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八
四书留书 四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四书留书》六卷，明章世纯撰。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天啓辛酉举人，官至栁州府知府。是编説四书》者六卷，又《内集》一卷，乃所着子书；《散集》一卷，乃所作笔记。《明史·艺文志》总题曰《留书》，入之儒家类中。然説四书》六卷之前，有天啓丁卯世纯自序；后有世纯自作《四书留书跋》，皆言诠释《四书》之意，不及其他。其书分章抒论，体例类刘敞《春秋意林》，但敞不标经文，此标某章某节耳。解经家本有此体，入之子书，殊非其类。今割其《内集》、《散集》别着録而説四书》者入经部，存其实也。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临川四家」，悉以制义名一时，而世纯运思尤鋭其诂释《四书》，往往于文句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不规规于训诂，而亦未尝如良知者流，滉漾以自恣。扬雄所谓「好深湛之思」者，世纯有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 陆 费 墀
四书留书原序
秦汉而后，圣贤遗书存于世者尚多，有《诗》，有《尚书》，有《易象》，有《曲礼》，有《春秋》，有《鲁论》，有《孟子》。若夫《大学》、《中庸》，旧在《记》中，宋始别而出之，与《论》、《孟》子竝表为《四书》，见其方矣。五经之教，《书》记帝王之事，《礼》乐详道之度数，包于大小；《易》寄爻象为言，诛隂阳之过；《春秋》是非已然之故，以立典礼示来者。然则皆散辞也。学者游其中，如在大海荡洋流递，莫得其归。《大学》原本帝王之治，身心以为端，具其小大遐迩之势言之，可行虽未见其人，可以信其为逹理也。《中庸》推明圣贤之道，同贯其义，俱要于中。既得其中，以总人己情义之分，斯俱得矣。其半详于诚。诚者，中之所也。好竒趣别行以为髙者，未尝不伪妄浮薄者也。诚与中相就于其事，圣贤之事毕矣。中、正一也。《大学》尝言正心矣，所主为言者不同，义取于心，不重于正，説之详畧皆有归耳。言江海者或及于鱼龙，言鱼龙者或及于江海，所及之辞不足以为所主之意。《鲁论》者，孔子之枝言节辞，然记之者亦门人之髙等也，故能知其教之所重而详其本之所滙。孔子之道固有壹也，行之多端，然而非杂而不类，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贯之。」一者何也？仁也。使天下皆主仁以从于道，则下者有以事上，上者有以属下，同类有以接，异类有以安，欢欣和悦，天地同气，于道足矣。夫仁岂自孔子昉哉？主以为正者自孔子昉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鲁论》凡言仁者，或举之义，或举之礼，非指之舛也，礼义仁之用，言其所以能者也。顔渊问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聴，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杂然言之，其归可知矣。孟轲之学出于孔子，自得之説时出其所不及，故其言有以大开天下之心，致其来趋而安行于所自得其本，王道归説于仁与义；本仁义，归説于孩提赤子。举帝王之大、圣贤之髙、内之众人之性，意义深逺。葢欲因而致之以放于天地民物之大，则本末兼全。非有学问之后功，终不可以取成。然得性以为端，使人有顺徃之利，虽及于逺大之中，然常依性以为安而功可守，所以使学者亹亹之术也。释老之学，皆有百年以后之利以慰人心，儒者无其説，所以为功及身世已矣。然则味短而功不长，无以作人无穷之意。孟子首明养气之道，其事始于为义，其终至于动天地而感鬼神。夫气坚者神明强，非生所可尽，然则生为上圣，没为明神，书虽不言，可以知也。夫《大学》所称，今古所共，无间然矣。其他或处中以为极，或推仁以立总，或本性以为方，亦皆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八
四书留书 四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四书留书》六卷，明代章世纯撰写。章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天启辛酉年考中举人，官职做到柳州府知府。这部书解说《四书》的有六卷，另外《内集》一卷，是他所著述的诸子类书籍；《散集》一卷，是他所作的笔记。《明史·艺文志》总题为《留书》，将其归入儒家类中。然而解说《四书》的六卷之前，有天启丁卯年章世纯写的自序；后面有章世纯自己写的《四书留书跋》，都只谈论诠释《四书》的意思，不涉及其他内容。这本书分章发表议论，体例类似刘敞的《春秋意林》，只是刘敞不标出经文，这里只标出某章某节罢了。解经的人本来就有这种体例，将其归入诸子类，实在不符合其类别。现在将《内集》、《散集》割裂出来另行著录，而将解说《四书》的部分归入经部，以保存其实质。章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称“临川四家”，都以八股文闻名于当时，而章世纯构思尤其敏锐。他训释《四书》，往往在文句之外标举精微的义理，阐发前人所未曾阐发的内容，不局限于训诂，但也未曾像主张良知的那类人那样，放纵随意。扬雄所说的“喜好深沉精微的思考”，章世纯具备这种特点。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四书留书原序
秦汉以后，圣贤遗留的书籍存在于世间的还很多，有《诗经》，有《尚书》，有《易象》，有《曲礼》，有《春秋》，有《鲁论》，有《孟子》。至于《大学》、《中庸》，旧时收录在《礼记》中，宋代才单独提取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表彰为《四书》，可见其方正广大。五经的教化，《尚书》记载帝王的事迹，《礼》《乐》详细阐述大道的法度，包容大小；《易》寄托于爻象作为言辞，批判阴阳的过失；《春秋》评判已经发生的事由，以确立典礼给后来者看。然而这些都是散乱的言辞。学者在其中游历，如同在大海中飘荡随波逐流，找不到归宿。《大学》以帝王之治为根本，以身心为开端，具备从小到大的深远态势进行论述，虽然可行但未见其人，可以相信它是通达事理的。《中庸》推究阐明圣贤之道，贯通其义理，都归结于“中”。既得到了“中”，以此总括人与己、情与义的区别，这就都得到了。其中一半详细论述“诚”。“诚”是“中”的所在。喜好奇异、追求别行以标榜高深的人，未曾不是虚伪妄诞、浮浅薄弱的。“诚”与“中”在事理上相契合，圣贤的事业就完成了。“中”与“正”是一样的。《大学》曾经谈论正心，所主张论述的不同，义理取自于心，不重在“正”，论述的详细简略都有归宿罢了。谈论江海的人有时会提及鱼龙，谈论鱼龙的人有时会提及江海，所提及的言辞不足以作为所主张的意思。《鲁论》是孔子零散的言论和节制的言辞，然而记录的人也是门人中高明的，所以能知道孔子教化的重点而详细记载其根本的汇聚之处。孔子的道本来是一贯的，实行起来有多方面，然而不是杂乱而不相类，所以他自己说：“我的道一以贯之。”“一”是什么呢？是仁。如果天下都主张仁来顺从道，那么下级有侍奉上级的依据，上级有统属下级的依据，同类有交往的方法，异类有安定的方法，欢欣和悦，天地同气，对于道就足够了。仁难道是从孔子才开始有的吗？主张以仁为正的是从孔子开始有的。所以说：“夫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鲁论》凡是谈论仁的地方，有时列举其义，有时列举其礼，并不是指向错误，礼义是仁的作用，说的是它之所以能行的原因。颜渊问仁，孔子说：“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同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奉大祭。”樊迟问仁，孔子说：“日常起居恭敬，处理事务严肃，对人忠诚。”又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很少有仁德。”杂乱地论述，其归宿是可以知道的。孟轲的学问出自孔子，自得的说法时常超出他的局限，所以他的言论有以大开天下人心的作用，招致人们前来追随，并安稳地行走在自己得道的根本，王道归结于仁与义；以仁义为根本，归结于孩童婴儿。举出帝王之伟大、圣贤之崇高、内在众人之天性，意义深远。大概想要因此推及到天地民物的广大，那么本末就都完备了。没有学问之后的功夫，终究不能取得成就。然而以天性为开端，使人有顺往的便利，虽然达到远大的境界，但常常依凭天性以求安定而功夫可以保持，这是使学者勤勉不倦的方法。佛教和道教的学问，都有百年以后的利益来安慰人心，儒家没有这种说法，所以功效只及于自身和当世罢了。然而味道短促而功效不长，无法激发人们无穷无尽的意念。孟子首先阐明养气之道，这件事开始于行义，最终达到感动天地、感召鬼神的地步。气坚定则神明强盛，不是生命所能穷尽的，那么活着成为上圣，死后成为明神，书中虽然没说，也可以知道了。《大学》所称道的，古今共同认可，没有异议了。其他有的以处于中道为极致，有的推究仁来确立总纲，有的以本性为方法，也都
使人有所守以为招德之主。及其得之，尽相兼也。事不得要，未有能成者。也要之所守数不可多，多则疑，弥以自乱。后之学者，或遵《鲁论》之言，或行《中庸》之训，或尊《孟子》之指，皆可以逹于道。苟得于中，未尝不仁；苟得于性，未尝不中。所由不同，归趣一也。书若干言，随事出条，散在篇间，自非一类。今掲其大指，可得而论者，具于此。丁卯初夏，古临章世纯大力父书。《钦定四库全书》
译让人有所持守，以此作为招致德行的根本。等到他获得了这种德行，就能完全具备各种美德。做事如果不抓住关键，就没有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应持守的条目不能太多，多了就会使人疑惑，反而更加自我混乱。后来的学者，有的遵循《鲁论》的言论，有的践行《中庸》的教诲，有的尊崇《孟子》的宗旨，这些都可以通向大道。如果内心有所得，就不会不仁爱；如果本性有所得，就不会不中正。虽然途径不同，但最终的归趣是一致的。书中许多言论，随着具体事务列出条目，散落在各篇之间，自然不属于同一类。现在揭示其大旨，可以论述的内容，都具备在这里。丁卯年初夏，古临章世纯大力父书写。《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