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释地又续卷下

译《四书释地又续》卷下

弟子大约有三千人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用《诗》《书》《礼》《乐》来教导学生，弟子大约有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我曾举出这段文字来展示，这是古今学问的关键所在。朱熹删去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这八个字，从“弟子盖三千”开始，载入《论语序说》中，却不知道太史公特意重提教学方法，正是为了下文“精通六艺者”做铺垫，删去它实在失去了原意。有人问我说：“古代乐正崇尚四种学术，确立四种教化，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培养人才。所以孔子也说：‘兴起于《诗》，立足于《礼》，完善于《乐》。’又说‘孔子平时雅言《诗》《书》，执行《礼》’，不过是这四种罢了。至于《周易》，是占卜的卦辞；《春秋》，是诸侯国的史书。由大卜掌管，由大史任职，不是士子所学习的。只有孔子晚年喜欢为《易》作传，恐惧而修撰《春秋》，才将所删定的《诗》《书》，所确定的《礼》《乐》，合在一起成为六经，也叫六艺。所以说：‘谈论六艺的，以孔夫子为折衷。’当时的教学，只以正业为主，正业就是《诗》《书》《礼》《乐》。那些能够兼通《易》《春秋》两部经书的，只有七十二人罢了。《弟子列传》开头说：‘孔子说：受业并亲身精通的有七十七人，都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如果把六艺与《周官》相同，那么礼、乐、射、御、书、数，司徒用它来教导万民，保氏用它来培养国子，难道一定是特殊才能的人吗？《集注》在《弟子》章的文字中说：‘指《诗》《书》等六艺的文章。’六艺原本属于射、御等类，而在前面冠以《诗》《书》，精妙啊，完备啊。”

陈蔡臣服于楚

《论语序说》提到蔡和叶。朱熹注解说：“当时陈、蔡臣服于楚国。如果楚王来聘请孔子，陈、蔡的大夫怎敢围困他？”金仁山说：“陈、蔡只是跟随楚国罢了，并非成为楚国的臣属。况且蔡国又同时隶属于吴国。考察围困孔子的事，是鲁哀公六年壬子年的事。在此之前，鲁哀公元年，楚子围困蔡国，蔡国背叛楚国而依附吴国，请求迁都。二年，蔡国迁都到吴国的州来。州来，就是现在的寿州，所谓下蔡的地方。三年，蔡国放逐其大夫到吴国。四年，蔡昭侯将要去吴国，被公孙翩所杀，公孙辰出逃到吴国，并没有见到隶属于楚国。六年，吴国攻打陈国，楚昭王救援陈国，最终军队驻扎在那里，陈国归属楚国。前编的辨析核对了，但还不够精当。”

少正卯

关于少正卯被诛杀的事，朱熹向来极力辩驳其不存在，而《论语序说》却还记载此事，这是改革未尽之处。陈几亭说：“圣人执行诛杀，必定是因为那个人有显明的罪行，被众人所抛弃，没有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仅仅因为他过去是奸雄，案件尚未具备就立即执行大杀戮的。这是穰苴、孙武行军立威的方法，难道是圣人治理政事的方法吗？”

曾点鼓瑟

陈几亭说：“我常常奇怪曾点鼓瑟，三个弟子的陈述一一进入他的耳中，圣人的面容微微微笑，看得清清楚楚，没有遗漏，耳目同时使用，不妨碍手挥动琴瑟，这真是奇异的事。后世终究没有人怀疑其中的缘故，为什么呢？”我认为还有口唱歌。大概古人琴瑟的使用，都与歌唱一起演奏。有自己鼓瑟自己唱歌的，孔子取瑟而歌、赵氏灵王梦见处女鼓瑟而歌就是如此；有一人鼓瑟一人唱歌的，汉文帝让慎夫人鼓瑟，皇上自己靠着瑟而唱歌就是如此；有两人鼓瑟两人唱歌的，《乡饮酒礼》中‘乐工四人，两把瑟’就是如此。没有单独鼓瑟的。当曾点回答夫子“你怎么样”的问话时，口已经停止唱歌，手也停止挥动，只是微微有瑟的声音，所以说“希铿尔”，那么投下瑟的声音就衔接下文。史书记载刘穆之眼睛看辞讼，手回答笺书，耳朵听受，口并酬答；刘炫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诵读，眼睛数数，耳朵听，五件事同时举起，是千百年来奇异的人。哪里知道圣人门下已经有这样的人！

曾晳倚门而歌

己未年，我因被推荐留居京师很久，每天以讨论学问为事。有人拿着季武子丧事时曾点倚着他的门而唱歌，被朱熹采入《集注》，似乎可信，来问我。我说：这是子虚乌有的话。春秋昭公七年季孙宿去世，孔子十七岁，曾点比孔子小多少岁不可知，然而《论语》叙述他的坐次在子路之后，那么一定比孔子小九岁以上可知。孔子十七岁时子路才八岁，曾点实际上不过是六七岁的孩童罢了，怎么会有倚靠国相的门临丧而唱歌的事。《檀弓》多诬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石室陈普极力辩驳，还没有涉及到这一点，因此我稍微补充一下罢了。

秦楚之路

孟子这一章排在牛山章、无惑乎齐王章之后，似乎是在齐国一时所说的话。齐国都城临淄，距离秦国西都咸阳路途二千里之远，距离楚国南都鄀路途二千里之远，所以都说远。其他如朝见秦楚，以它们是大国来说；挞伐秦楚，以它们是强国来说；秦楚交战，以所听到的时局来说。说话本来各有恰当之处。

淳于髠前章

孟子与淳于髠问答，仅有两章。后一章是离开齐国之后，不必多说。前一章似乎是在梁惠王朝廷上相遇

译为什么呢？《史记·魏世家》明确记载：“魏惠王以谦卑的礼节和丰厚的礼物招揽贤才，邹衍、淳于髠、孟轲都到了魏国。”孟子向来不肯拜见诸侯，只是因为魏惠王以礼相邀，才来到魏国，而且从未在魏国做官，这确实有孔子遵循正道却长久不被任用、温和恭顺却无处施展抱负的情状，所以淳于髠才发问：“先生为什么不拯救天下呢？”否则，在齐国时孟子就已经出仕了。淳于髠难道是要讥讽他拯救天下没有效果吗？或者是认为他无力拯救天下吗？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千年之后，大概可以根据情理推测出来吧！

译孟懿子的兄长

《集注》说：南容谥号敬叔，是孟懿子的兄长。这不过是因为《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说：“我如果得以善终，一定要把孟说和孟何忌托付给孔子，让他们侍奉孔子并学习礼制。”由此推断敬叔在懿子之上，所以这样说。下文又说：“所以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以弟子之礼侍奉仲尼。”也并没有明确断定他是兄长。况且昭公十一年，孟僖子住在薳氏家，在泉丘人生下了懿子和南宫敬叔。注解说：“这两个孩子像是双胞胎。”究竟何忌在先，继承父亲爵位，谥号称“子”；说在后，出仕为大夫，谥号称“叔”罢了。这两人或许生于昭公十二年，师从仲尼学习礼制时年龄十三岁［南容名适，一名绦，与敬叔名说，载宝而朝者，应当是两个人］

孟献子是鲁国的贤大夫

我读《左传》读到宣公八年东门襄仲去世，于是感叹鲁国从此以后政权归于三桓了，周公的基业难道就衰败了吗！所以宣公十八年归父向国君谋划，想要除去三桓以振兴公室；成公十六年宣伯告诉晋国说：“鲁国有季孙、孟孙，就像晋国有栾氏、范氏一样，政令由此确立。”季孙那边，文子行父实际上是权奸之首，不必等到他的儿子武子宿才开始专断国政，如注中所说；孟孙那边，献子蔑与季孙共同执政三十四年，也不能像注中所称那样算是鲁国的贤大夫，这是《春秋》的大义。大凡以下犯上的人，必定树立贤良美好的名声来对外收买人心赞誉，所以能够暗中掌握国家权柄，自古以来篡夺窃位的臣子都借此得逞，像这两个人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况且《大学》中关于取人的言论，对于楚国及王孙圉，对于晋国及狐偃，引用“畜马乘”等八句话，还如同前代史志一样，难道真的认为这些人能懂得平治天下的大道吗？即使他们懂得，也是言行不一。他们实际上收敛君主的政令而据为己有，君主身边没有聚敛之臣，实际上盗窃国家的利益而均分给私家，私家没有盗窃之臣，将会看到私家日益强大，国家日益削弱，做君主的将如何承受！我写下这篇议论，自觉颇为惊世骇俗，然而诛杀奸佞谄媚之人于死后，辨明弑君叛逆之罪于最早，以此作为臣子的大界限，难道是我愿意的吗！难道是我愿意的吗［《论语》因为孟庄子及其贤，《孟子》因为有五个朋友称为贤，还可以］

燕毛

祭祀完毕而宴饮，则根据头发颜色的深浅来区分长幼作为座次，这也本于郑康成的注解，却成为世人议论的口实。顾麟士说：“大概昭穆次序既定，那么名分就确定了；名分确定，那么名分尊贵的人必定是年高而头发花白者居多，他们的位次在上；年少而头发乌黑者多在下。也不是按照头发的黑白来排列。《周礼·司仪职》说：‘君王宴饮则诸侯按毛色排列。’郑司农注解认为：‘老者在上面。老者两鬓斑白，所以说毛。’‘毛’字有的版本作‘耄’，这是以经解经的第一义理。朱子博览群书，还没有达到这一点。以前说训诂之学在宋代失传，比如‘心广体胖’，郑注：‘胖，犹大也。’与‘肥，多肉也’的解释不同，后代多混为一谈。朱子意思清修之士难道一定都肥胖，于是改注说：‘安舒也。’不知道安舒是‘泰’字的解释。‘听其言也厉’，郑注：‘厉，严正也。’从未听说过有‘确也’的解释，况且只有严正才与上面的‘温’字意义相反，所以说变化。如果真是‘确也’，‘子温而确’可以吗？‘自作孽不可活’，《尚书》作‘逭’，逭，犹缓也，也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解释，何如仍然采用郑注：‘逭，逃也。’本于《尔雅》、《说文》。古人用字不嫌重复，后代必定认为有深浅、虚实之别，这是穿凿附会。比如‘辞亦说也’，集注：‘辞者，说之详。’那么说者，是辞之略可知。上节‘放淫辞’，是放逐说的详细者；‘邪说者不得作’，仅是辞的略者不得作而已，这能讲通吗？有人说：‘大儒偶尔出现，著书阐明大道，其小小的训释可以自我作古，譬如天子考订文字一般。’我说：‘也有区别。马援在汉光武朝，因为所借伏波将军印，书写‘伏’字犬部向外，与县长吏印文不同，担心天下不正者多，所应齐同，推荐通晓古文字者奏上，认为可以，这是一次考文。唐开元十三年敕令说：‘朕每次读《洪范》，到“无偏无颇”，只有“颇”一字于韵不协，宜改作陂。’大概因为陂则文亦会意，为颇则声不成文，亟须刊正，以免鲁鱼之误，这又是一次考文。那么应当遵从什么呢？’

王子母死

以经解经，没有比《丧服记》“公子为其母”一章更合适的，用来解释王子为其母，这是因为被父亲压制，本来没有丧服，权宜制定练冠麻衣縓缘，下葬后就除去丧服。郑康成说：“不剥夺其恩情。”没有被嫡母压制的说法。被嫡母压制，错误始于赵岐，沿袭于孔疏，到宋代混入《集注》，于是成为世人议论的口实。明初《大明令》记载：“庶子为其所生母服齐衰期。”注说：“谓嫡母在室者。”后来《孝慈录》成书，更加制定制度。读自制序文，真有冠履倒置的感叹。推究其过失，《集注》实在不能推辞。我曾经想请求朝廷，尽早加以刊正，这类情况就是

译罢了。有人说：“你致力于科举学业，谨慎小心地只遵循《四书集注》，不敢有丝毫偏差，为什么唯独著书时不这样呢？”我说：“现在使用的制度，我遵从周礼。又说到‘礼乐制度多么丰富啊，我遵从周礼’，这是治经学者遵循注疏的说法。如果我们这类人探究圣人的经典，自然应当广泛考证，精心选择，不必拘泥于某一位先生的言论，因为还有‘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辂车、穿戴周朝的礼帽’等先例。圣人当时大概也是多种制度并行而不相违背的。况且注疏名为《集注》，传疏名为《集传》，大儒原本不敢用一己之见来穷尽经典，所以命名为‘集’。只是所汇集的当时学说可能有不完备之处，所汇集的见解或许还有未定论的地方，难道对后人不抱期望吗？所以朱子每次想要重新整理《易本义》，在去世前三天还亲手修改《诚意章》，他不自满自足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现在的学者，仍然苦于用科举应试的眼光来对待探究经典，如果朱子有灵，我恐怕他未必会认为这是知言善道了。”司马光说得真好：“经典就像箭靶，一个人射箭，不如众人一起射，命中的人就多。”虞集说：“早年我跟随吴澄学习，清河人元复初担任行省掾吏，谈论各经的要义，我都用关洛学派以来的学说回答。第二天复初告诉吴公说：‘伯生的经学大概还不够广博。’我起初听到这话不以为然，后来取来古今百代传注的说法，纵横交错地深入考察，这才知道如果不广泛通晓那些，就自以为在这里有所得，不是愚昧就是狂妄，这就是复初对我的教诲。”这些都是我们这类人探究经典的主张。

译秦誓

《秦誓》这一篇，史书将其系于秦穆公在殽山埋葬尸体、为阵亡将士发丧痛哭之后；《尚书序》则认为是在殽之战败后回国时所作。王应麟也不能做出折中的判断，只是说：“两本书的说法各不相同。”金履祥竟然跟随史书的说法。我通过《左传》来考证，认为《秦誓》应当作于僖公三十三年夏天，秦穆公身穿丧服在郊外等候军队、面向军队痛哭的那一天；而不是作于文公三年夏天，埋葬殽山尸体、即将称霸西戎的时候。因为称霸西戎，那么他的志向和事业就实现了，哪里还会作出悔恨痛心的言辞呢！殽山，是晋国的南境，从秦国前往郑国，路途必须经过这里。《括地志》说：“两座殽山，又名嵚崟山，在洛州永宁县西北二十里，就是古代的殽道。”苏代称之为殽塞，淮南王刘安称之为殽阪，司马迁称之为殽阨，冯异称之为殽底，孔颖达称之为殽关，《元和郡县志》说从东崤到西崤三十五里，位于秦关以东、汉关以西，这是正确的。

《谷梁传》说：“秦国被视为狄人，是从殽之战开始的。”我却说：“秦穆公能够称霸西戎，是从殽之战失败后悔过开始的。”为什么悔过就能称霸呢？因为悔过是人生第一件大事，以悔过作为进德修业的第一念头。人一定要悔过才能自强，自强了，大的足以称王，小的也不失于称霸。看穆公说的话：“我心里的忧愁，日月流逝，好像不再回来。”当时他在位三十三年，危惧地担心死亡即将降临。我之前写过一篇论述，论述天子悔过的，商朝的太甲最为显著，周穆王次之；诸侯悔过的，卫国的睿圣武公最为显著，秦穆公次之。

凯风

宋代晁说之以道对《诗序》的评论说：“孟子说《凯风》这首诗，父母的过错是小的。而《诗序》说：‘卫国淫乱的风气流行，虽然有七个儿子的母亲，还是不能安守她的家室。’这七个儿子的母亲，对于先君没有尽到妻子的本分，对于七个儿子没有尽到母亲的本分，过错哪有这么大的？孟子的话是荒谬的吗？孟子的话不荒谬，那么《诗序》就是错的。”黄宗羲极力采纳他的说法，载入《孟子师说》。我查考《诗序》又说：“所以赞美七个儿子能够尽孝道，来安慰母亲的心，成就她的志向。”成就志向，是成就母亲守节的志向，不像郑玄的笺注那样解释为孝子自责。于是检查孔颖达的疏注，也说母亲最终没有改嫁，为此感到痛快绝倒。又想起东汉姜肱性情笃厚孝顺，侍奉继母恭敬勤勉。继母年轻，又严厉，姜肱感于《凯风》的孝道，兄弟同盖一床被子睡觉，不进入内室，来安慰母亲的心。感叹作诗的人能在千年之前安抚母亲，感于诗的人也能在千年之后安抚母亲，诗歌对人伦的益处竟然如此。当时采集诗歌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件事，解释《诗序》的人申述赞美这件事，于是没有被圣人删去，《诗序》怎么可以非议呢？大概七个儿子的母亲只是有想要改嫁的念头罢了，如果真改嫁了，那就是真正对先君没有尽到妻子的本分，对七个儿子没有尽到母亲的本分，这叫作恶，难道仅仅是过错而已吗！

沟洫

沟洫，是田间的水道，只能对应《史记·河渠书》中的“渠”字，不能对应“河”字。班固取它来命名他的志书，是错误的。大禹当时只有两句话：先决开九条大河的水，让它们各自通向大海；其次疏通田间沟洫的水，让它们各自通向大河。如此而已［贾让上奏说：“大河没有堤防，小水得以流入”］大概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就随手治理民间的田地。治水是为了拯救溺水的人，治田是为了拯救饥饿的人。上古时代纯粹以民事为主，哪里像后代有在官和在民的区别呢！

掘地注海

《朱子语类·禹贡》说：“大禹治水，是自下而上，然后再自上而下。后人认为是自上而下，这大错特错。如果不先从下面泄水，却先从上面治理，下面的水没有泄出，上面的水反而更严重，怎么能这样治水呢？”又说：“大禹治水，先在低洼的地方用工。”又说：“大禹只是先从低处下手，如果下面的水完全排尽，那么上面的水逐渐变浅，才可以下手。大禹掘地而将水注入大海，正是所说的下面的水完全排尽，这是首先要做的；水顺着地势在地下流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就是这样，这是所说的上面的水逐渐变浅，是后来才做的。”大禹当时治水的方略，轻易地被孟子拈出。现在的人治水，专门与这三句话相反。两汉时期平当因为精通《禹贡》，被派去治理黄河；王景被派遣修治汴渠，赐给《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现在的治水者，只适宜劝他们熟读《孟子》罢了。

麋鹿

我解释地名已经解释到人了，也应当偶尔解释到物，因为物也是土地所生的。比如大的叫鸿，小的叫雁，出自《毛传》。《说文解字》因而类推说：大的叫麋，小的叫鹿。注解说：麋，是鹿中大的。似乎不可以。《说文解字》：麋，是鹿这一类罢了。它们的区别在于麋是泽兽属阴，鹿是山兽属阳。到了哀公十四年，逢泽有介麋。麋一本写作麋。介，大也。介麇是指麋中大的，不是说麋比鹿大。这也是训诂不精的地方。

狐貉

狐狸生性多疑，貉生性好睡，都是穴居的野兽，毛皮深厚温滑，都可以做皮衣。解说的人必定认为“一之日于貉”是说为自己做皮衣，“取彼狐狸，为公子裘”是供给尊贵的人。孔颖达于是有“礼制中没有貉皮衣”的文字，只有孔子地位卑贱，所以穿着它居住。不知道“衣敝缊袍，与

译“穿着狐貉皮衣站立”，这难道是地位低下者的服饰、不合礼制的做法，而圣人却极力称颂它吗？读书不深入，解说就多拘泥不通。唯独“用厚实的狐貉皮衣安居”，满巽元的解释如果理解为皮袍，就与上文“狐裘”重复；如果理解为闲居，又与“亵裘”重复。大概这里的“居”就是“居，吾语女”中的“居”。《诗经·秦风》说：“文茵畅毂。”文茵，是车中坐卧用的虎皮褥子。孔子也是取这两种兽皮作为坐褥，因为它们的温暖厚实适合身体。

译熊掌，就是《左传》里所说的熊蹯。有人怀疑“掌”字从手，“蹯”字从足，在人身上有区别，野兽为何相同？我查考《尔雅·释兽》：“狸、狐、貒、貈这类野兽，它们的脚叫蹯。”疏证引用《说文解字》说：“蹯，就是掌。”《释鸟》：“凫、雁这类水鸟，它们的脚叫蹼。”“鸟、鹊这类鸟，它们的掌是缩拢的。”疏证说：“掌也就是足。”由此可知它们是相通的。再思考字书的解释，“掌”是手指的根本，手有手指，足也有脚趾，所以它们的根本都可以称为掌。

缗蛮黄鸟，毛亨传：“绵蛮，是小鸟的样子。”虽然朱熹之前有长乐刘氏将绵蛮解释为鸟叫声，终究应当以毛亨传和《韩诗》薛君章句“绵蛮，是文彩的样子”为正确。白鸟鹤鹤，毛亨传：“翯翯，是肥泽的样子。”虽然朱熹之前有五臣《文选》注“＜白隺＞＜白隺＞，是白色的样子”，终究应当以毛亨传和《说文解字》“鸟白而肥泽的样子”、《字林》“鸟白而肥泽叫翯”为正确，固然不能因为偶然有一种说法就废弃历来相传的训诂。至于“宵尔索绹”，《尔雅》：“绹，是绞合。”意思是夜里将绳索绞合。《广韵》：“绹是说绞合绳索。”朱熹注《孟子》正与此相同，为何《诗集传》忽然说“索，是绞合；绹，是绳索”，文义违背到了这种地步，几乎让人怀疑传注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怎么能说作为设立学官考核士子的书籍，就没有遗憾之处呢？有人说：“那么设立学官考核士子是为了什么？”我说：“这是先王统一道德以同风俗的意思。”宋神宗告诉王安石说：“谈论经书的人现在人人不同，将用什么来统一道德？”神宗的忧虑是对的，但不应当用王安石的三经来欺骗天下。朱熹出现，道理纯正义理正确，自然足以压制他们，而且人们尤其重视他的话。只是偶尔有遗漏失误的地方，岂能习以为常？我曾感慨唐代自从义疏通行，举国上下只主一种说法，不再有汉人的宏博，有“宁可说孔子错了，也不肯说郑玄、服虔不对”的陋习。等到宋代庆历年间，刘敞《七经小传》写成，经学才开始变化。宋代大儒的传注，淳祐年间一道诏书后已经盛行，而元代就用来选拔士子，明代用来攻击制义，只是蹈空不实，陋习更是说不完。等到成化、弘治年间，杨守陈凭自己的见解立说，务求其正确，所以《五经四书私抄》写成，经学又发生一次变化。这两位先生，确实都对圣人的经书有功。

蹝，是草鞋，本于赵岐注，其实只是解释“履”字，与《史记》虞卿“蹑蹻”的“蹻”不同。徐广说：“蹻，是草鞋。”另外屝也是草鞋。

杠，是方桥，又不是本于赵注，其实只是解释“桥”字。有从石旁的，大概是聚集石头在水中作为渡河之用；如果从木旁，则是横木用来渡河。况且步行的人，何必一定要用方形的才能渡过呢？我曾说居居、究究，《尔雅》都有明确的训释，虽然未必真出自子夏等人，但必定远有所承袭，而朱熹不信。赵岐又在壁中作训诂，大多来不及查考书籍，像“蹝，是草鞋”这类，而朱熹却相信。

盘，是沐浴用的盘，采用孔颖达疏。有人说古代五天洗一次澡，三天洗一次头，甚至超过三天、五天的期限，不像盥漱是每天早晨起床所必须的，这与铭文不合。所以特别喜爱郑康成《内则》注“盘，是承接盥洗水的器具”，韦昭《吴语》注“盘，是承接盥洗的器具”，直接拿来替换《集注》。

何焯屺瞻说：“《集注》‘柝，是行夜时敲击的木头’，本用赵氏注，现在都讹误为‘夜行’，即使是监本也这样。我认为‘行夜’、‘夜行’，相差何止天壤！陆德明《左传释文》：‘柝，是用两块木头相击来行夜。’《说文》作棙，一作槖，夜行时敲击的，恐怕原本也是‘行夜’。”

杨子为我集注。《列子》称他的话：“伯成子髙不以一毫利物。”这是对的。这与杨朱有什么关系？应当取下文：“禽子问杨朱说：‘拔掉你身体的一根毫毛来救济世人，你愿意做吗？’杨朱说：‘世人本来不是一根毫毛所能救济的。’禽子说：‘假如能救济，你愿意做吗？’杨朱不回答。”这一段，才符合。以前说孟子以余力为之的，正是指这个。不仅如此，伯子不穿衣冠而处，是《说苑》而非《家语》；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是《淮南子》而非《庄周》；不对而出，讹宁喜而为宁殖；农家者流，讹班固而为史迁；“独任管仲四十余年”，“余”应当作“一”；孔子卒至孟子游梁百四十余年，“余”应当作“四”；自文武至此七百余年，应当作八百四十余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后，应当作千三百四十余年后；定公十三年适齐，应当作十四年；适卫，这是初次到卫国；哀公之十年自楚反卫，应当作六年，这是最后到卫国。这些都是《集注》应当厘正的。

《集注》分析姓与氏，没有比太公这一条更确切的，说：“太公姜姓吕氏，名尚。”而齐宣王不曰

译姓本为妫氏，后来却称为田氏，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像太史公在书中那样，将姓和氏混为一谈吗？史书记载禹为姒姓，契为子姓，弃为姬姓，伯翳被赐姓嬴，这些都是正确的。又说：“禹的后代、契的后代以及秦的后代，分封时各自以国名为氏，所以有扈氏、男氏、殷氏、来氏、徐氏、郯氏等。”这里又把氏误认为姓。既然说“造父被封于赵城，他的族人因此以赵为氏”，这大致是对的；却又说“非子因为造父的恩宠，承袭赵城的姓氏而姓赵”，这就错了。大概终究是含糊不清。然而，与北宫黝以下、盆城括以上那些，有的复姓、有的单姓，全部注释为姓的情况相比，还算稍好一些罢了。

译老子

陈几亭说：“假如孔子与佛陀相见，佛陀必定不会满意孔子，孔子必定会认同佛陀。佛家和道家虽然都是至高之人，但都自视甚高，只有圣人始终不自视甚高。所以孔子一见到老子，便虚心求教，老子颇加讥讽，圣人感叹老子像龙一样深不可测。假如孔子见到释迦牟尼、达摩这类人，看到他们虚怀旷达、妙明通达，赞赏必定又在‘犹龙’之上。后人见孔子叹服老子，而佛家广大确实又超过老子，于是怀疑孔子不如老子，老子不如佛陀。不知道道理相同的人，未达至高境界的人必定信服至高之人，颜回、孟子信服孔子就是这样；道理不同的人，大的能信服小的，小的不能信服大的，老子不能信服孔子，并不是老子超过孔子；孔子能信服老子，并不是孔子不如老子。仁爱的人以大者对待小者，也是这个意思。我说即使从诗人来看，杜甫能信服李白，李白却不能信服杜甫。”

曾子易箦

陈几亭说：“改过确实是第一件善事，改过彻底且不懈怠，更是人生第一件难事。”有人说：“曾子更换席子，只是临死前不畏惧改过。”这个意思很好。如果考究其义理，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大夫所赐的席子，士人生前可以使用，就像园林亭台别馆，生前未尝不可居住，但寿终正寝必须在正厅，所以当气息将绝时应当更换席子。那么起初使用原本不算过错，等到听到教诲立即更换，乃是精义入神的学问，贯彻始终，不仅仅是改过不懈。看他呼唤小人的时候，自称战战兢兢，一直贯穿到死，才勉强避免过失。假如当时暂且听从曾元的意见，几乎在临终一刻，又有无法避免的过失。只有不放过这一刻，活着顺从礼制得以无强，死后安宁，我认为这足以纠正朱熹关于季孙赐席、曾子接受席子都不合礼制的说法。

伯夷柳下惠

郝氏《解》说：“处世自有中庸之道，不善之人不接纳，但也有包容荒秽的度量；无道之人不较量，但也有不屑教诲的态度。如果拒绝他们使他们无法接近，那就狭隘了；玩弄他们，认为他们不足挂齿，那就是不恭敬了。不狭隘，所以希望天下人都归于善；不不恭敬，所以不忍心将天下人抛弃于恶。”陈几亭说：“两位圣人大概都在万物一体的境界上有所未至。”确实如此！

墨翟

有人问：“墨子，人们正把他比作孔子，而孟子却把他比作禽兽，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我说：“庄子称他的教义说：‘死后没有丧服。’大概是认为穿丧服会伤害生命且妨碍事务。说：‘互相率领强行不吃饭以致饥饿，不穿衣以致寒冷，使面部凹陷，脸色黑黄，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无法使用。’又说：‘让王公大人实行这个，就必定不能早起上朝；让五官六府开辟草木，充实仓廪；让农夫实行这个，就必定不能早出晚归，耕种庄稼；让百工实行这个，就必定不能修理舟车，制作器皿；让妇女实行这个，就必定不能早起晚睡，纺纱织布。’这些话是多么悖谬啊！我私下认为大鸟兽如果失去了伴侣，过了几个月，必定返回巡视，经过故乡，鸣叫徘徊，然后才能离开。小的至于燕雀，还有啁啾鸣叫的时候，然后才能离开。现在墨子的教义像这样，是连禽兽都不如了。我本来认为孟子的话还说得宽容了。”

庄周

庄周，史书称为蒙人。刘向《别录》说：“宋国的蒙人。”现在归德府商邱县南二十里有蒙城，就是庄周的故乡。朱熹说庄子自是楚国人，当时南方多异端，这是错误的。庄周曾经担任蒙漆园吏。《括地志》：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冤句城在今曹州西南境内。曹州，是春秋时的曹国，在鲁哀公八年被宋景公灭掉，土地本来属于宋国。庄周所以也是宋国的官员。不像苦县属于陈国。老子生长时，土地尚属楚国未有。陈国在楚惠王时灭亡，在春秋获麟后三年，孔子已经去世，何况老聃呢？史书在苦县前冠以楚国，把老子当作楚国人，这是错误的。

号曰三晋

齐桓公开始称霸，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齐国衰落而晋国强盛，晋国衰落而楚国强大，楚国衰落而吴国强大，这是邵文庄的话，春秋形势概括于此。王泽断绝，从秦并天下开始；秦并天下，从三家分晋而力量不足以抵御秦国开始，这是尹起莘的话，阐明了最初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者，战国形势由此而来。金仁山说：“春秋所担忧的是楚国，史记所担忧的是秦国，二者占据了天下的大势。”真都是天下的名言。

都大梁

苏子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严重的了。”我也说：“魏国的失策，没有比定都大梁更严重的了。”放弃河山的险要，而迁往平坦四通八达之地，抛弃文侯、武侯两代的霸业痕迹，而成为新造的邦国。当时，假如早点聘请孟子，必定为君王制定不迁都的计划，有如后世所谓的‘天子守边’。君王确实守在边境，那么一国的人心系于此，一国的甲兵、财赋聚集于此，秦国虽然强大，怎么能凭一口气吞下安邑呢！只有安邑既已迁走，后四十五年，于是献安邑给秦国，不久秦兵到了大梁，又不久秦国攻打我们包围大梁。蒍贾说：‘我能去，敌人也能去。’难道不确实如此吗？

译起初也不过是苟且偷安于旦夕之间，最终未能振作而导致灭亡。所以我早在魏国改号为梁的时候，就说毕万的后代已经灭绝，不必等到河水灌入、王假投降的那一天去验证。

译少梁

惠王九年（己未年），秦国与魏国在少梁交战。少梁的旧城位于同州韩城县以南二十二里处，是古梁国的所在地。当时魏国完全占有河西地区，所以战争发生在这里。《六国年表》中秦国记载“俘虏了他们的太子”，魏国记载“俘虏了我们的太子”。这位太子就是名叫申、后来死在齐国的那个人，中间相隔二十二年，一定是被俘虏后返回魏国成为太子，又被派去率领庞涓的军队。唉！魏惠王不仅不仁义，而且糊涂到了极点！

与楚将昭阳战

事情中有承袭错误，历经五百年无人辨别，真正辨别清楚是从今天开始的，这就是“南受辱于楚国”这件事。南受辱于楚国，这件事本来无法考证，只应该存疑，即使孙奭的疏证也是这样。为什么把《楚世家》中“怀王六年（戊戌年），派遣柱国昭阳率领军队攻打魏国，在襄陵击败魏军，夺取了八座城邑”的记载，就当作《魏世家》中“襄王十二年，楚国在襄陵击败我国”的事情呢？襄王时期的事情，怎么可能是从惠王口中说出的呢？有人说：“《纲目》、《通鉴》都将襄王的年份合并到惠王之下，因为这是后来改元的缘故。”然而孟子来到梁国，与惠王问答，确切是在乙酉年，惠王怎么可能会预先提及十三年后的事情呢？《集注》的错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又有人说：“事情详载于《战国策》，甘茂说：‘梁君亲自戴着布帽被拘禁在秦国。’苏秦说：‘魏王赤脚行走，在国内按兵不动，向东臣服于齐国。’这就是受辱的事情。”然而这与楚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西边丧失给秦国七百里土地，即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年），割让河西之地献给秦国以求和解，并非多次献地。班固说：“魏国的边界自高陵以东。”这是从东西方向来说的。张守节说：“从华州以北到同州，都是魏国河西的土地。”这是从南北方向来说的。这块土地的四方界限，本来可以查考。另外还有上郡，是在襄王七年（癸巳年）才开始归属秦国。张守节说：“现在的丹州、鄜州、延州、绥州等地，北至固阳，都是这块土地。”也就是惠文君十年魏国献出上郡十五县的那件事。大概到了这个时候，魏国在河西靠近洛水之地修筑长城以与秦国为界的土地，全部丧失了。这是两件各自独立的事情。潏水的李氏总认为都是惠王时期的事，这是错误的，也与《集注》相同。我曾想，秦国新都城咸阳与魏国边界高陵最为邻近，商鞅说：“不是魏国兼并秦国，就是秦国兼并魏国。”难道不是这样吗？假使魏国当时能常得到像吴起那样的人守在这里，那么我恐怕秦国人连饭都吃不下去。

齐击魏破其军

惠王三十年（庚辰年），齐国攻打魏国，击败魏军，俘虏了太子申。《孙膑传》记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国派遣田忌率领军队前往，直扑大梁。魏将庞涓听说后，离开韩国回国，齐军已经越过魏境向西去了。”那时魏国虽然还没有迁都到大梁，但大梁毕竟是它的一座都会。如果从韩国的南阳直扑大梁，是攻击敌人必须救援的地方。庞涓在南阳与韩国交战，南阳即现在的汝州，在大梁西南六百里处。庞涓果然舍弃南阳，回国救援大梁。“唯独齐军已经越过魏境向西去了”这一句，实在无法理解。我曾查阅地图，日夜苦思，忽然领悟这是世代传抄的错误，原本应该是“齐军已经撤退向东去了”。撤退向东，是引诱敌人的计策。下文“孙子对田忌说”等等，大概是听到了庞涓回国的消息，就商量撤退军队。于是从魏地第一天撤退时设十万个灶，第二天设五万个灶，第三天设两万个灶，以此显示士兵散亡殆尽。庞涓看到后，果然非常高兴，加倍速度并行追赶。又已经进入敌国境内了，孙膑出生在阿、鄄之间，熟悉那里的山川形势，不需要向导就知道。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马陵，涧谷深峻，可以设置伏兵。阿，即现在的东阿县；鄄城，现在并入濮州，就是州治所在地。这就是兵法所说的“无处可逃”的地方，引诱敌人到这里，才能万箭齐发。更奇特的是，预先刻好到达的时间，又自己命令点燃火光，行军到这里，惊讶得如同鬼神，即使有飞鸟，都不能逃脱，何况庞涓呢！《通鉴》也知道“越过向西”讲不通，删去了这句话，删去确实是正确的。但因为当时正定都安邑，就把大梁改为魏都，不知道齐国与魏国两都相距将近两千里。千里袭人，很少能获利的。齐国虽然强大，难道敢冒这个险吗？渡过黄河翻越山岭，孤军深入没有后继，孙膑的智慧也不肯出此下策。由此可知，与之前的桂陵之战，仍然都是用“大梁”的字面意思替换“魏都”的，是不懂军事的人。回想亡友陈祺芳、子寿的话：“天下事没有比读书更难的了，没有比用兵更奇特的了，其余的都是平常且容易的。”我这一条，不知道在读书谈兵方面是否也有契合之处呢？

固而近于费

《前汉书·地理志》记载：颛臾国在泰山郡蒙阴县的蒙山下。费县是鲁国季氏的封邑，属于东海郡。杜佑的《通典》总收录在沂州费县下，说：“有蒙山，有东蒙山，有颛臾城，又有子游所治理的武城。”我读郦道元注《沂水》条说：“沂水从临沂县向东流，经过蒙山下，又向东南经过颛臾城北，又向东南流经过费县故城南。”按照里程计算，相距才七十里而已，所以说近。

逺人谓颛臾

徐文长极力驳斥《集注》中“远人”的说法，认为“颛臾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说它靠近费，说它在邦内”，那就不是远人了，这很明显。

译又说“不取，是为后世子孙留下忧患”，那么并非当今有不服从的臣属，应当把淮夷、徐戎当作对象。我也不认为这种说法对。淮夷、徐戎同时兴起，那是伯禽的时代，不是哀公的时候。查考哀公元年冬天攻打邾国，二年春天攻打邾国，三年冬天包围邾国，六年冬天攻打邾国，七年秋天攻打邾国，于是攻入邾国，把邾子益带回来；八年夏天，因为吴国将要攻打我们，才放回邾子。所谓“远方的人”大概就是指邾国。有人说：“鲁国的更柝声能传到邾国，两地相距只有七十六里，怎么能说是远方呢？”回答说：“敌对的国家就是远方的人了。因为鲁国与邾国世代仇敌，年年交战，疆界虽然邻近，却像山河一样遥远。这就是吴起所说的‘君主不修养德行，那么船里的人都成了敌国’啊。”

译句绎

句绎有两个含义：一是邾国的地名，见于《春秋》哀公二年春季二月“王二月”的经文；二是小邾国的地名，见于哀公十四年捕获麒麟之后的传文。

邹与鲁哄

邹国原本就是邾国，在鲁隐公元年时，它还是附庸国，跟随霸主以奖助王室，受周王册封为子爵，其爵位仅比鲁国低两级。哀公七年，鲁国向吴国进贡八百辆兵车的赋税，邾国也进贡六百辆，其赋税仅比鲁国少二百辆。因此，作为邻国却结下怨仇，其势力并不低于鲁国，竟然与《春秋》的记载相始终，难怪到了孟子时代还有与鲁国争讼的事情发生！

尧丧

《后汉书·李固传》记载：“过去尧去世之后，舜仰慕哀悼三年，坐着时仿佛看见尧在墙上，吃饭时仿佛看见尧在羹汤中。”这是舜为尧守丧的真实事迹，经注和疏解都没有提及，而前面的编撰也没有引用。

居庐

马贵与说：“滕文公在庐舍中守丧五个月，没有发布命令和告诫。大概孟子虽然教导他实行三年之丧，但文公只能守丧五个月，在未安葬之前，只是遵守谅阴的制度罢了。然而这也是当时所没有的，马贵与的解释最为确切。”考察战国二百四十五年间，齐宣王想要缩短丧期，见于《孟子》；聂政母亲去世，安葬之后，就脱去丧服，见于《史记》：只有这两件事而已。

献陵之对

胡三省注：“高祖献陵在京兆三原县东十八里，文德皇后昭陵在京兆醴泉县西六十里，相距不是很远。当太宗登上层观眺望皇后陵时，原本可以同时看见献陵。只是因为层观是为皇后建造的，为皇后而登，所以魏征用委婉的劝谏说：‘臣认为陛下眺望献陵，如果眺望的是昭陵，那么臣早就看见了。’”考察这一年十一月庚午日安葬皇后，前一年十月庚寅日安葬高祖，按照三年之丧即使尊贵者也需守服的礼制，论及妻子之丧固然尚未除服，而父亲之丧也未超过大祥之期，孰轻孰重呢？魏征的回答，确实是曹丕所说的“好语动人心”啊。

桐汤墓所在

《殷本纪》：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桐宫。注似乎引用郑康成注《书序》的话说：“桐，是地名，有王离宫在那里。”起初并没有指明是汤的葬地。我根据《后汉书·郡国志》梁国虞县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被放逐的地方应该就在这里。虞，即现在的归德虞城县，距离汤都南亳仅七十里，这样伊尹在代理国政之后，才能时常前往桐宫训导太甲三年。不然，如果像人们所说汤都在偃师，偃师距离虞城八百多里，伊尹难道有缩地之术，能够分身以应对吗？汤都仍属于谷熟镇的说法才是正确的。至于汤墓，刘向博览群书，告诉成帝说：“殷汤没有葬处。”大概直到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巡视水灾，顺便考察汤冢，才在汾阴亳县北东郭找到，距离县城三里。墓冢呈方形，每边各十步，高七尺，顶部平坦如平地。马端临说：“现在河中府就是这里。”所以宋太祖干德四年将其列入祀典，至今没有改变。虽然有杜预“汤冢在亳城中”、魏王泰“又在偃师县东”两种说法，我不敢将其作为依据。集注的说法，也是偶然误信了孔安国《书传》罢了。详见我的《尚书古文疏证》卷第四。

文王之囿

文王治理岐地，不过说：“沼泽和鱼梁不设禁令。”哪里会有大到七十里的苑囿？任凭砍柴的人、打猎的人前往，自然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丒年，迁都到丰。丰在岐山东南三百多里。在丰建造灵台，在灵台的稍右侧建造灵囿，在囿中建造水池，都是很快建成的，所以有“三灵”的名称。大概原本就是利用南山下一片土地建造的，林木茂密，禽兽繁多，才能如此。朱子生平没有到过关陕，对人说：“读书玩味义理之外，考证是另一种功夫，我向来不太做。”所以既不知道文王的苑囿就是灵囿，又对《诗经·灵台》不注明具体在什么地方，只是想象认为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这就疏远了。过去伊川程子亲自到五丈原，说：“军队从高地来，可以取胜。”当时如果不是此地，几乎不可依据。司马懿所说的“诸葛亮应当出武功，依山向东，如果向西上五丈原，那么各路军队就没事了”，这是假话用来安定军心罢了。我曾赞叹他的准确见识。耳听不如眼见，眼见不如脚踩，魏侯的话，难道只是针对西门豹治理邺城而言吗？注释经书的人，也应该这样啊。

都

过去说都和邑可以通称，现在不如只用曲沃来证明。庄公二十八年说：“宗邑没有主人。”闵公元年说：“分给都城。”再用费来证明。昭公十三年说：“谁与居住邑？”定公十二年说：“将要毁坏三都。”这难道不是《尔雅》“宫谓之室，室谓之宫”一类的话吗？因此想到齐威王朝见七十二个县令长，乐毅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田单收复齐国七十多座城。齐国的都邑众多如此，而孟子认定他的大夫仅仅五人，也可以说是交往寡少了。

曾子言曰

《毛传》直接说“言”是言，［《说文》郑玄疏都相同］论难说“语”。孔颖达疏：“直言叫言，指一个人自言自语；答难叫语，指两个人相对。”由此知道《论语》注两处将“直”改为“自”，也有根据，但应当注在“寝不言

译在“」”之下，不应当在“曾子言曰”之下作注。将“曾子言”注为“曾子自己说”，似乎孟敬子来探视疾病时，曾子竟不加以照应了。曾子因为孟敬子是鲁国的卿大夫，便直接告诉他君子修身与为政的道理，而没有提及病情的轻重。其实人将死之时，所说的话都是善言，疾病已不可救治的情况也完全显现出来，所说的话无不周全详尽如此。

译紾招

“紾”意为扭折，原本依据赵岐的注。其实“戾”应当作“捩”，音列，意为拗折、折断。《韵会》在“捩”字下引用《孟子》“紾兄之臂而夺之食”。“招”意为罥挂，也原本依据赵氏的说法。“羁其足”这一解释是《集注》增补出来的，虽然采用了《周礼·翨氏》注的说法，但实际内容支离破碎，不如采用《说文解字》的解释。“罥”本作“绾”，“绾”意为系结。我认为“绾”就是系的意思，大概是指进而将其系缚起来。

夔夔

《炳烛斋随笔》说：“‘夔夔斋栗’中的‘夔’，是指只有一只脚的动物。人站立时，平常时候双脚舒展分开，有所畏惧时双脚并拢，就像只有一只脚的动物，所以称为‘夔夔’。”《史记》中“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也是这个意思。我查考《酷吏义纵传》中“南阳吏民重足一迹”，语意更加显明白。

蹙頞胁肩

“折枝”就是“折腰”，人们都知道，无需赘述。唯独“頞”，是鼻颈（《说文解字》作“茎”），解释为“额”是错误的。“额”就是“颡”了。孙奭疏说：“百姓都蹙缩他们的鼻颈而愁闷。”又查考《史记·蔡泽传》中的“蹙齃”，“齃”就是“頞”，意思是鼻子皱缩、眉毛紧蹙。《吴书·诸葛恪传》中“折頞广额”，分明“頞”与“额”不同。“胁肩竦体”，原本依据赵岐的注，解释为谄媚也是错误的。查考《汉书·外戚传》中上官太皇太后，因为是霍后姐姐的儿子，所以每当霍后上朝，她总是耸身恭敬地以礼相待，这难道是谄媚的意思吗？《吴王濞传》中“胁肩絫足”，《邹阳传》中“胁肩低首”，颜师古注都说：“胁，翕也，谓敛之也。”《扬雄传》中则写作“翕肩”，注解说：“翕，敛也。”大概是收敛两肩，做出卑缩的样子，这是小人侍奉权贵时的姿态。

归如字

“归孔子豚”、“齐人归女乐”，注解说：“‘归’按字面意思解释，一作‘馈’。”如果按字面意思解释“归”，那么就是进入、归还的意思。杜预解释“归”为不返回的言辞，这与蒸豚、女乐有什么关系，下面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应当当作“馈”来解释。《孟子》书中正好写作“馈”，《孔子世家》中写作“遗鲁君女乐、文马”。“馈”是饷送的意思；“遗”是馈赠的意思。郑玄注说用物品有所馈赠，贾公彦解释这是将物品给予别人。所以当时天下儿童都学习它，都读作“匮”。训诂不精，在这里又可见一斑。

辞逹

《聘礼记》说：“言辞太多就像史官，太少就不能表达清楚。”言辞只要足以表达清楚，就是义理的极致。世人都不知道“辞达而已矣”出自这里。李腾芳《辞达而已矣》一文中说：“那成千上万的人共同思考，而一句话突然得到，其中的快乐可以让人忘记忧愁；如果变化万端充满眼前，而毫发之间有阻碍，其中的忧愁甚于废寝忘食。”这固然属于名言，而金正希径直将其引入古文中，也是仅见的。

专对

“专”意为专擅，即《公羊传》所说：“聘礼，大夫接受使命但不接受具体的言辞，出国境后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处理。”关于“专之”，《大全辨》记载一种说法说：“通晓义理，识时势，不拘泥于君命，不执着于成规。”正好得其解释。《集注》说：“专，独也。”原本依据何晏的说法，于是认为出使有正使有副使，正使自己能致辞，不借助众副使的帮助。果真如此，先王派遣使者，只让正使一人作为上宾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带上上介及众介呢？大概应对之事，使者固然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也不是闭口不言的人，《聘礼》一篇可见。专擅的意思，也与上文“达”字相关联。

徃迁于豳

公刘前往迁徙到豳地，史书、汉书都称是因为躲避夏桀，前编因此将其系于夏桀在位二十二年甲子纪内，以公刘应当在此时。向上追溯夏朝，共有四百零八年，自不只有后稷、不窋、鞠三世；向下追溯殷朝至纣王即位，六百一十二年，难道只有庆节以下十世吗？大概国家没有史官，家族没有谱牒，其后的世系不可得详考了。唉！国家既然这样，怎么能强求家族详细呢？我每次遇到人家子孙自述其先代祖考之事，娓娓道来，及至察考，颇有遗漏，与他们辩驳，其子孙一定闭口不言。

诸侯会者八百

有人问《周本纪》中武王向东观兵，到达盟津，不期而会的八百诸侯，都说：“纣可以讨伐。”武王说：“不行。”于是还师而归，这就是所谓的观兵说。直到伊川程子出现，才开始辨明其无，大有功名教，也就是张载“天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的意思。为什么《集注》既记载张载的话，又接着说“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安得止之”的话？我说：“这出自《刘敬列传》，‘八百诸侯皆曰可伐，遂灭殷’，与本纪、齐世家相抵触。朱子也偶尔忘却，误引前后违反，不顾《集注》之当早加刊正者，又此类。”

公刘七月

自从胡仁仲《大纪》以《公刘》篇为当夏代作，升诸首，金仁山并附以《七月》篇，谓皆豳之遗诗。其说曰：“诗小序以《公刘》为召康公之所献，以豳《七月》为周公之所陈。召公献之，以备燕享之乐，使成王知立国勤劳之故；周公陈之，以为蒙工之诵，使成王

译知道故国夜间饮食的缘由。所以《公刘》篇列入《雅》中，而豳地的《七月》篇则自属于《风》。有人却认为公刘时期夏代的道统将要衰微，国家处于戎狄之间，没有礼乐文物，这些《公刘》、《七月》的诗篇，大概是出自周公、召公之手，追述先公的事迹罢了。这难道没有考虑到自从有人类以来，天下不曾有一天不趋向于礼乐文明，夏代处于三位圣人之后，文章尤其兴盛，那些零星见于传记者可想而知。《公刘》诗向下看《商颂》诸作，同样刚健有力；《七月》诗向上看《夏小正》之类，与夏令时节警戒的言辞，都遵循同样的文轨，难道一定要等到周公、召公出现后才开始有如此的文章吗？况且周代的诗中本来就有追述先公事迹的，但都明确显示出是后人所作。《生民》诗叙述后稷的事迹，结尾说“直到如今”；《绵》诗叙述古公亶父的事迹，却连系着文王的事迹，这些都是后人的作品。如果《公刘》诗，详尽地叙述山冈高地、服饰佩带、器物用具、居住里巷的细节；《七月》诗，上至天文气候，下至草木昆虫，其中的声音名物，连图画都无法完全表现，怎么可能在相隔七百年之后还能如此详尽地描述情状事物，就像亲身所见一样？而且其末尾没有一句话带有追述的意味，我因此知道它们决然是豳地的旧诗。何况史官已经明确说“诗人歌唱音乐来思念他的德行”吗？虽然如此，《七月》是豳地的旧诗固然没错，为什么它不排在《周南》《召南》之前，却排在《变风》的末尾呢？回答说：“诗都是采集于当世，而前世保存下来的诗不能湮没。所以豳地的《七月》附在十五国风之后，就像商代的《那》附在三颂的末尾一样。”有人因此问我：“为什么一编是《雅》，而一编是《风》呢？”我说：“先儒本来就有定论了。《公刘》讲的是政事，《七月》讲的是风俗，既然称为《风》，自然不能编入《雅》中。”我认为《公刘》、《七月》都被《孟子》引用，喜欢仁山将它们合并论述的观点正是如此。

译禹贡

宋代张九成的《集》中，我选取了他的《禹贡论》，其中有这样的话：“如果把这一篇看作是史官的记录，那么其中治理洪水的曲折细节，本来就不是史官所能知晓的。我私下认为，‘禹划分土地，顺着山势砍伐树木，奠定高山大川的位置’，这是史官的言辞；‘禹被赐予黑色玉圭，宣告他的成功’，这也是史官的言辞。至于从冀州开始直到四海，都是大禹详细叙述治理洪水的始末，以及山川的主要名称、草木的生长情况、贡赋的高低、土壤颜色的黑白、山脉的起止、水流的分支，这些用来辅助完成五服制度、使声威教化遍及四方的内容，全部记载下来奏报给天子，收藏在史官那里，略加删改润色，编排结集成书，用来作为一代制度的备查资料，称之为《夏书》。然而其中提到‘恭敬地以我的德行为先，不违背我的行动’，这难道是史官的言辞吗？这是大禹自己的话。自称恭敬地以我的德行为先，不违背我的行动，却不知道退让，这怎么能体现他不骄傲自夸呢？”回答说：“古人所说的不骄傲自夸，并不是像后世那样内心夸大而外表言辞谦逊。他们的不骄傲自夸在于内心，他们的性情退让好像无能之人，不说话而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圣贤。至于言语之间，应当叙述和陈述的地方，也不可像后世那样斤斤计较、防范遮掩，充满巧诈和弥缝。如果像后世的人那样，内外不一致，怎么能改变造化，成就这样的大功呢？”我因此阐发这个观点。然而这本书记载的事情也很多，却称之为《禹贡》，其中关于赋税的论述也很详细，却没有略微提及，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史官命名书籍的深意。他的意思是说，从前洪水茫茫，九州无法分辨，百姓都陷入困境，如今一下子平定了四海，让百姓安居乐业，自然怀有报答天子的心，把他们土地上的物产献给天子，就像子女把美味和温暖献给慈爱的父母一样，这是百姓喜悦的心情。命名篇章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吧？所以不提及赋税，因为虽然名字叫赋，也不是强行制定定额让百姓无法生活。他们喜悦地愿意缴纳，也像进贡物品一样，所以统称为贡。这意义真是深远啊！”唉！山川道路、水土细微之处，事情也很大了，而命名篇章却以民心为出发点，那么圣贤的心意大概可以知道了。这种用意，哪里是班固、司马迁所能达到的呢！

旱麓

《诗经·大雅·旱麓》这一篇，毛亨的《传》和朱熹的《集传》都说：“旱，是山名。”但没有指出具体位置。《诗地理考》也只提到了前《地理志》，而没有提到后《郡国志》。在南郑条下引用《华阳国志》说：“有池水从旱山流来。”郦道元在注释沔水条时说：“南郑县，汉水右边汇合池水，水出自旱山，山下有祠庙。”池，就是沱字。再查《明一统志》，旱山在汉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又名山旱山，山上有云就会下雨，这大概就是旱山得名的原因吧？然而郑玄的笺注说：“旱山的山脚，林木茂盛，得到了山云雨水的润泽。”本来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一点。

周南召南

南，是乐名，《诗经》所说的“以雅以南”，并不是指南国诸侯的意思。这个论点出自程大昌。程大昌平生论述多有不同寻常之处，这一点却是正确的。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历来被认为是正风，实际上混杂有淫奔之诗。比如《野有死麕》，混杂有东迁以后或者《王风》或者《齐风》；比如《何彼秾矣》就是。这个论点出自王栢。王栢是朱熹的三传弟子，却不盲目苟同。我私下认为，程氏的观点尚有人追随，而王氏的观点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唉！大概要等待百世以后的圣人才能明白吧。

秦誓

《秦誓》应当作于郊外驻扎时，乡师哭泣，不应当像《史记》所说作于封殽尸之时，这似乎足以证明《史记》的讹误。如今长夏闲暇，一起翻阅秦纪，喜爱张守节《正义》这一段妙绝，补充了杜预注释《左传》所不具备的内容。杜预在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渡河焚舟，夺取王官及郊”处，只说“王官、郊，是晋地”，没有指出具体位置。《正义》说：“王官故城，《括地志》确实记载有两处：一处在同州澄城县西北九十里，一处在蒲州猗氏县南二里，都是被秦伯夺取的。”上文当时秦地东边到达黄河，大概是猗氏的王官城。我认为晋国正都于绛，绛在今天太平县南二十五里，距离猗氏很近，既然夺取了王官。至于郊，就像哀公十三年越国伐吴先到达郊的郊，不是晋国的远郊，那么近郊之地就可以知道了。晋人震惊恐惧，都筑城防守不敢出战，秦国可以说是胜任而愉快了。于是秦穆公就从茅津出发，《正义》说：“茅津在陕州河北县大阳县。”我认为这是汉代两个县名，都在今天的平陆县，渡河去封殽中的尸体。《正义》说：“从茅津向南渡河。”点出一个“南”字尤其妙，因此领悟起初渡河是从西向东，到茅津渡河则是从北向南，对照地图宛然可见。当时，秦国就像进入无人之地一样，怎么能不称霸西戎呢！至于《左传》说“而还”，大概是从陆路返回他们的居所雍城吧。

庆以地

《王制》中说方圆千里之地，封赐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个，等等。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其余作为附庸、闲田。诸侯中有功劳的，从闲田中取用地来作为俸禄；那些被削减土地的，归还给闲田。那么孟子所说的“庆以地”，与上文有功德于百姓的人增加土地

译（封地）就是从这一州之内选取的。所以当它屡次有所增加时，天子看不出它有所不足；或者屡次有所削减时，天子也看不出它有所多余。这是因为（这些封地）原本就在王畿千里之外，天子起初并不参与其中。哪里像周惠王四年巡视虢公的封地，赐给他酒泉的城邑，从而削减了自己的疆域；以及汉景帝接连削减楚、赵、胶西的郡县并入自己的领地，从而激起七国之乱那样呢！

译载书

鲁襄公九年，晋国的士庄子制作了载书。杜预注解说：“载书，就是盟书。”查考《周礼·司盟》中“掌管盟载的法规”，郑玄注解说：“载，就是盟辞。盟誓的人将盟辞写在简策上，杀牲取血，挖坑埋下牲体，把盟书放在上面一同埋掉，这叫做载书。”由此可见，“载书”二字是实指，并非像今人那样将“载”解释为“加”。赵氏注解说：“束缚好牺牲，只放上载书，不再歃血。”这是正确的。

遏籴

郦道元在《水经注·温水》条中说：“交趾象林县［两汉时期属日南郡］自从知道耕种以来六百多年，粮食不外流，常常是丰足的国家，这不需要人为禁止，自然就没有籴米（买粮）的现象。如今的灾民，哪里能长久地生长在那片土地上呢？”

拜下

拜谢然后接受，就像现在的一揖折腰罢了。两次拜谢然后送别，则是两揖。至于“拜下”的拜，则是两次拜谢并叩头至地。古代臣子与君主行礼，在堂下两次拜谢并叩头至地，君主推辞，然后才升堂再次拜谢并叩头至地，所以称为“升成拜”。这在《燕礼》、《大射仪》、《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以及《礼记·燕义》中都有记载。鲁僖公九年，周王派宰孔赐给齐侯胙肉，齐侯将要下堂拜谢。宰孔说：“还有后面的命令。天子派我说：‘因为伯舅年老，加上辛劳，赐给一级礼遇，不必下堂拜谢。’”齐侯回答说：“天子的威严就在咫尺之间，怎敢不下堂拜谢？”于是下堂拜谢，升堂接受。下拜，是指在堂下两次拜谢并叩头至地；登，是指升堂完成拜礼；受，是指接受胙肉。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由此想到，这距离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出生，仅仅一百零一年，凭着齐桓公的强大，加上天子的宠命，尚且不敢逾越礼制，为什么后来竟然直接在堂上拜谢呢？冠履倒置，江河日下，能不为此感到寒心吗！

贾公彦在《燕礼疏》中说：“臣子拜谢君主共有三等：初次接受献酒，在堂下拜谢，君主推辞，然后升堂再次拜谢并叩头至地，这是礼的正统；酬酒时，虽然下堂，实际上并未立即拜谢，君主推辞，就升堂再次拜谢并叩头至地，这礼就稍减了；到了无算爵（不限次数的饮酒），接受公赐的酒爵，就在席下堂上再次拜谢并叩头至地，不再下堂，礼又更减了。”孔子时代，臣子行礼都是礼中最减杀的情况，所以说“泰”（过度）。大体上礼是逐渐丧失的，丧失了就忘记了它的来源，所以圣人谨慎于初始。

臣子拜谢君主还有二等。公命撤去覆盖物，都降下西阶，面向北，以东为上，两次拜谢并叩头至地。公命小臣推辞，公回答两次拜谢。郑玄注：“小臣推辞，不升堂完成拜礼，表明即使醉酒，正臣之礼也不废。不说‘宾’，是因为宾是更臣属的人。”贾公彦疏：“臣子的礼应当下堂拜谢为正统，现在不说升堂完成拜礼，是因为在堂下已经拜过，这是即使无算爵醉酒也不懈怠行臣礼，是礼的正统。”这是第一等。《公食大夫礼》：“公拜谢到来，宾降下西阶东北方向面向北回答拜谢。公降下一级台阶推辞，宾历阶而上，不拜，公命令他完成拜礼，在阶上面向北两次拜谢并叩头至地。”郑玄注：“升堂不拜，是因为自己已经拜过了。宾下堂拜谢，主君推辞，宾虽然最终拜谢，在主君的意思看来仍为不成礼。”贾公彦疏：“主君虽然推辞，宾还是在堂下最终拜谢，尽臣之礼为成拜，所以堂上不拜。主君的意思仍认为不成礼，而命令他升堂完成拜礼，宾于是顺从主君的意思，所以再次拜谢。”这是另一等。我曾想补注疏者以此。从前归熙甫说：“人们担心《宋史》太多，我正担心它太少。”前人极力称赞这是通人之言，我对注疏也持此观点。

子思稽首再拜

孙学翼问：“子思面向北稽首再拜而不接受，孟子说再拜稽首而接受，他们的拜与稽首的次序各不相同，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从未被提出来的问题。《周礼》中吉拜是先拜后稽颡，凶拜是先稽颡后拜。那么凡是先稽首后拜的，属于凶拜之类；先再拜后稽首的，属于吉拜之类。吉拜，是拜的常规，所以主要在于接受；凶拜，是拜的异常，所以主要在于不接受。”

执玉髙卑

孙学翼读《执玉》《髙卑》《其容俯仰》之类，注解说：“为什么古代验证而现在不验证？”来问我。我取出游氏《桂解曲礼》、郑氏《解礼运》两条给他看。他读完后，不觉惊恐。游氏说：“古代观察人，在一个指顾、一个瞻视、一个咳嗽之间，这个人的贤与不肖、是与非、祸与福都可以分辨出来。因为古人以礼为常规，一旦失去节制，就是改变常规，那么人的祸福就应当可以知道了。后世的礼不明，全都无法作为节制，无法作为节制的，是后世的常规。有一个人失去了节制，也是行乎其常，而不是祸福所及的。这就是古今之所以不同的原因。”郑氏说：“三百篇经典，三千种仪节，虽然看似不胜其烦，但都是此心的运用。操持而常存的，就委蛇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不知味，语默动止都不是原来的状态了。观察草木，那么一片叶子的枯黄、一枝的枯萎，都是根本的病；观察天地，那么一颗星的陨落、一泉的决口，都是元气的病。圣人制定礼来制约天下人的心，威仪之中否，用来检验其神明精爽的存亡，岂能指登降兴俯、

译难道将献酒酬酢、袒袖袭衣视为细枝末节而不加明察吗？在先王盛世，礼教通达天下，士人无论贤与不贤，都周旋于礼法仪文之中。那些节奏度数，耳目习惯了，手足安定了，不能稍有差错。在安定且习惯之中，却忽然违背了法度，这一定是他的精神魂魄不在这里了。三代衰微之后，列国的公侯卿大夫仍然知道奉行礼制来行事，一旦不合节度，就有死生祸福的说法。像越椒拿着币帛却傲慢无礼，叔仲惠伯知道若敖氏宗族必定灭亡；郄锜向鲁国乞求军队，但在从事祭祀时不恭敬，孟献子知道郄氏必定败亡。像这类的事情，数不胜数，而其应验确实如同龟甲蓍草占卜一样可信。大概先王用来制约人心的意图尚未消亡，而秉持礼制的君子既能以此检点自身，所以能凭自身来察知他人。为《谷梁传》作序的人认为《左传》失实荒谬，而后世的学者不探究其根本，于是把《左传》中关于死生祸福的说法视为接近神怪而极力排斥，圣人制定礼制的精微意图因此衰微了，真是可惜啊！

译南蛮鴃舌

孙学翼让我读《柳子厚与萧翰林俛书》，读完后，来向我请教。书中说：“楚、越之间的声音特别怪异，像伯劳鸟叫一样嘈杂，家里生养的小童都自然地喧哗吵闹，昼夜充满耳朵。”我推测许行或许是现在永州一带的人，所以他的声音如此；如果住在靠近楚国都城的地方，是现在襄阳的人，声音不至于这样。我点头表示赞同。

法度

十三经中，除去《大禹谟》是晚出的、《公羊传》是汉代才开始著录在竹简丝帛上的，关于“法度”这个词只出现了两次，一次在《盘庚》上篇，一次在《论语》末尾。这两处不能作同样的解释。《论语》中说的权有五种，指铢、两、斤、钧、石；量有五种，指龠、合、升、斗、斛；度有五种，指分、寸、尺、丈、引。这三者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事。从前舜帝一年四次巡视守土，都统一律、度、量、衡；《月令》中两个日夜平分的时候，都统一度量，校正权概；《周礼·大行人》中说“第十一年，统一度量，统一数器”；《大传》中说“确立权度量”；《商君传》中说“平定斗桶权衡丈尺”；《始皇纪》中说“秦刚统一天下，统一法度衡石丈尺”。大概没有只举出权量而遗漏度的，也没有知道长短却不知道轻重和多少同样紧迫的。只是“度”字不足以成句，配上“法”字，《易经》说：“制定并加以使用叫做法”，就是这个意思。《始皇纪》中也称为法度，颜师古的注、邢昺的疏正相同。《中庸》讲天子的制度，下面就用车辙痕迹的宽窄相距如一来验证，这才是真正的“度”。武王拥有天下，起初难道能不审慎这件事吗？只是因为宋儒喜欢精微地谈论性命，视这些为粗浅的痕迹，对“度”字另作解释。我曾读《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看到汉代以来的经学解释详细于名物度数，而《宋史·艺文志》则几乎没有留存，大概是义理胜过名物了。又《宋史·儒林传》，寻求那些援引经典、征引实据，像《唐书·儒学传》中人物那样的，尤其寥寥无几。谈论的人于是把它比作图画，宋以前的画多崇尚故事，宋以后的画专取气韵，于是实体难以工巧，空摹容易善美，人们谁肯舍弃他所容易的而去追求那困难的？这确实是古今学术技艺变迁的大关键啊！

御法

六艺中，礼乐是文，射御书数是法。朱子《仪礼经传目録》既详细讲了礼，也略微涉及射。关于乐说：“大乐的遗声，断绝很久了，现在取世间流传的唐《开元十二诗谱》来补充它，以粗略地看出它的仿佛。”又说：“书数日用所须，不可不讲，所以取《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筭经》作为这一篇，以补充它的缺漏。”至于御法，则说：“废弃不可考据了。”我曾感叹郑司农等人生在汉代，仅仅能注释《保氏》五驭的名目，列出说：“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后恐怕连名字也不认识了，是时代使然啊。陈氏《礼书》说：“有人说晋人用什共车必定能胜利，房管用车战取败，于是认为用车不如用人与骑兵。不知道荀吴的胜利，不是什的便利，是用什的侥幸；房管的失败，不是车的不利，是用车的罪过。古人教民以射御为艺，君子以射御为能，所以孔子说：‘我执射呢？还是执御呢？’《诗经》称颂叔段的多才，就说：‘叔善于射啊，又善于御啊。’古人相率以供给射御如此，那么登车而不能御、参乘而不能射的很少了。”房管的用车，是这些人吗？不然，巫臣教吴国乘车，而能取胜于楚国，为什么呢？

此语必有所受

杨氏说：“这话孟子必定有所受，然而不可考据了。”我说《夏本纪》明确记载：帝舜向天推荐禹为继承人，十七年帝舜去世。三年丧期结束，禹辞让并避开舜的儿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都离开商均而朝见禹。帝禹举荐益并让他掌管政事，十年，帝禹东巡狩，到会稽去世，把天下授予益。三年丧期结束，益让给帝禹的儿子启，而避开住在箕山之南。禹的儿子启贤能，天下人心归附他。等到禹去世，虽然授予益，益辅佐禹的日子浅，天下未洽，所以诸侯都离开益而朝见启，说：“我们的君是帝禹的儿子。”怎么能说不可考据呢？大概是龟山史学不熟，而朱子因为同时代伯恭笃信《史记》，每每极力排斥它，不觉也忘记而和龟山一样。有人说：“《史记》果真如此值得相信吗？”我说：“不值得相信固然多，如果《史记》与孟子完全相同，哪有怀疑它的道理？”

鲁地七百里

《孟子》一则说“公侯都方圆百里”，再则说“大国地方百里”，用周公、太公来证明，他们封齐鲁不过各方百里罢了。而孟子时，鲁地且五倍于此，认为有王者兴起，鲁必定在所减损之列，怎么会有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的说法呢？说这话的，是《明堂位》篇中多诬，不可胜举。我曾上查《周易》“雷闻百里”，公侯国制，其象取此；下征《鲁颂》“革车千乘”，只有百里国数适相应。子产说：“昔天子之

译土地一方千里称为一圻，诸侯国一方百里称为一同，一同就是方圆百里。如今晋国的土地超过数个一圻了，这都是因为侵吞小国的缘故。”管仲说：“从前周天子赐给我先君足迹所至之地，南面到达穆陵，北面到达无棣。”穆陵是山名，现在位于沂水县；无棣是沟名，现在属于海丰、庆云两县。南北相距七百里，这应当也是后来侵吞小国所扩大的疆域。管仲尚且不难歪曲他先君的事迹来向楚国夸耀，那么撰写《明堂位》的人又是谁呢，难怪那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可惜被采入《集注》，明显与《孟子》相违背。

译召陵

召陵的故城位于今天开封府郾城县以东四十五里，《括地志》的记载与此相同。齐桓公说：“我向南征伐到达召陵，登上熊耳山来眺望江汉。”小颜（颜师古）、小司马（司马贞）都称熊耳山在顺阳县以北、阙阳县以东，山有两座山峰，形状像熊的耳朵，因此得名。顺阳县，在唐武德二年设置，不久就撤销并入临湍县。临湍的故城在南阳邓州西北六十里。我认为这既不是从卢氏县导洛水的那个熊耳山，也不是堆积铠甲与熊耳山齐平的那个在宜阳县的熊耳山，更不是达摩所葬的那个在陕州的熊耳山，大概是另一座熊耳山，距离召陵大约六百里。江汉是楚国所仰望的地方，所以齐桓公去眺望它。

召陵之战，齐国对楚国并没有完全得逞，是因为楚国任用子文为令尹；城濮之战，晋国对楚国大获全胜，是因为楚国任用子玉为令尹。

戎狄是膺

《诗经》孔颖达的疏说：“鲁国在春秋时期，对戎狄、荆舒用兵的，只有僖公而已。”僖公四年《春秋》经文记载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等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楚国别名叫荆，群舒又是楚国的盟国，所以连称荆舒。至于讨伐戎狄则没有记载。只有僖公十年《春秋》经文记载齐侯、许男讨伐北戎，那时大概是鲁国派人协助，率领的军队地位低微且人数少，所以没有记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查考《左传》，僖公十三年秋天，因为戎狄作乱的缘故，诸侯戍守周王室，齐国的仲孙湫送他们去。十六年秋天，周天子因戎狄作乱向齐国告急，齐国征调诸侯戍守周王室。齐桓公发动正义的战争，僖公没有哪次战役不跟随，何况是勤王戍守周王室，这是头等大事，怎么会有两个诸侯出兵而鲁国不在其中的情况呢？《讲义》说：“敌人入侵而我抵挡，叫做‘膺’；我讨伐敌人而敌人畏惧，叫做‘惩’。”用上述两件事来解释“戎狄是膺”，大概还说得通。

遭丧之礼

文公六年秋天，季文子将出使晋国，派人查询遭遇丧事的礼仪以便出行。这个礼仪，就是《聘礼》所载：“聘问途中遭遇丧事，进入国境就继续前行。不举行郊劳之礼，不设筵席几案，不行迎宾之礼。主人全部归还礼物，宾客只接受饔饩（熟食和活牲），不接受贿赂，不行礼玉，不赠送礼物。”又说：“遭遇丧事，向大夫传达使命，主人穿着练冠和长衣来接受。”孔颖达的疏解说得非常详细广博，也没有涉及到这一点，我特地为此补充一下。

八蜡

八蜡祭祀的神灵：先啬第一，司啬第二，农第三，邮表畷第四，猫虎第五，坊第六，水庸第七，昆虫第八。郑玄的注与蔡邕的《独断》相同。我唯独认为昆虫是《蜡辞》中所祝祷的对象，与草木属于一类，应当以经文为准。主祭先啬，先啬是一位神；祭祀司啬，司啬是二位神；祭祀百种，百种是三位神；飨宴农神，农是四位神；祭祀邮表畷，邮表畷是五位神；祭祀禽兽，即猫虎之类，禽兽是六位神；祭祀坊，坊是七位神；祭祀水庸，水庸是八位神［这与陈祥道的《礼书》暗中契合］

公仪子

公仪子名休，担任鲁国相。《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因为考选成绩优异而担任鲁国相。”博士这个官名首次见于此处，秦朝沿袭了它，陈涉也有博士。到了汉成帝阳朔二年，下诏说：“儒林之官，是天下学问的渊源，应该都通晓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家体制，所以称为博士。”东汉朱浮在建武七年上书也说：“考察博士这个官职，是天下人的宗师，使孔圣人的言论流传不断绝。”多么重要啊！我私下认为文帝时的贾谊、景帝时的董仲舒勉强可以担当此任。

疡医

《周礼》疡医掌管肿疡、溃疡的敷药［“祝”应当是“注”的误字］。肿疡，是气聚积而不散开的；溃疡，是血液溢出而将要破溃的。虽然痈比疽浅，但这两种疡都有。《战国策》：卫灵公时，痈疽大夫弥子瑕专擅君主的权势来蒙蔽左右，大概也是下等士人的职务。

程子为讲官

程子担任讲官，论述经筵的三篇札子，朱子采纳了第一篇札子中“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这句话，用于“无惑乎”一章的注。我尤其喜爱第二篇札子中“后世做事没有根本，知道求治而不知道正君，知道规劝过错而不知道培养德行”，真可以续接在《孟子》“格心”章之后，也应当采纳入注。至于“潞公是四世大臣，侍奉幼主不得不恭敬，我以布衣身份担任辅导之职，也不敢不自重”，这与曾子以师礼对待子思、以臣礼对待君主相合。“族子即使愚笨，也不值得责备；所以人情深厚，不敢怀疑。”这与《孟子》“既然知道天命，怎么能责怪臧氏，又怎么能让我遭遇不幸呢”相合，他对于《孟子》不仅仅是诵读，实际上是切实践行的。

明道得于遗经

明道墓表说：“先生从遗留的经典中得到了不传的学问。”有人问伊川既然这样推崇他的哥哥，那周敦颐（濂溪）又怎么说呢？我说：“这哪里只是推崇哥哥，而且也是自我承担罢了。”看他给太皇太后的上书：“私下认为圣人的学问已经很久不传了，臣幸而从遗留的经典中得到了它。”又为哥哥写行状说：“先生从十五六岁时，在汝南周茂叔那里受学，慷慨地有求道的志向，不知道要领，泛滥于诸子百家，出入于老庄佛释几十年，反过来向六经寻求才得到它。”即使明道也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受教，‘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悟出来的。”所以世人认为他们兄弟继承往圣、倡导绝学，称他们为周程；因为他们的教人方法确实有下手做工夫的地方，而且经历长久而没有弊端，又称他们为程朱。

译方圆三里的城邑。《左传》疏说：“天子的城邑方圆九里，诸侯的礼制应当递减，由此可知公爵的城邑方圆七里，侯爵、伯爵的城邑方圆五里，子爵、男爵的城邑方圆三里。”《尚书大传》说：“古代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其城邑方圆三里。”那么孟子所说的，大概是指伯爵、子爵、男爵的城邑吧。

译有马十乘

凡是土地，用开方术来计算，边长十里的一方，等于边长一里的一方一百个；边长百里的一方，等于边长一里的一方一万个。边长一里的一方一百个，其赋税为十乘；边长一里的一方一万个，则其赋税为千乘。那么陈文子的采邑大概相当于边长一里的一方一百个吧。一旦传位，桓子无宇请求得到高唐，陈氏才开始强大。

两马

集注关于“两马”说：“这是一辆车所驾的马。古代驾车通常用四匹马，大夫以上都是如此，只有士才驾两匹马，改为士的车所驾，才与‘两马’相合。”陈氏《礼书》说：“《仪礼》中诸侯吊唁士人赠送两匹马。春秋时卫国的良夫乘坐衷甸车驾两匹公马［哀公十七年］，陈成子用两辆乘车和两匹马赐给颜涿聚的儿子［哀公二十七年］，鲁君用一辆乘车和两匹马给孔子［《史记》］。大概诸侯的大夫，大事驾四匹马，小事驾两匹马。看《春秋传》以两匹公马为衷甸车，那么四匹公马就是上等车了。后世有大驾、中驾、小驾的说法，大概属于这类［杜预认为衷甸两牡是卿的车，错了］。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仔细考察孟子所说的“两马”，也未必是指士的车，大概是偶然举出的例子。为什么呢？说车辙痕迹深，是因为日子久了、车多所致，那么应当以通用的车即四匹马来说，如‘驷不及舌’就是；即使以马少的来说，也应当用安车的一匹马。现在却说两匹马的力量，大概就像孔子说：‘后稷为天下建立的功业，难道是一只手一只脚完成的吗？’这样罢了。古人的文义有从实证出发的，有从虚会出发的，这些地方本来适宜虚会罢了。”

《大全辩》记载一种说法说：“‘两’就是车，不是数字一二的‘两’，大概‘两’是一辆车。一辆车两个轮子，所以叫做‘两’。”这话难道是一辆车四匹马的力量造成的吗？也讲得通。

有马千驷

我读郝氏的注解，更加断定齐景公有马千驷，大概是指公家养在官府的马，不是散在民间的国马。为什么呢？《周礼》校人掌管马政，天子有十二个马厩，良马十个马厩，二千一百六十匹；驽马两个马厩，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等到诸侯六个马厩，还有一千二百九十六匹，都是用来供给公用、准备赏赐的。当齐景公时，土地大于王畿兴盛时，性情又只喜欢狗马，所以畜养多到这样。至于出自民间，那么《说苑》所称的“我长毂三千乘”，就不是这个数目了。岂止景公？即使卫文公那样贤明，也奢侈超过制度，养马人所驾的马达到騋牝三千。秦后子因为富有而出奔，私车有一千乘。不然，孟子“禄之以天下，犹富有四海”的说法就说不通了。系马千驷，一定是马在厩中的，与十二个马厩相同才相称。如果在民间，直接一个大国有罢了，语意不伦类到这样吗？所以孟子的千驷与《论语》的千驷，是一样的罢了。

临雍拜老

明帝临雍拜老，是永平二年冬十月幸临辟雍，初次举行养老礼，拜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大概用三公及次卿，只有两个人。根据陈用之《礼书》说：“古代建国必定设立三卿，乡饮酒必定设立三宾，而养老必定设立三老。所以《礼》说：‘三公在朝，三老在学。’三公不是一个人，那么三老、五更不是各一个人了。”大概自从《续汉志》以年龄高者一个为老、一个为更，错了，而郑氏认为这是三代的制度，也错了。我认为蔡邕明言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意谓古代三老、五更，或者像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传到汉代于是以各一个人担任罢了。

西伯善养老

马贵与说：“古人养老的礼节，有在乡里养的，有在国都养的。”我认为孟子“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一节，就是西伯在乡里养老。如果伯夷、太公前往归附，以及鬻熊、辛甲大夫之类的人在国学中自养，那么西伯亲自袒露手臂割肉，拿着酱料进献，拿着酒杯漱口，祝鲠在前面，祝噎在后面，又不待说了。

王宫有学

《大学章句》序说：“三代的兴盛，王宫有学校。”只有王伯厚取蔡邕《明堂月令论》说：“王居明堂礼，门东南称门，西北称闱。”所以《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那么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序大概指这个。我考察《周礼》，师氏居虎门之左，不仅以教国子弟，凡国的贵游子弟学焉。贵游子弟，谓宿卫王宫者，想保氏也这样。朱子这话，真湛深经术。魏华父，学朱子的学者也，其《泸州学记》说：“古代国子舍于王宫，教于师氏；万民居于比闾，教于塾师。”都是说小学罢了。

庠序校皆乡学

陈氏《礼书》说：“孟子论井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大概校、庠、序者，乡学也。乡饮酒，主人迎宾于庠门之外；乡简不帅教，耆老皆朝于庠，那么庠，是乡学名。周官州长会民射于州序，熏正属民饮酒于序，那么序，也是乡学名。郑

译人们想要诋毁的，被称为乡校，那么“校”也是乡学的名称。然而乡学称为庠，《礼记》说党有庠；州学称为序，《礼记》说遂有序，这是为什么呢？古代退休的官员在闾塾的基址上教导子弟，那么所谓“家有塾”，并不是指私人的家塾。将二十五家合在一起在闾塾中教导，称为“家有塾”，那么将五个党合在一起在乡庠中教导，称为“党有庠”也是可以的。《周礼》中遂官的等级比乡官低一等，那么遂的学宫也比乡的学宫低一等。比乡低一等而称为州长，其爵位与遂大夫相同，那么遂的学宫名称与州序相同也是可以的。”按小戴本《礼记》中杂记类的书籍，陈氏能够将《仪礼》、《周官》、《左传》以及《孟子》融会贯通于一体，没有丝毫矛盾抵触，这真是精通经术的文章啊。

译连诸侯三句

连横诸侯，是封建制度即将终结的表现；开辟荒地、按土地情况征税，是井田制即将终结的表现。有了这两种终结，战国时期怎能长久存在呢？所以孟子去世不到百年，天下就统一于秦了。

不得于言四句

锺伯敬记述他座师雷何思检讨的话：“‘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告子是个大有用处的人。”万历己酉年，福建乡试先由参议聘请湖广司李担任房官，雷何思担任正考官，两人共事非常愉快，也偶然谈及这句话，所以我家中世代确实听闻此事。我曾轻率地回答说：“‘宁我负人，无人负我’，曹操也是个大有用处的人。”

墨之治丧

我曾说宋儒讲理未必不对，但特别在引用书籍方面多有疏漏或错误，应当做他们的诤友，不应当做他们的谄媚之臣。没有比蔡氏《书集传》更严重的了，而《四书》也不能幸免。比如注释墨家治丧崇尚节俭，应当引用墨家本经《节葬篇》：“墨子制定丧葬埋葬的法度，说：‘棺木三寸厚足以使骨头腐朽，衣服三件足以使肉腐朽，挖掘土地的深度，下面没有积水渗漏，上面没有气味散发，坟堆足以标记位置，就停止了。’”不应当引用《庄子》说：“墨子活着的时候不唱歌。”活着不唱歌，是说墨子平日不推崇圣王的音乐，与丧葬无关。我唯独奇怪孟子安葬他的亲人时，按时节、量力而行，凡是附在身上的东西，一定真诚一定守信，自己没有任何悔恨，然而充虞还问他棺木过于华美，难道不是当时墨家学说盛行，殡丧都崇尚节俭，看到合乎礼制的反而认为超过了礼制？这与孔子时代“侍奉君主竭尽礼数，别人认为他是谄媚”有什么不同呢？

百里奚

百里奚这件事，在孟子时代已经没有什么依据了，注释是错误的。说“虞人”，籍贯就显现了；“不谏之秦”，行踪就显现了；“年已七十”，年龄也显现了；又说“举于市”，仕宦经历也显现了。只有秦国称他为“五羖大夫”，传到秦孝公时，还在赵良口中啧啧称奇，那么应当用《秦本纪》来补充。大概他从虞国到秦国，不知又是什么原因逃亡秦国跑到宛地。宛，即今天南阳府南阳县，秦穆公时属于楚国。楚国边境的人抓住了他，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能，想重金赎回他，恐怕楚人不给，于是派人告诉楚人说：“我的陪嫁臣子百里奚在那里，请用五张黑色羊皮赎回他。”楚人于是答应给他。秦穆公释放了他的囚禁，授予他国家政事，所以有“五羖大夫”的称号。他说“我的陪嫁臣子”，也是借口来欺骗楚国人。左传中陪嫁秦穆姬的，是虞国大夫井伯，不是百里奚。朱子已经辨明不是同一个人，汉代史表已经把他列在各等之中了。有人问说“举于市”是什么意思？我说：“《论语》‘市脯’注说：‘市，买也。’《说文》说：‘买，市也。’孟子大概是说百里奚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有人惊讶说：“这个解释奇特而准确，您也是有师承吗？”我说：“师承自父亲的朋友杜于皇二丈。在三十五年前，在维扬相遇，作长歌赠我，其中一段说：‘城南荒草寓，城北古旗亭，君来我往谈六经，出未日出归戴星。白头老子陡一惊，今世乃复有阎生。不贵子博观，贵子秉确识。吾子必自爱，如子实难得。’临别时又谆谆以‘确’字教诲我，我大概有志于此却惭愧未能达到。”

细读《孟子》，结合《左传》，百里奚离开虞国，应当在僖公二年宫之奇劝谏不听的那一天，不必等到僖公五年宫之奇再次劝谏、率领宗族出走的那一天，所以说“先去”。怎么能像《史记》那样妄说“百里奚被晋国俘虏作为陪嫁送给秦国”呢？更加证明朱子“井伯是另一个人，不是百里奚”是不易的妙理确义，仍然在这几本古书中。

说大人章

孟子用自己的长处比照别人的短处，还有这种气象，在孔子就没有了。这是杨龟山的话，为何苛责孟子？比如曾子的“他凭借他的财富，我凭借我的仁德；他凭借他的爵位，我凭借我的义理”，我有什么欠缺呢！曾子难道就不这样吗？子思侍奉他怎么说呢，难道说与他交友怎么说呢？推究他的意思，甚至有“你和我相比，怎么可以与我交友”的话，子思难道就不这样吗？高忠宪说得好：“自古以来，圣贤成就都有一个脉络。”我说孟子原本从思、曾而来，与颜回稍有区别，所以说：“颜回死后，圣人的学问就不传了。”

子贡问政章

陈几亭说：“子路，对天下事果断，没有一件事不喜欢其全面，所以问君子，就认为没有尽到修养自己；问政事，就认为没有尽到先劳苦。子贡，通达天下事，没有一件事不思考其究竟，所以问士，就一定穷究其次序；问政事，就一定穷究所去除的。平常看来，似乎子贡的志向卑下，但实际上并不卑下。这条可以补入《此章集注》程子之后。”

见音现

韩昌黎说：“凡是写文章，应当大致识字。”如果做时文的人，何必识字？只要取热闹，使观看者的眼睛愉悦，这就足够了。比如“见而民莫不敬”，《集注》“见音现，见，显也，露也”，与相见的见音义都不同。金正希此题文云：“天下时入而

译去朝见天子，天子时常出巡以接见天下人。」竟然把“见”字解释为相见的“见”，可以吗？记得初次会见陆元辅翼王时，谈到他老师黄陶庵关于“曲肱而枕之”的文章。我说：“凡是字都有体和用，比如‘枕’字，读上声是体，是实物；读去声是用，是虚指。这道题《集注》说：‘枕，读去声。’为什么通篇都把它当作实物来解释？”翼王说：“题目虽然是读去声的‘枕’，但文中用读上声的‘枕’来陪衬解说，似乎也没有妨碍。”我说：“只因为从承题到‘曲肱以为之枕’，点题时称‘此而为枕’，那么‘枕’必定是由曲肱而成的，由此可知通篇都错认了这个字。”有人说：“‘乐正子入见’、‘祇载见瞽瞍’、‘吾见亦罕矣’，都应当按本字读音；‘不敢见于诸侯’、‘缪公亟见于子思’，都应当读现音而按本字书写。‘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集注》说‘欲见孔子，是想召孔子来见自己’，所以读现音很恰当。为什么只注释《孟子》而不注释《论语》？况且‘孺悲欲见孔子’可以按本字读音，‘阳货欲见孔子’不可以按本字读音，是因为下文有‘孔子不见’的缘故。这是朱子对‘见’字的认识尚不真切，标准不统一，又何必讥讽金黄呢？”

译皋陶担任士官。

查考虞朝的刑官称为“士”，所以《舜典》说“你担任士”，《吕刑》说“士用刑罚的准则来治理百姓”。夏朝称为大理，周朝称为大司寇。至于士师，只是司寇属下的大夫罢了，就像乡士、遂士、县士是士师的属官一样。在《周礼》中，士师掌管关于诉讼的八类成例，凡是四方有诉讼到士师那里的人，都去那里。那么周朝的士师或许可以称为士，但虞朝的士绝对不能称为士师。为什么桃应问话的那一章，文中都称士为士师呢？有人说：“汉景帝中元二年秋七月，将郡守改称为太守，而《史记》在景帝之前上溯到战国时期，就称他们为太守，这也是用后代的制度加在前代的人身上。”大概是想用两个字的官名听起来更庄重，明代写时文的人与此又有什么不同呢！

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立后。

黄蕴生在“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立后”这一节的文章起讲中说：“从前鲁国的臣子有犯罪而死却仍然为他立后嗣的，叔牙就是这样；有犯罪而逃亡却也为他立后嗣的，臧纥就是这样。这两件事都成于季氏之手，而臧武仲的事则尤其值得议论。”可以说他能自己判断案情。然而查考公孙敖因淫乱逃亡而鲁国人立文伯为后，文伯名叫谷，是公孙敖的长子，还可以解释说这是成于襄仲之手。如果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召叔孙豹从齐国回来而立他为后，这不是季文子吗？臧昭伯跟随国君讨伐季氏失败而出逃，于是立臧会为后，这不是季平子吗？只是因为起讲的篇幅狭小，不能像《春秋》那样通过连类而及、比较史事来一一陈述，所以只选取了上面两件事。黄蕴生在《郊社之礼》二句的文章中比说：“郊祭的礼仪有两种：正月举行的是祈求谷物丰收，十一月举行的是报答根本。”查考仲夏之月大雩祭天帝，这不是又一次祈求吗？季秋之月大飨祭天帝，这不是又一次报答吗？不都是在郊外举行的吗？参考陈用之的话，古代一年祭祀天帝的有四次，《诗序》说：“春夏向天帝祈求谷物丰收。”又说：“丰年秋冬报答。”那么春祈谷，就是左氏所说的“启蛰而郊”；夏祈谷，就是所说的“龙见而雩”；秋报，就是《月令》所说的“季秋大飨帝”；冬报，就是《周礼》所说的“冬日在冬至日于地上的圜丘祭祀”。这些都是正祭，两种是黄蕴生所涉及的，两种是我所补充的。对句说：“社祭的礼仪也有两种：祭祀后土在北郊，祭祀社稷在国都之中。”查考王为百姓立社叫做大社，王为自己立社叫做王社，王社所在的地方，先儒有的说在大社的西边，有的说在籍田。参考陈用之的话，王和诸侯的社都有三个，那两个社是为了尽到祈求报答的诚意，那个胜国之社是为了显示鉴戒的道理，这样社也有四个，两个是黄蕴生所遗漏的。想必当时黄蕴生博学雅正，难道不记得这些吗？只是因为中比的篇幅有限，所以只能各自用两件事来确立义理，这是文体使然。魏冰叔说得好：“八股文的法则，弊病在于排比有固定的格式。”题目的义理，有的需要广泛引申数十个方面才能穷尽，有的举出一个方面扼要说明就没有遗漏。现在一定要勒定为排比，那么方面多的就不能穷尽，而得到一个说法就完毕的，必将强行编造一个说法来对应它，对应的说法又必须模仿出比的语句，小心翼翼地逐句逐字地排比而不敢稍有错乱，用这种文风来翻译圣经贤传，其浅陋可想而知。所以我曾经愤慨叹息，时文的法则不改变，却说它不埋没人的才华、不毁坏人的学问，我不相信。

“生之者众”二句。

初次结交何屺瞻，他年仅二十四岁，每天与他上下议论。一天偶然谈到时文，他说：“我想把明代三百年名家的制义，凡是看题错误、用典失误的，全部标出编成一册。因为这乃是代替圣贤的语气，难道圣贤口中会使用别字、用错典故吗？”于是列举出来，得到数十上百条。屺瞻击节赞叹说：“这样之后才能见到时文的难处，这样之后才能见到时文的尊贵。”如今匆匆十八年，遗忘殆尽。没想到屺瞻回家后抄撰制义，全都仿佛我的意思，而实际上是我识见理解所不及的，欣喜而急忙记录在这里。李光元《生之者众》二句的文章，前半幅说：“王者并不能使人生存，天下都是使人生存的。不众多那么源头就狭隘了，所以有九职的任命。仅仅依靠耕种天下，还有不耕种的百姓，这不叫众多。必须三农以下，各自担任职责的人，谁不是开辟不竭的源头？各自以职责治理天下，还有失职的百姓，这不叫众多。必须臣妾以外，一起执事的人，谁不是攻取自然的利益？”后半幅说：“内官从九御以下，就是特殊的待遇，这些人吃饭而不制作，比冗员更严重。我不因为宠幸的缘故加给他们比附的称号，那么在内吃饭的人就少了。外官从九品以外，就是侥幸得到的职位，这些人吃饭而没有功劳，比贪官更严重。我不因为恩惠的缘故授予权宜的爵位，那么在外吃饭的人就少了。”屺瞻评说上句依据天官的九职，下句依据冬官的九室，文章烦简不同，难以对应。所以化去两扇旧格局，艾千子删尽“三农而下”、“臣妾而外”、“内官九御”、“外官九品”诸句，批曰：“生之、食之，其人甚多，独举此则隘矣。”唉！九职自三农而下，凡园圃、

译虞衡、薮牧、百工、商贾、嫔妇、臣妾以及没有固定职事的闲民，都包含在内了，所以说用来任用万民，难道还可以说它狭隘吗？大司徒向邦国和都鄙颁布十二种职事，先郑的解说增加了九职中的三件事，后郑的解说增加了四件事。然而，学艺、世事、服事，并不是创造财富的人，不知道千子所说的“很多”的人，又是哪些人呢？《国语》说“内官不超过九御，外官不超过九品”，韦弘嗣注解《周礼》说“内有九室，九嫔居住其中；外有九室，九卿在此朝见”，这是引用《匠人》篇中关于营造国都的文字。先郑解释九室，就像如今朝廷中各曹处理事务的地方。六卿和三孤合为九卿，那么列举九品而统领三百六十个属官，正是集注所说的“朝廷中没有侥幸得位的职位”了。况且又兼及妇官而言，并详细论述。集注所省略的，难道就是狭隘吗？千子习惯看到同时代不学无术的人，引用经典往往错乱，其实他自己也没有深入探究经典，于是把箭矢一并射向那些学问有根基的前辈文章，只是多见其不自量力罢了。况且在归太仆这一节，文中也有从“三农生九谷”一直到“闲民转移执事”的话，千子唯独不敢批评为狭隘，难道不是只凭耳朵听、眼睛看，以名声的轻重来判断文章的是非吗？

译陈列宗庙的礼器

又，锺惺在《陈其宗器》一文中用了四个比喻，说：“有的通过贡赋来资助日常用度，其中留存着先人的手泽；有的通过剩余的钱币来供给玩赏喜好，寄托着耳目的情趣。那些被陈列在东厢、西厢、东房、西房的东西，难道仅仅是为了不让旧物失传吗？设想在仰观俯视之间，器物依然如故，而人已不在，心中必然充满悲痛，由此引发哀思，其哀伤程度可想而知。有的共同遵循典谟而传承，那是上天宝物、大地符瑞的出处；有的依照相同的规格排列，那是以带砺山川来镇守的宝物。那些被拿出外府、内府、典玉、典瑞的地方，难道是为了玩物丧志吗？设想在占卜国运长久之时，人已逝去，而器物依然如新，心中必然充满肃穆的深思，由此引发坚守的念头，其坚守的决心可想而知。”当时，繁弱弓赐给同姓诸侯，楛矢赐给异姓诸侯，桓圭、琮圭用来祭祀天地百神，而天球、弘璧之类唯独不在分赐物品和进献币帛的数目之中，说：“这是官府守护的礼器，与牺牲、黍稷一样，每年用于春夏秋冬四时祭祀。”当时，琬玉用来象征德行，大璋用来聘问女子，执冒、执笾用来视朝、巡守，而大贝、赤刀之类唯独不列在服饰纹章之内，说：“这是天府守护的藏宝，与朱弦、玉戚一样，世代供奉于清庙。”结尾说：“不然。不丰厚的先君旧器，是玉人、尚玺之类的人所守护的，守府的人众多，哪里用得着陈列进献来彰显贿赂呢？”屺瞻评价他引用经书，也就是所谓的“天吴紫凤，颠倒裋褐”罢了。现在试着摘取其中几句来讨论。《周礼·大府》：“凡式贡的剩余财物，用来供给玩好之用。”意思是先供给上文九式及吊唁之用，以及充实府库后剩余的，才用这些财物供给玩好。现在删去“余财”，又不说“玩好”而说“用物”，那么九式、吊用哪一样不是用物，难道都说是手泽的留存吗？币余的赋税，用来等待赐予。这是用九赋供给九式中的一项，赐予就是好用之式，大概燕好所赐予臣下的，是因为“好用”的“好”字讹传为“玩好”吧？《大宗伯》：“王执镇圭。”郑氏注：“镇，安定。用四镇之山作为雕刻装饰。”大概是模仿职方氏的山镇作为装饰，怎么能讹传为山川所镇守，又加上“带砺”二字妄加润色呢？天府掌管祖庙的守护藏宝，凡是国家的玉镇、大宝器都藏在这里。如果有大祭、大丧，就拿出来陈列。至于内府主管良货贿，外府主管泉布，典瑞如同汉代的符玺郎，所掌管的玉器、玉瑞，与天府的玉镇，用途各不相同，与宗器有什么关系？又天官有玉府，冬官有玉人，典玉则整部《周礼》都没有这个官职，怎么能凭空捏造呢？四圭有邸用来祭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用来祭祀地、旅四望。现在错记《大宗伯》“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文字，而讹传为桓圭、琮圭，不知道桓圭是公所执持的。谷圭七寸，天子用来聘问女子；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征德行。现在改圭为玉，又误因下文诸侯聘问女子的文字，讹传谷圭为大璋，可以吗？天子巡狩，有事于山川，大的用大璋来灌地，中等的用中璋，小的用边璋来代替圭瓒。现在三璋唯独截取边璋，并且因为执冒而类推说“执边”，说执就忽略了灌地的意义，举边就失去了璋的名称，可以吗？玉人是攻玉的人，周官有掌节，没有尚玺。尚宝司，是明朝的官职。典玉、尚玺，是锺氏增定《周官》吗？而且都不是守护藏宝的人，却说“守府的人众多”，为什么呢？锺氏还有“荐其时食”的文字，其援引依据尤其多讹误，因为这篇文章独为人所传诵，所以不能不辨明。按仍有遗漏之处，朱弦出自《乐记》，此处应当用朱干。

如同会盟

有人拿着辛未年房书《宗庙之事，如会同》四句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汪钝翁的弟子。钝翁评论玩味一个“如”字，认为宗庙、会同分开对应不得，向来习见的解释都没有明白这一点。只有这篇文章中间说：“至于时聘以结同盟之好，殷同以除邦国之慝，都在宗庙见面并在宗庙接受命令，如同会如同，哪一件不是有事于宗庙呢？”“如”字方才醒觉。”我说：“陈用之《礼书》明明说朝觐、宗遇之礼在宗庙举行，朝、会同之礼在国都之外举行。凡是时见、殷见，都是王筑坛会合诸侯而命令行事，或者在宗庙议政无关。即诸侯相见于隙地叫会，隙地，是闲隙之地。如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从哪里有宗庙来？况且时聘以结诸侯之好这两句话，是大行人的职事，文字不切合会同。切合会同，则是上文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大概时文讲典制，何止是捕风说梦，只可惜他的老师多了一番附会罢了。”

宽厚就能得到民众四句

天下有明知其不对却糊心眯目而顺从的人，时文就是这样。前己卯年南闱“宽则得众”四句的墨卷，没有比第十二名顾震更高的。分为两截来做，上截做宽、信、敏、公，下截做得众、民、任、有功，与各以舜、禹、汤、武的事实相配，既典切，亦古亦新，又得结语

译的体制。我也曾经诵读学习过，心里私下认为这一章完整记载了尧、舜咨询任命的言辞，以及商汤、周武王誓师征伐的意旨，文章应当首先描写尧，然后才涉及舜以下的人物。无奈尧没有那么多事实可写，于是舍弃尧而描写禹，这是牵强附会地让题目来迎合我的构思，只求观众看得热闹，而不顾逻辑上的背离，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