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山乐录卷三

译大也。旧说认为：“风雅颂”，这是指诗，而不是声音。“四物，物就是伦，也就是类。声音有四季之气，用春夏秋冬来循环它，所以歌唱的方法有四声圆转的一个规律。到了六朝以后，用平上去入来代替，就是这‘物’。”旧说认为：“四方之物用来制成乐器”，这是错误的，器就是下文所说的八音。“五声，就是宫商角徵羽。”“六律，从黄钟到无射，从大吕到应钟。”“七音，是五音加上两个变音。”旧说认为：“武王伐纣七天攻克，因此凑合这个数目”，这是伶州鸠的荒谬言论，是错误的。“八风，就是八音，用八音来配合八风。”“九歌，是五声加上四个清声。”旧说认为：“六府三事合成九歌”，这是乐章的名称，不是声音的数目。至于清浊、小大、高低，这是指声音而言，用确定的声音兼含不确定的数目；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则是从调子来说，这些纯粹是不确定的。晏子论述音乐，其简明而恰当就像这样。

译【字有五声】字的五声体现在古韵的通转之中，虽然与音乐律吕不同，但也不可不知晓。因为用音乐来歌唱诗歌，其出字、收韵、平仄、阴阳，都与宫、徵等音律有关联，并非两回事。大致来说，隋代韵书有二百六十部，唐代韵书合并为一百六十部，但考察古韵的通用规律，实际上只有五部。这五部就是宫、商、角、徵、羽。过去确定五声的人，常以喉、腭、舌、齿、唇作为宫、商、角、徵、羽的标准，确定韵部也是如此。第一宫部为喉音，即今韵中的东、冬、江、阳、庚、青、蒸七韵。这七韵中的字，每次读完，声音必然返回喉咙并收敛于鼻子，唱曲家称之为鼻音。每唱这七韵中的字，必定以捉鼻的声音收尾【即在鼻中发声】，返回喉咙也就是进入鼻子。第二商部为腭音，即今韵中的真、文、元、寒、删、先六韵。这六韵中的字，每次读完，必定用下舌舔上腭，唱曲家称之为恩痕音。因为抵住上腭，所以收声在恩、痕之间。至于角部的舌音，则是鱼、虞、萧、肴、豪、歌、麻、尤八韵中的字，每次读字唱字完毕，必定悬舌居中。徵部的齿音，则是支、微、齐、佳、灰五韵中的字，每次读字唱字完毕，必定用舌挤齿。羽部的唇音，则是侵、覃、盐、咸四韵中的字，每次读字唱字完毕，必定双唇闭合，歌曲家称之为闭口音。凡是唱字将结束时，必定要观察其口型，审查是否闭合，以此判定优劣。自从《诗经》、《易经》、词赋、歌颂、铭诔、谣谚等古人有韵的文字，无不限制在这五部之内作为通用的法则，所以说字只有五种读法，韵只有五种押法【古韵通用法则仅这五部就足够了，详见《古今通韵》】，乐只有五种收声，这才是五声的秘密，是千古以来未曾阐发的。若说不信，试着从各韵部的字中随意取一字来读，如果东、冬等七部内有一个字不进入鼻音，七部外有一个字进入鼻音；真、文等六部内有一个字不舔上腭，六部外有一个字舔上腭【角、徵、羽三部以此类推】，那就请毁掉我的书并辱骂我好了。

【十二律配十二月本义】黄钟对应十一月【《月令》说律中黄钟】，为宫音【这与《史记》、《汉书·律历志》等书相同。如果《吕氏春秋·月令》说其音为羽，那么黄钟就没有属于羽的了，那只是用五音来配四时罢了】。地数以六为中【《汉书·律历志》说地数为三、四、六、八、十，以六为中，中属土】。中土颜色为黄，所以《国语》中伶州鸠回答关于律吕的问题时说：“六中的颜色，是用来宣养六气九德的。”

大吕对应十二月【《月令》说律中大吕】。按隔八相生的推演方法，这应为变宫【旧说大吕在五声中无所属】。变宫，是用来辅助正宫的，所以伶州鸠回答说：“辅助宣发万物。”

太簇对应正月【《月令》说律中太簇】，为商音【旧说相同】。万物开始生长为商，所以人刚出生时吹律来确定其姓氏，也属于商。商本是初生的木气，反而用金行的气来解释，是因为商清在八月，正是金行之时。所以伶州鸠回答说：“太簇，是用来用金奏来赞助阳气、排出滞气的。”太簇是阳律【阳律对应阳月】，却说赞助阳气，也是说那秋行用金奏来赞助这个，凡是认为初春之气应当排出滞气。

夹钟对应二月【《月令》说律中夹钟】。夹，是以草木夹裂为名，而二月发春，正当草木萌芽之际。夹与角都属于木行，所以《月令》说：“其音角。”而东方七宿又以角为首名【苍龙七宿，第一宿叫角】，那就是角了。如果三月是姑洗，那么木气衰退，角星转换了。萌芽角状之物夭折且高耸了，所以姑洗不是角，而夹钟是角，道理就是这样。

姑洗对应三月【《月令》说律中姑洗】，为徵音【旧说为角，解释见前】。它为什么是徵呢？徵，就是礼。伶州鸠关于律吕的回答，这还是汉代以前稍可凭藉的话。然而伶州鸠回答说：“姑洗，是用来修洁百物，考察神灵、接纳宾客的。”调和百礼，飨宴神人，宴请宾客，都是行礼的事。而都归属于姑洗，那就明显是以姑洗为徵了。况且时节正当三月，木德已经衰退，而火符即将到来，那么以徵为火，也正好相合。所以用隔八相生的方法推演，姑洗就是徵。用时节和时令来核对，也是姑洗为徵。所以说：姑洗是徵。

中吕对应四月【《月令》说律中中吕】，为变徵。四月是火月，属徵。中吕，次于三月而宣发阳气，那么中吕又是徵。两个徵宣泄殆尽，所以没有应声。又《月令》说：“其音徵。”《史记·律书》在仲吕五寸九分三分二之下，也注说：“徵【无应声就没有清声，后同】

蕤宾对应五月【《月令》说律中蕤宾】。阳气盛极而将行，万物盛极而也将行，那么在五音中适宜为羽。羽就是行【见《白虎通》】。况且羽在四行为冬，因为冬是阴的终结；在十二辰又为夏，因为夏又是阴的开始。大概羽以黄钟为应声了【黄钟在羽月】。黄钟不能应其他律，所以无应声。林钟对应六月【《月令》说律中林钟】。伶州鸠回答说：“六中的颜色。黄钟为宫，以六中为色，所以说黄。那么六月为宫。清声为黄钟，难道不观看《汉书·律历志》吗？宫以九唱六，孟康说：‘黄钟阳九，林钟阴六。阳倡而阴和，和则正与清相应，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林钟是徵，那么没有徵作为宫的和声的道理。”

夷

译那么七月（月令律中夷则）就是变宫清。变宫是用来辅助正宫的，所以大吕变宫称为“助宣物”。变宫清又是用来辅助变宫的，所以黄钟宫称为“宣扬九德”，而变宫清称为“咏歌九则”。律与正相同，这也足以验证夷则作为变宫清了。如果又说“平民无贰”，那么夷就是平的意思。旧说“夷者伤”，难道不是错误吗？

译南吕八月【月令律中南吕】为商，是清夫太簇商也。而八月曰清商，夫清商而犹曰非商清乎？夫非商清而可曰清商乎？故律对于太簇曰：“所以赞阳出滞也”，于南吕曰：“所以赞阳秀也。”夫同一赞阳，而在正月当发滞之时则曰出滞，在八月为秋成之时则曰秀。

无射九月【月令律中无射】为角清律。对曰：「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轨仪者，道法也。正主发，清主收，故曰道法。」应钟十月【月令律中应钟】为征清律。对曰：「所以均器利用，俾之应复。葢言洽百物之礼，以应夫三月大礼之举行也。」应者，隂应阳也。且夫十月，隂月也，反曰阳月，且冬之首矣，反曰小阳春。夫阳春三月，小阳春，非三月应乎？则非征清乎？故曰：「此征清非无谓也。」

【旋宫和谬】先臣曰：七声有和谬，皆成数也。而旋宫之法生焉。如宫为和，则变宫为谬；商为和，角为和，征为和，则变征为谬；羽为和。所谓一和二谬三和四和五和六谬七和，此七声定数也。声数既定，则但用其和者，閟其谬者，而自然有和声而无戾声。至于以变宫立调，则疑于戾矣。然仍以一和二谬三和四和五和六谬七和之法推之，则变宫一和，商二谬，角三和，征四和，变征五和，羽六谬，宫七和。仍用其和，而閟其谬，有何戾乎？所谓旋宫之法如此。

【二变在前所误之由】先臣曰：变宫在宫后，变征在征后，旧误以为在前者，以五声高下言之，宫最居下一层，而以次而髙而上，似乎在前，实则过宫之前一层，非宫前也。古误必有由，其所误者由是耳。如同一先人曰：「言智先人，则先乎人；曰自卑而先人，则让人在先。」先与后皆可解，所以溷也。但乐声先后有断难溷者，人声无定，器色声有定。试取匏竹诸器，一按之，孰前孰后？何难顷刻立辨乎【不用商征二调之由】周乐无商调，从来不解。尝以问先臣，先臣曰：乐有七声者，五声及二变也。二变者，变宫在宫前，变征在征前也。周自文武后便不解七声，故周景王问七律，而伶州鸠以七同七列妄荅之。因以变宫在宫前一位者，误认作已前之前，遂列变宫在宫后，而宫前一位名之为商。然而乐工用五声，则宫前一声每閟不用，此不用者是变宫；而既误为商，则亦误谓不用商，此即无商之所由来也。若隋唐以后不用征调，则以十二律配七调，自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防賔七律外，其不立调者有五，而林钟为无调之首。乃《史记·律书》生律之数，则又以黄钟为宫，林钟为征，遂曰无征调。此皆沿误之最无理者，然其説则在此。

【五清不领调】国语》大武有四名曰羽曰厉曰宣曰嬴乱而其调只用七律曰夷曰南曰无曰应曰黄曰大曰太但取夷则至太簇颠倒立调夫五清不立调以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五律无领调法也几见夷则无射可以称为上宫者况旋宫之法皆用顺转羽宣上宫一以夷至黄一以无至太犹用顺转若厉嬴下宫一以黄至夷一以太至无则直倒行逆施矣而可为调乎此皆于声律大有碍者

【前人不识笛色，因不识乐】晋荀朂问协律中郎将列和：“笛中之孔，及体中之孔，合作七声，能尽知其孔穴宫征与否？且调与不调，将以何验？”和辞以先师相传，吹笛者但为应曲而设，某曲当举某指，初不知七孔尽属何声也。若笛之调否，则第仰尚方笛工依按旧制，便吹取其鸣者可矣。其调与不调，匠者主之，安从校验？”则是以朂之神解，尚不识笛穴何律，而列和在晋代颇称良工，然但受时师指诀，而不辨律吕。如此则笛尚不识，焉能识乐？按《晋乐志》称：“魏晋之世，有孙氏善旧曲，宋识善击节倡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朱生善琵琶。”傅〇尝曰：“人苦钦所闻，而忽所见。向使六人生于上世，今古无俪，何但牙夔同契哉？”其称许之盛如此。

【辨钟声】周礼·司乐》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为乐器。其云“凡声者，钟声也”。钟声有髙下、厚薄、偏正之殊，故曰：“髙声防防者，防然旋于里

译（前文省略）；正声舒缓，是说器物上下端正挺直，那么声音就纡徐从容；下声放肆，是说器物形状过于低矮，那么声音反而放纵无拘无束；陂声散乱，是说器物偏斜则声音离散；险声收敛，是说器物过于陡峭则声音不能远扬；达声盈满，微声微弱，是说宏大之声有余而微小之声不足；回声延绵，是说器物过于圆浑而没有洪细的变化；侈声急迫，弇声郁结，是说侈者其中狭窄，弇者其外闭塞；薄声震颤，是说器物薄则震动摇晃；厚声坚确，是说器物厚则专一坚实。”这些都是针对钟这一种乐器而言的，所以又说：“凡是制作乐器，以十二律作为尺度，以十二声作为衡量标准。”这里所说的“声”并非声音的“声”。

译【乐无八声】音乐之中所谓“八”的，只有乐器的数量称为八音，舞队的行列称为八佾，方位的风气称为八风，并没有声音的数量以八为常数的说法。如果按照隔八相生的律吕生成法，那是隔着七个声音，让第八个与第一个相和，这仍然是七个声音中的清声。北周时长孙绍远想在七个声音之外增加一个黄钟，引用《左传》中“天子用八”、《周礼》中“天子悬挂二八即十六架钟，古磬十六架”作为证据，于是在十二个月的乐悬中，每架七音之外，又增加一架，这是错误的。《左传》中的“用八”是指舞队的行列数，《周礼》及各类钟磬是指七声、九声同时悬挂的数量，并非声音的数量，也不是架数的数量。当时原任梁朝黄门侍郎的裴正认为，舜帝开启七始，周朝制定七音，都不使用八声，导致魏文帝时采纳长孙绍远的意见，将七声改为八声，后来又采纳裴正的意见，将八声改回七声，犹豫不决地更改了五六次，致使长孙绍远临死前还与乐部的齐树写信，又向皇帝上书，又嘱咐他的儿子长孙览一定要使用八声才能瞑目而终，最终也没有被采用。世上那些蒙昧固执、像牛一样强硬、像猪一样倔强，至死都不改变的人，像这样还想要音乐不灭亡，太难了。另外，北魏的李搔广泛采集各种声音，另外制造了一种乐器，名叫八〇，但世人没有继承他的。

【一笙十六管】北周郑译担任内史中允时进献新乐，十二个月各用一支笙，每支笙使用十六根管子。宣帝命令他与大宗伯斛斯征商议，斛斯征说：“十二律转相生声，就是回到宫音。如果一支笙有十六根管子，总共一百九十二根管子，既没有相生的道理，又没有还宫的意义，多设置有什么用？况且每月演奏一支笙，那么钟鼓等各类乐器各需要十二套，必须在庙庭之外另外开辟台阶庭院，增修廊房屋宇，才能陈列。如果说笙管之外不需要增加制造，那么音乐的增减，难道取决于笙吗？”于是罢免了进献。

【十五等尺】蔡氏的新书详细列举了汉代以后各种尺子，却没有考证核实。《通考》将其分为十五等尺，并且校订倍数和析分，这只是徒然夸耀记载详尽，不过是书商一类人的做法罢了。大体上周尺最短，而汉代以后逐渐变长。如汉代建武铜尺，晋朝以前的尺即荀公曾尺，徐爰、王隠等人的尺子，都是依照周玉律制造的，称为古尺。其他魏晋六朝凡是所制造的尺子，都比古尺长，没有比这短的。如果后魏制造的前尺、中尺、后尺，都比公曾尺多出两寸多。而后赵刘曜浑天仪土圭尺，假托为张衡所作的，竟然增加到五寸。那么乐尺又有什么值得依据的呢？

【四清五清之误】四清声是指黄钟、太簇、夹钟、姑洗。只有七调五清，则又加大吕作为变宫清。这五个律，都是三代以来相传的顺序，历经汉、唐、宋不敢更改的。只是人们知道四清，不知道五清，因为不认识大吕作为变宫使用，而从黄钟开始数起，依次排列，那么又常常多于四清的数量。于是唐代音乐去掉夹钟，以黄钟、大吕、太簇、姑洗为四清。宋仁宗朝又去掉姑洗，以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为四清。他们不除去大吕，是因为不知道变清的道理。他们一定要除去一个律，是因为与四清的数量不合。他们不敢越过姑洗以后的律，是因为还知道十二律中只有前五个律有清声，而其他没有清声，前代相传本来就是这样。这真是像祭祀用的假羊一样看似庄严实则虚妄。宋代儒者妄加解说，说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四个律管短，所以减少黄钟、大吕、太簇、姑洗四个管的一半作为清声，却不知道夷则四个律正是黄钟四个律的清声。而且不知道除了中吕、蕤宾七个律之外，林钟也是清声。大概管有长短，而相生则声音有顾虑。如果说黄钟四个律减半与夷则四个律应和，那么黄钟的一半是四寸五分，才与应钟的四寸六分零相近。至于夷则三个律反而比黄钟四个律强三分之一，相凌驾得很厉害了。至于《周礼》小胥注有钟磬二八十六枚一簴的说法，主观臆断认为十二律之外再加四清为十六，却不知道十二之中已有五清，如果再加四清就是九清了。其说法不可靠就是这样。

【二八之误】《周礼》钟磬二八十六枚，而在一架则称为堵。十六枚，是将九清七律并列放置。九与七，合为十六。分开来说，一个是声，一个是调。解说的人不明白其意义，说音乐有八音，加倍设置，所以是十六，那就荒诞极了。八音是乐器的数量，乐器加倍设置，那么试问这一架，是两个钟、两个磬、两个匏、两个革吗？还是只取其数而左边八个钟、右边八个钟呢？况且八个钟叫什么名字呢？

【方响四清之误】方响虽然起源于西凉清乐，但也有清声。大体上一架编作两格，下格以左边为首：黄钟、太簇、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南吕、无射；上格以右边为首：应钟、黄钟之清、太簇之清、姑洗之清、中吕之清、大吕、夷则、夹钟。他们尚且知道四清，似乎也是礼失求野的一个方面。然而将四清加在十二律之外，那就谬误得很了。如果去掉大吕，那么大吕原本不在四清之中；却又去掉夹钟、姑洗，而单独取中吕，为什么呢？总之没有得到原本，虽然偶然巧合，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乐器不是乐】宋代儒者论述律吕，只讲

译关于乐器，明代郑世子韩邦奇等人的说法都是这样。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假设有舜时的乐器在这里，那就是韶乐了。然而隋代的何妥说，韶乐在齐国，这在《论语》中有记载。秦始皇灭掉齐国，韶乐便传到了秦朝的官府。等到汉高祖灭秦，韶乐还在汉朝。汉高祖将韶乐改名为文始乐，以显示不沿袭前朝。那么，舜时的乐器，在汉代还没有失传，而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没有听说能复兴古乐，这是为什么呢？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考究音律、制作乐器是毫无用处的。何妥又说，汉代的五行舞就是周代的大武乐，文、景、昭、宣各朝只是更改了它的名称。隋代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他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然而两汉的音乐，既不是箫韶，也不是大武，那么即使乐舞并存，仍然算不上是真正的古乐，何况是乐器呢？又何况那些仅凭铢、黍、尺寸等度量标准，只求制作器物，却连一件完整的乐器都未能制成的人，就断言古乐就在其中，他们为何不自量力，如此大言不惭呢？

译【乐书不是乐】《汉书·艺文志》说：周朝衰微，礼乐都败坏了，音乐尤其细微渺茫，以音律为节制。注解说：因为它的道理精微，节制在于音律，不能全部记载在书里。这是说音乐全在声音中，不是乐书所能传达的。又说：战国时期，魏文侯最喜欢古代音乐，有乐人窦公，在汉文帝时还活着【桓谭《新论》说：窦公年龄一百八十岁】献上了他的书，乃是《周官》中大宗伯的大司乐章。那么大司乐章有用吗？到了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尤其喜好音乐，于是与毛生等人采集《周官》及诸子书中谈论音乐事务的，搜求探讨音乐的意义，作《乐记》一篇。然而对汉代的音乐没有丝毫补益。那《乐记》谈论音乐也非常娓娓动听，后人读它尚且能激发奋起感奋兴发，有志于古代音乐的人于是明白，著成那本书却完全不是音乐。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音乐的声音。只有志中所载各种经书的篇目，在歌诗二十八家中，有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歌谣诗声曲折七十五篇。这必定是传授周代歌诗声音的曲折，可惜只有书目而书不流传罢了。那么乐书不谈论声音，即使《乐记》也无用，何况其他的呢。河南，是西周的名称，《史记》记载周考王封他的弟弟在河南，为河南桓公，所以西周名叫河南。后来分为东周和西周，公因此得名。

【十二钟】传说黄帝命令营援制作十二钟，指的是十二律钟。后世称之为编钟，与箫管、琴瑟同为伴随歌咏的乐器。宋代制作十二特钟，依照时辰排列，每逢子月演奏音乐，就敲击黄钟特钟来宣扬它，这又在营援十二钟之外了，不是旧制了。如果是十二编钟，那么虽然限于黄钟、太簇等名称，然而还宫递转，仍然没有专门限制，而且只用十二合，做成一架。而东汉元嘉之后，依照时辰配合位置，每逢子月，取出黄钟架；每逢正月，取出太簇架。总共十二架，不成正月，黄钟与十二月有不同的声音吗？

【十二镈钟即编钟】后周制作十二镈钟，就是编钟。它们相生考击形制完全相同，而宋代大观年间议礼，认为韦昭、杜预注释《国语》《左传》，都把镈当作小钟，钟当作大钟，所以《周礼》中钟师掌管金奏的大镈，师掌管金奏的小钟，历历可验。如果镈又是钟，那么两个名称混杂出现，不能作为训诂。不知道钟是总称，镈就是小的意思。镈又是钟，就像称鼗鼓一样，鼗又是鼓。有人说不是这样，镈钟可以名叫小钟，不可以名叫编钟，那么先臣又说了。镈与编是声音的转化。

【十二钟不依律数大小】宋代知制诰王洙说钟磬依照律数决定大小，经书没有明文，只有郑康成凭意思说，比如说到磬前长三律，后长二律之类。不知道磬的形制一半长一半短，所说前长是指前半，后长是指后半。律是以黄钟为尺度，即九寸，三律三九二十七，就是二尺七寸；二律二九十八，就是一尺八寸。如果用这个来明确大小，就错了。后来王拱辰详定大乐，说律的大小都不和谐，那么十二钟磬不适宜依照律制作大小。大体上声音的高低在于厚薄，不在于大小，何况铜齐清独而高低分明。铜精则声音清亮而高，如果铅锡杂和就低浊了。看方响、水盏以及现在的云锣，都没有大小而声音的高低历历分明，这可以验证。

明朝制定钟律式，凡是净铜极纯，不搀和铅锡，叫做清铜。然而又有刚柔、纯杂的区别，而上清、次清分别。如果纯铜一斤，搀灵安锡四两，就稍微浑浊了。至于加上黑铅，就浑浊得很。那么清浊，难道在于器物大小吗？

【黄钟白钟】黄钟是律名，也是钟名，即五色钟之一。黄帝制作五色钟，有青、赤、黄、白、黑五个名称。又《淮南子》说孟秋之日，西馆御女，白色，白防撞，白钟，那么意思五色钟也依照时辰考击，如十二特钟依照月辰宣扬音乐一个道理一样，它的颜色是特别染的，不是铜色【改钟制】明朝嘉靖甲子年，太常卿吕常因为钟磬不协调，虽然依照斤两制造，终究不调和。当时乐器旧悬有铜编钟四口，一正黄钟，一正太簇，一林钟，一南吕，都残缺损坏不识改造法。到了嘉靖十四年，少卿张鹗请求改设特钟、特磬作为音乐节制，因为当时编钟都不能和谐，暂且制作这个作为钟石一项，可以搪塞。于是世宗忽然召见宗伯夏言，说特磬石重，声音向下反而难以宣扬。夏言请求都用铜制作。不能制作石，却立刻想要改金，已经奇怪。至于改后终究不和谐，又请求用灯代替铜，设一盏特灯挂在旗杆上，作为音乐起止的候令，那么不动声色，望而可知，比起钟磬较为安静。皇上听从了。制作音乐不是求安静，如果只求安静，那么何不干脆撤去宫悬，弃置不做的更加安静呢？韩尚书在哪里呢？为何扫地至此【韩邦奇兵部尚书作《律吕新书直解》，自夸知乐】

【乐不分古今】古代音乐有贞正淫邪而没有雅俗。自从唐代分雅乐、俗乐、番乐三等，而近世谈论音乐的人动辄以俗乐为讥讽。殊不知唐代时分

译朝廷的本意，原本并非推崇雅乐而轻视俗乐。因为番乐难以习得，俗乐稍易掌握，最下等的（雅乐）不值得学习，所以（朝廷）重视雅乐。因此考核技艺、划分等级，反而更看重番乐。那些能够习得番乐的人，就赐予他们坐席，称为坐部伎；那些不能习得番乐的人，就降等学习俗乐，不坐而站立，称为立部伎。如果连俗乐也不能掌握，就被斥退去习雅乐，不被众人所齿列。雅乐被轻视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因为雅乐虽然存在，但只是应付差事，口不必符合音律，手不必调弄乐器，视觉不必悦目，听觉不必悦耳，像尸位素餐般地歌唱，像木偶般地舞蹈，聋子唱歌瞎子和声。像这样却称之为雅乐，雅乐确实也可鄙。然而儒者谈论音乐，却又蒙昧了先古的本意，推崇雅乐、轻视俗乐，纠缠不清。试问当今谈论音乐的儒者，也曾读过《周礼》吗？《周礼》中旄人掌管教导舞散乐、夷乐，散乐是野人的音乐，不是官方的音乐，就是后来所称的倡乐、俗乐。夷乐就是番乐。既然先王为倡乐、番乐设立官职并加以练习，这之前并没有梨园、高头教坊作为先例。况且又设立韎师，掌管韎乐，供给祭祀、宴飨之用。有人说韎乐就是舞乐，不是歌乐。而鞮鞻氏掌管夷乐的声歌，凡是祭祀、大宴就吹奏并歌唱。那么倡乐、番乐的声音，先王完全将其用于太庙、明堂，与郊庙、燕飨的大乐先后一起演奏。难道不是重视音乐中的人声吗？人声如果美好，即使是俗乐、番乐也必然采纳。何况九州之大，四海之众，人声呕哑不绝于世，一吟一咏都适宜细细推究。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反而因为金、元曲子的陋习而固执鄙陋，偶尔一开口就嗤笑俗乐。那么，对于人人自身具备的声音却当面丧失，称之为自暴；对于人人可见的道理却蒙蔽双眼甘心接受，称之为自弃。自暴自弃还谈什么音乐？所以设立雅俗的辨析，想要使知音的人不要过分尊崇古乐，不要过分轻视今乐。说当世的人是今人而不是俗人，说今人的声音是人声而不是今声，那么对于这道（音乐之道）就有希望了。

译臣小时候跟随祖父参加乡饮酒礼，忽然有歌唱《鹿鸣》的人走到前面，大家互相惊视，错愕地以为是集市上的喧闹。当时正在招募工匠修筑大成殿和棂星门的围墙，号子声此起彼伏，舒缓而有节奏。旁边一位陪同宾客的老生感叹说：“难道雅乐之歌还不如劳动的号子吗！”等到臣进入国子监，聆听祭祀文宣王的仪式，乐工们以“大哉孔圣”的歌声配合笙瑟演奏。那时唱歌的人只管唱歌，吹奏打击乐器的人只管吹奏打击，好像各自在试验所习得的技艺，臣听了感到疑惑。等到臣蒙受圣恩，滥竽充数地担任侍从官，每次跟随朝会班次，暗中聆听。皇上登殿时，演奏中和韶乐，因为地势高而声音隐秘，只能听到磬声清脆，其他乐器则听不到。至于在太和门下演奏丹陛大乐，宦官们举起指挥旗，应和舞蹈，正好是各位大臣拍手舞蹈的时候。每次朝会所演奏的音乐，都清晰地留在耳中。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仍不能忘记。记得辛酉年，皇上应台谏官员的请求，命令文学侍从官员考订乐章。臣当时曾提出乐章与音乐相配的议论，呈报给掌院学士，但没有上报。后来宦官所唱的歌词，都改定了新词，但实际上不知道其句字的平仄开合、单复归属等是怎样的，只觉得听其声音，好像没有人在唱歌。古代音乐重视人声，人声高于乐器，所以汉代祭祀太乙，甚至有七十人同声歌唱。隋唐乐府，都根据宫商各调确定歌唱的人数，现在歌唱的只有一个人，比不上众多乐器，却又压低声音。考察敲击乐器之下，没有人声，太严重了。从前宋元丰年间，杨杰考订大乐，说音乐中有金石乐器互相争夺伦常的情况。音乐奏出一个声音，而众多乐器应和它，既不能不及，也不能有余。于是琴瑟埙篪笙竽筝筑，只应和一个声音，而镈钟特磬编钟方响，必定敲击三声，声音繁杂掩盖了众多乐器，这就是争夺伦常。此后应当不要连续敲击。只敲击三声，尚且认为声音繁杂而争夺伦常，现在宦官唱一个声音，敲击方响的人，不止十百声。况且鼓用来节制音乐，即使左边鞞鼓右边应鼓，各种小鼓也只与大鼓参差相间，每次歌唱就间隔一二个字敲击，作为音乐的节拍。现在唱一个声音，方响和鞞应鼓，都敲击十百下，从缓到急，像一曲的结尾，一调的送声，这怎么说得通呢？现在大乐刚刚考定，明确完备是急务。一个人屡次受命却苟且因循，掩盖抑制而不发表，这是儒臣的过错。臣忝列文学侍从，其职责应当考析典故，阐明制作，何况礼乐之事责任尤重，所以私下订正并概括其大意如此。至于踵事增华，尧舜在上，继承后夔而起的人，难道缺乏吗？

竟山乐录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竟山乐录卷四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乐录三卷已无剩余义理。之所以过于简略核实，是因为历来乐书多言辞冗费，反而妨害音乐。所以阅读书籍千百卷后才写成此录（从前汉到宋元诸儒论乐不计外，仅明代乐书阅览过的就有七十一种）。然而还有先教谕浅说十四条，取其论述五声七始十二律十五声，而假设为问答，作通俗之辞以阐明法度。其余二变五变倍声半声，以及八十四调三百六十五调的荒唐，前卷已详尽，不必再赘述。读者详察之（此后系采衣堂论乐浅说）。

什么是五声？回答说：宫、商、角、徵、羽。什么是宫、商、角、徵、羽？回答说：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为什么名为宫、商、角、徵、羽？回答说：想要代替其数目而不得，就强行立名以代替，如天地、黄之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那么它们的名称没有意义吗？回答说：有。岂止有意义，兼有形状、尺度、方向、位置、气息、候应、声音、颜色。然而这些都不说，一说及此，则满纸杂乱，无实际益处。所以只说五声者，五个声音，即一、二、三、四、五。

五声不并列，原本不是横排。五声是五层声音罢了。人声有轻重高低上下清浊，而层次由此产生。五声者，只是五层声音，而轻重高低上下清浊的究竟，即尽于此，所以只称五声。那么五层外别无层次吗？回答说：有，如七声、九声、十二声、十五声皆是。有则为什么只称五声？回答说：人声层次虽多，然而只五声而止。如宫是第一声，商是第二声，从下而上，从浊而清，从低而高，从重而轻，则宫是最下之一声，商是次下之二声，角是半下半上之三声，徵是次上之四声，羽是最上之五声。五层已毕。若再加一层为第六层，则其声虽高于第五层，而实则环转而仍归于第一层之位。则其声虽由最清最上而递有增加，实则第一层之最下最浊者与第六层之最清最上者高低齐一，轻重均等，呼和相同，吹搏各应。则明是五声。既周五声，再起之数，第六即第一，第七即第二，第八即第三，第九即第四，第五即第十。其所以无第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