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释地又续卷上

译张宣公说得好：“像靡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忠心的极致了。”我却认为，像若鬲君这样的人，更可以说是忠心的极致，应当尽快表彰彰显他，作为万世臣子的准则。靡、若鬲君，以及有仍、虞思和夏朝的百姓，都在祭祀夏朝配享上天、恢复禹的功业方面，立下了巨大的功劳。至于穷石是国名，不是山名，不在张掖，这已经无须再问了。

译齐鲁风俗

汉代《地理志》论述齐鲁的风俗说：“姜太公治理齐国，修明道术，尊重贤能智慧之人，奖赏有功之臣，所以那里的百姓大多喜好经术，矜持功名，性情舒缓豁达而富有智谋。其弊病在于夸耀奢侈、结党营私，言行不一，虚伪欺诈而不合情理。周天子封周公于鲁，让他统治那里的百姓，百姓受到圣人的教化，靠近洙水、泗水，百姓涉水渡河，年幼者搀扶老人并代替他们承担重物。风俗既然日益淡薄，年长者心中不安，与年轻人互相谦让，以至于争辩不休。孔子于是修撰六经来记述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事迹，因此那里的百姓好学，崇尚礼义，重视廉耻。”《集注》中关于功利、夸诈等说法，全都取自于此。王应麟说：“鲁国的政治虽然浑浊，但风俗并未衰败，与东汉的东都相同。”这是特别有见识的话。程子说：“东汉的名节成就于风俗，虽然并非个人自觉修养所得，但一旦改变就可以达到大道。”这话也很有意味啊！

宋人

孙学翼九岁时，读到宋人揠苗助长的故事，笑着问道：“宋人如果真像那样愚蠢，也可以大概看出来吗？”我说：“看《庄子》《列子》两本书，比如戴着礼帽去越国，不知道越人没有用处的人，是宋人；卖防止手冻裂的药，得到百金，不知道有时可以用它来封侯的人，是宋人；即使曹商作为宋王的使者出使秦国，得到很多车马，庄子指责他与舔痔疮的人同类；去问齐国氏致富的方法，得到那是做盗贼的说法，于是真的去做盗贼，因赃物获罪，仍然大大困惑认为被欺骗的人，是宋国的向氏；自己在太阳下暴晒，回头对他的妻子说要把这方法献给君主，以求取重赏的人，是宋国的农夫；得到别人遗失的契约，回家数着上面的齿痕，告诉邻居‘我富有可以期待’的人，是宋国在路上游荡的人。即使是狙公用栗子笼络众猴，自以为聪明；三年为君主做成一片叶子，国家认为巧妙；阳里的华子中年得健忘症，取喻与至理相似；喜好施行仁义的人，三代不懈怠，取喻于祸福相依：都含有极度的愚蠢。一则说‘宋国有个兰子’，再则说‘宋国有个兰子’，兰，是妄的意思，所谓的兰子，是以技艺妄自游荡的人。哪一桩不是宋人？如果说宋国多愚蠢的人，也是适宜的。”有人问：“《庄子》《列子》大体上都是寓言，我私下认为人必定贪财而后怀疑他做盗贼，必定好色而后怀疑他淫乱，何况那七篇又是显然的事实呢？”

河东河内

梁国的河东，是现在的安邑等县。梁国也有河西，《六国表》中“魏将河西之地并入秦国”说的就是这里。梁国的河内，是现在的河内、济源等县。梁国也有河外，《苏秦传》中“大王的地盘，北面有河外”，注解说“指的是河南地”说的就是这里。河的东面西面也称为河内外，《左传》僖公十五年“用河外的五座城邑贿赂秦伯，内部包括解梁城”，《魏世家》中无忌说“在秦国丢失的土地，是河外、河内”说的就是这里。至于河内外，则是梁国的河北、河南之地。苏代说“秦国正式警告魏国：‘我陆路进攻，就攻打河内；水路进攻，就灭掉大梁。’”说的就是这里。那么梁国的土地，从河西蜿蜒直到河南，几乎有两千里，为什么苏秦说“魏国方圆千里”呢？大概是从长边计算而横向不足，截长补短计算罢了。然而已经比韩国大，比赵国确实小，所以文侯、武侯使用它，就成为天下的强国；惠王、襄王使用它，就比天下各国弱。国家的形势固然在于君主的德行啊！

东齐西秦南楚

梁惠王自称东面在齐国战败，西面在秦国丧失土地，南面在楚国受辱，都涉及战争的事。张仪游说他孙子哀王说：“梁国南面与楚国接壤，西面与韩国接壤，北面与赵国接壤，东面与齐国接壤，梁国的地势本来就是战场。梁国南面与楚国交好而不与齐国交好，那么齐国就攻打它的东面；东面与齐国交好而不与赵国交好，那么赵国就攻打它的北面；不与韩国联合，那么韩国就攻打它的西面；不亲近楚国，那么楚国就攻打它的南面。这就是所说的四分五裂的方法。”那么说土地在所必争，正好可以参照观看。宋代杨蟠《金山诗》：“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王平甫讥讽他说：“这是房地产中介的话，懂得丈量四至。”我私下认为谈论地理的人，能丈量四至得到确切结果，这就足够了。就像隋炀帝《泛龙舟曲》：“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这难道是词人容易企及的！

杞

杞国不足以征伐，人们都认为杞国实行夷狄的礼仪，《春秋》贬低它而称它为子，不知道此时的杞国，不再是周武王初封东楼公时的杞国了。初封的杞国，就是现在的开封杞县。《索隐》说：“到春秋时，杞国已经迁到东国，虽然不知道都城在什么地方。”要隐四年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桓公二年七月杞侯来朝见，九月攻打杞国进入其都城，与现在的莒州及曲阜县相邻，可以知道。等到桓公五年，淳于公就是经书中所称的州公，他的国家灭亡，杞国似乎兼并了他。杜元凯说：“迁都到淳于。”僖公十四年，杞国避开淮夷，诸侯为他们修筑城邑。杜元凯说：“又迁到缘陵。”襄公二十九年，晋国联合诸侯为杞国修筑城邑，就是昭公元年祁午列举赵文子的功劳所说“修筑淳于城”的人。杜元凯说：“杞国又迁都到淳于。”淳于，汉代设置县，属于北海郡，它的故城一名杞城，在现在青州安邱县东北三十里。我来到张贞起元居住的地方，他告诉我那里的遗迹依然清晰。缘陵，杜预注：“杞国的邑。”臣瓒说：“汉北海

译营陵县，春秋时期称之为缘陵。据我考证，大概相当于今天昌乐县东南五十里的营丘城。大概杞国在春秋时期，距离最初封地已有一千多里，颠沛流离，依靠他人的力量来谋求生存。《史记》一方面说“杞国弱小，其事迹不值得称述”，另一方面又说“杞国极其微弱，不值得计数”。因此可知杞国的文献缺乏证据，难道仅仅是卫国人称其为“夏肄”，晋国人称其为“夏余”，就等同于采用夷狄的礼制了吗！这句话的精妙含义，解释者都略去了。

译有宋存

我从前曾说，圣人的话语由贤人传述，稍有改动，便不如圣人原意确切。比如《论语》说“杞、宋两国的史料都不足以考证”，《中庸》却改其文为“有宋存”。查考：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从周朝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带回用来祭祀先王，而孔子编录《诗经》时丢失了其中七篇，这难道不是“宋国史料不足以考证”的有力证据吗？看《中庸》中“中庸之道真是达到了极致啊”以及“明白郊祀和社祭的礼仪”等句，分明是子思增删概括《论语》的文字，这样改动《论语》反而失去了原意，所以不确切。了解我或责怪我，任凭世间君子评判，我只是对孔子过于笃信罢了。当时听到这话的人惊骇而后安心。过了二十多年，在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夜，我这个老鳏夫睡不着，忽然想起《孔子世家》末尾说“伯鱼生了伋，字子思，曾在宋国受困，子思写了《中庸》”，不觉豁然领悟，起身感叹道：“《中庸》既然作于宗族改易之时，其文字大概是为了替宋国避讳吧？《荀子》说：‘居住在这个城邑，就不非议它的大夫。’何况宋国是孔子的宗国，仲尼编修《春秋》，对于应当褒扬避讳、贬损而不便直书的事情，就口授给弟子。又因为定公、哀公时期多有隐晦的言辞，《孔丛子》虽然是伪书，但记载宋国大夫乐朔与子思讨论《尚书》，乐朔认为子思侮辱了自己，起身带人攻打子思，子思脱险后，于是撰写《中庸》一书，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缘由。那么书中的言辞应当谦逊，况且当时杞国已经灭亡而宋国独自存在，改动文字也与事实相符。”

我因此有感于黄楚望的经学，他以深思自得为主，以自然恰当、不可移易为准则。他说：“圣经的兴衰，上关天运。如果有领悟，就自以为上天开启了愚昧、神明启示了奥秘。”这确实值得与天下读书人互相勉励啊！

后来考证得到《陈留雍丘县》注说：“这是原来的杞国，在春秋之前迁徙到鲁国东北。”按现在的安邱县正在鲁国东北，只因在春秋之前迁徙，所以进入春秋时期，邑地就被莒国夺取，明确的证据就在这里。凭借杜预的博学广识，为什么不直接引用这段文字，却说通过推寻事迹才知道呢？读书没有遗漏，难道不是很难吗！

宗庙会同

季本在《宗庙会同四句》文中说：“到了春秋时期，古礼完全废弛。人们只见不到诸侯朝见天子并参与祭祀，那么所见的就只有诸侯的宗庙，而没有再有人辅助天子宗庙祭祀的了；人们只见不到诸侯跟随天子共同谋划，那么所见的就只有诸侯的会盟，而没有再有人辅助天子会盟的了。不知道宗庙祭祀是天子的事情。天子的宗庙祭祀，有序爵以辨别贵贱，序事以辨别贤能，这些都是为了辅助天子。会盟是天子的事情。天子的会盟，有在王都听禁，在方岳请命，这些都是为了辅助天子。那么辅助天子宗庙会盟的，如果不是诸侯又是谁呢？”艾南英评论说：“必须将《礼记》、《周礼》、《春秋左传》融会贯通，才知道这篇文章的确切。”我按：辅助天子宗庙祭祀，是大宗伯的职责，小宗伯辅助他。《周礼·大宗伯》说：“治理大礼，诏告并辅助王的大礼。”郑玄注：“治，就是简习。预先简习大礼，到祭祀时用来辅助诏告王。”贾公彦疏：“诏告并辅助王的大礼，是指在未到时诏告他，等到行事时又辅助他。”《小宗伯》说：“诏告并辅助祭祀的小礼。凡是大礼，辅助大宗伯。”这与诸侯有什么关系？辅助天子会盟，上摈则是大宗伯。《周礼》说：“朝觐会盟，就担任上相。”郑玄注：“相，就是诏告王的礼仪。”是对的。肆师担任承摈，小行人也担任承摈，大概一个辅助大朝觐，一个将币帛用于四时常朝直到末摈，司空下属的啬夫担任，见于《觐礼》。这也与诸侯有什么关系？我想季氏偶然因为《论语》“相维辟公”，就认定辅助天子宗庙祭祀的是诸侯，不知道这句与“肃雝显相”、“相予肆祀”，都是指助祭的人，而不是指诏告礼仪的“相”。邢昺《论语疏》：《聘礼》说：“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玉藻》说：“君入门，介拂闑，大夫中枨与闑之间，士介拂枨。”那么卿为上介，大夫为次介，士为末介。这里说愿意做小相，是谦辞，不敢做上摈、上介的卿，愿意做承摈、绍摈、次介、末介的大夫、士罢了。妙！但是漏掉了祭祀的小相。《左传》文公二年：“夏父弗忌为宗伯。”《鲁语》：“宗人夏父展。”《祭统》：“大宗执璋瓒亚祼。”其官职是一样的。那么诸侯的上相就是宗伯，小相必定是宗伯的属官，像《鲁语》所称的“宗有司”。子赤谦逊而愿意做，证据都清清楚楚，为什么舍弃这些而另作解释？又有像艾南英那样高谈阔论的人，从而附和呢？

端章甫，就是束带立于朝，愿意做小相，就可以让他与宾客交谈。子赤自思从政为大夫，难道妄自思念周天子与之一诸侯？如果不是诸侯又是谁？于是指向诸侯的事情而言，不是人。题目已经认错。当春秋时，礼不尽如古，所以僖公二十八年传“郑伯傅王，用平礼也”。杜注：“傅，

译相礼的人。用周平王宴请晋文侯仇的礼仪来宴请晋侯。”大概当时能够主持礼仪的人也很少，郑伯向来以懂礼闻名，所以被用来为周王相礼，这并不符合周代的制度。如果像宣公十六年定王宴请士会时，由原襄公相礼，原襄公是周朝的大夫，难道属于五等诸侯吗？胡朏明说：“传文中说使用平王的礼仪，那么周朝东迁以前未必如此，这是可以知道的。”

译从前送她到门口，

这“门”指的是父母家的门，并不是女子所嫁往的夫家的门。现在的人只是因为俗礼中有母亲送女儿到夫家的仪式，就误认为是夫家的门，不知道妇人迎送不出家门，又内言不出于梱，古代哪有这种情形呢？然而孟子所说的这一礼，与《仪礼·士昏礼》的记载也很不同。《仪礼》记载说：“父亲在阼阶上，面向西告诫女儿，母亲在西阶上告诫，不降阶。”又说：“父亲送女儿，命令她说：‘要谨慎恭敬，早晚不要违背命令。’母亲给她系上佩巾，说：‘努力谨慎恭敬，早晚不要违背宫中的事务。’庶母在门内，给她系上佩带，重申父母的命令，说：‘恭敬地听从宗族和你父母的话，早晚不要有过失，看那佩巾和佩带。’”由此可见，告诫的人不止母亲一人，所送的地方也不止门口一处。大概孟子言礼多只讲大纲，来不及详细论述，如诸侯的丧礼就可以看出。况且《仪礼》定在周初，而各国实行已久，颇各自随其风俗，如卫人附祭是分离的，鲁人附祭是合并的，虽然孔子赞许鲁国，但卫国当时仍然我行我素。或许孟子是依据邹国的婚礼吧？学者应当识别这种变通之处。

益

益是皋陶的儿子，见于孔颖达《尚书》疏、陆德明《经典释文》、邢昺《论语》疏、张守节《史记·秦本纪》注，都相同，不只是曹大家、高诱、郑康成而已。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蔡沈《书集传》反而缺失。金仁山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楚国灭掉六国和蓼国时，伯翳的后裔嬴姓，如秦国、徐国、赵国尚存，怎么会有臧文仲说‘皋陶不祀’呢？明显不是父子关系。”这是不对的。臧文仲是哀伤楚国强盛，日益侵食中原大国，而作为中原大国祖先的祭祀也被废止，并不是说皋陶完全没有后代。怎么验证呢？皋陶是偃姓，群舒都是偃姓，则出自皋陶。灭六与蓼，见于《左传》文公五年传，而文公十二年不还有群舒叛楚吗？有人说：“皋陶是偃姓，伯翳是嬴姓，难道姓氏不同吗？”我说：“古代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来赐姓。尧是祁姓，丹朱是他的嫡子，却是狸姓，哪有父子同姓的道理？”我因此又领悟到舜的五位臣子，功劳都很高，德行都很盛，当禹让位于稷、契以及皋陶而没有让给益时，实在是因为益是皋陶的儿子。不然，禹后来尚且向天推荐益，难道这一天益就不堪担任百揆之职吗？大概儿子不可以与父亲并列，后代作为人子，三次赏赐不及车马，以及三次任命超越父兄是不合礼的说法，都源于此。

朱熹说：“孟子说益烧山泽，是让他清除障碍、驱逐禽兽，未必让他担任虞官。直到舜任命他做虞官，然后才让他养育草木鸟兽。”确实如此。但说未必让他担任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阏伯担任尧的火正，住在商丘，见于《左传》襄公九年。舜被提拔任用，益就担任此职。舜即帝位后，益又升迁做虞官，分明是各为一职，何必置疑？大概因为朱熹时代已久无火官［三代以下只有汉武帝设置别火令丞三人，中兴时期省去两人，晋《职官志》没有］，所以也不暇详细分析罢了。古代火官最重要，高辛氏时的祝融能昭显天地的光明以生长柔美的材木。《周礼》：司爟掌管行火的政令，四季变换国火以救治时疾。火不经常变换，疾病必然兴起。圣人调和阴阳的微妙权柄，正寄托于此。看那藏冰、启冰之间，尚且足以调和四时而避免夭折，何况火是民生不容一日废弃的，其出自内廷所关乎气化如何呢？唉！后代众官都完备，唯独火政缺失。饮水知道选择水，烹煮不知道选择火，百姓必然暗中感受疾病而没有人能救，其不幸岂可胜道！

人们都知道尧有女婿，不知道舜也有女婿。舜对柏翳说：“咨你费，辅佐禹的功业，你的后代将大大兴盛。”于是将姚姓的玉女嫁给他。姚，是舜所受的姓。玉女，见于《祭统》。称玉女，是美称，君子将玉比作德行，难道其他庶姓女子可以称吗？这是益为舜的女婿，皋陶与舜为婚姻，这也是古今未曾提出来的［唐诗云人主人臣是亲家］

皋陶

舜的五位臣子之中，禹最为杰出，稷、契次之，皋陶再次之，益又次之，这是品第。有人问：“孟子‘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上文没有皋陶，这里特意补出，好像只有皋陶才足以配禹，为什么呢？”我说：“顾麟士有云：‘唯独皋陶并列，也是大概之言，不屑于分配罢了。’或许古人原本就并称，顺口沿袭。”又有人问：“如果禹、皋陶是见而知之，而且将道统归属于皋陶，益明显不是皋陶不足以配禹了。”我说：“读归熙甫《孟子此章叙道统不及周公颜子论》，也可以恍然明白其中的缘故了。大概古代的圣贤，有遗言而无遗意。观言者若能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算是见知，那么周公就不居其下了；孟子以此自任，那么颜子就不在其后了。吕尚、散宜生称为见知，并非过分。然而虎踞鹰扬，看那欣欣休休的气象，怎么样呢？他不叙述周公，大概也是以文王而言，那么周公所师

译这即是敬止的家学，他看待文王如同看待自己一样。父子遵循同一条大道，举出这一方就可以涵盖另一方了。《易经》由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作，而班固说：“《易经》历经三位圣人。”至于谈迁与司马迁同称太史，班彪与班固同号班书，这大概是古人的惯常说法。如果拘泥于这种说法，那么武王为什么不被列举呢？后来称颂三王并紧接着提到思兼，孟子的用意就可以知道了。孟子以道自任，并非僭越。然而泰山巍峨，比起和风庆云的气象，又怎样呢？他不叙述颜回，大概是因为从自身角度来说，孟子作为私淑弟子，大概自附于亲炙弟子之列，他看待颜回如同同辈一样。彼此遵循同一条大道，正忙于自我论述，就没有闲暇顾及他人了。周朝有十位乱臣，而《君奭》说：“只有这四人。”至于序论大孝则称颂曾子，论及好学则唯独赞许颜渊，这大概是古人的专用说法。如果拘泥于这种说法，那么曾子、子思又为什么不被列举呢？后来论及禹、稷并将其归结为同道，孟子的用意就可以知道了。精妙啊，这番议论！岂止是禹、皋陶并称，五臣中也有将禹、稷并称的，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这是太平盛世的情况。请让我像熙甫那样论述并加以申说：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忧虑，至于禹、皋陶则是见而知之，禹、皋陶并称，是惯常的说法。禹、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禹、稷处于太平盛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禹、稷并称，是专用的说法。惯常的说法、专用的说法，所谓言语本来各有其恰当之处吗？

译我从前往来于洪洞县，看见路边有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皋陶故里”，旁边有祠堂和坟墓。虽然我亲自到祠堂下拜祭，心里却非常不以为然。因为《帝王世纪》说：“皋陶出生在曲阜，曲阜是低洼之地，所以帝尧因此赐给他姓偃。”《皇览》说：“皋陶的坟墓在庐江郡六县。”《括地志》说：“旧六城在寿州安丰县南一百三十里，安丰现在废置并入寿州，成为安丰乡，皋陶葬在他受封的国家。”《唐宗室世系表》中皋陶向上追溯到颛顼，向下延续几十代，都与洪洞毫不相干，不知是什么原因误传到这里，在此予以纠正。

《后汉书·杨赐传》记载：杨赐出任廷尉，他自认为不是精通刑律的人，说道：“三位先王成就功业，只有殷朝对百姓施行刑罚，皋陶并不参与，大概是吝惜他的德行。”《北史·高允传》记载：高允认为司法关乎人命，常常感叹说：“皋陶具有至高的德行，但他的后代英、蓼两国最先灭亡，刘邦项羽争夺天下时，英布被黥刑后称王。历经世代虽然长久，仍有刑罚遗留的祸患，何况凡人能不犯过错吗？”这类议论兴起，于是有了“刑官没有后代”的说法，大概是不了解伯益是他的儿子。如果知道这一点，伯益的后代拥有天下，难道皋陶的后代就不拥有天下吗？然而（皋陶的后代）也到秦庄襄王就终止了。严华谷说：“秦国兴起，帝王的福泽影响就断绝了。”我也说：“秦政建立，皋陶、庭坚的祭祀真的断绝了，这尤其令人悲哀！”

外丙、仲壬，自从程子说“年”是“岁”的意思，才开始出现不同的说法，后来人们聚讼争辩，都要依据程子的说法。这也本于《书序》、《书传》，朱子说：“这两本书都是后人撰写的，怎么可以凭信呢？”我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礼制，唐尧、虞舜禅让，夏后氏、殷商、周朝世袭，这是帝王不同的礼制。殷商之道是亲近亲属，立弟弟为君；周朝之道是尊崇尊长，立儿子为君。周朝之道是太子死了立嫡孙，殷商之道是太子死了立他的弟弟［见《史记·梁孝王世家》，又说：“如今汉家效法周朝，周朝之道不能立弟弟，应当立儿子”］这是殷商和周朝不同的礼制。所以周文王在伯邑考死后，虽然有伯邑考的儿子在，却舍弃他而立武王，先儒认为这是殷商礼制的是正确的。孔子说“立孙”，自然是针对周朝而言的。艾千子说得真好：“如果商朝必定世袭嫡长子，那么孟子这两句话就是多余的话；如果外丙、仲壬只活了二岁、四岁而不被立为君，等到太甲才立，这不过是伊尹心中尚未显露的事，怎么会流传到战国时代而等到孟子才说出来呢？”商汤的寿命确实无法考证，皇甫谧说商汤活了一百岁，太丁已经死了，而外丙、仲壬都是商汤的儿子，仅仅活了二岁、四岁，长幼相差如此悬殊吗？况且即使按年龄顺序，外丙排在仲壬之前吗？暂且保留我的说法以等待后来的学者。我认为程子如果复生，也应当采纳这个说法。

宁武子俞，是庄子速的儿子，在卫国做官，正值文公、成公时期。《集注》是这样说的。备考说：“武子不曾侍奉文公。”古代公族世代担任大夫，父亲死了儿子继承。成公元年，速还在向地参加盟会；到三年，俞才在宛濮参加盟会，可知有道、无道都属于成公朝。陆稼书则认为：“春秋时期父子同时在朝廷做官的很多，只应当依据注疏。”然而也没有具体的事例来证实。我请求用具体事例来证实，比如鄢陵之战，栾书率领中军，长子栾黡到鲁国乞求援军，次子栾针担任厉公的车右，所以都是大夫。辅佐中军的，父亲是士燮；担任公族大夫的，他的儿子是士匄。率领下军的，父亲是韩厥；担任公族大夫的，他的儿子是韩无忌［后二年悼公即位时的事］季孙宿执政担任司徒，长子季纥虽然早死，仍然得以谥号为悼子，因为是大夫的缘故；庶子季弥出任国君的左宰，都是同时在朝，又何必怀疑宁氏父子呢？大概文公末年，俞已经历任大夫，正值卫国没有变故，所以说“有道则知”；成公三年，俞继承父亲担任正卿，遭受各种艰险，所以说“则愚”。《集注》把有道归属于文公，无道归属于成公，先文公后成公，其次序本来不紊乱。

孔子在卫国，年龄五十九岁，当时学习鼓琴，老师是师襄子。《世家》一处说师襄子，两处说师襄子，三处说师襄子，与《论语》中说的“襄”，自然是两个人。况且《论语》中的襄是鲁国的伶官，每天以击磬为职务，在入海之前，怎么容得下他抽身到卫国，让孔子跟随他学习呢？注本《家语》说：“襄就是孔子跟随学习琴的人”，不是这样。

《四书辨疑》说：“《集注》：‘孟，姓；舍，名。施，发语声也。’这是因为‘舍岂能为必胜哉’单称舍字，所以把施当作发语声。然而在姓与名中间插入一个字作为发语声，不成话了。意思是在舍字上面应该合有施字，大概是传写脱漏了。”我认为《集注》也与赵注相同。赵氏的意思，认为古人两个字的名字没有单称一个字的，现在说舍，那么舍是他的名字；古代没有见过复姓孟施的，那么孟是他的姓。于是把发音当作施字。不知道发在开头，如吴国叫句吴，越国叫于越；如果在中间，那么语助词多用之字，没听说过用施字的。况且孔子时鲁国有少施氏，怎么知道孟施不是少施一类呢？

淳于髠，齐国的辩士。《集注》说

译你，似乎不如太史公将《淳于髠传》排在孟子之后、荀卿之前，说：“淳于髠，是齐国人。”又排在《滑稽列传》的开头、乐人优孟之前，说：“淳于髠，是齐国的赘婿。”赘婿，是像疣赘一样低贱的人。这两处分别叙述籍贯的地方，便可见《史记》的深意。我认为不如删去见于《孟子》、《荀子》中的记载，保留冠于《滑稽列传》之首的记载。大概淳于髠是俳优一类的人。看他跟孟子说：“贤者对国家没有益处。”焚书坑儒的祸患就基于此了，哪里要等到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呢！

译奄飞亷

有个童子跟随他的老师，老师让他诵读王文恪的《周公兼夷狄》一文。我进入他的私塾，特意上前问道：“猛兽指的是虎豹犀象，那么夷狄又指什么？”我说：“就是王文恪所指的奄国、飞亷这些人。《秦本纪》中记载，中潏的玄孙叫中潏，在西戎保卫西垂，实际上生了蜚廉。又前面提到柏翳的子孙有的在中国，有的在夷狄，飞亷难道不是夷狄吗？郑康成说：‘奄国在淮夷的北面。’看后来它屡次与淮浦的夷人、徐州的戎人一起叛乱，那么正是一类人。安国的传注出现较晚，但说成王把奄君迁到蒲姑，蒲姑是齐地的地方，靠近中原，受到教化，中原就正好与夷狄相对，大概奄也是夷狄。王文恪的说法确实有依据。林次崖说五十国中一定有夷狄，丘琼山说不只是奄、飞亷，还有夷狄，这些都是主观臆断的说法。”

亡人

王伯厚的《史记正误》，没有瑕疵不攻击，没有缝隙不进入，真可以揭开千古的真相了。但仍有一个大错误没有纠正，大概司马迁有很多妄说，《晋世家》中“献公即位，重耳十一岁，奔狄四十三岁，返国六十二岁”就是如此。查《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说：“我先君文公，出生十七年，流亡十九年。”《国语》中僖负羁说：“晋公子出生十九年而流亡。”这就是文公在狄国时，舅犯称他为亡人时，年龄才二十一岁，回国时三十六岁，即使去世也只有四十四岁。所以杜氏注释城濮之战时说：“晋侯到这里四十岁了。”怎么会有像陈际泰那样诡辩而不正，文辞老练而举荐，因为担心日暮而计策挺出的情况呢？陈际泰号称时文中博古的人，却还这样。记得以前我曾给他的集子题词说：“时文一类名士，能兼通古学，言语便涉及夸张。”如罗万藻传陈大士，称他善于持论，十三经、二十一史无从说起的书，只用来代替寒暄酒茗的谈话。陈大士自撰《陈氏三世传》说：“曾经读《五代史》，朱温在母亲面前举杯祝寿说：‘朱五经有儿子，竟然做了三道节度使。’母亲说：‘你做了三道节度使。’”考查朱全忠在僖宗中和三年三月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七月回到宣武，就派人迎接母亲，摆酒在面前祝寿，尚未兼任淮南节度使，何况三道呢？后来又兼任宣义，兼任天平，兼任护国，除去淮南随即罢免不领，实际上为四镇节度使。即使以忠武代替天平，也是四镇节度使；再以天平易忠武，也是四镇节度使。所以哥哥全昱说他为四镇节度使，没有三道的说法。难道酒间的话本来就应该谬误吗？经史古人用全力注释还不足够，时文名士用余力涉及，怎么能精呢［黄子鸿向来听说这个论点难以驳倒说：“杲尔，重耳居住在蒲城，是庄公二十八年，为晋献公十二年，重耳年龄才七岁。”我说：“古代诸侯的儿子，生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之手，即使借他们的名字来镇守外面，事情都由师傅掌管，如六朝有典签，所以襁褓中无碍。没看见《梁书》中南康王绩天监八年封邑二千户，出任轻车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当时年龄才五岁吗？”子鸿高兴］

大夫僎

陪臣到春秋时也称大夫，公叔文子的臣子大夫僎，大夫僎，是家臣的称呼，不是像洪注所说“僎本家臣，推荐他方并任为大夫”的说法。有人惊讶，我说：“请征引《檀弓》：陈子车死在卫国，他的妻子和他的家大夫谋划用殉葬，陈子亢后到，子亢说：‘妻与宰。’宰就是家大夫，不是齐与卫的通称吗？再征引鲁国：孟献子去世，司徒旅归四布。司徒，是孟孙氏家臣的官名，所以《少仪》说去公卿的丧礼，就说‘听役于司徒’。这是叔孙氏的司马鬷戾，司马，是叔孙氏家臣的官名，所以襄公二十三年以公鉏为马正，注说：‘马正，就是家司马。’再征引晋国：赵简子生病，大夫们都害怕，董安于问扁鹊；赵简子每次听朝不悦，诸大夫请罪，简子说：‘没听说有臣子像周舍那样刚直敢言的。’而且南蒯，是费邑的宰，而司徒老祁、虑癸，又是南氏的家臣，这是陪臣之下又有陪臣了。所以《论语集注》‘佛肸，晋大夫赵氏的中牟宰’，《孟子集注》‘阳货在鲁为大夫，孔子为士’，都很确切，不必有‘货非大夫而以大夫自处’的说法。”有人说：“那么仕于家叫仆吗？家仆杂居齐齿，不合礼。又仕于家的人，出乡不与士齐齿，大夫的臣子如此卑贱，将怎么办？”我说：“这是古制，春秋时完全不同了。大夫俨然比诸侯，陪臣俨然比大夫，由来已久，君子在这里正可以观察世变了。”

江汉

胡朏明客居京师，我当时写信求助于朏明，很久他才肯草拟几条来回应，其中有很多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都记载在这里。他的《江汉》说：“江出岷山，汉出嶓冡，都在梁州的区域。汉水到大别山流入江，二水

译合而为一，便总称为江汉。所以《禹贡》中荆州部分说“江汉朝宗于海”，《职方氏》中荆州部分说“那里的河流是江汉”，大概是因为源头不同而水流相同，实际上是一条水。曾子提到江汉，也是指合流之后的江水而言。下文，本来是用“秋阳”来对仗的。由此更加确信我的朋友在解释《中庸》时，用“河海”来对仗“华岳”，断定这是两座山，非常确切。大概都是依据奇偶相对的原则罢了。《书纂言》说：“汉水源头遥远、水流宏大，可以仅次于长江，两者相互匹敌，与其他小水汇入大水的例子不同，所以汉水能够分享‘江’的名称，成为北江。”又说：“三条大渎各自独立成渎，只有长江与汉水共同构成一条大渎。经文不把汉水附属于长江而抹杀它入海的实质，所以在汉水和长江上并列说它们入海，从而同为一条大渎。”

译羽山

羽山说：“《尚书》中有两处羽山：一处是《舜典》中‘将鲧诛杀于羽山’，传文说：‘羽山，在东方边远之地，在海中。’另一处是《禹贡》中‘蒙山、羽山种植庄稼’，疏文引用《地理志》说：‘羽山在东海祝其县南。’如今汉代祝其故城在赣榆县西，山就在县的西北。解说者认为这是舜诛杀鲧的地方，山下有羽潭，就是《左传》所说的‘他的神灵化为黄熊，进入羽渊’的地方。我认为此地距离三凶（共工、驩兜、三苗）特别近，恐怕不是流放居住的地方。郑玄说在海中，似乎确切。如今登州府蓬莱县有羽山，北接直隶沙门岛。《寰宇记》说：‘在县城东十五里，就是诛杀鲧的地方。’有鲧城在县城南六十里，因为靠近诛杀鲧的地方而得名。这与传文所说的在海中相合。《齐乘》说：‘蓬莱县九目山东北二十里有龙山，再往北就是羽山。’《县志》说：‘羽山在县城东南三十里。’那么《禹贡》中的羽山在徐州地域，《舜典》中的羽山在青州地域。登州是古莱夷之地，三面靠海，所以称为海中。在此诛杀鲧，正是荒服所说的二百里流放之地吗？”

毕郢

毕郢说毕原，实际上有两处：在渭水南边的毕原，一名毕郢，周文王的墓在那里，武王的墓也在那里。周公去世，成王将他葬在毕，史书称毕在镐京东南杜中，地势逼近终南山。韩愈《南山诗》中‘前寻径杜墅，坌蔽毕原陋’，是在渭水北边的毕原，则名叫毕陌，秦惠文王的陵墓在那里，悼武王的陵墓也在那里，相隔仅一里。《元和郡国图志》说：毕原就是咸阳县的治所，原南北数十里，东西二三百里，没有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也叫毕陌，汉代诸陵在上面。所以刘沧《咸阳怀古诗》中‘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汉诸陵’是正指文王庶子高所封的毕，左传注说在长安县西北，是毕郢；《通典》说在咸阳县，是毕陌。两位杜氏（杜预、杜佑）的说法，我遵从杜预。

四海

胡朏明依据《尔雅·四海解》来解释，凡是说四海的，他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郭璞注：“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其次是四荒。”我认为：古书所称四海，都是指地域，不是指水，所以《尔雅》这条归入《释地》，不归入《释水》。《禹贡》九州之外，《益稷》十二州之外，都是四海，不以水的远近为界限，《说苑·辨物篇》‘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就是如此。自从宋人抛弃旧有的训诂，直接把海当作海水，而古书所称四海的含义，才开始有不能通达的了。我曾写信去质问：‘孟子说“放乎四海”，禹“以四海为壑”，这能说不是指水吗？’朏明不觉欣然。大概四海的含义有两种：有适宜从《尔雅》解释的，‘四海遏密八音’就是，却很少；有适宜从郑玄《周礼注》‘四海犹四方也’解释的最多。如上句说“天下慕之”，下句说“溢乎四海”；上句说“中天下而立”，下句说“定四海之民”，大概四海就是天下的字面意思。就像古书“百姓”有两义，“六艺”也有两义，应当如朱子所说“此就此说，彼就彼说，不得执此以碍彼”，这才正确。

中国夷狄

中国、夷狄，《大学》说“只有仁人放流他们，驱逐到四夷，不让他们与中国同处。”《中庸》说“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孟子》上：“统治中国而安抚四夷。”《孟子》下：“东夷的人，西夷的人，得志行乎中国。”《左传》成公七年，季文子说：“中国不振作军队，蛮夷入侵讨伐。”昭公十七年，仲尼说：“天子失去官职，学问在四夷。”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戍说：“古时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微，守在诸侯。”以上经传所说的，其中说“中国”与“诸侯”的，就是《禹贡》甸服、侯服、绥服三千里之地；其中说“四夷”及“蛮貊”的，就是要服、荒服二千里夷、蛮之地。今人言“中国”，必定包括九州的全部地域；言“四夷”，辄以为夷、狄、戎、蛮不登版图的区域，失去其旨意了。真作此解，那么四夷怎肯为天子守？蛮貊之下，何以复有舟车人力等语？流放窜殛，都在九州之内，又何以说投诸四裔呢？

放勲

古帝王有名有号，如尧、舜、禹，是他们的名；放勲、重华、文命，都是他们的号，不是史臣的赞辞。孟子引古《尧典》说：“放勲乃徂落”，许慎《说文》正同。后来引尧的话为“放勲曰”，则可知其以是为号了。朱子只因为伪古文“重华协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将“重华”、“文命”二字各断为句，与今文“放勲”字面一例，而竟连下文。既

译联系下文，自然不能解释为“号”，同时也不能解释为“非尧之号”，这叫做以假乱真。屈原的二十五篇赋最接近古意，《离骚》说：“就重华而敶词”，《九章·涉江》说：“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怀沙》说：“重华不可遌兮”，“重华”一共出现三次，都是实指舜，怎么能像《集注》所说“重华本是史官赞颂舜的辞语，屈原借此作为舜的号”呢？

译履，大概是汤的名字，这是孔安国在《论语》注中的说法。朱熹将“殷”改为“盖”，不过是因为成汤名天乙已经在《史记》中出现，不应该在这里又名叫履，所以用了表示疑问的词。请问纣名辛，也已经在《史记》中出现，为什么《牧誓》说“商王受”，《无逸》说“殷王受”，难道不是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吗？大概是因为以生日命名儿子，是殷代的质朴之风；在适当的时候赐予美好的名字，又是殷代的文饰之风。况且向天祷告时自称名字，向众人宣告时呼唤名字，难道还有什么可疑的吗！

散是氏，宜生是名。集注本《周易》孙疏将“姓”改为“氏”，最为正确，也与《尚书》孔颖达传相合。但是根据《大戴礼记·帝系篇》：“尧娶散宜氏的女儿，称为女皇。”《汉书·古今人表》：“女皇，尧的妃子，散宜氏的女儿。”那么应当以散宜为氏。不仅如此，孔子的弟子如卜商、陈亢、端木赐、言偃、颜回、仲由、颛孙师、宓不齐、冉雍、公西赤、申枨、冉耕、澹台灭明、巫马施、琴牢、高柴，不是弟子的如斗谷于菟、微生高、公明贾、微生亩，第一个字或前两个字都是氏，而不是姓。古代男子不称姓，现在集注这样说，是用女子所生的氏冠在男子之首了。

师尹，是周太师尹氏。不知道对于吉甫来说是什么人，但他的姓确实叫姞。所以《都人士》这首诗中“彼君子女，谓之尹吉”，郑玄笺注说：“吉读作姞，是周室婚姻中的旧姓。”我认为上面是氏，下面是姓，就像齐姜、宋子那样，不同于晋代的王、谢，唐代的崔、卢，仅以氏来称呼。郑夹漈讥讽《史记》不能辨别姓与氏。

郑康成在《礼记注》中说：“君陈大概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弟弟。”疏引康成《诗谱》说：“长子伯禽封于鲁，次子君陈世代守护采地。”《书音义》也依据郑注明确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因为朱熹没有提及、蔡传没有说到，就一概抹杀呢？

王元美历数古今创业的君主，都对长子不利，从帝喾对于挚开始，此后凡是正统、闰统以及外裔都如此。作为嫡长子而得以传位及后人的，只有禹的儿子启，这也奇怪了。我认为启之后便多变故，这就是所谓与子之后都不祥，二世尤其历数不爽。

小时候读陈大士《君取于吴为同姓》两句文章，说：“君主的命令，有的能实行，有的不能实行。说：‘一定不敢公然攻击’，这是命令中一定能实行的；说：‘一定不敢暗中讽刺’，这是命令中一定不能实行的。于是国家之中，有了吴孟子的称号。”孟子，是昭公自己称呼的；在孟子之上冠以吴字，就不是昭公自己称呼的了。后来读孔颖达疏《左传》：“《论语》称为吴孟子，大概是当时人的常言。”疏《礼记》：“《坊记》称为吴孟子，是当时的言语有称吴的。”才知道陈大士的文章本于此。我尤其喜爱疏中说：“鲁《春秋》还去掉夫人的姓称为吴。说《春秋》没有这个文字，《坊记》这样说，是因为夫人刚到，一定要写在简策上。如果娶齐国女子，就说夫人姜氏从齐国来到；娶宋国女子，就说夫人子氏从宋国来到。这个孟子刚到之时，也应当写为夫人姬氏从吴国来到。同姓不得称姬，旧史所写的，大概直接说夫人从吴国来到，是去掉夫人的姓，直接写为吴而已。仲尼修《春秋》，因为犯礼明显，完全删削其文，所以经文现在没有这件事。加上死后，只说孟子卒，那么吴这一个字，当日不是出自昭公的口决了。”

有人传说曾经熟悉各位先生与人论学说：“读书我不敢说，只是从小学习的《四书》，《四书》中又有《大学》，《大学》又开篇第一二行‘子程子曰’四个字，已经是程子了，为什么又子之？而且程子，是明道呢？伊川呢？为什么不明确标出？这四个字已经不能理解了。”人多不能回答。我曾经代为回答说：“《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子沈子’，何休注说：‘沈子称子冠在氏上，是表明他是老师。不冠子的，是其他老师。’《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张湛注说：‘载子在姓上，是首章是弟子所记的缘故。’朱子自己认为渊源于程子，所以又加上子字。朱子初著书，引明道语就说明道，引伊川语就说伊川。后来真见其兄弟学术相同、言辞相合，尽去明道、伊川字面，总一‘程子曰’。迄今读《近思录》者，可知‘《大学》，初学入德之门，其它莫如《论》《孟》’，语出伊川先生，而《集注》则浑然，所谓‘彼一时，此一时’耳。于答是也，何有！”

湛园未定稿说：“夫子作《春秋》，贤之书字，仅十二人。弟子未

译有以字来称呼的，比如称闵子骞，这不过是直接叙述当时人们的说法。当时他的父母兄弟都称他为孝子，而当时的人也一同称赞他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这就是所说的不违背他父母兄弟对他的评价。至于其他弟子，本来就没有这样的称呼了。

译匡章

顾麟士说：“匡章应当名章，字章子，这是公都子称呼他的名，而孟子称呼他的字。”蔡虚斋说：“匡章又被称为章子，大概‘章子’是字，现在去掉‘子’字，就像称‘颜渊’一样，这是孟子称呼他的双字字，而公都子称呼他的单字字。”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查考《战国策》，齐宣王与群臣都称他为章子，大概在人名的后面加上‘子’字，当时多有这种称谓。田盼，人们称为盼子；田婴，人们称为婴子；田文，人们称为文子；以及秦国的魏冉，也被称为冉子，都是这一类。

戴盈之

孙学翼读《集注》：“戴盈之，也是宋国的大夫。”来问我说：“戴盈之似乎是前文戴不胜的字。‘胜’音升，名与字正好相反，知道是同一人。”我查检孙奭的疏证，观点宛然相同，赞赏他能言善断。又关于“今兹”，杜预注《左传》说：“今兹，指这一年。”《集注》也简略未详。

庄暴

庄暴，是齐国的臣子，在君主面前称臣下的名，符合礼制。庄暴回答孟子时，还三次称名，而孟子在齐王面前却不曾斥其名曰“庄子”，这是记录者的错误，《集注》也简略未详。我最赞赏宋代陈善的话：“庄暴这一章，都讲的是喜悦快乐之乐，而世人读作礼乐之乐，错了。只有‘鼓乐’应当是礼乐，其他如‘独乐乐’与‘众乐乐’，也是喜悦快乐之乐。不然的话，前面刚讲礼乐，后面又涉及田猎，岂不是不伦不类？”真是通达之人的言论。大概孟子曾经告诉齐宣王先王没有流连荒亡之乐、荒亡之行，一旦言语触及他的心病，所以他不自觉地变色回答说那些话。如果真的是喜好礼乐，庄暴是个平庸的臣子，纵然不能对答，他怎么会向孟子咨询该怎么办呢？正因为喜好欢乐与喜好财货、喜好美色是一类事情。今乐与古乐的不同，子夏回答魏文侯时辨析得很详细，齐音那种傲慢邪僻、志向骄矜的风格，能与在齐国的韶乐相比而同吗？不可比而同，难道孟子是先顺着君主的非道之言，然后再引导到正道上去吗？应该不会这样，必须读作喜悦快乐之乐，文义才协调。大致上诗书没有口，冤屈与正直难以辨明，后人多被先儒的成说所压制，而不暇自行伸展心思目力，去追寻千载之上圣贤的微言奥义，于是相继成为矮人观场，可悲啊！随即查检郝氏《孟子解》，也说：“乐乐，就是说乐其所乐。上乐谓喜好，下乐谓所乐之事。至于所乐之事，即下文鼓乐是其一，田猎又是其一，所以特别说：‘臣请为王言乐。’”

瞽瞍象

《孟子或问》成书于淳熙丁酉年，后来因为没有再加以厘正，所以不能与《大学》《中庸》并传。其实其中有胜过《集注》的地方，比如“父母使舜完廪”这一条。其辞说：“林氏认为司马光以为是当时尧将要禅让天下给舜，瞽瞍、象虽然愚昧，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和兄长成为天子而想要杀他吗？假使杀了他，尧必定会诛杀自己，应该也有所不敢。苏氏认为舜地位卑微时，已经能使瞽瞍、象不陷于奸恶了，难道到了这个时候还想要害他吗？因此都怀疑孟子有误。只有程子认为这不是孟子的话，而是万章传闻的错误，而孟子来不及辩驳罢了。”这几种说法，恐怕都不妥当。大概天下的事情，有不可以常情测度的。假如瞽瞍、象还知道利害所在，那么他们也就不是非常顽固傲慢，而舜所处的境地也就不足以成为天下最难的事了。“不格奸”，只是能使他们不陷于刑戮，像《家语》所说的搜捕杀害他们未曾得逞，就是指这焚廪揜井的事情。况且圣贤对于世俗传闻中不实的事情，必定辩驳明白以晓谕天下后世，哪有明知不是这样却来不及辩驳的呢？我认为世人诬蔑舜说瞽瞍来朝见自己，孟子则辩驳说必定没有；诬蔑舜说流放象，则辩驳说未曾有。凡是对于传讹的迹象，没有不辩驳明白以晓谕天下后世的，哪有明知不是这样却故意设立言论其理的呢？如果像金氏所说只是在发明圣人处变的心，只要得其心，那么事迹有无都不必辩驳，几乎近于儿戏了。人们固然是习以为常而不察耳［“父母使舜完廪”七十九字疑为古《舜典》之文，详见《尚书古文疏证》］

瞽瞍底豫

《集注》用《尚书》所说的“不格奸”、“亦允若”来证实“底豫”，不对。我曾经以《五帝纪》中舜践帝位，载天子旗，去朝见父亲瞽瞍，恭敬谨慎，如同子道，这才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豫的时候。与舜身为庶人，仅仅说“不格奸”相比，有着深浅次第的不同。只看“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一节，有“为不顺于父母”的话；“天下大悦而将归己”一节，有“不得乎亲”的话，在这里都是考验舜在田野之中的事情。况且此前虽然说是“克谐以孝”，舜还是不告而娶，认为告了就不能娶，这是儿子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同意；尧也知道告了就不能娶，这是君主并不能从臣子那里得到同意。顽固到这种地步，那么既娶之后，还想要杀他并瓜分他的家产，万章绝不是传闻，司马迁绝不是无据，可知而诸儒有的怀疑，有的附会，一概未曾设身处地，与按文切理者也

译大致说来，亲人只要不至于奸诈邪恶，其品性尚浅；亲人若能以正道晓喻他，其品性才深。像舜那样圣明的人，年纪超过六十岁，才达到这种境界，这难道容易做到吗！我特意将其标举出来，以便与上面提到的瞽瞍、象的情况对照参看。

译当日为孟子作留行计策的人，哪有不通告姓名的道理？因为那个人可以略去，所以在写这七篇文章时便跟着略去了，只称他为“客”，而章节中却暗含妙义，未曾点明。我曾读朱熹的《跪坐拜说》说：“《仪礼》、《礼记》、《老子》中所说的‘坐’，都是指‘跪’。然而《礼记》中有‘授予站立的人时不跪，授予坐着的人时不站’，那么跪与坐又有所不同。我怀疑‘跪’有危殆的意思，两膝着地，伸直腰和大腿，姿势危殆的称为‘跪’；两膝着地，用臀部接触脚背，稍微安稳的称为‘坐’。《小雅》中‘不遑启居’，传（当作笺）说：‘启，就是跪。’《尔雅》中‘妥’是安坐，疏说：‘安定之坐。’用‘启’对‘居’而解释‘启’为跪，那么‘居’作为坐就可见了；用‘妥’作为安定之坐，那么跪作为危坐也就可知了。大概这两件事相似，只是一个是危殆一个是安稳，稍有不同罢了。”因此我恍然大悟赵岐的注在“坐”字上解释说“危坐”，在“坐我明语子”中只说“坐”，大概危坐是指客人跪着说话，留下孟子的话，等到不听，然后变色而起，孟子于是命令他安坐来听我说话，这两个“坐”字完全不同，而孟子的文字只在前后用了两个“坐”字，中间绝不叙述客人起立的样子，而起立的样子自然显现，这是文章家草蛇灰线的笔法。赵岐的注则在“勿敢见”下面先补一笔说：“说话后于是起身退下，想要离去请求断绝关系。”为下文的“坐”字做铺垫。汉代注疏精妙到如此地步，宋代儒者不能企及。又检查郝懿行的解释也说：“请求不再敢见，是起身告退的话。”

萧松龄《木公夫子为卫君乎》全章文章说：“卫国的动乱，所谓以淫乱开始、以兵祸结束，不是吗？蒯聩不慈爱而辜负，所以在前作恶；辄不孝顺而兴起，在后犯大恶。蒯聩与辄两人都无仁德，他们的罪行相等，而君子尤其憎恶辄。怎么说呢？宋朝召见而艾豭兴歌，蒯聩想要杀他的母亲，是出于羞耻；出于羞耻，那么还有母亲存在。简子送行而发兵抗拒，辄不接纳他的父亲，是昏昧于利益；昏昧于利益，那就是最终没有父亲了。还有母亲的是蒯聩，最终没有父亲的是辄。由此看来，两人的罪责就确定了。君子尚且不忍心做蒯聩，难道忍心做辄吗？”癸卯年，我在京城与木公交往，曾举出这段议论，如今忽然已经三十八年了，能不感慨吗！

太王有剪灭商朝的志向，而泰伯不遵从，以让位给君主、确立君臣关系立论的，是近夫己氏，尤其加以附会。我选取归熙甫的《泰伯论》编入《尚论编》，删改原本以纠正它，说：“在推辞与接受之间，只有圣人才能穷尽天下最真挚的情感。为什么呢？伯夷、叔齐，是天下的义士。伯夷顺从他父亲的意志，把国家让给他的弟弟，然而最终叔齐不敢接受，那么他父亲的意志终究没有实现。家人父子之间，难道没有细微之处表现在脸色上吗，一定要等到君主最终没有嫡嗣的日子，一起提起衣裳离去，百姓将因此称赞他们，所以圣人认为他们是贤人罢了。至于泰伯则不然，不在传位的时候让位，而在采药的时候让位，这大概有伯夷的心，却没有伯夷的形迹，然后可以行伯夷的事，遂伯夷的心。古今的让位，从未有像这样曲折而穷尽的，这是孔子深深感叹他不可及的原因。大概太王想要传位给季历和昌，不像晋献公、汉高祖只是偏爱小儿子，也不是为了昌最终必定剪灭商朝，为几代后伏下革除的谋略，不过是说世代有特殊德行，天下将长久享受他的福泽罢了。这固然是为天下的公心。如果泰伯知道他的意思，却还和他并立在这里，太王是贤者，即使心里为天下，而终究因为长幼的礼节不忍心说，我即使明说而公让给他，弟弟也将最终像叔齐那样不敢接受，这也像伯夷那样终究不能遂他父亲的意志罢了。父亲有志向而我顺从并成全它，而且像这样曲折而穷尽。世上的议论者不深入分析父子之情，而强行说他们保全了君臣之义。弟弟对于商难道不是君臣，却把蔑视义理的事情推给他吗？又凭什么作为传位的地方呢？而你却说这是至德吗？德行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揣测心意承奉志向，是孝子的事。所以泰伯所做的，是普通男女理所应当做的。只有普通男女认为理所当然，是天下的至情，而不是圣人就终究不能穷尽。”

古人的文字叙事没有没有根据的，只有“冯妇之野”，然后众人才能望见冯妇。如果像宋代周密、明代杨慎断句“士则之”为一句，来与末尾“其为士者笑之”相照应，而“野”字于是属下句，野只有众人，从哪里有冯妇来？这是没有根据。有人说：“固然，恐怕从未见过‘则之野’这种句法。”我说：“《周书》：‘则至于丰。’”

古人的文字简略，需要读者领会其意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指不肖之子；就像《左传》中叔向说“盻又无子”，子指贤子。不然，当日杨食我还活着。看孟子直接回答说“势不行也”，就知道丑所问的，原本不是为周公之于伯禽、孔子之于伯鱼一辈子说的。西安叶秉敬全章

译我得到了它。

我有所传授。

译我有所传承，这是为世子回答父兄及百官问话的。我向下，对然友说“吾”字正是指一个人。这种解释首先由赵氏提出，后来由三原王端毅公进一步阐明，确实胜过《集注》。读《昭公元年》的传文，晋国派后子与子干排定座次，子干推辞说：“我担心被选拔，楚国公子没能得到，因此都来了，也只听命。况且我与羁排定座次，恐怕不可以吧？”史佚有话说：“如果不是羁，有什么可忌讳的呢？”我恍然醒悟，父兄、百官两处引用古语，后面截然而止，不再多言，尤其意味深长。文法怎么与左氏如此相似呢！

怀宝迷邦两段

怀藏宝物而让国家陷入迷乱，这可以称为仁吗？回答说：不可以。喜欢做事却屡次错失时机，这可以称为智吗？回答说：不可以。两个“曰”字仍然是阳货的话，不是孔子的，直到孔子说“诺”，才是孔子的话。我大概是读了《史记·留侯世家》而领悟出来的。世家记载：“从前商汤讨伐夏桀，却封夏桀的后代在杞国，是考虑到能制服夏桀的死命。现在陛下能制服项羽的死命吗？”回答说：“不能。”“这是第一个不可。周武王讨伐商纣，封商纣的后代在宋国，是考虑到能得到商纣的头颅。现在陛下能得到项羽的头颅吗？”回答说：“不能。”“这是第二个不可。武王进入殷都，表彰商容的里巷，释放箕子的囚禁，封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能封圣人的坟墓，表彰贤者的里巷，致敬智者的门庭吗？”回答说：“不能。”“这是第三个不可。发放巨桥的粮食，散尽鹿台的金钱，来赏赐贫穷的人。现在陛下能散尽府库来赏赐贫穷的人吗？”回答说：“不能。”“这是第四个不可。殷朝的事已经完毕，停止战争改为车驾，倒置干戈，覆盖上虎皮，向天下显示不再用兵。现在陛下能停止武事推行文治，不再用兵吗？”回答说：“不能。”“这是第五个不可。在华山南面放牧战马，显示无所作为。现在陛下能放牧战马无所用吗？”回答说：“不能。”“这是第六个不可。在桃林北面放牧牛只，显示不再运输积聚。现在陛下能放牧牛只不再运输积聚吗？”回答说：“不能。”“这是第七个不可。”七个“曰”字都是张良自问自答的话，与汉王无关。又说“况且天下游士到来，陛下大事就完了”这一段，也是张良的话，直到汉王停下吃饭吐出食物，骂道“竖儒”，才是汉王的话，恰好与《论语》的文法相同。

五十而贡三句

古人的书有承蒙上文下文不再详述的，法则没有比《禹贡》更明显的。如兖州贡道“浮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下文青州便说“浮于汶水，到达济水”，不再说到达黄河了。又下文徐州“浮于淮河、泗水，到达菏水”，菏是泽名，为济水所经，也不再提到达济水了。到了扬州则说“沿着长江、东海，到达淮河、泗水”，而且不再提到达菏水。不再提及的，是承蒙上文，这是古人省略言辞的体例。又有下文点明上文且浑然一体的，法则没有比《豳风·七月》篇更明显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在野、在宇、在户，都是蟋蟀，但不急于透露，直到“床下”一句才点出，既见倒插之奇，又省却上三处“蟋蟀”字样，又是另一种省略言辞的体例。今日读“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三句各自应有“亩”字，只在最后用一个“亩”字来总承上文，明显是从《毛诗》得来的。孟子的文法，随手拈来罢了。

颜渊季路侍

颜渊、季路侍立。季路比颜渊大二十一岁，却排在颜渊前面，是崇尚德行。冉有、季路拜见孔子。冉有比季路小二十岁，却排在冉有前面，是重视首事。仅凭这种叙述方法，已具备褒贬之意了。

令尹子文

斗谷于菟担任令尹，始于庄公三十年丁巳年，接替子元；终于僖公二十三年甲申年，子玉接替，共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间，有三次离职三次任职之事，不知道接替他的人是谁，传文记载不全，以及《楚世家》所未详述的，只宜以《论语》为可信。至于孙叔敖担任令尹，见于宣公十一年癸亥年，叔敖死于楚庄王之手，大约担任令尹仅七八年。以庄王的贤明，岂肯暂时罢免叔敖？意思是庄王时孙叔敖三次担任令尹而不显荣华，三次离职而没有忧色。荀子说孙叔敖：“我三次担任楚国令尹而内心更加谦卑。”原本是属于子文的事，传讹而变成了叔敖。《大全辩》记载一种说法，认为孙叔敖确实三次任职三次离职，传讹而变成了令尹子文，不相信《论语》，真是颠倒见识了。

子羽公孙挥

记得王源昆绳读《左传》来问我：“郑国有七穆，指罕氏、驷氏、国氏、良氏、游氏、丰氏、印氏。又有羽氏，虽然是穆公之子，因为不是卿，所以不在七穆之列。行人子羽是公孙挥，其他如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见于襄公九年传的，都是穆公之孙，所以称公孙。那么子羽也应当是某公之孙，不可考证吗？”我说：“杜元凯以公孙挥为杂人，见于《世族谱》，因此笑公孙挥辨于

译四国大夫的族姓，却不能让自己的族姓流传于后世，这也是一件奇异的事。」

译颜回

《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我认为“三十”之下脱漏了七个字，大概他生于鲁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年，卒于鲁哀公十二年戊午年，这才符合三十二岁的岁数。这一年伯鱼也先于他去世，不然的话，如果像王肃注中“鲤也死有棺而无椁”那样作为假设之辞，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宰我

史书称宰我与田常作乱，导致全族被灭，孔子对此感到羞耻。小司马、大苏都各自为他辩白，引用阚止字李斯上书来证明。我唯独喜爱洪容斋的一种说法，他说：“《孟子》记载三位弟子讨论圣人贤于尧舜等话语，怀疑这是孔子去世后的谈论。不然的话，老师在世而各自发表意见议论，不再向老师请教质正，恐怕不对。那么宰我不死于田常之手，就更可以明白了。这尤其精妙，大概是从虚处会意得出的。”

冉有

冉有在鲁哀公三年己酉年，被季康子召至鲁国。十一年丁巳年，与季康子问答。中间既跟随孔子经历陈、蔡之厄，又被派往楚国，自是不在季氏门下任职。大概是家臣职位轻微，所以可以暂时舍弃；而师门情谊厚重，仍须省视侍奉吧？也可以说是勤勉服侍了。又那时子游十八岁，子夏十九岁，赫然以文学闻名。这文学，难道是后代文人学者稍微能模仿的，而年纪才这样小，真是奇异啊！

子游

魏华父说：“《檀弓》不知是谁所作，而整篇书中，唯独对子游极其称誉。虽然对孔门诸子大多讥评，又将子游与曾子并列，肯定子游而否定曾子的不止一处，几乎像是偏颇地抑扬。但即用该书来考证，大概是在典礼讹误缺失、无所考订的时候，人们有疑惑不能决断的，都向子游请教。所以前后涉及典礼的有十四处，都以子游的一句话作为可否的标准，也足以见他是当时人的耳目。虽然‘汰哉叔氏’的话，像是讥讽他而实际上是尊崇他。那么子游因习礼列入文学科，这他的文与学，大概是三代典章的遗存，依靠子游得以保存，确实像朱子所说的豪杰之士了。”

颜雠由

颜雠由，是子路妻子的哥哥，也就是弥子瑕妻子的哥哥。弥子瑕去主持他妻兄的家事，于是说“主持我家事，卫国卿位可得”，这话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申详

申详，是子张的儿子，子游的女婿，这是陈国的颛孙氏与吴国的言氏远为婚姻。曾西即曾申，是曾元的弟弟，曾子的次子，认为他是孙子的人不对。公明仪见《檀弓》注。子张弟子见《祭义》注。又曾子弟子公明高，也是曾子弟子，怀疑高与仪是兄弟。段干木，史称受业于子夏之类，之类承接上文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的话，而段干木与子夏都客居魏国，那么他是子夏的弟子就可以知道了。

史鱼

鲁哀公九年，晋国有史赵、史墨、史龟，史都是官名，不是姓氏。鲁襄公二十九年，卫国有史狗、史鳅，都是史朝的儿子，史是姓氏，不像集注所说的是官名。我曾喜爱仲尼论史鳅说“直能曲于人”，就像吴公子札论乐说“曲而有直体”，都很精妙。

告子

浩生复氏不害，他的名字与见于《公孙丑》的告子以及以告子为题的篇章，各自是一个人。赵氏偶然在《告子》篇误注说：“名不害。”并且臆测他曾学习于孟子，执弟子问。朱子也沿袭他的错误，移注于《公孙丑》篇，这是厘革未尽的地方。

百姓

百姓义有二：有指百官说的。《尚书》“百姓”与“黎民”相对，《礼记·大传》“百姓”与“庶民”相对，是有指小民说的，不必后代，也始于唐虞之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就是。四书中“百姓”共二十五见，只有“百姓如丧考妣三年”指百官，大概有爵土的人为天子服斩衰三年，是礼制。孟子已明确下注脚，说：“舜率领诸侯为尧服丧三年。”丧，并读平声。持服叫丧。“如丧考妣三年”，就是《檀弓》“方丧三年”罢了，哪里像蔡传所说的那样呢！

少艾

《炳烛斋随笔》说：“慕少艾”，以艾为美好，《集注》虽然本于赵氏，殊为不太确切。大概古人呼男色为艾。《左传》“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国语》“国君好艾，大夫殆；好内，适子殆。”《战国策》魏年对赵王说：“今为天下之工，而王不以予工，乃与幼艾。”这几个艾字，正可解释孟子“少艾”之义［《楚辞·少司命》幼艾指女色，《战国策》幼艾指建信君男色，各不相同］

武丁至纣

《殷本纪》自武丁至纣共九世，集注说七世，难道是把祖甲当作祖庚的弟弟、庚丁当作廪辛的弟弟，把兄弟算作一世吗？那么《国语》为什么说“帝甲乱之，七世而殒”？仍然数庚丁，这纪上文自武丁以来比九世乱，都数其弟吗？古所谓世，大概是指在帝位历年而言，无论其行辈，集注实在错误。

武王末受命

武王末受命，末犹老也。说者

译于是真的相信《文王世子》中武王九十三岁去世的说法，那时他受命拥有天下，正值己卯年，年龄八十七岁。金仁山极力辩驳，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文王十五岁就生了武王，在此之前已经生了伯邑考；武王八十一岁才生了成王，在此之后又生了唐叔虞，这是人情事理所必然不会发生的。孔颖达的疏也说道：“寿命的长短，是禀受天命自然形成的，不能延长一寸光阴，也不能减少片刻时光。”陈澔又说：“圣人虽然疼爱他的儿子，难道能减少自己的寿命来增加给儿子吗？”真是痛快淋漓的议论啊！但是仁山依据《竹书纪年》中武王五十四岁去世的说法，那么他拥有天下时才四十八岁，与文王受命的年龄相同，正值壮年，怎么能称之为老呢？总不如《周本纪》记载武王刚得到天下时，告诉周公旦说：“上天不享用殷商的祭祀，从我出生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这样看来，武王的出生，应在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年，受命拥有天下时六十岁，又过了七年去世于乙酉年，享年六十六岁，所以称之为老，大概比较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