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四书释地》一卷，《释地续》一卷，《释地又续》二卷，《释地三续》三卷，均为清朝阎若璩所撰。阎若璩字百诗，太原人，流寓淮安，因此算是山阳人。康熙己未年，他以监生身份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阎若璩因为注解《四书》的人对地理知识茫然无知，往往导致违背经义，于是撰写了《释地》一卷，共五十七条；又搜集未尽之处写成《释地续》一卷，因牵连涉及人名，共八十条；后来由地理、人名进而涉及物类、训诂、典章制度，得一百六十三条，称为《又续》；其他解释经义的，又得一百二十六条，称为《三续》。总以《释地》为名，是遵循其起始之意。大体上，他做事必定寻求依据，旁征博引互相印证，多有贯通之处。虽然其中有时过于固执己见，比如把“邹君假馆”解释为曹国复封，把“南蛮鴃舌”指认为许行是永州人，这类情况也偶有发生。然而在这四百二十一条中，可凭据的占十分之七八。大概因为阎若璩博览群书，又精通考证，百年以来，除了顾炎武之外，很少有人能与他抗衡。阅读这本书以及《尚书古文疏证》，就可以窥见他的大概了。

《四书释地》由太原阎若璩撰写。

【盖】

我年轻时学习《孟子》，怀疑“盖大夫王驩”中的“盖”与“兄戴盖禄”中的“盖”同音，《集注》却在前一处说它是齐国的下邑，在后一处说它是陈氏的食邑，应当是两个地方。宋代王伯厚说汉代泰山郡的盖县，故城在沂州沂水县西北，仅有一处，没有两个地方，这颇为令人不解。后来读《左氏春秋传》，赵衰担任原大夫，当时先轸也称原轸，儿子赵同也称原同，当时先縠也称原縠。唐代孔颖达说：“这是分割原邑而共同享有其赋税。”僖公二十五年狐溱担任温大夫，文公六年阳处父从温回来，所以成公十一年刘子、单子说：“襄王慰劳文公而赐给他温邑，狐氏、阳氏先居住在那里。”这也是共同享有同一邑的情况。由此我领悟到“盖”是一个地方，一半作为周王朝的下邑，由王驩治理；另一半作为卿大夫家族的私邑，由陈氏世代拥有。那么当时的盖邑也是很大的了！

【嬴】

我曾经喜爱京山郝氏解释《孟子》中关于行三年之丧的说法，但他因为误认了邑名，导致不符合礼制，由此可知地理知识更应当深入研究。我写了一篇辨析的文章，过了两年，觉得心中不安，又写了一篇，幸好学问日益精进，两篇都保留下来。现在记录在这里。说：“有人问：孟子回鲁国安葬母亲，时间不久，充虞准备木材，说是前几天的事，孟子就返回齐国，难道不是没守完丧就再次担任齐国的卿吗？”按照丧礼，三天后成服持杖，拜谢君命及众宾客，不拜谢棺中的赠赐。礼制规定凡是尊者有赏赐，第二天前往拜谢。丧事中孝子不忍心立刻让亲人死去，所以赠送衣物的赏赐，是在之后拜谢。孟子奉养母亲在齐国做官，母亲去世，齐王以卿的礼仪给予含玉和赠衣。等到回到鲁国，三个月后安葬，返回齐国，是为了拜谢君王的赏赐。他停留在嬴地，为什么呢？礼制规定穿着丧服不进入公门，大夫离开本国越过国境，要设立坛位，面向本国哭泣，这是丧礼的规定。所以从鲁国越过国境到达齐国边境，在嬴地设立坛位完成礼仪，结束后就将返回。解释的人不明白，说孟子劝人行三年之丧，自己却违背了，又指责万章等人修文不善，这可以说是追随李觏的臭味，偏袒臧仓的人啊。我考察“或问”及解释者的两段话，都出自郎瑛的《七修类稾》，他也能怀疑别人没有怀疑的地方，但特别不能辨析解释。郝氏跟着辨析解释，可以说是精辟了。只是错误解释了“止于嬴”这一句。嬴，是齐国南部的邑，春秋桓公三年，鲁桓公与齐侯在嬴地相会。杜预注说：“嬴，即现在的泰山嬴县。”查考嬴县故城，在莱芜县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距离齐国都城临淄还有三百多里，怎么会有在三百多里之外拜谢君王赏赐的呢？况且穿着丧服不进入公门，没听说过不进入国门。设立坛位而哭泣，是出亡的礼仪，不是丧事所用的。大概孟子母亲在齐国去世，等到奉丧回来，都是哀痛匆忙，没有闲暇交谈，只有前往齐国拜谢赏赐，住在旅店，才得以讨论工匠之事。因为讨论工匠之事是在停留在嬴地的时候，所以系连在“止于嬴”上，也就像与公孙丒讨论不接受俸禄是在居休的时候，所以系连在“居休”上，难道一定另有深意吗？礼制规定斩衰之丧只应声不回答，齐衰之丧回答但不主动说话，孟子居母丧，正是齐衰之服，所以还能回答充虞的话，只是不先对人说话罢了。那一声应答、一次回答，尚且如此谨慎不失礼，难道说孟子夺丧复职，像当时那些没人做的那样吗？这也太诬蔑了，郝氏急于纠正他确实是应该的。又说：“有人问：你认为孟子奉养母亲在齐国做官，这说法有证据吗？”我说：“证据在刘向的《列女传》中，传文说：‘孟子在齐国，面带忧色，抱着柱子叹息。’孟母看见他，说……”由此可知母亲当时在齐国。从齐国安葬到鲁国，由此可知母亲就是在齐国去世的。那么既然去世并安葬，应当在家守完丧，为什么急忙返回齐国？我说：“这是守完三年之丧，再回到齐国担任卿，不是急忙。”果真如此，为什么解释为“前日”呢？我说：“孟子的书中，有用‘昔’与‘今’对言的，‘昔’似乎指较远的时候，但也有指昨天的，‘昔者辞以疾’就是；用‘前日’与‘今’对言的，‘前日’似乎指较近的时候，但也有指最远的，‘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就是。那

译孟子在齐国停留很久才离开，在他离开齐国的那一天，回溯到他未曾游历齐国的时候，尚且可以称之为“前日”，哪里存在仅仅三年就不能称之为“前日”的道理呢？”有人惊讶地说：“充虞心里存留着一个疑问，直到三年后才提出来吗？”我说：“这尤其足以看出孟子门下弟子喜好提问的特点。陈臻跟随孟子在齐国、宋国、薛地，在推辞或接受馈赠之后便提问；屋庐子跟随孟子居住在邹地、平陆，直到见到季任、不见储子之后便提问。这些事情相隔的时间，确实不止一两年，但他们清晰地记忆着，反复探究老师的用心，就像只过了一天一样。充虞也是这样的。而且更能证明的是，孝子为父母守丧时，言语不加修饰，如今却引用古事来议论今事，几乎到了讲究文采的地步。三年守丧期间，只说话而不议论，议论是为了对人进行论说。后魏孝文帝因为与公卿们反复交谈，追悔悲痛地说：‘我处在不应多言的境地，不应当这样喋喋不休。’那么孟子反而喋喋不休吗？见到君主时的表现反而低于孝文帝吗？所以充虞的问答，断定是在守丧期满之后，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又惊讶地说：“刚才所说的郝氏的解释，难道不对吗？”我说：“不对。有什么证据呢？”我说：“证据来自《仪礼》。《士丧礼》说：‘三天后穿上丧服拄着丧杖，拜谢君主的命令以及众位宾客，不拜谢棺中的赏赐。’注解说：‘下葬后的第二天，满三天，才开始喝粥。按照礼制，尊贵的人给予恩惠，第二天一定要去拜谢。棺中的赏赐，不是施加于自己的。’《既夕记》说：‘主人乘坐坏车。’注解说：‘这是拜谢君主命令、拜谢众位宾客以及有事情出行时所乘坐的车。’那么当孟子的母亲在齐国去世，必定要报告给齐王，齐王派人来吊唁吗？成服之后去拜谢，这就是所说的乘坐坏车的情况。齐王派人赠送助丧的衣物吗？这就是所说的棺中的赏赐，不是施加于自己的，礼制明确说不拜谢，何况是在下葬之后呢？郝氏的误解，可以依据吗？总之，孟子拜谢君主的命令，不是拜谢君主的赏赐；拜谢也是在下葬之后，不是在下葬之后，都不超出齐国都城的事情。邱浚的《家礼仪节》中有说：‘世俗亲友来吊唁，孝子必定穿戴丧服，亲自登门，叫做‘谢孝’，让守丧的人穿着丧服，奔波在路上，住宿在旅店，甚至长达十天一个月，考察古代礼制是没有的。文庄说没有，而孟子反而有吗？唉！丧礼到了近代废弃缺失不讲习得很厉害了，郝氏的说法纷纷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译雪宫

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解释者认为雪宫是孟子的馆舍，宣王前往此处接见，借此夸耀自己礼遇之隆重。所谓“贤者”指的是孟子，这与上文梁惠王处“贤者”指人君的说法不同。果真如此，孟子应当正色相对，以表明自己不屑于此，怎会含糊地说“有”，并随即引导宣王与百姓同乐呢？看子思听到齐缪公说要与士人为友时并不高兴。汉章帝在阙里祭祀，大会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对孔僖说：“今天的聚会，难道对您宗族有光荣吗？”孔僖回答说：“臣听说明王圣主，没有不尊师重道的。现在陛下亲自屈尊万乘之尊，辱临敝邑，这是尊崇礼敬先师，增添圣德的光辉。至于光荣，我不敢承受。”孔僖尚且能说出这样的话，何况高峻的孟子呢？所以“贤者”仍是指人君而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齐雪宫故址在青州临淄县，该县即齐国故都东北六里处。《晏子春秋》所谓齐侯在雪宫接见晏子［如今《晏子春秋》无此语］，那么在此之前，雪宫又是晏婴的馆舍吗？大概这是齐国离宫的名称，是游观胜迹，宣王在此地接见孟子，并非前往馆舍接见之意。更加确信地理之学值得探究。又想到管仲、晏婴，孟子羞于称引，这里却因谈及与民同乐，忽然详细提及晏子回答景公的一段史实，大概也是因为此地曾为先齐君臣共同游观之处，以近事为鉴，则言语容易让人接受。这又需要领会言外之意，不是拘泥的儒者所能知晓的。

石门

地理志类的书籍，宋人逐渐多有附会，不像唐人那样严谨。所以朱子注解四书、传习《诗经》，每每只说是邑名、地名，不详述其所在。即使对于有庳，已说今在道州鼻亭，又说“未知是否”，大概是因为谨慎。但这终究属于讨便宜的做法。其实，地方有确凿可指实之处，对经学帮助不小的，子路宿于石门就是例子。有人说：“石门是齐地，隐公三年齐、郑会盟之处即此。”不对。读《太平寰宇记》，古鲁城共有七门，次南第二门名叫石门。查《论语》“子路宿于石门”，注解说：“鲁城外门，大概是郭门。”由此领悟孔子周游四方，又派子路回鲁国探望家人，刚抵达城下城门已关闭，只得宿于外郭之门。次日清晨起来等待开门入城，掌管开门的人惊讶他来得太早，说：“你从哪里来？”如果城门已经大开，往来如织，怎会一个个拦住人询问？这是可以想见的其一。“自孔氏”，是说从孔氏那里来。之所以不说孔某而说孔氏，是因为孔子是鲁城中人，举出其氏即可识别，不必像回答长沮的问话那样说是孔某，这是可以想见的其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地在外奔走求仕，如果已经息驾于洙泗之上，就不必作此语了，这是可以想见的其三。总从“鲁郭门”三字悟出情状踪迹，谁说地理对经学没有帮助呢？

阙里

《家语》：“颜繇，字季路，比孔子小六岁。孔子开始在阙里教学，颜繇在此受学。”朱子引入《集注》，改为“孔子开始教学而受学焉”，削去了“阙里”二字。问：“读《集注》的人为什么削去‘阙里’二字，而人们都不知道？”我回答说：“这正是朱子精于地理的原因。孔子时代没有‘阙里’之名，‘阙里’首先仅见于《汉书·梅福传》，东汉后才盛行称之。大概是因为鲁恭王迁徙鲁国，在孔子所居住的里巷建造宫室，有双阙，人们因此称孔子居所曰‘阙里’。”有人说：“有证据吗？”我回答说：“一证于《水经注》：‘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即灵光之南阙。’一证于史晨飨孔庙后碑：‘以令日拜［阙］孔子，望见阙观，式路虔跽，既至升堂。’那时阙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由。如果后代遗迹已湮灭，撰写《阙里志》的人有一个能知道的吗？”曾将此告诉朱彝尊锡鬯，锡鬯为之跃然。顾氏《肇域记》在曲阜县条下引用《鲁世家》“炀公筑茅阙门”，认为已有阙之名，不知这自是鲁两观、鲁象魏，在雉门旁边的，《春秋》所谓“雉门及两观灾”即是。哪里是孔子士庶，而敢居于外朝之地呢？将其比而同之，错了。读《集注》的人，要须心知其意。于此更加领悟《家语》果真是王肃私定以难郑玄，而非朱子所恨不见的古文《家语》。为什么呢？古文《家语》怎会有“阙里”二字？如果有，应出自王肃之手。岂非知其意者由于论其世也哉？朱子削去而存其意，是有原因的！

武城

曾子居住在武城，即《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南武城，是鲁国的边邑，在今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吴国未灭时，与吴国相邻；吴国既灭，与越国相邻。越王句践曾徙治琅邪，起馆台，又曾与鲁国泗东地方百里，这难道要等到浮海入寇才到武城吗？讲义持此说者，总缘朱子《集注》不详及地理。然而考鲁哀公十三年，吴国会盟于黄池，越国也曾派遣舟师浮海入淮以邀之，因为吴国的土地隔绝。如今越国既并吴国，商鲁之间可以惟

译军队横行，是寇乱兴起的表现，哪有固定的常理呢？我因此又领悟到，《春秋》中四次记载“谷”而一次记载“小谷”，是为了区别于普通的“谷”，以明确那是管仲的封邑；《史记》在“武城”前加上“南”字，是为了区别于鲁国北部的“东武城”，以明确曾子是费邑人。古人在地理记载上是没有丝毫马虎的罢了。

译泰山与北海

《禹贡》说：“大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所以苏秦游说齐宣王时说：“齐国南面有泰山，北面有渤海。”司马迁说：“我到了齐国，从泰山连接到琅邪，北面濒临大海。”到了汉景帝时期，还在营陵设置了北海郡。营陵，是旧时的营邱之地，《左传》说：“君处于北海”，说的就是这里。汉高祖设置了泰山郡，管辖博县，县里有泰山庙，泰山在它的西北方。《礼记》说：“齐国人将要在泰山举行祭祀”，说的就是这里。由此可知，“挟着泰山跳过北海”，都是借用齐国境内的地名来设喻罢了。

淇河西

王豹住在淇水西岸，擅长唱歌。朱熹的《集注》对这一点的解释不如赵岐注得详细明白，应当采纳赵注。赵注说：“王豹，是卫国擅长唱歌的人。淇，是水名。《诗经·卫风·竹竿》中说：‘泉水源头在左边，淇水在右边。’《诗经·卫风·硕人》中说：‘河水浩荡，向北流淌。’卫国土地濒临淇水，在北流的河水西岸，所以说住在淇水西岸而擅长唱歌，这就是所谓的郑卫之音。”

漯水与沧浪

朱熹《集注》说“漯，是水名”，也不准确，应当说“漯，是黄河的支流，发源于东郡东武阳，向东北流到千乘入海”。不然，只说“水名”，怎么知道不是汉代《地理志》中高唐的漯水呢？朱熹《集注》说“沧浪，是水名”，完全不对，这其实是地名，应当说“武当县西北四十里的汉水中有一沙洲，名叫沧浪，汉水流经此地，于是得名沧浪之水”。宋代叶梦得说得好：“大抵《禹贡》中水的正式名称可以单独列举的，像汉水、济水之类；不可以单独列举的，就加上‘水’字来补足，像黑水、弱水之类；不是水的正式名称而因水得名的，就用‘水’字来区别，像沧浪之水就是这样。”“沧浪之水”四个字是一个固定词组，不能直接简称为“沧浪”，这似乎预先替朱熹纠正了他的错误。

南阳

《左传》说：“晋国于是开始开拓南阳。”杜预注说：“在晋山的南面、黄河的北面，所以叫南阳。”我认为这就是现在太行山以南的河内、济源、修武、温县一带。《孟子》说：“于是拥有了南阳。”赵岐注说：“山的南面叫阳，泰山的南面叫做南阳。”我认为史书上说“泰山的南面是鲁国，北面是齐国”，南阳属于齐国，必定是齐国土地深深插入鲁国边界之中的地方，鲁国所以想要通过一战来占有它。这两个“南阳”所指的地方各不相同。《公羊传》说：“齐桓公派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拥立僖公并修筑鲁国城墙。”注解说：“南阳，是齐国下属的城邑。”

华岳

《中庸》说：“华山、岳山”，也是山的名字，大概是并举两座山，下面所以对应列举两条水。在《禹贡》中名叫岍山，在《国语》中名叫西吴山，《管子》中写作西虞山，在《汉书·地理志》中名叫吴山，在《后汉书·地理志》中名叫吴岳山，实际上是同一座山。《周礼》中豫州的山镇叫华，雍州的山镇叫岳；《尔雅·释山》中说河南的山叫华，河西的山叫岳，都是并列配对举出的，那么《中庸》的意思就可以明白了。

海滨

《孟子》中的“滨”字没有注释，滨，是水边。古代海边的地方往往是政令达不到的地方，所以舜偷偷带着父亲住在这里，伯夷、太公避纣也住在这里。由此悟出“执之而已矣”中的“执”，就是《尚书》中“尽执拘以归于周”的“执”，不是指法律条文。下文中的“窃”字原本是从“执”字引申出来的。

水浒

《孟子》说：“大王离开邠地，越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城居住。”只提到了山而没有提到水。《诗经》歌颂古公亶父躲避狄人，沿着西边的水岸，到达岐山脚下，只提到了水而没有提到山。太史公生活在他们之后，在《周本纪》中说：“于是离开豳地，渡过漆水和沮水，越过梁山，停在岐山脚下。”从邠地到岐地，东南方向二百五十多里，登山涉水，叙述次序如同画图一样清晰。然而程大昌《雍录》说：“渭水实在梁山的南面，沿着渭水向西上游走可以到达岐地。”那么《诗经》中的“水”字又与漆水、沮水无关，这似乎更加精确了。

莘

“在有莘的野外耕种”，朱熹《集注》说：“莘，是国名，没有指出它所在的地方。”我认为《元和郡县志》说：“故莘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是古莘国的地方。”计算它距离商汤的都城南亳（今商丘县谷熟镇）不过四百里，所以商汤派使者三次前往聘请伊尹。如果是太姒所生的那个莘国，则在现在西安府合阳县南二十里，路途太遥远了。

匡

《礼记·檀弓》的疏解说：“阳虎曾经侵犯欺凌匡地，当时孔子的弟子颜刻正为阳虎驾车，后来孔子也让颜刻驾车从匡地经过，孔子与阳虎相貌相似，所以匡人以为孔子就是阳虎，于是包围并想杀他。”这与汉代包咸的注释相同，足以解释《孔子世家》中“颜刻做车夫，用鞭子指着匡地说：‘从前我进入这里，是从那个缺口进去的。’”这一段意思不明的地方。匡，是地名，现在大名府长垣县西南十五里有匡城。

汶水与沂水

曾氏说：“汶水有徐州的汶水，有青州的汶水。”我认为沂水也有徐州的沂水，有青州的沂水（《周礼》说青州的水泽是沂水，这里引用《周礼》）。《论语》中提到的在汶水边、在沂水边沐浴，都是指徐州而言，因为说的是鲁国的事。汶水发源于泰山莱芜县的原山，向西南流入泲水，与发源于琅邪朱虚县东泰山（即现在的东镇沂山）流到安邱入潍水的汶水不同。沂水发源于

译鲁鲁县的尼邱山，向西北流经鲁国的雩门，注入泗水，与从泰山盖县艾山流出、向南到达下邳后汇入泗水的杜预所说的大沂水不同。

译昼

“昼”字应当是“画”字，这不必多说。齐国西南近处的城邑，集注本赵氏及刘熙认为是“画”，但《括地志》认为“画”就是戟里城，在临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截然不同。我认为孟子离开齐国回到邹国，邹国实在位于齐国的西南方，上面说在南方的是正确的。又由此领悟到乐毅刚进入齐国时，听说画邑人王蠋贤能，命令军队环绕画邑三十里不得进入，那么当时齐国都城西南角，就没有敢擅自出去的人了。

封疆之界

《汉书·地理志》说：“齐国初封时土地盐碱，人口稀少，于是鼓励实业、开通商路，人物才开始聚集。”首先指出：“古代有划分土地，没有划分人民。”颜师古注：“不分人，是说允许自由往来，不固定居住。”非常正确。所以《硕鼠》这首诗说要离开你，《论语》中记载有人背着婴儿前来投奔。但到了战国七雄时期就不一样了，不用疆界来限制人民，那么当时的疆界实际上已经限制了人民了。君子在这里也可以观察世道的变迁。

东山

《集注》说：“东山，大概是鲁城以东的高山。”“盖”是表示推测的词。朱子一生脚没到过曲阜，所以这样说。其实曲阜县东二十里有防山，是孔子父母合葬的地方。《史记·世家》所说的防山在鲁国东边，并不很高。有人说：“费县西北的蒙山，正处在鲁国四境的东边，一名东山。”孟子说：“孔子登上东山而觉得鲁国变小了。”指的是这座山，怀疑接近事实。

任

任，国名，太皥的后代，风姓。汉代为任城县，后汉为任城国，现在济宁州东边的任城废县就是。距离古邹城仅一百二三十里，难怪屋庐子明白地说：“就可以去询问。”《礼记》称宰我没有隔夜就问，接连不断，不确实有给予的风范吗！

宋灭滕

《汉书·地理志》说：滕国传了三十一世被齐国所灭。杜预《释例》说：文王子错叔绣的后代，十七世到宣公才见于《春秋》，隐公以下《春秋》后六世齐国灭之。《水经注》也相同。《竹书纪年》记载越国灭滕，只有《战国策》说是宋国灭滕，而《资治通鉴》把它系在周赧王二十九年乙亥，距离孟子劝行仁政已经很远了。《集注》在宋初称王时就说“曾经灭滕”，未免太突然了吧？只应当说：宋君偃即位十一年，自称王，打败齐、楚、魏的军队，想要称霸天下，怀疑就是这个时候。

齐灭薛

我向来主张《孟子》中滕文公与文公对话，应当在周赧王元年、二年丁未、戊申年间，那时薛国灭亡已久，不是到了这个时候齐国才夺取它的土地并筑城的。有人惊讶地说：“凭什么证明呢？”我说：“《六国表》、《田齐世家》、《孟尝君传》都说：‘愍王三年庚子，封田婴于薛。’实际上是《通鉴》显王四十八年的事。薛国不灭，没有理由用薛地封赏；靖郭君名叫婴，不封赏，没有理由薛城中有靖郭君的坟墓。这事理最容易明白。”有人说：“那滕文公害怕什么呢？”我说：“薛国灭亡已经八九年，齐国才在这里筑城。《战国策》记载：‘靖郭君将要筑城薛地。’因为客人用海中大鱼的比喻劝谏才停止筑城薛，不妨碍到这个时候又想筑城？况且‘将’这个词，事情还没有确定。孟献子筑城虎牢而郑国人害怕，晏弱筑城东阳而莱子臣服，文公怎么能不害怕呢？我独自考证薛国的祖先奚仲，是夏禹掌管车服的大夫，从此受封，历经商朝及周朝，享国一千九百年，传了六十四代，三代诸侯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而忽然像庭坚那样断绝祭祀，先占卜正位而唇亡齿寒，悲哀啊！”

转附朝儛

赵注说是琅邪，齐国东南边境上的城邑，集注沿袭此说。《汉书·郊祀志》说在齐国东北，不对。现在诸城县东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就是那个地方。我曾经遍考转附、朝儛两座山，完全不知道在哪里。只有赵氏德（南宋人）有转附（附作鲋）属于莱州的说法，完全没有依据。我猜想这两座山应当在海的东尽头，像成山、召石山之类，登上它可以观海。只有到了海的尽头，然后回车，沿着海边向西向南走，到琅邪，也可以观海。计算从齐都临淄一千三百里到达海边，再从海边一千一百多里到琅邪，共一千四五百里。以春秋时的诸侯封地，而施展其雄心、放纵其远略如此，真是从前所未有。后来只有秦始皇二十八年，沿着渤海以东（往东）经过黄（今黄县、蓬莱县）腄（今福山县、栖霞县）穷尽成山（在文登县，《封禅书》：“成山斗入海”）登上之罘（在福山县，大概回銮了）向南停留琅邪三个月。三十七年，从琅邪向北到荣成山（《正义》说：“即成山”）在之罘射巨鱼，于是沿着海向西到平原津（今平原县）汉武帝太始三年，巡幸琅邪，礼说：“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马相如赋说：“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正暗用秦始皇的事。有人说：“现在青州是齐地，如果莱州则是莱子国，登州则是牟子国，都不是齐国所有，景公怎么能任由他的车辙马迹所到之处呢？”我说：“莱子城在黄县东南二十五里，国家在灵公十五年已经灭亡，所以

译晏子对景公说：“聊（今聊城县）和摄（今博平县）以东，姑水、尤水以西。”姑水是大沽河，尤水是小沽河，一条出自黄县，一条出自掖县，实际上是齐国的东界。晏子指点描绘得如此明白清晰。只有现在的宁海州、文登县还属于牟子国，但那也不过是小小的附庸，向来服侍于强大的国家。晏子所说的“为诸侯担忧”，正是指这类情况，哪里难得上山临海呢？向东行进时，即使是陆路也可以说是顺流而上；向西返回时，即使是陆路也可以说是顺流而下。景公的心志不是几乎荒废了吗？晏子因此用讽谏来阻止他。从前只有周穆王想要遍游天下，祭公谋父为他作了《祈招》这首诗，所以他得以死在宗庙里，然而仅仅是保全了自身罢了，没听说有被记载的惠民政令，传颂于歌诗，像这样盛大的。即使是衰世末期的君臣，怎么能不记述并铭记这件事呢！

译地方

苏秦游说齐宣王说：“齐国方圆二千里。”赵肃侯说：“赵国方圆三千里。”楚威王说：“楚国方圆五千里。”魏襄王说：“魏国方圆千里。”韩昭侯说：“韩国方圆千里。”燕文侯说：“燕国方圆二千里。”虽然没有提到秦国，但在秦惠王时期，秦国方圆自然也有二三千里。再加上范睢说：“中山国方圆五百里。”秦昭王说：“孟尝君的封地方圆百里。”墨子说：“宋国方圆五百里。”总共一万八千里，还有东周、西周、鲁、卫、邹、滕等国没有计算在内，中原地区的土地不应该这么大，那么所谓的“方”，就不是真正的方形。如果像《论语》中的“方圆六七十里”、《孟子》中的“方圆百里就可以称王”、“天下方圆千里的有九个”、“文王还是从方圆百里兴起”、“天子的制度是方圆千里”、“公侯都是方圆百里”、“大国方圆百里”、“次国方圆七十里”、“小国方圆五十里”、“周公封在鲁国是方圆百里”、“太公封在齐国也是方圆百里”、“现在鲁国有五个方圆百里”，那么所谓的“方”，才是真正的方形。虽然如此，也不必形状一定是方形，因为周初洛邑与镐京的封疆相连，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乘为千里，只是取实际有这么多面积罢了。

棠

春秋时期有三个棠邑：一是宋国和鲁国边界上的，隐公五年春天在棠地捕鱼［《公羊传》称为邑］就是这里，即现在的鱼台县；二是楚国的邑，伍奢的儿子伍尚担任棠君就是这里，即现在的六合县；三是齐国的邑，齐棠公的妻子。杜预注：“棠公，是齐国棠邑的大夫。”没有说明所在地点。我认为棠，是莱国的邑。《后汉书·郡国志》：北海郡即墨县有棠乡。齐灵公十五年灭掉莱国，邑地因此归齐国所有。后来孟子所说的“发棠”，就是这里，即现在的即墨县甘棠乡。

温泉

曲阜也有温泉，但它在县城南边七里处，流入沂水，并不是沂水本身有温泉。朱熹只是因为脚没有亲自到过，牵强附会地合二为一。然而如果他的话可信，就与上文“浴，是盥洗的意思，现在上巳节祓除就是这种”的文字相矛盾。为什么呢？朱熹大概是因为韩愈、李翱怀疑裸身在水中沐浴是不合礼节的，才将“浴”注解为盥洗祓除，这个解释比较合理。忽然又接着说“有温泉在那里”，这仍然是把它当作沐浴。难道在青天之下，白日之中，让点和童子、成年人十多人成群结队地沐浴吗？还是让狂者独自沐浴呢？我私下认为，当时有伯子，尚且被议论与人同道于牛马；后来像阮籍，甚至憎恶裸体露臂如同披发。孔门的高足弟子，难道应该达到这种地步吗？为什么读《集注》的人，竟然没有听到一致的质疑呢？《大全辨》记载一种说法说：“浴沂，就像后世上巳节迎接流水洗手，稍微清洁衣服以去除污垢，不是裸身沐浴。”季春就是暮春，就是《豳风》中“春日载阳”的时候，大概是夏历。这种说法足以辅助朱熹。有人问：“你对此有证据吗？”我说：“沈约引用蔡邕《月令章句》说：‘《论语》中“暮春浴沂”，古代有这种礼仪，现在三月上巳节在水边祓除，大概出自这里。’也把浴当作祓除。贾公彦疏解《周礼》‘岁时祓除’说：‘看见现在三月三日在水上戒浴就是。’哪里一定把浴当作洗澡身体？朱熹的注解大概不可更改。”

庄岳

《炳烛斋随笔》说：“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注解说：“庄、岳，是齐国的街里名。”疏解中另外没有一句话。查《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庄地得到庆氏的木材一百车”，昭公十年“又在庄地打败”，哀公六年“在庄地作战”，就是这个庄。襄公二十八年“庆封反叛在岳地列阵”，就是这个岳。大概都是齐国城内街里的名字，这是经典的正文，疏解的人完全不引用，足以见其疏漏。我认为朱熹说疏解是邵武士人作的，不懂名物制度，书不像疏解，更加可信［近刻《日知录》也相同］

墦间之祭

我每次读《东郭》中墦间祭祀的人，赵注：“墦间，是郭外的墓间。”认为这是古墓祭祀的确切证据。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东汉建宁五年，蔡邕跟随车驾上陵，对同座的人说：“听说古代不在墓地祭祀。”魏文帝黄初二年诏书说：“古代不在墓地祭祀。”自己作《终制》说：“礼制不在墓地祭祀。”这种言论兴起后，直到今天，纷纷撰写的文章都认为墓祭不是古礼，即使高明如顾炎武宁人，也迷惑于这种说法。我认为《孟子》暂且不论，请广泛征引证据。《成阳灵台碑》：“庆都仙逝，大概葬在这里，名叫灵台，上面立着黄屋，是尧所奉祀的。”这不是墓祭见于集吗？《韩诗外传》：“曾子说：‘杀牛祭祀墓地，不如在亲人活着时用鸡豚供养。’”这不是墓祭见于子吗？《周本纪》：“武王在毕地祭祀，毕，是文王的墓地。”这不是墓祭见于史吗？《周礼》：“冡人凡祭祀墓地设尸。”这不是墓祭见于经吗［朱熹说：“墓祭周礼上巳自有了，指这个］更有可说的是，《孟子》之前，孔子去世，葬在鲁城北泗水边，鲁国世世代代相传按时节奉祀孔子墓，难道有不合礼的祭祀而敢擅自登上圣人的墓吗！

平陆

译读《史记·商君列传》中“手持矛和闟戟的人在车旁快步跟随”，以及《聂政列传》中“韩国相国侠累正坐在府衙上，手持兵器戟守卫，侍从很多”，由此领悟到孟子所说的“持戟之士”也是这样，大概是指为大夫守卫的人，并非指军队中的战士，也不是指行伍之间。战国七雄时期崇尚武力，侍从多怀奸诈之心，变故往往出于不测，而平陆又属于齐国的边邑，所以即使是治理邑县的大夫，也每天陈列兵器自卫，孟子就是根据所见到的情况来作比喻的。郝京山说：“伍，是班次的意思。失伍，就是不在班次中。去之，是罢免离去的意思。这也是指守卫者而言。”有人问：“平陆作为齐国的边邑，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六国表》、《田齐世家》记载：‘康公十五年，鲁国在平陆击败了我军。’徐广说：‘是东平陆县。’我认为汉代属于东平国，是古代的厥国，孔子时代是鲁国的中都邑所在地，当时属于齐国，就是今天的汶上县。又有‘陶、平陆，则梁门不开’的说法，张守节说：‘平陆，是唐代兖州的县，即中都在大梁的东界。’所以说平陆是齐国的边邑。”

译灵邱

灵邱也是齐国的边境城邑。《赵世家》记载：赵敬侯二年，在灵邱击败齐军。《六国表》记载：赵敬侯九年，即魏武侯九年、韩文侯九年，因为齐国国丧，各国共同攻打齐国，军队到达灵邱。又《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十四年，乐毅率领赵、秦、韩、魏、燕五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了灵邱；第二年，燕国独自深入齐境，夺取了临淄。加上蚳鼃距离齐王遥远，无法规劝齐王的过失，特意辞去灵邱的职位请求担任士师，足以证明灵邱是边境城邑，但实际上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那时赵国另有一个灵邱，因安葬赵武灵王而得名，就是今天的灵邱县。赵孝成王将灵邱封给黄歇，周勃在灵邱击败陈豨，都是这个地方。注释《史记》的人把这个灵邱当作齐国的灵邱，且不说齐国境内不可能延伸到代北地区，而且在赵敬侯时怎么会有赵国的灵邱呢？胡三省注释齐国的灵邱，又用汉代清河郡的灵县来对应，这不过是主观臆测，不如存疑。

骈邑三百

《集注》引用《荀子》中“给予他三百个书社，而富人没有敢抗拒的”来证明“骈邑三百”，但“三百”这个数字的含义并不明确。大概《孔子世家》的《索隐》说：“古代二十五家为一个里，每个里设立一个社。书社，就是把社中的人名登记在户籍上。”楚国用七百里书社的人口来封赏孔子，那么三百个书社就是七千五百户。骈邑，即今天的临朐县，是管仲受封的邑地，不仅仅只有这些，这里只是其中之一罢了。我由此领悟到，齐昭公打算用七百里书社的土地封赏孔子，朱熹怀疑七百里恐怕不合情理，却不知道里和社是一回事，都是指二十五家。七百个里即七百个社，也就是一万七千五百户，并不是像古代路程那样以三百步为一里的里。然而孔子得到这些，就足以称王，所以子西认为不可。如今《论语序说》删减其文为“用书社土地封赏孔子”，去掉了“七百”二字，“书社”又将依附于何处呢？那么哀公十五年齐国和卫国给予五百个书社，《晏子春秋》中“从前先君桓公用五百个书社封赏管仲”，《吕氏春秋》中“越国用三百个书社封赏墨子”，如果去掉五百、三百这些数字，还能讲得通吗？读史不熟，即使是大学者也不能没有遗漏和错误啊！

毕郢

死于毕郢，死即指安葬。《括地志》记载：“周文王的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的毕原上。”在唐代名叫毕原，在殷代则名叫毕郢。孙疏竟然把郢当作楚国的旧都，在南郡，大错特错。宋太祖下诏在咸阳县西北毕陌中的大冢祭祀文王，也不是这里，那是秦悼武王的陵墓，皇甫谧所说的葬于毕的就是这里。

明堂灵台

《封禅书》记载：起初，天子在泰山封禅。泰山东北山脚，古代有明堂的地方，这是古代的明堂，到汉武帝时还有遗迹。《括地志》记载：辟雍、灵沼，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只有灵台孤立存在，高二丈，周长一百二十步，这是周代的灵台，到唐太宗时还存在。那么巍然独存的，难道只有鲁国的《灵光殿》而已吗！

虞虢

虞、虢两国，杜预注：“虞国在河东大阳县。”我认为是在山西的平陆县。虢，西虢国，弘农陜县东南有虢城，我认为是在河南的陜州。名字虽然分属两省，但边界相连。最精妙的是裴骃引用贾逵的注说：“虞在晋南，虢在虞南。”一句话之下，形势就清楚了。那时是晋献公十九年，正定都于绛。绛在太平县的南边、绛州的北边，当地人至今还叫它故晋城，遗址依然清晰可见。我曾经去观看，因而奇怪杜预这位擅长地理志的学者，对于庄公二十六年“士蒍筑城于绛”，注解说：“绛，即今天的平阳绛邑县。”成公六年“不如迁往新田”，又注解说：“新田，即今天的平阳绛邑县。”竟然把它们当作同一个地方吗？如果真的是同一个地方，就不应该在迁往新田的时候，把献公所都的地方称为故绛了。新田，《括地志》记载在绛州曲沃县南二里，我也曾去过，当地人叫它王官城，距离故晋城五十里。我曾告诉黄仪子鸿，子鸿说：“在书上有证据吗？”我说：“《明一统志》平阳府古迹记载：‘晋城在太平县南二十五里，晋士蒍所筑，献公定都于此’，我不仅仅靠亲眼所见才知道啊。”

溱洧

溱、洧，是两条水的名字。《说文解字》引用《诗经》“溱与洧”作“潧”，说：“潧水发源于郑国，洧水发源于颍川阳城山，向东南流入颍水。”《史记》注引用《括地志》认为古新郑城南洧水与溱水汇合，《水经注》也这么说。我读郦道元的注，对于与洧水相邻的丹水、汝水、颍水、潩水、渠水、沙水，都没有记载有桥梁，唯独洧水一处说“又向东经过阴坂北边，水上有桥”，另一处说“又弯曲向南流，水上有桥，叫作桐门桥”，那么洧水适宜设置桥梁，孟子的话绝非没有原因。我私下认为诸葛武侯治理蜀国，喜欢整治官府、驿站、桥梁、道路，所到之处井灶篱笆厕所都符合规矩，子产治理郑国难道会不同吗？这不过是偶然桥梁没有修缮，用车渡人，而孟子就借此事深入议论罢了。集注既然把“乘”注音为去声，又解释“乘舆”为所乘坐的车，音义都相反，为什么呢？

阳城箕山之阴

阳城，山

译名。汉代颍川郡有阳城县，因山而得名，是洧水的发源地。唐代武则天时期改名为告成，后来又改名为阳邑，五代后周时期将其并入登封县。因此，这座山在今登封县以北三十八里，距离嵩山大约相隔三十里，怎么能就说它是嵩山脚下的深谷，并与箕山同为嵩山的北面呢？而张守节说：“箕山又名许由山，在洛州阳城县以南十三里。”《括地志》于是说：“阳城县在箕山以北十三里。”张守节又说：“阳城县在嵩山以南二十三里。”《括地志》于是说：“嵩山又名外方山，在洛州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这些记载足以互相印证，可以断定它们绝非同一座山，《集注》的错误源自赵氏。只需观看郦道元的注释，先叙述太室山，接着叙述五渡水，都属于崇高县；又叙述大禹在此躲避商均，以及周公测量日影的地方；接着叙述箕山及山上的许由墓，都属于阳城县。虽然都见于《颍水》条目内，但山脉本来就有明确的区分。赵氏之所以出错，是因为他在藏书于夹墙时注书，想必没有多少书籍可供查考，又没有朋友可以请教，虚理或许可以意会，但实际事迹岂能凭空臆测，地理记载多有误讹，正是由此产生的。顾炎武的话说得好：“古人的经史都是手抄本，长期客居四方，未必能随身携带，一时引用典故出错，自然难免，后人不必刻意掩饰。如杜甫‘诸生老伏虔’，本是用济南伏生的典故；‘何颙好不忘’，本是用南齐周颙的典故；‘曾惊陶侃胡奴异’，忘记了胡奴是陶侃儿子的小名；‘胡舞白题斜’，忘记了白题是西北边国的名称。”虽然如此，这还只是文人。至于郑康成，作为千载儒宗，朱熹称赞他精力充沛、事事都能弄明白的人，他解释经书的错误暂且不论，而汉代徐州刺史荀彧问郑玄《周礼》中‘父仇辟海外’，当时郑玄已年老昏聩，不再记得‘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的文字，这不是忘记了吗？虽然如此，这还只是儒者。至于孟子，作为命世亚圣的大才，他所著的七篇，对于诸侯的礼仪则未曾学习，对于《禹贡》的文字则不相符合，而献子的五位朋友，尚且忘记了其中三位，这不是强记之难吗？唉！我对赵氏等人还有什么可讥讽的呢！

译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

历来解说的人都将文王方圆七十里的苑囿视为疑点，说：“哪能有这么大的地方？”我也对此疑惑了很久。近来考证得到了说法，原来《三辅黄图》说：“灵囿在长安县西四十二里。”王伯厚将文王之囿方圆七十里的说法注在下面。我认为在今鄂县东三十里，正是汉《地理志》所说的文王在酆地建都之处（注：今长安西北界灵台乡丰水上，是杜预《左传》注所说酆在鄠县东有灵台），那里有鄠、杜的竹林，南山有檀树和柘树，号称陆海，是九州肥沃之地。文王当时放开苑囿让百姓使用，任凭他们去割草打猎，只是用草木作为界限，于是称之为囿罢了。这实际上是文王在丰地建都时的事情，不是起初在岐山时的事情。丰地距离岐山三百多里，好啊，《谷梁传》说：“山林沼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加以圈禁，是不正当的。”注解说虞是掌管禽兽的官，意思是规划加固并筑起围墙，又设置官吏来守卫，这是不与百姓共享利益。难道说文王当时是这样做的吗？后来汉武帝建元年间，登记盩厔、鄠、杜的土地，废除作为上林苑，隶属于南山，就是那个地方。但是武帝是为了自己的游猎之乐，与文王为了便利百姓不同，这是第一点不同；武帝是为了自己出行时更衣休息，与文王为了讲习武事不同，这是第二点不同；武帝苑囿周长三百里，中间能容纳千乘万骑，而且比文王的苑囿大了三倍还多，这是第三点不同；武帝时将那里全部变为肥沃的地产，每亩价值一金，规划为苑囿实在可惜，所以引来东方朔的劝谏。如果文王则是刚刚开拓土地，也就像上天造就高山，太王开垦荒地一样，放任百姓割草打猎而不禁止，难道不是正相适宜吗，这是第四点不同。解说的人不考察囿的所在，又不通晓古今情事的差异，只是执着于岐山之国仅有百里，不知道文王是从方圆百里开始发展的，难道最终还停留在那里吗？有人说按照《谷梁传》所说的里数计算，现在的六十二里就相当于古代的百里，所以《左传》中黄人说从郢到我这里九百里，现在从江陵到光州仅七百里；邾子说吴国二千里，不到三个月就到不了，现在从苏州到邹县仅一千五百里。那么周时方圆七十里的苑囿，现在仅四十三里，参照《毛诗传》说苑囿用来圈养禽兽，诸侯方圆四十里，恰好符合（这四十里又与现在符合，古代书籍所说的里数原本就有两种说法），这又是另一种说法。

幽州

《尚书》孔颖达疏说：“流放四凶在治水之前，那时还没有设立十二州，就没有幽州的名称，却说幽州，是史官根据后来确定的名称来说的。”不对。当流放共工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名叫幽州，就是现在的密云县。《括地志》说：“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说：‘舜流放共工到幽州，住在这个城。’”幽州这个地方狭小。等到后来设立十二州，取颛顼北至幽陵、《尧典》北方曰幽都的“幽”，来命名所分的冀州东北土地，就是现在的顺天府、辽东广宁卫以西的地方。幽州这个地方广大。大体上帝王废置州县，道理必然相沿袭，舜设立州名，应当沿袭古制，难道说幽州是凭空造出来的吗？孔颖达大概错了。

崇山

《尚书》孔颖达疏说：“《禹贡》中没有崇山，不知道它的地方，大概在衡岭以南。”也不对。《通典》说：澧州澧阳郡，治所在澧阳县，本是汉零阳县地，有崇山，就是流放驩兜的地方。宋代则在慈利县。《路史》认为现在有驩兜墓就是那里。但又引用岭外驩州的《图经》来合并，《寰宇记》都将驩州作为流放的地方，很怀疑它距离崇山很远。后来杨升庵引用沈佺期长流驩州的诗：“曾按《九真图》：崇山到越裳四十里，杉谷起于古崇山，竹溪从道明国来，在崇山北二十五里汇合。”所以诗中说：“早晨从崇山下出发，傍晚坐在越裳北面的山阴。向西从杉谷度过，向北进入竹溪深处。竹溪是道明水，杉谷是古崇岑。”越裳，是古国名，需要多次翻译才能沟通。在秦代为象郡，两汉为九真郡，吴国分置九德郡，梁朝叫德州，隋开皇十八年改为驩州，炀帝改为日南郡，唐朝两次沿袭，治所在九德县。沈佺期又有《移驩州廨》诗说：“古来尧禅让给舜，何必怪罪驩兜？”是真的认为州名得名于驩兜。不知道汉九真郡治所在胥浦县，王莽时叫驩成，又领有咸驩县。开皇十八年改州名，实际上本于此。加上唐武德年间曾在咸欢县设置驩州，那么驩与欢同，是欢喜的驩，与驩兜完全不相关。沈佺期是文人，多不考证，然而孔疏已经微微开启了端绪。“书经三写，乌焉成马”，难道不确实吗！

屈产之乘

《通典》说：慈州文城郡，治所在吉昌县。春秋时晋国的屈邑，献公子夷吾所居住。汉河东北屈县。《左传》说：“晋有屈产之乘”，这里有骏马。与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相同。我认为今山西吉州是。乐史傅会说是石楼县，《明一统志》本于此。但是石楼是汉西河土军县，不是北屈地。至于垂棘，又见于成公五年，杜预只注说：“晋地。”

傅岩

《集注》说：筑傅岩，傅氏之岩，在虞、虢之间，今平陆县东三十五里是。俗名圣人窟，是傅说被雇佣，隐居休息的地方，不是

译在这里修筑。岩石东北方向十余里处，就是《左传》中记载的颠軨坂，那里有东西向的深涧，两侧幽深空旷，极深的地势沟壑，中间则修筑而成道路，指向南北方向，称之为軨桥。传说傅说背负版筑工具，被人役使，正是在这个地方，至今涧水仍被称为沙涧水，距离傅岩十五里。《墨子》、《尸子》都记载傅岩位于北海的洲岛上，这大错特错［说操筑于傅岩兮，作为楚辞中的诗句是可以的］

译孙叔敖隐居海滨

赵氏注解说：“孙叔敖隐居在海边耕作，楚庄王举荐他担任令尹。”这也是顺着文意做出的解释，事实并无证据。庄王时期，楚国南境、东境距离海边尚远，而《史记》称孙叔敖是楚国的处士，《荀子》、《吕氏春秋》都认为他是期思的边远之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县西北七十里，固始本为寝邱，即庄王因感念优孟的话而封给孙叔敖儿子的地方，传了十代没有断绝，他得以担任令尹，有人说他是经由虞邱子举荐的［《史记》、《说苑》、《列女传》］，有人说他是沈尹茎力荐的［《吕氏春秋》］，有人说楚国有善于相面的人招聘他［《新序》］，都没有起家于海滨的说法。大概孟子所依据的书籍，现在无法考证了。

我又考证孙叔敖就是宣公十一年［楚庄王十六年］的令尹蒍艾猎，艾猎是蒍贾的儿子。蒍贾字伯嬴，宣公四年［楚庄王九年］官任司马，被子越椒所厌恶，囚禁并杀害了他。推测蒍氏家族从此衰微，流窜居住在海边，没过七八年，庄王知道他的贤能，提拔为令尹吗？但蒍贾是薳吕臣的儿子，吕臣继子玉之后担任令尹，出自公族，自然应该是楚郢人，为何远在期思的边远之地？推测叔敖的儿子实在不成才［《襄公十五年》蒍子冯杜注：叔敖的侄子］，只是世代守护封土，在朝廷中没有显赫的人，后人就以其子孙的户籍，向上追溯到祖先吗？虽然这两种都是主观臆测，但道理有可推究之处，恭敬地请教世间的君子。

莒父、中牟

黄仪子鸿从京城回来，告诉我：“《论语》中的地名有必然无法考证的，莒父是，中牟也是。”我说中牟确实无法考证，应当像司马贞注《史记》那样约略地说，说：“这是赵国的中牟，在河北，不是郑国的中牟。”这样说是得当的。莒父，郑康成说旧解说：“莒父，是鲁国的下邑。”明明见于《春秋》定公十四年秋经文“城莒父及霄”，为何只说是旧说？杜氏注解说：“公害怕而修筑两座城邑，是因为叛晋助范氏的缘故。”当时荀寅、士吉射占据朝歌，晋人包围他们，鲁国与齐、卫谋划救援他们。朝歌在鲁国正西，将近八百里，那么莒父属于鲁国的西鄙。子夏担任邑宰，邑距离他家很近，这也只是约略地说罢了。

南山

《诗经》咏叹南山，不必都有确切的指实，而可以指实的有两处：一是曹南之山，《郡县志》在曹州济阴县东二十里，“南山朝隮”说的就是它，今曹县；一是终南之山，《郡县志》在京兆府万年县南五十里，“如南山之寿”、“幽幽南山”、“节彼南山”、“信彼南山”说的就是它，今长安、咸宁、蓝田、盩厔四县。然而同样是南山，《天保》用它来祝颂君主，《节南山》用它来讽刺师尹，山也有幸与不幸啊！

淇竹

《诗集传》《淇奥》篇说：“淇水上多竹，汉代仍然如此。”这自然是指汉武帝下令砍伐淇园的竹子去堵塞黄河决口，寇恂砍伐淇园的竹子做箭矢供给军队罢了。郦道元说：“现在眺望淇川，不再有这种东西。”又可以证明朱子只提及汉代的情况，然而没有追溯其起源。只有晋代戴凯之说：“淇园，是卫地，殷纣王的竹箭园。”见于班彪志［现在没有这篇文章］《毛诗》所咏“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是因为北方土地寒冷，到了冬天土地冻结，竹根大多较浅，所以不能种植。只有＜〇卥又＞［音夫］竹根深，所以能晚生，所以说“根深耐寒，茂盛覆盖淇苑”。那么《毛诗》所说的绿竹，乃是＜〇卥又＞竹，不是普通的竹子，也可以作为奇闻异事来备录。

邦畿千里

我曾经读《货殖列传》读到“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这三河在天下之中，像鼎的三只脚，是王者轮流居住的地方”，不禁感叹说：“奇怪啊！三河都不在殷家的邦畿之内，而世人或许还不知道。”大概从汤居住南亳以后，纣居住朝歌以前，共六百四十五年，都于河南的有三次，都于河北的有四次。三次是哪三次？一是《括地志》说：“南亳故城在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就是汤所都。”这是一。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是殷时的敖地，就是仲丁所迁，这是二。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就是盘庚所迁，这是三。四次是哪四次？一是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就是河亶甲所筑而都的，这是一。耿城，是故耿国，在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祖乙时毁坏，是从祖乙以前就已经作为都城了。一是邢国故城在邢州外城内西南角，就是祖乙所迁，这是三。朝歌故城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本是妹邑，有人说武乙迁都于此，有人说武丁开始都于此，这是四。计算南亳在最东边，耿城在最西边，相距虽然不到二千里，但实在不止一千多里，那么殷家的邦畿如此辽阔吗？我说：以周家镐京方圆八百里，颜师古说：“八八六十四，是方圆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方圆六百里，颜师古说：“六六三十六，是方圆百里者三十六。”两都

译总共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一百块，所以《诗经》说：“王畿方圆千里。”那么周代所说的千里，是指国家而言，哪里像如今路程的里数呢？我私下认为周代既然如此，殷代为何偏偏不是这样呢？

译周是古老的邦国

周虽然是古老的邦国，郑玄笺注说：“太王于是来考察居所，而在周地建国。”将“周”字直接对应太王，不如《诗集传》认为周受封始于后稷那样符合“旧”的真实含义。《左传》说：“我从夏朝开始，后稷受封于魏、骀、芮、岐、毕，这些都是我的西土。”意思是接受这五个封国，世代作为西土的首领。《释例·土地名》说：“魏，是河东、河北县。芮，是冯翊临晋县的芮乡。毕在京兆长安县西北。骀在武功。岐在美阳。”孔颖达说：“如今考察这些地点，芮在魏的西南百余里，岐在骀的西北不到百里。《诗经》称后稷封于邰，与岐、毕相近，作为首领是可以的。计算魏在邰东六百余里，却让邰国与魏并列为长，道路太过遥远。公刘居住在豳，又在岐的西北四百余里。”这段传文极力言说疆域遥远，但言辞中未提及豳，也不解释其原因。我认为孔颖达常常喜欢依附郑玄、杜预，不敢纠正，唯独这次向上攻击传文的正文，非常值得欣喜，应当迅速标出这一点。只是说“豳距离岐四百余里”，“四”应当是“二”。

垤泽之门

三衢毛氏说：“呼唤。凡是叹息、招呼，就用平声。《小尔雅》：‘乌、呼、吁嗟’，医书一呼一吸为一息，杜甫诗‘呼儿问煑鱼’之类。叫喊号哭而呼，就用去声。《诗经》：‘式号式呼’，《左传》：‘苍葛呼’之类。果真如此，鲁君在垤泽之门，自然应当如赵岐注所说：‘因为城门不肯夜间打开，所以君主自己发声。’这种呼应当是平声，不应当如《集注》注音为去声，成为叫号之呼，这是很明显的。近来的讲义又说：‘有认为是鲁君自己呼唤的声音。’太浅陋了！试看‘呼于门’，‘于’字是呵护传呼来的，在垤泽之门，尤其不是。人的声音关乎贵贱，呵护传呼是卑贱者的差役，声音可以习得而能。如果鲁君与宋君，声音因居高位、养尊处优而改变，岂是他人能模仿的？这仍然属于仓促间自己呼唤，所以被守门人怀疑。垤泽，就是襄公十七年筑墙者歌唱的泽门，杜预注：‘宋国东城南门’就是。有人说：‘莫非是用《禹贡》盟诸泽的名字来命名城门吗？’查考盟诸泽在故宋国微子所封之地的东北，这里自然是南门［睢阳故城在今商邱县南，东南门叫垤泽门。《括地志》所谓‘宋东城南门叫泽门’就是。王纳谏说：‘声音就是气在体内宣发的，所以会因身体状态而改变］

范

现在东昌府濮州范县，本是春秋时晋国大夫士会的封邑。《国语》“因此受封随、范”，这是又有一半属于鲁国。《后汉书·郡国志》东郡范县有秦亭，就是庄公三十一年“筑台于秦”，《地道记》说在县西北就是。孟子时代则属于齐国，赵岐注说：“范，齐国的城邑，是齐王庶子受封的食邑。”很精妙。大概齐王的儿子，生长在深宫，赐宅在第康衢，在朝廷内做高官，岂能远在七八百里之外的下邑而被孟子所见？他在范地，大概就像靖郭君、孟尝君在薛地一样？既然考虑孟子的笔法，不说“到齐国，在范地见齐王之子”，而说“从范地到齐国，望见齐王之子”。用了一个“望”字，意思是当时最多交质，这齐王之子作为人质在敌国，路经范地，于是与孟子恰好相遇吗？也不能确定。总之，《集注》在这些地方略微简略了。

许行章从楚国到滕国，从宋国到滕国，与此从范地到齐国，又稍有不同。两个“之滕”都重在滕国上，但必须先写“自楚”，因为许行是楚国人；先写“自宋”，因为陈相、辛是宋国人。字没有虚设的，难道唯独“自范”是虚设吗？大概孟子本来前往齐都，实际上是从范邑起程，未到齐都，而在范邑望见齐王之子，这是倒装文法。不然，到了齐国才见齐王之子，“自范”二字就无处着落了。其他如《孟子》之滕，《孟子》之平陆，都不先写“自某”，是因为不必写。

鲁昌平乡陬邑

太史公生平最推崇老子，最敬服孔子，而对于本朝开天的圣人也不敢忽略，都在他的书中籍贯上体现出来。说：“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这是以国统县，以县统乡，以乡统里。说：“孔子生在鲁昌平乡陬邑。”这是以国统乡，以乡统邑。说：“高祖是沛丰邑中阳里人。”这是以县统乡，以乡统里。其他不必如此详细书写，即使详细书写而人不是他的本意了。昌平本是山乡，大概以山得名。《括地志》说：“在兖州泗水县南六十里，故邹城在泗水县东南六十里，故阙里又在县南五十里。”这是用曲阜的阙里来命名此地，不是真正的阙里。真正的阙里，伍缉之说：“背洙水面泗水。”

至河而反

孔子既不被卫国任用，将西行去见赵简子，到了黄河就返回，更足以证明《诗集传》《河广》篇“卫在河北”的错误。大概卫国本来都城在河北，懿公被狄人灭，戴公住在漕邑（《通典》：漕邑，滑州白马县），文公迁到楚邱（《通典》：楚邱，滑州

译卫南县也），并且位于黄河以南，距离宋国都城睢阳虽然遥远，但不再有黄河的阻隔。孔颖达在《疏》中说：“这是假设有人渡河时的言辞，并非比喻夫人前往宋国需要渡河。卫文公时期，卫国已经在黄河以南，从卫国到宋国不需要渡河。”近代刘曰珩说：“这首诗作于宋襄公刚刚即位之时，卫国在黄河以南已经十一二年了，不必渡河，却仍然以故国的山川来说话，这难道不是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吗？或者是因为‘大归’（被休弃回娘家）是妇女所忌讳的事情？”这真可以说是令人豁然开朗的新见解。

译长府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鲁昭公居住在长府。”杜预注释说：“长府，是官府的名称。”又载：“九月戊戌日，攻打季氏，于是攻入其门。”长府如今不知所在，推测它与季氏的家宅实际相近，鲁昭公居住在那里，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论语》郑玄注说：“长府，是仓库的名称。储藏财货的地方称为府。”又推测鲁昭公势力微弱，将要攻打权臣，必定先占据储藏财货的府库，或许可以收买士人的心，这也是一种解释。后来反复探寻研究，才得到答案。大概应劭说：“曲阜在鲁城中，曲折绵长七八里。”郦道元说：“土山上有季氏的宅第，宅第中有武子台。武子台西北二里是周公台，周公台南约四里是孔庙，就是孔夫子的旧宅。”既然这样，那么如今知道了孔庙的所在，就可以知道季氏的宫室；由季氏的宫室，又可以想象推知长府的地望，确实如此！杨泉《物理论》引用的话说：“能理清乱丝，才能读《诗经》。”我私下认为地理之书也是如此。

邻里乡党

郑康成注释《论语》“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朱熹并非不知道“五邻为里”是《周礼·遂人》中的文句，但想要与上下文统一以“家”来计算数目，所以改为“二十五家为里”，这是《集注》的精妙之处。至于邻里乡党有互相周济的含义，也就是《大司徒》中“比（五家）使他们互相担保，闾（二十五家）使他们互相接纳，党使他们互相救助，乡使他们互相款待”的意义罢了。

羿有穷之君

金仁山《前编》记载：晋国魏绛说：“从前夏朝正衰落时，后羿从鉏地迁到穷石。”注释说：“鉏在今澶州卫南县。”即《元和郡县志》所载：“故鉏城在滑州卫南县东十五里。”这就是《左传》中后羿的本国。又说：“穷石不知所在。”存疑是最恰当的。因为当时夏朝都城在安邑，鉏地距离夏都仅千里，估计穷石又靠近安邑，才能凭借夏民来取代夏政。如果像朱熹注释《楚辞·离骚》“夕归次于穷石兮”所说：“穷石是山名，在张掖，就是后羿的国家。”那么距离夏都三千里，远在西北一隅，纵然倚仗他的射箭本领，怎能到达夏都？朱熹大概是看到王逸引用《淮南子》说“弱水发源于穷石，流入流沙”，于是附会这个穷石是后羿迁徙之地，不知道应当另有名为穷石的国家，只是无法考证。《论语集注》说“羿，是有穷国的君主”，与孔安国注相同，只是笼统地说，是对的［穷石就是羿国，洪兴祖已经这样认为。《晋地记》说：“河南有穷谷。”大概是原本有穷氏迁徙的地方］

微箕

微、箕是两个国家的名称，郑康成认为都在王畿之内。如今潞安府潞城县东北十五里有微子城，辽州榆社县东南三十里有古箕城，都是他们受封的土地，怀疑接近于此。我独自感慨周朝统治天下，文物焕然一新，微子在宋国建国，箕子被封在朝鲜，虽然各自以非臣属的礼节对待他们，但回首故土封地，顿时变成废墟，这就是日后微、箕二人都有《麦秀》之悲的原因。

河河内

《太师挚适齐》章，《集注》说：河，指河内；汉，指汉中；海，指海岛。都本于邢昺的疏解，紧扣“入”字来解释，认为很妙，然而对“河内”的解释则大错特错。因为古代所说的河内，是在冀州三面被黄河环绕的内部，不像汉代郡县那样仅仅把怀、汲称为河内。《史记正义》说：“古代帝王的都城多在河东、河北，所以称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说：“黄河从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卫州，向东北入海，曲折环绕冀州，所以说河内。”难道方叔当时离开鲁国，真的进入冀州黄河以北了吗？还是不过居住在黄河岸边，就称为“入”呢？而且死抠“入”字，势必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水中可以居住的地方叫洲；又必须像“泛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就是河中心，然后才行。这难道是人居所的地方吗？疏解到这里，太牵强了，太拘泥了。有人来责问说：“《国语》说：‘从前殷武丁能发扬他的德行，达到神明的境界，从而进入河内，从河内前往亳。’韦昭解释‘入于河’说：‘迁到河内。’‘入’字不就是这样解释的吗？”我独自认为不对。因为盘庚从河北迁到河南，建都于亳殷，皇甫谧认为就是现在的偃师。三代直到武丁，仍然建都于亳殷。白公所说的“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乃是武丁做王子时，他的父亲小乙想让他知道百姓的艰苦，让他居住在民间，迁徙不固定，所以从河外进入河内，又从河内前往河外。这个“入于河”确实是指河内而言，不同于《鲁论》。孟子说读他的书应当推论他所处的时代，我却认为还应当推论他所处的地方。如果不知道地方，却认为能知道那个人、他所处的位置、心志所寄托的地方，我不相信。

首阳

《史记正义》说首阳山共有五处，王伯厚考证《曾子书》，认为在蒲坂舜都的那一处是正确的。我认为没有比郦道元注更可信的了，然而他已经两种说法并存。既然说河北县雷首山［今在蒲州］有伯夷、叔齐庙，阚骃《十三州志》说：“山一名独头山，是伯夷、叔齐隐居的地方。”

译山南有古墓，陵柏郁郁葱葱，茂密地覆盖着山丘，当地人称之为伯夷、叔齐的墓。」又说平县故城有首阳山［现在位于偃师县］，即《春秋》中所说的首戴。伯夷、叔齐作歌的地方，歌中说道：「登上那西山。」山上有伯夷、叔齐的庙宇，大概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处。总之，如果认为他们是因为失去国家而绝食，那么两地都可以作为他们隐遁踪迹的地方；如果认为他们是因为耻于食用周朝的粮食而绝食，那么难道宁愿死吗？在唐尧虞舜禅让的时代，耻于食用周朝粮食这种事必定是不存在的。

译《四书释地续》

**黄河注入大海**

大禹在帝尧在位第八十年癸亥年宣告治水成功，黄河从右边的碣石山流入大海。碣石，是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县。此后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即周定王五年己未年，《周谱》记载：“黄河改道。”《水经注》记载：“黄河改道，离开原来的河道。”这两处都没有说明黄河改道后的具体位置。只有汉代《地理志》在魏郡邺县条目下注解说：“旧黄河在东部，向北流入大海。”这是黄河入海口的第一次变化。邺县城在今彰德府临漳县西部。到了汉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年，堵塞了宣房决口之后，汉宣帝地节元年壬子年，在此之前的四十一年间，黄河又在馆陶向北决口，分流为屯氏河，向东北流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今河间府盐山县西北部。这是黄河入海口的又一次变化。《宋史·河渠志》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丁巳年七月乙巳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发生大决口，澶渊以北的水流断绝，河道向南迁移，向东汇聚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两股：一股汇入南清河流入淮河，一股汇入北清河流入大海。北清河，是济水的旧河道；南清河，就是今天的泗水。即淮安府清河县的清口。这又是黄河入海口的一次变化。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年，黄河全部流入淮河，而旧河道于是淤塞。虽然明成祖永乐九年辛卯年重新疏通黄河使其流入旧河道，但到明英宗正统十三年戊辰年最终又合并流入淮河，这是黄河入海口的又一次变化。于是天地间所谓的“四渎”（四条大河），只剩下两条了。这大概是气数运命使然，恐怕也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了［顾祖禹字景范说：大致上，黄河决口向北，就淹没漳河、卫河；决口向东，就侵犯清河、济水；决口向南，就凌驾淮河、泗水。古人说“黄河不能并行”，我认为自汉代以来，黄河大概未曾单独行过］

**淮河注入长江**

淮河注入长江，自从孟子一时误记之后，朱熹所说的“不必曲为解说”，最为恰当。然而郑夹漈（郑樵）已经曲为之解，说：“查考《左传》哀公九年，吴国在邗地筑城，开凿沟渠沟通长江、淮河，从此长江、淮河才开始相通。孟子大概是依据哀公之后吴王夫差所开凿的河道当作大禹的遗迹，而忘记了《禹贡》。”不知道这也不对。杜预注明确说“在邗江筑城开沟，向东北通到射阳湖，向西北到末口流入淮河”，这是引长江水达淮河，与孟子说的排淮河入长江不符。直到隋文帝开皇七年丁未年开凿山阳渎，隋炀帝大业元年乙巳年开凿邗沟，都是从山阳到扬子江入长江，水流方向与以前相反。大概到了这时，孟子的话才得到验证。我曾说孟子说错了淮河入长江，九百多年后，隋朝果然引淮河水南流入长江，好像孟子预先为之征兆一样，这也算是奇异的事情。记得顾景范解说《禹贡》九条河流，黑水、弱水出自荒远边地的河流，渭水只在雍州，洛水只在豫州，济水则淹没难明，应当列入存疑之列。到现在其条理脉络尚存的，而经纬可见的，只有长江、淮河、黄河、汉水这四条河流而已。我开玩笑对景范说：“孟子当时说‘水由地中行’，不拿四渎来证明，而说长江、淮河、黄河、汉水，这难道不是也预先为今天的水势地势做了预言吗？”景范不觉笑了。

**九河**

九河的名称，见于《尔雅》，叫简，叫絜。《集注》偶然误写为“洁”，《书蔡传》于是认为是简洁河，实在可笑。甚至相信程大昌，程大昌相信王横一家的言论，没有详细考证的人，说九河都沉没于海中，不知道如今济南、河间府交界的地方，大禹的遗迹本来还可以寻找。我曾纠正他们的错误，只取孔颖达《书疏》、元代于钦《齐乘》两条，补在“九河既道”之下，这里再次记载于此。《书疏》说：“《汉书·沟洫志》：汉成帝时，河堤都尉许商上书说：‘古代记载九河的名称，有徒骇、胡苏、鬲津，现在还在成平、东光、鬲县境内。从鬲津以北到徒骇，其间相距二百多里。’由此可知九河的位置，徒骇最北，鬲津最南。大概徒骇是黄河的主河道，向东流出分为八条支流。许商上言三条河，下言三个县，那么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其余的就不知道了。《尔雅》九河的次序，从北到南，既然知道三条河的位置，那么其余六条：太史、马颊、覆釜，在东光以北、成平以南；简、絜、钩盘，在东光以南、鬲县以北。那些河流填塞，时有旧河道。”《齐乘》说：“汉代距离古代不远，河堤都尉许商说九河旧河道，说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说太史、马颊、覆釜，在东光以北、成平以南；说简、絜、钩盘，在东光以南、鬲县以北。这话简明而接近事实。后世的地图志书虽然详细，反而显得混乱。我曾往来燕、齐之间，西道经过河间，东边踏访清河、沧州，仔细探访九河旧河道。大概以前北流的漳河注入黄河，黄河既向东迁移，漳河自然流入大海，怎么知道北流的漳河不是古代的徒骇河呢？越过漳河向南，清河、沧州两州之间，有古河堤岸好几重，土地都是潮湿沙卤，太史等河应当在那一带。沧州以南有大连淀，西越东光，东至大海，这不是胡苏河吗？淀南到西无棣县一百多里之间，有叫大河、叫沙河的，都濒临古堤。”

译县北地名八会口，县城南面靠着无棣沟，这难道不是简河、絜河等河流吗？东无棣县北面有陷河，宽达数里，西通德州、棣州，东直到大海，这难道不是所说的钩盘河吗？滨州北面有士伤河，西越德州、棣州，东直到大海，这难道不是鬲津河吗？士伤河位置最南，比其他河流稍窄，这就是鬲津河无疑了。」蔡氏《集传》却说：「自汉代以来，探究九河，都没有依据，沿袭王横的说法，引用碣石作为证据，说九河已经沉没于海中。我按：《禹贡》原文说：「向北经过洚水，到达大陆，又向北分流为九河，汇合为逆河，流入大海。」大陆在邢州、赵州、深州三地，是《尔雅》所说的广河泽，距离海岸已有数百里，又向东进入海中，才开始叙述九河，那么大陆与九河相距千里如此遥远，却完全没有标志，不符合《禹贡》的文意，这是不可信的第一点。王横说海水溢出浸没数百里，而青州、兖州、营州、平州的郡县没听说有被淹没的地方，却唯独浸没九河，这是不可信的第二点。如今平原以北、清河与沧州之间，虽然种植庄稼，城邑相望，但地形河势高隐曲折，往往可以寻得踪迹。只是大禹当初分为九河，后来或为三条或为五条，变迁多少不同，一定要按名称去搜寻，所以导致后世儒者纷纷议论，不得不辩驳。年轻时我怀疑潘季驯司空所说的「河不两行，自古记之」，出自哪部古书？后来读《宋史·河渠志》，记载苏辙的奏疏：「黄河的特性，水急则流通，水缓则淤积，既然没有东西两岸都水急的形势，怎么会有两条河并行的道理？」才知道出自这里。「河不两行」，真是千古名言，而大禹却疏浚为九条。有人说：「大禹只是开凿成九道，听任河水自行选择其中一条。」这是妄谈，难道大禹轻视百姓劳力到了这种地步！只有《禹贡合注》颇为得其解。夏氏引用桓谭《新论》说：「河水浑浊，一石水中有六斗泥，而百姓争相引河水灌溉田地，致使河水不通畅，到了三月桃花水涨时就会决口，因为堵塞不能宣泄。可以禁止百姓不再引河水。」既然引河水尚且不可，何况分为九条呢？那么大禹疏导为九河，是为什么呢？大概河不可分，是指上游而言；如果是在入海之处，宣泄得越快，则河水越通畅，又有什么害处呢！如今九河之下就是逆河，大概是指从此以下，就是海潮逆入的地方了。大概名称虽为河，其实即是海。海水向内吞吸，九河向外灌注，不仅借助水力冲刷泥沙，而海的潮汐也借助河力来抵御它，大禹以水治水，之所以不可及，就在于此。又说：「关键在于入海之处，固然适宜分流疏导使其快速宣泄。下游快速宣泄，则上游不壅塞，这是河的利处。如果还没到达海边，水流分散力量减弱，无法冲刷泥沙，反而造成壅塞了。所以说河不两行，两条河并行尚且不可，何况九条河呢？」

译顾景范曾告诉我：“黄河从塞外流来，蜿蜒盘旋在万山之中，汇聚了百川的水流。自巩县、洛阳以东，已经走出险要地势而变得平坦；大伾山以北，地势更加广阔延展；大陆泽又是汇聚水流的区域。凭借高屋建瓴的气势，注入低洼潮湿之地，奔腾横溢，是必然无法避免的。大禹因而疏导它，顺应水流本性所便利的方向，顺着地势所靠近的地方，从而有了九条河流的名称，这在洪水泛滥之时，最为切中要害。大禹治理平定洪水的功绩，也没有比这里更显著的了。自大禹治理黄河之后，黄河便有了归宿。推想当初洪水刚刚平息时，九条河流必定势均力敌；后来横向流淌的水流逐渐减少，再加上冬春季节水量消减，九条河流有的充盈有的干涸，有的通畅有的淤塞，也是情理之中必然有的。时间久远之后，后人只看到河水平安的成效，却忘记了消除祸患的功劳，于是将九条河流置之度外，任由它们升降淤塞。年代越久，淫雨洪水乘势而来，黄河于是兴起，开启了大灾难的端绪。凡是九条河流的败坏，并非一朝一夕的原因；那么九条河流的兴盛，又岂止是一手一足的功绩呢！所以说大禹是神人啊。”

有人曾说：“汉代贾让说：‘大禹治水开辟伊阙，与开凿龙门、劈开底柱、破碎碣石相同，但伊阙这座山在《禹贡》中没有记载。’我说：‘伊水、洛水、瀍水、涧水既然都流入黄河，伊水能够顺流而下，如果不是开辟伊阙的功劳又是什么呢？这是《禹贡》简略的地方。’有人又说：‘大禹开辟两条渠道来引导黄河，在《禹贡》中也没有记载。’我说：‘其中一条出自贝邱，就是黄河的主干流；另一条是漯川，漯就是兖州的贡道。’有人又说：‘大禹引导黄河水流，本来沿着西山向东北流去，又向西逼近泰山，向东逼近金堤，那么金堤就是大禹修筑的，不能说大禹又做了别的事。’我说：‘九泽已经筑堤，堤也就是堤防。正当洪水泛滥时，鲧致力于多筑堤防来堵塞水流，水性逆势，所以祸患不停息。大禹引导水流从地面中间流过，以前鲧所筑用来阻挡水流的堤防，都可以用来辅助水流。事情本来就有因失败而成就功绩的，关键在于人是否善于利用罢了。’所以说：‘大禹能够成就鲧的功绩。’只有汝水在《禹贡》中绝迹，而孟子说‘决汝’，难道不是近乎凭空捏造吗？我说：‘看《尔雅》从《释地》以下到九河，都是大禹所制定的名称，其中有说：‘水从汝水流出称为濆’，又说：‘汝水有濆’，这难道是大禹对汝水毫无作为而给它这样的名称吗？又难道是汝水天然流入淮河而不需要大禹的力量吗？所以‘决汝’二字，正好可以补充经文的不足。’太史公说得好：‘《尚书》缺失已有间隙，其散佚的内容却时时在其他说法中出现。’真是意味深长啊！只是难得在千载之下遇到能领会心意的人罢了。”

有庳在今永州府零陵县，已成为千古确定的地点，而《集注》说：‘不知道是否如此。’这是朱子精妙之处，大概是以经文为依据。经文说常常想见到他，所以源源不断地前来，等不及一年的贡期、五年的朝见期，以表达我的亲爱之情。情理上哪有哥哥住在蒲坂、弟弟住在零陵，陆路被太行山阻隔，水路被洞庭湖隔绝，比起驩兜被放逐的地方还要远千里的道理呢？况且如果零陵真的是那个国家，每年去一次，往返几乎将近万里，劳累已经非常严重；几年去几次，势必天天奔波在道路风霜之中，而不得安宁，亲爱弟弟的人难道是这样的吗？大概有庳的封地，必定靠近帝都，只是现在无法考证罢了。有人说：‘那么现在零陵为什么传说有这个名称呢？’查《括地志》说：‘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老辈传言舜葬在九疑山，象来到这里，后人立祠，命名为鼻亭神。’这是得到了真相。《宋类苑》说：‘道州、永州之间，有地名鼻亭，穷崖绝徼，不是人迹可以到达的地方。舜封象于有庳，大概就是此地。’这是怀疑之辞，也与《集注》‘有人说’相同。

舜在历山耕种，历山所在的地方很多，我最终认为宋河东县今蒲州的那个是对的。在河滨制陶，制陶的地方，何必一定是定陶？况且定陶以邱命名，所以我以《括地志》‘陶城在河东县北三十里’为对。在雷泽捕鱼，雷泽与《禹贡》相符，自宋雷泽县在今濮州东南是对的。唯独奇怪蔡传在‘鸟鼠同穴’上曾不相信，却引用《山海经》‘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因此命名夏泽为雷夏来证实它，难道不是特别怪异的话吗？然而直到明万历年间，李之藻说：‘泽底有陡峭岩石深壑，冬至前水吸入其中，如巨雷轰鸣，所以名叫雷泽。’怪异之说才平息。

汶水在齐国的南面、鲁国的北面，两国的边界以汶水划分。各条汶水只有这条最大。泰山的南面是鲁国，北面是齐国，两国的边界以泰山划分。东方的山只有泰山是宗主。此注‘汶水’本于邢疏是对的，前注‘泰山’不本于《诗经》孔疏，失去了一半。

叶，是楚国的县名，故城距离现在南阳府叶县治所二十里。其中有沈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说：‘楚国以方城为城墙。’就是这里。越王无强说：‘夏路以左。’刘氏注：‘楚国前往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

译因为西方被视为左侧，所以说夏国的道路在左边。《括地志》记载：楚国曾经争夺中原的霸权，在这里连接山势、堆积石块以作为坚固的屏障，称之为方城，又叫做长城。这大概是春秋时期楚国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因此适宜由沈诸梁去镇守安抚。

译川上

孔子站在河边，相传这里就是泗水的发源地。现在的泉林寺，位于泗水县以东五十里的陪尾山下，有四股泉水同时涌出。寺庙左右有十几处大泉，水深清澈，互相灌注，汇合而成溪流，这就是泗水。茂密的树木形成浓荫，遮蔽了阳光。我曾前往游览，只想吟咏郭璞的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觉得精神超越形体，仍然不足以形容当时的情景。

青兖冀属纣

天下归顺文王的有六个州，即荆、梁、雍、豫、徐、扬，只有青、兖、冀三州还属于纣王。这原本是邢昺的疏解。我认为：奄，是东方的国家，帮助纣王作恶的人。奄在曲阜，正好属于徐州的地域。虞、芮两国把争讼的结果作为闲田，现在在平阳府平陆县以西五十里，正好属于冀州的地域。仅凭这种划分归属，已经不太确切，只能大致说来罢了。所以郑玄的《诗谱》说：“纣王命令文王治理南国江、汉、汝水旁边的诸侯，当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臣服侍奉殷朝，所以雍、梁、荆、豫、徐、扬的人，都受到他的恩德而跟随他。”这就生动活泼了。

河图

凤鸟、河图，都是帝王盛世的祥瑞应验。所以《礼记》把天的膏露、地的醴泉、山的器车，与《马图》并列提及；《尚书》与兑的戈、和的弓、垂的竹箭，同时陈列，原本不必一定是在伏羲时代出现。只是因为《集注》这样说，加上世上多有欧阳修那样的人，不相信祥瑞怪异，好像孔子思念这些不再出现的物品似的。不知道河图，在黄帝时代也曾出现，尧、舜、禹时代屡次出现，成王、周公时代又出现，记载在史志中。即使下到晚宋，朱子表彰《四书》，有龙驹出生在九峰山下，龙头马身，形状好像背负河图的样子，父老来向朱熹致贺，认为这与麒麟出现同样符合天意。谁说天人相感之际，没有冥冥中的相通呢？

蛮貊

孔安国、贾逵两位的疏解常说：“对文则别，散文则通。”这是读书最妙的理解。如《集注》说：“蛮，是南蛮；貊，是北狄。”这是对文则别的例子。如武王的儿子封在韩，韩侯城在涿郡方城县［今顺天府固安县］追、貊，是北方的两个国家名，赐给他们让他们做伯长。《诗经》歌颂说：“因此统率百蛮。”燕王对张仪说：“我居住在蛮夷偏远的地方。”秦舞阳，是燕国人，荆轲说他是“北边蛮夷的鄙陋之人”，这是北方也可以称为蛮，是散文则通的例子。

柳下

卞，是现在的泗水县。庄子担任邑大夫。子路就是他的治下百姓。武城，是现在的费县。子游担任宰官。曾皙父子、澹台灭明都是他的治下百姓。展禽是鲁国的公族，居住在曲阜的应地，而食邑则在柳下。柳下，现在不能确切知道所在地。根据颜斶说“秦国攻打齐国，命令有敢离开柳下季坟墓五十步去砍柴采樵的，处死不赦”来证明，古人多葬在食邑，坟墓所在就是食邑所在，那么柳下，自然应当在齐国的南部、鲁国的北部，两国接壤的地方，从前是鲁地，后来被齐国占有，可以想象得到。我唯独奇怪《集注》在《论语》柳下，既然说是食邑了；在《孟子》柳下，忽然引用《庄子》注“居住在柳下而施予恩惠”的文字，说居住在柳下。虽然居住含有食邑的意思，但食邑不能只说居住。莫非展禽也像李伯阳出生时指着李树，因此以李为姓；又像晋朝五柳先生宅边有五棵柳树，因此以五柳为号一样呢？

仪

孔子时代卫国都城在濮阳，是现在大名府开州，孔子一生共五次到卫国：第一次，离开鲁国司寇辄到卫国；第二次，将要去陈国，经过匡，经过蒲，都没有离开卫国境内而返回卫国；第三次，经过曹国而宋国而郑国而陈国，仍然到卫国；第四次，将向西去见赵简子，没有渡过黄河而返回卫国；第五次，到陈国而蔡国而叶地，又去蔡国而楚国，仍然返回卫国。仪邑城在现在开封府兰阳县西北二十里，是卫国西南边境，距离卫国都城五百多里。不知道孔子是先到达卫国都城而后去仪邑，还是从仪邑到卫国都城，都无法知道，但肯定是第一次到卫国时的事情则无疑。为什么呢？封人说：“你们几位何必担心失去职位呢？”丧，是失去职位离开国家。“上天将要把夫子当作木铎”，让他周游四方以推行教化，上天生下夫子，难道只是为了鲁国吗？他的话与情势踪迹正相符合。

在陈

孔子在陈国共两次：一次居住在鲁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次居住在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记·世家》都记载有“归与”的话，一处同《孟子》，一处同《论语》。有人怀疑孔子以司寇身份离开鲁国，不可以没有缘故而返回国家，为什么屡次发出这样的感叹呢？我说：三年己酉年的记载是对的。鲁国派使者召冉求，冉求将要去，孔子说：“鲁国人召求，不是小用他，将是大用他。”这一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党的年轻人狂放简略”等等。大概是兴起于鲁国召求的归来，在情势上是对的。可惜还有错简，又出现在二年戊申。

在齐

孔子在齐国，只有一次，因为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鲁国发生动乱，于是到齐国，到丙戌年返回

译孔子返回鲁国，便引用了齐景公“我有年老的孔子却不能用”的话。但考察当时是景公三十三年，距离他在辛亥年去世还早二十五年，为何就自称年老呢？大概是因为景公的母亲是叔孙宣伯的女儿，宣伯在齐国时，是鲁成公十六年丙戌年，齐灵公纳其女为妾，受宠而生了景公。按景公生于鲁成公十七八年计算，即位改元时已二十七八岁，加上三十三年，于是感叹年老衰迈，当时大概六十岁。应当给《集注》补上一句：“景公自称‘吾老’，大概是因为当时年龄接近六十岁。”

译前往楚国

集注说：孔子当时将要去楚国，所以接舆唱着歌从他的车前经过。这不过是借开头“楚”字，就作这样的解释，不知道“楚狂”二字应当连读，意思是楚国的狂人。顾麟士说：“接舆必定是不知道姓名，因为他迎着车子唱歌，就勉强用这个名字来记录这个人，像荷蒉之类，并不是他真名叫接舆。邢昺的疏文这样说，实在有些牵强附会。”我认为孔安国的注已经这样说了，而且《庄子·人间世》篇也是这样说的，难道只有邢昺如此吗？查《史记·世家》的文字，这是孔子在楚国都城的事情［当时都城在鄀，《括地志》说：“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三里”，即现在的襄阳府］。孔子果真因为听了这首歌就返回卫国了吗？下一章集注说“从楚国返回蔡国，向长沮问津”，意思好像这件事紧接上一章，其实也不是这样。《世家》的文字是“叶”字，叶虽然是楚国的城邑，但距离蔡国很近，所以孔子在哀公六年壬子年，从蔡国到叶，从叶到蔡，过了很久才到楚国都城。圣人教化影响的踪迹，历历可查，怎么能把它说得若有若无，不一一用心考证呢？

荆蛮吴

集注说：“仲雍和泰伯一起逃到荆蛮。”又说：“仲雍住在吴。”不通的人于是把吴和荆蛮当作两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地方。《寰宇记》说：现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四十里有吴太伯城。高忠宪所说的梅里平墟，就是泰伯发源的地方。直到吴王僚，共二十三代君主都建都于此。只有阖闾元年，才开始修筑吴郡城并迁都于此，即现在的苏州城。《通典》说：吴国的都城，其南面一百四十里与越国分界。我认为这一定是指檇李。贾逵说：“檇李，是越国的地方。”班固说：“旧时的就李乡，是吴越交战的地方。”现在嘉兴府西南有檇李城。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之后，《越语》记载那个地方说：“北边到御儿。”这又是指石门县的语溪，大概是《诗经》所说的“如今每天国土缩减百里”吧？

许昌靳裁之

有人问胡氏说：“许昌靳裁之说士人的品格有三种，论述很伟大，但不知道靳裁之是怎样的人？”我说：“《宋史》没有他的列传，只是在胡安国的传中附带提及。胡安国进入太学，以颍川人靳裁之为师。靳裁之和他讨论经史的大义，非常惊奇并看重他。许昌，是宋代颍昌府治所长社县，即现在的许州。胡氏名叫胡寅，是胡安国的儿子，著有《论语详说》［靳裁之的话完全出自晁氏的《客语》，但晁氏没有为《论语》作注］。

居南宫

南容，是孔子的弟子，住在南宫。即将后面的南宫适“南宫”二字一并注释出来。古代命为士以上的人，父子都住在不同的宫室，所以《仪礼》说有东宫、西宫、南宫、北宫。世上以某宫为姓氏的人，应该各自以所居住的宫室为姓。应劭说有的以居处为姓，正是指这个。查《周书》，周文王时有南宫括，周成王时有南宫毛；《逸周书》，周武王时有南宫忽、南宫百达；《左传》，周敬王时有南宫极、南宫嚚。在此之前，宋国有南宫长万、南宫牛；《古今人表》有南宫边；《博古图》有南宫中。纷纷以南宫为姓氏的人，不只是一个仲孙氏的儿子而已。

牛山

牛山，是齐国东南的山。原本赵氏的注释也是说方向稍有错误，不用说现在亲眼验证它在临淄县南面十里，也在唐代临菑县南面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说的“管仲的坟墓与桓公的坟墓相连在牛山上”是对的。郦道元注说牛山又名南郊山，天齐渊从这里流出，齐国因此得名。梁代刘昭不知道引用谁的《孟子》注说：“南面的小山叫牛山。”晋代左思《齐都赋》说：“牛岭镇守在南面。”《列子》说：“齐景公在牛山游玩，向北俯瞰他的国都而流泪。”说俯瞰是向北，正因为山实在在国都的南面。如果《孟子》疏中托名孙奭的人却说：“大概根据道理推断，也可以看出是齐国的山。”这就不足一笑了。

北海东海

《齐世家》：太公望吕尚，是东海人。注解说得不详细。东汉琅邪国海曲县，刘昭引用《博物记》注说：“太公吕望出生地，现在有东吕乡。又在棘津钓鱼，那个渡口现在还存在。”又在清河国广川县棘津城，辩说它应当在琅邪海曲，这个城实在不对。我认为海曲故城，《通典》称在莒县东面，那么当时太公躲避纣王住在东海之滨，就是他的家。汉代崔瑗、晋代卢无忌立《齐太公碑》，认为他是汲县人，是错误的。伯夷，是孤竹国的世子。西汉辽西郡令支县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面十二里。我认为现在永平府治所，河流入海从右碣石，正是古代的北海，在现在昌黎县西北，也是当时躲避纣王的地方，离他的国都不远。《通志》认为住在北海是在潍县，也是错误的。

去邠迁岐

马氏序《封建考》说：“古代的国家非常多，后来的国家一天天减少。国家多则土地适宜紧凑，国家少则土地适宜空旷，但考察其缘故却不是这样。试着以殷周上古来说，殷契到汤共迁徙八次，周弃到文王也多次迁徙，史书记载从邰到豳，从豳到岐，从岐到丰

译商汤拥有七十里的国土，周文王拥有百里的国土，然而根据他们迁徙所到的地方来计算，大概有超出七十里、百里范围的地方了。又如泰伯建立吴国，箕子建立朝鲜，起初不过是在荒远偏僻之地自我保全，后来便因此拥有国家并世代传承。我私下认为，古代的诸侯，虽然说受封于天子，但也因为他们的行为道义和德化足以取信于一方，人们心甘情愿地归附他们，所以他们的子孙便因此统治那片土地。如果有灾祸或不利，就迁徙到其他地方，而人们归附已久不愿离去，跟随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成为城邑。大概古代的帝王不曾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而古代的诸侯也不曾把封地当作自己的私物，上下之间同样极其公正，不像后代那样划分疆土、争夺城池土地，必定如此界限分明。」这一段议论非常精妙。

译咸邱

古人依据所居住的地方获得姓氏，不一定长期固定居住在那里。比如咸邱，是鲁国的地方，而蒙却是齐国人，这说明“咸邱”二字见于《尔雅》。“左高曰咸邱”，见于《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的记载，杜预注解说：“咸邱，是鲁国的地方，高平国巨野县南面有咸亭。”咸邱复姓，就是由此而来。我最赞赏赵氏对此章中“东”字的精妙体会，他说：“东野，是东边边境田野之人所说的话。咸邱蒙是齐国人，所以听到齐国田野之人的言论。《尚书》说：‘平秩东作’，意思是治理农事。不然的话，为什么不说是齐国的西边或北边的田野之人呢？”直到今天济南府的齐东县，是元宪宗三年设置的，以镇名命名，与《孟子》无关。

南河之南

古代帝王的都城都在冀州，尧治理平阳，舜治理蒲阪，禹治理安邑。安邑在今夏县西北十五里，这三个都城彼此相距各二百多里，都在黄河以北。黄河以南则是豫州的地界，不再是帝王的京畿之地了。舜在此地躲避尧的儿子，难道也像《左传》所说的“越过边境才得以免祸”吗？禹躲避在阳城，益躲避在箕山的北面，都是这个意思。

葵邱

春秋时期有两个葵邱：一个在齐地，靠近临淄县西边，是连称、管至父驻守的地方；另一个在宋地，司马彪说：“陈留郡外黄县东面有葵邱聚落，齐桓公在此会盟。”葵邱远在齐国的西南，所以宰孔说“齐侯向西举行这次会盟”，又说“东方征伐的事不知道，西方则不是这样”。后来果然在七年于淮水会盟，谋划鄫国，并且向东征伐，这说明宰孔的话应验了。然而在此之前不久，献公去世，晋国发生动乱，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晋国，到达高梁后返回。高梁是晋国的地方，又在葵丘西北几十里处，这说明宰孔的话也没有应验。

梁山

雍州有两个梁山，一个在今韩城、合阳两县境内。《尚书》中的“治梁及岐”，《诗经》中的“奕奕梁山”，《春秋》中的“梁山崩”，《尔雅》中的“梁山，是晋国的望山”，说的都是这个梁山，与孟子所说的梁山无关。孟子所说的梁山在今干州西北五里，这座山横向延伸很长，从邠地到岐山二百五十多里，梁山正好位于一百三十里的中间地带。太王当时必定越过这座山，然后才能远离狄人的祸患，营建都城，改国号为周。古代诸侯国的名称，虽然说是受之于天子，传之于祖宗，但随时更改名称，起初并不以此为嫌。比如唐叔虞传了一代，他的儿子燮就把国号改为晋，魏侯罃在梁地建国称为梁，韩哀侯在郑地建国称为郑，没有后代那种同一家族却不同国家的说法。后来秦始皇幸临梁山宫，从山上看见丞相的车骑很多，心里不悦，也是这个梁山。

石邱

集注只说：“石邱，是地名。”赵氏注解说：“宋牼，是宋国人。”参照《荀子·非十二子篇》中“宋钘”的注解说：“钘与牼相同，是宋国人，与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时代。”正好吻合。孙奭的疏于是说：“石邱，是宋国的地方。”大概宋牼是宋国人，将要前往楚国，而孟子游历宋国，恰好在石邱这个地方相遇。又《汉书·艺文志》记载：“《尹文子》一篇。”注解说：“游说齐宣王。刘向说：‘与宋钘一起在稷下游学。’”“《宋子》十八篇。”注解说：“荀子称道宋子。”《荀子》说：“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注解说：“宋子名钘，与孟子同时代。”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我因此领悟到齐宣王喜欢文学游说之士，像驺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这类人共七十六人，都赐予宅第作为上大夫，不处理政务而只议论政事，因此齐国稷下的学士再次兴盛。孟子本来曾在齐国与宋牼有交情，分别很久之后，忽然在石邱邂逅，称呼他为先生，询问他要去哪里，大概不是未曾相识就随意交谈的人可比。只是奇怪所引用的《庄子》书中说“宋钘，禁止攻伐，平息战争，拯救世间的战乱”，本来接着这句是“周行天下”，集注删去保留了“上说下教”的话，不如删去“上说下教”，接着“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更为合适。

之楚过宋

我向来主张孟子游历宋国，应当在慎靓王三年癸卯之后，因为宋国称王所以如此。这时楚地广阔延伸到泗水之上，泗水之上的十二个诸侯国，宋、鲁、滕、薛、邾、莒都在淮泗之间的国家。滕国南面与楚国相邻，如果要去楚国办事，迈一步就已经进入楚国境内，何必绕道西南行三百五十多里，经过宋国都城呢？经过宋国都城，是因为孟子在那里，去的时候如此，回来的时候也如此，不害怕借道宋国的劳累，他的贤德可以知道。顾麟士说不是世子绕道来见，这是不通地理的说法。宋、元两代诸儒注解《四书》，肯详细涉及地理的，仅见金仁山一人。仁山擅长这方面的学问，所以《元史》记载他的一件事：襄樊的战事日益紧急，宋朝坐视不救，履祥于是进献牵制敌人、攻击其空虚之处的策略，请求用重兵由海道直接奔赴燕、蓟地区，那么襄樊的包围将不攻自解，当天就详细叙述海船所经过的地方，凡是州郡县邑，下至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施行。宋朝最终没有采用。等到后来朱瑄、张清献利用海运的利益，而所经过的海道，看履祥先前所上的书，

译即使只有咫尺之内的细微差别也没有遗漏，然后人们才信服他精微准确。唉！古代大儒的实用价值竟然如此之大！

译齐滕之路

金仁山说：“滕是姬姓诸侯国，如今徐州以北一百九十里的滕县境内有古滕城。”我考证从临淄到滕，不满五百里，路程不算远；但一来一回，将近一千里，路程也不算近。早晚都能相见，却未曾派使者前往，因此我对此感到疑惑。唐代的宋璟风度沉稳深远，人们无法估量他的气量。开元初年，他从广州被召入朝，皇帝派内侍杨思朂乘驿车去迎接他，两人未曾交谈一句话。杨思朂自恃将军身份尊贵受宠，向皇帝诉苦，皇帝唯独赞叹并器重宋璟。唉！像唐明皇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比周宣王贤明得多吗［朱熹怀疑孟子离开齐国是因为对王驩积怨］

得之平陆

平陆是今天的汶上县，距离齐国都城临淄共六百里。储子既然担任相国，必定早晚在君王身边，为君王处理政事，如果没有君王的命令，似乎也不容易出城到郊外。为什么孟子要指望储子亲自到六百里外的下邑，才算是合乎礼节地接受他的礼物？现在的解释说不通。后来想到《范睢列传》中说：“秦国相国穰侯向东巡视县邑，车马到了湖关。”湖是今天的阌乡县，距离秦国都城咸阳也差不多六百里。这说明当时的国相都可以自由巡视国内各地，并非法令所禁止，所以说储子在平陆得到礼物。

休

孟子辞去齐国臣职准备回国，是回到邹国。途中经过一个叫休的地方，稍作休息，与丒谈论在齐国的事，所以说“居休”。因此休城在今天兖州府滕县以北十五里，距离孟子家大约百里［《路史·国名纪》说休在颍川，有人说在介休。介在胶西，并非此处］

入国问禁

礼仪规定进入别国要询问禁令，《集注》这一句引用稍有错误。因为原文是“入竟而问禁”，“竟”指边界，比如齐鲁的分界处在汶水或泰山都是。进入都城内部要询问风俗，“国”指都城之内，这与孟子所说的“问国之大禁”中的“国”字完全不同。孟子是指齐国而言，询问齐国最大的禁令是什么罢了。

游于囿

孔子与卫灵公在园林中游玩，卫灵公仰视飞雁然后离开。《史记·世家》只说：“第二天与孔子交谈，看见飞雁，仰视它，神色不在孔子身上，孔子于是离去［《家语》相同］”没有“游于囿”三个字，不知这话从何而来。有人说：“朱熹博览群书，难道没有别的依据？”我说：“朱熹所读的书，现在都还存在，没有散佚的，不像唐代人。只有《左传》记载卫献公让孙文子、宁惠子吃饭，太阳偏西还不召他们，却在园林中射鸿雁，两人跟随他，不脱皮冠就与他说话。大概是朱熹偶然忘记，于是将两件事撮合在一起作为注释。”

湍矶

湍，《说文》说：“急流。”濑，水流在沙石上。即使许慎作《淮南子》注也说：“湍，水流急。”对照《坠形训》“湍水使人轻，迟水使人重”的文字，更觉得形容波浪回旋的样子不太妥当。但这确实出自赵岐的注，大概历来训诂有反复使用的情况，比如把臭当作香，乱当作治，扰当作安，苦当作快，那么湍当作萦回的水，何妨两种意义并存？唯独矶，是水冲击石头。我查《说文》说：“大石冲击水。”《广韵》说：“大石冲击水。”大概这个字从石，不从水，即使《正韵》也引用《孟子》“是不可矶也”，石头冲击水叫矶。解释的人不驳斥，朱熹颠倒其文，于是曲解说：“水激石，就是说水被石头冲击。”不如沿用古训稳妥？曾听顾仲恭说宋儒解经，字义不依据《尔雅》、《说文》，喜欢凭主观臆断。比如哂，大笑，即使《礼记》“笑不至矧”，何曾有微笑的解释？我说《说文》只作弞，解释说：“笑不改变脸色叫弞。”所以朱熹浑用其意说“微笑”，这是《集注》精妙之处，岂能议论？唯独“不竞不絿”，絿，急，出自《毛传》，杜预注《左传》也是这样，而朱熹认为是缓。我查《说文》说：“急。”《广韵》说：“急引。”即使其他字书也说：“通作逑，逑，急迫。”这就完全违背了原义，不能为《诗集传》曲意维护了。

郊关

杜子春说：“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那么孟子所说的郊关的郊自然属于远郊。为什么呢？如果是近郊，怎么能容纳方圆四十里的园林呢？所以《集注》也不加“远”字，只说国外百里为郊已经很明白了。赵氏注却说得很辽阔，说：“齐国四面边境的郊都有关。”果真如此，齐国地方二千里，用二千里之地作为陷阱的有四十里，百姓也不会因此受害。《集注》只有“郊外有关”，“外”字应当作“上”。古代天子有九门，这是第八层门，再往外就是第九层，叫关门。

都

有先君宗庙的城邑叫都，出自《春秋》庄公二十八年筑郿的传，这是春秋五十凡之一，用来说明《春秋》可以，引用它来注释《孟子》稍有违背，讲义都能辩明。我直接采用毛苌《诗传》“下邑曰都”，想要替换这句话。大概都与邑虽然有大小、君主居住、百姓聚居、有宗庙及无的区别，其实古代多通用。比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这是都城称为邑的明显证据。赵良说：“您为什么不归还十五个都城？”《孟子》说：“大王所建立的都城”，这是邑称为都的明显证据。

译有采地

问大夫的财富，回答说：“有宰。”有宰就有采地了，这是再命的大夫都如此，何况大国中四命的孤、三命的卿，他们有采地是不用说的。为什么《集注》说“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好像唯独把采地归给百乘之家？虽然本于郑玄的注，但并不妥当。我想改为：“百乘之家，是采地中最大的。”并且引《汉书·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万井，定出赋六千四百，并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这是卿大夫采地中最大的，称为百乘之家。有人说：“《集注》可以这样擅自更改吗？”我说：“郑康成注《三礼》，曾经驳正《易经》经文、传文。”

三危羽山

羽山见于《禹贡》，班固的志书载在东海郡祝其县，司马彪的志书也是这样，在今赣榆县西北八十里。唐代崔国辅诗“羽山一点青，海岸杂光碎”说的就是这里。三危山也见于《禹贡》，班固的志书失载，司马彪的志书未补，这是大缺漏。直到隋代《地理志》，才说敦煌郡敦煌县有三危山。《括地志》说：“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舜殛鲧于此以变东夷”，就是《禹贡》说的“东渐于海”；“迁三苗于此以变西戎”，就是《禹贡》说的“西被于流沙”了。难道只是刑罚加在他们身上、掩盖他们的罪过而已吗？

天覆地载

我曾经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东西都系于地名，而“朔南暨”，南北却缺失，想用《舜本纪》“北发息慎，南抚交址”两地来补注，以符合司马迁“书缺有间，其轶见于他说”的意思。息慎即肃慎，是周朝的北方领土，詹桓伯与燕连言，大概在今燕地东北境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在舜时则为营州。交址，是秦象郡地，汉武帝分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今安南国，在舜时则为扬州。当时舜始建十二州，其疆域如此。有人说：“你对上古帝王时代的疆域，如此夸大其词，为什么呢？”我说：“后代儒生只因为见到秦汉的君主致力于远略，开地拓境，快其心志，以为圣人必定不会这样。不知道圣人乃是自然德化所感，人尽来王，并非有心为之。看《颛顼本纪》‘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喾本纪》‘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以至《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都没有远而不到的。这难道是后世德不及远，只记载近处的人，所能比拟其万一的吗？”

康

《康诰》，《大学》引用四次，《孟子》引用两次，都未涉及“康”字是什么意思。孔安国《书传》虽然晚出，却以《康诰》的“康”为畿内地名，远胜郑康成作谥号解者。曾经用两件事来证明：一是定四年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应当既有诰文就有篇名，难道要等到身后的谥号才取来冠于篇首吗？二是《史记·卫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谥康，子也谥康，难道两代同一易名之典吗？所以《世本》宋忠注说：“封从畿内之康，徙封卫，卫即殷墟，畿内之康不知所在也。”起初以为很好，然后读《括地志》说：“故康城在许州阳翟县西北三十五里。”阳翟今禹州，正是周畿内地。因此再三慨叹前世之事无不可考者，只是学者观书少而未见耳。王铚的话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微仲

微，是畿内地名，孔安国传也说。曾经想微子既国于此，其长子应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后国于宋者。以周礼适子死立适孙，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则从其故殷之礼，舍己之长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实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与子服伯子引以况公仪仲子者脗合，其证一。班固《古今人表》于微子下注曰“纣兄”，宋微中下注曰“启子”，其证二。启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属次子，王畿千里，岂少闲土，断无兄弟并封于一国之理，其证三。则知微仲也者，子袭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尔庚时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无国邑而称微，从父爵也；厥后袭封宋公，终身止称微仲，忠孝之义也。”又云：“启为长兄，分称元子；仲为支庶，属则王孙。”不觉击节，如得一真珠船矣。

虞仲

《尧峰文钞》说：“周有两虞仲：一为太伯弟仲雍，吾吴人，见《左传》；一为仲雍曾孙周章弟虞仲，见《史记》，当为河东大阳人。论语之所称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

译章弟吗？从汉代的孔安国到魏代的王肃、何晏等各家，都没有注释虞仲是谁，直到近世才认定是仲雍，这是值得怀疑的。太伯、仲雍逃避王位，就像伯夷、叔齐让出孤竹国一样。孔子也曾推崇太伯的至德，但在他评定隐逸之人时，却将伯夷、叔齐兄弟列在首位，而太伯却不能援引这个例子与仲雍并列，其中的道理何在？从时代来考察，仲雍比伯夷、叔齐早一百年，《论语》叙述事件的体例，也不应当先提伯夷、叔齐而后提仲雍，这又是值得怀疑的。仲雍虽然剪发文身，以顺应荆蛮的风俗，但本来就是俨然继承世袭、拥有土地的君主。孔子将他列为隐逸之人是可以的，但说他是“民”（平民）可以吗？春秋时期杞成公使用夷狄的礼仪，就降低他的伯爵地位而称他为“子”；楚人扰乱华夏，在讨伐蔡国的开始，就废除他的国号而称他为“荆”，这都是表示贬斥。那么孔子称仲雍为“民”，用春秋的法则来衡量，难道这是贬斥之辞吗？这又是值得怀疑的。」我认为这些怀疑确实有理，但汉代班固的《地理志》已经认为《论语》中的虞仲就是仲雍，这早于《集注》了，汪氏没有考证到这一点。

译鄹人的儿子

鄹，是鲁国的邑名，现在位于邹县境内。“鄹人之子”，是孔子年少贫贱时的称呼。朱熹《集注》认为这大概是孔子刚开始做官的时候，进入宗庙协助祭祀，这个说法最为恰当。所谓“始仕”，就是指孔子二十岁担任委吏，二十一岁担任乘田吏，这才与“年少贫贱”的称呼相吻合。有人质疑说：“这两种职位何等低微，怎敢在宗庙中奔走效劳？”我回答说：“查看《祭统》，辉是管理甲胄的低级官吏，胞是管理肉类的低级官吏，翟是管理乐器的低级官吏，阍是守门的低级官吏，他们都因为宗庙有事而参与，尸主将剩余的酒食分给他们。那么委吏就像《周礼》中的委人，负责提供祭祀用的薪柴木材；乘田吏就像《周礼》中的牛人、羊人，牛人在祭祀时提供牛牲的栅栏和盆簋以备用，羊人在祭祀时装饰羔羊，祭祀时割取羊牲并呈上羊头。他们并非与宗庙事务毫无关系，应当属于众多有司之列，这是显而易见的。唯独在祭祀时，鲁君在前，卿大夫侍从，气氛庄重肃穆，哪里容得下一个年少且地位低微的人大声致辞说话呢！”所以顾瑞屏认为孔子进入宗庙，应当是隔日宿斋，这样才能做到每件事都询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当作平日前往观看，就像《荀子》所载“孔子在鲁桓公庙观看，看到欹器，问守庙的人说：‘这是什么器具？’”之类的情形，那就不是在恭敬地执行职务的时候，纵然来此不知礼受到讥讽，也不必毅然决然地争辩说“这是礼”，以表明自己恭敬谨慎的心意。这一点吴愈也持同样的看法，因此一并记下。

离开鲁国

离开鲁国时说：“迟迟吾行也。”这正是道路上徘徊留恋、欲断难舍的语气，为什么此前协助祭祀，反而连没来得及脱下的冕冠都舍弃，就前往他国，不几乎显得愤愤不平吗？这与接淅而行（匆忙离去）有什么不同呢？况且如《集注》所说，仍然是为了肉、为了无礼，这怎么能看出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都不足以了解孔子呢？大概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既然他的主张不被采用，这是应当离开的第一条理由；燔俎（祭祀用的烤肉）又没有送到，这是应当离开的第二条理由。他离开的原因，天下人都知道。但孔子不希望过错完全归于君主和宰相，自己也带有罪责。他所认为的罪责，就在于“不税冕而行”这一句上。因为冕原本是祭服，礼制规定“大夫戴冕在公室祭祀”就是如此。如今在道路上还戴着它，难道不是罪过吗？所以当时不知道的人认为孔子是为了肉，即使是知道的人，也认为孔子是为了无礼。然而孔子的本意，是想以自己不脱冕而行的罪行，表明自己不是苟且离去。苟且离去，就是说白白离去，自己没有一点过错，这就是徒然离去。乐毅向燕王报告时还说“忠臣离开国家，不洗刷自己的名声”，何况孔子呢？又礼制规定：“大夫士离开国家，不向人解释自己无罪。”注解说：自己虽然遭到放逐，不向人辩解自己无罪，有过错就归咎于自己。《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于是出发，住在屯地。师已来送行，说：‘夫子并没有罪。’孔子说：‘我唱歌可以吗？’唱道：‘……’”看这些记载，似乎孔子当时是承认自己有一项罪名而离开的［赵注：燔肉没有送到，我们参与祭祀的礼仪不完备，有微小的罪过吗？这是圣人的微妙旨意］。师已送行并为他辩解，孔子不想直接回答，所以只说：“我唱歌可以吗？”千载之下，仍然可以凭情理推测。

主持司城贞子

主持司城贞子，是陈侯周的臣子，有人说：“哀公七年，曹国也有司城，怎么知道这个司城不是陈国的官名，而一定要因为宋国避讳的缘故归之于宋？”我回答说：“这是最早儒家苦心解释经文的地方。大概《史记·孔子世家》在记载到卫国的事时，起初写‘住在子路妻子的哥哥颜浊邹家’，接着写‘住在蘧伯玉家’，再写‘进入住在蘧伯玉家’，正因为颜、蘧都是卫国的士大夫，所以书法直接了当如此。如果司城贞子本来就是陈国的官员，孟子就应当写‘这时孔子遭遇困厄，住在陈国司城贞子家’，与上文‘在卫国住在颜雠由家’的书法相同了，何必先系上他的官职和谥号，然后归之于陈国的臣子呢？正因为本来就是宋国的卿，从宋国流落到陈国，现在成为陈国的臣子，才得以成为孔子寄居的主人，所以书法繁重曲折地这样写，读者必须用心领会。”邵文庄宝说：“称臣，是表明他不是痈疽、侍人那一类人。”有人说是孔子称他为臣，孔子离开鲁国后，在其他国家不曾称臣，难道唯独在陈国称臣吗？后来孟子论述行可、际可、公养三人做官，也没有提到陈国的，那么“臣”仍然是指司城贞子。况且正因为官职不是陈国的官职，才明确以“臣”指称陈国的臣子。《集注》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因为齐国的离间，于是离开前往卫国，一个多月，离开卫国前往宋国，一个多月”，字面上两次出现在《史记》中，总之不是从卫国到宋国的时间，朱熹引用错了。我认为《孔子世家》是太史公亲眼见过古文《家语》，古文《家语》出自他家子孙之手，所以能按年经月纬，从年少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直到去世，历历在目。纵然小有抵触，已经驳斥异议，但大纲具备，不应一切抹去而凭主观臆断。

列国官名变化到春秋时期已经极多，也互相沿袭。比如楚国有芋尹，陈国也有芋尹；宋国有禇师，郑国也有褚师，卫国也有褚师。宋国有司城，曹国也有司城，有什么妨碍？但不能说贞子的司城是陈国的官职，是因为孟子的书法缘故［不称陈愍

译公称他为陈侯周，这也符合《礼记》中诸侯失去封地便不再称其国名的原则。

译西子与子都

西子，是位美丽的女子，不详其籍贯，只有刘昭的注中提及，会稽郡余暨县引用《越绝书》说：“西施的出生地。”余暨即现在的萧山县，是唐玄宗天宝元年改名的。子都，是古代的美人，也不详是男是女。杜预注《左传》中有记载，在隐公十一年的传文中说：“子都，是郑国大夫公孙阏。”所以《郑风》在昭公时期，便将他作为国中俊美男子的通称，说：“不见子都。”

舅犯

晋献公从戎族娶了两个女子，大戎狐姬生下了重耳。杜预注：“大戎，是唐叔子孙分支居住在戎狄中的。”《晋语》说：“狐氏出自唐叔，狐姬是伯行的女儿，确实生下了重耳。”又说：“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狐偃。”狐偃，是他的舅舅。在春秋时期，我府交城县是狄人的土地，距离我家西寨村所谓鼻祖汾隅的地方仅九十里。查考舅犯确实出生在那里，我过去长期游历寄居，其父子兄弟合建祠庙祭祀，最为兴盛，不同于其他地方志书的牵强附会。

费惠公

《齐乘》说：“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是鲁国季氏的封邑。”王伯厚认为费惠公，《孟子》既然称他为小国之君，加上《楚世家》中有邹、费、郯、邳，推测战国时鲁国季氏将封邑当作国家而僭越称公吗？同时金仁山注《孟子》，与之不谋而合，也认为是季孙氏僭越，引用《曾子书》中有费君、费子的称呼。我进一步广泛考证，《吕氏春秋》说：“用滕、费则劳苦，用邹、鲁则安逸。”刘向《说苑》说：“鲁人攻打鄪，曾子向鄪君辞行。鄪君说：‘寡人对先生……’”《鲁世家》说：“悼公时，三桓得势，鲁国如同小侯，地位低于三桓之家。”《六国表》也相同，那么季氏强大，僭越将私邑作为国号，大概没有再怀疑的了。记得年少时读黄藴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全章的文章，末尾说：“诸侯乘着已耗尽的气数，陪臣没有先泽的遗留，其势不折而入于大夫不止。既然折而入于大夫，又岂是五世所能限制的呢？”意思是君主失去权力，天道有时也不应验，非常可怕。这次因有感于季氏之事，叹息认为不可改变［《集注》“费邑之君”，“邑”字是讹误］

曹交是曹君之弟

楚简王十四年，越国灭掉郯国。后八十四年，楚国灭掉越国，郯国实际上为楚国所有。然而顷襄王十八年，有邹、费、郯、邳四国，那么郯国是重新封立的。薛国，任姓，虽然不知道被谁所灭，但齐愍王三年用来封给田婴，所以《纪年》称“薛子婴来朝”。他的儿子田文，《战国策》、《史记》都称薛公，后来中立为诸侯，无所属，难道不是薛国灭亡之后又有薛国吗？又中山国本是鲜虞国，一次灭于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次灭于赵惠文王三年乙丒，相距一百一十三年。中间虽然未详知何年复国及何以复国，但中山之后有中山，记载在世家、列传中的斑斑可考。怎么知道曹国灭于宋国，在春秋哀公八年，下到孟子居邹时，已一百七十余年，不再有曹国呢？曹交是他的弟弟，看他言语愿意凭借邹君借馆舍准备门徒，俨然有滕更挟贵之风。孟子则挥手让他离开，所以赵岐认为是曹君之弟，朱子跟随他，并非没有道理［此辩驳王伯厚曹亡久矣之说］

白圭是周人

《史记·货殖传》：“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当作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云云。大概天下谈论治生的人以白圭为祖。”这是一个白圭，圭是他的名。《孟子》：“白圭说：‘我想二十而取一。’又说：‘我治理水灾比禹更好。’”这是另一个白圭，他的名是丹，圭则是字，先后完全不同。自从赵氏牵强附会为一人，而《集注》林氏又加上能薄饮食、忍嗜欲、居积致富，想以其术施之国，且为赵岐设十层步障了。我曾断言：“这是两个人。”《韩非子》书白圭相魏，《邹阳》书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又白圭显于中山，中山人厌恶他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壁。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为国之将相者尚能存于尔时乎？纵存于尔时，尚能为国筑堤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与之晤对，其爵之尊、寿之高当何如？隆礼而但日子」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断其为两人也。或曰：“魏文侯世多寿。《乐记》载子夏与文侯荅问，为文侯二十五年事，时子夏年一百八岁。文侯最为好古，汉孝文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之《大司乐》章也。窦公年当二百五六十，安知白圭不类是？”余笑而不敢应云。

孔子编年》《东家杂记》宋叶适撰。下（未标注，nnno兄提供文本）

公孙衍张仪

公孙衍、张仪都

译公孙衍是魏国人，这是出自《史记》的本传记载。大概他是阴晋人，阴晋就是今天的华阴县。《秦本纪》记载：“惠文君六年己丒，魏国把阴晋献给我，（秦国）改名为宁秦。”《汉书·地理志》记载：“原来的阴晋，在秦惠文王五年戊子年改名为宁秦。”虽然纪年略有差异，但公孙衍出生时阴晋应当还属于魏国，所以他是魏国阴晋人。至于张仪，则是魏国的庶子，这在《吕氏春秋》中有记载，他是魏国人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所以太史公说：“三晋之地多有权谋善变之士。”

译市井

后汉刘宠任会稽太守时，当地山民质朴，甚至有人年老白头也从未进入过市场。父老们自称：“我们是山谷中的鄙陋之人，从未见识过郡守的官署。”郡朝，即太守的厅堂。这可以证明“市井”一词是相对于国都而言的。注引《风俗通义》认为“井”指井田，那便是在野外了，并非市场交易的地方。井，是共同打水的地方［张守节说：“古人没有市场和井的时候，如果早晨聚集在井边打水，就会把货物带到井边售卖，所以称为市井”］

市朝

“市朝”二字在《论语》中出现时，是指杀人陈尸的地方。《左传》中杀了三郄，都将尸体陈放在朝廷；董安于自缢而死，赵孟将他的尸体陈放在市场，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孟子》中，只得到一个“市”字。大概古代鞭打人有各自的场所，可能在市场上进行。在市场上，那就是极致的羞辱了。因此绝对没有在朝廷上鞭打人的情况。如果在朝廷上鞭打人，那么隋文帝在殿廷打人，高颎、柳彧进谏，认为殿廷不是执行刑罚的地方；唐朝御史犯法，皇帝下诏在朝堂上杖责，张廷珪坚持上奏，认为宁可杀了他也不能羞辱他。难道古人会有这种事吗？《孟尝君传》中，冯驩先说早晨趋向朝廷的人，又说日暮之后经过市朝的人，因为市场的行列如同朝廷的位次，所以称为市朝。《孟子》的解释正符合这个意思。有人说：“市朝是连类而及的写法。就像亲身耕种本指稷却也称禹，三次经过家门不入本指禹却也称稷，以纣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却也称微子启，善于哭夫而改变国俗本指杞梁之妻却也称华周之妻，都是因为提到一个而连带提到另一个，古文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

曲防

曲防，《公羊传》写作“障谷”，《谷梁传》写作“壅泉”，都不如《孟子》这两个字确切。汉代贾让上奏说：“大概堤防的修筑，近来兴起于战国时期，堵塞防范百川，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齐国与赵国、魏国以黄河为界，赵国、魏国濒临山地，齐地地势低洼，修筑堤防距离黄河二十五里。黄河水向东冲击齐国的堤防，就会向西泛滥到赵国、魏国；赵国、魏国也修筑堤防距离黄河二十五里，那么黄河水向西冲击赵国、魏国的堤防，也会向东泛滥到齐国。”既然说近来兴起于战国，难道不是葵丘会盟之后，申明天子的禁令，诸侯还有所忌惮而不敢这样做，等到七雄时期，地广势专，人人都能像鲧一样自行其是，而不难把邻国当作泄洪的沟壑了吗？所以《诗经》序在桧国的最后一篇说：“思念周道，哀伤天下没有天子。”在曹国的最后一篇说：“思念治世，哀伤天下没有霸主。”确实如此啊！

专封国邑

郝京山解释“无曲防”三句，用《周礼·大宗伯》中“用凶礼哀悼邦国的忧患”来分配，说“用丧礼哀悼死亡”，就是“有封必告”的意思。“封必告”，是死亡安葬时互相帮助。又说：“封与窆相同。窆，音悲验切，指下棺入葬。《礼记》说：‘悬挂棺木下葬。’”凡是诸侯报告去世，同盟国家都去吊唁；五个月后安葬，同盟国家都来会聚。这里只说安葬，是因为安葬时有赗、有赙、有赠、有禭。春秋时期天子安葬且不会聚，比如武氏子来请求赙赠之类，友好国家可以知道了。“无不告”，意思是报告就会聚。集注说“封建国邑必须报告天子”，这是不对的。封建是大事，难道会多余地省略简略吗？“无不”是表示很多的词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没听说有封建国邑的，任命与赈恤灾荒相同，其为死亡安葬非常明显。我认为《左传》中“诸侯修筑楚邱而封卫”，《国语》中“翟人攻打郉，桓公修筑夷仪来封它”，何尝没有封建国邑呢？只是很少罢了。“无不者是表示很多的词语”，妙！大概这三者都属于交往邻国的事，没有尊王在内，解释自然更胜一筹。

于陵

顾野王《舆地志》说：“齐城有长白山，是陈仲子夫妻隐居的地方。”郦道元注：鱼子沟水从长白山东面的抑泉口山南流出，就是陈仲子夫妻隐居的地方。记载长白山，是省略了下山的字。如果把抑泉口当作他们的家，于陵就不对了。唐代张说《石泉驿》诗题下自注：“于陵仲子的住宅。”汉代于陵故城，章怀太子李贤说：“在今淄州长山县南。”与《通典》相符。张说诗说：“长白临江上，于陵入济东。我行吊遗迹，感叹石泉空。”石泉不就是孟子所说的井吗？江，是绣江，发源于长白山南，现在的章邱县淯河就是。计算于陵仲子的家距离他母亲居住的地方几乎有两百里了。

麦邱

麦邱邑人祝齐桓公说：“希望主君不要得罪群臣百姓。做儿子的得罪父亲，可以依靠姑母、姐姐、叔父来化解，父亲能够赦免；臣子得罪君主，可以依靠宠幸的左右近臣来谢罪，君主能够赦免。从前夏桀得罪商汤，商纣得罪周武王，这就是君主得罪臣子的情况，没有人来谢罪，至今仍然得罪。”桓公说：“好。”出自刘向《新序》。有人或许认为这是寓言，等到读郦道元注汶水条说：“莱芜谷出谷有平邱，面对山傍着水，当地人都用来种麦。说这个邱不适合种植稷黍而适合种麦，齐国人相承种植它，所以称为麦邱。”才知道真的有这个地方，那么也就真的有这个人了。而郦道元却辩说麦邱、愚公谷在齐国不在鲁国，大概是记载者的错误罢了。

译有人说刘向首先提到齐桓公打猎到了麦邱，现在莱芜县正好是齐、鲁两国的边境，那桓氏喜好打猎，双甄所指的方向，不避开山陵沟壑，何况齐桓公是霸主，越过国境打猎，谁敢阻挡他？经过这里的，必定在这里辨别，这种说法拘泥不通了。

译互乡

关于互乡所在地的说法很多，唯独王伯厚引用王无咎的话说：“亳州鹿邑县外有互乡城，当地百姓相传童子见孔子就是在那里，前代因此设立了互乡县，那座城至今尚存。”我认为州县的建置事关朝廷，名称虽然有时更改，但遗迹仍然可以寻访。于是查阅《新旧唐书》、《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作为县名始于隋朝开皇十八年，此后未见有分设互乡县的记载，即使是王伯厚的话，恐怕也不足以凭信。

子华使齐

过去我曾认为子华出使齐国、原思担任邑宰，都是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的事，体现了圣人用财的原则。后来考证公西赤比孔子小四十二岁，当孔子任司寇时，公西赤才八岁，这应该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公西赤将近三十岁，向李孙求取俸禄，那时他已经富裕且粮食很多了。唯独奇怪的是孟子引用林氏的话说：“公西华接受五秉粟米，这是损害廉洁。”这冤枉了公西华。因为请求粟米是在公西华出使齐国之后，从圣人的话语可以看出，接受粟米的是他的母亲，应当认为他的母亲损害了廉洁。那么公西华究竟没有过错吗？于是想起朱子评论尹和靖的一件事：尹和靖每天阅读《金光明经》，有人问他，他回答说：“母亲命令不敢违背。”朱子说：“像这样，就是平日缺少了引导父母明白大道的功夫，所以导致这样。”以此责备公西华，公西华将有什么借口呢？

鲁为宗国

汉代梅福有话说：“诸侯夺宗。”如淳解释说：“夺宗，开始受封的君主尊贵成为诸侯，就剥夺了他原先作为宗子的事务。”大概大小宗法，大夫和士有，诸侯则断绝。然而偶尔也见于诸侯，比如鲁国与邢、凡、蒋、茅、胙、祭，同出于周公，所以称六国为同宗。襄公十二年，凡是诸侯的丧事，同宗的人在祖庙吊唁。这是管、蔡、郕、霍、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与鲁国同出于文王，都称鲁国为宗国。滕国的父兄百官所说的“我们的宗国鲁国的先君”，集注认为鲁国祖述周公为长兄弟而尊奉他。我笑道：“难道不记得‘周公是弟弟’的文字吗？又不记得周公是太姒的第七个儿子，是武王同母弟中的第五人吗？”祝佗不曾说过：“先王崇尚德行不崇尚年长”吗？赵氏注则说：“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滕国，是叔绣的后代，敬重圣人，所以尊奉鲁国。”这才真正得其旨意了。

为鲁司寇

孔子担任鲁国司寇，司寇是鲁国的官名，在司徒、司马、司空三桓世代担任的三卿之下。侯国本来没有大的称呼，《史记·世家》写作“大司寇”，是不对的。然而司寇鲁国有以初次任命的大夫担任的，孔子就是。《韩诗外传》还记载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的任命辞说：“宋公的儿子弗甫何的孙子鲁国的孔某，任命你为司寇。”没有“大”字。有以再次任命的卿担任的，臧孙纥就是。襄公二十一年，季孙对武仲说：“你担任司寇。”等到后来两年他出奔到邾国，记载在经文中，是因为他是卿的缘故。如果孔子虽然参与国政，实际上只是大夫而不是卿，所以经文省略而不记载。不然，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田地，圣人未曾因为自己的功劳而忌讳，怎么会有孔某出奔记载在策书中，修《春秋》时竟然删去呢？大概原本就不是鲁国的卿。孔子生平官职爵位，应当昭示万世，我所以直言如此。

适周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到周地向老子问礼，在昭公二十年，而孔子三十岁。《庄子》说：“孔子五十一岁，南见老聃。”这是定公九年。《水经注》说：“孔子十七岁到周地。”这是昭公七年。《索隐》说孟僖子去世，南宫敬叔才开始侍奉孔子，实际上是敬叔对鲁君说而得以到周地，这又是昭公二十四年。这四种说法，应当遵从哪一种？我说：“大概是昭公二十四年吧。”因为《曾子问》中孔子说：“从前我跟随老聃，在巷党协助安葬，到达堩地，发生日食。”只有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发生日食［推算法是这一年癸未岁中积六十五万六千七百零九日零七刻，五月定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巳时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三十八刻，恰好进入食限］见于《春秋》，这就是孔子跟随老聃问礼的时候。其他如昭公二十年、定公九年，都没有日食；昭公七年虽然日食，也恰好进入食限，但敬叔尚未跟随孔子游学，怎么能够到周地呢？大概我既然通晓历法，然后才做出这个定论。

庐于墓上

只有子贡在墓上结庐。索隐说：《家语》没有“上”字。而且《礼》说：“到墓地不登上垄头。”怎么会在坟冢上结庐呢？大概“上”也是边侧的意思。我认为总不如《孟子》“筑室于场”好。筑室的地方在今孔墓右边十几步，门朝东。反云者，是子贡送其他弟子各自回去，自己独自返回驻扎在墓所。有人说：反复也［而诸儒也在孔子家讲礼、乡饮、大射。家，误写作冡。这个“家”字与赞曰“以时习礼其家”相合］

登太山

亡友赵石寅诵读他的亡友满之章巽元的一首绝句说：“天下不曾小仲尼，

译眼界开阔。请您也再去登泰山，怎么样？」我向往神往了很久。石寅、巽元都是莱州掖县人。

译观海

韩愈《潮州诗》说：“有海无天地。”郦道元在《水经注》胶水条中说：“向北眺望大海，深远昏暗没有边际，天边的云雨分开，白色和黑色才刚刚区分。”我私下认为，用诗文来描写大海的，达到上面这几句话的境界，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越或插手了。

济水

四条大河中容易变化的，没有比黄河更甚的；变化到断绝的，没有比济水更甚的。我曾经研究济水，积累到五年，才用两句话来评价它，说：“新莽之后干枯又复通，唐高宗之前复通又干枯，都是出于天意，哪里是人的谋划呢。”大概后汉《郡国志》说：“济水，王莽时大旱，于是干枯断绝，这是第一次断绝。”郦道元《水经注》济水条说：“后来水流重新贯通，渡口渠道的形势改变，所以杜预解释《春秋》、郭璞注释《山经》，都说现在济水到博昌入海，这是重新贯通。”章怀太子李贤在《循吏传》注中说：“济水，王莽末年大旱，因此干枯，只流入河内罢了。”似乎完全不知道中间曾经重新贯通的事，这是最终断绝。

淮河

我家从高高祖从晋地的汾水迁徙到楚地的淮水，所以这两条水的源头及水流，都曾经彻底考察过。因此奇怪蔡氏《书传》在“导淮自桐柏”处，引用《水经》说：“淮水出自南阳平氏县胎簪山，大禹只是从桐柏山疏导它。”查胎簪山在今天桐柏县西北三十里，距离县东一里的桐柏山三十多里，大禹当时难道吝惜这三十里的劳苦吗？又“导渭自鸟鼠同穴”，引用郦道元说：“渭水出自南谷山，在鸟鼠山西北，大禹只是从鸟鼠同穴山疏导它。”查南谷山在今天渭源县西二十五里，鸟鼠同穴山则在县西二十里，仅仅相差五里，大禹难道吝惜这五里的劳苦吗？这话被说破，真让人喷饭。这不是郦道元《水经注》的原文，是蔡氏添加的。我曾经比喻蔡氏，宛如今日童子写小题八股文，翻剔字眼以为新颖，哪里符合经学呢？有人说：“究竟怎么解释？”我说：“大禹命名山川，正是刚开始治理洪水，大多大概统括命名其山，后代才逐渐在一座山之间分别标出名目，如桐柏山中有胎簪山，鸟鼠同穴山中有南谷山，大禹的时候哪有这些呢？只是统括为一座山罢了。只有‘导河积石’、‘导洛熊耳’，都不是源头，可以像蔡氏那样解释。”

邑姜

邑姜是十乱之一，齐太公吕望的女儿，唐叔虞的母亲。就在叔虞被封于唐的时候，也向其母托梦，所以现在晋水源有女郎祠，实际上是邑姜的庙。距离我家西寨村十八里，每次游览都忘记回家，确实像北齐王晞之所赋的那样。旁边正好是唐叔虞庙，坐北朝南，这是儿子为母亲屈居次要位置。母亲封号叫圣母，儿子封号叫汾东王。祭祀典制的错误，反而从明洪武四年诏令革除天下神祇封号，只称山水本名开始，于是圣母庙改称为晋源神祠了，当时祠官不学无术竟至于此。我从草丛中搜出宋政和五年的残碑，是姜仲谦的谢雨文，开头说：“致祭于显灵昭应圣母、汾东王之祠。”中间说：“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高兴得到一条典据，嘱咐有关部门应当上报朝廷来厘正，这是乡邦的故迹。有人说：“既然厘正了，就应当另外建立晋源神祠。”我说：“对。岂止晋源，这里有台骀庙，应当补入实沈来祭祀参神。不然，就是只有地理而没有天文。”有人笑我多事，强解星宿。

邱隅

《诗集传》说：“隅，角也。”与上文“邱阿”解释为“曲”，下文“邱侧”解释为“旁”一样，正相符合。《集注》忽然说：“邱隅，岑蔚之处。”《说文》解释“邱”为土的高处，“岑”为山小而高，高是相同的，而土与山完全不同类。况且蔚是草木茂盛的样子，与隅更加没有关联呢？推究其原因，出自郑康成《大学注》：“走近观看，知道它停止的地方，知道鸟选择岑蔚安闲而停止的地方罢了。”话语原本宽泛，不切近贴合“邱隅”。孔颖达疏才说：“鸟停止在岑蔚邱隅的地方。”又说：“鸟知道在岑蔚安闲的地方。”朱子于是当作正解，收入《集注》，几乎成了郢书燕说。大抵汉代相传的训诂之学，到宋代就亡失了；唐代的名物制度之学，也到宋代就亡失了。但要其理明义精，则远远超出前代几倍了。我每次谈论这个，不禁再三感叹。

置邮

颜师古《汉书注》说：“传就像现在的驿站，古代用车，叫做传车；后来单独设置马，叫做驿骑。”我因此领悟《集注》“置，驿也”，“驿”字上面缺了“若今之”三个字。然而总不如用《字书》说：“马递曰置，步递曰邮。”马递指驾车的马，不仅仅是马。又说邮、驲，尤其不对。师古《黄霸列传》“邮亭”注说：“行书舍，传送文书所停止的地方，就像现在的驿馆了。”《字书》“驲”字下说：“驿传递马。”我认为或许可以当作“置”字的注释。

吴越

《集注》：吴，蛮夷之国。越，蛮夷国名。一个指景公羞与为婚的话。一个

译指责不属于同类的人并随意杀害，这是妄言。训诂之学并非随意轻率地进行的。

译黄泉

黄泉，是浑浊的水。不如杜预在《左传》注中所说：“地底下的泉水，所以叫黄泉。”由此想起《尔雅》中的说法：从地下向上涌出的，叫滥泉；从上面流下的，叫沃泉；从旁边流出的，叫氿泉。这与地底下的泉水叫黄泉，正是同一类例。竟然把它解释为浊水，似乎与“泉源，就是水”的含义稍有隔阂。

丹朱

《丹朱集注》只说：“尧的儿子，详情不详。”《汉书·律历志》引用《帝系》说：“陶唐氏把天下让给虞舜，让儿子朱居住在丹渊做诸侯。”丹渊虽然范汪的《荆州记》、魏王泰的《括地志》各自记载了所在地点，恐怕不足以据信，大概是年代久远的原因。于是想到尧在位七十年，放齐说：“儿子朱聪明。”那时只称朱，还没有封国。等到后来三年向天推荐舜，朱才开始出封丹地，所以有了丹朱的称号。他避居尧之子，是因为朱奔父丧在平阳。丹朱姓狸，在周朝为傅氏，见于《国语》。

三苗

三苗，是国名。因为杜预擅长地理学，尚且缺漏其所在地点。只有张守节根据吴起的话：“从前三苗氏左边是洞庭，右边是彭蠡。”洞庭，是湖名，在岳州巴陵县西南一里，南边与青草湖相连。彭蠡，是湖名，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因为天子在北边，所以洞庭在西边为左，彭蠡在东边为右，现在的江州、鄂州、岳州，是三苗的土地。杜佑的《通典》则认为潭州、岳州、衡州都是古三苗国的土地。

岐周

岐周，在岐山下，是周朝的旧邑，靠近畎夷。本赵岐的注，孙氏没有疏解。《史记》《汉书》匈奴传都记载周西伯昌讨伐畎夷氏，颜师古注：“畎夷就是畎戎。”又说：“昆夷字有时写作混，又写作绲，昆、绲、畎声音相近。”也说犬戎在陇山以西有之，于是知道畎夷就是文王所事奉的。《采薇》序言文王时西边有昆夷的祸患，是对的。

海隅

把飞廉驱逐到海隅而杀了他。解说者认为史书记载飞廉善于奔跑，当武王诛杀纣王时，一并杀了恶来，飞廉独自凭借脚快漏网，逃窜潜伏在海隅，以为周朝拿他没办法。哪里知道圣人除恶务尽，在穷尽无处可逃的地方，仍然抓住并杀了他，以彰显天道的讨伐。这也是随文诠释。而皇甫谧说：“河东彘县［今霍州］十五里有飞廉冢，百姓常祭祀他。”郦道元说：“霍太山上有飞廉墓。”都与《秦纪》的文字相合。大概杀他的地方是一处，埋葬他的地方又是另一处，详情无法得知了。

东蒙

东蒙，是山名，就是《尚书》中“蒙、羽其艺”、《诗经》中“奄有龟蒙”的蒙山。自从《元和志》错误地分析为两座山，说在沂州费县西北八十里的是蒙山，在费县西北七十五里的是东蒙山，相距仅五里，觉得《论语》与《尚书》、《诗经》于是各有归属，界限像鸿沟一样分明。往年我经过山下，当地百姓承袭讹误，一一指点给我看。我则举《汉书·地理志》蒙阴县的注说：“《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庙。颛臾国在蒙山下。”证明它是一座山，但当地百姓仍然不明白。

明堂赵注

明堂赵氏注说：“泰山下的明堂，本是周天子东巡狩朝见诸侯的地方，齐国侵犯土地而得到了它。”集注因为汉代时遗址尚在，删去“齐国侵犯土地而得到了它”以符合《封禅书》、《郊祀志》，不知道赵氏这句话特别精妙。大概《左传》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不祭祀泰山。注说：“郑桓公封郑，有助祭泰山的汤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国费县东南，郑因为天子不能复东巡狩，所以想用祊地交换给鲁国，以顺从鲁国所应得的。”计算那时距离东迁五十六年，泰山下汤沐邑郑尚能世代守护，那么明堂仍为周天子所有，齐国怎敢侵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齐国得到，又到了宣王时，不再东巡狩已经四百四十年了，人们都于是说齐国毁坏了明堂，无王之道更可知。赵氏这一句话不可以观察世变吗！卫康叔封也在泰山下接受相土的东都为汤沐邑，现在其地缺漏。

大宰或吴或宋

孔氏说：“大宰是官名，或是吴国或是宋国，不能确定。”按孔子曾说长居宋，应是十九岁娶宋国开官氏的女儿，当时后去曹适宋，遭桓司马的厄难，微服离去，怎能有六卿之长，向子贡问事？所以郑康成注认为是吴国大宰嚭。大概哀公七年夏，吴国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派子贡辞谢；十二年夏，吴子派大宰嚭请求寻盟，公派子贡应对；秋，子服景伯对子贡说：“你何不拜见大宰？”大宰嚭高兴。又《史记》子贡曾南适吴，郑故以大宰属吴。我认为这固然对了，唯独忘却《檀弓》吴夫差侵陈，陈大宰嚭出使军队。孔疏认为此陈大宰嚭与吴大宰嚭名号同而人不同。孔子先后两居陈，识防风氏的骨专车，辩肃慎氏的砮长尺，与测桓僖之庙灾，当日所为多闻而震矜之者，皆在陈事，所以陈大宰以为问。属吴

译这似乎尤其不如陈祥道。纵然他有许多才能，不能一一列举上述几件事，但朱熹的《集注》也不应当遗漏“或陈”二字，由此可以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