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防衍卷一 眀 陈第 撰
《伊训》一篇、《肆命》一篇、《原命》一篇、《武成》一篇、《旅▯》一篇、《冏命》一篇，亦为五十八篇。篇目虽与安国同，自《泰誓》而下二十七篇，皆非安国之旧矣。刘向作《别録》、班固作《艺文志》及《后汉书·儒林传》所称古文《尚书》者，实皆张覇之伪书，非安国之古文。故马融、郑▯刘歆、赵岐、服防、韦昭、王肃、杜预之伦，皆未见孔传。故郑▯注《礼记》、赵岐注《孟子》、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传》凡有引用二十五篇者，皆曰《逸书》，曰篇亡，道其实也，安得以目所未见而附防以为知乎？至晋郑冲始得《古文》以授苏愉，愉授梁桞，桞皇甫谧之外弟也，谧于桞邉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桞授臧曹，曹授梅赜，赜于前晋奏上而施行焉。自是人人知有《古文》矣。余按孔頴逹所攷而详其颠末如是，则见斯文兴废不偶然也。
译《伊训》一篇、《肆命》一篇、《原命》一篇、《武成》一篇、《旅獒》一篇、《冏命》一篇，也共为五十八篇。篇目虽然与孔安国相同，但从《泰誓》往下的二十七篇，都不是孔安国的旧本了。刘向撰写《别录》、班固撰写《艺文志》以及《后汉书·儒林传》中所称的古文《尚书》，实际上都是张霸的伪书，并非孔安国的古文。所以马融、郑玄、刘歆、赵岐、服虔、韦昭、王肃、杜预等人，都没有见过孔安国的传注。因此郑玄注《礼记》、赵岐注《孟子》、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传》，凡是引用那二十五篇的，都说这是《逸书》，说篇目已经亡佚，这是陈述事实啊，怎么能凭借自己未曾见过的篇目而附会牵强地当作知识呢？直到晋代郑冲才得到《古文尚书》传授给苏愉，苏愉传授给梁柳，梁柳是皇甫谧的外弟，皇甫谧在梁柳那里得到《古文尚书》，所以撰写了《帝王世纪》。梁柳传授给臧曹，臧曹传授给梅赜，梅赜在前晋时奏呈上去并得以施行。从此人人都知道有《古文尚书》了。我考察孔颖达所考证的内容并详细梳理其始末如上，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兴起与废弃并非偶然。
古文辨
孔安国《古文》二十五篇，至东晋始顕，唐人疏之，始大行于世，未有议其为伪者。宋吴才老始曰：「安国所増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朱考亭因之曰：「安国《书》至东晋时方出，前此诸儒皆未见，可疑之甚。」吴草庐又因之曰：「二十五篇采缉补缀，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秦汉以前之文。」噫！三子言出，疑古文者纷然矣。愚窃以为过也。今文自殷盘、周诰外，若《尧典》、《臯谟》、《甘誓》、《汤誓》、《髙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范》、《无逸》、《顾命》，何尝不文从字顺乎？必诘曲聱牙而后可，则《鲁论》不得与《系辞》并行矣。何者？竒正异也。况书之顕晦，亦自有时。公羊立学官，自汉武始；谷梁立，自汉宣、汉平之世；刘歆移书博士，始立左氏。汉初《诗》有齐、鲁、毛、韩四家，而毛最后出；传《礼》者五家，而小戴最后出。班固《汉书》采自《史记》，自后汉至晋，注觧《汉书》者二十余家，《史记》未有也。卒之左氏、《毛诗》、小戴、《史记》皆盛行至今。抑不特书为然，大禹治水勒碑南岳，翳于林莽数千年，韩昌黎刻意求之弗得，至宋末嘉定而始露，至明嘉靖而始传，似未可以前人未见，而谓作禹碑者伪也。左、国、《礼记》诸书称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谓作古文者采缀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叶作根榦矣。且其纪纲道徳，经纬人事，深沉而切至，髙朗而矫健，又安见其平缓卑弱乎？先汉之文，浑雄驰骋，本其所长，然偏驳或悖乎理义，断制不醇乎徳音，故不可与古文并论也。孔頴逹曰：「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词富而偹，其义▯而雅，故复而不厌，乆而愈亮，可谓知言也已。」嗟夫！书之所以贵真，以其言之得也，足以立极也；所以▯伪，以其言之失也，不足以垂训也。今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服习古文，而皆耿然有裨于性情、治理，乃不得其精妙，区区以迹訾之，不亦逺乎？
近世旌川梅鷟拾吴、朱三子之绪余，而诪张立论，直防谓古文晋皇甫谧伪作也，集合诸传记所引而补缀为之，似矣。不知文本于意，意逹而文成，若彼此瞻顾，勉强牵合，则词必有所不畅。今读二十五篇，抑何其婉妥而条逹也！又如《禹谟》「克艰」二语，谓本《论语》之「为君难，为臣不易」也；「不矜不伐」，谓本《老子》之「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争」也；「满招损，谦受益」，谓本《易》之「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也。不知宇宙殊时而一理，圣贤异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词之相近也，而遽谓其相袭乎？又如「人心、道心」，则谓本之《道经》。尝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防。』」注者曰：「此《虞书》语，而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即《虞书》也。」今鷟指为《道经》，岂别有所据乎？又如《五子之歌》「欝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谓「欝陶」取《孟子》，「顔厚」取诸《诗》；《▯征》之「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取诸《三国志》；《仲虺之惭徳」，取诸季札曰「圣人之▯也，而犹有惭徳」；「口实」，取诸王孙圉曰「以寡君为口实」；《汤诰》之「降▯」，取诸夫差曰「天降▯于吴」；《伊训》「从谏弗咈」，取诸班彪之「从谏如顺流」；《太甲》「升髙陟遐」，取诸《中庸》之「行逺自迩，登髙自卑」；《咸有一徳》之「观徳、观政」，取诸《吕氏春秋》之引曰「五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生谋」；《说命》「建邦设都」，取诸《墨子·尚同》之篇；《泰誓》「离心离徳」，取诸子太叔曰「弃同即异，是谓离徳」；《武成》「归马放牛」，取诸《乐记》「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乗，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旅獒》「为山九仞」，谓「为山」取诸《论语》，「九仞」取诸《孟子》；《防子之命》「余嘉乃徳」，取诸《
译古文辨
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直到东晋时期才显现于世，唐代学者为之作疏，才开始在世间广泛流传，当时没有人质疑它是伪作。宋代吴才老首先说：“孔安国所增多的篇章，文字都通顺流畅，不像伏生所传的今文那样诘屈聱牙，甚至有难以读懂的地方。”朱熹（考亭）接着说：“孔安国的《尚书》直到东晋时才出现，此前的儒者都没有见过，这非常可疑。”吴澄（草庐）又接着说：“这二十五篇是采集拼凑补缀而成的，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而且文风平缓卑弱，完全不像秦汉以前的文章。”唉！这三人的言论一出，怀疑《古文尚书》的人就纷纷出现了。我私下认为他们说得过分了。今文《尚书》除了《盘庚》、《周诰》之外，像《尧典》、《皋陶谟》、《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范》、《无逸》、《顾命》，何尝不是文从字顺呢？如果一定要诘屈聱牙才算好，那么《鲁论》就不能和《系辞》并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奇正不同啊。况且书籍的显赫与晦暗，也有其时运。《公羊传》设立学官，是从汉武帝开始的；《谷梁传》设立，是从汉宣帝、汉平帝时期开始的；刘歆给博士下书，才确立了《左传》的地位。汉初《诗经》有齐、鲁、毛、韩四家，而毛诗最后出现；传授《礼记》的有五家，而小戴最后出现。班固的《汉书》采自《史记》，从后汉到晋代，注解《汉书》的有二十多家，而《史记》却没有注解。最终《左传》、《毛诗》、小戴《礼记》、《史记》都盛行至今。这不仅限于《尚书》，大禹治水在南岳刻碑，被丛林荒草遮蔽数千年，韩愈刻意寻找却未能找到，直到宋代嘉定年间才显露，明代嘉靖年间才流传，似乎不能因为前人没有见过，就认为刻禹碑的人是伪造的。《左传》、《国语》、《礼记》等书称引的二十五篇，条理分明地存在，现在说作《古文尚书》的人是采集拼凑而成的，这是本末倒置，把枝叶当作根干了啊。而且它记载纲常道德，经纬人事，深沉而切中要害，高朗而矫健，又哪里看出它平缓卑弱呢？西汉的文章，浑厚雄健驰骋，本是其长处，但偏驳有时违背理义，断制不纯于德音，所以不能和《古文尚书》相提并论。孔颖达说：“古文经虽然早出，但晚才得行，它的辞藻丰富而完备，它的义理深奥而典雅，所以反复阅读而不厌倦，时间久了更加明朗，这可以说是懂得言辞了。”唉！《尚书》之所以珍贵在于真实，因为它的言论得当，足以确立准则；之所以被定为伪作，因为它的言论失当，不足以垂范训诫。现在从天子、公卿、大夫到士庶人都学习《古文尚书》，都明显对性情修养、国家治理有益，却不领会它的精妙，仅仅以表象来诋毁它，不是太遥远了吗？
近世旌川梅鷟拾取吴、朱三人的残余观点，虚张声势地立论，直接断言《古文尚书》是晋代皇甫谧伪造的，集合各种传记所引用的内容来补缀而成，似乎有道理。不知道文章本于意旨，意旨通达而文章成就，如果彼此瞻顾，勉强牵合，那么文辞必定有不畅达的地方。现在读这二十五篇，为什么如此婉转妥帖而条理通达呢！又如《禹谟》中的“克艰”两句话，梅鷟说本于《论语》的“为君难，为臣不易”；“不矜不伐”，说本于《老子》的“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争”；“满招损，谦受益”，说本于《易经》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不知道宇宙时代不同而道理一致，圣贤身处不同世代而心意相同，怎么能因为文辞相近，就断定它们是互相抄袭呢？又如“人心、道心”，梅鷟说本于《道经》。曾经考证《荀子》说：“舜治理天下，不靠具体事务来告诫而万物成就，所以《道经》说：‘人心之危，道心之防。’”注解说：“这是《虞书》的话，却说《道经》，大概是有道的经典，就是《虞书》。”现在梅鷟指为《道经》，难道另有依据吗？又如《五子之歌》中的“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梅鷟说“郁陶”取自《孟子》，“颜厚”取自《诗经》；《胤征》中的“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取自《三国志》；《仲虺之诰》中的“惭德”，取自季札说的“圣人之过也，而犹有惭德”；“口实”，取自王孙圉说的“以寡君为口实”；《汤诰》中的“降凶”，取自夫差说的“天降凶于吴”；《伊训》中的“从谏弗咈”，取自班彪的“从谏如顺流”；《太甲》中的“升高陟遐”，取自《中庸》的“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咸有一德》中的“观德、观政”，取自《吕氏春秋》的引语“五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生谋”；《说命》中的“建邦设都”，取自《墨子·尚同》篇；《泰誓》中的“离心离德”，取自子太叔说的“弃同即异，是谓离德”；《武成》中的“归马放牛”，取自《乐记》“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旅獒》中的“为山九仞”，梅鷟说“为山”取自《论语》，“九仞”取自《孟子》；《微子之命》中的“余嘉乃德”，取自
左氏》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勲，应乃懿徳」；《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取诸祝佗云「管、蔡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周官》「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取诸《老子》「为之于未有，图之于未乱」；《君陈》「勿辟勿宥」，取诸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毕命》收放心，取诸《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君牙》「思其艰以图其易」，取诸《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伯冏》「交修不逮」，取诸《楚语》卫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诸如此类，难以悉数，句疵其攘，字剥其窃，无非欲二十五篇《古文》尽废之而后已。语曰：「不有废也，其何以兴？」故废《禹谟》而复有《禹谟》者出，废《五子之歌》与《▯征》而复有《五子之歌》与《▯征》者出，废商、周《仲虺》诸篇而复有《仲虺》诸篇者出，则废之诚是也。然由君子观之，不可废也。何者？二十五篇，其防奥，其词文，卑而髙近而逺幽通鬼神，明合礼乐。故味道之士见则爱，爱则玩，防绎而浸渍，叹息而咏歌，拟议之以身，化裁之以政，定事功而成亹亹矣。孰是书也，而可以伪疑之乎？故疑心生，则味道之心必不笃矣。夫干将、镆鎁，沉埋丰狱，人莫之知也。张华、雷焕出之，遂为天下寳古文之出于东晋，亦犹是也。
译《左传》中周王命令管仲说：“我嘉奖你的功勋，回应你的美德”；《蔡仲之命》中说：“将管叔在商地施以刑罚，将蔡叔囚禁于郭邻”，这些内容取自祝佗所说的“管叔、蔡叔离间王室，周王于是杀了管叔而囚禁了蔡叔”；《周官》中说“在混乱未发生前制定治理之法，在危险未出现前保卫国家”，取自《老子》的“在事情未发生前着手处理，在祸乱未形成前谋划”；《君陈》中说“不回避也不宽恕”，取自《文王世子》中，周公说：“宽恕他。”有司说：“应当处以刑罚。”周公又说：“宽恕他。”有司又说：“应当处以刑罚。”《毕命》中说要收束放纵的心，取自《孟子》的“只是找回那颗放失的心罢了”；《君牙》中说“思考艰难之处以谋划容易之事”，取自《老子》的“在事情容易时谋划困难，在事情细微时成就宏大”；《伯冏》中说“互相纠正不足之处”，取自《楚语》中卫武公说的“早晚互相警戒我”。像这样的例子，难以全部列举，句子剽窃其瑕疵，文字剥取其窃取之处，无非是想让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全部被废弃而后已。俗话说：“不有所废弃，怎么能有所兴起？”所以，废弃《禹谟》之后，又有《禹谟》出现；废弃《五子之歌》与《汤征》之后，又有《五子之歌》与《汤征》出现；废弃商、周时期的《仲虺之诰》等篇之后，又有《仲虺之诰》等篇出现，那么废弃它们确实是正确的。然而从君子的角度来看，这些篇章是不可以废弃的。为什么呢？这二十五篇，其义理深奥，其文辞华美，既浅近又高远，幽深之处能通达鬼神，显明之处符合礼乐。所以品味道义的人士见到它就喜爱，喜爱就玩味，反复推演而沉浸其中，叹息并吟咏，用身体去拟议践行，用政令去化裁施行，从而确定事功并使之勤勉不息。这样的书，怎么能因为怀疑它是伪作就否定它呢？所以，怀疑之心一起，品味道义之心就一定不笃定了。干将、镆铘这两把宝剑，沉埋于丰狱之中，人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张华、雷焕将它们发掘出来，于是成为天下的宝物。古文尚书在东晋时期出现，也是同样的道理。
前汉民间得《泰誓》三篇，有「白鱼入于王舟，火复于王屋，流为乌」诸语，董仲舒、司马迁皆引用之矣。马融《书序》曰：「《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恊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孔頴逹曰：「今《泰誓》所无者，古文《泰誓》皆有，则古文为真，复何疑乎？」乃后儒又以集合传记摽夺句字疑之，不识必何如而后可也。嗟夫！质诸理而后天下之至言可知也，徴诸用而后天下之大业可见也。今聊举其一二：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曰「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徳，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寕，暨鸟兽鱼鳖咸若」；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曰「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媿耻，若挞于市；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曰「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曰「玩人防徳，玩物防志」；曰「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不同，同归于乱」；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曰「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曰「呜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曰「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曰「非人其吉，惟货其吉，若时瘝厥官」。此皆精絶纯粹之谈，古今不易之定论也。采之何书？取之何策乎？故曰：质诸理而后天下之至言可知也。尝试有虗中之主、愿治之君，爰以《伊训》、《说命》进而格之，则贾谊可无痛哭之防，陆贽不烦累牍之章矣。又或有暴戾之众，乖梗之俗，爰以君陈、毕命，术而施之，则商鞅可无峻法，广汉可无缿筒矣。故曰：「徴诸用，而后天下之大业可见也。」是故服劒者，期于铦利，而不期于墨阳、莫邪；乗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骅骝、騄耳；诵书者，期于甄物成化，而不期于今文、古文。况今文、古文，实皆上古之遗书。故不精于论，则不知古文；不知古文，则不知今文。借曰予知，徒以名取之而已矣。是故宋人之疑，尚在两可之间；至鷟作《尚书谱》，丑乎骂矣，是非君子之言，逹人所屏弃也。
引书证
昔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删其善者百篇，与《诗》、《易》、《礼》、《乐》并行，以教后世。遭秦乱，伏生壁而蔵之，竟亡数十篇。及孔安国得《古文尚书》，多二十余篇，是伏生所亡，即安国所得也。校之百篇，尚存其半，岂非斯文之大幸欤？后儒乃以今文为真也，古文伪也，不过谓文章尔雅，训词坦眀耳。以今观于《左》、《国》、《礼记》及诸书传，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尔雅坦眀，无有艰深险▯语也。岂所引者皆伪乎？夫为诸书所称引者，既皆尔雅坦眀，而诸书所未称引者，必欲其艰深险▯，是一篇而二体也，岂虞、夏、商、周之本经乎？愚故胪而列之，以俟观考者焉。若引用今文，则弗録，人既弗疑，无庸赘矣。
吕氏春秋》引《夏书》曰：「天子之徳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左传》文公七年，郤缺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壊。」庄公八年，公引《夏书》曰：「臯陶迈种徳，徳乃降。」防公二十一年，臧武仲引《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二十三年，仲尼引《夏书》曰：「念兹在兹。」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允出兹在兹。」襄公二十六年，声子引《夏书
译前汉时期，民间得到了《泰誓》三篇，其中有“白鱼进入王的船中，火在王的屋上复燃，水流变成乌鸦”等语句，董仲舒、司马迁都引用过这些内容。马融在《书序》中说：“《泰誓》是后来才得到的，考察它的文辞似乎浅显直露。”又《春秋》引用《泰誓》说：“百姓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国语》引用《泰誓》说：“我的梦境与我的占卜相合，接连出现吉祥的征兆，讨伐商朝必定能胜利。”《孟子》引用《泰誓》说：“我的武功盛大，侵入商的疆界，就夺取其残余势力。杀伐张扬，比商汤还要光辉。”《荀子》引用《泰誓》说：“独夫受。”《礼记》引用《泰誓》说：“我战胜受，不是我武功强大，而是我的先父文王没有罪过；受战胜我，不是我的先父文王有罪，而是我这个小辈不善。”今文《泰誓》都没有这些语句。我见过的书籍很多，所引用的《泰誓》内容而不在《泰誓》原文中的非常多。孔颖达说：“现在《泰誓》中没有的，古文《泰誓》都有，那么古文就是真的，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然而后来的儒者又通过汇集传记、摘取句字来怀疑它，不知道究竟怎样才算合理。唉！只有用事理来检验，天下的至理名言才能被知晓；只有在实际应用中验证，天下的大业才能显现。现在姑且列举其中的一两条：说“值得爱戴的不是君主，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说“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胜过我”；说“上天生育百姓，百姓有欲望，如果没有君主就会混乱”；说“古代的夏朝先王，正努力修养德行，没有天灾，山川鬼神也都安宁，连鸟兽鱼鳖也都顺从”；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从道义上寻求原因；有顺从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从非道义上寻求原因”；说“普通男女不能自我完善，君主就不能成就功业”；说“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内心感到羞愧，如同在市集上被鞭打；如果有一人不得其所，就说这是我的罪过”；说“我听说好人做善事，总觉得时间不够；坏人做恶事，也总觉得时间不够”；说“玩弄人就会损害德行，玩弄物就会损害意志”；说“做善事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治理；做恶事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混乱”；说“地位不期望骄傲，俸禄不期望奢侈”；说“百姓生活丰厚，因外物而有变迁，违背上级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说“唉！不要说不能做到，只要坚定自己的心意；不要说百姓太少，只要谨慎处理事务”；说“你自身能端正，就不敢不端正；民心不中正，只在于你的中正”；说“不是人吉祥，而是财货吉祥，如果这样就会荒废官职”。这些都是精妙纯粹的高论，古今不变的定论。这些是从哪本书采集的？从哪部典籍获取的？所以说：只有用事理来检验，天下的至理名言才能被知晓。试想如果有虚心纳谏的君主、渴望治国的君王，于是用《伊训》、《说命》来规劝他，那么贾谊就不会有痛哭的担忧，陆贽也不必写累牍的奏章了。又如果有暴戾的民众、乖张的习俗，于是用《君陈》、《毕命》的方法去施行，那么商鞅就不需要严酷的法律，杨敞就不需要设置投书筒了。所以说：“只有在实际应用中验证，天下的大业才能显现。”因此，佩剑的人，期望的是锋利，而不期望是墨阳、莫邪这样的名剑；骑马的人，期望的是日行千里，而不期望是骅骝、騄耳这样的名马；读书的人，期望的是辨别事物、教化百姓，而不期望是今文、古文这样的名目。况且今文、古文，实际上都是上古遗留下来的书籍。所以不精通论述，就不知道古文；不知道古文，就不知道今文。假使说我知道了，也只是凭名称来取用罢了。因此宋人的怀疑，还在两可之间；到了吴棫作《尚书谱》，简直是用丑恶的语言谩骂了，这不是君子的言论，是通达事理的人所摒弃的。
引书证
从前孔子在周王室观览典籍，得到虞、夏、商、周的典章，删选其中好的百篇，与《诗》、《易》、《礼》、《乐》并行，用来教导后世。遭遇秦朝战乱，伏生将书藏在墙壁中，最终丢失了数十篇。等到孔安国得到《古文尚书》，多了二十多篇，这正是伏生所丢失的，也就是安国所得到的。对照百篇，还保存了一半，这难道不是文化的巨大幸运吗？后来的儒者认为今文是真的，古文是假的，不过是因为文章典雅，训辞坦率明白罢了。以现在的眼光看《左传》、《国语》、《礼记》以及诸子传记，引用二十五篇的，多的有八九章，少的也有三四章，都典雅坦率明白，没有艰深险恶的语句。难道所引用的都是假的吗？既然被诸书所称引的，都典雅坦率明白，而诸书所未称引的，却一定要艰深险恶，这是一篇而有两种文体，难道是虞、夏、商、周的原本经典吗？我因此罗列出来，以等待观览考证的人。如果引用今文，就不收录，人们已经不怀疑，没有必要赘述了。
《吕氏春秋》引用《夏书》说：“天子的德行广博深远，于是神圣，于是威武，于是文治。”《左传》文公七年，郤缺引用《夏书》说：“用美好的事物告诫他，用威严督促他，用九歌劝勉他，使他不要败坏。”庄公八年，庄公引用《夏书》说：“皋陶广泛种植德行，德行于是降临。”僖公二十一年，臧武仲引用《夏书》说：“想着它，就在它上面；放下它，就在它上面；说着它，就在它上面；确实出于它，就在它上面。”二十三年，孔子引用《夏书》说：“想着它，就在它上面。”哀公六年，孔子引用《夏书》说：“确实出于它，就在它上面。”襄公二十六年，声子引用《夏书》
》曰：「与其杀不辜，寕失不经。」《孟子》引《书》曰：「洚水警予。」襄公五年引《夏书》曰：「成允成功。」《国语》内史过引《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墨子》引《禹誓》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蠢兹有苖，用天之罚。」《孟子》引《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皆《大禹谟》文也【禹谟》当云《虞书》，以事关禹，故目为《夏书》，犹《洪范》本《周书》，以箕子所陈，故传引之曰《商书】
译《尚书》说：“与其杀害无罪的人，宁可犯下不合常法的过失。”《孟子》引用《尚书》说：“洪水警示我。”《左传》襄公五年引用《夏书》说：“诚信地履行诺言，就能取得成功。”《国语》中内史过引用《夏书》说：“民众如果没有君主，拥戴谁呢？君主如果没有民众，无法与国家共存。”《墨子》引用《禹誓》说：“众多的民众，都听我说话。这些愚蠢的有苗人，将受到上天的惩罚。”《孟子》引用《尚书》说：“恭敬地侍奉父亲瞽瞍，恐惧谨慎，瞽瞍也顺从。”这些都是《大禹谟》中的文字。《禹谟》应当称为《虞书》，因为事情关乎大禹，所以被称作《夏书》，就像《洪范》本是《周书》，因为由箕子陈述，所以传文中引用它时称为《商书》。
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引《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国语》单襄公引《书》曰：「民可近也，不可下也。」知伯国引《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眀？不见是图。」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防而亡。」单襄公引《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皆《五子之歌》文也。
襄公二十一年，祁奚引《书》曰：「圣有谟训，眀徴定保。」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狥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昭公十七年，大史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昭二十三年，公子光云：「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皆▯征文也。
孟子引《书》曰：「葛伯仇饷。」又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引《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宣公十二年，随武子引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襄公十四年，中行献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皆《仲虺之诰》文也。
论语》引曰：「予小子履，敢用▯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墨子》引亦同。《国语》单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滛，故凡我造国，无从匪彛，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内史过引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皆《汤诰》文也。
孟子引《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大学》引《太甲》曰：「顾諟天之眀命。」《缁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坊记》引《书》云：「厥辟不辟，沗厥祖。」《缁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公孙丑》引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表记》引《太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寕，后非民无以辟四方。」昭公十年，子羽引《书》曰：「欲败度，纵败礼。」孟子引《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又引《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缁衣》引《尹吉》曰【旧注吉当为告古文诰字之误】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皆《伊训》、《太甲》、《咸有一徳》文也。国语白公引武丁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徳之不类，兹故不言。」孟子引《书》曰：「若药不瞑▯，厥疾不瘳。」《缁衣》引《兑命》曰【旧注兑读为说】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又引《兑命》曰：「爵无及▯徳，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国语白公引《书》：「必交修毋余弃也。」《学记》引《兑命》曰：「敬逊务时敏，厥修乃来。」又引《兑命》曰：「斆学半。」《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皆《说命》文也。
孟子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襄公三十一年，穆叔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昭公元年，子羽引《太誓》，《国语》单襄公引《太誓》亦同。昭公七年，史朝曰：「筮袭于夣，武王所用也。」《国语》单襄公引《太誓》曰：「朕夣恊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昭二十四年，苌▯引《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徳；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徳。」臧宣叔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孟子引《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聼自我民聼。」又引《泰誓》曰：「我武惟▯，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墨子·兼爱篇》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译《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引用《夏训》说：“有穷国的后羿。”《国语》中单襄公引用《尚书》说：“民众可以亲近，不可以轻视。”知伯国引用《夏书》说：“一个人三次失误，怨恨难道在于明显吗？不见此而图谋。”哀公六年，孔子引用《夏书》说：“只有那陶唐氏，遵循天道常理，拥有冀州之地。如今失其德行，扰乱纲纪，于是被防范而灭亡。”单襄公引用《夏书》说：“度量衡标准统一，王府中才有储备。”这些都是《五子之歌》中的文字。
襄公二十一年，祁奚引用《尚书》说：“圣人有谋略训诫，明察征验以安定保有。”襄公十四年，师旷引用《夏书》说：“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以进谏。”昭公十七年，太史引用《夏书》说：“星辰不汇聚于房宿，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昭公二十三年，公子光说：“我听说：‘做事威严胜过仁爱，即使力量微小也必定成功。’”这些都是《征》篇中的文字。
孟子引用《尚书》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又引用《尚书》说：“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信服他，向东征伐，西夷怨恨；向南征伐，北狄怨恨。”又引用《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得救。”宣公十二年，随武子引用仲虺的话说：“夺取混乱的国家，侮辱灭亡的国家，兼并弱小的国家。”襄公十四年，中行献子引用仲虺的话说：“灭亡的国家侮辱它，混乱的国家夺取它，推翻灭亡的，巩固存在的，这是治国的道理。”三十年，子皮说：“仲虺的志向说：‘混乱的国家夺取它，灭亡的国家侮辱它，推翻灭亡的，巩固存在的，这是国家的利益。’”这些都是《仲虺之诰》中的文字。
《论语》引用说：“我小臣履，敢用纯色牡牛，敢昭告于伟大的后帝：有罪不敢赦免，帝王的臣子不隐瞒，简选在于帝心。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我身上。”《墨子》引用的也相同。《国语》单襄公引用先王的命令说：“天道赏善而罚淫，所以凡我们建国，不要违背常理，不要接近怠慢淫乱，各自遵守你们的典章，以承受天福。”内史过引用说：“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万夫；万夫有罪，在我一人。”这些都是《汤诰》中的文字。
孟子引用《伊训》说：“天诛伐自牧宫开始，我载自亳。”《大学》引用《太甲》说：“顾念那天的明命。”《缁衣》引用《尹吉》说：“只有尹躬先在西方夏邑显现，从周有始终，辅相也有始终。”《坊记》引用《尚书》说：“他的君主不像君主，愧对他的祖先。”《缁衣》引用《太甲》说：“不要超越他的命令以自取覆灭。像虞人张弓，去检查箭括是否符合法度就释放。”《公孙丑》引用伊尹说：“我不亲近不顺从的人。”《表记》引用《太甲》说：“民众没有君主不能互相安宁，君主没有民众不能开辟四方。”昭公十年，子羽引用《尚书》说：“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仪。”孟子引用《太甲》说：“天降灾祸还可以逃避，自己造孽不可活。”又引用《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没有惩罚。”《缁衣》引用《尹吉》说【旧注吉当为告，是古文诰字的误写】：“只有尹躬和汤，都有一种德行。”这些都是《伊训》、《太甲》、《咸有一德》中的文字。
《国语》白公引用武丁作的《尚书》说：“用我来匡正四方，我担心德行不类，因此不说话。”孟子引用《尚书》说：“如果药不苦，疾病不会痊愈。”《缁衣》引用《兑命》说【旧注兑读为说】：“只有口引起羞辱，只有甲胄引起战争，只有衣裳在箱子里，只有干戈反省自身。”又引用《兑命》说：“爵位不超过德行，民众立正而正事，纯粹而祭祀，这是不敬；事情烦杂就混乱，侍奉神灵就困难。”《国语》白公引用《尚书》：“一定要互相修治，不要抛弃我。”《学记》引用《兑命》说：“恭敬谦逊务必及时敏捷，他的修养才来。”又引用《兑命》说：“教是学的一半。”《文王世子》引用《兑命》说：“念终始典于学。”这些都是《说命》中的文字。
孟子引用《尚书》说：“天降下民众，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说是帮助上帝宠爱四方，有罪无罪都在我，天下谁敢超越他的意志。”襄公三十一年，穆叔引用《太誓》说：“民众想要的，天必定顺从。”昭公元年，子羽引用《太誓》，《国语》单襄公引用《太誓》也相同。昭公七年，史朝说：“占卜与梦相合，是武王所用的。”《国语》单襄公引用《太誓》说：“我的梦与我的占卜相合，袭于吉祥，伐商必定成功。”昭二十四年，苌弘引用《泰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也有离德；我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臧宣叔说：“《太誓》所说的商兆民离，周十人同。”孟子引用《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引用《泰誓》说：“我的武勇只有，侵入他的疆界，就夺取残暴的，杀伐用张，对汤有光。”《墨子·兼爱篇》引用《泰誓》说：“文王像日像月，照耀光于四方于西土。”
」《坊记》引《泰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皆《泰誓》文也。
译《坊记》引用《泰誓》说：“我战胜纣王，并非依靠我的武力，而是因为我的先父文王没有罪过；如果纣王战胜我，并非我的先父文王有罪过，而是因为我这个年轻人没有德行。”这些语句都是《泰誓》中的原文。
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曰：「《周书》数文王之徳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懐其徳。』」昭公七年，无宇曰：「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孟子引东征绥厥士女，匪厥▯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又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皆《武成》文也。
仲尼对陈人问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僖公五年，宫之竒引《周书》曰：「民不易物，惟徳繄物。」皆旅▯文也。
定公四年，祝佗云：「蔡仲改行帅徳，周公举之，以为已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僖五年，宫之竒引《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徳是辅。」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引《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皆蔡仲之命文也。
论语》引《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僖公五年，宫之竒引《周书》曰：「黍稷非馨，眀徳惟馨。」《缁衣》引《君陈》曰：「未见圣，若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缁衣》引《君陈》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坊记》引《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后之徳。于乎！是惟良顕哉！』」《国语》富辰引《书》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济也。」皆《君陈》文也。
缁衣引《君雅》曰【牙、雅古通音】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孟子》引《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皆《君牙》文也。愚按：古文二十五篇，其未为诸书称引者，仅《微子之命》、《周官》、《毕命》、《冏命》四篇耳，然皆文从字顺，曷尝有诘曲聱牙之体乎？夫文本于事，事致于理，要以逹上下之情，齐众寡之论，宣祗惧之防，畅堙欝之▯，导之善所以禁其恶，约之正所以絶其邪。典、谟、训、诰、誓、命、贡、征、歌、范，皆是物也。故或时而正，或时而竒。正而愚夫愚妇知之，竒则文人学士不能以句，而作者无心也。譬之指以挥音，而音非指；履以出迹，而迹岂履也哉！故善读书者，遇竒而不求其正，值正而不求其竒。始也诵言以索意，既也得意而忘言。若与古人揖让于一堂，而晤言于一室，目覩其色，耳闻其声，身廸其矩，而心聆其神也。善善而无恶，正正而无邪，世治则以行吾道，世乱则以防吾身，夫是之谓深于《书》者也。《诗》曰：「既见君子，庶几有臧。」
尚书评
夫书之不全，皆委之秦火矣。按《秦本记》，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议谓：「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令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襍烧之。」越三年，始皇崩；又越三年，二世防；又越五年，汉髙即皇帝位。焚书之年，嵗戊子；汉髙即位，嵗己亥，相去十二年耳。且张苍，秦之柱史；叔孙通、伏生，秦之博士；陆贾、郦食其、申公軰，皆秦儒生。岂以十二年之间，遂至一废扫地？《庄子》云：「《诗》、《书》、《礼》、《乐》，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眀之。」《孟子》、《荀卿》述王道，论《诗》、《书》，其及门弟子往往散处列国。战国去秦何几，一经焰火，遂尔澌灭，何也？且汉兴至武帝，亦六七十年间耳。伏生出壁藏，谓之今文；孔安国得壁藏，谓之古文。卒莫能有辨其是非，以致或行或不行。而张覇之伦，复得以伪作传信于世。司马迁、董仲舒皆引白鱼入舟之事，实覇书也。岂秦及战国功利之习浃人肤髓，而士生其时，惟学从横长短攻战之术，与夫尊秦仪礼之制，而《尚书》古经无复有读之者耶？史称髙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称诵习礼法，▯歌之音不絶。此其时去秦愈近，岂谓讲诵者皆非《尚书》古文耶？不然，何冺冺也？其故不可知也。汉武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惟张安世识之，具作其
译鲁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说：“《周书》列举文王的德行说：‘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恩德。’”鲁昭公七年，无宇说：“从前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向诸侯宣告说：‘纣王是天下逃亡者的首领，是聚集罪人的深渊和沼泽。’”孟子引用《武成》中“东征安抚那里的士女，不掠夺他们的财物，继承我们周王的休美，臣民都归附于大邑周”的话。又说：“我在《武成》中只取用了两三页罢了。以极仁义讨伐极不仁义，为什么血流得能漂起木杵呢？”这些都是《武成》篇的文字。
孔子回答陈国人关于隼的问题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开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鲁僖公五年，宫之奇引用《周书》说：“百姓不会改变他们的本性，只有德行才能改变他们。”这些都是《旅獒》篇的文字。
鲁定公四年，祝佗说：“蔡仲改变行为，遵循德行，周公提拔他，让他担任卿士，引见给周王，周王任命他治理蔡国。那篇任命书说：‘周王说：“胡，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鲁僖公五年，宫之奇引用《周书》说：“皇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行的人。”鲁襄公二十五年，太叔文子引用《尚书》说：“慎重开始并恭敬结束，最终就不会陷入困境。”这些都是《蔡仲之命》篇的文字。
《论语》引用《尚书》说：“孝顺啊，只有孝顺，友爱兄弟，推广到政治上去。”鲁僖公五年，宫之奇引用《周书》说：“黍稷并不芳香，光明的德行才是芳香的。”《缁衣》引用《君陈》说：“没见到圣人，好像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的道理。”《缁衣》引用《君陈》说：“出入都依据你们的谋虑，众人的言论一致。”《坊记》引用《君陈》说：“你有好的计谋和策略，在宫内报告给你的君主，你又在宫外顺从执行，说：‘这些计谋和策略，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啊！这才是真正显赫的！’”《国语》中富辰引用《尚书》说：“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这些都是《君陈》篇的文字。
《缁衣》引用《君雅》说【“牙”和“雅”古音相通】：“夏天暑热多雨，百姓只说怨恨；冬天寒冷刺骨，百姓也只说怨恨。”《孟子》引用《尚书》说：“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继承啊，武王的功业！保佑开导我们的后人，都端正而没有缺失。”这些都是《君牙》篇的文字。我认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其中没有被其他书籍引用的，只有《微子之命》、《周官》、《毕命》、《冏命》四篇罢了，然而它们都文从字顺，何曾有诘屈聱牙的文体呢？文章本于事实，事实归结于道理，主要用来沟通上下之情，统一众寡之论，宣扬敬畏的防范，抒发压抑的郁结，引导向善以禁止邪恶，约束以正道以杜绝邪僻。典、谟、训、诰、誓、命、贡、征、歌、范，都是这类文章。所以有时端正，有时奇特。端正则愚夫愚妇都能理解，奇特则文人学士也难以断句，而作者本无此心。好比用手指挥动发出声音，但声音并非手指；用鞋子走出足迹，但足迹难道就是鞋子吗！所以善于读书的人，遇到奇特的地方不寻求其端正，遇到端正的地方不寻求其奇特。开始时诵读言辞以探求意义，后来领会了意义就忘记了言辞。就像与古人在同一厅堂揖让，在同一房间交谈，亲眼看到他们的神色，亲耳听到他们的声音，亲身遵循他们的规矩，而心灵聆听他们的神韵。崇尚善而不厌恶，端正而不邪僻，世道太平就推行我的道，世道混乱就用来防范我自己，这就叫做深通《尚书》。《诗经》说：“既已见到君子，大概会有善果。”
尚书评论
《尚书》的不完整，都归咎于秦朝的焚书。查考《秦本纪》，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说：“儒生不效法当今而学习古代，以此非议当世，迷惑扰乱百姓。命令天下有收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人，全部送到郡守、县尉那里杂烧掉。”过了三年，秦始皇去世；又过了三年，秦二世去世；又过了五年，汉高祖即位为皇帝。焚书的年份是戊子年；汉高祖即位的年份是己亥年，相距只有十二年罢了。况且张苍，是秦朝的柱下史；叔孙通、伏生，是秦朝的博士；陆贾、郦食其、申公等人，都是秦朝的儒生。难道在十二年之间，就致使《尚书》完全废弃扫地吗？《庄子》说：“《诗》、《书》、《礼》、《乐》，邹鲁的士人、戴笏的先生大多能阐明它们。”《孟子》、《荀卿》阐述王道，论述《诗》、《书》，他们的门徒往往散居各国。战国距离秦朝有多久，一经战火，就彻底灭绝，为什么呢？况且汉朝兴起直到汉武帝，也不过六七十年罢了。伏生从墙壁中取出藏书，称为今文；孔安国从墙壁中取得藏书，称为古文。最终没有人能辨别其是非，以致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而张霸之类的人，又得以伪造作品取信于世。司马迁、董仲舒都引用白鱼入舟的事，实际上是张霸书中的内容。难道秦朝及战国功利之习深入人的肌肤骨髓，而士人生在那个时代，只学习纵横长短攻战之术，以及尊崇秦朝的仪礼制度，而《尚书》古经再也没有人阅读了吗？史书记载汉高祖诛杀项羽，率兵包围鲁地，鲁地的儒生还在称诵习礼法，弦歌之声不绝。这时距离秦朝更近，难道说讲诵者都不是《尚书》古文吗？不然，为什么泯灭了呢？其原因不可知。汉武帝巡幸河东，曾经丢失了三箱书，下诏询问没有人知道，只有张安世认识，详细作了
尚书》之文，简短而深闳，眀雅而窔奥。玩之愈渊，行之愈切。测之不可以为象，防然而置于前，则令人惊怪，不知何从而得之也。诚宇宙间至文哉！故自汉至今，文士多矣，然必以太史公为絶匠。何者？以竒胜也。故当世人物，一经序传，班固兢兢録之，稍改句字一二，适以显其益竒。故后世论史，或病其取与之谬，或讥其稽考之疎，此诚有之。然至于文章之竒妙，未有不叹赏而拱手推服之也。观其于《左》、《国》、《国策》、《世本》、《楚汉春秋》诸书，剪缀而运量之，▯防而变化之，纵其所至，若波涛万里，而不知其所归。孰为太史公？孰为非太史公？若淄渑混合，但见其沦涟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盖得其意，放其词，伸缩自在，行止由己。想其致思运笔之趣，若飘飘乎天马蜚空，不自知其竒矣。乃临当《尚书》之文，眴然而目▯，怵然而手拙，故于尧、舜、禹、汤、武《典》、《谟》、《誓》、《诰》，皆兢兢録焉。即有句字之改，亦犹班固之于太史公也。盖其意不足以包贯之，词欲踊跃而驰骋，可乎？《髙宗肜日》曰：「罔非天▯，典祀无丰于昵。」今曰：「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其义，不可通也。不寕惟是，《金縢》一书，破防为二，前序册祀之意，以及《鸱鸮》之贻，末言周公卒后，暴风雷雨，王开金縢，见书曰：「朕小子其迎。」夫既卒矣，又何迎乎？此不无少舛也。不寕惟是，《文侯之命》，平王命晋文侯仇作也，今以为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词，盖见《左传》彤弓矢、玈弓矢、秬鬯一卣之赐同，未及察其词之异也。凡若此类，皆如泾渭之合，清浊判然，欲新竒而弗得矣。其惟孟子乎？孟子述尧、舜、汤、武，不一而足，犹然孟子舆之文，人不得而窥其间也，意得也。愚尝谓孟子之文，在太史公之上。
诗》莫妙于《毛诗》，文莫妙于《尚书》。《毛诗》之妙，愚于《古音考》述其梗槩矣；《尚书》之妙，岂惟其政事道徳之宗，抑亦具典要体裁之雅，后世莫窥其涯涘也。夫文章乾坤之大用，士能文者，操觚伸纸，孰不以宗古自命？然法唐、宋止矣，进之《史》、《汉》止矣，又进之《左》、《国》画然止矣。盖时势所束，而著作各有所施也。昔王莾居摄，东郡兴师，莾依《周公》作《大诰》谕之，纯袭其词，卒不及自遣一语。彼谓诵法周公，宜若是矣。不知修词立言，贵得古人之精意。袭其意，上也；袭其词，下也。袭词而取其十之四五，不足观矣；况通篇誊写，则己之情不逹。己之情不逹，欲以晓人风世，曷繇哉？且武庚三监叛，周公欲征之，而老臣旧人颇谓不可，故述王命，陈其卜吉，孜孜焉。莾时翟义、刘信举事，命将出师，举朝皆以为请，乌用《大诰》为乎？譬之四尺童子，见賔客清谈，亦拱手效之，虽得其口吻，而昩其事情。故莾之《大诰》，童子之为也，一恒人丑之矣。惟唐韩退之独知五十八篇为文字之祖，故《淮西碑》法《舜典》也，《佛骨疏》法《无逸》也，《畵记》法《顾命》也，词意并佳，遂成絶笔。桞子厚曰：「本之《书》以求其质。」夫《书》岂独质而已哉？噫！此特为文论之也。
尚书疏衍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疏衍卷二 眀 陈第 撰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勲
按孔传：「若，顺，稽考也。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此其意似迂而不逹尝考「曰」、「粤」、「越」三字古通用。蔡注曰：「若者，发语辞。史臣将叙尧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尧。」此觧是也。然孔、蔡皆谓放勲非尧之名，故重华、文命亦谓非舜、禹之名。愚考之《五帝徳尧，髙辛之子也，曰放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舜，蟜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重华，好学孝友，闻于四海；禹，髙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敏给克济，其徳不回。此其说至眀眀也，经之义，防无以加此。孟子称放勲命契，放勲乃殂落；《史记》述本纪、世表，以至马融、郑▯皇甫谧诸人，未尝异也。夫尧、
译《尚书》的文字，简短而宏大，明雅而深奥。玩味它越深入，践行它越迫切。推测它无法形成固定的形象，忽然呈现在面前，便令人惊异，不知是从何处得来的。这确实是宇宙间极致的文章啊！所以从汉代到现在，文士很多，但必定以司马迁为绝代的匠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奇特取胜。所以当时的人物，一经司马迁的序传记载，班固就谨慎地抄录，稍微改动一两个字，恰好更加显示出它的奇特。所以后世评论史书，有的指责他取舍的错误，有的讥讽他考据的疏漏，这确实存在。然而到了文章的奇特精妙，没有不赞叹佩服而拱手推崇的。看他对于《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书，剪裁拼凑并运筹驾驭，忽然变化，任凭它到达哪里，如同波涛万里，而不知道它归向何处。哪部分是司马迁写的？哪部分不是司马迁写的？就像淄水和渑水混合，只看到它波澜浩渺罢了，不能用眼睛辨别。大概他领会了古人的意旨，放开了自己的文辞，伸缩自如，行止由自己决定。想象他构思运笔的情趣，如同天马在空中飞翔，自己也不知道它的奇特了。等到面对《尚书》的文字，忽然目光呆滞，害怕得手笨，所以对于尧、舜、禹、汤、武的《典》、《谟》、《誓》、《诰》，都谨慎地抄录。即使有字句的改动，也如同班固对待司马迁那样。大概他的意旨不足以包容贯通，文辞想要踊跃驰骋，可以吗？《高宗肜日》说：“罔非天祲，典祀无丰于昵。”现在说：“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阐述它的义理，不通顺啊。不仅如此，《金縢》一篇，被分割为二，前面叙述册祀的意思，以及赠送《鸱鸮》诗，最后说周公死后，暴风雷雨，成王打开金縢，看到书说：“朕小子其迎。”既然已经死了，又迎接什么呢？这确实有少许错乱。不仅如此，《文侯之命》，是平王命令晋文侯仇写的，现在认为是襄王命令文公重耳的话，大概是看到《左传》中彤弓矢、玈弓矢、秬鬯一卣的赏赐相同，没有仔细考察文辞的不同。凡是这类情况，都如同泾水和渭水汇合，清浊分明，想要新奇却得不到。只有孟子吗？孟子叙述尧、舜、汤、武，不一而足，仍然是孟子的文章，人们无法窥探其中的破绽，因为他领会了意旨。我曾经说孟子的文章，在司马迁之上。
《诗经》没有比《毛诗》更妙的，文章没有比《尚书》更妙的。《毛诗》的妙处，我在《古音考》中叙述了大概；《尚书》的妙处，难道只是政事道德的根本吗，也具备典要体裁的雅正，后世没有人能窥探它的边际。文章是乾坤的大用，士人能写文章的，拿起笔铺开纸，谁不以崇尚古人为自命呢？然而效法唐、宋就停止了，进一层效法《史记》、《汉书》就停止了，再进一层效法《左传》、《国语》就显然停止了。大概是被时势所束缚，而著作各有其用途。从前王莽居摄，东郡起兵，王莽依照《周公》作《大诰》晓谕他们，完全抄袭其文辞，最终不及自己遣词造句一句。他认为诵法周公，应该像这样。不知道修辞立言，贵在领会古人的精意。抄袭意旨，是上等；抄袭文辞，是下等。抄袭文辞而取其十之四五，不值得观看；何况通篇誊写，那么自己的情感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无法表达，想要以此晓谕世人教化社会，从何而来呢？况且武庚和三监叛乱，周公想要征讨他们，而老臣旧人大多认为不可，所以叙述王命，陈述占卜吉利，勤勉不懈。王莽时翟义、刘信起事，命令将领出兵，满朝都认为是请求，哪里用得着《大诰》呢？譬如四尺高的童子，看到宾客清谈，也拱手效仿，虽然得其口吻，却不明其事情。所以王莽的《大诰》，是童子的行为，一般人都嘲笑他。只有唐代韩愈独自知道五十八篇是文字的始祖，所以《淮西碑》效法《舜典》，《佛骨疏》效法《无逸》，《画记》效法《顾命》，文辞意旨都好，于是成为绝笔。柳宗元说：“以《尚书》为本以求其质朴。”《尚书》难道只是质朴而已吗？唉！这仅仅是从作文的角度论述罢了。
尚书疏衍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疏衍卷二 明 陈第 撰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勲”
按照孔安国的传注：“若，顺，稽考也。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这个意思似乎迂阔而不通达。我曾经考察“曰”、“粤”、“越”三个字古时通用。蔡沈的注说：“若，发语辞。史臣将叙尧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尧。”这个解释是对的。然而孔安国、蔡沈都认为放勲不是尧的名字，所以重华、文命也认为不是舜、禹的名字。我考察《五帝德》说：尧，是高辛的儿子，名叫放勲，他的仁德像天，他的智慧像神；舜，是蟜牛的孙子，瞽瞍的儿子，名叫重华，好学孝友，闻名于四海；禹，是高阳的孙子，鲧的儿子，名叫文命，敏捷能干，他的德行不邪。这个说法非常明白，经书的意义，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称放勲命契，放勲乃殂落；《史记》叙述本纪、世表，以至于马融、郑玄、皇甫谧等人，没有不同的。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