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蠡测卷六 明 蒋悌生 撰
曰：「其义则丘有罪。」惟其心有不得已，故惓惓出斯言也。凡书法内外之辞不同：例外君生书爵，内称公；外君死书卒，内称薨；弑则薨不地；杀大夫则书刺；书败曰战；书取曰入；出奔曰孙。凡若此类，所以为尊亲者讳也。至于恶有不可揜者，则亦不没其实以示来世。然笔削之间多微辞而不为显辞，苟非游、夏之徒亲受其义，则后之学者又恶知圣人防意之所在哉！
译孔子说：“从道义上讲，我确实有罪。”只是因为内心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才反复说出这样的话。凡是《春秋》书法中内辞与外辞有所不同：对于鲁国以外的君主，在位时记载其爵位，鲁国则称公；对于鲁国以外的君主，去世时记载为卒，鲁国则称薨；被弑杀则只称薨而不记载地点；杀害大夫则记载为刺；记载战败称为战；记载攻取称为入；出逃奔他国称为孙。所有这类情况，都是为了替尊长和亲人隐讳。至于那些邪恶到无法掩盖的事情，也就不隐没事实，以昭示后世。然而在笔削文字之间，多用含蓄微妙的言辞而不使用直露显豁的言辞，如果不是子游、子夏那样的弟子亲自接受过孔子的教诲，那么后世的学者又怎么能知道圣人防范人心的用意所在呢！
春秋传说同异
自汉以来，传《春秋》者，专门之学，无虑数十百家，汪洋涣汗，使后学无所适从。今观公羊、谷梁二子，皆子夏门人，去圣人未逺一再传耳，二传之说尚有同异，况汉儒以后讲经者乎？窃意《春秋》笔削之防多防辞，或直书其事，因鲁史之旧文而不加笔削者，故有一句而兼数义者，郑伯克段于鄢之类是也；有数句而共一义者，单伯逆王姬、筑王姬之馆于外、王姬归于齐、齐王姬卒之类是也。一时门人，苟非升堂入室之徒，恐夫子亦未尝昌言轻以告之也。非有隠也，盖记载之事，莫非一时君相之所为，其是非美恶，实难指以示人也。故《春秋》之作，所以为万世虑，非为当时计也。门人传授，明辩之时，或有闻其一二义者，又或闻其兼数义者，所以一再传之后，未免有同异也。《礼记》曰：「比事属辞，《春秋》敎也。」噫！比事属辞，又岂足以尽《春秋》之敎乎？夫子自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固未尝明言所以知我、罪我之由。又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亦未尝指言窃取之义何谓。至孟子乃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之义始明。孟子之学出于曾、思，曽思亲闻笔削之防可见而《春秋》大义亦萃在此一语。能通此义，则二百四十二年笔削之防思过半矣。近世明经取士，专用胡氏及三传，程子、朱子亦以为然，盖取其议论正大。若曰一一合乎笔削之初意，则未敢必其然也。大抵《春秋》之作，不过欲正人心、存天理、明人伦、正名分、尊王贱伯、内中国外夷狄，虽圣人复生，亦将有取于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尽合于笔削之初意乎？
滕子来朝
旧説以为时王所黜，胡氏不取，以为使时王能黜诸侯，春秋可以不作。谓春秋讨乱贼，尤严于其党。桓弟弑兄，臣弑君，滕侯不能讨，反朝之，故春秋贬其爵，使同于夷狄。是说固为正大，愚尝疑焉。夫篡弑之贼，鲁桓也，得以安享禄位，传诸后嗣，不防贬罚。滕侯以邻疆小国，以不应来朝之故，乃受贬爵之罸，是从贼之律，反重于首恶。又不惟加于其身，遂使世世子孙以其先君一动之失，不可复得其所受于先王旧封之爵，恐春秋权衡不应若是失其轻重。若曰时王能黜诸侯，行其威令，春秋可无作，则时王之令但能施于▯小之滕，而不能施于强大之齐楚，此正季世之君威令不振，绳其小不能绳其大，东周之所以不复兴也，又何疑乎？恐当以旧説为是。然则无贬乎？诸侯有邦交之礼，世相朝。滕侯曽朝于隠，鲁未尝报，今桓篡位而又先朝之，直书而恶自见矣。此乃圣人见诸行事之大目，岂敢轻议？更冀通麟经者相与潜体圣人之心，熟订之【庄五年，郳黎来来朝，后始称小邾子，亦时王命之也。晋曲沃武公灭晋，王始命为晋侯，《诗·无衣》有明证。时王犹能锡侯爵，又岂不能黜侯爵乎？但不能于大国耳】
子同生
胡传》谓：「明与子之法，正国家之本，防配嫡夺正之原。」此説极正大。若然，十二公多有此，乃常事不书，何独于桓公书「子同生」？意者圣人必有防意在焉。《诗》云：「展我甥兮。」说者云：「此诗人之防辞也。」愚恐圣人特书此，岂亦诗人之防意乎？更详之【案鲁十二公，惟庄公为嫡夫人之长子，其十一公皆非嫡长。诸侯一娶三媵生子，鲁史必具载。今《春秋》惟小君得书，余皆削去；生子惟「子同生」得书，余皆不载。正所以防配嫡夺正之原。举此一条，见他公嫡妾正孽不明，嗣子不蚤定，易世之时多致篡弑，祸害不少。此一条特一语耳，而有数义：明与子之法，正国家之本，此一义也，显辞也；他公不书，此独书，见他公皆有配嫡夺正之祸，又一义也；不书世子者，未誓于天子也；子同生在六年，而文姜淫行犹在数年之后，此又一义也。皆防辞也。显辞具在笔削之中，微辞多含言外之意。显辞可掲示以敎人，防辞苟非得于言意之表者，固难斥言以告之也。《春秋》书法若
译春秋传说的同异
自从汉代以来，传授《春秋》的学者，作为专门之学，不下数十百家，其学说汪洋浩瀚、散漫纷杂，使得后学者无所适从。现在看公羊、谷梁两位先生，都是子夏的门人，距离圣人不过一两次传授而已，两传的学说尚且有同有异，何况汉代儒生以后讲经的人呢？我私下认为，《春秋》笔削的深意大多在于含蓄的言辞，有的直接记载其事，沿用鲁国史官的旧文而不加笔削，所以有一句话包含几种含义的情况，像“郑伯克段于鄢”之类就是；有的几句话共同表达一个含义，像“单伯迎接王姬”、“在宫外为王姬修建馆舍”、“王姬嫁给齐国”、“齐国的王姬去世”之类就是。当时的门人，如果不是登堂入室的弟子，恐怕夫子也不会轻易地明确告知他们。这并不是有什么隐晦，而是因为记载的事情，没有不是当时君主和宰相所做的，其中的是非美恶，实在难以直接指出来给人看。所以《春秋》的写作，是为了万世考虑，而不是为了当时打算。门人传授，在明辨是非的时候，有的可能只听到其中一两种含义，有的可能听到包含多种含义的，所以在一两次传授之后，难免会有同异。《礼记》说：“比事属辞，是《春秋》的教化。”唉！比事属辞，又怎么足以穷尽《春秋》的教化呢？夫子自己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本来就没有明确说明了解我、怪罪我的原因。又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来的。”也没有明确指出窃取的含义是什么。到了孟子才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就害怕了。”《春秋》的大义才开始明朗。孟子的学问出自曾子、子思，曾子、子思亲自听到笔削的深意，可见《春秋》的大义也汇聚在这句话里。能通晓这个义理，那么二百四十二年笔削的深意就懂得一半以上了。近世选拔经学人才，专用胡安国的《春秋传》及三传，程子、朱子也认为这样，大概是取其议论正大。如果说一一符合笔削的初衷，那么不敢肯定确实如此。大体上《春秋》的写作，不过是想端正人心、保存天理、阐明人伦、正定名分、尊崇王权轻视霸主、重视中原排斥夷狄，即使圣人再生，也会采纳胡氏的言论，又何必一一完全符合笔削的初衷呢？
滕子来朝
旧说认为滕侯是被当时的周王所废黜，胡氏不采纳这种说法，认为如果当时的周王能够废黜诸侯，那么《春秋》就可以不作了。又说《春秋》讨伐乱臣贼子，尤其严厉对待他们的党羽。桓公的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滕侯不能讨伐，反而去朝见他，所以《春秋》贬低他的爵位，使他等同于夷狄。这种说法固然正大，我曾经对此有疑问。那篡位弑君的贼子，是鲁桓公，却得以安享禄位，传给后代，没有受到贬罚。滕侯因为邻境小国，因为不该来朝见的缘故，却受到贬低爵位的惩罚，这是从贼的律法，反而比首恶更重。而且不仅加在他身上，还使得世世代代的子孙因为先君一次失误，不能恢复先王旧封的爵位，恐怕《春秋》的权衡不应该如此失去轻重。如果说当时的周王能废黜诸侯，行使威令，《春秋》可以不作，那么当时周王的命令只能施加于微小的滕国，而不能施加于强大的齐国、楚国，这正是末世君主威令不振，能约束小的不能约束大的，东周之所以不能复兴的原因，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恐怕应当以旧说为是。那么就没有贬低吗？诸侯之间有邦交的礼仪，世代互相朝见。滕侯曾经朝见过隐公，鲁国未曾回报，现在桓公篡位而又先朝见他，直接记载而恶行自然显现。这是圣人见于行事的大纲目，岂敢轻易议论？更希望通晓《春秋》的人共同潜心体会圣人的心意，仔细审定【庄公五年，郳黎来来朝，后来才称小邾子，也是当时周王命令的。晋曲沃武公灭晋，周王才命令他为晋侯，《诗经·无衣》有明确的证据。当时的周王尚且能赐予侯爵，又怎么能不能废黜侯爵呢？只是不能对大国这样做罢了】
子同生
《胡传》说：“阐明立子的法度，正定国家的根本，防止配嫡夺正的根源。”这种说法极其正大。如果这样，十二公大多有这种情况，却是常事不记载，为什么唯独在桓公时记载“子同生”？我想圣人必定有深意在。《诗经》说：“展我甥兮。”解说的人说：“这是诗人的含蓄言辞。”我恐怕圣人特意记载这个，难道也是诗人的含蓄用意吗？更详细地考察【按鲁国十二公，只有庄公是嫡夫人的长子，其他十一公都不是嫡长。诸侯一娶三媵生子，鲁国史官必定详细记载。现在《春秋》只有小君得以记载，其余都删去；生子只有“子同生”得以记载，其余都不记载。正是为了防止配嫡夺正的根源。举出这一条，显示其他公嫡妾正孽不明，嗣子不早定，改朝换代时多导致篡弑，祸害不少。这一条只是一句话，却有几种含义：阐明立子的法度，正定国家的根本，这是一个含义，是明显的言辞；其他公不记载，唯独这一条记载，显示其他公都有配嫡夺正的祸患，这是另一个含义；不记载世子，是因为没有向天子发誓；子同生在六年，而文姜的淫行还在几年之后，这是又一个含义。都是含蓄的言辞。明显的言辞包含在笔削之中，含蓄的言辞多含言外之意。明显的言辞可以揭示来教导人，含蓄的言辞如果不是从言意之外得到的，本来难以直言相告。《春秋》的书法如果
此类者非少，举此以推其余耳。○又案成公母穆姜，亦系嫡夫人之子，成公生何以削而不书？可见有防辞，书法如此，所以重国本，甚姜行也。但得其传者盖寡耳。○昔初学《春秋》，先读左氏、胡氏，己疑其意，后见《谷梁传》已有是説但注释又失之觕陋耳】
译像这类情况并不少，只是举出这一例来推知其余罢了。○又查考成公的母亲穆姜，也是嫡夫人所生的儿子，成公出生为何被隐去而不记载？可见这是有防范之意的措辞，史书的笔法就是这样，以此来重视国家的根本，这比姜姓的行为更为严重。但能够理解并传承这种笔法的人大概很少罢了。○从前初学《春秋》时，先读左氏和胡氏的注解，已经对他们的意图产生怀疑，后来发现《谷梁传》中已有这种说法，只是他们的注释又失之粗陋罢了。
夫人孙于齐，夫人姜氏防齐侯于禚。
妇人内夫家，无外事。父母在则归宁，没则使大夫宁于兄弟，礼也。出必告，反必靣，子道也。故公出必书所往，反必书至。夫人例不书至，以无所往也。今案文姜如齐，及享防齐侯凡七，如莒凡二，皆不书至。孙于齐，是惧罪出奔，未几归鲁，鲁史旧文必具载。比之平居无事之时，享防相如不同，春秋亦削而不书，以示见絶无归国之义也。出奔耻也，来归喜也。季子以大夫不书出奔而书来归，文姜以小君书孙而不书来归，圣人善善恶恶之情见矣【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齐。夫人姜氏至自齐，书至】
公及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阳谷【僖十一年】
案僖公八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去其姓氏，以示非礼讥贬之意。左氏以为致哀姜，公羊以为致齐媵，谷梁以为致成风，皆非礼之正。但此称夫人姜氏，前无经见，此始见于经，书法与文姜、哀姜正嫡同，略无贬辞，恐公羊以致夫人为致齐媵为近是。又案如「郑伯克段于鄢」之类，三传及诸家说多大同小异。若此类，孔子没而三传即有同异，奚待至汉而后有专门百家之异议乎？意者外事多明，辞可斥言其义以敎人，故传说多同；内事多防，辞未尝诵言以告，故三传即有同异，不待坑焚之后也。
辛巳，有事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仲遂杀嫡立庶，亲行弑逆，恶莫大于是叔孙得臣副仲遂如齐，不能捄正其弑立之谋，尚以不日卒示贬。仲遂之卒，略无贬辞，反以犹绎讥失君臣之恩，未详其义。
齐仲孙来
胡氏传多祖谷梁説，以其议论正大精宻，的有传授也。此一条谷梁以仲孙即庆父，以其弑君如齐，春秋恶之，故加以齐，絶之于鲁，其说甚巧。然左氏纪载之书，齐侯使仲孙来省鲁难，其来其归，有事实可考不诬。此习于谷梁而未覩左氏所载，故为臆说，未免谬妄。借使如谷梁説，春秋恶庆父，亦只书「庆父至自齐」，不应鲁大夫冠以齐号，故胡氏不取。如庆父出奔，己书如齐，归鲁削而不书，圣人已絶之于鲁矣。此仲孙为齐大夫无疑。凡天子诸侯卿大夫来，必有所事，或盟，或聘，或朝，或求归，若无所事，则讥其私交，如祭伯是也。又如州寔介葛卢，乃一国之君，虽不书所事，与来朝同。若仲孙系之齐，为齐侯使之来，不书省鲁难，若无故而来，书法若此，圣人之意若曰：无故而来，其心不可测，而窥觊之恶着矣。
五经蠡测卷六
译夫人孙于齐，夫人姜氏防齐侯于禚。
妇人嫁入夫家，不应干预外事。父母健在时可以回家省亲，父母去世后则派大夫去慰问兄弟，这是礼制。外出必须禀告，回来必须当面复命，这是做子女的道理。所以鲁公外出必定记载所去之处，回来必定记载到达。夫人通常不记载到达，因为没有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如今考察文姜前往齐国，以及享礼、防礼会见齐侯共七次，前往莒国共两次，都没有记载到达。孙于齐，是因为畏惧罪责而出奔，不久又回到鲁国，鲁国的史官旧文必定详细记载。这与平时无事时的享礼、防礼不同，《春秋》却删削而不记载，以显示被断绝关系、没有归国的道义。出奔是耻辱，回来是喜事。季子作为大夫不记载出奔而记载回来，文姜作为小君记载孙于齐却不记载回来，圣人褒善贬恶的情意就显现了【文公九年，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记载了到达】
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防礼会见齐侯【僖公十一年】
考察僖公八年，“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致夫人”，去掉她的姓氏，以显示非礼的讥贬之意。左氏认为迎致的是哀姜，公羊认为迎致的是齐国的媵妾，谷梁认为迎致的是成风，都不是礼制的正解。但这里称夫人姜氏，之前没有经文记载，这里才首次见于经文，书写方式与文姜、哀姜作为正嫡相同，完全没有贬低的言辞，恐怕公羊认为迎致夫人是迎致齐国媵妾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又考察像“郑伯克段于鄢”这类，三传及诸家说法大多大同小异。像这类情况，孔子去世后三传就有同异，哪里等到汉代才有专门百家的异议呢？大概是因为外事多明白，言辞可以直说其义以教导人，所以传说大多相同；内事多隐讳，言辞不曾诵读告知，所以三传就有同异，不等到坑焚之后了。
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舞。仲遂杀嫡立庶，亲自实行弑逆，没有比这更大的恶行了。叔孙得臣作为仲遂的副手前往齐国，不能挽救纠正其弑立的阴谋，尚且用不记载日期死亡来示贬。仲遂的死亡，完全没有贬低的言辞，反而用仍然举行绎祭来讥讽失去君臣之恩，其义理未详。
齐国的仲孙来
胡氏传多祖述谷梁说，因为其议论正大精密，确有传授。这一条谷梁认为仲孙就是庆父，因为他弑君后前往齐国，《春秋》厌恶他，所以加上齐字，断绝他与鲁国的关系，其说法很巧妙。然而左氏记载的书，齐侯派仲孙来慰问鲁国的灾难，他的来和归，有事实可考不虚假。这是习惯于谷梁说而没有看到左氏所载，所以为臆说，未免谬妄。假使如谷梁说，《春秋》厌恶庆父，也只应书“庆父至自齐”，不应鲁国大夫冠以齐号，所以胡氏不取。如果庆父出奔，已经书如齐，归鲁削而不书，圣人已经断绝他与鲁国的关系了。此仲孙为齐大夫无疑。凡是天子诸侯卿大夫来，必有所事，或盟，或聘，或朝，或求归，若无所事，则讥其私交，如祭伯是也。又如州寔介葛卢，乃一国之君，虽不书所事，与来朝同。若仲孙系之齐，为齐侯使之来，不书省鲁难，若无故而来，书法若此，圣人之意若曰：无故而来，其心不可测，而窥觊之恶着矣。
五经蠡测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