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释地三续卷下

译这样做而对方却不归还给我，这才算是可耻。如果按照苏洵的说法，那么世间所有做出辞让行为的人，都是暗中想要夺取而表面上假装谦让退避，因此他们的言论与事实相反，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却不知道自己错了。舜和禹的事情，世人本来就不怀疑，现在不再讨论。至于益的事情，对于他的说法也确实有人不能不感到疑惑。殊不知像太甲贤明而伊尹请求退休，成王行冠礼而周公归还政权，宣王有志向而共和行政结束，这类例子很多，该行动时就行动，该停止时就停止，又有什么可耻的呢？苏洵大概认为共伯是贤能的，那又怎么会对益产生怀疑呢？如果说接受别人的托付就应当顺势占有而不能归还，归还就是没有度量且不知羞耻，那就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父子的用心，以及杨坚夫妇所谓的骑虎难下的态势，竟然想用这种心态来谈论圣贤的事迹，错误太严重了。

译序说注赵氏曰

赵氏说：“孟子通晓五经，尤其擅长《诗》、《书》。”程子认为孟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因此懂得《易》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孟子。又说：“王者的教化衰微而《诗》亡佚，《诗》亡佚之后《春秋》才作。”以及“《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春秋》是天子的事”，因此懂得《春秋》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孟子。尹氏说：“根据这些来说，那么赵氏认为孟子只是擅长《诗》、《书》罢了，哪里算是真正了解孟子呢？”我认为这固然不错，然而终究没有触及孟子懂得礼的地方。请问孟子懂得礼的地方，应当用什么话来概括？众人大多没有回答。我说：“看任人询问屋庐子的那一章，可以说懂得礼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孟子了。”

狗彘食人食二句

陈止斋说：“人们多说是常平仓制度出自汉代的耿寿昌，颜师古认为寿昌的做法是权宜之计，哪里知道常平仓其实是古制？孟子说‘猪狗吃人的粮食却不知道检制，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现在文本作‘检’，班固《汉书·食货志》赞语作‘敛’是对的。如果丰年不收敛储备，饥年不发仓赈济，难道就是没有常平仓吗？”我认为从此看出常平仓的法度，可以说是精妙的解读，然而终究不够确切。古代虽然丰收，也没有把人的粮食给猪狗吃的情况。“狗彘食人食”这两句话，就是下一章“厨房里有肥肉”那四句话的意思，即注疏所说的厚敛于民以养活禽兽罢了，正不必拘泥于班固的《食货志》。

徐氏曰下士二句

《集注》徐氏说：“下士和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分给百亩田地，可以养活九人到五人。”查考《礼记·王制》说：“诸侯的下士，俸禄可以养活九人，中士可以养活十八人”等等。又说：“诸侯的下士，比照上等农夫，俸禄足以代替他耕种；中士是下士的两倍”等等。可见下士的俸禄有定数，不同于在官府服役的庶人从官府领取俸禄，其俸禄的多寡要看事务的繁简。至于“只有士没有田地，也就不祭祀”，这是单独针对圭田而言的，朱子将其引入此注中，似乎有误。

牵牛章

宁都魏叔子禧手评《孟子·牵牛章》一篇，又说：“这一篇得力于《哀公问政章》。《问政章》的关键在一个‘诚’字，有许多含蓄顿挫。比如前面说五达道、三达德，却接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停住；后面说九经，又接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停住。更特意兴起峰峦，增添‘凡事豫则立’一节，然后从获得上级信任、朋友信赖一路推导出诚字。《牵牛章》前后两个‘那么何不回到根本呢’，以及赞叹明君制定百姓产业的地方，正与此相似，只是圣人的规模气象又不同罢了。然而作用才情，到孟子时才发扬光大，学习辅佐君主的人应当以孟子这一篇为根本。”

今兹未能

“兹”是“年”的意思，《左传》僖公十六年：“今年鲁国多丧事，明年齐国有动乱。”杜预注说：“今兹，即今年。”《吕氏春秋》：“今年禾苗好，明年麦子好。”《史记·苏秦传》：“今年效法它，明年又再请求割地。”后汉明帝纪：“往年五谷丰登，今年蚕麦收成好。”刘敬叔《异苑》：“太康二年冬，鹤说：‘今年寒冷不减尧崩那年［按赵注也说今年未能尽去］”

易耨

赵氏注《易》：“耨、芸苗，使简易。”我认为这就是朱虚侯刘章对高后说田里立苗要稀疏的意思，与上面“深耕”二字相对，赵氏的说法更优［按《吕氏春秋》记载后稷说：“耨柄一尺，这是它的尺度。耨深六寸，用来间隔庄稼。”也是这个意思］

巫匠亦然

《汉书·刑法志》引用谚语说：“卖棺材的人希望每年发生瘟疫，不是憎恨人、想杀人，是因为利在于人死。”这就是《孟子》“巫、匠亦然”的意思。又说：“现在审理案件的官吏想要陷害人，也就像这样。”这难道是技艺驱使的吗？还是法律使他们这样的呢？唉！为什么治理天下要用这样的法律呢！

昔者

“昔者”有昨日解释，没有前日解释，从《乐正子》章开始这样解释，是不对的。赵氏注说：“昔者，往也，数日之间。”尤其不对。大概昔者仍然是昨日。弟子对于老师，自然应当早上到就早上见，晚上到就晚上见。过了第二天就已经不恭敬了，难道有乐正子迟到三天的情况吗？还不自知吗？

孟子将朝王

古代鸡鸣就起床，天亮辨色开始入朝，君主日出时视朝，由此知道孟子将朝见齐王，大概是在鸡鸣之后、辨色之前，朝将去朝见时正是日出之时。我起初这样解释，又看赵注说：“寡人如果去孟子的馆舍相见，有怕冷的病，不可以吹风。倘若能来朝见，我想勉强病体临朝视事，因而能见到孟子，不知道能让寡人得见吗？”视朝内仍带有勉强病体不得已的意思，颇为精妙。不然，既然怕冷，大殿之上与道路有何区别，而说这日出视朝的常语呢［案此上朝字当读住，齐王以孟子肯来朝，方视朝，不然仍以疾罢，语颇婉切；孟子则不悦

译朝廷前来征召他，他因病推辞，言辞颇为直率恳切，当时的情形可以想象。

译五霸

昆山顾炎武说五霸有两种：一种是夏商周三代的五霸，杜预在《左传》成公二年的注文中提到的是这种［昆吾、大彭、豕韦、齐桓公、晋文公］；另一种是春秋时期的五霸，赵岐在《孟子·五霸章》的注文中提到的是这种。现在焦循的注本并列这两种说法而没有做出裁断，这是不对的。应当只保留赵岐的注，因为孟子只是就东周以后而言，并以齐桓公为最盛，就像严安所说的“周朝衰败三百多年后五霸相继兴起”那样。然而顾炎武想要去掉宋襄公而加入勾践，也不妥当。宋襄公虽然没有成就霸业，但当时因为他有志于继承齐桓公的衣钵，所以一并算作五霸，有这样的称谓罢了。不只是赵岐，就连董仲舒也是这么说的。董仲舒说：“孔子的门下，五尺高的童子都羞于提及五霸。”正因为宋襄公这类人在孔子之前，所以孔子说羞于提及；不然的话，勾践也成就了霸业，而且难道不是在孔子之后吗！

孟子置博士

赵岐在《孟子》序中说：“汉文帝想要拓宽游学求知的途径，《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设立了博士。后来罢免了传记类的博士，只独立设置五经博士。”朱熹说这件事在《汉书》中并没有记载。我认为《汉书》中确实有这种说法，只是没有见到《儒林传》中的记载，难道没看过刘歆的《移书太常博士》吗？信中说：“汉文帝时期，《尚书》刚刚从墙壁中出土，《诗经》才开始萌芽，天下的各种书籍往往大量出现，都是诸子的传说，仍然广泛地设立在学宫中，并为他们设置博士。”诸子的传说，就是《孟子》等书。后来罢免了它们，是因为董仲舒对策时专门推崇六艺的缘故［按：皮日休也说汉朝得到《孟子》后设置博士以专门研究其学问］

谗谄面谀

魏禧《日录》说：“和学生们讨论谗、谄、面谀四个字。面谀，只是称赞顺从而已；谄则更加严重，卑劣污浊、曲意逢迎，没有廉耻了；谗则又更加严重，混淆是非，排挤忠良，害人误国了。然而它们的开端都来自面谀。人只要一开始喜欢别人顺从自己，流弊就会无所不至。对于自身而言，起初喜欢面谀，久而久之习性变得骄横恣意，就喜欢谄媚了；再久之，被蒙蔽而昏昧，就喜欢进谗言了。对于众人而言，起初面谀的人得逞，闻风而来谄媚的人就来了；谄媚的人得逞，闻风而来进谗言的人就来了。对于一个人而言，起初用面谀来讨好我，我安于他的谀辞，他就进一步进谄媚了；我安于他的谄媚，他就进一步进谗言了。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必然发展的趋势，所以君子要谨慎对待开端。”有人问：“为什么不说是面谀、谄、谗呢？”回答说：“谗、谄、面谀，这难道不是像常说天下国家那样的固定说法吗？”

东里

东里子产，应当补注。注说：列御寇称赞东里多才，大概是受到子产遗风的影响吧？

奄飞亷

郑玄说：“奄国在淮夷的北面，周成王初年还和三监、淮夷、徐戎一起叛乱，后来又和淮夷一起叛乱，所以史书多次列举它的罪行，说‘至于再，至于三’。大概奄是夷狄。《秦本纪》记载：柏翳的子孙有的在中国，有的在夷狄。中潏在西戎，生了蜚亷，那么飞亷也是夷狄。应当在‘周公相武王’这一节的注文中提出，作为下文兼及的伏笔。”

子见南子节

金履祥说：“按圣人道大德全，他见到恶人，本来认为在我方有可以见的礼节，对方的不善，与我何干？但这种意思难以明说。因为孔子住在哪个国家，不非议那里的大夫，何况是国君和夫人呢！而且这次见面，对于圣人来说是可行的，但如果明说这是可行的，那么那些旁门左道、走捷径的人都可以借这个说法作为借口了。所以只是重言发誓。他用天来发誓，为什么呢？事情是一样的，但在圣人那里可行，在他人那里不可行，也只是论其心罢了。圣人的这颗心光明正大，上通于天，所以没有不可行的。那些没有这种心而假借这件事来自我文饰的人，又能奈天何呢！圣人指天发誓，是想让学者知道反省这颗心。”

见南子，是礼节所允许的，所以孔子可以久留就久留；乘坐次乘，是礼节所不允许的，所以孔子可以速去就速去。虽然如此，孔子离开鲁国，是因为女乐，却以膰肉为由离开；孔子离开卫国，是因为次乘，却以问陈为由离开，都是不想昭示国君的恶行，而以微小的罪行作为离开的原因罢了。这是夫子义理尽致，而仁爱至极的表现。

曾西

王应麟《困学纪闻》说：“曾西，注解说他是曾子的孙子，《集注》沿用了这个说法。《经典序録》记载：曾申，字子西，是曾参的儿子。子夏把《诗经》传授给曾申，左丘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西的学问由此可以考证］楚国的鬬宜申、公子申都字子西，那么曾西就是曾申无疑了。”我认为按照这个足以纠正《集注》的错误，把齐桓公当作兄长也是这样。

问津

《水经注》：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共同耕种的地方。有向东流的水，就是子路问渡口之处。注应当采纳这个说法。

今之乐由古之乐

有人对我说：“把‘今之乐由古之乐’解释为欢乐之乐，但‘古之乐’三个字另外没有见到过。”我说：“《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说：‘古时候如果没有死亡，那么古时候的音乐，不就是这样吗？’”于是想起《韩文考异》《送孟东野序》‘三子者之鸣信善矣’下面，朱熹说：“方

译原本没有“信”字，有的版本写作“善鸣”，这都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左传》中有“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的话，朱熹似乎是偶然引用了这句话。朱熹博览群书，却又如此细致入微。

译然而居住在尧的宫殿里。

《炳烛斋随笔》说：“陆德明论述语音的失误时说：‘北方人把“而”和“如”混同没有区别。’现在经传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孟子》中‘而居尧之宫’，‘而’应当是‘如’；《小雅》中‘绸直如髪’，‘如’应当是‘而’，就是这样的道理。”

不挟带兄弟而交友。

魏叔子在《日录》中说：“与各位学生讨论‘不挟兄弟而友’，可见兄弟不仅是天伦之乐的事，也是势利妙物，竟然与权贵一样可以挟持。阿柴折箭的比喻最为明确。”

五亩大的住宅。

《炳烛斋随笔》说：“五亩大的住宅，解说的人都说：‘古代授予住宅，二亩半在田野，二亩半在城邑。’这种说法极其不通，古今都习以为常却不知其错误，真是可笑。工匠营造国都，不过方圆九里，九九八十一，就是方圆一里的地方有八十一块。方圆一里的地是九百亩，用八十一倍计算，不过七万二千九百亩罢了。其中有王宫，有左边的祖庙、右边的社稷，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又说道路纵横九经九纬，每条经路宽九轨；又有六卿直到三百六十个官员，各有官署；从公卿以下直到上、中、下士，各有馆舍，像诗中所说的‘退食自公’、‘适子之馆兮’那样；又有宾馆、神祠、作坊、仓库、监狱。以上各项，处于王国之中，必定占去三分之二，剩下的不过二三万亩罢了。而六乡的百姓已有七万五千家，工商各不下万家，即使每人分得半亩，势必不够，何况二亩半呢？孟子说：‘愿意接受一廛而成为百姓。’《礼记》说：‘儒者有一亩大的宫室。’参照来看，足以知道二亩半的说法是荒谬的。用现在的数目验证，百姓有地二十步，就可以建造三四间房屋，足以成家了。那么古代一亩百步的地，应当能容纳四五家；二亩半的地，应当能容纳十余家。”我按：这种说法实在可疑，留存下来等待博雅君子指正［按：古代百步为一亩，古代的百亩，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一亩一百六十步，那么古代的五亩，仅相当于现在的二亩零二十步罢了，仲恭似乎不了解这一点。又按：步有两个含义，一举足叫步，《司马法》六尺为步，仲恭说地二十步，乃是一足步的步，不是古代《司马法》田亩用的步。《司马法》建立步、划定亩、校正经界，见《汉书·食货志》］。

朱熹《集注》援引多有错误。

按张南轩有话说：“治理国家的人多不本于学问，而讲求道义的人反而不涉世事。”解说的人说这概括尽了汉代以来俗吏和儒生的弊病。我说儒生不仅如此，即使生平所撰写的传注，一涉世事援引多有错误，朱熹也不能免。所以我年轻时曾学习《集注》时，心中产生疑议，现在老了，应当为世人列举出来。比如季文子实际上开始专权，不等到武子；蘧伯玉不对答而出，与宁殖无关；子纠是兄而不是弟；曾西是子而不是孙；武丁到纣王共九世而不是七世；昭阳打败魏国，丢失八邑而不是七邑；“桓公独任管仲四十余年”，余应当是一；“孔子卒至孟子游梁百四十余年”，余应当是四；“自文武至此七百余年”，应当是八百五十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后”，应当是千三百四十余年；定公十三年离开鲁国，三应当是四；哀公十年从楚国回来，十应当是六；“劳心”四句都是古语，四应当是六；《梁惠王》上下本是一篇，一讹作二；“七尺曰仭”用包咸的说法，怎与赵歧“八尺曰仭”不合；“二十两为镒”用赵歧的说法，怎与《国语》“二十四两为镒”不合；“六尺之孤”指十五岁，现在只说幼；“五尺之童”指十岁，现在只说幼小；“不衣冠处”讹《说苑》而为《家语》；“农家者流”讹班固而为史迁；至于“文武”改文武而为文王；“行年五十”同六十而为庄周；“先发后闻”《胡传》原非；说仲尼练冠縓缘，《仪礼》何曾以嫡母；灭夏后相的是寒浞而不是羿；离开鲁国司寇则适卫而不是齐；蹙頞的頞指鼻茎；折枝的枝指肢体；北牖宜依《仪礼》牖作墉；麻衣宜依《仪礼》上增麻；昼邑宜依《史记》为画；洁河宜依《尔雅》为絜；沂水之内无温泉；鲁城之东无高山；史鱼，是史氏，不是官名；柳下惠，是柳下食邑，不是居处；周公以圣人为兄弟所宗，所以说宗国，说为长者，不对；虞仲不是仲雍；为句吴君长者，所以说逸民，疑是另一人；是曹交以国为氏，不是君弟；恵公是小国之君，不是费邑；盈之为戴不胜字，胜音升，见孙氏《疏》；公叔文子为公孙拔，写作枝，见陆氏《释文》；储子是齐人，与后齐相，几乎两人；所从学琴者本卫师襄子，乃两人。敬叔，是弟，不是懿子的凡。颛臾，是近，不是远人之谓。盘，是沐浴之盘，本孔疏，何如用韦昭注“盘，承盥噐

译邑中有先君宗庙的地方称为都，这是本于《左传》，怎么能用毛苌《诗传》中“下邑曰都”的解释呢？矶，是石头激荡水流，改为“水激荡石头”，是不对的。莜，是除草的农具，沿袭认为是竹制器具，是不对的。毛，指年老，见于《周礼》，不是指头发的颜色。胖，指大，见于郑玄的注，不是指安适舒缓。厉，是言辞的坚决；厉，指严正。字义训诂中没有坚决的意思。辞，是解释的详尽；辞，也是解释的意思。古语不嫌重复。戟，是有分支的兵器；戈，是平头的戟，它们的器物各不相同，不能直接把戈解释为戟。麋，是沼泽中的野兽，属阴；鹿，是山中的野兽，属阳，它们的类别各不相同，不能像鸿雁那样解释为大小之分。符节本来有两种，不完全是用玉制作的。辂的名称起源于虞舜时代，不必等到商朝才有。《中庸》中的“帑”指子孙，《孟子》中的“帑”指妻子，这要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才是正确的。《楚辞》中的“幼艾”指女色，《战国策》中的“幼艾”指男色，意义与此相同，怎么能说相同呢？《中庸》中的“期月”指一个月，《论语》中的“期月”指一年，各自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才是正确的。上篇的“昔者”指昨天，下篇的“昔者”也指昨天，突然改作“前日”，是错误的。《庄子》引用“墨生不歌”与治丧有什么关系？《列子》引用“伯成子高”与杨朱有什么关系？宰我主张短丧一章中的“已”，是停止的意思；齐宣王主张短丧一章中的“已”，也是停止的意思，“犹”字不必要。孔子评价子贡一章中的“愈”，是胜过；子贡问师一章中的“愈”，也是胜过，“犹”字不必要。未取信于人却认为严厉，严厉犹如生病；使百姓受苦而自己供养，严厉是病态，“犹”字不可省略。百姓顺从他很容易，容易犹如简单；轻千里之远，告知以善道，轻易，“犹”字不可省略。杠，是方形的桥，“方”字应当是衍文。蹝，是草鞋，“草”字应当是衍文。何事非君，应当注释在前面，不应当注释在后面。择不处仁，为什么注释孟子，不同于注释论语。散宜，是古代两个字组成的氏，不是名。宜生，子叔是鲁文公的族人，自然应当注释出来。不害，不是告子的名字。叔父，难道是微子的误写吗？因为鲁国有少施氏，怎么知道孟施不是他们的氏呢？说施是发语词，是不对的。至于子夏氏卜、子禽氏陈、子游氏言、子贡氏端木、子张氏颛孙、子华氏公西，都不是姓。古代男子不称姓，难道没听说过吗？甚至有明明可以考证姓，却仍然把氏当作姓，总因为不认识姓与氏的区别。比如令尹子文，姓不说芈而说鬬；齐宣王的姓，不说妫而说田，就是这样。

译孟子生卒年月考

查考孔子出生、去世的出处和年月，都详细记载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而孟子却唯独简略，于是各种说法纷纭杂乱。我曾经以《孟子》七篇为主要依据，参考《史记》等书籍，然后才能一一考证清楚。大概孟子是邹国人，晚年才开始游历魏国，接着在齐国做卿，很久之后回到邹国，又去了宋国，因为乐正子的缘故到了鲁国，最后在滕国，主张不能实行，就回去著书《七篇》，去世应当在周赧王时期。去世后，书由门人整理定稿，所以诸侯王都给他加谥号。

又查考《史记·孟子列传》说：“孟轲，是邹国人。”邹就是现在山东兖州府邹县。张尔公《大全辨》记载一种说法说：“孟子出生的邹，不是战国穆公的邹国，而是春秋孔子所在的邹邑。所以《说文》说：‘郰，是孔子的家乡。’《索隐》说：‘邹，是鲁国的地名。’又说：‘本来是邾国人，迁徙到邹。’所以这是证据。”又说：“《史记》称孟子是邹国人，就像称子路是卞国人之类。”又引用从齐国安葬在鲁国作为他是鲁国人的证据。我请用一句话来驳斥说：“我不得志于鲁侯，哪有本国的臣民敢斥责自己的国家和爵位的？”儿子咏当时才十岁，上前回答说：“只说是靠近圣人的居住地，不曾说是出生在圣人的家乡，大概又是各种证据吧。”

有人质疑我说：“邹在春秋时期是邾，《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成风说：‘蛮夷扰乱华夏’，说的是邾；昭公二十三年叔孙婼说：‘邾又是夷狄’。杜预注说：‘邾混杂有东夷的风俗’。那么孟子也是出生在夷狄之地吗？”我说：“夏商周三代以后，华夏与夷狄有定论；三代以前，华夏与夷狄没有定论。大概三代以前只看人，不看地方。地方本来是华夏，而人是夷狄，就跟着变成夷狄，像陆浑、伊雒成为戎狄就是这样；地方本来是夷狄，而人是华夏，就能改变夷狄，像太伯到荆蛮，穿着周朝礼服治理周礼就是这样。所以舜和文王是东夷、西夷的人，不必曲折地解释。舜出生、去世的地名还没有确切的依据，如果文王则实在是在现在的凤翔、西安两府，难道不是当时的西夷之地吗？当时纯粹是中国的，只有兖、豫二州。冀州虽然是帝王京畿，仍然有岛夷交错居住，何况雍州的偏远呢！总之，有圣人出现，得志大行，即使是江汉极南的国家，风俗也茂盛美好，比得上诸夏；否则世道衰微教化泯灭，即使是二王之后，也有最终实行夷狄礼仪而不能自拔的。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学者得到这个说法而融会贯通，那么对于古今天下的局势，也就明白大半了。”

又查考大兴王源昆绳对我说：“你既然证明孟子是邹国人而不是鲁国人，为什么母亲安葬在鲁国？为什么不一起辨析呢？”我说：“孟子大概是鲁国公族孟孙的后代，不知道什么时候分迁到邹，于是成为邹国人，就像安葬回归鲁国，是大公子孙反葬周朝的道理。然而查考现在孟母墓碑，墓在邹县北二十里马鞍山阳，又不是鲁地，怀疑古代是鲁地，就像鲁邹邑现在也在邹县界内，两国紧邻，《左传》‘鲁国的击柝声传到邾国’就是这样。又查考《史记·六国表》、《魏世家》都说：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开始于辛亥，结束于丙戌；襄王十六年，开始于丁亥，结束于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开始于癸卯，结束于乙丑。《竹书纪年》则将襄王十六年上系于惠成王，认为是他改元后的年份，而从癸卯以后记载二十年事，称为今王。今王，杜预认为是哀王。这样《竹书纪年》有哀王而没有襄王，《史记》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则有襄王而没有哀王。《通鉴》跟随《竹书纪年》而不跟随《史记》，所以认为惠王在位共五十二年，开始于辛亥，结束于壬寅；又不跟随杜预所说的哀王，而跟随《世本》所有的襄王，所以认为襄王在位二十三年，开始于癸卯，结束于乙丑。这些说法已经详细记载在《考异》中了。唯独我用《孟子》来证明，而觉得《史记》比较正确，为什么呢？《魏世家》说：‘惠王三十一年辛巳，迁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降低礼节厚备礼物来招揽贤者，孟轲等人来到梁国。’所以《六国表》在三十五年特别记载说：‘孟子来，王问利国，回答说：君主不可以谈论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去世，儿子继位，这就是襄王。孟子进去见王，出来告诉别人，有不像是君主的言语，大概是储君刚即位时的言辞。不然，一定要像《通鉴》五十二年壬寅惠王才去世而襄王继位，孟子进去见，难道孟子竟然在梁国滞留这么久吗？不然，以襄王的平庸，难道能礼聘孟子而让他再次来到梁国吗？不礼聘孟子，而孟子肯委屈相见吗？果然接受礼聘来到，而初次见面时就讥讽议论他吗？都不符合人情。朱子说：‘七篇之中没有再与襄王说话的，难道孟子从此不再久留梁国吗？’我说不仅不久留梁国，实际上生平未曾再来到梁国，《史记》所以可信。有人说：《竹书纪年》既然是魏国史书，所记载魏国的事，司马公认为必定得到真实，所以跟随它。我说：‘不对。《纪年》说：

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日，迁都到大梁。不知道这一年秦孝公刚刚即位，卫国人公孙鞅还没有担任相国，魏国公子卬还没有被俘虏，土地没有割让，秦国也没有逼近魏国，为什么急忙迁都来躲避他们呢？仅仅迁都这一件事就如此（不可信），还能说他的出生和去世年月完全可信吗？这就是我之所以相信《史记》从而相信《孟子》的原因［按《六国年表》、《魏世家》都记载：子罃出生在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年，三十八年文侯去世，武侯即位，总共十六年后惠王即位，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岁了。如果按照《竹书纪年》，文侯五十年去世，武侯二十六年去世，以出生在辛巳年推算，惠王元年他已经五十三岁，在位三十六年，去世时已经八十八岁，再把襄王十六年作为改元后的年份计算，难道不是一百零四岁了吗？《竹书纪年》不可信到了这种地步］

译又查吕祖谦《大事记》记载：周赧王元年，孟子辞去臣职归乡，《通鉴纲目》也沿用了这一说法。我认为孟子离开齐国时，明确说“从周朝建立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如果确实在赧王元年丁未年，逆推至周武王取得天下的己卯年，应当是八百零九年，孟子正想强调年数之多，怎么会故意少说呢？那么，孟子离开齐国不仅不在赧王时期，也不在慎靓王时期，应当在显王四十五年丁酉年、未满八百岁之前。孟子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年到梁国，第二年丙戌年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即位，孟子随即离开梁国，这时是齐宣王八年。孟子游历侍奉齐王，应当就是从丙戌年开始的。为什么呢？从大梁到临淄有一千多里，所以说“千里而去见王”，如果从邹国前往，路程只有一半罢了。既然在齐国做官，中间遭遇母亲去世的三年之丧，回到邹国，守丧完毕，又回到齐国做官，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离开，这些都必须发生在这十二年内。孟子在齐国的行踪岁月大致可以知道的就是这样［按：齐宣王在位十九年，《史记》、《通鉴》都相同，但《史记》起于己卯年止于丁酉年，《通鉴》起于己未年止于丁未年，比《史记》晚十年，这里采用《史记》的说法，详见后文］。

又查《史记》与《孟子》不同的地方，只有伐燕这一件事。《史记》认为是齐愍王，《孟子》认为是齐宣王。然而根据《史记·燕世家》记载燕哙刚即位时，有“齐宣王再次任用苏代”的文字，说明燕哙与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这与《孟子》相符，而与《六国表》不同。《通鉴》遵从《孟子》，不遵从《史记》，这是对的。但《通鉴》把伐燕的事系在齐宣王十九年，即周赧王元年丁未年。我认为这时孟子离开齐国已经很久了，怎么能看见齐国夺取燕国以及燕国复叛的情况呢？况且因为认定齐宣王死于这一年，所以改元己丑年应当对应显王三十七年，这样向上推算，齐威王在位三十六年，淳于髠传中所说的“威王在位二十六年”就变成了四十六年；向下推算，齐愍王在位四十年，《世家》中所说的“四十年时燕、秦、楚、三晋各自派出精锐军队来攻打我”就减少为三十年了。这样纷纷迁就凑合，《纲目》说：“不知道依据什么。”我认为这不过是想把伐燕的事归属给齐宣王，以证实《孟子》罢了。然而，与其压缩齐国的年数来迁就燕国，不如压缩燕国的年数来迁就齐国，这样更能证实《孟子》吧？为什么呢？《六国表》记载燕王哙五年乙巳年把国家让给子之，对应齐愍王八年；七年丁未年燕哙和子之被杀，对应齐愍王十年；两年后己酉年燕国立太子平，这就是燕昭王，对应齐愍王十二年。如果把这五年的事移到齐宣王八年丙戌年之后、丁酉年之前，以符合孟子游历齐国的岁月，那么《战国策》记载储子对齐宣王说“应该平定燕国”，而储子正好是齐国的相国；齐王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去讨伐燕国，而章子正好是与孟子交游的人；三十天就攻取了燕国，这就是“五十天攻取燕国”的意思，“五”字偶然讹误为“三”字。种种情况都相符合，怎么能够起死回生让范仲淹在九泉之下当面告知我呢！

又查京山郝氏解释《尹士章》时说：“孟子在齐国做官，母亲去世，回到鲁国，守丧完毕，又回到齐国，与齐王相处久了，所以尹士讥讽孟子不明智，然而他还是去了，这是迁就顾盼观望的表现。”我认为这是孟子再次回到齐国的确凿证据，闻所未闻。查“继而，有师命”，是再次回到齐国后，国家遭遇战事，不能请求离职，于是滞留下来。如果把一次到齐国分成两截，那么应当写作“既而”，不应当写作“继而”，文义差别很大。不然的话，齐宣王挽留孟子的话：“现在您又抛弃我而回去。”为什么会有这个“又”字呢？

有人问我：“供养弟子用万锺粮食，齐宣王自己也觉得丰厚了，而孟子又说曾经辞谢过十万锺，那么齐国卿大夫的俸禄厚到这种程度吗？”我回答说：“这大概是孟子总计在齐国做官时辞谢的数额，不是一年的收入。”有人惊讶我认为没有根据，我说：“我曾经推测过，用古代的情况参验，然后才这样说，请让我详细陈述给你听。晏子说：‘齐国旧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乘以四上升到釜，十釜为一锺。’那么区是一斗六升，釜是六斗四升，锺是六石四斗。万锺就是六万四千石，十万锺就是六十四万石，这难道是齐国卿大夫一年所能有的吗？”又有人问：“你知道古代的度量衡与现代相同还是不同吗？”我说：“古代的度量衡很小，汉代的二斗七升相当于现在的五升四合，那么古代的五才相当于现在的一。即使古代的五相当于现在的一，六万四千石仍然是一万二千八百石，六十四万石仍然是十二万八千石，这难道是齐国卿大夫一年所能有的吗？”有人问孟子在齐国做官多少年，如果能得到确切的年数，那么齐国卿大夫的俸禄就可以坐而确定了。我说：“现在无法确切考证了。暂且根据孟子所说的陈戴盖俸禄万锺，陈戴是齐国公族，俸禄收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如果他的俸禄与陈戴相同，那么在齐国做官应当是十年了。如果比陈戴多一倍，那么在齐国做官应当是五年了。如果比陈戴稍多一倍，也应当在六七年左右。燕哙让国，君臣被杀，太子复兴，都是孟子在齐国做官时所见所闻的，这就已经经历了五年了，何况还有初次见齐王，母亲去世后又回去，又必定

译有一两年，所以说应当在六七年之内。至于古今的俸禄等级，有的发粟、有的发米、有的发麦、有的发钱，有的名义上存在却未必实际发放［汉代三公号称每年享用万石，实际每月俸禄三百五十斛，斛就是石］，杂乱交错难以统一，总之折算成米来计算，一年应当有一万八九千石，对照周代大国国君供养二千八百八十人的情况，足以供养四千多人［按照《周礼》中廪人每月每人供给三鬴来计算，鬴就是釜］。这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废除古制、超越法度，奢侈成为风气，而百姓即使耗尽家财、掏空仓库，仍然不足以供给他们的需求吗？唉！古今的变迁到了战国时期，令人感慨的事岂能尽数呢！

译有人问我道：“齐国赠送兼金一百镒，赵岐注释说：‘古代以一镒为一金，一镒是二十四两。’查考古代所说的金是黄金，不是现在的银，黄金多达二千四百两，岂不是过于丰厚了吗？”我回答说：“不对。《淮南子》说：‘秦国以一镒为一金而重量为一斤，汉朝以一斤为一金。’查考《汉书·律历志》，一斤为十六两，那么秦国的斤比汉朝的斤多出三分之一。又查考《汉书·食货志》，黄金一斤价值一万钱，这相当于现在的白银十两，那么秦国的一镒相当于现在的白银十五两就可以知道了。在战国时期，《淳于髡传》中梁国赠送黄金百镒，《孟尝君传》中秦国运载黄金百镒，《虞卿传》中赵国赏赐黄金百镒，《聂政传》中严仲子奉上黄金百镒，《荆轲传》中夏无且赏赐黄金二百镒，至于《越王勾践世家》中陶朱公用黄金千镒进献庄生，《苏秦传》中赵肃侯用黄金千镒与诸侯盟约，《田单传》中即墨富豪用黄金千镒送给燕将，即使是平原君为鲁仲连祝寿也用千金，吕不韦命令能增减他书中一字的人给予千金，本来还有比齐国馈赠多十倍的情况，哪里说它过于丰厚呢？”有人又问道：“您知道古代的权衡和现在相同吗？不同吗？金的价值比现在轻吗？重吗？”我说：“汉朝四十斤相当于宋朝十五斤，孔颖达说：‘现在的一百二十斤相当于古代的三百六十斤。’说法各不相同，总之秦国的斤虽然重于汉朝，但和唐宋以后相比仍然悬殊很大。何休注释《公羊传》中的‘百金之鱼’，也说古代金重一斤，如同现在的一万钱，由此可知从夏商周三代直到两汉金价一直如此。如果在今天，汉朝黄金一斤重相当于六两，金重达到六两，足以价值六十缗钱，何止是一万钱的好几倍？难道不是古代黄金多而价格低廉，所以赠送的人也多；现在黄金少而价格昂贵，所以赠送的人也少吗［按《滑稽列传》中齐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携带黄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威王于是增加携带黄金千镒、车马百驷，大概是十倍，由此可知齐国也是一镒为一斤］

又按：朱熹认为孟子之所以离开齐国，其事虽然不可考，推测王驩是齐王的宠臣，曾想依附孟子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而齐王也让王驩作为副使陪同前往吊唁公行子，孟子都没有和他们说话，即使是跟随他来的，也用正言驳斥他们，那么孟子断绝他们的态度很深了，怀疑王驩因此积怨而离开。我认为这固然如此，然而这一章系于燕国背叛齐王惭愧之后，大概君臣之间的隔阂已经打开，有不能复合的情况了，所以孟子决然请求离开。集注说：“王庶几改之。”改一定是指某件事而言，现在不可考了。我私下认为改之，就是前章“过则改之”的改，恐怕是指燕国的事，难道一定另有其他事吗？郝仲舆也说：“孟子离开齐国，在宣王伐燕之后，愍王的祸患实际上由此开始。愍王死后齐国于是衰败不振，孟子见微知著很早啊。”又说：“取燕一事，尤其不改兴兵构怨的习性。燕人已经背叛，而邪臣还在文饰。孟子知道齐国的祸患从此开始，所以辞官离去。王能改变计划，挽留还来得及，却不醒悟，危险啊！”

又按《大全辨》记载一种说法道：“有人问一见就想离开，出昼为何偏偏迟迟？”回答说：“圣贤挽救乱世，如同慈母伏在死去的儿子身上，一息未绝，还希望复苏，哪里忍心冷漠置之？”这就是孔子知道不可为而为之的家法。这段取喻悲悯，可谓刺心。

又按金仁山本《大事记》说：“孟子在赧王元年从齐国回到邹。”二耳。就像宋，有与宋臣戴不胜对话。按系如宋于去齐后，固然是，但即在元、二年间，殊无依据。可以依据的是，宋初称王在慎靓王三年癸卯，孟子称戴不胜为“子之王”，不像在滕称毕战为“子之君”，那么应在癸卯后可知。越明年甲辰，鲁景公去世，子平公旅即位。平公想见孟子，又应在甲辰后。至于在宋与滕世子谈话，世子继位即位，然后去滕，又应为赧王初年事。说者怀疑孟子或许卒于赧王之初，也有原因云［按鲁平公之年，《六国表》、《鲁世家》差互，此从《通鉴》，详见安王二十五年下考异］

又按《春秋公羊传》，君主在世称世子，君主去世称子某，已经安葬称子，过了一年称公。《左氏例》则未安葬称子，已安葬称君，不待过一年就称君，这是两传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及我以《孟子》验证又有不同。君主在世称世子，“滕文公为世子”是；君主去世也称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是；未安葬称子，不独已安葬为然，“至于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称“子力行之”，则在已安葬之后，但未过一年罢了。何以验证？滕文公既定为三年丧，五月居庐，未有命戒，那么也无礼聘贤人之事可知。只有到安葬后，才以礼聘孟子到滕，而问国事，所以孟子还称他为子。直到过一年改元，然后两称

译有人问孟子：“国君对这件事该怎么办呢？”孟子说：“国君请在这两种做法中做出选择。”由此看来，孟子在滕国的行踪和所花费的时间，也就大致可以推知了。

译有人提出疑问说：“魏惠王用谦卑的礼节招揽贤才，孟子前往应答；齐宣王质朴美好且敬重士人，孟子长期游历；滕文公则接受了他的聘礼并将他安置在上宫。即使是小小的宋国国君宋偃，在初年号称实行王道政治时，孟子也曾一度在那里。如果就当时的贤明君主而言，本来没有比燕昭王更好的了。虽然他们的志向情趣或许不同，但邹衍从齐国去了燕国，剧辛从赵国去了燕国，乐毅从魏国去了燕国，纷纷都受到尊重的礼遇，为什么孟子却裹足不前，一次也不去燕国呢？”我回答说：“燕昭王礼遇士人，是为了报仇。报仇的对象就是齐国。孟子曾经担任齐国的卿，宣王虽然去世但闵王还在，所谓‘得罪于他国，终身不敢谋划赵国的奴隶，何况子孙呢’，所以宁愿终生不被燕国任用，也不去燕国一次吧！”

又考据孟子在梁惠王死后，还讥讽他不仁；梁襄王刚即位，讥讽他不象君主。大概是因为梁国从未让他做臣子。至于滕国，不仅不是臣子，而且孟子也不自称臣子，只是说“我的地位更加尊贵了”。朱熹注释《楚辞·涉江篇》说：“这里大多‘余’、‘吾’并称，详细考察文意，‘余’平和而‘吾’傲慢。”这是对的。

又考据《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先儒辨析得已经很详尽，但最精妙的是朱熹说：“看左丘明所耻笑的事情如此，而《左传》必定不是他所作。”我也有一条证据：左丘，是他的氏；明，是他的名。就像《春秋》中的闾丘明，闾丘明不单称氏为闾，那么单称氏为左，自然就不是左丘明。《孟子》七篇是孟子自己写的，只有韩愈胡乱了他的说法，最精妙的也是朱熹说：“看七篇的笔势如同熔铸而成，不是拼凑就能完成的。”我也有一条证据：《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所以记载圣人的容貌很详细；七篇成于自己之手，所以只记载言语或出处罢了。

《四书释地又续》原序

我已经完成了《释地续》八十条，间或解释到人，因为地没有人就不传扬了。现在作《释地又续》一百六十三条，于是由人而及物了。有人请求我说：“与朱熹的《集注》不同怎么办？”我笑着说：“与《集注》不同就不利于科举考试，我老了，著书希望流传后世，何必同那些应试书生一样，整天皱眉，拘泥于传注模仿语气，去迎合头脑迂腐者的眼目呢？事情有大不可理解的，朱熹注释《孟子》，一说是记录者的错误，二说或许有错字，这难道是真正的《孟子》吗？朱熹可以纠正《孟子》，而读《集注》的人不允许纠正朱熹，这是什么说法呢？后人的见识，固然万不及朱熹，而朱熹的见识又难道真的高出孟子吗？即使说两处错误，如果把纣王当作兄长的儿子，并且把君启和比干并举，这是古人文章连类而及的常理，华周的妻子也是这样。孟子哪里误会了呢？续编两卷，于是把这些话列在卷首，以等待后来的君子。太原阎若璩序。

《四书释地又续》卷上

阙里

我先前跟随元朝王应麟的《家语》句解本，“颜繇，孔子开始在阙里教学而受学”，证明这本书出于王肃之手，因为它有“阙里”字样。等到最近读《北史》、宋版王肃注本《七十二弟子解》说：“颜由，颜回的父亲，字季路。孔子开始在闾里教学而受学，比孔子小六岁。”原来是“闾”字，不是“阙”字，不觉自己失误，后悔冤枉了王肃（子雍），也足以证明书虽然是私下增改，还能知道孔子时代断没有“阙里”的名称，不敢冒称，只说“教学于闾里”罢了，于是不觉非常痛快。唉！学问须要广博，书籍须要善本，又须要参考前后的见解以归于一定，学者千万不要轻易改变说法啊。

阙党

我的朋友胡渭生（字朏明）北上，经过我家，愉快地住了三个晚上，问我：“阙里我已经听闻您的指教了，但是阙党，顾炎武说就是阙里的别称，记载在《日知录》中，正盛行，您不可不写一篇解释。”我说：“阙里，是里的名称；阙党，是党的名称。五百家为党，就像达巷党人，达巷也是党的名称。现在《兖州府志》说：‘阙党在滋阳县东北一里，有泉水，名叫阙党泉，流入泗水。’《荀子·儒效篇》说：‘仲尼居住在阙党，阙党的子弟没有不分享的，有亲人的多取，用孝悌来教化他们。’居，是暂住，正是所说的所过之处都被感化。”

穷石

有人责难我说：“您先前跟随金履祥，说穷石不知道在哪里，凭意思推测应当必定靠近夏都安邑，才及得上取代夏朝的政治。现在郦道元注释《水经》河水条说：平原郡鬲县有鬲津河，道元说：‘原来是有穷后羿的国家。’现在记载了，而您没有提及，不是一个大遗漏吗？”我说：“不。郦道元的注释有可以采纳的，有不可以采纳的，这就不可以采纳。因为《左传》襄公四年传：‘靡逃到有鬲氏。’杜预说：‘有鬲，国名，现在平原国鬲县是［现在平原县，顾氏说现在德平］司马彪说：‘鬲，侯国，夏朝时有鬲君灭掉寒浞立少康。’应劭说：‘鬲，偃姓，皋陶的后代。’那么这个地方应当在后羿八年，寒浞杀羿，靡来投奔时，正是皋陶的孙子有鬲氏的国家，怎么能说羿的旧国在这里呢？如果不是鬲君忠于夏朝，怎敢接纳夏朝的遗臣呢？如果不是鬲君与靡协力同心，靡怎么能从他的国家迅速收集斟灌、斟寻两国的残余力量，以灭掉寒浞而立少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