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义矜式卷一

译能够彰显其伟大的德行，光辉日益盛大，无所不照耀，整体的宏大，无所不包容。圣人的德行体现在自身上是这样的，那么将其推广到家庭，九族亲属都能因此巩固亲爱亲近的界限；推广到国家，百姓都能因此明白自身所具有的德行；再推广到天下，民众众多，都能因此变恶为善，从而达到和谐兴盛的局面。圣人看待万物一视同仁，重视近处而举荐远方，他推广德行的次序，都出于自然，哪里是有所勉强而后才能做到的呢？《尚书》说【云云】，这就是尧所达到的极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他从上天获得并具备于自身的，没有一丝一毫不真实，没有一刻不明白，其本体确立方面不同于常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万人的本性，其在此充实而在那显现的，没有一个民众不被感化，没有一个事物不被周全，其作用施行方面又不同于常人。圣人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他之所以辅助化育万物而参与天地之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德行，是人们共同获得的，不因圣人与愚人的区别而有增减。却说圣人的德行不同于常人，为什么呢？大概因为生来就知道，那么钦明文思都出于自然，不是平常人所能达到的；安然地实行，那么诚信恭敬、能够谦让不待勉强，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德行不止于德行，而称为俊德，那么宏大而没有外在，如同天地的覆盖承载；宏大不止于宏大，而称为明，那么光辉普照四方，如同日月的照耀降临；明不止于明，而称为克，那么能够超越气禀的偏颇，断绝物欲的蒙蔽，他卓然超群是理所当然的！他的明德根本无以复加，所以明德的效验有其次序。用这种德行来治理家庭，那么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间，乃至五服异姓的亲属，欢欣地有恩义相爱，有序地有次序相接，都以圣人的明德为根本，而使他们有所效法。用这种德行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那么京畿附近的近处，万邦遥远的远方，民众众多，各自都能去除旧有的污秽，保全他们光明的德行。孝悌忠信，在安居乐业的闲暇中怡然自得；礼乐教化，在和谐和乐兴盛的局面中蔚然成风。都本于圣人的明德，他们向下观察而感化，本来就有不命令而顺从的。大概相同的道理，具备于圣人的一心之中，也具备于千万人的心中，圣人推广到家庭的，是这种德行；推广到国家和天下的，也是这种德行。举天下之大，都笼罩在圣人德化的范围内。唉！盛大啊！也曾观察《尚书》序言，帝王的德行没有比尧更盛大的，称述尧的实绩，没有比这里更完备的。史臣善于言说德行功业，真是厉害啊！后来子贡称颂孔子，说圣人的德行如同上天不可登阶而及，绥来动和的妙用，大概与尧没有不同，也可以说是善于言说德行了。后世从事治理的人，有志于实现帝尧那样的治理，常常效法帝尧的德行，而修身，就是用来彰明德行的。所以孟子说：“天下国家的根本在于自身。”

译帝尧分别命令羲仲，居住在嵎夷，名叫〇谷。恭敬地迎接太阳升起，评定东作农事的次序。春分之日，黄昏时鸟宿出现在南方，以此确定仲春时节。百姓分散居住，鸟兽繁殖交配。

圣人命令历官分派到各方去处理事务，希望他们在观测天象上精确，在考证验证上详尽，这是因为重视民事的开端。因为依据时节来从事农事，是一岁功绩的起源，不可迟缓。知道民事不可迟缓，那么分派到各方治理的人，就没有理由不使观测天象达到精确，并使考证验证做到详尽。

从前帝尧对羲和的分派命令，一定让他们在嵎夷〇谷之地履行职守，迎接阳光初升并识别日影，这原本是为了谨慎地处理评定东作农事次序的事情。然而还担心考证验证不够精确，于是观察白天与夜晚时刻相等，黄昏时鸟宿出现在南方，这样春分才没有差错；又担心考证验证不够详尽，观察百姓分散居住来验证气温的温和，观察万物生育来验证气候的和暖，这样春分更加可信，尤其用来谨慎地处理评定东作农事次序的事情。唉！这大概就是先于天时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时而奉行天时的道理吧！依据时节来从事农事，而一年的计划又应当在春天谨慎，因为它是岁功的开始；历法用来校正时节，而三春的节气尤其应当在春分谨慎，因为它是阳气中正的时候。谨慎岁功的开始，确定春阳的中正，圣人又怎么会不命令历官分派到各方，以穷尽观测天象和考证验证的方法呢？

嵎夷，是现在登州的地方。〇谷取太阳升起的含义，是羲和所居官署的名称。大概官署在国都，而观测天象的地方则在嵎夷〇谷。时节正值春分，旭日初升，希望羲仲仿效帝喾观测日月送迎的意思，尽到恭敬迎接的礼仪，以识别太阳初升时的日影。日影没有偏差，天时就正确了，以此来平均早晚的节令，安排先后的适宜，凡是岁功应当兴办的，民事应当发起的，就可以颁布给有关部门，在天下推行了。然而还担心观测天象不够精确，又让他们参照昼夜的日影时刻。大概夏天的日影时刻常常超过白天，冬天的日影时刻常常不足白天，只有春分的时刻相对于冬夏来说最为适中，必须昼夜的时刻各为五十才能确定。举白天来代表夜晚，所以说“日中”。又必须让他们审定星宿的位置。二十八宿随着天体运转，四方虽然有固定的星，但星没有固定的位置，叫鸟、叫火、叫虚、叫〇，各自在四季的黄昏出现在南方。春分之夜，必须南方朱鸟七宿出现在其位置才能确定。因为它的形状，所以说“星鸟”。像这样，就不只是以太阳初升的日影来确定春分，必须参照昼夜日影时刻的适中，春分才确定。不只是以昼夜的日影时刻来确定春分，必须求之于南方朱鸟在黄昏的出现，春分才确定。然而还担心考证验证不够详尽，希望他们观察百姓的分散，先前冬天寒冷，百姓聚集在温暖的地方，到了这时分散居住，就可以验证气温的温和了。又希望观察鸟兽的繁殖交配，生育叫孳，交配叫尾，鸟兽繁殖交配，就可以验证气候的和暖了。既有验证气温温和的方法，又有验证气候和暖的方法，那么天时物理无不契合，而推算占候的方法大概就没有丝毫差错了，圣人敬天勤民的心意就没有不尽的了。所以说：“圣人命令历官分派到各方去处理事务，希望他们在观测天象上精确，在考证验证上详尽，这是因为重视民事的开端。”虽然如此，难道仅仅这样吗？恭敬地尽到迎接送别的礼仪，讹误成为朔易的事务，宵中永短必定要考察，星火虚昴必定要观察，曰因曰夷曰隩必定要审察，希革毛毨氄毛必定要察验，那些继春天之后而做的，大概没有时刻不谨慎的。

帝说：“咨！你们羲和！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定四时而成岁。确实治理百官，各种功绩都兴盛。”

圣人命令制作历法的官员，用闰月来定四时，而岁功完成，所以依据时节来从事农事，而治功也就完成了。大概天运在上整齐，而后治效在下显现，圣人任命官员建立政事，没有不把制定历法校正时节作为首要事务的。如果岁功不能完成，那么治功又从哪里扩大呢？从前帝尧命令羲和，说那三百六十六天，这是一个周期的数目。然而以日月在天上运行的度数来考察，它们的度数有快慢的不同，它们的气朔有盈虚的差异，合并气盈朔虚而闰月就产生了。闰月既已设立，那么四时因此而定，岁功因此而成。以此来信任治理百官，那么天下的事功，难道不因此都扩大吗？唉！圣人穷尽裁成之道，辅相之宜，而恳切关注天道，他在治道上知道根本所在啊【云云】其防备如此。曾经说闰月对岁时的益处太大了。日月在天上运行，以周期来说，有难以整齐的度数；以岁来说，又有必须整齐的次序。两者不整齐而想要整齐，如果没有闰法，怎么能达到整齐呢？闰月，是合并气盈朔虚而制定的。日的盈余减少它，月的虚缺补充它，周期虽然不整齐，而时节与岁就归于整齐了。大概整齐而不整齐，是天道的运行；不整齐而达到整齐，是圣人的方法。然而天运在上整齐，而后治效在下显现，这是圣人任命官员建立政事，而没有不把制定历法明辨时节作为首要事务的原因。岁功完成而治功完成，那么圣人的能事就完毕了。如今

译“咨”就是“嗟”的意思。帝尧总括命令羲和，并且叹息着告诫他，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圣人对天道，已经竭尽心力了。“朞”就是“周”的意思。天体运行一周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天每天运行一周而超过一度，太阳每天也运行一周但相对于天来说落后一度，月亮每天运行一周但相对于天来说又落后十三度多，这种周期的度数是不能强行使之整齐划一的。至于年则有固定的时节，时节则有固定的月份，月份则有固定的日期，合计一年的天数是三百六十天，这种年的次序是不能不整齐划一的。然而太阳一年与天相遇一次，与年相比则多出五天有余；月亮一年与太阳相遇十二次，与年相比则少六天不足。太阳多出的部分称为“气盈”，月亮不足的部分称为“朔虚”，合并气与朔的盈虚，就设立了闰月。三年设一个闰月，五年设两个闰月，十九年设七个闰月，像这样，然后气与朔才能均衡整齐，时节得以端正，年岁得以成就。春夏秋冬不失其适宜，阴阳寒暑不颠倒其顺序，天时于是可以效法，地利于是可以凭借，人事于是可以没有失误了。这就是闰法之所以能整治不整齐而归于整齐的原因。时节已经确定了，年岁已经成就了，用这个来诚信地治理众多的百官，那么天下的各种事务将会看到没有一项不安康，而天下的治理功绩将会看到没有一项不广博。如果名实相违背，寒暑相颠倒，那么农桑等各种事务都会失去时机，百工的懒惰、万事的败坏，或许有说不尽的情况。由此看来，圣人任命官员端正时节，而希望年岁的功绩得以成就，无非都是为了天下治理功绩的打算吧！再考察经典，尧刚开始任命羲和时，就说：“恭敬地顺承昊天，观测日月星辰，敬慎地授予人们时节。”这大概是命令他主管观测天象以授予时节。到这里就说：“一年有三百六十天零六天，用闰月来定四时而成岁。”这大概是说制定历法的关键法则。圣人在即位之初，而恳切地把端正天时作为首要任务，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看到治理天时就是治理人事。天时已经端正，百工就可以得到治理，各种功绩就可以得到兴盛了。虽然如此，不只是尧，高辛氏观测日月星辰而迎送它们，舜用璇玑玉衡来齐正七政，都是这个意思。唉！规范天地的变化而不逾越，细致地成就万物而不遗漏，大概这就是圣人吧！

译舜典

谨慎地彰明五种伦理教化，五种教化得以顺从；让他统领百官政务，百官政务按时序井然有序；让他接待四方诸侯，四方诸侯恭敬和顺；让他进入山林深处，遭遇狂风暴雨也不迷失方向。

能够尽到人事的常规，而不扰乱天道的变化，这是圣人的卓越能力。圣人必定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也必定有超越常人的度量。凭借超过常人的才能来治理天下的事务，事情没有见得不被治理好的；拥有超越常人的度量而遭遇非常的变化，也没有见得不惊惧失常的。古代的人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舜吧！因此帝尧让他谨慎地彰明五种伦理教化，五种教化因此得以顺从；让他衡量决断各种政务，各种政务因此按时序井然有序；让他接待四方诸侯，四方因此恭敬和顺；让他进入山林深处，遭遇狂风暴雨的变化，行动也不迷失。唉！主持天下的事务而各自得到治理，遭遇天道的变化而不失去常规，如果不是本来聪明真诚智慧、坚定而不混乱的人，谁能参与这种境界呢？《舜典》所说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曾经说天下的事务极其难以治理，不是圣人就不足以临视治理；上天的变化也非常，不是圣人就一定会失去常规。圣人的才能，本来就是众人难以做到的；圣人的度量，更是众人所不及的。为什么说呢？常人在对待五种伦理教化时，有的想要它们顺从却得不到顺从；处在百官政务的位置上，有的想要它们有序却得不到有序；接待四方诸侯，有的不能达到恭敬和顺的境界；遭遇狂风暴雨的变化，有的不能不失去常规。只有圣人与常人不同，事情开始时就屡次尝试而屡次取得成效，道理所在之处随感而应就带来吉祥，这是上天赋予圣人的，难道是偶然的吗！现在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妇之间有别分，长幼之间有序列，朋友之间有诚信，这就是五种伦理教化，也就是所谓的五常。人之所以成为人，圣人之所以进行教化，都不超出这五种常道。只有谨慎对待而不敢忽视，赞美它而穷尽其道理，那么恭敬施予宽厚的意思就得到了，而主持教化的实质也对得起人了。能够顺从而不能违背，大概是不期然而然的事情。这是说圣人能够尽到司徒教化的职责就是这样。所谓揆，就是衡量；百揆，是衡量各种政务的官职。它的制度始于唐虞时期，也就像周朝的冢宰一样。事务极其繁杂，责任极其重大，还有谁比这更重的呢？让他担任百揆的职务，百官政务因此按时序井然有序，这是说圣人能够尽到各种政务的道理就是这样。古代用宾礼亲近邦国，诸侯各自从四方到来，而让他主持接待，所以称之为宾。四门，是四方之门。接待四方诸侯，到来的诸侯没有不恭敬和顺的，和谐达到了极点。这又说明他兼任四岳的官职，而能够尽到职责就是这样。从前洪水的灾害，只有尧担忧它，让舜进入山林，观察原野沼泽，狂风暴雨，众人惊惧失常，而舜独自不迷失。我由此看到圣人，不仅有超过常人的才能，更有超越常人的度量。接待四方诸侯，四方恭敬和顺，就是《左传》所说的“没有防备的人”；进入山林深处，狂风暴雨不迷失，也就像《易经》所说的“震惊百里，不丧失祭酒”之类是一样的。唉！圣人我已经不能看到了，通过史官记载的书籍，圣人的才能之美，还可以在数千载之上追想。孟子说话必定称颂尧舜，确实有原因啊！况且这一章的要旨，蔡氏的《传》解释得很明白。近来我参考各种注释的说法，而解释大麓的意义，则有所不同。孔氏说：“麓，就是录。让舜总录万般政务，阴阳调和，风雨适时，各自按照节令，没有迷错愆伏，而舜的德行与天相合。”看他所说的，与蔡氏的要旨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尧时的官职，没有比百揆更尊贵的，大麓万般政务，不是百揆又是什么？麓用山脚来解释，是很明白的。孔氏的说法，与经文意思有不相合的地方，所以不能勉强遵从。

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圣人审察观测天象的仪器以整齐天体的运行，又必定举行有序的祭祀典礼而周全礼仪，这是圣人接受天命之初，而严肃奉行天道的方式。圣人拥有天下，是上天给予的。天体的运行不可以不审察，祭祀的礼仪不可以不举行，这些都是政治中重大的事情。所以璿玑玉衡，是观测天象的仪器；而七政在天上，指的是日月五星。观察璿玑玉衡以整齐七政，其观测天象的方法很详尽了。于是向上帝举行类祭，向六宗举行禋祭，向山川举行望祭，向群神举行遍祭。凡是祭祀各有秩序，那么事奉神灵的道理都举行了。既然天体运行没有不齐整的，而祭祀礼仪没有不周全的，圣人奉行天道的道理不是很详尽吗？我曾经说圣人拥有天下，没有不是接受上天命令的。命令既然出于上天，那么我们用来奉行上天的人，可以不尽其道吗？所以不仅审察观测天象的仪器以整齐天体的运行，而且举行有序的祭祀典礼而周全礼仪。确实因为日月五星在天上运行，是敬授人时的根本；而百神来享用祭品，然后可以彰显上天给予的符瑞，那么政治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这是舜摄政之初，而对这两项事务特别用心，确实有原因啊。观察璿玑，而所

译这是用来象征天体运转的；王衡是用玉石制成的管子，横向设置，又是用来观测璇玑并整齐七政运行的。七政在天上运行，不就是指日月和五星吗？不称日月五星而称七政，是因为它们的运行有快慢、顺逆，就像人君有政事一样。七政凭借璇玑和王衡来整齐，要整齐七政，必须先考察璇玑和王衡。璇玑和王衡是观测天象的器具，那么考察璇玑和王衡就是用来整齐七政的。七政既已整齐，那么历法象数就形成了，天时也就确定了，观测天象的方法于是就很详尽了。观测天象的方法既然详尽，那么祭祀神灵的礼仪尤其不可滞后。对于上帝，就举行类祭来祭祀，其礼仪依照郊祀的规格进行；对于六宗，就举行禋祭来祭祀，以精纯的心意来献享。名山大川、五岳四渎，不就是应当祭祀的山川吗？遥望而祭祀，所以称为“望”。丘陵坟衍、古昔圣贤，不就是应当祭祀的群神吗？普遍地祭祀，所以称为“徧”。不仅对上帝举行类祭，而且对六宗举行禋祭；不仅对山川举行望祭，而且对群神举行徧祭。那么上下的神灵没有不被祭祀的，而祭祀献享的礼仪秩序井然。几乎可以看到在郊外祭祀而神灵降临，在宗庙祭祀而神灵享用，那么祭祀神灵的礼仪于是就达到了极致。先详尽地考察观测天象的方法，而后举行祭祀神灵的礼仪，圣人用来奉行天道的做法大概就是这样，而政事中的大事，适宜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曾经考察历法象数授予农时，是尧所优先做的；昭告上天神后，对上帝举行类祭，对冡土举行宜祭，是商汤和周武王所不废弃的。大舜摄政之初，首先必定致力于这两件事，人君奉行天道的道理，不过就在这里了。唉！圣人所奉行的是天，所以天的眷顾保佑也在圣人。那么舜得到天下，是谁给他的呢？回答说：“天给他的。”“天给他，是谆谆地命令他吗？”回答说：“天不说话，只是通过行为和事情来显示罢了。”

译通过陈述言论来考察，通过明确测试来检验功效，通过车马服饰来表彰功绩。

圣人借诸侯朝见之机来考察他们，其方法十分详尽；借诸侯的功绩来回报他们，其礼节十分优厚。就在他们陈述言论、测试功绩的时候，就用车马服饰来表彰他们，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从前帝舜，在诸侯来朝见时，让各自陈述治理国家的见解，听取他们的言论，接着又明确考核他们的功绩，以观察他们的行为，因此考察得如此详尽。诸侯如果对百姓有功，就赐给他们车马，又用服饰来表彰他们，因此回报得如此优厚。

那么，选拔决定必定审慎，待遇必定隆重，盛世述职的制度，大概就是这样。

上级对待下级，选拔决定的方法固然不能不严格，而待遇的礼节也不能不优厚。如果没有这种方法，就无法知道贤与不贤；有这种方法却没有这种礼节，那么有功的人又凭什么受到勉励呢？那么，礼节和方法，这两者可以相互依存，却不可相互缺失。这话真是正确啊！

现在，有德行的人必定有言论，言论是行为的表象，所以一个人的才能与否不可知，但从他言论的得失就可以看出来。于是通过陈述言论来考察。

然而，说话并不难，实行才难，君子不凭言论来选取人，一定要听取他的言论并观察他的行为。于是通过明确测试来检验功效。

陈述言论从而了解他的施政方略，测试功绩从而验证他操守行为的真实情况。如果言论符合他的行为，行为符合他的言论，这就是所谓的“诚信且成功”，所谓的“言论最终能取得业绩”，那么这个人的贤与不贤就昭然若揭、无法掩盖了。这就是考察得如此详尽的原因。

然而，考察固然不能不详尽，对待也不能不优厚。况且分封爵位、划分土地，树立屏障、建立诸侯，难道只是为了安逸打算吗？只是为了治理百姓罢了。所以百姓的功绩称为“庸”，能够抵御大灾难、捍卫大祸患，兴办利事、消除祸害，使普通男女都乐于生存，这就是对百姓有功的人。

用什么给他呢？大路车和四匹马。又用什么给他呢？礼服和黼衣。车马用来安顿他的身体，而没有背负车乘的讥讽；服饰用来装饰他的身体，而没有不称职的诋毁。这就是回报功绩如此优厚的原因。

虽然如此，帝舜不仅用这种方式对待诸侯，他对待黎民中的贤士，也说通过陈述言论来采纳，通过明确测试来检验功效，通过车马服饰来表彰功绩，他选拔贤才、勉励臣下，都是遵循这一条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在三年之后考核政绩，在三次考核之后罢免或晋升，而各项业绩都得以兴盛的原因。后来成周（周朝）的制度，六年五次朝见，明确罢免或晋升，大概也是增减有虞（舜）的制度而制定的。这就是成周太平盛世的政治，之所以也不愧于有虞时代的原因吧！

用象征性的刑罚作为常刑，流放宽恕五种刑罚，用鞭刑作为官府的刑罚，用扑刑作为教育的刑罚，用罚金作为赎罪的刑罚，过失和灾祸予以赦免，依仗权势且屡教不改的处以刑罚。要恭敬啊，要恭敬啊，只有对刑罚要体恤啊！

圣人制定刑罚，虽然有轻重的区别；圣人使用刑罚，常存有敬慎的心意。因为刑罚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圣人是不得已才使用的。如果没有敬慎体恤的心意，那么刑罚就会不恰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

因此，舜摄政之初，就向人展示五种常刑，用来对待罪行严重的人；稍轻的，就流放以宽恕他们；鞭刑和扑刑，用来对待罪行较轻的人；更轻的，就用罚金来赎罪。这五种，是法律的正统。

无意而误犯的，赦免用来宽恕他们的过错；有意而故意犯的，刑罚用来诛灭他们的心。这两者，是法律的变通。

圣人立法制刑，如此详尽，然而难道倚仗这些来逞强吗？恭敬而又恭敬，他的心未曾轻视过，大概是因为心中有所不忍的缘故。

所以轻重各有其恰当之处，是天讨不可改变的定理；而敬慎体恤常行于其中，可以看见圣人的本心。

圣人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因此有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为政尚且如此，何况使用刑罚呢？轻则鞭打扑击，伤害人的肌肤；重则斧钺，残害人的性命。死者不可复生，断肢不可复续。一旦失当，百姓就有不得其死的情况了。

所以刑罚用来辅助治理，即使是圣人也不可废除；然而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没有刑罚，这是圣人的用心，本来就不是普通人所能相同的。尽到这一道的，我在大舜身上看到了。

因此，用象征性的刑罚作为常刑，“象”是垂示形象给人看，“典”是常规。向百姓展示常刑，使百姓知道畏惧，所谓的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就是这五种。这五种，是刑罚的正统，用来对待元恶大憝、杀人伤人、盗窃淫乱，那些不可宽恕的罪行。

“流宥五刑”，所犯的罪虽然进入五刑的范围，但情有可原、法有可疑，以及亲属、贵族、有功勋劳绩的人不可施加刑罚的，就放逐到远方以宽恕他们，如五刑有宅、五宅三居那样。

“鞭作官刑”，木柄末端垂挂皮革，施加于官府以惩罚他们的怠惰；“扑作教刑”，夏楚两种刑具，用于学校以警戒他们的怠荒。这两者，是用来对待罪行较轻的人的。

罪行进入鞭扑的范围，刑罚可以说是轻了，而其中又有情有可原、法有可疑的情况，就让人缴纳罚金来赎罪，大概是不忍心施以轻刑，也不愿意直接赦免。

这五种，从重到轻，是法律的正统。

“灾肆赦”，“灾”指过失，“肆”指不幸，像这样犯法的，不等待流放宽恕或罚金赎罪而直接赦免。所谓赦免过错没有大的。

“怙终贼刑”，“怙”指有所依仗，“终”指再犯，像这样触犯刑罚的，那么即使应当宽恕、应当赎罪，也不允许宽恕，也不听任赎罪，而必定处以刑罚，这就是所谓“故意犯罪没有小的”。

这两者，或者从重到轻，

译有时从轻判转为重判，这大概是运用法律的权衡，也就是所谓的法外之意。圣人制定法律和刑罚的根本与枝节，这六种情况大致已经说尽了。虽然刑罚的轻重取舍、宽缓严酷有所不同，但“慎重啊慎重，唯独对刑罚要体恤”的意思，未曾不在其中施行。钦敬就有恭敬谨慎的意思，体恤就有哀怜怜悯的心肠。圣人对事情本来没有不恭敬的，而使用刑罚更是圣人所特别谨慎的；圣人对百姓本来没有不体恤的，而有罪的人更是圣人所特别怜悯的。圣人难道喜欢刑罚吗？实在是有所不得已罢了。如果心中存有一丝懈怠疏忽的念头，那么刑罚的轻重就会失去适宜，取舍就会失去恰当，舍弃那些有罪的人，刑罚就会波及无辜的人了。圣人因为不得已才使用刑罚，难道会有残害百姓以逞私意的想法吗！所以刑罚轻重有次序，足以体现圣人的法律；而恭敬体恤没有间断，足以体现圣人之心。这好比天地四时的运行，虽然有寒冷肃杀的不同，但其滋养万物生长的意思，未曾不在其中流行。这就是圣人好生的德政融洽于民心，而百姓自然不触犯官府，以至于刑罚搁置不用，从而成就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局面。虽然如此，舜制定五刑，有流放宽宥而没有金钱赎罪，所说的赎罪，只是鞭打扑击的刑罚罢了。到了《吕刑》才开始有五等罚金，怀疑是周穆王开始制定的，这不是法律的正统。因为应当受刑却用金钱赎免，就失之于轻；怀疑可以赦免却处以罚金，就失之于重。而且让富人获得免罪，穷人承受刑罚，又不是公平的做法。然而穆王所说的哀怜怜悯断案，所说的敬重五刑，那么他恭敬体恤的意思还知道古人的用心，所以孔子选取它。唉！天下如此广大，掌管刑罚的人是百姓的性命主宰，任用他们能不慎重吗？

译咨询四岳，开启四方之门，使四方之目得以明察，使四方之耳得以通达。咨询十二州的州牧，说：“让百姓有饭吃，关键在于顺应农时！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敦厚德行，信任善人，而斥退奸佞之人，那么蛮夷各族都会顺从。”

圣人咨询内臣，是为了让他们尽到辅佐君主的职责以谋求治理；尤其必须咨询外臣，是为了让他们尽到养育百姓的政治以招致远方之人。大概谋求治理没有比近臣更优先的，养育百姓没有比群牧更迫切的，圣人急于政治，怎么能不咨询他们呢？因此帝舜即位之初，向四岳之官谋划治理，让他们开启四方之门以招来天下的贤才俊杰，明察四方之目、通达四方之聪以扩大天下的视听，这难道不是希望他们尽到辅佐君主的职责以谋求治理吗？然而如果不修明养育百姓的政治，就不足以成就天下的治理，必须咨询州牧，让他们重视百姓的粮食而统一对待远方和近处，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那么百姓就能实现安居乐业的愿望，即使是蛮夷之国也会相继顺从，这难道不是希望他们尽到养育百姓的政治以招致远方之人吗？那么四岳总领内部，州牧总领外部，内外相互依存而治理之道就完备了。《尚书》说【云云】，其要旨就是这样。

曾经有人说，君主以一人之身统御万民之上，天下人才的贤与不贤、四海百姓的安危，即使有知人的智慧、安民的恩惠，怎么能遍知遍及呢？因此在内部设立四岳，那么贤才就被举荐而视听就广阔；在外部设立州牧，那么百姓就安定而四方夷狄就顺从。内外职位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圣人还需要做什么呢？不过是垂衣拱手、恭敬端正地面向南方而坐罢了。然而如果担任四岳的人不能尽到职责，那么贤才必定隐退在下，聪明必定日益被蒙蔽在上，又怎么能成就内部的治理呢？担任州牧的人如果不修明政治，那么百姓既无法安定生活，外夷又会趁机侵扰作乱，又怎么能致治于外部呢？所以岳牧的官职责任重大，关系到政治的得失，这就是舜即位之所以必须先任命他们的原因吧！

况且君主统御天下，依靠治理没有比贤才更急迫的，然而君门万里，出类拔萃的人才怎么能自我通达呢？担任四岳的人应当开启四方之门以广泛寻求贤哲，布列于朝廷，广泛招揽俊才，排列于众官之位，使田野没有遗漏的贤才就可以了。耳目固然用来扩大视听，然而君主一人的聪明有限，即使有视远惟明、听德惟聪的心意，怎么能通达远方呢？担任四岳的人应当明察四方之目为自己远视而没有遮蔽，通达四方之聪为自己远听而没有壅塞，使美好的言论没有埋没就可以了。那么内部谋求治理不咨询四岳，养育百姓的政治不咨询州牧，可以吗？

天下广大分为十二州，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君主虽然有爱民之心，怎么能每家每户都给予恩赐呢？担任州牧的人，应当知道以养育百姓为要务。不违背农时，那么众民就有粮食吃了；宽厚地抚慰他们，那么远方的人就来了；安抚并使他们习惯，那么近处的人就喜悦了。然而如果不进用贤人斥退不肖之人，那么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又怎么能成就养育百姓的政治呢？必定要敦厚诚信仁德之士，屏弃奸恶之徒，那么政治就没有不成功的。岂止中原的百姓得到养育，即使是边远荒僻之地，也会来朝见；戎狄之人，也会顺从。唉！远方之人来归，哪不是外臣养育百姓的政治所导致的呢？

正因为如此，唐尧虞舜之时，四门庄重肃穆，那么四岳的治理不是不举；各自引导有功之人，那么州牧不是不修。而舜即位，却急切地首先咨询岳牧，为什么呢？大概舜继承尧之后，只担心治道兴盛而或许会衰落，人心久了或许会懈怠，所以要奋起功业光大帝业的记载，不得不这样。所以当摄政之初，当天就觐见四岳群牧者，只不过是为了整理瑞玉颁发瑞玉，与他们端正开始罢了。到这里则建立官职分派职责，希望他们有所成就天下的治理。后来成周称颂唐虞，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众政和谐，万国安宁，就知道岳牧对于内外治理的作用太大了。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能达到雍容和乐太平之治的原因吧！

【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作为百姓的上级，能够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那么就没有远方不服从的了。远方之人顺从，难道有其他原因吗？也只是在于举措得当，有以符合他们的心意罢了。适宜帝舜以此告诫长民之人。那些有德行的人知道所当亲近，仁爱的人知道所当信任，而包藏奸恶的人知道所当拒绝，那么君子进用而小人退避了。如果真的这样，即使是蛮夷之远，也会相继顺从中国，哪有治理不好的呢？帝舜以此告诫十二牧，可以说是掌握了治理的根本了【云云】。

从前鲁哀公曾经问孔子什么才能使百姓顺从，孔子回答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那么百姓就顺从；举用邪曲的人置于正直的人之上，那么百姓就不顺从。”这话太精妙了！可以说是达到了天理人情的极致。大概人情没有不好正直而厌恶邪曲的，所以举用得当，那么自然足以符合人心，天下谁不为之悦服？一旦失当，那么喜好人所厌恶的，厌恶人所喜好的，这就是违背人的本性了。即使一个人尚且不能强行使其顺从，怎么能得到天下的心呢！何况亲近贤臣、疏远小人，是国家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智，是国家倾覆的原因，其所关系尤其重大。担任十二牧的人，各自以本州之士为私，各自以本州之民为子，在这里应当如何尽心呢？仁义礼智根植于心，而美好的声誉广泛施于自身，这就是有德行的人，我则尊重

译提高他们的地位，加重他们的俸禄，用来厚待他们的措施没有不周全的；慈爱祥和、悲悯痛惜，能够保持不忍心伤害他人的心，宽宏大量、温和柔顺，能够施行不忍心伤害他人的政治，这样的人是仁人，我就任用他而不犹豫，委托他而不怀疑，用来信任他的态度极其专一。虽然如此，有德行的人是我们所亲近的，但天下难道都是有德行的人吗？本来就有外表看似庄重而内心实际阴险狡诈的人，称他们为可任用的人吗？仁厚的人是我们所信任的，但天下难道都是仁厚的人吗？本来就有外表装作温柔而内心实际残酷的人，称他们为可任用的人吗？他们本来就善于逢迎讨好，而我则听取观察必须审慎而不敢轻率；他们本来就容易投合心意，而我则选拔甄别必须严格而不敢忽视，所谓用人难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所任用的必定是君子，天下就能蒙受他们的福泽；所罢免的必定是小人，四方就不会遭受他们的毒害。朝廷清明，法纪振兴，治理教化洋溢于中原，并施及到蛮夷之地。那三百里外的蛮人，居住在荒服之地，是不能用政令来整齐规范的，如今也安分于邦国疆域之内而不敢怀有二心；三百里外的夷人，居住在要服之间，是不能用威刑来禁止约束的，如今也仰慕风化道义而不敢萌生背叛的念头，为什么呢？因为内外形势虽然不同，但好恶的情感却是一样的。身为百姓的统治者，举措没有谬误，从而能够使他们心服，这就是他们顺从归服的原因。他的功绩足以安抚远方的人，而恩惠却不能遍及百姓的情况，是没有的。作为州牧的人，怎么能不尽心呢？况且舜举用八恺八元，天下称赞他的才能；诛杀四凶，天下信服他的得当。那么舜在亲近贤人、疏远奸佞的道理上，大概已经实行了，却又恳切地告诫十二州牧，难道不是治理有小大之分，而其道理没有不同吗？虽然如此，州牧的职责是养育百姓，而告诫他们这些，是为什么呢？因为使粮食充足是用来让他们有所供养，进用贤人、斥退不肖之人，是用来让他们能够安于所受的供养。不然的话，君子在民间，小人在高位，恶政日益加于百姓，即使有粮食，怎么能让他们吃得上呢？所以舜既已告诫他们“耕种要顺应时节”，而必定接着告诫亲近贤人、疏远奸佞的道理。这样才足以成就养育百姓的功业。孟子说：“尧舜的仁爱，不能普遍地爱所有人，把亲近贤人作为急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译任命你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语言，声调依据歌的延长，音律调和声调。八种乐器能够和谐，不互相扰乱次序，神与人就能和谐。

任命官员以音乐舞蹈进行教化，想要培养他们中和的品德，必须追溯音乐舞蹈的根本，进而赞颂其幽明之间的感应。既然任命官员以音乐舞蹈为教化，那么他们专职教育的用意，本来就是为了培育人才、涵养性情；而论述音乐以人声为根本，那么音乐舞蹈的和谐，又难道不是用来感通神人、调和上下的吗！从前舜任命夔掌管音乐来教导贵族子弟，既想要考虑他们可能出现的偏差而加以辅助，又想要防止他们过分而加以禁戒，这就是他们专职教育的用意，以此来培养中和的品德。然而教化的根本在于德，教化的工具在于乐，那么音乐的创作，本于人声的和谐，以达到音乐舞蹈的妙处，几乎可以看到神没有不被感通的，人没有不和谐的，这更是极尽了幽明之间的感应。这就是贵族子弟的教育、掌管音乐的官员之所以设立的原因吧！圣人创作音乐，其本体、功用、功效广大深切到如此地步。我曾经观察《周礼》，大司徒掌管成均的教育法，用来教导国家的子弟，以六德为根本，以六律为音律，那么圣人的教化，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又观察商朝用钟鼓演奏乐曲，用来取悦我的烈祖，先祖听了感到高兴，尊贵的客人听了感到愉悦，那么神人的和谐，也在于音乐了。为什么呢？因为音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从掌管音乐的教化来说，本来是以人心的和谐来感化人心的和谐；从创作音乐的效应来说，又难道不是人心的和谐而通达幽明之间的感应吗？现在舜任命夔，不仅从教导贵族子弟的角度来说，还一定要从感通神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他们专职教育的用意，以及音乐舞蹈的极致功效，又难道仅仅是殷周盛世才有的吗！帝舜的意思好像是说：“现在我任命你为掌管音乐的官员，难道只是为了炫耀金石的声音、干羽的舞蹈吗？大概从天子的长子，到公卿大夫的嫡子，没有不寄托着天下国家的重任，而不可以没有教化的。声音用来滋养他们的耳朵，色彩用来滋养他们的眼睛，歌咏用来滋养他们的情性，舞蹈用来滋养他们的血脉，这难道不是掌管音乐的教化吗？正直的人必定缺乏温和，所以希望他们温和；宽厚的人必定缺乏庄重，所以希望他们庄重，那么正直就不会流于揭短，宽厚就不会流于放纵。刚强的人必定会流于暴虐，所以告诫他们不要暴虐；简约的人必定会流于傲慢，所以告诫他们不要傲慢，那么刚强就不会流于粗暴，简约就不会流于怠慢了。补救他们气质的偏差，培养他们中和的品德，那么你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大概就在于此了。”虽然如此，音乐难道是无缘无故创作的吗？也是以人声为根本罢了。人心的活动，通过语言来宣发，在心中为志，语言为诗，那么志向通过语言而显现。既然形成语言，必定有其节奏；而语言不足以表达，又延长歌唱，那么语言通过歌而延长。既然有了延长语言的歌，那么歌声中浊的是宫，逐渐变短的是商、角、徵、羽，不说是“声依永”吗？既然有了依据延长之声，那么必定以五声、六律、十二管互相作为宫音，不说是“律和声”吗？人声既然和谐，配上八种乐器成为音乐，那么金石丝竹等不同适宜的材料，和谐纯粹而不违背情感；匏土革木等不同用途的材料，清晰连贯而不扰乱次序。在郊外宗庙进献，就足以感动天地、感化鬼神；在朝廷演奏，就足以敦厚人伦、美化教化，哪里还有幽明之间、上下之间的差别呢？既然圣人创作音乐的效应达到如此地步，那么掌管音乐的教化用来培育人才、涵养情性的作用，也可以看到了。况且唐虞的教化，有像司徒恭敬地敷布五教那样，而他们用来侍奉神灵的，有像秩宗掌管我的三礼那样。现在贵族子弟的教育、神人的和谐，都委托给夔掌管音乐，为什么呢？大概圣人的教化，没有比音乐更好的，而音乐之所以能感通神人，是同一至和的流通，难道能说这是贵族子弟的教育，而那是神人的感应吗？后来夔陈述创作音乐的效应，开始说“祖先来享”，而“虞宾在位”；最后说“鸟兽跟从舞蹈”，而“凤凰来仪”，那么不仅没有辜负帝舜的任命，也对得起音乐舞蹈的妙处了。这就是韶乐之所以尽善尽美的原因吧！

告诫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只有这样才能胜任上天的工作。

圣人感叹以任命众多臣子的职责，想要他们主敬以辅助上天事务的重任。上天事务的重任，不恭敬就无法辅助；然而不感叹以致其命，那么听的人将会认为是泛泛的常言罢了。圣人任命众官，事情极其不一。天有不能自己做的而寄托给君主，君主有不能自己做的而寄托给臣子。君主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天的事情呢？怎么能不恭敬以辅助它呢？没有一件事不是天的，那么必定没有一件事不恭敬。虞廷总命群臣的时候，必定感叹而修饰其辞，就是因为这个啊【云云】职位的尊卑不一，而说职位的必定说共天位；职责的大小不一，而说职责的必定说治天职。五典叫天叙，五礼叫天秩，五服叫天命，五刑叫天讨。所任的事情不一，而辅助天的则相同，又怎么能不感叹而以恭敬一词告诉群臣呢？舜分命给二十二人的是怎样的呢？备咨询之任的，是四岳；图宅揆之

译绩者，就是伯禹。黎民遭受饥荒，所以稷播种百谷；百姓不和睦，所以契推行五教；刑法由皋陶来明察，百工由垂来掌管；上下草木鸟兽未能顺服，我所依赖的是益；天地神祇人鬼未能有序，我所资取的是伯夷。有夔来掌管音乐，那么我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就不担心不能施行；有龙来传达命令，那么我发布政令就不担心不能允当；有十二牧在外分职治理，那么我顺应时势、安抚远方、亲近近处的政治就不担心不能确立。他们所做的事务固然各不相同，然而在内，四岳九官，哪里不是代替天工？在外，十二牧，哪里不是掌管天牧？如果身居其职却懈怠其事，身处其位却轻慢其政，就无法辅佐君主，也就无法辅佐上天了。因此，天工的明察，不恭敬就不能作为主导。恭敬是什么呢？就是敬罢了。不杂以二念，必定专一其心思；不参以三心，必定统一其操守。像这样，不仅足以辅佐君主，确实也足以辅佐上天了。由此看来，人臣的事务虽然不一，但都统一于代天行事；统一于代天行事，就必须统一于主敬。帝舜深知这一点，还担心群臣以平常的态度看待它，所以在群言之首，发出“咨”这一声叹息，用来感动那二十二人的恭敬之心，其效果会如何呢？又曾考察，舜任命禹、任命伯夷，是咨询四岳后任命的；任命垂、任命益，是广泛咨询后任命的；任命夔、任命龙，是因人的推让而任命的。至于稷、契、皋陶没有咨询的，只是重申他们原有的职务罢了。懂得道然后可以总领百官，懂得礼然后可以掌管三礼，懂得道、懂得礼，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必须咨询四岳后任命。至于掌管百工，掌管上下草木鸟兽，则又不同于此类，所以广泛咨询后任命。礼乐、命令，事理精微，不同于百工、庶物，所以必须等待伯夷推让后才任命。正因为分命时有咨询，所以总命时必定咨询，以此来警戒他们的恭敬吗？我看《尧典》一书，在任命治历时说“钦若”，在任命治水时说“钦哉”。钦，是尧舜相传的心法。对二十二人的咨询，舜致力于“钦”，是有来由的。

译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后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各项事业都兴盛起来。

圣人考核功绩以显示奖赏和惩罚，有固定的法则，所以群臣尽职而立功的人有显著的成效。考核功绩核实情况的严格，正是众功得以广泛推行的原因。在过去虞朝的朝廷，考核政绩施行在三年之时，罢免昏庸提拔贤明在三年之后，按时考核功绩，截断有固定法则就像这样。因此赏罚明确诚信，人人自立于事功，百官的业绩虽然看似不齐，但都兴盛的效果如同出自一致，各自有成效又如此。固定法则施行于君主，而成功显现在臣子，虞朝的治理之所以不可企及。君主以礼使唤臣子，臣子以忠侍奉君主。君主对于臣子，只知道尽待下的礼节罢了，起初不依赖于用奖赏来诱导、用惩罚来恐吓；臣子对于君主，只知道尽事上的忠诚罢了，也不依赖奖罚然后才知道什么是劝勉和惩戒。然而时光容易流逝，人心容易松懈，三年而不考核其政绩，就无法提撕警觉而振作其懈怠懒惰之心；人不能都贤能，那么职务或许不能普遍举荐，三次考核而不继之以赏罚，也就无法知道他们的贤与不贤而为之进退，那么玩忽职守苟且偷安，敷衍塞责每天汇报却无功效的人就有了，各项业绩从哪里都兴盛呢？古代的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三年之后考核其功绩，考核其优劣。大概因为三年有成，那么有才能的人可以自我显现了，虽然未必能立刻得到其底细；有过错固然不可掩盖，但还是希望其能自我革新。所以虽然评定其上下，但还没有立刻施行罢免和提拔。等到三次考核之后，那么在九载之间，人因为长久而可见，功因为长久而可成，凡有才能的人得以穷尽其能，而有过错的人也没有再能改正其过错的了。贤明者，是才美外显而有功绩的人，于是或者增加其土地，或者晋升其爵位，用来提拔他们以示劝勉；昏庸者，是职业不修而毁坏其功绩的人，于是或者罢免其爵位，或者迁徙到远方，用来罢免他们以示惩戒。圣人执掌这样的政令，坚定如金石；施行这样的法令，诚信如四季；依据这样的至公，无私如天地。尽力效力的人知道奖赏必定会到来，而苟且偷安的人也知道惩罚不可以侥幸逃脱。因此“敬重你们的官职，勉力你们的政务”，勤勉急切，不敢自闲。凡是居于百揆之职，就勉力于治理，那么百揆的职务就成功了；推行五教的业绩，遵循典礼音乐，那么礼节而音乐和谐；掌管刑罚，那么刑罚清明而百姓顺服。内而朝廷，外而各国，没有担任其职务而无其功绩的人。虞朝激励劝勉人心的方法，确实是万世的良法啊！难道只有虞朝是这样吗？它所由来已经很久了。尧试用舜时，询问事务考核言论，于是说言论可以达成业绩三年，这就是所谓的在三年考核政绩。他罢免鲧，是因为九载而业绩没有成功；他提拔禹，是因为九年而水土平治。这就是三次考核罢免昏庸提拔贤明。泰和在唐虞，确实有原因啊！虽然，明良喜起的朝廷，其稽考功绩核实情况，虽然不能不借助于法，而其礼遇臣子的方面，这又不可以不知道。后世有……

将以

致治或以滋乱者有矣

大禹谟

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徳。”

大禹德化大洽，而尤尽告戒之诚，正欲君臣责难，以为图治化之本。此史臣所以既賛其教化之盛于先，而尤备述其责难之辞于后也。以为考古之大禹，其文命之敷既可以遍及于四海，若可以自足，而其心以为未尝足也。方且陈其谟训，以敬承于帝焉。而其告君之辞有曰：“君必难其为君，臣必难其为臣。君臣克艰，各务尽其所当为者，则其政事乃能修治，下民自共观感，而速化于善矣。”处已治而犹若未治者如此，非徳量之大者能之乎？史臣以大禹称之，良有以也。自常情观之，孰不曰治功之未感、教化之未行，圣人之所忧也？四方风动，万邦作乂，则可以相安于无事矣。禹之心，何为而自视欿然耶？呜呼！是未知禹之心者也。彼诚见乎朝廷之上、君臣之间，万事之根本在焉，万化之权舆系焉。苟顷刻谨畏之不存，则怠荒之所自起；毫髪几防之不谨，则祸患之所由生。为君者兢业以图治，尤恐君道之或弛，况可为之以易乎？为臣者同寅协恭以辅君，尤恐臣职之或废，况可承之以怠乎？此所以不以徳化大洽于一时者为已足，而必以政治民化于无己者望其君也。禹之心，其若是乎？且文命之敷，果何自而见也？观其东渐于海【阙】间，无非此徳之充周也。西被于流沙，则弱水

之【阙】之洋溢也，朔南暨声教讫，则衡山之南、幽都之【阙】此徳之敷畅也。地势有逺近，而禹之徳教无逺近之【阙】有彼此，而禹之徳教无彼此之异。他人不啻足矣

译然而禹内心尤其感到愧疚，正在进献可行的建议、替换不可行的做法，并竭尽他恭敬地提出责难的责任；谨慎小心，并竭尽他恭敬地陈述善道的敬意。于是忠诚的言论和美好的谋略每天在面前陈述，而他告诫的言辞却说：“君王能够艰难地做好君王，臣子能够艰难地做好臣子，政治才能治理好百姓，勉力修德。”那么禹的意思难道不是这样说吗：尊贵身为天子，固然可以安逸，但每日处理成千上万的事务，是谁的责任呢？尊居百官之首，固然可以安逸，但恭敬地承天行事，是谁的任务呢？必定是君王不改变他作为君王的身份，而常常怀着早起晚食的忧虑；臣子不改变他作为臣子的身份，而常常怀着失职废职的念头。像这样，那么纲纪法度必定鲜明可观，礼乐刑政必定通达四方而不违背，而政事没有一项不修举的。君臣的身分，是万民所观仰的。君臣的政治教化既然施行，那么天下的习俗难道有不美好的吗？我看那众多生存的人，他们的资质虽然不齐，现在都归于变化而和谐；众多聚集的人，他们的情态虽然不一，却都普遍融洽于你的德行。即使是风吹草伏、地速树长，也有不足以比喻其迅速的了。再进一步论述，克艰的道理，禹向舜陈述，而舜把天下禅让，实际上基于此。为什么呢？大概克艰的言辞刚刚从禹口中说出，而“确实如此”的话语就契合于舜，这是已经对他的言论有所体会了。后来禅让给禹的言辞有说：“你只有不怠慢，统领我的百官。”又说：“能够勤劳能够节俭，不骄傲不自夸，最终登上君位。”那么舜把天下授予禹，不仅因为他的治水之功，实在因为他的克艰的缘故。那么这个道理，实在是万世君臣治理国家的根本。孔子说：“做君王难，做臣子也不易。”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

译文命遍布四海，恭敬地承奉帝命。说：“君主能胜任君主的艰难，臣子能胜任臣子的艰难。”在德化已经普及之后，正是君臣互相责难、严格要求的时候，这是何等古代的大臣，对君主的告诫如此深切啊！大概德化尚未普及时，常情都知道其艰难；德化已经普及后，即使一时的君臣也不能视之为容易。这是治理的根本，往往在大治已经成就之后才兴起的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文德的普及，禹虽然可以恭敬地承奉帝命而无愧，但克服艰难的告诫，禹正认为这是君臣的责任而不推辞。有虞氏的朝廷，必定不是因为文命已经普及就有所懈怠的人，禹与之互相警戒，实在是担心会有这种懈怠的情况。难道因为一时的治效已经成就就可以自我满足吗？处理天下的事务，以艰难的态度去做，就能得到其艰难的原因；以容易的态度看待，就会失去其艰难的意义。虽然四海之大，兆民之众，都可以逐渐受到治理政治之余的影响；如果视之为容易，那么泰和至治的氛围熏蒸洋溢，而玩忽之心就会产生，我实在不知道其最终会怎样。唉！天下没有永远太平的时候，而深爱君主的人，往往在盛世之际产生忧虑。世上做臣子的人，承担君主的事务，只有天下未安宁、百姓未教化时，才有理由让君主宵衣旰食地担忧，而没有实际敬事的表现。一旦治定功成，民风淳朴，瞻望宇宙再无可为之事，君臣之间动静相庆，谁能以忧治危民的意思，在言谈举止之间表达出来呢？禹侍奉舜，则与此不同。大概从洪水正盛时，受命平治，我看舜任命他的话，说：“你掌管百官。”说：“辅佐治理。”其委任托付之重，不是一时群臣所能比拟的。禹以一人承担委任之重，其所以恭敬顺从的，应当如何竭尽全力呢！如今地平天成，三事和谐，在这个时候，德洽民心，光辉达于海隅，恭己无为于东渐西被之声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都是禹的功劳。回想下民昏垫之初，到如今见到四方风动的效果，其艰难如此。继自今告厥成功之后，也可以稍微表达我敬君的初心，而庙堂之上都俞相与，自此也可以稍微宽慰其忧虑了。而禹的意思则是：“君臣教理之道，不难于未治之日，而难于既治之时。逸居无教之初，不可以易心为之；而万邦作乂之后，正当以为难，而不可以为易也。况且宇宙生民之责，萃于君相之身，一理有亏，即君道之所欠；匹夫不被其泽，则受职任事者，其责有不得辞。天下至大，玩心易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伯夷之言所当戒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皋陶之谟不可忽也。谨御辔于康庄之途，慎舟楫于恬静之顷，则德化之已敷者益深，治功之已盛者益着。”大概至诚而禹承敬之意，而后为尽耳。虽然，君道如舜，臣道如禹，皋、稷、契亦云至矣，而禹犹拳拳焉，何哉？吁，此其为圣人之治也。盖圣人之心，德愈盛而愈下，治愈隆而愈不足。其警戒之意，凛然若遭至危而临大患者，盖其心真见治之不足恃，非心实自足而姑为是责难之辞也。吁，太和文德之治，非后世之所可及欤！

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求言而任贤，盛治所由基；虚己以好贤，圣人之所独。夫惟善道登用，而后天下无不安之民；亦惟圣人在上，而后天下无不用之贤。苟非圣人，莫能及也。是故言之上者无所伏，人之贤者无所遗，其有以使天下之民咸被其泽而得其所者，宜矣。然非圣人之忘私顺理，岂能稽众人而使善言之不弃？非圣人爱民好士，岂能不虐不废而使贤才之无遗？此所以惟帝能之，而非常人所及也。禹以克艰之道望之舜，舜以克难之效归之尧，圣人之于治不敢自谓其已如此。天下之安危，系乎善言之进退，而善类之存又系乎君心之公私，言治者所以深探其本而极陈之也。盖言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贤者所以立邦家之基。苟善论有一之未达，贤才有一之或遗，则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然则谓天下之安危不系乎善言之进退，不可也。谏在臣，听在君；德在人，用之在君。苟非人君有大公无我之心，有视人犹己之量，则防谄至而公议防，礼貌衰而贤者去，欲贤无遗而言罔攸伏，得乎？然则谓善言之进退不系乎君心之公私，不可也。古人之能尽此道而致此效者，其惟帝尧乎？贱而刍荛皆得以尽其情，防而草茅皆得

译如果伸张他的议论，那么好的言论本来就不会被埋没了。居住在宽闲田野的人都将任职于朝廷，处在寂寞水滨的人都将位列于朝班，那么贤能的人本来就不会被遗漏了。因此政治清明而百姓安定，风气转变而习俗改变，四方有磐石般的稳固，天下像泰山一样安宁，万国都得到安宁，这也是必然达到的效果。

然而，傲慢的脸色将人拒之千里之外，一个人未能得到任用，君主就无法成就功业。如果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别人，想要让所有言论都充分表达，就像倾覆鸟巢去取卵而凤凰不来，剖开母胎焚烧树林而麒麟不游；如果虐待无助的人而废弃困穷的人，想要贤能的人全部聚集，是困难的。圣人正因为懂得这一点，所以广泛询问众人而不畏惧咨询访问的辛劳，听到善言就跟随而没有吝啬之意。众人的言论尚且乐于听取，那么好的言论可想而知，好的议论哪有被压制而不能通达的呢？百姓颠沛流离而无助，是人们容易虐待的对象，却不虐待他们；士人困顿而处于穷困，是人们容易废弃的对象，却不废弃他们。对于无助困穷的人尚且加以关怀，那么贤能的人可想而知，贤才哪有不被录用的呢？

正因为大公无私，所以能舍弃自己而顺从别人；正因为德行盛大、礼仪恭敬，所以能不虐待而不废弃。所以说只有帝尧能够胜任，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惟”的意思是独特，尧之外没有其他人；“克”的意思是能够，尧的德行没有人能比得上。如果不是圣人深刻认识到大道难以穷尽，怎么能达到这样的极致呢！程子说：“舍弃自己顺从别人，是最难的事情。‘已’是我所固有的，虽然痛苦地舍弃它，还担心坚守自己的态度太固执而顺从别人的态度太轻率，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帝尧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原因。”

然而，舜继承尧的治道，重华辅佐帝尧，本来就有渊源。看他喜好体察浅近的话语，吸取别人的善行，那么美好的言论必然不会被埋没；元恺被任用，九德之人都在任职，那么贤能的人必然不会被遗漏。在那个时候，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那么天下的百姓本来没有不安定的了。君臣互相告诫，正把这作为克服艰难的项目，而不敢自认为一定能做到，他们战战兢兢、警惕勉励、不自满的心态是怎样的呢！孔子说：“广泛施予恩惠救济众人，修养自己安定他人，尧舜尚且担心做不到。”也可以说是了解圣人的心了。

译美好的言论没有不被采纳的，民间没有不被任用的贤才，天下各国都安宁。善言无不传达，贤才无不任用，那么天下的百姓也就没有不安定的了。天下的安危，取决于贤才的任用与否，尤其取决于言论的通达与否。所以当政治和顺的时代，美好的言论既不会埋没在下层，贤能的人也不会被遗漏在民间，广泛延揽各种意见，全都汇聚于群臣，这样，那么天下各国虽然广阔，又怎么会有不得其所的人呢？善良的人聚集在朝廷，良好的治理体现在民间，本来就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云云】曾经说，君主治理天下，谁没有任用贤能的心意呢？贤者生活在这个时代，谁没有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念头呢？可是普通百姓没有不被恩泽覆盖的，为什么呢？认为言论已经听闻就不必再咨询，不知道埋没在下层的言论难以传达；认为贤才已经任用就不必再寻求，不知道困顿在偏僻之地的贤才难以进用。如果忠言正论不能全部听到，那么怎么能够周知百姓的利弊呢？如果正直的人不能全部任用，那么谁来承担天下的事业呢？用这样的方法来谋求治安，不就像倒退着走路却想前进、倒着种植却想茂盛一样，是不可能的。圣人知道是这样，所以奖赏进谏来招致正言，汇集众人的思考来扩大忠言益处，使得凡是古今治乱的原因、政治得失的缘由，哪些是利益所在应当兴办，哪些是危害所在应当去除，只要可以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的，知道的不说，说的不听，那么天下的美好言论就全都无所隐藏了。广泛招揽俊才，有德行的人没有不被举荐的，虚心接受并施行，有善行的人没有不被包容的，使得凡是怀才抱艺的人都将任职于朝廷，而没有隐居山涧的讥讽；佩仁服义的人都将施展才能担任职位，而没有白驹空谷的叹息，那么在野的贤才就全都没有被遗漏的了。美好的言论必定传达，那么治理就不会在施行政策上昏昧；贤才登用，那么政事就不会在托付上失误。将会看到道德的熏陶、教化的普及，使百姓达到仁厚长寿，使社会达到太平康乐，而那些分封土地、星罗棋布的诸侯，又怎么会有一个国家不蒙受福泽，一个人不得其所的呢？称为安宁，确实天下的百姓全都安定了。唉！治理国家本来有其根本，而达到治理必定有其关键。君主只有能够像流水一样接受言论、像口渴一样寻求贤才，那么天下各国就会安宁，这本来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想要言论不被埋没，在于舍弃己见而听从他人；想要贤才不被遗漏，在于不废弃困顿穷乏的士人，这又是达到大治的关键。然而如果不是忘记私利顺应天理、爱民好士到了极点，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帝舜不敢自认为一定能够做到而归功于天命，只有帝舜能够胜任。他克服困难的念头是多么强烈啊！有虞氏的治理，难道是偶然的吗！

帝王的德行广大运行，既圣明又神妙，既威武又文明。皇天眷顾天命，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圣人汇聚盛德于一身，所以能够主宰三才。大概有大德行的人必定承受天命，圣人之所以富有四海而贵为天子，就是因为这个。我在古代的帝尧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帝尧的德行，广大而没有边界，运行而没有停息。广大而能运行，那么变化不可测度。所以它在无形迹中精妙，就是圣就是神；在可见处显现，就是武就是文。都是这德行的充实周遍，几乎不是言语形容所能穷尽的。因为上天鉴察他的德行，于是集中大命，使他拥有四海而君临天下，这托付的重任是多么重大啊【云云】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的人。天命难以诚信，天命不容易啊。没有盛德不足以感动上天，也没有天命不保佑有德的人。所以集中大命而安抚万方，必定是齐圣广渊的成汤；承受天命以安抚方夏，必定是徽柔懿恭的文王。成汤、文王，起初没有得天下的心，而上天自然不能不任命他们。上天难道偏爱圣人吗？大概上天对于万物，栽培的就培育它，倾覆的就颠覆它，根据它的材质而厚待它。那么眷顾天命的隆重、托付的重任，自然不容舍弃盛德的圣人而另择他人。上天对成汤、文王如此，那么对帝尧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尧的德行怎么样呢？从它广大而没有边界来说，就像天没有不覆盖的，像地没有不承载的；从它运行不息来说，就像四季交错运行，像日月交替光明。说到它的圣，那么广大而能化育，不是方体所能拘束；说到它的神，那么圣明不可知，不是推测所能达到。〇强刚毅，足以平定祸乱，这本来是赫然可畏的武；修饰礼乐，足以经纬天地，又所以成为焕然成章的文。大概圣神武文，从粲然有伦来说，是小德的川流；广运从浑然本体来说，是大德的敦化。圣人的德行如此，上天对圣人应当怎么样呢？眷顾他，所以使他拥有四海；眷顾而任命他，所以使他君临天下。四海极其广阔，而圣人拥有它，那么一尺土地没有不是他的；天下极其广大，而圣人君临它，那么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的臣民。极致的富有没有对手，极致的尊贵没有伦比。像这样，圣人究竟凭什么从天那里得到这些呢？没有别的，有大力量就有大负荷。凭着四海的广阔、众生的众多，都受制于一人，不是聪明睿智足以临御，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帝尧从唐侯特别兴起成为帝王，凡是他的安抚来和，而安置天下像泰山一样安定；铲除残暴，而使众生达到仁厚长寿的境界；使得雍熙的治理独高于五

译皇帝，而冠绝乎百王，皆神圣武文之功用也，而岂徒然哉？或者以为益之此言，非以美尧，且以规舜，是未知颂美之辞，异乎规戒之体者也，又乌足以知圣人也哉！虽然，舜绍尧以致治者也，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舜之大徳，亦尧之大徳也；厯数在躬，故自耕稼陶渔以至于帝，舜之得位，亦尧之得位也。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而何以优劣疑之哉？抑又论之，大徳为必受命者，其常也；若吾夫子温良恭俭让之徳，止闻侯国之政，终不能朝诸侯有天下者，是又其变。然而尧舜能以其道治天下，孔子又推其道以教万世，其功又有大于尧舜者焉。善乎宰我之言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逺矣。」

译益说：“唉！要警戒啊！在平安无事时要保持警惕，不要废弃法度，不要沉迷于安逸，不要沉溺于享乐。任用贤才不要有贰心，铲除奸邪不要有迟疑，可疑的计谋不要施行，各种思虑都要光明正大，不要违背正道去博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逆百姓的意愿去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怠惰不荒废，四方夷狄就会来朝拜。”大臣感叹并以此进谏君主，大概是希望君主的治国之道能够毫无保留地践行，从而使远方的人没有不归服的。远方的人难道容易感化吗？只看君主是否尽到了治国之道罢了。身为大臣，难道可以保持沉默吗？从前益告诫舜，就是懂得这个道理。先发出感叹再提出告诫，是希望君主审慎地听取意见；开头就说“要警戒啊”，是为了表达陈述善道的诚意。大概君主的治国之道极难完全践行，而践行的关键，没有不是从这警戒开始的。何况在天下平安无事的时候，法度还没有到废弛的地步，所以告诫不要失坠；安逸享乐容易走向放纵，所以告诫不要游荡沉溺。这三点，是君主应当谨慎畏惧的。但这还不能算是做到了极致。任用贤才时若有小人从中离间，这就叫作“贰”，所以要告诫不要有贰心；铲除奸邪时不能果断决绝，这就叫作“疑”，所以要告诫不要迟疑；谋划的事情如果合乎情理但心中尚不安定，就不要施行；内心的思虑谋划如果尚未显露，就要保持光明正大。不要违背道义的公正，不要违逆人心的公意。这八件事，都是君主应当警戒畏惧的。如果真的能秉持这样的治国之道，内心不怠惰，做事不荒废，那么治世之道就会更加兴盛，四海之远，没有不归顺前往的，大概会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了。身为上位者，难道可以不把君主的治国之道作为招致远方之人归附的策略吗？伯益……禹能够克服困难……谨慎地防范就像这样……的话而君主不能……的辅助……认为……就不……论以……警戒这一个词……确立……的……究竟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呢？大概治理国家不忘……不忘……这是大臣的……而希望君主的治国之道毫无保留地践行。君主……所……作为应当做的……的百姓没有不心悦诚服的。治国之道……四方……的心，即使不期望远方之人的到来，而远方之人……义向化。自从……在圣人的时代，伯益的道理，告诫他懂得应当致力的大事！警戒的美好太伟大了，大臣之所以……警戒啊……言辞而寄托其深长的意思……不是切合实际的空谈，来……而……打动君主的听闻吗？大概警戒，是……的标准，百事的根本。做君主如果不懂得警戒，那么理欲的界限就不分明，而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的道理就废弃了。所以当朝廷清明、天下安宁，这是天下平安无事的时候。君主对于法度容易失守，对于逸乐容易放纵。只有警戒之心先入为主，那么法度的门户，我看到他能够守住了；逸乐的萌芽，我看到他能够杜绝了。像这样，那么内心端正自身修养，义理昭著，而对于人的贤与不贤，谁可以任用，谁可以罢黜；事情的是与非，谁可以怀疑，谁不可以怀疑，都有办法寓含防范细微而杜绝蒙蔽迷惑的祸患。所以他的内心泰然自若，身体各部分听从命令，清明在自身，志气如神，而对于天下的事情，什么是道义的公正而不可违背，什么是人心的公意而不可违逆，都有办法处理而不失其理。益的这些话，很有条理，详细考察惩戒的根本，无非是希望君主在这八件事上，内心没有怠惰，外在没有荒废，尽到君主之道应当尽到的责任，从而使治国之道兴盛，那么远方之人的归附，可以计算日子等待了。虽然如此，圣人的治理，不过九州。东夷、西戎，言语不通，不容易感化；南蛮、北狄，道路遥远，不容易到达。现在汇聚四方夷狄的民众，而没有间断来朝拜的心意，这难道没有原因吗？也只是因为圣人能够尽到君主的治国之道罢了。伯益为帝舜规劝其防范细微。曾经因为伯益的话而思考，舜帝德行没有过失，遵循仁义行事，而对于逸乐没有沾染；元恺被任用，四凶被排斥，而对于邪正的辨别非常明白；兢兢业业，善于与人同心，他在君主之道上没有不尽到的。圣人没有比舜更圣明的，而益难道不知道吗？他……进职的……而不足的是什么？大概大臣忧国爱……君主的心……想要勉励他尚未达到的地方，何况处在崇高的地位，所以警戒的应当像这样。后来周公告诫成王，大概也是得到了伯益的遗意吧？看他的《无逸》一书，以“呜呼”来发起开端，以“不要沉迷享乐”来作为告诫，其意在于古代的大臣致力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而尽到进谏的责任，我在伯益、周公身上看到了。有志于唐虞、成周盛世的人，不可不考察于此。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对待下属以简约，驾驭众人以宽厚。惩罚不及后代，赏赐延及子孙。宽恕过错不论大小，惩罚故意犯罪不论轻重。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愿放过不应宽恕的人。好生的德行，融洽于民心，因此百姓不触犯官府。君主的德行寄托在立法行仁上，其感化深；民心顺应于迁善远罪，其教化盛。这是圣人之所以感化下属，以及百姓之所以感化于上位者，是因为人心相互流通。从前帝王德行没有过失，而临御以宽简为本。凡是用刑行赏，或者有所怀疑，就常常屈从法律以申明恩德，不使执法的意图胜过好生的……

译德。这就是他的仁爱之心，能够在常规法度之外施行，并深入民心之中。在上位者爱护百姓的心如此，在下位者珍视自己生命的人，没有不受到感化而趋向教化，没有不迁善远罪达到极致，从而不触犯官府的法令的。唉！这大概是皋陶用帝舜来赞美他的功绩，并将功劳归于帝舜吧【云云】。伟大啊！仁心相互流通！这正是圣德君临天下的极致，以及民心趋向教化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呢？天地伟大的德行叫做“生”，也就是天地化生万物的本心。圣人以天地之心为自己的心，所以爱护百姓的生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百姓以圣人的心为自己的心，那么他们珍视自己生命的原因也就与这同一颗心相同。圣人爱护百姓的生命，那么君临上位而不忍心严刑峻法，不正是由此心推演而来的吗？百姓珍视自己的生命，那么在下位者向往仰慕，不正是由此心感化而来的吗？这一颗心流通贯通，贯穿在君民上下的交往之中，而百姓不触犯法律，大概就在于君主的德行在于好生吧。况且皋陶担任士师之职，那么上位者不使用刑罚而下位者不触犯法律，是皋陶坚守法度的结果，为何还如此恳切地归功於帝王的德行呢？大概是说帝王的德行盛大，不是一种善行所能命名的，而且没有丝毫的过失。上位者烦琐细密，下位者就无处容身，而帝王以简约临下，就没有烦琐的法令了；治理众人急促，就会扰乱众人，而帝王以宽厚治理众人，就没有严苛的政治了。刑罚

译然而法令却长久地延及后世了【缺】

所犯的罪行即使很大也必定宽恕，不忌讳旧例【缺】必定刑罚，那么大凡刑罚的

使用不也是根据实情来定罪吗？罪行有可疑之处，就用轻刑来惩罚；功劳有可疑之处，就用重赏来奖赏。因为刑罚的施行，不也是刑罚从轻而奖赏从重吗？一旦杀了他，就担心冤枉了无辜；不杀他，又或许失之于轻纵。这又不是圣人至公至正的心意了。而圣人却说：“与其杀了他而损害他的生命，宁可暂且保全他而自己承担失刑的责任。”这种仁爱忠厚的志向，哪一桩不是体现帝王德行没有过失而好生的本心呢！这种心意，默默寓于用刑行赏之中，洋溢在屈从法律而申张恩德的日子，那么它深入人心的程度，不止是浸润肌肤、渗透骨髓。因此，那些逐渐受到道德教化影响的百姓说：“我们的君主不忍心伤害百姓的生命，那么我们百姓难道能不珍爱自己的生命吗？”这就是他们迁善远罪而不触犯官府的原因。因此，那些沐浴在恩泽之下的百姓说：“我们的君主不忍心残害百姓的生命，那么我们百姓难道能不喜好自己的生命吗？”这就是他们趋善避恶而不触犯官府的原因。所谓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没有刑罚，这是官吏的责任，而百姓的不触犯，则是我们君主好生之德达到了极致；用刑罚来制止刑罚，固然也是官吏的职责，而百姓的不触犯，则是我们君主好生之德达到了极致。上面有好生的德行，下面就有不触犯法纪的休美，这是皋陶将百姓不触犯法纪的功劳归美于舜吗？在此之前，舜的训诫说：“只有刑罚要体恤啊！”随后任命皋陶时说：“只有明智才能公允啊。”到这里而归美于皋陶，则是从只有这些臣民没有谁敢触犯正道来说的。皋陶难道有愧于帝舜的任命吗！如今他不居其功而将功劳归于舜，更是知道根本所在了。而舜的意思却并非如此，所以说：“使我能够顺从心意来治理，四方风气随之而动，这是你的休美。”那么舜对皋陶的殷切期望是怎样的呢！唉！皋陶担任士官如果没有帝舜的德行，固然无法使百姓不触犯法纪而刑罚搁置不用；帝舜好生如果没有皋陶的功劳，又怎能奉行宣扬良法而广布上面的德意呢？传曰：“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忧虑。”确实如此！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存于内心的，坚守理的正道；接触外界的，断绝人的私欲。这是圣人传授心法的要领。大概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内外相互滋养啊！从前舜任命禹，说人心本来是一体的，局限于形气就是人心，本源于性命就是道心。心如果没有道，就没有主宰而更加危险；道如果没有人，就没有寄托而更加隐微。如果能精细地体察它，专一地坚守它，那么此心所存的，纯粹是天理的正道，而此心所守的，无非是至中的本体。公允地执守中道，又怎么会有过与不及的过失呢！然而心学有整体，所应当相信的是天理的公道，所不应当相信的是人情的私欲。那些无稽之言，是不效法古人的言论；弗询之谋，是没有参考的私谋。它们与中道相反太严重了！一定要拒绝它们而不听，断绝它们而不用，或许私情就不会成为天理的拖累，而执守中道有所得的人也就稳固了。唉！内外相互滋养，这就是保全大中之道的原因吧【云云】曾经说人们都知道圣人谨慎于内，是为了保全我们心中的天性；却不知道圣人谨慎于外，也是为了保全我们心中的天性。大概谨慎于内，是存诚的根本；而谨慎于外，是防范邪恶的关键。起初在内心修养以体察外部，最终控制外部以安定内心。内外之间，也不过是同时做到谨慎罢了。况且人都有这种形体，所以即使是上智之人也不能没有人心；心都有这种本性，所以即使是下愚之人也不能没有道心。这种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此舍弃道而顺从人，就会沉溺于情欲，将危险不安；离开人而追求道，就会流于虚无，更加微妙而难以明了。精细地体察它，而常使人心不扰乱道心；专一地坚守它，而常使道心不陷入人心。像这样，然后才有依据，无所偏倚，而此理体得以具备。所谓中道，确实可以执守而不失理的正道。虽然如此，中道有所执守，这果真不用心吗？天下的道理，统一于一致，分化于万殊。运【缺】无处不在，交际之际，尤其是圣人所深深忧虑的。大概人只有一颗心【缺】的人很多。一听而不审慎，那么他的投入此处的【缺】；一谋划【缺】那么他的谋划此处的蛀虫。因此【缺】言辞的蒙蔽【缺】的【缺】之言，是人情的私欲。应当断绝它而不【缺】

说：“中道已经执守，可以保证其不产生【缺】

其中，这是圣人养心的最高功夫，传心的【缺】防，舜、禹授受。

之际，这将寻求什么呢？从此以来，成汤、文、武作为君主，伊、傅、周、召作为臣子，都已经以此承接道统的传承。我们的孔子虽然没有得到位势，但他继往圣、开来学，他的功劳大概与尧舜并列。《鲁论》一书，都是圣人言行的荟萃。看曾子对一贯之道的感叹，中庸之道的鲜能，无非是以精一之理示当时学者。至于口给之

译屡次憎恶，那些奸佞之人必定远离，尤其急切地为他们申辩说明，这大概与大舜“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信，未经查问的事不要任用”的议论，跨越宇宙而有着同样的关键所在。唉！如果没有圣人，我将与谁同道呢？

译皋陶的谋略

皋陶说：“关键在于识别人才，在于安定百姓。”大禹说：“唉！如果都能做到这样，即使是帝尧也觉得困难。识别人才就明智，就能任用官员；安定百姓就恩惠，百姓就会归附。”

大臣赞美他的言论而想要完全实现知人安民的事业，同僚感叹其困难而推论知人安民的成效。大概知人与安民这两者，确实是治国大道所系，而想要实行以达到其成效，则不容易做到。观察大禹与皋陶问答的言辞，就可以看到了。当皋陶赞叹赞美而发言时，认为以智慧来识别人才，以仁爱来爱护百姓，这两者是治国的关键大道，固然不可偏废。而大禹叹息并不完全赞同，认为既然在于识别人才，又在于安定百姓，两者同时并举，即使是帝尧也难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识别人才则见识高明，从而能穷尽任用官员的道理；安定百姓则恩惠广博，从而能招致百姓的归附。识别人才的成效，竟然如此巨大，这果真可以轻易做到吗？大臣知道识别人才的成效非常困难，就一定会努力追求它。我曾经说，用人得当与否，关系到治乱；而民心叛服，又是兴亡的基础。在这两者之间，不可不加以注意。然而，任用官员并不难，穷尽识别人才的道理才难。假如我的心智清明，没有幽暗之处不被照亮，就不必担心用人不当了。得到民心并不难，穷尽安定百姓的道理才难。假如我的仁爱之心，没有远方不能到达，就不必担心民心不归了。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人，善恶混杂，智愚交错，假如我的明察不足以辨别，就会出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的情况，这就是识别人才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天下的百姓，喜好崇尚不一致，顺从违抗没有定准，抚慰他们则后来者归附，虐待他们则成为仇敌，假如我的恩惠不足以周全，就会出现酷暑降雨、严寒时节，百姓怨声载道的情况，这就是安定百姓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大禹与皋陶相互问答，必定叹息感慨而不停止，大概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吧！人心不可不察，民情不可不安，真是重要啊！玉表露出的是石中，凤凰鸣叫的是鸷鸟的翅膀，在赵魏两国为长者的人，不可以做滕薛两国的大夫，这就是治国之所以必须在于识别人才的原因。寒冷的人想要衣服，饥饿的人想要食物，鳏寡孤独的人想要得到安置，这就是治国之所以必须在于安定百姓的原因。这两者如果缺少其中一项，就不能算是治国了。然而皋陶已经赞叹赞美而发言了，大禹是大圣人，理应心领神会。却叹息并不完全赞同，又认为两者同时并举，即使是帝尧的圣明也难以做到，为什么呢？大禹的意思难道不是这样说：识别人才，是智慧的事；安定百姓，是仁爱的事。其智慧如神，没有谁比得上帝尧，然而对于驩兜的进谗、共工的举荐，仍然不能没有迷惑，那么识别人才难道不是帝尧所难的吗？其仁爱……如天一般，也没有谁比得上帝尧，然而广施恩惠救济众人、修养自己安定他人，仍然以此为病，那么安定百姓难道不是帝尧所难的吗？仁爱与智慧同时穷尽，其困难如此。然而不可以因为畏惧其困难而自我阻止，只有思考其艰难，才可以谋求其容易。假如在考察人的时候，果真能有克制的明智、灼热的真见，那么此心清澈，如同镜子般空明，而美丑善恶自然无法逃避于眼前。像这样任用官员，我看到在官的都是贤能的选择，任职的都是俊秀的人才，哪里还会有不胜任的人呢？治理百姓的时候，果真能视之如受伤、爱之如子女，那么德行融洽民心，如同春天般温暖，而众多百姓，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恩泽。像这样，那么百姓众多，都欢欣鼓舞而没有异心，归服爱戴而没有违逆之心，哪里还会有抗拒教化的人呢？唉！识别人才安定百姓的成效，其巨大大概就是这样！然而我曾经论述，《皋陶之谟》实际上是推广上文未尽的要点。皋陶已经说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治国大道的大纲，又因为大禹的赞同而说出细节的关键，只在于识别人才安定百姓而已。因为人，是自我的辅助；民，是国家的根本。人君所应当用力，没有比这更迫切的。能识别人才，就是为庶民激励振作的开端；能安定百姓，就是近悦远来的枢纽。治国平天下的关键，不外乎此。这就是大禹认为非常困难，而皋陶又以识别人才安定百姓的谋略陈述的原因。帝舜在上位，而皋陶所问答的还如此，所以唐虞之时，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而万邦安宁和谐吧！虽然如此，识别人才安定百姓固然是治国的大端，而识别人才又是安定百姓的根本。因为君主的仁爱不能直接通达于百姓，推其爱以及于百姓，尤其有赖于臣子。所以贤与不贤不选择而众职废弛，那么人君虽然有仁心仁政，而百姓不受到恩泽，究竟依靠什么来安定呢？这就是孟子所以说：“尧舜的仁爱，不偏爱任何人，急于亲近贤人。”阅读《尚书》的人必定要考察这一点。

每天宣扬三种美德，早晚勤勉明察，就能治理好家族；每天严肃恭敬六种美德，明亮地处理政务，就能治理好邦国。广泛接受并施行，九种美德都得到任用，俊秀的人才在官位。百官相互学习，百工遵循时宜，顺应五行时序，众功就能凝聚。

贤才的成德，各有适宜之处，所以人君任用贤才，各称其德，而治效就没有间隙了。任用官员的关键，衡量才能录用而已。世上没有全才，只有贤才有偏长的德行，假如不是人君合众德而并用，那么怎么能成就天下的治理呢？从前皋陶告诉帝舜，说贤才不是单一的，有三种美德的人，能每天宣扬而早晚勤勉明察，就让他治理家族；有六种美德的人，能每天严肃恭敬

译（如果具备这些品德），就让他拥有封国。由此可见，贤才成就其德行固然困难，然而君主任用贤才尤其困难，必须全面接纳并广泛推行，那么具备九种德行的人都能各司其职，而杰出的人才都任职于官府了。在上位者，百官相互效法，顺应时机去处理政务；在下位者，顺应四季变化，使众人的功业都能完成。如此，贤才自然的德行，各自彰显于邦国之间；君主应尽的职责，每每达到使众多功业完成的极致。不善于任用人才的人，谁能参与这种境界呢？【等等】其防范如此。曾经说九德是贤才自我修养的根本，而任用贤才又……

译君主达到大治的根本，是什么呢？从贤才的角度来说，九种德行在身具备的有多有少，而适宜在外担任的职务有大有小，具备三种德行可以做大夫，具备六种德行可以做诸侯。从君主的角度来看，九种德行不必在一人身上完全具备，而任用贤才必须各自根据其等级差别，衡量才能审定官职，估量德行授予职位，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那么朝廷就没有空缺的职务，民间就没有被遗落的贤才，天下的治理就会不期然而然地实现了。如果不这样，凡是九种德行适宜于家庭和国家的人，虽然都可以做官、可以派遣，是仁德贤良的人，但君主常常要求一人身上具备九种德行，假如说国家有仁德贤良的人，有却不用，有也如同没有一样，天下怎么能治理得好呢？因此皋陶在前面概括地陈述贤才成就德行的条目，而在后面详细阐述君主任用贤才的道理，反复叮咛，他告诫君主的用意非常深切。况且所谓三种德行、六种德行，是在九种德行中具备三种、具备六种的意思。具备九种德行中的三种，而能每天宣扬阐明以充实扩大它，早晚深入明察，可以做卿大夫，就让他拥有家（采邑）；具备九种德行中的六种，而能每天严肃恭敬地治理政事，就让他拥有国（封国）。这难道不是贤才成就的德行各自有适宜的地方吗？然而具备九种德行的是贤才；能任用具备九种德行的人，是我们的君主。德行虽然有多有少不同，但君主举荐任用却没有遗漏。广泛接纳就汇聚众人的德行而一起举用，广泛施予就汇聚众人的德行而普遍分布，使得大的成为千人之中的俊杰，小的成为百人之中的能臣，都在官位上被任用，那么朝廷百官都互相效法，没有一个官职不是贤人担任的；内外百官及时趋向事务，没有一个职务被废弃的。说他们互相效法，就称为百官；说他们趋向事务，就称为百工，其实是一样的。官职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事务没有不兴办的。五辰，就是四时。木、火、金、水主宰四时，而土则寄居主宰于四季之末。百官趋向事务，就能顺应五辰而不失其顺序。庶绩，就是众功。如春天修举政事，夏天劳民劝农，秋天禁止杀戮、惩治怠慢，冬天谨慎收藏、积聚积蓄，就是所谓的众功。顺应五辰，就能成就众功而不失其凝聚。这难道不是君主任用贤才各自称其德行，而治理的成效没有间隙吗？论述到这里，就知道每天宣扬、每天严肃的拥有家邦的人，就是九种德行都能做事的人；俊杰能臣在官位而众功凝聚的，就是具备三种德行、六种德行的人。推究贤才成就的德行，不必分列九种德行的条目而彰显其实质，推究君主任用贤才，就能只以广泛接纳、广泛施予的话来揭示其要点，所以深刻明白任用官员，在于衡量才能录用罢了，一层比一层深入，皋陶可以说是善于告诫君主的人了。再说，皋陶告诫舜，一方面说“在于知人，在于安民”，一方面说“知人就是明智，安民就是仁惠”，这大概是因为谈论知人的事，而涉及到任用官员的道理。他说“也有九种德行的行为”，是用来陈述知人的条目；他说“彰显他们的恒常吉祥啊”，是用来言说恒常的实质。所谓的“每天宣扬每天严肃”，不就是恒常的意思吗？所谓的“三种德行六种德行”，不就是九种德行的行为吗？天下没有废弃的人才，而天下没有废弃的事务，这就是唐尧虞舜的盛世，是不可及的。唉！后世殷周能够就任住宅、能够就任俊杰，以及能够知道三种住宅之心、灼见三种俊杰，知道任用官员的道理，还仿佛唐尧虞舜之际。三代治理之所以共同兴隆，确实有原因啊。奈何秦汉以来，官职失去合适的人，才能胜过德行，他们看那广泛接纳、广泛施予的话，难道不是很可慨叹吗？唉！每天宣扬三种德行，早晚深入明察拥有家；每天严肃恭敬六种德行，明亮采择拥有邦。德行有多有少，而每天更新的德行相同；所以职务有大有小，而明察治理的成效相同。这是圣人记录德行确定职位、衡量才能授予官职的政治。从前皋陶向舜陈述谋略，说人在九种德行中具备三种，每天宣扬而充实扩大它，就让他做大夫，又阐明他拥有家的政治；在九种德行中具备六种，又必须每天严肃而恭敬它，就让他做诸侯，而明亮采择他拥有邦的政治。每天宣扬、每天严肃，都是用来达到每天更新的功夫，所以深入明察、明亮采择，都有用来达到明察治理的成效。君主明察治理的关键，只在于设置官职分配职务罢了。然而设置官职分配职务，难道拘泥于九种德行的完备吗？德行固然不能要求完美，而职位不能不称其德行。一定要求完备，那么下面没有完美的人而废弃的事务多；不衡量才能，那么德行浅薄而职位尊贵而侥幸得位的人多。小的不足以治理一个邑，何况想要大而能治理一个邦，也很难了。只有德行足以胜任，而还不敢有自满之心，进修的实在自己，有增加而没有停止，那么治理的成效显现于家国，可以有兴隆而没有衰替了。况且人才品级，本来不齐，总归是刚、柔、正直三种，分开不出宽、栗、强、义九种。九种在人身上，难道都完备而没有缺憾吗？也是随其所有而取用罢了。九种中具备三种，如宽而栗以至于愿而恭之类是也，难道只是贵在有这三种而已吗？因为他能每天宣扬而充实扩大它，使他的德行更加显著。像这样，让他做大夫，我知道他早起晚睡，不敢懈怠，而一家的事务，都将鲜明而有条理，整齐而不混乱了。九种德行

译这六项之中，如果杂乱无章却恭敬谨慎，以至于强大而合乎道义，就是这样。然而，难道仅仅拥有这六项就足够了吗？因为他们能够每天严格而恭敬地对待它，使得他们的德行更加谨慎。像这样，让他们分封土地成为诸侯，我知道他们必定能警戒恐惧以自我约束，战战兢兢以自我保全，而一国的政事，都将显著可观，振兴举拔而不坠落。那么，以德行治理政事，究竟有什么事情不能治理，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虽然如此，具备三项德行就能拥有家庭，具备六项德行就能拥有邦国，这也只是根据德行的多少、职位的大小大致而言，起初并不是拘泥于三和六而已。君主所珍贵的是，汇聚而接受这些人才，广泛而施行这些德行，使得具备九种德行的人都能从事他们的事务，大的方面是统领千人的杰出人才，小的方面是治理百人的能臣，都在官位上被任用。用天下的才能，承担天下的治理。唐尧虞舜的时代，下面没有违背才能的情况，上面没有荒废的事务，确实是有原因的。

译不要教导诸侯安逸纵欲，而要兢兢业业，在日复一日的细微之处防范万千祸患。不要使众官职位空缺，因为治理天下是天的工作，人君应当代替天来治理。

人臣的警戒，君主既希望他们慎重于修养自身以谋求治国，又希望他们谨慎于用人以共同治理。这是因为修养自身不可放纵，是因为需要防范的事令人敬畏；而用人不可轻率，是因为所治理的都是天的事务。从前臯陶在帝舜面前，说君主不要以安逸纵欲来引导诸侯，而应当兢兢业业以谋求治国。这是因为在一日二日之间，需要防范的事多达万种，一日放纵就会使万千防范荒废，这就是为什么修养自身不可放纵的原因。既然已经修养自身，又必须谨慎用人，所以又说君主不要任用非才之人而使众官废弛其职。这是因为君主代替天治理万物，众官所治理的无非是天的事务，一个职位空缺就会使天的工作废弛，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谨慎用人不可轻率的原因。呜呼！臯陶在他面前两次陈述警戒之辞，又在后面两次陈述治国的要领，爱戴君主的心意是多么深切啊！

曾有人说，君主的一心，关系天下极为重大。向下，诸侯所效法的，是君主；向上，天命所托付的，也是君主。君主承担天下的重任如此重大，又怎么可以怠慢于修养自身而轻慢于用人呢！因为治国的根本固然在于自身，而分治的职责实际上在于他人。如果安逸纵欲而怠惰荒废，那么上行下效，一日纵欲就会使祸患显现；用人若非其才，那么上天的大业就会废弛，这就是臯陶在帝舜面前陈述谋略的原因。所谓声色叫做欲，宴饮安逸叫做逸。君主何曾以此教导诸侯呢？然而身处崇高的地位而成为天下的表率，那么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君主应当以勤勉来率领诸侯，而不可引导他们安逸；应当以节俭来率领诸侯，而不可引导他们纵欲，这就是为什么修养自身不可放纵的原因。之所以修养自身不可放纵，是因为万千防范令人敬畏。一日二日是极浅近的，而需要防范的事极多，所以必须戒慎恐惧来谋划。不然，祸患的防范藏于细微之处，一日纵欲就会使祸患显现，能不慎重于修养自身以谋求治国吗？虽然如此，自身已经修养好了，但天下之大、四海之广，岂是一个人所能独自治理的？所以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设立官职分配职责，与他们共同治理。君主何曾让他们废弛职责呢？然而众官并非没有人才叫做空缺，任用非其人那么即使有职位也如同没有职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谨慎用人不可轻率的原因。之所以谨慎用人而不可轻率，是因为天的工作令人敬畏。天下的事务，没有一样不本于天。天不能自己治理，而命令君主；君主不能独自治理，而委任臣子。君主是代替天治理万物的人；臣子是与他共同享受天的禄位而共同治理天职的人。所以在选拔贤能方面，不可任用非才而使众官的职位空缺。为什么呢？众官所治理的，都是天的事务。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天的工作就会废弛，能不谨慎用人以共同治理吗？

又曾考察，帝说：“咨询你们二十二个人，要恭敬啊！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天的工作。”那么舜不以安逸纵欲引导诸侯，而兢兢业业来谋划，是可以看到的；不轻率使用人才而能辅助天的事务，也是可以知道的。然而臯陶陈述谋略，警戒如此深切，大概是因为圣人若不思虑就会变成狂妄，狂妄之人若能思虑就能成为圣人，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因德行功业已经盛大而忘记警惕畏惧之心，大臣不因我们的君主没有这些事而忘记规劝警戒的好处，所以能够保持长治久安于无穷啊！而且不只是臯陶如此。我看禹告诉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轻慢游乐。”这难道不是臯陶所说的不要教导安逸纵欲的意思吗？又说：“万国进献，都是帝的臣子，只有帝适时举用。”这难道不是臯陶所说的不要使众官职位空缺的警戒吗？后来帝作歌，有说：“敬慎天的命令，只有适时只有防范。”那么深深感悟到君臣互相责难的意思了。唉！盛大啊！

天的聪明，来自民众的聪明；天的明察威严，来自民众的明察威严。通达于上下，拥有土地的人要恭敬啊！

天人的道理没有两样，君主的心应当没有忽视。因为天人一理，通达没有间隔，而恭敬没有忽视，这又是将天人合而为一的。所以在从前臯陶向舜陈述谋略，说天的聪明，凭借民众的视听作为聪明；天的明察威严，凭借民众的好恶作为明察威严。民心所在，就是天理所在，君主恭敬没有忽视，这又是将天人合而为一的。因为恭敬就不忽视民众，也就是不忽视天。拥有天下的人而不知道恭敬谨慎，怎么可以呢！君主居于天与民之间，向上接受天的眷顾，向下主宰万民，这可以用道理来理解而不能用权势来观看。如果用权势来观看，那么接受天的眷顾，只知道天的尊贵而应当恭敬；主宰万民，只知道民众的卑微而可以忽视。在这里知道敬天而不知道体恤民众的人多了。用道理来论述，那么保佑下民而设立君主和师长，正是希望他们代替天来治理民众。况且民众所想要的，天必定顺从，那么天固然不可不敬，而民众尤其不可不体恤，怎么可以以差别来看待呢！现在高高在上的，是天；众多在下的，是民众。天与民众相距，大概遥远得不能接触，那么天的聪明和明察威严，说不是来自民众也可以，但说来自民众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天的聪明，未曾倾耳去听、低目去看，而是凭借民众的视听来

译（上天）展现其明智与威严，从未见它通过何种具体行为来彰显善行、威慑恶行，只是依据百姓的好恶来体现其明察与威怒罢了。民心所寄托的地方，就是天理所在之处，那么身为统治者的人，怎能不恭敬呢？必须严肃、恭敬、谨慎、畏惧，以天命来衡量自己；治理百姓时要敬畏小心，不敢懈怠荒废而追求安逸。百姓即使愚昧到极点，我也不因他们的愚昧而轻视他们；百姓即使软弱到极点，我也不因他们的软弱而轻慢他们。这样，在下可以赢得百姓的民心，在上可以契合上天的本心。这是天人之道合而为一的体现，根本在于同一个道理。唉！世间的君主确实有将天与人割裂为两回事的，因此知道敬天却不知道体恤百姓的人很多了，最终导致百姓在下怨恨，上天在上显现异象。由此推论，天人之道确实是相互贯通的，拥有国家的人确实不能片刻不恭敬啊。皋陶陈述治国谋略，之所以对此恳切叮咛，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后来伊尹告诫太甲说：“上天没有偏私，能够恭敬的人，上天就亲近他；百姓没有固定的归附，归附于有仁德的人。”这其实就是皋陶的意思，大概没有什么不同。那么皋陶的谋略、伊尹的训诫，真是拥有国土者的明镜啊！

译益禝

努力流通有无，交易变化其囤积的货物，众民才得以有粮食吃，万国才得以兴起治功。

圣人有了均平天下利益的办法，然后百姓的食物充足而治功才能成就。如果利益偏聚而不均平，那么百姓中就有得不到供养的人了，治功从哪里能够兴起呢？从前大禹，对此深加考虑，所以在水患平定之后，山泽的利益已经兴起，他勉励百姓，把有的运到没有的地方，交易变化其囤积的货物，大概是想要使他们有无相通，而利益均平于天下，然后众民才得以有粮食吃，而万国才得以兴起治功。唉！如果圣人流通货物的政令不笃实，那么利益不足以周遍天下，而治效也就没有理由显著于天下了【云云】。

曾经说百姓所依赖的是粮食，百姓所急切的是食物，天下的百姓之所以能享受利益而安遂其生命，都由于这个，而教化兴行的关键，四海安定的成效，没有不从这里产生的。为什么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食物是百姓的天。如果百姓衣食不足，那么救死还怕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去治理礼义？等到家家给人人富足之后，求得欲望满足之余，用善引导他们就知道所当勉励，用刑罚威慑他们就知道所当畏惧，然后发令就执行，禁止就停止，治功的兴起，谁能阻挡它呢？百姓的生命从这里就可以安遂了。然而住在山林的人多材木，住在川泽的人多鱼盐，如果在上位的人没有方法去沟通它们，那么农夫有多余的粮食却苦于寒冷，妇女有多余的布匹却受阻于饥饿，百姓生命不能安遂的情况依然如故。所以作为君主的人，一定要有方法勉励百姓，使他们搬运自己所有的，交换自己没有的，教导者孜孜不倦不敢懈怠，用有余来补不足，勤勉努力不敢自止。这样之后有无得以相通，匮乏得以相济，天下的利益就没有不均平的祸患了。于是百姓众多，粮食吃不完，不再有饥饿的忧虑，嘴里含着食物拍着肚子，不再是以前艰难缺粮的样子了。百姓称为众民，可以看见没有一个男子不得到供养，而林林总总的众多百姓，全都得到了供养。圣人在上位，只担忧百姓失去供养罢了，百姓得到了供养，果真还有什么可担忧治功不能成就的呢？礼乐刑政因此而修明，纪纲法度于是而振举，四方有风动的美好，而邻里都有可封赏的习俗。国家称为万国，可以看见没有一个地方不兴盛，而东渐西被，直到四海，全都兴起了治功。这难道不是百姓食物充足而治功成就吗？唉！圣人爱护百姓的心，没有不竭尽极致的。上天授予禹《洪范》九畴，其中第三条说“农业用八政”，一定把粮食货物放在最先，大概粮食货物是用来养生的。这时百姓刚免除饥饿的灾难，适宜这样勉励的意思啊。虽然如此，舜因为皋陶已经陈述了知人安民的谋略，于是呼叫禹也进言，而禹就历述他治水的功劳，直到万国兴起治功。禹难道是喜好夸耀吗？不叙述治水的本末，就无法知道万国兴起治功的原因；不知道成功的艰难，就没有能保全其功劳于无穷的人。禹，我没有可挑剔的地方了！

安定你的止境，只有防备只有安康，他的辅佐正直，只有行动就大大响应等待的意志，以显著承受上帝，上天会重申命令用美好。

君主居心以图治，尤其必须借助臣下的帮助，天下同心以顺从治道，这样才能必然感应上天。大概君臣的交修如此，所以能得天人的交应。从前禹告诉舜，说圣人一心，万化的本源，止于至善而不可迁移，察于物欲而不能遮蔽，这就是所谓顺适天道心之正的样子。既然得到了所止之处，就能用它来审察事物的发动，而省察事物的安定。至于左右辅弼的大臣，又都尽到纠正过失的职责，那么内外的交修而没有不周到的，图治的要领，哪里能超过这个呢！像这样，就是只有不行动，行动则天下的人无不大大响应，本来有先前的意志而等待我的。以此来显著承受上帝，而上天难道不重申命令而用美好吗？唉！君主以一心之微，而求感通天人的道理，可以不竭尽交修的功夫吗！

帝的光辉照耀天下，直到海隅苍生。万国进献，共同认为是帝的臣子，只有帝及时举用。

圣人包容天下而有不可掩盖的德行，所以能教化天下而没有不可用的贤才。大概君德显著于上，贤才兴起于下，感应的机极为迅速。古代的大臣所以启发君主的听闻，而告诉他以使帝德光辉，到达天下，直到海隅苍生的地方，没有不昭灼的。德行的远著如此，那么万国的广大，百姓的贤能，谁不感慕兴起，而都有成为帝臣的愿望，只有帝及时举用罢了。大概当君德大明之时，正是群贤向用之日，那些庶顽未化的，哪里值得忧虑呢！圣人教化天下的德行，其机极为神妙；天下被圣人的德行所教化，其成效极为迅速。大概阳和之气，则枯株朽甲无不为之敷荣；皎日丽空，则层冰积雪无不为之消蚀。万物尚且如此，何况于人呢！所以成汤有日新的德行，则耕莘的伊尹归附他，而不仁者远离了；文王有光于四方的德行，则钓渭的太公归附他，而天下都是义民了。以汤、文的德行尚能作兴天下的贤俊，何况大舜膺大德而出，

译日月照耀而四季运行，本来就能感化熏陶整个时代，那用来激励众多士人并使之风气变动，不过是附带的小事罢了，又何必担忧那些顽固不化、巧言令色之人呢？大禹之所以不敢轻率地说话，一定要呼唤舜然后才告诉他，是想让舜仔细审察听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况且天地是最大的，所以有生命的万物没有不被覆盖承载的，而圣人的德行几乎与天地一样宏大；日月是最明亮的，所以只要有缝隙的地方没有不被照耀的，而圣人的德行几乎与日月一样光明。那四海之滨，是地方最遥远的地方，而帝王的德行没有遥远而不到达的；苍天之下生物中最微小的，而帝王的德行没有微小而不照见的。举天下之大，百姓万物之多，没有一样不被包容在其中。在天的包容和地的养育之中，在日月的光辉照耀之下，同样拥有生命，同样拥有本性，也就同样拥有德行。在欢欣感动、激荡人心之余，在激励振奋、兴起教化之际，将会看到那些怀才抱艺的人，谁忍心在清明时代自暴自弃？那些在莘野耕作、在渭水垂钓的人，谁不想投身于朝廷？由此聚合接受教化，推广施行德政，有的因政绩被举荐，有的因言论被任用，而没有不是可以举荐的贤人。德行感动人心的力量就是这样，推而广之，即使是金石也能感化，猪鱼也能取信，对于顽固不化、巧言令色之人又有什么难的呢！从前虞舜时代，凭借重华辅佐帝王的君主，而达到家家户户都可封赏的淳朴风俗，然而还是有顽固不从事劳作、巧言令色灭绝道行的人。用射箭比试来显示他们不能掩盖，用简册记载来使他们不知羞愧，用刑罚威慑他们，排斥他们而不齿，本来不算过分。但大禹的心意，却不完全如此。与其施加威严，不如用德行来开导。只知道反省自己，不必苛求别人，慢慢地等待他们自我感化。“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没有遥远而不到达的；至诚的感化能感动神灵，何况是这有苗之人”的意思，大禹告诉舜和伯益赞成大禹的话，是同一个道理。圣人的心，不就是天地化生万物的心吗！后来有苗违背天命，在大禹出征时不服从，而在文德广泛传播之后才顺从。由此可以看出德行足以感动人心，而威严刑罚果然不足以依赖。唐尧虞舜的圣人纯粹依靠德教，他们能够成就雍容和乐的政治，是理所当然的！

译皋陶拜手稽首，高声进言说：“要深思啊！统率众人兴起事业，谨慎地遵守法度，要恭敬啊！多次省察事业的成效，要恭敬啊！”于是接着唱歌说：“元首英明啊，股肱良善啊，众事安康啊！”

大臣在言语中表达的，固然希望君主心存敬意以谋求事功；大臣在歌声中表达的，尤其希望君臣相互依存以谋求治效。大概君臣各自尽到本分，治功本来就不难。然而究其根本，在于君主心中一念的恭敬。这就是皋陶先陈述他续歌的意旨，而后才形成续歌歌词的原因。看他既拜手稽首以尽礼节，又高声进言以表达辞意，而所说的又以“念哉”为先。确实因为人君应当统率群臣以兴起事功，而必须谨守法度，不可以不恭敬。众事既已兴起，又必须多次考察其功绩，也不可以不恭敬。这是在续歌之前先陈述续歌的意旨。而他的续歌歌词却说：“君主如同元首，关键在于英明；臣子如同股肱，关键在于良善。”君主英明则臣子良善，而天下之事没有不安定在适当位置的。说英明说良善，不是心存一念恭敬的人所能做到的吗？唉！竭尽恭敬以表达辞意，就能打动君主的听闻；用歌声来表达告诫，就能感动君主的心。皋陶真是善于进献告诫的人啊！曾经说天下的治道，由警戒而成就，到歌颂而达到极致。在歌颂之中不忘警戒之意，这在虞朝的君臣身上确实见到了。然而皋陶作歌的意旨，是说事业的始终只在于恭敬；他的歌辞，却又说必须君主英明臣子良善然后才能成就治功，似乎不相符合，为什么呢？呜呼！这正是皋陶善于进献告诫的原因。他确实看到天下的事务，一日之间万般防备，如果没有英明哲睿的君主、忠诚良善的臣子，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然而明良之道，不是心存恭敬的人不能做到的。所以君主如果能恭敬，那么天理存留而私欲不足以扰乱其中，此心的本体虚灵洞澈而不担心其不明；臣子看到君主如此英明，就必定常怀忠诚的念头，而怠慢之气不显于身体，不担心其不良善了。君臣之间，明良相逢，天下之事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就是皋陶先以恭敬开启明良的端绪，后作歌期望明良的效验的原因。

现在看皋陶告诫舜帝，他拜手稽首，不是阿谀以取悦，不这样不足以尽我诚敬之意；大声疾言，不是矫激以显示正直，不这样不足以表达我忠直的内涵。皋陶的忠诚既已见于辞色之间，又进而提出“念哉”的说法。大概说事业未作之时，应当统率群臣以兴起它，而必须谨慎遵守成法。如果成法不谨，就有频繁变更的祸患，旧章或许因此混乱，而开始的一念不可以不恭敬。事业既已兴起，尤其必须君主自我省察，而多次省察其成功。如果成功不省察，就有怠慢欺蔽的过失，而众绩终究不能成就，所以结束的一念不可以不恭敬。皋陶作歌的意旨，既已通达于君主，然后续歌的歌词才继续进献。他的续歌歌词好像说：“君主居上位，譬如元首；臣子居下位，譬如股肱。元首，是用来运使众体的，不可以不明，不是苛察的意思；股肱，是用来护卫心目的，不可以不良，不是诡随的意思。知人则哲，就尽到君道了；都怀忠良，就尽到臣职了。”君臣上下，尤其有一体相互依存的关系，从朝廷达于邦国，由邦国达于天下，其纲纪法度完备举用而无遗漏，礼乐刑政四方通达而不违背，众事虽多，没有不各安其位的。君臣相互依存以治理，其效验本来就是这样啊！

唉！万世之下，谁不知道英明哲睿的君主足以建立事功，而不知道有其根本，大概恭敬是本体而英明是作用；也谁不知道忠诚良善的臣子可以修治职业，而不知道实际上源于君主，大概君主英明而后臣子良善。君主如果有怠荒之心，那么物欲胶结，而本体的英明有时就昏暗了，何况能建立事功呢？君主没有知人的英明，那么邪正不分，贤否莫辨，虽然有忠诚良善的臣子，也没有途径进用，又怎么能成就治效呢？皋陶将要进献明良的说法，而必定陈述钦哉的议论，他善于进献告诫啊！然而舜是圣人，咨询百官有钦哉的告诫，询问四岳有明目达聪的议论，本来不需要皋陶的话了。然而仍然说得恳切而不能自己停止，大概因为帝作歌而责难于臣，所以皋陶续歌必定责难于君。君主责难于臣，就先说股肱而后说元首；臣子责难于君，就先说元首而后说股肱。君臣之间，赓唱迭和而相互责备就是这样，后世君臣相悦的歌，果真能说到这个地步吗！等到成周时期，《鹿鸣》的歌有《天保》的回答，《行苇》的赋有《既醉》的回报，君臣之间一唱一和，也都有相互警戒之意，这太和之治所以在虞周的原因。舜与皋陶的赓歌是《三百篇》的开端，难道不确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