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义矜式卷五

译“中”这个字，召公今天所说的，正是周公前几天所告诫的。虽然如此，这仅仅是陈述事情理当如此罢了，还没有谈到它的功效。如果能继承上帝的意志，那么天命在我这里一旦确立就永不改变，从而向上可以契合天道，这就是配享上天、谨慎祭祀的功效；如果能安守土中的位置，那么就能使百姓和睦，成就今天的福祉，从而向下可以安定民众，这就是从此时中治理的功效。能够安定先王的福禄，而永远奠定众生的生活，大概都在于此吧！周公的诰辞说：“君王开始奉行殷代的礼仪，在新邑祭祀，所有神灵都按次序祭祀，没有遗漏。”又说：“从此时中治理，万国都得到福祉，只有君王有显著的功绩。”这些话并非不深刻显明，而召公的诰辞又反复恳切至极，担心君王信念不坚定，又用同僚的话来重申，顾虑君王执行不力，而期望必然的功效。在一篇诰辞中，对天命和民心屡次表达关切，并且防止最终将安抚小民作为祈求天命的根本，将疾速修敬德行作为安抚小民的根本，大臣对于国家，长远谋划、深远考虑，大概就是这样。凭借成王的贤德，又有周公、召公作为辅佐，这大概就是能够为成周建立无穷基业的原因吧！

译王应当首先顺服殷商的旧臣，使他们与我们的周朝臣子相比，在节制性情方面，每天都能够有所进步。王应当恭敬地建立法度，不可不恭敬地修养德行。

互相观察而取善的，是君主用来使臣子向善的方法；修身以恭敬的，是君主用来尊敬自身的方法。大概君主是臣子的主宰。起初以臣子的身份来率领臣子的，是君主；最终通过尊敬自身来率领臣子的，也是君主。哪有自身修养不够，却足以使臣子向善的呢？因此召公告诉成王要顺服臣子，不仅仅说“周朝臣子，要节制性情”罢了，而是首先说“王者”，大概是想要成王把使臣子向善当作自己的责任；不仅仅说“恭敬行事，是用来修养德行”罢了，而又说“王恭敬行事”，大概是想要成王把这当作自己的重任。没有别的原因，自身端正，不发布命令也能推行；自身不端正，虽然发布命令也不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洛诰

派遣使者来告诫殷商遗民，于是命令安抚我，并赐给我两卣黑黍酒，说：“这是明洁的祭酒，拜手稽首，献上美好的享祭。”我不敢留宿，于是用这酒祭祀文王、武王。

贤明的君主因为顽劣百姓的警戒而将敬意尽数给予大臣，大臣举起明洁祭酒的赏赐而将敬意伸向前代圣人，不用对待常人的礼节来对待圣臣，贤王尊敬臣子就是这样；不敢接受非比寻常的礼节而必定将其致于前代圣人，圣臣尊敬君主就是这样。如果圣人立刻以神明的礼节自居，那就不是圣人的做法了。周公治理洛邑，功业完成，成王派人到洛邑，告诫殷商百姓，下达安抚宁静的命令，而在礼节上，有两卣黑黍酒，称为明洁的祭酒，称为拜手稽首献上美好的享祭，那么成王对待周公的方式，就不局限于君臣的名分，而是以神明的礼节了。而周公不敢安然接受这种礼节，于是祭祀文王，于是祭祀武王，举起成王的赏赐而将敬意伸向前代圣人，这样君臣双方都尽到了道义。唉！这就是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吧！曾经说，君主对待臣子、臣子侍奉君主，各自尽到敬意罢了。不用非比寻常的礼节对待非比寻常的功绩，不是尊敬大臣的做法；自居非比寻常的功绩而安然接受非比寻常的礼节，不是尊敬君主的做法。成王对待周公，不敢轻视礼节而用神明的礼节对待他；周公对待成王，不敢接受这种礼节而将其致于文王武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周公的意思好像是说：“大王对待我，真是极其恭敬啊！那些殷商百姓，靠近王室，恐怕他们还没有遵从教诲；凭借宠幸已久，担心他们不骄奢淫逸、自夸自大。趁着使者到来，下达告诫的命令，借此安抚我，并赐给我两卣黑黍酒。黑黍是什么？一壳两米，是和气所生。鬯是什么？郁金香草，混合黑黍酿成的酒。用两个中尊盛放，难道不是宗庙祭祀用来灌地祼礼的吗？礼节没有比灌地更重的，而致送时的辞令说：‘这是明洁而用于禋祭的酒。’现在大王拜手稽首，献上美好以享祭周公，那么大王对待我，大概是以神明的礼节对待，不再拘泥于君臣的名分了。虽然如此，以非比寻常的礼节对待我，是君主的道义，而不是我敢承担的。虽然朝廷制度中，有以享祭大宾客的礼节，与祭祀没有不同，但我自视还是常人。用两卣黑黍酒来致送明洁的祭酒，拜手稽首来说明美好的享祭，究竟为什么施于我呢？祭祀有留宿三日的礼节，是说向神灵进爵，而对我来说有所不敢承担。拒绝君主的赏赐则是不恭敬，接受神明的礼节，则对此心有愧疚，无法处置。回想穆考文王，光辉昭著于天，固然洋洋乎仿佛就在眼前。接着是昭考武王，以孝心享祭，是我们后人不敢忘记的。用大王祭祀我的礼节，来祭祀文王、武王，那么在道义上安稳，在情理上恰当。不仅对当今大王无愧，也希望对前代圣人无愧。不是周公，谁能如此恰当地处理呢？曾经观察周公营建洛邑，从天事来说，洛邑是天地之中，阴阳交汇之处，风雨交加之地；从人事来说，四方朝见聘问、贡赋道路都均等。想要让君主继承上帝而服侍中土，不仅如此而已。因为距离妹邦较近，惩戒三监的祸难，迁移殷商顽民，于是建立王都以镇服奸雄之心，那么周公的功绩，是宗庙万世的功绩。有非比寻常的功绩，就应当有非比寻常的礼节。现在因为告诫殷商的使者到来，那么接受明洁祭酒和美好享祭，并不过分。有大美而不居功，周公的圣德，哪里能企及呢？况且周公祭祀文王、武王，没有别的原因，是期望成王能够惠爱笃厚、有序万年，厌服于他的德行罢了。周公的心，难道有片刻忘记忠爱吗？

他大力尊崇殷商的贤民，治理四方新开辟的地区，作为周朝的恭敬先导。说：“应当从此治理，万邦都会美好，只有王会有成功的业绩。”

厚待文献作为教化当今、传之后世的基础，就可以安居中土而达到治定功成的效果了。这是周公告诉成王，不仅勉励他作为治理的要领，而且期望他达到治理的效果。过去成王迁都洛邑，周公想要他大力尊崇典章以及殷商的贤者，让他们治理为新辟之地，足以让四方观视；作为周朝的恭敬先导，足以垂范后世。那么想要为教化当今、传之后世做打算，难道不在于大力尊崇文献吗？况且所有这些，没有别的原因，也只是说从此安居中土来图谋治理，使万邦都达到美好，而王于是有了成功的业绩。

译那么功业成就、天下安定的成效，难道不取决于定都中原、谋划治理的初始阶段吗？勉励他、期许他，周公的忠诚与爱护可谓达到极点了！大凡君主治理天下，关键是不能刚愎自用。因此，施行治理必须有相应的德行，辅助治理必须有合适的人才。如果废弃人才而刚愎自用，那么他的治理就不足以让人劝勉；如果抛弃贤人而不亲近，那么他的恭敬就不足以让人效法。像这样，连一个乡邑都治理不好，何况能推广到天下呢？遵循旧的典章制度，本是实现大治的首要任务；而以尊贵的身份谦卑地对待地位低下的人，也是治理天下的当务之急。况且成王治理洛邑，不仅仅是为了教化殷商的遗民，更是为了教化天下。然而殷商遗民的归顺或反叛，关系到天下的治乱，也是功业成就、天下安定的关键所在。如果治理没有正确的方法，那么万国怎么能蒙受恩泽，而君王又怎么能拥有功绩呢？定都中原、谋划治理的功业，如果在初始阶段不谨慎对待，是不行的。况且圣人的谋略广博深远，美好的言论极其显著，凡是典籍所记载的，哪一样不是王道呢？殷商的贤士敏捷聪慧，臣服于周朝，凡是进献的臣子和百官工匠，哪一位不是贤人呢？况且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礼乐制度和文化典章到周朝最为完备，不失误、不遗忘，遵循旧的典章，成王怎么能不大大地充实和完善这些典章呢？殷商的贤者，是殷商百姓向来信任并视为效法对象的。让他们在朝廷中接受简拔，在大官职中任职，那么殷商地区治理好了，天下也就治理好了。成王怎么能不大大地优待殷商的贤人呢？如果真能这样，那么发布号令，没有不好的；能够震动四方的视听，成为新的开创者；尊重贤人、任用能人，上位者尊敬下位者，能够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从而树立恭敬的典范。治理天下作为新的开创者，一定要让天下无可非议；树立周朝恭敬的典范，一定要让后世无法超越，周公对成王的期望难道过分吗？大概是因为知道成王责任重大，而希望他的功业能够长久延续。定鼎于洛邑，难道仅仅是为了承受天地冲和之气吗？大概是要居于天下之中而立国，安定四海之民。如果知道文献这两者是实现大治的关键，为了成为新的开创者而树立恭敬的典范，那么从定都中原来谋划万民的治理，即使疆域广阔，也一定要让教化施行、风俗美好，没有一个人不蒙受恩泽才罢休；功业虽然艰难，一定要思考长治久安，没有一件事不取得成效才停止。然而广泛施予恩惠、救济大众，是圣人所担忧难以做到的；凡事都有开始，很少能坚持到底。伟大的功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如果不是逐渐推行仁义，使道德教化深入肌肤骨髓；早起晚睡，使政治纲领提起而细节分明，又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老臣辅佐年轻的君主，所以不仅仅勉励他在一时兴起，一定要让他取得长久的成功。周公固然能够辅佐他的君主，而成王确实能够努力发扬周公的训诫。《周官》这一篇，一方面说“学习古代制度然后入仕”，另一方面说“你们的典常可以作为老师的榜样”，由此可知他重视典章；微子继承祖先的贤德而被封在宋国，由此可见他重视贤人。最终使得六服地区的诸侯无不承蒙恩德，那么万国的普遍福祉就可以知道了。《鳬鹥》《既醉》所描述的盛况，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在当时被歌颂，在后世留下光辉，其取得的成就也可以看到。成王可以说没有辜负周公的训诫。周公是贤臣，成王是贤君，可以说是两者都得到了。

译多士

从成汤到帝乙，没有谁不彰明德行、谨慎祭祀。正因为上天大力建立并保佑治理殷商，殷商的先王也不敢违背上天的准则，无不配享上天以恩泽百姓。

前代圣贤相继为君，既修养自身以恭敬神灵，又体察天意以体恤百姓。大概君臣是上天所任命，作为神灵和百姓的主宰。在以前的殷商，从成汤到帝乙，没有谁不彰明德行而有所昏昧，没有谁不恭敬神灵而敢有轻慢。修养自身以侍奉神灵，已经做到了极致，所以上天大力建立殷商并保佑治理它。殷商的先王，也体察上天建立殷商的心意，不敢违背上天的准则，无不配享上天以恩泽百姓。那么殷商的兴盛，难道不是圣贤相继为君才能做到的吗？我曾读《伊尹》之书，读到“天位艰难啊”这句话，才知道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的原因。幽暗之处有神灵，光明之处有人间，上方有上天，如果不是至诚感动神灵、代天治理万物的人，怎么能承受上天隆厚的眷顾，而安享天位的尊贵呢！所以上天让舜主持祭祀，百神就享用祭品；让舜主持政事，百姓就安居乐业，这是上天之所以给予舜的原因；不能振奋德行，轻慢神灵虐待百姓，上天就不再保佑，这是上天之所以抛弃夏桀的原因。天命无常就是这样，那么人君承受天命成为神灵和百姓的主宰，应该怎么做呢？不过是彰明自己的德行罢了。商朝的兴起，难道是偶然的原因吗？从成汤到太戊，世代虽然不同，但彰明德行的方式，不因先后而有差别；从祖乙到帝乙，时世虽然有差异，但谨慎祭祀的态度，不因圣贤而有间隔。德行称为彰明，就一定能去除人欲的私心，而保全天理的正道；祭祀称为谨慎，就一定能真诚恭敬，而不敢随意揣度，更不敢轻慢。殷商先王彰明德行、谨慎祭祀就是这样，所以上天仁爱殷商的君主，扶持并保全安定他们，不容许放弃殷商。殷商先王承受天命就是这样，他们怎么不以上天的心意为心意，而辜负上天所托付的重任呢？所以敦厚五常，施行五礼，都本于天理的公义；彰明五服，使用五刑，都遵循天理的正道。只知道顺从上天的心意罢了，哪里还会有倒行逆施的事情呢？只知道顺从上帝的准则罢了，哪里还会有违背道德的事情呢？所以下达于百姓的恩泽，不止像雨露滋润那样，使得老弱残疾的人都能安享生活；施加于四海的恩爱，不止像日月照耀那样，使得鳏寡孤独的人都能得到供养。那么殷商之所以长治久安，难道不是六七位圣贤君主才能做到这样吗？我曾由此议论：武王告诫康叔时，说：“从成汤到帝乙，成功在于敬畏辅佐。”周公告诫多士时，也说：“从成汤到帝乙，没有谁不彰明德行、慎用刑罚。”周公告诫多士时，又说：“从成汤到帝乙，没有谁不彰明德行、谨慎祭祀。”那么商朝兴盛时期，德行功业的盛大和明君的众多，本来就可以知道；他们巩固天命并结聚民心，也可以看见。为什么后来的君主不彰明德行，不恭敬上天，以至于废弃祖先宗庙不再祭祀，而商朝的基业于是不能延续。唉！凭借六七位圣贤君主的维持尚且不足，一个独夫的后代覆灭它却绰绰有余。人们常说：“创业难，守成也不易。”这话确实啊。

君奭

我听说在从前，成汤既承受天命，当时就有伊尹，通达于皇天。在太甲时，就有保衡。在太戊时，就有伊陟、臣扈，通达于上帝。

圣贤辅佐君主，各自依据君主的德行而发挥其功效。大概治功的成就，不仅因为人臣的德行有深浅的不同，也不仅因为人君的德行有圣贤的差异。从前伊尹辅佐成汤，是以圣臣辅佐圣君；他辅佐太甲，是以圣臣辅佐贤君；伊陟、臣扈辅佐太戊，是以贤臣辅佐贤君。以圣臣辅佐圣君，那么其治化与天没有间隙，所以说通达于皇天；以贤臣辅佐贤君，那么其治化能符合天心，所以说通达于上帝。在汤那里说承受天命，因为他是开创基业的主君；在太甲那里说保衡，是因为他能在太平时期慰安天下。见于《君奭》一书。从它普遍覆盖的角度来说称为天，从它主宰的角度来说称为帝。然而天不能从形体去寻求，君主的德行如果能普遍覆盖四海，就可以通达于天了；帝不能从影响去寻求，君主的心意如果能主宰万物，就可以通达于帝了。天之所以为天，帝之所以为帝，参与赞成的在于君主；广大足以配天，威福足以协帝，辅佐相成的在于臣子。以圣君遇到圣臣，其治化本来不可企及；以贤君遇到圣贤之臣，也可以无愧了。这就是申命用休必须本于辅弼的直道，而勑天时几必须依靠股肱的善政。由此知道天、帝，都不超出君主；圣、贤，都不超出臣子。人君的担子固然沉重，而人臣的职责也不可以轻视。承受天命，命成汤所以成为圣君，而当时有伊尹辅佐他，德行在下相合；太甲所以成为贤君，而当时有阿衡辅佐他，遵循政事明理；太戊所以成为贤君，而当时有伊陟、臣扈辅佐他。

译君主与臣子，如果都具备同一德行，那么恩泽涵盖、教化普及，没有不周全遍地的，这就是能够感通皇天的原因；臣子与君主，有的像太甲在桐宫终能修德，有的像武丁因桑谷之异而消除灾祥，那么阳气舒展、阴气肃杀，没有不适宜安定的，这就是能够感通上帝的原因。感通皇天，是为了配合天德而没有间隙；感通上帝，是为了契合天心而不违背。所谓没有间隙，就是用自己的德行契合天的德行，使得本体与作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一致，凡是日月星辰、风雨雷霆霜露，都是最高教化的寄托所在；所谓不违背，就是用自己的心奉承天的心，使得动静没有违逆、表里相互端正，凡是寒暑交替、昼夜明暗、生杀荣枯，都是最高化育的运行所在。这就是君主感通天帝的道理。这种感通不能没有深浅的差异，而臣子辅佐贤圣的君主，也不能没有轻重的分别。因此，天感应贯通而有深浅差异，并不是天对成汤有私心，而是因为伊陟、臣扈本来就不如伊尹贤能。伊尹辅佐君主而有轻重的分别，并不是伊尹的治理教化不如从前，而是因为太甲本来就不如成汤圣明。讨论到这里，那么天之所以昭示感通，臣子之所以辅佐，全都取决于君主的圣贤程度罢了。我也曾议论过，伊尹和保衡是同一个人却有不同的称呼，在成汤时代称其名，是事理的本然；在太甲时代举其官职，固然因为他是前代遗留的老臣，也是因为互文见义而并列出现，并且深切地想要显示保天下于长治久安。伊陟的贤能虽然无法考证，但既然他是伊尹的儿子，那么他的德行出自家学传承就可以知道了。臣扈的贤能虽然不可听闻，但看他与伊陟并称，那么他的德行与伊陟相同就可以知道了。古代的臣子，他们辅佐君主的功绩就是这样。周公告诫召公，用“我听说在过去”来引出，他用来要求责任的方式，难道不是明确地征引证据吗？从前周武王命令康叔，也说“你不要远离商朝的老成之人”，而周文王的诗也说“要借鉴殷商的教训”，都是这个意思。

译百姓与王臣，无不秉持德行，明察忧恤。小臣、屏藩、侯、甸，何况全都奔走效力。只有这德行相称，才能辅佐他们的君主。所以天子在四方有所作为，如同占卜筮问，没有不令人信服。

职位排列在内外，而德行相同者没有隔阂；诚意契合于上下，而所举之事没有疑虑。内外大小之臣，交互运用德行以维持天下，那么贯通融洽既久，百姓没有不信任的，这是适宜的。因此，在内部的百姓以及王臣中地位卑微者，没有不秉持德行来辅佐他们的君主，说“无不”，说“全都”，则人臣没有不运用德行，这本来就已经洋溢融洽于天下了。天子在四方有所作为，又岂能不像龟甲蓍草的占卜那样，共同敬重信任呢？没有其他原因，有同心运用德行的功效，就有暗中信服契合的心意，殷朝兴盛时就是这样。

曾经说，天下之所以敬重信任其上级，固然在于有事之时，而实在在于无事之日。在有事之时，只有借此检验其诚敬之心；在无事之时，必须有方法尽其维持常态之道。只有内外没有隔阂，大小如一，浑然相处于道德之中，然后维持常态才有可说的道理。然而分职受任的不算少，建立诸侯树立屏藩的也不少，如果有一人不符合德行，那么他施加于天下的，必定不能纯全而没有隔阂。一旦有事之际，上天怎么会有暗中信服默契的妙处呢？百官中有姓氏的，王臣中卑微的，这些都是内部的官员，而职位有大小之异。秉持他们的德行而操守不丧失，忧虑体恤以德行而谋虑不遗漏，合并大小没有不这样的。小臣的分布排列，侯甸的分职任事，这些都是外部的官员，而职位有大小之要。奔走服役，没有敢不匆忙的，只以德行为称，治理君主的政事，说全都这样的。内部运用德行的既如此，外部运用德行的又如彼，自大及小没有不这样的，而相承以此，而相应道德的恩泽，熏蒸融溢，其逐渐涵浸渍之久，不是一天的事了。只有行动宏大响应等待意志，是理势的必然。

所以，无论是征伐，无论是会同，凡是在四方有所作为，而四方……的百姓像龟的占卜，像蓍的筮问，敬重而不忽视，信任而不怀疑。孚，是诚实在心中，天下的敬重信任。不是信任其事，而是信任其德行罢了。又曾经考察，周公此言大概承接上一章说殷朝的大臣能辅助引导其君主，有感动上天达到治世的成效，于是说内外贤人之多，都是伊尹以下诸大臣号召而倡导率领的。周朝的兴起，既有虢叔、闳夭之类，而文王的德行降临于国人，四方尚且遵循有德行，而武王的德行覆盖天下。凡内部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外部大都、小伯，以至百司、太史、尹伯，凡在文武之世做官的，没有不是常德的吉士，这难道不是上面倡导者有其人吗？今日说明我的俊才，是周公、召公的责任，恳切而屡次说了。作为召公，也应当对此言有所感动了。

我只说：“辅助我们二人，你有契合吗？”说：“在这二人，天恩更加到来；只有这二人不能胜任。如果你能敬重德行，说明我的俊才，在于让后人于伟大之时。”

大臣勉励同列，不以一身的谋划而改变天下国家的计策，这就是对同列深有期望的原因。大概满盈的警戒，虽然是大臣所应当知道的，而王业的重大，尤其是大臣所应当忧虑的。从前周公挽留召公，说“我只说辅助我们二人，你有契合吗”，也说“在这二人”，是王业的重大在我们二人身上。虽然天恩更加到来是可畏的，而二人怎么可以因为不能胜任而求去呢？只应当敬重德行而更加谨慎，说明俊才而使之在位。像这样，就可以尽大臣的美德，可以报答上天的恩惠，而在让后人于伟大之时，才可以超然而退。大臣知道其所应当警戒，而尤其忧虑其所应当重视最终……而改变天下国家无穷之计，唉，仁啊！周公……公能听从他。从前洛邑建成，周公曾经……去了，公因为……而没有最终离去，今日召……公的离去，也是周公前日的心……挽留，而也不至于决然离去。大概权势的隆盛，虽然中等人还知道做退避之计，何况圣贤能识别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呢？然而召公今日求去的决绝，而他日后辅助成王的初政，其原因是什么呢？大抵天下只有不沉溺于权势的人，然后可以任重而致远，所以功劳加于四海而天下不认为多，威震九重而人主不认为疑，辅佐四世而天下不认为固权，一朝释位而去，而恩惠流于子孙而无穷。这不是深明大臣出处之道，而没有丝毫系累之私的人，能做到的吗？大概由此可以明白召公的本心了。况且文武受命，而周公曾经参与其创业的政事；成王继统，而周召又参与其守成的托付。是王业的成就，在我们二人身上。“不是我只有”的话，你听到而有契合吗？也说“在这二人”。然而上天的恩命益加到来而无穷，威福的浸明浸昌，权

译权势越是显赫盛大，上天是以此保佑我们呢？还是以此警戒我们呢？这正是我们二人未能胜任的原因，也是召公不得不在离去之时做出决断的原因。然而，圣贤以公正无私、忘却自我的心态，从容面对出仕与退隐的抉择，难道没有其中的道理吗？这不能仅仅为了个人的谋划。圣贤的心，固然无不恭敬，但更应当恭敬德行，更加谨慎敬畏而不敢懈怠。圣人的心，固然不曾埋没贤才，但更应当举用俊才，安排各种职位而不使职事空缺。像这样，才能俯身尽到大臣的职责而没有愧疚，仰承那极盛的天命恩宠而没有恐惧。贤才足以托付重任，而治国之道日益达到盛大的境界，然后才可以谈论辞让。辞让固然是大臣的美德，但在今天则不可辞让，在未来则不敢不辞让。在应当辞让的时候超然远引，不使自己在进退之间有一丝一毫的遗憾，那么对于天下国家的谋划，难道不是极其深远吗？大概只有圣贤才能权衡去留的道义，而不失轻重的适宜，所以不会因为个人的利害，而改变对天下国家的谋划。这就是所谓尽到大臣之道，而天下后世无法非议的原因吧？我曾反复研读《君奭》这一篇，远述殷朝的六位大臣，近详文王的五位大臣，说：“如同渡过大江，而你与召公共同渡河。”又说：“你勤勉勉励辅佐君王，确实承担这重大的使命，以成就我们二人。”笃实辅助我们二人，恳切地陈述而不自知言辞的重复。周公广大公平的心，为宗庙社稷做无穷远的谋划，他的思虑多么深远啊！这难道是世上那些专权固位、唯恐同僚轻视自己的人所能比拟的吗？唉！只有大臣具备至公之心，然后才能尽到对待同僚的道义，然后才能不止为个人谋划。那些世人所谓的权势，视之如浮云般虚无，哪里足以动摇他们的心呢？现在之所以决意离去，将来之所以果断留下，曾有一毫牵累私情的念头吗？唉！这就是周公和召公成为一代宗臣的原因吧？后世担任大臣的人，可以以此为鉴了。

译忠实地辅佐君主的，只有我和召公两人，我们因此能够使得今日达到如此美好的境地。我们共同完成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广泛地覆盖到海边日出之处，没有不率领他们归顺的。

大臣协力侍奉君主，而取得了已经实现的成效，尤其应当努力继承前代君王，完成尚未达成的功业。因为辅佐君主以扩大前人基业的人，不是单靠一位大臣所能做到的。如果不与同僚同心协力，就不能成就功业。因此，一人想要离去，另一人想要挽留，那种诚恳恳切的心情，自然有不能自己停止的。从前召公告老想要离去，周公挽留他，说能够忠实地辅佐君主的，只有我和召公两人而已；今日的政治，达到如此美好的盛况，也只有我们两人运用能力才导致的。然而既然已经实现的成效出自两人的协力，那么尚未达成的功业，又怎么可以不互相勉励共同完成呢！周公的功业始于文王，我和召公共同完成文王的功业，应当互相勉励而不松懈，一定要使天下的百姓没有不归附覆盖的，海边日出之地没有不臣服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吧。唉！叙述其所以然的原因，勉励其尚未达成的部分，召公难道不会高兴地顺从吗？【等等】我曾经探求周公、召公作为臣子的道理。成王以年幼的资质继承天子之位，周公、召公共同接受武王的临终遗命来辅佐他。所以周公担任太师，召公担任太保，他们的责任重大，不像平时做大臣那样。在成王没有亲政的时候，固然不敢请求退休；一旦政权有了归属，产生浩然离去的志向，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想到前代君王未完成的功业，念及当今继承者缺乏辅助，那么召公在道义上就不应该离去。况且周公与召公是功业相同、一体同心的人，在他想要离去的时候，能不反复告诫劝谕以挽留他吗？而且周公不曾占有功劳，现在却以忠实辅佐自任，以今日的美好自夸，确实是因为要挽留召公而言，不得不叙述已经实现的成效。所谓忠实辅佐，就是同心协力辅佐天子的意思。从今天看来，流言的祸患已经平息，不再有震撼的态势；成王的年纪已经长大，足以承担守成的责任。灿烂地纲纪遍布，辉煌地礼乐兴起，其政治功业的美好盛况如此，哪一桩不是我们两人忠实辅佐的力量运用能力所导致的呢！召公想要离去，难道不是说盛满的态势不可以长久占据，权要的地位不可以不回避吗？而周公的意思却不是这样，普天之下，有一个百姓不安定，不足以完成文王的功业；率土之滨，有一个国家不服从，也不足以完成文王的功业。今日的美好既然因为我们两人忠实辅佐，那么尚未达成的功业，也应当并力一心，共同尽到赞辅之道，竭尽忠诚效忠职守，不可以有自我懈怠的意思。看他一再说“我”，二再说“我”，那么他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是多么强烈啊！确实因为文王的时候，大功尚未聚集，现在想要完成他的功业，必须广泛地覆盖这些百姓，使海边日出之地，没有不臣服的，然后才可以无愧于文王。日出，是说周都位于西土，距离东方很远，所以用日出来说。连日出之地都臣服，那么治功的完成就可以知道了。开始以忠实辅佐，已经有能力导致已经实现的成效；最终以不懈怠，又怎么不足以完成尚未达成的功业呢？周公的话恳切委婉如此，召公难道可以离去吗！后来召公既辅佐成王，又辅佐康王，两代都没有放下政事，这大概是对周公的话深有体会吧！虽然如此，洛邑建成之后，周公也曾有归老退休的志向。而成王挽留他，说“四方引导混乱”，这就是叙述已经实现的情况；又说“引导他们的后代”，这就是勉励尚未达成的部分。那么周公用来挽留召公的原因，也是陈述成王用来挽留自己的原因而挽留他吗？唉！君臣同列，互相举荐挽留，互相推让赞美，周家太平的气象，还可以在千百年之下感慨想象。

多方

谨慎地对待你的喜爱，你的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刑罚用来勉励，以至于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罚的，也都能够用来勉励；拘禁诛杀重罪的人，也能够用来勉励；开释无辜的人，也能够用来勉励。

先王基于仁爱，而谨慎于自身，既深刻足以勉励百姓；后王推展这种心而施行于政治，也都能够用来勉励百姓。因为仁爱，是人心共同的喜好，而王者所依靠的。作为君主的人，如果真的能凭借自己所依靠的来勉励人们共同的喜好，那么人们哪有不服从的呢？从前成汤教化天下，只是深深地谨慎于仁爱来勉励罢了，于是天下的人也效法汤而用来勉励，这是仁爱百姓的心能够谨慎于自身而深刻足以勉励百姓。从汤往下直到帝乙，虽然世代不同，但是有的明德，有的慎罚，尚且也能够用来勉励。在慎罚的时候，有的判刑以符合其罪，有的宽恕以赦免其过，尚且也能够用来勉励。因为明德，是仁的根本；慎罚，是仁的政治；判刑而符合罪过，是仁者能够厌恶坏人；宽恕而赦免过错，是仁者能够喜爱好人。他们做的事情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仁是一样的，所以也都能够用来勉励。那么君主用来勉励天下的人何必相同呢？也只是说仁罢了。曾经说仁，是天地生养万物的心，而人得以生存的道理。君主与百姓，共同拥有这颗心，共同具备这个道理，那么也就共同拥有这份仁。只是众人难免有物欲的蒙蔽，所以虽然有这份仁却不能勉励

译对于自己；圣贤则没有物欲的牵累，所以能够推广这种仁爱来勉励他人。他们同样拥有这种仁爱，而我用来劝勉他们的，又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仁爱，那么他们欣然顺从，融为一体而感化，本来就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在商朝的时候，成汤用来劝勉他的百姓，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也只是深深谨慎于仁爱罢了。成汤的心里难道不这样说：“君主依靠仁爱，就像树木依靠泥土，鱼儿依靠水一样，片刻也不能离开，怎么能够不谨慎呢？”因此，在天刚亮时便彰显光明，在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保持警惕，没有一个念头违背仁爱；每天更新又更新，在吃饭匆忙的片刻保持操守，没有一件事违背仁爱。成汤对仁爱的谨慎就是这样，难道只是为了独善其身吗？正是想要率领天下人归于仁爱，而勉励天下人恢复他们的本性。所以在商邑施行教化，与商邑的百姓相协调，这是商邑的百姓都以成汤为榜样而自我勉励；在四方施行教化，大大地彰显德行，这是四方的百姓都效法成汤而自我勉励。成汤对仁爱的深厚足以勉励他的百姓既然如此，然而不止于成汤，从成汤到帝乙，凡是能够劝勉百姓的君主不止一位，他们劝勉的事情也不止一件，而百姓也都顺从他们，这是因为他们都出于仁爱。所以有的君主恐惧修省以彰显他们的德行，而仁爱的根本得以确立；有的君主哀怜恻隐以谨慎他们的刑罚，而仁爱的效用得以施行。于是德行没有不彰显的，而百姓爱慕他们；刑罚没有不谨慎的，而百姓畏惧服从。爱慕就会产生敬畏之心，畏惧服从就会产生惩戒改过的志向，这样我的彰明德行、谨慎刑罚，也能用来劝勉百姓。然而德行只要彰显就可以了，刑罚则有定罪和宽恕，哪里有不出于仁爱的呢？为什么说呢？那些罪大恶极的囚犯，罪行明显，恶迹昭著，情理上不可怜悯，法律上不容置疑，如果宽恕他们，就是助长恶行而损害仁爱。于是消灭他们、诛杀他们，而天下人都知道恶行不可为，而勉励自己不做恶行，这样定罪得当的刑罚，尤其足以劝勉百姓。那些无辜的人，有的出于过失错误，有的出于不幸，情理上可以怜悯，法律上存有疑点，如果诛杀他们，就是苛酷暴虐而伤害仁爱。于是开释他们、释放他们，而天下人都知道善行可为，而勉励自己行善，这样宽恕赦免过错，又足以劝勉百姓。商朝后王的仁爱，都能够用来勉励百姓，又是这样。我曾经论述过，谨慎他们的亲附从而劝勉百姓，是内心与仁爱合一，而百姓受刑而劝勉，其功效深厚；彰明德行、谨慎刑罚而有时定罪有时宽恕，是事情与仁爱合一，而也能用来劝勉百姓，其教化浅显。虽然他们的功效和教化有深浅的不同，但是从勉励来说，则没有用仁爱劝勉而百姓不顺从的。在周朝的时候，商奄的百姓屡次臣服又屡次叛乱而反复无常，推究其原因，大概是不知天命归于有仁爱，而想要用不仁妄图干犯天命。周公于是以成王的命令，作《多方》这篇文章，推论成汤到帝乙，能够承受天命而拥有天下，是因为他们用仁爱勉励天下，而百姓顺从他们；至于商纣，不能使多方百姓享受天命，是因为他率领天下人不仁，而百姓也顺从他。虽然如此，这些话，难道只足以解释商朝百姓的心意吗？凡是作为百姓的君主和老师，而想要勉励百姓行仁爱的，都应当以这些作为借鉴。

译只有我们周王，灵明地顺应众人，能够胜任运用德政，唯独配得上主宰神圣的天。天于是示范教导我运用善政，简拔赐予殷商的统治权，让你治理这许多方国。

圣人的德行足以承担天地之间的重任，天命之所以授予统一天下的尊位。圣人处于天与人之间，在下能够赢得民心，在上就可以侍奉上天；在上能够承受天命，在下就可以治理百姓。然而如果不是圣人足以胜任这个责任，上天也未必轻易授予他。从前周文王、武王，在下善于顺应众人而赢得民心，他们能够胜任运用德政的责任可以知道了，所以可以主宰神圣的天而没有愧疚；在上遵循教导运用善政而承受天命，他们能够承担简拔赐予的责任可以知道了，所以可以治理多方而不惭愧。圣人的德行，彰显在天与民之间，适宜拥有天下而成为统一的君主。《多方》说【云云】就是这个意思。上天产生圣人而让他君临天下，在上用来侍奉上天，在下用来治理百姓。圣人中立于天地之间，能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是因为他有德行。在下足以顺从百姓，在上足以匹配上天，那么天命就归向他了。所以传书说：“有大德行的人必定承受天命。”德行固然来自上天，能够胜任他的德行，然后才称为有德行；天命固然本源于上天，能够光大他的德行，然后才可以承受天命。因此说灵明顺应、说能够胜任，这是讲人的德行；说示范教导、说简拔赐予，这是讲上天的天命。有这样的德行就有这样的天命了。祭祀上天称为“典”，治理百姓称为“尹”，并不是上天对圣人有私心，只是圣人的德行足以担当这个责任。况且上天生育百姓，必定设立君主；君主治理百姓，必定要有德行。然而天下那样广阔，百姓那样众多，想要人人都受到德化的恩泽，如果不是圣人就有不能胜任的人了。只有我们的先王文王，对小民有怀保的恩惠；只有我们的先王武王，万姓有悦服的心意。所以说灵明顺应众人，称为“灵”的，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善；称为“承”的，没有一件事的不顺；称为“旅”的，那么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不蒙受恩泽了。从前眷顾寻求百姓的德行，很少能够举荐，所以没有能够顺从民心的；现在勤勉运用明德，文王显耀在前，武王继承在后，文武运用德行，能够胜任而不辜负责任。百姓的德行，君主固然在这里了；神圣上天的主宰，难道不在这里吗？圣人的德行在这百姓中了，神圣上天的心意，难道不在这百姓中吗？圣人的德行能够顺从百姓，确实可以主宰神圣上天了。因此聪明齐圣，是上天赋予的；耿光大业，是上天诱导的。然而上天用来教导圣人的，并不是谆谆地命令他，他的思考，静与上天相合，好像有什么在他前面启发他。他的行动，动与上天相合，好像有什么在他后面辅助他。圣人的德行日益更新，左右逢源，所以蕴藏在内能够极尽美好，畅达于外能够极尽盛大。过去殷商的统治权将要坠落，简阅而没有能够胜任的人，天命有所归属，笃厚地产生圣人，付予的责任不得不辞，所以让他治理这许多方国的民众，不是我们周朝的私心，是上天的旨意。说“我”说“尔”，名分不同而情意亲近，周公奉行王命，和蔼地表现在言语意旨中了。唉！承受上天的主宰，上天并不是有意于圣人，善于顺应这里而民心归向他；治理多方，圣人并不是有心于上天，简拔赐予殷商的统治权而天命归向他。上天对于圣人，难道有一丝一毫的私意吗？因为他能够胜任运用德行，所以示范教导运用善政，不得不归于圣人。天命没有归附，圣人得以尽他灵明顺应的心意；殷商的统治权已经变革，圣人不得不承担他治理你的责任。天地之间的重任，圣人的德行既然能够承担；统一天下的尊位，天命难道能不授予他吗？在上是上天，在下是人心，不只是周朝如此。轻慢神灵虐待百姓，夏朝不能保有天命；眷顾寻求一德的君主，让他做神灵的主宰，不得不归附汤。多方的百姓虽然有的不知道文王武王的心意，难道不知道成汤的心意吗？殷商的鉴戒不远，在夏后氏的时代，周公的话恳切到这种程度，四海的人心必定有被震慑信服的了。

你们就从这洛邑，还要长久努力耕种你们的田地。上天既然怜悯你们我们周朝，既然大大地赏赐你们，引导简拔在王庭，还要你们做事，有职事在高位。

君王开导他的百姓，既然列举了获利的途径，然后勉励他获得俸禄的根本。大概俸禄是百姓所想要的，用他所想要的来开导他，他不归于美好的很少了。在过去周朝的明君，因为百姓不服从而训导开导他们：“你们百姓如果趋向于善，那么从这洛邑可以保住你们的产业，而努力耕种你们的田地了。不只是这样，上天也将怜悯我们了，我们周朝也将大大地赏赐你们，引导简拔而安置在王朝了。”所以对你们的利益既然这样周到，你们庶几勉励你们的事，只有职事在高位，大概更加不难达到了。唉！在前面诱导扶持，在后面勉励，教化百姓的方法，真是到了极点了！曾经说教化百姓的方法，用逆耳的话来训导他，那么百姓不服从；用谦逊的话来开导他，那么百姓容易听从。普通百姓尚且如此，何况顽固不化的人呢？看那殷商，就可以看见了。祖乙在耿地毁坏，盘庚迁都到殷，百姓不服从的，大概不胜其多。盘庚开导迁都的好处，不迁都的危害，慈祥悲悯，用口舌代替斧钺，然后当时的百姓一致顺从，这是谦逊的话，本来足以赢得民心的信服。继盘庚

译此后，我在成王那里看到了这种情况。成王处在太平盛世、政教昌明的时运中，作为一位保持丰盈、守成治国的君主，面对那些少数顽固不化、不服从教化的殷商遗民，成王认为如果凭借权势力量去逼迫他们，是不适宜的；如果施加刑罚，又于心不忍，于是反复叮咛告诫并晓谕他们，这可以说是善于教导百姓了。看他告诫晓谕的话好像说：“各位士人，如果你们豁然醒悟，那么子子孙孙安居乐业在这洛邑，本是必然的道理。如果你们幡然醒悟，那么世世代代在这洛邑努力耕种，也是必然的趋势。”既然对你们有利的情况已经这样了，将会看到苍天也将仁爱你们，使你们坐享安宁的福分；伟大的上帝也将怜悯你们，不再让你们遭受夭折的祸患。上天给予你们的，又如此深厚。只有我们周朝，难道可以违背天意而对你们进行割裂惩罚吗？必定会帮助你们获得衣食，使你们能够安定生活；赐给你们土地，使你们能够享受利益；广泛寻求贤才布置在朝廷，普遍寻求智慧的人安排在左右。有利的方面如此众多，那么你们这些殷商遗民，能不勉力从事自己的事务，而成为接受爵禄的地方吗？一定要勤勉于你的事务，不要有进则锐进、退则速退的心态；恭敬谨慎于你的职守，不要有开始勤勉、最终懈怠的意志。如果这样，那么夏朝贤人之道被简选在王庭，有职务在百官之中。你们曾经以此指责周朝，现在不仅夏朝如此，我们周朝也是如此。不只是百官，即使是高官也不难达到。由此，从困顿时所受到的养育，转变为显达时所施行的作为，没有哪里是不可以的。如果不这样，行为屡次不安分，我也将把上天的惩罚加在你身上，还谈什么利禄呢？有人却说：“殷商的顽民，受文王、武王恩泽的熏陶，不能说不深；受周公、成王教化的涵育，不能说不久。然而回心转意、向往归附的意思，却很少见到，一定要等到《多士》的诰命在前，《多方》的诰命在后，然后才顺服，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不服从周朝的，并不是有所依仗才这样，而是因为殷商先王恩德深厚；最终顺服周朝的，并不是有所畏惧才这样，而是仰慕周朝忠厚到了极点。评论的人说：“三代有道的长久统治，我在此更加相信了。”

译立政

文王能够端正自己的心志，因此能够设立常事、司、牧等官员，从而选拔出有德行的俊才。文王不亲自兼管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只以训诫和任用顺从或违抗命令的有司和牧夫为务。

圣人有知人的明察，才能得到贤才的真实情况，所以圣人尽到信任之道，只谨守劝勉和警戒的心意。大概因为了解得深，所以信任得笃厚。从前文王能够端正三宅的心志，才能设立常事、司牧等官员，而所任用的都是俊秀有德之士。因此，对于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只任用贤才，文王无所兼管，只对有司、牧夫进行训诫，任用顺从命令的人，惩戒违抗命令的人罢了。这难道不是圣人之心在求贤之前就能明察，而在得贤之后信任之心自然安逸，这是知人并能任官吗？我曾经说知人是难事，而能任官尤其难。君主了解不明，就无法看清贤才的心意，所举荐的可能不是合适的人；信任之道不专一，就会侵扰下属的职权，贤才就不能施展其志向。因此知人就是明智，这是禹认为难的原因；任用贤才不犹豫，这是益用来警戒的原因。如果不能尽知人的明察，却想求得信任的安逸，我从未听说过。继禹、益之后能两尽其道的，大概只有文王吧！况且文王对于贤才的心意，了解得多么明察，信任得多么笃厚啊！所谓能够端正心志，不止是肝胆相照，不止是心腹相孚。大概文王的心，就是端正心志的心，而贤才的心，又哪里不同于文王的心呢！然而文王既然能了解，难道不用他们吗？于是在内设立常事的职位，用来安顿事务；在外设立司牧的官职，用来治理百姓。从上到下，从卑到尊，无非是尊重贤人、使用能人，俊杰在位，凡是有德之人都在官位上任职，而文王于此自然可以无所事事了。大概文王既然能得到贤才的真实情况，那么职位必定得到合适的人，人必定称职，文王能不竭尽信任之道吗？因此号令虽然出于君主，但奉行的是有司、牧夫的责任，文王无所兼管；典法虽然受之于上，但断狱是有司、牧夫的职务，文王何必参与呢！禁戒的命令、储备的需要，又是承流宣化者所应当先做的，而文王又何必在其中用心呢！然而设官分职，虽然贵在得到贤才的真实情况，但有时作有时辍，尤其不可没有劝勉和警戒的心意。这是文王在黜陟之间、考核之际，只知道用善言训诫，使顺从命令的人有所劝勉；用威严督促，使违抗命令的人有所惩戒，然后文王的心得以尽，而贤才的心也得以尽罢了。唉！君臣同心而异体，上下同心而异用。文王能以贤才的心为心，那么贤才能不以文王的心为心吗？由此看来，知人是得贤的根本，而劝戒又难道不是用贤的根本吗？曾经考察《立政》一书，是周公告诫成王用人的道理。然而推究其意，没有比三宅的选择更重的，又都以心来说，为什么呢？大概君主之所以能求贤，是因为心，而贤者之所以能尽职，又未必不在于心。虽然如此，上文说三宅而这里不及准人，难道不是因为上文刚论述文王用人的道理，而这里特别申述能够知三有宅心的说法，所以略去吗？唉！微妙啊。

书义矜式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书义矜式卷六

元 王充耘 撰

周书

周官

唐、虞考察古道，建立官职只有百官，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各种政事和谐，万国安宁。

没有比尧舜任官的方法更好的，没有比尧舜安民的功效更大的。夫官……

任官的方法，不是尧舜自己创造的，向上考察古人而任官得其要领；安民的功效，不是尧舜自己所能做到的，向下总揽于大臣而百姓得到安宁。大概能任官、能安民的，是尧舜的仁德，合之与仁，然后可以论述唐虞的治理。夫尧舜的智慧，因为他们不自用而取法于人；尧舜的仁德，不普遍爱人，急于亲近贤人。不自用而取法于人，所以百官的建立，必定考察古道；不普遍爱人而急于亲近贤人，所以内外的治理，必定总揽于大臣。大概不考察古道，就不能以简御烦；不总揽于人，就不能由近及远。一是知人的明智，一是安民的恩惠，不是尧舜谁能做到呢？有人说古时候，官以云纪，而没有百揆、四岳；官以鸟纪，而没有州牧、侯伯。那么说揆、说岳、说牧、说侯，这是唐虞的制度，而不是古的制度，那么就不能说是考察古道了。然而谁知道考察古道是考察其实质，不循其名；求其心，不拘泥其迹。我想古时候，太朴未散，风气未薄，其建官有甚简，而政治有甚隆者，这是后世所不能知，尧舜所独知，所以天下虽广，而建之官惟止于百，这是唐虞的考察古道，不像后世拘泥于古。尧舜以一心之微，而莅乎百官之众，安得人人而总之？内焉而总治，有百揆、四岳也，而尧舜

译尧舜并不亲自参与这些事务；对外面的总体治理，有州牧、侯伯负责，而尧舜并不亲自参与。所谓“有”，不仅仅是名义上拥有，而是指这些人有才能足以胜任职位，而不是空设职位；不仅仅是拥有这个名号，而是他们的德行足以匹配职责，没有官员失职荒废。尧舜所设立的官职虽然多达百官，但内外总体治理的职务都有合适的人选，这难道不是所说的善于用人吗？于是，担任百揆的人，能够辅佐治理、惠及各类事务，从而使天下没有荒废的事情；担任四岳的人，能够接待四方来朝之人，从而使天下没有凶恶的人。州牧被教导“按时令安排饮食”，从而使十二州的百姓各自得到供养；侯伯被教导“各自引导有功之人”，从而使五服之内的诸侯各自敬慎地处理事务。内外相互承接，从而使体制纲纪不

译治理国家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自然。说到各种政务，那么九项功绩井然有序，九项秩序值得歌颂，于是各种政务就和谐了；说到万国诸侯，那么五等服属四方朝见，百姓随之教化，于是万国就安宁了。这难道不是所说的能安抚百姓吗？世上没有能任用官员却没有安抚百姓的恩惠的，也没有能安抚百姓却不是知人之明的哲人的！既明智又仁爱，我在尧舜身上看到了。尧舜之所以明智又仁爱，一定是从古人那里学到的。所以当尧舜设立官职时，君臣之间吁咈都俞（和谐应答），不让一个职位空缺，尧舜的心里只怕不如古人。等到他们达到极盛时，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教化，唐虞的治理又有什么愧于古人呢！从夏商开始，官员数量加倍，这是没能像唐虞那样简朴了；论他们的治理功绩，说也能治理好，这是没能像唐虞那样兴盛了。成周的制度，设立官职三百六十，而职责更多；世道变化事务繁杂，而职责更重。那么三代的制度，不是不想效法古人，不幸的是处在唐虞之后；三代的治理，不是不想像唐虞，不幸的是离古人太远了。世道的衰落，帝王的区别，唉，真是严重啊！

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讨论治国大道，协调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只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辅助三公教化，恭敬地辅佐天地，辅佐我一人。

设立大臣来担任参赞辅佐的职务，选拔严格；任命大臣来辅助参赞的职务，责任重大。大概圣明君主设立官职分工，无非是想让他们参赞天地的化育，大臣的参赞，又怎么能没有辅助的人呢？所以在后面辅助完成的，正是为了帮助大臣有所不及的地方。从前周朝建立三公的官职，用来讲明阴阳之道，经理邦国的大事，而尽到协调的职责，这个责任非常不轻。如果不是有才能的人，怎么能胜任这个职务呢？所以不必官职齐备，只看人是否贤能，那么辅助三公以范围天地之化而扩大它的，是因为有三孤在啊。自从三孤特别设立以来，用它来恭敬地辅佐天，而仰不愧；用它来恭敬地辅佐地，而俯不怍，那么它辅佐一人的道理，也和三公没有区别了。唉！三公讨论大道，在前面已经重视了他们的职务；三孤辅助教化，在后面又完备了他们的责任，古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列，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见于《周官》一书，意思就是这样。曾经说，阴阳之道，没有人就不能承担治理的责任；天地的化育，没有人就不能达到扩大的功效，上面是一人，其次是三公，这些事都是他们应当承担的。然而一人不可以没有辅佐，三公不可以没有副手，特别设立三孤的职务，实际上是为了向上辅佐一人，向下辅助三公。如果只有三孤的名义不定，而让他们隶属于三公，那么他们将忙于帮助三公做事，又怎么顾得上自己的职责呢？我由此知道设立官职的制度，到了成周而没有弊端。现在三公的职位称为“立”，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开始确立。三公虽然不始于此时，但作为周朝的定制，则始于此时。太师的教训，太傅的德义，太保的身体保护，名称虽然不同，但这样的人都不容易得到。所以三公对于这道，既讲明了，又治理了，而必须尽到协调的妙处。大概阴阳从气来说，而道是阴阳的理，恒定不变。《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治理的作用藏于无形，调和的妙处间不容发，又何必等待讨论呢？大概所谓讨论，就是拟议以成就变化，讲明启发而使之精一。如果不是治理天下的大经，参赞天地化育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说：“官不必备，惟其人。”大概古人设立官职只选贤能，何况三公的尊贵地位，不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吗？职位和事务只选有能力的人，何况三公的重任，不寻求合适的人来称职吗？与其勉强设官以充数，不如空缺职位以待贤人更好。如果只看人是否贤能，那么官职齐备无害，不齐备也无害。三公的官职，既然不追求齐备，那么辅助三公而称为少师、少傅、少保的，难道可以不特别设立他们的职务而确定他们的名称吗？称为三少，只是名称地位稍微低一些，而不是与三公隔绝；称为三孤，是因为他们的名称地位特别独立，而不是统摄于三公。一个在前面治理，一个在后面辅助完成，这就是公孤职务区分的原因。天地从形体来说，而化是天地的作用，运行而无迹。《易》说：“范围天地之化。”就是这个意思。〇，是扩大它的意思；寅亮，是恭敬而明察的意思。三孤对于天地的作用，既扩大了它，对于天地的形体，又恭敬而明察，那么他们辅佐一人而能尽到道了。如果职务不专一，名称不确立，责任不重大，那么怎么能成就扩大的功效，而达到恭敬明察的实际效果呢！又曾经考察，三公的设置，其方法已经很久，到成王时才参定，作为一代的定制。如果确立为定制，应该有固定的人，而周公为师，召公为保，仅见于记载，而太傅没有听说。后来周公去世后，就只以召公为保，而太师

译也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非同寻常的重任，是用来等待非同寻常的人的，只有那些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才能担当非同寻常的重任。三公不一定都要齐备，是为了使选拔人才更加困难。于是三孤就孤立地存在了，这是为了作为三公的副贰，而必定加重他们的责任。所以太仪所掌管的事务中，有孤的技艺；朝士所掌管的事务中，有孤的职位。正职必定要有副职，三公既然难以胜任其重任，而三孤则能够分担其重任了。在成王教导引导的时候，既然已经极度尊崇三公，而又想要不敢用自己的事情去烦扰他们，那么“辅佐我一人”这样的话，成王如果不跟三孤说，又能跟谁说呢？虽然如此，《周官》这一部书，与《周礼》正好互为表里。《周官》所记载的，从公到孤，从孤到卿，而对于公特别说明了不一定都要齐备，但并不是说没有固定的职事。而《周礼》所记载的，只停留在师、孤，也不说（公不必备），这必定是有其道理的。大概公和孤没有固定的职事，卿则分担职事；公和孤发布政令，而卿则执行这些政令。公和孤是尚未确定的辅佐，卿才是不可变更的官员，有时由卿兼任公和孤的职责，也不妨害官员的不齐备。唉！议论到了这里，那么周人设立官职的深远用意，难道不是在千年之前就已经非常明白了吗！

译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都和谐，万国都安宁。内外的体制纲纪不紊乱，那么远近的治理成效就没有差别，这就是唐尧虞舜的盛世之所以不可企及的原因。在朝廷之上，没有比百揆更重要的，百揆既已安置，又由四岳辅佐，那么内部就足以统领外部了；在九州之内，没有比州牧更受重视的，州牧既已设置，又由侯伯参赞，那么外部就有办法承接内部了。内外的体制纲纪既已确立，由此推及政事，那么政令虽然不一，却没有不和谐的；由此推广到天下，那么邦国虽然有万，却没有不安宁的。凡是各种功业都兴盛而百姓得以教化的原因，都在于内外相互承接、体制纲纪不紊乱。成王训导他的官员而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他也是知道所仰慕的对象啊！所以说【云云】唉！天下如此广大，君主以一人之身居于亿万民众之上，天地依赖他的地位，万物依赖他的养育，三纲五常、五礼六乐，没有一件事不是我的责任。唐尧虞舜之时，只看到各种功业凝聚而万邦安宁，就以为是圣人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结果。唉！这哪里知道圣人维持当世、使天下达到太平治理的缘故呢？天下的道理，变化而后通达，作为而后响应，没有不勇于有所作为而后能安于无为的。不然的话，尧以得不到舜为自己的忧虑，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自己的忧虑，凡是他们勤勉地任命九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从现在来看，在内服方面，百揆既已安排妥当，那么从天子以下，凡是天下的事务，没有不在其考量之中的；四岳既已分布，那么从百揆以下，凡是州牧的官员，没有不在其统率之下的。先以百揆为首，次以四岳为辅，其内外的体制纲纪是怎样的呢？在外服方面，既由州牧统领，又由侯伯分管，这是因为天下的州有九州，设立州牧，那么侯伯就有归属了；天下的爵位有五种，侯和伯，那么州牧就有依托了。既然先以州牧为首，又次以侯伯为辅，其内外的体制纲纪是怎样的呢？只有内部能够统领外部，那么上级统御下级，就像身体支配手臂；外部能够承接内部，那么下级侍奉上级，就像网目系在总绳上。像这样，政事虽然繁多，难道有不和谐的吗？万邦虽然广阔，难道有不安宁的吗？而且见于具体实施的是政，遍布天下的是邦，一件事违背了礼，就不算和谐；一个事物失去了本性，就不算安宁。现在，不仅是一政的和谐，而是没有一事不和谐；不仅是一邦的安宁，而是没有一邦不安宁，其治理成效没有差别就是这样。推究其缘故，是有原因的。难道说不能端正内外的体制纲纪，却能取得这样的治理成效吗？唐尧虞舜之际，在这方面最为兴盛，而成王用这些话来训导他的官员，大概是知道所仰慕的对象了。况且成王以年幼的资质，承受太平的运势，就内部而言，冢宰统领百官，与百揆没有不同；就其次而言，六卿分职率领下属，与牧伯没有不同。那时时代不同、事务特殊，虽然三百六十种官职，似乎比设立百官更为繁杂，然而制礼作乐而天下太平，与各种政务和谐没有差别；既已奏效太平，都有士君子的行为，与万邦安宁没有愧色。后来的评论者说太平在虞周时期，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

明王建立政事，不只看官职，只看人

君主达到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官职完备为贵，只以得到贤才为先。设立官职是为了承担各种政务，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胜任其职。因此成王训导百官，说古代的明王，有办法建立天下的事务，不是因为官职多，而是因为得到了合适的人。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来担任众多职务，那么天下哪有不能建立的事务呢？那么君主设立官职，也只效法明王建立政事就可以了。圣人知道天下的事务，不是一心两目的聪明所能辨别的，所以设立官职、分配职责来共同治理。然而事务的变化无穷，任命的设置有限，如果一个官职不备，那么一件事就会荒废，没有因为厌烦繁杂而追求简省的。哪里知道亿万民众不足以挽救商朝的灭亡，而乱臣十人反而足以成就周朝的兴盛？仔细审视这样，那么设立官职，是要以多为贵呢？还是以得人为重呢？世上有非常之事，必定有待于非常之人。得到了合适的人，那么一人担任就有余力；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即使众人担任也不足。古代的明王能使上面没有废弃的事务，根本在于下面没有遗漏的人才，起初并没有其他办法。所以纲纪法度的昭明，礼乐刑政的修举，朝廷没有废弃的典章，外部没有失职的百姓，谁不说：“这是明王能够建立政事。”殊不知君主高居南面而深居九重，所依赖来调和阴阳、整顿各种事务的，是在朝的三公九卿；所借用来宣明教化、惠及百姓的，是在外的州牧侯伯。圣人只责成于众官，不曾以君主的身份行使臣子的职责。然而三公九卿，不是只取他们充数而已，必定是他们的德行足以胜任此职而没有欠缺；州牧侯伯，不是只取他们备员而已，必定是他们的才能足以称职而没有愧色。这样之后，内部得到合适的人，而在内的职务没有不修明的；外部得到合适的人，而在外的职务没有不举行的。唐尧虞舜设立百官而各种政务和谐，夏商官职加倍而也能治理得当，都是因为

译这是得到人才的原因啊，难道仅仅是为了充任官职罢了！我曾经借此来论述：懦弱的人不足以举起千钧重物，必须像乌获那样的力士才行；劣马不足以日行千里，必须像骐骥那样的良马才行；普通人不足以建立政事，必须贤能之士才行。因此，伊尹训诫太甲，必定说：“任命官员只选用贤才，身边的近臣只选用合适的人。”傅说告诫高宗，也说：“官职不授予私亲宠幸之人，只看重才能；爵位不授予品德恶劣之人，只看重贤德。”武王战胜商朝，而达到垂拱无为的治理境界，也是基于建立官职只选用贤才、安排事务只任用能人罢了。既然如此，那么根据官职来选拔人才，确实是建立政事的重要任务，古代的英明君主都遵循这一原则。周成王教导百官，首先阐明这一点，并且在三公之下，又反复强调“官职不必齐全，只在于人选合适”这句话。他叮咛嘱咐的意思极其深切，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不深思并恭敬地遵守吗！

译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宣扬五种伦理规范，安抚亿万百姓。

君主命令臣子推行教化，其关键在于阐明人心本有的天性，以此来感化天下不顺从的百姓罢了。如果教化大行其道，风俗发生巨大改变，这是君主所期望的。然而如果没有臣子来掌管这件事，怎么可以呢？因此在冡宰之后训导百官，紧接着就设立了司徒这个官职。司徒这个官职，是以掌管教化为职责的。它的要领难道还有别的吗？五种伦理规范，是人心所固有的，宣扬并阐明它，教化就能大行其道；亿万百姓中有不顺从的，就安抚并驯服他们，风俗就能发生巨大改变。像这样之后才能称职。这是设立官职的本意，所以在这里特别明白地阐述，而古人委任官职、责求成效的道理，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了。古代的圣人能够使教化施行、风俗美好，整个时代的大局，都纳入和谐安宁的治理之中，而百姓都归于和睦顺从，难道有别的吗？其关键在于施行教化有合适的人罢了。因为人的气质习性本来不同，但其天性本来没有不善的。顺着天性引导他，就容易见效；违背天性强迫他，就难以成功。我只需启发他固有的天性，来改变他不顺从的习性，那么人就没有不顺从的了。这就是司徒的职责之所以在于教化的原因。六卿分工负责，各有主管，司徒掌管国家的教令，关系到治化盛衰，系连着民俗淳厚或浇薄。他所担任的职责不也很专一吗？他所执掌的事务不也很重大吗？然而幼小的儿童，谁不知道爱他的父母？等到长大了，谁不知道尊敬他的兄长？人都同样出生，就同样禀受天性，性善就像水必定向下流一样，果真有什么不顺从的呢？然而有不顺从的，为什么呢？气质禀赋的偏颇在前面拘束着他，物欲的遮蔽在后面扰乱着他，才开始蒙昧于天理而不互相谦让顺从。所以设立司徒，让他宣扬教化。父子希望他们有亲情，君臣希望他们有道义，夫妇希望他们有分别，朋友长幼希望他们有秩序和诚信。逐渐培养仁爱，磨砺道义，使所有不亲近的人在这里变得亲近；用道德统一，用礼制规范，使所有不和睦的人在这里变得和睦。像这样，那么强悍的人可以变得柔和，乖戾的人可以变得和顺，而放纵邪僻的人可以使他们遵守法度，这哪里需要刑罚驱赶和权势逼迫呢？因为熏陶浸染已经深入，那么天性的真善自然显露，有不能自己停止的了。从前唐尧虞舜的时候，百姓发生变化，家家户户都可以封赏，人们都知道他们的治理教化不可企及，但哪里知道慰劳安抚、匡正引导，使人自己领悟，“你担任司徒，恭敬地宣扬五种教化，在于宽厚”，尧舜……之所以对司徒如此恳切的原因是什么呢？周成王训导百官，也对司徒的职责特别谨慎，难怪他的和谐治理，无愧于唐尧虞舜啊！那些认为威刑足以掌控一世，视教化为次要事务的人，哪里配得上谈论这个呢！

告诫你们卿士：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决断，才没有后来的艰难。贤明的君主勉励众臣，必定以功业贵在笃志力行，来谋求其效果；尤其贵在把握时机善于决断，来顾虑其最终结果。因为功业的成就很难，有能够笃志力行的，固然可以期望其效果，但如果把握时机不能决断，那么最终结果正可以忧虑。所以周成王告诫卿士，认为成就功业在于立志，扩大事业在于勤奋。你们卿士只有立志和勤奋，两者都做到，才能扩大事业而崇高功业。然而还不够，日常事务各有其关键时机，只有像这样而果断决断，然后志与勤不白费，而没有后来艰难的忧虑了。这没有别的，人臣的功业，没有志向而不勤奋，不足以从事其事；没有决断而错失时机，又不足以达成其成功。曾经说拥有天下的人建立官职分工，固然希望他们共同谋划功业。君主立于朝廷，难道不也以功业自任吗？然而天下的事，起于志向，成于勤奋，而成败的区别，又在于审察其关键。志向所向，不是苟且浅近，固然可以建功立业；勤奋所务，不是勉强一时，固然可以建功立业。而事情的关键来了不决断，那么即使有志向和勤奋，终究不能免除后来艰难的祸患。果真能够笃志力行，而又把握时机善于决断，还有什么功业不崇高，什么事业不广大呢？又有什么后来艰难值得忧虑呢？一旦有一项做不到，那么君主对臣子的期望就落空，而臣子自我担当的职责也就荒废了。这是周成王训导百官，在前面分别任命，在后面总括告诫，又在这里再次告诫，他对卿士的期望是多么深切啊！现在周朝有六官，是周朝的卿；六官的属员，是周朝的士。凡是他们专管的治理教化，兼管的礼乐，并列的兵制，独任的邦土，都是卿士的职责。哪样不是事业？哪样不是功业？现在周王告诫卿士，难道不是说“忠于国家、匡扶君主的功业，是你们卿士应当做的”吗？想要功业崇高、事业广大，何必向外寻求？只有立志和勤奋罢了。功业，是事业的完成；事业，是功业的积累，本来不是两回事。勤奋由志向产生，志向靠勤奋实现，也不是两种性质。卿士的职责虽然有大小不同，而朝廷的功业没有可以废弃的准则。如果他们不能奋发有为、光大帝王的事业，不能恭敬地辅佐天工，志向不立而勤奋不施，必定要立志超卓，坚如金石，早晚孜孜不倦，勤奋不懈怠，这才是笃志力行，而积累事业成就功业的效果可以图谋了。然而曾经探求，志向确定于内心，勤奋施行于外，固然好像事业的成就容易崇高，

译功绩积累得深厚就容易扩大，但考察其最终结果，往往还有后续的艰难，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几”是吉祥的先兆，而“断”是人的明智决断。如果在事情的关键时刻，心存疑虑犹豫，优柔寡断，那么志向虽然高远，也是白白浪费志向；勤勉虽然努力，也是白白浪费勤勉。功绩的积累难以扩大，事业的成就难以崇高，这难道不是后续艰难的忧虑吗？一定要以震奋严厉的态度在心中做出决断，使志向和勤勉不致白白浪费，这就是善于把握时机、果断决策，从而积累功绩、成就事业，最终没有后续艰难的忧虑。唉！成王对于卿士，因为忧虑深切所以言语恳切，因为思虑深远所以解说详尽。蓄积疑虑会败坏谋略，懈怠疏忽会荒废政事，前面的章节已经告诫过了。在这里又反过来强调，只有立志和勤勉，才能补救懈怠荒废的过失，避免荒废政事的罪责；只有能够果断，才能破除蓄积疑虑的危害，挽救败坏谋略的过错。传文称之为再次告诫卿士，其用意深远啊。虽然如此，作为卿士固然应当立志勤勉，作为君主尤其不能没有志向且不勤勉；作为卿士固然应当洞察先机、明智决断，作为君主尤其不能不果断。如果仅仅把忠于国家、匡正君主的功业推诿给臣下，而昧于反省修身、自我检省的诚意，那么就会懈怠疏忽且蓄积疑虑，上行下效，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祸害。传文说：“功绩因志向而崇高，事业因仁爱而广大，决断因勇敢而成功。”知道仁、智、勇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德行，难道只是卿士如此吗！

译君陈

从前周公担任万民的师长和保姆，百姓怀念他的恩德。“前往谨慎地履行你的职责，遵循那些常规的法度，努力彰显周公的教诲，这样百姓就能得到治理。”

因为前人极尽教养的恩德，所以即使去世，百姓也不忘记；后人尽到继承和阐述前人事业的道理，只要遵循治理之道，百姓也能得到治理。大概前人的恩德，是百姓所仰慕的；后人能够顺着百姓的思慕之情来治理他们，百姓自然就会欣然听从顺从。成王命令君陈，说从前周公治理这东郊之地，担任师长来教导他们，担任保姆来安抚他们，所以周公虽然去世，百姓正思念仰慕他的恩德而没有止息。现在君陈前往，只应当谨慎他所主管的职责，遵循那些典章常规，努力阐明周公的旧日教诲，那么百姓也将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了。唉！周公的恩德，百姓不能忘记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身为君陈的人，难道不思考用来安慰百姓期望的方法吗？

我曾经说，时代有先后之分，但用来达到治理的方法没有先后的区别；百姓有近远之别，但用来赢得他们人心的方法没有近远的差异。那么治理不可以用先后来判断，百姓不可以用近远来观察，只在于继承前人的志向、阐述前人的事业做得如何罢了。大概纪纲法度的施行、礼乐教化的运用，是前人用来使百姓之心顺服的手段。继承前人前往的人，难道不思考用来推广前人的恩德而不改变百姓的心，努力遵循前人的教诲而不改变其效用吗？那么前日的治理，就是我今日用来治理的方法了。何况东郊之地，是顽劣百姓居住的地方。周公担心他们不顺从，而极尽教养的恩惠，这些百姓思念周公的去世，而怀念他的教养恩德，这正是成王重视这个任命，而有君陈这一命令的原因。假使君陈能够效法周公，那么百姓跟随君陈，将不会不同于跟随周公。况且成王的心意是什么心呢？正当殷商顽民背叛的时候，周公将他们迁到洛邑，使他们靠近王室。在这个时候，周公有师长的尊贵，有保姆的亲爱。用他的教诲来教化他们，是用来教导他们的；安定他们的家庭，是用来安抚他们的。周公的恩德，施加于百姓竟然如此。现在周公去世了，那么东郊的百姓难道不在心中悲伤吗？无论行动静止、饮食休息，没有不怀念周公恩德的；无论出入起居，没有不思念周公教诲的。就像饥饿的人想要吃饭，口渴的人想要喝水，不亚于大旱时盼望云霓，不亚于婴儿仰慕父母。现在君陈前往治理这东郊之地，将用什么来安慰这些百姓的期望呢？谨慎小心地对待殷商百姓，是周公的心意，你就要谨慎地把它作为职责；遵循常规以及安抚事务，是周公的志向，你就要遵循它作为常规。殷商百姓不能忘记的，正是在于周公的教诲，君陈如果能够就着这些教诲而努力，使之光大，那么君陈的心就是周公的心，而今日的治理又哪里不同于前日的治理呢？大概会看到东郊的百姓，就像行者奔赴家园，食者获得饱足，鼓舞万物，和顺柔顺，自然会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了。说“怀念”说“恩德”，是为了阐明周公赢得民心的地方在于恩德；说“谨慎”说“遵循”，是为了阐明继承周公治理的关键在于君陈。由此看来，就知道周公以这些百姓为心，所以他去世时，百姓以周公为心。君陈能够推演周公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百姓将会把用来怀念周公的情感转而怀念君陈了。我曾经考察经典，成王对君陈的期望不仅于此。下文已经列举周公精微的教诲来告诉他了，尤其必定接着说“你还要效法这时周公的谋略教诲”，在其后，又重复强调“你务必光大周公的宏大教诲”，反复叮咛，他对君陈的期望无非在于周公的教诲。身为君陈的人，能不思考用来继承周公以完成成王命令的方法吗？后来康王称赞周公能够谨慎开始，君陈能够调和中间，那么君陈在东郊，果然无愧于周公的治理，他也一定体味到成王的话了！再进一步论述，成王命令君陈，固然在于周公的教诲，而康王命令毕公，也未尝不在于周公的教诲。他说“不遵循古训，到哪里去寻求训导”，就知道君陈能够光大周公的教诲，而毕公又应当光大君陈的教诲了。因此三位君王同心协力，而洛邑的治理成为不可及的典范。想要观察成周的家法，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大凡人们没有见到圣人时，好像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后，也不能遵循圣人。你要警惕啊！你是风，下面的百姓是草。

贤明的君主勉励大臣遵循圣人，既以常人的情态作为警戒，又以德化感应的契机作为比喻。只知道在未见圣人之前仰慕圣人，而不能在见到圣人之后遵循圣人之道，这是常人的情态。身为大臣的人以此为警戒，那么下面的百姓都将兴起于德化之中而忙不过来。成王命令君陈分管东郊，说：“大凡人们没有见到圣人时，内心缺憾好像不能见到；等到已经见到圣人后，却又往往不能遵循他的道路。君陈亲眼见到周公，应当深深以此为警戒。”以不能遵循圣人作为警戒，而行动必定遵循圣人，那么感应之机就像风吹草伏那样容易，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了。你君陈能够遵循周公的教诲，那么那些下面的百姓，难道有不听从君陈教诲的吗？在前面深深给予警戒，在后面曲折给予比喻，告诫的命令可以说深切显明了。遵循圣人很难而顺从教化很容易，真是这样啊！同样是人，难以遵循圣人而容易顺从教化，为什么呢？圣人之后才能希冀天道，贤人之后才能希冀圣人，圣人不是凡夫所能

译这样；而下属顺从上级的意志，就有不催促而迅速见效的契机了。引导他们，他们就跟随；倡导他们，他们就响应，这是必然的道理。成王懂得这个道理，认为那天赋的常性，人人都有，所以当人们还没见到圣人之前，谁没有愿意见到圣人的心思呢？有了愿意见到圣人的心思，但他们自己看自己却谦卑得好像不能见到圣人一样。难道不是说圣人是超越万物的杰出人物，凭我的愚笨，能够见到他吗？又难道不是说圣人是高出众人的卓越人物，凭我的不贤，能够见到他吗？这是普通人没见到圣人时的常态。幸好那仁义的光辉，已经得以瞻仰了；威仪的显著，已经得以亲近感受了。因为平日里没见到圣人之前，他们仰慕圣人的程度像那样，那么今天既然已经见到圣人之后，他们遵循圣人之道的情形应该怎样呢？然而天赋的常性虽然好像有恒常不变的一面，却不能没有气质的束缚；秉承的常理虽然同样喜好美德，却不能没有物欲的拖累。虽然已经见到了圣人却不能遵循他的道，那就只是白白见到了而已，这是君陈应当深深警戒的。因为君陈不是普通人可比拟的，曾经亲自见过周公。亲自见过周公，难道可以用普通人的标准来对待自己吗？周公的道，是你君陈治理东郊时所应当遵循的。对于沉溺于奸邪犯罪、败坏常理风俗的人，希望你有办法教化他们；对于依仗奢侈、灭绝道义、骄纵淫逸、自夸自大的人，希望你有办法感化他们。这不能用刑罚驱赶，不能用权势逼迫，只有你君陈遵循周公的道，来激发他们善的萌芽罢了。由此说来，君子的德行像风，你君陈就是那风；小人的德行像草，东郊的百姓就是那草。风吹过草上，草必定倒下，这全在于君陈了。所以我说道：贤明的君主勉励大臣遵循圣人的道，既用常人的心理作为警戒，又用德化感应的机理作为比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考察上文，它说“遵循那常道，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是希望他遵循圣人的道；它说“奉行周公的训诫”，也是希望他遵循圣人的道。一处希望他遵循圣人的道，两处希望他遵循圣人的道，不是成王说不出这样的话，不是君陈不配听这样的话。后来道义融洽、政治清明，恩泽滋润百姓，君陈在东郊的政绩比起周公也无愧色，这难道不是遵循圣人道的效果吗？

译毕命

凭借财富能够施行教化，才能使人长寿；只有德行和道义，才是重要的教化。如果不遵循古训，还能用什么来教化呢？

在百姓富裕之后建立教化以保障民生，也只是依据天理并考察古训罢了。因为百姓富裕的时候，正是圣人建立教化的时候。从前成王和康王命令毕公，认为殷商遗民并非难以教化，只要能够趁着他们富裕的时候加以教化，就一定不会受外物诱惑而改变，从而保全他们性命的正道。这样就不必向外寻求，天理本身就是教化。只有德行和道义，是百姓本性中固有的，这才是重要的教化，也是古人共同遵循的。如果不遵循古训作为教化，那还能用什么来教化呢？毕公持这种观点来教化殷民，他一定知道根本所在了。曾有人说，百姓富裕之后，果真可以没有教化吗？回答说：“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了”，这是不可以没有教化的。又说，依据天理进行教化，果真可以不考察古训吗？回答说：“善行没有验证，百姓就不会服从”，这是不可以不考察古训的。唉！这固然如此，但难道不知道长寿固然不能靠贪婪获得，短命也不能靠谨慎避免吗？现在论述长寿之道，却以德行道义的教化为根本，岂不是太拘泥了吗？因为圣人接受天命，并不是说人人都能活到百岁高龄，而是说得到正当的寿命罢了。从前康王怜悯富裕的百姓不懂天命，所以认为殷民长久以来丧命，夭折阻碍了他们的生命，那些如同靠近危墙而不能避免，以及身戴枷锁而不能自脱的人，都不是正当的寿命。对于你们毕公，要共同思考如何使他们长寿。然而天下百姓憔悴困苦，是因为没有养生的器具，而违背常理、放纵淫欲，尤其比饥寒的忧虑更严重。富裕了却不尽教化之方，情欲日益放肆而无法保全生命。现在正值富足之时，对他们进行训导，那么衣食充足就会懂得荣辱，粮仓充实就会懂得礼节，长寿的人会有，短命夭折的人就不会有了。虽然如此，我心中的天理没有多余，天理就是天理，不会没有。德行和道义，是人心所共有的。在这天理之外，都不足以作为重要的教化。上天赋予我们，首先确立的是这个根本。毕公想要知道教化之所以重要，除了德行道义还能是什么呢？殷商风俗萎靡，巧言令色被视为贤能，有以轻薄凌辱德行的人，有倚仗奢侈泯灭道义的人，德行道义不明，已经不是一天了。你们毕公是打算依据他们本来的善性来教化他们呢？还是打算另外设立条规来教化他们呢？教化百姓的方法，有所谓重要的方面，毕公你是知道的。况且现在的人经历了三代之后，历经三纪，殷民虽然顽固，良心依然如故，没有触动而不感动的。你们毕公只需慎重对待德行道义的教化罢了。然而德行道义的教化，是古人所共同的，现在你们毕公居于元老尊位，虽然以重要教化为念，却不以古训为法则。处在毕公之前的先王，他们的遗规余画，无非是德行道义所寄托的。一旦不加考察，就会与自己既定的轨迹相违背，而使百姓无所验证，终究不能算是美好的教化。这就是再次严厉强调“如果不遵循古训，还能用什么来教化”这句话，以坚定毕公的心志吧！唉！君陈分管东郊政务，同样是这些殷民，而成王命令君陈的意图，与康王是一样的吗？看“只有百姓生活丰厚，才会因外物而改变”这句话，就知道希望君陈施行教化，以恢复百姓本性的天理；看“你能恭敬地遵循常典”这句话，就知道希望君陈有德行道义的教化。至于大力彰显周公的训导，又难道不是希望他遵循古训吗？唉！君陈、毕公所教化的百姓没有不同，而成王、康王所下达的命令意图也没有不同。观察周家累世的教化，就知道周公的用心了。

君牙

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继承啊，武王的功业！开启保佑我们的后人，全都以正道而没有缺失。你只有恭敬地阐明你的训导，用来奉行先王的法则，回应文武的光辉命令，追配于前人。

前代君王重视创业的勤勉，已经有办法垂范法则给后代；人臣承担施行教化的责任，应当有办法无愧于前人。因为立法垂训，固然没有比前代君王更盛大的；而恭敬地阐明训导，在人臣方面不可不尽力做到完美。不这样做，怎么能回应宣扬文武的光辉命令，而追配于前人呢？从前穆王命令君牙担任大司徒，说文王显赫于前，有极大的谋略；武王继承于后，有极大的功业。所以开启保佑我们后人的，不仅都出于正道，而且做到周密而没有缺失。他们为后代留下的法度到了极点了。现在你君牙继承司徒的职位，难道有别的目的吗？也只是取文武的训导，恭敬地阐明它，以尽施行教化的责任罢了。这样上能不失成康回应文武光辉命令的意思，下能追配前人侍奉君主的心意，就可以无愧于前人了。《君牙》一书……古今天下的道理有两种，叫做创业和守成罢了。周朝从文武在前创业，成康在后守法，治理安定功业完成，礼制完备音乐和谐，那么在此之后的人将如何继承呢？唉！时代有前后，道理没有两样。文武创业的盛大，固然无以复加了；而成康用来守成的，并不是另一条道路，不过是恭敬地阐明文武遗留的训导罢了。然而成康之所以能回应宣扬文武的光辉命令，难道是成康自己做的吗？有臣子来承担这个责任罢了。君牙的祖父笃守忠贞为王家效力，难道没有成绩记载在太常吗？他们辅佐君主的功劳、施行教化的业绩，昭彰得不可掩盖。作为君牙，果真能遵循他们的道路而不改变，坚守他们的法度而……

译坚守不渝，以无愧于你的祖先父亲，那么作为君主又哪里会愧对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周康王呢？从当今看来，光辉照耀四方的，是文王谋略的伟大显赫；率领众人成就功业的，是武王对父业的伟大继承。文王的显赫在于谋略，这正是开启武王功业的基础；武王的继承在于功烈，而都根本于文王的谋略。父亲创立基业，儿子遵循述作，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根本宏大则枝叶繁茂，源头深远则水流长远，垂范于无穷，施恩于无极，这本是理所当然的。有典章有法则，留给子孙后代，所以启发我们的，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正道；关键周密，规范完备，所以启发我们后人的，果真有什么事情会缺失呢？担任司徒的人，本来不需要等待另起炉灶、改弦更张来建立功业，也不需要以变革扰乱刑政作为事务。开始修明人伦纲纪，治理重大经纶，文武二王本来就有功业纲常，圣明的谋略浩荡，美好的言论非常显著，哪一样不是文武二王的大训呢？恭敬地明白这些，关键在于人罢了。如果确实能使敦厚典章、广施教化，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恭谨而不敢违背，那么基于先王的旧章成法，自然会昭著而不可掩盖。先王之所以应对宣扬文武二王的命令是这样的，前人之所以辅佐君主是这样的。君牙如果能像这样，那么纲常的道理就会大为显明，而文武二王的道统也就赖以不坠。所以应对宣扬光明命令的人，对照先王而没有违背；所以辅佐君主的人，对照前人而没有愧疚。那么担任司徒职责的人，难道不在于恭敬地明白这些训诫吗？舜命令契恭敬地广布五教，皋陶论述典章归结于恭敬，是同一个道理。唉！看周穆王任命君牙，追述文武二王开创基业的艰难，而恳切地向臣下求助，以期望成就成康守成的大业绩，他也是有志于天下的人啊。为什么到了晚年放纵奢侈之心，巡游没有节制，几乎失去天下？文武成康的遗业，到了这里却不念及继承，这是为什么呢？人心操守的无常，观察这个就可以作为鉴戒了。

译吕刑

只有敬慎地施行五刑，才能成就刚、柔、正直这三种德行。君主有善政，亿万百姓都依赖他，国家的安宁才能长久。法律必须谨慎地施行，用它来弥补治理之道所不及的地方，那么君主和百姓都能蒙受福泽，其功效必定能无穷无尽。君王的治理，以德行为教化百姓的根本，但必须借助刑罚来辅助，这对于君主和百姓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所以，作为臣子，如果能敬慎地施行五刑，以成就刚明、正直的德行，那么法律所施加的地方就没有不恰当的了。像这样，君主在上享有喜庆，百姓在下依赖恩泽，安宁的美好局面就可以长久而不衰败，这作为国家的福分，又怎么会有穷尽呢？世间如果没有刑罚，即使是唐尧、虞舜也不能教化天下，因为刑罚是治理之道所关联的。然而刑罚是一样的，唐尧、虞舜使用它足以达到隆盛太平，后世沿用它却足以酿成祸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敬慎与不敬慎的区别罢了。大概敬慎，是用刑成就德行的根本；德行，是产生治世的根基；刑罚，是辅助世道的工具。用道德引导百姓如果还不够，然后才用刑罚来防范，而不是依靠刑罚来逞强。因此古人对此慎重又慎重，大概是因为知道死者不能复生，断肢不能再接，一旦失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作为百姓的统治者，如果让百姓手足无措，那么百姓必定会向上天和神明申诉无辜，灾异降临，即使有善政，也将无可奈何了。唉！刑罚关系到百姓的生命，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使用它怎么能不慎重呢？刑罚有五种，即墨刑、劓刑、剕刑、宫刑、死刑；德行有三种，即刚、柔、正直。没有这三种德行不足以治理天下，没有这五种刑罚不足以成就这三种德行，使用刑罚的人怎么能不敬慎呢？治理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典，是为了成就刚的德行，但一旦不敬慎，就可能伤害于苛暴而不足以成为刚；治理新建立的国家使用轻典，是为了成就柔的德行，一旦不敬慎，就可能失于姑息而不足以成为柔；治理太平的国家使用中典，是为了成就正直的德行，一旦不敬慎，就可能失于枉滥而不足以成为正直。只有能够审慎地把握宽严的适宜，权衡轻重的等级，使死刑用来制止死刑，期望最终没有刑罚，那么刑罚所施加的地方，都是德行所寄托的地方。像这样，我看到爱惜生命的德行融洽于民心，至和之气充满天地，在上则阴阳调和而风雨适时，在下则万物和谐而万事顺理，君主垂衣拱手于深宫，而天下共同步入长寿安乐的境界。建立不坏的基础，不止像泰山那样安稳；保持无边的福命，不止像四维那样坚固。安宁的福分，难道只是一朝一夕而已吗？我现在才知道，明刑弼教，不是圣人可以废弃的，也不是圣人可以依赖的。可以依赖的，只是依赖它有德行罢了。大概道德教化，教化融洽而民心欢乐；驱策以法令，法令极端而民风悲哀。悲哀与欢乐的感应，就是祸福的应验。从前周朝初年，纯粹任用道德教化，而司寇的设立，必定选择合适的人：前有苏忿生担任，后有康叔封继承。恭敬地遵循狱讼之道，长久地保佑我的王国，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所以成王、康王时期，刑罚搁置四十多年而不使用，而忠厚的恩泽，直到末世也不衰败。穆王继位时正值年老昏聩之年，而有《吕刑》的训诫，仍然恳切地强调“有德者用刑”、“我敬慎用刑”，以及“哲人用刑，无边的福分”等话语，他先德后刑的说法，大概还和以前一样。这就是三代成为有道之长的原因吧！传书说：“祥瑞在唐虞、成周出现。”又说：“周朝超过了它的历数。”是有原因的。

秦誓

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拥有一样；别人贤良圣明，心里喜爱他，不止像从自己口中说出那样真诚。能够包容这样的人，来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也是非常有利的啊！

大臣好善的心意真诚而无虚伪，那么国家的福泽就深远而无穷。大概得到贤才本来就是用来奠定邦国基础的，何况有真诚好善的人，他能够奠定国家的福分是必然的。适宜古代贤明的诸侯深思这样的人而任用他，因为人有才技，就能喜爱他而像出自自己；人贤良圣明，又心里喜爱他胜过言语所称道，这就可以说是能好人之善，而不是出于勉强容忍了。诚像这样，那么我的子孙、我的百姓，没有不蒙受其休美而被其恩泽的，他的利益难道浅薄吗？好善的效果如此【云云】大臣的一身，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寄托着万民的休戚，所托付的重任确实重大。可贵的是作为大臣，不在于使用一己之长，而在于能够招致天下的善。好善优于天下，何况是一国呢？固然可以建立无穷的基础，可以接受无穷的喜庆。那么子孙基业不担心不稳固，民生不担心不安定，所担心的是得不到好善的大臣罢了。在这里有这样的人，别人有才能，才能是人的能力，在别人那里还来不及嫉妒，而他喜爱它却像自己拥有，没有人与我的分别；贤良圣明是人的德行，在别人那里还使他不通达，而他心里喜爱它却胜过口中所称道，起初没有彼此的间隔。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宽宏乐善的人，而不是浅薄狭量的人可比。现在称他为能容，相信他确实能容啊！像这样，我看到有一技之长的人没有不被容纳的，而智者都能献出他们的谋略；有小善的人都被录用，而勇者都能献出他们的力量。上而朝廷没有一件事不归于正道，下而

译大概没有一个人不能实现其生存，而且职位都有益处，确实是有利而无害啊。秦穆公思念贤才到了这种地步，大概与别人求贤的方式不同吧！或者这话，我听说过，又曾经见过这样的人。广泛招揽俊才，安排在众官位上，这是傅说没有私欲而举荐贤才，所以殷朝的优良风气和善政到了改朝换代也没有衰败；握着头发、吐出食物去接见贤士，这是周公没有私欲而举荐贤才，所以周朝的安定和谐与盛世治理直到东迁也没有消亡。秦穆公后悔任用新人而思念老成之人，所以恳切地说到这些，想着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可惜他的志向没有实现啊！不然的话，凭借秦国的强大，得到一个贤士，就可以治理天下了，难道仅仅是小小的西戎霸主而已吗！君子说：“知道它并不难，实行它才困难。”确实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