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义矜式卷三

译山不足以逾越其安稳，称之为邦国便能昌盛，确实如此。虽然如此，善恶的惩罚与劝勉并不难，但君主的心意常常被私情所牵累。如果能够公正地考察，那么是非就不会错乱，足以顺应人心；如果出于私心，那么贤与不贤的地位就会颠倒，其危害就有说不尽的了，这又怎么能够保全国家呢？仲虺作诰辞来消除商汤的惭愧，而必定在此处恳切强调，正是因为保全邦国的道理不出于此罢了。如果不是这样，尊崇礼制，推翻昏暴，敬重天道，而永远保有天命，为什么在篇末还要反复致意呢？后来的君主也就以此为鉴罢了。

译王（成汤）光大德行，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用义理来规范事务，用礼制来约束内心，为后代留下丰厚的福泽。人君务必勉力修养自身以率领众人，他律己严格，所以垂范久远。人君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的法则并流传后世，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也不过是严格地自我治理罢了。仲虺告诫成汤，特意称他为“王”并加以告诫，是为了引起他的重视。认为人君一身，是天下人取法的准则，所以应当勉力彰显大德，在天下确立中正之道。然而其关键究竟在哪里呢？用义理来规范事务，使事务处理得宜；用礼制来约束内心，使内心端正。内外德行合一，中正之道就确立了。中正之道既已确立，难道仅仅作为天下的法则就完了吗？流传给后世，也绰绰有余裕了。那么礼和义，就是所谓的大德，而彰显大德正是为了建立中正之道。天下后世所取法的，不就在于此吗？【云云】曾经说，德是人所共同具有的。从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角度来说，称之为“中”；从它存心处事而各得其当的角度来说，称之为礼义。他人虽然同样拥有这种德，但受气质禀赋的拘束、物欲的蒙蔽，开始有冥然不知中正之道所在的人。人君的可贵之处，在于以一身作为天下的准则，使天下后世都能得以取法。然而也不必向外寻求。《易经》说：“以恭敬端正内心，以义理规范外在行为。”恭敬和义理确立，德行就不孤立。恭敬与义理相互扶持，德行不孤立，中正之道就在此确立了。舍弃这些不务，那么自身不正，固然无法成为端正他人的根本，世间的人且茫茫然不知去向，又怎能作为后世子孙的法则呢？看仲虺的意思，难道不是说人君一身，立于天下之中，安定四海之民，民心没有中正，只有你的中正，中正之道不可一日不建立。日日更新其德，才可以表率万国；勤勉恭敬其德，才可以成为九州九野的楷模。想要在中正之道上教化民众而不光大彰显大德，是不行的。然而德之所以彰显，中之所以建立，又难道没有其关键吗？体现在事务上为无过无不及，这是中的运用；事务用义理来规范，行动必定适宜，那么就没有一事不中的了。根植于内心为不偏不倚，这是中的本体；内心用礼制来约束，非礼勿动，那么就没有一念不中的了。像这样，难道仅仅是当世的民众观效而没有违背，在我后嗣子孙固然可以遵守而不失吗？难道仅仅是为百姓确立准则就完了吗？固然可以为万世开创太平，流传无穷，施行没有极限，难道不绰绰有余裕吗！由此可知，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那么圣人能将他践行于一身的道理，推广到天下；为后代留下丰厚的福泽，那么圣人又能将他施行于当世的道理，垂范万世。中正之道不可一日不建立，那么君德岂可一日不明朗吗！光明的我们的祖先，万邦的君主，有典章有法则，遗留给子孙，禹为天下后世考虑，到了极点！奈何子孙不遵循，而使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呢？那么表率万国而继承禹的旧业，汤固然不能推卸责任。况且汤是开创基业之主，自我治理不力，后嗣看什么？这是尤其不可不加意的。汤能彰显德行以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就可以无愧于禹；无愧于禹，就可以无愧于尧舜；无愧于尧舜，就可以无愧于天下后世了。有什么可惭愧的德行呢！这是仲虺作诰，所以不仅安慰释解他的惭愧，而且重重地加以劝勉。后来武王下车访道于箕子，而箕子恳切地强调“皇建其有极”的话，这也是仲虺的心意吧！汤的建立中正，武王的建立至极，先圣后圣，其道理是一致的。

汤诰

伊训

居上能明，为下能忠

面对下属固然贵在不受迷惑，侍奉上级尤其贵在不自欺。只有圣人能穷尽这个道理。从前伊尹称赞汤来训诫太甲，说汤作为君主而在上位，就能以明察照见下属而无所迷惑；作为臣子而在下位，就能以忠诚侍奉上级而无所欺骗。居上能明，而为下又能忠，不是圣人不能做到【云云】居上为下各有其道，而只有圣人能穷尽它，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也不过是遵循理的自然，而各尽其职分所应当做的罢了。所以居上而面对下属，所贵的是明，不明就有障蔽的祸患，而失去君人的道理了；为下以侍奉上级，所贵的是忠，不忠就必有欺骗的过失，而失去为臣的职责了。然而常人的情态，居尊位就必定以安逸欲望遮蔽其明，能听览不惑的很少了；处下位就必定以患得患失败坏其忠，能纯笃不二的很少了。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为常人的原因。只有圣人则不然，深居九重而邪佞不能欺骗，高拱南面而奸伪不能迷惑，在万里之外辨别是非，在秋毫之末察知事机，他居上如此，不称之为能明可以吗？穿他的衣服就必定忧虑他的忧虑，吃他的食物就必定从事他的事务，守职位就不二心，临事变就不改变所坚守的，他为下如此，不称之为能忠可以吗？唉！圣人道全而德备，果何往而不尽善呢？从他面对下属而称之为明，明固然是此德；从他侍奉上级而称之为忠，忠也是此德。居上为下本无二道，能明能忠也岂有二致呢？伊尹在此特意分析而称赞，所以见其道

译这是保全其本性而具备其德行的表现。我探究古代，从舜称赞禹的话中有所领悟，既说“能够勤于国事”，又说“能够俭于家事”。在国事上能够勤勉，必定在家事上能够节俭，而称赞他的人一定要将两者并列提及，以此来显示他的贤德是常人无法企及的。知道了舜称赞禹的道理，也就明白了伊尹称赞商汤的道理了。况且商汤的德行，难道仅仅体现在居于上位而能体恤下位吗？他对待别人不苛求完美，反省自身却总怕做得不够，他处理他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又是这样的。因此他的德行盛大、功业广阔，上天的使命归于他，百姓的心拥戴他，从起初的七十里之地发展到统治万邦。商汤之所以获得上天使命就是这样的，太甲继承商汤的天下，怎么能不思考如何继承商汤的德行呢？伊尹之所以恳切地用这些话告诫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后来太甲修养自身，诚信的德行与下民相协调，成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几乎没有辱没他的祖先。太甲，真是贤德啊！

译先王顾念上天显明的命令，以此来承奉上下神祗，对于社稷宗庙，没有不恭敬严肃的。

天理存在于心中眼中而不曾遗忘，所以诚心与神明相交而不曾间断，因为诚心所在之处，就是天理显现的地方。如果我心之中的天理有一瞬间的昏昧遮蔽，却想让我心中的敬意随着所寄托的事物而显现出来，这太难了！像以前的成汤，对于天所赋予的天理常常注视在心，唯恐失去，他保存这天理而不遗忘就是这样，所以用来承奉上下神祗的，是这种恭敬严肃的心；用来承担社稷宗庙责任的，也是这种恭敬严肃的心，他通达这种敬意而没有间断又是这样。那么，恭敬严肃到了极点，正是用来表现他顾念之深；只有知道顾念而不遗忘，所以能够恭敬严肃而不懈怠。这就是内外相符吧！

上天的显明命令，是众生共同的本性，只有圣人能够明了而不昏昧，所以用来与神明相交，也只有圣人能够恭敬而没有过失。圣人难道与人有什么不同吗？心中所存的，都是纯粹且不停息的天理，所以身处之处，都是光明且恭敬止步的地方，看不出有间断的地方。如果这天理之心被人欲所遮蔽，而不能加上提撕警醒的功夫，那么出来主持祭祀，虽然想要勉强修饰以达到整齐严肃的地步，能够长久不变的人很少。圣人难道是这样吗？

天生育万物，赋予气以形成形体，必定赋予理以作为本性，凡是日常动静之间，明显而不能欺骗，昭著而不能掩盖的，哪一桩不是天所赋予的呢？普通人没有不具备这天理的，但很少能保全它。只有圣人，知道上天赋予的重任，那么存养天理的功夫不可以不加强；知道利欲容易使人昏昧，那么省察的功夫不可以稍有松懈。仓促之间必定遵循它，颠沛流离之时必定遵循它，而天所赋予我的没有片刻遗忘，所以能看到它参在前车、倚在衡木，而我从上天所得到的没有须臾分离。这是成为圣人的根本，也是主敬的极致功夫。推此心去与神明相交，哪有厌倦懈怠而不恭敬的呢？我看到他洁净丰盛，而凛然感到神明临于上方、质实在于身旁，他在对待神祗时就是这样；我看到他芬芳虔诚地祭祀，而肃然感到神明降临、不可测度，他在对待社稷宗庙时又是这样。圣人在这里，难道是勉强做的吗？因为知道天命无处不存，所以无不恭敬严肃，以恭敬严肃的诚心，作为顾念天命的实质。圣人之所以不同于常人就是这样，难道能与外表庄重而内心怠慢、暂时收敛而长久怠荒的人相比吗！

诗人称赞成汤说：“圣敬日益增进”，说：“敬奉上帝”，那么他顾念的诚心、恭敬严肃的实质，可以想象而看见了。这就是上天监察他的德行，使他承受大命而安抚四方百姓的原因吧！太甲即位后不明德行，他看待成汤顾念明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以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仪，他看待成汤无不恭敬严肃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伊尹以此告诫他，本来是想让他遵循祖先的行事，也是用来医治他的毛病而挽救他的过失。这就是太甲能够最终成就信德的原因吧！

谨慎你的节俭之德，只怀长远之谋。就像虞人张设弩机，前往检查箭括是否符合法度，然后才发射。敬守你的止处，遵循你祖先的行事。

大臣告诉君主自我修养的方法，既用物理不可妄发的道理作比喻，又用君主自身不可妄动的道理作警戒。大概射箭与治理国家，事情虽然不同但道理是一致的，所以善于告诫君主的人，既在前面曲折地比喻，又在后面正直地告诫。以前伊尹告诫太甲，认为必须谨慎他的节俭之德，只怀长久的谋划，人君自我修养，哪有比这更优先的呢？他告诫的话非常详尽。然而担心他泛泛地看待，而君主不听我的话，所以又就物理来比喻，认为譬如虞人的弩机，既已张设就必定前往检查箭括是否符合法度，然后才发射，他不敢妄发就是这样，那么人君治理国家，哪能有一毫的妄动呢？“敬”，是心所止之处；“率”，是祖先所行之事。这样才可以。确实知道君主自身不可妄动，那么用来谨慎自身而深谋远虑就不难了。孔子说：“因节俭而犯错的很少。”这是持身不可以不谨慎。又说：“人没有长远考虑，必定有近处的忧患。”这是谋划不可以不长远。何况人君一身，关系到四海的盛衰，系连着百姓的休戚，在这里如果不加谨慎，那么轻举妄动，使天下失望的情况就多了。大臣告诫君主，适宜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然而君主不是生而知之，如果不旁征博引曲折比喻，使道理明白昭晰地呈现在他面前，怎么能一定让他坦然遵循而没有疑虑呢？所以就从射箭来观察，那么治理国家的道理就可以看见了。虞人射箭，技艺很浅，得失很微薄，然而尚且临事知道警戒，不曾废弃法度而妄动，那么人君持身，难道不如射箭的人吗？他不可妄动是很明显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具备应当停止的地方，设施举措，前代君王又有一定的法度，不遵守这些，却想谨慎德行而深谋远虑，我没见过可行的。伊尹告诫太甲，不是说骄奢纵侈不是德行，必定要恭敬以持守自己，而没有一件事敢轻视；苟且自便，也不是谋划，必定说话思考其最终结果，行动思考其弊端，而没有一件事敢忽视，这样才可以。用这些来告诫君主，可以说切中要害了。

译然而仍然认为，如果道理辨析得不清楚，那么听信就不会坚定，所以又借用虞人射箭来作比喻。虞人，是掌管山林川泽的官员，以射猎为职责。射箭作为一种技艺，有扳机有弓弦，扳机是用来发射箭矢的，弓弦是用来控制力度的。扳机不谨慎而随意发射，那么发出的箭必然不是所遇到的目标。箭矢不审视而匆忙释放，那么遇到的目标必然不是所射中的。所以一定要眼睛注视着弓弦，心里衡量着力度，使心与手相互呼应，从而合乎力度的标准，像这样然后才释放，不射中的情况就很少了。射箭这种细微的技艺，目的在于捕获野兽，尚且如此谨慎，何况掌握四海九州大权的人呢！因此，无论是行动还是静止，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我心中都有原本的标准，一定要严肃恭敬、收敛身心，以求停留在应当停留的地方；纲纪法度，先王已经有现成的法则，一定要坚持遵循、依据固守，去实行应当实行的。停留在应当停留的地方，是用来确立根本的；实行应当实行的，是用来发挥作用的。本体与作用都完备，根本与枝节都具备，我看这样的人，没有行动时，行动而不合乎法度的情况就很少了。这样看来，射箭与治理天下，难道还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吗！伊尹用来告诫太甲的话，确实是因为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这大概是因为奢侈而导致的，而没有长远的考虑。所以首先用“谨慎你的节俭之德，只怀有长远的谋划”来陈述。用比喻的话来开导他，是希望他仔细审察；用正直的话来警戒他，是希望他切实执行。伊尹的心意，难道不是认为成汤所行的没有不是大中至正的道理，可以作为万世的准则，正如同扳机和弓弦有法度一样。假使太甲能够以一心作为扳机和弓弦，以他祖先所行的作为法度，那么他谨慎节俭之德而怀有长远谋划的做法就达到极致了。唉！

译《太甲》中篇

先王以恩惠救济困穷，百姓顺从他的政令，没有不喜悦的。

圣人具有爱护百姓的真实德行，因此足以获得天下人的欢心。大概爱别人的人，别人也常常爱他，这是必然的道理，何况是真诚地去爱呢？百姓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是理所当然的。从前成汤爱民如子，对困穷之人没有疏远，所以百姓顺从他的政令，以至于没有不喜悦的。一感应一反应，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这难道有别的缘故吗？也只是因为他爱人的心出于真诚罢了。世人通常认为君主尊贵而百姓卑贱，君主高贵而百姓低贱，用尊贵的地位凌驾于卑贱之上，用高贵的身份统治低贱之人，于是把百姓看得像草芥一样，只恐怕铲除他们不够彻底；憎恶百姓如同防备仇敌，只恐怕斩杀他们不够有力。上级对待下级如此，那么下级报答上级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哪里知道天子是统治万邦的君主，而元首又是作为百姓的父母呢。父母对于子女，贤能的就爱护他，不肖的就怜悯他，只恐怕有一个不能安顿好，何况天下那些疲病残疾、孤苦无依的人，都是我们如赤子般颠沛流离、无处申诉的百姓，怎么能鄙夷他们、轻贱厌恶他们呢？这哪里还算是百姓的父母呢！所以看到小孩掉进井里，就会产生惊惧怜悯之心，这是人人都有不忍之心的表现，只是圣人能够……圣人能够以不忍人的心，施行不忍人的政……

……之地，百姓想聚集的就聚集，百姓厌恶的就不要……

即使普通妇女没有不被其恩泽覆盖的，其……

的政令，如同没有穷尽的恩德，哪里会有……

罢了。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过……上面以真诚爱护下面……

爱他们如父母，敬重他们……

逼迫他们导致这样呢，也只是……在于真诚罢了，所以说：“爱别人的人，别人也常常爱他”，这是必然的道理。而且成汤以恩惠救济困穷，起初并不是有心去使百姓顺从，也不是每个人去取悦他们，只是尽到作为君主所应当做的罢了。而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充沛而没有人能阻挡。前代君王获得民心如此，那么继承世代拥有天下的人，能不深思并恭敬地守持它吗？伊尹郑重地告诫太甲，是适宜的。我现在才知道“安抚我的是君主，虐待我的是仇敌”的说法是不可改变的，“民心没有恒常，只怀念恩惠”的话是不可更改的。那些让狗猪吃人的粮食却不知道检点，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放粮，却希望百姓增加；仓库充实、府库丰盈，让壮年人远走四方，老人辗转死于沟壑，却厌恶地看着长辈死去而不救助。这两位君主，对百姓有恩惠的真实德行吗？却希望百姓喜悦顺从，大多是不自量力的表现。反复观察历代君主的行事，没有不三次感叹古人不可及的。

君王勉力修养你的德行，效法你的先祖，不要有时安逸懈怠。侍奉祖先要想到尽孝，接待下属要想到恭敬，看远处要目光明亮，听取德行要耳朵聪慧。我承受君王的福泽没有厌倦。

君主应当勉力修养自己，效法先王的勤勉，凡事都要究其本心而不忽视，那么臣子就会永远奉行君主的美德。修养德行足以使自己在先王面前不感到羞耻，那么他的福分自然足以惠及臣下了。因此伊尹告诫太甲，希望他勉力修养德行，效法先王的勤勉，不可片刻安逸懈怠。然而修养德行的关键，难道有别的东西吗？侍奉祖先，应当思考如何尽孝；接待下属，应当思考如何表达恭敬；看东西要看得远且明白，听声音要听得德且聪慧。所有这些，都是勉力修德所从事的事情。太甲如果真能在此用心而不忽视，那么在自己修养德行而福惠及群臣，作为臣子的人，自然会承受君王的美德而没有厌倦的。由此可以看出君主修养德行的道理不轻，大臣辅佐的责任极重。君主的德行既已修养好，然后臣子的责任才开始尽到，其所关联的情况就是这样。君主一人，关系国家的安危，关乎百姓的休戚，本来应当以修养德行为先。而大臣，是与君主共担安危、同享休戚的，尤其以辅佐成就君主的德行为己任。君主有德，臣子就受益；君主无德，臣子就受害，他们的责任不也很重吗？况且君主圣明，臣子得以蒙受福泽；君主有过失，臣子不能推卸责任。如果君主有善行却不知道如何顺承其美，有过失却不知道如何挽救其恶，沉迷享乐、懈怠荒废，轻举妄动，败坏先王的美好基业而在先祖面前感到羞愧，那么招致危亡的耻辱而祸及臣子，固然是形势必然导致的。大臣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上下视听之间，既详尽陈述了应当遵循的道理，又以自己所仰赖的期望他，可以说是善于告诫君主的人了。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必须强于自我治理然后才能治理别人，本来应当孜孜不倦地追求善行，急切地致力于德行，使自己的德行无愧于先王就可以了。“勉力敬重德行”，先王用来修养自己的就是这样；那么“日日更新德行”，后来的君王能不思考效法于此吗？先王夜以继日地操劳而没有片刻安逸，焦心劳思而没有丝毫懈怠，先王用来勤勉自己的又是这样，后来的君王怎么能安逸懈怠而违背祖先呢？继承志向、叙述事业，是孝子心中应当思考的；祭祀祖先如同祖先存在，是孝子心中应当勉力的。使孝敬之心没有时刻被忽视，那么就不敢违背祖先了。对上而言，祖先固然不敢违背；对下而言，群臣又怎么能轻易忽视呢？这就是伊尹善于告诫君主的原因。

译欤？

太甲下

上天没有偏私，能够恭敬的人，上天就亲近他。

译不可依赖的，是上天眷顾的情意；可以依赖的，是君主内心感动上天的道理。君主感动上天，除了恭敬，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伊尹告诫太甲说，上天对于君主哪有恒常亲近的道理，那眷顾的情意，是不能依赖的。然而君主如果能竭尽自身的恭敬，那么上天之心虽然没有恒常的亲近，但也未曾不亲近他，这感动上天的道理，大概是有其所在处的。说上天不恒常亲近，那么就有不可必定的因素；说上天只亲近（有德者），那么固有非常可必定的因素存在，这只看君主内心是否恭敬罢了，怎么能不知道应当恭敬的原因呢！我曾经读到“天难忱斯，惟命靡常”，然后才知道上天眷顾是无常的；等到读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然后才知道感动上天是有方法的，竭尽这个方法就可以感动上天了。况且我有理由知道这一点，“天监厥德，用集大命”，人们知道上天之所以厚待成汤，却不知道成汤之所以得到上天眷顾，是因为他顾念明命而没有不恭敬严肃的；“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人们知道上天之所以眷顾文王，却不知道文王之所以得到上天眷顾，也是因为他能昭明地侍奉上帝而小心翼翼。论述到这里，然后才知道君主没有因为恭敬谨慎而不能得到上天心意的，也没有因为懈怠荒淫而能隆盛上天眷顾的，难怪伊尹对太甲如此恳切。现在上天高居在上，没有形迹可以看见，没有声音气味可以听闻，但它的聪明不可欺骗，明察威严不可测度，给予你或许又夺去，降福你或许又降祸，这是上天本来就没有恒常的亲近。君主在上，能使上天的心意与自己合为一体的，没有别的，也只有恭敬罢了。当他恭敬的时候，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担重大祭祀，看如同面对日月星辰，听如同惊惧雷霆，坐如同靠近记录过错的史官，行如同跟随纠正错误的官吏，兢兢业业没有片刻的怠慢，战战兢兢没有一件事敢忽视。君主竭尽恭敬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上天降下美好的命令，本来不是我向天有所求，但它来降临自然不可推辞；上天纯粹保佑秉持德行，也不是上天对我有私心，但它到来自然不容抗拒。说能够恭敬就必然亲近，难道不对吗？那么，不恒常亲近的是上天；恒常亲近的，是我们使之如此的。做君主的如果因为上天不恒常亲近而不竭尽自身的恭敬，那么不是上天不亲近，实在是君主不能达到使上天亲近的方法。如果能竭尽这个方法，那么上天与君主浑然一体，就没有天与人之间的隔阂了。太甲即位后，不明了德行，以至于因欲望败坏法度，因放纵败坏礼制，大概是依赖天命可以恒常吧，哪里知道上天是无常的呢！所以庆幸他一旦改过醒悟，就立刻用这些话告诫他，希望他能钦敬推崇天道，从而永远保有天命。伊尹的忠诚仁爱是多么深切啊！

咸有一德

德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老师

德在人身上没有固定的名称，而从自己身上汲取的有确定的准则。人的德非常多，从他人那里汲取作为善，怎么可以固执一端作为老师呢？也只是以善为主罢了。伊尹告诫太甲，说德在人身上，不止于一端，老师的要领，必定以善为主。如果不能汇集天下的善，那么怎么足以成就一个人的善呢【等等】君主居于天下之上，必定要成为天下德行的表率，但这不在于依赖自己一人的长处，而在于他能兼取天下的善罢了。大概上天以同一个理赋予人，分化为万种善，君主汇集天下的万种善，然后自己的德才可以完备。所以舜的德不是不伟大，但他善于与人相同，乐于从他人那里汲取善；孔子的德不是不高尚，但他仍然多听多看，选择其中的善者而跟随。凡是自身拥有的，大概没有不是从他人那里汲取的，这怎么可以固执一端作为老师呢？如果自视宽广而轻视他人，使普通百姓不能充分发挥自己，那么一种善都不完备，而君主就没有人帮助他成就功业了。这是大臣所深深警戒的。况且天下的理，分殊众多，广泛地从他人那里汲取，哪一样不是益处？仁爱善行是根本，固然应当作为老师，但还有所谓行为适宜的道义；不合礼的不做，也应当作为老师，但还有所谓应对变化曲折的智慧。大到三纲五常的道理，小到动静云为的规律，它们的德不止于一二，不止于十百，不止于千万，这又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呢？必定要广泛地从天下汲取，参酌于自己的内心，善的以它为主，不善的舍弃它，可行的效法它，不可行的去除它。如果他的德还不完善，即使生在我前面，也舍弃他而不以他为师；如果他的德确实完善，即使生在我后面，也以他为师而不抛弃。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他人的善没有不包容的，而自己德没有不修成的。大抵德是善的总称，善是德的实行。所以德兼有众善，不以善为主，就无法得到一本万殊的道理；善源于一个根本，不协调于一个根本，就无法达到一本万殊的奥妙。所以开始时以善为主，本来是想广泛地寻求不止于一的善；最终协调于一个根本，是想简约地归结到至一的理。这是圣学始终条理的头绪，也是君主从他人那里汲取善的要领。太甲刚改过的时候，伊尹用这些话告诫他，他的才能本来就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吧！虽然如此，难道只有伊尹的话是这样吗？前有舜、禹精一相传，后有孔、颜博约之旨，同一准则罢了。

盘庚上

你能贬抑你的心，施予实在的德于百姓，直到婚配朋友，才敢大声说你有积累的德。

大臣无私而广泛施予实在的德于现在，这才敢于有言而〇积累德于过去

译大概如今的实际德行，不是出于一己的私心，那么先前积累的德行，也就不是出于一己的私论。何况积累德行，正是世袭大臣和显赫家族所喜欢谈论的。只是私心尚未去除，不能把施恩于人当作功绩，那么在言辞之间，就不敢凭借积累的德行来夸大其说了。必须私心不拖累实际德行，而施予今日众人的恩惠没有不周全的，然后才能证明其积累的德行，敢于说话的人才没有愧疚。如果不这样，实际德行有亏欠，那么所谓积累的德行就是虚妄的了，即使想要谈论，又怎敢夸大其词呢【等等】。所以盘庚告诫世袭大臣和显赫家族迁都到殷，而在“德”这一词语上两次表达心意，实在是因为世袭大臣和显赫家族虽然不想以实际德行为功绩，却喜欢以积累德行为话题。殊不知所行的都是私心，那么所说的都是虚妄的言论，而不是积累德行。实际德行，是难以实行的，私心未去除就不能普遍施行；积累德行，是容易遗忘的，而实际德行未施行就不敢夸大其词。说话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的。所行的都是私心所为，而不是实际德行普遍惠及，那么所说的还敢以积累德行为夸大的谈论吗！古人告诫的言辞，劝勉他们施恩于人，既勉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又用他们喜欢说的话题来诱导他们，那么世袭大臣和显赫家族喜欢以积累德行为话题的，自然不能不以实际德行施予百姓了。况且祖乙在耿地遭遇水灾，水患危害百姓，那么形势不得不迁都。而世袭大臣和显赫家族安于故土、不愿迁移，都鼓动流言来危害迁都，那么显赫家族之所以有言论，一定是自恃被百姓仰慕，然而不知道以私心苟且取悦小民而危害迁都，这就不是实际德行了。实际德行未施予，就不能说他们积累了德行。所以必须用实际德行来告诫他们，并用积累德行的话题来启发他们。实际德行，是学习并有所成就的；积累德行，是祖宗先前所积累的。想要以积累德行为话题，难道难于立论吗？而实际德行都是私心所为，那么所说的都是私人的言论罢了。只有用迁都的利益来劝勉百姓，使实际德行施予一国的百姓，以至于婚姻亲友，没有不蒙受其恩泽的，然后才敢夸大地说：“你们有积累的德行，由来已非一日。你们如今不能以公心施予实际德行于人，却想要夸大地谈论自己积累的德行，这是何等的夸口不知羞耻，竟敢如此立论呢！”殷朝的显赫家族，致使天子的尊贵，却用夸大的言辞来诱导他们，也可以说是顽固了，而盘庚则是真正的贤君。用忠厚代替斧钺的诛杀，用言论开启人心的善念，这也是先王的遗意。所以最终使殷民迁都，而他们的德行确实得到了修养。此后周公迁殷民，历经三代，习俗改变风气转移，而殷朝的庶民依仗奢侈、泯灭道义，骄纵淫逸、矜持夸耀，不改变以前的旧习，那么世袭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也已经很久了。然而盘庚在前面教化他们，成王、穆王在后面教化他们，那么顽固的人又在于如何教化了。然而到了反复告诫的末尾，却不能以心相互信服，这又是世道变迁的不得已啊。唉！

译《说命》上篇说：

就像金属，需要你来充当磨刀石；就像渡过大河，需要你来充当舟船桨楫；就像遭遇大旱，需要你来充当甘霖时雨。

用事物来比喻臣子，期望迫切；用上天来比喻臣子，期望深远。依附于事物的事情，不如依附于上天的事情那样重大。所以君主把臣子比作事物，必定要一直比作上天才停止。磨刀石，是事物；舟船桨楫，也是事物。然而金属依靠它变得锋利，河流依靠它得以渡过，事物之间相互依赖就是如此，何况君主对于臣子呢？君主用事物来比喻臣子，其期望的迫切程度就是这样。然而从事物中获取利益，哪里比得上从上天中获取利益呢？大旱，是上天用来困扰百姓的；甘霖，是上天用来造福百姓的。用上天的恩惠，来救济百姓的困顿，那么它的作用也就非常大了。君主比喻臣子与此相似，那么其期望的深远程度又怎样呢？既比作事物，又比作上天，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话越来越迫切，心意越来越深远。《说命》上篇说【云云】，这就是高宗对傅说期望如此的原因。我曾经说过，有一物的利益，有一人的利益，有天下的利益。一物的利益，固然不如一人的利益；一人的利益，又不如天下的利益。从利益的角度来说，虽然有大小的区别，但它们的不可或缺是相同的。然而使用它们以获取利益，不在于顺从而在于逆反，不在于相同而在于相异。逆反可以成就功业，相异可以相互补救。所以君主期望臣子，不认为阿谀奉承、讨好取悦是忠诚，而认为冒犯威严、直言规劝是正直；不认为谄媚逢迎、顺从迎合是美好，而认为纠正过失、匡正错误是贤能。因此，金属是锋利的器具，然而如果没有东西来淬炼它，就无法成就它的锋利；磨刀石比金属粗糙，所以可以作为金属的用途。大河是险要的地方，然而如果没有东西来渡过它，就无法通过它的险阻；舟船行驶在河上，所以可以作为大河的用途。君主比喻臣子取法于此，可以说很迫切了，然而还没有达到最大的境界。如果遭遇大旱，那是阳气过于猛烈，如果不能遏制它，那么生物就会枯萎，百姓就会憔悴；甘霖，是阴气调和，变化成为雨，积聚成为霖，使枯萎的恢复生机，使憔悴的变得愉悦，它的作用难道不很大吗？君主比喻臣子取法于此，他所期望的也就到了极致。大概磨刀石作为金属的用途，是一物的利益；舟楫作为大河的用途，是一人的利益；甘霖作为大旱的用途，是天下的利益。一人的利益，固然大于一物的利益，而天下的利益，则又不止于一人的利益罢了。因此君主对于臣子，有利于君主一件事的，不足以称为善；有利于君主一人的，值得嘉奖；有利于君主一人，又不如恩泽遍及四海、天下都受益的，那样可贵。所以高宗对傅说的期望，取法于事物，心意固然迫切；取法于上天，心意尤其深远。然而《尚书》中取事物为比喻的很多，有的说像整治田地要划分疆界沟渠，像建造房屋要涂抹茅草；有的说像禾苗中有杂草，像粟米中有瘪谷。不曾直接在其中指代人，而高宗的比喻，不只是说像金属需要磨石，而必定说“用你来做磨石”；不只是说大河需要舟楫，大旱需要甘霖，而必定说“用你来做舟楫、甘霖”。以前酒醴的比喻说“你就是酒曲”，和羹的比喻说“你就是盐梅”，说“你”、说“尔”，置于两物相互依赖之间，恳切地不停口，他所期望的，不亚于饥饿时吃饭、干渴时饮水那样迫切。等到就傅说来观察，从防微杜渐的比喻、监察宪法的言论、做磨石的作用，就可以看到了。高宗在隐居田野、没有显赫之时，一旦听到勤学的训诫，做舟楫的作用，又可以看到。至于四海之内都仰慕我德行的赞誉，那么做甘霖的作用，又怎样呢？君臣之间的关系，可谓完美无缺了！

《说命》中篇说：

思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要合乎时机。自恃有善，就会丧失善；自夸有能，就会丧失功业。只有认真处理每件事，才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

行动必须遵循道理，想要符合时势的适宜，意志不可自满，贵在懂得思患预防的道理，这是大臣善于告诫君主的。大臣对君主进言，如果只是涉及高远的事务，而不要求君主亲身实行，那么空话无法施行，虽然迫切有什么补益呢？从前傅说告诫高宗，大概就是审慎地考虑到这一点。说行动，是吉凶悔吝产生的根源，思虑善道而后行动，固然可以说好，然而行动不合时宜，那么行动就是无益的了。意志，是人容易自满的，不自满自大，是人的贤德，如果被矜夸所蒙蔽，那么德行丧失而功业毁坏。事情，是人容易忽视的，认真处理事情，有准备而没有祸患，如果没有准备，那么事情到来祸患就产生了。唉！在这三个方面，都是君主应当警惕的，也不出亲身实行的范畴。作为高宗，能不思考吗【云云】，见于《说命》中篇，其意义就是这样。我曾经说过，大臣爱护君主的心，没有不到极致的，凡是他们的告诫，没有不出于正道的。然而如果要使君主乐于在位，而我不告诉他事理所适宜的、当前最紧急的事务，话说得再多有什么益处呢？君主行动有时无益，为什么呢？大概是道理非常恰当，但没有符合时势的缘故。自恃有善，自夸有能，这就是意志自满，而道义不再修习的缘故。不认真处理事情，事情到来没有准备，这就是蓄积疑虑败坏谋略，懈怠疏忽荒废政务的缘故。凡是世上的君主知道有这些告诫

译这，难道不也应该回归根本了吗？现在所说的善，是符合道理；所说的时，是顺应时势的适宜。思虑固然希望符合道理，而行动尤其贵在得其适宜，行动不合时宜，就像没有益处一样。圣人应对世事，也只是顺应时势罢了。我曾经思考过，事情本来有善却不合时宜的，善好比皮衣葛布的优良，时好比寒暑的时节，时节不需要皮衣葛布，即使优良又能施展在哪里呢？只有行动前审慎思虑其善，将要行动时审慎考量时宜，然后事情才能顺乎道理且恰当可行。不顾是否可行，不合时宜就行动，那么我没见过这样的行动能有益处的。普通人有一点善，都说“能有这个，这就足够了”；有一点才能，都说“能做好这个，这就足够了”。这就是所谓的自夸自满。却不知道自以为有善，自己就不加勉励而德行日渐亏损；自夸自己的才能，别人就不愿效力而功业日渐败坏。普通人不知道对此警戒，尚且说不可，何况是君主呢？天下的事情，只有专心于所做的事，才能有所准备，既然有了准备，那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至于修缮车马，准备器械，从事军事，那么军事就有准备，所以外敌不能成为忧患；简选农具，修明农政，从事农事，那么农事就有准备，所以水旱灾害不能造成危害。所谓“事事有备无患”就是这样的。傅说告诫君主，可以说是知道应当致力的大事的人了。我也曾评论说：高宗是聪明的君主，不是不能等待时机行动的人，不是被自夸自满蒙蔽的人，也不是不能思虑祸患而预先防范的人。而傅说恳切地以此进言，大概是因为只有圣君效法上天，希望事事都出于天理所应当的样子。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未尽，那就是私意而不是上天的聪明了，这就是不得不为此过度思虑并告诫他的原因。唉！傅说真是忠臣啊！

译《说命》下篇

如果要酿造甜酒，你就是那酒曲；如果要调和羹汤，你就是那盐梅。你与我互相切磋修养，不要抛弃我，我定能努力践行你的教诲。

贤明的君主依靠臣子来端正自己的心志，不仅取用的比喻非常明白，而且自我承担的责任非常重大。辅导君主，是臣子的功劳；而努力践行，是君主的职责。如果说了话却不被采纳，那么即使比喻再贴切，谁又肯把话说尽呢？从前高宗任命傅说时，说：“你辅佐我，应当在立志之初进行训导，而不在于行事之际。”为什么呢？譬如酿造甜酒，首先依靠你作为酒曲；调和羹汤，依靠你作为盐梅。左右规劝纠正而不偏颇，互相切磋弥补不足而不抛弃，我对于你的话，都能努力践行而不懈怠，你究竟有什么顾虑而不肯直言呢？用事物的道理来比喻，并诱导臣子把话说尽，高宗真是善于依靠臣子啊！臣子辅佐君主，最难的是努力践行；君主听取意见，最难的是努力践行。大概补救事情已经发生后的状况，不如在心思意念细微之处进行调节，如果言论被听取、谏言被实行，那么谁会不乐意告诉君主善道呢？古代的贤明君主，之所以不仅借事物来阐明道理，而且一定用恳切的话来诱导臣子的诚意，是因为如果取用的比喻不精当，言辞就不足以表达心意，贤者就看不到君主求助的迫切；如果自我承担不坚定，追求道义就不勇猛，贤者又怎么会相信君主足以有所作为呢？古代的人同时具备这些道理的，高宗就是这样。君主以一人统领天下的大局，以一心应对万事的关键，如果稍有毫厘之差，就会谬误千里。所以志向，是心之所向，是将要有所作为但尚未表现在事情上的状态。君主采纳教诲来辅助自己德行的人，应当在此处致力。大概天下的事理，在尚未发生时就禁止容易成功，而在已经发生后补救就难以用力。如果在君主心志趋向出现偏差时，不知道如何训导启迪，那么将来表现在政事上，危害于事务上，其危害将有不可尽言的了。广泛观察事物的道理，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酿造甜酒，酒曲太多就太苦，蘖太多就太甜，酒曲和蘖适中才能酿成酒；调和羹汤，盐太多就太咸，梅太多就太酸，必须盐和梅适中才能调成羹。这两者都是在制作之初调节均匀适度，然后才能在制成之后适合众人的口味。臣子辅导君主，又与这有什么不同呢？刚与柔的相互调剂，就像酒曲和蘖共同发挥功效；可与不可的相互调剂，就像盐和梅共同调和味道。这样才叫做互相切磋修养。否则只是容悦逢迎，和谐得像一样，就像用水去济水，能叫作互相切磋修养吗？教诲得恳切，而听者轻慢，因此不值得与他谈论仁义，即使抛弃他也可以。听到了却没能践行，只担心再听到；我能够努力践行你的教诲，像这样却抛弃我，能不说吗？傅说不推究，跟随却不改正，这是画地自限不再前进，即使断绝关系也可以。现在得到一点善道，就诚恳地牢记在心而不丢失；我能够努力践行你的教诲，像这样却抛弃我不劝谏，可以吗？言语不谦逊，就不足以感动人的心；行为不笃实，就不足以达到道的极致。以君主的身份命令臣子，却恳切地唯恐被抛弃，他尊重道德、喜爱道义的诚意，在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尊重所听到的，践行所知道的，而自称我能够，他勇往直前努力践行的心，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了。唉！君主迫切地求助如此，即使想不说话，怎么能不说呢！呜呼！君主的一心，是万物变化的本源，危微操持取舍的界限，乃是得失存亡所系的地方！人如果能先在此处确立，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可以顺理而治了。在这里看到能尽心的，而想要在行事之间进行明争显谏的，这是末节了。所以祖乙告诉高宗说：“首先端正君王的心，然后才能端正他的事务。”而穆王任命伯冏也说：“防止过失纠正错误，端正他的邪心。”难道不与高宗训导志向同一轨道吗？高宗首先以舟楫、霖雨作比喻，接着以酒曲、盐梅作比喻，所达到的境界深而期望更加迫切了，傅说自然有理由回复君王。傅说是商朝的贤臣，果然没有辜负“训导我的志向”的命令；高宗是商朝的圣明君主，真正能践行“努力践行你的教诲”的话。他们能够成就中兴的功业，是理所当然的！

君王的人追求多闻，这时才能建立事业，学习古人的训诫才有收获。

依靠他人，固然想要把事务施行于天下；效法古人，还是想要在心内获得道理。大概道理所在的地方，就是事务建立的来源，天下哪有道理之外的事务呢！如果只知道依靠他人有利于行动，而不知道反求诸己以致知，那就不是王者的学问了。傅说知道这样，所以他告诉高宗说，人向他人求闻而以多为贵，不只是凭借见闻想要表现在行动上。然而只致力于行动而不反求诸己，也只是防止盲动罢了。所以一定要学习古人的训诫，然后才能在心内有所得，后来所建立的，也有所依靠而不匮乏。哪有不能通过学习以致知，而只凭听闻就努力行动的呢？所以《说命》下篇说【云云】，大抵知行没有两样，古今没有两样道理。那些见闻丰富却不能应用于实用的人，一定是他的知识没有达到极致，怎么能只致力于行动呢？又有勤于问学却不能深入探究道理的人，一定是他的行动不笃实，怎么能只致力于知识呢？如果有闻见了，又用古人的道理来验证，那么所建立的事务，一定不是贤者过于行动了；学习古人了，又向人求教，那么

译他内心所获得的，必定不是智者因知识过多而产生的过失。像高宗这样的人，不是不能建立功业，也不是不知道要学习古代的道理，只是担心自己做的不符合所知的，而所知的又不符合所做的罢了。傅说交替陈述他的观点并互相阐明其中的义理，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人不是生来就懂得道理的，没有谁不求教于他人；人不是听了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的，没有谁不渴望听到的道理越多越好。假如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道理已经很多，而在自己身上的践行也不违背这些道理，那么他就只担心听到的不够多罢了。如果听到的道理像那样多，而通达于事务却像这样少，这就只是道听途说罢了，即使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怎么能不把研习古代训诫作为要务呢！为什么呢？《典》《谟》等篇章，不是陈旧的言辞；礼乐的制度，不是虚浮的形式；精微深奥的内涵，不通过学习就无法领会；帝王的传承，不通过学习就无法融会贯通。假使有志于古代道统的人，不因为听到的多而荒废学习，不因为践行的笃实而忽略内心的收获，那么存在于古代训诫中的道理，就是我内心所获得的；而存在于我内心的道理，也就是古代训诫所记载的。哪有知识达到极致却不源于广博的学习呢？哪有内心有所得却不能建立功业的人呢？我看傅说对于高宗，正当他们共同修养、无所废弃的时候，傅说就说：“知道并不难”，是想要勉励他努力践行；等到高宗能够践行那些训诫时，傅说又说：“学习古代训诫才有收获”，是想要他致力于求知。由此看来，高宗从傅说那里听到的道理不算少了，傅说告诉君王的必定是可以建立功业的。只是担心从前在甘盘那里所学的东西，未曾与内心相契合，那么傅说对于君王，怎么能倚仗今天所寄托的希望而废弃从前所学的呢？像傅说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能够爱护君主的了。后来议论学习的人，必定说从傅说告诫高宗开始，那么高宗的中兴，是有其渊源的了。如果不是君臣各自尽到本分，怎么能参与这样的事业呢！

译只有谦逊地学习，务必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确实牢记这一点，道就会积累在自己身上。只有教导别人是学习的一半，始终念念不忘于学习，修养德行就会不知不觉地精进。

知道通过学习以达到道，只有信念笃诚，道才会更加充实；明白通过教导来完善功夫，只有坚守专一，德行才会自然感化。那些让人学习的人，只知道用谦逊、勤勉、笃信来开启凝聚道的开端，却不知道通过本体确立、作用施行来穷尽成就德行的奥妙，这难道是圣学的全部功夫吗？况且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用谦逊来接受他人，用勤勉来激励自己罢了。谦逊和勤勉都做到了却达不到道的，从来没有过。何况在此基础上笃信不忘，那么积累在自己身上的道就会更加充实了。然而这还不够，道积累在自己身上，是本体的确立；教导他人，是作用的施行。兼具体用，融合内外，然后才能保全其全部。一念始终常常在于学习，那么他修养的德行，就有日益进步而不自知的奥妙了。唉！圣贤的学问之所以能达到道、成就德行，就是这样，难怪伊尹如此重视向高宗告诫。如果由此去探求圣贤的学问，大概就是为了将始终贯穿于一心，将内外融合于一理。然而那达到道而成就德行的，固然也有次序，那么道和德，果真是两种道理吗？不是这样的。道，是理的共同途径；而德，是理的个人自得。学与理合一，固然凝聚道的开端；而理与心合一，才是成就德行的奥妙。因此，谦逊勤勉以确立根本，是学习的开始，也就是道的凝聚；教导他人以发挥效用，是学习的终结，也就是德的感化。开始时道的凝聚，有可见的功夫；结束时德的感化，有不可名状的痕迹。始终一心，内外一理，这才算是圣学的全部功夫。现在谦逊其志向好像有所不能，那就是以卑微来自我约束，以虚心来接受他人；勤勉于时好像有所不及，那就是觉得时间不够，日日更新不停止。不仅仅说“只有学习要谦逊志向”，而且说“务必及时勤勉”，那么修养自己以恭敬而恭敬自然产生，修养道以仁爱而仁爱自然到来，这就叫做通过学习以达到道。然而如果信道不笃，就会半途而废。必须对此笃信而不疑惑，对此确实思念而不忘，那么恭敬的修养，恭敬就积累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声音笑貌了；仁爱的修养，仁爱就积累在自己身上而面色润泽、背脊充盈了。以前修养而来的表现为不占有，现在积累而来的表现为更加充实，这不正是说信念笃诚而道更加充实吗？然而学习没有止境，道没有穷尽，那么人的学习，难道就这样而已吗？因此道积累在自己身上，那么根本就确立了，而德行还没有达到不知不觉的境界，不足以保全其全部。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而教导是为了成就万物，那么成就万物的功夫占了一半。学习是为了彰显德行，而教导是为了教化百姓，那么教化百姓的功夫占了一半。不认为这个可以先行而学习，不认为那个可以后置而厌倦教导，这才叫做通过教导来完善功夫。然而如果坚守不专一，就会半途而废。必须说：“开始时自己学习，是学习；结束时教导他人，也是学习。”念念不忘于此，始终专一，那么以前恭敬的修养，我见其为恭敬，现在则德行修养不知不觉；以前仁爱的修养，我知道其为仁爱，现在则德行修养不知不觉了。不识不知，顺从帝王的法则，大概有不可名状的奥妙。这不正是说坚守专一，而德行自然感化吗？开始时谦逊勤勉笃信，以开启凝聚道的开端；结束时本体确立作用施行，以穷尽成就德行的奥妙。这就是它贯穿始终而融合内外的道理。况且高宗以前在甘盘那里学习过，而伊尹的话如此，他也通达了圣学的全部功夫。然而又担心他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可能会失之于虚无荒忽，而德行就不是真正的德行了，所以又希望他借鉴先王的成法，永远没有过失，他爱戴君主到了极点啊！再评论一下，圣人心法的传承尚且久远，而“学”这一个字实际上始于这里。后来我们的孔子以生知圣人的身份，固然不需要学习了，然而既然忧虑学问不讲而德行不修，也就学习不厌倦而教导不疲倦。又极致到从心所欲不逾越规矩，那么他达到道的深度和成就德行的奥妙，难道没有来源吗？唉！学者的极致功夫，是圣人的能事。后来的学者，尚且要考察于此。

只有教导别人是学习的一半，始终念念不忘于学习，修养德行就会不知不觉地精进。

知道教导他人有互相促进的功夫；那么自己学习不厌倦，有自然的益处。大概教导有互相促进，学习没有止境，教导他人与自己学习，无非都是为了增进德行的途径。教导他人，是为了教导别人，而所得却占自己学习的一半，这是推己及人教导他人，也是学习的事情。那么作为学习者，能不始终有常吗？一念始终有常无间，他所修养的德行，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了。大臣告诫君主关于学习的要点，哪有比这更重要的呢【云云】做学问的道理有两点，也就是教导不疲倦、学习不厌倦罢了。人们都说教导不疲倦，是为了成就万物，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这是学习的终结之事。然而哪里知道温习旧知有知晓新知的道理，通过他人有反省自己的契机？然而终结也就是开始。况且《传》说：“学习然后知道不足，教导然后知道困惑。”这是教导他人的功夫，都是为了自己。如果知道教导他人也是为了成就自己，那么典学的念头，难道还有始终的区别吗？念头没有始终的区别，那么在勉强学问之余，体用无间之后，而涵泳从容，忽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圣贤的境界了。这就是教导不

译“倦”与“学不厌”这两者，难道不是不可偏废其一的吗？从现今看来，传授道理、解答疑惑，是将我所知道的告诉别人，我内心的见解因此更加明晰，那么过去所不知道的知识，由此就没有不知道的了；发扬优点、补救过失，是将我所具备的能力告诉别人，然而我自身的践行因此更加努力，那么过去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由此就没有不能做到的了。既然如此，那么讲解贯通的精妙之处，实际上是我分辨事理的明晰；研究穷究的熟练程度，正是我践行道义的笃实。为人师表固然为了成就自己，成就外物也就是成就自己，这难道不就是“教学相长”的说法吗？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对于“始终遵循学问”的念头，怎么会有开始和结束的区别呢？所以，起初是自我学习，这是学习，却从未有一毫自暴自弃的念头；最终是教导他人，这也是学习，却从未萌生一毫自满的意思。念头所指向的目标，始终不变，那么道德的修养，也就日日不停止。起初是由善良诚信而达到美好宏大，现在则不知不觉地达到了宏大而能感化万物；起初是由选择善道而坚定执着，现在则不知不觉地达到了从容合于正道。说这是“念头始终遵循学问而道德修养不知不觉地提升”，难道不对吗？唉！学问的道理真是广大啊！人不是生来就知道道理的，没有不通过学习就能成功的。况且这道理，越探测越深，越穷究越远，越接近越觉得未达究竟，越追求越觉得不足，因此古代的圣贤，没有不担心懈怠荒废安宁的，而是勤勉努力、自强不息。然而我曾经议论过，世上做学问的人，明师在前，讲诵在后，谦逊志向、及时敏捷，修养才能到来，自己如此自学，似乎不需要等到教导别人之后才明白。确实怀有这种想法，道义积累在自己身上，自己从学习中获得的如此之多，似乎不需要等到始终遵循学问之后才能修养。然而，教导之后才知道困惑，知道困惑之后才能自强，因此启发我的子夏，帮助我的颜回，即使是圣人也不容许废弃。道没有尽头，学没有止境，始终专一，时时日日更新，片刻之间，万善都会荒废，因此孜孜不倦地行善，恳切地铭记在心，即使是圣贤也不能停止。高宗君臣讲求治理国家的要领，最终归结于此，开创万世谈论学问的先端，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达到中兴的盛况，是理所当然的啊！

译贤臣是君王的股肱，良臣辅佐使君王成为圣人。

人必须具备四肢才能形成完整的形体，君王必须依靠贤能的辅佐才能成就其德行。君王拥有贤臣，就像人拥有股肱一样。所以高宗任命傅说时，就近取用自身来做比喻，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股肱，手足完备而后形体才完整；君王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有贤能的辅佐，良臣辅佐而后其德行才达到圣境。用那个来证明这个，参看对照，那么君王不可没有臣子这一点就确凿无疑了【等等】。四肢具备而形体形成，良臣辅佐而君王成为圣人，这是事理上必然的。所以君王看待臣子如同手足，臣子看待君王如同腹心，手足与腹心相互支撑成为一个整体，可以相互拥有而不可相互缺失。如果四肢缺少一样，怎么能构成人的形体？如果没有良臣来辅佐，怎么能成就君王的德行？古代人深刻洞察这个道理的，大概只有高宗吧！看他任命臣子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况且人禀受天地之气而形成形体，耳目和百骸都是上天所赋予的，齐全并具备这些就成为人，人是万物中灵秀的；禀受天地之理而形成本性，所以四种善端和万种善行都具备在心中，齐全并体现这些就成为圣人，圣人又超越于人之上。如果一根手指不能听使唤，尚且有不如常人的耻辱；一种德行不具备，又怎么能成为高出万物的至尊呢？那么，具备四肢成为人，所依靠来运动的是股肱；拥有四海成为君王，所依赖来左右辅佐的是贤臣。如果股肱失职，就会变成支离破碎、废疾痼疾，而那块然不动的腹心，我知道它连一根羽毛都举不起来，半步都走不动，这难道足以称为人吗？辅弼之臣如果不是贤人，就会变成逢迎讨好、取悦君王，谁能防止过失并纠正错误？谁能扶持倾覆并维持危局？而德行轻如毫毛，我知道它举起来尚且不胜负荷，行走尚且不能到达，还指望他能优游地进入圣人的境界吗！臣子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在效忠名分、委身事君之余，必将施展才能，宣示力量，效尽忠诚，不使这位君王成为尧舜那样的君王就绝不罢休。高宗大概是善于咨询傅说吧！起初用舟楫、霖雨来告诫他，接着用曲蘖、盐梅来告诫他，这难道不深切而显著吗？到这里又用“股肱惟人”来告诫他，为什么呢？大概舟楫、霖雨，是不同类事物的相互依赖；曲蘖、盐梅，是不同味道的相互调和。至于“股肱惟人”的比喻，则是同一身体的相互需要，一旦缺少一样，就不再能称为人了。这是高宗对大道的认识更加深刻，而对傅说的期望更加迫切。然而木头顺着墨线就端正，君王听从劝谏就圣明，傅说本来就用圣人来期许他的君王了。“良臣惟圣”，高宗最终用圣人来要求臣子，君臣之间的责任期望如此，他们足以成就中兴的治世也是理所当然的！

书义矜式卷三

<经部,书类,书义矜式>

钦定四库全书

书义矜式卷四

元 王充耘 撰

周书

泰誓

我们的先父文王，像日月照耀降临，光辉普照四方，显赫于西土，我们周朝，广泛地接受了各方归附。

圣德的显著，既然没有远近的区别，所以王业的开创，也没有远近的区别。大概拥有圣人之德的人，然后才可以开创兴盛的君王基业，德行没有不显著的，那么基业也没有不广大的。从前在文王的时候，他的圣德光辉，就像日月的照耀降临一样。说它远，就光辉普照四方了；说它近，就显赫于西土了。文王的土地虽然只限于百里，而各方归附，都在于我们周朝。文王并非期望德行显著，而他的盛大自然有所不能掩盖；文王虽然无心于接受各方归附，而他们的归顺自然有所不能推辞。文王的天命人心既然这样，而文王却未曾有一天拥有天下，这正适宜武王在誓师之际恳切地叙述这些。曾经有人说文王从方圆百里的地方兴起，为什么他的德行显著于天下呢？文王在西土作为诸侯，又怎么会有各方归附呢？大概文王的心，知道如何修养德行，而不期望圣德显著；知道如何治理他的国家，而不期望王业兴盛。然而他的光明升腾、广布听闻，自然有所不能掩盖，而天命民心归附，自然有所不能推辞了。人们只知道伐殷的举动在于我们武王，却不知道各方民众，文王已经有办法接受他们了；人们只知道各方归附在于文王，却不知道显著光辉的，都是文王的德行。武王誓师而提到这些，确实有原因啊！现在天上的悬象，没有比日月更大的了，只有我们先父的德行，才与日月合其光明。照耀降临下土，没有比日月之明更大的了，只有我们先父的德行，才像日月那样无所不照。远的四方，这德行的光辉没有不被覆盖的；近的西土，这德行的光辉尤其显赫。向上引导看见、覆盖听闻，文王的德行光辉普照四方；只有这时依靠覆盖，文王的德行尤其显赫于西土。这就是文王居住在岐山，虽然不超过百里的土地，而文德的光辉显赫，却没有远近的区别。土地有远近，而德行没有远近。文王的德行如此盛大，那么周朝的兴起，难道不基于此吗？于是各方归附，不是我们周朝还能是谁呢？因此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近的虞国芮国争讼由他裁决，远的教化施行于江汉，那么所谓修和有夏，就不止于岐山丰邑的百里了；接受殷朝的命数，就不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那么伐殷的功业虽然完成于武王，而各方的归附，实在是由文王接受的。圣德的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