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义矜式卷二
表纪州而不言域，以示京畿之尊；论治水而先▯河，又详其施功之序，此禹之受命治水必始于帝都也，而况河水之患在所当先治者乎？则因其势而顺治之者，亦各有其序矣。冀州三面距河，而此不言疆界者，所以尊京师也，所以示王者之无外也。禹之受命治水，固必始于此矣。既载壶口以防河势，治梁及岐以开河道，则▯河之功是所当先也。太原则既修矣，而至于岳阳焉；覃懐则底绩矣，而至于衡漳焉，则汾漳皆入于河也。是非因其势而顺治之乎？然则表京畿之域，不得不异于余州；纪治水所当先，因有以明施功之序。观史臣序述之法，而可见禹之功矣【云云】尝谓禹之别州，若兖之济河，则以二水别之也；青之海岱，则以山水别之也；若荆及衡阳为荆州，则又专以山别之矣。余州所至，或以山，或以水，太抵皆有所限也。至于冀州独不以限言者，岂京畿之地非他州所可例乎？禹之治水也，当其懐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非止冀州而已也，而受命治水之始于此，岂不以三面距河而当在所先乎？然人徒知其不以限言者，帝都之无外，而不知自余州所至而观之，则帝都之疆境以明；人徒知先于帝都者，受命之始，而不知九州之水莫甚于河患，则其施功固有序。读《禹贡》之书，求《禹贡》之序，冝亦详于冀州之域矣。而禹别冀州，乃独不以疆域言也。若《周礼·职方》「河内曰冀州」，亦可矣。禹别九州，乃以疆域论也，亦岂无其故哉？盖曰八州之域皆以疆界言矣，则冀州之不言者，岂不可以余州所至而见乎？况京师为四海之朝宗，则又岂可以疆域言而同于他州也哉？王者以天下为一家，则又岂可必以疆域限而外于他州哉？禹之受命治水，必于是焉始，而河之为患，盖在于是焉。壶口为冀州之山，而当河水之下流也。梁岐亦冀州之山》而亦河水之所经也，谓之既载，则经始治之而有以疏杀河势也。曰治、曰及，又以见其既事壶口，乃即治梁及岐也。昔也河流激荡，震动天地，今则治之、及之，而有以开其河道矣。河势既杀，河道既开，则▯河之功，非所当先者乎？太原乃广平之地，而岳阳又冀州之山镇，一则曰既修，非因鲧之功而修之乎？汾水出于太原者，必经于太岳，乃东入于海，则必至于岳阳，而后汾水得以入河也。覃乃河内之平地，衡漳又清浊之异流，一则曰底绩，非以平地致功为尤难乎？然漳水东北至于阜城，乃入于北河，则必至于衡漳，而后漳水入于河也。然则▯汾、漳以入河者，又何莫非因其势而顺治之哉！于是而冀州之域始定，冀州之水皆治，施之天下皆以为凖矣。故自冀而东，兖则防河之下流也；青则防济之下流也；徐则淮之下流也；▯又江汉之下流也。由冀而西，则雍为河之上流，梁为江汉之上流。下流则杀其汗漫之势，上流凿其龃龉之冲，岂非皆视冀州以为之凖，而天下之水无不可治者矣！嗟夫！帝王之京畿，虽不皆在冀州之境，而后之建都，无不頼禹之功。故「洪水茫茫，而敷下土方」者，商人之颂其先王也；「沣水东注，维禹之绩」，周人之咏其先王也。夫追称其先王，而必述夫禹，则天下之可为京畿者，孰不頼禹之功哉？则当时东渐西被，固可以见王者无外之意；而四海防同之后，则小水之入河，河流之入海，而天下宁有不治之水哉？呜呼，盛矣！
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
地势极于卑，故上之取于民者轻；地利极于美，故下之奉其君者重。盖地之所出有定等，不可强取其所无；地之所产有定名，不可不供其所有。九州之域，▯州最为多水，其土之性则涂泥也，其田之等则下下也。是论乎地势，则极于卑，故其赋之所出止于下上上错，则其所取者轻矣；论夫地利，则极于美，故其贡之所入金而三品，则其所供之重可知矣。则壤成赋，因其轻而轻；任土作贡，因其重而重。此圣人之意也，亦自然之理也。《禹贡》▯州【云云】尝谓赋出于田，贡出于土。出于田者，因人力之所
译标明冀州的方位而不划定其疆域，是为了显示京畿的尊贵；论述治水时首先提到黄河，又详细叙述施工的顺序，这是因为大禹受命治水必定从帝都开始，更何况黄河水患是应当首先治理的呢？那么，顺着地势而顺势治理的方法，也各自有其顺序。冀州三面濒临黄河，这里不提及疆界，是为了尊崇京师，也是为了显示王者没有内外之分。大禹受命治水，本来就必定从这里开始。既然记载了壅堵壶口以遏制黄河水势，治理梁山和岐山以疏通河道，那么治理黄河的工程就是应当最先进行的。太原已经修治好了，然后才治理到岳阳；覃怀已经取得了成效，然后才治理到衡漳，这是因为汾水和漳水都流入黄河。这难道不是顺着地势而顺势治理吗？那么，标明京畿的疆域，不得不与其他州不同；记载治水应当先行的部分，因而能够明确施工的顺序。观察史官叙述的方法，就可以看出大禹的功绩了。
曾经说大禹区分各州，像兖州以济水和黄河为界，是用两条河流来区分；青州以大海和泰山为界，是用山水来区分；像荆州以衡山为界，则是专门用山来区分。其余各州所到达的地方，有的以山为界，有的以水为界，大抵都有界限。至于冀州唯独不以界限来说明，难道京畿之地不是其他州所能类比吗？大禹治水的时候，当洪水包围山陵，浩浩荡荡漫过天际，百姓叹息，不仅仅是在冀州，而受命治水的开始在这里，难道不是因为三面濒临黄河而应当首先治理吗？然而人们只知道不以界限说明是因为帝都没有内外，却不知道从其余各州所到达的地方来看，帝都的疆界也就明确了；人们只知道先治理帝都是受命的开始，却不知道九州的水患没有比黄河更严重的，那么施工本来就有顺序。阅读《禹贡》这本书，探求《禹贡》的顺序，也应当在冀州的疆域上详细论述。而大禹区分冀州，却唯独不以疆域来说明。如果《周礼·职方氏》说“黄河以北叫冀州”，也可以。大禹区分九州，是以疆域来论述的，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概是因为其他八州的疆域都以界限来说明，那么冀州不说明界限，难道不能通过其余各州所到达的地方来体现吗？况且京师是四海朝拜的地方，又怎么能以疆域来说明而与其他州相同呢？王者把天下看作一家，又怎么能一定以疆域为界限而将其他州排斥在外呢？大禹受命治水，必定从这里开始，而黄河的水患，也在于这里。壶口是冀州的山，处在黄河的下游。梁山和岐山也是冀州的山，也是黄河流经的地方，说“既载”，就是开始治理它，从而削弱黄河的水势。说“治”、说“及”，又可以看出在治理壶口之后，随即治理梁山和岐山。从前河流激荡，震动天地，现在治理它、到达它，从而疏通了河道。黄河水势既已削弱，河道既已疏通，那么治理黄河的工程，难道不是应当最先进行的吗？太原是广平之地，而岳阳又是冀州的山镇，一方面说“既修”，难道不是因鲧的工程而修治吗？汾水发源于太原，必定经过太岳，然后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必定到达岳阳，汾水才能流入黄河。覃怀是河内的平地，衡漳又是清浊不同的水流，一方面说“底绩”，难道不是因为平地上取得成效尤其困难吗？然而漳水向东北到达阜城，然后流入北河，那么必定到达衡漳，漳水才能流入黄河。那么治理汾水、漳水使它们流入黄河，又有什么不是顺着地势而顺势治理的呢！于是冀州的疆域才确定，冀州的水都治理好了，施用于天下都把它作为准则。所以从冀州向东，兖州是防御黄河下游；青州是防御济水下游；徐州是淮河的下游；荆州又是长江和汉水的下游。从冀州向西，那么雍州是黄河的上游，梁州是长江和汉水的上游。下游削弱其漫溢的势头，上游凿通其阻塞的险要，难道不是都视冀州为准则，而天下的水没有不能治理的吗！唉！帝王的京畿，虽然不都在冀州的境内，但后来建立都城，无不依赖大禹的功绩。所以“洪水茫茫，而敷下土方”，是商人歌颂他们的先王；“沣水东注，维禹之绩”，是周人咏叹他们的先王。追称他们的先王，而必定叙述大禹，那么天下可以成为京畿的地方，哪一个不依赖大禹的功绩呢？那么当时向东教化、向西覆盖，固然可以体现王者无外的意思；而四海统一之后，那么小水流入黄河，黄河流入大海，天下难道还有不能治理的水吗？唉，盛大啊！
那里的土壤是涂泥，那里的田地是最下等的，那里的赋税是下上等交错，那里的贡品只有三种金属。
地势极其低下，所以上层对百姓的索取较轻；地利极其美好，所以下层对君王的供奉较重。大概土地所出产的有固定的等级，不能强行索取它所没有的；土地所生产的有固定的名称，不能不供应它所具有的。九州之中，冀州最为多水，它的土性是涂泥，它的田等是最下等的。这是论地势，则极其低下，所以它的赋税只出下上等交错，那么它所索取的就轻了；论地利，则极其美好，所以它的贡品是金属三种，那么它所供奉的重就可以知道了。那么根据土壤制定赋税，因为轻而轻；根据土地制定贡品，因为重而重。这是圣人的意图，也是自然的道理。《禹贡》冀州……曾经说赋税出自田地，贡品出自土地。出自田地的，因为人力所……
为；出于土者，皆天地自然之气，凝防蕴结之所钟，非人力之所及也。作于人力者不可常，生于天地者不可变。惟其作于人力而不可常，故上之所取者，度其所有，防其所无，而不可过；惟其生于天地而不可变，故下之所供者，虽至美而不敢不因所有也。何也？扬州之盛极于东南，语其境则淮海也，语其浸则江汉也，语其水之所潴则震泽、彭蠡也。懐防甫定，其土则沮洳而涂泥；耕作方兴，其田则渗漏而下下。特以人力之胜，致地力之优，故其嵗入之赋稍升于田。然人力有不齐，地力有不一，或而下上，或而中下，又不可较数嵗以为常。圣人定赋之等，宁以其轻者为正，而以浮出者为襍，不忍尽民之力故也。以三第之，亦终于下而已。是则上之所取，又曷尝强其所无而必取盈哉？上之所取者，信不可以强其所无；下之所供，又岂可专其所有而不以奉于上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虽以天下奉一人，不为过也，而况土地所生天下之所极贵者，岂得不先于君乎？此扬州三品之金，不得不为首贡也。夫青州之铅，亦金也，然非若扬州金之美者也；梁之鐡银，亦金也，然非有扬州金银铜三者之偹也；荆之三品，虽曰不殊，然九州之贡，美者为先。扬州之贡莫先金，则又金之至美者也，悉供于上，不敢自有，固臣子之至情，于以见水土既平，声教四逹，扬州去冀都为冣逺，而其贡献不敢后于他州，圣化之所以无外也欤！嗟夫！田之有赋，出于人力之所成；土之有贡，出于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成者不可常，而上之所取者亦不常，爱民之深也；天地之所生者不可变，而下所供者亦不可变，敬君之至也。虽然，轻于取民，固所以爱民，若地之所有，圣人未尝私其有；重于奉君者，固所以敬君，若地之所无，圣人未尝责其无。▯豫之赋，以其等之轻于错者为正；冀梁之赋，则以其等之轻于正者为错。雍州之田，以人力之废，而其赋之等极降；荆州之田，以人功之修，其赋之等极升，信矣其作于人力者不可常也。西北之地常高，然兖雍梁豫之贡每不及于东南；东南之地常下，然青徐▯荆之贡每过于西北，信矣其出于天地者不可变也。以是知圣人之所以爱民者不惟扬州为然，而民之敬君者又岂惟扬州为然哉！此圣人之疆理天下，所以大一统而无私也。吾读《禹贡》之书，于其田之所赋，知圣人之所以因乎人；于其土之所贡，知圣人之所以因乎天。
译那些从土地中产出的东西，都是天地自然之气凝聚蕴结所钟爱的，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依靠人力创造的不能长久，生于天地的不能改变。正因为依靠人力创造的不能长久，所以上层所征收的，要估量其所有，防备其所无，而不能过度；正因为生于天地的不能改变，所以下层所供给的，即使极其美好也不敢不依据其所有。为什么呢？扬州的繁盛在东南方达到极致，说它的疆界则是淮海，说它的浸染则是江汉，说它的水流汇聚之处则是震泽、彭蠡。洪水刚刚平定，那里的土地则是低湿泥泞；耕作刚刚兴起，那里的田地则是渗漏且属于下下等。只是凭借人力的优势，使得地力变得优越，所以每年的赋税收入稍微高于田地。然而人力有不齐整的时候，地力有不一致的时候，有的变为上上等，有的变为中下等，又不能用几年的情况作为常态。圣人确定赋税的等级，宁愿以较轻的作为正税，而以超出的作为杂税，是不忍心耗尽民力的缘故。分为三等，最终也停留在下等而已。那么上层所征收的，又何曾强迫其没有的东西而一定要取满呢？上层所征收的，确实不可以强迫其没有的东西；下层所供给的，又怎么可以独占其所有而不奉献给上层呢？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即使以天下奉养一人，也不算过分，何况土地所产出的天下最珍贵的东西，怎么能不先献给君主呢？这就是扬州的三品黄金，不得不作为首贡的原因。青州的铅，也是金属，然而不像扬州的金那样美好；梁州的铁银，也是金属，然而不像扬州的金银铜三者那样完备；荆州的三品，虽然说不殊异，然而九州进贡，美好的优先。扬州的贡品没有比金更优先的，那么又是金中最美好的，全部供给给上层，不敢私自占有，这本来就是臣子最真挚的情感，由此可以看出水土已经平定，声教四达，扬州距离冀都最为遥远，而其贡献不敢落后于其他州，圣人的教化之所以没有界限，大概就是这样吧！唉！田地有赋税，出自人力所成就；土地有贡品，出自天地所生成。人力所成就的不能长久，而上层所征收的也不固定，这是爱民之深；天地所生成的不能改变，而下层所供给的也不能改变，这是敬君之至。虽然如此，减轻对民的征收，固然用来爱民，但如果土地所没有的，圣人未曾私占其所有；加重对君的奉献，固然用来敬君，但如果土地所没有的，圣人未曾责求其没有。豫州的赋税，以其等级中轻于错等的作为正税；冀州梁州的赋税，则以其等级中轻于正税的作为错税。雍州的田地，因为人力的废弃，而其赋税的等级极度降低；荆州的田地，因为人力的修治，其赋税的等级极度升高，确实证明了依靠人力创造的不能长久。西北的土地常常高，然而兖州雍州梁州豫州的贡品常常不及东南；东南的土地常常低，然而青州徐州荆州的贡品常常超过西北，确实证明了出自天地的不能改变。由此知道圣人之所以爱民的，不只扬州是这样，而民众敬君的，又岂止扬州是这样呢！这就是圣人治理天下，之所以大一统而没有私心的原因。我读《禹贡》这本书，从其田地的赋税，知道圣人之所以顺应人；从其土地的贡品，知道圣人之所以顺应天。
▯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谨按此为《禹贡》▯山之北条，大河北境之山也。盖诸山之势原于西北，而▯山之叙亦先于西北也。▯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此记其自西北而东也。壶口、雷首，至于太岳，此记其自东折而南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此记其自南转而东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记其自北而归于东也。岍也、岐也、荆也，此雍州山也。壶口以下，皆冀州山也。昔者河水未平，懐山襄陵，大河北境诸山，其费防凿之功不少矣。今而水患既平，崇山巨川皆可表识，则圣人安得不详记之？夫以山之经理，已各附于各州之下，于此又条列之，则山之经纬可见矣。是故「荆岐既旅」，二者雍州已言之矣，而岍山则未之及也，于此则表而言之。「既载壶口」，则所以杀河势；「至于岳阳」，所以▯汾水矣；而「碣石」所以记岛夷入贡之道：三者冀州已言之矣，而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则皆未之及也，于此则列而言之。盖禹之治水，随山刋木，各有条理。其见于各州者，乃表其疆域之限；其见于九州之后者，乃陈其经理之叙也。且治水之初，而必先于▯山，何也？九州茫茫，而区域不辨，平地皆水，而可见惟山。禹于此时，未可遽施夫濬治之功，故必随山刋木，以通蔽障，以观形势，然后大者可以加濬凿之功，小者可以致疏决之力，使平地之水得以下流，而懐襄之势得以少杀。于是禹也乃假四载之乗，不畏胼胝之苦，遂始于雍州，首从岍山，次导岐山，又从而至荆山。其数山之相距甚远也，岂无山川限隔而可以表之者哉？特取其山之髙大可名者记之也。谓之「逾于河」者，逾于河而知诸山之势，皆可以导之于河矣。乃至冀州，自壶口、雷首而至于太岳，自底柱、析城而至于王屋，自太行、恒山而至于碣石，其诸山之相去非近也，岂无众山连亘而可以并録者哉？特取其髙大可以辨疆域广愽，可以奠民居者，谨而书之也。谓之入于海者，禹至碣石而知诸山之水势，又可以悉入于海矣。夫至于者，禹迹之所至也；逾于河者，禹迹之所逾也；入于海者，小水合大水而入也。禹迹之所至者，其间濬凿防决之功虽不言，而因其表记所至诸山之名，又不可以想见其施功之次第也？非其施功之有次第，安能致水之入于海乎？大抵天下之势，山水皆原于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东南，盖欲因山势之崇卑而欲决乎水势之就下也。方其随山刋木，神禹导山之初也；奠髙山大川，神禹导山之时也。愚想夫曁益奏庶鲜食者，必此时使掌火烈山泽而焚之者，必此时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者，又此时也。然后蔽障以通，道路以开，治水之功由是而施。其胼手胝足，八年于外，禹之成功甚劳矣！是以于此而表记其所至，详记其所经，而山之经纬了然在目。或者不察，乃谓导山之条为推寻其山脉，何其谬也！神禹治水之后，不过録其所至之诸山耳，岂暇推其脉赂之所自来，如今之塟法所言也哉？吁！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防同。
观天下之水土，无不平，则知圣人之成功为甚大。盖当水土平治之初，正圣人治定功成之日也。茍一土之未平，一水之未治，又何足以为圣人之功哉？昔者禹之治水也，行其所无事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岂私意小智之可为哉？其施功于九州，虽有次第，而及其成功则一。其所谓攸同者，盖言其所同如此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而既无彼此之间矣；九州之山，拔木通道，已可祭告，而亦无逺近之殊焉；九州之川，濬涤泉源，而俱无壅遏之害；九州之泽，已有陂障，而悉无决潢之患；四海之水，无不防同，而各有所归。此所以为圣人之极功也欤！《禹贡》之书曰【云云】其意以为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浩浩滔天，下民昏垫，无所安息。鲧湮洪水，
译岍山和岐山，到达荆山，越过黄河。壶口山、雷首山，到达太岳山。底柱山、析城山，到达王屋山。太行山、恒山，到达碣石山，流入大海。
谨按：这是《禹贡》中北条山脉，即大河北岸边界上的山。大概这些山脉的形势发源于西北，所以北条山脉的叙述也先从西北开始。岍山和岐山，到达荆山，越过黄河，这是记载山脉从西北向东延伸。壶口山、雷首山，到达太岳山，这是记载山脉从东转向南。底柱山、析城山，到达王屋山，这是记载山脉从南转向东。太行山、恒山，到达碣石山，流入大海，这是记载山脉从北回归向东。岍山、岐山、荆山，这些是雍州的山。壶口山以下，都是冀州的山。从前河水尚未平定，洪水包围山岭、淹没丘陵，大河北岸边界上的各山，其疏导、筑堤、开凿的工程耗费不少。如今水患已经平定，高山大河都可以作为标志识别，那么圣人怎能不详细记载呢？既然山脉的治理情况已经分别附在各州的条目之下，在这里又逐一列举，那么山脉的经纬脉络就可见了。因此，“荆山和岐山已经疏通”，这两座山雍州已经说过了，而岍山则没有提及，在这里就特别标出来说明。“已经疏通壶口”，是用来削弱黄河水势；“到达太岳山”，是用来疏导汾水；而“碣石山”是用来标记岛夷进贡的道路：这三者冀州已经说过了，而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太行山、恒山，则都没有提及，在这里就列举说明。大概大禹治水，顺着山脉砍伐树木，各有条理。那些记载在各州之下的，是用来标示各州疆域的界限；那些记载在九州之后的，是用来陈述治理的次序。况且治水之初，一定要先顺着山脉砍伐树木，为什么呢？九州广阔无边，区域无法分辨，平地都是水，能看见的只有山。大禹在这个时候，还不能立即施展疏浚治理的工程，所以必须顺着山脉砍伐树木，以打通遮蔽阻碍，以观察地形形势，然后大的地方可以施加疏浚开凿的工程，小的地方可以发挥疏导决口的力量，使平地上的水得以向下流，而洪水包围山岭、淹没丘陵的势头得以稍微减弱。于是大禹凭借四载之车，不怕手脚生茧的痛苦，于是从雍州开始，首先从岍山出发，接着疏导岐山，又接着到达荆山。这几座山相距很远，难道没有山川阻隔可以用来作为标志的吗？只是选取那些高大显眼的山来记载。所谓“越过黄河”，是越过黄河就知道各山的形势，都可以引导到黄河了。乃至到达冀州，从壶口山、雷首山到达太岳山，从底柱山、析城山到达王屋山，从太行山、恒山到达碣石山，这些山相距并不近，难道没有众多连绵的山脉可以一并记录的吗？只是选取那些高大显眼的山，可以辨别疆域广阔，可以安定民居的，谨慎地书写下来。所谓“流入大海”，是大禹到达碣石山就知道各山的水势，又可以全部流入大海了。所谓“到达”，是大禹足迹所到的地方；“越过黄河”，是大禹足迹所跨越的地方；“流入大海”，是小水汇入大水而流入。大禹足迹所到的地方，其间疏浚、开凿、筑堤、决口的工程虽然没有明说，但根据标志所到的各山名称，难道不能想象其施工的顺序吗？如果不是施工有顺序，怎么能导致水流入大海呢？大致天下的形势，山水都发源于西北，所以大禹叙述山和水，都从西北向东南，大概是想要顺着山势的高低来决定水势的向下流动。当他顺着山脉砍伐树木时，是大禹疏导山脉的初期；奠定高山大河时，是大禹疏导山脉的时期。我想伯益奏报各种食物时，一定是这个时候让他掌管火烧山林沼泽；掘地注水入海，驱赶蛇龙放逐到沼泽时，也是这个时候。然后遮蔽阻碍得以打通，道路得以开辟，治水的工程由此实施。他手脚生茧，在外八年，大禹的成功非常辛劳！因此在这里标出他所到的地方，详细记载他所经过的地方，而山脉的经纬脉络一目了然。有的人不仔细考察，竟然说疏导山脉的条目是推寻山脉的走向，多么荒谬啊！大禹治水之后，不过是记录他所到的各山罢了，哪里有空去推究山脉的来源，像现在风水术所说的那样呢？唉！
九州土地相同，四方低湿之地已经可以居住，九山已经砍伐树木并祭祀，九川已经疏通源头，九泽已经筑起堤坝，四海之水都已汇聚。
观察天下的水土，没有不平定的，就知道圣人的成功非常伟大。大概在水土平定之初，正是圣人治理安定、功业完成之日。如果有一块土地没有平定，一条河流没有治理，又怎么足以称为圣人的功业呢？从前大禹治水，顺应自然，不妄为。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土的地方，哪里是私意小智所能做到的呢？他在九州施加工程，虽然有先后次序，但等到成功时则是一样的。所谓“相同”，是说它们相同于此。四海的低湿之地，水边之地，已经可以安居，而没有彼此的区别了；九州的群山，砍伐树木打通道路，已经可以祭祀告成，也没有远近的差异了；九州的河流，疏浚清洗泉源，都没有壅塞阻碍的危害；九州的沼泽，已经筑有堤坝，都没有决口泛滥的祸患；四海的水，无不汇聚，而各有归宿。这就是圣人的极大功业吧！《禹贡》一书说【云云】，其意认为在尧的时候，水逆行，泛滥于中原，浩浩荡荡淹没天空，百姓困苦不堪，无处安息。鲧堵塞洪水，
而五行因之以汨乱。及禹嗣兴，惟能顺水之性，而尽力乎沟洫，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是以帝舜惟美其功，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又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由是观之，禹平水土之功，盖与天地相为无穷者也，岂特九州之攸同，而见于一时之盛哉？禹无吾间然矣！夫以冀、兖、青、徐、荆、▯、豫、梁、雍九州之所谓攸同者，禹之功盖可见也。天下之山水，载于《禹贡》者多矣，而九水为大，九山为高。大者既道，则小者无不顺矣；高者既治，则卑者无不平矣。传曰：「芒芒禹迹，奄为九州，经啓九道，民有寝庙。」此之谓也。是故以言其四海之隩，则水涯之地，悉为耕食之塲矣，涂泥之乡，已为奠居之所矣；以言夫九州之山，随山刋木，而险阻既可逾矣，祷尔神祗，而道路既可通矣；以言其九州之川，则决九川而距海，濬畎浍以距川，导涤之功既至，而壅遏之患悉平矣；以言九州之泽，则既潴而有陂障以为之防，底定而无决溃以为之害矣。夫水于天地间为物最大，而况于海之尤大者乎？四海之水至于无不防同，而各得其所归之顺，则际天所覆、极地所载，水土之无不平治，盖可知矣。始言九州之攸同，终言四海之防同者，岂有他哉？盖言此以总结上文之意耳。攷之上文，各州惟举一隅，至此总结之，以见九州之所同也。如「宅土」、「既宅」，惟见于兖、雍，故此以「隩既宅」总之；「既旅」、「旅平」，惟见于梁、雍，故此以「九山刋旅」总之。各州所载川泽虽多，然九州川泽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泽之涤、陂总之。上文虽各载达河之道，而四方水之所趋不止是也，故以四海防同总之。然下文之言「六府孔修」，则非特水土之治而已。圣人成功之大，又孰有加于此哉？然此亦其迹之粗者耳。至其「只台徳先，不距朕行」之语，史臣方谨以继之，则禹之精神心术，终始以保其成功，俨然常在人耳目之间者，初不可以今昔异观也。噫！《禹贡》一书，地理货殖之书耳，而其纪载之法乃如此。后世之《山经》、《水志》、《货殖》之书有矣，而于致治之纪要，曾谓有是哉？是虽史臣一时之言，实万世不刋之圣经也。
译于是五行因此变得混乱。等到禹继承帝位兴起，只有他能顺应水的本性，全力开凿沟渠，使水沿着地中流淌，然后人们才能居住在平坦的土地上。因此帝舜赞美他的功绩，说：“洪水警戒我，你诚信地完成了功业，只有你贤能。”又说：“大地平整，天道成就，六府三事都治理得当，万世永远依赖，这都是你的功劳。”由此看来，禹治理水土的功绩，大概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难道仅仅是九州统一，而显现在一时的兴盛吗？禹确实没有可挑剔的地方了！凭借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九州所谓的统一，禹的功绩大概可以看见。天下的山水，记载在《禹贡》中的很多，其中九条大河最为重要，九座大山最为高耸。大的河流既然已经疏通，那么小的河流没有不顺从的；高的山既然已经治理，那么低的地方没有不平整的。传文说：“禹的足迹遍布天下，笼罩九州，开辟九条道路，百姓有了安居之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说到四海之内适宜居住的地方，水边的土地，全都变成了耕种吃饭的场所；泥泞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安居的住所；说到九州的山，顺着山势砍伐树木，险阻就可以逾越；祈祷神灵，道路就可以畅通；说到九州的河流，疏通九条大河通向大海，深挖沟渠通向大河，疏导洗涤的功绩既然达到，壅塞的祸患就全部平息了；说到九州的沼泽，既然蓄水并修筑堤坝作为防备，安定下来就没有决堤溃败的祸害了。水在天地间是最大的物体，何况大海更是特别大的呢？四海的水既然都汇聚相通，各自得到归宿而顺畅，那么上天所覆盖、大地所承载的地方，水土没有不平整治理的，大概可以知道了。开始说九州的统一，最后说四海的水汇聚相通，难道有别的意思吗？大概是用这个来总结上文的意思罢了。考察上文，各州只举出一隅，到这里总结，以显示九州所共同的地方。比如“适宜居住”、“已经适宜居住”，只出现在兖州、雍州，所以这里用“适宜居住的地方已经安定”来总结；“已经到达”、“到达并平整”，只出现在梁州、雍州，所以这里用“九山砍伐并平整”来总结。各州记载的河流沼泽虽然很多，但九州的河流沼泽不止这些，所以用九条大河、九处沼泽的疏导、堤防来总结。上文虽然各记载了通向黄河的道路，但四方水流趋向的地方不止这些，所以用四海的水汇聚相通来总结。然而下文所说的“六府很好地修治”，则不仅仅是水土的治理而已。圣人功业之大，又有谁能超过这个呢？然而这也是其功绩的粗略表现罢了。至于“只凭我的德行先行，不违背我的行为”这样的话，史官才谨慎地接着记载，那么禹的精神心术，始终保持着他的成功，俨然常常在人们的耳目之间，最初不可以用今昔不同来观看。唉！《禹贡》这本书，是地理物产的书，而其记载的方法竟然如此。后世的《山经》、《水志》、《货殖》之类的书有了，但在治理天下的关键要点上，难道有像这样的吗？这虽然是史官一时的言论，实在是万世不可更改的圣经啊。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地介乎内外之间，故治亦有内外之异。夫圣人岂不欲内外之治如一，弛其武卫而专尚乎文教哉？顾其势有所不可也。势之所为，虽圣人亦无如之何也。昔在大禹，谓绥服五百里之广，内而侯伯中国之地，外而要服，渐非中国之地矣。于是乎揆度文教于内三百焉，奋张武卫于外二百焉。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岂非地介乎内外之间，而治亦有内外之异乎【云云】尝谓一视同仁，举天下之大而纳之吾教化之中，此固圣人之心也。而有曰「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其所以不同者何哉？呜呼！圣人之心未尝有内外之异也，其势则然耳。譬犹天无不覆帱也，地无不持载也，然而温厚之气常盛于东南，严凝之气常盛于西北，岂天地覆载生成之有偏哉？亦天下之地势然也。圣人之治亦由是己。夫绥服者，渐远王畿之地，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谓之绥者，不过抚安之而已。内取王城千里，外取方服千里，非其地之介于内外之间者乎？纯以甸侯之法治之，固不可也；纯以要荒之法治之，又不可也。纯以甸侯之法治之，则一乎文教而无事乎武卫矣，得无意外之患乎？纯以要荒之法治之，则不惟畧乎文教，而并亦不复致详于武卫矣，彼独非吾民乎？圣人严华夏之辨，于是定为治内治外之制焉。内三百里，则为之揆文教，诗书礼乐、冠带俎豆之风，未尝一日而不举也；外二百里，则为之奋武卫，旌旗车马、弓矢戈兵之备，未尝一日而不张也。文教以善其生，武卫以防其生，民斯安也。虽然，圣人岂不欲三百里之外亦揆之以文教，而无事乎武衞哉？地近要荒，其势不容于不然也。吾故曰「势之所为，虽圣人亦无如之何」者，此也。然尝论之，二百里之武衞虽不能如三百里之文教，然武卫而曰奋，亦不过激振厉使之无致于废弛矣。圣人不忘武焉，未尝黩武也，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岂以绥服三百里之外，而文教遽不及乎？特地势之所为，有不容不以武卫为之主耳。然乎？否乎？
甘誓
▯征
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君能修省，而臣又皆効其职焉，则君徳益以昭著矣。夫君徳之昭明，贵乎有内外交修之道。苟有是君而无是臣，又安能使其徳之昭著乎？昔者夏之先王，既能谨天戒而尽修省之实矣；为人臣者，又能守常宪而能尽諌诤之益焉；下至百官，亦莫不修其职以辅其君。此所以内无失徳，而外无失政，君徳明而又明，为不可及也。然则人臣者，所以辅君者也。为羲和而昏迷于天道，是失为臣之职矣，征讨之加，果可以免乎？尝谓有天下者，孰不欲为明明之君？然而天变之来，乃或玩之以为常；灾异之见，乃或忽之而不戒。则为之君者，怠荒安肆，将无所不至矣。法令非不严也，乃废格而不由；宪章非不具也，力怠弃而不钦。则为臣者，逾礼越法，亦将相帅以成风，逢迎容悦以为常，尸位素餐以自便。如是而欲政治修明，纪纲振举，君之徳有以显闻于天下，不可得矣。先王惟知乎此也，故君则畏天，臣则畏法，其警戒之意无徃而不存，故其治教之休明为不可及也。仲康征羲和，而拳拳及此，亦可谓知戒者矣。且夫天心仁爱人君，非大无道，未尝不欲全安而扶持之。故夫日月之薄蚀，风雨之不时，皆天所以警戒夫人君者也。然庸君世主，徃徃忽之而不顾，克谨之者，其惟有夏之先王乎！先王之心，寜不思谪见于天，由于徳政之不修，而转祸为祥，在于侧身以修行？是以戒慎恐惧，图以消其变；战兢▯厉，思以弭其灾。先王之克谨天戒如此，为之臣者，竭忠宣力，无敢怠惰以速官刑；奉法守职，无敢昏迷以千国纪，亦可谓克有常宪矣。彼百官之众，其位虽有尊卑，至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则不以尊卑而有殊；其职虽有大小，至于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则不以大小而有间。百官之修辅若此，则为之君者，当如何哉？吾见其出入起居之无有不钦也，发号施令之罔有不臧也。显显
译五百里绥服地区，内三百里推行文教，外二百里加强武备。
因为这片土地处于内服与外服之间，所以治理方式也有内外之别。圣人难道不想让内外的治理完全一致，放松武备而专门崇尚文教吗？只是形势不允许罢了。形势所迫，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改变。
从前大禹曾说，绥服五百里的范围，内部是侯伯管辖的中国之地，外部则是要服，逐渐远离中国之地了。于是在内三百里推行文教，在外二百里加强武备。用文教治理内部，用武备治理外部，这难道不是因为这地处于内外之间，而治理也有内外之别吗？
我曾经说，一视同仁，将天下之大都纳入我的教化之中，这本来是圣人的心愿。然而却说“用文教治理内部，用武备治理外部”，为什么会有不同呢？唉！圣人的心意从未有内外之别，只是形势如此罢了。这就好比天无不覆盖，地无不承载，然而温和之气常盛于东南，严寒之气常盛于西北，难道天地覆盖承载、化生万物的恩泽有偏私吗？也是天下的地势如此罢了。圣人的治理也是如此。
所谓绥服，是逐渐远离王畿的地区，在侯服之外四面又各延伸五百里。称为“绥”，不过是安抚使之安定罢了。内取王城千里，外取方服千里，这不正是处于内外之间的土地吗？完全用甸服、侯服的法治来治理，固然不行；完全用要服、荒服的法治来治理，也不行。完全用甸服、侯服的法治来治理，就只注重文教而不需要武备了，难道不会发生意外祸患吗？完全用要服、荒服的法治来治理，不仅略去文教，而且对武备也不再加详细讲究了，他们难道不是我们的百姓吗？圣人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于是制定了治理内部和外部的制度。
内三百里，就推行文教，《诗》《书》礼乐、冠带俎豆的风俗，没有一天不举行；外二百里，就加强武备，旌旗车马、弓矢戈兵的装备，没有一天不整备。文教用来改善民生，武备用来保卫民生，百姓因此安定。虽然如此，圣人难道不想在三百里之外也推行文教，而不需要武备吗？因为靠近要服荒服，形势不允许不这样。所以我才说“形势所迫，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改变”，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我曾经议论过，外二百里的武备虽然不能像内三百里的文教那样普及，但说“奋”武备，也不过是激励振作，使之不至于废弛罢了。圣人不忘武备，但并未滥用武力，向东向西渐次教化，北至南边声教广布，直到四海，难道因为绥服三百里之外，文教就立刻达不到了吗？只是地势所迫，不得不以武备为主罢了。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甘誓
〇征讨
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子能够遵守常法，百官修明职事以辅佐君主，他们的君主才能贤明。君主能够修省自身，而臣子又能都尽到自己的职责，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会更加昭著。君主的德行昭明，贵在具备内外共同修持的方法。如果有这样的君主而没有这样的臣子，又怎么能使其德行昭著呢？
从前夏代的先王，既能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而切实修省自身；作为臣子的，又能遵守常法而尽到劝谏争辩的责任；下至百官，也没有不修明职事以辅佐君主的。这就是为什么内部没有失德的过失，外部没有失政的弊端，君主的德行日益贤明，是别人无法企及的。
那么，臣子是用来辅佐君主的。羲和作为臣子却对天道昏昧不明，这是失职了，征讨的惩罚，果真可以免除吗？
我曾经说，拥有天下的人，谁不想成为贤明的君主？然而天象变化到来，有时却玩忽以为平常；灾异显现，有时却忽视而不警戒。那么作为君主的，怠惰荒淫、安逸放肆，将无所不至了。法令并非不严厉，却废弃搁置而不遵循；宪章并非不完备，却懈怠抛弃而不敬重。那么作为臣子的，逾越礼法，也将相率而成风气，逢迎取悦成为常态，占着职位不干事以图自便。像这样而想政治修明，纪纲振举，君主的德行显扬于天下，是不可能的。
先王深知这一点，所以君主敬畏上天，臣子敬畏法律，警戒之意无处不存，所以其治理教化的美好光明是别人无法企及的。仲康征讨羲和，而恳切地提及这些，也可以说是懂得警戒的人了。
况且天心仁爱君主，除非是大无道，没有不想保全安抚并扶持他的。所以日食月食，风雨不时，都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的手段。然而平庸的君主，往往忽视而不顾，能够谨慎对待的，大概只有夏代的先王吧！先王的心，难道不思考灾异显现于天，是由于德行政事没有修明，而转祸为祥，在于端正自身以修行吗？因此戒慎恐惧，谋划以消除变乱；战战兢兢，思考以平息灾难。先王能够如此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作为臣子的，竭尽忠诚效力，不敢怠惰以招致官刑；奉法守职，不敢昏昧以触犯国纪，也可以说是遵守常法了。
那些众多的百官，他们的职位虽然有尊卑，至于早晚不懈怠地侍奉君主，就不因尊卑而有区别；他们的职责虽然有大小，至于进朝思考尽忠，退朝思考补过，就不因大小而有间隔。百官如此修明职事以辅佐君主，那么作为君主的，应当如何呢？我看到他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号施令没有不善美的。显赫
令徳，灼于四方，主宰乎万民之上而仰之如神明，君临乎天下之广而爱之如父母者，非幸也，宜也。噫！先王因天戒而益明其徳，固有赖于人臣之効职；后王亦以天戒而修省，独不赖于人臣之効职乎？今也有辰弗集于房之戒，啬夫庶人且奔走之不暇，羲和世守厯数之官，当日蚀之变，顾乃昏迷天象，若罔闻知，是废国家之常宪甚矣，宁不干先王后时之诛乎？▯侯之征，固有所不容贷也。尝因是论之，洚水警予，此舜所以谨天戒。当是时也，有禹以尽力沟洫，有稷契以佐其成功，其所以克谨常宪，其所以修职辅君，盖无所不至也。此所以地平天成，而当世赖其赐，后世仰其明，而帝舜之功卓乎其不可及也。证以有虞之事，岂不信而有徴哉！
译美好的德行，光辉照耀四方，居于万民之上而被仰望如神明，统治天下之广阔而被爱戴如父母，这不是侥幸，而是理所应当。唉！先王因为上天的警戒而更加彰明自己的德行，本来就有赖于臣子效忠尽职；后王也因为上天的警戒而修身反省，难道不也有赖于臣子效忠尽职吗？如今出现了星辰不汇聚于房宿的警戒，小官平民尚且奔走不暇，羲和世代掌管历数之职，面对日食这样的灾变，竟然对天象昏昧无知，好像没听见没看见一样，这是严重废弛了国家的常法，难道不会招致先王和后世的诛罚吗？〇对于侯的征讨，本来就没有可以宽恕的理由。曾经借此议论，洪水警戒我，这是舜之所以谨慎对待上天警戒的原因。在那个时候，有禹尽力治理沟渠，有稷和契辅佐他取得成功，他们之所以能够恪守常法，之所以能够修明职分辅佐君主，可以说是无所不至。这就是为什么大地平坦、天道成就，当时的人依赖他们的恩赐，后世的人仰慕他们的明智，而帝舜的功绩卓越得令人无法企及。用有虞氏的事情来证明，难道不是真实可信且有证据的吗！
书义矜式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书义矜式卷三
商书 元 王充耘 撰汤誓
仲虺之诰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贷利；徳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
圣人惟能絶夫私欲之累，故能公于人已之间。盖人主一心不能两用，欲于善则不欲于利，故不为声色货利之所趍，则其用人处己必无徃而不当矣。夫声色，人之所易狎者也，而汤则不之迩焉；货利，人之所同欲者也，而汤则不之殖焉。其能絶夫私欲之累也审矣。是以人之懋于徳者，则懋之以官；人之懋于功者，则懋之以赏。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无不容，而已之不善无不改。其能尽夫用人处己之道者，皆由其絶夫声色货利之私者为之也。宜乎仲虺以是賛之【云云】尝谓人君尊为天子，抚御万邦，徳之当命，功之当
报善之当容，不善之当改，萃四事于一身，必无一不尽其道而后可也。然而宫庭之私眤，易以惑其心；内帑之玉帛，易以移其志。于是知有聚敛之事，而不知功徳之当报；知纵耳目之欲，而不知大徳之为累者多矣。有能以理而胜私，以道而制欲，使其本源澄彻，君徳昭然，则其不求偹于人，不吝过于己，而用人处己各尽其道也宜矣。是故掌于乐师者皆声也，而恋情于此则不；敢列于嫔御者皆色也，而溺色于此则不暇。天下之货，思与天下共之，初不丰殖以为一己之资；天下之利，当与天下共之，初不聚敛以为一己之致。汤之抑私心也如此。夫私心既去，则公心日明。是以贤者修徳而我官之，能者修业而我赏之。三徳而为大夫，六徳而为诸侯，非私爵之也，因其懋于徳而懋之以官；而车服以旌其功，土田以锡其国，亦非私与之也，因其懋于功而懋之以赏。所谓公于用人者如此。然则好人之善如自己出，而无一之不容；己之不善无所系吝，而无一之不改。不忌人之能，不吝己之过，谓之公以处己者如此。嗟夫！成汤商之令主也，其徳大矣，不迩不殖，岂足以尽汤之徳哉？然此本源之地，非能纯乎天徳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云云】
佑贤辅徳，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人君惟能遏恶而扬善，斯有以致国家之盛强。夫善善恶恶，乃致治之先务也。茍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而欲致国家之盛治也，难矣。是以仲虺之勉成汤，以为诸侯之贤徳者，则佑之、辅之；忠良者，则显之、遂之，所以善其善而扬之也。诸侯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乱亡者，取之、侮之，所以恶其恶而遏之也。恶者必亡，从而推之；善而能存，従而固之。如此，万邦之广，亦日进于盛强，自有不期而然者矣。天降甘露，地出醴泉，此国家极盛之符也，然果何道以致之？庶政修明，百效振举，此国家隆平之徴也，然果何修而臻此？吾求诸古，而一言以蔽之，曰「遏恶扬善」而已。盖善者，治之资；其不善者，治之蠧也。进一善类，已足以易否而为防，况忠良贤徳凡有善者无不容？一小人去，已足以转危而为安，况弱昧乱亡凡不善者无不去？如是，必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治隆于上，俗美于下，国之兴也，勃然莫之能御矣。茍惟不善，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以是求治，是犹却歩而求前，吾未见其可也。宜仲虺之所以拳拳，欲令列爵分土，树屏建侯，固求以共成治功而已。然人之贤否有不能齐，而治之隆替每由于此。有所谓贤徳者矣，又有所谓弱昧者焉；有所谓忠良者矣，又有所谓乱亡者焉。贤徳者，践履之精纯；忠良者，职业之修举；四者，善而能存者也。佑、辅、显、遂，所以固其存。弱而不能自立，昧而不能自眀，乱而不能治，亡而不能存，四者，恶而必亡者也。兼、攻、取、侮，所以推其亡。因其存而固之，则尊贤尚功之政行，而为善者知所劝；因其亡而推之，则诛乱禁暴之政举，而为恶者知所惩。众贤和朝，万邦作乂，政治以之而修明，纪纲由之而振举，国家之运可以有盛而无衰，有隆而无替。虽磐石不足以逾其固，而防
译《书义矜式》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书义矜式》卷三
《尚书·商书》 元 王充耘 撰 《汤誓》
《仲虺之诰》
商王不亲近声色享乐，不聚敛财货利益；德行卓著者就授予官职，功绩卓著者就给予赏赐；用人时只以自身（的标准）为准则，改正过错毫不吝惜。
圣人只有能够断绝私欲的牵累，所以才能在对待他人与自己之间做到公正。因为君主的心不能同时用于两件事，想要行善就不贪图利益，所以不被声色货利所驱使，那么他在用人和对待自己方面，必定没有一处不恰当的。声色，是人们容易亲近的事物，而商汤却不靠近它；货利，是人们共同欲望的事物，而商汤却不聚敛它。他能够断绝私欲的牵累，这是很明确的。因此，对于德行卓著的人，就用官职来勉励他；对于功绩卓著的人，就用赏赐来勉励他。用人时只以自身（的标准）为准则，那么他人的善行没有不被包容的，自己的不善没有不被改正的。他能够穷尽用人和对待自己的道理，都是因为他断绝了声色货利的私欲所致。难怪仲虺用这些话来赞美他【云云】。我曾经说，君主尊贵为天子，安抚统治万国，应当任命有德之人，应当报答有功之人，应当包容善良之人，应当改正不善之处，这四件事汇聚于一身，必须没有一件不穷尽其道理才可以。然而宫廷中的私情，容易迷惑他的心；内库中的玉帛，容易改变他的志向。于是只知道有聚敛财物的事，却不知道功德应当报答；只知道放纵耳目的欲望，却不知道大德受到的牵累很多。有能够用天理战胜私欲，用正道制约欲望，使他的本源清澈，君德昭著，那么他不苛求于人，不吝惜己过，而在用人和对待自己方面各自穷尽道理，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掌管乐师的都是声音，而沉溺于此则不敢；列入嫔妃的都是美色，而沉迷于此则无暇。天下的财物，想着与天下人共享，起初不丰裕积聚作为一己的资本；天下的利益，应当与天下人共享，起初不聚敛作为一己的所得。商汤抑制私心就是这样。私心既然去除，那么公心日益明朗。因此贤能的人修养德行我就授予官职，有能力的人建立功业我就给予赏赐。具备三种德行的人成为大夫，具备六种德行的人成为诸侯，这不是私自授予爵位，而是因为他们在德行上卓著而用官职来勉励他们；用车马服饰来表彰他们的功绩，用土地田产来赐封他们的国家，也不是私自给予，而是因为他们在功绩上卓著而用赏赐来勉励他们。所谓公正地用人就是这样。那么喜爱他人的善行如同出自自己，没有一种不被包容；自己的不善没有所顾忌吝惜，没有一种不被改正。不嫉妒他人的才能，不吝惜自己的过错，称为公正地对待自己就是这样。唉！成汤是商朝的好君主，他的德行伟大，不亲近不聚敛，难道足以尽述汤的德行吗？然而这是本源之地，不是纯粹具备天德而没有丝毫人欲私心的人是不能做到的【云云】
辅助贤能，辅佐有德，彰显忠臣，成全良善，兼并弱小，攻伐昏昧，夺取混乱，侮辱灭亡，推动灭亡，巩固存在，国家于是昌盛。
君主只有能够遏制邪恶而弘扬善良，才能有以致国家兴盛强盛。喜爱善良、憎恶邪恶，是达到大治的首要任务。如果喜爱善良而不能任用，憎恶邪恶而不能去除，却想要达到国家的兴盛大治，那就难了。因此仲虺勉励成汤，认为诸侯中贤能有德的，就辅助他、辅佐他；忠诚良善的，就彰显他、成全他，这是为了喜爱他们的善良而弘扬他们。诸侯中弱小昏昧的，就兼并他、攻伐他；混乱灭亡的，就夺取他、侮辱他，这是为了憎恶他们的邪恶而遏制他们。邪恶的必然灭亡，就顺势推动他灭亡；善良而能存在的，就顺势巩固他存在。这样，万邦广阔，也日益进步于兴盛强盛，自然有不期而然的效果了。天降甘露，地出醴泉，这是国家极度昌盛的符瑞，然而究竟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各种政务修明，百事振兴，这是国家隆盛太平的征兆，然而究竟用什么修养达到这个境界？我探求古代，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遏制邪恶弘扬善良”罢了。大概善良，是治理的凭借；那些不善的，是治理的蛀虫。进用一位善类，已经足以把坏运变为好运，何况忠良贤德凡是有善行的没有不被包容？罢黜一个小人，已经足以把危险转为平安，何况弱小昏昧混乱灭亡凡是邪恶的没有不被去除？像这样，必定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减，而治理在上隆盛，风俗在下美好，国家的兴起，蓬勃没有人能阻挡。如果只有不善，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用这个来求取大治，这就像倒退着求前进，我没见它可行的。难怪仲虺之所以恳切，想要让分封爵位土地，树立屏障建立诸侯，固然是求取共同完成治理的功业罢了。然而人的贤能不贤不能齐同，而治理的隆盛衰替往往由于这个。有所谓贤德的人，又有所谓弱小昏昧的人；有所谓忠良的人，又有所谓混乱灭亡的人。贤德的人，是践行的精纯；忠良的人，是职事的修举；这四种，是善良而能存在的。辅助、辅佐、彰显、成全，是用来巩固他们的存在。弱小而不能自立，昏昧而不能自明，混乱而不能治理，灭亡而不能存在，这四种，是邪恶而必然灭亡的。兼并、攻伐、夺取、侮辱，是用来推动他们的灭亡。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巩固他们，那么尊重贤能崇尚功业的政令施行，而做善事的人知道受到鼓励；因为他们的灭亡而推动他们，那么诛伐混乱禁止暴力的政令举施，而做恶事的人知道受到惩戒。众多贤能和朝廷，万国从事治理，政治因此修明，纲纪因此振兴，国家的运势可以有兴盛而没有衰败，有隆盛而没有衰替。虽然磐石不足以超越它的稳固，而堤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