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衷论卷四 大学士张英撰
康强，多有大年者。富贵之子，席丰履厚，锦衣玉食，晏起蚤眠，四体安逸，而肌肤柔脆，精力虚耗，多有不▯享年者。一则身体劳，嗜欲不减而自减；一则身体逸，嗜欲不恣而自恣。故延促若斯之异也。《无逸》一篇，以无逸致夀，穷理格物，非周公大圣人不能为此言。不独人君当书之座右，以为飬生之药石，即富贵子弟亦宜家写一通，日读一过，以为保身之良诀也。《无逸》言致夀之本，大抵不外一「敬」字。主静则悠逺博厚，自强则坚实精明，操存则血气循轨而不乱，収敛则精神内固而不浮。凡此皆敬以致夀之实也。崇俭素，纳忠言，劳百姓，省厥过，寛厥心，使天下之怨不丛于一身，则自君身以及天下，皆浑然在太和絪緼之中，而无有邪厉之气以戕其生者，所谓化国之日舒以长也。其言最为周密精防，意若不相属而脉络贯通，章法尤古雅有体。末节以「呜呼嗣王，其鉴于兹」。収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老臣之声容忾息，千载如将见之。
译身体强健的人，大多能享有高寿。富贵人家的子弟，生于丰厚优裕的环境，穿着锦绣衣裳，吃着精美食物，晚起早睡，四肢安逸，因而肌肤柔嫩脆弱，精力虚耗，大多不能尽享天年。一种情况是身体劳累，嗜好欲望虽未减少却自然减退；另一种情况是身体安逸，嗜好欲望虽未放纵却自然放纵。所以寿命的长短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无逸》这一篇，论述以不贪图安逸来求得长寿，探究事理、推究事物，若非周公这样的大圣人，说不出这样的话。不仅君主应当把它写在座右，作为养生治病的良药，即使富贵子弟也应当在家中抄写一份，每天诵读一遍，作为保全身体的良方。《无逸》所说求得长寿的根本，大体不出一个“敬”字。主静则悠远博厚，自强则坚实精明，操守存养则血气遵循常轨而不紊乱，收敛克制则精神内固而不浮躁。所有这些，都是以敬求得长寿的实际体现。崇尚节俭朴素，接纳忠言，使百姓劳作，反省自己的过错，宽慰自己的内心，使天下的怨恨不集中在一人身上，那么从君主自身到天下百姓，都浑然处于和谐融洽的氛围之中，没有邪厉之气来戕害生命，这就是所谓太平之国的日子舒缓而长久。其言辞最为周密精当，意思看似不相连属而脉络贯通，章法尤其古雅有体。末尾以“呜呼嗣王，其鉴于兹”收束，言有尽而意无穷，老臣的声音容貌与叹息感慨，千年之后仿佛仍能看见。
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民”字兼臣民而言，紊乱是非，变易贤否，以有为无，以无为有，蔽塞聪明，摇惑心志，使人主之视聴茫然，无所主宰者，皆诪张为幻之説也。下文曰：“小人怨汝，詈汝，正人臣诪张为幻之大者，可不谨以察之乎？”
君奭【凡四条】
君奭篇中文义多不可晓，孔氏主召公不悦，周公慰之为解；蔡传主召公告老，周公留之为解。细玩篇中“慰之”“留之”皆未见确据，大约是当日共相勉励，辅翼成王之言。其以“慰之”为解者，不过因在让后人于丕时一语。篇中如举商之六臣，周之五臣、四臣，以见同心辅治，功烈之盛，如此首言天命之维艰，中言肆念天威，末言用闵于天越民，其互相诫勉之意，可谓至矣。亦究未有召公欲去而周公留之之言，似专主此意为解，犹未见允当也。
篇中如弗永逺念天威越我民防尤违，朱子作一句读，越只是及防尤违是总説上天与民之意，犹云不敢不永逺念天与民之防尤违而已，末以用闵于天越民一句证之，尤易见。蔡注作于我民防怨尤背违之时，语气似不如朱子所注之浑成，意味亦觉未深逺也。总之，《八诰》篇中多长句，不可句读，若读断反伤文气，并义理亦不明矣。
以徧覆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究之一天也。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不过古人之变文耳。今蔡注乃谓有轻重浅深之不同，为诸臣之优劣。细味篇中，本无此意。即巫咸乂王家一句，亦是叙次磊落处，乃云精防之蕴，有愧二臣，谓巫咸、甘盘又次于巫咸，皆属增设之解，总非篇中意也。
多士多方大诰，皆周公治外之书也。洛诰、君奭，周公治内之书也。篇中天命民心，谆谆诰诫，正如臯陶谟、益稷诸篇，何等意味深长！若云召公欲去，而周公▯此以留之，反觉意味稍浅矣。
蔡仲之命【凡四条】
周公于三叔之叛，有大不忍于中者，特以社稷安危所系，不得不以义断恩，而深幸蔡叔之有子，可以展其亲亲之谊，故于蔡仲之封，亟亟于叔卒之后也。仁至义尽，非大圣人，其孰能之？
无作聪明，乱旧章；无以侧言，改厥度。皆君国子民，守成奉法之要道。故周公特举而告之。
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此乃千古之格言，足以知天下无不可为之善，无一可为之恶。善不以小而不为，恶不以小而为之，正从此篇勘出耳。篇中首二篇，告以率徳改行之要；“皇天无亲”二节，告以治乱初终之理；“懋乃攸绩”二节，告以谨度守法之事。末复致其叮咛之意，古人文字极有体裁，处已开后人制诰之体矣。
多方【凡五条】
夏商文字简略，其治民之具皆不可得而见矣。每读周之八诰，如《多方》中所言，委曲详尽，反复开导，大约示以天命之不可妄干，援夏商以譬喻之，必使之心志开明，诚意恱服而后止。所谓至于再，至于三，盖不啻其流涕痛哭而言之矣。终不忍驱之以威，脇之以▯，惧之以刑。甚矣，周道之忠厚于八诰见之矣。安能复望此于秦汉以后哉！乃谓“作诰而民始叛，作誓而民始疑”，殆非圣人之言也。
多方与多士之所言大略相同，皆始告以天命废兴之故，末引以生飬安全之乐。多士之结语有「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多方之结语亦有「又曰：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古人于言之将终，必反覆叮咛，致其属望之意，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此等笔法，皆与《无逸》篇末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同一格局也。《康诰》《蔡仲之命》皆用此体，益可无疑于《梓材》之末节矣。
经但言慎厥丽，乃劝丽。注作依，谓君徳之所依。注又増仁字，谓君徳之所依在仁。仁字増来，亦觉好。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体仁足以长人之意。愚窃谓前言不克开于民之丽，谓民之所依衣食农桑是也。此处丽字亦觧作民依于慎字，意既稔合。前言夏桀不克开于民之丽，后言成汤能慎厥丽，不尤为相闗合有根据乎？君之所丽在民，民之所丽在衣食。观此益知稼穑艰难之当慎矣。多士一
译百姓没有互相欺骗、制造幻象的行为，这里的“民”字兼指臣子和百姓。他们混淆是非，颠倒贤与不肖，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蒙蔽视听，动摇迷惑心志，使得君主的视听茫然，无法主宰，这些都是诪张为幻的言论。下文说：“小人怨恨你，咒骂你，这正是臣子诪张为幻最严重的表现，能不谨慎地加以察验吗？”
君奭【共四条】
《君奭》篇中的文义大多难以理解，孔氏主张召公不高兴，周公安慰他来解释；蔡传主张召公请求告老，周公挽留他来解释。仔细玩味篇中“安慰他”“挽留他”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大概是当时共同勉励，辅佐成王的言论。那些以“安慰他”来解释的人，不过是因为篇中有“让后人于丕时”这一句话。篇中列举商朝的六位大臣，周朝的五位大臣、四位大臣，以显示同心协力辅佐治理，功业盛大。开头说天命维系艰难，中间说务必念及天威，结尾说因此怜悯上天和百姓，这种互相告诫勉励的意思，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也终究没有召公想要离去而周公挽留他的话，似乎专门以此意来解释，还显得不够恰当。
篇中如“弗永逺念天威越我民防尤违”，朱子将其作为一句来读，“越”只是“及”的意思，“防尤违”是总说上天和百姓的意思，犹如说不敢不永远念及上天和百姓的防尤违罢了，最后用“用闵于天越民”一句来印证，尤其容易明白。蔡注将其解释为“在我百姓防怨尤背违的时候”，语气似乎不如朱子所注的浑然天成，意味也显得不够深远。总之，《八诰》篇中多长句，不可随意断句，如果读断了反而伤害文气，并且义理也不明了。
以普遍覆盖来说称为天，以主宰来说称为帝，究其根本是一天。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不过是古人的变文罢了。现在蔡注却说有轻重浅深的不同，作为诸臣优劣的区别。仔细体味篇中，本无此意。即使是“巫咸乂王家”一句，也是叙述次序磊落之处，却说精微的蕴藏，有愧于两位大臣，说巫咸、甘盘又次于巫咸，都属于增设的解释，总不是篇中的本意。
《多士》《多方》《大诰》，都是周公治理外部的文书。《洛诰》《君奭》，是周公治理内部的文书。篇中天命民心，谆谆告诫，正如《皋陶谟》《益稷》等篇，意味何等深长！如果说召公想要离去，而周公以此挽留他，反而觉得意味稍浅了。
蔡仲之命【共四条】
周公对于三叔的叛乱，内心有大不忍，但鉴于社稷安危所系，不得不以义断恩，而深深庆幸蔡叔有儿子，可以施展亲亲的情谊，所以在蔡仲受封时，在蔡叔去世之后急切进行。仁至义尽，不是大圣人，谁能做到？
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法度；不要以偏颇之言，改变其法度。这都是治理国家、养育百姓，守成奉法的重要道理。所以周公特意举出并告知他。
行善的方式不同，同样归于治理；作恶的方式不同，同样归于混乱。这是千古的格言，足以让人知道天下没有不可做的善事，没有可以做的恶事。善事不因小而不去做，恶事不因小而去作，正是从此篇中勘验出来的。篇中前两节，告知率德改行的要旨；“皇天无亲”两节，告知治乱初终的道理；“懋乃攸绩”两节，告知谨守法度的事情。最后又表达其叮咛之意，古人文字极有体裁，此处已开启后人制诰的体例了。
多方【共五条】
夏商的文字简略，其治理百姓的方法都不可得而见了。每次读周朝的八诰，如《多方》中所说，委曲详尽，反复开导，大略是示以天命不可妄动，援引夏商来比喻，必定使人心志开明，诚意悦服而后停止。所谓至于再，至于三，大概不止是流涕痛哭而言说了。终究不忍心以威势驱使他们，以胁迫使他们屈服，以刑罚使他们恐惧。周道的忠厚，在八诰中可见一斑了。怎么能再期望秦汉以后有如此呢？于是说“作诰而民始叛，作誓而民始疑”，大概不是圣人的言论。
《多方》与《多士》所说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开始告知天命废兴的缘故，最后引向生养安全的快乐。《多士》的结语有“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多方》的结语也有“又曰：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古人言语将结束时，必定反复叮咛，表达其属望之意，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笔法，都与《无逸》篇末周公说“呜呼！嗣王其监于兹”同一格局。《康诰》《蔡仲之命》都用此体例，更加可以无疑于《梓材》的末节了。
经文只说慎厥丽，乃是劝丽。注将丽解释为依，说是君德所依。注又增加仁字，说是君德所依在仁。仁字增加进来，也觉得好。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体仁足以长人之意。我私下认为前面说不克开于民之丽，是说百姓所依的衣食农桑等。此处丽字也解释为百姓依于慎字，意思既相契合。前面说夏桀不克开于民之丽，后面说成汤能慎厥丽，不尤为相关联且有根据吗？君主所依在百姓，百姓所依在衣食。观此更加知道稼穑艰难应当谨慎了。《多士》一
篇，初观之词语重复，头绪繁多，细味之极有层次。首一叚王若曰，是指夏商所以兴废，以洪惟图天之命一节为主。盖天命所在，以人图之则私矣。天惟时求民主，天惟求尔多方。二求字正与图字相对言，有徳则天方且求之，克以尔多方。简言有徳则多方且简而从之，何用图天之命为哉？第二叚王若曰，申言天之所以废夏商者，非出于有心。以非天庸释有夏二句为主。天惟求尔多方二节，言天之飬周亦非出于有心也。今我曷敢多诰以后，申言我惟大防尔命之意，而言其反覆叛乱之罪也。第三叚王曰，是言其臣服我者已乆，而劝之以修身齐家，以受爵服之荣也。第四叚王曰，是恐其不劝忱我命，而警之以威也。末一叚王曰又曰，是所诰已毕，更无佗语，惟反覆叮咛以致其无已之意也。初字是二节眼目，所谓与之更始也。由其文字纯古，意思深长，非徃复于中未易得其畦径耳。
译这篇《多方》，初看时词语重复，头绪繁多，仔细品味则极有层次。第一段“王若曰”，主旨在于阐述夏、商兴废的原因，以“洪惟图天之命”这一节为核心。大抵天命所在，若由人来谋求，便显得私心了。上天适时寻求民之主，上天寻求你们多方。两个“求”字正与“图”字相对而言，有德行则上天正且寻求你们，能够以你们多方来承担。简而言之，有德行则多方且会简选而顺从，哪里用得着去谋求天命呢？第二段“王若曰”，进一步阐明上天废弃夏、商的原因，并非出于有意为之。以“非天庸释有夏”这两句为核心。其中“天惟求尔多方”等两节，是说上天养育周朝也并非出于有意。从“今我曷敢多诰”以后，进一步阐明我只大大防范你们命运的意思，并陈述你们反复叛乱的罪过。第三段“王曰”，是说你们臣服于我已经很久，并劝勉你们修身齐家，以承受爵位服饰的荣耀。第四段“王曰”，是担心你们不诚心顺从我命令，因而用威严来警戒你们。最后一段“王曰”又“曰”，是说告诫的话已经说完，再无其他言语，只是反复叮咛以表达其无尽之意。“初”字是这两节的关键所在，所谓与你们重新开始。由于文字纯正古朴，意蕴深远悠长，若不反复研读其中，是不容易掌握其脉络的。
大诰、多士、多方，大约皆周公之言，然周公不敢居也不过奉王命出之耳，故皆用「王若曰」。冠之史，恐后世之失实，而竟不知其为周公之言，故于多方一篇，特冠之以「周公曰」，「王若曰」，明其言则周公之言，而命则成王之命也。此与周公位冡宰，正百官，▯看则周公安得有摄行天子之事，而所谓「复子明辟」之觧，亦不待辨而自明矣。此皆古人记事之防，文所当深心体察者也。
立政【凡十条】
立政终篇无一语及于政事，所反覆惓惓者，惟以三事大臣为言。盖大臣不得其人，则无以为衡鉴百执事之本。大臣、百执事皆不得其人，虽治具毕张，纪纲粲设，而积弊丛奸，终至于蔑裂溃败而不可収拾。政何由而立乎？善乎先儒之言曰：「人君以辨君子小人为职，故周公所告诫，皆深逹治体之言。」
文王于庶言、庶狱、庶慎，罔攸兼且，罔攸知，何其逸也？然则《无逸》所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果何所为乎？文王之劳，劳于知人；文王之逸，逸于知人。然则当日所孜孜矻矻以劳天下者，无非为此三宅、三俊之知恤耳。故先儒曰：《无逸》、《立政》相为表里，《无逸》为体，《立政》为用，体用相需之道也。
周公以慎选左右，▯御为辅幼君之本，即伊尹所谓“予不使狎于不顺”之义也。当日欲败度，纵败礼，几坠成汤之绪，成王冲龄嗣位，周公安得不兢兢哉？故《立政》言三事之外，特致谨于缀衣、虎贲以下，至于庶司百职，则所以飬成君徳者，防矣。
立政一篇，不出知之明，用之当，任之専，三者所谓廸知忱恂于九徳之行。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我其克灼知厥若，皆知之明也。所谓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及乃克宅之，皆用之当也。防攸兼及，防攸知时，则勿有间之，克由绎之，皆任之専也。三者有一不尽，皆终不足以得人才之用。人才之用不得，而能与于立政者，未之前闻也。知恤二字，乃一篇之纲。惟其知恤，所以不得不慎也。以三事为主，中虽言侍御之臣及都畿侯国王官，而前后归重于三事，盖三事得人，则其余可连茹而进矣。次言大禹之知恤而夏桀不能也，又言成汤之知恤而商纣不能也，于是始详言文武立政用人之善，而又推原文王之所以能用人者，由于罔攸兼防攸知也。呜呼！孺子王矣，以下始申诫成王，而注意于时则罔有间之一语。防有立政用憸人，正恐其间之也。前兼言庶狱庶慎，后専言庶狱者，狱者人生死之所攸闗，更不可不谨也。诘尔戎兵，兵者与狱相表里，又从狱而推广言之也。呜呼！继乃今后王，又戒成王之后王也。常人吉士，正与憸人相对，全章之意已尽矣。末则因慎狱而记周公命太史之言，以终之也。篇中凡五以「呜呼」引起，与《无逸》篇相▯，古人文字意溢于言外，不若后人之文一望而尽也。按三事之官，常伯为治民之长，故后曰「宅乃牧」，即当时之所谓方伯连帅，后世之所谓藩臬也。常任为任事之长，故后曰「宅乃事」，即后世之所谓六卿也。凖人为执法之官，即后世之所谓御史大夫也。国家立政之官，无逾此三事者，古人既重其选，以为致治之基，所谓三宅也。又储其才，以为异日之用，所谓三俊也。兹惟后矣，言非此则辟不辟也。虎贲缀衣，当是近臣之长，不止职司一事者，故篇首特揭此五等之官而叹，美之，慎简之于始，其难其慎之义也；専任之于后，惟和惟一之义也。古今治体，虽数圣人言之，各有异词，而义本一贯耳。
庶言庶狱庶慎，文王罔攸兼且，罔攸知。以文王之明哲，兼之知之，岂遽至于过误，而犹且不敢者？盖虽圣人之聪明，兼治万事，不如其专治一事之为精。专治一事者，有司之牧夫是也。人君亦有专治之一事，知人善任而已。外此则皆其出位之谋也。古人之言曰：「君明于音，臣恐其聋于官。」盖聪明有所用，则有所蔽。文王且不敢，况不及文王者乎？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吿孺子王
译《大诰》《多士》《多方》这三篇，大体上都是周公说的话，然而周公不敢自居，不过是奉行王命而发出的罢了，所以都用“王若曰”开头。史官在篇首冠以“史”字，是担心后世失实，竟然不知道那是周公的话，所以在《多方》一篇中，特意冠以“周公曰”和“王若曰”，明确说明那些话虽然是周公说的，但命令却是成王的命令。这与周公担任冢宰，整顿百官，〇看则周公安能有什么摄行天子之事，而所谓“复子明辟”的解释，也就不待辩驳而自明了。这都是古人记事时的防备，是文字中应当用心体察的。
立政【共十条】
《立政》全篇没有一句话涉及具体的政事，反复恳切强调的，只是以三事大臣为话题。大概是因为大臣如果不得其人，就无法作为衡量、鉴察百官的根本。大臣和百官都不得其人，即使治理的器具全部具备，法纪纲常鲜明设立，但积弊丛生、奸邪聚集，最终导致国家破裂溃败而无法收拾。政治又怎能建立呢？先儒的话说得好：“君主以辨别君子和小人为职责，所以周公所告诫的，都是深刻通达治国根本的话。”
文王对于众言、众狱、众慎，没有兼管，也没有知晓，他多么安逸啊？那么《无逸》中所称道的，文王从早朝直到日中，日影移动都来不及吃饭，究竟是在做什么呢？文王的辛劳，辛劳在知人；文王的安逸，安逸在知人。那么当时他孜孜不倦、勤勉不懈地辛劳天下，无非是为了这三宅、三俊的知人恤才罢了。所以先儒说：《无逸》和《立政》互为表里，《无逸》是体，《立政》是用，这是体用相互需要的道理。
周公以慎重选择左右侍臣，〇御为辅佐幼君的根本，这就是伊尹所说的“我不让（君主）亲近不顺从的人”的意思。当时（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几乎断送成汤的基业，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怎能不兢兢业业呢？所以《立政》在谈到三事之外，特别谨慎地对待缀衣、虎贲以下的人员，至于众司百职，都是为了培养君主的德行，防备周全了。
《立政》一篇，不外乎知之明、用之当、任之专这三点，这就是所谓的“引导、知晓、诚信、恭顺于九德的品行”。能够知晓三有宅的心，明察三有俊的心，我能够明察他们的顺从，这都是知之明。所谓的“安顿你的事，安顿你的牧，安顿你的准”，严格作为大的法式，能够任用三宅三俊，大大地让他们治理辅助我承受的人民，以及你能够安顿他们，这都是用之当。防备兼及，防备知晓，就不要有间断，能够推究演绎，这都是任之专。这三点有一点不尽力，最终都不足以得到人才的作用。人才的作用得不到，而能参与建立政治的，以前未曾听说过。“知恤”二字，是一篇的纲领。正因为知人恤才，所以不得不慎重。以三事为主，中间虽然谈到侍御之臣以及都畿侯国王官，但前后都归结重于三事，大概三事得人，那么其余的人就可以连带进用了。接着说大禹知恤而夏桀不能，又说成汤知恤而商纣不能，于是开始详细论述文武建立政治、任用人才的善举，又推究文王之所以能任用人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兼管、没有知晓。呜呼！孺子王矣，以下开始申诫成王，而特别注意“时则罔有间”这一句话。防备有建立政治任用奸邪之人，正是担心有间断。前面兼谈众狱众慎，后面专门谈众狱，是因为狱关系到人的生死，更不可不谨慎。诘责你的戎兵，兵与狱互为表里，又从狱推广论述。呜呼！继乃今后王，又是告诫成王之后的君主。常人吉士，正与奸邪之人相对，全章的意思已经说尽了。最后则因慎重狱讼而记录周公命令太史的话，以此结束。篇中五次以“呜呼”引起，与《无逸》篇相〇，古人文字意蕴溢出言外，不像后人的文章一眼就能看尽。按三事的官职，常伯是治理百姓的长官，所以后面说“安顿你的牧”，就是当时的所谓方伯连帅，后世的所谓藩臬。常任是任事的长官，所以后面说“安顿你的事”，就是后世的所谓六卿。准人是执法的官，就是后世的所谓御史大夫。国家建立政治的官职，没有超过这三事的，古人既重视他们的选拔，作为致治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三宅。又储备他们的才能，作为日后的任用，这就是所谓的三俊。兹惟后矣，是说如果不是这样，君主就不是君主了。虎贲缀衣，应当是近臣的长官，不止职司一事，所以篇首特别揭出这五等官职而赞叹、赞美，慎重简选于开始，其难其慎的意思；专任于后来，惟和惟一的意思。古今治体，虽然几位圣人论述，各有不同的言辞，但义理本来是一贯的。
众言众狱众慎，文王没有兼管，没有知晓。以文王的明哲，兼管知晓，难道就会立刻导致过失错误，而他还不敢这样做吗？大概即使是圣人的聪明，兼治万事，也不如专治一事那样精专。专治一事的，是有司的牧夫。君主也有专治的一件事，就是知人善任罢了。除此之外，都是越位的谋划。古人的话说：“君主明于音律，臣子担心他聋于官职。”大概聪明有所用，就有所蔽塞。文王尚且不敢，何况不及文王的人呢？我旦已经接受了人们的善言，全都告诉孺子王。
矣。周公不敢自有其言，而曰「人之徽言」，又恐嗣王听之不审，而曰「咸吿孺子王矣」。言明王致治之道，断不外此。王勿以为常言而忽之，又勿以为别有绪论而疑贰于其间也。忠爱至性，后世如将见之。
译周公不敢将那些话据为己有，而是说“这是美好的言论”，又担心嗣王听得不仔细，便说“都已经告诉年幼的君王了”。意思是说，圣明君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决不会超出这些内容。君王不要把它当作平常的话而忽视它，也不要认为另有高论而在其中产生怀疑。这种忠爱至诚的本性，后世的人将要看到它。
常人吉士，当思其气象何如？汉诏所谓“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是也。憸人亦当思其举止何如？汉诏所谓“聴其言论则恱耳，揆之隂阳则伤化”者是也。善乎宋儒之言曰：“常人之于国也，盖食之谷粟，衣之布帛，虽无异味异采，而有生者常用，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迟木讷，不能与小慧新进者争胜于颊舌之间，故世主惑于取舍，而治乱分焉。”此言深得周公立言之防。
周公于《立政》一篇，终之以敬狱。又曰：“兹式有慎。”盖敬慎一念，乃治狱之本。常存此念，安得有恣睢鍜链、深文失入之事？周公之言敬慎，即“钦哉”之心法也。
周官【凡六条】
周官》一篇，首一节叙作书之由。王曰一节，乃冐语唐虞稽古，述古建官也。今予小子自述也。次言公▯，次言六卿，复以数语总结之。内治既举，外政聿修，此一叚言制度之大略也。王曰以下，训诫百官之辞。首一节言居官出令之当谨，二节、三节言学古立志之要，戒以蓄疑，朂以果断也。四节、五节言居宠利之道，六节又勉之以荐贤为国之忠。末复总结之，此一叚言官守之要道也。通篇两大叚文字，典重齐整，明白正大，乃后世制诰之权舆也。
立政与周官二篇相较，立政自是纯古之文，周官则言从字顺，明白易晓。细思三代时，如诗如易，文皆古奥，如此言从字顺者亦少。立政诸篇虽佶屈聱牙，蹊径难寻，而意味深长，耐人绎玩。故愚每味尚书中，今文逺胜古文，今文真三代之寳典，古文多杂秦汉以后之音，三代人语气似不如此。大全引新安陈氏注周官篇云：「脱佶屈聱牙而得此，犹刍豢之恱口。」是先辈犹以立政诸篇为佶屈聱牙，而未能深得其旨趣也。
前言蓄疑败谋，后言惟克果断，乃罔后艰。古人每以果断训人，得无疑其有径情直遂而致违戾乎？又曰：「学古入官，不学面墙。」盖学于古而行之以断，两者盖相成而不可废也。
莅事惟烦，烦字极有意味。古人云：“天下之事，当前学者是应之，一定之理不学者是应之。”以一已之才，理则万变而不尽，才则有时而或穷。故当事务纷至，但觉其烦扰而无措者，此欲应之以才，而不能应之以理也。心逸日休，心劳日拙，自是不刋之语。作伪者，经营布置于前，遮盖掩餙于中，补苴救败于后，何其劳也？究之情见▯穷，全体皆见，岂非愈巧则愈拙乎？此语于当官者，尤为药石之言。
或疑《周官》所言官制与《周礼》不同，公▯之官不见于《周礼》。愚谓《周官》载六官而不及公▯者，书明言官不必备，惟其人则知公▯不定设也。周公为师，召公为保，未闻更设太傅。周公既没，独召公为保。有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周之六卿也，皆未闻兼师傅。盖六卿乃常设之官，而公▯为特设之名，且以论道为职，而无所事事，故《周礼》不载者，尊之于六官之上也。若以师氏、保氏为公▯，更失之逺矣。
君陈【凡三条】
尔惟风，下民惟草，违上所命，从厥攸好，此皆治道之精语。风草之喻，最得上下感应之理，可谓罕譬违命从好，极中民情隐防。故《论语》及《大学》皆引用之，可悟古人读书之法。
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徳。」葛氏以为成王之失言，然哉？善之所在，何分人已？大舜之所以大，在善与人同，舍已从人而已，何必以让善责之于臣，而后为美哉？如《尧典》《舜典》所载，嘉谋嘉猷，非必尽出之尧舜，大抵皆禹臯之言耳。而千古之诵「大知至神」者，必推尧舜。然则臣之善，即君之善，此中稍分畛域，即非与人同善之大公矣。
克己者，君徳之所难；自是者，人情之所匿。成王独能虑上意之未当，求立法之惟中。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如此则庶无以可济，可以否济否之患。盖人君之建立臣工，非以从欲茍同而已，将以绳愆紏缪，拾遗补过也。后世人臣不明斯义，以从欲爲防；人君亦不
译平常的吉士，应当思考他们的风范气度是怎样的？汉代诏书所说的“安静无为的官吏，诚恳朴实没有浮华，按日计算似乎不足，按月计算却有余庆”说的就是这类人。奸邪之人也应当思考他们的举止是怎样的？汉代诏书所说的“听他们的言论则悦耳动听，用阴阳道理来衡量却伤害风化”说的就是这类人。宋代儒者的话说得好：“平常的人对于国家，吃的是谷粟，穿的是布帛，虽然没有奇特的味道和色彩，却是活着的人日常必需的，一天也不能更换。然而他们往往大多迟钝木讷，不能与那些有小聪明、新近得势的人在口舌之间争胜，所以世俗的君主在取舍上被迷惑，从而治乱就由此分开了。”这番话深得周公设立言论规范的深意。
周公在《立政》这一篇中，以敬慎狱讼作为结尾。又说：“因此要谨慎。”大概敬慎这一念头，乃是审理狱讼的根本。常存这一念头，怎么会有放纵暴虐、罗织罪名、深究条文导致冤狱的事情呢？周公所说的敬慎，就是“钦哉”这一心法的体现。
周官【共六条】
《周官》这一篇，开头一节叙述作书的缘由。“王曰”这一节，是冒头语，追述唐尧虞舜考察古道、陈述古制建立官职的事情。“今予小子”则是自我陈述。接着说三公，再说六卿，最后用几句话总结。内政已经举荐，外政也开始修治，这一段说的是制度的大概。“王曰”以下，是训诫百官的话。开头一节说居官发布命令应当谨慎，第二节、第三节说学习古制、树立志向的要领，告诫要积蓄疑虑，勉励要果断决断。第四节、第五节说身处宠幸和利益之中的道理，第六节又勉励要以举荐贤才来尽忠国家。最后再次总结，这一段说的是为官职守的要道。全篇两大段文字，典雅庄重、整齐划一，明白正大，是后世制诰的源头。
《立政》与《周官》两篇相比，《立政》自然是纯正古奥的文章，《周官》则是语句通顺、明白易懂。仔细思考三代时期，像《诗经》《易经》那样，文章都古奥深奥，像这样语句通顺的也很少。《立政》等篇虽然诘屈聱牙、路径难寻，但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所以我每次品味《尚书》时，认为今文远胜古文，今文才是三代的宝典，古文多夹杂秦汉以后的语音，三代人的语气似乎不是这样。《大全》引用新安陈氏对《周官》篇的注释说：“摆脱了诘屈聱牙而得到这样的文字，就像美味佳肴悦人口味。”这是先贤仍然认为《立政》等篇诘屈聱牙，而没有深深领会其旨趣。
前面说积蓄疑虑会败坏谋略，后面说只有能够果断，才不会留下后患。古人常常用果断来训诫人，难道不担心有人径情直遂而导致违逆吗？又说：“学习古制然后入仕为官，不学习就像面壁而立。”大概学习古制并付诸果断的行动，这两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偏废的。
处理事务感到烦扰，“烦”字极有意味。古人说：“天下的事情，应当用学问来应对，一定的道理不应当用学问来应对。”凭一己之才，道理变化万千而不能穷尽，才能有时也会穷尽。所以当务纷至沓来，只觉得烦扰而无措的时候，这是想用才能来应对，而不能用道理来应对。心境安逸则日益美好，心境劳苦则日益拙劣，这自是不刊之论。作伪的人，事前经营布置，事中遮盖掩饰，事后补救失败，是多么劳苦啊？终究情势显露、穷尽，全部真相都暴露出来，难道不是越巧妙就越拙劣吗？这话对于当官的人，尤为药石之言。
有人怀疑《周官》所说的官制与《周礼》不同，三公的官职不见于《周礼》。我认为《周官》记载六官而没有提及三公，书中明确说官职不必完备，只要有合适的人选就知道三公不是常设的。周公为师，召公为保，没听说另外设置太傅。周公去世后，只有召公为保。有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是周朝的六卿，都没听说兼任师傅。大概六卿是常设的官职，而三公是特设的名号，而且以议论大道为职责，而没有具体事务，所以《周礼》不记载，是将其尊崇在六官之上。如果把师氏、保氏当作三公，那就差得更远了。
君陈【共三条】
你是风，百姓是草，违背上面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这些都是治理之道的精妙之语。风草的比喻，最得上下感应的道理，可以说是罕见的比喻。违命从好，极其切中民情的隐微之处。所以《论语》和《大学》都引用它，可以领悟古人读书的方法。
你有好的谋略和计划，就进入内廷报告你的君主，你然后在外面顺从执行，说：“这些谋略计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葛氏认为这是成王的失言，对吗？善所在的地方，何必区分自己和别人？大舜之所以伟大，在于善于与人相同，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何必一定要让臣子让出善名，然后才算是美好呢？像《尧典》《舜典》所记载的，好的谋略和计划，不一定都出自尧舜，大体上都是禹和皋陶的话。而千古传颂“大智至神”的，必定推崇尧舜。那么臣子的善，就是君主的善，这其中稍微划分界限，就不是与人同善的大公了。
克制自己，是君德所难的；自以为是，是人情所隐藏的。成王唯独能考虑上面的心意是否得当，寻求立法的中正。我说：“惩罚你，就不要惩罚。”我说：“宽恕你，就不要宽恕。”只有其中正，这样大概就没有可以补救却未能补救、可以否定却未能否定的祸患。大概君主建立臣工，不是为了顺从欲望苟且相同，而是为了纠正过失、纠集谬误、拾遗补过。后世的臣子不明白这个道理，把顺从欲望当作防备；君主也不
顾命【凡三条】
生死之际，大矣！成王涵飬有素，当弥留之际，出言有章，自乱威仪，修身之要也。冐贡非几谨几之学也。内外交修，本末俱举，简而有则，非旷然于死生之故而能若是乎？
顾命一篇，首一节叙▯命之由，第二节、三节叙▯顾命时事也。王曰：「呜呼」，四节称述文武之受命，而自言嗣受之艰难，欲垂示后嗣也。柔逺二节，前言保万民、驭诸侯之道，后言修身慎几之道也。兹既受命，还二节言成王崩，康王嗣位也。丁卯以下十节，言丧间之制度、陈设仪卫也。王麻冕黼裳，四节言召公传顾命，康王受顾命之仪也。乃受同瑁，是已受顾命而为君，行告祭之礼也。观诸侯出庙门俟以下，接王出在应门之内，从今文作一章为是，不必别作康王之诰。观末节王释冕反丧服，正与上「王麻冕黼裳」相应，结搆最为完密。分为二篇，反觉首尾不相顾矣。
成王崩之后，周之君臣既成服矣，乃一旦释丧服，用吉服受顾命，朝诸侯。苏氏以为礼之失，曰：“三年之丧，既成服，释之而即吉，无时而可者。”初意以为苏氏之论极当，细绎思之。成王崩于乙丑之日，至癸酉，伯相命士须材之后，去乙丑九日，防事已经理将毕。于是特设成王生前之几与其寳器于两阶，而受成王之顾命，所谓以生道事之也。賔阶阼阶之上，毕门应门之中，不可以防服处，且见诸侯以正始，不可不临朝▯命，而临朝又不可以防服行也。盖天子以天下国家为重，受顾命，见诸侯，嗣君之事，无大于此者，故不得不变其礼仪。麻冕黼裳，麻冕蚁裳，非纯用吉服。吕氏以为酌吉凶之间者，最是至。太保承介圭，太宗奉同瑁，太史秉书，始不得不用彤裳，而卿士▯君皆不得而同之。此等处，古人何尝草草？且顾命前后仪节周详慎密，断无君臣不宜释服而遽从吉之礼。况太保召公，国之元老，更事多而虑事密，安有非礼如是而遽侈然行之乎？人君承祖宗之重，当正始之初，其礼有不得不变者，自与士庶人不同。朱子亦曰：“易世传授，国之大事，当严其礼。”而王侯以国为家，虽先君之防，犹以为己私服也。细绎朱子之言，而知其论之审矣，未可轻訾古人也。
康王之诰【凡五条】
周之二伯，即虞廷之四岳，所以统率四方之诸侯，为方伯连属之长，而兼三公于朝者也。召公以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二伯分陜，周之制也。下言太保暨芮伯，太保率外之诸侯，芮伯率内之公卿，此时公卿诸侯咸在，専言太保、芮伯，而毕公在其中矣。
诞受羑若，羑字作羑里解，终未安。且与上言文武未合，羑若当是厥若之讹。若顺也，谓大受天之顺命也。观下文用奉恤厥若，可见。
守成之主，所以仰承前烈，维持天下者，莫大于赏罸。故诵成王之功曰：「毕协赏罸，戡定厥功，而君道之大端举矣。」毕协者，尽当于理也。赏罸期于当理耳，不必以己意与之也。
成康之时，文武之徳犹在，所浸衰者，武备耳。周、召皆见于几先，故于此已鳃鳃然虑之。观周公之言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召公之言曰：“张皇六师，无壊我高祖寡命。”盖承平之乆，惮于兵戎；守文之君，弛于武备。从古皆然。二公老成谋国，预戒于事前，非若后世之好兵喜事者流，亦非如后世之积玩乆而仓卒莫措者比也。
康王践祚之初，受命之始，臣戒君以缵述祖考，君望臣以乃心，王室无壊。我高祖寡命，无遗鞠子，羞何其言之痛切也！成康缵绪之盛，有以哉。
毕命【凡五条】
成王作洛之事，记之曰：「王朝歩自宗周至于丰，今命毕公保▯东郊，而记之亦云然。」盖毕公四世之臣，成王不敢遽命之，而托于先王之命，固所以敬保▯之任，亦所以尊礼老臣，不敢自専也。观其言曰：「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徃哉！」则其词之郑重，亦可知矣。
天下大器也。上古圣人造此器者也，后世圣人整理此器者也，子孙用此器者也。自三代以来，一圣人出，而整理于前
译顾命【凡三条】
生死之间，关系重大！成王平日涵养有素，在弥留之际，言语有条理，不致乱了威仪，这是修身的关键。冒贡并非懂得在细微处谨慎的学问。内外同时修养，根本和枝节都兼顾，简约而有法则，如果不是对生死之事看得通透，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顾命》这一篇，第一节叙述任命的原因，第二节、第三节叙述顾命时的情景。成王说：“呜呼”，第四节称述文王、武王承受天命，而自己继承的艰难，想要垂示给后代子孙。柔远两节，前文讲保全万民、驾驭诸侯的道理，后文讲修身慎微的道理。既然已经承受天命，还两节讲成王去世，康王继位。丁卯以下十节，讲丧期中的制度、陈设仪仗。王戴麻冕穿绣裳，四节讲召公传达顾命，康王接受顾命的礼仪。于是接受同瑁，这是已经接受顾命成为君主，举行告祭的礼仪。看诸侯出庙门等待以下，接着王出在应门之内，从今文作一章是对的，不必另外做成《康王之诰》。看末节王脱下冕冠换回丧服，正与上文“王戴麻冕穿绣裳”相应，结构最为完整严密。分为两篇，反而觉得首尾不能呼应了。
成王去世后，周的君臣已经穿好丧服，却有一天脱下丧服，穿吉服接受顾命，朝见诸侯。苏氏认为这是礼制的失误，说：“三年的丧期，已经穿好丧服，脱下它立刻穿吉服，没有什么时候是可以的。”起初认为苏氏的论点很恰当，仔细推敲思考。成王在乙丑日去世，到癸酉日，伯相命令士人准备材料之后，距离乙丑日九天，丧事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于是特意设置成王生前的几案和他的宝物在两阶之间，而接受成王的顾命，这就是所谓用对待生者的方式侍奉他。宾阶和阼阶之上，毕门和应门之中，不可以穿丧服在那里，而且接见诸侯以确立开端，不可以不临朝任命，而临朝又不可以穿丧服进行。大概天子以天下国家为重，接受顾命，接见诸侯，继位君主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不得不改变礼仪。麻冕绣裳，麻冕蚁裳，不是纯粹使用吉服。吕氏认为这是斟酌吉凶之间的做法，最为恰当。太保拿着介圭，太宗捧着同瑁，太史拿着书，开始不得不使用彤裳，而卿士和君主都不能和他们一样。这些地方，古人何曾草率？况且顾命前后的仪节周详慎密，断没有君臣不宜脱下丧服而立刻穿吉服的礼仪。况且太保召公，是国家的元老，经历事情多而考虑事情周密，哪有如此不合礼制却公然实行的呢？君主承受祖宗的重托，在确立开端之初，礼仪有不得不改变的，自然与士人百姓不同。朱子也说：“改朝换代传授，是国家大事，应当严肃礼仪。”而王侯以国家为家，虽然先君的丧事，也视为自己的私事。仔细推敲朱子的话，知道他的论断审慎，不可以轻易指责古人。
康王之诰【凡五条】
周的两位伯长，就是虞舜朝廷的四岳，用来统率四方诸侯，作为方伯连属的首领，而在朝廷兼任三公。召公以太保率领西方诸侯，毕公率领东方诸侯，两位伯长分陕而治，是周的制度。下文说太保和芮伯，太保率领外部的诸侯，芮伯率领内部的公卿，此时公卿诸侯都在，专门提到太保、芮伯，而毕公也在其中了。
大受羑若，羑字解释为羑里，终究不妥。而且与上文说文武不合，羑若应当是厥若的讹误。若是顺的意思，说是大受天的顺命。看下文用奉恤厥若，就可以明白。
守成的君主，用来仰承前代功业，维持天下的，没有比赏罚更大的了。所以歌颂成王的功绩说：“完全协调赏罚，平定他的功业，而君道的主要方面都具备了。”毕协，是尽当于理的意思。赏罚期望于当理罢了，不必以自己的意志给予。
成康之时，文武的德行还在，逐渐衰落的，是武备罢了。周、召都预见先机，所以在这里已经担忧地考虑。看周公的话说：“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以登上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召公的话说：“壮大六师，不要毁坏我高祖的寡命。”大概承平久了，畏惧兵戎；守文的君主，放松武备。从古都是这样。两位老成谋国的公卿，在事前预先告诫，不像后世好战喜事的人流，也不像后世积弊已久而仓促无法应对的情况。
康王刚即位，接受天命的开始，臣子告诫君主继承祖考，君主期望臣子忠心，王室不毁坏。我高祖的寡命，不要遗留孤苦的孩子，话语多么痛切！成康继承祖业的盛况，是有原因的。
毕命【凡五条】
成王营建洛邑的事，记载说：“成王从宗周步行到丰，现在命令毕公保卫东郊，而记载也这样说。”大概毕公是四代的臣子，成王不敢立刻命令他，而托于先王的命令，本来是为了敬重保卫东郊的责任，也是为了尊崇礼遇老臣，不敢自己专断。看他的话：“现在我恭敬地命令你以周公的事，去吧！”那么他言辞的郑重，也可以知道了。
天下是大器。上古圣人创造这个器，后世圣人整理这个器，子孙使用这个器。自三代以来，一个圣人出现，而在前
，经子孙用之，数百年未有不窳且败者。唐虞以数圣人继世在位，故其器完整，而又当大禹忧勤胼胝之后，所谓有典有则，贻厥子孙。闗石和钧，王府则有者，何其器之固哉？殆经数百年，至于桀而大壊矣。成汤为智勇之大匠，以不竞不絿、不刚不柔为罏冶而陶铸之。暨乎太甲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前者磨礲，后者保防，越数百年而其器不坠，至纣而又大壊极矣。盖积渐既乆，朴者日漓，厚者日薄，拙者日巧，诚者日伪，荡检逾闲，至于怙侈灭义，骄滛矜夸者，种种而然。武王为敬胜之大匠，以爕伐为罏冶，加之以周召之辅弼，成康之惠和，陶染薫蒸，所谓既历三纪，世变风移，仅得以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寜，心力亦几乎瘁矣。然后其器始完整而可用，至周末而又壊极矣。秦始皇亦知其壊也，而以卤莽灭裂治之，是故始经手而破。自汉以后，整理之术亦渐疎矣，然犹陶铸于髙祖，磨礲于文景，陶铸于光武，磨礲于明章。至六朝之君，不知陶冶，惟事补苴，故用之数十年而辙壊。唐之器陶铸于太宗，而磨礲于开元之间；宋之器陶铸于太祖，而磨礲于真仁之代。当其敝壊之时，气化衰，人心漓，风俗偷，水旱为其斧斨，盗贼为其螟螣。有一大匠者出，合天下为铜液而融化之，一呼一吸，一张一弛，或严或寛，或濡或烈，天下人蚩蚩然入其陶冶中而不自觉。久之而漓者还朴，薄者返厚，巧者复拙，伪者归诚，人心变于下，气化盛于上，歳丰而谷登，俗淳而盗止，天下为之一变。殆其子孙日剥月削，而又大壊矣。大抵陶铸之、磨礲之，则其器完整一新，而可以数百年下；而补苴之，则其器粗完，而亦可以百年、数十年。未有承前人之积敝，又益加剥。削而可以贻之子孙，不壊者，大治之则大安，小治之则小安，不治之则不安。此今古天下因革得失，一定之理然也。三味毕命之篇，可以知古人之用心矣。
译经过子孙使用，数百年间没有不腐朽败坏的。唐尧虞舜因为几位圣人相继在位，所以他们的器物完整，又正值大禹忧虑勤勉、手足生茧之后，所谓有法度有准则，留给子孙。度量衡标准，王府中都有，他们的器物是多么坚固啊！大概经过数百年，到了夏桀时又大坏。成汤是智勇的大匠，以不争不躁、不刚不柔作为炉冶来陶冶铸造。到了太甲以后，贤圣的君主六七次出现，前者打磨，后者保护防范，经过数百年而器物不坠，到了商纣时又大坏到了极点。大概积累渐变已久，质朴的日益淡薄，厚道的日益浅薄，拙朴的日益巧诈，真诚的日益虚伪，放纵逾越规矩，以至于依仗奢侈灭绝道义，骄纵淫逸夸耀的人，种种如此。周武王是恭敬胜过的大匠，以调和征伐作为炉冶，加上周公召公的辅佐，成王康王的惠政和谐，陶冶熏染，所谓经历了三纪，世道变迁风气转移，仅仅得以四方无忧，我一人安宁，心力也几乎耗尽了。然后器物才开始完整而可用，到了周末又大坏到了极点。秦始皇也知道它坏了，却用粗鲁毁灭的方式治理，所以刚开始经手就破了。自汉代以后，整理的技艺也逐渐疏略了，然而还在高祖时陶冶铸造，在文景时打磨，在光武帝时陶冶铸造，在明帝章帝时打磨。到了六朝的君主，不懂得陶冶，只从事修补，所以使用几十年就坏了。唐代的器物在太宗时陶冶铸造，在开元年间打磨；宋代的器物在太祖时陶冶铸造，在真宗仁宗时代打磨。当它败坏的时候，气运衰微，人心淡薄，风俗苟且，水旱灾害成为斧凿，盗贼成为害虫。有一位大匠出现，把天下当作铜液来融化，一呼一吸，一张一弛，或严厉或宽缓，或温和或猛烈，天下人愚昧地进入他的陶冶中而不自知。久而久之，淡薄的回归质朴，浅薄的返回厚道，巧诈的恢复拙朴，虚伪的回归真诚，人心在下改变，气运在上兴盛，年成丰收谷物成熟，风俗淳朴盗贼停止，天下为之大变。大概他的子孙日益剥削削减，又大坏了。大体上，陶冶铸造、打磨它，那么器物完整一新，可以延续数百年；而修补它，那么器物粗略完整，也可以延续百年、几十年。没有继承前人的积弊，又增加剥削削减而可以留给子孙，不坏的道理。大治理则大安宁，小治理则小安宁，不治理则不安宁。这是古今天下因袭变革得失，一定的道理如此。《尚书》中《三谟》《毕命》的篇章，可以知道古人的用心了。
大抵风俗之壊，必始于世家大族，而后浸滛及于小民，故教人者必自世家大族始。所谓鲜克由礼，席宠惟旧者，由来乆矣。今欲整齐而化导之，莫大于分别善恶，使知有所感动。所谓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即古人挽维风俗之大闗键也。
俗之敝，莫大于侈。侈之大，莫着于服餙。耗物力，啓奇袤，紊等威，乱上下，长滛僻，贫富相耀，无有穷极。故周之大夫重羔羊之节俭，刺赤芾之僭侈。毕命特举服美于人，以为戒，其意深矣。后世有风俗之责者，慎勿以为细故而忽之也。
风俗之变，始之不可不浣涤袚濯，以严明刚果而振其自新之气。故曰：“周公克慎厥始。”然又不可以太廹也。既新之后，当优游渐积，以涵养之，聴其自化。故曰：“惟君陈克和厥中。”然虽収放心，闲之维艰，又不可不底于纯粹而有成也。故曰：“惟公克成厥终。”观此而成周为治之序，亦大可见矣。
君牙【凡二条】
古来制诰之辞，必自述祖功宗徳，而因以及其臣子之祖父；必自言缵绪承业，而因教其臣以率祖之攸行，此立言之体也。古者大司徒之职，兼教养之事，盖非兼也，教不外乎养，教亦养中之一事耳。故五典之后，即训以思艰圗易，未有教而不先之以养者。水土未平，稼穑未播，圣人万事俱不能措手，槩可知矣。
思其艰者，无轻民事维难之意也。图其易者，圣人使菽粟如水火之道也。小民竭终歳之力，手足胼胝，火耕水耨，而后得数钟之粟，上以供公家，下以畜妻子，犹有半菽不饱，饥寒载路者，安得不思其艰？然人生一日不再食则饥，菽粟布帛非如珠玉锦绣可以聴其有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计口而食，一夫不耕，则有受其饥者，必家给人足，遗▯滞穗，耕九余三，太仓之粟红朽而不可食，始可为水旱之备。不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安得不图其易？有思艰之心，而后丰亨豫大；不生骄侈之心，易者可常保。其易则思艰，又图易之本也。
冏命【凡二条】
自周公以缀衣虎贲为重职，周家世重仆御之臣，盖以其近君侧也。典掌之事虽不系于天下之治乱，而实闗于君徳之醇疵。醇疵者，治乱之本也。伯冏又仆御之长，故告之以慎简廼僚。仆臣之长，正羣仆，当无有不正者。此又执简御烦之道得矣。
臣而以仆名贱也，狎也。人贱则逢迎必工，人狎则嚬笑易假。此地而容巧言令色、便辟侧▯之人，则亦何所不至哉！往往有英明之君，自恃其威，断可以无所不察，而究不觉为此辈所蛊惑者。愈明愈威，则蔽之者愈巧。有终身为所误而不觉者。圣人不恃吾明足以防之，而必曰「逺佞人」。舍逺之一道，更无佗道也。往往有刚直之臣，或不自顾其身，排击此等之人，而反受其祸者。盖彼之丑▯多而窥伺密，即一人屏退，而小人之交胶漆莫觧。搆嫌啓隙，出于佗人之口，吹毛索瘢，窥于色笑之防，则如鸩毒之深入而不可觧矣。大抵天下君子寡，小人多。君子刚，小人柔。君子疎，小人密。君子难进，小人易亲。君子畏名义，小人嗜利便。真如冰炭之不同器，薫莸之不同味。君侧何地？侍御何人？耳目之官何职？而可以便辟侧▯之人杂于其间乎？《周礼》宰夫、内史，皆掌于冡宰之官，盖以严重大臣摄服参纬于其间，所以杜小人之萌，为成就君徳之本也。汉以来执防、虎贲，皆士君子为之，犹不失古人遗意。后世士大夫视此等官为贱而不屑为，天子复以优俳畜之。大臣隔于内外之分，曽不得过而闻其姓名。浸滛积渐，引▯呼羣，君徳之累，往往由之。善乎古人之言曰：「潜移黙夺于防防之中，而明争显諌于昭昭之地。」抑末矣。岂独国家不可有此等之人，即大臣之家亦宜检慎。美王祥者曰：「门无杂賔。」此辈在人左右，外则借权▯以为自▯之媒，内则通货贿以为取▯之计。暗讦隂私，愚诱子弟。一旦权去▯穷，则争先而反噬之。即不然，倘有权▯更甚于此者，则借之以为取悦之地。士大夫居官居家，当深恶而痛絶之，等于蛇蝎之螫毒，魑魅之▯惑而
译大抵风俗的败坏，必定始于世家大族，然后逐渐蔓延影响到普通百姓，所以教育人一定要从世家大族开始。所谓很少有人能遵循礼制，依仗宠幸而沿袭旧习的情况，由来已久了。现在想要整顿并教化引导他们，没有比分别善恶更重要的了，使他们知道有所感动。所谓不表彰善行，百姓就没有受到鼓励去行善，这正是古人挽救和维系风俗的关键所在。
风俗的弊端，没有比奢侈更大的了。奢侈之中，没有比服饰妆饰更明显的了。它耗费物力，开启奇异怪诞的风气，扰乱等级威严，混淆上下秩序，助长淫邪僻陋，贫富互相炫耀，没有穷尽。所以周朝的大夫重视《羔羊》篇中节俭的美德，讽刺《赤芾》篇中僭越奢侈的行为。《毕命》特别举出服饰过于华美作为警戒，其用意是很深的。后世负有整顿风俗责任的人，千万不要因为这是小事而忽视它。
风俗的转变，开始时不能不洗涤清除，用严明刚毅果断的态度来振奋人们自新的志气。所以说：“周公能够谨慎地对待开端。”然而又不能太过逼迫。革新之后，应当从容渐进地积累，以此来涵养教化，听任他们自然感化。所以说：“只有君陈能够调和其中道。”然而虽然收敛放纵的心志，约束他们很困难，但又不能不达到纯粹而有成就的地步。所以说：“只有周公能够成就其终局。”观察这些，周朝治理天下的次序，也就大体可以看清了。
君牙【共两条】
自古以来制定诰命的言辞，必定先叙述祖先的功业和宗庙的德行，进而推广到臣子的祖辈；必定先说自己继承祖业，进而教导臣子遵循祖先的行为准则，这是立言的体例。古代大司徒的职掌，兼管教育和养育，这并非兼职，因为教育不脱离养育，教育也是养育中的一项事务罢了。所以在五典之后，就训诫要思虑艰难、图谋容易，没有不先以养育为前提而进行教育的。水土没有平定，庄稼没有播种，圣人万事都无法着手，大概可以知道了。
思虑艰难，就是不要轻视民事，因为民事很难；图谋容易，就是圣人让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的方法。小民耗尽终年的力气，手脚长满老茧，火耕水种，然后才得到几钟粮食，向上供给公家，向下养活妻子儿女，还有吃不饱半升豆子的，路上满是饥寒交迫的人，怎能不思虑艰难？然而人生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粮食布帛不像珠玉锦绣那样可以听任其有无。从天子到平民，按人口吃饭，一个人不耕种，就有受饿的人，必须做到家家富足，田里遗留的断穗都无人捡拾，耕种九成的土地而有余粮三成，太仓库里的粮食腐烂变质而不能食用，才可以防备水旱灾害。不然的话，国家就不再是国家，百姓也不再是百姓，怎能不图谋容易？有了思虑艰难的心，然后才能丰裕亨通；不产生骄奢的心，容易的状态才能长久保持。因为容易所以思虑艰难，这又是图谋容易的根本。
冏命【共两条】
自从周公把缀衣虎贲作为重要职位，周家世代重视仆御之臣，大概是因为他们靠近君主身边。典掌的事务虽然不直接关系到天下的治乱，但实际上关系到君主德行的纯正与瑕疵。纯正与瑕疵，是治乱的根本。伯冏又是仆御之长，所以告诫他要谨慎选择僚属。仆臣之长，端正众仆，应当没有不端正的。这又掌握了执简驭繁的方法了。
臣子以仆为名，意味着卑贱和亲近。人卑贱就会逢迎得巧妙，人亲近就会假装喜怒。如果这个地方容纳巧言令色、谄媚侧媚的人，那么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往往有英明的君主，自恃威严，断定没有什么不能察觉的，但最终不知不觉被这类人蛊惑。越是英明威严，遮蔽他的人就越巧妙。有终身被误导而不觉悟的。圣人不依赖自己的明智足以防备，而必定说“远离奸佞之人”。除了远离这一条路，更没有其他办法了。往往有刚直的臣子，或者不顾自身安危，排斥打击这类人，反而遭受祸患。大概是因为他们丑恶的行为多而窥伺严密，即使一个人被屏退，小人的交结像胶漆一样难以解开。构陷嫌疑、开启嫌隙，出自他人的口；吹毛求疵，窥探于神色笑容之间，就像鸩毒深入而不可解了。大抵天下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刚强，小人柔顺。君子疏远，小人亲密。君子难以进用，小人容易亲近。君子敬畏名节道义，小人贪图利益便利。真像冰炭不能同器，香草臭草不能同味。君主身边是什么地方？侍御是什么人？耳目之官是什么职责？可以让谄媚侧媚的人混杂其中吗？《周礼》中宰夫、内史，都由冡宰之官掌管，大概是用严重大臣来统摄参验于其间，用来杜绝小人的萌芽，这是成就君主德行的根本。汉朝以来，执金吾、虎贲，都由士君子担任，还不失古人的遗意。后世士大夫视这些官职为卑贱而不屑担任，天子又用优伶俳优的态度对待他们。大臣隔绝于内外之分，曾经不得过问甚至听闻他们的姓名。逐渐积累，引类呼朋，君主德行的拖累，往往由此产生。古人说得好：“在细微之中潜移默化地夺取，而在昭昭之地公开争辩劝谏。”这是次要的了。难道只是国家不可以有这类人，即使大臣家中也应当检点谨慎。赞美王祥的人说：“门无杂宾。”这类人在人左右，对外借权势作为自保的媒介，对内通贿赂作为取悦的计谋。暗中揭发阴私，愚弄诱导子弟。一旦权势失去、处境困穷，就争先反咬一口。即使不然，如果有权势比这更大的，就借他们作为取悦的地方。士大夫居官居家，应当深恶痛绝，视之如蛇蝎的螫毒，魑魅的迷惑而
后可。若悦其小技，乐其和柔，以为此小人易制耳，鲜未有不受其损者。自古以来，髙明之人，富贵之家，多坐此弊何？则富贵为此辈所竞趋，而髙明之人每以为不足畏而易制，曰：“彼所蛊惑者乃庸庸之人耳，安能损我哉？”而不知其日渐月积，导滛侈，长骄纵，荡心志，耳目习染，闻见充塞，徳器渐变而不自知。夫人日与直谅愿谨之人处，犹恐不能转移其浮嚣之习，况此辈乎？古人有言曰：“入芝兰之室，乆而不闻其芳；坐鲍鱼之肆，乆而渐忘其臭。”盖与之俱化也。夫至渐忘而与之俱化，寜不可危之至哉！
译这样才可以。如果因为喜欢他们的小技艺，乐于他们的和顺柔媚，认为这些小人容易控制，很少有不受其损害的。自古以来，高明的人、富贵的人，大多因为这种弊病而受害，为什么呢？是因为富贵是这类人竞相追逐的目标，而高明的人常常认为他们不值得畏惧且容易控制，说：“他们所迷惑的不过是平庸的人罢了，怎么能损害我呢？”却不知道他们日积月累，诱导淫乱奢侈，助长骄傲放纵，荡涤心志，耳目习惯沾染，见闻充满阻塞，道德器量逐渐改变而自己却不知道。人每天与正直、诚信、谨慎的人相处，还担心不能改变他们浮躁轻狂的习气，何况是这类人呢？古人有话说：“进入摆满芝兰的房间，时间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芳香；坐在卖鲍鱼的店铺里，时间久了就渐渐忘记它的臭味。”这是因为与它们一起变化了。到了渐渐忘记并与它们一起变化的地步，难道不是极其危险吗！
吕刑【凡八条】
敬忌乃一篇之大防，亦有周相传之家法也。康诰亦曰：“惟文王之敬忌，乃由裕民。”盖兵刑皆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虞廷皆统于臯陶，所谓蛮夷猾夏、冦贼奸宄者是也。敬者，明允之本，非钦则安能恤？忌字意尤深，畏惮而不敢轻用，避讳而不忍轻言。见民之罹于刑，如赤子之蹈于汤火、入于蹈阱者然。为民父母，休戚疴痒相闗，又安忍喜谈而乐道之哉？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者，民之未能免于刑，一则由于主徳之未淳，一则由于民俗之不美，一则由于生业之未遂，一则由于耻心之不存。有此数者，上之人方且愧耻惭悚之未遑，而敢以得情为幸乎？故古人以刑措圄空为盛事。一郡一邑如此，则良有司之福也；天下如此，则天子之福也。后世煆炼深文，以苛察为明，以失入为威，草菅民命以伤天和者，其亦未明于敬忌之道也夫。
先儒谓吕刑之失，莫大于赎。又谓重罪亦赎，是有财者杀人而亦可以不死，岂得为法之平乎？今观其言曰：「五刑不简，正于五罸。是五刑之中难于稽核其实者，而后以五罸寛之。」又曰：「墨辟疑赦，劓辟疑赦，剕辟疑赦，宫辟疑赦，大辟疑赦。必五刑之中可疑，而后议赎锾之多寡，非一槩而赎宥之也。」又曰：「五罸不明，正于五过。并罸亦不当者，则以五刑之过误而正之。又非一槩而罸惩之也。」特异于唐虞者，有流宥五刑之条，而易之以罸赎耳。至其哀矜恻怛之意，曰：「朕言多惧，则犹是钦恤之心。」故孔子取之也。
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五者尽后世听讼之▯。五者之中，惟货尤甚，故后特举而详言之曰：「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狱货非寳，惟府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罸。」言断狱而受货，惟聚敛罪状而已，将来必有殃祸之罸，其可畏如此。盖狱闗人之生死，析之以明哲，处之以哀矜，犹恐不得其情，廼敢有私家之意乎？单辞较两辞尤难，故必曰：「明清能持法，公平则可以配天，而有无彊之誉。」私家两辞，则报以庶尤，而有无穷之祸，安得不慎之又慎哉？
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盖佞者恃其聪明，逞其口辨，用其击断，任其逆亿，往往不得狱情，而自以为得情，其为害可胜言哉！如周兴、来俊臣辈，皆所谓以佞折狱也。惟良者，忠厚存心，明睿内照，不尚推测，不用严酷，如张释之、于定国辈，皆所谓惟良折狱也。盖惟明睿则人不敢欺，惟忠厚则人不忍欺。观《舜典》之言曰：“罪疑惟轻，又曰：‘与其杀不辜，寜失不经’”，则知圣人如天，好生之心，断不忍后世以弼教之具为嘉师之防阱也。
重黎何以絶地天之通？曰：导民以常而已。人惟伦常之理不修，而后有邀福鬼神之事。奇袤滛祀所由以兴，巫觋之徒始得肆其怪诞不经之説，以惑乱人心。若人能于日用饮食之恒，家庭伦理之大，知之由之，则终其身不能尽，又何暇外慕哉？故欧阳子本论谓：「王道行而飬生送死之有其具，则佛法何自而入？」且明明棐常，鳏寡无盖，虽下至鳏寡侧陋之防，茍有善未尝不赏，茍有恶未尝不罸，则▯神安得隂窃其祸福之权？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灵。」又曰：「国将兴，聴于民；将亡，聴于神。」神者依人而行，明乎此，则知重黎无絶鬼神之法，惟有修明人道以胜之而已矣。
报虐以威，可以知古帝王制刑之意矣。彼盗贼奸宄之虐人，与邪奸佥壬之误国，其用心残忍，被之者断肢骸、捐躯命，闻之者髪上指、目眦裂。其权▯刚狠，匹夫匹妇之无可如何，而为之上者不能报之以威，其何以平天下之心乎？譬如猛兽毒蛇，飞而噬人，使此时有人起而剸制之，岂得为伤造物好生之仁？故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司刑者滥罸而殃及无辜，固非玩法而纵释有罪，亦非报虐以威，正当与哀矜勿喜▯看也。
祥刑」二字始见于此。以一人言之，君子懐之，则为检身之具；小人畏之，则絶非僻之心。何其祥也？以天下言之，刑一人而惩千万人，杀一人而安千万人。何其祥也？司刑者常体贴此二字
译吕刑【共八条】
敬慎戒惧是这一篇的根本宗旨，也是周朝世代相传的家法。《康诰》也说：“只有遵循文王的敬慎戒惧，才能宽裕地治理百姓。”大概兵器和刑罚都是圣人迫不得已才使用的，所以虞舜朝廷都统归于皋陶管理，所指的正是那些扰乱华夏的蛮夷、以及内外的盗贼奸邪之人。敬，是明察公允的根本，如果不恭敬，又怎能体恤民情？忌字的含义尤其深刻，畏惧忌惮而不敢轻易动用刑罚，避讳不忍而不敢轻易谈论刑罚。看到百姓遭受刑罚，就像看到婴儿陷入沸水烈火、落入陷阱一样。作为百姓的父母官，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又怎么忍心喜欢谈论并乐于宣扬刑罚呢？如果查明了案情，应当哀怜矜恤而不要高兴，因为百姓未能免于刑罚，一方面是由于君主德行不够淳厚，一方面是由于社会风俗不够美好，一方面是由于百姓生计未能安顿，一方面是由于百姓羞耻之心尚未确立。有这几种情况，在上位者尚且感到惭愧恐惧都来不及，怎敢以查明案情为庆幸呢？所以古人把刑罚搁置不用、监狱空虚视为盛事。如果一个郡县如此，那是良善官吏的福分；如果天下如此，那是天子的福分。后世那些深究苛细、罗织罪名的人，把苛刻明察当作英明，把错判入罪当作威严，视百姓性命如草芥而伤害天地和气，这也是没有明白敬慎戒惧的道理啊。
先前的儒者说《吕刑》的弊端，没有比赎刑更大的了。又说重罪也可以赎免，那么有钱的人杀人也可以不死，这怎么能算是公平的法律呢？现在看其中的话说：“五刑难以核实，就正于五罚。这是五刑之中难以核查实情的，才用五罚来宽宥。”又说：“墨刑疑案赦免，劓刑疑案赦免，剕刑疑案赦免，宫刑疑案赦免，死刑疑案赦免。一定是五刑之中有疑点，才商议赎金的多寡，并非一概都赎免宽恕。”又说：“五罚不明，正于五过。连五罚也不恰当的，就用五刑的过失错误来纠正。也并非一概都惩罚。”与唐尧虞舜时代不同的，只有流放宽宥五刑的条款，以及用罚金赎罪来替代罢了。至于其哀怜恻隐的意思，说：“我的话多含畏惧”，这仍然是恭敬体恤的心意。所以孔子采纳它。
只凭官位、只凭报复、只凭内情、只凭贿赂、只凭请托，这五样囊括了后世审理诉讼的所有弊病。这五样之中，贿赂尤其严重，所以后面特别列举并详细说：“不要在狱讼双方的言辞中徇私，狱讼中的贿赂不是宝物，只会积累罪过，回报以众多的灾祸，永远畏惧的只有刑罚。”意思是断案而接受贿赂，只是聚敛罪状罢了，将来必有灾祸的惩罚，可怕到了这种地步。大概狱讼关系到人的生死，用明哲来剖析，用哀怜来处理，还担心不能查明实情，怎敢有徇私的念头呢？单方面的供词比双方的供词更难判断，所以一定说：“清明公正能持守法度，公平就可以配享上天，从而获得无穷的美誉。”徇私于双方供词，就回报以众多灾祸，而有无穷的祸患，怎能不谨慎又谨慎呢？
不要巧诈断案，只有良善断案。大概巧诈的人倚仗自己的聪明，逞弄口舌辩才，运用决断手段，任凭主观臆测，往往不能查明案情，却自以为查明了，其危害岂能说得尽！像周兴、来俊臣这类人，都是所谓用巧诈断案的。只有良善的人，心存忠厚，内心明察，不崇尚推测，不使用严酷，像张释之、于定国这类人，都是所谓用良善断案的。大概只有明察才能使别人不敢欺骗，只有忠厚才能使别人不忍欺骗。看《舜典》的话说：“罪行有疑就从轻，又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背常法’”，就知道圣人像上天一样，有好生之德，断然不忍心让后世把辅助教化的工具变成嘉奖师长的陷阱。
重黎为什么要断绝地天之间的沟通？回答说：引导百姓遵循常理罢了。人只有不修习伦理常理，然后才有向鬼神求福的事情。奇异邪淫的祭祀因此兴起，巫师之流开始肆意宣扬怪诞不经的学说，来迷惑扰乱人心。如果人能在日常饮食的恒常、家庭伦理的重大方面，知晓并遵循，那么终身都学不完，又哪有空闲去向外羡慕呢？所以欧阳修的本论说：“王道施行而养生送死的器具具备，那么佛法从哪里进入呢？”而且明确地辅佐常理，鳏寡孤独没有遗漏，即使下至鳏寡侧陋的角落，只要有善没有不赏赐的，只要有恶没有不惩罚的，那么鬼神怎么能暗中窃取祸福的权力呢？所以说：“有道治世，鬼神不灵验。”又说：“国家将要兴盛，听取民意；将要灭亡，听取神意。”鬼神是依附于人而行动的，明白这一点，就知道重黎没有断绝鬼神的方法，只有修明人道来战胜它罢了。
用威严报复暴虐，可以知道古代帝王制定刑罚的意图了。那些盗贼奸邪之人虐待百姓，与邪恶奸佞之人误国，他们用心残忍，受害者断肢残骸、牺牲性命，听闻者头发竖起、眼角裂开。他们的权势刚狠，普通百姓无可奈何，而在上位者不能用威严报复他们，凭什么平定天下人的心呢？譬如猛兽毒蛇，飞扑噬咬人，如果这时有人起来制服它们，难道能说是伤害造物主好生的仁德吗？所以说：“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掌管刑罚的人滥施惩罚而殃及无辜，固然不是玩弄法律而纵容释放有罪之人，也不是用威严报复暴虐，应当与哀怜矜恤而不高兴一起看待。
“祥刑”二字首次在这里出现。就个人而言，君子怀想它，就作为检点自身的工具；小人畏惧它，就断绝邪僻的念头。多么吉祥啊！就天下而言，刑罚一人而惩戒千万人，杀死一人而安定千万人。多么吉祥啊！掌管刑罚的人常常要体贴这两个字
古来五刑之属各五百，穆王制为五刑之属三千，其实増轻刑而减重刑，其哀矜恻怛之心纒緜笃挚，真耄年阅历之言，故孔子取之。若赎刑，特书中之一端耳，不足以为之病也。
文侯之命【凡三条】
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故平王锡晋文侯之册命曰：「防绍乃辟。」周书终于是篇，以此为誓诰之终。自此号令，亦不复行于天下矣。独是幽王罹犬戎之祸，平王继世以来，所以报仇雪耻者，莫大于此，而庙堂之上，册命之词絶无一言及此。毋亦申伯同犬戎入宼？此时平王方徳申之树，已而有戌申、戌许之役，故以报仇雪耻为讳乎？夫忘不共戴天之仇，而念一已树立之防，庸君继世，宜乎后之不能复振也。
闵予小子，二节叹国祚之颠危，悯先臣之殄絶，而望后人之追孝，扞社稷之多艰。其情廹，其语挚，不失成康以来诰令之意。此以知周之遗泽逺矣，故夫子犹有取之欤？
今文词语大约不尚整齐，▯捖往复之间有真气组织于中，色泽古茂，如《吕刑》、《文侯之命》，迥与《周官》诸篇文气不同。岂伏生所口授者，尽皆佶屈聱牙，而平易之篇反不能记？故愚深疑古文之出于孔安国者，未必尽《尚书》之旧文也。
费誓【凡四条】
古但云师出以律，而未言所谓律者何谓也？坐作击刺歩法止齐战法也。若费誓，其行师之律乎？师之事有五，费誓备言之：一曰器械，二曰马牛，三曰行伍，四曰期防，五曰刍茭。五者皆不可以无律。伯禽生长于富贵，而能言之精晰周详，各警之以常刑，如老于师中者然。可见古人之学无所不贯，以诸侯之兵敌淮徐之夷，亦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方为万全之师。故不言战法而先言纪律也。
甲戌之日，我惟征徐戎。又曰：甲戌，我惟筑。古人行兵，不尚穷追急击，而以坚▯壁垒为大事。故战而版筑随之也。随战随筑，则守之者有据，而攻之者难施。轻鋭深入之师，背水决河之计，后世之所以取胜于一时，而古法不若是也。言兵而刑即随之，若似乎严刻者，不知师行而无律，与弃师同；律设而刑弛，与弃律同。故一则警之曰常刑，再则警之曰无余刑，三则警之曰大刑，正古人威克厥爱之意也。三代行师之道，于是篇可略观矣。从来誓师之词，如《甘誓》《扈征》，皆言奉行天罚之意，声罪致讨，此天子之体也。若伯禽以方伯帅天子之师，则古所谓诸侯伐而不讨者，故但言师中之律而已，此诸侯之体也。盖其气▯之大小，絶不侔矣。
颂有鲁颂，书有费誓，皆夫子尊宗国之意。齐、晋无书，而专録秦誓，以继周之后，当亦取其悔过之意云尔。但当日齐桓、晋文伯业炳然，为春秋之所许，而不载于书，独载秦誓一篇，或因其地▯国▯据西周而下，临三川，有兼并六合之▯，盖亦知继周之必爲秦矣。夫子于此，殆有防防欤？
秦誓【凡五条】
人不难于无过，而难于改过；不难于改过，而难于悔过。改过者，或迫于人言，或勉于一时；惟悔过则中心愧▯，奋然改图，智勇自生。古所谓“改过不吝”，惟其知悔，而后能不吝也。秦穆公之言，深自刻责，不惮举其病以告人，此夫子之所以取也。
古之谋人，老成之人也。非不知其言之可信，以其未顺已之意，而反忌之。此有言逆于汝心，不能求诸道之故也。今之谋人，新进喜事之人也。非不知其言之不可信，姑因其就已而亲之。此有言逊于汝志，不能求诸非道之故也。穆公自知其病而自▯之，其异于文过餙非者逺矣。
仡仡勇夫，技能之士也；截截善谝言，巧佞之徒也。技能且不欲，况巧佞乎？天下技能之士，于君徳似无所损，不知人有技则乐于自献其技，有能则恐人更掩其能。使非有道之士，则好功喜事之心，廹而为妬贤嫉能之意。从古材艺之士，往往自祸其身，因以祸人家国者多有，盖由此二念为之祟也。故穆公疾之，至与截截谝言之人等而心思，断断无技之人，乐正子惟无强勇智虑闻识之名，而后能好善。易所谓君子以虚受人也。从古圣人有材艺者，周公、孔
译自古以来，五刑的条目各有五百种，周穆王将其制定为三千种，实际上却是增加了轻刑而减少了重刑，他那种哀怜、悲痛、诚恳的心意绵延深厚，确实是老年人阅历丰富的言论，所以孔子采纳了它。至于赎刑，只是书中的一小部分罢了，不足以因此指责它。
文侯之命【共三条】
周朝东迁，依靠的是晋国和郑国，所以周平王赐予晋文侯的册命说：“你要继承你的君主。”《周书》终于这一篇，以此作为誓命和诰令的终结。从此以后，号令就不再通行于天下了。唯独周幽王遭受犬戎的祸患，周平王继位以来，用来报仇雪耻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而庙堂之上，册命的辞句中却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件事。莫非申伯与犬戎一同入侵？此时周平王正感激申伯的建树，随后又有戍守申地、戍守许地的战事，所以把报仇雪耻作为忌讳吗？忘记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却只念及自己建立的功业，平庸的君主继位，难怪后代不能再振兴。
怜悯我这小子，这两节感叹国运的颠沛危亡，哀悯先臣的灭绝，而期望后人追念孝道，捍卫社稷度过许多艰难。其情势紧迫，其语言真挚，不失成王、康王以来诰令的意旨。由此可知周朝的遗泽深远，所以孔子还采纳它吗？
今文《尚书》的词语大约不崇尚整齐，在反复推敲之间有真气组织其中，色泽古朴茂盛，如《吕刑》、《文侯之命》，与《周官》等篇的文气截然不同。难道伏生口授的，都是佶屈聱牙的，而平易的篇章反而不能记忆？所以我深深怀疑出自孔安国的古文，未必全是《尚书》的旧文。
费誓【共四条】
古人只说军队出征要依据纪律，却没有说所谓的纪律是指什么？坐起、动作、击刺、步法、止齐、战法就是纪律。如果是《费誓》，大概是行军的纪律吧？军队的事务有五项，《费誓》都详细说了：一是器械，二是马牛，三是行伍，四是期限和防备，五是草料。这五项都不能没有纪律。伯禽生长在富贵之中，却能说得精详周备，分别用常刑来警戒他们，就像在军中老练的人一样。可见古人的学问无所不贯通，以诸侯的兵力对抗淮徐的夷人，也必须先做到不可战胜来等待敌人，才是万全之师。所以不先说战法而先说纪律。
甲戌这一天，我只征讨徐戎。又说：甲戌，我只修筑工事。古人用兵，不崇尚穷追急击，而是把坚固壁垒当作大事。所以作战时版筑随之进行。随战随筑，那么防守的人有依据，而进攻的人难以施展。轻锐深入的军队，背水决河的计策，是后世用来取胜于一时的，而古法不这样。说到用兵，刑罚就随之而来，似乎显得严酷，不知道军队出行而没有纪律，与抛弃军队相同；纪律设立而刑罚松弛，与抛弃纪律相同。所以第一次警戒说常刑，第二次警戒说无余刑，第三次警戒说大刑，正是古人威严克制慈爱的意思。三代用兵的道理，在这一篇可以略见一斑了。从来誓师的辞令，如《甘誓》《扈征》，都说奉行天罚的意思，声张罪状进行讨伐，这是天子的体制。如果伯禽以方伯的身份率领天子的军队，那么古代所说的诸侯只伐不讨，所以只说军中的纪律罢了，这是诸侯的体制。大概其气势的大小，完全不同了。
颂有《鲁颂》，书有《费誓》，都是孔子尊崇宗国的意思。齐、晋没有书，而专门收录《秦誓》，以继承周朝之后，应当也是取其悔过的意思罢了。但是当时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显著，为《春秋》所赞许，却不记载在书中，唯独记载《秦誓》一篇，或许是因为秦国地处西周之下，临近三川，有兼并天下的野心，大概也知道继承周朝的一定是秦国了。孔子在这里，大概有防备之意吧？
秦誓【共五条】
人不难于没有过错，而难于改正过错；不难于改正过错，而难于悔过。改正过错的人，或许迫于他人的言论，或许勉力于一时；只有悔过则是内心惭愧，奋然改变计划，智勇自然产生。古代所谓“改过不吝”，只有知道悔过，然后才能不吝惜。秦穆公的话，深深自我责备，不害怕列举自己的毛病告诉别人，这是孔子采纳它的原因。
古代的谋士，是老成的人。不是不知道他的话可信，因为不顺从自己的心意，反而忌恨他。这是有言论违背你的心，不能求之于道的缘故。现在的谋士，是新进喜事的人。不是不知道他的话不可信，暂且因为他顺从自己而亲近他。这是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不能求之于非道的缘故。穆公自知自己的毛病而自我纠正，与文过饰非的人相差太远了。
仡仡勇夫，是技能之士；截截善谝言，是巧佞之徒。技能尚且不要，何况巧佞呢？天下的技能之士，对于君主的德行似乎没有损害，不知道人有技能就乐于自我献技，有才能就担心别人掩盖他的才能。如果不是有道之士，那么好功喜事的心，逼迫成为妒贤嫉能的意念。从古以来，材艺之士，往往自祸其身，因而祸害人家国的很多，大概是由这两种念头作祟。所以穆公痛恨他们，甚至与截截谝言之人同等看待，心思专一而没有技能的人，乐正子只有没有强勇智虑闻识的名声，然后能好善。《易经》所谓君子以虚受人。从古圣人有材艺的，周公、孔
子。孔子曰：“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其论周公亦曰：“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盖多材之人最易骄吝，骄者骄人之所无不以让于人也，吝者吝已之所有不以公诸人也。周公、孔子之多能，且不敢自用，况下此者乎？
译孔子说：“多才多艺，不过是些鄙陋的技能罢了，君子需要这么多吗？不需要。”他评论周公也说：“如果周公骄傲且吝啬，那么他的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观看了。”大概是因为多才多艺的人最容易骄傲和吝啬，骄傲的人看不起别人，不肯把好处让给别人；吝啬的人吝惜自己拥有的东西，不肯拿出来与大众共享。周公和孔子虽然多才多艺，尚且不敢自以为是、独擅其美，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
截截谝言之人，何以遂使君子易辞？尝见巧言乱徳之人，变易是非，混淆邪正，每能使君子防其所守，而于人君之前尤甚。盖小人之言巧，君子之言拙，巧者工于承顺，而拙者易于违逆。君子往往有心知其非，而不能明言其罪者，所谓使君子易辞也。巧言之祸，至斯而极矣。人君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事，莫大于容贤。国家之所以兴，曰一君一相而已；国家之所以败，亦曰一君一相而已。秦穆公之言，实万世择相之龟鉴，故《大学》特引之。李林甫但欲杜邉将入相之路，遂啓禄山之祸。盖保荣则不得不固宠，固宠则不得不蔽贤，此奸邪无论矣。又有一种好任己见之人，乐于人之从已，而惮于人之违已。如冦莱公，始非不知丁谓之奸，及共事而谓窥莱公之病，喜于自用，遂一意顺从，毫无所忤。故莱公荐引为相，及得志而卒排莱公。始虽有知人之明，卒防于小人之术，此不能休休有容之失也。开元天寳之治乱，以一君之身而判然天壤者，只在相之忠与不忠耳。故曰：「▯之杌陧，由一人；▯之荣懐，亦尚一人之庆。」为人上者，安可不三复斯言哉？
书经衷论卷四
译那些花言巧语的人，为什么能让君子改变言辞呢？曾见过用巧言扰乱道德的人，颠倒黑白，混淆邪正，往往能使君子动摇其所坚守的原则，而在君主面前尤其严重。这是因为小人的言辞巧妙，君子的言辞笨拙，巧妙的人善于迎合顺从，而笨拙的人容易违背抵触。君子往往心里知道对方不对，却无法明确指责其罪过，这就是所谓的让君子改变言辞。巧言带来的祸害，到这里就达到极点了。
君主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的事务，没有比容纳贤才更重要的。国家之所以兴盛，只在于一位君主和一位宰相；国家之所以败亡，也只在于一位君主和一位宰相。秦穆公的话，确实是万世选择宰相的借鉴，所以《大学》特别引用它。李林甫只是想要堵塞边将入朝为相的道路，于是开启了安禄山的祸乱。因为要保持荣华就不得不固宠，要固宠就不得不遮蔽贤才，这是奸邪之人必然的做法，无需多言。
又有一种喜欢坚持自己意见的人，乐于别人顺从自己，而害怕别人违背自己。比如寇准，起初并非不知道丁谓的奸邪，等到一起共事时，丁谓窥探到寇准的弱点，喜欢自我逞能，于是寇准一味顺从，毫无抵触。所以寇准推荐丁谓为相，等到丁谓得志后，最终排挤了寇准。起初虽然有知人的明智，最终却受制于小人的手段，这是不能宽宏大量的过失。
开元、天宝年间的治乱，在同一个君主身上却判若天壤，只在于宰相的忠诚与不忠诚罢了。所以说：“国家的危乱，由于一个人；国家的安宁，也在于一个人的福庆。”作为上位者，怎么能不反复思考这些话呢？
《书经衷论》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