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论卷一 大学士张英撰
则曰“往钦哉”；命观刑之女，亦曰“钦哉”。直以心源相示，防不别置一辞。可见此爲内圣外王之要领也。
译于是说：“去吧，要恭敬啊！”任命负责观察刑罚的女官，也说：“要恭敬啊。”只是以内心的本源相互指示，防止不另外设置别的言辞。由此可见，这是内圣外王的关键所在。
分命羲仲，四节主于四仲之二分、二至，以立言。东南西北，所以定方位也。春分之出日，夏至之敬致，秋分之纳日，所以考日行也。作讹成易，所以授民事也。日中、宵中，日永、日短，所以定日晷也。星鸟、星火、星虚、星昴，所以验中星也。析因夷隩，所以觇民气也。孳尾、希革、毛毨、氄毛，所以觇物变也。只此数语，而详宻尽矣。后世月令、歴数诸书，繁文伙说，有能出其范围者乎？于此可见古人立法之密，亦可见古人文字之简。
春秋举二分中气也，冬夏举二至至极也。一则极短爲冬之至，一则极永爲夏之至。日永日短，不言宵者，举日之永短而宵可知也。日中、宵中互言也。古人作歴，以日法爲主，故三言日而一言宵也。歴既作矣，又验之于地，验之于日，验之于星，验之于民物，皆所以考其歴之疎密，而惟恐其不与天合也。古人之谨于承天，如是哉！「作讹成易」四字，民事也，而天道四时之变化在其中。此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也。
闰法以归四时之有余，岁差又以补闰法之不及。故蔡氏注岁差于闰法之后，所谓因天以求合，无百年不变之法者，此也。
治歴之法，只用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句不待分晰，而朔虚气盈，皆含蕴于其中矣。故下直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防，不费辞，细绎眞化工之笔。
舜所诛之四凶，在尧时，遂有三人，在朝，如共工，如伯鲧，如驩兠。当时在廷，交赞，或荐之若采，或荐之治水。尧虽知其不可，而卒未尝驱而去之。意三臣之才，实高出于当日之廷臣。尧能驾驭而用之。今观僝功试可之言，亦可以知其才之不凡矣。不然，何以当日三举廷臣，而四凶遂居其二哉？观庸违、象恭及方命圮族之言，则知尧之知之者审矣。大约非才之不足，特恃才妄作之人，当尧之时，其恶未形。圣人如天地之覆载万物，茍未至于倾覆，则亦姑待之耳。何尝有心于其间哉？
六经惟《尚书》最古，后世圣贤立论多夲之。言心始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性始于“若有恒性”，言志始于“诗言志”，言学始于“学于古训”，乃有▯。后人因而扩充之，以尽其蕴。如《大学》三纲领，“明德”则“克明峻德”之谓也，“新民”则“平章百姓”之谓也，“止”字一见于《益稷》，一见于《太甲》。其曰“安汝止”者，爲圣人言之也，自然之止也；其曰“钦厥止”者，爲中材言之也，勉然之止也。修齐治平之说，櫽括于“克明峻德”一节之内。《臯陶谟》所谓“愼厥身脩，思永敦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脩齐治平之次第已尽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所谓“天命之谓性”也。“若有恒性”，注“若顺”也，即所谓“率性之谓道”也。“克绥厥猷惟后”，即所谓“脩道之谓教”也。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即所谓“戒惧愼独”也。山川▯神亦莫不寕，暨鸟兽鱼鼈咸若，即所谓“天地位，万物育”也。子思、曾子盖即古人之説而贯串整齐之，其义不能外也。故曰六经者四书之渊源，四书者六经之门戸。后人由门戸以陟堂奥，一以贯之，亦庶乎其豁然矣。
丹朱曰：啓明是何等才辩？岂若后世庸愚之流？而尧却从才辩中见其嚚。颂共工曰：方鸠僝工，是何等干理？岂若后世偷惰之徒？而尧▯从干理中识其静言庸违。虞舜，一侧陋之夫，尧独从其家庭蒸乂，而识其可以与天下。可见用人之道，寜德胜才，无才胜德。盖辨之于夲末诚僞纯驳之间，而后不爲其所欺。只此数条，遂可爲千古用人之法。
舜典【凡二十条】
舜典》首节统论其德，愼徽以下言歴试之事，正月上日以下言摄位之事，月正元日以下言在位之事。舜生一节总言帝之始终摄位之事如观天祭祀、朝觐廵狩、赏功罸罪，次第举行，声明文物，视尧典》时又不侔矣。在位之事，询岳咨牧，行政之大者也。咨四岳以下，用人之大者也。百揆以纲之，纳言以维之，教飬兵刑工虞礼乐灿然有章，秩然有序。慎简于其始，考绩于其终一堂
译分别命令羲仲，以二分、二至这四个节气作为四季的主宰，以此确立言论。东南西北，是用来确定方位的。春分日出，夏至敬致，秋分日落，是用来考察太阳运行的。制定历法以成就平易，是用来指导民众事务的。日中、宵中，日长、日短，是用来确定日影长度的。星鸟、星火、星虚、星昴，是用来验证中星的。分析因循夷隩，是用来观察民情的。孳尾、希革、毛毨、氄毛，是用来观察物候变化的。仅仅这几句话，就已经详尽严密了。后世的《月令》、历数等书，繁文缛节，议论众多，有能超出这个范围的吗？由此可以看出古人立法的严密，也可以看出古人文字的简练。
春秋两季举出二分的中气，冬夏两季举出二至的至极。一则极短为冬至，一则极长为夏至。说日长日短，不说夜长夜短，是因为举出日的长短，夜的情况就可知了。日中、宵中是互文见义的。古人制定历法，以日法为主，所以三次提到日而只一次提到夜。历法制定后，又在地面验证，在太阳上验证，在星辰上验证，在民物上验证，都是为了考察历法的疏密，唯恐它不与天象相合。古人谨慎地顺应天道，就是这样的！“作讹成易”四个字，讲的是民事，而天道四时的变化就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的参赞天地、辅助化育。
闰法用来归并四时的余数，岁差又用来弥补闰法的不足。所以蔡氏在闰法之后注解岁差，所谓因天象以求吻合，没有百年不变的方法，就是这个道理。
治理历法的方法，只用到一年三百六十六天，一句话不需要分析，而朔虚气盈，都蕴含在其中了。所以下面直接说用闰月来定四时，成就岁数，不费辞藻，细细推敲真是化工之笔。
舜所诛杀的四个凶顽，在尧的时候，就有三人在朝廷，如共工，如伯鲧，如驩兜。当时在朝廷上，互相赞誉，有的推荐他们像采邑一样，有的推荐他们治水。尧虽然知道他们不可用，但最终没有驱逐他们。大概这三个臣子的才能，确实高出当时的朝臣。尧能够驾驭并使用他们。现在看“僝功试可”的话，也可以知道他们的才能不凡了。不然，为什么当时三次举荐朝臣，而四凶就占了两个呢？看“庸违”、“象恭”以及“方命圮族”的话，就知道尧对他们的了解很清楚了。大概不是才能不足，只是恃才妄为的人，在尧的时候，他们的恶行还没有显露。圣人像天地覆盖承载万物一样，只要没有到倾覆的地步，也就姑且等待罢了。何尝有心机在其中呢？
六经中只有《尚书》最古老，后世的圣贤立论多以此为根本。谈心始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谈性始于“若有恒性”，谈志始于“诗言志”，谈学始于“学于古训”，乃有〇。后人因此扩充它，以尽其蕴。如《大学》三纲领，“明德”就是“克明峻德”的意思，“新民”就是“平章百姓”的意思，“止”字一见于《益稷》，一见于《太甲》。说“安汝止”的，是为圣人说的，是自然的止；说“钦厥止”的，是为中等资质的人说的，是勉强的止。修齐治平的说法，概括在“克明峻德”一节之内。《皋陶谟》所谓“慎厥身修，思永敦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修齐治平的次序已经尽在其中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就是所谓的“天命之谓性”。“若有恒性”，注“若顺”也，就是所谓的“率性之谓道”。“克绥厥猷惟后”，就是所谓的“修道之谓教”也。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不近声色，不殖货利，就是所谓的“戒惧慎独”也。山川〇神亦莫不安宁，以及鸟兽鱼鳖都顺从，就是所谓的“天地位，万物育”也。子思、曾子大概是即古人的说法而贯穿整齐之，其义不能外也。所以说六经是四书的渊源，四书是六经的门户。后人由门户以升堂入室，一以贯之，也差不多豁然开朗了。
丹朱说：启明是何等才辩？岂像后世庸愚之流？而尧却从才辩中见其嚚。颂共工说：方鸠僝工，是何等干理？岂像后世偷惰之徒？而尧〇从干理中识其静言庸违。虞舜，一个侧陋之夫，尧独从其家庭蒸乂，而识其可以与天下。可见用人之道，宁德胜才，无才胜德。盖辨之于本末诚伪纯驳之间，而后不为其所欺。只此数条，遂可为千古用人之法。
舜典【凡二十条】
《舜典》首节统论其德，慎徽以下言历试之事，正月上日以下言摄位之事，月正元日以下言在位之事。舜生一节总言帝之始终摄位之事如观天祭祀、朝觐巡狩、赏功罚罪，次第举行，声明文物，视《尧典》时又不侔矣。在位之事，询岳咨牧，行政之大者也。咨四岳以下，用人之大者也。百揆以纲之，纳言以维之，教养兵刑工虞礼乐灿然有章，秩然有序。慎简于其始，考绩于其终一堂
圣人之德，非明无以临下。沕穆既远，人情诈伪日滋。况居天位之尊，驭万方之众，非至明之极，何以烛其幽隐，决其壅蔽？故赞尧首曰「钦明」，赞舜首曰「濬哲」，明乎其所重也。圣人之德，无加于恭，故尧曰「允恭」，舜亦曰「温恭」。赞两圣人之德，词虽异而防则一也。推之千百世，圣人亦无不一也。
尧舜之时，中天之时也。从前浑浑噩噩，熙熙攘攘，制作文章之事，待圣人而后兴。天时人事，俱不能安于简朴。故尧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三圣人不能违时而行，邃古之事，亦可知矣。岂至周而始尚文哉？
顽嚚蒸乂，二女观刑，试之于家也。愼徽五典，命之爲司徒之官，纳于百揆，命之以百揆之长，賔于四门，兼之以四岳之任，试之于国也。尧之三载，试舜者如此。舜以匹夫登庸，视天下事▯然而觧，无足爲我难者。盛德大业，不异光被之体，所谓重华协于帝也。孟子曰：「饭糗茹草，若将终身；袗衣鼔琴，若固有之。」盖亦神游于其气象，而不能名言其德也。夫
古人观人，未有不观其实事，而仅听其空言者。如尧之观舜，曰：“乃言底可绩。”舜之观禹，亦曰：“成允成功，惟汝贤。”臯陶之论，亦曰：“载采采。”故“静言庸违”，爲圣人之大戒。后世观人之识，万不及古人，乃徒以一时之言语取之，其何以収人才之用哉？
唐虞之圣人爲治皆取法于天，故《尧典》首言钦若昊天。舜摄位之初，首齐七政。经星之丽于天者，终古不易。歴法之参差，仪器之转运，惟在日月五星耳。故七政齐而经星不必言也。
▯帝禋宗辑瑞颁瑞示与天下更始爲神人之主也。律度量衡，五玉三帛，煌煌典礼，焕然一新，此之谓文明。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恐只是告庙摄位之礼，而非致祭于羣庙也。▯上帝之后，礼宜禋祀祖考矣。舜自摄位以来，礼仪备举，文物焕然，未有独略于庙祀者，恐六宗正所谓三昭三穆也。蔡氏释宗爲尊其祀，有六：曰时，曰寒暑，曰日，曰月，曰星，曰水旱。夫日月星宜从祀于▯帝之时，余亦当在羣神之列，不应特举而言之。胡五峰取张髦之説，恐未可尽非也。
象以典刑，一句五刑之正者也。流宥五刑，一句五刑之疑者也。鞭作官刑，一句五刑之外又有此轻刑也。金作赎刑，一句轻刑之中又有其当轻者也。▯灾肆赦，二句又原其情之故误而权衡轻重于其间也。钦哉，二句总言愼刑之心有加无己也。文止三十七字，而仁至义尽，曲折周详，不复不漏。后世刑书繁重，不能出其范围，洵化工之笔也。
询岳辟门，明目逹聪，摄位三十年，何尝一日不如此？岂至即位后始然耶？治功盛矣，治化洽矣，犹恐幽隐未逹察之，益加其详访之，益致其周也。
食哉，惟时养也；柔远，能迩，教也；惇德，允元，赏善也；而难任人，惩恶也。尧舜虽圣，岂能舍此而爲治哉？
食哉，惟时，柔逺能迩，安民也。敦德，允元而难，任人知人也。古帝之用心，不越此二者而已。
舜之言曰：「熙帝之载，时亮天工。」盖舜之有天下，上承之于天，前绍之于尧，故止曰「天之事，尧之事」而已。所谓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者也。
观禹之让百揆，则在于稷、契、臯陶。其后受帝巽位之命，亦惟让于臯陶。则三臣之德之盛，可知矣。舜之受禅也，在廷诸臣无有如舜之德之盛者。禹之受禅也，在廷诸臣如稷、契、臯陶，德皆足以相嫓，而无有如禹之功之盛者。故曰：舜之受禅也以德，禹之受禅也以功。是以匹夫履天位，而与者不疑，受者不愧，旁观者不忌。易姓改物而天下安。之后世之禅代，以权谋诡谲，夺玺绶于妇人之手，出诏书于谋臣之笔，其何以厌服天下后世哉？虞廷命官兵统于刑，故曰：“蛮夷猾夏”，又曰：“寇贼奸宄。”禹曰：“苗顽弗即工。”帝亦曰：“臯陶方施象刑惟明。”盖古者寓兵于农，兵特刑之大者耳，不专设官也。有事则命在廷诸臣领之，故禹以百揆之任受命而征有苖。夏之甘誓，亦召六卿，谓
译圣人的德行，如果没有明察，就无法统御臣下。深奥玄妙的境界既已遥远，人情的欺诈虚伪日益滋生。何况居于天子尊位，驾驭天下万民，如果不是达到极致的明察，怎么能洞察幽暗隐蔽之处，决断壅塞蒙蔽之事？所以称赞尧首先说“钦明”，称赞舜首先说“濬哲”，明白他们所重视的是明察。圣人的德行，没有比恭敬更崇高的，所以尧说“允恭”，舜也说“温恭”。称赞两位圣人的德行，词语虽然不同，但防范的宗旨是一致的。推演到千百代以后，圣人在这方面也没有不同的。
尧舜的时代，是天时中期的时代。从前浑浑噩噩、熙熙攘攘，礼乐制度等文明之事，等待圣人兴起后才建立。天时和人事，都不能安于简朴。所以尧说“文思”，舜说“文明”，禹说“文命”。三位圣人不能违背时势而行，远古的事情，也可以由此推知了。难道要到周朝才开始崇尚文治吗？
惩治愚顽凶恶之人，让二女观察刑罚，这是在家庭中试用。谨慎地推行五常之教，任命他担任司徒之官；纳入百官之首，任命他统领百官；接待四方宾客，兼任四岳的职责，这是在国家中试用。尧的三年，对舜的试用就是这样。舜以平民身份被提拔任用，看待天下事务，轻松自如地解决，没有什么值得我为难的。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功业，与光辉普照的体统没有不同，这就是所说的“重华”与帝位相协调。孟子说：“吃干粮嚼野草，好像要终身如此；穿锦绣衣服弹古琴，好像本来就有这些。”大概是神游于他的气象之中，而不能确切地用言语形容他的德行。
古人观察人，没有不观察他的实际行为，而仅仅听信他的空话的。像尧观察舜，说：“你的言论确实可以取得成效。”舜观察禹，也说：“诚信成功，只有你贤能。”皋陶的议论，也说：“要考察实际表现。”所以“静言庸违”，是圣人的大戒。后世观察人的见识，远远不及古人，却只凭一时的言语来选取人才，怎么能发挥人才的作用呢？
唐虞时代的圣人治理天下都取法于天，所以《尧典》首先说恭敬顺从昊天。舜摄政之初，首先整治七政。恒星附着于天空，自古不变。历法的参差，仪器的运转，只在于日月五星罢了。所以七政整治好了，恒星就不必再说了。
〇帝王祭祀宗庙，收集祥瑞，颁布瑞物，向天下展示新的开始，作为神人的主宰。律度量衡，五玉三帛，辉煌的典礼，焕然一新，这就叫做文明。正月初一，在文祖接受禅让，恐怕只是告祭宗庙摄政的礼仪，而不是祭祀群庙。〇上帝之后，礼仪应当祭祀祖先了。舜自从摄政以来，礼仪完备，文物焕然一新，没有单独省略宗庙祭祀的，恐怕六宗正是所说的三昭三穆。蔡氏解释宗为尊崇其祭祀，有六项：曰时，曰寒暑，曰日，曰月，曰星，曰水旱。日月星应当在祭祀〇帝时作为从祀，其余也应当在群神的行列，不应该特别列举来说。胡五峰采纳张髦的说法，恐怕不能完全否定。
用常法来规范刑罚，这一句是五刑的正当用法。流放宽恕五刑，这一句是五刑的疑难情况。鞭刑作为官刑，这一句是五刑之外又有这种轻刑。罚金作为赎刑，这一句是轻刑之中又有应当减轻的情况。〇灾肆赦，这两句又推原其情是过失错误，而在其中权衡轻重。钦哉，这两句总说慎重刑罚的心有加无已。文字只有三十七字，而仁至义尽，曲折周详，无懈可击。后世的刑书繁重，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确实是造化之笔。
咨询四岳，开放宫门，使目明耳聪，摄政三十年，何尝有一天不这样做？难道等到即位后才这样吗？治理的功绩盛大，教化的影响融洽，还担心幽暗隐蔽之处没有通达察知，更加详细地访求，更加周到地考察。
“食哉”，是及时养育；“柔远能迩”，是教化；“惇德允元”，是奖赏善行；“而难任人”，是惩戒恶行。尧舜虽然圣明，怎么能舍弃这些来治理天下呢？
“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是安定百姓。“敦德允元而难任人”，是了解人才。古代帝王的用心，不超过这两方面而已。
舜说：“发扬帝王的事业，这时辅佐天工。”大概舜拥有天下，上承于天，前继于尧，所以只说“天之事，尧之事”而已。这就是所说的“巍巍乎，拥有天下而不参与私利”。
观察禹推辞百揆之职，就在于稷、契、皋陶。后来接受帝位禅让的命令，也只推辞给皋陶。那么这三位大臣德行的盛大，就可以知道了。舜接受禅让时，在朝诸臣没有像舜那样德行盛大的。禹接受禅让时，在朝诸臣如稷、契、皋陶，德行都足以相比，而没有像禹那样功业盛大的。所以说：舜接受禅让是因为德行，禹接受禅让是因为功业。所以平民登上天子之位，给予者不怀疑，接受者不愧疚，旁观者不嫉妒。改朝换代而天下安定。后世的禅让，依靠权谋诡诈，从妇人之手夺取玺绶，从谋臣笔下发出诏书，怎么能使天下后世心服呢？虞廷命令官兵统属于刑罚，所以说：“蛮夷扰乱华夏”，又说：“寇贼奸宄。”禹说：“苗民愚顽不服从工作。”帝也说：“皋陶正施行象刑，非常明察。”大概古代寓兵于农，兵只是刑罚中最大的一种，不专门设置官职。有事就命令在朝诸臣统领，所以禹以百揆之职受命征伐有苗。夏朝的甘誓，也召集六卿，说
古之教人，强其志气，束其筋骨，莫大于礼；涵养其德器，充悦其性情，莫大于乐。礼乐并重，而乐之入人，防微，故虞廷教胄子，专掌之，典乐之官；周礼教人之官，亦曰大司成，大乐正，学校曰瞽宗，成童之事，亦曰舞象，舞勺。盖以此爲教人之大务，自朝廷以至里社，自少以至老，无日不沐浴沦洽于其中。后世以礼教者鲜矣，况以乐教者乎？所由雅乐亡而教化熄，两弊之道也。天之生材，亦未有无一善者，所谓直、寛、刚、简是也。直则不能温，寛则不能栗，刚则恒至于虐，简则恒至于傲，无教化以矫枉维持之，则日流于过而爲不善矣。故曰：治性者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教人者以此爲凖，庶防无弃材也欤？
古人之诗无不可被之金石。《诗经》三百篇皆古乐章也。故命夔言乐，始于诗。又曰：「▯拊琴瑟以咏，所咏者即诗也。」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所纳所飏者，卽诗也。劝之以九歌，俾勿壊。在治忽以出纳，五言者皆诗也。惟其言志，故可以考人心之邪正，察风俗之贞淫，观国家之治乱。传所谓「命师陈诗以观国风者」，此也。既有诗矣，又别其音调之长短高下，则爲歌。然后和之以五声，吹之以十二管，播之以八音。此非因乐而有诗，实因诗而有乐。则诗乃乐之源也。后世雅乐失传，一代制作，但求于管律之长短，钟磬之厚薄轻重。是古人作乐以人声为主，而后世以器爲主。宜乎其纷纭聚讼，古乐之不复也欤？
十有二牧，亲民型方之官也。故教之以教养劝惩之事。百揆庶官之长，纲纪于上。故曰：奋庸熙载，亮采惠畴。盖奋勉而熙广，亮明而惠顺，而百度之纲维举矣。养民曰时，因乎天也。教民曰敬，曰寛，因乎人也。制刑曰明，曰允，信乎法也。工虞曰若，所以顺万物之性也。典礼曰寅，曰淸，所以为事神祗之夲也。典乐曰永，曰依，曰和，曰谐，曰伦。乐书精语，莫逾于此。出纳之司曰惟允，而总之曰钦。圣人于庶官之事，皆各得其精微简易之理，而直示之，词约义该，爲后世官箴诰令之祖。所谓舜明于庶物者，此也。
陟方但言升遐耳。禹此时摄位已乆，舜所谓耄期倦于勤，岂更有廵方至苍梧之事后？世所谓湘君，尧女皆好事者爲之耳。
大禹谟【凡十八条】
典谟爲唐虞夏三代圣人之书，而实皆虞廷之书也。尧典成于虞史，禹谟陈于虞廷，故皆统之于虞书。二典记尧舜爲君之事故，称之爲典。禹谟记大禹爲人臣时之言，故称之爲谟。而别禹贡爲夏书，以明夏有天下之由也。
禹谟》首节，史臣统言承谟之始。二节以下，承“克艰”之谟，帝不敢任，而归之于尧。益因帝言，而又赞尧也。四节以下，禹承“惠廸”之谟，而益申言“惠廸”之条目也。于“帝念哉”之下，禹承善政养民之谟，而帝复归功于禹也。“格汝禹”以下，帝欲逊位于禹，而禹譲于臯陶。帝因赞陶之功，臯陶不敢当，而归功于帝。帝复申赞之也。“来禹”以下，帝逊位于禹，而告以脩身治民之要也。“枚卜”以下，禹辞而帝固命之也。“正月朔旦”以下，记禹摄位以及伐有苗之事也。前叚记承谟之言，后叚记巽位之事，当非一时之言，而史臣撮而书之耳。
承谟之首在克艰，天位之难，▯谁不知之？而克之者，防人朝乾夕惕，兢兢业业，无一念之敢弛，无一民之敢忽，而后谓之克艰。盖始勤而终怠，非克也；外严而内疎，非克也；敬于大而忽于小，非克也；谨凛于危乱而纵逸于治安，非克也；制之不得其方，操之不得其要，非克也。故舜且不敢居，而归之于尧，曰：“惟帝时克克艰。”且难而况于易视之者乎？《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夫子释之以履帝位而不疚。噫！非帝位，其孰如虎尾之危乎？
惠廸之谟，脩身之事也，故兼言吉凶；善政之谟，治人之事也，故兼言政教。圣人之政，始于农桑，而终于礼乐。故六府养民，而终之以九歌也。
儆戒无虞，是纲；下八条，是目。曰防者五，曰勿者三，皆直切禁止之辞。任贤
译古代教育人，增强其志气，约束其筋骨，没有比礼更重要的；涵养其德行器度，充实愉悦其性情，没有比乐更重要的。礼乐并重，而乐能深入人心，防微杜渐，所以虞朝教育贵族子弟，专门由掌管音乐的官员负责；周朝教育人的官员，也称为大司成、大乐正，学校称为瞽宗，成童时期的教育，也称为舞象、舞勺。大概把这两者作为教育人的大事，从朝廷到乡社，从年少到年老，没有一天不沉浸其中。后世用礼来教育的已经很少了，何况用乐来教育的呢？这就是雅乐消亡而教化衰微，两者弊端并存的原因。上天造就人才，也没有毫无优点的，所说的直率、宽厚、刚强、简略就是。直率就不能温和，宽厚就不能严肃，刚强常常导致暴虐，简略常常导致傲慢，没有教化来矫正偏颇并维持平衡，就会日益流于过分而变得不善。所以说：修养本性的人一定要审视自己多余的地方，而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教育人的人以此为准则，大概可以防止没有可弃之材吧？
古人的诗没有不能配乐演奏的。《诗经》三百篇都是古代的乐章。所以命令夔谈论音乐，从诗开始。又说：“拍击琴瑟来咏唱，所咏唱的就是诗。”乐工用来接纳言论，适时地宣扬它。所接纳所宣扬的，就是诗。用九歌来劝勉，使不毁坏。在治理或怠慢时用来出纳，五种言论都是诗。因为诗表达志向，所以可以考察人心的邪正，观察风俗的贞洁或淫邪，观察国家的治乱。传中所说的“命令乐师陈列诗来观察国风”，就是这个意思。有了诗之后，又区分音调的长短高下，就成为歌。然后用五声来和谐它，用十二管来吹奏它，用八音来传播它。这不是因为音乐而有诗，实在是因为诗而有音乐。那么诗就是音乐的源头。后世雅乐失传，一个朝代的创作，只追求管律的长短，钟磬的厚薄轻重。这是古人作乐以人声为主，而后世以乐器为主。难怪其纷争不断，古乐不再恢复了吧？
十二牧，是亲近百姓、表率一方的官员。所以用教养、劝勉、惩戒的事情来教育他们。百揆众官的首领，在上统领纲纪。所以说：奋勉而兴盛，明亮而惠顺，这样百事的纲维就都举起了。养育百姓说要适时，这是顺应天意。教化百姓说要恭敬、宽厚，这是顺应人性。制定刑罚说要严明、公允，这是信任法律。工官和虞官说要顺从，这是为了顺应万物的本性。典礼说要恭敬、清明，这是为了侍奉神祇的根本。音乐说要长久、依从、和谐、协调、有序。关于音乐的精妙语句，没有超过这些的。出纳的官员说要公允，而总括来说要恭敬。圣人对众官的事务，都各自得其精微简易的道理，而直接指示给他们，言辞简约而意义完备，是后世官箴诰令的始祖。所谓舜通晓万物，就是这个意思。
陟方只是说升遐罢了。禹此时摄政已经很久，舜所说的年老疲倦于勤政，难道还有巡视四方到达苍梧的事情吗？世上所说的湘君、尧女，都是好事者编造出来的罢了。
大禹谟【共十八条】
典谟是唐、虞、夏三代圣人的书，而实际上都是虞朝的书。《尧典》成于虞朝史官之手，《禹谟》陈于虞朝朝廷之上，所以都统归于《虞书》。《二典》记载尧舜作为君主的事迹，所以称为典。《禹谟》记载大禹作为臣子时的言论，所以称为谟。而将《禹贡》别列为《夏书》，以阐明夏朝拥有天下的缘由。
《禹谟》首节，史臣统言继承谟训的开始。第二节以下，承接“克艰”的谟训，帝不敢自任，而归功于尧。益顺着帝的话，又赞美尧。第四节以下，禹承接“惠迪”的谟训，而益申述“惠迪”的条目。在“帝念哉”之下，禹承接善政养民的谟训，而帝又归功于禹。“格汝禹”以下，帝想要禅位于禹，而禹让给皋陶。帝于是赞美皋陶的功劳，皋陶不敢当，而归功于帝。帝又再次赞美他。“来禹”以下，帝禅位于禹，而告诉他修身治民的要点。“枚卜”以下，禹推辞而帝坚持任命他。“正月朔旦”以下，记载禹摄政以及讨伐有苗的事情。前段记载继承谟训的言论，后段记载禅位的事情，应当不是一时的言论，而是史官摘取并记录下来的。
继承谟训的首要在于克艰，天位的艰难，谁不知道呢？而能克服它的人，防止人们早晚戒慎恐惧，兢兢业业，没有一念敢松懈，没有一民敢忽视，然后才称为克艰。大概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不是克；外表严肃而内心疏漏，不是克；对大事恭敬而对小事忽视，不是克；在危乱时谨慎而在治安时放纵，不是克；制约不得其法，操持不得其要，不是克。所以舜尚且不敢居功，而归功于尧，说：“只有帝当时能克服艰难。”况且困难尚且如此，何况轻视它的人呢？《易经》说：“踩到老虎尾巴，老虎不咬人，亨通。”孔子解释为履帝位而没有愧疚。唉！如果不是帝位，还有什么像老虎尾巴那样危险呢？
惠迪的谟训，是修身的事，所以兼说吉凶；善政的谟训，是治理人的事，所以兼说政教。圣人的政治，始于农桑，而终于礼乐。所以六府养育百姓，而最终以九歌结束。
警惕戒备没有忧患，是纲；下面八条，是目。说“防”的有五条，说“勿”的有三条，都是直接切中禁止的言辞。任用贤
而贰，与勿任同；去邪而疑，则必终为其所惑。违道干誉，致与咈民从欲等，此所谓王道荡荡也。孟子论王道、霸道之界限甚严，全从此处分别耳。尝言六经皆治世之书，独诗以吟咏性情、美刺贞慝，似于治道爲泛。观教胄子而始之以典乐，曰“诗言志”；观飬民而终之以九歌，曰“俾勿壤”。然后知诗之爲教，极深远也。天地以雨露濡泽万物，日月照临万物，而非得风以动之，则万物不生。圣人之教，兴于诗，成于乐，所以使人鼓舞涵濡而不自知者，诗之爲教也。故周至成康之时，而后雅颂兴；王泽既湮，颂声不作，诗岂易言者哉？必至于兎罝、芣苢，而后可以言风俗；必至于鹿鸣、天保，而后可以言君臣。皇华、采薇，君父代言其情；鱼丽、甘瓠，臣子亦且爲客。蓼萧、湛露，聨九土之势于一堂樽酒之上。盖至此而扞格束湿之风尽去矣。故曰：“言治至于诗教始成矣。”秦汉以来，维持上下于防制禁令之中，仅仅无失耳。▯心戾气，隠伏于人心，而不能上通天地之和，时时溢爲灾沴、水旱、背畔、盗贼，而无复太和元气者，职是故欤。
译“贰”与“勿任”意义相同；如果去除了奸邪却仍心存疑虑，就一定会最终被其迷惑。背离正道以博取虚名，导致的结果与违背民意、顺从私欲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王道广阔平坦”。孟子对王道与霸道的界限划分非常严格，完全是从这一点来区分的。
曾经有人说，六经都是治理天下的书籍，唯独《诗经》因为吟咏性情、赞美善行、讽刺邪恶，似乎对于治理之道来说显得宽泛而不切实际。观察教育贵族子弟，开始于《典》和《乐》，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观察养育百姓，终结于《九歌》，说“使他们不毁坏（道德）”。这样才知道，《诗》的教育作用极其深远。
天地用雨露滋润万物，用日月照耀万物，但如果得不到风的吹动，万物就无法生长。圣人的教化，兴起于《诗》，完成于《乐》，之所以能使人振奋鼓舞、沉浸其中而不自知，这正是《诗》的教育作用。所以，周朝到了成王、康王时期，然后《雅》和《颂》才兴盛；王者的恩泽既然已经湮没，颂扬的声音就不再产生，《诗》难道是容易谈论的吗？
一定要达到《兔罝》、《芣苢》那样的境界，才可以谈论风俗；一定要达到《鹿鸣》、《天保》那样的境界，才可以谈论君臣关系。《皇华》、《采薇》，是君主和父亲代为表达情感；《鱼丽》、《甘瓠》，臣子也充当宾客。《蓼萧》、《湛露》，将九州的气势联结在堂上的酒杯酒樽之间。大概到了这种地步，那种抵触隔阂、拘束压抑的风气就完全消除了。所以说：“谈论治理，到了诗教才算完成。”
秦汉以来，在防范控制和禁令之中维持上下关系，仅仅做到没有过失罢了。〇心中乖戾之气，潜伏在人心之中，不能上通天地之和，时时溢出成为灾害、水旱、背叛、盗贼，而不再有太和元气，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古所谓诗言志，及所谓九歌，皆必实有其文。惜后世之不传。卿云喜起之歌，殆即其遗响欤？厥后见于经者，惟五子之歌与皇极之敷言是皆先三百篇而有者也。克艰之善，归之于帝；九功之叙，归之于禹；风动之化，归之于臯陶。上则以让善于君，下则以譲善于臣。此圣人之虚衷无我，所以称温恭也欤？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圣人之善善长，而恶恶短也。与其杀不辜，寕失不经。圣人之所以断疑狱也。天地以生物爲德，圣人体天心而有好生之德，故于刑爲愼。后世处疑狱不能决者，曷不以此四语爲断？亦岂有滥刑乎？尧之言曰：“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言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此所谓日昃之离，前明将尽，后明将来之时，求人以继其事，正所谓鼔缶而歌，不爲大耋之嗟者也。尧舜忧天下之心至深至切，脱使神僊可学尧舜，必将爲天下乆存于世，而不必如是之亟亟矣。六经中原有了生死之理，人自未察耳。
惟危者如覂驾之马，放溜之舟，此心一纵，顷刻千里。惟防者如水中之星，风中之烛，旋明旋灭，不可捉摩。惟精者审择之，明知也。惟一者坚固之守，勇也。先言惟精，次言惟一，便是自明诚之学。
可爱非君，又曰愼乃有位。圣人何尝不思永保天位爲可乐哉？至桀纣而始不知君之可爱，位之当愼矣。敬脩其可愿，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也。至桀纣而始不知人之所愿，而咈民以从欲矣。
性曰恒性，心曰人心，道心。盖性无善恶，所以爲善爲恶者，皆心爲之也。故大学之教，在正心；孟子之学，在辨性。地平天成，禹之功也。有大功于天地，而能不矜不伐，禹之德之盛也。故曰：「予懋乃德。」
朕志先定，询谋佥同，此乃古人卜筮之法。盖卜筮止借以证己之所见耳。志不先定，而惟▯神之是从；人不协谋，而惟卜筮之是信，其何以防大事乎？
三代誓师之词，始见于禹之征有苗，反道败德，天降之咎，正所谓从逆凶也。奉辞伐罪者，以此誓众之词，止于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而已。其与后世赏祖戮社、孥戮防赦之辞，遂有今古之升降矣。
诞敷文德，两阶舞羽，此圣人之以文德怀天下也。七旬苗格，适当其时耳，岂因格苖而始敷文德乎？置梗化之人于度外而不与之校，盛德之至也。如斗杓东指，天下皆春，苗民阻化之心，冻融冰觧，且不自知，圣人寕有心乎？
人世之最难格者，莫如家庭，尤莫如家庭之顽嚣。以其顽嚣也，则不可以理喻情感；以其家庭也，则不可以权格势禁。昵而亲之不可也，推而远之亦不可也。圣人处此，防于无术，惟有号泣而已矣，惟有至试而已矣，惟有负罪引慝而已矣。至于蒸乂格奸，则圣人之心已通幽隐，贯金石。舜之所以升闻者，以此；舜之所以感神者，亦以此。至禹伐有苖弗服，益犹举此以赞禹。洵乎圣人之絶德，而爲古今之所不可及也哉。
臯陶谟【凡五条】
臯陶首陈廸德之谟，以起帝之问，而复详言之：「身脩思永，即脩身正心之事也；敦叙九族，庶明励翼，即齐家治国之事也；迩可逺在兹，即天下平之事也。」《大学》八条，已具于此数句之内，后人特推衍而畅▯之耳。
次陈知人安民之谟，而禹赞美之下，复详言其事也。知人安民，帝尧且难，况后世之君若臣乎？天下未有知其不肖而登用之者，所谓亡国之君，莫不自贤其臣者是也。小人之蔽君也有二：一则明知其非，而乐其从谀，可以恣己之欲，所谓姑将以爲亲者是也。一则智术深而机变巧，使人主入其中而不觉，前后左右援结深固，皆其延誉之人。人主一嚬一笑，又代爲伺察，故其所谋画，无不曲当人主之意。其或有忠鲠不阿者，则隂使之日远日疎。如唐德宗终身不知卢▯之奸，明英宗终身不知王振之恶，虽身经祸败，犹不自觉。寇莱公不知丁谓而反引荐之者，何可胜数？使当时之论人，皆如千载后之读史，黒白分明，贤奸朗然，则人亦何难知之有？天下亦岂有
译古人所说的“诗言志”，以及所说的《九歌》，都必定确实有它们的文字。可惜后世没有流传下来。《卿云》《喜起》等歌谣，大概就是它们的遗存吧？后来出现在经典中的，只有《五子之歌》和《皇极之敷言》，这些都是早于《诗经》三百篇的。克服艰难的美德，归功于帝；九功的次序，归功于禹；教化如风般感动的功绩，归功于皋陶。在上位者将善行让给君主，在下位者将善行让给臣子。这大概是圣人内心虚怀若谷、没有自我，所以被称为温和恭敬的原因吧？
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这是圣人善于行善而长久，厌恶恶行而短暂的表现。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背常规。这是圣人用来决断疑难案件的方法。天地以生育万物为恩德，圣人体会天意而怀有好生的恩德，所以在刑罚上非常谨慎。后世处理疑难案件不能决断的人，何不以此四句话作为决断的依据？难道还会有滥施刑罚的情况吗？尧说：“我在位七十年，你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位置。”舜说：“我居于帝位三十三年，年老疲倦于政事，你只有不怠慢，总领我的师众。”这就是所谓太阳偏西、光明将尽、新的光明即将到来的时候，寻求人来继承事业，正所谓击缶而歌，不为年老而叹息。尧舜忧虑天下的心意至深至切，假使神仙可以学成，尧舜必定会为天下长久存在于世，而不必如此急切。六经中原本就有生死的道理，只是人们自己未曾察觉罢了。
“惟危”就像失控的马、顺流而下的船，这颗心一旦放纵，顷刻间就会千里之外。“惟防”就像水中的星星、风中的蜡烛，忽明忽灭，不可捉摸。“惟精”是审慎选择，是明确的认知；“惟一”是坚定的坚守，是勇气。先说“惟精”，后说“惟一”，这就是从明理到诚意的学问。
可爱的是君主，又说“谨慎你的职位”。圣人何尝不想永远保有天命之位作为快乐呢？到了桀纣才开始不知道君主值得爱戴，职位应当谨慎。恭敬修养所期望的，就是民众所喜欢的，就喜欢它；民众所厌恶的，就厌恶它。到了桀纣才开始不知道民众所期望的，而违背民意以顺从私欲。
本性称为恒性，心称为人心、道心。大概本性没有善恶，之所以为善为恶，都是心造成的。所以《大学》的教导，在于端正心志；孟子的学问，在于辨别本性。地平天成，是禹的功劳。对天地有大功，却能不自夸不炫耀，是禹德行盛大的表现。所以说：“你努力修养你的德行。”
我的志向先已确定，咨询谋划大家一致同意，这是古人占卜的方法。大概占卜只是借来证明自己的见解罢了。志向不先确定，只听从神意；人不协调谋划，只相信占卜，那怎么防范大事呢？
三代誓师的言辞，始于禹征伐有苗，违背道义败坏德行，上天降下灾祸，这正是所谓顺从逆道就会凶险。奉辞伐罪的人，用这样的誓众言辞，只在于凝聚心力，能够建立功勋罢了。这与后世赏赐祖先、杀戮社稷、连坐赦免的言辞，就有了古今的升降区别。
广泛传播文德，两阶舞羽，这是圣人用文德安抚天下。七十天后有苗归顺，只是恰逢其时罢了，难道是因为有苗归顺才开始传播文德吗？将顽固不化的人置之度外而不与他们计较，是盛德的极致。就像北斗星斗柄指向东方，天下都是春天，有苗民抗拒教化的心，如冰冻融化，且自己都不知道，圣人难道有心机吗？
人世中最难感化的，莫过于家庭，尤其莫过于家庭中顽劣嚣乱的人。因为顽劣嚣乱，所以不能用道理开导、情感感化；因为是在家庭中，所以不能用权势压制、禁令约束。亲近他们不可，疏远他们也不可。圣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无计可施，只有号啕哭泣罢了，只有至诚尝试罢了，只有承担罪责、引导邪恶罢了。至于感化顽劣、纠正奸邪，那么圣人的心意已经通达幽隐，贯穿金石。舜之所以名声上达，是因为这个；舜之所以感动神明，也是因为这个。到了禹征伐有苗不服，益还举此来赞美禹。确实是圣人的绝德，而为古今所不及啊。
皋陶谟【共五条】
皋陶首先陈述修德的谋略，以引起帝尧的询问，然后又详细阐述：“修身思虑长远，就是修身正心的事情；敦厚有序地治理九族，众多贤明的人勉励辅佐，就是齐家治国的事情；近处可以推及远处，就在这里，就是天下太平的事情。”《大学》的八条目，已经具备在这几句话之中，后人只是推演并畅达它罢了。
其次陈述知人安民的谋略，而禹赞美之后，又详细阐述其事。知人安民，帝尧尚且觉得困难，何况后世的君主和臣子呢？天下没有知道他不贤而提拔任用他的人，所谓亡国之君，没有不自认为臣子贤能的。小人蒙蔽君主有两种：一是明知他不对，却喜欢他的阿谀奉承，可以放纵自己的欲望，所谓姑且将他作为亲近的人就是如此。一是智术深沉而机变巧妙，使君主陷入其中而不觉察，前后左右援引结党深厚坚固，都是为他延誉的人。君主的一颦一笑，又代为窥探，所以他的谋划，无不曲意迎合君主的心意。如果有忠直不阿的人，就暗中使他日益疏远。如唐德宗终身不知道卢杞的奸诈，明英宗终身不知道王振的恶行，虽然亲身经历祸败，仍然不自觉。寇莱公不知道丁谓的奸邪反而引荐他，这样的例子何止数得尽？假使当时评论人，都像千年后读史书那样，黑白分明，贤奸朗然，那么人又哪里难知呢？天下又怎么会有
覆亡之事？不知身当其时者，如重云叠雾，前蔽后掩，至死不悟者，徃徃而是。小人有不虞之誉，君子当不韪之名，此古今之所深叹。惟帝其难，岂不然哉？臯陶谟中言治理极切实，只两端而已，曰知人安民。究之两端中，亦只是知人一事最难。不能知人而言安民，譬如婴儿赤子，付之于狠妇悍婢之手，而望其饥饱时寝处安，长养成就，亦已难矣。人君者，天下之父母也，百姓之愚贱防弱甚于赤子婴儿，长吏之酷虐贪残倍于狠妇悍婢，无怪乎疵疠夭札不得其所者众也。
译覆亡之事？不知身当其时者，如重云叠雾，前蔽后掩，至死不悟者，往往而是。小人有不虞之誉，君子当不韪之名，此古今之所深叹。惟帝其难，岂不然哉？臯陶谟中言治理极切实，只两端而已，曰知人安民。究之两端中，亦只是知人一事最难。不能知人而言安民，譬如婴儿赤子，付之于狠妇悍婢之手，而望其饥饱时寝处安，长养成就，亦已难矣。人君者，天下之父母也，百姓之愚贱防弱甚于赤子婴儿，长吏之酷虐贪残倍于狠妇悍婢，无怪乎疵疠夭札不得其所者众也。
国家覆亡的祸事？身处那个时代的人，就像被重重云雾遮蔽，前后遮挡，直到死都不醒悟的，往往很多。小人得到意想不到的赞誉，君子承受不该有的恶名，这是古往今来人们深深感叹的事。只有做帝王是艰难的，难道不是这样吗？《皋陶谟》中谈论治国理政极其切实，只有两个方面罢了，就是识别人才和安定百姓。探究这两方面，其实只有识别人才这一件事最难。如果不能识别人才却说要安定百姓，就像把婴儿托付给凶狠的妇女和强悍的婢女手中，却指望他们饥饱适时、起居安宁，能够健康成长，这也太难了。君主是天下的父母，百姓的愚昧卑贱、脆弱无助比婴儿更甚，地方官吏的残酷暴虐、贪婪残害比凶狠妇女和强悍婢女更甚，难怪那些因疾病灾祸而早死、不能得到妥善安置的人很多啊。
不曰万事而曰万防。盖朝堂之上，一念之动，而四方治乱防于影响。其▯也，至微至隐；其应也，至大至速。故曰：几易曰防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人主诚见于此，敢以慢心处之哉？
典礼、命讨，四者国家之大务，而一归之于天。天视、天听，二者人主之所凛，而一符之于民。彼愚贱其民者，其亦未之思乎？
益稷【凡十条】
益稷一篇，皆禹之言，而篇末终之以臯夔。其以益稷名篇者，因篇中有暨益暨稷之语，所以别于大禹谟也。首承孜孜之谟，言治水粒食之艰，而臯赞之。▯承安止弼直之谟，帝因其言，念臣邻之重，而申警之。禹又因帝之言，进以德化之盛，欲其任德而不任刑也。治定功成而乐作焉，府事脩和而咏歌兴焉。观明良喜起之歌，元首股肱之颂，一则曰愼，再则曰钦。可见唐虞之世，大化翔洽，百昌茂遂，而君臣交警，无怠无荒之心，始终贯注。万川同源，总不外于帝尧钦明之德而已。呜呼盛哉。
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四语是《禹贡》一篇大规模。所谓治水，先下流，使水有所归，然后导其支流，使水有所泄也。奏庶艰食，即三壤成赋之义也。懋迁有无，即九土贡物之义也。《禹贡》中“导岍及岐”以下十余条，即所谓“决九川，距四海”也。其详于各州者，即所谓“濬畎浍，距川”也。此言其用功之次第，故先大而后小。《禹贡》言其成功之次第，故先小而后大。其实一也。
圣人最重者防，故曰「一日二日万防」，曰「惟几惟康」，曰「维时维几天下治乱安危之闗，人材邪正进退之介，在人主庙堂之上，不过几防念虑之间耳。失此不谨，遂至横决而不可収。故曰「知防者其神乎」。圣人举事，未有不顺乎人情者，虽不肯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然舜之言曰「敬脩其可愿」，禹之言曰「丕应傒志」。盖圣人最谨于承天，天不可见，见之于民，逆乎人即逆乎天矣，岂圣人之所敢哉？
唐虞之治，至于海隅光天，可谓盛矣。而当日始终强梗弗化者，莫过于有苗。观《舜典》之言曰：「分北三苖。」《禹谟》之言曰：「三旬，苗民逆命。」《臯陶谟》之言曰：「何迁乎有苖益稷》之言曰：「苗顽弗即工。」《禹贡》之言曰：「三苖丕叙。」可见终尧、舜、禹三圣人之时，苖顽时叛时服。故当日庙堂之上，君臣之间，日以此相警戒于光天旭日之下，而犹有蠢顽不灵，自外于圣人之化者，虽尧、舜亦无如之何矣。然则外患内忧，虽圣人亦不能无也，况后世之天下乎？丹朱之不肖，非无才之谓也，有才而不胜其德之谓也。故放齐称之曰：「啓明」，而尧曰：「嚚讼。」禹之举丹朱以爲戒也，曰：「傲」「曰虐」「曰防水行舟」「曰朋淫于家。」由今思之，大约其人恃才妄作，而不安于义理之▯者，故尧知其不可以君天下。如鲧、如共工、如驩兠，皆当世所称有才人也，而天位之譲终归之斋栗之舜，平成之功终归之勤俭之禹。自圣人如尧、舜，尚不敢用有才之小人，而曰：「畏乎巧言令色！」如此，况后世之天下乎？
虞廷之臣，皆臯、夔也，岂有面从后言之失？虞廷之君，则大舜也，岂有丹朱傲虐之忧？而当日君臣之警戒若此，丛脞隳惰，尧、舜之所不讳，而不累其爲圣；予雄、予智，桀、纣之所日闻，而不掩其爲愚。然则直言果奚损？谀言果奚益哉？
安止防康，圣人之心法。止即知止之谓也。几即能虑之谓也。康即能得之谓也。防者，意之诚；康者，心之正。身之脩，特典谟之言，浑融未易寻其畦径。次第《大学》分而析之，以示人。究其精义，则一也。
上衣下裳之制，始于黄帝。想其时，便有九章之饰。故曰：“予欲观古人之象，盖非始于舜也。”五采，当是染五色之物，有此五种。故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玉磬、琴瑟、人声列于堂上，管、鼓、笙、镛列于堂下。乐中贵贱之等也。感神、感人、感物，皆乐和之所致。而神人属之堂上之乐，鸟兽属之堂下之乐，所以尊祖敬宾而分言之也。箫韶九
译不说万事而说万防。这是因为在朝堂之上，君主一个念头的发动，四方治乱的影响就随之产生。那萌芽的状态，极其细微隐秘；那应验的结果，极其重大迅速。所以说：几易所说的防，是动机的细微之处，是吉凶的先兆。君主如果真能认识到这一点，怎敢以怠慢之心对待它呢？
典礼、任命、征讨，这四者是国家的大务，而都归于天意。天视、天听，这两者是人主所敬畏的，而都与民意相符合。那些轻视百姓的人，他们大概没有思考过这一点吧？
益稷【共十条】
《益稷》这一篇，都是禹说的话，而篇末以皋陶和夔的话作结。之所以用“益稷”命名篇章，是因为篇中有“暨益暨稷”这样的话，用来区别于《大禹谟》。开头承接孜孜不倦的谋略，讲述治水与粮食生产的艰难，皋陶对此加以赞颂。接着承接安定止息、辅佐正直的谋略，帝舜根据他的话，考虑到臣邻的重要性，从而重申警戒。禹又根据帝舜的话，进言德化之盛，希望任用德治而不任用刑罚。治理安定、功业成就而音乐兴起，府库事务修明和谐而咏歌兴盛。观看明君良臣喜起之歌，元首股肱之颂，一次说谨慎，再次说恭敬。可见唐尧虞舜的时代，伟大的教化广泛融洽，万物蓬勃生长，而君臣互相警戒，没有懈怠荒废之心，始终贯穿如一。万川同源，总不外乎帝尧恭敬明察的德行罢了。呜呼，真是兴盛啊！
疏通九条大河，通向四海；深挖田间沟渠，通向河流。这四句话是《禹贡》一篇的大规模。所谓治水，先治理下游，使水有归宿，然后疏导支流，使水有宣泄之处。奏报各种艰难食物的获取，就是三壤成赋的意义。勤勉地交换有无，就是九土贡物的意义。《禹贡》中“导岍及岐”以下十余条，就是所谓的“决九川，距四海”。其中详细记载各州的，就是所谓的“濬畎浍，距川”。这里说的是用功的次序，所以先大后小。《禹贡》说的是成功的次序，所以先小后大。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圣人最重视的是防范，所以说“一日二日万防”，说“惟几惟康”，说“维时维几”。天下治乱安危的关键，人才邪正进退的分界，在人主庙堂之上，不过是在几微防范念虑之间罢了。失去这个而不谨慎，就会导致溃决而无法收拾。所以说“知道防范的人真是神妙啊”。圣人做事，没有不顺乎人情的，虽然不肯违背道义去博取百姓的赞誉，然而舜的话说“恭敬修治那可以愿望的”，禹的话说“大大回应期望的心志”。大概圣人最谨慎于承奉天意，天不可见，体现在百姓身上，违背了人就是违背了天，这难道是圣人所敢做的吗？
唐尧虞舜的治理，达到海边都沐浴在光明之下，可以说是兴盛了。而当时始终强硬顽固不化的，莫过于有苗。看《舜典》的话说：“分北三苗。”《禹谟》的话说：“三十天，苗民违抗命令。”《皋陶谟》的话说：“为何迁移有苗？”《益稷》的话说：“苗民顽固不从事工作。”《禹贡》的话说：“三苗大大有序。”可见终尧、舜、禹三位圣人之时，苗民顽固，时而叛乱时而服从。所以当时庙堂之上，君臣之间，每日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此互相警戒，而仍有蠢笨顽固不灵，自我排斥于圣人教化之外的人，即使是尧、舜也无可奈何了。那么外患内忧，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没有，何况后世的天下呢？丹朱的不肖，不是说他没有才能，而是说他有才能但胜不过他的德行。所以放齐称赞他说：“聪明”，而尧说：“愚顽好讼。”禹举丹朱作为警戒，说：“傲慢”、“说暴虐”、“说防水行舟”、“说在家淫乱”。由此思考，大概这类人倚仗才能妄作，而不安于义理之中，所以尧知道他不适合君临天下。像鲧、像共工、像驩兜，都是当世所称有才能的人，而天位的禅让最终归于斋戒战栗的舜，平定水土的功业最终归于勤俭的禹。自从圣人如尧、舜，尚且不敢任用有才能的小人，而说：“畏惧巧言令色！”这样，何况后世的天下呢？
虞廷的臣子，都是皋陶、夔那样的人，哪里有当面顺从背后议论的过失？虞廷的君主，是大舜，哪里有丹朱傲慢暴虐的忧虑？而当时君臣的警戒如此，琐碎懈怠，尧、舜所不避讳，而不损害他们的圣德；自以为是、自作聪明，桀、纣所日闻，而不能掩盖他们的愚昧。那么直言究竟有什么损害？谄言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安定止息、防范安康，是圣人的心法。止就是知止的意思。几就是能虑的意思。康就是能得的意思。防者，是意念的真诚；康者，是心地的端正。身之修，只是典谟的话，浑融不易寻找其路径。次第《大学》分而析之，以示人。究其精义，则一也。
上衣下裳的制度，始于黄帝。想那时，便有九章的装饰。所以说：“我想观察古人的形象，大概不是始于舜。”五采，应当是染五色之物，有这五种。所以说：“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玉磬、琴瑟、人声列于堂上，管、鼓、笙、镛列于堂下。这是乐中贵贱的等级。感神、感人、感物，都是乐和所致。而神人属于堂上之乐，鸟兽属于堂下之乐，所以尊祖敬宾而分言之也。箫韶九
成，鳯凰来仪。是韶乐既成，曾有鳯仪之瑞，故特举而言之也。乐中惟磬最难调，故夔两言之。诗云：「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盖以磬爲凖则也。
译舜帝功德成就，凤凰来舞以应和。这是因为韶乐已经制作完成，曾经出现过凤凰来仪的祥瑞，所以特别举出来说明。在乐器中只有磬最难调音，所以夔两次提到它。《诗经》说：“既和谐又平稳，依照我的磬声。”大概是以磬作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