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传注卷六

译《系辞下传》。八卦排列成行，卦象就在其中了。由此重叠卦，爻就在其中了。刚柔相互推移，变化就在其中了。给它系上辞并为之命名，运动就在其中了。吉、凶、悔、吝，都是由运动产生的。刚柔，是确立根本的；变通，是顺应时势的；吉凶，是以正道取胜的；天地之道，是以正道显示的；日月之道，是以正道光明的；天下的运动，归根结底在于守正而归一。乾刚健坚定地向人显示平易，坤柔顺安静地向人显示简约。爻，是仿效这些道理的；象，是象似这些道理的。爻象在内发生运动，吉凶在外显现；功业在变化中显现，圣人的心情在卦辞爻辞中显现。天地最大的德是产生万物，圣人最珍贵的宝物是君位。靠什么守住君位？靠仁。靠什么聚集百姓？靠财。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就叫义。这段话说的是卦爻显现在变化中而归于一。八个纯卦各有三画，自然排列成行。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两两相对排列。由三画卦重叠，初爻、上爻和中爻都具备，所以说爻就在其中。正义说：刚柔就是阴阳。讨论其气，称为阴阳；说明其形体，称为刚柔。“命”是命令的命，意思是确定吉凶来显示给人。圣人看见天下运动的幽深复杂而系辞，所以运动就在其中。刚柔确立爻的根本，而时势的运动不能拘泥，因此要通过变通来顺应时势，所以说要顺应时物。可是变为什么归于一呢？吉凶虽然不同，却都用正道来衡量。贞，就是正而坚定。守贞就能胜利而吉祥，否则就凶，所以说是以贞取胜。天地之道也以贞来显示，日月之道也以贞来光明，何况天下的运动，难道不是守贞而归一吗？所谓一，就是乾的平易和坤的简约。爻不过是仿效这种平易简约，象不过是象似这种平易简约。平易简约的德，在天地广泛产生万物时叫作生，在圣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时叫作仁。这是同一种德。最珍贵的君位，是施行仁的工具；聚集财货，是施行仁的事务。从事农桑，积聚珍货，分理得很清楚；祭祀、宾客、军旅，都端正其用财的名目和言辞；亲疏、义理、次序、区别，都加以安排；禁止百姓有了财货便放纵安逸的错误行为。用义辅助仁，仁就能实行，也就和天地的德相合了。生生不息就叫《易》，《易》的道理到这里就完备了。孟子说：假使让百姓把粮食看得像水火一样容易得到，百姓就没有不仁爱的，王道也就到此完备。这就叫天下的运动守正而归一。天垂示卦象，地呈现形体，所以说“观”。虞氏说：“隤，就是安。”爻象是卦本来具备的，所以说“内”；吉凶是得失的回应，所以说“外”；圣人的心情，就是和百姓一同忧患吉凶的心情。上古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地上的适宜之处；近处从自身取象，远处从万物取象，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所谓地上的适宜之处，如《禹贡》所说兖地的漆树、青地的檿桑、徐地的桐树一类。近处从自身取象，如以卦象为首、为腹一类；远处从万物取象，如以卦象为牛、为马一类。八卦创制以后，神明的德性就不再闭塞；万物的情状，都可以类比贯通了。编结绳索制成网和▯，用来打猎和捕鱼。这大概取象于《离》。这是从制作器物、崇尚卦象来说的。《离》有两只眼睛，中爻牵连巽为绳，网和▯就是这种象。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他砍削木头制成耜，揉曲木头制成耒；耒耜的便利，用来教导天下百姓。这大概取象于《益》。砍削木头使它尖锐，以便插入土地；揉曲木头使它弯曲，以便贴合手部。仲氏《易》说：“巽为木而进入坤土，上面以艮为手而运动，下面以震为足而运动，这就是耕作的象。” 正午设立市场，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货物，交易后各自离去，每个人都得到适合自己的东西。这大概取象于《噬嗑》。翟玄说：“市场中进行交易和饮食之事。仲氏《易》说：‘上为离、下为震，是正午时分活动的象。’合沙郑氏说：‘十三卦以离为开始，接着是益，再接着是噬嗑，都是关于食物和货财的。’所以《洪范》的八政，第一是食，第二是货。” 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氏兴起，使事物的变化得以贯通，使百姓不感到困倦；以神妙之道教化百姓，使百姓各得其宜。《易》道是穷尽就变化，变化就通达，通达就长久。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这大概取象于《乾》《坤》。不尊重古代的人是妄人，拘泥古法的人是愚人；他们哪里足以知道《易》由穷而变、由变而通、由通而久呢？哪里足以知道圣人通达变化、神妙教化的道理呢？五帝顺应时势而使天下文明，这是世道的一次变化，所以特别提出说明。《九家易》说：“衣取象于乾，在上面覆盖万物；裳取象于坤，在下面承载万物。” 剖空木头制成船，削尖木头制成桨。船桨的便利，用来渡过阻隔不通之处，到达远方，使天下得到便利。这大概取象于《涣》。刳，是凿空；剡，是削尖。《九家易》说：木在水上，像风一样流动运行，这是船桨的象。驯服牛、驾乘马，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以此便利天下，这大概取象于《随》。震为马，从一爻至四爻构成大离为牛，而兑的喜悦之性使人驯服并驾乘牛马。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梆子，来防备暴徒和盗贼，这大概取象于《豫》。《九家易》说：下卦有艮象，从外面看震，又反过来成为倒艮；两个艮相对结合，就是重门。艮为手、为小木、为手向上持物；震为足，坤为夜，坎为盗贼。手拿梆木，夜间巡行敲门，这是防备盗贼的象。截断木头制成杵，挖地制成臼。臼杵的便利，使万民得到帮助。这大概取象于《小过》。虞氏说：“艮在下为停止，是臼的象；震在上为运动，是杵的象。震木伸出，巽木进入艮手，手持杵在臼中进出，这是舂捣的象。” 弯曲木头制成弓，削尖木头制成箭。弓箭的便利，用来威服天下。这大概取象于《睽》。虞氏说：互卦坎为弓，离为箭。坎为坚硬的木，离为枯槁的木，兑为毁坏折断，正有把木头弯曲、削尖来制成弓箭的象。上古的人住在洞穴中，露天居处；后世圣人改为建造宫室，上面有栋梁，下面有屋宇，用来防备风雨。这大概取象于《大壮》。雷在兑泽之上运动，是风雨的象。四个阳爻相连，壮盛而刚健，是栋梁屋宇的象。所以《大过》四个阳爻相连，也说栋梁。栋，是屋脊上的檩木；宇，是屋檐。正如《考工记》所说：车盖上部应当高，若低下，水就会迅速流出而滴落得很远。古代埋葬死者，只用柴薪厚厚包裹尸体，埋在旷野中，不起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规定的数目。后世圣人改用棺椁，这大概取象于《大过》。四个阳爻聚集在中间，阴爻包围在外；人离去后，便形成棺椁的象。上古用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圣人改用文字和契券。百官由此得到治理，万民由此得到察知。这大概取象于《夬》。

译仲氏《易》说：所谓结绳而治，是根据事情的大小，用结绳作为约束；大事把绳结打大，小事把绳结打小，各自执持绳子的一端来互相考验、取信【见《史记》和郑氏《九家易说》】。后来改用书契：书，是用刀笔在木简上刻画文字，以作识别；契，是在木头上刻出一二三四等刻画，再从中分开，各自执持其中一半作为约契。《夬》之所以取象于此，是因为六爻排列而上端刻断，像契券上的刻画。然而，前面这些卦，兴利除害、养生送死，都是治理财货的事情；最后用书契作结，则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的作用也具备了。所以，《易》就是象；象，就是象似。彖，就是材质；爻，就是仿效天下的运动。因此，吉凶产生，悔吝也随之显现。观察制作器物、崇尚卦象的缘故，就知道《易》全都是象。像人的形象、事物的材质、仿效天下的运动，全都属于象。“效”就是仿效。吉凶悔吝本来产生于运动，所以爻发生运动，吉凶悔吝也就随之产生并显现。阳卦阴爻多，阴卦阳爻多，为什么呢？阳卦以奇数为主，阴卦以偶数为主；它们的德行又怎样呢？阳卦是一位君主、两位百姓，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两位君主、一位百姓，是小人之道。震、坎、艮是阳卦，却是一阳二阴；巽、离、兑是阴卦，却是一阴二阳。这是什么缘故呢？卦的主爻只有一个。阳卦以奇数为主，一奇配二偶，所以阴爻多；阴卦以偶数为主，一偶配二奇，所以阳爻多。然而它们的德行不同【卦德蕴藏于内，卦行显现在外】。主爻象征君，多爻象征民；奇是一，偶是二。一奇为君、二偶为民，阳居其位，是君子之道；二偶为君、一奇为民，阴擅其权，是小人之道【注疏】。天下万物的生存已经很久了，总是一治一乱。《易》说：“心意反复不定地来来往往，朋友都顺从你的思虑。”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天下同归一个道理，却有不同的道路；归于同一目标，却有百般思虑。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太阳西去月亮东来，月亮西去太阳东来，日月相互推移，光明就产生了。寒气过去暑气到来，暑气过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就形成了。过去的是屈曲，未来的是伸展；屈伸相互感应，利益就产生了。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是为了达到实际应用；善于利用事物使自身安定，是为了增崇德行。超过这些以后，再往前的事情，就没有人能够知道了。穷极神妙、认识变化，是德行的盛大。” 【“而”字有疑】君子一君之道和小人二君之道，在卦爻和系辞中都有明确的验证。《咸》九四说：“心意反复不定地来来往往，朋友顺从你的思虑。”天下的道理，何必烦扰不定呢？天下同归一个目标，而道路自然各有不同；归于同一目标，而思虑自然有百种。何必烦扰不定？况且不看看天下往来的自然规律吗？太阳和月亮往来推移，于是产生光明；寒暑往来推移，于是形成一年。过去是屈曲，未来是伸展【“信”同“伸”】；天地相互感应，万物由此获得生长的利益。道路虽不同，思虑虽有百种，但归宿实际上相同，目的实际上是一致的。何况屈曲正是为了伸展，二者并不是两件事；尺蠖【一种行走时屈曲身体的虫】和龙蛇的情形就是明证。君子懂得这一点，便推究知识、明辨善恶，精心守持经常之道而通达权变之义，进入神明境界，目的在于把它推行到实际应用中。礼乐射御书数等实际作用，使自己的身心安和、面色润泽、德气充盈，从而使德行更加崇高。超过这些以后，还能知道什么呢？穷尽神明、认识造化，顺应内心而行，这是德行盛大的极致。同归而道路不同、目标一致而思虑百端，是通达自然之能，哪里是思虑所能达到的呢？《易》说：“困在石头上，倚靠在蒺藜上，进入自己的宫室，却看不见妻子，凶。”孔子说：“不是应该困厄的地方却困在其中，名声一定受辱；不是应该依靠的地方却依靠它，自身一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期将要到了，哪里还能够见到妻子呢？” 齐桓公是霸主，却困顿于床笫之间，这是困在了不该困的地方。有穷国的后羿起兵占据夏王之位，这是占据了不该占据的位置。《易》说：“公在高墙上射隼，射中它，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械，射它的人是人。君子把器械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有什么不利呢？行动而不括，所以出动就能有所收获。这句话说的是器械已经制成而后行动。” 君子忧虑的是没有器械；有了器械以后，忧虑的是不能收藏起来等待时机。“括”是箭受弦、处于待发状态。

译《书》说：“前往察看箭是否扣在括处，符合尺度，就可以释放。” “行动而不括”，是说行动时不轻率，使箭纳入括中；这正是等待时机。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耻，不畏惧不义；看不见利益就不会受到鼓励，没有威势就不会受到惩罚。小小惩罚而使他受到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分。”《易》说：“脚戴刑具而遮没脚趾，没有灾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不以不仁为耻，也不畏惧不义，所以要用利益来鼓励，用威势来惩罚；这种小人还可以转变。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也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认为小善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认为小恶没有伤害，所以不除去。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行重大到无法解脱。《易》说：“戴着刑具遮没耳朵，凶。” 善行贵在积累，恶行应当畏惧积累；小的积累起来就会形成大的后果，这是小人怙恶不悛、坚持到底的情形。孔子说：“处于危险，是因为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安稳；走向灭亡，是因为只顾保有现存的一切；发生混乱，是因为自以为已经有了治理。因此君子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保有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混乱，所以自身能够安稳，国家也可以保全。”《易》说：“将要灭亡了，将要灭亡了，就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所谓倾覆危亡，正是因为把自己的地位安享为安乐【孔疏，以下同】。“保”，是自己认为不会有失去。孔子说：德行浅薄却地位尊贵，见识短小却谋划大事，力量微小却承担重任，很少有不遭祸患的。《易》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食物，鼎身沾满污秽，凶。”这是说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并不是完全没有德、没有见识、没有力量，而是德薄、智小、力弱；这样就是微小之人，凭什么谋划大事？明代的齐泰、黄子澄就是这样。孔子说：“知道事物的微妙先兆，真是神明吧！君子与上位者交往不谄媚，与下位者交往不轻慢，这就是知道先兆吧？几，是运动刚刚萌发的微小迹象，是吉祥将要显现的先兆。君子看见先兆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易》说：‘坚守正道如磐石，不到一天，贞正而吉祥。’既然像石头一样坚定，哪里还需要等上一整天？事情的决断已经可以看清了。君子能知微，也能知显；能知柔，也能知刚，是万人所仰望的人。” “几”是运动刚刚萌发的细微征兆，可以预先看见吉祥。与上位者交往不至于谄媚，与下位者交往不至于轻慢，就是知道先兆而获得吉祥。因此君子既知道细微，也知道显著；既知道柔，也知道刚。真是神妙啊，真是神妙啊！在先兆出现之前就有所发动，就是说采取行动。然而为什么说“坚定如石”呢？对先兆的明察，只有能够坚持操守的人才可以果断把握。那种圆滑随人、迎合他人的人，从来不能在先兆出现之前作出果断判断。孔子说：“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圣道了吧？有不善之处，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不再去做。”《易》说：“不远就返回正道，没有大的悔恨，大吉。” 这就是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君子。天地之气交融，万物化育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因此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减去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得到他的朋友。”说的是使心志专一。以上分别说明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也已经十分明显了。然而，阳卦的一位君主，并不只是君主而已；两个百姓也会跟随他。难道不是《损》六三所说的，三阳同行就减去其中一人、一阳独行就得到他的朋友吗？天与地相交，缠绵深密，万物化育而醇厚；男与女相交，和合而精气凝聚，万物因此化生。君王治理天下，与国人交往，经过一世以后才能使仁德形成，这就是一个人行动而得到朋友。天下目标一致而思虑百端，所以不能不使心志专一。“醇”如醇酒的醇厚。孔子说：“君子先安定自身，然后行动；先使心意平易，然后说话；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提出要求。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周全。自身危险却行动，百姓就不会与他同心；心怀恐惧却发言，百姓就不会响应；没有交往基础却提出要求，百姓就不会支持他。没有人支持他，伤害他的人就会到来。《易》说：‘没有人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定心志却不能恒久，凶。’ 所谓使心志专一，就是恒久不变。恒久之道有三点：行动一定先安定自身，说话一定先使心意平易，想向别人求取什么，一定先确定交往关系。这样百姓才会支持他、响应他。如果反过来，想侥幸行事，就是自身没有安定而冒险行动；内心知道不合道理，却不免惶恐，还强迫别人服从命令，就是心意没有平易而以恐惧发言；恩信尚未平素建立，却突然向人索取，就是交往关系没有确定而提出要求。这些都是立心不能恒久。想要百姓支持，难道不是危险吗？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也都可以看清了。《易》就是平易。孔子说：“乾坤难道就是《易》的门户吗？乾是阳类的事物，坤是阴类的事物。阴阳合其德，刚柔形成形体，以形体表现天地的造作，以贯通神明的德性。卦所称的名称虽然繁杂，却不超越阴阳。考察它所类比的事物，难道是衰世的意思吗？”《易》彰明已经过去的事，察知将来的事；使隐微显现，阐明幽深，使事理开通而恰当。用名称辨别事物，用正确言辞断定卦辞，已经完备了。它所称的名称很小，所取的类象很大；它的防范深远，辞文有文采；它的言语委曲而合乎中道，它所说的事铺陈在前却难以窥见。它借助人心的疑惑来帮助百姓，用卜筮决断，使百姓有所行动，说明得失的报应。前面说乾坤是《易》的蕴藏，是因为六十四卦藏在乾坤之中；这里说乾坤是《易》的门户，是因为六十四卦由乾坤产生。乾是阳类，坤是阴类，乾坤的德相互交合，刚柔的形体由爻分别显现。这是天地的具体形态可以看见之处，也是借此来体现不可测的神明德性的地方。六十四卦所称的名称庞杂繁复，却没有超出阴阳。考察它们的名称，如“孚”“号”“有厉”“往见恶人”等，难道是太古时代已有的吗？大概是衰世为了周密防患、把灾祸减小而产生的意思吧。刚柔变化的《易》【所以说“四营而成易”】，以智慧藏纳并彰明过去，以神妙认识并察知未来。卦爻的德性，有隐微，有显著，都在这里得到阐明；其中有神妙之处，幽深之理也在这里得到开启。名称如以“一”为初六、为上，类比并辨别事物，如阳为君子、阴为小人；乾卦说元亨利贞，坤卦说元亨利而有所区别，以牝马之贞分别端正其言辞，吉凶悔吝由此明确断定。《易》的道理大概完备了。所以它借用白茅、飞鸟下音等名称，所称之物虽小，取类却很大：白茅取其洁净谨慎之类，下音取其恭敬节俭之类。为什么说取类很大呢？因为它穷尽高处、探究深处，防范深远而呈现事物，寄托于卦象；辞文有文采，言语随着事物曲折而合乎中理，所说的事情铺陈在眼前却难以窥见。借助百姓的疑惑【“贰”疑当作“疑”】而用卜筮加以决断，以帮助百姓行动，说明得失的报应；这些都是《易》，也都是由乾坤产生的。

译《易》兴起，大概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大概怀有忧患吧？所以，《履》是德的基础，《谦》是德的把柄，《复》是德的根本，《恒》是德的坚固，《损》是德的修养，《益》是德的充裕，《困》是德的辨别，《井》是德的立足之处，《巽》是德的制约。履能和顺而达到目的，谦能尊贵而光明，复虽细微却能辨别事物，恒处于杂多之中而不厌倦，损先难而后易，益使德日益增长充裕而不靠造作，困于穷境而道仍能通达，井安居其所而能迁移施用，巽能称说而又潜入不露。履用来调和行为，谦用来制定礼，复用来反省自知，恒用来专一德行，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办利益，困用来减少怨恨，井用来辨明义理，巽用来施行权变。伏羲画卦时，时代淳朴、事务简单，只是观察卦象而已。文王、周公因忧患而系辞，于是《易》兴起【见孔疏】。下面九卦可以用来处置忧患：履就是礼，是德的基础；用谦来持守它，所以谦是德的把柄。天心返回，所以说是德的根本。恒久不止，德才非常坚固。修治愤怒和欲望，德就表现为损。改正过错、趋向善行，德就日益充裕。能够处困而通达，才可以辨别君子。井用来养育人，是德所安处的地方。重巽而深入，德由此有制约。并且礼能够使行为和顺而无所不至。谦能使人尊贵而光明。复能在运动刚开始的细微处立即辨别阳类和阴类，所以是不远而复。恒能在众物杂处、彼此交错中保持长久而不厌倦。减损欲望，先难而后易。增益善性，就是保全天性，使德日益增长充裕而不需要造作。困虽穷困，道却通达。井的养育作用无穷，所以安居其所而能从那里取水，输送给其他地方。巽用来申明命令，所以有称说；能够潜伏深入，就不会轻易泄露、全部暴露。又可以用履来调和行为，用谦来谦逊而合乎礼；不远而复就是自知；能够恒久，德就专一；减损物欲，就能远离祸害；增益学问德行，就能兴办利益；经历困苦后视为平常，就能少有怨恨；往来井然有序如同田界，就能辨明义理；进入巽而观察变化，就能施行没有固定方式的权变【施行权变也有其制约】。得到这九卦并用来处理忧患，难道忧患不能消除吗？《易》这部书，不能离开；它所说的道，总是在多次迁移变化。变化运动而不停留，周遍流转于六个虚位，上下没有固定，刚柔相互变易。不能把它规定成固定的典要，只能随着变化而适应。《易》的系辞是文字，是承载道的东西；但道却不断迁移，只随着变化而适应，这正是所谓屡迁。六虚，就是六个爻位。由于刚柔之爻不断变化运动，不停留在一个位置，所以说六虚。重卦有上下，却没有固定形式，有时乾在上、坤在下，有时坤在上、乾在下。画卦有刚柔相互变易，例如乾初爻变柔而成为巽，坤初爻变刚而成为震。哪里能够把它规定成固定的典要呢？“典”如册书中的典籍，“要”如衣服的腰部。它的出入都有法度，使人在外在和内在都知道戒惧。它又明白说明忧患及其缘故，虽然没有师保在旁，却好像面对父母一样。开始时遵循它的辞，来衡量它所指向的方向。这样既有常法；但如果不是适合的人，道也不会凭空运行。然而，说不能制定固定典要，并不是完全没有典要。它向外卦出行，向内卦归入；每一卦由重卦形成八卦，一卦六爻，十三卦都各有法度，就像君王的章法不可紊乱。外内都使人悚然知惧，又明白世间的忧患和事情的缘故。虽然卦爻中没有师保在前，乾如父、坤如母，仿佛就在上面临视，怎么敢不敬慎呢？开始时遵循所系的辞，衡量卦爻所趋向的方向，趋吉避凶，最终便有常法。变化之中仍有不变的东西。然而如果不是能够神妙而明白地理解它的人，拘泥于它就会固执，行动就会混乱，道哪里会凭空运行呢？《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开始、概括事物的终结，以此作为本质。六爻相互交杂，关键在于时势和事物。初爻难以知道，上爻容易知道，因为它们分别是事物的根本和末端。初爻的辞只是作比拟，最后则在终爻完成。至于杂陈事物、撰集德性，辨别是非，如果不是中间四爻，就不能完备。唉！只要概括存亡吉凶，那么安居的情形也可以知道了。明智的人观察彖辞，思考就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二爻和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所表现的善也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忧惧，因为四爻接近君位。柔爻的道理不利于处在远位；它的要点是无咎，它的作用在于柔顺而居中。三爻和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有功，这是贵贱等级的不同。柔爻处于此处就危险，刚爻则能取胜吗？”},{ 这一段主要讲观察爻的方法，是不能不讲清楚的。《易经》的《系辞》把六爻总括起来作为材料，其中刚柔各种性质交错杂陈，而唯一趋向于各自所处的时势。初爻所代表的时势，事物还难以看清；上爻所代表的时势，事物就容易看清了。为什么呢？初爻是根本，爻辞还没有具体归属，所以只是以比拟和议论开始；上爻是末端，也就是根据根本来完成其最终结果罢了。例如乾卦初爻比拟为“潜龙”，到了上爻自然就成为“亢龙”了。然而，要把各种事物杂列出来，编排汇集它们的德性，以辨别不同时势中事物的是非，就不能没有中间的四爻。例如屯卦，外卦为坎、内卦为震，是水雷二物；中爻又有艮山、坤地，于是再形成山地二物，这就是杂陈事物。坎为陷、震为动，是两种德性；中爻艮为止、坤为顺，又形成两种德性，这就是编排德性。于是赞叹说：六爻所蕴含的意义已经如此丰富，还要等到观察爻的变化吗？即使只考察它的存亡吉凶，那么那些居于本位而不变的爻辞，也同样可以推知。例如《彖辞》就是不变的；有智慧的人还没有观察爻辞，先观察《彖辞》，那么对全体义理的思考就已经超过一半了。例如屯卦初爻是诸侯，二爻是统帅；师卦二爻是将帅；比卦五爻是君主；观察《彖辞》之后，爻辞的意义也就可以想见了。既然如此，中爻也可以反复加以解释。二爻与四爻互相组成一个卦，它们的功用相同，但所处位置不同，所以善恶吉凶也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忧惧，是因为四爻接近五爻这个君位。柔爻本来应当依附上爻，不利于远离；但六二却说“归妹无咎”之类，是因为二爻属柔而得中。三爻与五爻互相组成一个卦，它们的功用相同，但位置也不同。三爻与五爻相比地位低贱，所以多凶；五爻与三爻相比地位尊贵，所以多有功绩。在多凶的情形中，如果遇到柔爻，就更加危险；如果刚爻处在刚位上，或许还会稍胜一筹。《仲氏易》说：孔子说“爻”是讲变化的，因为《周易》用来占筮变化；但爻辞中确实也有明说变化的，如讼卦的“渝安贞”、随卦的“官有渝”、小畜卦的“既雨”、泰卦的“城复于隍”、否卦的“倾否”，就是这些例子。孔子又说：由此也可以知道爻所处的本位；例如复卦、姤卦一类，如果上下爻发生变化，就不再是复卦、姤卦了，所以爻辞都不说变化，由此可知，爻辞不明言变化的情况更多。后人一概说爻不变化，以及每一爻都专门讨论变化，都不对。孔子说“观察《彖辞》，思考就超过了一半”；后人有的把《彖辞》和爻辞分开来看，有的把《彖辞》和爻辞混为一谈，也都不对。《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它包含天道，也包含人道，还包含地道。把三才兼备起来，每一才又各分阴阳而成两爻，所以六爻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三才之道的体现。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差别，所以称为“物”。各种物相互交杂，所以称为“文”。文理与所处位置不相当，于是吉凶就产生了。

译而且，观察爻的人还应当知道六爻兼备三才：初爻、二爻属于地道，一刚一柔；三爻、四爻属于人道，一仁一义；五爻、上爻属于天道，一阳一阴。这就是把三才兼备起来而各分为两爻。三才之道不断变化运动，没有固定停留，刚柔相互转易，所以说是“爻”。爻爻有贵贱、远近、大小等等级差别，这是事物并不整齐划一的状态，也是事物的实际情状。因此称为“物”。阴阳性质的事物相互交杂，就像黑色与黄色相间，所以称为“文”。文理与爻所处的位次不相称，是说爻位希望端正；但位置不相当而出现凶，也要看时势是否能够彼此补济；位置不相当而出现吉，例如萃卦九四一类，于是吉凶就由此产生了。《易》兴起的时候，大概正当殷的末世、周的盛德之时吧？大概正当文王与纣王所处的时代吧？因此它的爻辞多有戒惧之意；对于危险的事，使它转为平安；对于轻易的事，使它转为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天下万物没有不包括在内；始终都怀着畏惧之心，根本要旨在于做到无咎。这就叫作《易》的道理。前面所说《易》兴起于中古，就是指殷的末世、周的盛德之时。所谓作《易》是因为有所忧患，就是指文王与纣王所处的事情。因此《系辞》告诫人们，常常使用许多关于危险的言语，例如“心中警惕，行走时如同踩在虎尾上”这一类话【这里说到文王时，也包括周公，并不是专指《彖辞》】。对于危险的事情，爻辞使它转为平安，例如震卦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这一类；对于轻易的事情，爻辞使它转为倾覆，例如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这一类【陆绩的说法】。危险与轻易转为平安或倾覆，所包含的范围极其广大，天下万物都不能遗漏。只有人始终保持惊惧，谨慎地对待终结如同开始一样，才会归于无咎。《易》的道理就是这样。乾是天下最刚健的，德行总是平易，却能知晓险难；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德行总是简约，却能知晓阻滞。能够使众人的心悦服，能够推究诸侯的忧虑，决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奋勉不息之事。因此，观察气运的变化和人的言语行为，吉事将要发生时会有祥瑞；观察象所显示的事情，就能知道制作器物的方法；占问事情，就能知道未来。天地安排了上下的位置，圣人因而成就了天地的功能；人谋来自人，鬼谋来自龟筮，百姓都能参与并发挥作用。八卦以卦象告知，爻辞和彖辞以事情的实情说明。刚柔交错居处，吉凶就可以看见了。爻的变动是从利害来说的，吉凶则随着实情而转移。因此，喜爱与厌恶相互攻伐，吉凶便产生；远近相互取舍，悔恨和吝惜便产生；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便产生。大凡《易》的实情，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险；或者彼此互相伤害，于是既有悔又有吝。将要背叛的人，说话会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会枝蔓分歧。吉善之人的言辞少，浮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游移，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这一段总结说明乾坤之道：根本在于平易简约，最终则达到幽深精微而又变动不居。所谓“德行”，就是指乾坤而言，如同说阳卦、阴卦的德行。平易本身并不险难，却能知道天下的一切险难；简约本身并不阻滞，却能知道天下的一切阻滞。下文所说的爱恶相攻、远近相取、情伪相感，就是险和阻。乾坤的卦爻都具备这些象，所以能够知道险难和阻滞。“诸”是众的意思；“能悦诸心”，是说彖辞、爻辞告诉人们的内容，能够满足众人的心意。“侯”通“候”，是时机的意思；“能研诸侯之虑”，是说通过变通以趋合时机，能够推究随时变化的各种忧虑。从“能悦诸心”直到“亹亹者”是一句，说明乾坤具有这样的功能。《上传》说乾用“知”，说坤用“能”，这些都是有知有能的意思。乾坤分开说，是两种德；合起来说，则是一种德。因此，气运发生变化，人在世间有所言说和作为（“云”就是“言”）；吉事将要兴起时，开端必先出现，观察所呈现的象，就能知道制作器物的方法；观察所占的事情，就能知道未来，这些都是乾坤的功能。天地，是乾坤的宏大法象，已经安排好了上下的位置。圣人，是德行完备而合于平易简约的人；他通过实际运用建立器物，使神妙的器物先于百姓出现，从而成就了乾坤的功能。因此，向卿士谋议，是人谋；向龟筮谋议，是鬼谋。上天通过百姓来观察和听闻，所以百姓都可以参与并发挥作用。八卦排列完成，就以卦象告知；爻辞、彖辞系连成文，就以事情的实情说明。六个位次虚设，刚柔交错居处，吉凶便可以看见，这就叫作知险知阻。所谓交错居处，就是变动；通过变化而使之通达，以尽量获得利益，都是从利害来说的。之所以有吉有凶，是因为事情的实情不同，所以会随之迁移。因此，从爻的变动来说，有时是喜爱与喜爱相攻，有时是厌恶与厌恶相攻，有时是以喜爱攻击厌恶，有时是以厌恶攻击喜爱（“攻”专指趋向、击取）。例如屯卦六二与初九的“匪寇婚媾”，同人卦九五与六二的“大师克相遇”，以及九三、九四嫉妒而出现的“伏莽”“乘墉”等，都是这种情况，于是吉凶产生。从爻的位置来说，有时远处相取，有时近处相取，有时由近及远，有时舍近而趋远，有时取远而就近，有时舍弃远处而取近处。例如姤卦九五、上九从远处取初六，遯卦九三从近处系连初、二爻，随卦初九交接六二而通达九四，解卦九四舍弃六三而取初六，蹇卦九三取九五却先返回而趋就六二，屯卦六二舍弃九五而退回与初九婚媾等；有的能够实现取舍，有的不能实现，于是悔恨和吝惜产生。从爻的德性来说，有时双方都以真情相互感应，有时双方都以虚伪相互感应，有时这一方以真情感应，而另一方以虚伪感应；有时这一方以虚伪感应，而另一方以真情感应。例如中孚卦九二以真情感应九五，防卦六三以虚伪感应六二；豫卦九四与六三相合，是以真情相合，六三仰视九四，则是以虚伪相待；类似这些情况，于是利害产生。大凡《易》的实情，无论是攻取、取舍还是感应，都发生在彼此相近之处（这与上文从位置说远近不同）。如果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险；否则就可能彼此伤害；再否则就会既有悔又有吝。这些都是天下的险难和阻滞。然而，天下人的行为一定会表现在言辞中。背弃恩义、背叛根本的人，说话会惭愧，例如佛道所说报答亲恩之类；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枝蔓，例如后世儒者解经谈理之类；吉善之人的言辞少，例如周公、孔子；浮躁之人的言辞多，例如苏秦、张仪；诬善为恶的人，言辞游移，例如庄周；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例如汉高祖分羹之类。孔子说：“不懂得言辞，就无法认识人。”孟子说：“我懂得言辞。”因此，知险知阻之道，在乾坤中也就在圣贤那里。《周易传注》卷六。钦定《四库全书》。《周易传注》卷七。通州学正李塨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