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衷论卷三 大学士张英撰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作之君者，纪纲法度以整齐之是也；作之师者，脩身遵礼以化导之是也。唐虞之所谓「于变时雍，四方风动，民协于中」，皆是以师道表率之。汤之所谓「表正万▯，式于九围，建中于民」，亦此义也。三代而后，凡所谓防令科指以求尽乎君道者，概未之备。即有英君谊辟出而经营天下，求详乎临御之道者，则有之矣。求如圣人之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师道自任者，盖未之闻焉。程子所谓「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良有味乎其言之也。
译上天爱护下界的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设立君主，是用纲纪法度来整顿规范他们；设立师长，是修养自身、遵循礼制来教化引导他们。唐尧虞舜所说的“在变革中达到和谐，四方风气随之而动，百姓协调于中正之道”，都是凭借师道的表率作用来实现的。商汤所说的“端正表率以治理万邦，作为九州人民的法式，在百姓中建立中正之道”，也是这个意思。夏商周三代以后，凡是那些通过法令条文来力求完备君主之道的人，大抵都没有具备这种境界。即使有英明的君主出来治理天下，追求详尽地掌握驾驭臣民的方法，这样的情况是有的。但像圣人那样以义理来处置事务，以礼制来约束内心，以师道为己任的人，大概是没有听说过的。程子所说的“只知道追求治理而不知道端正君主自身，只知道规劝过失而不知道培养德行”，确实意味深长啊。
人君之所以自托于天下者，天而已矣。所以自信爲得天者，民而已矣。《泰誓》三篇，于天与民之际，独反覆言之。首言「惟天地万物父母」，又曰「元后作民父母」，此探本言之也。又曰「天佑下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其二篇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又曰「天其以予乂民」，其数商纣之恶也，亦曰「自絶于天，结怨于民」，又从而合论之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明乎人主无邀天之法，而止有乂民以格天之事。爲人君者，致思于此，其亦惕然不敢不敬百姓矣。
汤数夏桀之罪，无费辞，但曰：“夏王率遏众力，卒割夏邑而已。”至《泰誓》之数纣，何其辞之尽也？既曰“焚炙忠良”矣，又曰“播弃黎老”，又曰“剥防元良”，贼虐谏辅，殆亦近于复矣。汤誓犹有“非予小子敢行称乱”之言，武王直曰：“取彼凶残，我伐用张牧野之师。”其与鸣条之役，气▯盖大不侔矣。故汤、武同以诛伐得天下，而蘓子独论武而不及汤，有以夫。
于汤有光，朱注但云比于汤之伐桀犹有光焉。蔡注则云：武之事质之汤而无愧，汤之心验之武而益显。是则伐商之举，岂不于汤爲有光？其意盖谓桀无道而成汤放之，纣无道而武王伐之，皆以救天下爲心。由武王今日之事观之，而成汤不得已之心，益显明于天下而无疑。其说近于委曲廻防，且未有伐其人之子孙而反有光于其祖考者。不如朱子之说爲显明平易也。
牧誓【凡三条】
先儒谓《牧誓》一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诰》相表里。盖谓其数商王之罪，但云「惟妇言是用，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长信使，俾▯虐于百姓」，未尝明言商纣之恶，故谓之温厚。今予▯以下三节，戒其轻进▯杀，杀降，故谓之严肃。愚谓《牧誓》之言，特《泰誓》三篇之所未▯者，举而言之耳。《泰誓》但云「作竒技淫巧以悦妇人」，至此方云「惟妇言是用」也。《泰誓》但云「尚廸果毅」，至此乃将战之时，训之以歩伐止齐之事，究竟与《泰誓》亦非有差别也。
庸蜀羌髣微卢彭濮蔡，注谓八国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约束以战者。大全陈氏谓文王化行江汉，自此而南，故八国皆来助举。其远则近者可知。二说不同，予观其文，▯盖在友▯冡君之外，举蛮夷小国之君而并及之耳。故于千夫长百夫长之下，而以及字连络之，谓之曰人，所以别异于友君冡君之称也。羌髳微在西，蜀在周千里之外，恐不可言近。庸濮在江汉之南，亦不可谓逺也。
戊午河朔之师，重于数商之罪。盖以臣伐君，义近于不顺。非明于“虐我则雠”之义，则何以鼓友▯冡君之气，而坚微卢彭濮之心？故《泰誓》三章，重在声罪致讨，援天命祖德以告之。至甲子商郊之陈，则师旅之气奋矣，故略于数商，而谨于自治。歩伐止齐之法，一则欲其临事而知惧，告之以无敢易之心；一则恐其气奋而轻进多杀，告之以无敢肆之心。《泰誓》之言，靖▯之义也；《牧誓》之言，行师之勇，止戈之仁也。观《周书》，而三者亦可见矣。
武成【凡八条】
观商周革命之际，而知禹汤之德之盛也。商之▯曰：“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周之初曰：“乃反商政，政由旧。”盖禹汤之所服行，乃千古不易之道，特其子孙不能守，而陨越颠覆之耳。汤武之奉若天道，即汤武之率由旧章，虽欲强而易之，不能也。此三代之所以一道同风，而非后世之所能及者与？
武王之数纣也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渊薮。」迹其行事，大约如后世吴王濞之所爲者。纣既爲天下主矣，所谓有罪逃匿之人，果何从来哉？愚窃意四方诸侯之臣，有奸邪侧媚，贪▯无行，得罪于其国之君民，而皆以纣爲渊薮。诸侯莫敢过而问之者，是以爲大夫卿士，皆时必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而后世无从考也。
武成篇》中读至「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防之财，▯钜桥之粟」，一时取天下，气▯如日星之焕
译君主之所以能依托于天下的，只有天罢了。君主之所以自信得到了天的眷顾，只有百姓罢了。《泰誓》三篇，在天与百姓的关系上，唯独反复论述。首先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又说“元首是百姓的父母”，这是探究根本而言的。又说“上天爱护下民，上天怜悯百姓，百姓所想要的，上天必定顺从”。第二篇说“只有上天惠民，只有君主奉行天意”，又说“上天让我治理百姓”，在列举商纣的罪恶时，也说“自己断绝了与天的关系，在百姓中结怨”，进而综合论述说“上天的观察来自我们百姓的观察，上天的听闻来自我们百姓的听闻”。明白君主没有邀天之福的方法，只有治理百姓以感通上天的事情。作为君主的人，深思于此，也就警惕不敢不敬重百姓了。
商汤列举夏桀的罪状，没有费辞，只说：“夏王竭尽众人的力量，最终割裂了夏邑罢了。”到了《泰誓》列举商纣的罪状，为什么言辞如此详尽呢？既说“焚烧烤炙忠良”，又说“抛弃黎民长老”，又说“剥皮充袋杀害贤良”，残害虐待劝谏辅佐的大臣，几乎也有重复之嫌。《汤誓》还有“不是我小子敢发动叛乱”的话，武王却直说：“讨伐那凶残之人，我在牧野陈兵。”这与鸣条之战相比，气势大概大不相同了。所以商汤、周武都因诛伐而得到天下，而苏洵只评论周武而不提及商汤，是有原因的。
对于商汤有光彩，朱熹的注释只说比商汤讨伐夏桀更有光彩。蔡沈的注释则说：周武的事情比照商汤而无愧，商汤的心迹通过周武而更加显明。这样看来，讨伐商朝的行动，难道不是对商汤有光彩吗？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夏桀无道而成汤放逐他，商纣无道而周武讨伐他，都是以拯救天下为心。从周武今天的事情来看，商汤不得已的心迹，更加显明于天下而无疑。这种说法近乎委曲回护，况且没有讨伐某人子孙反而对其祖先有光彩的道理。不如朱熹的说法显明平易。
牧誓【共三条】
先儒认为《牧誓》一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诰》互为表里。大概是因为它列举商王的罪状，只说“只听信妇人的话，只任用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并任用他们，让他们虐待百姓”，未曾明言商纣的恶行，所以称为温厚。如今我以下三节，告诫不要轻进滥杀，杀害降卒，所以称为严肃。我认为《牧誓》的话，只是《泰誓》三篇所未提及的，列举出来罢了。《泰誓》只说“制作奇技淫巧来取悦妇人”，到这里才说“只听信妇人的话”。《泰誓》只说“崇尚果毅”，到这里才在将要作战之时，用步伐整齐之事来训诫，究竟与《泰誓》也没有差别。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注释说这八国靠近周朝西都，一向服役，于是接受约束来作战。大全陈氏说文王教化施行于江汉，从此向南，所以八国都来助举。远方尚且如此，近处可知。两种说法不同，我看其文，大概是在友邦冡君之外，列举蛮夷小国之君一并提及罢了。所以在千夫长、百夫长之下，用“及”字连接，称他们为“人”，用来区别于友君、冡君的称呼。羌、髳、微在西边，蜀在周千里之外，恐怕不能说近。庸、濮在江汉之南，也不能说远。
戊午日在河朔的军队，重在列举商朝的罪状。大概因为臣子讨伐君主，道义上近乎不顺。如果不明白“虐待我便是仇敌”的道义，怎么能鼓舞友邦冡君的气势，而坚定微、卢、彭、濮的信心呢？所以《泰誓》三章，重在声讨罪状发起征讨，援引天命祖德来告知他们。到了甲子日在商郊列阵，则军队士气振奋了，所以略于列举商纣之罪，而谨于自我约束。步伐整齐之法，一是想让他们临事知道畏惧，告知他们不要有轻敌之心；一是恐怕他们士气振奋而轻进多杀，告知他们不要有放纵之心。《泰誓》的话，是安定天下的道义；《牧誓》的话，是行军的勇敢，止戈的仁爱。观看《周书》，这三者也可以看到了。
武成【共八条】
观看商周革命之际，就知道禹、汤的德行盛大。商朝说：“继承禹的旧业，遵循他的典章。”周朝初年说：“反而施行商朝的政令，政令沿袭旧制。”大概禹、汤所服行的，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只是他们的子孙不能坚守，而陨落颠覆罢了。商汤、周武奉行天道，就是商汤、周武遵循旧章，即使想强行改变它，也不能。这是三代之所以一道同风，而非后世所能企及的原因吗？
周武王列举商纣的罪状说：“他尊崇、任用、信任、驱使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又说：“成为天下逃亡之人的首领，聚集的渊薮。”考察他的行事，大概像后世吴王刘濞所做的那样。商纣既然已经是天下之主了，所谓有罪逃匿之人，究竟从哪里来呢？我私下推测，四方诸侯的臣子，有奸邪谄媚、贪婪无行，得罪了其国的君主百姓，而都以商纣为渊薮。诸侯不敢过问，因此成为大夫卿士，当时必定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而后世无从考证。
《武成》篇中读到“释放箕子的囚禁，封比干的墓，经过商容的里巷致敬，散发鹿台的财宝，散发巨桥的粮食”，一时取得天下，气势如日星般光辉。
▯启▯昧爲昭明，时雨之滂沛，变枯槁爲润泽，万物熙熙然而作覩。读至「偃武脩文，示天下弗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敦信明义，崇德报功」，定天下规模，如泰山之巩固，磐石之四维，子孙有所慿借以爲不防之业，臣民有所信守以爲久安之计。只是数语，包括一代大制作，可悟史笔之妙。
译开启昏暗使之变为光明，及时雨充沛降下，将干枯转为润泽，万物和乐地生长显现。读到“停止武备，修明文教，向天下展示不服从的威严，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敦厚诚信，彰明道义，推崇德行，酬报功劳”，确立天下的格局，如同泰山般稳固，像磐石的四个边角般牢靠，子孙有所凭借以成就万世不朽的基业，臣民有所信奉坚守以作为长治久安的策略。仅仅是这几句话，就涵盖了一代宏大的制度创设，由此可以领悟史家笔法的精妙。
九年大统未集，先儒谓文王受命称王，九年而崩，武王嗣位，合居防三年，共爲十有三年，而伐商。是文王不应称王而称王，不应改元而改元，武王应改元而不改元。欧阳子言之详矣。究竟书所谓九年者，不知何所指欤？通鉴前编谓此文王专征之九年也。文王以己未年赐弓矢，专征至丁卯，武王嗣位，是谓九年。故谓大统未集。至泰誓之十有三年，则专指武王之即位十有三年也。其说似较汉儒爲长。此欧阳子之说，而今通鉴前编悉从之。
汤之放桀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武之伐纣曰：「予小子既▯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何其言之合辙也？二君将举非常之事，犯千古不韪之名，非得贤人君子以爲之辅，则上无以取信于天，中无以自决于已，下无以固结于民。故汤得伊尹而兴，武王得太公望而王业成。纲目书张良归汉，诸葛亮从先主，皆以爲受命之所自有以哉。
人君之失人心，莫大于戕害正人，聚敛民财，二者纣皆爲之，民怨亦已深矣。武王▯得天下，恩泽未及于商民，急急焉惟此二者爲先务。盖崇贤礼忠，以快小民是非之正；散财▯粟，以救小民剥肤之灾。但即纣之所行而反之，彼之所以失，即我之所以得。如秦民最苦苛防，而汉髙首除之，闗中之基实定于此。以楚之强，终不能与之争得民心，故也。究之治天下，守天下之大端，亦不出此数事而已。
愚谨按《武成》一篇前四节总叙其伐商之始终。王若曰以下皆诰诫诸侯之辞。篇名曰《武成》，夲非言用兵之事，乃武功既成而大诰天下也。王若曰一节言国家累世功德，爲得天下之本。底商三节皆述其告神之辞，言奉天伐暴，非己之所得私也。正与《汤誓》“予小子履”一节相似。防天成命一节言东征之时民心向应如此，正与《葛伯仇饷》一节相似。惟尔有神一节言伐商之事，见定天下之易，武功之所以成也。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正与《汤诰》“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之语相▯。列爵惟五一节末告以定天下之规模，正与《汤诰》“凡我造▯，无即匪彜，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同意。俱作诰诸侯之辞，犹觉完偹。若依考定《武成》，以“王若曰”二节作诰诸侯之辞，止于自述先德，末节又以爲史臣之辞，文意亦不相连束，且其间缺略多矣。愚意细绎，似不必改移。及观《大全》所载之说，朱子亦谓不必改移，亦自可读。又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词，兼叙其致祷之辞，亦与《汤诰》相▯，爲之豁然。”
一月壬辰，既云▯，二日则四月不应有丁未。朱子云：「考歴数，是年当有閠月，理或然也。」日食尽，曰食既，既生魄，是言其魄之既足，晦日是也。若以爲望日，当曰「哉生魄」，而不可言「既生魄」。以爲晦日，则前后文义不舛。且由庙而郊，然后受命于周，当时次第或亦当如是也。
洪范【凡二十条】
商自契爲尧舜掌教民之事，传数百年而生汤，继世贤圣之君六七作，其臣如伊尹、仲虺、傅说、甘盘，又皆能▯明古先王之道，故凡后世所称道德学问之语，原始于商书者甚多，且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乆而不坠，盖其道法之相传者久矣。武王定天下，首访于箕子，而箕子▯不以王室之裔，胜国之老，更姓改物，稍以爲讳，武王拜手而访之，箕子拜手而陈之，皆不以爲嫌者，盖斯道在天壤间，如五岳之撑拄，四渎之流通，不可以一日废。道在箕子，而武王不询之者非也，箕子不陈之者亦非也，盖道者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家之所得而私也，箕子能爲武王讳哉？厥后微子封于宋，数十传而生大圣人，迄今宇宙间世族可考者，由契而汤，由汤而微子，由微子而孔子，由孔子而今日世受爵土与天无极者，惟此一氏一族而已。呜呼，岂非教思之遗泽独远哉？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汉班固、刘歆辈遂谓▯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龟背之文，此固断然知其爲诞而不经，不可信矣。欧阳公谓河图洛书皆由后人之附防，则亦未取尽然也。大易
译文王受命称王，九年去世，武王继位，在防邑居住三年，共计十三年，然后讨伐商朝。这是说文王不该称王却称王，不该改元却改元，武王该改元却没改元。欧阳修对此论述得很详细。究竟《尚书》所说的“九年”，不知是指什么？《通鉴前编》认为这是文王专权征伐的第九年。文王在己未年受赐弓矢，专权征伐至丁卯年，武王继位，这就是所谓的九年。所以说“大统未集”。至于《泰誓》所说的十三年，则专指武王即位十三年。这种说法似乎比汉儒的说法更优。这是欧阳修的观点，而《通鉴前编》完全采纳了它。
商汤放逐夏桀时说：“寻求伟大的圣人，与他共同努力。”周武王讨伐商纣时说：“我小子既然得到仁人，敢恭敬地秉承上帝旨意来遏止乱政。”为什么他们的言辞如此契合呢？两位君主将要举行动荡常理的大事，触犯千古以来被认为不义的名声，如果没有贤人君子作为辅佐，那么对上无法取得上天的信任，对中间无法自我决断，对下无法稳固地团结民众。所以商汤得到伊尹而兴盛，武王得到太公望而王业成就。《纲目》记载张良归附汉王，诸葛亮跟随先主，都认为这是受命所必然有的原因。
君主失去人心，没有比戕害正直之人、聚敛百姓财物更大的了，这两件事商纣王都做了，民怨已经极深。武王刚刚得到天下，恩泽尚未遍及商朝百姓，急切地只把这两件事作为首要任务。推崇贤人、礼敬忠臣，以顺应百姓的是非正义；散发财物、救济粮食，以拯救百姓遭受剥削的灾难。只是针对商纣王的所作所为而采取相反的措施，他所失去的，就是我所得到的。比如秦民最苦于严苛的法令，汉高祖首先废除它们，关中地区的基业实际上就在此时奠定。凭借楚国的强大，最终也不能与之争夺民心，就是这个原因。究其根本，治理天下、保有天下的主要原则，也不过就是这几件事罢了。
我谨按：《武成》一篇前四节总述讨伐商朝的始末。“王若曰”以下都是告诫诸侯的言辞。篇名叫做《武成》，原本不是说用兵之事，而是武功既成之后向天下发布大诰。“王若曰”一节讲述国家累世的功德，是得到天下的根本。“底商”三节都叙述他告神的言辞，说奉天命讨伐暴君，并非自己所能私有的。正与《汤誓》中“予小子履”一节相似。“防天成命”一节讲述东征之时民心归附的情况，正与《葛伯仇饷》一节相似。“惟尔有神”一节讲述讨伐商朝之事，显示平定天下的容易，以及武功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正与《汤诰》中“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的话相合。“列爵惟五”一节最后告知平定天下的规模，正与《汤诰》中“凡我造邦，无即匪彝，各守尔典，以承天休”的意思相同。都作为告诫诸侯的言辞，显得完整。如果依据考定的《武成》，将“王若曰”两节作为告诫诸侯的言辞，仅止于自述先德，末节又作为史臣的言辞，文意也不连贯，而且其中缺失很多。我仔细推敲，似乎不必改动。等到观看《大全》所载的说法，朱熹也说无需改动，自然可以阅读。又说：“‘王若曰’以下固然是告诫群臣的话，兼叙其祈祷的言辞，也与《汤诰》相合，使人豁然开朗。”
一月壬辰，既然已经日食，两天后四月不应有丁未。朱熹说：“考察历法，这一年应当有闰月，道理或许如此。”日食完全，叫做食既；既生魄，是说月亮的魄已经圆满，即晦日。如果认为是望日，应当说“哉生魄”，而不能说“既生魄”。认为是晦日，则前后文义不矛盾。而且从宗庙到郊外，然后在周地受命，当时的次序或许也应当如此。
洪范【共二十条】
商朝自契为尧舜掌管教化百姓之事，传承数百年而生出商汤，继世的贤圣君主有六七位，其臣子如伊尹、仲虺、傅说、甘盘，又能阐明古先王的道理，所以后世所称道的道德学问之语，起源于《商书》的很多，而且其旧族遗俗，流风善政，长久而不衰败，大概是因为其道法相传已久。武王平定天下，首先访问箕子，而箕子不以王室后裔、亡国老臣的身份，改朝换代，稍加忌讳，武王拜手请教，箕子拜手陈述，都不以为嫌，大概是因为此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如同五岳支撑，四渎流通，不可以一日废弃。道在箕子手中，武王不询问是不对的，箕子不陈述也是不对的，大概因为道是天下公有的，而不是一人一家所能私有的，箕子能为武王忌讳吗？后来微子被封于宋，传了数十代而生出大圣人，直到今天宇宙间世族可考的，由契到汤，由汤到微子，由微子到孔子，由孔子到今天世代受爵禄与天无极的，只有这一氏一族而已。唉，难道不是教化的遗泽特别深远吗？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汉代班固、刘歆等人于是认为“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都是龟背上的文字，这固然断定其为荒诞不经，不可信。欧阳公认为河图洛书都是由后人附会而成，则也未完全正确。大易
明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岂可谓尽无其说？且亦不必谓其无也。愚谓九畴之理，原自涵于大禹之心，特偶因此一端触▯而配之爲九▯耳。龟书之自一至九者，数也，乃当时天锡之瑞，以唘圣人，洪范之一五行以至九福极者，理也，乃圣人所配之言，以答天心理，自理而数自数，不必过爲牵合理因数显，圣心因天心而▯想，河图衍易亦如是耳。正如孟子所云，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何必谓其无而辨之哉？大抵大圣人制作之▯观▯于天文、山川、鸟兽者，皆是也。河图列于东序者，后世因河图爲圣世之瑞，故画之爲宗器耳，何可疑哉？
译明确地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法它，难道可以说完全没有这种说法吗？况且也不必说它没有。我认为九畴的道理，原本就蕴含在大禹的心中，只是偶然因为这一端触发，从而配合成为九类罢了。龟甲上从一到九的记载，是数，那是当时上天赐予的祥瑞，用来启发圣人；《洪范》中从五行到九福极的内容，是理，那是圣人所配合的言论，用来回应天理。从理的角度看，数自然就是数，不必过分牵强附会；理因为数而显现，圣人的心意因为天心而联想，河图推演《易经》也是如此。正如孟子所说，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种善行，就像决开江河一样，充沛盛大，没有人能够阻挡，何必说它没有而去辩驳呢？大体上，大圣人的创制，观察天文、山川、鸟兽，都是这样的。河图陈列在东序，是因为后世将河图视为圣世的祥瑞，所以绘制它作为宗庙的礼器罢了，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以洛书之位而言，自一至九，而无五，五虚位也。而皇极居焉。一之五行，四之五纪，七之稽疑，揬皇极之夲于天。二之五事，八之庶徴，端皇极之脩于己。三之八政，六之三德，九之五福六极，溥皇极之用于天下。一篇之中，言天，言身，言民，三者贯通无间，皆所以成皇极之体，用于天下也。
五行有生之序，水火木金土是也。有生之性，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是也。有用之德，作咸作苦，作酸作辛，作甘是也。三者备，而五行之大者具是矣。五事有见之序，貌言视听思是也。有秉之德，恭从明聪睿是也。有▯之用，肃乂哲谋圣是也。三者备，五事之要者具是矣。八政则但言其序，而先后之义已该。五纪则惟详其数，而大小之序自见。惟皇极无数可纪，而爲诸畴之要，故详其辞。皇极之所以建，无可言也。于五事三德尽之矣。但以民人之感应，归极与否，騐其极之建与不建而已。盖人君之德，非但自有诸身之爲德，而合诸天下之爲德也。时雍于变，即尧之德。从欲风动，即舜之德。故《诗》曰：「日用饮食，羣▯百姓，徧爲尔德。」脱使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有一人不遵于极，爲治之累，即爲极之累。故曰：「防其有极，归其有极，而后谓之建极也。」篇中三言「凡厥庶民」，盖反覆爲此百姓耳。由建极以敛福，由敛福以锡福。有道之君，貎言视听思皆全乎恭从明聪睿之德，而协于雨旸寒燠风之应。故敛之于身者，有期颐之寿，有丰亨之富，有恬豫之康寕，有上圣之好德，有全归之考终。此所谓敛福也。由是世路清夷，风俗熙皥，无淫滥之刑，无兵革之祸，无夭扎疵疠之灾，而人皆寿而考终矣。无水旱之祲，无横暴之赋，无盗贼之扰，无侈靡之害，财无螟螣之害稼，而人皆富矣。无力役之劳，其形无忧患之惊其心，而民皆康宁矣。无莠民之诱其耳目，无乱政之▯其视听，无慆淫匪彜之汨没其良心，无僭赏滥罸之摇惑其心志，而民皆好德矣。此所谓锡福也。必如此而极始建，天子爲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之责始尽。尧舜之世，民皆仁寿。成康之代，刑措不用，非锡极之效乎？不锡之以五福，即锡之以六极矣。极与福相反也，而正相待也。故继福而言极于皇极，但言敛。时五福而不言极，盖己在其言外矣。
人生福德相因并重，而人君尤甚。故《皇极》言极，即言福。若桀纣之君，先不能敛福于其身，又安能锡福于庶民乎？故欲锡福，先自敛福始。《天保》之祝，君以福，即《天保》之祝，君以德也夫。
洪范九畴，虽极有界限可寻，而其中言天道，言人事，言君德，言王道，浑沦融贯，不可分其畛域，要当合而观之。敷锡厥庶民，君锡福于民也；于汝极锡汝保极，民又以其福上答于君也。君民共在于福之中，故曰敛福、锡福、防极、归极。至治之世，无佗，不过君与民如一父之子，一人之身，呼吸相通，海宇近于堂陛，赤子登于袵席而已。至乱之世，无佗，不过君与民相视如路人，秦越休戚不相闗而已。故曰近天子之光，皇极之大义如此。
观武王与箕子篇，首问答之意，总在彜伦之攸叙而已。九畴虽该括，而大约以建极、锡福爲叙彜伦之夲。五事所以建极也，三德则调剂乎此而已。稽疑、庶徴则考验乎此而已。八政、五福则从此推之耳。
圣人不强人以所不能，故曰：「惟厥正人，既富方谷，尔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五福之次曰富。《周书》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天下未有生计不给而可与爲善者，絶世之亷洁，圣人不以律人。故《易》曰：「苦节不可贞。」古人之虑此至审也。汉诏亦曰：「小吏禄薄，求其无侵渔百姓，难矣。」昔人养其亷，而犹不能禁人之贪，况明唘以贪之路乎？信乎，好于而家，乃爲政之大节也。
无偏无陂，一节乃有韵之语，当是古帝立爲敷言，以教天下之人，而箕子特引之，以明皇极之义。其下又两举极之敷言，以见臣民训守之笃，以终皇极之义也。正直之用一，刚柔之用四。疆弗友，
译从洛书的方位来说，从一到九，中间没有五，五是一个虚位，而皇极就居于这个位置。一中的五行、四中的五纪、七中的稽疑，是将皇极的根本确立于天；二中的五事、八中的庶征，是将皇极的修持端正于自身；三中的八政、六中的三德、九中的五福六极，是将皇极的功用普及于天下。在这一篇中，讲天、讲自身、讲百姓，三者贯通而没有间隔，这都是为了成就皇极的体统，并运用于天下。
五行有生长的次序，即水、火、木、金、土。有生长的本性，即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有实用的德行，即作咸、作苦、作酸、作辛、作甘。这三者具备，五行的大体就都具备了。五事有显现的次序，即貌、言、视、听、思。有秉持的德行，即恭、从、明、聪、睿。有运用的功效，即肃、乂、哲、谋、圣。这三者具备，五事的关键就都具备了。八政只讲它的次序，而先后的意义已经包含在内。五纪只详细它的数目，而大小的次序自然显现。只有皇极没有数目可以记载，却是各类范畴的关键，所以详细阐述它的言辞。皇极之所以建立，没有什么可说的，在五事和三德中已经说尽了。只是通过百姓的感应，是否归附于极，来验证极是否建立罢了。因为君王的德行，不仅仅是自身拥有的德行，而是与天下相合的德行。天下和谐变化，就是尧的德行；顺从欲望而教化如风，就是舜的德行。所以《诗经》说：“日常饮食，使百姓安居，普遍成为你的德行。”假如天下如此之大，四海如此广阔，有一个人不遵从皇极，成为治理的累赘，就是皇极的累赘。所以说：“防止偏离极，归附于极，然后才叫建立皇极。”篇中三次提到“凡厥庶民”，大概反复都是为了这百姓。由建立皇极来收敛福气，由收敛福气来赐予福气。有道的君王，貌、言、视、听、思都具备恭、从、明、聪、睿的德行，并且与雨、旸、寒、燠、风的感应相协调。所以在自身收敛的，有百岁的高寿，有丰盛的财富，有安宁的康宁，有上圣的好德，有善终的考终。这就是所谓的收敛福气。因此世道清平，风俗和乐，没有滥用的刑罚，没有战争的祸患，没有夭折和疾病的灾难，人们都能长寿而善终。没有水旱的灾异，没有横暴的赋税，没有盗贼的骚扰，没有奢侈浪费的危害，财物没有螟螣等害虫毁坏庄稼，人们都能富裕。没有力役的劳苦，形体没有忧患的惊扰，人们都能康宁。没有坏人的诱惑耳目，没有乱政的扰乱视听，没有怠慢淫邪违背常理的事情淹没良心，没有僭越赏赐和滥施刑罚动摇心志，人们都能好德。这就是所谓的赐予福气。必须这样，皇极才开始建立，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君王的职责才算尽到。尧舜的时代，百姓都仁爱长寿；成康的时代，刑罚搁置不用，这不是赐予皇极的效果吗？如果不赐予五福，就会赐予六极。极与福是相反的，但正是相互对待的。所以在皇极中接着福气讲极，只讲收敛；讲到五福时不讲极，大概极已经包含在言辞之外了。
人生福德相互依存且同等重要，而君王尤其如此。所以《皇极》篇讲极，就是讲福。像桀、纣这样的君王，首先不能在自己身上收敛福气，又怎么能把福气赐予百姓呢？所以想要赐予福气，先从自身收敛福气开始。《天保》篇的祝颂，君王以福祝颂，也就是《天保》篇以德行祝颂君王啊。
洪范九畴，虽然极有界限可以探寻，但其中讲天道、讲人事、讲君德、讲王道，浑然融合贯通，不可划分界限，应当合起来观察。布施赐予百姓，是君王把福气赐予百姓；“于汝极锡汝保极”，是百姓又把福气向上报答君王。君王和百姓共同处于福气之中，所以说收敛福气、赐予福气、防止偏离极、归附于极。太平盛世，没有其他原因，不过是君王和百姓像父亲和儿子，像一个人的身体，呼吸相通，天下近得像厅堂台阶，婴儿坐在坐席上罢了。大乱之世，没有其他原因，不过是君王和百姓视如路人，像秦地和越地的人那样，忧喜毫不相关罢了。所以说“接近天子的光辉”，皇极的大义就是这样。
观察武王与箕子这一篇，开头问答的意思，总在于伦理的叙述罢了。九畴虽然概括全面，但大要以建立皇极、赐予福气作为叙述伦理的根本。五事是用来建立皇极的，三德只是对此进行调节罢了。稽疑、庶征只是对此进行考验罢了。八政、五福只是从此推演罢了。
圣人不强迫人做他不能做的事，所以说：“只有那些正直的人，已经富裕且粮食充足，你不能让那些在你家中有好品行的人，这些人就会犯罪。”五福的次序中第二是富。《周书》说：“资助富裕才能训导，这样才能长寿。”天下没有生计无法维持却可以让他行善的人，绝世的廉洁，圣人不拿它来要求普通人。所以《易经》说：“苦节的贞正不可长久。”古人对这个考虑得非常周密。汉代的诏书也说：“小吏俸禄微薄，要求他们不侵吞百姓的财物，很难啊。”古人培养他们的廉洁，尚且不能禁止人的贪婪，何况明明开辟了贪婪的道路呢？确实，让百姓在家中有好品行，是政治的大节。
无偏无陂，这一节是有韵律的话语，应当是古代帝王确立的敷陈之言，用来教导天下的人，而箕子特别引用它，以阐明皇极的意义。下面又两次列举极的敷陈之言，以显示臣民训守的笃实，以终结皇极的意义。正直的运用有一，刚柔的运用有四。疆弗友，
刚克燮友，柔克所以治之也。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所以教之也。治之者，抑其有余；教之者，辅其不及。因天下有过不及之人，而圣人有刚柔之用，其要归于皇极而已。
译刚强能调和朋友，柔和能用来治理他们。深沉内敛者用刚强来克制，高明外露者用柔和来克制，这是用来教育他们的方法。治理他们，是抑制他们过分的方面；教育他们，是辅助他们不足的方面。因为天下有过度与不足的人，所以圣人运用刚柔的手段，其根本旨趣都归结于皇极罢了。
威福，人君之所以驭天下；玉食，人君之所以享天下。驭天下者，存乎权；享天下者，存乎福。人臣而窃其权，觎其福，鲜未有不败者。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此古今不易之理。而奸雄防扈之臣，至死而不悔者，何也？人君而至以威福譲于臣下，其能不殆且亡者，防希矣。人君无所爲威福，奉天之威福以施于天下，叅之以人则私矣；人臣无所爲威福，奉君之威福以佐于天子，参之以己则过矣。君臣之事，一天之事故，曰「时亮天工」，人君且不敢以威福自专，况人臣乎？
卜筮之用，主于衍忒，决疑至人生当爲之事，无疑无忒，其何卜之有？古人之祸福，缘是非而定，君子以是非爲祸福；后人判是非与祸福爲二，以卜筮爲趋避之端，则失之远矣。人谋，鬼谋，究竟以人谋爲主，非舍卿士庶民而专听命于龟筮也。
由貎言视听思而有雨旸燠寒风之应。古之言灾祥徴验者，始于此。王省惟嵗，卿士惟月，师尹惟日。王与卿士、师尹，皆有天下国家之责，其举动皆有关于生民之休戚。故其气所蒸郁，能感召于庶徴。非王与卿士、师尹之喜怒足动乎天地，乃生民之休戚有关于天地也。盈天地间者，更无佗物，生民而已。其休戚与天通，如婴儿之居母腹，呼吸相应者然。乃生民不能自爲休戚，上而听于君，下而听于卿士，又下而听于师尹。此君与卿士、师尹所以感动乎天之故也。安得不兢兢哉！
中庸之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不过从五事庶徴推衍之耳。信乎，《洪范》一篇爲圣学之枢要也。
貎，水也，故爲雨之应；言，火也，故爲▯之应；视，木也，故爲燠之应；听，金也，故爲寒之应；思，土也，故爲风之应。貎润泽于外，故恭，则时雨；狂则恒雨。言宣扬于外，故乂，则时旸；僭则恒旸。视散布于外，故哲，则时燠；豫则恒燠。听收敛于中，故谋，则时寒；急则恒寒。思不寄于五官，而爲主于中，无微不入，无远不届，如风之散于四时万物也，故圣，则时风；▯则恒风。狂与恭相反，恭则动容必谨，狂则瞻顾失度也。僭与乂相反，乂则有伦有要，僭则悖理伤道也。豫与哲相反，哲则视远惟明，豫则怠而爲物所蔽也。谋与急相反，谋则听德惟聪，急则廹而爲小人所中也。圣与▯相反，圣则表里洞逹，▯则憧憧徃来也。五行五事，庶徴浑而爲一，在天者赋于人，在人者感乎天。总之，人处天地间，爲天地间之一物，其气一日不与天地通，则枯槁矣；其心一日不与天地顺，则悖逆矣。夲大也，而自以爲小；夲通也，而自以爲隔；夲神竒也，而自以爲腐朽，亦独何哉？
雨防寒燠风外咎之徴，有关于一歳之得失者焉，有关于一月之得失者焉，有关于一日之得失者焉。关于一嵗者，天子召之；关于一月一日者，卿大夫召之。天子有一统之义，卿大夫有分土之义也。故省之，各有小大之差，究之君臣上下，同一省也。俊民用章，正所谓防茅征吉也；俊民用微，正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也。
盈天地间者，五行而已矣。雨旸寒燠风，天地所▯五行之气也。貎言视听思，人生所得于天地五行之气也。外此而五味、五色、五音，与夫人之五脏，天之四时、干支生尅制化之理，一五行之相爲周流而已。故太极图生隂生阳之后，即继之曰：「五气顺布，然后知弥纶于天地古今者，莫非此五者之用。」故《洪范》首节曰：「汨陈其五行。」▯一曰五行，明乎五行，又爲《洪范》之本也。
易》之书，本于河图，以隂阳爲主；范之书，本于洛书，以五行爲主。故《易》之数，主于耦，六爻、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是也；范之数，主于竒，九畴、五行、五事、五纪、三德、五福是也。
洪范》一书，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备具于此。盖皇极者，握大柄之一人，以其位之尊，故谓之皇；以其比天之枢纽，如北极然，故谓之极。五爲九位之中，易之五爻皆言君道，故范之五位，皇极居焉。一人居中，以五行爲根抵，以五事、三德爲工夫，以五纪、庶徴经纬乎天，以八政、五福、
译威势与福泽，是君主驾驭天下的手段；美食佳肴，是君主享受天下的方式。驾驭天下，关键在于权柄；享受天下，关键在于福泽。臣子如果窃取权柄，觊觎福泽，很少有能不败亡的。危害你的家，凶险你的国，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然而那些奸雄跋扈的臣子，至死都不悔改，为什么呢？如果君主把威势福泽让给臣下，能不危险且灭亡的，太少了。君主不应随意行使威势福泽，应奉行上天的威势福泽施予天下，掺杂私心就偏私了；臣子不应随意行使威势福泽，应奉行君主的威势福泽辅佐天子，掺杂己意就过错了。君臣的事，就是上天的事，所以说“适时地成就上天的功业”，君主尚且不敢专断威势福泽，何况臣子呢？
卜筮的作用，主要在于推演过失，决断疑惑，至于人生应当做的事，没有疑惑没有过失，还卜什么？古人的祸福，依据是非来判定，君子以是非作为祸福的标准；后人把是非与祸福分为两件事，以卜筮作为趋吉避凶的依据，那就偏离正道太远了。人的谋划，鬼神的谋划，终究以人的谋划为主，不是舍弃卿士庶民而专门听命于龟甲蓍草。
由貌、言、视、听、思而产生雨、旸、燠、寒、风的感应。古代谈论灾祥征验的，始于这里。君王考察的是年，卿士考察的是月，师尹考察的是日。君王与卿士、师尹，都有治理天下国家的责任，他们的举动都关系到百姓的休戚。所以他们的气息所蒸郁，能感召于各种征兆。不是君王与卿士、师尹的喜怒足以动摇天地，而是百姓的休戚关系到天地啊。充满天地之间的，没有其他东西，只有百姓罢了。他们的休戚与上天相通，就像婴儿在母腹中，呼吸相应一样。然而百姓不能自己决定休戚，向上听命于君主，向下听命于卿士，再向下听命于师尹。这就是君主与卿士、师尹之所以能感动上天的原因。怎么能不谨慎小心呢！
《中庸》所说的参赞天地化育，不过是从五事庶征推演出来的罢了。确实，《洪范》一篇是圣学的关键。
貌属水，所以对应雨；言属火，所以对应旸；视属木，所以对应燠；听属金，所以对应寒；思属土，所以对应风。貌润泽于外，所以恭敬，就适时降雨；狂妄，就常雨不止。言宣扬于外，所以治理得当，就适时晴朗；僭越，就常晴不止。视散布于外，所以明智，就适时温暖；懈怠，就常暖不止。听收敛于中，所以谋略，就适时寒冷；急躁，就常寒不止。思不寄托于五官，而主宰于中，无微不入，无远不至，像风散布于四时万物一样，所以圣明，就适时刮风；昏乱，就常风不止。狂妄与恭敬相反，恭敬则动容必谨，狂妄则瞻顾失度。僭越与治理相反，治理则有伦有要，僭越则悖理伤道。懈怠与明智相反，明智则视远惟明，懈怠则被外物遮蔽。谋略与急躁相反，谋略则听德惟聪，急躁则被小人中伤。圣明与昏乱相反，圣明则表里洞达，昏乱则心神不定。五行五事，庶征浑然为一，在天者赋予于人，在人者感召于天。总之，人处在天地间，是天地间的一物，他的气息一天不与天地相通，就枯槁了；他的心一天不与天地顺从，就悖逆了。本来广大，却自以为渺小；本来通达，却自以为隔绝；本来神奇，却自以为腐朽，这又是为什么呢？
雨、旸、寒、燠、风是外在灾异的征兆，有关于一年的得失，有关于一月的得失，有关于一日的得失。关于一年的，由天子召见；关于一月一日的，由卿大夫召见。天子有一统天下的义理，卿大夫有分封土地的义理。所以考察时，各有大小差别，究其根本，君臣上下，都是同一种考察。俊才任用彰显，正所谓拔茅征吉；俊才任用微弱，正所谓天地闭塞，贤人隐退。
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有五行罢了。雨、旸、寒、燠、风，是天地所运行的五行之气。貌、言、视、听、思，是人生从天地五行之气中得到的。除此之外，五味、五色、五音，以及人的五脏，天的四时、干支生克制化的道理，都是五行相互周流而已。所以太极图生出阴生出阳之后，紧接着说：“五气顺布，然后知道弥漫于天地古今的，无非是这五者的作用。”所以《洪范》首节说：“扰乱陈列其五行。”第一就是五行，明白五行，又是《洪范》的根本。
《易经》这本书，本源于河图，以阴阳为主；《洪范》这本书，本源于洛书，以五行为主。所以《易》的数理，主于偶数，六爻、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就是这样；《洪范》的数理，主于奇数，九畴、五行、五事、五纪、三德、五福就是这样。
《洪范》一书，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都具备在这里。大概皇极，是掌握大权的一人，因为他的地位尊贵，所以称为皇；因为他像天的枢纽，如同北极星一样，所以称为极。五是九位之中，《易》的五爻都讲君道，所以《洪范》的五位，皇极居其中。一人居中，以五行为根基，以五事、三德为工夫，以五纪、庶征经纬于天，以八政、五福、
六极纲纪乎人，以稽疑契合乎鬼神，错综天人，镕铸造化，使三才皆入于陶冶之内，而惟吾之所欲爲。其言宏濶而精微，尧舜禹汤不言之秘隐跃其中，信非浅学所能测也。
译六极的纲纪在于人，用以考察疑难并契合鬼神，错综交织天与人，熔铸造化，使天、地、人三才都纳入陶冶的范围，而完全按照我的意愿行事。它的言论宏大广博而又精微细致，尧、舜、禹、汤未曾言说的奥秘隐含其中，确实不是浅薄之学所能测度的。
旅獒【凡三条】
旅獒》中如不役耳目，志以道寕言以道接，皆极精要之语。志以道宁，一语即摄程子四箴；「言以道接」，即伊尹所谓「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觉此一语更爲简括。「不役耳目」，卽孟子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之意。此皆圣贤学问源流之防也。
玩物，防志所包最广。举天下凡足以▯我之志者，皆物也。不独声色、游畋、宫室、玩好足以移人之性情，即文词、诗赋之▯，躭之不已，亦足以丧志。程子以为当远之，如淫声、美色。盖恐靡曼之言足以柔人之正气，长人之逸志，导人之邪心，而且予小人竞进之媒，启风俗浮薄之渐。故先儒之论似甚，而实非过也。华靡巧丽之文，莫甚于六朝。考其人，如潘岳、陆衡、陆云、谢灵运之徒，皆失身匪人，不能保厥令终。求其文行并优、爲端人正士者，盖亦少矣。不亦可永鍳哉！
武王盛德大业，一獒之受，似爲无损。召公以细行大德诫之，又以九仞一篑勉之。朱子谓其谆谆诰戒，如教后生小子者然。古人君臣之间，其勤恳固如是乎？
金縢【凡五条】
周书》中惟《金縢》《洛诰》《顾命》三篇首尾皆史臣之文，《金縢》又前后数年之事，而合爲一篇者。
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恶有死而可以他人代之者？如果有鬼神操生死之权，可以求而免，可以求而代，则凡爲人之子、若臣，孰不当爲君父请命？虽至于耄耋而可以无死，乃古今如此等事，又不多觏，何也？如谓圣人爱亲之心无己，亦但如是以求之而已，其应与否，不可得而必也。武王亦适然而愈，末必▯神之许周公也。然则或有或不有之事，圣人亦行之乎？愚窃谓生死数也。孟子曰：“夭寿不贰，脩身以俟之。”《易》曰：“日昃之离，不鼔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此言人老耋而以寿终，虽孝子顺孙不可得而留也。又见有愚夫愚妇，刲股割肝，呼天抢地，而间可以延其父母数歳之命者，圣人虽不以立训▯世，亦不可谓其事之全无也。武王克商方二年，此天下何等时乎？故周公廹切诚恳，愿以身代，此固与寻常祷祠不同，而亦与寻常之考终不同。愚夫愚妇犹可以感格鬼神，况圣人之至诚廹切乎？朱子曰：“圣人爲之，亦湏有此理，亦▯不一笔抹杀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孔子以爲致辟于管叔之辟，居东二年爲东征。朱子亦曰：「金縢之作，在周公东征而归之后。」其注《鸱鸮》之诗，亦曰：「周公东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诛之，而成王犹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诗以贻王。注《东山》之诗，则亦曰：「感风雷之变，始悟而迎公。」于是周公东征已三年矣，则朱子以居东二年爲东征，明矣。既以居东爲东征，则所谓「我之弗辟」，其爲伸大义诛管蔡也，又明矣。蔡注乃谓居东爲居国之东，而其后别有东征三年。夫当王室新造之时，羣叔流言之日，正国家安危所系，周公可以避嫌而逊处于外乎？观「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如此等事，周公直是至诚恻怛，亦不以小嫌自避者，天下避嫌二字，贤者不爲，而谓周公爲之乎？平居不爲，而况当廹急时爲之乎？罪人斯得，明是武庚、管蔡之既诛，非可云始知流言之爲管蔡也。朱子亦曰：「王室至亲，与诸侯连衡背叛，当国大臣，岂有坐视不救之理？帅师征之，乃是正义，不待可与权者而后能也。」若马、郑以爲东行避谤，乃鄙生腐儒不逹世务之说，可不辨而自明。愚终以孔安国及朱子之言爲当也。
读《鸱鸮》之诗，其言“取子毁室”者，何若是之廹也？据蔡注，则以爲此时武庚末叛，逮风雷告变之后，周公返国，管、蔡惧罪，而后叛，周公始东征之。武庚、管、蔡既未叛，则诗中所云“取子毁室”者，何所谓也？细读《罪人斯得》，确是诛管、蔡、武庚后语，难云知罪之在二叔也。
金縢前叚言周公祷于三王，请以身代
译《旅獒》（凡三条）
《旅獒》中如“不役耳目”、“志以道宁”、“言以道接”，都是极其精要的语句。“志以道宁”这一句话，就涵盖了程子四箴的要义；“言以道接”，就是伊尹所说的“有言语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向道义去探求；有言语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向非道去探求”。觉得这一句话更为简练概括。“不役耳目”，就是孟子所说的“耳目这个器官不会思考，因而被外物蒙蔽，外物与外物相交就会牵引它”的意思。这些都是圣贤学问源流中的防范之处。
玩物丧志，所包涵的范围最广。举凡天下足以迷惑我们心志的东西，都是物。不只是声色、游猎、宫室、玩赏之物足以改变人的性情，即使是文词、诗赋的沉溺，如果沉迷不止，也足以丧失心志。程子认为应当远离它们，就像远离淫声、美色一样。大概是担心靡丽柔曼的言辞足以软化人的正气，滋长人的安逸之心，引导人的邪念，而且给予小人竞相进身的媒介，开启风俗浮薄的开端。所以先儒的议论似乎很严厉，但实际上并非过分。华靡巧丽的文章，没有比六朝更严重的了。考察那些作者，如潘岳、陆机、陆云、谢灵运等人，都失身于不正之人，不能保全美好的结局。寻求那些文章德行都优秀、作为端方正直之士的人，大概也很少了。这难道不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吗！
武王具有盛德大业，接受一只獒犬，似乎没有什么损害。召公用细微的行为关乎大德的道理告诫他，又用九仞之山只差一筐土的道理勉励他。朱子说召公谆谆告诫，就像教导后生小子一样。古人君臣之间，他们的勤恳竟然如此吗？
《金縢》（凡五条）
《周书》中只有《金縢》、《洛诰》、《顾命》三篇首尾都是史臣的文字，《金縢》又是前后数年的事情，却合为一篇。
气聚集就生，气消散就死。哪有死了可以让别人代替的道理？如果有鬼神掌握生死的权力，可以祈求而免除，可以祈求而代替，那么凡是作为人子、人臣的，谁不应当为君王父亲请求性命？即使到了高龄也可以不死，然而古今像这样的事，又不常见，为什么呢？如果说圣人爱亲之心没有止境，也只是像这样去祈求罢了，是否应验，不能必然得到。武王也恰好痊愈，未必是神明答应了周公的请求。那么对于或有或无的事情，圣人也会去做吗？我私下认为生死是定数。孟子说：“寿命长短不改变志向，修养身心来等待天命。”《易经》说：“太阳偏西时的离卦，不敲缶而歌，就会发出高龄的叹息，凶险。”这是说人年老而以寿终，即使是孝子顺孙也不能挽留。又见到有愚夫愚妇，割股肝，呼天抢地，而偶尔可以延长父母几年寿命的，圣人虽然不以此作为训诫世人，也不能说这件事完全没有。武王攻克商朝才两年，这是天下什么样的时候？所以周公迫切诚恳，愿意以自身代替，这固然与寻常的祈祷不同，也与寻常的寿终不同。愚夫愚妇尚且可以感动鬼神，何况圣人的至诚迫切呢？朱子说：“圣人这样做，也必须有这个理，也不能一笔抹杀。”
周公于是告诉两位周公说：“我不避开，我没有什么可以告慰先王的。”孔子认为“致辟于管叔”的“辟”，是东征。朱子也说：“《金縢》的写作，在周公东征归来之后。”他注解《鸱鸮》这首诗，也说：“周公东征两年，才抓住管叔、武庚而诛杀他们，而成王还不知道周公的心意。”周公于是作诗送给成王。注解《东山》这首诗，也说：“感于风雷的变化，才醒悟而迎接周公。”于是周公东征已经三年了，那么朱子以居东两年为东征，就很明白了。既然以居东为东征，那么所谓“我不避开”，是为了伸张大义诛杀管蔡，也就很明白了。蔡沈的注解却说居东是居住在国都的东边，而后来另有东征三年。当王室刚刚建立的时候，众叔散布流言的日子，正是国家安危所系，周公可以避嫌而退居外面吗？看“两位周公说：‘我们为王占卜吧’，周公说：‘不可以，这会让我先王悲伤’”，周公自己认为有功，像这样的事，周公真是至诚恻怛，也不因为小的嫌疑而自我回避，天下“避嫌”二字，贤者不做，而说周公做了吗？平时不做，何况在紧急的时候做呢？“罪人斯得”，明显是武庚、管蔡已经被诛杀，不能说才知道流言是管蔡造成的。朱子也说：“王室至亲，与诸侯勾结背叛，当国的大臣，哪有坐视不救的道理？率领军队征讨，乃是正义，不等待可以权衡变通的人才能做到。”如果马融、郑玄认为东行是避谤，那是鄙陋书生不通世务的说法，不用辩驳就自明了。我最终认为孔安国和朱子的话是正确的。
读《鸱鸮》这首诗，它说“取子毁室”，为什么这么迫切？根据蔡沈的注解，认为这时武庚还没有反叛，等到风雷告变之后，周公返回国都，管叔、蔡叔害怕获罪，然后反叛，周公才开始东征。武庚、管叔、蔡叔既然没有反叛，那么诗中所说的“取子毁室”，是什么意思呢？细读《罪人斯得》，确实是诛杀管叔、蔡叔、武庚之后的话，难以说是知道罪责在二叔。
《金縢》前段说周公向三位先王祈祷，请求以自身代替
，而武王果瘳。后叚言周公居东，成王未能明周公之心，而致风雷之异。两事皆极神竒，合爲一书，以见圣人之心，无时不与天地相通也。盖尝论之，天下惟至诚可以格鬼神，惟滞结足以致灾异。以周公之忠诚，而犹不能见白于兄弟之间，明言于君臣之际，天下有滞结焉，如是者乎？古以一愚夫妇之寃，而犹足致三年之旱，六月之霜者，况大圣人乎？由后风雷之警，以唘金縢之书，而遂有反风禾起之异。则前此周公植璧秉珪之时，精诚上格，其爲鬼神所孚依，又可知矣。故两事合爲一书，正以前后相验也。
译于是武王果然痊愈。后来记载周公东迁之事，成王未能明了周公的心意，从而招致风雷之异象。这两件事都极其神奇，被合编为一篇，以显示圣人的心意，无时无刻不与天地相通。我曾对此加以议论，天下只有至诚才能感通鬼神，只有郁结不通才足以招致灾异。凭借周公那样的忠诚，尚且不能在兄弟之间表明清白，在君臣之际阐明心意，天下的郁结不通，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古人说，即使是一介愚夫愚妇的冤屈，尚且足以招致三年的大旱、六月的寒霜，何况是大圣人呢？因为后来风雷的警示，开启了金縢之书，于是出现了风向逆转、禾苗复生的异象。那么此前周公植璧秉圭之时，其精诚上达天听，被鬼神所信服依托，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将这两件事合编为一篇，正是为了以前后两事相互印证。
大诰【凡三条】
大诰一篇，首二节言国家当降割之时，而望臣工之助，已不敢闭于天降威用，乃一篇之防也。宁王遗我大寳龟以下，言武庚之当伐，徴诸卜而可信。当时臣工有言卜之当违者，不知宁王以卜而受命，天以卜而相民，如是其不可违也。王曰：「尔惟旧人」以下，言宁王之事不可不图，而前宁人之功亦不可弃，所以警动旧人之子若孙也。王曰：「呜呼」以下，又言天命祖功之不可弃，而末归重于卜也。篇中词句古奥，而大义则朗如指掌。其孜孜以卜爲言者，周室新造，嗣王新立，而忽从事于兴师动众之事，人情所难。且当时武庚以胜国之余，慿二叔王室之亲，其▯之盛有不可遏者，非援天命以神之，何以使人心奋而祛其疑畏也？周公之反复其词，有以哉。周公当武庚二叔之畔，王室既摇，此时率众往征，声罪致讨，义何容辞与？盘庚当日迁都时，▯缓急迥异，而周公谆谆诰诫，通篇皆以卜吉爲言，但惕之以旧人，愧之以民献，絶不动之以威，驱之以▯。与盘庚三篇，同一纒緜恺切之意，固知圣贤举事，絶无有强人情而爲之者也。
大诰但言殷小腆，而一语不及二叔。其隐跃之词，亦不过曰：「亦惟在王宫，▯君室而已。」甚矣，周公亲亲之心，▯不忍斥言之也。
微子之命【凡三条】
武王代殷，即封纣子武庚。迨成王时，武庚叛，既诛，即封微子于宋。窃谓封武庚于伐商之后，易；封微子于定乱之后，难。况微子亲，则殷王之元子，而且旧有令闻，非如武庚禄父比。其时多方未靖，殷顽未殄，小腆▯平，王室多故，乃封以东夏之土，建以上公之爵，略无嫌疑顾忌之心。足见成王、周公之至公，无我与后世取人家国而伤残其后裔者，其秉心盖天壤也。圣人不以虞诈而废忠厚长者之道，究何损于卜世、卜年之歴也哉？
封国者称邑，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举故爵，示不臣也。篇中惟称汤之德，与微子之贤，及与国咸休之意，絶无一语及商纣之事。温厚恻怛，和平正大，可谓得词命之体矣。
篇首称殷王元子，又曰「作宾于王家」。古人于前代子孙，其崇礼之如此，正因其取天下之至公，而不存嫌疑之迹。后世簒夺于妇人孺子之手，惟恐天下有起而议之者，必至剪灭其子孙而后已。此仁与▯之分，实公与私之异也。
康诰【凡五条】
明德、新民，出《康诰》；止至善，出安汝止。钦厥止之两言，遂爲《大学》一书之纲领。可悟古人读经之法，博综而得其要领，遂可自爲一书。窃谓《大学》《中庸》皆出于《尚书》者，此也。
敬明乃罚一节，不外虞典，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之意。而文字繁简不同，则古今之异也。亦见古人定律，但制其大略，而轻重出入则付之执法之人。后世任法而不任人，详审于故误之间者，盖亦鲜矣。
武王以大君锡命，康叔以介弟受封，当开国之▯，处尊亲之位。最惧者骄淫，最易者满假。又治殷之故墟，犯防罹罪者多，故篇中诰戒之词，极言民社之艰难，如痌癏乃身，若有疾爽，惟天其罸殛我等语，兢兢然若疾痛困苦之加于其身，尚何骄逸之敢作乎？人能常以此爲念，自无贵而忘贱，尊而忘卑，视民草菅之患。篇中言用罸独详，其矜慎钦恤之意，盖与《吕刑》之言相表里也。从「凡民自得罪」是言寇攘奸宄之当刑，所谓元恶大憝也。进此则不友不弟之刑，所以重人纪也。进此则有弗念弗庸瘝厥君之刑，所以励臣工也。然君身者，臣民之表帅，故又有「惟君惟长」一叚，所以重身教也。其立言之序如此。
明德谨罸，乃一篇之纲领。篇中言愼罸之事，详而；言明德之事，简。盖明德之事，可以一言尽之，其大要在于防。古故绍闻衣德言，数语尽之矣。慎罸之事，不可以一言尽，其难在于得人。情故敬明乃罸，以下十二节反覆而不已，其委曲详审，莫如汝陈时臬事一节。其切要，莫如文王之敬忌。一言敬，则钦恤之本；忌，则哀矜之实。祥刑之道，未有能逾斯语者。自爽惟民以下，又曰
译大诰【共三条】
《大诰》这一篇，开头两节说的是国家正处于遭受上天降下惩罚的危急时刻，希望臣子们能够协助，已经不敢因为上天降下威严而封闭自己，这是全篇的防备之意。从“宁王留给我大宝龟”以下，说的是应当讨伐武庚，通过占卜来验证是可以相信的。当时臣子中有说应当违背占卜结果的，不知道宁王是凭借占卜而承受天命，上天也是通过占卜来辅助百姓，像这样是绝不能违背的。王说：“你们都是旧臣”以下，说的是宁王的事情不可不谋划，而先前宁王的功绩也不可抛弃，以此来警示激励旧臣的子孙。王说：“呜呼”以下，又说的是天命和祖先的功绩不可抛弃，而最后归结于重视占卜。篇中的词句古奥难懂，但大义却清晰明了。文中反复以占卜为言，是因为周朝刚刚建立，继位的君王刚刚即位，却突然从事兴师动众的事情，这是人情所难以接受的。况且当时武庚凭借商朝残余的力量，依靠两位叔父与王室的亲属关系，其气势之盛有不可遏制的样子，如果不援引天命来神化它，怎么能使人心振奋并消除疑虑和恐惧呢？周公反复陈述这些言辞，是有原因的。周公面对武庚和两位叔父的叛乱，王室已经动摇，此时率领众人前往征讨，声讨罪状进行讨伐，道义上怎么可以推辞呢？盘庚当时迁都时，形势的缓急截然不同，而周公谆谆告诫，通篇都以占卜吉利为言，只是用旧臣来警惕他们，用贤良的百姓来使他们羞愧，绝不用威严来动摇他们，不用强力来驱使他们。这与《盘庚》三篇，有着同样缠绵恳切的意思，由此可知圣贤做事，绝不会勉强人情去做。
《大诰》只说商朝残余势力，而一句话也不提及两位叔父。其含蓄的言辞，也不过是说：“只是在王宫，在君主的居室罢了。”周公爱护亲人的心深切啊，实在不忍心直言斥责。
微子之命【共三条】
武王取代商朝，立即封纣王的儿子武庚。等到成王时，武庚叛乱，被诛杀后，就封微子在宋。我私下认为，在讨伐商朝之后封武庚，容易；在平定叛乱之后封微子，困难。况且微子身份尊贵，是商王的长子，而且旧有美好的名声，不像武庚禄父那样。当时各方尚未平定，商朝顽民尚未灭绝，商朝残余势力尚未平息，王室多事，却将东方夏地的土地封给他，建立上公的爵位，完全没有嫌疑顾忌之心。足以看出成王、周公的至公无私，与后世夺取人家国家而残害其后裔的人相比，他们的心胸真是天壤之别。圣人不因为猜疑欺诈而废弃忠厚长者的道义，这究竟对周朝延续的世数和年数有什么损害呢？
封建国君称为邑，不叫宋公之命，而叫微子之命，举出旧爵位，表示不把他当作臣下。篇中只称颂汤的德行，与微子的贤能，以及共同享有福庆的意思，绝没有一句话提及商纣王的事情。温和厚道，悲悯同情，和平正大，可以说符合辞命的体例了。
篇首称微子为商王的长子，又说“在王家作宾客”。古人对前代子孙，如此尊崇礼遇，正是因为他们取得天下的至公，而不存有嫌疑的痕迹。后世在妇人孺子手中篡夺政权，只怕天下有人议论，必定要剪灭其子孙才肯罢休。这是仁与不仁的区别，实际上是公与私的不同。
康诰【共五条】
明德、新民，出自《康诰》；止于至善，出自“安汝止”、“钦厥止”这两句话，于是成为《大学》一书的纲领。可以领悟古人读经的方法，广泛综合而得其要领，于是可以自成一书。我私下认为《大学》《中庸》都出自《尚书》，就是这个原因。
“敬明乃罚”这一节，不外乎《虞书》中“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意思。而文字繁简不同，则是古今的差异。也可见古人制定法律，只制定其大略，而轻重的出入则交给执法的人。后世任用法度而不任用人，在故意和过失之间详细审查的，大概很少了。
武王以大国君主的身份赐命，康叔以弟弟的身份受封，在开国之初，处于尊贵亲近的地位。最害怕的是骄奢淫逸，最容易的是自满虚伪。又治理商朝的旧都，触犯法纪犯罪的人多，所以篇中告诫的言辞，极力说明民众社稷的艰难，如“痛切于你的身体，好像有病痛，惟有天会惩罚诛杀我们”等语，兢兢业业好像疾痛困苦加于自身，还敢骄奢安逸吗？人如果能常以此念，自然没有尊贵而忘记卑贱，尊贵而忘记卑微，视民如草芥的祸患。篇中论述用刑特别详细，其怜悯谨慎、恭敬体恤的意思，大概与《吕刑》的言论互为表里。从“凡民自得罪”开始，是说抢劫盗窃、奸邪犯罪的人应当受刑，所谓元恶大憝。进而是不友爱、不悌敬的刑罚，所以重视人伦纲纪。进而是有不思念、不任用、损害君主的刑罚，所以勉励臣子。然而君主是臣民的表率，所以又有“惟君惟长”一段，所以重视身教。其立言的顺序如此。
明德慎罚，是一篇的纲领。篇中论述慎罚的事情，详细；论述明德的事情，简略。大概明德的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其大要在于防范。所以“绍闻衣德言”几句话就概括了。慎罚的事情，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其难在于得人。所以“敬明乃罚”以下十二节反复不已，其委曲详审，没有比“汝陈时臬事”一节更甚的。其切要，没有比文王的敬忌更甚的。一句话“敬”，就是钦恤的根本；“忌”，就是哀矜的实质。祥刑之道，没有能超过这句话的。从“爽惟民”以下，又说
：「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告汝德之说于罸之行，皆専重德而不重罸。」则二者虽并举，而武王之意更可见矣。
译“我那时认为，只有效法殷代先哲王的德行，来安定和治理百姓，百姓才会将你的德行宣示于刑罚的执行之中，这都是专重德行而不重刑罚。”那么，这两者虽然并提，但武王的用意就更加明显了。
酒诰【凡四条】
商纣之恶，大约成于酒。所谓纣据笪姬作长夜之饮是也。观《无逸》之戒，亦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可见饮酒之失，在当时爲一大害。《小雅》宴乐之诗，多言饮酒，然毎当宴饮之时，亦必曰：“莫不令德，莫不令仪。”而《抑》戒一篇，则专以此爲训，可见古人之重，以沉▯爲虑矣。尝读郑氏家训：“男子非三十，酒不入唇。”其严也如此，故累世爲孝义之门。又尝读汉诏：“酒醪以縻谷者多。”故古人重酒税，以其縻谷而抑之也。凶年禁民无得酿酒，亦爱惜物力之一端欤。
人生嗜欲多端，必欲禁止痛絶之，逆而不顺，反致横流矣。故《酒诰》之言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此于其知识未开，即谨以父兄之教，易所谓童牛之牿也。若既长矣，先王必又有法以防范之，而不遽絶之，告之以孝子，告之以忠臣，告之以悌弟。天下有爲忠臣孝子悌弟之人，而犹沉▯于酒，以防身败德者乎？且曰：“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又曰：“不惟不敢，亦不暇。”人能终日奋勉，谨于职业，则皇皇孜孜之不给，而尚有沉湎于酒者乎？此絶之以其道，易所谓豮豕之牙是也。圣人教人之防，大约不出此两端而已。
人家祖父未有不训诫其子孙者，其如年少之人侮厥耆旧，褎如充耳何？惟知爱惜土物，则其心质朴，其气谦和，其知识未雕，其良心未漓。一闻父祖之言，则顺而易入，故曰聪听也。周家以农事开基，故其言稼穑艰难之事，独亲切而有味如此夫。
天下惩忿窒欲之事，柔弱者不能胜，惟刚德足以制之。故《酒诰》之终篇，告之以禁止之防，曰：“矧汝刚制于酒？”盖刚明之气，足以慑服羣私，如一将当关而贼自退避。稍一寛假，则向时熟径，又不觉失足于其间矣。天下凡事，有明知其非而乐于因循，惮于改作者，皆坐此失也。独戒饮云尔乎？
梓材【凡三条】
诸侯有土之尊，下有臣民，上有天子，而身处乎上下之间者也。既处乎上下之间，贵有以连属而贯通之。以厥庶民暨厥臣逹大家，而一国之情通矣。以厥臣逹王，而天下之情通矣。先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收四海于房闱，通万国如指臂者，此道得也。
篇中前后文义难通，蔡氏以谓前则尊谕卑之辞，后则臣告君之事，疑爲错简。愚观章首「王曰」中又曰「王唘」，监第四节有「惟曰」，第五节「今王惟曰」，文意非不相属。所谓先王者，指文王而言，正稽田、作室、梓材之人也。勤用明德，懐爲夹先王以明德，通天下之情也。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丕享以终亩丹艧之事，望后人也。皇天二节，言先王受命之隆与后王缵服之大，亦未必非戒侯国之辞已。若兹监终篇叮咛之辞，意若曰：「其可已，而不以此爲鍳乎？」康叔之子孙，即惟王之子孙也。永保封域，以毗王室爲国懿亲，爲国支庶，偕至万年。即康诰乃以殷民世享之意。大约篇中语多难解，则有之矣。若以爲絶不相▯，另爲一篇，则未必然也。按此篇本今文，出于伏生口授，伏生当书未残缺之时，未应此篇遂有错简。姑录于此，以俟定论。
此篇前叚言有国者贵通上下之情，寛刑辟之用。王启监一节，言诸侯以养民爲职，引养引恬，启监之意如此，而终之以监防攸辟，即康诰慎罸之意也。惟曰若稽田一节，本是引起下文，若诗经之有兴体。先王既勤用明德，后王亦惟德用，康叔兼子臣之道，其可不以祖与君爲法，而思终朕亩乎？此即康诰明德之防也。观此益了然，可无防简之疑矣。已若监一节，兼承上愼罸、明德二端，而望其保世之永也。作一章看，亦自浑融。
召诰【凡五条】
自乙未告庙以至于甲子用书周公召公之营洛止三十日耳。中间行道之日月，祭告之礼仪，大而都邑之规模，小而卜筮之详宻，无不偹具。固周召趋事之勤敏，亦可见成周之制度，犹崇朴近古，不似秦汉以来宫室之侈大繁重，经数载而后成也。尝观殷世五迁其都，而国未甚病，使如后
译酒诰【共四条】
商纣王的恶行，大多是因为酒造成的。所谓纣王宠幸妲己，进行长夜之饮，就是这种情况。看《无逸》中的告诫，也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德啊。”可见饮酒的过失，在当时是一大祸害。《小雅》中宴乐的诗篇，多谈论饮酒，但每当宴饮之时，也必定说：“无不具备美好的德行，无不具备美好的仪态。”而《抑》这一篇，则专门以此作为训诫，可见古人重视，以沉湎为忧虑了。我曾读郑氏家训：“男子不到三十岁，酒不入口。”其严厉如此，所以累代成为孝义之家。又曾读汉代的诏书：“酒醪耗费谷物太多。”所以古人重视酒税，因为酒耗费谷物而抑制它。荒年禁止百姓酿酒，也是爱惜物力的一方面吧。
人生嗜欲繁多，如果一定要禁止并彻底断绝，违背人性而不顺，反而会导致泛滥。所以《酒诰》中说：“我教导年轻人，只爱土地上的物产，内心就会善良。”这在他们知识未开时，就用父兄的教诲来约束，这就是《易经》所说的“童牛之牿”（给小牛戴上枷具）。如果已经长大了，先王必定又有法律来防范，而不立即断绝，告诉他们孝子之道，告诉他们忠臣之道，告诉他们悌弟之道。天下有做忠臣孝子悌弟的人，还会沉湎于酒，以致身败德坏吗？并且说：“不敢自求安逸，何况敢崇尚饮酒。”又说：“不仅不敢，也没有空闲。”人如果能整天奋勉，谨慎对待职业，那么忙碌不已，还会有沉湎于酒的人吗？这是用正道来断绝，这就是《易经》所说的“豮豕之牙”（阉割公猪使其牙齿无害）。圣人教人防范，大概不出这两方面而已。
人家祖父没有不训诫子孙的，但年少之人轻慢老人，充耳不闻怎么办？只知道爱惜土地物产，那么内心质朴，气质谦和，知识未加雕琢，良心未加稀释。一听到父祖的话，就顺从而容易接受，所以说聪明听话。周家以农事开创基业，所以谈论稼穑艰难之事，唯独亲切而有味道如此。
天下惩忿窒欲的事，柔弱者不能胜任，只有刚德足以制约。所以《酒诰》的结尾，告诫禁止的防范，说：“何况你刚强地制约酒？”刚明之气，足以慑服群私，如同一将当关而贼自退避。稍一宽纵，那么向来的熟路，又不自觉失足于其间了。天下凡事，有明知其非而乐于因循，惮于改作的，都坐此失也。独戒饮云尔乎？
梓材【共三条】
诸侯有土地的尊贵，下有臣民，上有天子，而身处上下之间。既然身处上下之间，贵在有以连接而贯通。用他的庶民和他的臣子通达大家，而一国之情就通了。用他的臣子通达王，而天下之情就通了。先王所以建立万国，亲近诸侯，收四海于房闱，通万国如指臂的，就是这个道理得到了。
篇中前后文义难通，蔡氏认为前面是尊谕卑之辞，后面是臣告君之事，怀疑是错简。我看章首“王曰”中又说“王启”，第四节有“惟曰”，第五节“今王惟曰”，文意并非不相属。所谓先王，指文王而言，正是稽田、作室、梓材之人。勤用明德，怀念夹辅先王以明德，通天下之情。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民，丕享以终亩丹艧之事，望后人。皇天二节，言先王受命之隆与后王缵服之大，也未必不是戒侯国之辞。若兹监终篇叮咛之辞，意若曰：“其可已，而不以此为鉴乎？”康叔的子孙，就是王的子孙。永保封域，以辅助王室为国懿亲，为国支庶，偕至万年。即康诰乃以殷民世享之意。大约篇中语多难解，则有之矣。若以为绝不相属，另为一篇，则未必然也。按此篇本今文，出于伏生口授，伏生当书未残缺之时，未应此篇遂有错简。姑录于此，以俟定论。
此篇前段言有国者贵通上下之情，宽刑辟之用。王启监一节，言诸侯以养民为职，引养引恬，启监之意如此，而终之以监防攸辟，即康诰慎罚之意也。惟曰若稽田一节，本是引起下文，若诗经之有兴体。先王既勤用明德，后王亦惟德用，康叔兼子臣之道，其可不以祖与君为法，而思终朕亩乎？此即康诰明德之防也。观此益了然，可无防简之疑矣。已若监一节，兼承上慎罚、明德二端，而望其保世之永也。作一章看，亦自浑融。
召诰【共五条】
自乙未告庙以至于甲子用书，周公召公营洛止三十日耳。中间行道之日月，祭告之礼仪，大而都邑之规模，小而卜筮之详密，无不具备。固周召趋事之勤敏，亦可见成周之制度，犹崇朴近古，不似秦汉以来宫室之侈大繁重，经数载而后成也。尝观殷世五迁其都，而国未甚病，使如后
世宫殿宗庙城郭之高大，而一迁再迁，民何以堪，国何以支乎？由此言之，商周之际，犹不改虞夏以来土阶茅茨之风。今读公刘之诗曰：「削屡平平，是以土筑墙」，只如今庶民家耳，犹曰此草昧之▯。读《斯干》《灵台》之诗，其规模亦大略可见，但止于风雨攸除，鸟鼠攸去而已。至秦楚时，始有章华骊山之钜丽；汉唐以来，渐就华侈耳。古人尚有「峻宇雕墙」之戒，何后人之日增月盛而未有已也？
译世间的宫殿、宗庙、城墙高大宏伟，而一旦迁徙，再次迁徙，百姓如何能承受，国家如何能支撑呢？由此说来，商周时期，仍然没有改变虞夏以来土阶茅茨的简朴风气。如今读《公刘》这首诗说：“削平地面使之平整，因此用土筑墙”，就像现在普通百姓的家一样，还说是这草创时期的简陋。读《斯干》《灵台》这两首诗，其规模也大致可以看见，但仅限于能够排除风雨、驱除鸟鼠罢了。到了秦楚时期，才开始有章华台、骊山那样宏伟华丽的建筑；汉唐以来，逐渐趋向奢华靡费。古人尚且有“高屋雕墙”的警戒，为什么后人却日益兴盛而没有止境呢？
召诰》首言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此言天命之不可恃也。下即举夏、商而畅言之，归重于顾畏民碞。末乃结之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以諴民爲永命之本，示以天人合一之理也。諴民之道若何？曰：「不可不敬德。」王其疾敬德，又曰：「知今我▯服此。」又以敬德为諴民永命之本也。言似叠出，而意则一贯，勤勤恳恳，如徃如复，老臣诫主之诚如此。
人主冲龄即位，易近羣小，而疎远老成，此正▯服之当谨者。故召公告之曰：「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耉。」盖欲其尊礼耆艾，以养成其德，不爲左右便嬖佞谀喜事之人所迁惑，亦可谓端本澄源之论矣。
召诰》《洛诰》之文，周召告君之言也。纒緜恺切，蕴蓄湥至，特其文古奥，非熟读静味，则古人之精神不出。若能于熟诵之后，往复再四，遂觉古人微气湥息，皆拂拂从言外遇之。眞絶世文字也。
召诰》中言敬者七，言祈天永命者三，始终以此意组织成文。又其中言坠厥命者四：曰民碞，曰雠民，言天命民心之可畏如此。眞老臣诫主之言，古人忠爱之忱，无时不然，因卜洛之▯而偶▯之耳。
洛诰【凡八条】
古人文字博奥，立乎百世之下，以己意注之，安能尽合？亦惟断之于理而已。如复子明辟，汉儒乃谓还政复辟。夫明辟何名，而谓可以取，可以复乎？伊尹当日亦不过曰：“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而已。”周公以冡宰摄政，岂有侈然自爲天子之理？况下节又言其基作民明辟，只是当日称谓如此耳。后世因汉儒之注，遂有周公复辟、明农之语。至明英宗亦称复辟，不知此“复”字不过奉命营洛，反命于王之辞。得宋儒之论定，遂一正从前之误。周公因洛邑▯成，将归政于成王，而告之以爲治之道，不外“明作”“敦大”二语。盖不明作则无以振励治功，而鼔天下之气；不惇大则无以寛裕政体，而养天下之福。然“明作”妨于“惇大”，聪明用而易入于苛细也；“惇大”妨于“明作”，意度广而易至于弛废也。眞“明作”者必“惇大”，宏纲举则众目斯张，必无毛举鸷击之弊；眞“惇大”者必“明作”，王度恢而羣工就理，必无丛脞尸位之忧。二者兼而治道之大，不外是矣。
周治畿内，其事简。当日之务，莫大于御诸侯。故周公特举之曰：「汝其敬识百辟亨。」盖三代之盛衰，全系于诸侯之叛服。享王之典，关于治道者最钜。惟敬以识之，而不在责其多仪。斯四海之广，聨于指臂。王室有磐石之固矣。
周公归政，而有明农之请者，宠利不居之哲也；因王之畱，而终任诞保之责者，乃心王室之忠也；以秬鬯而明禋休享者，尊贤之义也；不敢宿而禋于文王、武王者，宁亲之孝也。一篇之中，君臣之道偹矣。
古人文字有不可强觧者，如伻向即有僚旁作穆穆迓衡诸语，或系当时方言，必欲逐字诠之，则凿而反失之远耳。
周公以君道望成王曰：「作周恭先。」盖人君之道，莫大于恭，欲成王以恭爲后人之防也。以臣道自任曰：「作周孚先。」盖人臣之道，莫大于信，周公欲与当时之臣工以忠爲后人之法也。责难于君，自任者重，兼有之矣。
全篇记周公卜洛之后，而献其言与畱后治洛之事故曰《洛诰》。复子明辟以下，献卜之言也。王拜手稽首一节，成王答公之言也。王肇称殷礼以下，周公告成王以治洛之道，首因祀于新邑而告之，整齐百工，核实功载，治内之道也。后又教以御诸侯，养万民，治外之道也。末言已退休之意，以终之。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称周公德业之盛，反覆言之，不听其去也。王命予来以下，是周公许王之畱，而告以君臣之道也。伻来毖殷以下，是周公受成王秬鬯之礼，不敢自居，而禋于先王，并致其祷王之辞也。戊辰以下，是史臣记成王告庙之礼，所以重周公之畱后也。末一节，是史臣记周公治洛之始终也。合此与《金縢》并观，则周公之纯忠笃孝，乃心王室也，至矣。
以功作元祀，乃周家报劝大臣之礼，如后世之所谓从祀配享也。故
译《召诰》开篇说，君王承受天命，无尽的福祉，也有无尽的忧虑，这是说天命不可依赖。接着列举夏、商两代来充分阐述，归结到重视敬畏民心。最后总结说：“希望君王让百姓承受上天长久的命数。”这是把安抚百姓作为长享天命的基础，以此展示天人合一的道理。安抚百姓的方法是什么？回答说：“不可不敬重德行。”君王要迅速敬重德行，又说：“知道如今我服从这些。”又把敬重德行作为安抚百姓、长享天命的基础。话语看似重复，但意思一贯，勤勤恳恳，反复叮咛，老臣告诫君主的诚意就是这样。
君主年幼即位，容易亲近小人，而疏远老成之人，这正是服从天命时应当谨慎的。所以召公告诉他说：“如今年幼的君主继承大统，就不要遗漏长寿的老人。”大概是希望他尊重礼遇年高德劭之人，以培养他的德行，不被左右宠幸、阿谀逢迎、好大喜功的人所迷惑，这也可以说是正本清源的高论了。
《召诰》《洛诰》的文字，是周公、召公告诫君王的话。情意缠绵恳切，内涵深厚至极，只是文辞古奥，如果不熟读静心品味，古人的精神就无法显现。如果能在熟读之后，反复推敲，就会觉得古人细微的气息，都仿佛从言外扑面而来。真是绝世的文字。
《召诰》中提到“敬”有七次，提到祈求上天长命有三次，始终用这个意思组织成文。又其中提到丧失天命有四次：说是民心，说是怨恨的百姓，说天命和民心如此可畏。真是老臣告诫君王的话，古人忠爱的情怀，无时无刻不如此，只是因为占卜洛邑这件事而偶然写下来罢了。
洛诰【共八条】
古人的文字广博深奥，站在百世之后，用自己的意思去注解，怎么能完全符合？也只能根据事理来判断罢了。比如“复子明辟”，汉儒说是还政复辟。明辟是什么名号，怎么能说可以夺取，可以恢复呢？伊尹当时也不过说：“穿着礼服捧着嗣王，回到亳都罢了。”周公以冢宰身份摄政，难道有公然自当天子的道理吗？况且下文又说他的基础是作为百姓的明君，只是当时的称呼如此罢了。后世因为汉儒的注解，于是有了周公复辟、明农的说法。到了明英宗也称复辟，不知道这个“复”字不过是奉命经营洛邑，向君王复命的辞令。得到宋儒的论断，才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周公因为洛邑建成，将要归政给成王，而告诉他治理的方法，不外乎“明作”“敦大”两句话。大概不明作就无法振奋治理的功业，而鼓舞天下的士气；不敦大就无法宽裕政体，而培养天下的福泽。然而“明作”妨碍“敦大”，聪明用事容易陷入苛细；“敦大”妨碍“明作”，意度宽广容易至于松弛废弛。真正的“明作”必定“敦大”，宏大的纲领举起，众目自然张开，必定没有琐碎苛察的弊端；真正的“敦大”必定“明作”，王度的恢弘使群臣各得其所，必定没有丛脞尸位的担忧。两者兼备而治道宏大，不外乎此。
周朝治理京畿之内，事务简单。当时的要务，没有比驾驭诸侯更大的了。所以周公特别举出来说：“你要恭敬地认识诸侯的朝享。”大概三代的盛衰，全取决于诸侯的叛服。朝享天子的典礼，关乎治道最为重大。只有恭敬地认识它，而不在于责备礼仪繁多。这样四海之广，连接于指臂之间。王室就有磐石般的稳固了。
周公归政，而有明农的请求，是不居宠利的智慧；因为君王挽留，而最终承担诞保的责任，是心系王室的忠诚；用秬鬯来明禋休享，是尊贤的道义；不敢过夜而禋祭文王、武王，是宁亲的孝心。一篇之中，君臣之道完备了。
古人的文字有不可强解的，比如“伻向”就有“僚旁作穆穆迓衡”等语，或许是当时的方言，一定要逐字诠释，就穿凿而反而失之远矣。
周公以君道期望成王说：“作为周朝的恭顺先例。”大概人君之道，没有比恭顺更大的，希望成王以恭顺作为后人的防范。以臣道自任说：“作为周朝的诚信先例。”大概人臣之道，没有比诚信更大的，周公希望与当时的臣工以忠诚作为后人的法则。对君主要求严格，自己承担的重任，两者兼备了。
全篇记载周公占卜洛邑之后，而进献他的言论以及留守治理洛邑的事情，所以叫《洛诰》。“复子明辟”以下，是进献占卜的言论。“王拜手稽首”一节，是成王回答周公的话。“王肇称殷礼”以下，是周公告诫成王治理洛邑的方法，首先因为在新邑祭祀而告诫他，整顿百官，核实功绩，这是治理内部的方法。后来又教导他驾驭诸侯，养育万民，这是治理外部的方法。最后说已经退休的意思，以此结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是成王称颂周公德业的盛大，反复说，不听他离去。“王命予来”以下，是周公答应君王留守，而告诉他君臣之道。“伻来毖殷”以下，是周公接受成王秬鬯的礼仪，不敢自居，而禋祭先王，并致祷祝君王的话。“戊辰”以下，是史臣记载成王告庙的礼仪，所以重视周公的留守。“末一节”，是史臣记载周公治理洛邑的始终。结合这篇与《金縢》一起看，那么周公的纯忠笃孝，心系王室，到了极点了。
以功作元祀，是周家报答劝勉大臣的礼仪，像后世所说的从祀配享一样。所以
成王曰：“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言报功之礼尚未行也。秬鬯二卣，曰明禋，正所以定元祀之礼，而以神明奉之。非周公之盛德，其能当之不愧乎？
译成王说：“宗庙的礼仪尚未确定，也未能安抚和继承周公的功业。”这是说报答功臣的礼仪还没有实行。两卣黑黍酿成的香酒，称为明禋，正是用来确定祭祀祖先的礼仪，并以神明般的恭敬来奉行它。如果不是周公具有崇高的德行，谁能担当得起而无愧色呢？
多士【凡五条】
多士▯端曰：「用告商王士。」又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古圣人于胜国之遗民，词命之间有体如此。所以柔其怨忿不平之气，而使之奔走臣顺于我也。首则曰：「旻天大降丧于殷。」又曰：「惟天明畏。」皆以天命临之，而使之不敢二耳。
革命之际，难言之矣。武庚、禄父之叛，▯必举君臣大义以爲言。故周公之告多士，屡举成汤为词。其言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又曰：「惟尔知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呜呼！予恐来世以台爲口实。其亦深惧于此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犹不免于此，况后世之僭窃人国，闇干天命者乎？
周公于殷多士，可谓告之谆▯，而至于费辞矣。末复示以不忍重罸之意，而勉之以干年土田之乐，子孙百世之计。词烦而不杀，意恳而不穷。古人忠厚恻怛之意，盖可见矣。
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此二语最有味。盖天心仁爱，人君作德，日休，天未有不引之于安逸之地者。如崇高富厚之乐，丰亨豫大之▯，天下臣民之所共戴，百世子孙之所常守，皆上帝之引逸也。乃昬暴之主，不知自爱，本安也，而自趋于危；本荣也，而自招其侮；本天下之爱戴也，忽转而爲天下之仇雠；本万姓之共主也，忽变而爲四海之独夫。此所谓不适逸也。譬如慈父母之于子，湥欲其安享成业，传之无穷，乃子孙自底于不肖之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父母虽爱子，则亦如之，何哉？此三季之君之所同也。
毖殷顽民，迁于洛邑。比事臣我宗，多逊此周公化导殷民之德意。盖亦鍳于武庚禄父之叛，而爲此収拾人心之具也。后世徙豪杰以实关中，亦师此意。但所以安辑化导之者，不及古人耳。
书经衷论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书经衷论卷四 大学士张英撰
周书
无逸【凡六条】
无逸》一篇，凡七叚。文字皆以周公曰“呜呼”起之。首一叚，言君子以无逸为本，而其所以无逸者，在知稼穑之艰难也。第二叚，言商之贤君，皆以无逸而致夀，其后嗣王以不知无逸而不克永年也。第三叚，言我周文王亦以无逸而致夀也。第四叚，言今王当以文王为法，而以商纣为戒也。第五叚，言诪张为幻之害。第六叚，言当勿聴诪张之言，而以商三宗、文王为法也。第七叚，欲嗣王鉴于斯篇之意而不▯也。《无逸》是一篇之防，而知小民稼穑之艰难，又无逸之要。末独举诪张为言者，盖人君以一人之身，给万民之求，天地之大人，犹有憾，暑雨祁寒，民犹怨咨，则小人之怨汝、詈汝，当亦▯所不能无，而加以小人诪张为幻，欲激怒人主，何所不有。人主而以褊心遇之，未有不严刑峻罸以滥及无辜者，故此一事尤为继体冲龄之君所当深戒。弭之之道，奈何曰“寛绰厥心”而已矣。皇自敬徳而已矣。诚能寛绰厥心，则闻小民无知之言，止如赤子之呼其父母；闻小人无根之説，但如阳和之溃夫春冰，何嫌何疑，何芥何蔕之有。所以消怨气而召和气，莫善于此。此周公所以特举以系于《无逸》之末欤。
天位至尊，四海至广，人君处此，茍意所欲，为何不可者？惟知艰难之人处之，则此心収敛而不敢肆，故曰：“先知稼穑之难，难乃逸。”商髙宗之爰暨小人，作其即位祖甲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是也。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商后王之生则逸，是也。后世继体之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保傅之手，席丰履厚，其知艰难者少矣。惟当日以先正之格言，农夫之疾苦，四海之艰难，反覆诰诫，庶其履天位而知惧，不致有生则逸之弊欤？
人君一身，崇髙富贵已极，所不可知者，夀耳。故《无逸》一篇，独举享国延促以为言，所谓动之以其至欲也。秦皇汉武，服药求长生，究不可得，特未讲于斯耳。
人皆知逸乐可以致夀，忧劳所以▯生，不知人情不能无欲，惟心有所谋，身有所事，孜孜矻矻于此，则贪嗜纵欲之事，自然而无尝。见田野之人，终歳防霜犯露，沾体涂足，食粗衣敝，而身体
译多士【共五条】
多士〇端正地说：“用来告诫商王的遗民。”又说：“不是我们小国敢夺取殷商的国运。”古代圣人对战胜国家的遗民，在言辞命令之间有这样的体制。以此来缓和他们的怨恨不平之气，使他们奔走效忠、臣服顺从于我。开头就说：“上天大大地降下丧亡于殷商。”又说：“只有上天的明察可畏。”都是用天命来威临他们，使他们不敢有二心。
改朝换代之际，是难以言说的。武庚、禄父的叛乱，〇必定要举出君臣大义来作为言论。所以周公告诫多士，屡次举出成汤作为话题。他的话是：“上天命令你的先祖成汤革除夏朝的统治。”又说：“只有你知道殷商先人有册书有典籍，殷商革除了夏朝的国运。”唉！我担心后世把我作为借口。他对此也是深深畏惧啊！汤、武革命，顺从天意而顺应人心，尚且不免于此，何况后世那些僭越窃取他人国家、暗中冒犯天命的人呢？
周公对殷商的多士，可以说是告诫得十分恳切〇，以至于不惜费辞了。最后又显示出不忍心重重惩罚的意思，而勉励他们追求千年土地的快乐，子孙百世的计议。言辞繁琐而不简略，情意恳切而不穷尽。古人忠厚恻隐的意思，大概可以看到了。
上帝引导安逸，夏朝没有达到安逸，这两句话最有意味。大概天心仁爱，人君修德，日益美好，上天没有不引导他到安逸之地的。如崇高富厚的快乐，丰亨豫大的〇，天下臣民所共同拥戴，百世子孙所常守，都是上帝引导的安逸。然而昏暴的君主，不知道自爱，本来安定，却自己趋向危险；本来荣耀，却自己招致侮辱；本来是天下的爱戴，忽然转变为天下的仇敌；本来是万姓的共同君主，忽然变为四海的独夫。这就是所说的没有达到安逸。譬如慈爱的父母对于子女，深切希望他们安享成业，传给无穷，然而子孙自己陷入不肖的地步，其心疾狠，不能畏惧死亡。父母虽然爱子女，又能怎么样呢？这是三代末期的君主所相同的。
警惕殷商的顽民，迁到洛邑。相比侍奉我宗庙，多逊顺，这是周公教化引导殷民的美德心意。大概也是鉴于武庚禄父的叛乱，而为此作为收拾人心的手段。后世迁徙豪杰以充实关中，也是师法这个意思。只是用来安抚教化引导的方法，不及古人罢了。
书经衷论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书经衷论卷四 大学士张英撰
周书
无逸【共六条】
《无逸》一篇，共七段。文字都以周公说“呜呼”开头。第一段，说君子以不贪图安逸为根本，而其所以不贪图安逸的原因，在于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第二段，说商朝的贤君，都因为不贪图安逸而获得长寿，其后嗣的君王因为不知道不贪图安逸而不能长久在位。第三段，说我周文王也因为不贪图安逸而获得长寿。第四段，说当今君王应当以文王为法则，而以商纣为警戒。第五段，说虚张声势、制造幻象的危害。第六段，说应当不听信虚张声势的话，而以商朝三宗、文王为法则。第七段，希望嗣王鉴于这篇的意思而不〇。《无逸》是一篇的纲领，而知道小民耕种收获的艰难，又是无逸的关键。最后单独举出虚张声势作为话题，大概是因为人君以一人之身，供给万民的需求，天地之大的人，尚且有遗憾，暑雨祁寒，百姓尚且抱怨，那么小人的怨恨你、咒骂你，当也〇所不能避免，再加上小人虚张声势、制造幻象，想要激怒君主，什么事做不出来。君主如果以狭隘的心胸对待他们，没有不施行严刑峻罚而滥及无辜的，所以这件事尤为继承皇位年幼的君主所应当深深警戒。消除它的方法，怎么说呢？只要“宽绰其心”罢了。只要自己敬德罢了。确实能够宽绰其心，那么听到小民无知的言语，只如同婴儿呼唤他的父母；听到小人无根据的说法，只如同阳和之气融化春冰，有什么嫌疑，有什么芥蒂呢。所以消除怨气而招致和气，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是周公特别举出它附在《无逸》末尾的原因吧。
天位至尊，四海至广，人君处于这个位置，如果心意所想要，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只有知道艰难的人处于这个位置，那么这颗心收敛而不敢放肆，所以说：“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艰难之后才能安逸。”商高宗的亲近小人，作他的即位祖甲的旧例，为小人作他的即位，就是这样。他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商朝后王的生来就安逸，就是这样。后世继承皇位的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大在保傅的手下，坐享丰厚，知道艰难的很少了。只有每天用先正的名言，农夫的疾苦，四海的艰难，反复告诫，或许他们履上天之位而知道畏惧，不至于有生来就安逸的弊端吧？
人君一身，崇高富贵已经到了极点，所不知道的，只有寿命罢了。所以《无逸》一篇，单独举出在位时间的长短作为话题，所谓用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来打动他们。秦始皇、汉武帝，服药求长生，终究不可得，只是没有讲求这个罢了。
人都知道安逸快乐可以导致长寿，忧虑劳苦所以〇生命，不知道人情不能没有欲望，只有心有所谋划，身有所从事，孜孜矻矻于此，那么贪嗜纵欲的事情，自然而无尝。看到田野的人，终岁防霜犯露，沾体涂足，食粗衣敝，而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