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疏衍卷三　　　　　　明　陈第　撰

译而流入大海”，既然不知道地势相隔的情况。韦昭把京口江作为第一，吴淞江作为第二，钱塘江作为第三，这是多余的。蔡仲黙又用松江、娄江、东江来对应，这是舍弃岷江、嶓江水系的大，而记载吴、越地区的小水流，可以吗？如果三江流入大海，那么跨越长江南北的洪水就都排除了，而中吴地区的水流得以汇聚到太湖，所以说“三江已经流入，震泽也就安定了”，而扬州地区的水系脉络也就清晰明白了。

译嶓冡山疏导漾水，向东流去成为汉水，再向东流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彭蠡泽，再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岷山疏导江水，向东分流为沱水，再向东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迂回向北与汇合，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

嶓冡山导出的汉水，为什么称为北江？经文说汉水向南流入长江，所以称为北江。然而岷山导出的江水经文说向北与汇合，为什么称为中江？因为有彭蠡和豫章的水作为南江，所以称为中江。因此，从彭蠡以上，长江和汉水各自分为南北；彭蠡以下，长江和汉水排列成南、北、中三条江。这其中的首尾脉络非常清晰明白，以前的儒者有的在汉水之外寻找北江，怎么可能找到呢？况且所谓“汇”，是回旋的意思，凡是两条水相汇合，其冲激震荡的状态必定回旋流转，所以在汉水处说“向东汇聚成彭蠡泽”，是与彭蠡泽汇合；在江水处说“向北与汇合”，是与汉水汇合，这是省略文字以互相印证。以前的儒者认为“向北与汇合”也是与彭蠡泽汇合，与彭蠡泽汇合说向东是可以的，说向北则不可以。至于九江的说法，古今不一，孔安国、苏轼都认为浔阳的九江就是九江。然而经文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东陵是岳州巴陵，在浔阳上游很远，如果经过浔阳的九江，没有再逆流到达东陵的道理。查考《水经》，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曾氏、蔡氏都说就是洞庭湖。洞庭湖汇聚沅、渐、元、辰、叙、酉、湘、资、澧九条水成为湖泊，所以称为九江，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样不仅地理次序有序，而且水流顺畅无误，确实不可改变。况且《禹贡》所标记的必定是名山大川，难道因为洞庭湖比彭蠡泽大反而不叙述吗？大概北方的水没有比黄河更大的，所以凡水都称为河；南方的水没有比长江更大的，所以凡水都称为江。洞庭湖的水未必只有九条，九江只是大概的说法。过去称为九江，现在称为洞庭，所谓“九江孔殷”、“九江纳锡大龟”、“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都是指这个。浔阳的江虽然也有九条，都是细小短近的水流，而且在扬州的边界了。又经文说“经过方山到达大别”，“经过三澨到达大别”，杜预说：“大别不知道在哪里。”根据《左传》吴楚夹汉水布阵，从小别到大别，意思是大别山靠近汉水。我曾经登上黄鹤楼，隔着长江和汉水，阳郡东北的山确实名叫大别，正是汉水流入长江的地方，杜预偶然没有考证吗？我由此相信大禹的神圣。在洪荒时代，主持命名山川，如同指掌般清楚，后世依据经文去探寻，往往出错，为什么呢？大概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遍历九州，都是亲眼所见；儒者虽然广泛查考典籍，只是耳闻口述罢了，难怪他们论述不详细了！所以说：“读万卷书，不走万里路，不足以了解山川。”

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开始

我读《山海经》有鸟鼠同穴的山，读《尔雅·释鸟》说：“鸟鼠同穴，那种鸟叫鵌，那种鼠叫鼵。”郭璞解释鼵像人住的洞穴但尾巴短，鵌像鵽但小黄黑色，洞穴深入地下三四尺，鼠在里面，鸟在外面。孔氏《尚书传》说：“共同作为雌雄。”张氏《地理记》说：“不作为牝牡。”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渭水发源的地方。蔡氏注说：“同穴，是山名。鸟鼠，是同穴山的支山。”鵌、鼵是否为雌雄、牝牡，则不可知，所以郭璞都保留这两种说法。然而同穴而居，则是明明可以依据的。山确实因此得名，分为两座山可以吗？汉的首阳，现在的渭源县，属于临洮。

朔南以及声教遍及四海

孔传：朔南以及声教句，遍及四海

威侮五行

问：威侮五行的表现，为什么是罪过？答：“五行，即水、火、木、金、土，是天所生，民所用，最不可缺少的。统治人民的人，必须谨慎地修治五行的政事，以治理国家并利于百姓。所以水的政事修治好了，灌溉就广泛；火的政事修治好了，积聚就完备；木的政事修治好了，山林就茂盛；金的政事修治好了，泉货就丰富；土的政事修治好了，庄稼就成熟，而养生送死没有遗憾。从五事，即貌、言、视、听、思来端正根本；参照庶征，即雨、旸、燠、寒、风来考察详情。所以五事不正，五行就不修治；庶征不应，五行就不修治。如果确实修治了，百姓得到安身之所而万物安宁，四季和谐而八风通畅，这就是最治理好的国家。如果暴殄、轻忽而不修治，就会泛滥横流而百姓受水患，烈火焚烧而百姓受火患，山秃泽干而百姓受木患，轻重兼并而百姓受金患，田野荒芜而百姓受土患。用狂、僭、豫、急、蒙来招致灾异，那么黎民百姓愁苦而灾异并起，这就是最混乱的国家。国家大治，是王者所珍视的；国家大乱，是王者所讨伐的。所以说：天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它们，顺应它们就得到福，违背它们就得到祸。誓师列举罪行，没有比这更重的了，怎么可以赦免呢？”孔安国说：“五行的德，是王者相承所取法的。有扈与夏同姓，依仗亲近而不恭敬，这就是威虐侮慢五行。”孔颖达说：“《月令》

译“孟春前三天，太史向天子禀告说：‘某日立春，盛德在于木。’夏天就说盛德在于火，秋天就说盛德在于金，冬天就说盛德在于水。这是五行的德行，王者虽然改朝换代相继继承，但他们所效法的道理是相同的。有扈氏独自轻慢违背，这就是他犯下大罪的原因。”意思似乎宽缓而不切中要害。

译怠弃三正

孔安国的传注认为，怠弃三正是指怠惰废弃天地人的正道，说的是扰乱常理，这似乎说得对。大概三正当时必定有所特指，就像三才、三纲之类，如果怠惰废弃它们，就会造成自身不修养、家庭不整齐、国家不治平，这是悖逆天常而灭绝人理，所谓罪大恶极而无法宽恕的情形。有人说：“夏禹养育百姓，只急于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废弃六府；怠弃三正，是废弃三事。”这个意思也接近正确。然而马融说：“建子、建丑、建寅称为三正。”蔡邕的注沿袭了这种说法。如果不奉行夏朝的历法正朔，那就是罪过，这与子、丑有什么关系呢？蔡邕又说：“建子、建丑的历法，在唐尧虞舜之前应当已经存在。”这种穿凿附会更加严重了。

五子之歌

歌本来就是押韵的语言，只是古今读音不同，如果不了解古音，用今音去读，就会格格不入不和谐，就不押韵了。我因此列出古音，并在左边加以证明，希望这样大概就能读通了。

第一首说：“《皇祖》有训诫：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我看天下，愚夫愚妇一旦能胜过我，一个人三次失误。怨恨难道在于明显吗？看不见的时候就要图谋。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作为在上位的人，怎么可以不恭敬？”

“下”古读如“虎”，“予”古读如“舞”，“图”古读如“睹”，“马”古读如“母”。意义则没有不同。“皇祖有训诫，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一韵】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我看天下【这承接上文引出下文二韵】愚夫愚妇一旦能胜过我【三韵】一个人三次失误，怨恨难道在于明显吗？看不见的时候就要图谋【四韵】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五韵】作为在上位的人，怎么可以不恭敬？这是结语不押韵。就像《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子【古读止】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大概趾、子、定、姓押韵，而“于嗟麟兮”不押韵。又如《召南》：“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大概葭、豝、蓬、豵押韵，而“于嗟驺虞”则不押韵。

“下”读如《虎诗》“凯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礼运》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

“予”读如《舞诗》《鸱鸮》“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上声】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陆机给弟弟士龙的诗：“永安有昨轨，承明子弃予。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

“图”读如》覩《诗·蒸民》：“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上声】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焦氏易林》：“为〇所图，与众庶伍。”

“马”读如母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屈原《九歌》“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第四首说：“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絶祀。”“有”古读如“以”，“祀”古读如“倚”，两者互相押韵，意义也没有不同。

“有”读如《以》诗“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封禅颂》：“驰我君舆，帝用享祉。”三代之前，大概未曾有。

“祀”读如倚诗《周颂》“于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古读止】邯郸淳答赠诗：“见养贤侯，于今四祀，既庇西伯，永誓没齿。”

我读《五子之歌》，第一首赋体而委婉，第二首简略而详细，第三首直率而切中，第四首怨恨而悲伤，第五首哀痛而无可奈何的情状。可惜太康没有醒悟啊！孟子说：“如果不仁德却可以和他说话，那么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可悲啊！

成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只有惭愧的德行，说：“我担心后世以我为口实。”讨伐暴君拯救百姓，是成汤急切要做的事，只有惭愧的德行，他的心里难道有不自觉不安的吗？说：“我担心后世以我为口实”，是想严格确立万世君臣之间的防范。仲虺作《诰》，推究上天设立君主的意图，极力陈述夏氏矫饰诬陷的罪过，基于善恶不能并存的形势，描绘盛德深得民心的深厚，最后以谦虚谨慎保全性命的道理作结，话说得多么详细啊！然而终究不能解除他的惭愧，说：“后世必定以此为法则。”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唉！君臣之间的关系，难以言说啊。商朝的始祖契，兴起于虞、夏之间，从昭明、相土以来，臣服于夏朝已经很久了，成汤也曾亲自北面事奉夏桀。现在敬畏上天忧虑百姓，把他放逐到南巢，说是把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是可以的，说是让天下后世的臣子感到羞愧，使他们不怀有二心，成汤也不敢自认为做到了吗？说惭愧、说恐惧，道出了他的内心。所以对于汤、武的事情，认为恰好遭遇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对的；认为顺遂自己的意志，心中毫无牵累，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救世的道理，不能与尊崇君主并行。孟子说：“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听说弑君。”假如夏、商的太史拿着简册记录这件事，将会说“商诛桀，周诛纣”呢？还是说“履弑其君某，发弑其君某”呢？还

译这是明智的。《春秋》中像陈灵公、齐庄公那样，行为如同禽兽，灭绝了人的伦理，哪里还有君主的道理呢？夏征舒、崔杼杀了他们，这难道不是他们自取灭亡吗？这难道不是为了安抚百姓吗？孔子在史书中记载为“弑君”，然而夏征舒、崔杼仍然不算贤人。赵盾难道不是古代的良臣吗？也被记载为“弑君”。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不会因为仁爱而废弃道义。懂得这个道理的，只有汉代的黄生。黄生诘难辕固生时说：“帽子即使破旧，也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即使崭新，也一定要穿在脚下，这是上下尊卑的分别。现在夏桀、商纣虽然失去了道义，但他们是君主，处于上位；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但他们是臣子，处于下位。趁着君主的过错而诛杀他，取而代之登上南面君位，这不是弑君又是什么呢？”于是汉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味道；谈论学问的人不谈商汤、周武王接受天命的事，不算愚昧。”所以孔子在《周易·革卦》中说：“商汤、周武王顺应天道而响应人心。”在《论语》中说：“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人。”两者都予以肯定。况且自从汉代以来，乱臣贼子，谁不借口商汤、周武王的事呢？商汤为后世考虑，他的防范难道不严格吗？所以孔子赞扬商汤、周武王，是仁道、《周易》之道；他肯定伯夷，是义道、《春秋》之道。

译况且我的德行与善言足以被人听闻。

《孔传》将“矧予之德言足听闻”连读，解释说：“道德与善言足以被人听闻。”

在太甲元年十二月的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奉持嗣王太甲去拜见他的祖先。

孔安国传说道：“太甲是太丁的儿子，商汤的孙子。太丁未即位就去世了，等到商汤去世后，太甲才即位。”这是依据经文的说法。《史记》记载：太丁未即位就去世，商汤崩逝后，太丁的弟弟外丙即位，二年去世；外丙的弟弟仲壬即位，四年去世，伊尹才拥立太丁的儿子太甲。这与经文不同。苏氏依据《史记》而错误，孔安国、孔颖达依据《孔传》而妄议《史记》。我认为，经文没有明确记载，就相信传记；经文有明确记载，就只依据经文，这是不变的准则。况且考察《帝系图》：商汤在乙未年讨伐夏桀灭亡夏朝，即天子位，十三年丁未年崩逝。太甲是商汤的孙子，在戊申年嗣位，三十三年庚辰年崩逝。太甲的儿子沃丁，在辛巳年嗣位。这是用干支纪年，没有什么外丙、仲壬。《孔传》可信。

问：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为什么在十二月呢？答：“商朝以建丑为正，所以以十二月为正朔，拜见祖先恢复政令，在正朔之月进行，是重视这件事。”问：既然以建丑为正，为什么不把十二月改为正月呢？答：“夏历以寅为一月，卯为二月，依次推算到子、丑为十一、十二月，以寅、卯、辰为春季，依次推算到亥、子、丑为冬季，这从唐虞以来未曾改变，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通则。如果改变了，那么日时就会紊乱其顺序，寒暑就会失去其节律，怎么能够恭敬顺承昊天而谨慎地授给百姓时节呢？”蔡仲默知道这个道理，他说：“三代虽然正朔不同，但以寅月起数，大概朝觐会同、颁布历法授与时节，则以正朔行事，至于纪月的数目，都以寅为首。”又说：“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在经史中尤其可以考证。周朝建子正，而《诗经》说‘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那么以寅月起数，周朝未曾改变；秦朝建亥正，而《史记》记载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将腊祭改名为嘉平，腊祭必定在建丑月，秦朝以亥为正，那么腊祭就是三月，说十二月，则是以寅月起数，秦朝未曾改变。况且秦史制书说改年始、朝贺都从十月朔日开始，汉朝初年仍用秦正，也记载为元年冬十月，那么正朔改变而月数不改变，也已经很明白了。”唉！这个义理宋代儒者大多没有通达，蔡仲默推演论述得很好啊！

元祀，是太甲的元年。孔安国说：“商汤去世后太甲即位，称为元年。”孔颖达说：“这次拜见祖先在十二月，是商汤去世后的一个月；回到亳都在十二月，是服丧期满后的一个月。大概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所以知道商汤在十一月去世，而改元就在十二月。”苏子瞻说：“在君主去世那年改元，是乱世的事情，不容许伊尹在位时发生。”这话似乎有理。不知道商朝以十二月为正，那么十二月是年的开始，而十一月是年的结束。商汤去世恰好在年的结束，没有理由不将十二月改为元年。为什么呢？因为正月是一年的开始。况且上古淳朴的风气未散，不认为改元是重要的事情。秦始皇即位二十六年，才统一天下，称皇帝，未曾将次年改为元年。汉高祖以入关称汉元年，到五年诛杀项羽，诸侯及将相共同请求尊汉王为皇帝，说：“我听说帝位是贤者拥有的，我不敢当帝位。”群臣坚决请求，于是汉王在汜水之阳即位，然而也未曾改元，不像后世那样张扬得很厉害。质朴的缘故啊。正因为他不认为改元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太甲改元不嫌太急，秦汉不改元不嫌不尊贵。

你只要有德行，无论多小，万邦都会庆贺；你如果没有德行，无论多大，都会倾覆你的宗庙。

事情有成败，德行没有大小，所以不可以因为德行小而忽视它，一念之德，万邦的庆贺常在于此；也不可以因为不德之大而后畏惧它，一念之不德，七庙的倾覆常在于此。这不是空话，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从前中山君宴请都城的大夫，羊肉羹没有分遍。司马子期愤怒而逃到楚国，游说楚国讨伐中山。中山君逃亡，有两个人拿着戈跟随在他后面。中山君回头对两个人说：“你们是什么人？”回答说：“我的父亲，曾经饥饿将死，您赐给壶饭喂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将死时说：‘中山有难，你必为之死。’所以来为您效死。”中山君感慨地叹息说：“恩惠不期望多少，在于当人困厄时；怨恨不期望深浅，在于让人伤心。我因为一杯羊肉羹亡国，因为一壶饭得到两个士人。”《诗经》说：“百姓失去德行，连干粮也会出错；没有言语没有回报，没有德行没有报答。”

王前往桐宫居丧，能够始终恪守诚信的德行。

君主去世，居丧三年不说话，这是礼制。在其他嗣君，本来在宫中居丧。伊尹因为太甲不贤，所以让他住在桐宫，想要他在安静的地方兴起思考，回顾商汤的坟墓而能够思念祖先的德行。丧事刚刚结束，君主的过错已经改正，所以迎接他即位，也是礼制。伊尹始终用礼事奉他的君主，太甲始终用礼自我匡正。至于百官总领自己而听命于冢宰，古人都是这样，何必只是伊尹！后世说太甲不贤，伊尹放逐他；太甲贤明，又让他复位。综合实际情况，都不是这样。

译啊。我唯独对亮阴制度的完善有所感触。为什么呢？天下是重大的器物，主持天下是重大的事务，改朝换代是巨大的变革。所以，让君主处于幽静、忧虑、寂寞的环境中，善心就容易产生；让君主穿着丧服、草鞋，奢侈之心就容易平息；防止君主食用精细粥饭、素食，欲望之心就不会泛滥；让君主观察用人行政，国家的正道就容易习得。所以，教导君主守父母之丧，实际上是为了砥砺君王的德行。历考殷周两代的君主，不相似的很多，能像样的很少，这是因为他们仅仅遵守旧的礼仪，而不能以真诚之心去实行罢了。《礼记》说：“武丁是殷朝的贤王。继位后在丧事中表现出慈良。在这个时候，殷朝由衰败而复兴，礼制由废弛而重新兴起，所以称他为高宗。”汉文帝德行至高，谦逊退让，担心人们因毁伤身体而荒废政事，留下遗诏：“下葬后，穿大红丧服十五日，小红丧服十四日，细麻丧服七日，然后脱去丧服。”从此天子不再实行三年的丧礼了。这固然因为朝廷中没有可以信任的大臣，不敢恭敬沉默而长久地委任他们；也因为情感上对哀悼之事不够笃诚，而虚文没有益处。只有晋武帝、北魏孝文帝吧？外表虽然处理政务，内心实际上在守丧，而且他们用来回答群臣的言辞，深沉美好，值得观赏，议论千年之前的事，而千年之后的人因此兴起孝心，不称他们贤明难道可以吗！所以，如果亮阴之礼没有废除，应当效法太甲、高宗；如果三年之丧不能实行，应当效法晋、魏两朝皇帝。

译能够顺应上天的心意，承受上天光明的命令。

孔安国传解释说：“享，就是当、应当的意思。所征伐的没有敌人，这就叫做承受天命。”孔颖达说：“德行符合神明的意旨，神明才享用它，所以把‘享’解释为‘当’。天道遥远而人道切近，上天任命人，并没有言语文告，正是以神明保佑他，使他所到之处无敌，这就叫做承受天命。纬书和候书，却称有黄龙、白龟、白鱼、赤雀背负图谶、口衔文书来授予圣人，正经史书中没有这样的事。汉代自哀帝、平帝时期，纬候之书才开始兴起，假托鬼神，妄称祥瑞。孔安国那时还没有这种说法，即使当时已有，也不是孔安国所相信的。有见识啊，他说的话！上古以人来征验天意，以德行来征验人心，所以能够以孝道和谐，能够勤劳节俭，这是舜、禹禅让帝位的原因；能够宽厚仁爱，同心同德，这是商汤、周武兴起王业的原因。虞、夏、殷、周的典籍都在，何曾有那些渺茫奇异、可以惊骇人见闻的事情呢？自从王莽伪造符命，想要迷惑世人，谈论纬候的人才开始纷纷出现。纬，是七纬；候，是《尚书中候》。易纬如《稽览图》、《干凿度》，书纬如《璇玑钤》、《考灵曜》，诗纬如《纪歴枢》、《含神雾》，礼纬如《含文嘉》、《稽命征》，乐纬如《动声仪》、《叶图征》，孝经纬如《援神契》、《钩命决》，春秋纬如《元命包》、《嵗精符》之类，都托称是圣人所作，却肆意谈论怪诞虚妄，无法穷尽诘问。光武帝凭借赤伏符兴起，所以笃信不疑。大儒如郑玄、何休用它来通解经义，曹褒用它来制定礼制。卓然深切痛恨它，认为扰乱中庸典籍的，不过桓谭、张衡几个人。谁知道承受上天光明的命令，在于能够顺应上天的心意；能够顺应上天的心意，在于修治自己的德行呢？”

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不专一，行动没有不凶险的。

专心于保护百姓，是君主的德行；专心于辅佐君主，是臣子的德行。内外不两样，始终不改变，这就叫做专一。君主的心如果因奢侈淫逸而动摇，政事必然流于末路；臣子的心如果因宠幸利益而分裂，官职必然败坏于宦官弄权，这就叫做不专一。古语说：“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又说：“一心可以侍奉百位君主，百心不可以侍奉一位君主。”这是说专一的可贵。专一就是恒常，不专一就是不恒常。天命的去留，民情的向背，其关键总在于此。所以说：“始终专一。”只有和顺且专一，才能协调于能够专一。专一啊，君王的心，反复申说以教导告诫，这是老成持重的大臣深思远虑、回顾顾惜的忠诚之心。难道只是太甲永远思念的吗？千载以来的《帝范》、《臣鉴》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君王说：来吧，你们众臣。

苏东坡说：“《尚书》凡是说‘若曰’的，并不全是当时的原话，大意像这样罢了。”蔡沈的注采用了这个说法。此后《盘庚》、《武成》、《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洛诰》、《多士》、《君奭》、《多方》、《立政》、《君陈》、《毕命》、《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共十七篇都有“若曰”。孔安国传一概认为是顺着事情来说的。我认为“若曰”，大概是叙述其意旨而有未尽之词，是史官的简略说法。所以周公以武王、成王的命令告诫天下，多系之以“若”，意思可以想见。孔安国传专门以“顺”来训释，在《武成》中说顺承其祖业，在《大诰》中说顺承大道以告诫天下众国，在《微子之命》中说顺承道本而称述，在《康诰》中说顺承康叔的德行，在《酒诰》、《多士》、《君陈》、《伯冏》都说顺承其事，在《洛诰》中说顺承周公的意旨，在《君奭》、《立政》都说顺承古道，在《多方》中说顺承大道，在《文侯之命》中说顺承其功而命令，似乎牵强附会而穿凿了，难道不是拘泥于《尔雅·释言》的文字而过分了吗？

不要傲慢而贪图安逸。

我按：《盘庚》三篇，言辞虽然诘屈聱牙，道理其实显明。上篇是告诫在位的臣子，无傲从康概括尽了。傲，是轻慢君主；康，是贪图安逸。群臣之所以不迁徙，就在于此。然而贪图安逸还可以说，轻慢君主就不可以说了，舍弃刑罚不足以威吓他们了。所以说：“努力耕种，才能有秋天的收获。不耕种田地，就没有黍稷。”都是说安逸不可贪图。又说：“吵吵闹闹，兴起险恶浅薄之言，不警惕我一人，不畏惧远近的灾祸，不和百姓说吉祥的话。”不告诉我而互相鼓动以浮言，侮辱老成之人，欺凌孤弱幼小，都是说傲慢不可纵容。君主无所畏惧，那么什么安逸不贪图呢？既然贪图安逸，那么震动以迁徙，必定有所不听。这不仅蔑视君主，实在是不顾念安抚先公之所以臣服于先王的原因，罪过可以挽救吗？所以说：“用刑罚诛杀你们，惩罚及于你们自身，不可后悔。”

不是我自荒废这种德行，是你们含藏君德，不警惕我一人。我观察事情如同看火一样清楚，我也拙于谋划，才造成你们的安逸。

君主不思利民，是荒废其德行；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而布告于民，是含藏君德。我不敢自荒废其德行，而你们含藏君德，难道只是不爱民、不畏我而已吗？国家应当迁徙，我知之甚详，如同看火一样清楚。我岂有其他长处呢？图

译谋划迁都，只是成全你最终的安逸罢了。“宜”字连读，“予亦拙”成句；孔颖达将“拙谋”连读成句，认为是说安逸的过错。我不胁迫你迁徙，这是我的拙劣谋划，从而成全了你的过错。儒者多采用这种说法，我私下认为并不恰当。

译迟任曾说：“人只宜任用旧人，器物却不该只用旧的，而应求新。”

人宜用旧而器物不宜用旧，为什么呢？人若是旧人，就会对事务更加熟悉；器物若是旧的，就不利于使用，原因就在于此。如今国都也如同器物，既然已经分崩离析、破败不堪，怎么能不抛弃旧的而去谋求新的呢？所以盘庚任用旧臣，迁往新邑，这与迟任的准则是相合的，引用它是很恰当的！我对此在迁都这件事上独自有所感慨。国家大事没有比选择都城更重要的，人情世故没有比迁徙更令人畏惧的。如今考证《尚书序》与《史记》，商汤从商丘迁到亳，经过七代传到仲丁迁到嚣，居住在河南；再传两代河亶甲迁到相，居住在河北；传一代祖乙迁到耿，居住在河东；经过六代盘庚渡河南下，重新居住在成汤的旧都，为什么迁徙如此频繁呢！放置器物尚且不能确定，移到别处，尚且认为是一种打扰，何况从商汤到盘庚十六代却五次迁都，这是屡次搬动宗庙重器而屡次迁移，百姓怎么能承受得住？盘庚恰好遭遇这种困窘，幸好他是贤明的君主，所以不用斧钺刑罚来整治他们，而是用文告来感化他们，因此慰劳安抚、安定聚集百姓，商朝的国运得以复兴，唉！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我私下推测仲丁以及河亶甲以及祖乙，他们一定有不该迁都却迁都的情况。不然的话，为什么商汤的旧都盘庚最终不忍心抛弃呢？《诗经》说：“国都方圆千里，是百姓安居的地方。”

我顺应天命延续你们的生命，我哪里是要威吓你们，而是用来奉养你们众人。我念及我们先代神明的君主慰劳你们的祖先，我大力地供养你们以安抚你们，然而如果政事有失，滞留在此，高祖就会重重地降下罪罚疾病，说：“为什么虐待我的百姓？”你们万民如果不努力生存，并且与我同心协力，先王就会降下罪罚疾病给你们，说：“为什么不与我年幼的孙子同心？”所以如果有败坏德行的人，上天就会惩罚你们，你们无法引导正道。从前我们先代神明的君主已经慰劳了你们的祖父父亲，你们共同作为我养育的百姓，你们如果有伤害之心藏在心里，我先代神明的君主安抚了你们的祖父父亲，你们的祖父父亲就会断绝抛弃你们，不救你们的死。现在我有治理政事同位的臣子，具备你们的贝玉财富，你们的祖父父亲就会向我高祖禀告说：“对我的孙子施行严酷的刑罚！”引导高祖重重地降下不祥！

耿地毁坏而不可居住，这是上天将要断绝百姓的生命。我迁都，是殷商顺应天命延续生命，哪里是威吓你们呢？是用来养育你们的。况且你们的生命，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始于你们的祖先；我养育你们，也不仅仅是为了你们，也是念及我先代神明的君主慰劳你们的祖先。所以大力供养你们以安抚你们，是希望你们不要辱没祖先，原因在此。然而我固然因为祖先的缘故而安抚你们的祖先，祖先更因为你们和我的缘故而昭示于显赫的天上。如果殷商可以迁都而不迁，就是政事有失；耿地不可久居却长久居住，就是滞留在此。高祖降下罪罚疾病给我，说是虐待你们。现在不失误不滞留，是为了让你们生存。你们不肯努力生存，而在我们先后君主之外怀有二心，难道先王不会降下罪罚疾病给你们吗？盘庚告诫群臣说：“你们的祖先将跟随你们一同受享祭祀。”意思是说有功之臣，配享于宗庙。告诫百姓说：“先王已经慰劳了你们的祖父父亲。”意思是说子子孙孙相继为君为民，以互相听从命令。不奉行我的命令，就是先自我抛弃，你们的祖父父亲能救你们的死吗？这不是你们百姓的罪过，是由于乱政在位的臣子，占据土地货殖的利益，聚集贝玉金玉的财富，散布浮言以迷惑众人的视听，你们的祖父父亲就会向我高祖禀告，从而重重地降下不祥罢了。神明所降下的祸患，谁能解除呢？记载说：“殷人尊崇神明，率领百姓侍奉神明，先鬼而后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读“我大力供养你们以安抚你们”这一句，然而“然”字带有承接下文的矫健之意，意蕴深远。

各设中于乃心

中，就是中央不偏颇的意思。不偏颇就正了。古人做事，考虑利益必定夹杂危害，图谋安定必定参杂危险，所以谋划得当而行动没有不顺的。现在不听从盘庚的臣民，只看到不迁都是对的，却不知道其中有不合理之处；只看到迁都是不对的，却不知道其中有合理之处。所以互相煽动浮言，而不顾君主恩惠体恤的德意，这是因为偏颇的缘故。让他们在心中设立中正，换位思考，将不会终朝就豁然醒悟了。《诗经》说：“百姓没有良善，互相怨恨一方。”一方，不是中正。各执一方互相怨恨，其危害哪有尽头呢！所以说“你们要摒弃你们的私心”，说“你们能摒弃你们的私心”，说“只有你们自己产生毒害”，说“你们为什么不念及我古代君主的听闻”，说“你们全都大大地不宣扬你们的真心”，说“你们不谋长远而思考你们的灾祸”，说“恐怕人倚仗你们的身体，迂曲你们的心”，说“与我同心”。总之，设立中正的意思，多么委婉啊！其说理之长，想要以此悦服众人的心志。不然的话，迁都的利害，两句话就决定了，何至于谆谆告诫一千二百八十多字才停止呢？

惟口起羞

至高之道必定精微，至善之言必定简练，我在傅说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从“惟口起羞”到“事神则难”，天下的道理完备于此了吗。谨言也，虑变也，重赏也，慎罚也，择人也，从善也，趋时也，守谦也，豫防也，戒防也，讼过也，化民也，敬祀也，式礼也，经纬治道，劘切君身，总共十四件事，而用一百一十九个字概括了，能说不简练吗？西汉通达国体，没有人比得上贾谊，他的《治安策》是千古所传颂的。以现在的眼光看，大都是论述众建诸侯、制驭匈奴、闾阎奢侈、风俗偷薄、豫

译教导太子、以礼对待大臣，不过是六件事罢了，却延伸出五千八百二十句话。虽然古今时势不同，在汉文帝的朝堂上运用《说命》显得笨拙，但这也能看出简约辞章的困难。苏子瞻说得好：“傅说的话看似散乱而不统一，每一句话都像一味药，都足以治理天下的公共祸患，难道只是用来训诫武丁吗？”人们直到今天还在传诵它。

译随后他逃遁到荒野，在河边居住，从河边来到亳地，直到最后也没有显达。孔安国的传注认为这是高宗的逃遁，这是错误的。只有苏轼的见解是正确的，他的说法是：“古代的君子，在圣明君主的时代却不愿出仕，这样的情况是有的。许由不在尧舜手下做官，伯夷、叔齐不在周朝做官，商山四皓不在汉朝做官，怀抱才德却使国家迷乱，以此终老，这或许是一条道路。武丁做太子时，向甘盘学习；武丁即位后，甘盘却逃遁离去，隐居在荒野。武丁派人寻找他，追踪他的去向，发现他住在河边，从河边来到亳地，不知道他最终的归宿。如果说武丁逃遁到荒野，武丁做太子时就逃遁，这绝对没有这种道理。如果逃遁就像吴太伯那样，哪里还会再被立为君主呢？学者们只是看到《尚书》上说：‘在高宗时期，他曾经在外劳苦。’所以认为武丁是逃遁。小乙让武丁在外劳苦，是为了让他知道艰难，这绝对不是逃遁到荒野。这番话，足以解开千古以来的疑惑了。”

经文说：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

孔安国的传注说：君王追求广博的见闻来建立功业，因此说“王人”是指君王，如同说“君人”，属于人君这一类，这本没有什么可疑的。蔡沈的注解说：“伊尹称君王而告诉他说：‘人求多闻’”，把“王”字断为一句，并且引用林氏的说法，与禹称舜说“帝光天之下”的文势完全相同，这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了。

从前先正保衡辅佐我先王，曾说：“我不能使他的君主成为尧舜，内心感到惭愧羞耻，就像在集市上被人鞭打一样。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安顿，就说：‘这是我的罪过。’”

高宗能够说出伊尹的心声，真是厉害啊！孟子叙述伊尹说：“我是上天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这个道使百姓觉悟。想到天下的百姓，如果有普通男女没有受到尧舜恩泽的，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这本来就是依据高宗的说法。那么伊尹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因为伊尹所乐于追求的，是尧舜之道。尧舜把天下让给别人，他们把天下看得像一根草一样轻。伊尹慎重地取舍，排斥宠爱和利禄，所以平时用来洗涤净化自己心灵的修养很深厚。人们只有贪恋沉溺于利禄，才会不顾及自己的君主成为桀纣那样的暴君；只有彻底断绝利禄之心，才会一定希望自己的君主成为贤圣。这是自然的效应。所以没有尧舜那样的仁心却想建立唐虞那样的功业，没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却想成就拯救百姓的功绩，是办不到的。现在谈论学问的人，动不动就以孔子为效法的榜样，却不知道“江汉秋阳”是什么意思，却匆匆忙忙地担忧携带礼物去拜师，急切地追求门徒众多，这就像优孟模仿孙叔敖一样。可悲啊！

西伯已经攻克了黎国。

《尚书序》只说“作西伯戡黎”，并没有明确指明那个人是谁。孔安国和蔡沈都认为那是文王，孔安国的传注又说：“文王率领诸侯侍奉纣王，内心秉持着君王的忠心，纣王不能制约他。”这话更加荒谬了。《史记》记载胶鬲观察军队，问西伯：“为什么来？”这是指武王是西伯，大概是因为文王去世，武王即位，他被称为西伯是理所当然的。文王从羑里的囚禁中脱身，纣王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可以专断征伐，所以他曾经讨伐崇国、密国、阮国、犬戎。然而崇就是丰地，密、阮、犬戎都是西北边远荒凉的地方，讨伐它们是合理的。但黎国就不是这样了，纣王的都城在朝歌，黎国在上党，相距三百多里，讨伐黎国就会震动王畿的邻境。难道是因为文王的至高德行而这样做吗？所以黎国没有罪就不讨伐，有罪一定要请示天子，从而使郊外和边邑没有恐惧，这本来就是征伐的大义。现在看祖伊的话说：“上天终结了殷朝的命数”，说：“大命不能维持”，“讫”是完结，“挚”是持守。意思是殷朝的大命已经完结而不能自我维持，这是旦夕灭亡的征兆，这不是武王的事情又是什么？先儒吴氏认为讨伐黎国的军队是在讨伐纣王的时候，这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依据，但断定不是文王，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殷朝的百姓竟然偷窃祭祀神灵的纯色完整牺牲，用来容纳，将要食用却没有灾祸。孔安国的传注说：“毛色纯一叫牺，身体完整叫牷，牛羊猪叫牲，器物中盛放的东西叫用。偷窃天地宗庙的牺牲和用品，互相容纳将要食用而没有灾祸，谴责这种行为，是说政治混乱。”《正义》说：“牺牷牲，是砧板上的实物；粢盛，是器物中的实物。《泰誓》说：‘牺牲粢盛，既于凶盗。’这是‘牺牷牲用’为一个句子，非常清晰。‘牺牷牲【句】用以容【句】’怎么讲得通呢？”

《尚书疏衍》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疏衍》卷四 明 陈第 撰

只有十三年春天，在孟津大会。

十三年，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三年。这明明是经文，本来没有什么可疑的。孔安国拘泥于“大统未集”的话，于是把虞、芮两国请文王裁决的日子当作文王受命的年份。九年文王去世，武王即位，二年观兵，又二年伐纣，总共是十三年，这是把武王冒用文王的年号，合并计算的结果。当虞、芮两国请文王裁决时，殷朝的帝王赫然在上，文王以服侍殷朝为己任，却擅自改元来标记受命的开始，可以吗？这即使是普通人也知道不对，欧阳修已经详细辨析过了。我查考《史记》，在《周本纪》中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毕地祭祀祖先，向东观兵到达盟津。”在《鲁世家》中说：“武王九年，向东讨伐到达盟津，周公辅佐同行。十一年讨伐纣王到达牧野。”又《帝系图》用六甲推算，说武王己巳年继任为西伯，到十一年己夘年讨伐纣王，即天子位，七年乙酉年去世。而且他所论述的年月与传注中的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