声誉，便不理会毁谤；既无灾祸也无声誉，便坐着睡觉；如果不停地处理它，便会使大道彻底死亡。这三种做法，归附文途的人都在使用。天下的大人物如果不用这十二种办法，便不会再有文章；我的朋友倪鸿宝以此为可耻，我也以此为可耻。然而，我虽以此为耻，想不这样做却做不到。人的敏捷和迟钝各不相同：强劲的鹰直冲云天，一扑便飞出百里；国马奔驰在大地上，离开疆界二十步，却不疾驰便不能到达。如今天下本来就乐于写这种“目串口了”的文章。认为写这种文章的人，必定是内心洁白、心地黄厚而不受污染、富贵吗？还是因为他的内心洞达明朗、条理通畅，能够处理政事呢？即使此人内心洁白、心地黄厚，且能通达政事，见到深厚博丽的文章，不认为好，也应当不认为坏。况且天下的道路，不是治世便是乱世；治世必有圣贤的文章，乱世必有奸雄的才力。奸雄和圣贤都很少见而值得惊异，其中彼此相遇而写“目串口了”文章的人，就像背负蚂蚁之子一样微小。天地之间，既然认为这些人众多混杂，他们便日日躲避、日日逃走、不断推诿，于是奸雄得以造成乱世；又生出豪杰圣贤来治理天下。豪杰圣贤出现时，必定有许多不屑于世俗、而少有合乎常人心意的。如今鸿宝的文章一落到纸上，便飞驰而去，传播得像市场一样，这是什么缘故？鸿宝认为，那些圣贤虽然外貌上很能得到世人的认可，但他们的可耻之处尚未消失；只要不妨碍人们的耳目，就用深厚博丽的文章来诱导他们，使他们吃饱。奸雄的手脚还不能立刻任意施展。难道鸿宝的心意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吗？鸿宝对我说：你的质性刚强而乔直，疏放而没有阴柔之气；即使你自己明白道理，别人也不听你。我顺着你的长处来任用你，不使你远离、惊惧别人，也不使你失去自己所喜欢的东西。鸿宝这样说，原来是在欺骗我。他凭借自己无所不通，使我惊愕得失去了所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即便如此，我仍将跟随他。前后中间都看不见首尾，那么拿起笔来渡过江海的边际，又将怎样呢？《逆流草自序》。

译闽水从三山到柘溪，吴越的水从虎林到彭城，纵横绵延四千里，全都是逆流。可以行走的地方，姑蔑六百里中下滩居多；至于刘安所说乘舆轿子翻越山岭、两旁夹着深林丛竹的道路，三百里都可以算作逆流而行。彭城道路艰险，向北望去，长天如同泛舟海中；背着车，骑着跛马，随时像要坠落而又没有坠落，两腿仿佛被船篙折断，这显然是逆流。我的性情能忍受劳苦，常常在仆人和马匹疲惫、好友辛苦困顿之中，自己步行十里、百里，与野外的高低相上下，以此满足我草野的本性。最苦的是把脚放进船舱，帽子受妨碍，眉毛也受阻挡；实在不得已，便刻管细书。老婢的声音与新妇交相吹奏，写满十多行，自以为很多了。到了长安，打开箱子，取出腐烂的纸稿，竟然接近五十篇，像长头长颈的王者从竹林中剖出，逆流回旋而相随，也足以令人快乐。游历三十天，草鞋和蓍簪同它一起返回。这时春水刚刚上涨，黄河冰凌顺流而下；从彭城到江口九百里，不到三天便可到达，所以我偏要同它抗争，走了十多天的缓慢步程，才到江浦。乘船时岸上泥泞不堪，这才领悟到我的行程是违逆水势的。正值严冬，冰凌严结，为了躲避风浪，往往多是北风，众人都向西行；丹阳一带，我却向东渡河，幸好融和的风没有同河伯争道。到了春季三月，众人都说黄河日夜流行六百里，我却向西登岸，每天在驴背上艰难前行，仅仅三舍。由此看来，天下的行旅全都是逆流。经过江浦后，第二天向东顺风而下，风吹波涌，回望万顷水面，言语本来要表达愁苦，反而几乎没有愁意。问船夫：钟山之阴是不是白龙江？难道这就是所谓被豫且制服吗？我索取白纸和钱，把腐旧纸张全拿出来，颠倒着包裹起来，投入江心。过了很久没有动静，片刻之间，纸包蓬蓬然飞去，几乎粘着天空。船夫急忙划船追赶，最终也追不上。远望江心水流迅疾，山势飞驰，这才真正叫作逆流。道路遥远，行走艰难，栴檀也失去香气；如果这些东西能够变化，我愿变成鳖灵。鳖灵是能够包容羞耻的人，他也可以说是逆流之人。残稿尚未销毁，诸位朋友却迎风涉水，使它不被世人责备；既然已经传播出去，又能怎么办呢？《小草自序》。仁义的教化衰微，文章和德行的道路就会堵塞；文章和德行的道路堵塞，圣贤的话就无法明确地传达给天下。古代君子先在自身实践仁德，修养义理，并推及他人，然后把它们铺陈为文章辞句。其中高妙的，系属于清微之理；坚实的，能够像药石一样医治天下；平易通晓的，使人明白政治的兴衰和善恶成败，沿着它便都能明白。那些尚未明白的，便用来劝人静守正道，反复研读坟典，安居深思，探究疑难，推求分析，然后不被声色嘲笑和童稚戏言所驱逐。所得的事理，已经明白的便用来彰明大道、章显志意；尚未明白的便探究其脉络，使义理更加深厚，所以求学问道的道路不会废弃。如今的君子为了求利而考订文章，为了装饰品行而写文章，苟且迎合习俗，欺骗圣贤，愚弄百姓，欺诳天子；稍有一些意义的，便选择奇妙的辞句、征引俊异之语，自我标榜罢了。至于平易通晓的，只是里巷中人人都说得出的譬喻；若问古今政治的兴衰、善恶的成败，却茫然不能看见，见到它便欢喜，离开它也不思考。这样看来，求学问道的道路确实可以废弃了。假如有人命令抛弃圣贤、堵塞道德，那还只是制度如此；如果公开抛弃圣贤的教化，把仁义说成迂腐邪僻，把高深坚实说成偏僻昏昧，那么里巷中那些自以为明白的人，都可以登上讲席，自命不凡，以粉饰夸耀先王的事业。即使天子有一天回顾询问政治兴衰、善恶成败的纲纪，他们也将支吾着举出自己熟悉的丘壑之谈，姑且应付；这样一来，圣贤教人仁义、文章和德行，便成了权利交易的藏污纳垢之所。且不说圣贤戴着冠冕在上，只要让妻子儿女监督他这个所谓贤人，他就会脱下冠带，躲到灶下；他的情态言说全都落入童稚戏言所能料想的范围。可是他一旦戴上高冠坐在高堂，衡量天下，便无人敢反驳；退下以后私下惊怪：这种方法，难道可以让孙儿重新学习吗？所以，天子若要修明圣贤之治，就必须通达圣贤的心志；通达圣贤的心志以后，才能明白政治兴衰、善恶成败以及明白与不明白的道理。这样，公卿大人才能有所辨察，把它作为典礼；上面不失先王的教化，下面不失士人的实践，进可以相互学习，退可以相互讲论。我老了，年轻时少有疑难，长大后也没有什么进步，自以为所诵述的全是里巷童稚都明白的东西；但仍因这些话而费心劳力，想把它们交给儿童，考察初步学业，使后来的圣贤能够有所质证，以判定其中的是非黑白。因此又伏枕写作，前后得到二十五篇。时在崇祯辛末夏五月。《张凯甫遗编序》。王子山、李王孙、张凯甫三人彼此友善。他们都借某种名义自娱，醒来后相互诘问而分别，各自相隔数百年；观察他们所不足之处，都亲近于帝子，彼此铺陈接续，所以世间以变化为业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这三人。子山对王孙说：“我二十岁时向东到泰山，向鲍先生求学。先生说我像屈平。天下有水流回旋的地方，难道只有湘水、沅水吗？水深而清，蛟龙由此生长，蟡庆从中而出，五色之光向上飞翔。我将凭借这种神异。”李王孙说：“是这样。凭你的文章，整齐地进入、从汨水出来，鼻息如斗，气势蜿蜒，所以不同于普通鳞类。虽然如此，你长于曲折伸展、摧折隆起、从低处升高，却不擅长雕镂剖析，使万物形貌相肖。我年轻时曾向王姊学习，认为自己像子乔；我将飘然呼云唤龙，在天门游遨。”张凯甫说：“唉，你们两人都错了。才华是水流自然形成的，不必强使它如此；命运是火焰所寄居的屋舍，各有固定的归宿。你们两人都被才命所制，一个以为是自己创造的。琴有弦有舌，钟有唇而能自己发出声音；你们说彼此能够相济，却到老死也不能相见，就像某些事物彼此相对一样。况且我和你们、你们和他人，全都如梦。梦见深渊便成为平地，梦见天空便成为山峤；梦见平地的成了天空，梦见山峤的成了深渊。它们已经更换了居处，而我还在寻找它们的主人。夏日由螳螂鸣叫，冬日由幽暗之虫鸣叫，即使更过百年，声音也不会更加柔和。如今若把你的蜿蜒换成你的雕镂，把你的卷曲换成我的荣美肥腴，那么谁是蛩蛩，谁是駏驉？”子山说：“不是这样。人的才华各有未尽之处，道路久远以后才能会合。元恺、渊骞哪里知道它的等级？菖蒲之渊的水流可以成为河。我不学习屈平，却能同屈平亲近；我不学习子乔，却能同子乔为邻；我不学习你，你也不学习我，我们二人以瘦与肥互相资助，以丰足与贫乏相互调剂。因此，我的学问看你像早年，你的学问看我像老成。我与王孙有十年的收获，而你有十年的稻粮；你的学问已经穷尽。把我、王孙和你合起来，便各得七十。”凯甫说：“唉，我起初把你当作先生，如今你反而是后死者。狸的头不能超越虎，鼮的尾不能超过豹；魈夔成行，有的踮脚，有的跨步，用八尺的标尺来测量日月。你们的古道无穷尽，我和你又哪里会有穷尽呢？不过，我将归向哪里？”王孙说：“我已经知道了。我的相似于子晋，远不如你的相似于子晋。”凯甫说：“是这样。远望而不能登上的，是因为形体削瘦；登上而不能远望的，是因为才华潜伏。采集而沉入深渊，是因为彼此不同；气氛沉卧在袋中吗？” 花还没有开放，云说：是雕落了吗？华山上的船枯萎了，它萧瑟吗？气息、炭火、万物和铜，是否又重新搏击？睪旷的休息，是否早已闭关？蓝青练白，七种精气都耗尽了吗？感叹鸣犊，河流的踪迹断绝了吗？卞务沉疴，难道无可救活吗？遗留的是年寿，亲近的是亲属，名声归于君王吗？时而如龙，时而如蛇，难道不是你的同类吗？拒绝艾草，像山一样，表示不可熏染吗？狂妄的话不加收藏，把那条老龙埋葬；虽然说话并不狂妄，生命却不可抵挡。可叹你这麒麟，为什么来到这里？不来，便只是思念你；来了，便带来你的灾祸。呜呼，张生，我怎能不悲哀！” 《应本序》。

译修饰文章，却不足以阐明天下的大道，还不如住在蓬巷；修养本质，却不能与天相配，还不如梳椎髻、在春日郊野生活。若把文章施加给天下人来看，天下人都成了住在蓬巷的人；若把夷施般的本质施加给天下人来看，天下人都成了梳椎髻而居于春郊的人。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泾水舟侧便没有称誉才俊之人，有嗿之田便没有献媚的妇人；不相信这种说法，那么狸斑与豹蔚可以并坐，陇廉与娵孟可以同宫。这两种情况，都是没有固定标准的说法。也有固定的说法：神农做帝王，不能使五谷贵过金玉；尧、禹辅佐他，也不能使粗葛网贵过细葛绣。如果五谷贵过金玉、粗葛网贵过絺绣，那么土块和一捧饭都可以当作鼎中烹煮之物，人肉、鬼血便会混杂在道路上。所以，三家之子若不能制作金玉、絺绣，就一定会把糠壳、针锥视为珍宝；把糠壳、针锥当作贵于金玉、絺绣之物，这也是常情。明主不杀他们，必定是想任用他们；他们的道术可以治理天下，可以使铅、松与金玉同价，这正是大智明王所厌恶的。所以仁义是精微之物的产物，礼乐是深奥博大的极致；深奥博大和精微之理显现在心貌之中，施用于文章，落在活人的身上，就如同粗葛网和五谷，而少见多怪的人却往往把它看得奇怪。多疑怪异的人重重创伤这种道理，明主也会使用它，认为一定要有某种圭璧、荡金、锡器，才可以治理天下；这样就等于让燧皇退回灶下，让结绳记事重新出现。三家之子如果才力不足以作某种文章，智慧不足以窥探盗取，见到别人的金玉絺绣便收敛神色、屏住气息，端正仪容退立；回头看糠核、针锥，即使没有艳羡之心，也会显出安然之色。这便是石户之农向庭坚、涓、成、务、光等人引退之处，也是古代贤者在荒野中倾心之处。若一定要使英娥携带某物窥伺夷光，使胥靡感动于图画而在版筑旁喧闹，那么人的情思就不会达到古今绝伦的境界。由此说来，我见到鸿宝，便不再谈文章，也不再谈《易》，难道是傲慢吗？我住在蓬巷、梳着幼稚发髻，本来已经很久了。《同游祖帐诗序》。甲申九月，讲舍落成，我同二百多位同游的才俊聚集在邺山。从初一到重阳节，众人上下往来于白榆、避雨、黄巗诸洞之间，徘徊了十多天。于是感念《皎皎白驹在空谷》的诗章，诵读登高临远的诗句，黯然将要分别，因而反复兴起怀念之情。何况烟雾迷蒙，秋梧惠我；月食四斗尚未结束，瓶中之水还可供吟咏《九歌》，又惊叹李固在都亭的感慨仿佛就在眼前，康伯躲避征召的心情又重现在车下。更何况岸谷暂时变动，云雷交相开始；占卜徘徊可以无咎，将要壮健脚步、安然归去。香饵和弱弓，怎能不使鸟坠落？竹头木屑，难道全都是高人遗物吗？祖逖慷慨而在鲜卑失足，管宁、邴原从容而把遗范留在云鹄。若上天将使天下太平，必定有名闻当世的英才；假使可以撩衣涉海，也不必借鼍梁之舟。诸位朋友于是情意绵绵地设祖帐饯行，践踏草人，希望钟鼓在爰居处奏出节拍，使驷马上的玉璧先发光；还说“慎重前行”，难道不是已经过分了吗？此时远方来信，恰好从日边传来；想到这种遥远的心情，竟同嚼蜡一般。李仲元留连燕好，难道全是乡情？黄叔度暂往京师，还要问询乐事。也许可以记载他所获得的柴薪，也确实可以同灌锅相通。你唱我和，正寄托喜起之意；云松合乎本性，弦徽各有分别。竦岛虽不能帮助我，难道不可以继承其声吗？众人各赋八章，诗句都是五言。《书〈古文孝经〉后》。《孝经》有“三微”“五著”。什么叫三微？顺应人的本性来制定教化，使天下谈论教化的人都归于人性，这是第一微；依据尊严来教人恭敬，使田野百姓中的父子都具有君臣之义，这是第二微；依据侍奉亲人来敬奉上天，使士和庶人都有在明堂祭祀、通达上天的意思，这是第三微。什么叫五著？臣子不敢损伤自己的身体，天子也不敢损伤天下人的身体，这是第一著；天子不把声名给予他人，臣子不敢窃取当世的声名，也不能最终推辞后世的声名，这是第二著；臣子聚合后世的欢心来侍奉自己的亲人，天子聚合天下人的欢心来侍奉自己的亲人，这是第三著；使亲人显贵在于身后，使亲人安乐在于生前，这是第四著；君主和亲人不爱惜天下，臣子便不敢爱惜自己的肌肤，以义成就仁，以敬教导爱，这是第五著。至于彰明非孝之法、断绝杨墨之学，清楚得如同日月星辰，不必抽丝剖析，也可以同天下人一同领悟。《书张公亮稿》。玄牝求取声响，素权召来气息；藻盘在幽深的钟声中应和音律，方响在水边迎接歌声，这些大概都是有的。至于昭华的奇异管乐，屈曲的音节降入匏笛；都良汇聚各种声音，降低情调以入洞箫；摧折含妙的弦徽，跟随无名而倏忽的声响——这就像成连入海时回望澒波，嵇康到山中时直视林间筏木。如今大道衰微、淳厚散失，言辞轻佻、学问浅薄；铲除浮华的人将要返回根蒂，包藏文采的才能应当藏声于雏鸟的蛋壳之中，然而仍有以细毛比鹏、以焦木斗英才、若木之羽相连、重常的光辉、草木照耀宵明之烛等说法。有人愤恨微小文章的失坠，哀悼华丽辞藻的不再产生。小雨将要停止而彩虹横贯天空，羲日的光辉有时违背而从旁生出佩饰；有形之物成为祥瑞，气息形成文采却被称为怪异。假如结绳能够成事，又何必依赖文字？譬如温暖滋润合乎时令，即使庆贺景象出现，又有什么可贵？然而紫蓍丛云之类，便会使龟甲翻转如金；慈铁洗濯水波，骏骊也不能渡过；把孔雀缀入鹤群，本来就是玄色衣裳所轻视的；把麒麟放入虎圈，也会引起班首的愤怒。由此说来，锦和鱼相亲，鹿适宜姜汁羹；只要微小的崇尚仍然存在，即使割断也还会继续。若有志士才人吐露韵致、倾注心意，使言语契合，即使割骨明志、泣血代人，也不算损害义理。至于元叔的辞赋，使穷禽显得卑贱；正平的才华，尽用于言鸟；他们都落拓崎岖、诡异任性、狂放矫饰，在帝丘偷取琴瑟，在刑夭背负干戚，却仍能下车感动袁升，登堂使孔融振作；面对弘农而使之惭愧流汗，遇到荆州而与之击掌。何况我公亮，才华茂盛，栋梁伟岸，是大雅名士；论述江海之事，便能举起美玉、提携华采；命令登临山岩，便能激励劣才。吴阊的船可以载步兵，鸿都的学问可以暂留平子；景阳殿的柳树尚未齐高，丰城宝剑的光晕仍然紫色，却没有人能避席推让、设坛执盘、奉上匕首，把麟角削下来给竹箭作羞；杀死騠駃来给千里马食用。这也是好道者因此贬低自己、愿意求学者因此感到惭愧的原因。巨骨长砮，可以在北海显示谢氏的珍宝；宝鼎大羹，是中郎用来比拟边让的办法。假使边、谢二人的声名实绩不受损失，那么孔融、蔡邕的神明就更加畅达；镜子不会因为珍珠的光彩而失去精华，水渚也不会因为方诸而减少光泽。只有主人赏识牛医，宾客却没有狗监；崔骃胜过班固，却只能徒坐白衣；杨雄像司马相如，却只能空怀玄妙淡泊之才；禽息的首级如同完好，五羊的胸腹却陷落了。再加上任用的人不了解，有知识的人又得不到任用，难道要诵读占书来询问大人的占卜，怀抱梦草来触发匹夫的梦，举着空拳去考击钟，又有什么可贵之处，难道只在多撞几下吗？于是我本是暮年漂泊之人，在中途遇见了您：百尺高的杜树没有枝条，五石之瓠没有叶子；若士的约期使鸢肩高耸，河伯相会于阳侯，抛弃了船桨，已经听见船夫的歌声，又何必追问鲁人的猎事？唉，抱着炭去接近冶炉，便会使火兽吐出花朵；到朔方去制造冰，强劲的松树也会在暮年凋落。夔只有一只脚却绰绰有余，倕有十根手指却仍然不足。挂冠而成就道业，苦于太迟；遗失鞋履而承受封赏，苦于太快。商咄的形貌无所谓妍媸，叔夜的声音无所谓哀乐。只有我和你，正共同寄托于调刁之中；用古代来证明今天，又有谁能判定文章的创作呢？《问业日录》。

译《三业发明》。《三易指归》。《儒脉》。《朱陆刊疑》。《子静直指》。《格物证》。《说诗序》。《乐律论衡》。《太玄元经原本》。《静海易谭》。《孝经辨义》。《三业发明》。我被放归以后，携杖再次来到灵隐，又经过大涤山中，同康流对床而食、而寝，十多个昼夜，才得以稍稍发掘康流所藏，得到他所作的《三易》，读后如同起针于盲、医治痼疾，几乎使先儒再也没有可以立足之处。虽然它同我所作的《洞玑》大半有出入，规摹体制也相似，但精义要旨简洁而深胜；它替我删去繁琐、破除冗杂，进入堂奥、止息争论之处，实在很多。又过了几个昼夜，我将要同他握手，一同披阅萝席上的陈说，探究龙马负图的首尾，穷究周公、孔子所说仰思待旦、坐而忘寝食的宗旨。唉，这一道理微妙而绝难言说了。康流沉静深厚，所见经史能够洞彻一方；如果他专心精研三数年，即使是伏羲、文王深奥的境界，舍弃其他而只取其核心，又何必局促于贫寒之人的屋舍呢？凡此大道，弥纶天地，本于天地神明；它所治理的事情不在言说之中。单独执持，意义便不能宣明；泛泛剽窃，神理便不能发动；汇聚众说，便有五方杂音；全凭独断，便成为篑桴之贡。自扬雄、升卿、辅嗣以下，稠密汇集数百家，仍然如同梦呓。孔子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意义，那么《易》的蕴藏便不可直接看见。凡《易》中有语言文字，供文人诵习、正士摹求的，只是修辞、玩味的一端，并不是《易》本身。即使从焦延寿、京房、管辂、郭璞以下，兼以占筮杂家，幽深处偶尔发明而切中，得到验证也不过一时；扶揲不过几根蓍策。考察它们的效验，同用土木求证、用竹瓦取兆没有区别。古代诸圣人没有这样做，他们钻研仰思、辗转反侧，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舍去这两类，《易》四方面的根源已经消失一半；却不知道孔子所说三极并立、穷尽变化、探极幽赜、包罗万物而曲成万物、与天地相似的，究竟是什么。康流真是善于约略《洞玑》，以天地人为纲，括摄《周易》归连的宗旨。康流对《洞玑》的本原，稍有不同之处；我怀疑千古圣贤，大都也是通过思索所得。我曾沉浸此道三十多年，认为千古圣贤的思虑归宿，有思虑而归于无思、无虑而归于无虑；始于一画，终于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六爻上下十八变，一反一复成为三十六变，再由此分为六十岁。这是人生象数的来源。始于八卦，三倍相乘；爻数约合三象，统合为四千九十六，周布成方图，纵横万里，按十八倍分割，方圆相含，归结于八尺之表；日影端点的进退，便是大地历法，这是地道象数的来源。《易》从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再加倍，有时二分，有时三分，分配律数和度数。依照七圣的次序，杂卦的合与差，日月彼此追逐；盈者前进，缩者后退。逆退之象的法则，以十三分九厘毫微有余来求月食；退数的法则，以九分微弱来求气候差异。这是本来就有的盈缩，依照日月运行的迟疾来求日、月、星、汉的次序，全都以一画参入八变，观察归奇盈缩的原因，来分定六十八岁、八十五年的交会。这就是天道象数的来源。有了这三种东西，排列起来便成为历法，依次推演便成为律，统摄起来便成为《易》。除去图和蓍，分别虚实，用来解释《春秋》和《诗》的逆数：虚数退四十九，实数退五十五。《春秋》的实退之象有一，虚退之象有九十四；积累起来，《诗》退十八，《春秋》也退十八。《易》《诗》《春秋》依循天道逆行，全都是逆数。圣人正是为这三者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包摄帝王盛衰，统摄古今成败；依照位置次序辨别岁数差等，经历百代来观察礼乐：用《春秋》来确定礼，用《诗》来确定乐。《易》是礼乐的管钥，是《诗》《春秋》的祖先。总的说来，天地运行如同发声，日月行走如同践踏尘影，这些道理我曾私下取用。康流又对我谈了一年多，讲四分法中盈数不超过二千四百、缩数不达到二千一百四十的说法。我概括认为，此道都本于天地自然，是上帝所推演的，不再是圣贤所能增损的。若如日月运行那样，年余的秒忽并不固定，只让七十二卦各自相乘，得到五千一百八十四；按爻计算为三万一千一百有四分，作为七年之辰。把七十二卦相加，共五百一十一年，便能确定年余的差数为五日二千一百三十五。约取四分日历，减去天行之差作为缩极，酌量保留天行的中值作为平差，那么千年的日数便可坐着推得。仲尼时虽已有历法，却不是出于《易》。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必定谨慎记载时日，严格记明日食月食；《诗》中称朔日辛卯，本出于幽王中年，距平王四十九年，却错合于《易》象。由《诗》亡而其义隐然可见，所以自孔门以来，上下推求义理的精密，没有超过孟夫子的。孟夫子所说“千岁日至”“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七十二卦相承的历法；不说而能体会它，是元；推演扩充它，是智；诚信笃实、任重道远，是力。得到最深奥的道理而用存养来求其尽，是尽性；得到最根本的一点而立于三极、湛然不动，是至命。世俗儒者读书 读到修饰文辞便以为达到贤能，读到实行道德便以为达到极致；同他们谈研求几微、探究幽赜，他们格格不入，便粗疏搪塞，说这是象数之学，不值得留心；同他们谈古今成败、帝王盛衰，他们又说这是谶纬之说，为王者所禁止。于是依附在“四尚”之中：高明的人只得到占验和玩味，卑下的人只学习文辞，贤能的人依靠位置次序收取声誉功劳，也不过如此。孔子说：“道之不行，我知道它的原因了：聪明的人超过它，愚昧的人达不到它。”康流的静定专一，他的精神比我强十倍，又正值壮年，专心于此道；他不会把我看作迂腐荒诞吧？他从本源推到终极，务求畅通其说。这样一来，康流所作的《三易》，将同羲皇的卦画、禹的《洪范》、文王的卦象、孔子的《系辞》归于一途，又有什么同我不同之处呢？【《三易发明》，四月二十八日】《三易指归》。

译五十年来，有一件家产要同诸位兄长交割：破屋残田，曾经周公、孔子清理过，千万不要说什么“敝帚千金”、空函账簿也如此。主人翁只管直截承受；伯、亚、旅、画、号、佥、书，一听门外人察看虚实，尘饭涂羹、球图刀训，我都无话可说。何羲兆说：“既然无话可说，又有什么可交割的？空账簿和闲置的关隘，要交给谁来打理？”美某说：“只有这宇宙两本账簿：上天下地，往古来今，都是我家的祖业；传给后代子孙，其中一件也不能让给别人。” 羲兆说：“这莫非是象山的旧话、遗留下来的房屋重新修建吗？”某人说：“他只是过路人，偶然题写，不实践、不进入其中，怎么能让他掌管家业、承继堂构呢？”羲兆说：“那么周公、孔子的产业，怎样承当？”某人说：“伏羲、神农以来，只有这一纸契约。认得出来的，便是我的泉、我的池、我的山陵、我的山阿；认不出来的，只能披蓑戴笠，有时安寝，有时讹误。” 孟长民说：“昨天同朱康流交割了三昼夜，哪里还会有没有弄明白的账簿？”某人说：“正是说这里还有没有交割清楚的地方。姬公等待天明而思考，仲尼整天不吃饭；如果还有一点聪明，也可以放下家计不管。”羲兆说：“这件事已经很久难以阐发，陈献可略有举示，朱康流已经打通门户。今天如果还说没有交割清楚，恐怕会招来后来者讥笑深奥偏僻，也会断绝后来人承当的道路。”某人说：“堂堂宇宙，朗朗诸圣贤，只有几件事物，一来一往，怎么怕有深奥偏僻的讥笑，反而断绝承当的道路呢？”曹木上说：“圣贤遗留下来的账簿，现在还有多少？”某人说：“屋上只有三件东西，屋下只有三件事情。日、月、星，这三者是圣贤的原物；理、象、数，这三者是圣贤的本事。上下宇宙只有这些事物。没有它们，忠臣无法救助君主，孝子无法奉养父亲；千百圣贤寻找一处避风躲雨的地方，也不可得。因此小鸟都忍不住啾啾鸣叫。” 何羲兆说：“圣贤只是讲道理，道理达到极处，便再没有象数；一落入象数，便是某美、手畴人，哪里还能同主人坐谈？”某人说：“如果这样，圣贤只是讲事；事情达到尽头，便再没有日星；一落入日星，也只是台官、稗史，哪里还能占据主位来商量？”长民说：“这些事物究竟怎样清理？”某人说：“上面是经，下面是史；有日、有月、有星，这是三件要物；有理、有象、有数，这是三件要事。”某人说：“既然这样，就不必思量了。但我家的事物最忌讳笼统，不能把账销掉。且问你：太阳运行是否就是天？月亮运行是否就是太阳？日月星辰的运行是否都依据同一个道理？道理都是一个象，象都是一个数吗？不……” 木上说：“若论象数，彼此有不同；若论道理，却没有不同。”某人说：“怎样叫作没有不同？”木上说：“清明之德在自身，志气如神；往来屈伸，无所思虑。这一点上没有不同。”某人说：“这样说来，学问只需止于《中庸》，行事只需尽于《论语》；《诗》《书》《礼》《乐》《春秋》都可以不作，宋元以上、威烈以下的各史也都可以不读了。凡是从羲皇、轩辕以来的典籍，或焚毁、或保存，都是用来阐明事物差等的；历代君王顺应天地自然，观察古今成败，有过失便留存，有不足便挽救。正如太阳赶不上天空，每天差一度；月亮赶不上太阳，每天差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七星与太阳相差，一年差一百五十多分，六十三年便差一度。天以逆数来计算日，日以逆数来计算月，全都是逆数。圣人依此作《易》，积累辰数以成为岁，积累爻数以成为象；由象建立数，由数明白卦。每卦六爻，十八变，始于一画，终于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即使隶首也不能使它增加，即使挠也不能使它减少。于是展开成为六十四卦，终始形成六十年的历法。日月每年相差十三辰九分三厘三丝三秒，日月不得不相交，交会不得不发生日食月食。仲尼无法逃避这种穷尽，姬公无法回避这种过失，尧的洪水、汤的旱灾也无法解除其困厄，郏鄏、涧、瀍的水也无法改变其墨法。所以作《诗》来治理乐，作《春秋》来治理礼；礼乐的治理，有如《诗》《春秋》像朱丝缠绕赤社，钟鼓挽救日月。” 朱美之说：“既然这样，《易》的穷尽要靠《诗》《春秋》挽救，《诗》《春秋》的穷尽又要靠礼乐挽救；又说仲尼、姬公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瀍、涧之水和尧水、汤旱也没有可以改变和挽救的地方，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道理，是象数用来终始的东西；象数在某一时刻发生交会、日食月食，而理义的制度却留存于百世。美之说：‘既然如此，理便不能同象数并列为三件事了。’某人说：‘三者都是事物，只是把它们混杂在事情之中；圣人正是在这里有所作为。’美之说：‘那么它们的差别是什么？’回答说：‘所谓差别全都是象，全都是数；但实质上全都是理。臣对于君不得不退让，子对于父不得不退让，妻对于夫不得不退让。太阳对天退让，每日退一度；月亮对太阳退让，每日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七星对天不足，一年退九象；月亮对天不足，一年退十三辰九分有余。象数的差别积累久了又会合。春秋参照天道而使用其中两者，以两者的作用计算年，积累起来便成为一元，所以四百八十六年退离天道一周。《诗》的退数除去图数，六退而同月一周；除去蓍数，八退而同月再次相合。因此一年中的月数常有十三周，周与太阳相合为三百九十；所以月以三百九十作为复周，强数以三百八十四作为实周，弱数则以此为准。因此《易》以太阳为根本而以月亮为主。《易》的象不只在闰年中穷尽，而在周月中穷尽。《春秋》以九为主而追随太阳，《诗》以六为主而追随月亮；九乘二百四十三，正当《春秋》的交会中数，称作《春秋》；六乘五十五为三百三十，六乘四十九为二百九十四，二者相差三十六，正是日月交会的中数。因此月亮交会二十六日而有差池，差数折半；这就是圣人明白思虑、反复推求的地方。天地日月之道，以《易》为极致；它们乘除交会的数，尽在《诗》《春秋》中。六十四卦之《易》，三乘六爻，每卦的运行以一爻当一日，共六十八年又九十六日；七十二卦之《易》，三乘六爻，每卦运行以一爻当一日，共八十五年又一百四十四日；八十五年的日数约合七年的时数，太阳运行的大余、小余差数，也一一具备。”

译有人又问：“《易》有六十四卦，为什么又说七十二卦？”回答说：“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反卦、复卦各有两卦而共用一个名称；屯、蒙、师、比之类五十六卦，反卦、复卦有两个名称而合为一卦。所以《易》上经三十卦的名称，实际包含三十六卦；下经三十六卦的实际数目，名称却只有三十四卦。对化、反、复各三十六，合起来举例，便得到七十二卦的实际数。这种说法并不是我创立的；但按步推算六十四卦，每卦六十八年九十六日，七十二卦每卦八十五年一百四十四日，则是从我开始的。孟长民说：‘那么这从哪里谱写出来呢？’回答说：‘从《春秋》的元年一直谱到至元丁未年。《春秋》到至元共二千九十年；按天道运行推算，每卦六十七年一百零六日，减去通常运行中每次亏缩三百五十日，共三十一卦，得到二千八十六年，正当未济卦之终，乾龙开始兴起，即明吴甲辰年。所以《易》以三十二卦平均分配天地；《春秋》始于屯卦初爻，《诗》始于坤卦初爻。坤卦治理《关雎》，就像屯卦治理《春王正月》。那么七个《关雎》便同乾、坤分其中数，合计二千一百七十七年。’又问：‘《诗》为什么以六来治理？’回答说：‘六用来纪月，月用来统摄律；君子于是治理它们的交会之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千九十年〕 孟长民说：“既然天有太阳、月亮，《易》有历、律，这是三件事、三种事物，统摄它们的是四。如今舍弃《易》、历、律而说理、象、数，为什么？”回答说：“《易》、历、律，是人所治理的；理、象、数，是天所治理的。天所治理的不能避开象数，人所治理的则把历律当作技术。”又问：“圣贤难道也有所回避吗？”回答说：“圣贤谨守道而回避器。” 何羲兆说：“昨天同朱康流讨论大余、小余以及四分法消长的学说，仍然是在二千五百之中酌情立定三百六十分，以表示迟速升降的中间值。又说约八十五年的日数为七年的时数，于是日法可以确定，大余小余可以相齐，这是什么道理？”回答说：“八十五年余一百四十四日，分作七年，每年四千三百八十二时六分有余；七十二相乘所得的数，彼此盈亏，互相补减。盈数不超过八十三时，亏数不超过八十二时五分，这样小余在二千一百七十四四分中只得到一部分，尚且退去三百二十六。历代所用的历法，何承天、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都在二千四百之中酌量保留斗差的远近升降，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孟长民说：“朱康流也说，《洞玑》的斗差只有一百五十二分，所以积六十四年便差一万分，作为一度；像祖冲之、何承天、刘炫、李淳风等人所用的斗差，都不过八十多分，最高到一百二十分。如今七十二卦积累推算到三百二十六分，那么极缩的差数应当三十二年便差一度，难道不是太快了吗？”回答说：“萧梁天监、普通年间，本来就有三十多年差一度的情况。极快了又转为迟，极迟了又转为快；在六十四年以内，和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以内，迟疾盈缩的变化，仍像太阳运行有冬夏、月亮运行有弦望一样。《春秋》前后的太阳运行会改变盈缩，两弦前后的月道会改变迟疾。离太阳远便运行迟，离太阳近便运行快；阳气盛便运行盈，阴气盛便运行缩。孝子顺从父亲，忠臣顺从君主，顺妻顺从丈夫，弟弟顺从兄长；推求事物，其义理是相同的。” 朱美之说：“既然如此，圣人不谈性，天道很少谈命，为什么又谈仁呢？”某人说：“这些其实都谈过，只是不能靠言语传尽。能言说的人未必听见，听见的人未必言说，所以说‘少谈’；说不可完全听闻，也就等同于没有说。《系辞》说：‘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那么《易》的深奥，难道就不可以看见了吗？这是说有些内容无法完全听闻，有些所闻也无法完全看见。” 羲兆说：“那么杨子云能够参与这篇文章所说的道理吗？”他用两部《春秋》的数来作《太玄》，阐明汉代历法，这是平子所感叹的。某人说：“子云把两个太阳的天干合并为一天，却不知道它的盈余；减去四分的奇数，却不知道它的不足。子云对于家计，就像拿着筹码的人面对炙烤之物，得到了灶下的东西，却失去了内室。” 木上说：“那么它的道理是否潜藏在《皇极经世》之中？”回答说：“十成的《易》，《皇极》得到其中四成；概括举出三百六十，减去内部的缩数作为朔虚，依据外部的盈数作为气盈；元、会、运、世同年、月、时、日相互映照。这是尧夫的精义。然而天道并不整齐，精微的极致都在秒忽之间：假如太阳不发生差异，月亮不发生差异，象不发生差异，数不发生差异，气也不发生差异，那么交食变化都无从产生，运数也无从相合，五德之主都可以称王，六行之宗都可以称帝；孔子、颜回不会困厄，尧、汤不会因灾害而治理。先天卦即使经历千古，也同前世经历的相合；百世而思虑相同，不过不出六十四年内外，盛衰祸败都清楚可见。因而《易》是日月魂魄的纲纪；上天下地、往古来今，仁者用它行仁，智者用它行智；富有是伟大，日新是盛盛。羲皇、文王所说的是德业，周公、孔子所说的是思致；顺着情性便是田，安顿自身便是宅。在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内，骄子、盗臣、悍妻、孽仆扰乱世道的事情屡屡发生，但最终不能损坏根基、毁坏栋宇。世间若有精明强毅的人，必定有人能够完全掌握这本账、治理这份家计；并且使后世的豪奴悍婢不能更换契券、销毁名册，另创妖妄之说来欺骗我们的善良子弟。于是羲兆、士美、长民、吕宗、木上诸兄说：‘我愿意接受并收藏它；即使其中还有等待考证、尚无疑惑之处，也能使后人由端绪看见脉络，有所依据考察。’【《三易指归》，五月初一日】《儒脉》。

译孟长民问：“濂溪诸先生的造诣究竟怎样？”我说：“古人离我们久远，哪里能够测度认识？只是当时的英贤，如王半山、苏子瞻、程伯淳兄弟，各有不同；到了濂溪面前，只能推崇佩服，再没有什么可说的。王半山见濂溪，与他谈了好几天，回来后精心思考，以至废寝忘食；子瞻直说：‘濂溪难道是我们这些人的造化所能达到的吗？’他的门徒伯淳兄弟也直说：‘他使人如同置身于光风霁月、春风之中。这样的人一旦掌权，可以使世途上的各种波涛消散。’长民说：‘濂溪同半山谈了连日连夜，不知谈的是什么？’我说：‘不过是《通书》《太极图》里的话罢了。’长民说：‘其中便有精粹吗？’我说：‘有宋诸儒起初都广泛涉猎内典，对于性命之学看得不分明。《易》所说的“继善成性”，《学》《庸》所说的“止善明善”，孟夫子直接承接思、曾二子，再没有一句差错。濂溪却说性中有刚善、柔善、刚恶、柔恶，这都是把阴阳二气误认为太极，把气质误认为天性。伯淳本于濂溪，便说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同孔孟的旨趣相差多么远！张横渠的聪明在诸贤之上，又说“由太虚而有天之名，由气化而有道之名，合虚与气而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而有心之名”，却不知道虚、气又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议论，难道能让孔孟看见吗？半山谈了连日连夜，终究没有分明，所以半山终身受气质之累。’长民说：‘像濂溪这样进退出处，都很值得观摩。’我说：‘先生的作为和出处，全都值得观摩。我曾在湓江对潘兴嗣说：“我从小求学，将来想有所施展，能给百姓带来恩泽；如果实在不能实现，就同您一起歌咏先生之道，享受这件事也不晚。”看他胸中全有求志、达道的意思，确实是三代以上的人物。像《太极图》这样的东西，真是不作也罢；即使作了，也不该流传。试看《礼运》《礼器》所说“本于太乙，分为天地，转为阴阳；其下降叫作命，其主宰叫作天”，又说“人是天地之德、阴阳之会、五行之秀气”，以及“政必本于天，杂以降命”等话，哪里是诸老在梦中所能达到的呢？” 长民又问：“邵康节怎么样？”我说：“晦庵说他是另一类圣人；论他的学问，可以说是安稳而且成就完备。”长民说：“康节同濂溪相比如何？”我说：“二人的德行都达到了高境；若论学问，濂溪怎么能同尧夫相比？尧夫自己说：‘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这方面只有尧夫达到这种境界。他同潘兴嗣谈论，岂止相差千里！长民说：“二程为什么反而轻视他？”我说：“二程只看见濂溪的境地，没有达到尧夫的境地。伊川说邵尧夫只是一个懂得道理的人，又说他不免有玩世不恭的意味。张横渠自称知命，每次到尧夫那里都请他推算命运，尧夫只是笑而不答。富郑公每每忧虑王、吕之变，尧夫只是依据理势判断说他们不能有所作为，何曾说过几个字？二程说尧夫想把数学传给他们，而他们不肯接受；‘数学’这两个字便不对，全是梦呓般的话。尧夫在百原山修养精神十九年，哪里是二程在言语之间所能领会的？王文中十四岁便做人师，尚且学习《礼》《诗》《易》《春秋》，各有老师传授；二程兄弟却只凭旧学同濂溪并肩，他们的门人又直接把张横渠说成从明道受学，实在大错。论德器中和，伯淳为第一；论学问醇正，伊川次之；至于尧夫的高明见识、深远器度，哪里又是诸贤所能比的！”长民说：“朱夫子也说先天图有些人为造作，不曾考察出它同濂溪的根本有什么关系，却在中间曲折地画成这个样子，这是为什么？”我说：“先天图如果真有造作，那么口鼻耳目、屯蒙需讼本来就是造作了；凡人相信自己已经通达，对自己不懂的事也全都如此。我今天这样说，又要开启后人争辩的端绪。大抵读书，只读《学》《庸》《语》《孟》，依照批注经书；若说尊道等事确实有所得，只须默默保存，使成性与道一同藏在心里，切不可泄露一番，使圣贤显露聪明，反而增加世人的惊怪。我常诵尧夫诗说：‘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反复吟诵这两句，只有惶恐惭愧。希望我的朋友确实考察我一生，也曾皱眉多少次。”【《儒脉》，五月初三日】朱陆刊疑 何羲兆说：“朱、陆两家起初本来是一家，从晦翁到鹅湖以后，后辈有了许多辞说，究竟是从哪里发生了关系？”我说：“他们两家的辨论并不是从鹅湖才开始的，而是陆子美首先发端，明白地指责濂溪；并不是晦翁尊崇濂溪。晦翁见子美诋毁濂溪把无极、太极说成老氏之学，于是产生了异同。后来子寿、子静承接长兄，同晦翁的格物致知之说争论，源头分开，支流也就分流，学者跟从他们，于是各自形成道路。其实陆氏的渊源本来没有错；只是子静见识太明锐，气度还没有融和，常在众人面前说晦翁又有一种意见、又有一种议论、又有一定的本旨，晦翁也承受不了。所以晦翁先前同子美争论无极时，只说‘各自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各自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就够了。这话极其平和，却在其中露出了浅狭、邪僻的字样，三陆也怎么能承受？所以读书只应涵泳，如同大海分列丘陵，哪里没有？经书说水能致雨、纳受吐出万流，难道一定要同众峰百源争论谁更深秀吗？子静说圣贤的渊源只在‘爱’‘敬’二字，贴切明白，用之不尽；知就是致知，格就是格物，这里哪里有弊病？孔夫子说一部《孝经》，没有一处着意讲学问，也没有一处只是天资自然做到的。例如从‘自己不敢厌恶别人、不敢轻慢别人’，一直推到郊祀上帝、尊祖配天，其中有周公、孔子多少学问！一部《礼记》也贯串不尽。陆氏的渊源，在家庭之中有礼有法，施行到州郡，修筑险要、赈济饥民，随处建立救济之法，极不是禅家的作为，晦翁却诋毁为禅，子静不服是应当的。凡读书看古人争论困难之处，只是借来作为发端，开启自己的蒙昧，不可跟着他们辱骂对方。晦翁的格致、子静的良知，都有瑕疵，却都没有远离圣门之学；不像今人一味走向空寂，终于落入西竺的云雾。必须像用药一样，逐一叫出药名，看它是否应答；又要像‘高明柔克，沉潜刚克’那样，随着人而变化：用子静来救晦翁，用晦翁来调治子静，使子静不失于高明，使晦翁不滞于沉潜，即使思、孟再生，又有什么隔阂呢？”朱美之说：“这恐怕近于调停吧？”我说：“天下的事情，只有邪正两家不能调停；既然是一家，又何必苦苦争论同异？”羲兆又说：“先儒尚且有不同，我们这些人应当从哪里着眼？”我说：“看见水火，便知道甘苦；知道甘苦，便知道盐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服食万病回春之药，也可以不看了。” 《朱陆刊疑》，五月初五日 子静直指

译有人问。我说：“濂溪所说的‘无极而太极’，同陆子静所说的良知，本来相合。晦翁既然尊崇濂溪，就不必攻击子静，为什么又产生异同？”我说：“无极的话不必再说。把老子的名目冠在《系辞》之上，已经是小问题；即使后人不加辨析，也是道理难以实行。不过像孔夫子说‘有知吗？没有知’，陆家也说‘无知而有知’，这就是良知之说，后来海门、龙溪都从这里立足，却各自纷纷议论，难以明白。可惜当时晦翁一味强力维护濂溪，使子静知爱知敬的说法没有充分昌明。”有人问：“子静说耳朵自然能听，眼睛自然能看，鼻子自然知道香臭，这里更没有学问，岂不是坠入禅门？”我说：“子静在这里本来有毛病。他在‘形色天性’上寻找，却反而向上一路；实际上，对于君子不以什么为性、不以什么为命之处，少了权衡。宋儒对‘性’字没有完全领会，他们所领会的只是孟子‘口之于味’一章，误入食色的云雾。因此明道也说气质之性，濂溪也分别刚柔善恶，都是在这里看得混杂。若把知爱知敬彻底看清，那么子静的说法同龙溪、艮斋也没有差别。”有人问：“龙溪、艮斋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两句话都不对，为什么能同子静归于一处？”我说：“阳明完全是由濂溪的学问造就出来的；子静的事功……”有人问：“阳明掀天揭地，为什么说成是子静的事功？”我说：“看子静在荆门所表现的那样的心力和才干，哪里是寻常只会穿衣吃饭的人？凡事业勋猷，是上天所命；道德行谊，是自己建立；学问的广大之处，怎么能不在这里着眼？”有人说：“那么，这里的‘命’字，也有气数之命、义理之命之分，同周、程所说的气质之性、义理之性便没有差别了。”我说：“说运数就是运数，不能叫作命；正如说气质就是气质，不能叫作性。那么，孟子讲性命的一章又如何解释？”我说：“孟子这里不过是在教人做学问，使人在知性、立命处下大功夫，不要被气质和食色混杂；后人只是没有看清。”有人问：“如此说来，眼睛自然能看，耳朵自然能听，鼻子自然知道香臭，同子思的九思之功，不也有差别吗？”我说：“诸儒所说尊德性，都只看性而不看德字；所说道问学，都只看学而不看问字。” 有人说：“既说理，又说德性，分明有气质之性；正如既说道心，又说人心，分明有人欲之心。因此周、程都说有两条路，这却是前圣开辟出来的，不是周、程的错误。”我说：“性善这条道路，发端于虞廷，盛行于孔门，彰显于曾子、子思，昌明于孟子。若说其中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那么周、程二位先生就要凌驾于孔、孟、思、曾之上了。”有人说：“虞廷说人心、道心，已经犯了两条路，哪里才是太极的定针？”我说：“人心、道心，就像天道、人道。天道极其幽微，难以把握，不思不勉，只要人涵养，渐渐达到从容的境地，使幽微的自然弘大；人道极其危险，难以把握，必须精纯专一，只要人选择并执守，渐渐达到诚明的境地，使危险的自然平稳。这不是说一颗心中同时有理欲善恶，都是从性地出来的。”有人说：“既然本来没有两条路，为什么又说要选择执守？如‘择乎中庸’‘得一善’与‘不明乎善’，在选择和施行之处都分成两路，所以才要费许多思量。”我说：“都是向善的一条路，只是必须选择执守；执守才能中正，中正才能精纯，精纯才能专一。若不到精纯专一而执守中正，岂不是还接近于走远路？这样怎样立命、怎样立教？”有人说：“像孔夫子说‘性相近’，其中便有周、程的意思吗？”我说：“不是这样。譬如桀、纣没有群小和青蓝的熏染，他们最初也接近尧、舜；这里便是性善，不能说尧、舜一定如此。尧、舜若没有禹、皋陶的护持，也必然会成为桀、纣。继承善而成就天性，是天命合于人的道理；继承志向、述行事业，是人道合于天的道理。譬如祖父留下产业，本来都是极好的意思；其中田土的肥瘠、物产的精粗，就是肥硗和气质方面的事，怎么能说祖父的本意有善恶呢？学者一切以周、孔为老师，参验《学》《庸》，沉浸于《语》《孟》，从中十行百行自然能成为善人；由此达到精微，乃至一句一语都受用不尽，自然是敌国之宝。祖父留下这样的恩惠给后人，切不可拿它同别家争胜。”又有人说：“如今这样说，未免要同周、程争论。”我说：“这如同我家谱牒留下的钟鼎衣冠，也须加以考察，免得被别人篡改。”有人说：“这样看，子静就是我们家的好种子，只是几乎被根部的莠草夺去了。长民在木上也说，这个道理只是自己耕耘锄草，怎么能怪祖宗兄弟呢？”我说：“既然如此，就可以保证家道清平，不会产生怨恨和罪恶。”【《子静直指》，五月初七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骑〕 格物证 郭彦深说：“格物同博文想来是一回事，只是不知孔子、颜子整天的谈话究竟是什么。如果‘物’是博文之物，那么穷尽一生也不能完；如果是克己之物，那么几句话就可以说完。颜子既然从博文下手，夫子又截断它，挽回到克己的道路上；博文之物和克己之物究竟是一还是二，还须仔细思量。”我说：“前贤也有参究到这里的。”彦深说：“周、程、朱、陆都没有参究说明，看来必须由我们来理会。”我说：“刘器之曾谈格物，反复指着自己的手说：‘只是这里看不透，所以必须格物。’这是从克己处入手，由形色看到天性，是直截的道路。邵伯温也说格物：‘先父的内外篇，只是说万物都完备在我；学者格物，只须看《易》《诗》《书》《春秋》。’这是从博文处入手，由理义看到天命，是逐步的道路。古今学者不过是这两条路。颜子叹息时，才情还没有穷尽，夫子诱导他在文章礼法上用功；等到才情穷尽后，钻研仰望都找不到途径，仁义礼乐渐渐形成，又似乎遭到斥退，看一身聪明都没有着落，这正是重新看见天心的时候。学者必须兼行这两条工夫，不要以南顿北渐的说法误入禅门。”彦深说：“克复、博约，想来也是同时下功夫，不分先后。颜子从事这些工夫，恐怕在叹息之前，怎么又说才情穷尽后才看见天心？难道被斥退、聪明不显，也同庄生的戏论有关吗？”我说：“论学问，最终同归；论工夫，渐进和顿悟却有不同阶段。形色与天性、文章与性道，总是一件事，只是下手和停步确有两个阶段。朱、陆二位先生不该自行制造异同。”彦深说：“比如天、地、人、物、我，本来都是真诚明达；不诚便不明，便等于没有物。子思说：‘诚是万物的终始；不诚，没有什么能感动。’格物致知只是这件事。”我说：“彦深胸中自然明白，《大易》的源流已经考察过了，何必还到我面前求分晓？”彦深又说：“那么，我们这一门常说‘物有本末’、‘格物物格’，所说的就是这个物，在这里难道没有异同？”我说：“巨灵神壁上的手掌也不过是这个手掌，五指峰头之外并没有泰山、华山；渐渐看去，全都像琉璃一样突兀在眼前，最终只成为芥草。且看一物有根有节，便知道万象无我无他。”【《格物证》，五月初九日】说诗序

译孟长民说：“《诗序》原本不足以作为依据，朱夫子一概删去，却又裁取一两篇，这极为中正。后来议论者纷纷，只是不能参透‘无邪’二字。像《郑风》《卫风》各篇，改掉旧序，认为是淫荡的言辞，却使人收敛声音、端正容貌，不敢把轻佻、亵慢的声音带到世上，所关涉的也不浅；而高明的名贤深以为不对，为什么？”我说：“孟子说过，谈《诗》不能因文辞损害诗辞，不能因诗辞损害诗人的志意，这都是为了保护它，不要损害它。若指夫子保存的诗全是贞正，把夫子删去的全是邪淫，那不但损害诗人，也损害夫子。凡诗歌发于情思，情思出于本性；声音的道理发于水土，水土又渐染成习性。性情同声音虽互为表里，但水土同性习不能强行齐同。竹声多流荡，丝声多哀怨，钟鼓声多庄重，磬声多屈抑，不能说丝竹全是哀淫之音、钟鼓全是堂皇之制。诗分为风，接近丝竹；雅，接近钟镛鼍鼓；颂，接近玉磬。人的声音节奏不同，演奏出来也不同。拿《易》来说，风近于元和，平易而多亲切；雅近于亨豫，宏大而多尊严；颂近于贞，幽静而非常坚定。不能说风多淫而雅多正：风主要在讽刺，颂主要在宣扬美德。凡诗本于情思，情思本于正，所以诗没有不正的情思。圣人广泛参验诗歌，用它宣发、辅助性灵。由于天时不同，水土有别，音气不齐，风调也不一，圣人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像《关雎》等篇，从醒着睡着、辗转反侧直到蔓草零露的缠绵言辞，都接近于思念贤才而作，正是孔夫子所说见贤思齐、子夏所说以尊贤胜过女色。像《斯干》《湛露》《大明》《小明》，直到‘英英’‘渐石’等感叹言辞，都接近于思念政治清明而作，正是孔夫子所说见礼便知政、闻乐便知德。像《甫田》《大田》《楚茨》《瞻洛》，直到泮宫、浚哲、奥茂等言辞，都属于追思古代，正是孔夫子所说未思虑时何其遥远，入室听到声音便慨然有所见。把这三类情思用于里巷乡塾，歌咏赠答，以沟通人的性情，叫作风；用于邦国朝堂，歌咏赠答，施及政事，叫作雅；用于宗庙庠序，配以金石之乐，通达神明，叫作颂。它们都是情思，也都是正的。韩厥、赵盾三次观看郑国大夫所歌，都是一国的志意；子产、太叔等贤人，并没有因为它们有淫意便放弃。仲尼、子夏也没有因为它们有淫意便把它们收进闺房之中。阳阳陶陶，圣人一定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这正是君子谨慎取法之处。” 那么，我们这一门谈《诗》《春秋》而不涉及《书》，又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孔壁之后，遗失的篇章间或出现，枋头所谱、皇柳所得，大概还有尚未完全弄清缘故的地方，姑且保存并加以推求，只是为了保存圣贤庄重言辞所留下的内容罢了。”【《说诗序》，五月十三日】乐律论衡

译曹木上说：“凡是道理，都可以凭心意说出；只有《易》、历法、律吕不能凭心意、凭口舌说出，必须仔细在大?上反复推究，看清楚，连细节都剖析得精确详尽，才可以质问而不疑惑，等待验证而不迷惘。比如近日同康流谈《易》、谈历法，都极其细碎幽微，没有遗漏；若说细碎，没有比律吕更细碎的了。大概怎样说？”我说：“律吕同历法相比，较为完整，没有破碎之处；只是《易》采用两，《春秋》采用参两，历法采用参，律法采用两。”木上问：“什么叫历法用两、律法用参？”我说：“就是参两；参两就是五。司马迁《史记》记载得极为详尽。扬子云的《太玄》其实只是在讲历法。天地的形体，四方各一百二十八，周围合起来是五百一十二；由此成圆，是四百八十。凡方圆相割，经过十八次变化而归于极点。形体用四，作用用三；形体用三，作用用四。以四为实数，以三作损益。割方就是损，割圆就是益。考察其中的细微处，方形不止于径一周四，圆形也不止于径一围三；约取长数的余分，正是日月运行差数的由来。历法、律吕的奥妙，都要在径一围三上察看微小差异，以此建立相生的律。比如黄钟全律一百二十余一分七厘有余，于是裁取八十一，作为黄钟的上宫；其下宫为三十九，余分未尽，以此起下生。可是《淮南子》《吕氏春秋》都说黄钟三十九分，这是把黄钟的下宫误作上宫。我国朝李文利、郑世子一类人又承袭这个说法，以三寸九分起黄钟，那么黄钟之声应当极短而清，母牛也不再会在洞中鸣叫了。管子又说黄钟有大洒之音，这些都是在变宫上谈黄钟，并非从黄钟本位起实数。若从本位起实数，那么六律六吕都是一百二十分；如大吕为七十二，其余宫为四十九，还剩余分，不会同仲吕混乱。如今把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分作娶妻生子的次序，依次上下损益，终于到南吕六寸；一百二十分之律，分到中间，所谓律数的一个终结。京房的六十律也是从这里开始。若采用三寸九分的律，管分极短，吹不成声，气也不能振动；又增加五寸二分作为大吕，颠倒得太厉害了。我年轻时常用文利的律同《淮南子》《吕览》的说法相比较，时间久了才知道不对，于是重新考察《史记》，才知道太史所藏的古法离古代不远，采用一作十一、三，以三为实、以四为积，是不可更改的。” 伶州鸠所说的六间、六正，大的不过宫音，小的不过羽音，自来就是旧法，怎么能指着极短的律来起极大的宫，使钟、量、衡、度都没有可以开始的依据呢？凡音乐所说的钟吕，是人生实际应用的大端，也是鬼神所用的。进退之中，亥为应钟，卯为夹钟，未为林钟，这三钟由三甲所治理；《易》所说甲前三日、甲后三日，说的就是这件事。巳为南吕，丑为大吕，酉为仲吕，这三吕由三庚所治理；《易》所说庚前三日、庚后三日，说的就是这件事。黄钟属于子，子同亥相连而随阳，治理阳，居主位而治理钟；蕤宾属于午，午同巳相连而随阴，治理阴，居客位，所以称为宾而治理吕。主客的分别，出于八卦的次序，也是六府三事所治理的。礼祀天神，便用圜钟为宫，依相次为序；祀地祇，便用函钟为宫，依相生为序；祀人鬼，便用黄钟为宫，依相合为序。用黄钟代替应钟，也如同尊重子而抑退亥。凡道理本于礼乐的，都同天运行的度数一一相合：礼退而抑乐，乐进而充盈；乐运动上升，礼谦让而返回。就像太阳谦让于天、月亮谦让于太阳，进则称为顺，退则以数计为逆；考察过去而知未来，其归旨相同。日月与律度的差数各有十三余，正是日月交食的会合点；折算为六分半，是律法由此推极的依据。蔡元定说，子、丑、寅、卯、辰、巳在上面取得完整的分，午、未、申、酉、戌、亥在下面取得完整的秒，这还不能算定论；只有以十二差数，从三分九厘逐步损益上下，直到一分而极，半声间起的法则也由此产生。”木上问：“那么，太师吹铜管听律，便能知道军队的善败，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不是盲史，怎么知道吹律之事？但《诗》说军队有三军，大国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三军的数目同天道相参。六师的意义，是加倍使用；使用众数的律而超过天道，没有不失败的。那么，律数十七万八千余强又是什么呢？回答说：置一而十一，三之，这是《大易》的隅数；再三之，得到五十三万余强，同天周行。律同礼乐、天道、军队，其大概是一致的。”【《乐律论衡》，五月十五日】太玄元经原本

译吴季安说：“先前承蒙您阐述，说《太玄》出于《春秋》，《元经》又以《太玄》为根本。这种说法离古代太远，凭什么令人相信？况且杨雄是我们这一门不谈的人，怎么忽然推尊他，使他参与这篇文章？”我说：“若论圣学的精微，即使颜回、子贡也有未能达到之处；若论遗留下来的传承，即使田何、骭弓、公羊一流尚且各有所得，何况杨雄？譬如《太玄》的方、州、部、家，虽然出于古代历法章、蔀、纪、元的说法，然而《太初历》并没有这种说法，显然是子云首先创立的。子云以《春秋》参用九九，于是用九九立元，这是数中最小的一层；但《春秋》也是这种说法，于是加倍成为四百八十六，再乘以九，成为四千三百七十四。每年天道退九辰，积到四百八十六年，便超过天道一年；这就是《春秋》退天的数。经过十一元而到己未，隐公元年便由此开始。《太玄》虽然没有明说，但它两次使用《春秋》作为元法，三次使用《春秋》作为日法，十八次使用《春秋》作为岁法，仍然出于《春秋》。所以从秦始皇三十六年甲子到魏黄初己巳，历法正好终结一次。张平子说子云的《太玄》是汉家四百二十年的历法，这仍是不懂《太玄》。《元经》开始于晋金墉之年，结束于南北进入隋朝三百年的数目，只是裁取并使用完整的诗数。它虽不是出于《太玄》，但现在略微考察《诗》《春秋》在魏晋之间的数目，便能得到它的系统，并不像后人把三晋分别作为起端而建立纲目。”季安说：“三晋开始建立纲目，就像金墉创作《元经》，哪里同我们这一门的说法相同？我们这一门常常抑低子云而尊崇文中，如今既把《太玄》系于《春秋》，又把《元经》系于《太玄》，岂不是越尊崇它，反而越加抑低吗？”我说：“古人哪里可以轻易贬低？子云只是因为优游新室，蒙受仕莽之讥；八十岁的老人还能有什么追求？但他死后能使弟子守墓三年不去，他的行事也有过人之处。看他推尊李仲元、严君平，心意自然可见。焦漪园也说，精美的文章没有出自子云之手的；只是他的学问深厚醇正，不及文中。”季安说：“文中起初并没有学习《易》，为什么同我们这一门旨趣相同？”我说：“文中也曾向关子明请教《易》。关子明预先知道隋唐鼎革，文中的《元经》结束于开皇中年，同子明的预见相合。这样的制作，都不是当时贤者所能达到的。”季安说：“圣贤著书只是论理，完全不关乎象数方面的事；例如贞观年间，李淳风知道女主已经进入典籍，元之前桑道茂知道奉天可以出，这些都是鸠鹭之类的智巧，同《易》《春秋》有什么关系？” 我说：“即使我们这一门不谈，这也仍是我们这一门应当知道的道理。譬如孔夫子不做卫君，也不因‘野哉’而叹息，两者相差何止三十里；我对女儿说‘我以为你死了’，她回答‘有您在，我怎么敢死’，两人的意旨相通，何止隔着一间屋子？孔夫子教子路知道便说知道，不知道便说不知道；又说不知道就空缺在那里。这里分明是点石成金、化铁为金，可惜这种学问没有流传。”季安说：“杨雄既然知道《春秋》，为什么不知道汉室应当兴盛、新室将要灭亡，以至于发生投阁的事情？王通既兼通《诗》《易》，为什么进入隋朝献策，却不与王、魏商量兴王之道？”我说：“道的兴废不在一个人。鲁哀公到越地，孔夫子不能挽回它的结局；阳虎将要叛乱，孔夫子不能主持它的开端；郕、郈的毁坏，不能同夹谷之会取得同样的功效；陈、蔡之围，也不能同赵、河之事拥有同样的智慧。圣人能够看见事情的端绪，如应龙潜藏尾部，何必把所有先机都做到，才算贤者的事情呢？”季安说：“那么，《诗》和《春秋》同出于《易》，孔夫子删《诗》同作《春秋》用的是同一笔法；像《诗》中《扬水》《将仲子》《同车》《相求》《南山》《猗嗟》等几十篇，都处在《春秋》的时代，却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为什么？又如《大东》《都人士》《西顾兴嗟》，未必不是东迁以后之诗；那么雅诗的衰亡和天子不采风的说法，都彼此抵牾。孟子为什么要说出这层微妙的话？”我说：“孟子亲自承受子思的传授，这话一定不是凭空说的。大抵诗篇中感叹追思的话，都从厉王、宣王以后开始；称诵古道的话，都从幽王、平王以前开始。《毛诗》古序不能全信。既然吉甫已经被逐，他的儿子后来造成伯服之祸，就应当说是伯服之祸；可是《大雅》却把它比作清风。伯服率犬戎灭周，文王又把丰、镐交给嬴秦，诗人却把它比作崧岳。当时典章修明，老成之臣都在；即使有幽、平二王优柔平庸的言辞，也没有埋没诗歌讽刺规戒的实际。到了诗法已经衰亡，才不得不作《春秋》，正如赭蒯之变成为鞋，较弓弹之变成为斧钺；《春秋》以秦为本而贬楚，正如《诗》使楚灭亡而使秦昌盛，它们的义理相同。”季安说：“那么，这难道同义理和数运无关吗？”我说：“从成王到桓王共三百二十四年，除去成王、康王初年纳入《诗》的历法；《诗》穷尽，事迹也随之止息；事迹止息而《春秋》兴起，《春王正月》元年就是仲尼所作。”季安说：“那么公羊、何休都说仲尼自立为王，是这样吗？”我说：“仲尼哪里敢自称王？仲尼仍然是臣子。虽有德却无位，不能制作礼乐；哪里能实行夏时、发布王命呢？”季安说：“那么《春王正月》也同周月一样吗？”回答说：“那是周日。日影的起点在冬至，《易》象的起点在元、复，这是周公最完备的制度。”羲兆、吕宗、长民、去非都说：“既然有这种法，今人也可以使用；夏时、周月两者并不互相废弃，夫子又为什么一定说要实行夏时呢？”我说：“立法贵在恰当，取法贵在精纯。三代不完全沿袭同样的礼，周公改革殷礼，孔子恢复夏时，二者并行不悖，有什么可嫌疑的？如果一定要把行子正月的人都看成贵重霜雪而后才有阳春，那么《复》卦初九也有‘履霜坚冰’的戒惧了。”季安说：“那么‘履霜坚冰’不是《复》卦初九，而是《坤》卦初六，为什么？”回答说：“在盛夏时戒备坚冰，是圣人的远虑；又有闭关而达到泰的道理，圣人也是逐步引导而成的。”钱去非说：“三代都实行夏时，只是发布命令、处理政事、演奏音乐、举行典礼时，三统各有不同的崇尚。”我说：“我也听先师这样说过，如同您的话。然而从《春秋》祭祀禴、尝、蒸以来，并没有改变。若发布政令、举行事务都采用周月，那么势必不得不以夏月改变周时；这样一来，《豳诗》的日月便不能同时保存了。《礼》说三年举行郊禘，五年举行大禘，都在有两个闰月的年份正定春季的起点，以此为准。周、孔、文、禹前后相同，并不以此为怪。”季安说：“那么杨雄、王通也足以参与其中吗？”回答说：“还没有思考到这一点。哪里有那么遥远呢？”【《太玄元经原本》，五月初六日】静海易谭

译朱康流送我出绣水，又问：“大涤山中谈《易》，还有没有未明白的地方？比如用七十二卦三乘的数，来准拟五百一十一年的辰数、六千一百三十二年的日数；每年小余二千一百三十三有余，以此向上推算，春秋僖公五年南至辛亥、昭公二十年南至己丑，都相差五六十日；即使这两年的日至相距，也自行相差四日有余，为什么？”我说：“《春秋》三十六次日食，用十一历追算，没有不出现差异的。晦庵也说，天是运动的东西，时间久了没有不发生差异的；只是历法简明，可以探求其原因，使它不至于相互背离。郭守敬自己说，用他的历法同诸历比较，相合的有三十七八处；然而也须每过百年增加分数，不能硬算到完全相合。即使依杜预《长历》自己比较辛亥、己丑两处差异，也不能得到准确的日月。如果不是闰法有先后，干支就会错乱，不能因为畴官的疏漏而怀疑周、孔彼此乖离。”朱康流说：“那么，先生所设置的五百一十一年法，只是针对缩极之历制定的，并不是通行历法吗？”我说：“即使是缩极之历，也怎么能说不能通行？古法的日法是九百四十分，四分之，每二百三十五分便是二千三百五十分；这只比二千一百三十四多出二百一十七分。如今如同《易》爻，在二千一百三十四上增加二百一十，作为损益，余下约一百五十六，作为天运行中斗差在六十四年内的进退；这仍然如《授时历》《大统历》。我见万历中年所实行的历法，缩数有达到二千一百三十四以下的；如今庚午、辛未历突然运行到二千五百。按照万历中年斗差，应当得到一百八十七分。所以洪武到现在二百七十五年，太阳已经从箕九移到箕三，实际运行五度。如今若仍行四分，天运行达到满数，就不再移动出现差异，难道还能通行吗？”康流又说：“先生以九六互乘八十一的数作为一年的辰数，而每年的差数有九；以九积累差数，应得七千五百分。同象数的差相比虽稍多，同天的差相比却太少，这有什么用？”回答说：“这是《春秋》起元的数，每年除九，积累两部《春秋》四百八十六年而除掉一步，不是用来作赢缩历的。历法没有超过天道的，所以象数逆行，都是因为退天而形成；《易》只是以积数之法，把七百二十九自乘，得到五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一……” “把它三分，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是十二宫的全律；再加倍为二十六万五千七百二十，取一半为六十年的全辰，外加二千七百四十余的一半，这就是差数偏大的部分。然而仍然赶不上月亮运行过宫的度数，所以天运行常常超过日月；象数、律历都因退行而形成逆数，又因逆数而成就。??廌土?天道的自然运行，本来没有任何可以相互比拟的盈缩。”康流说：“那么，一个象和一个数兼行而成《易》，一盈一缩相互举用而成一年；这极大的盈数三千五百七十六又一半，正好合于所用之数吗？”回答说：“以八百三十六减去三千五百七十六又一半，所得二千七百四十，就是《诗》三百零五篇的关键。凡推步《春秋》十八次而成一年，推步《诗》十四次而成一年，都先虚设一数再推步；合并《诗》的六篇逸诗和《春秋》的获麟所余之年，虚实消长大概都可以看出。由此以仁来居守，以义来裁断，以礼乐来文饰，然后治乱的挽救才可以举措。康流说：“汉??廌土?六日七分半，积累起来也得到四千三百二十；如今用象正相比较，差异也不远。只是汉人不知道为什么把坎、离、震、兑除作监司；如今用象正相比较，差异在于割裂四象，相同之处也在于兼带余分吗？”我说：“这完全不同。汉人割裂四卦，另是一种占卜方法，不是用来制定历法。比如六日七分，按六十七分积累，也不过四千二百八十八；除去四卦的积数，不过三百六十，小余四百二十，再加半分；这就像子云所谓的畸零，意思是人为杜撰，并非圣人所作，只是大致类似于范围的意思。”康流又说：“圣人的意思在于顺应道的消长、随着时势屈伸，如先天不违、后天奉时；这里哪里有维系挽救、权衡裁量的作用？譬如东汉诸老只知道进而不知道退，晋、宋诸老只知道灭亡而不知道保存，所谓精义入神究竟在哪里？”我说：“进退、得丧、存亡，都是道中必然有的。世人也只懂得进、得、存三个字；龙蛇蛰伏，却要在退、丧、亡处看得明白。所谓精义入神、利用安身，也是在屈伏蛰藏处进入微细之境，未必马上就有变化的作用。大抵一部《易》，只说一个‘中’字。日月盈缩、北极出地，各自还差五十五，这就是皇极。如今在二千一百三十四以下的天差之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在一百五十六强之内，其中二百一十作为消长的中限，作四?进退于五十五之间，仍未失其中位。孔子说：“五十而学《易》，可以没有大的过错。”可惜我当年草率，错过了这门学问。康流问：“河图的本数是什么？”我说：“每一指屈曲，各为五十有五；十指合为五百五十，十指之积为三千二十五。每一数配五行，各以本数九、六、七、八彼此涵摄；一、四、二、三作为末运，归结于五十，于是《洪范》相协调的意义便完备了。”康流说：“先父曾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顺不是已经生成的卦，逆不是未来的卦。蓍数用九、六、七、八而不用一、二、三、四；从一至四为顺，从九至六为逆，所以说《易》是逆数。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令尊所说，也是《易》的大要。朱子说未生成的卦，也没有错。大概天度既然超过一分，日月的形象和数理都已形成退势；退与逆同属一方，只要观察月亮的运行便可知道《易》的逆数。”康流说：“那么，卦只到六十四，应该是《归藏易》用七、八而不用九、六；变化为三百六十四，是九、六之用，以一爻为主；又变化为四千九十六，是六爻杂动，每一动都作为主爻；再变化为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是以握奇之策为主而布列，并且都有次序。现在又增加七十二卦，得到五千一百八十四；再累积，当得到三十七万三千二百四十八，这又有什么用呢？例如三十六卦反复排列便有七十二卦，它们的变化不过六十四卦而已。反复累积的数目增加了八卦的虚名，却没有增加八卦真实的卦象；如今概括地让七十二相乘相因，怎样裁定呢？”我说：“左右分列、重叠之后，既有虚名，便形成实象。虽然变化后的卦象相同，但左右方位不同。扣除六十四卦反复之数，其中有二八个体卦，正如反卦有五十六个一样。比如七十二的三次方是三十七万三千二百四十八，可作为一千二十二年的历数；乘四得到四千八十八年。凡以八除五百十二，各减去一，作为逆推的步数，也都是逆数。七百二十九相乘所得的数虽有余数，但用一百二十一年四分历累积，余数不过一千九十八分；乘四为四百八十四年，此外还余四千三百九十二辰，即

译所谓《春秋》四百十六年而退一步。退去一年而余九辰，所以《春秋》《诗》《易》三者共同构成历法。治理历法而不明白这三者，也不过是历官所传授的隶首旧法罢了，哪里足以谈论姬、孔相承的意义呢？康流又说：“蔡元定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作为完整的律数，原来没有一百二十分的说法。如今说律有上下宫，上宫八十一，则下宫三十九，足以纠正《淮南子》《吕览》和李文利的错误；然而对于置九而十一三之义反而毫无关系。不知这三十九分，律既短而不能成声，又细而超过羽声，究竟有什么用？”我说：“我在这方面从未制作乐器、考察音声，不能确定它的次序。不过像马融、胡瑗那样建立准器、张弦，便可以求得上下宫的实际情况。”康流说：“瑛曾张弦鼓奏，把它分为一百二十分，在九徽、八徽之间得到正应之音；应九十者三十，应八十者四十。这是否就是上下宫说法的起源？”我说：“大体如此。但要像两件乐器相和，必须另有制度。例如祭祀天神的乐，用圜钟为宫、黄钟为角，既不采用黄钟的下宫，也不应改变黄钟本律。依次递减五音，到应钟、仲吕时声音便太细；若采用各宫的下宫，到仲吕时六十上下大致相齐。总之，制器有不同，声音的尺度便不同；轻重虽相同，宽窄却造成不同的声响，不容易用一个道理调和。”康流又说：“天地的理数一定有消长，律吕有损益；只有消而没有长，应钟与黄钟之间距离太宽，阴阳升降恐怕会中途断绝吧？”我说：“这正是京房六十律的由来。不过像蕤宾超过大吕，理当属于损数，径直以三分益一为限，怎么能说没有增长？至于细声的余数，不得不舍弃；到旋宫合并时，连秒忽这样的微数也一并收取。既然建立了子声，旁律便可以贯通；虽然没有固定的起始，南吕、无射也不能说声道穷尽于巳、亥。康流又说：‘《周礼》不用适声，似乎有所忌讳；然而五声之中，上平、下平各分阴阳，上声转入，自然成为徵、角，怎么能说有声而不用呢？’我说：‘祭祀不用商声，也有偃武去杀的意思，先儒认为这是崇尚柔和，正是如此。至于《周礼》所用的圜钟，至于房、心；函钟本于舆鬼；黄钟本于玄枵，各以七纬所临之宿自为羽、角，如逢公、大任之类，也有不是凭通常理解所能明白的。我们 只应当把握能够知道的部分；对于不知道的，也用别的说法代替。古代的道理保存在礼乐之中，不必怀疑前人的缺漏和错误。康流说：“那么，如今想要平息干戈、修明礼乐，应当遵循什么途径？”我说：“修明礼乐能够平息干戈，也要看用人如何。陶谦抚琴，钦若诵经，两阶舞羽，陈蔡鼓弦；这些相互应和的声音，难道只是微小的吹气声吗？一定要像两位生员积德百年，又成了腐朽的旧音，才不堪演奏吗？”【静海《易谭》，六月十五日】○《孝经辨义》

译有人问：“《孝经》中‘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是以德为根本、发挥第一义；后来四次引用《诗经》，都是歌咏修德，却没有达到奉养父母的意义。因此子游问孝，孔子只说一个‘敬’字；《庶人章》只说庶人的孝，也不再引用《诗经》。这是什么道理？”石齐说：“这是分章分错了。孔子论五等之孝，都是先引用《诗经》，然后阐发意义。开头一章说‘至德要道’，又说孝是德的根本、教化由此产生；以孝立教，是这部书的总纲。正如《中庸》第一章说天命为性、率性为道、修道为教，后来显出虞舜、周文，也正是这个意思。第二节说孝开始于侍奉父母，以不敢毁伤身体为孝的开始；终结于立身扬名后世，作为孝的终点。始终两层意义都很明白。考察五等之孝的末章，以‘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作结，正如《大学》说万物有本末、修身为本，结尾说本乱而末治者没有这种道理。这也是同一意思。看《五孝》一篇，分明就是《大学》《中庸》两篇的意义。若把此篇与《大学》《中庸》并列，就是《四书五经》的三部开端。‘聿修’这句诗，不过是为天子之孝开头。自天子到庶人同有这种孝德，虽尊贵者与卑贱者奉养的内容不同，而修德却是一致的，怎么能说四等之孝应当引用诗、庶人之孝不应引用诗？又怎么能说‘聿修’的意义就是德本和教化产生的宗旨呢？” 那么，《孝经》开头一章为什么用“聿修”的诗来结束德本之义？四等之孝引用诗，到了庶人却独独不引用诗，又是什么原因？回答说：“五等之孝都先引用诗。开头一章的意思，到‘孝有终始’一段已经说尽；到了第二节‘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又另起一头，为五等之孝张本，所以接着引用《大雅》来开启天子之孝。‘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明明是为天子而发，怎么能在首章引用诗只作为咏叹，到了庶人却突然空缺断绝？这不仅意义背离，文章气势也有疏漏。” 那么，《孝经》从前汉已经列入学宫，文字又简明，必定是街巷百姓容易学习的书。匡衡进讲时已经说《大雅》的“聿修厥德”是孔仲尼引作《孝经》首章的。如今突然把首章截断在“孝之终”，又把《大雅》割裂为孔子发端之语，那么从匡衡时代起为什么没有这样说？连街巷中诵习的人也都没有异议，难道在孔壁古文《孝经》出现以前，《孝经》尚未定型，直到疏广、匡衡以后才把章次和旨趣分开吗？” 回答说：“《孝经》列入学宫以后，经师进讲只取其中崇高宏大的内容，以便诵读讲说；又拘泥于字义而辨析义理不精，于是把《大雅》的诗看成是为‘德本’发咏。又见《吕刑》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认为‘一人’指天子，于是便把诸侯篇章的开头当作天子篇章的结尾，却不知道古人杂引《诗》《书》，往往把后文置于篇首。《礼记》中《坊记》《表记》等篇，这种情况很多。就如《中庸》引用‘尚綗’之诗，也是先引诗而后说义，又有什么可疑于‘念祖、聿修’是为天子发端呢？诸侯虽不能自称‘一人’，但引诗本来就是断章取义；如‘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就是‘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的意思，又有什么可疑呢？” 有人说：“如果把‘聿修’的诗移到天子，把‘有庆’的文字移到诸侯，把‘战兢’的诗移到卿大夫，把‘夙夜匪懈’和‘无忝所生’归到士、庶人，那么五首诗就均齐了。但中间过渡之处各有‘子曰’二字，文理略有妨碍，也不同于《缁衣》《坊记》中门人记录撰写的体制。不知王逸、刘炫的原本与晦翁所定的本子，所增删的三四处‘子曰’，是否可以据此移动？” 回答说：“《孝经》各处引用诗并有‘子曰’二字，恐怕也是曾子门人所记录的。看它开头称‘仲尼、曾子’，便可确定不是仲尼亲自传授。可是王逸本在‘自天子至于庶人’章上有‘子曰’二字，文理就不顺；《孝德章》增加三个‘子曰’，也是虚衍而难以施用。只有首章‘孝始于事亲’一节，适宜增加‘子曰’二字，作为统摄五等之孝，其余都可以省略。班固说：‘与其有过错而删去，不如有过错而保存。’晦翁作《孝经定本》，删去《圣治章》数句，直到今天还被人议论。如今五等之孝各章保留‘子曰’字样，对义理也没有损害，何必删去经文来迁就诵读方便呢？” 有人说：“晦翁把五等之孝的首篇作为经，其余十三篇作为传，分别解释首章的意义；例如《三才章》说‘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就是解释顺应天下的意义。这样分配，都是在解释五等之孝的义理吗？” 回答说：“《大学》首章为经、下章为传，这是孔子、曾子所说的意义本来不同。如今《孝经》都是记录孔子的言语，怎么能自行分为经传？凡是孔子的行事见于《孝经》：孝始于不敢毁伤身体，终于扬名后世；始于不敢轻慢一人，终于郊祀配天；祸患不生，灾害不作。因此孝就是教，教是礼的出处，礼归结于敬，敬出于孝。孝敬确立，治道就完备了。所以《广至德章》直说‘礼者，敬而已矣’。首篇只说至德要道，是一个‘孝’字，直到结尾才指出‘敬’字。天子不敢轻慢诸侯，诸侯不敢骄纵放肆，卿大夫不敢不守法，士、庶人忠顺不失、谨身节用，都是敬，也都是孝。至于先王以身作则，敬重他人的父亲、兄长和君主；在明堂侍奉三老五更，在辟雍亲自执酱馈食，在籍田亲执耒耜三推，在宗庙行祭祀礼、袒衣割牲，这一整部《礼记》都是为《孝经》作传。又有什么理由说《孝经》自身还要分经传呢？” 那么，把《孝经》作为经、《礼记》作为传，还不如取《大戴礼记》中曾子的十篇作为传：一方面与《孝经》相互表里，另一方面又是曾子一家之言。若泛泛地把整部《礼记》中服食、丧祭等内容当作线索，头绪有千条万端，怎么能够连贯贯通呢？” 回答说：“《礼记》虽然头绪很多，不过都是教人孝、教人敬。如《曲礼》《内则》《玉藻》《郊特牲》《祭义》《祭法》《丧服记》《曾子问》《王制》《文王世子》等篇，大略已经说尽；再由此推衍冠礼、婚礼、燕礼、射礼、乡饮酒礼，把各种端绪详尽说明；考察《礼运》《礼器》《坊记》《表记》等篇，使其意义更加畅达；《哀公问》一篇，对敬身、敬亲的宗旨阐发得内外周全，已没有遗漏。《孝经》一书与《哀公问》篇大半相互出入，唯有严父配天的意义特别深微。即使在田野之下，不伤一物、不杀一草一木禽兽，也都有严父配天的意象。许多礼乐都由中和产生，凭借孝敬而确立；孝用来引导和，敬用来达到中。明白这两个字，即使与周公共作礼乐也可以。曾子阐明孝道的十篇，语言虽亲切，但规模、意象不能与《孝经》相配；考察其归宿，和《礼乐》《内则》相同。如今作《孝经大传》，先说明篇章，次论孝敬的源流，第三论返还文饰而归于质朴，这样《孝经》的意义便灿然明白；即使三礼起初纷乱，也可以删繁就简，全部贯通。” 有人问：“返还文饰、趋于质朴，是什么意思？”

译回答说：“《孝经》从不毁伤自己的身体，到不毁伤天下；从不轻慢一人，到祭享上帝，根本都在敦厚朴素，以本心治理天下，是最高的学问，不需丝毫文饰，也不需丝毫事功。中间如避免刑罚、停止战争、制定礼制、创作音乐，乃至捶胸顿足、哭泣三日后才进食，都是质朴自然、愚夫愚妇也应当尽心去做的事，却有一些仰望思考而不能相合的道理。孔子特意作为‘素王’铺陈治理之道，周公似乎太文，孔子似乎太质。不要说三礼的官仪比这繁重，就是《中庸》《大学》与此相比，也还不够简素。读过《孝经》以后，真觉得良知良能充塞天地；言语充满天下而没有口过，行为充满天下而没有怨恶。其中千百倍的工夫，实在难以锻炼铸成。就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句，端正根本、整饬源头，整部《孟子》都由此产生。所以《孝经》有五大义：依据本性建立教化，依循本心治理，使人知道非孝便没有教化，非本性便没有道，这是圣贤学问的根本，第一；把教化约束于礼，把礼约束于敬，使人知道以敬达到中、以孝引导和，这是帝王致治的源流，第二；顺应天时、因循地理，常以地道自处，履行顺从、实行谦让，使天下消除暴戾之心，使人觉察五刑、五兵都无从施展，这是古今治乱的源流，第三；反对文饰、崇尚质朴，以夏、商之道挽救周代，第四；排斥杨朱、声讨墨翟，使佛、老之道不能扰乱常道，第五。凭这五点，应当辅翼《孝经》，分别其章次，然后把《礼记》各篇的条理附会贯通起来；即使不看我的《大传》，也可以依此意而作。【《孝经辨义》，五月二十三日】◆文 告李、朱二公文 再告李、朱二先生文 ○告李、朱二公文 崇祯戊寅年十一月十二日庚子，明中顺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黄道周因被贬官将前往江西，顺道进入洞霄宫，谨备牲醴和祝辞，向有宋提举洞霄宫李忠定公、朱文公二位先生的祠堂告祭说：唉，道的兴废，也不过是天命；时势有祸福相依，人哪里能够预知呢？当李忠定抗疏论水灾之时，以及朱文公投轨上书之日，他们指斥权臣、触犯君威；按照圣人的训诫，似乎不同于闭口自容的三缄之教；考察世情，又和直言戆愚、长叹不平相同。众人共同饮酒之际被灌以狂泉，触怒权势之后又被推入浊水；然而不久水落石出，道的主人赞叹他们能察知先机，主持义理的人称许他们能穷究事物。如今看来，诚明之论，南阳还有未曾窥见之处；格物致知的根源，莘野还有未曾发明之处。二公因此上扶危难、下砥定沉沦，使后来贤者仰望如云汉；当时即使有人抚摸日月般的权势而毁谤二公，又有什么损伤？想来二公的志向终究没有被夺。唉，善道和肥美，也是上圣所师法的；积蓄力量、等待清平，是至人的所期待。然而突然奋起，堂屋被焚、舟船倾覆、栋梁倒塌，把银手作为仪仗、金口作为戒律，固然是志士所不安、仁人所无悔的事。以邦昌的诡谲、伌胄的放纵，也不敢说二公不忠、二公败事；只是权力所趋，戈戟横起。我们的道没有寄托于焰门，正如焰门也无需依赖青史；既然时代恰好如此，又何必非议呢？唉，有欲望而得到仁，便说是不贪；有所求而得到仁，便说是无怨。道足以救济一世，便等待圣人而不疑；道足以保全自身，便蹈水火而无患。从今天看二公，有什么可贪、可怨？从二公看今天，又有什么可疑、可患？唉，爱恶不齐，我用本性使它齐一；荣枯不齐，我用天命使它齐一。说到本性，二公与万世共同拥有；说到命运，万世与二公同样敬畏。敬与义确立，德便不孤；中和达到，万物的本性便得到充分实现。二公的志向，不因盛衰而改变看法；学习二公的学问，不因时运平险而改变。无论远近、离合、进退、存亡，都使自身归于洁净，不失正道。不肖之人所告知二公的，正是二公向先圣质问的；又何必等待人梦而天定、天定而人胜呢？于是我与诸位一同献上微薄诚意，祈求神灵听闻，并作颂说：迁入高处、走出幽谷，有什么经营呢？高山上的疏梧，有什么鸣唱呢？盛明无穷，正将远行啊；精魂在天，凭借友生啊；道相同，便共同谋划 志向和平啊，如日正中；深重忧患，是为了扶持倾覆啊。过去的事不要追悔，未来将随光明而来啊。黄云在天，银河清澈啊；明亮的二公，我亲眼看见你们成就啊。○再告李、朱二先生文 壬午年冬十一月，周因解除罗网，得以请求退休还山；路过临安，想再次进入大涤山，与诸位朋友讲论几日。此前夏五月，我在讲舍盘桓已经三十多天，策杖访问归云，手杖折断，坠落山崖，大腿受到重伤；又从九江因疟疾发作而转移病处，经过西林时已是深秋，天气转凉，血枯脉滞，不能再像平时那样登临远眺。恰逢朝廷命令苏蘓敦促我上路，我在京口拜疏，希望仁慈的覆护借我归葬故丘、终老沟壑的余年；没有朋友相互切磋的请求，却有攀墓木号哭的愿望。向平已经看淡得失，悟知生死；次公交车帷又有什么不同，早晚仍然不能辞谢朋友的远声呼唤。这样的情形，也是夏甫所以退居、申屠因此兴叹的原因。人生能有多久？安居栖息没有定处。叔子的魂魄滞留龙山，当阳的功名刻在岘首。幸而留下正则，断绝了蛟龙的陪葬；又辞谢长沙，把心意寄托给鵩鸟。如今应当归去，设置特羊祭告先祖，回到祖坟酬答乡里的鼓乐，以报乡人；显示身体毛发没有受伤，告知墓域仍未断绝。若像建炎年间李公再次受朝廷召见，绍熙末年朱翁重新赶赴讲席，那不是衰德之人敢求的，也不是逊舄所能赶上的。唉，知足便不会受辱，这是柱下史所说的；力量小而责任重大，元夫因此告诫；在毛鸷聚集的树林中，鸟儿溃散逃走；运载车辆的车辕困顿，小牛对着鞭子哭泣。毛羽之类尚且如此，何况人呢？周的筋骨疏松脆弱，既没有李忠定持干戈卫国的能力，学业迂疏荒废，又缺少朱文公博学精约的造诣。过江之后立足未稳，八字尚不能张扬；剖心见肝，三句话便服从；在太学举起旗帜，未必能号召万人；在马前悬剑，勉强只够留宿一夜。处在尧舜之世，幸而没有和共工、驩兜同流；遇到巢父、许由一类人，却不堪作臣仆。假如有陈东等人激发血书，元定等贤人留下讲席，即使想回到吉地、营建西行之事，在剑水之间徘徊、在丹灶旁煮茶、在黯淡之处安息魂魄，难道还能够做到吗？张季鹰说过，海内已有虚名的人，要用退隐来求全，实在困难；王辅嗣也说，踏在刚明之后的人，即使身居其位也有过失。想凭难退之名占据不相称的位置，想掩饰病弱的额头而登上天闲，雕刻夏蟆以祈求霖雨，不等有识者便知道不合；即使让蒙璆来揣度，也知道他难以胜任。唉，以两位先生的才德，时运尚且乖违，事业不能上比说、盘，功劳不能齐于伊、吕，何况没有两位先生那样的德才，却还昼夜不止地奔走，越过深渊寻求渡涉，实在是谯鼓鸣罪、小狐窃笑的对象。当时冰面已经坚固，阴晷将尽，遥想松菊，忧思如饥；希望想象中的悬流?? 貇如何？汉中诸友的公交车已经出发，故山的丙舍仍然荒芜。凭什么才能再次亲自洒扫，考察这景钟，在山中住上一夜，听闻这无声的教诲呢？何羲兆送我到桐君山，我谨附上几行文字告知两位先生，也不使桐老、严陵讥笑我停留迟滞。” 壬午年十一月十四日，黄道周再次叩首。◆铭 《大涤宓衍堂左右铭》《阆庵铭》《黾庵铭》《密洗庐铭》《灋庐铭》○《大涤宓衍堂左右铭》左铭 右铭 ·左铭

译什么都有而且完备的人，为什么会受外物滞碍？把万事万物贯通为一的人，为什么会受事务滞碍？安定思虑，才能不滞于义理；交织经纬，才能产生伟大事业。凡是伟大事业，载于经史而不能穷尽；依本心而行就是经，因应事物而行就是史。经用来约束内心，史用来约束事务；以简约驾驭博杂，安静修养叫作仁，行动应变叫作智。得到不动而能动的道理，便依循它去做。李之诚明、朱之格致，都由此而出。·右铭 那澄澈的，是水，却可以流行到远方；那高耸的，是山，万物只怕不能凭借它。若汲取浑浊、追逐尘世，事理便会混乱；即使加以灌注澄清，也还不能得到一半的功效。因此道始于朴素，治道成于简约；朴素和简约接近于先天本真。用简朴驾驭万事，才能取得贯通。朋友来往，起居游息，都只以简约为居处，只以朴素为愿望；事理不失其文质，光彩自然焕发。这样可以体察大道，可以减少怨尤；以强恕之道求仁，这就是它的规范。○《阆庵铭》从学习中所得的往往浅，从资质中安定的往往深；凭文辞资取古人，容易被古人所败；凭人事资取今人，容易被今人所败。因此，即使有百种品行，也不以其中一种压倒其他优长；容纳众多所有，也不因一物而泄露其深厚。这样，师法古人便能与古人齐等，师法今人便能超过今人。【左铭】名声不能靠朋友树立，实质不能靠朋党求得。独自行事便太刚强，随众而行便太柔弱；在自己的觉寐之间确立它，把它作为礼乐；在妻子儿女之间求取它，把它作为《春秋》。因此，谋诰宣扬它的方正刚毅，风雅压倒它的柔弱。【右铭】○《黾庵铭》守持一个‘敬’字，胜过百种学问的功效；积累一个‘和’字，足以兼有万种善行的事务。因此《易》以艮卦治理自身，以兑卦取朋友的滋益。敬止于自身，则自身有如高山乔岳般的尊严；以和悦从朋友处受益，则道得到江河般的增益。【左铭】不勤勉于细小事务，大事业便不能建立；不树立大节，浮泛的名声也可以穷尽。因此礼乐贵在从微细处研究其端倪，《春秋》贵在明察以扩大器识。端倪从细微处成就事务，见识从广大处成就器量。所以门户窗牖上的铭文没有不申明的，区区釡量之事却有所不治理。【右铭】○《密洗庐铭》至人读《易》，在幽密之处洗涤心灵。所谓幽密，是说我的心如同一室而万物都在其中完备，退藏其智而显得如愚；既已广博，便归于简约，以虚空还原自身。尚未虚空之处，便有‘密洗’。才智见识的负累，比外物的污垢更严重；去除雕饰，返回本真，使真性得以保存。这就像浴盘与日月相邻。不要说素衣有时洗、有时不洗；也不要论说本来无尘无垢。回到听、视之本，才知道它的端绪；内省而光明莹洁，才返回本元。在这里穷尽本性而达到天命，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于是没有什么不能穷尽。持守它叫作静，循行它叫作敬；如江汉经秋阳洗濯，如愚者受曝、圣者受光，退省其身，这大概就是所说的吧。○《灋庐铭》道只在静定，此外没有别的法则。依据身体所处之处建成安居之宅；与世远游，也必须回到自己的居所。外物繁多、视听纷杂，哪里能看见它们的内心？放之于六合，卷之于一室；扶持准绳，便能端正、挺直。像愚人一样，像空虚一样，这就是幽密。来者应当嘉许，收藏者不可奢侈而以此为荣耀。君主宁可朴素，臣下应以此为教；父亲宁可作统领，儿子应以此为本。所以依附于自己的宫室，靠近自己的根本而生活。我的庐舍之法，不过如此。◆题跋 题《倪文正公帖》二卷 自吼山乘船返回宛委，题写鸿兄所作扇面松石 跋《倪尔征册子》为祁母祝寿 偶然题写《寿陶啬轩》《八松图赞》○题《倪文正公帖》二卷 这卷五十六帖，都是壬午年出山以前所写，办理乡里赈济、设置粥厂的事情，写得极其详细。其中偶有三帖涉及我；正因为壬午年夏天在湖上的会面，经过这件事，这位公才出山。逸少当时正身在会稽，还没有这样的事业。看这位老人，分明是超过逸少的人；世人尊敬他，反而把我的说法看作怪论，如今究竟如何？壬戌年初，我见公写信告诉别人说，鸿兄运笔超过颜鲁公、苏和仲；这个人也确实超出诸位。关于这样的评价，我还不敢相信，曾戏问鸿兄年轻时做过什么梦。鸿兄告诉我：我十四五岁时曾梦见到一座亭子，看见和仲举起衣袖说：‘我有十几笔字还没有写完，现在举起来传给你。’和仲也是奇异的才子，他深厚、精妙、俊逸的境界未必如公；然而从晋、宋以来，只有逸少、和仲与公三个人可以说是一身兼具这些长处。渡江以后十五帖，是鸿兄的麟书。看他以资质取义、以谋略成策，甩开手臂进入都城，这是什么手段？当时便应当与曲沃、谷城、楚、叶同等器重，杂处在一起，令人气结。这件事传说者都归罪于柳灿，其实不是这样。崇祯末年，都是陈希烈在支撑，柳灿不过是替阍官传送而已。万?虫室因鸿邺同传盘髀折刀，想一举将其倾覆，甚至设计陷害倪公，实在可怕。蒋晋江瞻的力量不够，先在扆前竭力为他推举；既被希烈阻止，也就中途停止。败棋借箸，是古人都难以做到的；唐末也有这种说法。任用韩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才；不用韩愈，只会使士人惋惜。我不敢用这些来衡量公，只希望后人不要忽视这番话。○自吼山乘船返回宛委，题写鸿兄所作扇面松石 梅雨尚未放晴，百川正在灌注。我与献汝、诸季泛舟闲坐以消磨时日，打开几只箱笼，看见鸿兄、文正公所作的松画，浑厚深沉而清润流利。虽属小道，却是一般技艺所达不到的。读他在画上的题字，其中殷切地劝勉进取忠孝，却说‘师法达者，我的才具圣人可以成就；一定要使君父知道他就是圣人’。这样的意思，难道是三代以后才有的吗？谢傅常对弟子说，圣贤离我们并不遥远；宋神宗甚至把王安石比作圣人以上。当时贤达的造诣有深有浅，大体已经摸索到这一层。诸葛亮心中放不下管仲、乐毅，儒生不知道，竟以葛亮压倒管、乐。试问，一个月攻下七十二城，飘然归赵而不动声色，这种气度难道是孔明所能达到的吗？崔、徐、庞、马把诸葛亮比作卧龙，诸葛亮的老师只有德操探讨出来；乐毅得到坤卦六二，诸葛亮得到乾卦九三。世人把这些拿来议论，又增加了一重笑话。○跋《倪尔征册子》弘光元年夏五月，我在船中观看倪尔征家藏鸿宝兄遗笔，有一绝句说：‘千花万卉之中，不以妍丽为能；千风万波之中，不至颠覆。这是恒山的大茂石，上天教它飞到圣人面前。’我题识说：‘海水干涸，珊瑚才开始开花；岛屿移动，瑶草所以抽芽。仙人已经离去，鹤书还在；常有榴皮字迹送到酒家。’尔征高兴地请我再题跋。我又说：‘平常迈步，也能走到万里；羽翼脱落，仍能成为大、小山。不知用什么东西来享用您的字，却又得到安期生的千转丹。’ ○为祁母祝寿 切肉进献、宰割鲜食、盛酒奉母，是中兴事业；整治枕席、铺设大被，是姜生积累学业功勋。当晋室动荡之时，正值太真断绝衣襟的一天，而士行凭八翼保全美名；到了熹平年间征车、杨黄应聘之会，姜肱又以覆盖被子保全高洁节操。两位贤人的出仕与退隐，都取决于内室之师；这正是古今美好的事迹。至于竹头木屑，不必同八翼争先；安步当车，不必让云台上的功臣掩面。您可以在兰桂之室翱翔，在纺织机丝之下缓行；通达之人、隐逸之士都会传诵您的光辉仪容，玄鹤、霜钟也会宣扬和谐的声响。即使五鼎九翟，也不因此显得丰盛；茅舍中的鸡和盐腌鱼，也不因此显得俭陋，又何必羡慕廓清天下的功业和坚卧不出的风气呢？○偶然题写《寿陶啬轩》‘啬’是谷物之王，也叫玄牝；守持充盈而能平和安处，舒展事务，克制婴儿般的情气，专心抱持雏鸟而不驰骋。书中说勤于细微，诗中称不与人争；概括其大义，也就是淑慎。老氏用它作为高远的引导，把舌头看作能胜过牙齿，观察柱子而顾及自身的影子。如今陶翁又用它使自己与松、彭齐等，去掉骄傲和吝啬。○《八松图赞》【各图都有记、赞，这里只录其中一首】

译钓台有许多冬青和杂木，悬崖上开出石级，只有八棵松树留存，盘曲舒展在其中，如同淮南王门下有诸位宾客。虽然形体还不宏大，仪态却全都具备；把它们作为严子陵的朋友，上面不失周党，下面不失牛牢一流。戊寅年冬至后十日，漳海黄幼平与萧山曹木上、余杭何羲兆在此饮酒告别，于是把它们画下，移置到大涤山布置，不必再与崖石一同承载了。这是一棵在严祠西面、不足百步便能看见的松树，错落生长在县崖之下，下面临着碧绿的山涧，四枝向下弯曲，中间有一枝弯曲如■〈辟鸟〉鹈的嘴。【图一】这两棵松树的瘦枝抽出枝条，夹在冬青的枝叶之间；细针如发，与冬青混杂在一起，远望竟不知道是松树。【图二】登岭转过几道弯，有半株松树，两枝纠结盘绕，如同盘曲的蛟螭；西枝向下垂，从侧面俯视它，曲折而零乱。【图三】又转过几道弯，望见两台之间的缺口，有一棵松树分成两株，形状如‘分’字；稍往上两株合抱，树干直冲云霄，虬曲的枝条下垂，一枝临着石缝，一枝据在石级右侧，作为西台承足之处，和翠崖一起裂开了。【图四】这棵松树茂盛秀美，中间分成两峰。从东面开路，是左钓台，回头看像老人牵着小鸟；从西面开路，便是右台。靠近观看，像垂下手来又抓住苍鹤。钓台的松树到这里就尽了。【图五】◆志铭墓表 明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正鸿宝倪先生墓志铭 朱完初先生及其配偶查孺人墓志铭 吴思乔太公墓表 张茂才凯甫墓表 ○明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正鸿宝倪先生墓志铭 君臣之间的关系，实在难以说清。虹霓遮蔽太阳，太阳车也失去光辉；不见人才，便难以成为明主，见到人才，又难以成为朋友。原本有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同聚一堂，甚至不惜杀身相报，却最终不能成就君臣相得的事业。崇祯年间，天子十分圣明，只是天下臣子没有一个真正足以任用的；他仔细观察朝廷群臣，仍然把内心寄托在倪先生身上。倪先生也自称：圣主知道臣，臣即使死了，也应当用生命报答天子。然而迷惑之事乘隙而入，时而宣扬、时而停止，使圣明的天子不知道怎样任用倪先生，倪先生也不知道怎样赴任，实在可悲。倪先生与我同年登第，起初任讲官，正逢圣主初临朝政，他排开云雾，任命岳、渎之神；关于官员任用和罢黜，以及焚毁典章要籍的争论，三道奏疏凛然有社稷之臣的气节。稍后升为司成，制定齿胄礼，命诸生入学，所造就的士人极盛。天下求取文章、笔墨、纸张的人，得到他片言只字，如同贫穷人拜受金玉璧宝。即使倪先生没有做到九卿，终老词林，他的声誉显著，也应超过鼎足之臣；况且天子始终不衰地思念先生。先生居家已经五六年，早晚侍奉太夫人，使她尽享欢娱；乡里等待救济、依靠举火的人，都像遇到慈悲的岁时，不再谈论朝廷士大夫间的事情。后来又看见他抱持双足，多次踏入汤火，把它看作破胎之国，凤凰不可知的命运。壬午年八月，敌军攻取八城，将要进攻关河；决开封之水，贼军出河北，夺取覃怀、彰卫。当权者说，公不出山，空有干将之名，不如把盘错难治的事务交给他，也让天子认为他可以任用。一天诏令下达，起用公为右司马。公因太夫人年高，辞谢不就；诏令又敦促他，恰逢敌军大举而来，攻破河间、临清，沿兖州、济州各城而下，没有不陷落的。公于是长跪告诉太夫人说：自琼州公以来，家族两代享受俸禄，如今天子有急难，怎么办？太夫人撕下所穿的襦衣给他看，说：这是给你的战旗，难道还要说没有衣服吗？公于是毁掉家产，招募数十人，又率弟弟瓒以及各家子弟相助，共有数百人，赶到淮上，询问淮地使者，寻找盐丁来帮助，却没有人响应。公叹息说：即使我不能击破贼军，贼军早晚也必到达；不能因为敌军而遗弃君父。于是亲自率十名骑兵，张弓夹道冲入险地，从济北出发，十多天到达京师。天子听说后十分高兴，说：我本来就知道这就是我的倪讲官！当天召见他，询问消灭敌军、抵御寇乱的办法。公于是详细列举前后形势和各项数据，皇上嘉许并采纳。于是朝廷内外都盼望公出任；假如他入阁执政，早晚必能有所作为，绝不会像从前那样昏乱。宜兴也非常惭愧，自请督师，不久事情败露而离职。而井研谋求首席职位非常急切，便以贿赂敌军来中伤宜兴。有一天，他担心公进入机密决策之地，便告诉皇上说：天下不能治理，是因为兵与农没有合一；如今朝臣中可以任用的，只有倪元璐、冯元飙。让元璐任大司农，元飙任大司马，使二者彼此参合，不久便可以治理。皇上心中认为有理，当天任命公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与冯公分掌部务，共同治理。公以浙江人的惯例不任户部，坚决推辞，但皇上不许，便召公到中左门，对他说：朕知道你很久了。你的志向、性情、才具、谋略，不是其他臣子所能相比；凡是看到你的奏议，无不井然有条。请勉力替朕承担劳苦。又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不过依靠几个人；周代有四位辅佐，汉代有三位功臣，即使国初刘宋一类，也不过一两个人。朕专门倚重你，可以坐等太平。公想到太平不是大司农一人能够造成，长久推辞。皇上不许，便问：你现在将用什么来辅佐朕？公说：如果一定要让我承担，应有三项：第一，实做，与兵部合计，先根据粮饷来制约军队，再根据军队来制约粮饷；第二，大做，寻求民间最大的利益和最大的祸害，一举兴革，不要因为数目小就产生枝节；第三，正做，以仁义为根本，以礼乐为权衡。只要政令有伤害百姓的，臣一定替百姓请命。奏疏还没有说完，皇上叹息说：这才是真正有学问的话，深深有益于治道。公于是叩首谢恩，接受职事，退朝后与冯公商议互相核查户籍，先确定册簿，再确定部差。册簿确定，冒名虚托的人便不能侵蠹；部差确定，行贿争竞的道路便断绝。随后请求兼管饷部，才得以考察各镇将士。当时郡县残破，蠲免的钱粮大多从外地解送，不能按时到达。公昼夜筹算，漏下三十刻仍绕床不休，于是斟酌各地道路状况来供给军粮，发信告诉督抚，让他们自行节省以补助司农不足，每天数百封信，细密周详。因此公在部任职期间，士卒没有喧哗。然而皇上忧心忡忡，苦于国家不富不强，而矿砂、楮币之说日日在耳边喧扰；公多次争辩，却没有获准。权臣又因此困扰公，公叹息说：假如让傅说变成胶鬲，让夷吾变成孔桑，那么我宁愿到东海老去。从前西方人汤若望凭借技巧主张开矿采炼，公当面驳斥他；内廷宦官全都认为没有害处，公于是上疏说：古人所说铸山取利、煮海取盐，考察它们的利害，实在相距很远。其说有六：海只是汲取、灌注而已，山却必须开凿，劳费不同，这是第一；百姓多居住在山中，百年坟墓、千家村落，或许还要观察地气，锄头、铲子一旦挖到它们，这是第二；地形所在，稍有动作就会伤害地脉，这是第三；自万历中年矿使为祸，海 内心十分痛惜。如今又发生驿骚，众人的心容易动摇，这是第四点。我考察《万历会稽录》，据其中所得，子母钱出入通常不能相抵。当时道路上奉行威势、包揽承办的，都是取民脂膏，并非由于地方有宝，这是第五点。有矿必然有矿贼，这些人一旦聚集便不能再解散，还会同虏寇相通，这是第六点。至于争论楮币的说法，稍微委婉一些。纳约之后，皇帝已经遗使中官到浙江、直隶收买桑穰。公于是拜见蒋晋江，说：‘这件事我不能独力承担，愿意与您分担。’蒋公答应了。公便先上疏说：‘民间自行取得桑穰，都是因为剪落桑树多余的枝条，对桑树没有损害。如今因钦定期限紧迫，朝使威严，主管官员望风而动，奸徒借机生事，势必剥取桑树树皮，先毁坏蚕桑。这是什么时候，难道还承受得起骚扰吗？’皇上犹豫了很久，蒋公也再次上疏，于是停止执行。但诽谤议论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通州、谷城接受井研的旨意，说词臣不适合管理钱谷，劝皇上撤换大司农，召回讲幄。皇上说：‘倪尚书是好官，肯任事，但时势非常艰难，不能很快见效；如果撤换他，谁来代替？’群臣都闭口不言。有一天，皇上品评群臣，到公这里时笑着说：‘计臣倒是很有心思，善于撰写文章，而且忠于公、体恤国家，没有谁比计臣更好。’但群臣仍不停地排斥他，以楮币、矿砂是太祖、神宗时期的盛事来鼓动皇上，没完没了地推行；他们认为除此之外，计臣就会陷于困窘。皇上沉思很久，才下诏说：‘计臣元璐仍以原官，照旧专任讲职。’公笑着说：‘这正是我的志愿。’甲申二月，经筵讲《乐只》一章，公于是陈述生财的大道。皇上怀疑他是在

译讥讽切责，说：‘如今边饷匮乏，拖欠很多，百姓也因而生病，怎样处理？’公从容奏道：‘皇上圣明，不妨把权宜与常法交互使用。臣是儒者，只知道顺应百姓的情愿，把财富藏于国家。’他既没有畏惧，也没有引退谢罪。第二天，皇上在暖阁召见辅臣，告谕说：‘历来经筵只有问难，没有诘责；昨天偶然这样，是我的过错。’大概仍有所顾忌公。此前公刚在经筵任职时，皇上正勤于政事，留心接受辅弼，每逢公直讲，必定靠近坐席倾听；而乌程、宜兴彼此搜求瑕疵。公在经筵直言劝谏政府营私忘公，皇上发怒，用手挥开书册，仰面靠在几案上。公继续组织言辞，声音更加明朗；过了一会儿，皇上才稍稍前移，靠近案几，最终面色转和，接受了他的意见。因此前后讲臣如文陈、黄李、体备、九德，没有一个在公之前。公正处于昌启之际，像踩着虎、握着蛇，抓住了要害，所以群奸低头伏地，不敢放肆；每当一篇奏疏发出，就像撞响朝廷的大钟，震动上层。

译即使让那些人读到，也会相对闭口，不敢说一句话。因此天下称颂公的人难以把他作为法式，嫉恨公的人也难以加害。公卓然独行，挟带日月奔走于山泽之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便止步不前。崇祯元年，他上了三道奏疏，其中最著名。先帝每次得到公的奏疏，必定把它贴在屏风之间，出入顾盼，以为这是天下的伟人。群臣暗中不断诬陷他，便引弘治年间华容、洪洞以六卿之名为外辅的旧事，不过是表面奉承而已。唉，以天子十七年的知遇，竟不能使一个词臣进身咫尺；以五日三次召见的勤劳，也不能让他在讲幄中发挥作用，最终只能怀抱日星，同虞渊一同陨落，唉，难道不是天意吗？史书称陆宣公为相后，皇帝听信他，反而不如他任学士时；崔与之辞去官位，比文天祥更明智；叶梦鼎弃官，比谢枋得更贤，这些说法都不对。天下的治乱、君臣的离合，都有某种力量在主持。至于安身立命，有的人席藁草作为祭品，有的人以早晚为终古；七尺之身根系于天地两极，怎么能够夺取呢？公当日做宰相也会死，不做宰相也会死，只是如果不以宰相身份死去，便使天下悲痛，思考国家板荡的缘故，也使先帝在天之灵顾念后来的人说：‘这是我过去的讲官，受到许多诽谤；我现在才知道怎样识人。’唉！公名元璐，字玉汝，别号鸿宝，生于万历癸巳闰十一月十六日辰时，随先帝死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辰时。此前数日，公知道贼军侵犯京城，劝皇上让山东太子依照康王旧例出奔，皇上没有听从；又请求拿六十金招募一名勇士，得到五百名敢死之士，或许可以打破包围；再召勤王之师，也认为来不及了。这天听说贼军越过城墙，便束带向北朝宫阙谢罪，向南向太夫人谢罪，拜了四拜，取出酒入斋，与关神对饮；出来到厅事，面向南接受缳绳，并题写在案上说：‘南都还可以保全，死是我的本分。不要准备棺材和衾被，以表明我的悲痛。’于是上吊而死。不久贼军来到，问公在哪里，家人便把尸身陈列在堂上。贼军各自称他为忠臣，叹息着离去。长子会鼎因为奉养老夫人住在家中，没能亲自料理含敛；次子会覃因为抗拒而披头散发，受到污辱，几乎被杀，贼军仍怜悯公的忠节，使他没有死，扶着灵柩归来。恰逢新的诏命旌表公忠节第一，追赠光禄大夫、太保、吏部尚书，谥号文正，赐祭六坛，由有关官署营造葬地并在京师建祠，名为旌忠。他的世系在先琼州《雨田墓志》和家谱中记载得很清楚。铭曰：青州文始，春秋著国；南渡相土，上虞是宅。五世之后才显达，家族中有人因战功取胜；后来有崇尚高洁、隐居丘园而显扬名迹的人，直到南城，才领有赤社。两代之后显贵，触怒江陵的，就是公的父亲。他守着八千石的俸禄，以诚信弘扬大雅，纯厚的德行都包含其中。这不是一代人的事，昆仑曲折绵延，大概有九万里。公践履珍贵的典籍，抚摸青色文字；捧读颉籀遗文，舒展丹色古书，展开纸张。自董仲舒、贾谊以下的学问，他都服膺而深入；到了末世，吐出彩虹般的舌头来舔食天之精髓。太阳所经过之处，连骊龙的明珠也失去光威。即使有圣人取法于它的高峻，山岭和日月也不过成为内外的仪表；古今之学，他都通贯，关于《春秋》的问答都能说明。譬如苍天之匣、穹隆之中，没有什么不相合的。代皇帝起草诏令、讲解篇章，应对本心所忆，起草文章，譬如环绕银河的纬线，没有什么不明亮的。于是包举黄帝、姚舜，直到七朝，辞华骈丽而内容充实；冶炼五金，没有什么不能消融。他策足立于杓星之旁，俯瞰天地，把古代圣贤看得如同数鸟尾，仍有微微的敬畏。早晨听见道理，晚上即使死去也无憾，于是慨然扶持桥山，洗去血污，佩弓登上紫关。上帝虽然踩踏右边，回头却又咳嗽；回头看左边，又含笑。世上也有这样的臣子可以作为榜样。既然懂得大道，何必一定要像籛铿那样饮酒？何必迁徙而饮鸩？他的脚步又回来了。二位公子啊，这是才士，能读书，也能骂雄誉原；将要登上父亲的车，何必金吾，才可以在莱地娱乐呢？唉，如果公不以气节著名，即使有著述，也只能获得小人的附会；靠文章成就苏轼，靠识见成就苏辙；有人从柴门执经来求学，继承壶中讲德。在天地之间，也有大有人在，戴好冠帽、振起衣裾，翱翔于太清之上。何必同年的人丢掉斗笠、毁弃车辆，把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视为珍宝，像我这样的人吗？朱完初先生及其配偶查孺人的墓志铭。

译我观察古代各位名贤，早年奋发自立、足以登岸的，大多有家学，经过两代才昌盛，像程大中、朱韦斋最为显著。启祯以来，缙绅中有朱美之，他的言行恭谨温厚，根本出于程朱；他用心精深，识见敏锐，深入古学，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各种幽深奥妙都具备。我心中仰慕这个人，料想必有经过两代积累、五六十年学问，后来一询问，才知道他的尊公完初先生，就是古人所说的程大中、朱韦斋。完初对于学问无所不窥，凡是天文、地理、历法、音律、兵法、农事，下至医术、卜术，没有不阅读研究的。他所发明的道理，往往是古人所没有说过的。他说：‘天地的道理都妙在运用逆势，最终都藏于归宿；至于国家治乱兴衰的缘故，取得成效不在忧患之外，失败的计策也不在渺小末节。’又说：‘天地的运用在逆，圣贤的运用在顺；天地的运用在明，圣贤的运用在清。’因此他的学问以履行顺理、体察清明为根本，偶尔把这些话告诉别人，别人却不能完全省察。公名一儒，字季醇，别号完初。南宋时有朝奉大夫千二公，自新安迁到海宁华园里，于是成为海宁人。到第十一世为绍皋，公名瑞，嘉靖辛丑进士，官至侍御史，有直声，为权要所忌，出守皖城，稍后升井陉道副使，弃官归乡，断绝与郡县往来，自号真逸先生，有《真逸集》流传于世。生二子：长子履偁，号鸣皋；次子履侨。绍皋娶祝孺人，生完初。完初生来就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便能背诵；九岁时居祝孺人丧，悲伤憔悴如成人，乡里称异，绍皋也因此特别疼爱他。公因母丧，早晚悲哀思慕；每次读书回来，便曲身靠近父亲膝前，神色笑容无定，而绍皋性情一向急躁，有时怒发便以头撞物，无法解劝。公有一天假装卧倒，把鸡血藏在筐中，装作吐出红色血液。绍皋看见，大惊说：‘孩子为何到了这种地步？’公扶床哭道：‘孩儿无状，不能使大人宽慰，反而使大人怒气不能自禁，我实在惭愧愤懑，忧惧得想死。’绍皋惊慌抚慰他说：‘孩子幸而自行宽解，我以后不再这样了。’从此以后，绍皋一见公发怒，必定立即消解。公最初娶吴氏，不满一个月吴氏便去世。查日葵先生与公家世代交好，于是把女儿嫁给公，就是查孺人。公与查孺人想到祝母早逝，每逢进食必流泪；侍奉绍皋公和继母徐氏，早晚问安，照料寝食，从不间断。当时士人学业日益追逐奇异，佩饰相悦，公独自保持雅正驯厚，不沉溺于非圣之书，常说：‘行事不以《家礼》为根本，作文不以经传为根本，这就像拿尘土做的饭互相欺骗。’公当时也名声很盛，多次应试都名列前茅。经过十次参加科场考试，才考取明经，完成学业于南雍，于是浩然叹息说：‘我已经不能用俸禄奉养父母二人，那么还要什么俸禄？不过是取得钟鼎，交给儿辈玩赏罢了。’这时美之三四位兄弟也渐渐显露才华。公为长子搭起书架，藏有万卷书，任他们自由阅读，又延请老师督促功课；每隔三日，便召集子弟宗族，当场考问经书义理，以领悟的多少、言语的雅俗来评定高下，用以劝勉学习，也自得其乐。等到美之考中进士，诸子也都因文章显达，家门每天宾客盈门。公平静地谢绝，说：‘我家没有趋炎附势的客人，也没有趋炎附势的主人。’有一天，他驾车到旌川，看望美之治理县事的情形。还未进县境，见山水清润秀美，水深百尺而澄澈，野外没有弋猎的网罗，便高兴地说：‘这足以表彰我的心意了。’进境后见县庭寂静，门前没有喧闹诉讼，更加高兴地说：‘这使我做县令，也不过如此。’不久，他想到徐母早晚缺少问安，便命人回去；回去后徐母病重将死。公捶胸顿足，号哭不止，徐母竟然苏醒。公调和药物给她服下，不几天便痊愈。众人认为这是孝心感应，而公又因伤感祝母早死、没能看见儿辈成人奉养，暗中哭泣，时时拒绝进食，到此时病发，便不起了。唉！公活着时的孝行能使徐母濒死复苏；他死后的孝行，却因祝母已经去世而自我摧伤。自曾参、闵子骞以来，没有比这更深的了。公非常警敏，遇事总能预先明察，因此处理事务从容，对所抚养的族人子弟很有恩。有一位从祖兄长去世，留下年幼的儿子，众人都贪图他的财产，公替他主持事务、保存契券，使财产没有被动用。等到那孩子夭折，产业已经分散，他的家人愿意减价归还给公，公始终不取其中一亩田、一间屋。绍皋公去世时，徐母留下三个女儿，公替亲姊妹厚嫁她们，所给待遇与徐母娘家相同；查孺人又替公筹划，办事十分庄重，三个姑娘出嫁时，都拿出箱笼、首饰来资助。每逢岁时祭祀，锅灶器具必亲自操持；乡里有人馈赠祭品，也一定先洗手祭奠，先供奉徐母，再轮到其他子弟。一件布襦穿了几十年也不更换。完初公三十岁还没有儿子，便为他置妾，生子琦；不到一年，美之也出生，公把他看待得像孪生兄弟。教育子弟和诸位旁系子孙时，常常把书传以及各位老人谈说的可以惩戒、劝勉的事情，发扬讲述。他曾对美之说：‘处在今天的世道，恶人任意得志，古代的天理却使善人得到结果。’又说：‘人有善恶，天没有古今；只应当行善来等待结果。’于是取出笔札，命令美之说：‘一定替我写“古天庐”三个字，我将终老在这里。’最后果然以此终老。旧史家说：古代贤者的成就，不只是外在师傅教育，也有内在家庭教育的助益。我考察朱完初和查孺人的行事。一个以平民身份实践圣贤之学，一个以闺秀身份坚持志节，都卓然不凡，不借助冠佩之贵，而冠佩之贵反由此产生；朱美之有这样的兄弟，确实是毫无疑问的。铭曰：各种德行的根源，只有孝与悌；千年之后再次出现，终于得到名扬当世的人。徽国公的先德，由此得到继承；和顺与道德，在义理上相近。近处有祖先，远代也没有衰替；玉璞金质，开启清纯精粹。众人都敬仰珍视，无法用器物来命名。家学将要昌盛，美之于是成功；终于成为考亭的传人，执掌左契。圆渊方水，精华都汇聚于此。吴思乔太公墓表。

译圣人俯瞰宇宙，好比俯瞰空谷。为什么说是空谷？因为空寥的元气充满其中，宏大的声响一触即相应。孔子说：‘君子居处在家中，所说的话如果善良，千里之外都会回应，何况近处呢？’所以千里之外与室内、室内与宇宙，都有相互涵盖的关系，以精气彼此呼应。传记说：高台上的长叹，远方的深谷也必然充盈。我见过仁人君子的言语，仿佛没有发出声音，声名却遍及天下；我见过隐藏身形、处境卑约而品德高不可测的人；我见过吃粗食、穿粗衣，却靠子孙奉养的人；我见过父亲舍不得吃肉，儿子便割股奉养的人；我见过撩起衣裳渡水救人，恩泽却通达四海的人；我见过父亲赎人不求市利，儿子却把父亲投入沟中视为羞耻的人；我见过父亲增筑城垒，儿子成为藩屏的人；我见过跛脚抄纸，死后却得到祭祀的人；我见过抵御灾难，死后享受社鼓祭祀的人；我见过做人师傅却不借助学问思虑的人；我见过默默行善，得到时坦然，得不到时也坦然的人。这些事情全都从空谷之中发出，彼此呼应；神明成为窍门，上帝在其中吹拂。《诗经》说：‘没有一句话得不到回应，没有一种德行得不到报答；别人投给我桃，我报以李。’仁义与福泽，就是天地所投的桃李。可是方外之人把它叫作果报，也就随他们称作果报罢了。我听说吴孝子源长的父亲思乔公喜好仁义，隐居浦口，得到多余的钱财便替人赎罪。这样做了十年，乡里没有犯罪的人；又造船筏替人救溺，做了二十年，乡里没有溺水者；侍奉母亲孝顺，平日常拱手教人行谦让，做了二十年，乡里没有不谦让的人；又替乡里修筑城墙，城墙完工后，敌寇突然来到，因城墙坚固而无法登上。这样过了三十年，孝子考中进士。孝子割股而考中进士，从吴源长开始。这样的事情从空谷取得，究竟是虚还是实？它受到感应时仿佛是虚的，而得到报答时全都是真实的。曾子说：‘实与实，如胶似漆；虚与虚，如春谷看见白日。’空与有互相涵盖，器物虽虚，呼应、投报却没有不真实的。思乔报答亲人，源长报答思乔，以天地为桃李，以神明为胶漆，还有什么可以相比？我起初怀疑这些话，后来听九一、卧子也都认为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如今浦口城西十里有西林山，两座墓阙高高耸立，逢年过节，浦口人群集拜于其下，这大概就是吴思乔公的墓了。崇祯辛巳年十二月十七日，刚开始下雪时，道周在白云库中取火烘笔，草率写成此文。不要仓促刻入木版，应当寄给卧子等贤者删改润色。张茂才凯甫墓表。张凯甫去世的第二年，将要安葬他的父亲汰沃为他叙述生平，他的朋友史周替他撰写墓表。凯甫的名声，在他生前已经显著了十八年。天下有很多仰慕凯甫的人，但活着时见到凯甫，却不知道他是回宪；死后才诵说回宪。凯甫生前，我曾在他家沐浴，亲眼见他还在襁褓中就能辨识字迹；八九岁便作歌咏、酬答宾客，安排菜肴，通晓百家。此后不断长进，所作所为都合于道。十三岁便能作诗，十六岁便完成文章。以我所见，古来道艺的成就，没有像他这样迅速的。唉！凯甫不死，明代就不会有徐、李；凯甫不亡，唐代就不会有王、杨。凯甫死后，他的家人哭颜子；凯甫亡后，我哭董常。虽然如此，凯甫本来并没有死。我题写墓石并号召说：‘看那座山丘，难道其中没有赢余而广博的思念吗？《匪风》厌闻音乐吗？看那座高山，究竟有极限还是没有极限？当时不夸耀，难道上天可以得到吗？茫茫的具茨山，逃避那位老师吗？七圣人蒙昧，骜轘帝王的言辞吗？祷祝戭不荣耀，苍舒能相助吗？即使名为苍舒，也不能使他复苏吗？三位神灵匆匆离去，说你们辛劳了吗？燃烧那高洁的琅玕、飞扬于天上的，是玉啊。君子的道路，远望不使眼睛眩惑，登临不伤脚，踏入深渊而不悲伤，飞上高天而不叹息。野鸭的脚虽短，天鹅的腿虽长，哪管春秋变换？我年幼时梦见登上昆仑，长大后游览武夷山丘。我向北望峨眉、华山，向南望疑山、罗山，没有一处不像武夷山。那些高低错落、曲折蜿蜒、陡峭而有平缓小路的山势，大小不齐，但总的说来幽深秀美，通达人的性命，仿佛进入五脏搜寻、医治疾病，这就足够了。我推而广之，环绕大海的洲岛、昆陵的宫室、锱坛丽谯，没有一处不是这样，那么也就完满了。若说这是我自己创造的，那么造物者早已替我描摹，我怎敢说不能假借？’于是对二子说：‘武，你做湘沅；夷，你做天门。我因此洗脚，呼唤守门人，又怎么知道你是子山，还是王孙？’才华耗尽的人不在大道之中，才华并存的人不在长久；水石的纹理中有珍珠，薄薄的云气相合便降下千里之雨，谁能分辨达巷氏的俎器，来奉祀彭氏呢？于是子山、王孙相视而笑。所以天下以幻化著称的人，没有比这三人更像的。有的人把这些话告诉藏史，说：‘太荒谬了，诙谐者的怪谈！王子山、李王孙、张凯甫三人相隔千年，竟把他们并列游赏，认为是同时代的人。’藏史说：‘唉，你哪里足以知道呢？实沈、台骀距晋、郑已有千年，尚且可以并列；凡人也能因此在公侯面前显耀。王子山、李王孙都有超过众人的才华，而上天让他们在英年传薪，冯灵必然要等到他们的才华和大道全部显露出来才完结。’ 至于凯甫，他已经接近大道；道与才相合而变化，才华充满便止息，止息之后又归于一。你哪里足以知道呢？有人说：‘中郎、昌黎难道知道吗？’又说：‘他们是朋友，认识人的心性很浅。’那么谁能知道呢？知道儿子的人，是父亲；王叔师、张绍和，也许足以知道他。列传逸事。遗史七传。邻秋《沈家逸事》。《遗史七传》。

译我曾读《遗史》，看到郭原平、刘瑜、张文诩、翟普林等人的德行事迹，没有一次不为之感慨。想寻找他们的后裔，却没有找到。郭原平是会稽人，他的父亲郭通也因孝行受到表彰，在乡里立了牌坊。到了原平，孝行更加深厚。家里贫困，靠做雇工供养父母。曾经寄食别人家，主人请他吃肉，他因为父母不吃肉，便推辞离开。父母去世后将要下葬，他为了奉养父母直到终身，尽力亲自办理，不借手于人；又帮助别人营葬。过了很久，衣服渐渐破旧，便继续做雇工筹措费用，终于完成葬事。墓前有数十亩田，暑月耕田的人袒露身体，他认为这样在墓前不敬，便倾尽钱囊把田换掉；农忙时则束带耕作。元嘉末年，文帝去世，原平哭临多日，每天只吃一顿饭。有人说：‘难道你只是王的臣子吗？为什么哭得这样悲哀？’原平流泪说：‘我的父亲蒙受先朝的褒奖，却没有办法报答，所以悲痛罢了。’他曾拿瓜出售，只求半价；买瓜的人按原价给钱，他一定推让之后才接受。大明年间发生旱灾，瓜渎水道不通，原平运瓜船到县里，县令下令疏通水道。原平说：‘现在正逢大旱，田地苦于无水，怎么能减少灌田的水来运瓜船呢？’于是改走别的道路去卖瓜。刘瑜是历阳人，七岁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十分孝顺。到了艾年，母亲也去世了，他最终悲伤憔悴，三年不接近盐和酪；服丧期满后二十多年，已年近八十，仍穿布衣，吃蔬食，住在墓旁，一刻也不离开。下葬完毕，他不忍心再回住宅，便露宿墓下，乡人因此为他结庐居住。张文诩曾游学太学，以学问深奥博大成为诸生所推重。隋仁寿末年，学校废置，他拄着手杖回乡，以灌园为业。曾有人夜里偷他的麦子，文诩看见后暗中躲开；盗贼知道后，丢下麦子到他面前道歉。文诩安慰他，叫他拿走。邻家筑墙，墙基没有筑直，文诩便拆掉旧墙来迁就它。曾经腰痛，被医生误伤，伤势很重；医生惊恐害怕，请求治罪，文诩却打发他离开，假装说是风眩跌伤。州郡征召举荐、周济馈赠，他一概不接受。人们把他比作原闵。翟普林是楚丘人，侍奉双亲以孝闻名，亲自耕作来使父母得到奉养，不接受州郡征召。父母生病时，他亲自替他们调换干湿，七十天不解衣。大业初年，父母一同去世，他背土筑成坟墓；盛冬时不穿丝绵，只穿单薄的丧服。这几位君子都生在衰乱时代，隐伏于里巷之间，奉行他们所应遵循的德行。郭原平质朴真实、孝行至极，即使杨播、房廉谦等贤人也比不上。那些贤人显达于华贵门第，博览诗书，祖先根基高贵，眉目声采容易聚集；至于王祥、刘殷一类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浦口人吴思乔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侍奉继母何氏非常孝顺。母亲劝他经商，他便经商，赚得十倍利润来供养母亲，使母亲欢喜。母亲去世时，他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捶胸顿足、号哭悲恸。有邻人妻子去世，想卖掉女儿办理丧葬，思乔替她筹办丧葬，使她不用卖女儿。有位老人没有儿子，被抢走全部财物，想投水自杀，公询问他损失了什么，替他偿还，并劝他不要自杀。王医老年迈不能自食，思乔每月供给他米；有时王医到饼家取饼，饼家要钱，思乔都替他付清，不让王医知道。有个千户李某嗜酒，把所署的印信丢失，事情被发现，判处徒刑；思乔替他缴纳赎金。有个姓倪的山民欠官租，催征很急，便卖儿应付，所得儿价又被人抢走；他向思乔哭诉，思乔全数替他偿还。思乔行义已久，为乡里所尊重，凡有困顿、疑难之事，都来向他咨询；思乔必定谦逊谢绝，退让说不敢承担。有魏商生了一个女儿，祝某生了一个儿子；魏商去世后，他年轻的妻子病重，把剩余财产托付给思乔。思乔替她寻医治疗，病愈后过了一年，便把余财分成三份归还，绳索和钥匙都原样不动。有人欠思乔债，愿意用住宅偿还，思乔说：‘怎么能因为区区财物使你无处安身？’有人拿母亲的木材来求思乔，思乔发怒说：‘你竟忘了亲人，还来找我？’于是烧掉了他的债券。有人说：‘那是你母亲，你难道被他欺骗了吗？’思乔说：‘我自己相信他是这样的人；我对于他，又怎么会欺骗呢？’思乔曾经修建房屋，与邻居相连，先替邻居整治砖石，让出数尺地，然后才修自己的屋子。浦口靠近江边渡口，常担心船只翻覆；思乔曾叫小船来回救济。有一天夜里，渡江后住在船中，心中忽然悸动，告诫船夫更加谨慎，自己乘渔船上岸。不久风涛大作，他所住宿的船翻了。思乔从岸上召集人救援翻船，其中所救的五个人全部活了下来。我考察近世以来以本性至孝、乐于行善著称的人，没有一个像吴思乔这样。考察他的事迹，在沈道虔、许昭先以上，还有沈道虔，是武康人，宋元嘉年间隐居不仕，每天治理菜园自给。有偷园中蔬菜的人，他看见了就躲起来，不让那人知道；有人拔他屋后的竹笋，他制止说：‘我爱惜这些竹笋，想让它们长成竹林。’又买来大笋送给那人。外出拾取遗穗，遇到争夺的，便把所有穗子都归还。冬月没有衣服，戴颙制作衣服送给他，他全都拿去供给没有衣服的兄弟。乡里少年跟从他学习，直到老年仍吃蔬食，没有每日的粮食资费，却弦歌诵读不绝。如果他在孔门，也会是曾参、子游、子夏、子张一类的人。许绍先是义兴人，父母年老多病，他竭力供养，甘美的食物一定满足他们。父亲去世后，他的从父肇之因被诬陷而入狱，多年没有判决。从父的兄弟共有二十人，只有昭先奔走申诉，拿出钱财，甚至卖掉住宅来继续营救。肇之的诸子也已经厌倦了，只有昭先始终没有二心。经过七年，肇之才获昭雪，昭先对后续事务仍不懈怠。他的舅父因疫病去世，家贫不能安葬，昭先都替他筹办丧葬送终。州县征召他，他不肯赴任，最后死在家中。唐宋以前，常有征召孝廉、笃行之士的制度，因此士人竞相修饰自己的德行。那些声名显著的人，其事迹有时未必全是真实的；只有里巷所传、白首耕作的人，才比较接近事实。如今从郭、刘、张、翟直到沈、许，都本于天性至孝，敦厚质朴，真实纯至；只是到了宋、齐、魏、隋之间，已经没有人表彰他们的事迹，不能与姜、蔡、王、庾等人一同辉耀于世。既然如此，山野之间笃行的人，难道哪里能够穷尽吗？《邻秋沈家逸事》。

译邻秋，孝廉，名泓。他的七世祖得四，曾剖开胸膛探取肝脏来治疗祖父的疾病。洪武年间，皇帝下诏表彰他的住宅，征召他授任太常赞礼郎。当他剖胸时，远近一里的人都听到任负的喧闹声，起来询问，都说：‘沈家有七世积余的粮食，大家正来运送。’天亮后却寂静无声。不久，有渔人拿一百多斤旧铁来换酒和米，离开后才辨认出那其实是金子。沈家因此在泖上富裕起来。到第七世邻秋时，才凭文章起家。赞曰：剖胸取肝的诚心，比割股更为奇异；这是当时法令所禁止的事，明神却因此取纳。用铁换得金子，比发放粮食更为奇异。郭巨、刘殷尚且惭愧于这种质朴笃厚。可叹你们这些君子，忧虑活着有身体，以血肉为贪恋，却把它遗留给亲人；剖胸取肝，怎么会不痛？应当领悟，人的皮肤和血液都是精诚，奉献精诚，便如水土一样可以取用。神明听见这些，必将赐福于你们。邻秋的母亲宋孺人二十三岁守寡，生邻秋时他才五个月，留下七亩田，连稀粥都供给不起。外家想改变她的志节，母亲送信给外家说：‘女儿承蒙父母择配沈君，可以说嫁得其人，哪里想到他突然夭亡。幸好已经生了儿子，我将抚养他长大，这是我终身所依靠的，怎敢另生他心？妇人跟随丈夫，终身不改，这是人的大伦、女子的大节。有人来商议此事，请你们再三拒绝。如果四位尊长都这样决定，我宁愿跳入东海而死，又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沈君呢？’这封信藏在她妹妹瞿家，被云间人广泛传诵。赞曰：有这样的巾帼女子，足以让那些佩冠执剑的男子惭愧。她吐出的话语足以破山，拭泪的手仿佛放出闪电；她以双手编织纲常，如同编织五色丝线。看看世上那些污秽如泥淖的人，更应仰望她。曾经听说丸熊、画荻的故事，研磨不止，讲学的帷帐不曾踏入王宫；有这样的品行，理应有优秀的儿子，成为当代俊彦。宋孺人侍奉公婆非常孝顺。公公少渊临终时没有别的遗物，只留下了一张床，并为此写道：‘寡媳宋氏，甘愿忍受荼苦，抚育孙儿，亲手教授遗留下来的经书，亲自汲水。日常用度不足，依靠女红自给；所吃的只有熟油和苦菜，衣服不加装饰，行为举止不失法度。侍奉翁姑孝顺，接待伯叔恭敬，与妯娌相处和睦，直到对待亲友、役使下人，都各尽其道，值得嘉许敬重。我家贫寒清苦，仔细想来没有什么能够奖励她；我只有一张拔步暖床，送给宋氏，以表彰她的贞节坚贞，使之传世而不被遗忘。’ 赞曰：内在的品行淳厚完备，是古人所看重的；对父母兄弟始终没有隔阂，更加难得。八十岁的老人敬重自己的寡媳，想要奖励她，却苦于没有力量，只能留下床榻表彰贞节，抚书长叹。看那《柏舟》中的坚贞，比磨刀石还坚固。光彩夺目的旌表，辉煌灿烂的史册，不过几年便像太阳一样照耀。五十岁守寡的孤妇，离上天只有一尺；可叹世上的人，却只知道眼前朝夕。邻秋成为孝廉后，叙述母亲的德行，请董玄宰宗伯撰写志铭。玄宰亲自起草，还没有誊写成定稿便去世了，这篇草稿于是成为他的绝笔。邻秋常常把它装在袋中随身携带，不离开身边。有一天船中遇到强盗，强盗搜取包袱，被褥衣物全部散失，唯独留下这卷文字。邻秋把它放在大士龛中，说：‘这是沈孝子家的东西，应当送还。’远近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认为是节孝感动了异类，使盗贼也改变了心意。赞曰：飞鹄吃桑椹，尚且怀念美好的声音；猛兽衔鹿，投入孝子的林中。贤人的毡席，盗贼也不侵犯；譬如豚鱼，也有诚信惠爱的心。丁公藤成为孝绪，参成为庾贤，钱成为刘殷的金子；相信那些强盗最终也会守剑，因为感动于这篇孝行文字，或许也能存有善念。神明所扶持的，必将使光明焰焰而出；刻在石上，流传万年，没有人敢使它坠毁。邻秋叙述母亲训诫中可以传世的内容很多，每读一次，读到几行便潸然泪下。现在只选取其中的逸事来铭刻，不让墨汁与酸楚的眼泪混杂在一起。尺牍。与鸿宝论书法。答复刘念台先生的信。寄给大涤、羲兆、木上。给倪三兰年兄的信。寄给吴源长的信。与鸿宝论书法，共三则。书法本来应以刚劲秀媚为宗旨，再加上浑厚深沉而不流于轻佻浮靡，便足以列入上流。卫夫人称赞右军的书法，也只是说笔势洞达精妙、刚劲秀媚、逼人而已。自虞世南、褚遂良以下，逞奇炫艳，笔意偏执，屡屡显露门径；颜真卿、柳公权继之，像援戈舞锥，千笔一意。从此以后，书法又多有疏略，实在不堪观赏；才情资质不及前人，却反而诋毁前人，说他们柔弱艳美，实在可叹。宋代不推崇右军，今人又极轻视赵孟頫，都是逃避正理，未曾真正得到书法的真诠。太极殿落成，谢公想得到王献之的书法来书写它，于是举出仲将的事情告诉子敬，说：‘自从仲将悬橙以后，诏令禁止你们这些年轻人再作书法；从此楷法极少，我想借此来打动子敬。’子敬直说：‘仲将也是魏朝大臣，竟然做这样的事，足以说明魏国的德运不会长久。’谢公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改命张翼书写。张翼的八分书极佳，晋人法帖中有张翼的几行字，近似章草，也是钟繇、索靖一流之下的高手。陈雪滩把松雪的书法写成倪鸿宝把子瞻的书法，不仅形制相应，神理也超过前人。董其昌前辈的法力包罗众体，临摹古人之法达到了前贤的极致；但单凭自己的姿态和力量，有时也难以达到佳境。邢子愿、米仲诏各有长处。大体说来，想在贞元以后、永徽以前求得米芾那样的笔法，已经再也得不到了。这些都只是鄙事，暂且留下来供后人参考，最终只希望我们不要再写出这样的字。答复刘念台先生的信。大道没有穷尽，而人的力量容易穷尽。到了晚年，只得借山水怡悦性情，诱导后来的学人前进，留下一点清明光辉，作为眼前的受用和后辈探讨的凭借。伊川回到洛下，元晦归还西山，他们的成就与当年也没有什么不同。晋人也说，只是动与静有差异，本来没有优劣之分。老先生道德贯通、地位尊高，我不敢再谈前后，只能仰望。然而您说古来杰出之士经过磨炼挫折之后，很少还能有所建树；这正是田画所进陈莹中的话，恐怕元定、晦翁听到后也会不以为然。君亲之外，只有师友；敝乡远隔天涯，难以作为榜样追随，又因年老迟钝而孤寂无为。听到您的教诲，迫于警枕，病马拉盐车，不能离开鞭策，也已经踢动蹄子想要起身了。前两次寄在扇头上的诗，共有七言八章，想必您都看到了。婴儿看了会惊笑，动辄成为黄叶，把它拿来祭祀是不行的；长者看了捧腹大笑，却还绰绰有余。其他不多说，感谢无量。寄给大涤、羲兆、木上，辛巳至甲申共四封信。

译庚辰年秋间，我知道兄长租船将要渡江，过了很久，却因我不肖，积累罪过，给亲友带来忧虑，缺少谨慎，自己招来罪咎，也足以成为我们同道的鉴戒。我一生孤立，年老而无朋友，只有二三位兄弟；艰难中相互牵挂，思念从未有片刻间断。如今或许可以借上天好生之德，逍遥于山林沟壑，抛开经史，渐渐趋向敦厚沉默，以完成宏大的志愿。请让二三位兄弟替天下挽回这股颓波，使后世谈论者说：‘不肖在武林时，还有丘明、伯玉那样的交契。’让这些文章承载光华，振扬海内，流传无穷，实在是我的大幸。文章虽是小技，但既然借此作为渡河的桥梁，就不能不竭尽力量，百分之中不能有一分退避。只有兄长和诸位兄长、前辈请多多筹划。树叶凋落，风寒，容我在桐江又停留四五天。逃亡的客人牵累别人，很难像猿鹤那样超然。我知道兄长思念家人、心情急迫，而十多年同游，终于有这样一天，情义上不能舍弃；常常吟诵佳作来给后来人看。关于讲论世事，是世人所畏惧听闻的；堂构规模，切不可让人侧目。我留下这一段与前贤相互印证，并不是为了在仕途上张扬它的声势。临安诸诗很少，这次出处还没有写成篇章；经过建溪后再作环音，并把同患诗三十六首一并交给羲兆兄商议。如果羲兆已经出发，可以补入前稿，使它不留缺陷。前稿多有草率和错字，请改定。涉世极难，应酬不易；自从反省以来，常常如同站在堆积的木头上。请命的诏书还没有下，我却梦想以此为荣；在义命之外，我不知道其他事情。我屡次往返奔波，对人事没有益处，只是徒然使诸位兄长烦劳，实在惭愧。这次占卜命数，能够借此相互安慰，也很好；譬如远行的客人敲门，经过相知之家，不像普通的轻轻叩门罢了。象征似乎正可以开始动笔；这条道路不必向别人借话，切不可请人作序、跋。只有相契的兄弟在卷末作一篇赠言，也未尝不好，但实在不必多写。诗稿草率，或有不妥之处，不妨改正。见到诸位长者中有人为讲堂捐助，十分可嘉；但这会打开门缝，恐怕招来旁议。我们的门缝只能映照枯萤，哪里需要合起侯鲭来作为光明呢？有一封信寄给陈卧子，其中有左沧屿志铭一道、倪鸿宝序文数行，到了即请转交，没有别的事。朋友缱绻相聚的情意，到了一个月、十几天，也就可以结束了。过去留连江潭，至今想来仍感到悲怆。眼下已经整理行装，赶赴诏命，似乎不能再徘徊；应当在初八、初九抵达京城，也适宜每天渡江，以等待风信。台兄与木上暂且分别，明年花朝以后，希望借台兄的福分请假还山。夕阳小径之外，梅屿湖边，相望并不遥远。近日承受的烦劳费用，无法用言语尽述，略作告别，不一一细说。给倪三兰年兄的信，共两封。兄长归去后，就享受莱舞之乐，使林中的猿、深潭的鸟共同感到和煦舒适；稍候清风来助成玄妙的教化，自从我们兄弟都蒙受福泽以来，实在可喜可赖。只希望明主不要听到正直的言论，使国家的恩泽滞留在干涸的池中；推车覆车，只听到请求援助的呼声，这也是隐逸之人所怀念、逃名之士所远远叹息的。鸿宝来相会，聚了四五天，剔石寻梅，游尽湖西，大概是王谢以来从未见过的景致。想来伯兄在剡上所得，也不会少。鸿宝回来后，已把全部实情告诉他。感谢。病了很久，时好时坏，几乎成了心悸；而我的前后遗忘，比心悸还严重。想在这里决定归去，却又被笔墨文书牵滞，无法抽身，郁闷得不能忍受。前面杨伯祥知道有便人，我不敢立即把宝兄的信附带寄去。年兄来看望我，我没能拿着扫帚迎接，便惘然如坐在瓮中。您的信到了，我又来不及答复，前后背负两大罪过；若没有年长兄，谁能谅解我这个癫痫病人？半夜点灯，想办完司经一案，于是拔脚南行；忽然已经过了正月，还没能下手。如果宝兄在这里，必定会替我跺脚。刘丈早晚要归去，我不能去拜见他，实在是被心悸夺去了精神。前后给年兄积下五六封信，等心情稍微开朗，便蘸墨写完。我的行径如同村翁背着官府的炭，早晚烧柴，手脸都被熏黑，再也不能同饼师唱歌了。只请年兄给宝兄写信，千万保重。厨房起火而没有人扑灭，终究还须靠您家兄弟。等莼鲈成熟后，再登秦望山。感谢刘先生，见面执手也不迟。临风思念，不尽其意。时在都门，复信倪氏，为鸿宝兄索取书法。寄给吴源长的信。天下可耻的事有两种：没有功劳却享受丰厚俸禄，不能救助危难却旁观倾覆。这两种事，时论不过像醒梦之间，也不过是《易经》所谓的吝，可叹的事有两种：时机错失而不可收回，时势过去而不可谋取；这两种事进退都没有余地，叹息悼惜也来不及了，正是《易经》所谓的悔。悔与吝处在中间，人和鬼都会责怪；即使有高官大爵，也不过像把蚌壳粘在岩山上、在曲突旁堆积柴薪罢了，哪里值得君子过问、有道之人夸谈呢？祖台到任时正遇寇乱，百姓和贤士汹汹不安，举手投足之间便歼灭贼首、擒获贼众；原野平定，泉流清澈，于是闭口不谈功劳，退居在树后，而掌握大权的人却在其中上下其手，夺走我慈父，把他安置到远方，这在衾影之间也不以为吝，四面顾看也没有悔意。如今罪恶的根苗还未消灭，邻近封地多有阴云，而有权势的人却舍弃甘霖，反而去扑灭火势，恐怕虎狼凶性一发，激起怨愤之心；龟玉仍然放在怨恨的匣中，终将再次寻找斧钺加以毁灭，这也不是有道之人乐于谈论、君子愿意再问的事。祖台家有竹林田地，余钱足以置办近郊车马；乘车或小舟出门，临江洗耳濯足，没有什么不快乐。即使不这样，翻越山岭、渡过水流，观看西粤奇峰，铭刻铜柱的伟大功烈，然后悠然仰望旌旗，俯身抚摸花石，回到我们同道所瞻仰、先人所期望的地方，也未必很遥远。我是病人，自五月以来足不出户，每天只吃三钱栀子，哪里有精神给长安写信？此前乡里显贵因我傲慢而责骂我，井研来信也没有回复；我想再请求辞官，以免陷入诸多是非。承蒙来信如此教诲，那也正如枫叶飘落、梧桐经风，无言而自行化育罢了。我读书五十年，经历过刀山剑岭，无所不历，哪里还能再商量该说还是不该说？见到石狮子的眼睛便搬家，这是后来的事了。南中的贫困朋友，如叶瞻山、詹月如，去年靠他们的支持救济流民，今年江关又一同出资防守；这样的事业，比宰辅更贤。张司马澹虚在危急时救济家人，超过骨肉亲情。相见时幸请替我致谢。另附两把扇子寄去；四壁萧条，没有东西可带，想来诸位老人也能谅解。石坡诸位兄长无法泛舟寄信，只能寄去言外小草，不能承受思念。癸未十月十一日。书信示同学，共二十一则。读书首先要看孔门弟子的言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精微道理。这两部书还须下二十年的功夫。《风》《雅》《颂》不是用来在笔头上陶冶抒写的。这两部书，是仲尼的左右手和眼睛。学习大道，不应跟随别人亦步亦趋。思致遥远，趣味却来得太快。锤炼文章，就像驾驭军队。性理、道学、文章的首要事务。掌握这种方法，便能改变气质。现在不理解，将来仍有理解的时候。古人都有极其细密精微的地方。文章距离尧舜之道并不遥远。陶冶锤炼汉人的文章。歌唱和笔墨，并不取决于胜缘。敦厚质朴的实质。学业成就，道德便尊崇。即使勤勉努力，恐怕仍然不够。大道的仆役与尘埃。荒年应当把谷物看得珍贵，丰年应当把玉看得珍贵。以古人为师，与当今世代并没有不同。读书首先要看孔门弟子的言论。

译读书首先要看孔门弟子的言论，如游、夏的文章，见于《戴记》的，最应该反复诵读；其次是曾夫子的几篇文章，见于《小戴记》，尤其深厚高雅；左氏亲自见过仲尼，他的言论，一字也不可轻易置于其下。至于刘向、董仲舒、贾谊，在文章和性命之道方面，都各有可以入手之处；其余庸碌之作，不值得观看。司马迁的八篇书信，有些出入于荀卿之说，在处理时务方面也大略宏阔通畅。除此之外，文人不过是在溪边游荡，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宋人的书，必须到四五十岁时，在家塾中请老师讲解；总要去掉浮华、归于根本，由披览枝叶而见到果实。张横渠才华很高，见识也透彻；陆子静在《孟子》一书上看得最有渊源。如果先读宋人的书来寻找周公、孔子的道理，虽然脉络最为亲近，却像指着鲁国的桧树来辨认峄山的碑，反而不知道真正的补益在哪里。大抵这件事也要看人的资质，以决定远近；除这两种方法之外，便再没有读书的方法了。羲、文、周、孔的精微之处。凡是学问，除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外，都不再有真正的义理和意味。王介甫年轻时只写词章，诵读汉人的一两篇大文章，便自以为读书了；后来听中条、南屏谈论云岩、沩山的一两句话，便认为经书、岳山之外另有这样的人。按照这种学习方法，怎么能不被吕吉甫误导呢？即使濂溪、延平诸位老先生，也都有走入幽僻歧路的时候。至于读圣贤书，想寻求实际功用，却转向管仲、晏婴的门路，推鱼叩钵，更是不合适。应当知道，羲、文、周、孔不过是替造物主掌管记录的人；至于他们自身所处的位置，直与造物主相同，其中的精微之处，实在有许多不是可以轻易理解的。不要在颜回、孟子以下，跟着别人拾取唾余，却误把它当成珍珠宝玉。这两部书还须下二十年功夫。《春秋》是一部讲忠恕的书，《诗经》是一种讲诚正的工具。用“忠恕”二字看《春秋》，那么四始、三微、五伦、百礼，没有不相符合的；不用忠恕看《春秋》，那么褒贬、进退、爵位、地名、人名，都成了窃取权力的阶梯，反而成为乱臣贼子借口。用“诚正”二字看《诗经》，那么隆盛与污浊、贞正与淫邪，以及《巷伯》《缁衣》等篇，处处都能触景动心，成为向上的道路；不用诚正看《诗经》，那么五际、六义、草木鸟兽，与我有什么关系？自从胡康侯解说《春秋》、朱元晦解说《诗经》以来，距离圣人的本意渐渐远了；然而这毕竟是汉唐以前前辈学者传下来的源流，并不是两位先生的臆说。圣人去世，精微的言辞便断绝了；应当知道，《易系》《诗经》《春秋》三部书都还在，真理绝不会断绝。若完全按照法师、典吏所说的《春秋》，以及山人、墨客所说的《风》《雅》，那么稍微会写文章、通晓文理的人都能做到，又何必像颜回、子夏那样不吃不睡地钻研十年呢？从前我这样说，也觉得自己说得不对；近来用忠恕、诚正反复洗涤，才觉得头脑和面目清爽了些。若一定要践履圣人足迹、进入圣贤堂奥，穷究事理、穷尽本性直到天命，那么这两部书还须下二十年功夫。《风》《雅》《颂》不是用笔墨抒情遣兴。作诗的人谈论风格，只凭才智，随着自己的情态，写出千姿百态、如波涛涌出的美丽篇章，到头来仍是胡说。所谓“风”，本来就是人的性情，也是帝王教化流布到各地、受水土影响的余波，因此曲直、浓淡、艳朴各不相同，却没有彼此相非。所谓“雅”，必须熟悉政事，留心经国济世，感叹盛衰，并同神明、君主、贤相以钟鼓相互应答，不再是词人所能参与的。所谓“颂”，是圣人的节奏，不是声律章句所能通晓的。子夏进入这三者的境界，三年后还像隔着岸和谷；如今人们却只想靠笔头抒写情怀，便自满自得、迈步高谈，实在可叹。这两部书是仲尼的左右手和眼睛。《诗经》有正、变和五际，虽然是后人所说，却是圣门的要领；《春秋》有正、变和三际，与《诗经》相互对应。这两部书就是仲尼的左右手和眼睛，提取一代的宝藏，照耀百代。三十年来我讲说这两部书的一章一句，却没有人相信。试看黄河向南流，大江向东注，《常武》篇所说的王室难道不是这样吗？朋友们说：圣贤明明白白地教人，使人可以一步步行走，为什么你反而把人引入黑暗昏昧的道路？我说：太阳沉入虞渊之后，还会登上若木；半夜裹被照镜，早晨用餐，谁会把你装进漆黑的桶里呢？学道不应该跟随别人。见识没有去除，疑惑争辩就会日益增多；才华没有耗尽，声名文采就容易使人动心。学道的人应当像铁柱、木郎一样，只随着日光来衡量自己的倒影，千万不应像画船、兜轿那样跟在人后面，被人拖着涉水登山。所思遥远，兴趣骤变。所趣所愿若只在太平，那么肥沃平缓的水流便会同激越的水流一样低洼；所想若稍微迂远，那么独弦之音也会同繁复的乐声一样淡薄。公明仪有“师文”之称，颜渊有“像舜那样的人”的赞叹，都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高远，超越一世，情趣却能流传千年。因此，谈到渊云便咋舌，若志趣同归；追溯伊尹、傅说，便惊叹其流风，究竟还是会同冯、赵相比而混同。所以，歌声绕梁不绝，离开它的人也称其为神奇；崇岛使人移情，听见的人都会变色。赵岐说，求学问的道路上，志向高远的人才能通达；刘瓛也说，浮华之流比作土狗。这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吗？锤炼文章，就像驾驭军队。锤炼文章，就像驾驭军队：选取精锐，运用就广；裁减繁杂，力量就专一。宋朝末年防守江河的军队多到一百二十万，诸贤讲解经义也动辄达到千言。《礼记》说：“天下有道，行动自会有枝叶。”如果言语本身有枝叶，就不是君子所看重的。又如训练将领、磨炼心志、读书、治理志向，赵岐说求学问的道路上志向高远的人才能通达，难道只与读书有关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也正是这个方法。性命之道和文章，是最根本的事务。读书多，智慧和见识就增长；安居而使身心宁静，福力就坚固；选择有意义的话保存下来，浮华的辞藻便不会产生；约束自己依照道理行事，尘俗的情感自然会落下。因此，探究性命之道的根本，也是文章最首要的事务。改变气质，正要用这种方法。求学之道虽说在于改变人的气质，却也要根据各人的资质和所接近的方向，不能强求一律。《洪范》说：“沉潜以刚强取胜，高明以柔和取胜；亲善以柔和取胜，强硬以刚强取胜。”这四种“克”，是五行变化以及圣贤裁成万物的奥妙；“学聚”“思辨”“宽居”“仁行”，都要从这里着手。韦带、弦带同时佩戴，正是极其得法。刘安世酒后握拳，握得极紧；杨敬夫跺脚起立，态度非常恭敬。年轻时读到这些，觉得很不以为然；四十岁以后再想，终于把它们化成了丹药。宋末朱、陆分道而驰，鹅湖门人多半逃入空疏；考亭门人仍然传授注疏。然而这也是传习有所差错，并不是说朱、陆天生资质不同。苏轼的学问传到第二代，便走错了道路；世人把混杂考亭学说的责任归给考亭，并不是考亭的罪过。要知道，德性容易被浇薄，如同水波摇撼月影；学问多半有效，如同染色进入丝帛，绘绣绫绤，终于成为帝王的衣服；被废弃的断丝，不能再发挥针线织造的作用。元叔对弯曲的针长叹，桑生因铁砚而腐心，虽然志趣不相同，所行的轨迹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所谓“如切如磋”吗？尚且不理解，总还有理解的时候。倪尔征谈到“辨物居方”是《易经》的结尾，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晚饭后敲钟、对灯读书，裹被睡觉。他又问：《尚书》中“玑衡积闰”是历数的开端，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早晨起来梳头、漱口、生津、叩齿。他又问：《周官》中说“中际立宫，不用商声，鬼神都来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白天在街头不要问路，夜里做美梦只向东走。尔征说：这样一来，我还是不明白。我说：说自己不明白的人，还有理解的期限；如果一听便点头，最终只会成为石头。古人都有极其细密的地方。

译马伏波身??尨兴主，其人才干在耿弇、邓禹之上，却偏偏只想做乡里的善人。王逸少见识高远，名声通达晋室的名贤；当时没有同辈人，也仰慕万石君的风范。如今明朝的气运又在复兴，英杰相继出现，品评人物的风气已经不再有东观的遗风；高坐清谈，也不只是王弼、何晏那一类人的渐染。看来不一定需要马伏波遗诫的书和弘景痛惜艾草的句子。然而，乡里善人和万石君的子弟，都有极其细心的功夫，深得《诗》《书》的力量。马伏波一封书信，足以作为汉朝二百年治乱的公案；王逸少与东亭参差唱和，飘然作誓墓文，到了处仲面前，江州兄弟真使人恨不得去数他们马的臀部。看《诗经》正雅中的作品，推重两个谨慎小心的人：一个是文王，一个是仲山甫。文王留下艰难局面，仲山甫重新创造；虽然天人与身份等级不同，但古训、威仪以及“亦式亦入”的处处着落，也没有十分不同。谢安石每次游山，总要耗费十万钱置办器具；但遇到最下等的将卒，没有一个不得到他的欢心。由此可见，他们都有极其细密之处。正如他告诫子弟说：圣贤与常人相距并不远；不要把做圣贤说成只是刻鹄画虎的事情。文章距离尧舜之道并不远。忠臣孝子的性情本来就是如此，也不是臣子所应当挂在嘴上的。至于文章，早晨进食、晚上铺席，都是性命的精华，是经纬织物的梭轴；使它华美，便能成为恩泽；携带并传布它，便日日有益，怎么可以废弃呢？王介甫一生多有乖张之处，只有经义这一件事，算得上洙泗之学的功绩，是选拔人才的最高准则。即使后世有作者，想在各科中有所增删，参考颜回、闵子骞来考察求取人才，按照农桑来考核政事，等到流弊产生，也必定如仲任、伟长所讥刺的那样，只是给里正、闾胥打开侥幸求利的门路而已。士大夫在朝廷任官，不乐意有讲学的名声，事业在于辅佐君主，归结于细旃之侧；敬重礼乐，归结于学校，实在不必再多一次翻手取笑，以致为通达之人所忧。至于居家，有教导子弟、整顿乡族的责任，想整齐风俗、启发后人，就应在岁时聚会中宣讲旧学，使上能发扬皇帝的仁德，下能纠正流俗的污染，不应再以品评人物为嫌。 《易经》渐卦上九说羽毛可以用来作仪饰，蛊卦上九说“高尚其事”；两卦都处在最后一爻，不居正位，孔子却都系辞说这是培养德性、改善风俗。由此可见，培养德性并不只是先甲之事，改善风俗也不只是长民者的责任。人的本性本来善良，没有人乐意做小人；若把人归入小人一类，势必激怒他们。只有文章这一条道路，白的黑的有眼睛都能分辨；以朋友相互辅仁，即使是浑沌、梼杌，也不再因为这种限制而牵累其子弟。人若能除去争胜之气，压下傲慢之心，不让玄学进入，不让谄佞进入，不让庄子之学进入，距离尧舜之道就不会遥远。若在尊道这条道路上竭尽全力，温厚敦实，似乎除了过庭受教之外，还应有整日的言语；不要说只靠默默成就，此外便没有笃实著述的事情了。陶铸锤炼汉人的文章。两汉人的奏疏和言语，从市井男子直到蛮夷，都文采斐然，值得观赏；这自然是班孟坚、范蔚宗的功力。司马子长大略不加修饰，却借助荀卿、《国策》以及诸贤的余绪；其他书传也不沿袭前人，只放手驾驭文辞，独自达到高境。荀卿以及诸贤也有佳篇，经过陶铸锤炼，便格外便利，常有雄健的语言，像楮先生的几行文字就可以概括。王元美便说汉人的文字容易组织锤炼，是因为各家都没有鄙俗之气。大体上说，古今雅俗并没有不同，正如水和火本无二性，经过鼎炉进入火中，卤水可以变成砂石，吐出口来便自有分别；怎么能说千石、七姊这些名称都比今天雅呢？歌咏和笔墨，不在于胜缘。嘉靖、隆庆年间，风雅在名流和台阁之间称盛；如今只剩下空有地位而见识空疏的情形。元美等人的歌咏显著，殷少保、王文肃每天与他们交往，也不以此为羞。近来谈论者更加称赞郭明龙，认为他凭借笔墨上的余长而稍稍傲视同时代的人，几乎不能免于祸患。福清公的初集奋力追赶前人，后来也就随手写作了。由此可知，这条道路并不系于胜缘。微云、太清确实值得挥洒；我与玉汝同在墨池之中，也不能免于此，只希望后来的人逐渐返回，最终归于淡泊。敦厚朴实的实质。埋在地上的玉剑，光芒能照到百尺；空山中呵气，声音也能在金石间回响。因此，积聚美好的人会向上升腾，致力于虚浮的人却多有损益。人们只知道振发文采、获得声名的荣耀，却不知道敦厚朴实的丰实，所以粟米用来守护名声，米粮用来供自己食用。学业成就，道德尊崇。用外物役使心神的人会疲惫，用技艺役使心神的人会卑贱。因此，学业成就在别人所不知道的地方，道德尊崇在别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八哥的聪明终究有限，山鸡的文采只是自我炫耀；所以木槿早晨与群花争艳，却没有芳香，松柏孤高挺立，却少有怨尤。勤勉努力，仍恐怕不够。价值连城的宝物和万镒黄金，哪里需要靠教导雕琢？高楼栋梁凌驾云端，各自选择树木；素色经过装饰才成为绚丽，有了褧衣才穿上初服。小小的事情也不敢以臣下自居，与道教保持质朴：从前只有傅岩居、莘地卜筑之人，视一芥、千驷都淡然无欲；也只有皋陶从华贵家族中奋起，以六行九德使不善者受到感化。这就是我的老师。性情淳厚而勤于学习，整天勤勉不息，常常担心还不够。葛侯以志向自励，所珍惜的是尺幅；安石喜好清静，却又被丝竹牵累。君子通达大道，便能步入高尚的足迹。道不分古今，世上也没有真正的叔季。世俗机巧的事情越多，道心就越薄。不要因钟鼎富贵而喜悦，也不要因沟壑困穷而厌恶；志向在伊尹、皋陶，还惭愧自己不如管仲、乐毅；志向在葛亮、谢安，又恐怕堕入质朴之下。进退取舍在于天命，行藏由自己修养。最大的忠诚不触犯君主，最大的孝顺不使亲人蒙羞。悠长啊，悠长啊，古代先民早已有所创作。神仙只是我道的仆隶，佛教只是我道的灰尘。风雅如云烟，哪里足以匹敌真正的笔墨？砚中波涛，也足以染污人的精神。神仙只是我道的仆隶，佛教经典只是我道的灰尘。应当能看能听，懂得爱与亲近；不要把明珠当作糠秕，也不要拿火把扰乱青色的磷光。荒年以谷为宝，丰年以玉为宝。什么叫荒年之谷？我有《诗》《书》，可以使它们成为耕作收获。什么叫丰年之玉？我有文章，这是上天所奖赏的。以忠信治理家庭，以敦厚和睦治理宗族；以敬慎作为主人，以勤劳作为仆役。不贪求非分之物，不享受没有功劳所得的福分。留给子孙的，是汇聚百川的水流；燕居享用的，是栽种十年才能成材的树木。因此，道因为简约而自显尊贵，物因为淡泊而自觉满足。谢绝药物和饵食，各自都能安居其所；竞相追逐、四处经营，便接近世俗了。师法古人的人，与今世并没有不同。得到垂钓、射猎的意趣，不一定要存有垂钓、射猎之心；借用射御的名义，不一定要实际从事射御。有所等待才聚集，精神就会劳顿；羡慕太多而经营，心意就会疲敝。因此，背靠邙山、面向洛水，安仁仍有不尽适意的欢乐；良田美宅在手，公理仍有难以快乐的志向；漂泊水上、以船为家，张龟龄却能恭敬兄长；新酿的酒和奇异的酒瓿，王无功却能友爱弟弟。不被外物的祸患牵累，所到之处都是真境；略知道的根本，观看人生便如寄居。倚着梧桐观看鹳鹊，便有巢居的遗风；斋戒后面对厨房，难道这就是□□□□之世吗？《黄石斋先生大涤函书》卷一。《黄石斋先生大涤函书》卷二。诗。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