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第一 《周易传注》　易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订：《周易传注》七卷，《周易筮考》一卷。本朝李塨撰写。李塨字刚主，号恕谷，蠡县人。康熙庚午年中举，官任通州学正。这部书的大意是说，圣人的教诲很少谈性。即使《乾》《坤》两卦讲天的四种德性，也一定归结到人事上。以下如《屯》卦讲建立诸侯，警戒初次占筮，各卦也都用人事立论。陈抟《龙图》、刘牧《钩隐》，以及探究无极、推演先天的学说，都使《易》道陷入无用之地。《参同契》《三易洞玑》等书，都是异端方技一流的传说，它们的说法正足以扰乱《易》。即使是五行胜负、分卦值日，以及一世、二世、三世、四世等说法，也都是在三圣所说之外另生枝节。因此他的论说颇为明白切实，不涉及支离恍惚之谈。他驳斥卦变之说，在《讼》卦卦辞下发凡起例；驳斥河图洛书之说，在《系辞传》中发凡起例；驳斥先天八卦之说，在《说卦传》中发凡起例。其余地方只是阐明经义，不再驳正旧说。他的凡例说，先儒之间的辨难，卷帙多得无法尽载，只有关系特别重大的，才不得已加以辨析。大体以观象为主，同时也兼用互体。对于古人，多采李鼎祚《集解》；对于近人，多采用毛奇龄《仲氏易》《图书原舛编》、胡渭《易图明辨》。他的自序排斥诸儒，虽然未免过于激烈；然而明朝隆庆、万历以后，谈义理的人把心学混入易学，往往拿禅偈来解释经文；谈象数的人则反复推演奇偶黑白，图式一天比一天增多，反而把卦象、占筮、卦辞、爻变以及吉凶悔吝置之不问。他们侵蚀经术，造成的弊病实在说不尽。李塨把这些归结到人事上，深得圣人垂教的本意。他矫枉过正，正如喝汤怕烫而吹冷羹一样；分别来看，不要因措辞而妨害其本意就可以了。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周易传注》原序 《易》是为人事而作的。孔子在《大象》中说到“天地健顺”“云雷屯难”等，一定又说“君子应当因此而如何”；又说：“《易》的道有四项：用来言说，用来行动，用来制造器物，用来占筮。”还说：“各种事物没有被废弃，以忧惧贯穿始终，都是人事。”我在癸未年注解《易》，到甲申年春天，李中丞斯义请我住在京师；注完各卦后，秋天又在郾城自行订正。温令德裕署名丙戌年注解《系辞传》《说卦》《序卦》《杂卦》，直到壬辰年腊月，枣强郑孝廉知芳请我到他家中，又重新订正了一遍；前后已经订正三四次。唉！自从田何传授《易》以后，解释的人纷乱如麻：观察卦象，扭捏牵强；考察数理，穿凿附会；按说义理，浮泛游移。尤其错误的是把《易》当作测知天道的书。于是陈抟《龙图》、刘牧《钩隐》、邵雍《皇极经世》等相继出现，探究无极，推演先天；这不但使《易》道陷入无用之地，而且华山道士、青城隐士以及异端隐怪之说，也纷纷钻入圣人经典。《易》至今没有灭亡，传承已经微弱得如同一条丝线。圣人作《易》，本来专门为了人事而已，这一点怎么证明呢？《乾》《坤》两卦相互求取而成为雷、风、水、火、山、泽，这本来属于天道。伏羲据此重卦，为什么不都说天道，反而《需》《讼》《师》《谦》《履》等卦立即归属于人事？文王在《乾》卦的彖辞中用“元亨利贞”来系辞，还是兼说天道与人事。到了《坤》卦“牝马之贞”“君子攸行”等辞，则专门说人事。周公的象辞如“勿用”“利见大人”“朝乾夕惕”，没有不是人事的；以下六十二卦中讲人事的，更不必说了。像《复》《姤》《泰》《否》等卦，明明属于天道，但“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归”等，又都是人事。由此可知，教人从下学起，不谈性与天，不只是孔门的教法，从伏羲、文王、周公以来都是如此。人是天地所生，人所做的事就是天道在人间的体现。孩子是由父母生出的；如果有一个孩子，只问如何让父母温暖、如何侍奉省视，却完全不问如何继承父母的志向、述行父母的事业，反而专门思考父母怎样怀孕、怎样临产，才有了自己的身体，人们一定会把他看作荒诞愚蠢；这样能叫孝吗？何况天与人也各有自己的事情：天的事情在于化育，人事情在于经纶治理。天如果不做天所应做的事，却想代替人来经纶治理，天的功用就会废弃；人如果不做人的事情，却专门窥测天的化育，人所成就的事业就会荒废。天功废弃，乾坤就会毁坏；人的事业荒废，宇宙就会混乱。所以天地人与人相互辅助，同时又各有不能相互替代之处，这就是三极之道。《中庸》说：“天命叫作性，顺着本性而行叫作道，修明此道叫作教。”这就是《易》的教法：提出性与天，最终仍归结于人事，把高远的道理引到切近处。程子说：“儒道以天为本，释道以心为本。”杨氏说：“教人应以性为先，这不是《易》的教法。”这是把道的实行推远而归于性与天。两种说法表面相似，宗旨却不同；细微的差别会造成千里的错误，学术与世运也由此分开，不能不仔细考察。我二十岁时向颜习斋先生求学，他不谈《易》，只用人事教导我。成年后游历，见到许酉山先生，他颇为我讲说易卦的象数；拜访毛河右先生，他剖析辨说河洛与太极。回去以后，我玩味易卦、卦象、爻象，发现它们一一都能同习斋所传授的人事相印证，这才知道习斋虽然不谈《易》，却已经把《易》教给我了。因此我年轻时对《易》只粗略看过一次，长大后又不能背诵，但每天注解一卦，忽然就像彻底理解了一样。我的三弟培，以及同乡张纶、石门吴涵、德清胡渭、生员大兴王源、金陵王元蘅、太平王奂、曾任武昌官员的陶窳、印江黄世发、盩厔陈光陛、武进恽鹤生，有的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有的来共同学习，也差不多可以说在人事方面有所契合。天下万世就如同我的自身，我想订正校勘这部书，使它公开流传于当世，与人共同期望少犯过错，共同致力于经纶治理；这或许也会得到仁人君子的赞许吧。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端月谷日，蠡吾后学李塨撰写。

译凡例 一卦具有卦材，因此又可分别为德、情、象、位、时、义、数和主爻。所谓“德”，《系辞传》说“卦之德方以知”，如乾健、坤顺之类；所谓“情”，《乾》卦《文言》说“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指爻发动而发生变化；所谓“象”，《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说卦》中所取的象都属于这一类；所谓“位”，《说卦》说“易六位而成章”；所谓“时”，《系辞传》说“六爻相杂，惟其时物”；所谓“义”，《系辞传》说“六爻之义易以贡”；所谓“数”，如初、二直到上，又如三日、三年、七日等数字，以及大衍之数，都属于这一类；所谓“主爻”，如《无妄》卦以刚爻作为内卦的主爻。一卦的一爻见于经文，可以有八种论法：论本爻，是第一种；论三画卦，是第二种；把六画卦的上下两卦合起来论，是第三种【内卦为贞，外卦为悔】；论应爻，是第四种【指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阴阳相配叫作应；如果同为阴或同为阳，就叫作敌应。不过“应”也有兼说数爻的情况，如《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之类】；论爻位，是第五种【各卦以二、五为中；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叫得位之正，否则叫失位不正。八卦的正位是：乾、坎在五，坤、离在二，震在初，艮在三，巽在四，兑在上；又初、二、三属于离位，四、五、上属于坎位，见《启蒙易传》】；论乘，是第六种【上爻乘下爻，如《屯》六二乘刚】；论承，是第七种【下爻承接上爻，如《蛊》初六“意承考”】；论互卦，是第八种【孔子所说的中爻，如春秋时周史占《观》卦变《否》卦说“有山之材，山岳配天”，都是指互卦艮而言】。一卦的爻义，即使直接从经文可以看出，也有八种论法：本爻不变的意义，是第一种；爻发生变化，三画卦也随之变化，是第二种【如《师》初六变，则下卦为兑；智庄子解释《师》初六说“河道壅塞而成为泽”】；六画卦也随之变化，是第三种【如《师》初六变，则变成《临》卦；智庄子解释说“不行就是临”，并不是只有占筮时爻变才讨论变化，蔡墨说“乾之姤”“乾之同人”也都是这样】；论相邻的爻，是第四种【相连的爻，《系辞传》所说的“近者”就是这种】；两个互卦合成一卦，是第五种【如《泰》卦二爻互卦为《归妹》】；对易，是第六种【如《乾》《坤》《颐》《大过》等卦，这就是《文言》所谓“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反易，是第七种【如《鼎》与《革》互为反易，所以《鼎》初六有颠倒鼎足的象；下卦巽反过来成为兑，又有得到妾的象】；重易，是第八种【如《履》与《夬》因重叠相易，所以《履》九五有《夬》卦的象】。伏羲画卦，用交易的方法【一索、再索、三索，就是爻变】，形成六十四卦；用重易的方法，文王排列卦序，则采用对易、反易以及似体第九种【如《颐》卦类似离卦而称龟，《大壮》卦类似兑卦而称羊之类。前儒又称作大体、厚体；上经以坎、离为终，在它们之前是《颐》《大过》；下经以《既济》《未济》为终，在它们之前是《中孚》《小过》，都具有大离、大坎的象。有的人说大体不可取；但《噬嗑》类似《颐》，《彖传》说“颐中有物”，难道圣人的话可以不遵从吗】。彖辞与爻辞的说法不同，是因为彖辞不观察爻变。《系辞传》说，彖辞讲卦材，爻辞讲发动；又说：“彖，是说卦象的；爻，是说变化的。”旧儒解释彖辞，也有采用爻变的；但彖辞包含六爻，究竟哪一爻变、哪一爻不变？完全没有固定依据，不能作为准则。一卦中七、八为彖，九、六为爻，本来有参伍错综的关系，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爻辞与彖辞也必须对照玩味，不能只看后面而忘了前面。苗氏独得解说：《泰》卦《彖传》以“上下交”为义，九四是下卦三阴的首爻，正当上下相交之处，所以爻辞说“翩翩以邻”。朱子的《本义》解释成小人相互交结、损害正道，就不符合卦义了。《小象》解释说“皆失实”，“实”指阳爻；三阴之中没有阳爻，所以说它们来向下交。《本义》又说阴爻本应居下，居上就是失实，却没有想到“失实”说的是“皆”，也包括五爻；五爻“帝乙归妹”难道也不应居上吗？又没有想到《泰》卦的交本来就是阴在上、阳在下。爻辞如果不明白地看，小象就会被误解；小象一旦误解，就更加远离爻义。爻辞除了论述本来意义之外，有时也涉及爻变【如《讼》九四“渝安贞”、《小畜》上九“既雨”之类】；只是这一爻发生变化，其余各爻不变【如论《乾》初爻，只说初爻变化，这就是蔡墨所说的“乾之姤”；有时爻辞明确指向其他爻，也会间或讨论变化。朱震《易传》有阴阳相应、相纳而变化的说法，但采用这种意义的情况很少】。如果先儒解释卦象时，本爻无法解释，于是辗转牵连到其他爻【如《小畜》九三“舆说辐”，独得解认为坎为车，是由二爻变化而成坎之类】，那么论一爻就会使所有爻都发生变化，而且有的变、有的不变，究竟凭什么作为标准？《系辞传》说，《易》从开始推究到终结，以此作为体质；六爻相互错杂，只看它们所处的时与物。初爻难以知道， 上爻容易知道，因为它们分别是本与末。初爻的辞用来模拟，最后完成于终爻。至于错杂万物、撰述卦德、辨别是非，如果不是中间的爻，就不能完备。大概六爻相互连接，有初、有中、有终，首尾合起来观察，形势如同率然。这就是玩味《易》的方法。独得解说：宋人解释爻辞，不顾前后关系；例如解释《解》初六“无咎”，说是因为刚柔交际。到了四爻却又说应爻不合正道，难道初爻“无咎”，四爻就有咎吗？又怎么能说是刚柔交际呢？伏羲创作卦象，文王据此作彖辞，周公据此作象辞，孔子又据此作传。学习者必须先观察玩味卦画，然后再看卦名，不要一味诵读卦辞而忘记根本。孔子的《彖传》就是对《彖》的注解，《象传》就是对《象》的注解，不能违背这一点而另外解释《彖》《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是天时人事的排列形象。读了它们却不能在身心上彻底贯通，不能明白世事，不能在经邦济世上避免过失，那么即使读《易》，又有什么用呢？圣人的教诲很少谈性；从《易》中也可以看出天道。乾坤四德，一定归结于人事。以下《屯》卦讲建立诸侯、戒惧初次占筮，各卦都讲人事。至于《大传》，说乾为创始，坤为成物，又把这些同贤人的德业结合起来，把阴阳性道归结到仁与知。君子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共同忧虑，是为了说明圣人崇德广业之中包含忧患。其余内容专门阐明人事，这就是《易》的大旨。本书所采用的筮法，不是古法。我辑录古人的筮占资料编成一卷，名为《周易筮考》，附在书后，也可以作为彰明往事、察知未来的一点帮助。

译《易》有道、有数、有象、有占；但《系辞传》说：“《易》就是象。道寓于象之中，数与占也都从象中显现出来。只说象，《易》的内容就已经尽在其中了【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个象；三百八十四爻，就是三百八十四个象。而且每一爻中又包含许多数字和象，所以象是无穷无尽的。它们都画出虚象来等待实际征验，因此能够穷尽天下的变化】。”王弼、韩康伯不了解象而将其扫除，不值得论说。两汉诸儒都谈象，但有得有失。元代吴澄作《纂言》，却像在肉上强附毛发，硬把桃树说成李树。到了明代来知德作《易注》、何楷作《订诂》，逐渐顺当适切，但仍有许多附会。现在只求自然，不强行造作，并且直接从卦象中玩味卦义。不是说象的解释一定符合圣人的本心、不可更改，而是要这样灵活地看，或许可以接近观象玩辞的方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易》的象随着触发而呈现，不必每一种象都全部设置。例如《损》《益》都有损刚益柔的象，但《彖传》只用于《损》卦，在《益》卦中不见；《既济》《未济》都有刚柔相应的象，但《彖传》只用于《未济》，在《既济》中不见。这就是所谓“不为典要”。所以解释卦爻，应随机讨论卦象，不必拘泥于一一对应。如果观察者执着于一种标准去约束另一种标准，像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一样，左右的尺度必须分毫不差，那么这与《易》道相距何止天壤。《易》陷入漆黑之城已经很久了；如果要同先儒一一辩难，卷帙必然无法胜数。因此本书只注解经文的意思，不专门进行驳论；只有河图洛书等关系重大的问题，才不得已加以辨析。伏羲画卦，后来文王、周公系辞，孔子赞述《易》，都是为了成就自己、成就万物，为世道人心作打算。如果在三圣所说之外另生枝节，不是小道术数，就是曲折纤巧的说法；《易》之所以湮没晦暗，都是由此造成的。因此对于五行胜负、分卦值日，以及京房一世、二世、三世、四世、游魂、归魂等说法，一概不收入。即使说到上下经中乾坤两卦各有三十爻，并据此讨论《否》《泰》《损》《益》等，也虽有附会之处，但既然是圣人没有说到的，也一概删去不录。有些后人偶然得到一种见解，便附会到圣经上，曲意作比较配合，实在很失去《易》的精妙【爻辞下面有时提到古人的行事，是因为爻义难以明白，借古事来说明它，并不是拘执为固定的一件事】。至于流入异端、拘泥方技，如《参同契》《易图钩隐》《三易洞玑》等书，都是扰乱《易》的东西，学者不要受它们迷惑。自汉唐以来，易学著作有几百家，其中十九家只是相互影响、重复旧说。朱子作《本义》，说：“我对于《易》，还隔着四五层理解。”又说：“下经和下《系辞》很难会通。”他不自以为是，也不厌恶与自己不同的说法，这些话是审慎的。因此明代的时文完全遵循朱注，而易学注本于是有了新的发展。即使有些人的著作流传于世，世人也没有因为他们不同于朱子而诋毁他们，因为《易》道广大，本来就有赖于各家发挥。学者不要因为见到旧人的一种说法，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引用前儒的注解，就写“某人说”，不埋没其出处。如果采用了他的意思而有所删削修饰，或者一段中只有两三句属于先儒，就在正文下面分注某人或某书。《春秋》传中，同一个人前后有时称名，有时称字，有时称氏，有时称爵，交错出现。孟子称颜渊为“子之”，既用他的名，也用他的字，所以称“子”不必一定重视名，也不必一定轻视名。本书中引用汉儒，多写姓名；引用宋儒，多写“子”或氏。因为今人距离汉代久远，难以辨认究竟是谁，所以必须写出姓名以便识别。宋代人物就在当时人耳目前，不必如此。这并不是有所轩轾。后学李塨谨慎记述 钦定《四库全书》《周易传注》卷一 通州学正李塨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