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举要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读易举要》卷三，宋代俞琰，论述象数之学 朱子说：“郑少梅谈《易》的卦象，也有说得好的地方，也有臆造的地方。例如说《中孚》有卵的象，《小过》有飞鸟的象。‘孚’字从爪、从子，好像鸟用爪抱着卵。大概《中孚》的卦象，从卦体来说，四个阳爻在外，两个阴爻在内，外实而中虚，有卵的象。又说鼎的形状像革，像风炉，也是这个意思。这些地方说得有些道理。但如果读《易》一书，处处都这样牵强附会，很快就会疏漏脱离。我认为郑少梅说《中孚》外实中虚像卵，这确实是说得好的地方；如果说《小过》两个阳爻居中像鸟腹，四个阴爻在外像鸟翼，那就属于臆造了。” 程沙随把《井》的“鲋”解释为虾蟆，说上爻是前两只脚，五爻是头，四爻是眼，三爻和二爻是身体，初爻是后两只脚。朱子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卦应当叫虾蟆卦，为什么却称为《井》呢？” 刘志行《数学》一书中，臆造的地方很多。其中有一幅图：上经有六个纯阳卦、四个纯阴卦、八个内阴外阳卦，共十八卦、一百零八爻；下经有六个纯阴卦、四个纯阳卦、八个内阳外阴卦，也共十八卦、一百零八爻。分配得整齐，这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也算是其中说得好的地方。史学斋说，《革》居六十四卦第四十九，应合大衍之数，所以说“天地革而四时成”；《节》居第六十，与甲子一周相应，所以说“天地节而四时成”。洪容斋也说，《革》的卦象讲治理历法、辨明时令，而《革》的次序正好是四十九；这样看来，它专门讲治理历法是很明显的。我认为学斋又把策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说成与一钧之数相应，把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说成铢数，这些都只是偶然相合罢了。圣人作《易》的本意，果真是这样吗？” 有人说大衍之数为五十，而震居第五十一位，这是数到了尽头又重新开始。这与六十卦配甲子一周之后从《中孚》开始的说法没有不同。《师》是众多的意思，不过是说众多罢了。田惠叔却说，前代有人计算《师》卦：把乾、坤、屯、蒙、需、讼各卦的策数累积起来，到了《师》卦六军的数目恰好全部齐备，所以说“师众”。我认为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可以说很善于附会计算了；但文王、孔子的意思恐怕未必如此。《豫》卦下为坤、上为震，有人便说震有五画，象征五音；坤有六画，象征六律，所以说“作乐”。我认为这种说法也很巧妙，但不是太小看《易》了吗？“元亨利贞”在文王那里只是两件事，不过是说大为亨通而有利于守正。到了孔子才分作四件事，朱子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张行成却说《周易》以四起数，孔子在这里发端，这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张氏研究邵子的学说，所以他的说法如此。冯深居说：“《杂卦》以两卦两两反对为义，但从《大过》以下有八卦不以反对排列，这是为什么？研究邵子之《易》的人说：‘这八卦是不使用的；不使用的有八卦，使用的有五十六卦。’这就像《序卦》上篇不说乾坤、下篇不说咸恒；三次使用六十一卦，把它看作藏而不用。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对应闰年的日数；六十一卦共有三百六十六爻，对应一年的日数。” 陈氏《九经辩疑》按《龙溪文鉴》说：“《易》可以只从象数求得吗？回答说：张闳中是明于数的人，却没有得到其中的义理，君子不取；因此不可专门研究象数。《易》可以只从义理求得吗？回答说：苏文忠长于义理，却因为自己不懂数学而感到不足，因此也不可专门研究义理。那么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刘元城有句话，学者谈象数就忌讳谈义理，谈义理就以谈象数为耻；推究他们的学说，只有兼通象数、义理的人，才算有所得于《易》。大体说来，象隐藏在理中，理寄寓在数中；把理与数贯通为一，由此可以知道彼方；如果把它们分成两件事，即使想兼通也不可能。”

译论《易》数的正确与错误 朱子说：“大衍之数，是说蓍；天地之数，是说造化以及生生不穷的道理。”除此之外，都是后人推演出来的。我也说：“《易》数不过是大衍之数五十、天地之数五十五，并没有所谓四十五之数。四十五是九宫数，是后人推演出来附会于《易》数的。” 大衍之数为五十，崔憬去掉天一、地四，以剩下的五十作为大衍之数，李鼎祚极力驳斥他。至于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姚信、董遇、顾欢、王弼等人的说法，纷纷不一，没有一种可取。王太古用九宫数说明：中央之五乘南方九、北方一，四十五加五为五十；乘东方三、西方七，十五加三十五为五十；乘西南二、东北八，十加四十为五十；乘东南四、西北六，二十加三十为五十。这是得到大衍之数的四种方法。我曾对太古说：“说大衍之数与这些数相合，可以；如果说大衍之数就是这些数，那就不是五十，而是二百了。” 云间储华谷说：“大就是阳，衍就是推衍伸展，加倍就是这个意思。大衍，是把天数二十五加倍为五十。阳主变化，所以可以推衍伸展。用‘大’来称‘衍’，表示使用阳而不使用阴。”这个说法很新颖，但说使用阳而不使用阴，恐怕未必正确。我从前看郑武子讲揲蓍古法时说：“天地之数是五十五，而大衍不能穷尽天地之数，为什么？”大概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推衍的数没有达到五，所以如此。近来得到临江黎时中的说法：“大衍之数五十，是太极一、两仪三、四象十八、卦三十六，共五十。太极是一。太极生两仪，是一推衍为三；两仪生四象，是二推衍为十；四象生八卦，是四推衍为三十六。一是太极之数，是先天的本体，也是妙用所由开始的地方；四十九是两仪、四象、八卦之数，是后天的变化之体，也是大用得以运行的地方。后天不建立，就没有地方寄寓先天无形的造化；先天不神妙，也没有办法使后天有形的主宰神妙。大衍虚去一而使用四十九，其道理就是这样。”黎氏的说法大概与郑武子相同，只是意义更加详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共五十五，是天地的完整数。五、六，是天地的中数。五居于天的中央，是生数的主宰；六居于地的中央，是成数的主宰。什么叫天中？就是天一、天三、天七、天九的中央。什么叫地中？就是地二、地四、地八、地十的中央。乾数为十，是把五加倍成为十；支数为十二，是把六加倍成为十二。五十五减去五，余下五十，这就是大衍之数；五十五减去六，余下四十九，这就是揲蓍之数。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有人说，一、三、五、七、九是天的五行；二、四、六、八、十是地的五材。唐代僧人一行认为，天数从一开始，地数从二开始，称为二始；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称为二终；天数居中于五，地数居中于六，称为二中。邵子说：“阴没有首，所以没有一；阳没有尾，所以没有十。”我见赵虚斋《易说》中的九宫数有两幅图：一幅以五居中，头戴九、脚踏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没有十；其数纵横斜都为十五。另一幅以六居中，头戴二、脚踏十，左八右四，九七为肩，五三为足，没有一；其数纵横斜都为十八。古代有这两幅图，今天的人只知道其中一幅。虽然这对《易》没有实际用处，也可以作为五、六居中的证明。邵子说：“蓍的德性是圆，用来比拟天数，所以七七为四十九；卦的德性是方，用来比拟地数，所以八八为六十四。”我说：“圆的直径为一而周长为三，所以把一分为三，以一包含三；布满以后就是七，七乘七就是四十九。方的直径为一而周围为四，所以把一分为四，把四分为十六，把十六分为六十四。”扬子说：“一与六同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这个说法是对的。至于说“五与五相守”，就是错误的。从一到十只有一个五，哪里有两个五？扬子既然说“五与五相守”，又从哪里来的另一个五呢？回答说：“五与一相合成为六，与二相合成为七，与三相合成为八，与四相合成为九。一、二、三、四各自相合则成为十，并不是另有一个五来与中央的五相合。五居中央而属土，土旺于四季，所以散布到四方就成为六、七、八、九；四方的一、二、三、四聚合起来成为一十。” 子华子说：“天地的大数没有超过五的。有人说，一、二、三、四分别乘五，就是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合起来为五十，对应大衍之数；再加上本数之五，合为五十五，对应天地生成之数。”项平庵说：“古代造字的人，一、二、三、四都依照数目排列笔画，到了五则作交错之形，表示四气在中央交会，不再用数目笔画。数到了这里就完备了，从此以后都只是推演。六、八属阴，就像交错之形分开；六从入、从八，表示趋向分开，八已经完全分开。七、九属阳，就像交错之形伸展；七开始横向伸展，九则竖直伸展。十是数的终点，是五的完成，所以像交错之形向四方伸展，以确定四方和中央的位置。这说明七、八、九、六都是与五相合而成。”又说：“布算时，下一根筹表示一，下两根筹表示二，下三根筹表示三，下四根筹表示四，都有筹。唯独五不下筹，到了五就起而成为一，寄寓在数的上面。从此以后都在五上增加：加一为六，加二为七，加三为八，加四为九。”

译唯独十不再增加，到了十就变为一，原来的数便消失了。所以一、二、三、四由数本身建立，七、八、九、六由五成就，而十与五都没有另外的数。小数以四为极，大数以九为极；然而每一个数都必须使用五根筹才能完成计算，这都是自然的道理。因此，一、二、三、四就具备了天地之数。数到四就完备，所以一加四为五，二加三也是五；一、二、三合为六，二、四合为六；一、二、四合为七，三、四合为七；一、三、四合为八，二、三、四合为九；一、二、三、四总合为十。数到九就停止，十就是一。阳以进为作用，所以九是老阳，七是少阳；阴以退为作用，所以六是老阴，八是少阴。朱子说：九再向上就不能再去了，只能回来成为八；六往下就是五，是生数，不能再往下，所以转而成为七。朱子说：太阳居一而包含九，少阴居二而包含八，少阳居三而包含七，太阴居四而包含六。一、二、三、四是四象的位置，九、八、七、六是四象的数。筮法使用四十九根蓍草，悬挂其中一根，把四十八根分成两部分，再以四来揲数。左边得一，右边就得三；左边得三，右边就得一；左边得二，右边就得二；左边得四，右边就得四。观察所得的数，不过是一、二、三、四。把四次揲数所得的策数合计起来，就是六、七、八、九。第一次揲数不是五就是九，第二、第三次揲数都不是四就是八，为什么？回答说：其实三次揲数都是不是四就是八，只是第一次使用四十九根，因多出所挂的一根奇数，所以四成为五、八成为九；第二次以后虽然也挂一根，但合起来成为偶数，自然就是四和八。九、六、七、八都是爻的名称。《易》只说九六，不说七八，为什么？” 九是老阳，六是老阴，七是少阳，八是少阴。老数会变，少数不变。《易》以变化作为占断依据，所以爻用九、六，不用七、八。另一种说法认为，《易》之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是因为“参天两地而倚数”，九、六可以合乎三天两地，所以用；七、八不能合乎三天两地，所以不用。欧阳文忠公说：乾卦六爻称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又说“用九”，是什么意思？是说用九来命名爻。乾卦的爻数有七和九，九会变而七不变，《易》的道理在于占其变化，所以用所占的数来命名爻，并不是说六爻平常都为九。“用九”是解释为什么不用七。到实际筮占时，七通常多而九通常少，也有一次都没有九的情况，这一点不能不解释。坤卦六爻称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又说“用六”，是什么意思？是说用六来命名爻。坤卦的爻数有八和六，六会变而八不变，也是用所占之数命名爻，并不是说六爻平常都为六。“用六”是解释为什么不用八。到实际筮占时，八通常多而六通常少，也有一次都没有六的情况，这一点不能不辨明。” 朱子说：“‘用九’大概是说变爻，见群龙无首，吉。王弼、伊川都没有解释好。他们没有看懂‘用九’‘用六’的说法，应当像欧阳公那样解释，才合乎情理。欧阳公的说法是针对卜筮而言的，必须有‘用九’‘用六’；伊川的说法没有这一点。”好。王童溪说：“《易》上下二篇，共有一百九十二个阳爻，都用九，实际都由乾而来；一百九十二个阴爻，都用六，实际都由坤而来。” 穆姜遇到艮卦变为八，是说艮变为《随》。这时五爻都变，只有六二不变。占法规定，五爻变而一爻不变，就以不变的那一爻来占断。所以穆姜的占辞说“艮之八”。关于河图、洛书的附会 《易》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伏羲时代还没有文字，开始是根据河图、洛书的文字或图形来画卦，并不是河图、洛书天生有某种数，伏羲恰好取来使用。《易》又说：抬头就观察天上的象，低头就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地上的适宜之处，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既然如此，伏羲画卦难道只是取法河图、洛书这两样东西吗？” 《易》的数不过是从天一到地十的十五个数罢了，从未把它命名为《河图》，也从未把它命名为《洛书》。孔安国却说，伏羲时代有龙马从黄河出现，伏羲于是取法它的纹理来画八卦，称为《河图》；禹时有神龟从洛水出现，禹于是依照它来排列次序，形成九类。这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伏羲依据河图、洛书而画卦，孔安国却说伏羲画卦依据河图，大禹叙述《九畴》依据洛书，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说成两件事呢？陈氏《九经辩疑》引《玉川文集》说：“如果说伏羲画卦本来依据河图，那么孔子只说‘黄河出现图，圣人便取法它’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把洛书一并说成圣人所取法的对象呢？既然说圣人取法图、书来创作《易》，那么伏羲的时候图、书就已经同时出现了，为什么还要等到大禹治水以后，上天才把洛书赐给他呢？” 河图在《易》之外的典籍中，我又从《顾命》看到了它。不过只是说：“天球、河图放在东序。”又从《论语》中看到了它，也不过是说：“黄河不出现图，我就完了。”又从《礼运》中看到了它，也不过是说：“黄河出现马图。”从来没有所谓五十之数，也从来没有所谓四十五之数。洛书在《易》以外的经书中没有见到。 《禹贡》只说疏导洛水，并没有说洛水出现了书。孔安国注释《洪范》，才把九畴说成洛书，并说上天把洛书赐给大禹，神龟背负文字从洛水中出现，背上排列着从一到九的数字，大禹于是依此排列次序，形成九类。孔安国大概采用了纬书中九宫“戴九履一”的数字说法。九宫之数是数术家所使用的，并不是《易》数。《大戴礼》讲明堂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说法，郑玄注说这是取法龟背的文字，大概是沿用了孔安国的说法。张南轩说：“郑康成沉溺于纬书，把河图说成八卦，把洛书说成九畴，这些都是使圣经变得芜杂混乱的说法。”我认为九畴出自箕子所陈述的《洪范》，并不是洛书。如果把《洪范》的九畴牵强地合并说成洛书，那么《中庸》的九经也可以牵强地合并说成洛书了。

译九宫之数，子华子谈到过，《干凿度》也谈到过；起初并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洛书之数，也没有把这个数字当作河图之数。苏东坡说：“九宫并非经书中的内容，大概是纬书所说的数字，不是《易》数。”朱子说：“圣人谈数，说得简略、高远、疏阔。《易》中只有奇偶之数，天一到地十是自然之数；大衍之数是揲蓍之数，只有这两种而已。”我也说：除了这两种数之外，《易》哪里有所谓“戴九履一”的数字呢？这不过是汉代儒者牵强附会罢了。关子明把五十五之数当作河图，把四十五之数当作洛书。刘牧又把两者颠倒过来，把五十五之数当作洛书，把四十五之数当作河图，可以说是用错误去攻击错误。纬书如《春秋元命苞》说：“尧巡游河洛，赤龙背负图而出。”一幅图却兼说河、洛，为什么呢？《尚书中候》说：“舜到下稷，黄龙背负图而出。”这又舍弃尧而称舜，为什么呢？《论语防》说：“尧率领舜游览河渚首山，有五位老人出来告知日期，龙衔着书出现。”这里又兼称尧、舜，为什么呢？《河图挺佐辅》才说：“天老告诉黄帝：黄河有龙图，洛水有龟书。”黄帝于是游于翠嬀之川，有大鱼出现，鱼潜入水中后图才显现出来。这个说法又舍弃尧、舜而称黄帝，为什么呢？纬书错乱荒谬到这种程度，而汉代儒者竟把它当作孔子的书，用来解释经书，可以说是用妄说来承袭妄说。《经部，易类，读易举要，卷三》前一图中阳数位于四个正方位，因此六附在一旁，四附在九旁，八附在三旁，二附在七旁；后一图中阴数位于四个正方位，因此五附在一、九附在四、三附在八、七附在二旁，五和六没有同类相配，所以都居于中央。这两幅图只能用来证明阳没有十、阴没有一罢了。《易》中并没有这些数字。蔡西山说：“古今传记，从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开始，都认为河图授予伏羲，洛书赐给大禹；关子明、邵康节都把十说成河图，把九说成洛书。大概《大传》已经陈述天地五十五之数，《洪范》又明说上天把洪范九畴赐给大禹，而九宫之数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是龟背的形象。只有刘牧凭臆见，把九说成河图，把十说成洛书，假托说出自希夷；这既不符合诸儒的旧说，又引用《大传》说二者都出于伏羲时代。他把图、书颠倒安置，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只说伏羲兼取图、书来创作《易》，《洪范》的数字确实与之相互表里，这一点很值得怀疑。其实天地之理只有一个，虽然时代有古今先后之不同，但其道理不可能有两个。因此，伏羲只依据河图创作《易》，不必预先见到洛书，却已经暗中与洛书相合了；大禹只依据洛书创作《洪范》，也不必回头考察河图，却已经暗中与河图相符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实在是因为在这个道理之外没有别的道理。并且不只是这样，律吕有五声十二律，它们相乘的数也终于归结为六十；日名有十干十二支，它们相乘的数也终于归结为六十。这些都出现在《易》之后，开始计算数字的方法又各不相同，然而却都与《易》的阴阳、奇偶、老少相互配合，全部归结为六十，无不如同符契相合。这一直到运气、参同、太乙之类，虽然不值得特别称道，却也无不相互贯通，大概这是自然的道理。假如当今又有图、书出现，它们的数字也一定会相互符合，难道可以说伏羲取法于今天而创作《易》吗？《大传》所谓“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便取法它们”，也不过是泛泛地说圣人创作《易》、创作《洪范》，其根源都出自上天的

译意旨。比如说用卜筮，重要的是卜筮的占验，而不是蓍草、龟甲本身；《易》这部书难道有龟卜的方法吗？这也只是说它们的道理没有两个罢了。我认为蔡氏引用蓍草、龟甲两者来证明图、书，说它们泛指圣人创作《易》和《洪范》，其根源都出自上天的意旨，这个说法虽然通顺，但也不过是沿袭汉儒的旧说。沿袭汉儒旧说，就意味着伏羲只取法河图，不取法洛书，而所谓洛书对于《易》大概没有关系。然而《大传》把河图、洛书两者兼举并说，怎么能贸然断定洛书与《易》无关呢？” 何况孔子并没有明说五十五之数是河图，难道可以贸然相信汉儒的臆说，把它当作孔子的说法吗？”他又说四十五之数是洛书。试着考察一下：天地之数以五居中；九宫之数也以五居中。天地之数有十，大概是把一、二、三、四合计为十。九宫之数虽然没有十，但一和九相对，二和八相对，三和七相对，四和六相对，也都各为十。天地之数以五统领五个生数和五个成数，并且同处于相应方位；九宫之数则以五这个奇数统领四个偶数，虽然各自居于本位，但六与一相连，四与九相连，八与三相连，二与七相连。按照孔安国的说法，它们所谓相互经纬，大致就是这样。九宫的正南方是九，东南方是四，和中央的五相合也是九；九是金数。八卦中乾位在正南，兑位在东南，乾、兑都由四象中的老阳而来，老阳的象属于金，其数也是九。九宫的东北方是八，正东方是三，和中央的五相合也是八；八是木数。八卦中离位在正东，震位在东北，离、震都由四象中的少阴而来，少阴的象属于木，其数也是八。九宫的正西方是七，西南方是二，和中央的五相合也是七；七是火数。八卦中巽位在西南，坎位在正西，巽、坎都由四象中的少阳而来，少阳的象属于火，其数也是七。九宫的西北方是六，正北方是一，和中央的五相合也是六；六是水数。八卦中艮位在西北，坤位在正北，艮、坤都由四象中的太阴而来，太阴的象属于水，其数也是六。按照孔安国的说法，它们所谓相互表里，大致就是这样。八卦的卦画以奇、偶相对；九宫的数字则以生数、成数相对。八卦把纯阳、纯阴置于上下两端；九宫则把数最多的九置于上方，把数最少的一置于下方。九宫除五以外，一以生数夹杂在成数六、八之间，九以成数夹杂在生数二、四之间，三、四以两个生数合处，七、六以两个成数相配。八卦则乾卦以阳卦夹杂在巽、兑两个阴卦之间，坤卦以阴卦夹杂在艮、震两个阳卦之间，离、兑以两个阴卦合处，坎、艮以两个阳卦相配。这也是相互表里。九宫把一、三、四顺次排列，把六、七、九逆次排列，并使二、八交换位置；八卦则坤母和中女、少女顺次排列，乾父和中男、少男逆次排列，并使震、巽交换位置。这些都是相互表里的地方。从通常的情理来看，谁不会说伏羲大概就是取法于此而画卦呢？但我说：伏羲画卦，实际上从未取法于此。为什么呢？伏羲八卦的卦画完全出于自然，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不相合。现在说九宫与八卦相合，可以；说四十五之数与天地的正数相合，也可以。但如果说伏羲画卦一定取法于这个数字，那么我绝对不敢这样断定。汉儒之所以把九数指为洛书，只是因为《洪范》中有“上天把洪范九畴赐给大禹”这一句话。既然《洪范》的九畴可以说成洛书，那么《中庸》的九经也可以说成洛书吗？哪里只是九经呢？天下凡是九数，如舜的九官、大禹的九功、周代的九府、九井，岂不都可以说成洛书了？唉，难道真能这样吗？

译他们既然把九数说成洛书并归给大禹，就不得不把十数说成河图并归给伏羲。然而，河图之数为十、洛书之数为九，孔子曾经这样说过吗？孔子大概没有说过。孔子没有说过，那么孔安国的说法从哪里来的呢？大致说来，众说纷纭混乱，应该以圣人的话来裁断。圣人的话都不可信了，又要相信谁呢？现在考察《大传》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便取法它们。”

译这里的圣人就是指伏羲。伏羲画卦，大概是取法于河图、洛书。又说：“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向上观察天上的象，向下观察大地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的适宜情况，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他所取法的范围是这样广泛，所以《易》并不是只依据河图、洛书创作的。九宫之数在《易》中并不存在，《易》中只有天地五十五之数；起初从未把这个数字称作河图。汉儒也知道《易》中只有五十五之数而没有四十五之数，于是断言：“河图授给伏羲，洛书赐给大禹。”他们的意思仿佛是说：《易》中有洛书的称呼，但洛书毕竟只是洛水中的一种物品；《洪范》中有“上天赐给”两个字，就一定是上天把这种东西赐给了大禹。唉，这实在也是没有思考。假如真是这样，那么仲虺所说“上天于是赐给君王勇气和智慧”，难道勇气和智慧也是物品吗？我又考察《尚书·顾命》说：“天球、河图放在东序。”《礼记》说：“黄河出现马图。”《论语》说：“黄河不出现图，我就完了。” 洛书只有《易》谈到，其他经书都没有见到。把九数说成洛书，大概是从汉儒开始的。《大戴礼》谈到过，《干凿度》谈到过，在此以前没有听说过。古书如《子华子》，不过说：“二和四环抱着九向上升，六和八踩着一向下沉，五居于中央的宫位，凭据着三，掌持着七。”也从未把它称作洛书。又如大衍有数字，而且五十是大衍之数，所以圣人明白地说：“大衍之数为五十。”假如河图、洛书果真有数字，五十五果真是河图之数，四十五果真是洛书之数，那么圣人也一定会明白地说：“河图之数为五十五，洛书之数为四十五。”圣人既然没有明说，那么汉儒的说法就是臆说，不是圣人的本意。我这样论说，是不敢违背孔子的话，而委曲地听从汉儒的说法。所以说：“众说纷纭混乱，应当以圣人的话来裁断。”圣人的话都不可信了，又要相信谁呢？关于卦气的牵强附会 世间流传李氏卦气图，把坎、离、震、兑四个正卦作为四时的主卦，二十四个爻主管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卦主管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每卦主管六日又八十分之一日的七分。又把复、临、泰直到坤的十二卦作为十二个月的主卦，七十二爻主管七十二候，小雪从复卦初九开始。这种说法出自纬书，大概是焦氏、京氏的占候之学。先天圆图以复卦开始，接着是临卦、泰卦，最后终于坤卦。卦气图把复、临等十二卦作为十二个月的主卦，大概是仿照先天图。郑少梅说：兑卦九五爻说“剥”，因此可以看出震、夬、离、姤、坎、复的道理。冯厚斋说：六十四卦纵横之间的脉络都相互贯通，所以夬中有兑，兑中有剥；震卦的终点是三月，对应夬；兑卦的终点是九月，对应剥；离卦的中点是五月，对应姤；坎卦的中点是十一月，对应复。坎、离、震、兑在八卦尚未分画时来说，四卦各自主管一个方位，各自配属一个时令。汉儒的卦气说以四卦主管四时，大概就是以此为依据；但它的错误在于依样仿造、强作寄托。卦气图只有十二个辟卦与《易》相同，其余部分则不同。解释《易》的人把屯卦作为十二月，蒙卦作为正月，需卦作为二月，《太玄》是这样，《易》却不是这样。《易》把复卦作为十一月，复卦的象辞大概说的是冬至。如果又把中孚作为十一月，那就是《太玄》的方法，不是《易》的方法。《太玄》以中孚作为“中准”，中孚以“周准”，复卦以“礥准”。屯卦卦气图把未济、蹇、颐、中孚、复五卦作为大雪、冬至两个节气的主卦，把屯、谦、睽、升、临五卦作为小寒、大寒两个节气的主卦。它的次序与《太玄》相同。《干凿度》说：一个爻主管一天，一卦总共六天当令。第一天称诸侯，第二天称大夫，第三天称卿，第四天称三公，第五天称辟，第六天称宗庙。卦气图说：一个月总共有五卦，第一卦称侯，第二卦称大夫，第三卦称卿，第四卦称公，第五卦称辟。候分为内候和外候，以朔气前三天为内，朔气后三天为外。宋代的官历采用了这种方法。六日七分的说法，是历法家采用的，《易》并不取用。《易》说“七日来复”，大概是从剥卦返回到复卦：剥卦六爻加上复卦初爻，就是七。先儒用六日七分来解释“七日来复”，可以说过于琐碎了。圣人的意思明白而正大，不会像这样琐碎。陈氏《九经辨疑》考证说：紫芝《讲义》说：“古人所说的卦气，依据的是哪部书？出自《何氏易纬》的《稽览图》。书中说：卦气从中孚开始，坎、离、震、兑各自主一方，其余六十卦，每卦六爻，每爻主管一天，共主管三百六十天，余下五天；每天分为八十分，五天就是四百分，再加四分之一日即二十分，共有四百二十分。把它分给六十卦，其中四十二卦每卦各得七分，所以每卦主管六日七分。世间儒者流传卦气‘六日七分’的说法，大概就是由此而来。他们大概见到孔子说过‘当期之日’和‘七日来复’，所以据此立说。‘当期之日’是说乾坤二卦的奇偶之数，哪里曾经讨论六十四卦的爻数？哪里曾经把一个爻配作一天？圣人说的是乾坤两卦的奇偶之数，《易纬》却把六十四卦的爻数配上去，实在迂曲牵强得很。”

译考察《汲斋文藁》说：司马温公说：“先从事于《太玄》，逐渐进而学习《易》。又说：‘《易》如同天，《太玄》是通向它的阶梯。’《太玄》本来与《易》没有关系，而《易》却要依靠《太玄》，这是确定无疑的。司马公竟然想通过《太玄》来求得《易》，我恐怕越是深入探求《太玄》，离《易》就越远。为什么呢？道德、性命的道理，与星历、气候的学问，本来就没有关系。”扬雄创作《太玄》，并不是依据《易》的道理，只是采用《易纬》卦气六日七分的说法罢了。卦气说是巫史的附会之说，不是圣人的本意。李隆山说：“主张卦气说的人说：‘《易》六十四卦中，坎、离、震、兑各自主一方，其余六十卦分别主管一年。每卦有六爻，每爻主管一天，共三百六十天，余下五日四分之一日。每天分为八十分，分给六十卦，每卦应得六日七分。’按照卦气说，九月是剥卦，十月是坤卦，十一月是复卦。从剥到复，中间隔着坤卦，共六日七分。所谓七日，是举成数而言。有人又用卦气从中孚开始的说法来质疑说：‘一个月有五卦，每卦分配六爻，每爻主管一天。九月是剥卦，其中又有艮、既济、噬嗑、大过，共五卦之后才成为坤卦。十月是坤卦，其中又有未济、蹇、颐、中孚，共五卦之后才成为复卦。那么从坤到复，怎么能说是“七日来复”呢？’复卦主管冬至，冬至这个中气从中孚开始，从中孚之后七日便到复卦，所以“七日来复”是从中孚数起，并不是从坤卦数起。把中孚的说法与坤卦相比，在术数中算是稍微精密一些。然而卦气为什么不从别的卦开始，偏偏要从中孚开始呢？推究这种说法的根源，大概是出自扬雄：以中孚为‘中准’，以复卦为‘周准’，然后次列中孚。这只是借用中孚的名称，为《太玄》作铺垫，同时寄寓他平日所传的推步之学和《太初历》。 《易》卦的次序见于今本《序卦》，并不是这样。况且卦气为什么不从别的卦开始，偏偏独从中孚开始呢？考察《易》的次序，是复卦接在剥卦之后，并不是接在中孚之后；这就是文王、孔子的《易》的次序。我只知道遵从文王、孔子的《易》，不能舍弃文王、孔子的《易》而遵从扬子的《太玄》。所以我曾经说，六十四卦的次序是剥卦之后接复卦；从剥到复，阴气达到极点而阳气产生，所谓“七日来复”，是经历剥卦六爻直到复卦初爻，共经过七爻，于是一个阳爻返回。凡是阴阳的运行之数，从子时到午时、从午时到子时，所经历的时辰不过七个。数一个时辰，就是一天；从剥到复，其爻数也是这样。时辰数到七就返回，爻数也数到七就返回。所谓“七日”，就是经历七爻，符合七个时辰的数。况且《易》中称作“七日”的爻辞不止一处，震卦六二说“七日得”，既济卦六三也说“七日得”。这里所说的“七日”，也是说周遍经历六爻到达本爻，数便自行返回，失去的便自行得到。事物一变就成为七，年月日时的运行都是如此。而《易》爻象的变化规律，经过六就停止，到七便发生变化。《易》中“七日”的意义，大多取法于此。如果按照卦气说，那么震卦和既济卦所谓的“七日”，它们中间又隔着哪一卦？难道也隔着中孚和坤卦吗？《易》中的义例明白清楚，只要用《易》本身来解释《易》，而不被异说迷惑，就可以得到正确理解。关于纳甲的牵强附会 纳甲说出自京房、焦贡的占法。项平庵说：“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这是父母卦，主管十干从开始到结束的数。艮纳丙，兑纳丁，这是少男、少女，接近开始。震纳庚，巽纳辛，这是长男、长女，接近结束。坎纳戊，离纳己，这是中男、中女，都居于中间。”有人问：“泰卦有坤，所以说乙；归妹卦没有坤，却也说乙，为什么呢？”又问：“蛊卦没有乾，却说甲；巽卦没有震，却说庚，又为什么呢？”回答说：“纳甲的方法只是术数家使用，与《易》没有关系。”蛊卦《彖辞》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甲是指震卦而言，震是东方之卦，东方在五行中属甲乙木。蛊卦三、四、五爻组成互震，所以称甲。泰卦、归妹卦的爻辞都说“帝乙”，是因为泰卦六五的互卦为震，归妹卦六五属于震体，而且都是柔爻，所以都称帝乙。巽卦九五说“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庚是指互卦兑而言；兑是西方之卦，西方属庚。这并不是使用纳甲法。三易 《周礼》说筮人和太卜掌管三易的方法：第一叫《连山》，第二叫《归藏》，第三叫《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分别重叠后都成为六十四卦，并没有明确说是哪一代的书。郑玄认为它们分别是夏、商、周三代的《易》，就是这样。他又注释说：“《连山》，象征山中云气升起，连续不断；《归藏》，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其中的；《周易》，《易》的道理周遍广大，没有什么不完备。”孔颖达《正义》说：“前代儒者兼取郑玄的说法，认为既然使用了周代的名称，也包含周遍普及的意义。”我认为郑玄既然把“周”当作朝代名称，又何必把它训释为周遍呢？杜子春说：“《连山》属于伏羲，《归藏》属于黄帝。”《世本》说：神农又称连山氏，也称列山氏；黄帝又称归藏氏。《正义》说：“既然《连山》《归藏》都是时代的称号，那么《周易》称‘周’，是因为文王作《易》的时候正被囚禁在羑里，周德还没有兴盛，仍然属于殷代，所以题作‘周’以区别于殷；就像《周书》《周礼》题作‘周’以区别于其他时代一样。因此《易纬》说：‘因时代而题为周。’”郭白云说：“《易》的名称开始于文王，后世圣人又因为文王的《易》，用‘周’来题名，以区别于夏、商两代。夏代叫《连山》，商代叫《归藏》，并不称作夏《易》、商《易》，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易’这个名称。”我认为题作“周”，应当是后世史官所为；朱汉上认为是周公，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肯定不是文王。因为文王作《易》时仍然侍奉殷，怎么肯把他的书题名为周呢？莆田郑氏说：“《易》的坤卦，是《归藏》遗留下来的意思，所谓‘坤以藏之’就是这个意思。全卦所说的都是地道。《易》的艮卦，是《连山》遗留下来的意思，所谓‘兼山艮’就是这个意思。六爻都排列着人的形象。”

译吴忠畴说：“《连山》以重艮卦为首，象征人；《归藏》以重坤卦为首，象征地；《周易》以重乾卦为首，象征天。如果把三易看作三代的《易》，我不能相信；如果又把它们看作三皇的《易》，我更加不敢相信。那么三易究竟是什么呢？回答说：是三极之道。” “易”字的意义 孔颖达、胡安定、程子都把“易”解释为变化。孔颖达又引用纬书，把“不易”解释为“简易”，这就多余了。朱子说，《易》有两层意义：一是变易，就是流行变化；二是交易，就是相互对待。什么叫变易？阳变为阴，阴变为阳，例如一卦变为八卦，八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变为四千九十六卦，都是变易。什么叫交易？阳与阴相交，阴与阳相交，例如乾与坤相交而得到三男，坤与乾相交而得到三女，都是交易。变易、交易的象，从先天图可以看出。先天图中的卦画，都是一阴一阳上下相对。魏伯阳《参同契》说：日月就是易。虞翻注说：“易”字从日，下面从月。有人解释说：《系辞传》说阴阳的意义配合日月，阴阳的显现没有比日月更明显的，所以取“日”“月”两个字合成“易”字。而“易”字的意义，就是阴阳的变易。朱子说：“杨龟山经过黄亭，投宿在季鲁家。季鲁问《易》，龟山拿出一张纸，画了一个圆圈，用墨涂黑一半，说：‘这就是易。’这个说法非常好。《易》只是一阴一阳，由此构成许多不同的形态。又说：‘《易》只不过就是阴阳。’庄子说：‘《易》用来说明阴阳’，并不是没有见识。像奇偶、刚柔，也都只是阴阳构成了《易》。又说：‘易字的意义就是阴阳。’” 蔡节斋说：“阴阳本身不是《易》；阴阳不断变化而没有固定形体，这才是《易》。这就像有形之上的东西叫作道，所说‘一阴一阳叫作道’，并不是说阴阳就是道，而是说一阴一阳运行而没有形体的东西才是道。《易》是用来产生阴阳的，现在指着阴阳来说明《易》，是为了表明它并非虚无玄妙的空无之物；虽然没有形体，却有阴阳变化的道理。” 卦、象、《彖》辞、爻辞字义 《玉篇》说：卦，就是征兆，意思是通过占问事情而预知未来，并先行显现吉凶的征兆。《说文解字》说：卦，就是筮。徐铉说：卦字，是从“挂”字省略文字而来。《正义》说：卦就是挂，意思是把事物的形象悬挂出来给人看。朱汉上说：章察认为是把它挂在墙壁上，用来观察征兆。朱子说：“卦明显是把一片木板画好后挂在墙上，所以叫作‘挂’；爻是两个交，‘交’有交变的意义，所以叫作‘爻’。” 卦就是挂。有三画的，有六画的，都叫作卦。如今人们称龙出现为“龙挂”，大概也是显现、出现的意思。象就是形象，也有显现、出现的意思。所以说：显现出来才叫作象。“象”这种动物，是体形很大的兽，是大而可以看见的东西。朱子说：象，就是有一个形状相似的东西。“彖”就是材；说“彖”不变化，是因为它具备全卦的材质，并不是说“彖”字训释为材。爻是效法天下运动变化的东西；爻发生变化，是用来效法天下万事万物的运动，并不是说爻字训释为效。圣人设立卦，观察卦象，并把辞系在卦上，以说明吉凶。大概卦既然设立了，就有可以观察的象；既然有了象，就有《彖》辞和爻辞，吉凶才开始明白。《彖》是卦象的整体，爻是卦象的分体。《彖辞》是系在全卦上的辞，爻辞是系在六爻上的辞。《国语》说：天子宴享时有整牲体的进献，燕饮时有折解的俎肉。又说：举行禘祭、郊祭时，有整牲蒸祭；王公举行立饫礼时，有房俎蒸祭；亲戚燕饮时，有分解的蒸祭。韦昭注说：整牲蒸祭，是把完整的牲体放到俎上献出。凡是禘祭、郊祭，都用血腥之祭；房是大的俎。《诗经》说“笾豆大房”，是说把牲体分解成两半，放到大房上。“爻蒸”是把牲体分解、切割后放到俎上，也叫折俎。我所以说，《彖》是卦象的整体，大概就像禘祭、郊祭时的整牲蒸祭；因此“彖”字与“象”字相近，字形都从豕。爻是卦象的分体，也像燕饮时的分解蒸祭。后人把肉加在爻字下面形成“肴”字，是为了与《易》中的爻字区别。“彖”字、“爻”字的意义，不过如此。即使有再巧妙的说法，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苏东坡把爻解释为折俎，这个说法是对的。至于解释“彖”的意义，他却说彖就是猪，这就在象之外又增加了一头猪。象虽然属于豕类，却不是猪。有人说彖是六牙象，大概是说象有六颗牙，就像六爻具备后成为全卦的整体。又有人说彖的形状像猪，那么彖就是另一种东西，也不是象了。至于说彖有九窍，唯独没有鼻孔，而尾巴很长，夜里想睡觉时就把尾巴卷回来遮住鼻子；把尾巴卷回来堵住鼻子的，是蜼。《周礼》中有蜼彝，怎么可以把《周礼》的蜼当成《周易》的彖呢？重卦的人 《正义》说：关于重卦的人，总共有四种说法。王辅嗣等人认为是伏羲；郑玄、淳于俊一类人认为是神农；孙盛认为是夏禹；司马迁等人认为是文王。考察《系辞》说，神农时代已经有了重卦，因为说神农取法于益卦和噬嗑卦。这样一来，说夏禹和文王重卦的说法自然就被推翻了。说神农重卦，也不一定正确。考察《说卦》说：“从前圣人创作《易》，幽暗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凡是说“作”，都是创造的意思。神农以后只是继承和修治，不能称作创作。因此，幽赞并使用蓍草的，应当是伏羲。所以《干凿度》说：“垂下皇极的人，是牺。”《系辞上》谈到使用蓍草，说经过十八次变化而成卦。既然说圣人创作《易》，经过十八次变化形成卦，就说明使用蓍草是在六爻产生之后，而不是三画八卦的时候。由此看来，伏羲使用蓍草，也就是伏羲重卦。现在依从王辅嗣的说法，认为伏羲画出八卦以后，就自行重叠成六十四卦，这是符合事实的。我认为孙盛因为《大禹谟》有“龟筮协从”的话，便说夏禹重卦；郑玄因为《系辞传》有神农制作耒耜、取法益卦的话，便说神农重卦；这些都是牵强附会的说法，不值得相信。应当以王辅嗣的说法为正确。太史公说：“西伯被囚禁后推演《易》。”所谓推演，是推演它的辞。魏伯阳明确说文王推演的是爻辞，那么就不是推演卦画，这一点很清楚了。扬子说：“《易》开始时只有八卦，到文王才有六十四卦。”大概是没有详细玩味太史公的话才这样说。班固说：“文王重叠《易》，作成上下篇。”这不过是沿袭扬子的说法罢了。

译杨绘说：“重卦的人是圣人。经书没有明文，我不能强行把它配给某个人。”司马迁、扬雄都是大儒。司马迁说：“西伯被拘禁后推演《周易》。”扬雄说：“《易》开始时是八卦，到文王才有六十四卦。”现在考察这两位贤人的话，那么重卦的人就是文王，难道不可信吗？回答说：“司马迁、扬雄确实是大儒，但我坚持依据经文，就有不能相信他们的地方。”《虞书》说：“龟卜和筮占都同意。”这里说的“筮”，不是八卦所能完成的，必定要有六十四卦以后才可以称为筮。舜、禹之际已经说“龟筮协从”，那么怎么能说是文王才重卦呢？经书说：“八卦排列成列，象就在其中了；因而把它们重叠起来，爻就在其中了。”据此来说，重卦的开始大概在上古吧？陈元纲《九经辨疑》引《汲斋文藁》说：“之所以称为《易》，是因为爻的上下往来、变化不穷。必须有六十四卦，才可以发生变化；如果只有八卦，哪里有什么‘易’呢？”《法言》却说：“《易》开始于八卦，到文王才有六十四卦。”如果伏羲只有八卦，就不能称作《易》。他不知道孔子所说的“开始画八卦”，其实是说六十四卦，只是八卦上下相重而成罢了。扬子云大概不知道这个意思。刘元城说：“按照《大传》的话，神农制作锄，取法于益卦；在正午设立市场，取法于噬嗑卦；黄帝、尧、舜制作舟楫，取法于涣卦；驯服牛、乘骑马，取法于随卦。”而益、噬嗑、涣、随都是六十四卦的名称。神农、黄帝、尧、舜都在文王以前，那么说重叠《易》的六爻是文王所为，可以吗？况且《周官》说太卜掌管三易：第一是《连山》，第二是《归藏》，第三是《周易》；其经卦都是八个，分别重叠后都是六十四卦。这大概说明夏代叫《连山》，商代叫《归藏》，周代叫《周易》。由此也可以看出，夏、商时代已经有六十四卦，并不是到了文王才重叠《易》的六爻。那么，扬雄、班固这些人为什么说文王重叠《易》的六爻呢？大概是因为文王被拘禁在羑里，于是推演六十四卦的卦辞，如“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等。这不是说文王重叠《易》的六爻。至于爻辞，恐怕是周公所作，如“乾初九，潜龙勿用”“坤初六，履霜坚冰至”等。我认为刘元城说“文王推演六十四卦的卦辞，不是重叠《易》的六爻”，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他说爻辞全都是周公所作，又错了。因为爻辞也都是文王所作，不是周公所作。命名卦的人 伏羲开始画八卦时，有没有八卦的名称呢？回答说：有。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就是。伏羲因而把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时，有没有六十四卦的名称呢？回答说：没有。重叠两个乾卦，就称为乾下乾上；重叠两个坤卦，就称为坤下坤上；屯卦就称为震下坎上；蒙卦就称为坎下艮上。那么，屯、蒙这些名称是谁命名的呢？回答说：是文王命名的。郭白云说：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个名称，总称为卦。凡是这九个字，都不能用通常的浅薄义理来训释。因为它们出自上古的语言，只有文王、孔子能够贯通理解。后世不依据孔子，而从卦所体现的才德来解释，知道乾为刚健、坤为柔顺、震为震动、巽为进入，终究不能穷究它们的含义。他又说：乾、坤这八个字，出自包牺；“卦”这个字，则出自包牺之后。圣人给它们命名，其余五十六卦以及《易》与“元亨利贞”，都是文王所命名的。总共六十一种名称，都可以按意义训释。因为这是中古时代的语言，后世能够贯通理解。作《彖辞》、爻辞的人【按：琰认为彖辞、爻辞全都出自文王，所以广泛援引各种说法来说明这一点，与《正义》的观点不同】彖辞，就是“乾，元亨利贞”这一类的话；爻辞，就是“初九，潜龙勿用”这一类的话。这些全都是文王所作。占筮的方法是：六爻没有变化，就以彖辞作为占断；有变化，就以爻辞作为占断。认为文王只作彖辞、不作爻辞，是不了解占法的错误说法。伏羲，是上古创作《易》的圣人。他开始画八卦，并由此重叠为六十四卦；当时只有卦画，没有卦辞。文王，是中古创作《易》的圣人。彖辞、爻辞大概都是文王所作。《易》的卦画，是伏羲所画；《易》的彖辞、爻辞，是文王所作。伏羲创作六十四卦的卦画，文王创作六十四卦的卦辞以及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所以都称为“作”。太史公说：“文王被囚禁后推演《易》。”魏文帝《典论》说：“西伯被幽禁后推演《易》。”所谓推演《易》，就是既作卦辞，又作爻辞，用来铺陈发挥《易》中的大义。魏伯阳《参同契》说：“文王是帝王的宗祖，沿循而推演爻辞。”这大概是明确说文王铺陈发挥六爻的爻辞【按：“循而”，一本作“结体”，似乎是指作彖辞而言，从义理上说更为妥当】。六十四卦的卦画，确实出自伏羲。舍弃伏羲而说是文王所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没有熟读《大禹谟》。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确实出自文王。舍弃文王而说是周公所作，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没有熟读《系辞传》。我认为郑玄的说法是对的，马融、陆绩的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能够看出来呢？《易》中所说的“王”，都是泛称，并非指文王，也不是指太王。李隆山曾经辨析过这一点。箕子本来就是“其子”，后人因为《彖传》称“箕子”，于是就在爻辞“其子”的“其”字旁加竹，写成了“箕”。冯厚斋曾经辨析过这一点。“东邻”“西邻”也都是泛称，并非指纣和文王。季西溪曾经辨析过这一点。李隆山解释《升》卦六四说：“这一爻的爻辞，事情很像太王。如果爻辞是文王所作，就不应当自己说自己。”有人因此认为爻辞不是文王的话。然而《易》中“王用”的辞例并不止一处，如“王用三驱”“王用出征”“王用享于帝吉”这一类，都是泛泛而说，并没有指明是哪一个人。以各爻的爻辞相互验证，就可以看出来。这样说来，爻辞是谁所作，就不必回避或强行改说了。有人把《明夷》以及《升》卦若干爻的爻辞，认为不是文王的话，凭空主观推测，指说是周公所作。冯厚斋说：“解释《明夷》六五时说：‘箕，蜀才本作“其后”；因为《彖赞》中有“箕子”的文字，于是加竹写成“箕”。’”

译李西溪说：先儒解释《易》，遇到“西”字，就都指为文王，如“西山”“西邻”“西郊”，都说是文王的事情。至于“西南得朋”，也说是文王的事情。这都是解释《易》的弊病，起初哪里与文王有关？如果说“东邻不如西邻”是纣不如文王，假如果真有这个意思，难道是圣人所说的明哲保身之道吗？我认为兑是正西方的卦，所以说“西山”时，上卦是兑；《小畜》《小过》说“西郊”，是因为互卦有兑；坤卦说“西南”，是坤的本方；《既济》说“西邻”，是因为坎与西方相邻。《易》取象，必定依据卦画；卦画中有这样的象，才有这样的辞。后来的解释者往往舍弃六画的卦象，只专门从卦辞中寻找意义，难免牵强附会地作出解释，所以他们的说法大多不能贯通。他又说：先儒说周公作爻辞，是因为爻辞中有“王用亨于西山”“王用亨于岐山”，认为这是文王享有王业的事情，所以不敢说是文王自己说的，便认为是周公所作。我认为，文王侍奉商朝的心意，天地鬼神实实在在地监临着，哪里容许有在岐山、西山享有王业的意思？如果说是周公所作，就更不可行。孔子距离文王有五百年，尚且能够明白文王的心意，说：“天下三分，文王已经拥有其中的二分，却仍然服事殷朝；周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 周公是文王的儿子，却不能明白父亲的心意，认为文王有享有王业的意思，这还能够算是通达孝道吗？“王用亨于西山”自然是随卦所说的王；“王用亨于岐山”自然是升卦所说的王，与文王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定要把“王”解释为文王，那么“王用三驱”“王假有家”也都是文王吗？我认为西溪的说法固然正确，但仍然不够详尽。古代“亨”“享”“烹”都写作“亨”字；“亨于岐山”“亨于西山”的“亨”，都是祭享的“享”，有人也许不知道这个意义，于是把升、随所说的王解释为太王、文王，把它解释成享有王业的事情。既然把升、随所说的王说成太王、文王，便进一步认为爻辞不是文王所作。他的错误在于把祭享之“享”误认为亨通之“亨”。李隆山说：从司马迁、班固以下，只说文王推演《易》，其中班固论述得尤其详细。班固在《艺文志》中说：“文王作上下篇”，从未提到周公。又说：“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韦昭认为“三圣”就是伏羲、文王、孔子；孟康认为“三古”就是伏羲、文王、孔子的时代，也从未提到周公。有人只是因为爻辞中有“王用亨于岐山”，认为是文王的事情。如果爻辞是文王所作，就不应当由他自己说自己的事，却不知道迁徙到岐山之下，自太王就开始了，为什么偏偏只说文王？何况《易》中“王用”的辞例并不止一处，如“王用三驱”“王用出征”这一类，都是泛称，怎么能立即指为文王呢？如果说是周公所作，文王的儿子或许在文王之后对爻辞加以润色，这一点不能确定；但直接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就不对了。文王推演《易》，卦辞只概括地论述忧患和危险，详细的忧患危险则全都表现在各爻之中。推演《易》却不作爻辞，没有这样的道理。《系辞》论述圣人作《易》时，卦辞、爻辞也是并提的。文王推演《易》，哪里会有作了卦辞却没有作爻辞的道理？从马融以来，凭主观推测，认为爻辞是周公所作，但这种说法绝无经典依据，也没有可以考信的证据。只有孔颖达引用《春秋左氏传》中“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象和鲁国《春秋》”的话，才开始把它作为周公作爻辞的证据。若以韩宣子的话作为证据，那么只能说周公作《象辞》才可以；何况韩宣子的本意，起初只是说文王、周公把《易》和《春秋》的道理施行于自身、运用于世间，并且留下制度作为典章礼法和传国的根本，原本不是说周公作《易》象。《易》经历三位圣人，韦昭说是伏羲、文王、孔子，这是正确的，大概与周公没有关系。孔颖达等人因为韦昭没有把周公算进去，便强行解释说：“只说三圣而不计周公，是因为父亲统摄儿子的事业。”我认为，伏羲、文王、孔子之外再增加一个周公，就成了四位圣人。把三说成四，难道有道理吗？陈皋说：“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春秋》的法则，所以赞美周公的德行；看见《易》象，所以知道周所以能够称王。所看见的各不相同，所赞美的也不同，怎么能把二者合并解释为周公作爻辞呢？”《易》象自是《易》象，爻辞自是爻辞。我按《左氏传》说：“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象和鲁国《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所以能够称王的原因。”读《易》的人都把这段话作为周公作爻辞的证据。韩宣子所见的，是易卦的六画之象，不是六爻的爻辞。如果一定要把这作为证据，那么不但可以说周公作爻辞，也可以说周公作《春秋》。吴环溪说：《易》兴起的时候，正当文王与纣王之间的事情，所以它的辞意危惧。这显然是说文王系定了爻辞。至于《明夷》六五，却说“箕子的明夷，利于守正”，那么箕子的守正，是在商朝灭亡之后才显现出来的，不是文王能够说的事情。这样又不能说是文王。上面不是文王，下面不是孔子，处在二者之间而称为圣人的，才足以当此说。那么除了周公，还能是谁呢？所以先儒适宜认为是周公系定爻辞。然而，如果说周公在文王死后系定爻辞，那么商朝已经灭亡、周朝已经兴起，辞意应当安定，不能说是危惧。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虽然足以构成忧患，那是周公的事情，怎么能说是文王与纣王之间的事情？如果说“危”是指彖辞，那么彖辞多的不过几句，少的只有三四个字。六十四卦总共系定的彖辞，不过六百四十字，大致如此。为什么说“系辞焉以尽其言”呢？所以，说是文王，就会对爻辞产生疑问；说是周公，就会对“系辞”产生疑问，因此终究不能免于疑惑。然而，如果因为“箕子明夷”不是文王的话，只凭这一句话可疑，便转而说是周公所作，也是不可以的。如果因为文王有一件事说不通，便转说是周公；那么周公又有一件事说不通时，将怎么办呢？

译况且孔子本来就说是文王与纣王之间的事情，而我却把它换成周公与管叔、蔡叔的事情，在道理上也不妥当。何况箕子的明夷，汉儒也解释为“荄滋”的明夷，与“苋陆”“夬夬”“困于葛藟”意义相同。怎么知道先儒不是因为彖辞有“箕子以之”的话，便顺势迁就而作此解释呢？我认为，先儒认为爻辞不是文王所作，其原因不专在升、随所说的“王”，只是因为“箕子之明夷”这一件事难以解释。吴氏所谓“荄滋”的说法，大概是要用来证明这里不是箕子。然而“荄滋”二字，是赵宾的错误说法，刘向、班固都曾经批评过它。不如冯厚斋依据蜀本所作“其子为甚善”的文字，足以破解千百年来学者的疑惑。这样又与孔子《彖传》“箕子以之”的说法并行而不相违背。崔憬说：“文王作卦辞、爻辞。郑少梅《大易象数图》说：‘文王所系的卦辞、爻辞，只有太阳与北斗。’孔子于是又论及月亮。郑少梅大概是承袭崔憬的说法。既然如此，崔憬和郑少梅也都认为爻辞是文王的辞。” 张南轩说：“《咸》卦六爻从未说到心，文王在九四说‘思’，可见南轩认为爻辞是文王的辞，这是很清楚的。” 朱子说：“爻辞是周公作的。这是先儒一向如此说，姑且只能依从他们。因为其中有些话，文王不应当是文王自己说的。”我认为：“世俗相承，孔颖达《正义》的说法千篇一律，即使朱子也不能免俗。他大概怀疑《易》中泛称的‘王’就是文王，所以在《本义》中也把《乾》初九‘潜龙勿用’解释为周公的辞。但他又说：‘文王所处的时代，世道变化不好，古来未曾有过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他经历了这些崎岖曲折、千变万化的事情，所以才能说出那些卦辞，如箕子的明夷，如“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等；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怎么能说得这样审慎周密？’这样看来，朱子大概也认为爻辞是文王的辞，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读易举要》卷三 〈经部，易类，《读易举要》〉 钦定《四库全书》《读易举要》卷四，宋俞琰撰写；经分为上下两篇 《系辞传》说“二篇”的大意，可见在孔子以前已经有分为二篇的说法了。不过“经”这个字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不知道是谁开始的。《正义》说：“按前汉孟喜的《易》本分为上下二经，可见在孟喜以前已经题作‘经’字了。” 《前汉书·艺文志》说，文王作了上下两篇。郭白云说：“上下两经，自从《序卦》分开它们以来，来源已经很久远了。” 吕东莱说：“《易经》分为上下两篇，一定始于文王作《周易》的时候。”李秀岩说：“上下篇的卦数虽然不相等，但反复观察，都是十八。”晦庵认为：“这是因为简册篇帙重大；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各卦本来就可以平均分为两部分。”为什么还要说数量不等呢？晁以道说：“古代竹简篇帙重大，所以把经分为两篇；如今又何必一定要把两篇编成一帙呢？”晁氏这个说法，大概不知道六十四卦约略可以分成两组十八卦。上经三十卦约为十八，是因为乾、坤、坎、离不能倒转，其余各卦两两倒转，可以合并为一卦。下经三十四卦约为十八，是因为中孚、小过不能倒转，其余各卦两两倒转，可以合并为一卦。知道这一点，就知道上下两篇确实是文王所分的，这一点很清楚。卦有上下两个卦体。六十四卦中，阳卦六十四、阴卦六十四，约略分为三十六组：上经有纯阳卦六个、纯阴卦四个；下经有纯阴卦六个、纯阳卦四个；阴阳相重的卦，上经、下经各有八个。上经三十卦，阳爻八十六、阴爻九十四，约略分为十八组，就是阳爻五十二、阴爻五十六，共一百零八爻。下经三十四卦，阳爻一百零六、阴爻九十八，约略分为十八组，就是阳爻五十六、阴爻五十二，也是二百零八爻。上经以《乾》为一、《坤》为八，合为九；《离》为三、《坎》为六，合为九，总数是十八。下经以《兑》为二、《艮》为七，合为九；《震》为四、《巽》为五，合为九，总数也是十八。上经开头是乾、坤，经过十卦之后，泰、否成为乾、坤的交合。下经开头是咸、恒，这是男女少长配合的正道；经过十卦之后，损、益成为男女少长的交合。下经以中孚、小过连接既济、未济，大概是以六子结束。上经以颐、大过连接坎、离，也是以六子结束。乾、坤是阴阳的纯体，坎、离是阴阳的中体，属于天地的四正，所以《易》把乾、坤、坎、离放在上经；震、巽、艮、兑与此相反，所以放在下经。咸、恒、损、益在下经，大概是震、巽、艮、兑相交的结果。上经以乾、坤开头，是天地之道两个卦体的分立；下经以咸、恒开头，是夫妇之道两个卦体的结合。《易》的道理崇尚中正，不希望最终走到穷尽，所以用坎、离结束上经；既济、未济是坎、离的交合，所以用它们结束下经。泰、否在上经，是乾父、坤母自身相交。需、讼、同人、大有、无妄、大畜、小畜、履，是乾父与六子相交，所以也在上经。师、比、谦、豫在上经，是坤母与三男相交。晋、明夷、萃、升在下经，是坤母与三女相交。剥、复、临、观之所以向上推进，是因为以一阳、二阳为主。夬、姤、遯、大壮之所以退居下经，是因为以一阴、二阴为主。困、井、革、鼎、家人、睽、蹇、解、丰、旅、涣、节，是六子彼此相交，所以居于下经。屯、蒙也是六子彼此相交，却居于上经，因为三男继承父母而掌事。屯、蒙是坎与震、艮相交而在上经，所以噬嗑、贲是离与震、艮相交，也在上经。随、蛊、渐、归妹都是震、巽、艮、兑相交的卦；随、蛊在上经，是以长男、长女为主；渐、归妹在下经，是以少男、少女为主。颐、大过、中孚、小过虽然都是震、巽、艮、兑相交，但颐、大过互体为乾、坤，所以在上经；中孚、小过互体为坎、离，所以在下经。这些安排无非都是崇尚阳、抑制阴，尊重君、卑下臣，先长而后少，《易》的教化大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