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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榕村四书说二

右第五章

儒藏 · 四书 · 已译 · 第 6–35 段

人附,骄泰则士心离,而谗谄面谀之人至矣。

  生财有大道  以义为利也

译人们归附,如果骄傲放纵,士人的心就会离散,而进谗言、阿谀奉承的人就会到来。

创造财富有根本的大道,那就是以道义作为利益。

复申明财用之道,而以用人结之。盖天下治乱,存乎民民心聚散,存乎财;理财公私,存乎人;而所用之人,善否,则在乎君心义利之间而已。《易》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正此意也。上文每段,皆以国言之,而此复结以治国,所以发明平天下在治其国之指也。

大学旧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宻焉,订为今本。然五百年来,不独持异议者不允,自金华诸子、元叶丞相、明方学士,以至蔡虚斋、林次崖数公,皆恪守朱学,而羣疑朋兴,逓有窜动,所不能冺然于学者之心,补传其最也。地读朱子之书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防、邵子先天之传,呶呶纷拏,至今未熄,皆能灼以不惑,老而逾坚。独于此书,亦牵勉应和焉,而非所谓心通而黙契者。间考郑氏注本,寻逐经意,窃疑旧贯之仍文从理得,况知本、诚身二义,尤为作大学者枢要所存,似不应使溷于众目中,而致为陆王之徒者得以攘袂扼▯,自托于据经诘传,以售其私也。缅惟朱子平生用力此书为多,持此有年,逥惶倚阁。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时之道,盖将取信于天下万世焉尔。自当时晚出鲰生挟难竞质,沛然如江河之决,无闭拒者,则今日之聴荧于胸,而援鹑已逺,为宜直其所见,待方来之朱子而折中焉。

问知止一节之义与朱子异何也?曰:下有格物致知之义,不应于此处顿出,而观后章所谓“于止知其所止”者,似为学者指示准的之语,未遽及于精微也。况大学之教,既断自格物,而不以辩志先之,则非古人所谓向道而行、望道而至者,虽欲俛焉日有孳孳,安知其不适于他岐乎?故程子则曰:“格物者必立诚以格之。”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胡氏则曰:“立志以正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而后义可精。”如此之类,皆朱子所屡述,而日为学者诵之。其作《大学或问》,尤于此惓惓焉。故愚以为补之于经文之外,不如求之于经文之中。盖“知止有定”,言辩志也,观下所谓“穆穆敬止”者可见也。“能虑”即格物致知之事,所谓“缉熙”者,固其义也。但在文王则生知大圣,而光明发于圣敬之中;在学者则必常存于敬,而后“缉熙”可得而言。观《诗》所谓“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宻,于缉熙单厥心”,又曰:“敬之敬之,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则其存心进学之表里互发,为可见矣。若得止,则意诚以下之事,所谓君臣父子与国人交之善,尤为统脩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足以蔽之也。盖今日所言,皆一一本于朱子讲论之学的,特章句于此节释义偶异焉尔。问诚意之义,有以真与妄对者,则如释氏“不起妄念”之説也;有以实与虚对者,则如朱子所谓“实用其力,不可苟焉以自欺”之説也;有以诚与伪对者,则为己而不为人,对下文“揜着”之小人以为説也。此其説皆可通,而宜以何为正乎?曰:论首节之文意,则朱子尽之矣。虽然,彼二説者皆不可废。盖诚意之实用功处,只是彻底为善,以不欺其好善恶恶之初心,如章句、或问之所云者焉尔。然推其本,则是平时涵养本源,故所发者好恶皆得其正,而有以为省察之地;究其流,则君子终身之学,求以自慊而已,既不自欺。又岂有作伪欺人之事哉?是故去其妄念者,主敬之事,诚意之原也。实用其力者,所知之切,诚意之功也。不揜着以徇人者,所发之真诚意之效也。是三説者,相为首尾,本文之义,固足以包之矣。《易》曰:「闲邪存其诚」,则诚意之原也。又曰:「修辞立其诚」,则诚意之功也。《书》曰:「作徳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则诚意之效也。

  大学古本説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章段

  大学士李光地撰

  天命之谓性  修道之谓教

天有本然之理焉,而其流行而赋于物,则命所由名也。人物得其理以有生,如受天之命者,是之谓性。性者,生理之具于心者也。理具于心,必发见于

译再次阐明理财用财的道理,并以用人作为结语。因为天下的治乱,取决于民众;民众的凝聚与离散,取决于财物;理财的公私之分,取决于人;而所用之人是否贤善,则取决于君主内心在义与利之间的取舍罢了。《易经》说:“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回答说:仁;用什么来聚集民众?回答说:财。”管理财物、端正言辞,禁止民众做坏事,叫做义。正是这个意思。上文每段都是从国家层面来论述,这里又归结到治国,以此来阐明平定天下在于治理好国家的旨意。

《大学》的旧本,自从二程子各自有所修订,朱子又在此基础上加以严密考订,定为现在的版本。然而五百年来,不仅持异议者不认可,就连金华的学者、元代的叶丞相、明代的方学士,以及蔡虚斋、林次崖这几位恪守朱学的公卿,也都群疑并起,相继对文本有所窜改动,这在学者心中无法完全抹去,其中对补传的质疑最为突出。我研读朱子的著作五十年,凡是像《易经》中的卜筮、《诗经》中的雅郑、周敦颐无极的防范、邵雍先天图的传承,那些纷纭杂乱的争论,至今尚未平息,我都能明辨而不迷惑,年老反而更加坚定。唯独对于这本书,我也勉强附和,并非内心通达而默默契合。偶尔考察郑氏的注本,追寻逐句经文的意旨,我私下怀疑旧本的连贯文字顺理成章,况且“知本”、“诚身”这两个义理,尤为撰写《大学》者的关键所在,似乎不应让它们混杂在众目之中,致使陆九渊、王阳明之徒得以捋袖扼腕,自诩依据经文诘难传文,来推销他们的私见。遥想朱子平生在这本书上用力最多,持此观点多年,却徘徊搁置。又想到朱子的道,不是一时的道,而是要取信于天下万世的。自从当时晚出的浅薄之人挟持难题竞相质问,朱子如江河决口般沛然回应,无人能闭拒,那么今日心中听信疑惑,而援用鹑鸟已远,应当直言所见,等待后来的朱子来折中裁定。

问:关于“知止”这一节的义理,为什么与朱子不同?答:下文有格物致知的义理,不应在此处突然提出,而且看后章所说的“于止知其所止”,似乎是给学者指示准则的话,还没有立刻涉及到精微之处。况且《大学》的教化,既然断然从格物开始,而不以辩明志向为先,那么就不是古人所说的向着道而行、望着道而至的人,即使想要低头勤勉、日益精进,怎么知道不会误入歧途呢?所以程子说:“格物的人必须立诚来格物。”又说:“没有能够致知而不在于敬的。”胡氏说:“立志以端正根本,居敬以持守志向,然后义理可以精微。”像这类说法,都是朱子屡次陈述,并且每天给学者诵读的。他作《大学或问》,尤其对此念念不忘。所以我以为,补在经文之外,不如在经文之中寻求。大概“知止有定”,说的是辩明志向,看下面所说的“穆穆敬止”就可以知道了。“能虑”就是格物致知的事,所说的“缉熙”,本来就是这个义理。但在文王那里,他是生知的大圣人,光明发自圣敬之中;在学者那里,则必须常存于敬,然后“缉熙”才可以谈论。看《诗经》所说的“成王不敢安逸,早晚基命宽密,在缉熙中单一其心”,又说:“敬之敬之,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那么其存心进学的表里互发,就可以看到了。如果得到了止,那么意诚以下的事,所谓君臣父子与国人交往的善,尤为统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足以概括它们。大概今日所说的,都一一本于朱子讲论的学问,只是章句在这一节释义偶然不同罢了。

问:关于诚意的义理,有以真与妄相对的,就像释氏“不起妄念”的说法;有以实与虚相对的,就像朱子所说的“实用其力,不可苟且以自欺”的说法;有以诚与伪相对的,则是为己而不为人,对下文“揜着”的小人而言的。这些说法都可通,那么应以何为正呢?答:论首节的文意,朱子已经说尽了。虽然如此,那两种说法也不可废弃。大概诚意的实用功处,只是彻底为善,以不欺骗其好善恶恶的初心,就像章句、或问中所说的那样。然而推究其根本,则是平时涵养本源,所以所发出的好恶都得其正,而有作为省察的地方;究其流变,则君子终身的学问,求以自慊而已,既然不自欺,又怎么会有作伪欺人的事呢?所以去除妄念的,是主敬的事,是诚意的本源。实用其力的,是所知深切,是诚意的功夫。不揜着以徇人的,是所发出的真诚,是诚意的效果。这三种说法,相互为首尾,本文的义理,本来足以包容它们了。《易经》说:“闲邪存其诚”,则是诚意的本源。又说:“修辞立其诚”,则是诚意的功夫。《尚书》说:“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则是诚意的效果。

大学古本说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章段

大学士李光地撰

天命之谓性 修道之谓教

天有本然的理,而其流行而赋予万物,则命由此得名。人物得其理以有生,如同接受天命一样,这就叫做性。性,是生理具备于心。理具备于心,必发见于

日用之间,如循之以出者,是之谓道。道者,人所常行之路也。因吾所常行者而脩饬之,检摄于身心之微,防范于事为之着,始于庸行之谨,而终于人伦之至,是之谓教。教者,圣人以是教人而人由之者也。

译在日常起居之间,如同遵循着某种规范而行动,这就叫做“道”。道,就是人们经常行走的道路。依据我们日常所行的道路加以修养整顿,在身心细微之处加以约束,在行事显著之处加以防范,从日常行为的谨慎开始,最终达到人伦关系的极致,这就叫做“教”。教,就是圣人用这些来教导别人,而人们遵循它去做的。

道也者  恐惧乎其所不闻

此下皆脩道之事也。道之得名,虽曰事物当由之路,然其体则性也。事物有时而不交,性体无时而可息。须臾之顷,偶然离之,则天命于是而不行矣。使其可离,则岂道之谓哉?不睹闻者,己所不睹闻也。君子心存惕畏,其于事物之交见闻所及,固有所警触而不忘。虽不睹不闻,暂焉无感之顷,而戒谨恐惧,未尝懈弛。盖主敬以存其诚之学也。不睹闻,即须臾。

  莫见乎隠  故君子慎其独也

隠微者,动而交于事物之始,人之所不见也。然独知既不可欺,而发见亦不可掩,则莫显见于此矣。是以君子谨审善恶之分,不必待言行之显著也。即介焉独知之际,而必致其谨焉。盖精义而察其防之事也。独即隠微。

喜怒哀乐之未▯天下之达道也。

性者,仁义礼智而已。率之则为道,无非理也。惟其丽于喜怒哀乐以行,则理与气杂矣。惟方其未▯也,气未用事,而一理浑然,不偏不倚,则谓之中。及其▯也,以理为主,而不动于气,各中其节,则谓之和。中乃性之存,而道所从出,故曰“大本”;和乃率性之用,而人所共由,故曰“达道”。君子所为戒惧慎独者,欲其存之厚而▯之当也。

  致中和  万物育焉

自动以极于静,无一息之不敬,则性体存存而中无不致矣。自微以达于显,无一事之不谨,则义理周流而和无不致矣。天地,性之本也;万物共此性者也。位,谓七政顺、山川宁之类;育,谓各得其理以遂其生也。致中,则诚敬之至,有以合乎天徳而格乎天心,故天地自我而位也。致和,则豫顺之至,有以通乎物情而协乎物理,故万物自我而育也。盖性贯终始,而流行道则应物而发见者尔。故中之分虽属乎未▯,实则无时不在,而和行乎其间,如天地之化长流,而万物生于其际。此心学之精蕴,古今圣贤之所传也。右第一章此章为一篇体要,自第二章至末,皆所以▯明推广此章之防也。首节,性道乃理义之源,性具于心,道见于事。心在内,故必敬以直之,是大本所以立也;事在外,故必义以方之,是达道所以行也。然敬者动静无息,而以静而常存者为敬之纯;义者显微无间,而以微而必察者为义之精。此周子所谓寂然不动之诚,动而未形之防。朱子解释此章,盖用其意也。

  仲尼曰  小人而无忌惮也

首章中字専以体言,此中字兼体用言,盖合中和之义以言中也。庸,常也。以性言则为恒性,以道言则为常道,久而不易,平而无异者也。中庸者,其理原于性命,其事显于道教,然体之则在乎人而已。若上章戒惧谨独之君子,则既存君子之心矣,而能静而敬,动而谨,无时而不中,此所以为中庸也。小人之心与君子异,是以不敬不谨,无所忌惮,此所以为反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言久矣,则有初之称也。故程子断自世教衰,民不兴行。

右第二章。此章两引夫子之言,中庸者,盖标一篇之指,以起作书之意。

  子曰道之不行也  鲜能知味也

性之大分,知、仁而已。天命同赋,而气质有偏,故有智者、愚者、贤者、不肖者。然自圣人在上,而道行且明,则虽气质不齐,而皆有以范于中道。故夫子言:“今日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以智者、愚者无践履之功,而安于知之过不及也。若道之行,必无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以贤者、不肖者无开明之效,而安于行之过不及也。若道之明,则无是也。”鲜能知味,又就知、愚、贤、不肖者而慨息之。盖上虽无教化,而道未尝离于日用。苟行而着,习而察,则凡有性者,皆可以兴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引圣言以起下之大智,盖莫能行道,则智者愚者有终于过不及而已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其斯以为舜乎?」

自用其智者,无躬行之实故也。智者过之,是也。舜不自用其智,虚受善择,必实措之于事,而后已焉。此以行而善其知者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而不能期月守也。」

引圣言

译道,就是在那无人见闻之处也保持敬畏。

以下都是修养道体的功夫。道之所以得名,虽然说是事物应当遵循的路径,但其本体则是人的本性。事物有时并不相交,但本性却无时不在运行。片刻之间,偶然背离了它,那么天命就因此不能实行了。如果它可以背离,那还能称为道吗?不睹不闻,是指自己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君子心存警惕畏惧,对于事物相交、见闻所及之处,固然有所警觉触动而不忘。即使在看不见听不到、暂时没有感应的片刻,也保持戒慎恐惧,不曾松懈。这大概是主敬以保存诚意的学问。不睹不闻,就是指片刻之间。

没有比隐微之处更明显的了,所以君子在独处时格外谨慎。

隐微,是指心动并接触事物的开始,是别人看不见的。然而独知既不可欺骗,而显现出来也不可掩盖,那么没有比这里更明显的了。因此君子谨慎审察善恶的区别,不必等到言行显著时才做。即使在独自知晓的细微之际,也必定极其谨慎。这大概是精研义理而察识端倪的功夫。独,就是指隐微。

喜怒哀乐没有发作的时候,是天下普遍遵循的道理。

本性,就是仁义礼智罢了。遵循它便是道,没有不是理的。只是因为依附于喜怒哀乐而运行,所以理与气混杂了。正当它没有发作时,气尚未起作用,而理浑然一体,不偏不倚,这就叫做中。等到它发作时,以理为主,而不被气所动摇,各自符合节度,这就叫做和。中是本性的存在,是道产生的根源,所以称为“大本”;和是遵循本性的作用,是人所共同遵循的,所以称为“达道”。君子之所以戒慎恐惧、谨慎独处,是为了使本性存养深厚而发作得当。

达到中和,万物就能生长发育。

从动到极静,没有一息不恭敬,那么本性就常存而中无不达到了。从微到显,没有一事不谨慎,那么义理就周流而和无不达到了。天地,是本性的根本;万物都共有此本性。位,是指七政顺行、山川安宁之类;育,是指各自得其理以完成其生长。达到中,就是诚敬到了极点,能够合乎天德而感通天心,所以天地因我而各安其位。达到和,就是豫顺到了极点,能够通晓物情而协调物理,所以万物因我而生长发育。大概本性贯穿始终,而流行的道则是应物而显现的。所以中的分际虽然属于未发,但实际上无时不在,而和行于其中,如同天地化育长流,而万物生于其间。这是心性之学的精义,是古今圣贤所传承的。右第一章。这一章是全文的纲领,从第二章到结尾,都是为了阐发推广这一章的旨意。首节,性道是理义的源泉,性具于心,道见于事。心在内,所以必须用敬来端正它,这是大本所以确立的原因;事在外,所以必须用义来规范它,这是达道所以实行的原因。然而敬是动静无息,而以静时恒常存养为敬的纯粹;义是显微无间,而以细微处必察为义的精微。这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寂然不动的诚,动而未形的端倪。朱熹解释这一章,大概是用这个意思。

孔子说:小人没有敬畏之心。

首章的中字专门从本体上说,这里的中字兼本体和作用说,大概是合中和之义来说中。庸,就是常。从本性上说就是恒常的本性,从道上说就是常道,久而不变,平常而无差异。中庸,其理源于性命,其事显于道教,但体认它则在于人罢了。像上一章戒慎恐惧、谨慎独处的君子,既然已经存养了君子之心,而且能静时恭敬,动时谨慎,无时不中,这就是中庸。小人的心与君子不同,所以不敬不谨,无所忌惮,这就是违背中庸。

孔子说:“中庸大概是最高境界了吧!人们很少能长久保持它了。”

说“很久”,就有起初之称。所以程子断定从世教衰微,人们不再兴起实行。

右第二章。这一章两次引用孔子的话,中庸,大概是标举全篇的宗旨,以发起著书之意。

孔子说:道不能实行,很少人能知道它的滋味。

本性的大类,只有知、仁罢了。天命同样赋予,而气质有偏颇,所以有智者、愚者、贤者、不肖者。然而自从圣人在上,道得以实行且显明,那么即使气质不齐,也都能被规范于中道。所以孔子说:“如今道不能实行,我知道了。因为智者、愚者没有践行的功夫,而安于知的过与不及。如果道能实行,必定没有这种情况。道不能显明,我知道了。因为贤者、不肖者没有开明的效果,而安于行的过与不及。如果道能显明,就没有这种情况。”很少人能知道它的滋味,又就知、愚、贤、不肖者而感叹。虽然上面没有教化,但道未曾离开日用。如果实行而显著,习熟而明察,那么凡有本性的人,都可以兴起。

孔子说: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吧。

引用圣言以引出下面的大智,大概是不能行道,那么智者愚者最终只是过与不及罢了。

孔子说:“舜大概是大智吧?这就是舜所以为舜的原因。”

自用其智的人,没有躬行的实效。智者过之,是对的。舜不自用其智,虚心接受善言选择,必定切实施行于事物,然后才停止。这是以行来完善其知的。

孔子说:“人们都说我聪明,却不能坚持一个月。”

引用圣言

以起下之大贤,盖其曰:「予知者皆不智者也。」果智,则不自纳于罟擭陷阱之中矣;果智,则不至于择中而不能守矣。莫能明道,则贤者不肖者,有终于过不及而已矣。

译为了引出下文关于大贤的论述,大概是因为他说:“我所谓的智者,其实都是不聪明的人。”如果真的聪明,就不会让自己陷入罗网、捕兽器和陷阱之中;如果真的聪明,就不会出现选择了中道却无法坚守的情况。如果不能明晓大道,那么贤者和不肖者,最终都只会停留在过分或不及的过失上罢了。

子曰回之为人也  而弗失之矣

自用其贤,而于中庸择之不精,则不能朞月守矣。贤者过之,是也。顔子择之也精,故得一善而遂固守。此以知而善其行者也。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

引圣言,不可能以起下文之大勇,均谓分以与人也。三者皆勇之事,然苟未合于中庸,则皆气质用事,而与贤智之过者同也。

  子路问强  而强者居之

而强者,汝之强也。子路自恃其勇而问强,故夫子还问之,谓:“是南北之强,抑是汝之所谓强与?”然南方之强,犹有君子之风;而北方之强,则正子路所谓强也。故其鼓瑟而有北鄙杀伐之声者,以此。

  故君子和而不流  强哉矫

南北之偏者,气习之拘也。君子之道者,中庸之至也。中庸之至,盖知之真,守之确,不借乎血气,而常伸此以明行,交尽而善其勇者也。和而不流,处俗而不自失也。中立不倚,则有以立身而矫俗矣。至于治而不变,素守;乱而守死善道,则又极乎出处之大节,而不可夺。此四者,自易而难,然易者其基也。自其易者勉之,则行有本末,而将无难能之事矣。后章自“行乎富贵而贫贱夷狄患难”论语,“自富贵贫贱不处不去”,推而至于造次颠沛,皆此意也。

右第三章。此章申明首章「天命谓性」之义。性有仁义礼智,然举其纲,则智仁而已。勇者贯乎智仁之间者也。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所禀之偏也。仁智合一,则天命之本,圣人之事也。舜以实行而为大智,顔子以真知而为大贤。惟其合一是以不偏。至于夫子所以告子路者,则又矫正习俗,变化气质,以复其性之道也。

  子曰素隠行怪  唯圣者能之

道者,人伦日用之理而已。素隠行怪者,过于人伦日用之常者也;半涂而废者,不及于人伦日用之分者也。深探其弊,则隠怪者终有欺世盗名之心,半涂者不无舎己徇人之失。惟圣人者,以中庸为依归,下学上达,本无求知之心,故知命乐天,自无悔恨之意也。

  君子之道费而隠  察乎天地

以君子之道,明索隠者之非也。盖索隠者,求道于人理之外,而道实无隠也。费者,施与周给之称。天命之性,遍赋万物,故虽夫妇之愚不肖,莫不与知与能。然充此理之分,则圣人天地,不过体是道者,而亦不能尽也。夫圣人天地有所不尽,大莫能载,可谓高深微妙之至矣。而即夫妇之所与知与能,小莫能破,则初无隠也。极之物类之细,而性命各正,▯见流行,无非是者。故君子之道,就其见端于夫妇者而推其至焉。天地之间,皆是理之昭察而已,何隠之有哉?

子曰:「道不逺人,君子胡不慥慥尔?」

引夫子之言,明行怪者之非也。盖行怪者,出乎人情之表,而道实非逺也。即人而道在,故君子以人治人;即人情而道近,故忠恕违道不逺。君子之道,即忠恕之道也。不出乎人情之中,故其徳庸徳也,其言庸言也。言行交脩,慥慥笃实,殊无虚诡之行,何怪之有哉?所求乎子者,则以之而事父;所求乎臣者,则以之

而事君,所求乎朋友者,则以是而先施之。四者,皆所谓君子之道。

  君子素其位而行  反求诸其身

又以君子之行,道明半涂者之非也。所行为涂,所居为位。位有顺逆,则涂有险易。故或因之而废者有矣。若是者,心移于外物故也。素位而行,无顺无逆,皆有以自得。故外物之至,天时人事,皆无所怨尤。然则涂有险易,而君子居之,皆易也。且将遇险而反身脩徳焉,何废之有哉?

  君子之道  辟如登高必自卑

隠怪者骛于高逺,而不知道之基;半涂者溺于卑近,而不尽道之分。惟君子充其分于高逺之域,而专其基于卑迩之间,所以为中庸之极也。

  诗曰妻子好合  父母其顺矣乎

引诗及夫子之言,以申卑迩高逺之意。《常棣》之诗,言兄弟之爱,而终之以妻子者,明必妻子之合,如琴瑟之同调而无异声,然后兄弟之乐且耽慕以终身而无倦厌,故宜尔室家者,在乎乐尔妻孥也。夫子又推其意,以

译孔子说:“颜回做人,能够选择善道而坚守,不致失掉它。”

如果凭借自己的贤能,但在中庸之道上选择得不精纯,就不能坚持一个月。贤能的人往往超过中庸,这是对的。颜回选择得精纯,所以一旦得到善道就坚决固守。这是以认知来完善其行为的。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公平治理,中庸之道却难以做到。”

引用圣人的话,用“不可能”来引出下文关于大勇的论述。“均”指公平地分配给他人。这三者都是勇的事,但如果不符合中庸,就是气质在起作用,与贤智过度的人相同。

子路问什么是强,而强者居于其中。

所谓的强者,就是你所说的强。子路自恃勇力而问强,所以孔子反问他,说:“是南方的强,还是北方的强,或者是你所说的强呢?”然而南方的强,还有君子的风度;而北方的强,正是子路所说的强。所以他弹瑟时发出北方边地杀伐之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

南北的偏颇,是习气拘束的结果。君子之道,是中庸的极致。中庸的极致,在于认知真切,坚守确凿,不依赖血气之勇,而常以此彰显德行,交往尽善而完善其勇。和而不流,身处世俗而不自我迷失。中立不倚,就能立身而矫正世俗。至于治世而不改变,坚守素志;乱世而坚守善道至死,这更是极尽出处的大节,不可动摇。这四者,从易到难,但易的是基础。从容易的方面努力,那么行为就有根本和末节,将没有难以做到的事了。下一章从“行乎富贵而贫贱夷狄患难”到《论语》中的“自富贵贫贱不处不去”,推演到造次颠沛,都是这个意思。

以上是第三章。本章阐发首章“天命谓性”的意义。性有仁义礼智,但举其纲领,就是智和仁。勇贯穿在智仁之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这是禀赋的偏颇。仁智合一,就是天命的根本,圣人的事业。舜以实行而为大智,颜回以真知而为大贤。只有合一是才不偏颇。至于孔子用来告诫子路的,则是矫正习俗,变化气质,以恢复其本性的道理。

孔子说:“素隐行怪,唯圣者能之。”

道,就是人伦日用的道理罢了。素隐行怪的人,超过了人伦日用的常理;半途而废的人,不及人伦日用的本分。深入探究其弊端,那么隐怪的人最终有欺世盗名之心,半途的人不免有舍弃自己迎合他人的过失。只有圣人,以中庸为归宿,下学上达,本无求知之心,所以知命乐天,自然没有悔恨之意。

君子之道费而隐,察乎天地。

用君子之道,阐明索隐者的错误。大概索隐者,在人理之外求道,而道其实没有隐晦。费,是施与周给的意思。天命之性,普遍赋予万物,所以即使是愚笨不肖的夫妇,没有不与之知与之能的。然而充实此理的本分,那么圣人和天地,不过是体现此道的人,也不能穷尽它。圣人和天地有所不能穷尽,大得无法承载,可以说是高深微妙的极致了。而就在夫妇所与之知与之能中,小得无法分割,那么起初就没有隐晦。极尽到物类的细微,性命各自端正,〇见流行,无非是这个道理。所以君子之道,从它在夫妇身上显现的端绪推演到极致。天地之间,都是此理的昭明察见罢了,有什么隐晦呢?

孔子说:“道不远人,君子胡不慥慥尔?”

引用孔子的话,阐明行怪者的错误。大概行怪者,超出人情之外,而道其实并不遥远。就在人之中道就在,所以君子以人治人;就在人情之中道就近,所以忠恕离道不远。君子之道,就是忠恕之道。不出乎人情之中,所以他的德是常德,他的话是常言。言行交修,慥慥笃实,完全没有虚诡的行为,有什么奇怪的呢?对儿子所求的,就用它来侍奉父亲;对臣子所求的,就用它来侍奉君主;对朋友所求的,就用它来先施予对方。这四者,都是所谓的君子之道。

君子素其位而行,反求诸其身。

又用君子的行为,阐明半途而废者的错误。所行的是途,所居的是位。位有顺逆,那么途就有险易。所以有人因为遇到逆境而放弃。像这样的人,是因为心被外物转移了。素位而行,无论顺逆,都能有所自得。所以外物的到来,天时人事,都没有怨恨。那么途有险易,而君子身处其中,都变得容易了。况且遇到险境就反身修德,有什么放弃的呢?

君子之道,辟如登高必自卑。

隐怪者追求高远,而不知道道的根基;半途者沉溺于卑近,而不尽道的本分。只有君子在高远的领域充实其本分,而在卑近之间专一其根基,所以达到了中庸的极致。

《诗经》说:“妻子好合,父母其顺矣乎。”

引用《诗经》和孔子的话,来申述卑近高远的意义。《常棣》这首诗,讲兄弟之爱,而以妻子结尾,说明一定要妻子和睦,像琴瑟同调而没有异声,然后兄弟的快乐和眷恋才能终身而不厌倦,所以使你的家室和睦,在于使你的妻儿快乐。孔子又推演其意,以

为所以顺父母者,在是。此道所以造端乎夫妇,而行逺自迩,登高自卑之意,可识矣。

译用来顺应父母的方法,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大道始于夫妇,而践行它要从近处开始、从低处起步的道理,可以明白了。

子曰:「鬼神之为徳,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又引夫子之言,以申卑迩高逺之意。天地曰神,人曰鬼。人为天地祖宗所生,则其神通为一体。是鬼神之体物不遗也。惟其体物,故此之动也,彼实使之;彼之至也,此实召之。使之者不可度者也,召之者不可射者也。是其微之显,而徳所以为盛也。诚者,徳之实也。天地人浑然合一之理,诚实不妄者也。此见道所以察乎天地,而自迩而逺,自卑而高之极致也。

右第四章。此章申明首章率性谓道之义,或求道于性之外,或不尽其性于道之中,皆过与不及之弊也。故首引夫子之言「隠怪半涂者」,而推论其意,以见自近而逺,不可过,不可不及,自夫妇居室极而至于天地鬼神,然后道之始终尽也。然首言夫妇之知能者,则曰「费而隠」;终言鬼神之徳,则曰「微而显」。惟鬼神之徳之微而显,而根于人伦,故知夫妇之道之费而隠,而察乎天地也。此又互相发明之防。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故大徳者,必受命。」

位禄名寿天之所命,而唯大徳足以致之。舜之徳至于动天,是谓能充孝之量者,所以谓之大孝。孝亦徳之一事也,而以徳为孝之目,何也?曰:仁者徳之首,孝者又仁之首也。故其发之也最先,而统之也最全。唯发之最先也,故凡修徳之事皆自孝而推之也。唯统之最全也,故凡修徳之事皆所以成吾孝也。此章主孝而言,故必大徳而后谓之大孝,必至于格天而后谓之大徳。

  子曰无忧者  无贵贱一也

达乎诸侯大夫士庶之礼,专指上祀言之也。其言「▯以大夫祭以士」者,起下「▯以士祭以大夫」之意,即推其上祀者之所达也。不言父为大夫,子为诸侯;父为庶人,子为士者,其事皆至少,故举中以包之也。又言丧礼者,亦以证明祭礼之意。盖丧礼之杀自下而上,以贵者之职烦也;祭礼之杀自上而下,以贱者之分卑也。然三年之丧,则必达于天子,而无贵贱之殊;故上祀之典,亦必达于士庶,而无贵贱之异。父母之恩,情之至也;以孝治天下,道之极也。此周公制礼之意也。

子曰:「武王、周公,治国其如视诸掌乎?」

自脩其祖庙至燕毛祭之始终之序也。盖洁治堂室,陈设器服,备具笾豆,皆预期之事也。叙羣庙昭穆之主,辨助祭贵贱之班,授奔走执事之职,皆方祭之事也。饮福酒则酬于阶,绥后禄则燕于寝,皆祭将毕及既毕之事也。上言祖庙者,七庙之主将合食于太祖之庙,故特脩之也。下言宗庙者,统羣庙之主,叙其位次,故系之宗庙之礼也。凡此皆春秋时祭也。下宗庙禘尝之礼,与郊社并称者,则并包大禘大祫之祭也。天地虽大,逺祖虽辽,然自父母推之,皆一气之续尔。故言孝之至者,又必推及于此,而因叹息其义蕴之深也。

右第五章。此章申明首章脩道谓教之义。盖前所言道,自子臣弟友至于鬼神,尽矣。然能极乎子臣弟友之分,以至通于神明者,则非圣人不能。故列引舜、文、武、周以立之极,皆始于孝弟庸行,而终于格天、受命、飨帝、飨亲之盛。此圣人之脩道,足以为后世法者,乃教之所由立。其余则必由教而入也。

  哀公问政  不可以不知天

统而言之,脩道以仁,则五伦皆用仁矣。析而言之,则亲亲之属,父子兄弟是也,主于仁者也。尊贤之属,君臣、朋友是也,主于义者也。亲亲有杀,自仁而即于义也。尊贤有等,自义而即于仁也。礼者,进反于仁义之中,故等杀于此生焉。合而言之,皆仁也。仁莫先于孝,故脩身者不可以不事亲。仁者,人也,所性而具者也,故事亲者不可以不知人。仁之所从来,则天地生物之心是已。故知人者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则智也。智为仁义礼之原,董子所谓“明于天性,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者是也。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

达道五,亲亲、尊贤之条目也。先君臣者,对君之词也。达徳三,仁义礼智之约名也。行之者一,欲公以诚心为之本也。

  或生而知之  及其成功一

译孔子说:“鬼神的德行,真诚到无法掩盖,就是这样的啊。”

又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由卑近到高远的意思。天地称为神,人称为鬼。人是由天地祖宗所生,那么他们的精神相通,融为一体。这就是鬼神体现万物没有遗漏的原因。正因为它们体现万物,所以这里的动静,是那里实在使之如此;那里的到来,是这里实在召唤它。使之如此的是不可测度的,召唤它的是不可射中的。这就是它由隐微而显扬,而德行因此盛大的原因。真诚,是德行的实质。天地人浑然合一的道理,诚实而不虚妄。这就显示出道之所以能洞察天地,而由近及远、由卑至高的极致。

以上是第四章。本章阐明首章“率性之谓道”的意义,或者在性之外求道,或者在道之中不尽其性,都是过与不及的弊病。所以首先引用孔子的话“隐怪半涂者”,并推论其意,以显示由近及远,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从夫妇居室推极到天地鬼神,然后道的始终才完备。然而开头说夫妇的知能,就说“费而隐”;结尾说鬼神的德行,就说“微而显”。正因为鬼神之德的微而显,且根植于人伦,所以知道夫妇之道的费而隐,并能洞察天地。这又是互相阐明的关键。

孔子说:“舜真是大孝啊!所以有大德行的人,必定承受天命。”

地位、俸禄、名声、寿命都是上天所命,而只有大德行足以招致这些。舜的德行达到了感动上天的程度,这就是能扩充孝的限度的人,所以称为大孝。孝也是德行的一件事,却以德行作为孝的条目,为什么呢?回答说:仁是德行的首要,孝又是仁的首要。所以它发动得最早,统摄得最全面。因为发动得最早,所以凡是修养德行的事情都从孝推演出去;因为统摄得最全面,所以凡是修养德行的事情都是为了成就我的孝。本章主要讲孝,所以必须有大德行才称为大孝,必须达到感动上天才称为大德行。

孔子说:没有忧虑的人,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

通晓诸侯、大夫、士、庶人的礼仪,专门指对上祭祀而言。他说“以大夫之礼祭以士之礼”,是为了引出下文“以士之礼祭以大夫之礼”的意思,即推演对上祭祀所通晓的情况。不说父亲是大夫,儿子是诸侯;父亲是庶人,儿子是士,是因为这些事情都较少,所以举中间的情况来概括。又说丧礼,也是用来证明祭礼的意思。因为丧礼的减杀是从下往上,因为贵者的职务繁忙;祭礼的减杀是从上往下,因为贱者的身份卑微。然而三年的丧礼,必定通达于天子,没有贵贱的区别;所以上祭的典制,也必定通达于士庶,没有贵贱的差异。父母的恩情,是情感的极致;以孝治理天下,是道的极致。这是周公制定礼制的用意。

孔子说:“武王、周公,治理国家难道就像看手掌一样清楚吗?”

从修缮祖庙到宴饮老人头发的祭祀始终顺序。大概清洁整治厅堂居室,陈设器物服饰,备齐笾豆,都是预先准备的事情。排列群庙昭穆的牌位,辨别助祭贵贱的班次,授予奔走执事的职责,都是正在祭祀时做的事情。饮福酒则在台阶上酬谢,赐后禄则在寝宫宴饮,都是祭祀将结束及结束后做的事情。上面说祖庙,是因为七庙的牌位将合食于太祖之庙,所以特别修缮它。下面说宗庙,是因为统摄群庙的牌位,排列其位次,所以系于宗庙之礼。所有这些都属于春秋时的祭祀。下面宗庙禘尝之礼,与郊社并称的,则包括大禘大祫之祭。天地虽然广大,远祖虽然辽远,然而从父母推演出去,都是一气相续罢了。所以说孝的极致,又必定推及于此,因而感叹其义蕴之深。

以上是第五章。本章阐明首章“修道之谓教”的意义。大概前面所说的道,从子臣弟友直到鬼神,已经穷尽了。然而能穷尽子臣弟友的本分,以至于通于神明的,不是圣人不能做到。所以列举舜、文王、武王、周公来确立极致,都始于孝悌的平常行为,终于感动上天、承受天命、飨帝、飨亲的盛大。这是圣人修养道,足以作为后世法则的,也就是教之所以建立的原因。其余的人则必须通过教才能进入。

哀公问政,不可以不知道天。

统而言之,修养道以仁,那么五伦都运用仁了。析而言之,那么亲亲这一类,父子兄弟是也,以仁为主;尊贤这一类,君臣、朋友是也,以义为主。亲亲有减杀,是从仁趋向义;尊贤有等级,是从义趋向仁。礼,是进返于仁义之中,所以等级减杀由此产生。合而言之,都是仁。仁没有比孝更先的,所以修养自身的人不可以不侍奉双亲。仁者,是人,是天生具备的,所以侍奉双亲的人不可以不知道人。仁的来源,就是天地生物的心。所以知道人的人不可以不知道天,知道人、知道天就是智。智是仁义礼的源头,董仲舒所谓“明于天性,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就是这个意思。

天下通行的道有五种,用来实行它的是一个。

通行的道五种,是亲亲、尊贤的条目。先说君臣,是对君主的辞令。通行的德行三种,是仁义礼智的简称。实行它的一个,是想以诚心作为根本。

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及其成功是一样的。

也

上文变四徳言三徳者,以性之纲惟智、仁、学之功惟知行,而勇则其所以强此者也,故遂言知行之等。有此三者,而其究同归焉。按《家语》,则夫子告君之言止此后,又因问而更端之词也。然前后之言虽互有详略,其大指则皆相为发明而已。

译上文在论述四种德行时只说了三种,是因为性的纲领只有智、仁,学的功夫只有知、行,而勇则是用来强化这些的,所以接着就论述知、行等。具备这三种德行,其最终归宿是相同的。查考《孔子家语》,孔子告知君主的话到此为止,后面又是因对方提问而另起话题的话。虽然前后的言论在详略上互有差异,但其主旨都是相互阐发的。

子曰好学近乎知  知耻近乎勇

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矣。其初则近之而已。三者,学、利、困勉,用力之要也。按先儒言,学以知行尽之,然其端本则在立志。立志,即知耻之谓也。知行非志不成,志之所至,则气亦至矣。此勇所以与仁、智列为三徳也。

知斯三者,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以上皆言脩身之事,至此将言为政,而以此起之。盖脩已治人,初无二理。下文所谓九经者,不过达道之推,而广其所以行乎九经者,亦不过达徳之举而措也。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懐诸侯也。

凡此九经,皆天子诸侯可通行者,故以为天下国家槩之。虽为政而不离乎脩身,故脩身为之首。前言亲亲、尊贤者,所以脩其身也,故先亲次贤,自身之切者而推之也。此言尊贤、亲亲者,所以施诸政也,故先贤次亲自政之切者而推之也。以懐诸侯告公者,古者邦交大小相维,各有懐诸侯之道也。道有五,然以亲亲、尊贤二者统之。经有九,亦自尊贤、亲亲二者推之。故敬大臣、体羣臣者,尊贤之推也;子庶民、来百工、柔逺人者,亲亲之推也。懐诸侯则或为兄弟、昏姻之国,或为明徳、宗功之裔,亲贤兼之者也。

  脩身则道立  则天下畏之

  聴不择则易惑任不专则易▯

  齐明盛服  所以懐诸侯也

上言脩身之要在智仁勇,而此复以威仪动作言者,亦就为政而临涖者言之也。害贤莫甚于谗,其次色,其次货,故三者除而后能贵徳矣。好恶犹苦乐也,同其好恶,谓吉凶休戚无不共之也。盖施之亲者有此三等:尊位则其贤者也,重禄则其尤亲者也,同其好恶则通而行之者也。敬大臣,独以官盛任使言者,盖使之无所不统,以重其权,不亲微细,以崇其体,且使之得以专心职要,而责其效也。忠信则心得以自通,重禄则力得以自尽,时使使其为有余力,薄敛使其藏有余赀,省事密则功勤,饩禀平则效着。嘉善而矜不能者,为其自逺而至,故其有行能者褒优之,不能者亦有以收恤资助之也。继絶举废则无兼并之事,治乱持危则无倾覆之谋,朝聘以时则礼不渎,厚往薄来则交可继,此皆三代盛时邦交之道,而春秋反之者也。脩身则志气清明,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可以尊贤,尊贤则知人作哲,官不及私,禄不丰昵,而可以亲亲。自此以下皆有相因之势焉,详玩可知。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脩身立政皆当以诚为本

  凡事豫则立  道前定则不穷

以上皆言为政之事,至此将复反之于身,而以此起之,以素而应卒,执往以御来者,谓之豫。道者,术业之称也。

  在下位  不诚乎身矣

此自治民而推本于明善诚身,皆所谓豫也。告君而言,在下位者,因其言皆反説,故借在下位者明之,对君之词也。盖治民者,上下所同也。臣之获上信友,如君之取人信友之在顺亲,如取人以身而脩身以道,顺亲之在诚身,如脩道以仁,诚身之在明善,如以仁事亲之必先于知人知天,故其事可以相明也。诚明即前之仁智,然对明而言者,偏言之诚也;包明而言者,专言之诚也。与仁之义一也。此节申前文“为政在人”以下之説。

诚者,天之道也。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天人即前知,天知人之所知者也。天者,实理所自来;人者,具此实理而务复其初者也。惟圣人之于天道,则无间,故皆谓之诚者。其余则必尽乎人道也。择善,所以明善;固执,所以诚身。偏言之诚也。然总为诚之之事,专言之诚也。此节申前文「生安学利困勉」之説。

  博学之  人十能之己千之

此节又申学利困勉者用功之要。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此节又申知之一成功一之説

右第六章。此章引夫子告君之言,虽以继舜、文、武、周之后,明道教之统,然实全书之枢纽根柢也。盖此书前半篇,▯明首章性道教之源流;后半篇,▯明首章致中和之功化。而此章达徳达道、三知、三行,即性道教之实也。诚明二字,即中和之实也。盖

译孔子说,爱好学习就接近智慧,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等到他们真正明白了这些道理,所取得的成就也就一样了。起初只是接近这些境界罢了。这三种途径,即通过学习、通过利益驱动、通过困顿勉力,是用力的关键所在。按照前代儒者的说法,学习可以用知和行来概括,但其根本在于立志。立志,就是知道羞耻的意思。知和行没有志向就不能完成,志向所到达的地方,意气也就随之到达了。这就是勇敢之所以能与仁、智并列为三德的原因。

懂得这三者,就知道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了。

以上都是讲修身的事情,到这里将要讲为政,而用这些话来引出下文。因为修养自己与治理他人,起初并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下文所说的九经,不过是达道的推广,而广泛推行九经的方法,也不过是达德的施行罢了。

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其中一条是安抚诸侯。

这九条常道,都是天子诸侯可以普遍实行的,所以用“天下国家”来概括。虽然是为政,但不离开修身,所以修身排在首位。前面说的亲亲、尊贤,是用来修养自身的,所以先说亲后说贤,是从自身最切近的地方推广开去。这里说的尊贤、亲亲,是用来施行政治的,所以先说贤后说亲,是从政治最切近的地方推广开去。用安抚诸侯来告诉公侯,是因为古代邦交之间大小相互维系,各自都有安抚诸侯的方法。方法有五种,但可以用亲亲、尊贤这两者来统摄。常道有九条,也是从尊贤、亲亲这两者推广出来的。所以敬重大臣、体恤群臣,是尊贤的推广;爱护百姓、招徕工匠、安抚远方之人,是亲亲的推广。安抚诸侯,则有的是兄弟之邦、姻亲之国,有的是明德、宗功的后裔,是亲贤两者兼有的。

修身则道义确立,天下就会敬畏他。

听信不选择就容易迷惑,任用不专一就容易失败。

斋戒沐浴,穿戴整齐,是用来安抚诸侯的。

上文说修身的要点在于智、仁、勇,这里又用威仪动作来说明,也是就为政者临朝听政而言的。害贤最严重的是谗言,其次是美色,其次是财货,所以这三者除去之后,才能尊重德行。好恶就像苦乐一样,同其好恶,是说吉凶休戚无不共同承担。大概施加给亲近的人有三种方式:尊位是给贤者的,重禄是给特别亲近者的,同其好恶是普遍施行的。敬重大臣,只从官位显赫、任使其职来说,是因为让他无所不统,以加重他的权力,不让他亲近细微之事,以尊崇他的体统,并且让他能够专心于职事要点,而要求他取得成效。忠信则心得以自我通达,重禄则力量得以自我竭尽,适时役使使他有余力,减轻赋税使他有余财,政事简省则功效勤勉,供给公平则成效显著。嘉奖善良而怜悯无能的人,是因为他们从远方而来,所以对有才能的人褒奖优待,对无能的人也有收恤资助的办法。继承断绝的世系,起用废置的人才,就没有兼并的事情;治理混乱,扶持危局,就没有倾覆的阴谋;按时朝聘,礼节就不轻慢;厚往薄来,交往就可以延续,这些都是三代盛世邦交之道,而春秋时期则相反。修身则志气清明,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财货,从而可以尊贤;尊贤则知人善任,官职不私授,俸禄不厚待亲昵,从而可以亲亲。从此以下都有相互因循的趋势,详细玩味就可以知道。

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实行它们的方法只有一个。

修身立政都应当以诚为本。

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道义预先确定就不会困穷。

以上都是讲为政的事情,到这里将要反过来归于自身,而用这些话来引出下文,以平常的状态应对突发情况,把握以往的经验来驾驭未来的变化,叫做豫。道,是术业的称呼。

在下位,就不能真诚地修养自身了。

这是从自治民推广到明善诚身,都是所谓豫。对君主而言,在下位者,因为他的话都是反着说的,所以借在下位者来说明,这是对君主的言辞。大概治理百姓,是上下所共同的。臣子获得上级的信任友爱,就像君主取人信任友爱在于顺从亲人,就像取人以身为本而修身以道为本,顺从亲人在于诚身,就像修道以仁为本,诚身在于明善,就像以仁侍奉亲人必须先于知人知天,所以这些事可以相互阐明。诚明就是前面的仁智,但相对于明而言,是偏指的诚;包含明而言,是专指的诚。与仁的意义是一样的。这一节申述前文“为政在人”以下的说法。

诚,是天道的体现。选择善道而坚定不移地实行,是诚的体现。

天人就是前面的知,天知道人所知道的。天,是实理来源的地方;人,是具备此实理而努力恢复其本初的人。只有圣人对于天道,没有间隔,所以都称为诚。其余的人则必须尽到人道。择善,是用来明善的;固执,是用来诚身的。这是偏指的诚。然而总括起来作为诚的事,是专指的诚。这一节申述前文“生安学利困勉”的说法。

广泛地学习,别人十次能做到的,自己千次也要做到。

这一节又申述学利困勉者用功的关键。

如果真能实行这条道,即使愚笨也一定会聪明,即使柔弱也一定会刚强。

这一节又申述知之一成功一的说法。

右第六章。这一章引用孔子告诫君主的话,虽然是在继承舜、文、武、周公之后,阐明道教的统绪,但实际上是全书的枢纽和根基。因为这本书前半篇,阐明首章性道教之源流;后半篇,阐明首章致中和之功化。而这一章的达德达道、三知、三行,就是性道教的实质。诚明二字,就是中和的实质。因为

此章者,夫子传心之典,故凡曾子、子思、孟子之所述,皆渊源于此焉。

译这一章是孔子传授心法的经典,所以凡是曾子、子思、孟子所阐述的内容,都深深源于此。

自诚明  明则诚矣

徳无不实,而理无不明者,所性之体然也。明乎善,以复乎其初者,立教之法然也。徳实而理可明,理明而徳可实,二者原不相离也。

右第七章。此章盖总结上章夫子告君之言,而约其防。夫子言一为知、仁、勇之本,是诚则明也。言明善以诚其身,是明则诚也。学问之道,虽由明善之教而入,而必求端于性之徳者,孔门之宗也。

惟天下至诚,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天下至诚,即圣人也。以性言之,则曰至诚。承上章「自诚明」谓之性而言也。性者,诚而已矣。诚无不至,故性无不尽。而性者,天地所赋于我,与民物共之者也。举斯心而加诸彼,可使人皆得所焉。是所以尽人之性者,在是也。推恩以同仁,可使物咸若焉。是所以尽物之性者,在是也。体信以达顺,可使隂阳得其理而和也。是所以赞天地之化育者,在是也。至于与天地合其徳则人极建而与天地并立而为三矣。然此数者,皆谓一诚之所周贯。若其所以措置经纬之实,则下章「议礼」「制度」「考文」之属是也。盖尽性尽道,虽非两事,而有体用之分。程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心,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者,此也。

  其次致曲  故至诚如神

此言诚之之事,曲者一隅之谓,致则孟子所谓扩充是也。曲能有诚,则亦至诚矣。诚于中,必形于外,渐而着明,则充实而有光辉也。诚而不动者,盖未之有。渐而变化,盖迁善而莫之为也。至此,则亦能尽人性、物性而功用流行矣。防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然防动于彼,诚动于此,则非尽性者不能也。至诚,性与天合,故其心与天通,气机之动,自然先觉。盖所以幽賛神明而显济民用者,在此。此賛化育,参天地之至微妙者,故特举而言之。

  诚者自成也  故时措之宜也

诚者,性分所固有,故曰自成。道者,职分所当为,故曰自道。然道者,着于事物者也。诚者,事物所以终始。不诚,则事物无以成终成始,而道不虚行。故君子必诚之为贵也。体此诚之谓仁,能推此诚之谓智。既体此理,自然能推。是仁固性之徳,而知亦性之徳也。是乃合物我内外而无二,道者所由以时措之人物而皆宜也。此一节释至诚能尽性而尽人物之性之意。言尽性者,尽道之本,故莫先于尽性。而性分原不遗于物,故能及物也。

  故至诚无息  无为而成

无息者,至诚之性体也。自强不息而至于久,则亦至诚矣。征者,騐于外也。形而着明者,是也。博厚、高明、悠久,尽其性之分量,自然有此规模气象也。载物、覆物、成物者,尽人物之性而至于赞化育也。配地、配天、无疆者,赞化育而有以参天地也。是皆至诚之能事,而不息者亦如之。故其形着明也,不待表暴而自章也。其动变也,不待振作而自变也。其化也,不待作为而自成也。此一节释“致曲而能有诚”以至能化之意,言能不息于诚,则有自然之騐以至于过化存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而非自外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纯亦不已。

不贰者,天地之诚也。博厚、高明、悠久者,天地之徴也。至于生物不测而无不覆载,则其化不穷矣。天地之为天地,在生物;而天之所以为天者,在不贰。惟其不贰,是以不已。至诚无息,故也。以文王之徳之纯,配之明。天地圣人,同一至诚无息也。此一节,推原圣人与天地性真之合,以终章首参赞之义,而以文王实之也。

右第八章。此章承上章而言,诚之极至,以结首章所谓中也。盖以诚尽性,则大本立,而有以合天地之徳,故其效至使天地位焉,赞其化育。则天地所以位而与之参焉者,又极其合徳之量而言之也。尽性者,其存诚无须臾之离,故其体则久而不息。盖可久者,圣人之徳,天之所以为天者,此也。

  大哉圣人之道  至道不凝焉

圣人即至诚也。以道教言之,故曰:「圣人承上章」,自明诚谓之教而言也。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者,圣道之行,有以茂对时而育万物,故其功化之盛,巍然际乎

译由真诚而达到明理,明理了也就真诚了。

德行没有不真实的,而天理没有不明晰的,这是本性本体的自然状态。明白善道,以回复到本初的状态,这是建立教化的方法。德行真实而天理可以明晰,天理明晰而德行可以真实,这两者原本是不相分离的。

以上是第七章。这一章大概是总结上一章孔子告诉君子的话,并概括其要旨。孔子说“一”是智、仁、勇的根本,这是由真诚而达到明理。说明白善道以真诚其身,这是由明理而达到真诚。做学问的道理,虽然是由明白善道的教化而入,但必须求取于本性的德行,这是孔子学派的宗旨。

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

天下最真诚的人,就是圣人。从本性来说,就称为至诚。承接上一章“由真诚而达到明理”称为本性而言。本性,就是真诚罢了。真诚没有不到的,所以本性没有不尽的。而本性,是天地赋予我的,与百姓万物共同拥有的。将这种心推广到他人身上,可以使人人都得到安顿。这就是能够尽人之性的原因所在。推广恩惠以同等仁爱,可以使万物都顺从。这就是能够尽物之性的原因所在。体察诚信以通达顺遂,可以使阴阳得其理而和谐。这就是能够赞助天地化育的原因所在。至于与天地合其德行,那么人的准则建立,而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了。然而这几项,都是说一个真诚所贯通的。至于其安排经纬的实际措施,则是下一章“议礼”“制度”“考文”之类。大概尽性尽道,虽然不是两件事,但有体用的分别。程子所说的“有关雎麟趾之心,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致力于细微之处,所以至诚如同神明。

这是说使真诚达到极致的事情,曲是指一隅,致就是孟子所说的扩充。细微之处能有真诚,也就达到至诚了。真诚在内,必定表现于外,逐渐显著明朗,就充实而有光辉了。真诚而不动的,大概是没有的。逐渐变化,大概是迁善而没有人使之如此。到了这个地步,也就能够尽人性、物性而功用的流行了。几,是动之微,吉凶的先兆。然而几动在那里,真诚动在这里,那么不是尽性的人是不能做到的。至诚,本性与天相合,所以其心与天相通,气机的发动,自然先觉。大概所以暗中赞助神明而明显济助民用的,就在这里。这是赞助化育,与天地并列为三的最微妙之处,所以特别举出来说。

真诚的人自我成就,所以随时施行都适宜。

真诚,是本性中所固有的,所以说自我成就。道,是职分中应当做的,所以说自我遵循。然而道,是体现于事物中的。真诚,是事物之所以终始的原因。不真诚,那么事物无法完成终始,而道就不能实行。所以君子必定以真诚为贵。体察这种真诚叫做仁,能够推广这种真诚叫做智。既然体察了这个道理,自然能够推广。所以仁固然是本性的德行,而智也是本性的德行。这是融合物我内外而没有二致,道就是由此随时施行于人物而都适宜的。这一节解释至诚能够尽性而尽人物之性的意思。说尽性的人,是尽道的根本,所以没有比尽性更先的。而本性原本不遗漏于物,所以能够及物。

所以至诚没有停息,没有作为而成功。

没有停息,是至诚的本性本体。自强不息而达到长久,也就至诚了。征,是验证于外。形而显著明朗的,就是这个。博厚、高明、悠久,尽其本性的分量,自然有这样的规模气象。载物、覆物、成物,是尽人物之性而达到赞助化育。配地、配天、无疆,是赞助化育而有以与天地并列为三。这些都是至诚所能做的事,而没有停息的也是如此。所以其形显著明朗,不待表露而自然彰显。其动变化,不待振作而自然变化。其化育,不待作为而自然成功。这一节解释“致力于细微之处而能有真诚”以至于能够化育的意思,说能够在真诚上没有停息,就有自然的验证以至于过化存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而不是从外来的。

天地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纯粹而且不停息。

不贰,是天地的真诚。博厚、高明、悠久,是天地的征验。至于生物不测而没有不覆载的,那么其化育就不穷尽了。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在于生物;而天之所以为天,在于不贰。正因为不贰,所以不停息。至诚没有停息,就是这个原因。以文王的德行纯粹,配合其光明。天地圣人,同一至诚没有停息。这一节,推原圣人与天地本性真实的相合,以终结章首参赞的意义,而以文王来证实它。

以上是第八章。这一章承接上一章而言,真诚的极至,以总结首章所说的中。大概以真诚尽性,那么大本就建立,而有以合天地的德行,所以其效果甚至使天地位列,赞助其化育。那么天地所以位列而与之并列为三的,又是极其合德行的量而言之。尽性的人,其存诚没有片刻的离开,所以其本体就久而不停息。大概可久的,是圣人的德行,天之所以为天,就是这个。

伟大啊圣人的道理,至道不凝滞。

圣人就是至诚。从教化的角度来说,所以说:“圣人承接上一章”,由明理而达到真诚叫做教化而言。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圣道的施行,有以茂盛对应时而育万物,所以其功化之盛,巍然际乎

天地之间也。此自其规模言之,故曰:「洋洋礼仪,威仪」,则自其节目言之,故曰:「优优」。其人即圣人,凡作者、述者皆是也。至徳则前所谓尽性者,有至诚之徳,然后圣人之道凝于身而行于世也。

译这是天地之间的道理。这是从它的整体格局来说的,所以说:“盛大的礼仪,庄重的仪态”;这是从它的具体细节来说的,所以说:“宽裕从容”。这里所说的人就是圣人,凡是创作经典的人和传述经典的人都是圣人。至于最高的德行,就是前面所说的充分发挥本性,有了至诚的德行,然后圣人的道才能凝聚于自身并在世间施行。

故君子尊徳性而道问学,其此之谓与?

道问学,所以学圣。然必先以尊徳性者,有徳而后道凝也。致广大,极高明者,心包乎万物之外,而出其上;温故敦厚者,心行乎事物之中,而笃其基。以其属于心性之分,故皆为尊徳性之事。尽精微,知新者,析理精而加精;道中庸,崇礼者,制行谨而加谨。以其属乎事理之分,故皆为道问学之事。尊徳性,而后可以道问学者,诚则明也,根上章之意也。道问学而莫非尊徳性者,明则诚也,乃此章之本指也。夫能尊徳性、道问学,则道凝矣。故其行也,虽与时位消息,然而穷达治乱,道无不存;出处语黙,惟义所在。要皆为尽道之圣人,不以时位而有所加损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  不信民弗从

礼度文合之,皆礼乐也。礼乐合之,皆礼也。故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则蔽之矣。如夏、殷、周之兴,礼乐达乎天下,是斯道之行也。周监二代,损益大备,故虽以夫子之圣,而一于从周。固其恪守为下之分,而实文、武、周公之道,寡所过失。文之在兹,盖夫子所以自任者也。此一节释礼仪、威仪待其人而后行之意。言文、武、周公作者,固行也;夫子述者,亦行也。皆所谓有至徳而道凝者也。

故君子之道,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此君子即所谓尊徳性而道问学者,意实指夫子而言也。本诸身者,求诸徳性之本;徴诸庶民者,騐以当世之宜。考三王建天地,则参以已然之法象,而理不差;质鬼神,俟后圣,则握其自然之符契,而神不二。理之不差,则知人知天矣。天且不违,而况鬼神乎?盖天者,百神之宰,鬼神不能出于天地故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盖三王者,百世之师,后圣不能出于三王故也。此问学之极功,圣人之能事。故有位者得志加于民,则礼度文是也;有徳者脩身见于世,则动言行是也。容貌威仪,动无非礼;处物治事,行无非度;声音辞令,言无非文。故容比礼而节比乐,声为律而身为度也。振鹭,学校之诗也。学者不厌,故曰无恶;教者不倦,故曰无斁。此皆以切夫子之一言一动为万世师。盖不待有议礼制度考文之权,而百王之礼乐在是矣。是以友教洙泗之间,成就人才于斯为盛。所谓徳博而化天下,文明者,非夫子谁归哉?此一节释道备于身,则居上为下,无所不宜之意。

仲尼祖述尧舜「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此其所以考诸三王而不缪;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此其所以建诸天地而不悖。无不覆载者,众理万事之兼该;错行代明者,众妙万善之时出。此皆仲尼之道之大也。然皆其徳之至者为之,故又言万物并育于覆载之中而不相害,道行乎四时日月之交错而不相悖,皆小徳之川流也。其于穆不已,存乎时行物生之先,则大徳之敦化也。天地之道之大,由于天地之徳之至,故知天地之所以为大者,而仲尼可知已。此一节推原圣人与天地道化之同,以终章首发育峻极之义,而以仲尼实之也。右第九章此章承上章而言明之极至,以结首章所谓和也。盖以明尽道则达道行,而有以成天地之功,故其效至使万物育焉。发育万物,则万物所以育;峻极于天,又极其功化之分而言之也。尽道者,烛理无毫末之差,故其用则大而无外。盖可大者,圣人之业,天地之所以为大者,此也。

  惟天下至圣  足以有别也

至圣承前章,圣人言也。圣人者,明之尽者也。故言徳,则以智为首,而又各就其徳之分见者言之也。然于分见之中,而又各有表里之分。聪明在外,然聪藏而明▯也。睿知在内,然睿发而知藏也。以下四事,莫不皆然。聪明睿知者,开先之智也。文理宻察者,藏用之智也。盖冬者,万物所以终始,故其徳首尾见之。

溥博渊泉而时出之。行而民莫不説。

溥博渊泉,以所存者言之,溥徧则博大,博大则渊深,渊深则有本,有本则又周流而溥徧矣。其义又自为表里终始也。时出,即上

译所以君子尊崇德性并引导问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引导问学,是为了学习成为圣人。然而必须先尊崇德性,因为有了德性,道才能凝聚。达到广大、极高明,是心包容在万物之外,并超越其上;温习旧知、敦厚笃实,是心运行在事物之中,并稳固其基础。因为它们属于心性方面的范畴,所以都是尊崇德性的事情。穷尽精微、知晓新知,是分析事理精细而又更加精细;践行中庸、崇尚礼仪,是规范行为谨慎而又更加谨慎。因为它们属于事理方面的范畴,所以都是引导问学的事情。尊崇德性,然后才能引导问学,这是真诚则能明达的意思,承接上一章的含义。引导问学而没有不是尊崇德性的,这是明达则能真诚的意思,才是本章的根本旨意。能够尊崇德性、引导问学,那么道就凝聚了。所以他的行为,虽然随着时势地位的变化而增减,但无论穷困显达、治世乱世,道无不存留;出仕隐退、言语沉默,只以道义为准。总之都是尽道的圣人,不会因为时势地位而有所增减。

孔子说:愚昧却喜欢自以为是,不信任百姓,百姓就不会顺从。

礼制法度与文饰相合,都是礼乐。礼乐相合,都是礼。所以说: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这就概括无遗了。就像夏、殷、周三代的兴起,礼乐通行于天下,这就是道的施行。周朝借鉴夏、殷两代,增减完善得十分完备,所以即使是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专一遵从周礼。固然他恪守作为臣下的本分,但实际上文王、武王、周公的道,很少有过失。文饰在此,大概是孔子自我承担的责任。这一节解释礼仪、威仪等待合适的人才能施行的意思。说文王、武王、周公是创立者,固然是施行;孔子是传述者,也是施行。都是所谓有至高德性而道凝聚的人。

所以君子的道,很早就在天下享有声誉。

这里的君子就是指尊崇德性并引导问学的人,意思实际上是指孔子。本诸自身,是探求德性的根本;验证于百姓,是检验当世的适宜。考察三王建立天地,是参照已经形成的法象,而道理没有差错;质询鬼神,等待后世圣人,是掌握自然的符契,而神妙没有二致。道理没有差错,就能了解人、了解天了。天尚且不违背,何况鬼神呢?因为天是百神的主宰,鬼神不能超出天地之外。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那继承周代的人,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预知。因为三王是百代的老师,后世圣人不能超出三王之外。这是问学的极致功效,圣人的卓越才能。所以有位者得志施加于百姓,就是礼制法度文饰;有德者修身显现于世,就是动静言行。容貌威仪,举动没有不合礼的;处理事物,行为没有不合度的;声音辞令,言语没有不合文的。所以容貌符合礼而节制符合乐,声音成为律而身体成为度。《振鹭》是学校的诗歌。学者不厌倦,所以说没有厌恶;教者不疲倦,所以说没有厌烦。这都是切合孔子的一言一动作为万世的老师。大概不需要有议定礼制、制定法度、考订文饰的权力,而百王的礼乐就在这里了。因此在洙水泗水之间朋友教化,成就人才在这里最为兴盛。所谓德广博而教化天下,文明者,除了孔子还能归向谁呢?这一节解释道完备于自身,那么居上位或处下位,没有不适宜的意思。

仲尼祖述尧舜,“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就是考察三王而没有差错的原因;上顺应天时,下沿袭水土,这就是建立于天地而没有违背的原因。无不覆盖承载的,是众理万事的兼收并蓄;交错运行、更替明现的,是众妙万善的适时出现。这都是仲尼之道的伟大。然而都是他至高的德性所为,所以又说万物在覆盖承载之中共同生长而不互相伤害,道运行在四时日月交错之中而不互相违背,这都是小德的川流不息。那穆穆不已,存在于时行物生之前,就是大德的敦厚化育。天地之道伟大,由于天地的德性至高,所以知道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原因,那么仲尼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节推究圣人与天地道化相同的原因,以终结本章开头发育峻极的意义,并用仲尼来充实它。右第九章,本章承接上一章说明明达的极致,以总结首章所说的和。因为明达尽道则达道施行,从而成就天地的功业,所以其效验甚至使万物生长。发育万物,是万物得以生长的原因;峻极于天,又是极其功化分别而言的。尽道的人,烛照事理没有毫末的差错,所以其作用广大而没有外在。所谓可大的,是圣人的事业,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就是这个原因。

只有天下至圣的人,足以有分别。

至圣承接前章,说的是圣人。圣人是明达的极致。所以说德,就以智为首,而又各自就其德性分别显现的方面来说。然而在分别显现之中,又各有表里的分别。聪明在外,但聪是藏而明是显的。睿智在内,但睿是发而知是藏的。以下四件事,没有不是这样的。聪明睿智,是开创先机的智慧。文理细密明察,是藏用的智慧。因为冬天,是万物终始的原因,所以其德性首尾显现。

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施行而百姓没有不喜悦的。

溥博渊泉,从所存养的方面来说,溥遍则博大,博大则渊深,渊深则有根本,有根本则又周流而溥遍了。其意义又自成表里终始。时出,就是上文

文之四徳,发而皆中节者是也。见言,行即上章之动,言行也,莫不敬信。説者和之,应也。圣人之道,其盛如此,而皆其徳之溥博渊泉者为之也。故曰:诚则明矣。

译文章(或指文采、德行表现)的四种美德,就是发出来都能合乎节度。看见和言语,行动就是上一章所说的“动”,即言行,没有不恭敬诚信的。喜悦的人附和它,这是应和。圣人的道理,其盛大如此,都是由于他美德的广博深厚、如深渊涌泉般所造就的。所以说:真诚就能明达。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故曰:配天。

声名洋溢,即前段有誉于天下,而极言之,其所指者,当谓文武周公道化盛行之时,然亦有以决仲尼之若是也。

右第十章。此章承前章圣人之道,而指其所发之盛,以终中节之和之义。极至于血气尊亲,则所谓顺万物之情,而能使万物育者,此也。

  惟天下至诚  夫焉有所倚

至诚,承前章“至诚”言也。至诚者,诚之至者也。故就一性之存主者言之,而下文赞其徳,则又以仁为首也。经纶者,言其诚之无不流贯,非指事为设施之迹也。大本者,未发之中也。诚存,则大本以此立,而经纶从此出矣。然性者,命于天,天命流行而化育万物者,又性之本也。知其性,则知天,故可即是而黙契焉。无倚,言其中之至也。有妄,故有倚;无妄,则何倚之有?

  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

肫肫渊渊浩浩,皆未发气象也。仁者,诚之蕴,故先曰“其仁”。退藏于宻故曰“其渊”。体大无外,故曰“其天”。

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徳者,其孰能知之?

天徳,即前章所谓不已之命,而文王以纯徳合之者是也。至诚之徳,其妙如此,而惟聪明睿知有以达之。故曰:明则诚矣。

右第十一章。此章承前章至诚尽性,而指其所存之神,以终未发之中之义。极至于上达天徳,则所谓合天地之徳,而能使天地位者,此也。前两章先言至诚,后言圣人;此两章则先言至圣,后言至诚。前由体以及用,此则自用而归体也。中和之相为体用,而和归于中者,亦犹是而已矣。

  诗曰衣锦尚防  温而理

前言,诚以及于明,言明而归于诚,则诚者,学之要也。是以君子之学,文不着而闇然,盖务实而不近名,专内而不徇外,其心一于诚而已矣。然闇然之中,章者自不可掩,故至淡、至简、至温而不厌,而文且理焉。诚明相生,自然之理也。

  知逺之近  可与入徳矣

知逺之由近,则用心于近矣。知风之有自,则用心于自矣。知微之莫显,则用心于微矣。此下学立心之始,入徳之方也。

诗云:「潜虽伏矣。」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凡四引诗,皆承微而显之意,而其功益深,其效益大。盖内省者,检察之宻也;敬信者,存养之厚也;不赏怒而劝,威者所感之深也;笃恭而平者,所存之神也。内省则首章之谨独也,敬信则首章之戒惧也。喜怒而至于不用,喜怒则和之至;恭而至于笃恭,则中之极也。首章以功夫言,则自体而用;此以成徳言,则由浅而深也。

  诗云予懐明徳  至矣

徳至于不显,则无以加,故歴引诗以赞之。然无声无臭者,非窈防▯黙之谓。盖天命之体,纯粹以精,其心则普万物而无心,其用则利天下而不言。淡然无声臭之可窥也,此天徳之所以为至诚,而达乎天徳者于是为至也。

右第十二章。此章与首章之义相首尾,而总结全篇之意。盖首章论体道之要,而曰「不睹不闻」,曰「隠」曰「微」,推本于未发之初,求端于方动之际,皆所谓不见是图,自证而自修之,非人之所能与也。所以然者,天命之性,其本体原若是也。是以学问之事,伪则▯于外,诚则一于中。▯于外则表暴而有迹,一于中则收敛而无形。自立心之始,至于盛徳之至,虽浅深高下不同,而其心则一。故圣人不显之妙,与天合徳。然方其闇然淡简,即无声无臭之体,而达乎天徳之基也。此书以《中庸》名篇者,此理原于性命,行乎道教。惟其诚实而无妄,是以至中而至常。学道者以诚实无妄之心求之,则内无隠怪之慕,外无功利之贪,淡泊平常,无声色臭味之可娱悦,然后可以明庶物,察人伦,而返乎性命之真矣。故无声无臭者,微妙之至,即中庸之极也。

  中庸章段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余论

  大学士李光地撰

性也,情也,心也,皆主于人而为言者也。在天则但曰命,尊天之辞也。虽然,《易传》有之:“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则天有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则天有情。又曰:“天徳,曰天

译因此声名洋溢于中国。所以说:配享于天。

声名洋溢,就是前段所说的在天下享有声誉,而极而言之,其所指的,应当是说文武周公教化盛行之时,然而也有据此来判定孔子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以上是第十章。本章承接前章圣人之道,而指出其发扬盛大的表现,以终结中节之和的意义。极至于血气尊亲,那么所谓顺应万物之情,而能使万物生长的,就是这个道理。

惟天下至诚,夫焉有所倚

至诚,承接前章“至诚”而言。至诚,是诚的极致。所以从一性存主的角度来说,而下文赞美其德,又以仁为首要。经纶,是说其诚无不流贯,并非指具体事务设施的痕迹。大本,是未发之中。诚存,则大本以此确立,而经纶从此产生。然而性,是受命于天,天命流行而化育万物,又是性的根本。知其性,则知天,所以可以借此而默然契合。无倚,是说其中之至极。有妄念,所以有所倚靠;无妄念,那么还有什么可倚靠的呢?

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

肫肫、渊渊、浩浩,都是未发时的气象。仁,是诚的蕴藏,所以先说“其仁”。退藏于密,所以说“其渊”。体大无外,所以说“其天”。

如果不固守聪明圣智以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它呢?

天德,就是前章所说的不已之命,而文王以纯德与之相合的就是这样。至诚之德,其妙如此,而只有聪明睿智者能够通达它。所以说:明则诚矣。

以上是第十一章。本章承接前章至诚尽性,而指出其所存之神,以终结未发之中的意义。极至于上达天德,那么所谓合天地之德,而能使天地位定的,就是这个道理。前两章先说至诚,后说圣人;这两章则先说至圣,后说至诚。前者由体以及用,后者则由用而归体。中和相为体用,而和归于中,也是这样的道理。

诗曰衣锦尚防,温而理

前文说,诚以及于明,说明而归于诚,那么诚,是学问的要领。所以君子的学问,文采不显而暗然,大概是务实而不近名,专内而不徇外,其心一于诚而已。然而暗然之中,彰显的自不可掩盖,所以至淡、至简、至温而不厌,而文采且条理分明。诚明相生,是自然之理。

知逺之近,可与入徳矣

知道远由近,那么用心于近了。知道风有来源,那么用心于来源了。知道微莫显,那么用心于微了。这是下学立心的开始,入德的方术。

诗云:「潜虽伏矣。」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凡四次引用《诗经》,都承接微而显的意思,而其功效益深,其效益更大。大概内省者,是检察之密;敬信者,是存养之厚;不赏怒而劝,威者所感之深;笃恭而平者,是所存之神。内省则是首章的谨独,敬信则是首章的戒惧。喜怒而至于不用,喜怒则是和之至;恭而至于笃恭,则是中之极。首章以功夫言,则自体而用;此以成德言,则由浅而深。

诗云予懐明徳,至矣

德至于不显,则无以加,所以历引《诗经》以赞美它。然而无声无臭者,并非幽暗沉默之谓。大概天命之体,纯粹以精,其心则普万物而无心,其用则利天下而不言。淡然无声臭之可窥,这是天德之所以为至诚,而达乎天德者于是为至。

以上是第十二章。本章与首章之义相首尾,而总结全篇之意。大概首章论体道之要,而说「不睹不闻」,说「隠」说「微」,推本于未发之初,求端于方动之际,都是所谓不见是图,自证而自修,非人之所能与。之所以如此,天命之性,其本体原是如此。所以学问之事,伪则浮于外,诚则一于中。浮于外则表暴而有迹,一于中则收敛而无形。自立心之始,至于盛德之至,虽浅深高下不同,而其心则一。所以圣人不显之妙,与天合德。然而当其暗然淡简,即无声无臭之体,而达乎天德之基。此书以《中庸》名篇者,此理原于性命,行乎道教。惟其诚实而无妄,是以至中而至常。学道者以诚实无妄之心求之,则内无隠怪之慕,外无功利之贪,淡泊平常,无声色臭味之可娱悦,然后可以明庶物,察人伦,而返乎性命之真。所以无声无臭者,微妙之至,即中庸之极。

中庸章段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余论

大学士李光地撰

性也,情也,心也,皆主于人而为言者也。在天则但曰命,尊天之辞也。虽然,《易传》有之:“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则天有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则天有情。又曰:“天德,曰天

地之徳。”徳即性也,则天有性。是数者皆假人之所有以名天地,天人之理一也。性则太极也,太极动静而情与心见矣。然则何不曰性而曰太极?亦尊天之辞也。朱子之释太极也,曰:“造化之枢纽,品彚之根柢。”又曰:“极者,至极之义,标凖之名。”惟为造化之枢纽也,斯所以为至极之义也;惟为品彚之根柢也,斯所以为标凖之名也。今夫物之有枢有纽,皆其旋动之宗,挈系之本也。天地之显设者曰象,黙运者曰气,其灵运者曰神。性不可以象定也,不可以气定也,并不可以神定也,而实神之所以妙,气之所以运,象之所以设,乃其所以主张纲维,居无事而推行。是者言天,至此则无以复上之故,曰至极之义也。物之有根柢也,种也。其所生之实,虽千万之繁,莫不肖而似焉。天地之性,万物之所肖而似也。故人则具体而微,物则或但有其一体,要皆以天地之性为性,而终古不易。如有所望以为正,所则以为平者,故曰标凖之名也。惟其有所以为性者,徳者,是以流行而赋于物,则谓之命矣。物各受其所赋,则为人之性,物之性矣。论道者断自天命,如作《易》者断自两仪。太极之緼,不可得而闻也,黙而识之可也。

译地的德性。”德就是性,那么天也有性。这几者都是借用人所具有的东西来命名天地,天与人之间的道理是统一的。性就是太极,太极动与静,情与心就显现出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说性而说太极呢?这也是尊崇天的说法。朱熹解释太极时说:“它是造化的枢纽,万物的根基。”又说:“极,是至极的意思,是标准的名称。”正因为它是造化的枢纽,所以它才具有至极的意义;正因为它是万物的根基,所以它才具有标准的名称。现在,事物如果有枢纽,都是它旋转运动的宗主,提举系连的根本。天地显现出来的叫做象,默默运作的叫做气,灵妙运作的叫做神。性不能由象来确定,不能由气来确定,甚至也不能由神来确定,但它确实是神之所以妙、气之所以运、象之所以设的原因,是它主宰纲维,处于无为而推行万物。这是说天,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有再能超越的了,所以说它是至极的意义。事物如果有根基,那就是种子。它所结出的果实,虽然千万般繁多,没有不相似而像它的。天地的性,是万物所相似而像的。所以人则是具体而微,万物则或许只具备它的一个方面,但终究都是以天地的性作为自己的性,并且从古至今不会改变。如果有希望作为端正的,有准则作为平正的,所以说它是标准的名称。正因为有作为性的原因,德,因此流行而赋予万物,就叫做命了。万物各自接受所赋予的,就成为人的性、物的性了。论述道的人从天命开始,就像作《易》的人从两仪开始。太极的蕴藏,无法听闻,默默领会就可以了。

元亨利贞,天徳也。元之气为春,其职生;亨之气为夏,其职长;利之气为秋,其职收;贞之气为冬,其职藏。人之生也,得乎元之徳以为仁,得乎亨之徳以为礼,得乎利之徳以为义,得乎贞之徳以为智。及乎感于物而动也,由仁而发则为恻隠,由礼而发则为辞让,由义而▯则为羞恶,由智而▯则为是非。故曰:人者,天地之徳,隂阳之交,五行之秀气也。仁义礼智者,性也;恻隠羞恶辞让是非者,情也。性情皆道心也,达乎天徳者也。虽然,理乗于气而行,故道心丽于人心而发。人心者,爱也,恶也,欲也,惧也。爱之发为喜,恶之发为怒,欲之发为乐,惧之发为忧。人心动而吉凶判焉。是故,喜者吉之根也,怒者凶之根也,乐者吝之根也,忧者悔之根也。必也,爱而仁,斯其喜也道矣;恶而义,斯其怒也道矣;欲而礼,斯其乐也道矣;惧而智,斯其忧也道矣。必也,动乎恻隠,是谓爱而仁矣;动乎羞恶,是谓恶而义矣;动乎辞让,是谓欲而礼矣;动乎是非,是谓惧而智矣。必也,由仁而喜也,道斯有所吉矣;由义而怒也,道斯无所凶矣;由礼而乐也,道斯无所吝矣;由智而忧也,道斯无所悔矣。吉凶悔吝之介,兴衰治乱之防也。是故,喜者治之象也,怒者乱之象也,乐者盛之象也,哀者衰之象也。必也,喜而仁,斯治可致矣;怒而义,斯乱可止矣;乐而礼,斯盛可保矣;哀而智,斯衰可兴矣。礼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乐者,先王之所以饰乐也;兵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刑者,先王之所以饰哀也。必也,礼而行于仁,斯喜可以致治矣;乐而节以礼,斯乐可以保盛矣;师而出以义,斯怒可以沮乱矣;刑而析以智,斯哀可以扶衰矣。是故,喜怒哀乐,心之机,学之要也。自此而上,则通于天,君子以之顺性命之理焉;自此而下,则达于世,君子以之持气数之权焉。

喜乐,阳也;怒哀,隂也。喜极则生乐,怒过则生哀。以类相生者也。哀生喜,乐生怒,反类相生者也。虽然,哀生喜也易,致乐生怒也难。持心满则愈不足也,气满则愈不制也,智昬则愈不思也。是故,怒生哀,哀生喜,乱而向治者也;喜生乐,乐生怒,治而入乱者也。善检身者,不于乐生怒之时,而于喜生乐之际。

木、金、水、火,统之者土也;仁、义、礼、智,统之者信也;爱、恶、欲、惧,统之者思也;喜、怒、哀、乐,统之者和也。是故诚则仁义礼智存矣,思则爱恶欲惧正矣,和则喜怒哀乐平矣。土周流终始而旺于四时之季,四时之季者,相生之界也。故爱、欲、恶、惧,相生之界,则当节之以思也;喜、乐、怒、哀,相生之界,则当节之以和也。节之者,谓迟焉而勿容遽也。节之以思,则理明而气定;节之以和,则气定而理明。木、火、金、水运,而木徳常伸;仁、义、礼、智行,而仁道常贯。故爱、恶、欲、惧之丛生,欲其爱心之常在也;喜、怒、哀、乐之杂发,欲其喜气之常流也。

四徳主于贞,五常妙于智。是故,惧者平恶而节,爱欲者也;哀者杀怒而生,喜乐者也。忧惧亦情也,而君子以制其情焉。

是非与惧同位,知是非则知惧矣。怵惕而后恻隠,是仁之情生于惧也。恭而后敬,是礼之情生于惧也。羞而后恶,是义之情生于惧也。惧者,众情之摄也,生人之命也。小人为畏威,学者为畏义,君子为畏天。

喜而惧,则不至于乐矣。乐而惧,则不至于怒矣。怒而惧,则不至于哀矣。哀者必惧,故能生喜也。

人心者,爱恶欲惧也。外物引之,故危。道心者,仁义礼智也。形气隔之,故微。精以别之,则不杂于物,而人心可安矣。一以守之,则不已于命,而道心可着矣。精者,所以审于防也。一者,所以存其诚也。中庸诚在防先,虞廷则自精而一何也?中庸首言性,故以性为主,而必存诚以立其本也。虞廷首言人心,故以人心为要,而必审防以谨其动也。二者之功,交养互发。故中庸卒章,内省则精也,敬信则一也,犹虞廷之指也。典谟卒章,惟时则戒惧

译元、亨、利、贞,是天的德性。元的气对应春季,其职能是生发;亨的气对应夏季,其职能是生长;利的气对应秋季,其职能是收敛;贞的气对应冬季,其职能是储藏。人的诞生,获得元的德性便成为仁,获得亨的德性便成为礼,获得利的德性便成为义,获得贞的德性便成为智。等到受到外物感应而心动时,由仁发出便表现为恻隐之心,由礼发出便表现为辞让之心,由义发出便表现为羞恶之心,由智发出便表现为是非之心。所以说:人,是天地的德性,阴阳的交汇,五行的秀气。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人的情感。本性和情感都是道心,通达于天的德性。虽然如此,理依附于气而运行,所以道心依附于人心而发动。人心,就是爱、恶、欲、惧。爱的发动表现为喜,恶的发动表现为怒,欲的发动表现为乐,惧的发动表现为忧。人心一动,吉凶便判定了。因此,喜是吉的根源,怒是凶的根源,乐是吝惜的根源,忧是悔恨的根源。必须做到,爱而合乎仁,那么这种喜就合乎道了;恶而合乎义,那么这种怒就合乎道了;欲而合乎礼,那么这种乐就合乎道了;惧而合乎智,那么这种忧就合乎道了。必须做到,发动于恻隐之心,这就是爱而合乎仁;发动于羞恶之心,这就是恶而合乎义;发动于辞让之心,这就是欲而合乎礼;发动于是非之心,这就是惧而合乎智。必须做到,由仁而喜,道就有所吉了;由义而怒,道就无所凶了;由礼而乐,道就无所吝了;由智而忧,道就无所悔了。吉凶悔吝的界限,是兴衰治乱的防范之处。因此,喜是治世的象征,怒是乱世的象征,乐是兴盛的象征,哀是衰败的象征。必须做到,喜而合乎仁,那么治世就可以实现了;怒而合乎义,那么乱世就可以停止了;乐而合乎礼,那么兴盛就可以保持了;哀而合乎智,那么衰败就可以振兴了。礼,是先王用来修饰喜的;乐,是先王用来修饰乐的;兵,是先王用来修饰怒的;刑,是先王用来修饰哀的。必须做到,礼行于仁,那么喜就可以导致治世了;乐节制以礼,那么乐就可以保持兴盛了;出兵出于义,那么怒就可以阻止乱事了;刑罚剖析以智,那么哀就可以扶持衰败了。因此,喜怒哀乐,是心的关键,是学问的要领。由此向上,就通达于天,君子借此顺应性命之理;由此向下,就通达于世,君子借此掌握气数之权。

喜和乐,属于阳;怒和哀,属于阴。喜到了极点就产生乐,怒过了头就产生哀。这是同类相生。哀产生喜,乐产生怒,这是反类相生。虽然如此,哀产生喜容易,乐产生怒难。持守内心若自满,就越发不足;气势若自满,就越发不能自制;智慧若昏昧,就越发不思量。因此,怒产生哀,哀产生喜,这是乱世趋向治世;喜产生乐,乐产生怒,这是治世陷入乱世。善于检点自身的人,不在乐产生怒的时候,而在喜产生乐的时候。

木、金、水、火,统摄它们的是土;仁、义、礼、智,统摄它们的是信;爱、恶、欲、惧,统摄它们的是思;喜、怒、哀、乐,统摄它们的是和。因此,真诚那么仁义礼智就存留了,思考那么爱恶欲惧就端正了,和谐那么喜怒哀乐就平定了。土周流始终而在四季之末旺盛,四季之末,是相生的界限。所以爱、欲、恶、惧,作为相生的界限,就应当用思来节制;喜、乐、怒、哀,作为相生的界限,就应当用和来节制。节制,是说迟缓而不允许急躁。用思来节制,那么理就明晰而气就安定;用和来节制,那么气就安定而理就明晰。木、火、金、水运行,而木德常伸;仁、义、礼、智施行,而仁道常贯。所以爱、恶、欲、惧丛生,是希望爱心常在;喜、怒、哀、乐杂发,是希望喜气常流。

四德以贞为主,五常以智为妙。因此,惧是平抑恶而节制爱欲的;哀是抑制怒而生喜乐。忧惧也是情感,而君子借此来制约自己的情感。

是非与惧同位,知道是非就知道惧了。警惕而后产生恻隐,这是仁的情生于惧;恭敬而后产生敬,这是礼的情生于惧;羞耻而后产生恶,这是义的情生于惧。惧,是众情的统摄,是生人的命脉。小人畏惧威严,学者畏惧道义,君子畏惧上天。

喜而惧,就不会达到乐了;乐而惧,就不会达到怒了;怒而惧,就不会达到哀了。哀必然伴随惧,所以能产生喜。

人心,就是爱恶欲惧。外物牵引它,所以危险。道心,就是仁义礼智。形体气息阻隔它,所以微弱。用精微来辨别它,就不混杂于物,而人心就可以安定了。用专一来守持它,就不止于命运,而道心就可以显著了。精微,是用来审慎于防范的。专一,是用来存养其真诚的。《中庸》说诚在防范之前,《虞书·大禹谟》则从精微到专一,为什么呢?《中庸》首先论性,所以以性为主,而必须存诚以确立根本。《虞书》首先论人心,所以以人心为要,而必须审慎防范以谨慎其发动。这两种功夫,相互滋养,互相激发。所以《中庸》末章,内省就是精微,敬信就是专一,还像《虞书》所指出的那样。《典谟》末章,只有时常戒惧

也,惟防则谨独也,犹中庸之指也。

译也,只有防范才能做到谨慎独处,这正符合《中庸》所指示的道理。

形色,天性也。本无精粗者也。然性纯乎理,由理而动,则天下之公也。形梏于物,交于物,物与物对,而私生矣。心者,神明知觉,妙乎形性者也。指其根于性而▯则道心也;指其杂于形而发,则人心也。人心者,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是。盖道心之所以兼体而不离,同流而不息者,非恶也,危焉而已。危之云者,谓其一蹴而至于恶也。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而天理灭焉,则大恶至矣。是故人心非恶,而恶由是生。荀卿因是而累性,非也;佛氏因是而黜形,亦非也。

允执厥中,其言中之原乎?在心,则浑乎性命之真,夫焉有所倚?在事,则卓乎义理之正,旁行而不流,皆执中之谓也。兼中和之义者也。君子时中,亦然,言其贯动静通行止,合内外而无时不中也。説者以达变行权为时中,失其指矣。

言中肇于唐虞,庸之义于何起也?曰:舜言“允执其中”矣,而继之曰“无稽之言勿聴,弗询之谋勿庸”。夫言必有稽,谋必有询,皆求道于庸之谓也。故夫子称舜之智,自好问、好察迩言以至于用中,不言庸而庸之义具矣。聪明而优于知者,啓以道之中,未必契;愚者则又不可晓解也。故必使之从事于行,则智者以躬践而渐就实,愚者以率教而渐知方,因行而自有得于知矣。淳实而笃于行者,抑以道之中,未必返;不肖者则又不可检束也。故必使之从事于知,则贤者以讲明而渐就正,不肖者以闻义而渐格,非因知而自有得于行矣。盖智者高明,非不能行;贤者笃志,非不能知。故但因其所短而补之也。愚者多纯厚,未必不能行;不肖者多聪慧,未必不能知。故又因其所长而用之也。教化盛时,随材造就,所以使民不失其性而咸协于中者如此。及王道之衰,教化既微,则任其气质之偏,而有四者之弊:智者不行,故过于智;愚者不行,则益其愚;贤者不知,故过于贤;不肖者不知,故重其不肖。是以观于民性之失,有以知夫道之不行不明也。道之不行不明,故人有过不及之偏;自人有过不及之偏,而道益以不行不明矣。始于王泽之竭,学校之衰,而成于学术之分,俗化之敝。人能▯道,故在上与在下者皆交有责焉。

知仁为性之徳固已。勇者气也,何以谓之徳也?曰:三徳皆根于诚者也。仁者诚之厚,智者诚之通,勇者诚之强。博厚、高明、悠久之义也。皆根于诚,则同为性之徳也,明矣。仁、义、礼、智、信,无勇何也?言信则勇在其中也。信即诚也。诚者实也,勇者果也。草木之成者曰实,又曰果,皆确然成就而不虚之称也。志之决矣,气亦副焉。非诚之至而能与于此哉?

夫妇之所知能,圣人之所不知不能,非两端也,一事而已。就一事言之,夫妇所知能者,此也;圣人所不知能者,亦此也。非其充周着见之至,则夫妇何以易?非其精深微妙之极,则圣人何以难?此君子之道所以为费而隠也。虽然,精深微妙者不离乎充周着见之中,此君子之道所以即费即隠,而别无隠之可索也。夫圣人之圣也,天地之大也,其知其能,岂得与夫妇同然?而道即夫妇之道也,天地之道着察于夫妇,故夫妇之道着察于天地也。既曰着察,则但有大小之殊分,而无隠显之二观。彼舎日用而求之窈冥▯黙之中,安能和同天人之际哉?四方北为幽,四时冬为幽,一日夜为幽,四徳智为幽,五伦夫妇为幽。幽者,显之基是以君子之学谨于独知,君子之行防于暗室也。

父子兄弟縁夫妇而有,故为家道之先;父子兄弟以有夫妇而踈,故为齐家之始。

人伦,卑迩者也;天地鬼神,高逺者也。然就人伦言之,又自有逺迩高卑之异:君臣、朋友,逺者也;一家之亲,近者也。必顺亲而后可以信友、获上,是行逺自迩之意也。就逺者言之,则堂亷之分,比朋游之好,又为逺且高矣;就近者言之,寝门之节,比同懐之驩,牀箦之昵,又为逺且高矣。就兄弟妻子言之,则妻子又为近卑,然必信友而后获上,妻子合而后兄弟翕,兄弟和而后父母顺,是登高自卑之意也。盖

译形体和容貌,是天生的本性。本来没有精微和粗浅的区别。然而,本性纯粹合乎天理,由天理而发动,就是天下的公理。形体被外物所束缚,与外物相交接,物与物相对立,私欲就产生了。心,是神明知觉,微妙地统摄形体和本性。指其根源于本性而发动,就是道心;指其混杂于形体而发动,就是人心。人心,就是口鼻耳目四肢的作用。道心之所以能兼摄形体而不分离,同流不息,并不是因为恶,只是危险罢了。所谓危险,是说它一步就能走到恶的地步。好恶在内没有节制,智识在外受到诱惑,不能反躬自省,天理就会灭绝,那么大恶就来了。所以人心本身不是恶,但恶由此产生。荀子因此认为人性本恶,是不对的;佛教因此排斥形体,也是不对的。

“允执厥中”,说的是“中”的根本吗?在心,就浑然具备性命之真,哪里有所偏倚?在事,就卓然符合义理之正,旁行而不流于邪,这都是执中的含义。兼有中和的意义。君子随时保持中道,也是这样,说的是它贯穿动静,通行止息,合内外而无时无刻不中。解说的人把通达变化、行使权变当作时中,失掉了它的本旨。

“中”的说法始于唐尧虞舜,“庸”的意义从哪里产生呢?回答说:舜说“允执其中”,接着说“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言语必有根据,谋略必加咨询,这都是从平常中求道的意思。所以孔子称赞舜的智慧,从好问、好察近言以至于用中,没有提到“庸”字,但“庸”的意义已经具备。聪明而擅长智识的人,用道之中来启发他,未必能契合;愚笨的人又无法理解。所以一定要让他们从事于实践,那么智者通过亲身践行而逐渐趋于务实,愚者通过顺从教导而逐渐知道方向,通过实践而自然在知识上有收获。淳厚朴实而笃于实行的人,用道之中来启发他,未必能返回;不肖的人又无法约束。所以一定要让他们从事于求知,那么贤者通过讲习明理而逐渐趋于正道,不肖的人通过听闻义理而逐渐纠正,不是通过求知而自然在实行上有收获。大概智者高明,不是不能实行;贤者笃志,不是不能求知。所以只是针对他们的短处来弥补。愚者大多纯厚,未必不能实行;不肖者大多聪慧,未必不能求知。所以又针对他们的长处来利用。教化兴盛的时候,根据才能造就人才,所以使百姓不丧失本性而都协调于中道,就是这样的。等到王道衰落,教化微弱,就任凭气质的偏颇,而有四种弊端:智者不实行,所以过于智巧;愚者不实行,就增加他的愚笨;贤者不求知,所以过于自贤;不肖者不求知,所以加重他的不肖。因此观察百姓本性的丧失,可以知道道不能实行、不能明达。道不能实行、不能明达,所以人有过度或不及的偏颇;自从人有过度或不及的偏颇,道就更加不能实行、不能明达了。始于王泽枯竭,学校衰败,而成于学术分裂,风俗败坏。人能践行道,所以在上位者和在下位者都有责任。

知、仁是本性的德行本来就是这样。勇是气,为什么称为德行呢?回答说:三种德行都根源于诚。仁是诚的深厚,智是诚的通明,勇是诚的强固。博厚、高明、悠久的意义。都根源于诚,那么同为性之德,就很明白了。仁、义、礼、智、信,为什么没有勇呢?说信,勇就在其中了。信就是诚。诚是真实,勇是果敢。草木成熟的叫实,又叫果,都是确实成就而不虚妄的称呼。志向决断了,气也配合。不是诚到了极点,能这样吗?

夫妇所知道的、能做到的,圣人所不知道的、不能做到的,不是两个极端,只是一件事。就这一件事来说,夫妇所知道的、能做到的,是这个;圣人所不知道的、不能做到的,也是这个。如果不是充周显著到了极点,夫妇怎么能容易?如果不是精深微妙到了极点,圣人怎么能难?这就是君子之道所以既广大又隐微的原因。虽然如此,精深微妙的不离乎充周显著之中,这就是君子之道所以即广大即隐微,而另外没有隐微可以探求的原因。圣人的圣,天地的大,他们的知和能,怎么能和夫妇一样?而道就是夫妇之道,天地之道显现在夫妇身上,所以夫妇之道显现在天地身上。既然说显现,那么只有大小的区别,而没有隐显的两个方面。那些舍弃日常用度而在幽暗沉默中寻求的人,怎么能调和天人之际呢?四方中北方为幽,四时中冬天为幽,一日中夜晚为幽,四德中智为幽,五伦中夫妇为幽。幽,是显的基础,所以君子的学问在独知时谨慎,君子的行为在暗室中防范。

父子兄弟因夫妇而有,所以是家道的先决条件;父子兄弟因有夫妇而疏远,所以是齐家的开始。

人伦,是卑近的事物;天地鬼神,是高远的事物。然而就人伦来说,又有远近高低的区别:君臣、朋友,是远的;一家之亲,是近的。必须顺从亲人然后可以信任朋友、获得上级信任,这是行远自迩的意思。就远的来说,堂廉的区别,比朋友交游的情好,又为远且高了;就近的来说,寝门的礼节,比同怀的欢乐,床席的亲密,又为远且高了。就兄弟妻子来说,妻子又为近卑,然而必须信任朋友然后获得上级信任,妻子和睦然后兄弟融洽,兄弟和睦然后父母顺从,这是登高自卑的意思。大概

父母于子无不爱,故其心常欲兄弟之和;而人之于兄弟,亦无不少而相乐者,自有妻子之后而不能必其同心,于是兄弟之懽日薄,而且相怨尤者有矣。故必曰「妻子之好合,如琴瑟之同调而无异声」,然后兄弟和乐且耽嗜以终身而无倦厌也。又重申之曰「宜尔室家者,在乎乐尔妻孥而已」。夫妇之为齐家之本者,以此。

译父母对于子女没有不爱的,所以他们的心常常希望兄弟和睦;而人对于兄弟,也没有不因为少而互相快乐的,自从有了妻子儿女之后,就不能一定保证同心,于是兄弟间的欢乐日渐淡薄,甚至互相怨恨的情况也就出现了。所以必须说“妻子与丈夫的和谐,如同琴瑟音调一致而没有杂声”,然后兄弟才能和乐并且沉迷喜爱地终身相处而不感到厌倦。又再次强调说“使你的家庭和睦,在于使你妻儿快乐罢了”。夫妇之所以是治理家庭的根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鬼神者,人伦之推也。祖宗,自父母而推者也。天地,自祖宗而推者也。羣望百灵,自尊长而推者也。圣贤明祀,自师友而推者也。百族庶类之祭,自胞与而推者也。鬼神者,虽有屈伸之异名,然其为神则一也。天地日月山川,常伸者也。祖宗先圣先贤,既屈者也。常伸者,与生人之道而长流;既屈者,亦与生人之本而不二。况乎其功之不可忘,道之不可息者,气虽屈,其神则亦与天地日月山川常伸而不穷也。故分而言之曰鬼神,合而言之则神也。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者,何也?言以一身之鬼神,知凡天地间之鬼神也。一身之中,隂精之灵曰魄,阳气之灵曰魂,犹之天神而地灵也,常伸不穷者也。思虑动作之杂揉者曰游魂,游魂作为万事而有动静之变,犹之游气纷扰,生为万物而有聚散之殊也,或伸或屈者也。魂之动也,乗于生气,如神之从天;其静也,藏于精魄,如鬼之从地。精气魂魄合而为一,故天地人鬼之道,上下同流焉。

人交于鬼神者,正也。鬼神交于人者,变也。人以正而交于鬼神,如祭祀、占祷之类,正中之正也。以邪而交于鬼神,如淫祠、黩祀之类,正中之变也。鬼神以正而交于人,如示、象、告、警之类,变中之正也。以邪而交于人,如见怪、兴妖之类,变中之变也。古者以正感正,故幽明之接,无非教也。后世以邪感邪,故欺诈、诬异之事生焉。中庸之言鬼神也,以体物而其交之之道,则惟在乎斋明、承祀、致敬、无斁。此三代圣人所以通幽明之际,使之无间者也。

人交于鬼,如魂交于魄也。昼之有思,是也。鬼交于人,如魄交于魂也。夜之有梦,是也。人交于鬼,则鬼之灵即人之灵也。故曰:「其鬼不灵。」若鬼交于人,则其所凭依者,如其所自为矣。而鬼亦灵怪矣哉!夫至治之世,非鬼不灵也,灵不二于人也。如曰:「至人无梦,非无梦也,梦不异于思也。」

主徳言之,孝者,徳之大也。主孝言之,徳者,孝之大也。徳莫先于仁,仁莫先于孝。非孝而徳,何以修?然全徳之为仁,全仁之为孝,非徳而孝,何以尽?墨子、佛氏之徳而无孝,故不足为至徳也。匹夫之孝而无徳,故不足为大孝也。知徳而不知孝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也。内失其本心,外悖于礼教,而何有于徳?知孝而不知徳者,爱亲而恶于人,敬亲而慢于人者也。其心不能推而通,其辱又将踵而至,而何有于孝?故君子之徳也,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此之谓至徳要道也。君子之孝也,合四海之懽,以尽事亲之道,此之谓大孝也。徳之始,自孝而推焉。徳之成,以孝为极焉。然则圣人之徳,又何以加于孝乎?

命者,赋于生初之目也,而亦申于有生之后之称也。盖凡诗书之中,圣贤所训,言命云者,此两端而已。赋于生初者,以彞秉言者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申于生后者,以明威言者也;修吉悖凶,福善祸淫,是也。夫惟降于初者,无不善,故所禀之气质有所不足言;夫惟应于后者,无不公,故所遇之气数有所不足道。后世専以所禀、所遇言命者,君子不谓命也。

所禀所遇,可以言气,不可以言命;然而亦命也。何则?性命之理,行乎其中也。学问之精微,自变化气质而起也;事业之光大,由转移气数而生也。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非蒙则无功。又曰:“吉凶生大业。”非吉凶则无业。微独中人凡士为然也。自古圣贤,未有不发愤于自励而遗投以多艰者也。天之道,如奕,非胜败之局尽,则不知其技之精也;如驭马,如操舟,非夷险之路穷,则不知其工之善也。世之治乱,生于人之善恶;善恶之生不齐,故治乱之变不止。不能有善而无恶,有治而无乱者,非天之意也,势也;而天之意,即存乎其间。故其初也,畀之以正性;其终也,鉴之以明命。其中善恶之杂揉,治乱之纠纷,虽若有所不得已焉尔。然圣贤于是而尽其理,成其能;天地于是而通其变,神其化。不曰命,实为之,谓

译鬼神,是推演人伦关系而来的概念。祖宗,是从父母推演而来的;天地,是从祖宗推演而来的;群望百灵,是从尊长推演而来的;圣贤明祀,是从师友推演而来的;百族庶类的祭祀,是从同胞推演而来的。鬼神,虽然有着屈伸的不同名称,但它们作为“神”的本质则是统一的。天地、日月、山川,是经常处于伸展状态的;祖宗、先圣、先贤,是已经处于屈伏状态的。经常伸展的,与生者的道理一同长久流传;已经屈伏的,也与生者的根本没有两样。何况他们的功绩不可遗忘,他们的道理不可停息,虽然气已经屈伏,但其神依然与天地、日月、山川一样,永远伸展而无穷尽。所以分开来说叫做鬼神,合起来说就是神。

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动的魂魄产生变化。因此,了解鬼神情状的人,是怎么回事呢?是说通过一个人身上的鬼神,来了解天地间所有的鬼神。在一个人身上,阴精的灵明叫做魄,阳气的灵明叫做魂,这就像天神和地灵一样,是经常伸展而无穷尽的。思虑和动作混杂揉合的叫做游魂,游魂作为万事而产生动静变化,就像游动的气纷扰不息,化生为万物而有聚散的不同,这是有时伸展有时屈伏的。魂的发动,乘着生气,就像神从天上降临;它的静止,藏在精魄中,就像鬼从地下上升。精气魂魄合而为一,所以天地人鬼的道理,上下同流。

人与鬼神交往,是正道;鬼神与人交往,是变化。人以正道与鬼神交往,比如祭祀、占卜祈祷之类,是正道中的正道;以邪道与鬼神交往,比如淫祀、亵渎祭祀之类,是正道中的变化。鬼神以正道与人交往,比如示现、象征、告知、警示之类,是变化中的正道;以邪道与人交往,比如出现怪异、兴起妖邪之类,是变化中的变化。古人以正道感应正道,所以幽明之间的交接,无非都是教化。后世以邪道感应邪道,所以欺诈、诬陷怪异的事情就产生了。《中庸》谈论鬼神,从体察万物和交往的道理来说,就在于斋戒清明、继承祭祀、表达敬意、永不厌倦。这就是三代圣人能够沟通幽明之间,使之没有隔阂的原因。

人与鬼交往,就像魂与魄交往一样。白天的思虑,就是如此。鬼与人交往,就像魄与魂交往一样。夜晚的梦境,就是如此。人与鬼交往,那么鬼的灵明就是人的灵明。所以说:“他的鬼不灵。”如果鬼与人交往,那么它所凭借依附的,就像它自己所做的一样。而鬼也就显得灵怪了!在至治之世,并不是鬼不灵,而是鬼的灵明不与人分离。就像说:“至人无梦,并不是没有梦,而是梦不异于思虑。”

从德的角度来说,孝是德中最大的;从孝的角度来说,德是孝中最大的。德没有比仁更优先的,仁没有比孝更优先的。没有孝,德靠什么来修养?然而,全德才能成为仁,全仁才能成为孝,没有德,孝靠什么来尽?墨子和佛家的德没有孝,所以不足以成为至德;普通人的孝没有德,所以不足以成为大孝。知道德却不知道孝的人,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不敬自己的亲人而敬别人。对内失去了本心,对外违背了礼教,哪里还有德呢?知道孝却不知道德的人,爱亲人而厌恶别人,敬亲人而轻慢别人。他的心不能推己及人,他的耻辱又将接踵而至,哪里还有孝呢?所以君子的德,推演亲亲的深厚,以成就大公无私的境界,这叫做至德要道。君子的孝,汇聚四海之欢,以尽事奉双亲之道,这叫做大孝。德的开始,从孝推演而来;德的完成,以孝为极致。那么圣人的德,又怎么能在孝之上增加什么呢?

命,是赋予生命初始的名目,也是延伸于生命之后的称谓。大概凡是诗书之中,圣贤所训诫的,说到命的,就是这两个方面而已。赋予生命初始的,是从禀赋来说的;继承它的,是善成的本性。延伸于生命之后的,是从明威来说的;修吉悖凶,福善祸淫,就是如此。因为降于初始的,无不善,所以所禀受的气质有所不足言;因为应于后者的,无不公,所以所遭遇的气数有所不足道。后世专门用所禀受、所遭遇来谈论命,君子不称之为命。

所禀受和所遭遇,可以谈论气,不可以谈论命;然而这也是命。为什么呢?因为性命的道理,运行在其中。学问的精微,从变化气质开始;事业的光大,由转移气数产生。所以说:“蒙昧时培养正道,是圣人的功业。”没有蒙昧就没有功业。又说:“吉凶产生大业。”没有吉凶就没有事业。不仅仅是中等人和普通士人如此。自古以来的圣贤,没有不发愤于自我激励而遗留投掷于多艰之中的。天的道理,就像下棋,不是胜败的局势穷尽,就不知道技艺的精妙;就像驾驭马匹,操持舟船,不是平坦险阻的道路穷尽,就不知道工巧的善美。世间的治乱,产生于人的善恶;善恶的产生不齐,所以治乱的变化不止。不可能有善而无恶,有治而无乱,这不是天的意志,而是形势;而天的意志,就存在于其间。所以起初,赋予以正性;最终,鉴察以明命。其中善恶的混杂,治乱的纠纷,虽然好像有所不得已。然而圣贤在这里穷尽道理,成就能力;天地在这里通达变化,神妙化育。不说是命,实际上是作为,叫做

之何哉?天命犹君命也。其始无不正如君之授我以职业也;其终无不正如君之课我以功罪也。中间有所禀焉,所遇焉,正不正,防错而不齐,如臣之当职者,有能否而所当之职有剧易也。虽然,知职业之不可虚旷,则在我之能否所必竭焉;知赏罚之必无僭滥,则目前之剧易所必安焉。是故不以能否、剧易二其心,而惟尽其所受之职者,可以告无罪于君矣;不以所禀所遇二其心,而惟顺其所受之正者,可以告无罪于天矣。

译这是什么道理呢?天命就像君王的命令一样。起初没有不端正的,就像君王授予我职事一样;最终没有不公正的,就像君王考核我的功过一样。中间有所禀受、有所遭遇,端正或不端正,防止差错却参差不齐,就像担任职事的大臣,有才能与不能的区别,而所担任的职事也有繁重与简易的不同。虽然如此,知道职事不可虚度荒废,那么我才能与否都必定竭力而为;知道赏罚必定不会僭越滥施,那么眼前职事的繁重或简易都必定安然处之。因此,不因才能与否、职事繁简而动摇心意,只尽力完成所受的职事,就可以向君王宣告无罪了;不因所禀受、所遭遇而动摇心意,只顺从所受的端正之道,就可以向天命宣告无罪了。

古者庙制,则自上而下,非薄于下也,为其典之隆而物之备,故分有所限也。丧期则自下而上,非薄于上也,为其职之重而事之繁,故恩有所杀也。然限之者,典与物而已,而其敬不限;杀之者,仪与节而已,而其哀不杀。故丧祭之文不同,而哀敬之情相凖也。中庸以三年之丧之达乎天子,明上祀之礼之达乎庶人。近世大贤以服制之逮高曾,明祭祀之不止于祖祢,皆深得礼意者乎?末者本之推也。一家之中,兄弟末也,父母本也。兄弟同出于父母者也。族姓末也,祖宗本也。族姓同出于祖宗者也。天下之大,民物末也,天地本也。民物同出于天地者也。如树之有根也,滋其根则枝叶蕃;如水之有源也,浚其源则派流盛。故孝于父母者,未有不以父母之心为心而友于兄弟者也。孝于祖宗者,未有不以祖宗之心为心而厚于族姓者也。孝于天地者,未有不以天地之心为心而爱及民物者也。古之制礼者,崇本以报其亲矣。犹谓族类之必有初也,而推至于祖,追逺以逮其祖矣。犹谓气化之必有始也,而推至于帝。影响之昧昧,而区宇之寥寥;积气之息息,而神理之昭昭。察乎此者之谓圣,明体乎此者之谓仁孝。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也,何难之有哉?

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妇,伦也。仁义礼智信,性也。语其本之合,则仁贯五伦焉;义、礼、智、信,亦贯五伦焉。语其用之分,则父子之亲,主仁者也;君臣之义,主义者也;长幼之序,主礼者也;夫妇之别,主智者也;朋友之信,主信者也。

父子兄弟,以亲相亲也,天之合也。君臣、朋友,以尊贤相尊也,人之合也。夫妇,人合之终,天合之始也。何言乎人合之终?朋友、君臣,同类而男与女不同类也。何言乎天合之始?有夫妇,而后有父子兄弟也。自春而秋,天地之气,自合渐判,故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象之;冬者,判之极,合之始也。故夫妇,象之。天地之气不判,则不合;故夫妇之道,不别则不亲。

性之纲,仁义而已矣。伦之纲,亲贤而已矣。父子兄弟,亲之属也,主于仁者也。君臣朋友,贤之属也,主于义者也。节文斯二者之谓礼,知斯二者之谓智,实斯二者之谓信。然而仁之最重者,父子也。兄弟则自父子而杀之,自仁而即义。义之最重者,君臣也。朋友则自君臣而等之,自义而即仁。兄弟曰长幼,朋友亦曰长幼。而礼者,仁义之杂也。长幼之序,所以又主于礼者,此也。察于人伦者,必察其所自始。夫妇之合,人类之始。推而上之,干父坤母,则天理之原也。知此,然后知自异于禽兽,而人伦有所基。而智者,仁义之基也。夫妇之别,所以又主于智者,此也。朋友在礼之中,而又别之曰信,犹土在夏之中,而又别之曰中央也。物盛则虑其根本之薄,故有土以养之也。礼盛则虑其实意之衰,故有信以厚之也。朋友者,情非若亲之不可离,分非若君之不可逃。其合也纯乎以心合焉,其交也纯乎以徳交焉,则莫实于是矣。其伦无当于五服,然五服弗得弗亲。而信者,五常之总也。朋友之交,所以又主于信者,此也。

忠信之义一也,而君主忠,友主信,何也?忠者,尽心其事之谓也;信者,不欺其言之称也。事君者,尽心于所职,则不欺其君者在其中矣。交友者,以实而相告,则尽心于友者不外是矣。何则?事君以行吾道也,取友以闻吾过也。人伦之设,本指如是也。及道之衰,反以分君事者之众,而不引为己责,反以偶失言于朋友为无伤,而不要之以诚。是故忠信者,心之主也,无所不贯者也。忠主事,信主言,致之于君友焉,各自其切者为教也。

五常之发,智在仁前,故学问之道,知先而行继也。五常之具,信为之总,故学问之本,诚存而徳修也。

信统五常,仁亦统五常。盖以其发言之,则智属知,仁礼义属行。智在仁先,仁包礼义而不包智也。以其存言之,则仁即诚之所以为诚者,智在仁内,故包礼义而亦包智也。言存诚,则仁为统体,故曰“修道以仁”,而又曰“诚者天之道,

译古代的宗庙制度,是从上往下递减的,并不是对下级轻视,而是因为典礼隆重、器物完备,所以等级有所限制。丧服的期限是从下往上递减的,并不是对上级轻视,而是因为职责重大、事务繁杂,所以恩情有所递减。然而限制它的,只是典礼和器物罢了,而敬意并不受限制;递减它的,只是仪节和节制罢了,而悲哀之情并不递减。所以丧礼和祭礼的文饰不同,但悲哀与敬重的情感是相等的。《中庸》说三年的丧期通达于天子,是为了表明祭祀祖先的礼仪通达于平民。近世的大贤人认为服制可以推及高祖、曾祖,是为了表明祭祀不止于祖父、父亲,这都是深得礼制真意的人吗?末节是本根的推演。在一个家庭中,兄弟是末节,父母是本根。兄弟都出自父母。宗族姓氏是末节,祖宗是本根。宗族姓氏都出自祖宗。天下如此之大,百姓万物是末节,天地是本根。百姓万物都出自天地。就像树木有根,滋养了根,枝叶就会繁茂;就像水有源头,疏通了源头,支流就会兴盛。所以孝顺父母的人,没有不以父母的心为心,从而友爱兄弟的。孝顺祖宗的人,没有不以祖宗的心为心,从而厚待宗族姓氏的。孝顺天地的人,没有不以天地的心为心,从而爱护百姓万物的。古代制定礼制的人,尊崇本根来报答亲人。还认为宗族必定有初始,从而推及到祖先,追念深远以达于祖先。还认为气化必定有开始,从而推及到天帝。影响幽暗不明,而疆域辽阔空旷;积聚的气息生生不息,而神妙的道理昭昭显著。能洞察这些的称为圣,能明白体悟这些的称为仁孝。将这些推行于天下的百姓,有什么困难呢?

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妇,这是人伦。仁、义、礼、智、信,这是本性。说它们本质的统一,那么仁贯穿五伦;义、礼、智、信,也贯穿五伦。说它们作用的区别,那么父子之亲,以仁为主;君臣之义,以义为主;长幼之序,以礼为主;夫妇之别,以智为主;朋友之信,以信为主。

父子兄弟,以亲情相亲,这是天然的结合。君臣、朋友,以尊贤相尊,这是人为的结合。夫妇,是人为结合的终结,天然结合的开端。为什么说它是人为结合的终结?朋友、君臣,是同类,而男与女不是同类。为什么说它是天然结合的开端?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兄弟。从春到秋,天地之气,从结合逐渐分离,所以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象征这种分离;冬天,是分离的极致,也是结合的开端。所以夫妇,象征这种结合。天地之气不分离,就不会结合;所以夫妇之道,不区别就不会亲近。

本性的纲领,只是仁义罢了。人伦的纲领,只是亲贤罢了。父子兄弟,属于亲的范畴,以仁为主。君臣朋友,属于贤的范畴,以义为主。节制文饰这两者的称为礼,知晓这两者的称为智,充实这两者的称为信。然而仁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兄弟是从父子递减而来,从仁转向义。义中最重要的是君臣。朋友是从君臣等次而来,从义转向仁。兄弟称为长幼,朋友也称为长幼。而礼,是仁义的杂糅。长幼的次序,之所以又以礼为主,就是这个原因。考察人伦的人,必定考察它的起源。夫妇的结合,是人类开始的起点。向上推演,父为乾、母为坤,这就是天理的源头。知道了这个,然后才知道自己不同于禽兽,而人伦有了基础。而智,是仁义的基础。夫妇的区别,之所以又以智为主,就是这个原因。朋友在礼的中间,却又特别称为信,就像土在夏季的中间,却又特别称为中央一样。事物兴盛就担心根本薄弱,所以有土来滋养它。礼制兴盛就担心诚意衰退,所以有信来加厚它。朋友,感情不像亲人那样不可分离,名分不像君主那样不可逃避。他们的结合纯粹是以心相合,他们的交往纯粹是以德相交,那么没有比这更实在的了。他们的伦常不属于五服之内,然而五服之内没有它也不亲近。而信,是五常的总括。朋友的交往,之所以又以信为主,就是这个原因。

忠和信的意义是一样的,而君主侧重忠,朋友侧重信,为什么呢?忠,是尽心于所从事的事情;信,是不欺骗自己的言语。侍奉君主的人,尽心于自己的职责,那么不欺骗君主就在其中了。结交朋友的人,以实情互相告知,那么尽心于朋友不外乎这个了。为什么呢?侍奉君主是为了实行我的道,结交朋友是为了听到我的过错。人伦的设置,本来指向就是这样。等到道衰微了,反而因为分担君主事务的人多,而不引为自己的责任,反而因为偶尔对朋友失言认为无伤大雅,而不用诚意来约束。所以忠信,是心的主宰,无所不贯穿的。忠主宰事,信主宰言,推及到君主和朋友,各自从切近的地方进行教化。

五常的发动,智在仁之前,所以做学问的道理,是知先行后。五常的具备,信作为总括,所以做学问的根本,是诚意存在而德行修养。

信统摄五常,仁也统摄五常。大概从发言的角度说,智属于知,仁、礼、义属于行。智在仁之前,仁包含礼义但不包含智。从存养的角度说,仁就是诚之所以为诚的东西,智在仁之内,所以包含礼义也包含智。说存养诚意,那么仁是统体,所以说“修道以仁”,又说“诚者天之道,

诚之者人之道”。言立诚,则仁为要归,故曰“知仁勇”,而又曰“不明乎善,不诚乎身”。

译“诚之者,人之道”,是说确立真诚,以仁德为最终归宿,所以说“知、仁、勇”,又说“不能明辨善道,就不能使自身真诚”。

知仁之成,存乎勇;知行之决,存乎志。耻不若人,则志之矣。故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仁义礼智信者,五行之徳也。诚明者,隂阳之道也。而诚者,又即太极之真也。今夫干専言之,则太极也;偏言之,则对隂而为阳;又析言之,则对亨利贞而为乾元。要之,阳统隂也,元统天也。此诚之义所以为大也。阳以成岁为名,而以隂为用。诚者贯乎终始,而以明为用。仁智者,徳之纲,而以礼义为用。其致一也。此易震坎艮所以居东北,括岁之始终;防离兑所以居西南,而佐阳乎其中也。智对仁言之,则仁诚而智明。言至圣者,所以首于聪明睿知;言至诚者,所以首于肫肫之仁也。对礼义言之,则仁智存于心,皆属诚;礼义见于事,皆属明。言至诚者,所以以仁智为性之徳;言圣人之道者,所以必极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盖智者终始枢轴,故其徳兼隂兼阳,而可以互用。

学问之道,曰诚,曰志,曰学,曰行。又曰敬者,何也?曰:敬者,所以存其诚,持其志,致精于学,而强于行也。先儒之言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穷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践其实。而不及乎诚者,何也?曰:志即诚之发,非二物也。故言其发,则存者可知;言志之笃,则诚之笃可知矣。于是而敬以持之,上以防志之懈,而下以检知行之踈。故圣贤相传,敬为大焉。

天命之性,浑然至实,而万理具于其中。故自诚而明者,性之体也。圣人之教,粲然皆备,而莫非以复其性。故自明而诚者,教之用也。君子之学,有事于性,则所谓尊徳性者是也。存久则自明,以是而极深研防,无不达也。诚则明矣之説也。有事于教,则所谓道问学者是也。积久则自得,以是而返躬实体,无不裕也。明则诚矣之説也。然《易》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子夏谓「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则仁在其中矣」。

中也者,大本也。本不虚立,实理涵焉,故曰诚。和也者,达道也。道不虚行,精义着焉,故曰明。诚者,贯终始者也。明者,行乎其间者也。故曰诚则明矣,则明自诚始。又曰明则诚矣,则明以诚终。忠信诚也,修辞明也。然修辞者,以立其诚而已。故诚一也,而有存诚、立诚之异。忠信者,存之于心,则所谓闲邪存其诚也。修辞者,立之于事,则所谓言信而行谨也。其在于天,则乾元者,其心也,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变化者,其事也,各正性命,诚斯立焉。是故元者,诚之始;利贞者,诚之终。其间蔚然嘉防,而属乎明明之分者,亨而已矣。草木之种曰实,其枝叶之英曰华,其果蓏又曰实。实诚也,华明也。始于实,发于华,而终于实,此天徳之形,寄于万物者也。虽然,明非外诚而有,即诚而明具焉。诚不离明而得,由明而诚至焉。果实之心,往往有枝叶之形,则其本之所含也。然必条达之,以复生实焉,则其用之所就也。至于实成而复生,则其性不息,而其命不穷。故君子之学也,立一心以穷万理,制万事而终也。自得其心,与天地不二之神,不已之化,同运而并行焉。

尽已之性,推以尽人之性,固也。何以遂能尽物之性也?曰:物之性,大畧与人同也。朱子所谓虎狼蠭螘鸿雁雎鸠之属,其特专笃者尔。若乃禽畜之类,其生也,莫不有母子之爱,无不有兄弟之亲。至于燕雀,则有雌雄而知夫妇,知夫妇则有父子。凡禽兽之雄桀者,则能统率威伏其羣。犬马识豢养之恩,是有君臣;下及鱼鼈,上及飞鸟,各以其类游翔,是有朋友。凡此皆天理之自然,故物之性与人不得而异,特其禀气之偏也。是以明于此而暗于彼也。禀气之塞也,是以生而有之,长而忘之也。故禽兽之异于人者,不能推,不能久尔。性则犹人之性也。先王推恩以及禽兽,故不殀夭,不杀胎,所以幼其幼,息老物,所以老其老。盖不特孳物之生而欲收其用,实以顺物之理而不伤其心也。推之而山林以时入,草木以时伐。凡其能顺太和以育万物者,莫非己性之流行焉。异学混而

译知道仁德的成就,在于勇;知道行为的决断,在于志。以不如别人为耻,就能确立志向。所以说:“爱好学习就接近智,努力实行就接近仁,知道羞耻就接近勇。”

仁、义、礼、智、信,是五行的德性。诚与明,是阴阳的道理。而诚,又是太极的真体。现在如果专就“乾”来说,它就是太极;如果偏就一方面来说,它就与阴相对而为阳;如果再分析来说,它就与亨、利、贞相对而为乾元。总之,阳统摄阴,元统摄天。这就是诚的意义之所以伟大的原因。阳以成就岁序为名,而以阴为功用。诚贯穿始终,而以明为功用。仁与智,是德性的纲领,而以礼与义为功用。它们最终归于一致。这就是《易经》中震、坎、艮三卦居于东北,概括岁序的始终;离、兑二卦居于西南,而在其中辅助阳的原因。智相对于仁来说,仁就是诚,智就是明。说到至圣,之所以首先提到聪明睿智;说到至诚,之所以首先提到恳切的仁德。相对于礼义来说,仁智存于内心,都属于诚;礼义表现于事务,都属于明。说到至诚,之所以以仁智为性的德性;说到圣人之道,之所以必定穷尽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大概智是始终的枢纽,所以它的德性兼有阴和阳,可以互相作用。

学问的道理,叫做诚,叫做志,叫做学,叫做行。又说到敬,是什么呢?回答说:敬,是用来保持诚,持守志,使学问达到精微,而使行为强力的。先儒说:立志以端正根本,居敬以持守志向,穷究事理以推致知识,亲身实行以实践真实。而没有提到诚,为什么呢?回答说:志就是诚的发动,不是两样东西。所以说它的发动,那么存养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说志的专一,那么诚的专一就可以知道了。于是用敬来持守它,向上防止志的懈怠,向下检点知行的疏漏。所以圣贤相传,敬是最为重要的。

天命之性,浑然至实,而万理都具备在其中。所以由诚而明,是性的本体。圣人的教化,鲜明完备,而没有不是用来恢复其本性的。所以由明而诚,是教化的功用。君子的学问,从事于性,就是所谓尊重德性的意思。存养久了自然就会明,以此深入探究,没有不达到的。这就是“诚则明矣”的说法。从事于教化,就是所谓道问学的意思。积累久了自然就会自得,以此反躬实践,没有不充裕的。这就是“明则诚矣”的说法。然而《易经》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子夏说“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则仁在其中矣”。

中,是大本。本不是虚设的,实在的道理涵蕴其中,所以叫做诚。和,是达道。道不是虚行的,精微的义理显著其中,所以叫做明。诚,是贯穿始终的。明,是运行在其中的。所以说“诚则明矣”,那么明是从诚开始的。又说“明则诚矣”,那么明是以诚为终结的。忠信是诚,修辞是明。然而修辞,只是为了确立诚罢了。所以诚是一个,而有存诚、立诚的不同。忠信,存养在心中,就是所谓防止邪念以保存其诚。修辞,确立在事务上,就是所谓言语诚信而行为谨慎。它在于天,那么乾元,就是它的心,万物凭借它开始,是诚的源头。变化,就是它的事,各自端正性命,诚就确立在其中了。因此元,是诚的开始;利贞,是诚的终结。其间茂盛美好的事物,属于明的部分的,只有亨罢了。草木的种子叫做实,它的枝叶的花叫做华,它的果实又叫做实。实就是诚,华就是明。始于实,发于华,而终于实,这是天德的形态,寄托在万物中的。虽然如此,明不是外在诚而存在的,就是诚而明就具备了。诚不离开明而获得,由明而诚就达到了。果实的心,往往有枝叶的形态,这是它的根本所涵蕴的。然而必须条理通达,以再次生出果实,这是它的功用所成就的。至于果实形成而再次生长,那么它的本性不息,而它的命数不穷。所以君子的学问,确立一心以穷究万理,控制万事而终结。自己获得本心,与天地不二的精神,不已的变化,共同运行而并行。

尽己之性,推而尽人之性,固然如此。为什么就能尽物之性呢?回答说:物的性,大致与人相同。朱子所说的虎狼、蜂蚁、鸿雁、雎鸠之类,只是它们特别专一笃厚罢了。至于禽畜之类,它们出生,没有没有母子之爱的,没有没有兄弟之亲的。至于燕雀,则有雌雄而知道夫妇,知道夫妇就有父子。凡是禽兽中雄健的,就能统率威服它的群体。犬马识得豢养之恩,是有君臣;下至鱼鳖,上至飞鸟,各自以同类游翔,是有朋友。凡此都是天理的自然,所以物的性与人不能不同,只是它们禀受的气偏颇罢了。因此在此明白而在彼昏暗。禀受的气闭塞,因此生来就有,长大后却忘记了。所以禽兽不同于人的,是不能推扩,不能持久罢了。性还是如同人的性。先王推恩以及禽兽,所以不杀戮幼小的,不杀害怀胎的,用来幼养幼小的,休养生息老弱的,用来养老的。大概不只是繁殖物类而想要收取其用,实在是顺应物的道理而不伤害它们的心。推而广之,山林按时进入,草木按时砍伐。凡是能顺应太和以养育万物的,没有不是自己本性的流行。异端学说混杂而

一之,则不知亲亲、仁民、爱物之等。百姓日用而不知,则又昧于本性之同。以圣贤之言观之,则天地万物之为一体者,可见矣。

译如果混同为一,就无法分辨亲近亲人、仁爱百姓、爱惜万物之间的等级差别。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却不知其理,就更是蒙昧于本性相同的道理。用圣贤的话来观察,那么天地万物构成一个整体的道理,就可以看清楚了。

草木之性,与禽兽又异矣。然莫不有种,以相生焉,是其父子也。同植则丛生焉,是其兄弟朋友也。有牝牡之类焉,是其夫妇也。有乔夭之分焉,是其君臣也。春而条,则应乎仁之生;夏而华,则应乎礼之盛;秋而实,则应乎义之敛;冬而枯,则应乎智之蔵。是故性命之理,塞乎天地之间,诚非有我所得私矣。

草木羣生而不相害,禽兽则有攫搏踶齧矣。禽兽怒则争,饥则噬尔。人则其机无已,而其欲无厌。如此,则是禽兽于草木,人于禽兽,不但无以相愈,而且不相如也。曰:草木不相害矣,而能相利乎?禽兽则有厚于情,笃于义,而相爱敬者矣。禽兽之能爱敬,其及防何乎?人则自亲而踈,自族党而乡国,可以无不周也。由此观之,贵贱可识也。况乎人之至者,徳加于四海,泽流于万世,殆将与天地参焉,而岂万物所可同哉?然则人之害大于物者何也?曰:惟其利之大,故其反是也。其害亦甚大也。虽然,不可以幽厉之不由,而冺成能之烈。是故三才之并立,尚矣。

人之性得五常之全,故人之伦具五品之道。其有近于偏者,而未尝缺也;有近于塞者,而未尝冺也。矫之则正,撤之则明。如草木之有种也,虽旱暵枯槁,而遇雨则复生;如火之有烬也,虽重宿宻覆,而遇嘘则复炎。非如物之偏而至于缺,塞而至于冺也。是故人与人之分,但言昏明,不言通塞;但言粹駮,不言偏正。孔子所谓“相近”者,此也;孟子所谓“性善”者,此也。

圣人不贵前知之术,而有前知之道,何也?曰:圣人之前知也,以理不以数。理也者,天意之大者也;数也者,天事之细者也。人与人之相交也,而尽得其大指焉,则人之所頼也;况天心之至公乎?人与人之相交也,而尽察其细微焉,则人之所害也;况天机之至幽乎?且夫意其不变者也,故其求之也虚寛而不忒;事其屡变者也,故其察之也宻细而多差。知其意,则事有相反者而不之疑也,而决事也明矣;察其事,则意有相反者而不之知也,而失意也逺矣。人犹如此,况天道乎?《易》言“极数知来”,何也?曰:此以理而极数者也,非后世之所谓数也。如寒暑之有候,而昏明之有期;如风雨之有象,而星辰之有禨。揆之天道而通其变化,合之人事而烛其防微,然后占之以象类,衍之以龟蓍。是则所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者也。

诗言文王性与天合者,不一而尽。先圣上达之秘,不可测窥也。虽然,吾于《易》而见文王之心焉。干也者,天也,无不统者也。今居西北隂成之后,而直微阳未动之初,天命絶续间不容髪,此不息之机,天之大用所以行,而无声无臭之本,天之全体所以具也。用也者,帝也;体也者,神也。一隂一阳之交,阳每胜隂,不胜则流行之机息矣。帝之所以健而能战也。一动一静之交,而静常涵动,不静则冲漠之本二矣。神之所以妙而无方也。体则于穆,用则不已。天徳其不可为首也乎?而其端倪于此图见之。呜呼,非文王之徳之纯,孰能知之哉!

立志存心,尊徳性之事也;穷理践行,道问学之事也。蕞然梏于有我之私,混然与世相浊,志不立之病也。义理无沈浸之功,气质无深厚之养,心不存之病也。中庸所谓致广大者,前之博厚是也;所谓极高明者,前之高明是也;所谓温故敦厚者,前之悠久是也。是皆性之徳也。在圣人则无息,在君子则不息焉尔矣。虽然,博厚者兼载也,高明者下济也,悠久者常新而日积也。体用之不相离,是以君子精义之学,日进无疆;切实之修,细行必谨。至于取之左右,逢其源,动容周旋,中礼,然后尊徳性之事备。

诚则明矣,故论至诚尽性而推之圣人之道,洋洋优优而流行于天下。然其终必曰:「大徳敦化」,乃所以为大也。明则诚矣,故论至圣时出而本之至诚之心,肫肫渊渊浩浩而上达乎天徳。然其终必曰:「非聪明圣智则不足以知之」。

溥博渊泉者,大本也。非渊泉不足为本,非溥博不足为大本也。时出者,发而中节也。不言出则非发,不言

译草木的本性,与禽兽又不同了。然而它们无不有种子,以此相互滋生,这就是父子关系。同种则丛生,这就是兄弟朋友关系。有雌雄之类的区别,这就是夫妇关系。有高矮夭寿的分别,这就是君臣关系。春天枝条萌发,就顺应仁的生发;夏天开花,就顺应礼的盛大;秋天结果,就顺应义的收敛;冬天枯萎,就顺应智的藏伏。因此,性命的道理,充满于天地之间,确实不是我个人所能私有的。

草木群生而互不伤害,禽兽则有攫取搏击、踢咬的行为。禽兽发怒就争斗,饥饿就吞噬。人则其机巧没有止境,而其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像这样,那么禽兽对于草木,人对于禽兽,不但没有什么超越之处,而且还不如它们。有人说:草木互不伤害,但能相互有利吗?禽兽中也有情意深厚、道义笃实,而相爱相敬的。禽兽能相爱相敬,能达到什么程度呢?人则从亲近到疏远,从宗族乡党到国家,可以没有不周全的。由此看来,贵贱就可以辨别了。何况人的极致,德行加惠于四海,恩泽流传于万世,几乎与天地并立,哪里是万物所能比同的呢?那么人比万物危害更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正因为其利益之大,所以其反面也是如此。其危害也非常大。虽然如此,不能因为幽王、厉王的不道,而抹杀成王、康王的功烈。因此,天、地、人三才并立,是崇高的。

人的本性具备五常的全体,所以人的伦理具备五品的道理。有的接近偏颇,但未曾缺失;有的接近闭塞,但未曾泯灭。矫正它就端正,疏通它就明朗。就像草木有种子一样,虽然旱灾枯槁,但遇到雨水就复生;就像火有灰烬一样,虽然重重覆盖,但遇到吹嘘就复燃。不像万物那样偏颇以至于缺失,闭塞以至于泯灭。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只说昏明,不说通塞;只说纯粹驳杂,不说偏正。孔子所说的“相近”,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所说的“性善”,就是这个意思。

圣人不看重预知未来的方术,而有预知未来的道理,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的预知,依据的是理而不是数。理,是天意的宏大之处;数,是天事的细微之处。人与人相交,如果完全掌握其大旨,那么这是人所依赖的;何况天心是至为公正的呢?人与人相交,如果完全察究其细微,那么这是人所损害的;何况天机是至为幽深的呢?而且意是不变的,所以探求它虚宽而没有差错;事是屡变的,所以察究它细密而多有误差。知道意,那么即使事有相反的情况也不怀疑,而决断事情就明朗了;察究事,那么即使意有相反的情况也不知道,而背离意就远了。人尚且如此,何况天道呢?《易经》说“极数知来”,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以理来极尽数的,不是后世所说的数。就像寒暑有节候,而昏明有期限;就像风雨有征兆,而星辰有祥瑞。衡量天道而通晓其变化,契合人事而烛照其细微,然后用象类来占卜,用龟蓍来推演。这就是所谓的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

《诗经》说文王的性与天相合,不一而足。先圣上达天德的奥秘,不可测度窥探。虽然如此,我从《易经》中看到了文王的心。乾,是天,无不统摄的。现在居于西北阴气形成之后,而正值微阳未动之初,天命绝续之间不容发,这是不息的机枢,天的大用所以运行,而无声无臭的本体,天的全体所以具备。用,就是帝;体,就是神。一阴一阳相交,阳每每胜过阴,不胜则流行的机枢就停止了。帝之所以刚健而能战斗,就在于此。一动一静相交,而静常常涵养动,不静则冲漠的本体就分裂了。神之所以微妙而无定方,就在于此。体则庄严,用则不止。天的德行难道不可以为首吗?而其端倪在这张图中显现。唉,如果不是文王之德的纯粹,谁能知道呢!

立志存心,是尊德性的事;穷理践行,是道问学的事。狭隘地被私欲所束缚,混同于世而浑浊,这是志不立的弊病。义理没有沉潜浸透的功夫,气质没有深厚涵养,这是心不存的弊病。《中庸》所说的致广大,前面的博厚就是;所说的极高明,前面的高明就是;所说的温故敦厚,前面的悠久就是。这些都是性的德行。在圣人那里没有停息,在君子那里不停息罢了。虽然如此,博厚是兼载,高明是下济,悠久是常新而日积。体用不相分离,所以君子精义的学问,日进无疆;切实的修养,细行必谨。至于取之左右,逢其源,动容周旋,合乎礼,然后尊德性的事完备。

诚就明了,所以论述至诚尽性而推及圣人之道,洋洋优优而流行于天下。然而其最终必定说:“大德敦化”,这才是伟大的原因。明就诚了,所以论述至圣时出而本于至诚之心,肫肫渊渊浩浩而上达于天德。然而其最终必定说:“非聪明圣智则不足以知之”。

溥博渊泉,是大本。不是渊泉不足以为本,不是溥博不足以为本。时出,是发而中节。不说出就不是发,不说

时出则非发而皆中节也。喜而中节,无所为喜也,寛裕温柔而已矣。怒而中节,无所为怒也,发强刚毅而已矣。乐而中节,无所为乐也,斋荘中正而已矣。忧而中节,无所为忧也,文理宻察而已矣。四者,小徳之川流也。肫肫之仁,大徳之敦化也。喜怒哀乐,其变不同,而分之各一其仁焉,合之浑然一仁焉。如孝子之为孝也,爱之则喜而不忘,怒之则惧而无怨,安居则乐,病则忧,丧则哀,见不礼于其亲者则怒,而其为孝不二也。如仁人之为仁也,喜则天下利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嘉与为善而乐天下之乐,哀悯无辜而忧天下之忧,而其为仁不分也。此五行之生,所以气殊质异,各一其性,而浑然一太极也。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者。”以此和之,至则不见其喜怒哀乐也。故曰:“不赏不怒,中之至则不见其戒谨恐惧也。”故曰:“笃恭。”上天之载,载者始也,犹言本也。天之本始,无声无臭,在人则未▯之体,性命之原也。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文王之不赏不怒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之笃恭也。故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穆穆不显,与无声无臭者泯然而同归焉。

译有时发出情感,并不是说都能符合节度。喜悦而符合节度,并非为了喜悦,只是宽宏、从容、温和、柔顺罢了。愤怒而符合节度,并非为了愤怒,只是奋发、刚强、坚毅罢了。快乐而符合节度,并非为了快乐,只是庄重、端正、中正罢了。忧虑而符合节度,并非为了忧虑,只是条理分明、细致明察罢了。这四种情感,是小德的细流。真诚深厚的仁德,是大德的敦厚化育。喜怒哀乐,变化各不相同,但分开来看,各自体现一种仁德,合起来则是浑然一体的仁德。就像孝子践行孝道,被爱则喜悦而不遗忘,被怒则恐惧而不怨恨,安居则快乐,生病则忧虑,丧亲则悲哀,见到不敬其亲的人则愤怒,但他行孝的本质始终如一。就像仁人践行仁德,喜悦则使天下受益,愤怒则使暴乱者畏惧,嘉许并乐于行善而乐天下之乐,哀悯无辜而忧天下之忧,但他行仁的本质始终不分。这就是五行生成,所以气质不同、性质各异,各自具有一种本性,而浑然统一于太极。孔子说:“我的道,用一个根本贯穿始终。”曾子说:“夫子的道,不过是忠和恕罢了。”用这个来调和,达到极致时,就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了。所以说:“不赏不怒,中道的极致就看不出他的戒慎恐惧了。”所以说:“笃实恭敬。”上天的运行,载是开始,也就是根本。天的根本,无声无臭,在人则是未发之体,性命的本源。不靠大声厉色,不靠夏乐变革,这是文王不赏不怒的表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这是文王笃实恭敬的表现。所以能不知不觉,顺应天帝的法则,肃穆不显,与无声无臭的境界浑然一体,同归于一。

中庸余论

<经部,四书类,榕村四书说__读论语劄记》>

  钦定四库全书

  读论语劄记卷上

  大学士李光地撰

  学而篇

  子曰学而时习之章

学字,先儒兼知行言。愚谓古人所以为学者,诗书礼乐四术而已。诗书未便是目前行处,讲贯而思维之可也。若礼乐则亲其事,习其节,日用之间不可斯须去者,便是践行处也。时习则贯通于心,而复体验于身,自然有浃洽之味,而日新不已。故曰「説朋来而乐者,既乐其相资之益,又乐乎斯道之传也」。乐与説相表里,《易》所谓「入而后説之,説而后散之」者,意极相似。人不知,不必谓与朋来相反。人与朋自不同,如夫子友教英才,而所如不合,则虽是同道,亦可谓之人不知矣。末段虽言成徳之事而不愠,正与説乐相对。説生意内发,似春;乐散于外,似夏。不愠则生意又収敛于内,似秋似冬。圣人一立言而天理备焉。学者自力于学问之事,而体验于性情之间,则自知其所至矣。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

人能孝弟,则犯上作乱,非其所好,而所好者,必恭譲和顺之事矣。由犯上作乱而推之,不仁之极也;而由恭譲和顺而推之,仁之至也。仁之道,自孝弟始,故曰“孝弟为仁之本也”。案夫子告曾子以孝为至德要道,而又释其意曰:“夫孝,徳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性之徳,有仁义礼智之常,然义礼智皆统于仁,仁又始于孝,此所以为徳之本,而曰至徳也。修道谓教,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然义序别信皆根于亲,此所以为教之所生,而曰要道也。此章言道生,即教之所由生,意言为仁之本,即徳之本意。道又以徳为本,故先言道而后归之德也。立论之有渊源如此,而象山陆氏犹非之,不知其何説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曾子至孝者,而此言三省,事亲、从兄皆不与焉,不可不求其説。盖省者,省其所忽略处也。于亲则竭力勤事,盖曾子所念念不防者,惟为常人谋,则或不尽其心者有之矣。与朋友交,未能一一实其言者有之矣。所传受于师,未能熟复践行者有之矣。此曾子检察之宻,所以自觉而自修者,虽曰三省,异乎后人三防检者之说矣。然即其省处而深思之,则进徳修业之道已备焉。为人谋而忠,则于尊亲尚有不忠者乎?与朋友而信,则于尊亲尚有不信者乎?传者而习,所未传者有不汲汲孜孜寤寐求之者乎?忠信所以进徳也,讲习弗懈所以修业也。曽子之为学,大畧可见矣。

  子曰道千乘之国章

敬则民肃,信则民从,是率作兴行之事;节则不伤,爱则不害,是撙节爱养之事。末句专就使民一事言,然实包上两意。如劳农劝耕,讲射读法师田行役,则以敬事而信之心行之,民防其劳也;如三时不害,公旬有经,宫室台榭之不烦黩,武禽荒之不扰,则以节用爱人之心行之,民安其业也。《诗》云:“无以太康,职思其忧”,是之谓作民忠勤之道,以时而使之者也。又曰:“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是之谓使民得其乐生之心;非其时则不使之者也。

  子曰弟子入则孝章

入孝出弟,就其良知良能而顺养之,徳之本也。谨行信言,存其诚也。泛爱亲仁,导其孝弟之推,而广其谨信之益也。此论幼学,故先行后文。若博文约礼,文行忠信,则成人之教法也。人之少也,聪明未开,然其知能之良,则可以使之养正于蒙,而闲邪于豫。他日所知,亦不过自此而畅茂条达之。但先王道艺之遗体,大义精不可不先肄习,以为异日讲明之渐。自此而入大学,则遂大求深造之方,而日新其固有之徳。此先圣之教,所以同条共贯,而施之之序各当其可,而顺其时也。《周礼》乡三物,小学也,故先之以徳行,后之以道艺。至其教国子也,则至徳以为道本,即六徳、敏徳以为行本,乃六艺孝徳以知逆恶,乃六行也。大司乐亦即国子之教,故中和即至徳,祗庸即敏徳,孝友即孝徳。惟小学大学皆以徳为本,故皆先言徳,而大学于此三者又皆以徳字贯之

译中庸余论

(经部,四书类,《榕村四书说·读论语劄记》)

钦定四库全书

读论语劄记卷上

大学士李光地撰

学而篇

子曰“学而时习之”章

“学”这个字,以前的儒者兼从知识和行为两方面来解释。我认为古人所谓学习的,不过是诗、书、礼、乐这四种技艺罢了。诗和书未必就是眼前立刻要实行的地方,讲解贯通并思考它们就可以了。至于礼和乐,则要亲身从事其事,练习其节奏,在日常生活中片刻也不能离开的,这就是实践的地方。按时复习,就会贯通于心,并且反复在身体上体验,自然会有融会贯通的滋味,从而日新月异,永不停止。所以说“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就快乐”,既乐于互相资助的益处,又乐于这种道统的传承。快乐与喜悦互为表里,《易经》所说的“进入之后才喜悦,喜悦之后才发散”,意思极其相似。别人不了解,不必说这与朋友来是相反的。别人和朋友自然不同,比如孔子教导英才,而所到之处不合心意,那么即使是同道,也可以说是别人不了解啊。最后一段虽然说的是成就德行而不恼怒,正与喜悦、快乐相对。喜悦是生机在内萌发,像春天;快乐是发散于外,像夏天。不恼怒则是生机又收敛于内,像秋天和冬天。圣人一开口立论,天理就完备了。学者自己在学问上努力,并在性情之间体验,那么自然就知道自己达到的境界了。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

人能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那么犯上作乱就不是他所喜欢的,他所喜欢的,一定是恭敬、谦让、和顺的事情。从犯上作乱来推究,是不仁的极致;而从恭敬、谦让、和顺来推究,是仁的极致。仁的道理,从孝悌开始,所以说“孝悌是仁的根本”。查考孔子告诉曾子以孝为至德要道,又解释其意说:“孝,是德行的根本,是教化产生的根源。”人性中的德行,有仁、义、礼、智这些常道,然而义、礼、智都统属于仁,仁又始于孝,这就是它作为德行根本的原因,所以称为至德。修道称为教化,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这些伦理,然而义、序、别、信都根源于亲情,这就是教化产生的原因,所以称为要道。这一章讲道产生,就是教化产生的根源,意思说作为仁的根本,就是德行的根本。道又以德为根本,所以先讲道而后归结到德。立论有渊源如此,而象山陆氏还非议它,不知道他有什么说法。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曾子是最孝顺的人,而这里说三次反省,侍奉父母、顺从兄长都不在其中,不能不寻求其中的说法。大概“省”是反省那些被忽略的地方。对于父母,竭尽全力勤勉侍奉,大概是曾子念念不忘的,只是为常人谋划,或许有不尽心的情况;与朋友交往,或许有不能一一兑现诺言的情况;老师传授的,或许有不能熟练复习并践行的情况。这是曾子检察的严密,所以自觉而自修,虽然说是三次反省,不同于后人三次防范检点的说法。然而就他反省的地方深思,那么进德修业的道理已经完备了。为人谋划而忠诚,那么对于尊长亲人还有不忠诚的吗?与朋友交往而守信,那么对于尊长亲人还有不守信的吗?老师传授的而复习,那么老师未传授的,有不急切勤勉、日夜追求的吗?忠诚守信是用来进德的,讲习不懈是用来修业的。曾子的为学,大概可以看见了。

子曰“道千乘之国”章

恭敬则百姓严肃,诚信则百姓顺从,这是率领百姓劳作兴行的事情;节制则不伤害,仁爱则不祸害,这是节制爱养的事情。最后一句专门就使用民力这一件事来说,但实际上包含了上面两层意思。比如慰劳农夫、劝勉耕种,讲习射礼、诵读法令、巡视农田、征发徭役,用恭敬办事和诚信的心去实行,百姓不防备他们的劳苦;比如农忙时不干扰,公事有常度,宫室台榭不烦扰黩乱,武备禽荒不扰乱,用节制用度和仁爱百姓的心去实行,百姓安于他们的职业。《诗经》说:“不要过于安乐,要想着忧患”,这就是所谓使百姓忠诚勤勉的道理,按时使用他们。又说:“百姓也劳累了,差不多可以稍微休息”,这就是所谓使百姓得到乐生的心情;不是适当的时候就不使用他们。

子曰“弟子入则孝”章

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顺应他们的良知良能而培养,这是德行的根本。行为谨慎,言语诚信,是保持他们的真诚。广泛地爱众人,亲近有仁德的人,是引导孝悌的推广,而扩大谨慎诚信的益处。这是论述幼年学习,所以先讲行为后讲文采。至于博览文献、约束于礼,文采、行为、忠诚、诚信,则是成人的教育方法。人年少时,聪明未开,然而他们知能的良善,可以让他们在蒙昧时培养正气,在预防时远离邪恶。将来所知道的,也不过是从这里畅茂通达。只是先王道的遗存,大义精深,不能不先研习,作为日后讲明的基础。从这里进入大学,就于是寻求深造的方法,而日日更新他们固有的德行。这是先圣的教育,所以同条共贯,而施行的次序各得其宜,而顺应时节。《周礼》乡学的三物,是小学,所以先讲德行,后讲道艺。至于教育国子,那么以至德作为道的根本,就是六德;以敏德作为行的根本,就是六行;以孝德来知道逆恶,就是六行。大司乐也是教育国子,所以中和就是至德,祗庸就是敏德,孝友就是孝德。只有小学和大学都以德为根本,所以都先讲德,而大学在这三者上又都用“德”字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