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释地三续卷中

译“国之中也”是用来注释的，用以和下面的“中国”相区别。又，“中国”是诸夏的称呼，而“中国”的含义共有三种。

译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经过。

王复礼在草堂中说：“《论语》只说‘楚狂’，他的名字本来没有流传下来。然而前面说‘楚狂接舆’，后面说‘孔子下车’，不仅两处相互照应，而且记事笔法的精妙，正在于见到接舆唱歌，所以想要下车。不再使用‘车’字，是因为前面已有‘舆’字。自从《庄子》把‘接舆’当作名字，又称为‘狂接舆’，演绎他的歌词多达二十八句，大多不押韵，这哪里值得相信？而注释家跟随这种说法，竟然认为这是他的名字，这是错误的。至于皇甫谧的《高士传》又远远晚于《论语》的作者，编造出他的姓名叫陆通，更不值得辩驳了。”

可惜啊，夫子所说的这三句话。

黄东发说：“集注认为棘子成的话是君子的意思，我考察上文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有质朴的本质就够了。’所以子贡指出他所说的君子，恐怕并不是他另有君子的意思。”张惟适说：“‘可惜啊，夫子所说的，是君子的话’这两句十三字要一口气读下来。君子就是上文的君子，‘说’字就是指上面的两句话，意思是他们谈论君子只主张质朴，不符合文质不可偏废的道理，总是惋惜他们失言，并没有两层意思。”

文身

《留青日札》说：“我小时候曾见到会城住房客名叫孙禄的人，父子兄弟各自在两臂、背部、脚上刺成花卉、葫芦、鸟兽的形状。因为国法严厉禁止，都在隐蔽处，不让人看见。我命令他解开衣服，逐一按压查看，也有用五彩填充的，清晰可玩味。等到询问他缘故，才说：‘从事下海捕鱼的人，必须刺青身体，然后才能躲避蛟龙、鲸鲵的侵害。’才知道剪发文身，古代也有它的缘由。查《汉书·地理志》在粤地已经说过，记录这些，是看到现在仍然可信。”

楚狂歌

《诗本音》说：“凡是诗中语助词，都以上文一个字为韵，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类，都不入韵。”我认为也有以“兮”为韵的，如“凤兮凤兮”，与下面的“衰”、“追”押韵就是。又说：“古代没有平上去入四声，通为一个音。”我认为所以下面的“己”、“殆”二字与上面的“衰”、“追”押韵，况且即使说“已而”、“殆而”两个“而”字相通，与上面的“兮”、“衰”、“追”、“已”、“殆”为一个韵，也没有不可的，这是古人韵而又韵的方法。有人问这在《诗经》三百篇中是否也能见到？我说：《齐风·南山》篇“崔”、“绥”、“归”、“归”、“怀”押韵，即使说“归止”、“怀止”两个“止”字相通，与上面的“崔”、“绥”等为一个韵；《陈风·墓门》篇“已矣”与上面的“斯”、“知”押韵，即使说“斧以斯之，国人知之”两个“之”字相通，与“斯”、“知”等为一个韵，也没有不可的。顾炎武说：“应当知道古人作诗无处没有韵，不必用后人五言诗两句一韵的方法来寻求。”

女安则为之节

徐方广在这节文字结尾说：“唉！我由此知道，纵然有大无道的事情，也不能胜过天下人安然接受的情况。”直接说到楚太子商臣说“能”那一类人身上。

法外意

《晋书·陶侃传》：谢安常说：“陶公虽然用法度，但常常得到法度之外的意旨。”最称妙语。颜渊问为邦的注，张载说：“礼乐，是治理的法度；排斥郑声、远离佞人，是法度之外的意旨。”这话尤其令人深思。大概必定有《关雎》、《麟趾》的意旨，然后才可以施行《周官》的法度，这是存在于先的；排斥郑声、远离佞人，这是持守于后的。

子退朝冉子退朝

子退朝，是退下鲁君每天视事的内朝，名叫治朝，在雉门之内、路门之外；冉子退朝，是退下季氏处理家政的内朝，名叫私朝，在寝门之外。陈用之误会《国语》的文字，说卿以下有两个朝，不知道其中一个仍然属于公朝。敬姜明确说：“你将要从事君主的官职。”君主的官职，难道让在私家议论吗？在此纠正。

韶舞

新安陈氏说：“韶舞是从乐声兼乐容来说的，固然正确。”而陈氏《礼书》说：“求学者的事情，始于书，立于礼，成于乐，而舞又是乐的完成。所以大司乐讲乐德、乐语，而终于乐舞；乐师讲乐成告备，而终于皋舞；孟子讲仁、义、智、礼、乐的实质，而终于不知手之舞之；《礼记》讲诗言志、歌咏声，而终于舞动容。这就是舞之所以为乐之成的原因。”我认为吴公子札观乐，以歌开始，以舞结束，即使舞也以文、武开始，以韶箾结束。

在邦在家

《读书札记》说：“在邦必定显达了，为什么又说在家必定显达？其实在家难显达，甚于在邦。”我认为也就是齐家难于治国的说法。

析羽而注于旗干之首曰旌

交龙为旗，析羽为旌，是《周官》的文字。有铃曰旗，注旄首曰旌，《

译这是《尔雅》中的文句。朱熹的《集注》既然采用了“交龙为旗”的说法，那么就应当注释“旌”为“析羽为五采系之于旌之上”，也就是《尔雅》所说的“在旗杆顶端装饰牦牛尾”。大概既有羽毛又有牦牛尾，孟子说“羽毛装饰之美”，范宣子向齐国借羽毛，晋国人向郑国借羽毛和牦牛尾，因此陈氏的礼书、贾公彦说“大常以下，旗杆顶端都装饰有牦牛尾和羽毛”，大概是在旗杆顶端装饰牦牛尾，在牦牛尾之上再装饰旌旗，那么羽毛和牦牛尾就是用来作为旗帜的装饰。旗帜都有羽毛和牦牛尾，朱熹的《集注》混用了“旗”字，又漏掉了“旄”字，这是不正确的。

译益放火焚烧山林沼泽。

胡朏明说：“《尚书》说砍伐树木，而《孟子》说：‘舜让益掌管火，益放火焚烧山林沼泽。’这种说法不同，为什么呢？大概砍伐是常规方法，偶尔遇到深林穷谷草木茂盛、斧头无法尽除的地方，就用火把烧空，特别节省人力，这是圣人变通的智慧。”我按：《集注》说：“烈，炽热。”不如用《广韵》：“烈，火。”更为直截了当。

不多食

不多食。各家都不采纳姜说的观点。我认为“不撤姜食，不多食”，正与“惟酒无量，不及乱”是同一类说法。全章中“不食”都专指一种食物，为什么唯独这里忽然泛泛提及呢？这也太不合逻辑了。

侍坐侍侍侧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陪坐，是按照年龄长幼排序。颜渊、季路侍立，是按照德行高低排序。论及当时的座次，自然是子路第一，颜渊第二，所以夫子问志向时，由先回答，而回后回答。闵子侍立一旁这一节，也是按照德行排序。闵子比子路小六岁，但比冉有大十四岁、比子贡大十六岁。蔡虚斋认为这是按照年龄排序，是不对的。

吾何修十二句

董其昌在讲解巡狩时说：“他每五年巡视一次，有像这样的。”在讲解述职时说：“他每三年巡视一次，有像这样的。”在讲解省耕省敛时说：“他每春秋两季巡视一次，有像这样的。”我认为五年巡视一次是对的，三年巡视一次是什么事呢？查考今文《尧典》“群后四朝”，是五年的事；《王制》“诸侯对于天子，五年朝见一次”；古文《周官》“六年五服朝见一次”；《周礼》《大行人》“六服有每年见一次，直到六年见一次”，其中有三年朝见一次的，这不能作为借口。只有《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说“明王的制度，间隔朝见以讲习礼仪”，是三年朝见一次，但又是十二年一次巡狩，所谓“再次会盟，以彰显昭明”，也不能作为借口。况且这不是董氏所知道的，他大概只是看到明代制度外官三年一次朝觐，就主观臆断古代诸侯朝见天子的制度也是如此。

石子岚说：“述职是三年巡视一次”，董其昌或许依据间隔朝见的说法，郑康成认为不知道是哪一代的礼制，晏子不应当舍弃周礼而泛泛举例来回答。

曲肱而枕之

我小时候读黄淳耀的文章，就笑他不识字。有人认为我过分，我说：“凡是字有体有用，如‘枕’字，上声，是本体，是实物；去声，是用法，是虚词。这个字《集注》明确说是去声，为什么通篇都把它解释为卧着垫头的东西？”有人说：“题目虽然是去声的‘枕’，而文中以上声的‘枕’来陪衬讲解，也自然没有妨碍。”我说：“只因为承题说‘至于弯曲手臂作为枕头’，点题说‘称此而为枕’，那么‘枕’必定是以曲肱为枕了，知道通篇都错认了这个字。必须改换题目句子为‘曲肱以为枕’，以符合此文，而后避免不识字的笑话。”

君子实玄黄二句

锺伯敬说：“天启初年，汤临川的次子大耆偕同朱如容掌管史馆游历长安。如容大肆谈论特艺，称赞临川的文章像杜甫的诗，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座客中有当面反驳他说：‘《左传》阴饴甥说：“小人悲伤，认为不能免于祸；君子宽恕，认为必定回归。”临川《君子实玄黄》二句文中说：“周师入，君子怒可也。”把恕改为怒，有什么出处？难道时文应该使用别字吗？’仲子说：‘曾经有人问家父先生，家父先生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我这篇文章以《毛诗》、《左传》作对仗。”’如容鼓掌说：‘我说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处，岂不是确实的证明吗？’那人低头离去。如容对我说：‘先辈的文章不可轻易弹劾驳斥如此。’”我认为把恕改为怒，明显是汤氏一时误用，而他的儿子代为掩饰过错，随口应付。试想这首诗是君子见到谗人而愤怒责骂之词，与“周师入”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怎样才可以呢？我说：“《西伯既戡黎》‘祖伊恐惧，奔告于王’，僖公二十六年传‘小人恐惧了，君子则不’，兼取这两层意思，改作‘周师入，君子恐可也’，这才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

晋文公

《史记·晋世家》：“重耳逃到狄国，这时年龄四十三岁。”又说：“重耳出亡总共十九年而得以回国，这时年龄六十二岁了。”果真如此，确实可以说是老了。然而司马迁多有妄说，不如《左传》、《国语》可信。《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说：“我先君文公出生十七年逃亡，十九年。”《国语》僖负羁说：“晋公子出生十七年而逃亡。”按此，那么文公回国刚三十六岁，即使去世也只四十四岁罢了。杜元凯说战于城濮时，文公年龄四十，哪里会有像陈际泰那样诡诈而不正，文章老成而举荐，所以顾虑日暮而计策突出的情况呢？

无求生以害仁二句

屈原《怀沙赋》说：“知道死亡不可推让，愿不要吝惜啊。”洪兴祖《补注》：屈子认为知道死亡不可推让，那么舍生

译那么选择合乎大义的事去做是可以的；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难道还会吝惜这七尺之躯吗？朱熹说这番话气势雄伟，足以激发懦弱者的志气。

译恭敬忠诚，以此勉励百姓。

《韩文考异》中也有“叹息而知其为贤与不贤”的说法，下文说：“‘以’与‘与’通用的例子，在韩愈的文章中屡见不鲜，这里是最明白的。”我因此领悟到《论语》中“敬忠以劝”一句，大概是季康子想要使百姓恭敬、使百姓忠诚以及使百姓勤勉于善事，应当补注说：“以，就是‘与’的意思。”

关于“巽与之言”三句：

《集注》将“法语”与“巽言”作为对举，但“与”字的精妙之处没有体现出来。只有左萝石的文章说：“言语，是用来匡正补救人的。人陷入过失的情况，可能有成千上万种，而我用来匡正补救的方法，如果只持守一种法则，那么局势势必会陷入困境。于是，在严厉的法度之言之外，不得不辅以委婉的巽言，而说话人的内心，也绝非心甘情愿啊。”

关于“必也射乎”：

《南园漫录》说：“《集注》用‘只有在射箭时才有竞争’来解释‘必也射乎’，大概是将‘必也’作为决断之辞，归属于上句。等到解释‘必也圣乎’时，又说它是疑问之辞，归属于下句。这两句话的文气相同，都作为疑问之辞才通顺。我认为这也不对，‘必也’是决断之辞呢？还是疑问之辞？一句话中兼具两种含义。不仅如此，‘必也使无讼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亲丧乎’，都是如此。”

关于《论语》这本书中唯独曾子、有子被称为“子”：

魏华父说：“过去柳宗元认为《论语》所载弟子必定称字，只有曾子、有子不称字，于是认为这本书出自曾门。其实‘字’与‘子’都可以兼称，比如门人对孔子，进见时称‘子’，不敢称姓氏；退下时称‘仲尼’，不称‘子’。其次也有既称‘子’又称‘字’的，如闵子等人，不止一两个人。或者称‘字’或者称‘子’的，又有好几个人。然而颜渊、冉雍直到子游、子夏，号称最高弟子的，称字而不能称‘子’；有子、曾子，称‘子’而不能称字。就这两者来比较，那么称‘字’更为尊贵。因为‘子’虽然有师道的称呼，但系于姓氏的，不过是男子的美称罢了。所以《孝经》称孔子为‘仲尼’而称曾参为‘曾子’，《礼运》称孔子为‘仲尼’而称言偃为‘名’。至于子思称其祖父为‘子’，孟子称其老师的祖父为‘子’，相传至今，人们称孔子为‘仲尼’，没有谁敢怀疑。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间称字而不称名的，只有十二个人，而子游、子夏等弟子的门人，也都各自称其老师为‘字’，相承到汉朝初年，还不敢轻易用‘字’来称呼，就知道称‘字’比称‘子’更难。这也是精妙的议论，足以补充序说中未完备的地方。”

关于“湍水”：

《后汉书·列女传》：孝女叔先雄，她的父亲叔先泥和前往拜见巴郡太守，乘船时落入湍急的水中身亡，尸体未能找回。“湍”是指水流湍急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证据。

关于“桃应问曰”章：

黄蕴生有这一章的全篇文字，后四个小段说：“大概认为一个平民的生命比天子的父亲的生命轻贱，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后的议论，不适用于上古；认为父子之间的快乐不如拥有天下的快乐，这是豪杰以下的情态，不是圣人应有的想法。法律在宫禁中施行，那么人就不敢随意杀人，而海内刑罚就可以搁置不用了；亲人重于天下，那么力量就没有不能竭尽的，而大孝就能惠及同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以天下养’，养到了极致，尤其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术。”

关于“入公门”章：

汪武曹文讲解第一节说：“曾经考证鲁国有三门，叫路门，叫雉门，而最外面的是库门，它的规制类似于天子的皋门。凡是库门与雉门、路门都可以称为公门，而这里记载夫子入朝的起始，那么所谓的公门，大概是库门。这扇门，不仅远离治朝的殿堂，而且还没有到达外朝的位置。”讲解第三节、第四节说：“这是君主的外朝，等等。过了这里就是雉门，略去不写，为什么呢？与进入库门的情况相同。进入雉门，君主治朝的殿堂就在那里。”大概鲁国有三门，也有三朝：外朝在库门之内，治朝在雉门之内，燕朝在路门之内。而治朝，是日常上朝的地方。它的殿堂高七尺，所以台阶有七级。所有在朝廷有职位的人，他们的位次排列在中庭的左右，有北面、东面、西面的区别，《夏官》中的司士就是负责端正他们位次的人。夫子在这里双手提起衣襟，历阶而上，接近至尊，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看那经过君主位次的时候，其森严程度固然已经有所不同，何况与刚入门的时候相比呢？讲解第五节结束后，总结说：“至于所谓的燕朝，大概是君主从治朝退下后，在这里听政，而群臣不跟随进入；如果是公族，则常在这里上朝，而异姓的人不参与。所以这些事不再记载。大概这里所记载的，是人臣日常上朝的礼仪，所以对治朝的事记载得特别详细，并且先记载经过位次，又先记载入门，因为这是日常上朝必定经过的地方，并连带提及，以此来显示他处理每件事都有节度而不敢苟且。”他的自记说：“古代天子、诸侯都有三朝。以鲁国的制度来说，库门之内是外朝，雉门之内是治朝，路门之内是燕朝。治朝与燕朝都可以称为内朝，《文王世子》中‘公族朝于内朝’，指的是燕朝；《玉藻》中‘朝服以日视朝于内朝’，指的是治朝。然而以治朝与燕朝相对而言，治朝也称外朝，《文王世子》中‘外朝以官’就是此意。库门内的外朝，记载在《

译《周礼》记载，三公、孤卿及以下官员在庭院中设立位次，这就是所谓面向三槐、左右排列九棘的地方。然而，这里并非君主日常临朝听政之所，所以称为君主的虚位；只有国家遇到非常之事，君主才在此处临朝，召集万民并咨询谋划。而所谓燕朝，《玉藻》中说：“君主每天上朝，退朝后到路寝听政，派人去探望大夫；大夫退下后，君主才去小寝。”路寝就是燕朝，由此可知群臣并不跟随君主进入燕朝。《周礼》说：“君主临燕朝时，大仆正位，掌管傧相之职。”郑玄注说：“君主商议宗族中的喜庆之事，就在燕朝。”孔颖达疏说：“君主宴享群臣，则在寝宫；宴享也有朝会，但因宴享而设朝，《燕礼》已有成文，所以郑玄必定认为君主商议宗族喜庆之事即为燕朝。”将此与“公族朝于内朝”的记载相合，更可知异姓大臣不能常在燕朝。群臣日常上朝的地方，是在治朝。本章记载孔子在朝堂上的仪容，那么所谓“摄齐升堂”，应当必定是在治朝。《存疑》误将“过位”当作治朝，而将“升堂”当作路寝的内朝。《集注》说：“位，是君主的虚位。”如果将此处当作治朝，那么群臣正每日在此上朝，为何君主反而有虚位？为何不行朝礼反而经过它？况且朱子在《语类》中引用《周礼》所谓的外朝，不引用《文王世子》所谓的外朝，且说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等等，这难道不是最外面的外朝吗？既然知道这是最外面的外朝，庭院中有三槐九棘，那么经过此处所升的堂，虽然先儒没有明文记载，也可以知道是治朝无疑。《存疑》只误将《文王世子》所谓的外朝当作《周礼》的外朝，而用治朝来对应，所以就将堂当作路寝的内朝，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我按：鲁成公六年，韩献子将新建中军，且担任仆大夫，景公作揖而入，献子跟随。景公站在寝庭，这足以证明韩厥作为卿，得以跟随景公进入燕朝，是因为他兼任大仆的缘故。

译曾子奉养曾晳两段

黄藴生在文中说：“大概到了曾晳询问食物分给谁时，曾子的恐惧就可以知道了，他担心饮食不洁净，而父亲认为不必分给他人；到了询问是否有剩余时，曾子的喜悦就可以知道了，他喜悦剩饭的调和甘甜，而父亲认为有可以共享的，于是曾子急忙回答说只有这些罢了。不必真的有多余，父亲认为有多余就是有多余。”这真是入神的话语。

他对我蛮横无理

陈几亭说：“‘横逆’二字不可轻视，此前必须消尽引发恶意的感召。如果有一丝感召，就是自取，完全是理所当然，怎么能称为横逆？试看眼前的感应，做一件事做到十足妥当，便人人满意；说一句话说到十分确切，便个个点头。为人达到颜回、曾参的境界，才可以说遇到横逆，大贤以下的人没有横逆。”

匡章通国章

陈大士文本《战国策》说：“章子劝谏父亲不要杀他的母亲，而父亲最终杀了他的妻子。章子劝谏父亲不要杀他的母亲，而父亲最终杀了他的儿子。”将“责善”贴在“谏杀母”上，是不对的。我年轻时曾有一篇作品说：“天下有父亲劝谏儿子向善，而儿子不接受，父亲驱逐他，众人断绝与他交往，这是可以的；有儿子劝谏父亲向善，而父亲不接受，父亲驱逐他，众人断绝与他交往，这是不可以的。”这与饶双峰的看法相合。

喜爱珠玉的人

这是指把珠玉当作耳目玩赏之物的人罢了。如果《楚语》中王孙圉说：“国家的宝物只有六种：玉足以庇护嘉谷，使没有水旱灾害，就珍视它；珠足以抵御火灾，就珍视它。”大概一个用于祭祀神灵，一个用于禳除灾祸，才获得福分，有什么灾殃呢？物品是一样的，只看如何使用罢了。

行其所无事也

《禹贡锥指》说：“孔《书传》说大禹治水，有时凿山，有时穿地以疏通水流。这不必到处都这样，绵延千百里远，其实当时有地方不得不用这种方法。《尸子》、《吕览》、《淮南子》、《水经注》众口一词，难道欺骗我吗！贾让说：‘昔日大禹治水，山陵挡路的就毁坏它，所以凿开龙门，开辟伊阙，劈开底柱，打破碣石。’这是凿山的事。孟子说：‘大禹挖掘土地将水注入大海。’太史公说：‘大禹疏通两条渠道以引导黄河，向北承载到高地，经过降水到达大陆。’这是穿地的事。儒者被自己的一己之见蒙蔽，凡是耳目不曾触及的，都认为是荒谬。开篇壶口、梁山第一功，就说得全无精彩，也是因为过于拘泥‘大禹疏导水流，顺应自然无所作为’的话，认为大禹绝对没有穿凿。殊不知尧时的水灾，不是寻常的水灾；大禹疏导水流，不是寻常的疏导水流。如果真像蔡《传》所说，那么后世筑堤设置埽材、开渠减水的人，都能与大禹的功绩一起流传天壤了！鲧为什么功绩没有成功？大禹为什么配享上天无穷无尽呢？”我认为这样读《孟子》，真可以说是通达之人的见识了。

以乐侑食

有人问：“用音乐佐助饮食，古代不仅卿大夫以上，而且下至士，难道不是太骄奢享乐了吗？”我查考《颜氏家训》《书证》篇：“古代乐府歌词，先叙述三个儿子，接着提到三个媳妇。媳妇是对公婆的称呼。其末章说：‘长辈且安度余生，调弦不要匆忙停止。’古代儿子媳妇侍奉公婆，早晚在侧，与儿女无异，所以有这样的话。”古代乐府出自汉代，长老还用音乐佐助饮食，对古代还有什么怀疑呢？

射不主皮

陈氏《礼书》：“有主皮之射，有贯革之射。”分为两种。“主皮之射”四字见于《仪礼·乡射礼》记，“贯革之射”四字见于《礼记·乐记》，各不相干，而《集注》用贯革解释主皮，恐怕不对。大概《周礼》乡大夫用乡射五物询问民众，第三项是主皮，如果真像《集注》所说，那就是用军士武射陷坚穿札的才能来选拔贤能了，难道是这样吗？为什么不考察到这里呢？于是考察《乡射礼》记说：“礼射不主皮。主皮之射的人，胜者又射，不胜者降。”郑玄注：“礼射，指用礼乐射，大射、宾射、燕射就是。不主皮，是看重其仪容体态符合礼，其节奏符合乐，不等到射中作为优胜。说不胜者降，就不再升上去射了。主皮，是庶人没有箭靶，张挂兽皮而射，主要在于射中。不等到射中作为优胜，不是说要射不中，即使不中也可以，只是取其仪容体态符合礼，其节奏符合乐，便可参与祭祀。”因为天生有一等文弱之人力量达不到远处，不能在百步外射，何必一定主要在于射中？先王大概深深为这类人考虑，所以纯粹崇尚德行而不崇尚力量。陈用之说：“主皮之射，是庶人的礼仪。乡大夫有时在泽宫使用，乡大夫有时用来询问民众。用来询问民众，在‘一曰和、二曰容’之后，那么主皮之射虽然君子不废弃，也不是他所崇尚的。”晚周之时，射尚主皮，所以孔子讥讽说云云。妙在融会两种礼仪而言，不至于执此以病彼，真是通儒。

陈用之又说：“从天子至于卿大夫，都有大射、宾射、燕射；士没有大射，而有宾射、燕射；庶人没有宾射、燕射，特有

译只是主皮之射罢了。”

国家没有游手好闲的人

译“游民”二字出自《王制》，即指游手好闲之人，说的是抛弃本业的人，这与《周礼》中以九职任用万民，其中第九项为“闲民”的说法截然不同。因为闲民只是没有固定的职务罢了，实际上也是九职之一，他们辗转从事各种工作，意思是受雇于人，迁徙不定。世间难道能没有这类人吗？解说《周礼》这一条的人说：“供养生命的人，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缺少；治理生计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懈怠。”先王对于百姓，根据他们的能力来任用他们，这就是国家之所以没有游民，而天下之所以富庶的原因。国家没有游民，原本不是指所有人都务农，其涵盖的范围很广。所以归有光在《太仆》一文中说：“率领天下的人来生产天下的财富，从从事农业的三种人生产九种谷物，一直到闲民辗转从事各种工作，没有不是兴办事业、创造产业的人，而想让他们成为浮民是做不到的。”这就说对了。

王宫有学

《学记》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郑玄注解说：“在内则设置师保来教导，让国子学习；在外则有大学、庠序的官职。”刘芳说：“由此说来，国学在内，太学在外，就很明白了。”所以《洛阳记》说：国子学宫与天子的宫殿相对，大学在开阳门外。这又可以作为王宫有学以及《王制》中“大学在郊”的有力证据。

虞人

虞人，是掌管苑囿的官吏。《周礼》中山虞，每座大山设中士四人；泽虞，每个大泽、大薮设中士四人；迹人掌管田猎，也是中士四人；其余的都是下士以及府、史等，自然不敢比附大夫。用旌旗招引，难道敢进见吗？这是职守所在，也就是坚守道义所在。左丘明生于六国初期，在孟子之前，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所记载的尹公佗向庾公差学射箭、齐侯在沛地打猎这两件事，与孟子的说法多有抵触。

一介不以二句

熊次侯这篇题目的文章认为上句是成就外物，下句是成就自己，这种比喻尤其精妙。他说：“人必定先忘记自己的廉耻，然后才说别人的廉耻不值得珍惜，给予的东西很少，在悔悟之余，就让自己无处容身，这不是成就外物的做法。只有道与义可以使人信服，留下一样东西，而羞恶、辞让的美好品德，留在人心中的是无尽的，即使想给予也有所不能了。”

羣居终日章

《资治通鉴·晋纪·怀帝永嘉三年》记载：起初，何曾侍奉武帝宴饮，退下后对儿子们说：“主上开创大业，我每次宴饮觐见，未曾听到经邦治国的长远谋划，只说平日的琐事，这不是留给子孙后代谋略的做法。只顾自己罢了，后代大概危险了！宴饮觐见，就是群居；只说平日的琐事，就是言不及义；后代大概危险了，就是难矣哉。”

曲肱而枕之

何屺瞻评论黄淳耀的文章说：“这句中的‘枕’字，《释文》、《集注》都读去声。旁搜篇韵都读上声，解释为枕席；去声则引用《论语》这句。毛晃说：‘衾枕的枕，读上声，如《诗经》“角枕粲兮”之类；以头靠着东西叫枕，读去声，如《论语》“曲肱而枕之”。’”顾子宁人也说：“枕是虚拥，不是用手臂代替，陶庵不该使用别字。”可惜他博学善辩，所以曾弃而最终收录了它。

阙党阙里

阙党，是党的名称，也就像逹巷，也是党的名称。阙里，是里的名称，也就像《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孔里，也是里的名称。阙党，按照《兖州府志》，在府城东北一里，有泉水也因此得名。荀子称“仲尼居住在关党，阙党的子弟受到教化”，是对的。阙里，在曲阜县城中，至圣庙的东边。梅福称“现在仲尼的庙不在阙里之外”，是对的。然而阙里也有两个：一个在鲁城中，一个在泗水县南五十里，因为孔子出生在这里，于是用阙里命名，见于《史记》索隐、正义。令人惊讶的是，像顾宁人先生这样高明博洽的人，也把阙党等同于阙里。

谓当枨闑之间

陈介睂说：“门有两扇扉，扉的两侧各有木头，叫做枨。在两扇扉的合处，又立一根木头来抵挡扉，常设而不移动，叫做闑。因为有闑，所以凡是出入不能正对两扇扉的中间，只能就一扇扉内取中，是在枨、闑之间了。君主出入，就在枨、闑之间取中而行；臣子不敢正对中间，只靠边行走，站立也是如此，非常明确。”又说：“《曲礼》说：‘大夫、士出入君门，从闑的右边。’闑右，从外面来说，是门的东扉。出入都由此，却不对。因为天下东西有定，而左右无定。当从外面看里面时，闑向北，则门的东扉为闑右，不用多说；及从里面看外面时，闑向南，则闑右不又在门的西扉吗？怎么能说出入都从一处？现在属吏拜见上官，从东角门进入，拜见完毕，随即从西角门出去，还保留着旧意。朱子说：‘古人常关闭左扉，所谓中门，是指右扉的中间。’尤其不对。因为《玉藻》说：‘闰月则关闭门左扉，立于其中，听朔。’这是在国阳的明堂，岂是平常的朝门？如果是朝门，没有不打开两扇扉的。看邻国来聘，卿大夫公事从闑西，私事从闑东，可以证明。”我因此领悟到，所谓闑西，乃是本国大夫、士所出的闑右；所谓闑

译东，就是本国大夫、士进入的闑的右边啊！等到宾客进入时不从中门走，不踩门槛，与本国的臣子完全没有不同，这又是异邦人称呼他，也说君、夫人罢了。

译侍奉君主用餐的礼节

《礼》说，君主赐食，以对待宾客的礼节对待臣子，就没有膳宰在旁边，君主因此先自己祭祀，然后命令臣子祭祀，祭祀完毕品尝食物，这就是所谓的“后祭先饭”。孔子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等待君主命令祭祀，就自己等同于膳宰，避开客礼。《集注》不依据《玉藻》而引用《周礼》，非常不合。

好像为君主尝食一样

《集注》这句话本于郑氏，最为精妙，因为如果是正式尝食，那么膳宰自然取君主面前的食物来尝。这里是臣子侍奉君主，却是臣子自己尝自己面前的食物，不是正式尝食，所以说“若”。郑氏又说：“在君主祭祀时就先吃饭了。”这正是我不等待君主命令祭祀的意思，但总觉得含混，谁说郑康成的学问支离破碎呢！

看见穿齐衰丧服的人，看见戴冕冠的人

有穿齐衰丧服的人，或者服丧三年，或者一年，或者三个月，丧服不时地穿在身上，这里看见他，是真正看见他的丧服。这里所说的“冕”，是孤卿大夫的冠，有的白色有的黑色，只有在朝见天子以及助祭于公时才穿戴，难道是孔子所能在闲居时见到的吗？这里看见他，不一定真正看见他穿戴，而是指应当穿戴这种服饰的人。所以邢昺用“见大夫”三个字来疏解“见冕者”，是对的［孙学翼说：“冕”字是活的］

有一句话

“字”作文字解释始于秦代，古代称为“言”，“有一言”就是；也称为“文”，“史阙文”就是；也称为“名”，《中庸集注》“文书名”就是。秦汉以来才有“句”的称呼，古代称为“言”，“一言以蔽之”就是；也称为“辞”，“不以文害辞”就是；也称为“章”，《左传》宣公十二年“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就是。

大概是恕吧

这个“恕”字与“所藏乎身不恕”的“恕”字，朱子在《大学或问》中分别得最为精当，说：“一个以推己及人为主，一个以自我修养为主，二者之间毫厘的差异，正是学者应当深入考察并明确分辨的。”详见本书。

漆雕开

读《汉书·艺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启”，就知道《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漆雕开，字子开”，上面的“开”本为“启”字，是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讳。整部《论语》，叙述及门人，没有直接称其名的。只有问于有若，是回答君主的言辞；“宪问耻”，怀疑是子宪所记；南宫适有人说本名绦；陈亢前后都称子禽，这里唯独称子。如果漆雕开做官，那么“开”是他的字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大概从马融注《论语》“开名”，流传的俗本《家语》“开字子若”就错了。

弟子门人

后汉《贾逵传》开始将弟子与门生分为两类，注释未完备。欧阳修《孔宙碑阴题名跋》说：“汉代公卿多自己教授，聚集门徒常常有几百人，亲自受业的称为弟子，转相传授的称为门生。现在孔宙碑残缺，其中称弟子的有十人，称门生的有四十三人。”我查《郑康成传》，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面，于是让高才弟子传授给郑玄，这就是证据。然而《论语》称门人的有八处，称弟子的有三处，称门弟子的有两处；《孟子》称弟子的有三处，称门人的有两处，都指同一类人，这只是古今称呼的不同罢了。

使民以时

吴亦韩来问：“‘时’指农闲之时，朱子也曾说：‘古代四季的田猎，都在农闲时讲习武事。’这是四季都有农闲。但《论语》注却说：‘九、十月农事已毕，可以使用民力。’两种说法不同，哪个是对的？”我说：“‘隙’字不对，应当改为‘毕’字。因为《左传》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可以各自在农闲时讲习；如果是力役之事，只有从九月农事完毕开始，到冬至为止，春夏没有。《左传》庄公二十九年说：‘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农事完毕，警戒做事；火星出现时致力使用；水正昏时栽种；冬至时完毕。’《国语》单襄公说：‘雨停后修路，水干后建桥，清风至时修筑城郭宫室。’都是指秋冬之际。参看郑注《王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说：‘治理宫室、城郭、道路沟渠。’更加证明使用民力在农事完毕之时。这些地方也是《集注》偶尔未查检，不必过于拘泥。”

六尺之孤

《周礼·乡大夫》的职事中有“六尺”二字，贾公彦疏说：“六尺指年龄十五岁。”郑康成注《论语》“六尺”，说年龄十五岁以下，增加“二”字很妙。因为寄托的人何必定是十五岁？十四、十三等也可以。然而以此解释《周礼》，野人尚且为未成丁者，经文本来各有解释。拿《孟子》“适市之童”、李密“应门之童”为例，都说五尺，那么指年龄十岁的人，怎么能只以幼小混解呢？至于后人动不动称“三尺童子”，这又不能用升降皆五年的说法来解释了。

宗庙之礼二句

陈介睂自记说：“昭穆二字，昭取昭明之意，穆取幽穆之意，本是从庙主的左右、南北来命名。这一章‘序昭穆’句，虽然兼指祖考也无不可，而朱子以《祭统》‘群昭群穆咸在’与凡赐爵‘昭与昭齿，穆与穆齿’的缘故，《集注》单独归属于子姓，也

译未曾不是这样。但所说的“序”，不过是区分他们的班次罢了。子姓祼将，有宗祝有司的事务，就各自按事务排序；那些没有事务的，排列在阼阶之下，就按昭穆排序，而世次井然有序。这是以前后作为班次，不像祖考那样以左右来区别。先辈的文章大多不深入考证，比如王守溪的文章说：“太祖以下，有排列在北窗而南面的，他们的子孙之位也都因此定为南；有排列在南窗而北面的，他们的子孙位次也都因此居于北。”却不知道祭祀在室内进行，太祖的神主向东，九献之礼，王与后各四次，作为宾客的诸侯一次，而众兄弟不参与；九献之后，加爵的是长宾、长兄弟，而众子姓不参与。如果子姓、凡弟、主人这一方，位置就在堂下阼阶的东边，都面向北站立。《周礼·司士》说：“凡是祭祀和赐爵，呼喊昭穆而让他们进献。”那么又在两阶之间，交替相互酬酢。所以凡是在室内行礼时，子姓的众昭众穆不进入，怎么能像守溪所说的“因此定为南，因此居于北”呢？艾东乡又说：“子姓的昭穆，似乎应当以西向太祖祭祀者的左右作为昭穆，否则子姓就没有面向太祖的了。”却不知道子姓未曾进入室内！室内之地有限，遍列众庙的尸主已恐怕容纳不下，何况合并一姓的子孙，昭都在北，穆都在南，杂乱喧哗，神人搅扰混杂，这成什么礼呢？先王的制度，天子的礼仪，各有义例，岂像后世家人日常祭祀，合族子姓一时共同拜起那样呢？为什么沿袭而不察觉呢？陶朴庵的文章又说：“昭穆的次序，不只是用来治理祖考，而实在是用来治理子孙。因为他们南面，所以称为昭，使昭与昭按年龄排序而不混杂于穆；因为他们北面，所以称为穆，使穆与穆按年龄排序而不混杂于昭。”这就又合讲祖考、子孙，混杂而没有区别，都没有明白这个题目的意思。我私下认为四书中的典制，因为时文而败坏殆尽，难道超过这个吗？所以介睂所写文章的后半部分说：“凡是祖考有祖考的昭穆，子姓也有子姓的昭穆而并存于宗庙之中，那么确定子姓的昭穆，与确定祖考的昭穆没有不同，而不超出宗庙的礼仪之外。由他们的礼仪来推绎其意义，不是用来排序昭穆又是什么呢？大概昭穆，本来是从祖考得名，在各庙则左昭而右穆，在太庙则南穆而北昭，这是幽明之义。所以依附必按班次，尸必用孙，而使昭不混杂穆、穆不混杂昭，上下有常，固然合都宫而咸秩。至于排序昭穆，更由子姓来兴起义理，昭继以穆，而穆之后更有昭；穆间以昭，而昭之后又有穆，这是父子之伦。所以按列区别他们的行次，赐爵区分他们的等级，而使昭与昭按年龄排序、穆与穆按年龄排序，尊卑不紊，尤其因为入庙而更加严正。武周在这里，看到远近的区别，看到长幼的不同，看到亲疏的递减。大概仰承的是七庙的尊崇，旁列的是天潢的跄济，而一概以昭穆排序，那么凡在昭穆者都能参与祭祀，这就是用来联结姓氏、缀连饮食以联络他们的感情；而且各自为昭穆者不敢超越他们的班次，这就是用来区别嫌疑、明察细微以确定他们的名分。我说确定名分、联络感情，也就是傅锦泉文章中‘族繁则易乱，世远则易疏’的意思罢了。”

译天下的英才

所谓天下的英才，是极而言之，并非泛泛而言，就像施伯对管仲说“天下之才”，司马懿对诸葛武侯说“天下奇才”那样罢了。如果《集注》认为尽得一世明睿之才，便说这像是统治天下了。

如今说举起百钧重物

陈几亭也有启发人所未达到的地方，他说：“孟子忽然举出百钧重物，人情难以推想，大概是因为说人不去做，并非不能做，只适宜取‘徐行后长’作为比喻，才与前面‘为长者折枝’同类，不适宜取力气作为比喻。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没听说人都可以成为乌获。”言辞稍有失误，正不必为孟子隐瞒。

仁者无不爱两句

顾朗仲说：“孟子原本以急于亲近贤人为急务，所以下节只说不明晓急务，可见论仁即是论知，没有两项区别。这类问题必须融会章节主旨才能明白。”何屺瞻说：“何必等到看下节？上文说急务为急，本题说急于亲近贤人为急务，语意脉络正相承接。所以许獬在两句文起讲中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无不有所急务；而在急务之中，哪有比亲近贤人更急的？这不是有智慧的人不能知道的，也不是有仁德的人不能实行的。大概自古称为至仁的人，固然从大智慧中产生。’”

汤居住在亳与葛为邻

《太平寰宇记》说：“亳城在榖熟县西南三十五里。”《春秋》庄公十二年记载：“宋公子御说逃奔到亳。”《孟子》说：“汤居住在亳，与葛国为邻。”如今宁陵县北十五里有葛城，相距八十里。

云乎

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此外只有《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传中“然则曷用？枣栗云乎？腵修云乎？”何休注说：“云乎，是语气词。”

周公是弟弟两句

朱熹说：“可以想见武庚日夜去劝说引诱三叔，认为周公是弟弟，却在周朝做宰相；管叔是哥哥，却出外监管商朝。所以管叔生出这样不肖的念头。”

或问子产章

艾千子评论张元《或问子产章》说：“从容展开叙述，像史书中的三篇小传。”汪钝翁驳斥他说：“《史记》两人合传，如廉颇、蔺相如，范雎、蔡泽之类；三人合传，如田叔、窦婴、灌夫之类；甚至十一人合传，如酷吏之类，没有不穿插叙述的。其他如孟轲、荀况，如屈原、贾谊，如刺客、滑稽、佞幸之类，没有事情可以穿插，就用文章联络起来。如果一篇中，每个人从容展开叙述的很少。后进读书人，应当自有眼光，千万不要跟随别人的脚跟。”

公孙拔

何屺瞻说：“公孙拔，《释文》作皮八反。王厚斋认为《集注》大概是传写错误，明初人没有加以校正。如今毛氏所刊《十三经》中，并将孔注的‘反’改为‘枝’了，这可以拍手称快。”

诵诗

《湛园札记》说：孔子说“诵诗”，孟子也说“诵诗”。诵诗的人，抑扬高下其声音，然后可以得其人的性情，与其贞正淫邪、忧乐的不同。然后听到的人，也以其声音的抑扬高下，而进入耳朵，感动内心。其精微到了极点，至于降神召鬼、招致万物，没有不由此而来的，而音乐的盛衰没有超过它的。当时教人诵诗，必定各有其度数、节奏，而现今不传了。诗的度数、节奏既已失传，那么八音的乐器虽然设置，也只是具文而已。于是后来解说诗的人，泛泛而没有主张，而在文字之间寻求，其解说支离破碎，理义多而性情少，这就是诗之所以日益亡失的原因。

四书释地三续卷下

子游子夏

按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境，年六十三，当时子游才十八岁，子夏十九岁，而已经以文学闻名。

樲棘

《孟子集注》说樲棘是小枣，不对。按《尔雅》说：“樲，酸枣。”《说文》说：“棘，小枣。”只有《诗诂》才合而为一，实为酸枣的是樲棘，但也叫酸枣，不是小枣。赵岐注说：“樲棘，小棘。”所说的酸枣就是。

舜禹益避位

苏子由《古史》怀疑舜、禹、益避位的说法是妄说，《孟子或问》也曾辩驳，但不如所作《余论》精辟，所以我全部录下。朱熹说：“舜禹避让朱均而天下归顺，苏子担心他们避让足以导致天下叛逆；至于益避让启而天下归顺启，苏子又讥讽他避让是不度理而无耻。于是凡是孟子、史迁所传说的，都认为是荒诞而不相信。现在固然来不及考证其有无，然而苏子之所以这样说，大都是用世俗不诚的心去揣度圣贤，所以不能不辩驳。圣贤的心淡然无欲，哪有夺取天下的意思呢？只是辞让的发动，则有根于本性而不能停止。如果不是所据有的，那么即使是一杯酒一块肉尚且知道避让，何况权势重而天下有归顺自己的趋势，那么怎能心中不警惕而不远远引退避让呢？避让而对方不放过我，那么不得已而接受，有什么害处导致叛逆？避让而侥幸对方舍弃，那么固然得到我本心所欲，又有什么耻呢？只有不避让而强取才是叛逆，俨然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