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衷论卷二　　　　　大学士张英撰

译山，实际上是引导江水的源头。

王畿方圆千里的土地，是用来供给天子赋税的。采邑还在王畿之外，是用来供给天子卿大夫的。再向外五百里称为侯服，小的用来依附内部，大的用来保卫外部。再向外五百里称为绥服，用文治来安定内部，用武功来威慑外部。再向外一千里称为要服和荒服，君子治理内部，小人处于外部。先王治理天下，就像把手掌上的东西指给别人看一样清楚，宏大宽厚而精密防范，周全谨慎而严密完备，远远地让人无法企及。虽然划定疆界、划分区域像这样，但道德教化的浸润融合，在亲疏远近之间没有间隔。所以说“东方渐次教化，西方普遍覆盖，北方南方也都到达”。然而圣人不敢依赖德化的兴盛，而稍微疏略那大小相互维系的规定，大概是担心德化有时会出现衰败，子孙遵循这些制度，仍然可以安定并守住天下。《禹贡》中严密细致的地方，应当与《周礼》参照着看，然后古代圣人的用心才能被看见罢了。

译甘誓（共四条）

禹讨伐有苗，仅仅用了三十天。有苗百姓违抗命令，直到《甘誓》才出现大规模战争的文字记载。有扈氏是天子的诸侯，却敢于陈列军队、集结部队，与天子的六卿作战。后世叛乱的开端，实际上是从有扈氏开始的。君子在这里可以观察世道的变迁。

禹讨伐有苗，说“上天降下灾祸”；启讨伐有扈氏，说“上天因此剿灭断绝他们的命数”。帝王兴举大事，没有不称引上天的，何况是兴师动众这样的大事呢？现在我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这正是所谓的天讨有罪。上天是什么？不过是理罢了。古人最重视天时，《尧典》开头说“恭敬地顺从昊天”，《舜典》开头说“以此整齐七政”。现在有扈氏懈怠，废弃三正，不奉行正朔，这是极大的罪过。羲和叛乱，官员离开职守，扰乱天纪，就有对羲和的征讨。所以天子谨慎地承奉上天，诸侯敬畏地服从君王，没有比正朔更重要的了。

《甘誓》是后世誓师的开端。赏赐祖庙、杀戮社坛的文字，从这里开始显现。至于说：“我就将你的妻儿一同杀戮。”唉！太严厉了！禹誓师不过说：“你们应当集中心力，能够建立功勋罢了。”什么时候开始，风俗气象竟然如此不同呢？

夏启传位给儿子成为天子，伯禽继位成为诸侯，都没有亲身经历过平定战乱，却都能素来通晓军旅之事。比如《甘誓》中说：“驾驭不符合驾车规范，你就是不恭敬命令。”这是真正懂得行军布阵之道的人。《费誓》中的言论，军需储备和纪律尤为详密，足以看出古人虽然身处崇高富贵的地位，但学问无不贯通，不像后世的虚文毫无益处。

五子之歌（共九条）

自古以来，奸雄窃取别人的国家，没有不是有所凭借的。东西必定先腐烂，然后虫蛀才会产生；人必定元气不固，然后风寒邪气才能乘虚而入。如果君主在上励精图治，民心在下坚固团结，即使有奸雄，他怎么能萌生觊觎之心呢？所以《五子之歌》一处说：“百姓都怀有二心”，另一处说：“因为百姓无法忍受”，然后才知道有穷氏虽然有篡夺国家的阴谋，实际上是顺应民心而动的。所以歌的首篇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安宁”，正好与前两句相互印证。汉高祖凭借秦朝百姓的怨恨，唐太宗凭借征讨辽东的军队，自古以来的兴亡治乱，谁能没有凭借呢？君主千万不要把祖宗的百姓，当作奸雄凭借的工具啊！

商周以前，君主因安逸享乐而失去国家的，始于太康。现在考察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外沉迷打猎。史官记载说：“在洛水之外打猎，十天不回来。国内有强臣篡夺国家，他却沉溺于游乐。”像这样，五子之中，仲康也在其中。现在看他的言论，知道根本祖德的重要性，沉迷女色、沉迷打猎的错误，他能够开创四海之位，是理所当然的。

五章歌的含义，首先说民心不可依赖，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极其危险；其次说天位不可依赖，败坏德行之事，只要有其中一样，没有不灭亡的，极其决绝；第三说地势不可依赖，同样的冀州之地，陶唐氏由此兴起，今天却由此败亡；第四说祖德不可依赖，烈祖是万世之君子，孙子却有覆灭宗族的祸患；第五则表达感伤怨恨之意，亲爱亲人的仁爱，爱戴君主的道义，都具备在其中了。

怨恨难道在于显露吗？看不见的时候就要谋划。居于百姓之上的人，最应该体察民情。君主的权力一天没有失去，那么万民的怨恨一天就不知道。所以毒恶流布于四海，愤恨深植于肌骨骨髓，而庙堂之上安然自若而察觉不到，这就是所谓敢怒而不敢言。唐明皇安禄山的变乱，田间老人说：“草野之臣早就知道会有今天了。”唉！天下人都知道，只有明皇一人不知道。等到天下的怨恨，君主能够明显看到时，权力已经转移失去，即使想极力拯救也来不及了。看不见的时候就要谋划，如果不是清心寡欲、明目达聪，怎么能知道呢？

在内沉迷女色，在外沉迷打猎，嗜酒贪乐，高屋雕墙，这四样不足以单独导致亡国，但只要有一样，君主的意志就会因此荒废，小人就会因此进用，天下没有君主意志荒废、小人进用而国家不灭亡的。开元之治，可以说是极盛了，当时只是因为在内沉迷女色，而杨国忠之类的人因此进用，于是使从前忧勤惕励的君主，变成了荒淫沉溺的君主，祸患潜滋暗长，奸邪生于肘腋之间而不觉察，古人的话，难道不令人信服吗？

大凡君主的心，是万事的权衡；君主的身，是威福的大柄。这颗心一旦有所执着，那么权衡的准则就逐渐丧失；这个身一旦有所倚靠，那么威福的柄权就逐渐转移。天下小人常常多于君子，谗佞常常嫉妒正士。只是君主秉心清明，持身坚固，那么那些环绕窥伺的人，就没有空隙可入。四样祸端的开端一旦打开，那么小人就会因利乘便，呼朋引类，一时并进。小人进用而君子开始不敢在国中居位了。千古危亡的阶梯，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所以说：“只要有其中一样，没有不灭亡的。”这不是夸张。

先儒有话说：“圣人谈论善恶成败，就像医师辨别药性。某物吃了杀人，某物吃了伤人，而人最终没有触犯它的。至于沉迷女色、沉迷打猎、嗜酒、贪乐、高屋、雕墙，先王的垂诫，像日星一样昭著，像斧钺一样严厉，”

译人们难道不吝惜自己的身体去尝试它吗？难道是圣人的典谟不如《神农本草》之书吗？而是人们爱护国家不如爱护自己的身体，只是没有深入思考罢了。

译典则是就大的方面来说，钧石是就小的方面来说。说祖宗的法度之所以为后人留下谋略，是因为大小都具备，本末没有遗漏。只是后人不能遵守，以至于国家覆灭断绝罢了，这难道是前人的过错吗？

百姓怨恨我，我将依靠谁呢？这正是与民为敌，根本稳固，敌对安宁相对。大概人没有无所依托的，儿子依托于父亲，妻子依托于丈夫，臣子依托于君主，都是卑下者依托于尊贵者。唯独君主依托于万民之上，来成就他的尊贵。所以成就他巍巍之尊的，都来自于芸芸众生。有德行则我是君主，而四方拥戴他；无德行则我是仇敌，而四方背离他。所以《易经》说：“君子因此加厚对下的恩惠以安定自己的居所。”孟子说：“百姓最为尊贵。”的道理就是这样。

征伐【共五条】

天子的权力没有比征伐更大的了。现在看《尚书》中的话说：“仲康开始统治四海”，又说：“任命侯掌管教六军”，又说：“还要辅佐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严命令”。这时仲康征伐的权力，大概未曾丧失。后人因为仲康是被后羿拥立的，有人怀疑羲和是后羿的党羽而仲康剪除他的羽翼，有人怀疑羲和对后羿有二心，后羿只是借天子的权力来征讨他。《尚书》中都没有明确的文字，推测当时后羿因为百姓不忍心废黜太康而拥立仲康，也就像霍光废黜昌邑王拥立宣帝一样。这时篡夺的意图尚未显露，天子的大权尚未失去。羲和有罪而征讨他，看不出他党附后羿，也看不出他对后羿有二心。

古人凡是能够到达君主面前的人，未曾不存有规劝谏诤的意义。官吏和师长互相规劝，不必说了。下至百工，还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那些敢于用淫巧不合法度的事物，蛊惑君主心意的，很少了。唐代弓匠关于木材纹理不正的回答，柳公权“心正笔正”的话语，柳州柳宗元的《梓人传》，郭橐驼的说法，他们都是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的人吧？三代设立防范，都有不谏的刑罚。见于《夏书》的说：“如果有不恭敬的，自有常刑。”见于《商书》的说：“臣下不匡正君主，他的刑罚是墨刑。”用来惩戒阿谀奉承和警示唯唯诺诺的人，达到了极致。后世把刑罚移用于进谏的人，而把赏赐移用于不进谏的人，奇怪治理之道不如古代什么呢？从此谏官失职，只不过被士人君子讥笑罢了。唉！这难道有辱没台谏官惩罚他们的道理吗？

大火燃烧昆仑山冈，玉石一起被烧毁。天子的官吏放纵德行，比猛烈的火还要厉害。可以说是极力言说用兵的祸害了。古人的话说：“不是为了战胜他们，而是为了安定他们。”又说：“不是为了伤害百姓，只是去除那些伤害百姓的人罢了。”所以说：“诛杀他们的首恶，胁迫跟随的人宽恕，旧日沾染污浊习俗的人，都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大概乱臣贼子，不是每个人都去做的，不过两三个首恶罢了。有被胁迫跟随的人，有被污染的人。一种是被他们的威势所逼迫，一种是被他们的党羽所陷溺。该刑罚的刑罚，该赦免的赦免。一种是体现上天好生的德行，一种是安定反侧疑惧的人的心志。这是仁德和智慧都尽善尽美的道理。后世攻下一座城就屠杀它，以至于战乱平定而株连没有止境，这与“咸与维新”的意思大不相同了。

君子体悟仁德足以长久地统领人，又说用宽厚来居处，治理的根本以宽厚为主，而用严厉来辅助。唯独征伐有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会失败。功业的话，大概是专门为行军打仗说的。行军打仗的时候，将领要使用士兵的死力，借作腹心，姑息放纵的弊端，由此而起。骄横强悍凶猛的气概，被认为理所当然，虽然明知他们淫乱焚烧杀戮掠夺，也姑且视为无可奈何，不严格加以检束的情况是有的。苏子说：聚集天下不仁的人，授予他们不仁的兵器，教导他们杀人的事情，没有比行军打仗更严重的了。古人凿开凶门而出，确实是有原因的。如果再少一些宽恕宽容，他们的祸乱哪有尽头呢？传曰：军队出征依靠纪律，又说：不服从命令的人杀无赦。然后知道行军打仗的道理，以威严胜过仁爱是最为切当的。古人片言居要，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

大禹讨伐有苗，说“违背正道败坏德行，上天降下灾祸”；启讨伐有扈，说“怠慢废弃三正，上天因此剿灭他的命”；仲康讨伐羲和，说“昏乱迷惑于天象，触犯先王的诛罚”。都未曾明言他们的叛逆之罪，而只以得罪于天来说。这是为了表明这是天讨，不是为了个人的仇恨而讨伐他们。大概古人立言的宗旨就是这样，所谓奉辞伐罪。有人于是怀疑失序的罪不至于用兵，纷纷聚讼，也没有深入探究古人立言的意义了。

商书

汤誓【共四条】

《汤誓》是成汤在亳地誓师的话。他说：“不是我小子敢行称乱。”又说：“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征讨。”他的言辞多么恭敬啊？所以先儒说汤列举桀的罪状是恭敬的，武王列举纣的罪状是傲慢的。现在看《泰誓》中的话：“唉，多么详尽啊！”而所谓后世口实的担忧，也没有了。君子据此来评论商周之际。

“我畏惧上帝”是汤的话，“我不顺从天，他的罪过与我相同。”是武王的话，这开启了后世奸雄篡窃的端倪。王莽的话说：“现在我独自迫于上天威命。”曹操的话说：“如果天命在我，我大概会成为周文王吧？”圣人举事，致使后世的人得以借作口实，难道不是圣人的不幸吗？合观《尚书

译《尚书》所载的誓师辞令，禹的辞令温和，《甘誓》的辞令简略，《征》的辞令烦琐，《汤誓》的辞令恐惧，《泰誓》的辞令傲慢，《牧誓》的辞令谨慎，《费誓》的辞令卑微，这些都是小诸侯的体制。《秦誓》的辞令惭愧，这是霸王的谋略。

译商汤和周文王时代，亳都西土的百姓，日日沐浴在圣人的德泽之中，没有遭受夏桀和商纣的毒害，就像处在严寒霜雪之中，却拥有温暖舒适的居室，居住在这屋里的人，也会感到安乐了。所以《汤誓》中说：“夏朝的罪恶究竟如何呢？”又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舍弃我们的农事而去征伐夏朝。”周文王的诗说：“王室如同烈火焚烧，父母近在咫尺。”大概是因为小民的见识狭隘，只知道为自己谋划罢了。圣人以天下为心，一个人不得安乐，就认为是自己的罪过，何况天下如此广大，都遭受一个人的毒害，即使违背众意也不得不有所不顾了。夏台之囚禁，与羑里之囚禁，前后如出一辙，不这样做，那么独夫之恶就不能穷尽，而圣人救民之心就不能紧迫啊。

仲虺之诰【共六条】

仲虺解释商汤的惭愧，只说上天为百姓设立君主的意思，而绝口不提君臣的大义。大概是因为明白了天人的道理，那么那种不得已的心情自然显现，惭愧不用解释也就自行消除了。说：上天生育百姓，百姓有欲望，上天就生出聪明的人来治理他们，上天于是赐予君王勇武和智慧。说的是上天爱护百姓，百姓对君主的依赖如此迫切，上天既然为天下万民而生，商汤即使想不拯救百姓于水火，也不可能做到。这是全篇的关键所在。

百姓有欲望而没有主宰，就会混乱，必须得到没有私欲的人，才可以确立准则并加以防范。只有君王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货，这正是没有私欲的本心，可以作为百姓的准则。没有私欲那么他的听觉就不会被遮蔽，他的视觉就不会有亏损，从而能够适时治理；有私欲就会昏昧了。这正是昏与明的区别，也就是勇与怯的关键。这三者固然有一以贯之的道理，那么智和勇又是适时治理的根本，而没有私欲又是智和勇的根本。这与六经所说仁的起始在这里，大概没有私欲就是仁，这是三种通达德行的渊源。只有上天生育百姓，有欲望而没有主宰就会混乱，只有上天生出聪明的人来适时治理。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确实聪明的人做元首的话，前后如同符节相合。两位圣人只看到这个道理最真实，百姓不可一天没有主宰，天命所在不敢违背，所以敢于冒犯不义的名声，开启大难的端绪，而被千古所谅解。不然的话，他们与后世的篡位窃国者有什么区别呢？

日新的言论，开始见于《仲虺之诰》。凡是人的志气奋发、精神振作，没有不有自新的一天的，或者隔了一天就恢复旧态了，或者转念之间就恢复旧态了。清晨的阳气，是一时的新；日月到达极点，是一日一月的新。只有圣人从头到尾，光明通达如同新擦拭的镜子，绝无丝毫尘埃，所以说日新。《易经》说：“刚健笃实，光辉日日更新他的德行，如果不是刚健笃实，他怎么能像这样自强不息呢？”

用义来制约事务，用礼来制约心念。这是圣人惟精惟一的心法传承。所谓商汤、周武王亲身实行的，就是这些。两个“制”字，正是古人陡然用力之处。所以成为裁度万变、总摄万念的标准。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仪，正与此相反。这是圣人与狂人的分路之处。

只有君王不亲近声色，一段是赞美君王已有的德行。辅佐贤德，以下是引导君王未尽的功业。开始是解释商汤的惭愧，最后是告知保持治理的方法。简选贤才依附于他，是说夏桀必定没有容纳商汤的道理。葛伯仇视馈赠，是说百姓长久以来有等待商汤的心情。古人解释惭愧的方法，就是这样罢了。至于君臣的大义，就不敢一言提及，这也是为了保存千古的大防啊。

汤诰【共四条】

虞夏时期说到天直到上帝的称呼，开始见于《汤誓》说：“我畏惧上帝。”再次见于《汤诰》说：“伟大的上帝。”又说：“只在于上帝的内心。”千古谈论本性，实际上从这里开始。禹所说的和衷，汤所说的降衷，都是本性。说到天还近于虚无，直到称为上帝，就好像确实有人，尊贵地居于上方，有形声可见，有命令可奉行。所谓“顾念上天的明命”，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伟大的上帝将本性降给下民”，就是天命叫做性。如果有顺应本性的人，顺从它，就是遵循本性叫做道。能够安定他们的谋略只有君主，绥是安定的意思，就是修习道叫做教。《中庸》一书，全部主旨都不出这几句话，相信确实是圣人的格言啊。

伊尹是耕种莘野的农夫，商汤三次聘请他才出来，尊称他说：“寻求大圣，用来布告天下。”古人尊重礼遇他们的臣子就是这样。伊尹也说：“只有我伊尹和商汤，都有同一德行，能够享得上天的心意。”古人自我担当就是这样。所以说：“伊尹，是圣人中担当重任的人。”

成汤已经战胜夏朝，到达商都，这时天下大定了。而商汤仍然发布告诫的言语，用来与天下重新开始，战战兢兢，上面援引天命，下面结聚人心，中间引用自己的过错，惶惶不安好像将要失去什么。他的话是：“如果你们万方有罪，在于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不要归咎于你们万方。”唉，他的言辞多么悲切啊！武王战胜商朝之后，就没有这种气象了。最终导致四方多事，殷商顽民不安定，然后才发布《大诰》《多士》《多方》的言论，比古人更费言辞了。君子从这里观察商周治乱的差异。

成汤作为君主和老师的道理，以及保持治理达到大治的谋略，都见于《汤诰》一篇。精微宏阔，恳切敬慎，《商书》的严肃，这一篇具备了。

伊训【共四条】

太甲

译成汤之后，最值得作为鉴戒的，没有比夏朝的子孙更典型了。所以说，夏朝先王们勤勉修德，因此得到上天眷顾授命，情况是这样的；而他们的子孙不遵法度，上天降下灾祸，情况又是那样的。后来的继承者，难道可以倚仗成汤的德行而不加以警惕畏惧吗？周公《洛诰》等篇章，完全模仿这些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从近处吸取鉴戒。关于风气过失的警戒，最切合修身正家的关键，以及克制愤怒、遏制私欲的学问。成汤拥有天下后，制定防范措施和法度，用来明示子孙臣民，使他们有所遵守，又设立了臣下不匡正君过的刑罚。他说：“身上有一种（恶行），家庭必定遭殃；国家必定灭亡。”这与《五子之歌》所说的“具备其中一种，没有不灭亡的”，都是斩钉截铁地这样说。古人看穿这一点极其透彻，警戒这一点极其严厉，后来的子孙，还有因此灭亡国家的。

译仲虺的诰辞说：“继承大禹的旧业。”伊尹的训辞说：“开始修明人伦纲纪。”所谓人伦纲纪，就是唐尧、虞舜世代相传的礼仪典章和等级秩序。虞、夏两代都是以治世继承治世，没有什么需要烦劳去修明补救的。到了商汤取代夏朝，拥有天下，以乱世转为治世，所以说“开始修明人伦纲纪”。

《五子之歌》中关于“沉迷女色、沉迷田猎、贪恋美酒、嗜好音乐、建造高屋、雕刻墙壁”的警戒，已经非常完备了。这也就是三风中的巫风、淫风。到了商汤，又增加了乱风，共有四条：第一条是轻侮圣贤之言，圣贤的典谟训诰之言，是人主的律令格式，遵循它则天下大治，违背它则天下大乱，就像粮食养育人一样，鸩毒伤害生命。然而却有人公然违背它，这就是轻侮。即使是表面奉承而内心违背，或者怀疑它未必如此，或者侥幸它偶尔不灵验，都是轻侮。第二条是抵触忠直之人，天下忠直的人本来就少，而在人君面前忠直的人更难。在圣明之朝忠直很难，而在浊乱之朝忠直更是难上加难。这种人必定不惜利害，不顾身家，卓然奇特，是世间少有的士人。所以后世君主失德的事情很多，而杀害谏臣的必定灭亡，这就是抵触忠直之所以成为大戒的原因。第三条是疏远德高望重之人，国家有德高望重的老成之士，经历事情长久而人心信服，所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家族的支柱。平时有榜样示范的好处，遇事有纠正约束的功劳。古人所谓“士大夫端正笏板，不动声色，而能使天下处于泰山磐石般的安定”，如果人君疏远他们，那么新进喜事之人就会竞相进用，聪明人扰乱旧章的弊端必然产生，这是国家的大害。第四条是亲近顽劣孩童，亲近小人，每天受损而自己不觉。古人把它比作火融化油脂。这几条，不仅人君应当铭记在丹扆之上，即使卿士大夫也应当刻在座右。伊尹的话详明激厉，上智中材，尊卑贵贱都可以遵守作为防范的标准，何况有国有家的人呢？

太甲上中下【共十条】

三篇都是史臣记录伊尹的话，所以首篇多有史臣叙事的笔法。开始说太甲不仁惠，接着说伊尹担心听闻，最后说太甲未能改变。可见伊尹谆谆教诲，再三再四，而嗣王的不仁惠依旧，不得已而有迁居桐宫之事。按伊尹辅佐太甲，是异姓大臣，却能实行放逐桐宫之事，直到太甲改过迁善，然后才有冕服迎接，看待废立君主之事，就像处理家事一样。太甲不怀疑，满朝不忌讳，天下诸侯没有起来争夺的。周公以叔父的尊贵辅佐成王，而流言起于家庭，动荡波及王室。为什么伊尹做起来容易，周公做起来难？曾经思考伊尹当日的气象，他从耕莘而来，天下仰望他的风采，举世谅解他的生平。成汤称他为元圣，嗣王奉他为阿衡。太甲在桐宫三年，正是居丧的三年。古代有冢宰总摄政务的礼仪，所以伊尹借而行事。等到最终改过，伊尹就退归私邑。他的德望素来信服，而进退大节，又如此卓然不苟。所以实行非常之事，而人们不知疑惧，难道是后世奸雄所能借口的吗？

君主和宰相相互倚靠来治理国家。有君主而没有宰相，就有琐碎废弛的忧患；有宰相而没有君主，就有猜疑谗言离间的祸害。这两种弊端，都导致小人用事，危乱国家而后已。所以伊尹深知嗣王不仁惠，那么自己必定不能安于其位，实行其志向。所以先说：“君主有始终，宰相也有始终；君主不能始终，宰相也不能始终。”唉！君臣之间，不是开始难，而是始终难啊！这话对于君臣遭遇之间，了解得很透彻了。难道只是责备期望其君的话吗？

《俭德永图》上篇告诫切要的话到此为止了。所谓“钦厥止”，正是指这个。大概也知道太甲纵欲败度，必定会到这个地步，而预先告诫他。

皇天眷佑，有商，只有这三句话，便使伊尹欢欣拥戴之意，千载如见。具备这种忠爱真挚，然后放逐桐宫之举，不为人们所怀疑，真是化工之笔。太甲悔过的话，也可以说是迫切了。不是心里知道以前的错误，而能这样吗？所以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尚书》中言仁、言爱、言敬、言诚、言孝、言日新、言典学、言神，都始见于《商书》，于是开启圣学万世之统。孔门训于世者，大略都不外乎此。这是诚祖契的遗训，成汤与伊尹的家法吗？三代圣人世祀至今不绝的，没有比得上契的。难道不是教化人伦之功，与天壤无极吗？

与治同道，不会兴起；与乱同事，不会灭亡。始终谨慎其所与，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做到啊！这话，人君只以终日所行之事，平心易气，衡量于古，不存一毫自恕自覆之念。果然此事为尧、为舜、为汤、为武，即使想不使世道达到唐虞三代，也不可能。倘若此事为秦皇、为汉武、为隋炀，即使想不同于秦隋末季，也不可能。如果所行尽晚近世主之事，而自己想治登于三古，阿谀颂扬者甚至比作圣帝明王，岂不是上下相欺吗？

后世人臣进说于君，以失德为讳，以危亡为戒，侈陈祥瑞之言，

译断绝那些关于国家覆灭的言论。如今看伊尹告诫太甲，关于危亡的话多，关于安定的话少，这还说是针对中等才能的君主而言。至于像舜、禹那样圣明的君主，尚且有“天下百姓困苦穷乏，上天赐予的福禄就会永远终结”的警戒。汉代时的奏章，还有流泪痛哭的言辞。后世忌讳越来越严密，最终福分寿数虽然久远，但也远远不及古人，这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君主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听取言论更难的。凡是天下的是非、邪正、爱憎、毁誉，那些交织着呈现在我面前的，都是言论。言论原本千头万绪，如果内心稍有遮蔽，那么顺逆的偏见就会横亘塞满心中，更加纷乱扰攘而没有限度了。只有以“道”作为唯一的准则，像镜子一样明亮，像秤一样公平，持守它极其坚定，坚守它极其牢固。凡是阿谀奉承的话到来，并非不足以让人欣喜愉悦，但用“非道”来衡量它，就像鸩酒、毒肉一样，远离它还怕不够快，何况敢沉溺于它的甘甜与谄媚呢？凡是正直的话到来，并非不足以让人畏惧忌惮，但用“道”来衡量它，就像良药、石针一样，没有这些不足以治愈我的疾病，那么亲近它还怕不够亲切，何况肯忌惮它违背自己的心意呢？把“道”字作为主导，就像昏暗的房间，只有一盏灯独自照亮；就像沧海中的船只，只有一辆指南车指引方向。任凭那些尝试试探的人千变万化，而我应对的方法极其简单。心平气和，道理明晰，见识坚定，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可听取的言论了。君主如果能体味这几句话，以此来考察天下的人，那么大概就可以避免迷惑了。

上篇的大要，在于节俭的德行；中篇的大要，在于防止祖先的过失；下篇的意思，则详细告知达到治理、保住君位的方法，以及听取言论、谋划事务的方略。最后又引出已经退位、辞谢宠爱的意思，然后才知道太甲自从迁善以后，能够成为商朝的贤明君主，伊尹的功劳居多。称他为元圣，难道是偶然的吗？

上天所亲近的，百姓所怀念的，鬼神所享用的，那么君位因此就安定；上天所不亲近的，百姓所不怀念的，鬼神所不享用的，那么君位因此就危险。然而上天没有恒常的亲近，百姓没有恒常的怀念，鬼神没有恒常的享用，转移给予或剥夺，只在一念之间。所以说：君位真是艰难啊！

咸有一德【共七条】

“中”的名称见于《虞书》，而“庸”的名称见于《一德》篇，这就是“中庸”名称的起源。到了后世圣人又阐发说：“平常的言语，平常的行为，平常的德行。庸就是常，庸德就是一德。”天下的味道有千万种，但没有比豆类和粮食更平常的；天下的美好有千万种，但没有比布匹和丝织品更平常的。三纲五常，是人生中的布帛菽粟。人生一天离开布帛菽粟，就无法生存，却以珍玩珠玉为喜好；人生一天离开三纲五常，就无法生存，却以奇异邪僻诡异为喜好。难道不是愚蠢而且悖乱吗？

“日新”的训诫，开始见于汤的铭文，又见于仲虺，又见于伊尹告诫太甲。那么“日新”的学问，难道是商朝君臣世代遵守习行的吗？“一”的名称，始于“惟精惟一”的训诫，而在“咸有一德”篇中得以阐发。《尚书》所说的“一德”，就是《大学》所说的至善，《中庸》所说的一善、至诚，都是这个意思。所以相对于二、三来说，一就是真诚；二、三就是虚伪了。一就是纯粹，二、三就是杂乱了。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注解说“一”原本分散为万殊，正是唐尧虞舜所说的“惟精”，舜帝喜好询问、考察，执持两端，孔子门徒所说的择善，颜回所说的博学。善没有固定的主宰，协调于能够专一。注解说万殊归于一本，正是虞廷所说的“惟一”，舜帝运用中道，孔子门徒所说的固执，颜回所说的约礼。《中庸》全部的意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收之不过满把。或分或合，或隐或显，都从此推导出来。

一德篇中，有时说常德，有时说庸德，有时说一德，有时说日新，有时说一心，而总之以“一”为主，所以说协调于能够专一。

篇中以一德为纲，而一德之中又有三层含义：德无常师一节，是取善的方法，修身的关键；任官惟贤才一节，是用人的关键；无自广以狭人，是听言的关键。这三者具备，君主的道就完备了。大致语言都精微，比起《太甲》三篇更进一层。

其难，其慎，惟和，惟一，这两句话足以概括千古任用的道理。大概未任用之前不可忽视，既任用之后不可怀疑。未任用之前而忽视，恐怕小人足以混淆君子；既任用之后而怀疑，恐怕小人足以离间君子。其难的含义有二：既考察他的行事，又观察他的内心。其慎的含义也有二：估量他的才能所适宜，而不可在委任上错误；估量时机所适宜，而不可在见效上急躁。惟和的含义有二：用礼貌优待他，用宽广的胸怀听取采纳。惟一的含义也有二：用至诚对待他，而内外如一；用始终如一保持他，而长久短暂如一。能这样，应当没有任用非其人以及用人而不能尽其才的祸患了。

用人的道理，贵在严格；而听取言论的途径，贵在宽泛。所以说：平民百姓不能独自尽力，君主应当帮助他们成就功业，正是连割草砍柴的人也不舍弃的意思。后世在用人上泛滥，而晋升的途径杂乱；在听言上严格，而进献采纳的途径稀少。几乎与古人正好相反了。

盘庚上中下【共七条】

盘庚迁都到殷，当时的小民并非不愿意跟随，只是特别有累朝的世家大族，安于故土，不愿迁移，于是制造言语来迷惑当时的愚民。百姓中有明白利害而想要迁移的，却又阻塞他们的言论而不让上达。所以盘庚三篇的意思，都是为有位者而说，其中兼及百姓的，只是将他们一并召到庭廷而连带提及罢了。而且那些人又都是世代对朝廷有功德，作为国家的

译对待旧臣，不能用刑罚来威慑驱赶，于是反复地开导劝诫，观察他们的脸色和语气，用先王的德行来感动他们，用他们祖先和父辈的恩德来感动他们，用祸福利害来感动他们，用刑罚惩罚来感动他们。言辞越是反复，情意越是深厚，一定要让他们心悦诚服地顺从自己才肯罢休。唉！夏商周三代之后，秦国实行弃灰于道者受刑、徙木立信等严法，法令必须执行，甚至对太子的老师施以刑罚也毫不顾惜。试着将这两种做法对照观看，就能明白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分野了。

译迁都的意图，并非喜好做那些艰难的事情，总不过是谋求百姓的安宁罢了。旧都即将倾颓，新邑可以怀恋，所以后两篇中，一处说“去吧，生生不息”，另一处说“生生不息，自会任用”。虽然其中谈论刑罚的地方很多，但终究不过是空谈，并非忍心实际施行。自秦汉以后，设立刑赏，不到一天就能驱使百姓顺从自己，难道像这样烦琐且沉重吗？圣人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安逸而让他人劳苦，却宁愿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是因为把百姓当作婴儿来对待，而不把百姓当作仇敌来对待。后世奉行天命的诏书，武夫悍卒听到后流泪，大概还保留着这种风气吧？如同枯木生出嫩芽，这是三篇的大纲。所谓“我顺应并延续天命于天”，“去吧，生生不息”，都是这个意思。傲慢上级而追求安逸，是有位者的大戒。首篇的谋略，摒弃邪念而端正内心，窥见群臣最隐秘的心思而掩盖它。

自古谈论鬼神的，始于伊尹告诫太甲说：“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祭。”又说：“山川鬼神，也没有不安宁的。”大概商人崇尚鬼神，确实源于此。所以《盘庚中篇》详细谈论鬼神，用来警戒臣民，真让人觉得浩浩荡荡地就在身后。高宗尤其崇尚祭祀，是有原因的。

三篇之中，未迁都时的言辞严厉，说：“现在你有现在，防备后来你如何生存在上位？”又说：“用罪行讨伐你的死亡。”又说：“不善，只有我一人有逸罚。”又说：“刑罚加到你身上，不可后悔。”这些都是用来摒弃他们傲慢上级而追求安逸的心。将要迁都时的言辞宽裕，说：“现在我将尝试让你们迁都。”又说：“我顺应并延续天命于天，我难道要威胁你们，用来奉养畜育你们众人，以此来激发迁徙的气概。”既已迁都后的言辞安慰，说：“防备罪行你们众人，你们不要共同愤怒结党进谗言给我一人。”又说：“唉，各位伯师长百执事的人，尚且都隐忍吧。”这是用来怜悯他们离开旧都前往新都的辛劳。一张一弛，或缓或急，古人怎敢凭着自己的性情随意行事，以尊贵役使卑贱，以智慧欺压愚笨呢？读《盘庚》三篇，不能不对秦汉之间感慨万千。

盘庚中极难理解的话，如“起信险肤吊由灵敢恭生生叙钦之〇”。这大概是当时的方言如此。至于文字如层峦叠嶂，往复留连，则是所谓“咳嗽声如闻，形影如见”的境界。

文字佶屈聱牙的，没有超过盘庚三篇的。现在读其言缠绵往复，品味越久越长久，情意深厚而思虑深远，所以不觉其言之〇。

说命上中下【凡九条】

《说命》三篇中，君臣多罕见比喻的话，实际上开创了后人比喻言说的体例。如所谓“若金用汝作砺”，是希望他磨砺德性；“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是希望他宏济艰难；“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是希望他滋润万民；“若作酒醴，尔为麴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是希望他可否相济，调和政务；“股肱惟人”，是希望他君臣为一体。取譬皆有意义，而明君良臣相互需要的实质，尽在于此了。高宗真能明白元首股肱的意义啊！若药不苦口，病不愈，知道苦口的益处；若赤脚不看地，脚受伤，知道穿鞋的困难。高宗对于治道人情，已经极通晓，所以傅说所告，都极精微。与《伊训》《太甲》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有木头顺着墨线才正，高宗用比喻启发他，所以傅说也用比喻回答他。

傅说居住在版筑之间，现在也不知道他学习什么。但看他对君主说的话，如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真能通彻治道本源，而为万世不磨之论。如为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乃醇然大儒之言。后世论《孟》诸书论学，皆从此出，真古之善于立言者。先儒谓高宗旧劳于外，当必深知傅说之贤，后欲举而相之，恐无以服天下之心，而托之于天帝之梦赉，理或然也。但古人亦有因梦而得相，如黄帝之于风后、力牧者也。亦有因卜而得贤，如文王感非熊之占，而得太公望于渭滨是也。古来圣贤之遇合，原非可以常情测。《史记》云：高宗得傅〇，与之语，果圣人，于是立以为相。盖必有深观于气象词语之间，果非常人，而后用之，非尽凭于〇〇不可知之数。春秋之时尚有立谈数语而取〇相者，亦不必疑梦赉之事为尽无也。后世人主既难于知人之明，而天下人情诈伪滋多，如古人度外之事，亦万不可学。不知历试洊登之为当。王莽以图纬用将相，遂使屠沽贩负骤跻显仕，为千古所讥，固不足道矣。光武尚以纬书命三公，亦独何哉？

高宗知天下之大，非可以一君理，而人君之职，莫大于择相。其勤求防念于宅忧恭默之中者，至矣。精诚所格，志气所孚，鬼神通之，亦理之所有。不然，高宗亦

译何必借助帝天赐予的神奇力量，来震慑世俗、惊动愚民呢？况且商朝的风俗崇尚鬼神，看盘庚屡次提及先王以及群臣的祖辈来确立言论，也是当时的风俗使然。观察《说命》三篇，傅说所期望高宗做到的，固然符合殷代的情况；而高宗对待傅说的态度，也极其恳切。说“你的心意滋润我的心意”，如果不是英明的君主，能说出这样的话吗？作为臣子，早晚侍奉在君主身边，贵在明白“滋润内心”的道理，用理义使内心愉悦，而不拘泥于外在的形式；用诚信使人信服，而不争辩于口舌之间。突然对他直言进谏，是不行的。贵在需要耗费时日慢慢等待；逼迫他并折损他，是不行的。贵在从容不迫地培养引导。有时在巷中相遇时进言，有时在窗下接纳时进言，有时用委婉的文辞进行规劝，有时借具体事情提出建议。将两件事一起讨论，就舍弃次要的而趋向主要的，顺应其优点而掩盖其过失，在弥补过失的过程中寄托开导之意，在顺从迎合之中隐含纠正之策。不仅天下的人不能知道这些，连君主也不知道。不仅君主不知道，连臣子自己也不知道。哪里还谈得上追求智谋的名声和勇武的功劳？哪里还谈得上正色直言、触犯忌讳？这就叫做“开启你的心意，滋润我的心意”。唉！这难道是朝朝夕夕就能做到的，或者是急躁浅薄的人所能做到的吗？

译《说命》三篇，上篇是史官记载傅说被举荐为相的缘由，以及高宗任命傅说的辞令。中篇是傅说用来告诫君主的言辞，开头阐明上天为了百姓而设立君臣的本意，“惟口起羞”一节，论述治国纲领的重大；“惟治乱在庶官”一节，论述用人的关键；“虑善以动”等三节，论述修养防范、警惕骄傲安逸；“无唘宠”以下，论述修身的方法；“黩于祭祀”，指出当时政治的失误。而总括起来，以“知道不难，实行才难”作为核心，用来告诫君主的政治体制道理已经非常完备了。下篇则是依据旧学的言论，又告诫为学的方法，向古代训诫学习，才有《说命》一篇的防范意义。前后篇中，内圣外王的道理，排列得如同指掌般清晰，如果不是圣贤谁能做到这样呢？所以高宗直接以伊尹的事业期望他，说：“希望让他担任阿衡，独自享有商朝的美名。”而傅说也直接承担下来，说：“敢以回答天子的美命。”君臣之间，如水乳交融般和谐，大概是因为高宗的天资和学问都达到了境界，只等待傅说一点拨，而每句话都如针芥相投，本来就应该光照史册了。

“无唘宠纳侮”这句话最有深意。君主养尊处优，端坐深宫沉默不语，谁敢起来侮辱他呢？只是宠幸小人，亲近卑贱之士，那么遮蔽君主视听的就有，引诱君主做非分之事的就有，窃取君主威权的就有，假借君主喜怒的就有。亲近他们则无所忌惮，疏远他们则肆意怨恨诽谤，这些都是侮辱，而谁去接纳这些侮辱呢？实在是因为君主自己开启宠幸才接纳了侮辱。古人驾驭左右近臣，必定选择端正正直的人。因为君子受恩则感激，小人受恩则骄傲。君子重视大义而忽略小嫌，小人忽略大恩而记住小怨。君子之心欲望少而容易满足，小人之心贪得无厌而不知停止。所以宠幸是侮辱的根源，侮辱是宠幸的回报。君主如果在此处加以防范思考，难道能不猛然醒悟吗？“无耻过作非”可见，过错本来不是罪恶，只是因为羞耻而更加掩饰隐藏，然后才成为罪恶，那么这罪恶，是由羞耻过错之心造成的。将过错与罪恶分为两样，都可见立言的精妙。

“惟天聪明”这句话虽然常听，但实际上是开创自皋陶的话说：“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尚且说天以百姓作为视听。这里则实在说天有聪明的德行，而人君应当取法它。至于人臣则只是恭敬顺从君主之道罢了。这话宏大而精微，是探究本源的根本论述。

赞美商汤圣明的人说：“听从劝谏而不违逆。”傅说回答他的君主，也说：“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自古以来国家有谏臣，都是吉祥的好事，君主德行越明，劝谏的人越多，君主德行越圣，劝谏的人越直率。所谓圣朝没有缺失而谏书稀少，是感慨世上没有劝谏的人。人君应当以有劝谏之臣为喜，以没有劝谏之臣为忧。倘若听不到直言，就应当反过来自己思考，或许我有违逆劝谏的名声，不然决没有所行皆尽善而无一可言的日子。这样大概逆耳之言就能在面前听到了。

高宗肜日【共三条】

《高宗肜日》篇的序言，说高宗祭祀成汤的庙宇，成汤是远祖，那么与“没有不是天常的祭祀，没有过分亲近近亲”的话不合。蔡沈的注解说高宗祭祀父庙的时候，有野鸡鸣叫的怪异现象，似乎是对的。但是看祖己已经有“先王正其事务”的话，又说“不修德不听罪，天已经降下命令正其德，才说‘那该怎么办’”。恐怕高宗作为贤君，也不等到这样说了才醒悟。而且看《太甲》《盘庚》等书，中间也没有用庙号命名篇目的。称庙号，应当是高宗庙中肜祭的日子，所以《通鉴前编》依据《史记》的话，系于祖庚三年。说是祖己训诫祖庚的书，与蔡注不同，似乎是对的。

“惟先格王，正厥事”，是大臣进献规劝的方法。这就是所说的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祭祀过分亲近近亲的过错，不过是想向鬼神求福，以希望长寿的心罢了。所以首先以天监视下民，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来纠正他，使他明白降福来自上天，长寿在于道义。灾祸吉祥可畏，亵渎祭祀无益，那么他的过错不待纠正就自然改正了。如果源头不疏通，只在事务上争辩，能有成效吗？

“王司敬民”，正是所谓先成就百姓而后致力于神灵的意思。大概天子的职责是什么？以敬重百姓为职责。天把百姓托付给君主，祖宗把百姓托付给后代，职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竟然荒废职责，毁坏统绪，虽然每天供奉牺牲丝帛来见天祖神灵，不快要吐出来吗？所以前面以常理纠正他的心，后面以敬民纠正他的事务。这话很简约，而义理完备，足以看见古大臣的学术了。

西伯戡黎【共三条】

《西伯戡黎》，注解认为是文王。宋儒说武王也称西伯，怀疑是武王。现在看他说：“天已经终结我殷朝的命”，那么语气多么紧迫啊？纣王说：“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话。在文王的时候，商辛的恶行正嚣张，西周的势力未兴盛，羑里被囚禁，献地的请求，惶恐畏罪尚且来不及，哪有在畿内诸侯中称兵而商朝君臣如此震动的呢？而且文王去世，武王继位，十三年后才开始有盟津的行动，哪有事情如此迫切而纣王还能容忍他十三年之久的呢？祖伊的话，定当是陈师牧野的时候，而不是西伯专征的日子，可以知道。

译前书将此事系于武王，是恰当的。国家的败亡，起初必定有水旱灾害，致使人民流离失所，都抛弃了他们的良心，违背了常理法度，而后战争随之而来，败亡因此发生。这都是因为上天的厌弃，才到了这种地步。所以祖伊列举这些来表明败亡的征兆，却绝口不提征伐之事，可见外部的战争容易平息，而内部民生风俗的败坏才更令人担忧。强国的逼迫尚可挽回，而天命一旦离去便无法挽回。只是借征伐之时痛切地陈述罢了。

译我生不有命在天，这正是矫饰欺瞒上天的说法。君主借称天命来施行治理，是常理。兴盛的朝代君主借称天命，失德的君主也借称天命。兴盛的君主敬畏天命而借称它，失德的君主倚仗天命而借称它。敬畏天命的人，上天会眷顾他；倚仗天命的人，上天会覆灭他。千古以来最可信的是这个天，而最没有常理可寻的也是这个天。譬如奸邪贪婪的官吏，他们倚仗来侵夺百姓的，原本就是倚仗君主的爵位俸禄。一旦刑罚加身，那么今日剥夺爵位、施加刑戮的君命，不就是前日宠信荣耀、屡次加封的君命吗？唉！这大概是可以观察明白的了。

微子【共两条】

《微子》这一篇，是微子与箕子、比干共同忧虑国家动乱的言论。现在读这本书，只记载了微子、箕子的话，难道比干没有说话吗？大概是因为比干因进谏而死，其大义容易明白，他回答微子的话，应当与箕子没有不同，所以可以不重复记载。箕子的进谏与比干的进谏本质相同，只是比干死了而箕子偶然没死罢了。比干大概也没有必死的决心。圣贤身处人家国之中，必定谋求事情有所成就，以及道义有所安顿，不草率地以一死来塞责，像后世荀息所做的那样。大抵当时，箕子、比干在商朝是重臣，所以以臣子的道义自处；微子在商朝是宗室长子，所以以儿子的道义尽忠。臣子的道义没有比拯救危亡更大的，儿子的道义没有比保存宗庙祭祀更大的。比干不是殉名，微子不是避难，三人的心志，像高举日月一样昭然若揭，所以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都是从这一章中看出他们各自向先王献身的行为。公孙杵臼对程婴说：“死容易，立孤难。你努力去做那难的事。”公孙杵臼死了，而程婴后来也死了，于是开启了后人轻生殉名的弊端，这是圣贤所不称道的。

从古以来，政治混乱、风俗苟且，那么那个国家没有不危亡的。高明的医生不看人的肥瘦，而看人的脉理。神气脉理既然混乱，神气既然耗损，那么即使身体壮盛，也只是需要时间罢了。所以纲纪风俗，就是人身体的脉理神气。微子与箕子的话，只说：“殷朝的祸患不分大小，喜好抢劫盗窃、违法作乱。”又说：“现在殷朝的百姓竟然抢劫神灵祭祀用的纯色牺牲。”当时民心悖逆叛乱、纷扰不安，大概可以知道了。即使以此作为沦亡的征兆，必然到达的结果，也没有提及敌国外患作为言论。他说：“我沉溺酗酒。”又说：“我恐怕要发狂了。”这不仅仅是臣子为君主避讳的文字。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与君主心意相通。凡是君主的过错，哪一件不是自己的过错呢？只是视为不敢直言斥责，还算是浅薄的。

书经衷论卷二

<经部,书类,书经衷论>

钦定四库全书

书经衷论卷三 大学士张英撰

周书

泰誓【共七条】

商汤正当革命的时候，所以他誓师的话都首先举出天命立君的意思。商汤的话说：“伟大的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如果有恒常的本性，能够安顿其谋略的只有君主。”周武王的话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真正聪明的人做君主，君主做百姓的父母。”两位圣人的话如同符节相合。既明白了上天之所以生人的意思，又明白了人之所以奉君的意思，自然不把天位当作可乐之事，而把百姓当作可忧之事。圣人兴起而万物得以显现，气象在这里可以大大看出来了。三代圣人真正知道这个道理，知道天下芸芸众生不可一日没有君主父母的拥戴，所以尧急切地寻求舜，舜急切地寻求禹，商汤不得已而讨伐夏桀，周武王不得已而讨伐商纣。舍弃天下最大的美名而不惜，触犯天下最大的非议而不辞。伊尹、傅说之所以匡正君主，孔子、孟子之所以忧虑世事，都是因为明白天地生养百姓的缘故，而不敢一日自求安逸。汉朝唐朝以后，改朝换代，凭借才能而称臣，只看力量而已。汉高祖进入函谷关的话，首先说：“父老们苦于秦朝的苛政很久了，还有拯救百姓于水火的意思。”至于做君主做老师的大义，还有谁能举出并阐明它吗？

“惟天地万物父母”这一节，分明是《太极图说》一篇的骨干。妙合而凝，以上一段便是“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这一段便是“惟人万物之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以立人极，这一段便是“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圣贤立言，都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是在扩充发扬罢了。《西铭》一篇，完全从这几句话衍生出来，所以言语虽然宽泛而不觉得空泛。《汤誓》的话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公正。”《泰誓》的话说：“我不顺从天命，其罪责是相等的。”圣人难道借口天命而说这种矫饰欺瞒上帝的话吗？大概上天赋予圣人的德行，让他们成为万民的主宰。商汤、周武王既然有了这种德行，而又居于诸侯之位，难道眼见夏桀、商纣荼毒百姓而毫无动念吗？商汤被囚禁在夏台，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当时一定是商汤、周文王多次进谏而触怒他们，又忌恨两位君主得民心而想要剪灭他们，就像《尚书》所说“苗中有莠，粟中有秕”一样。商汤、周武王的话，都像是有所禀受于上帝，承命于上天，而说出这种必然不可已止的言辞。圣人的自信，难道是偶然的吗？

《泰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