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疑义卷五

译这难道是周公的愚笨吗？假如权柄一旦失去，连自身都难以保全，那么周朝的基业必定倾覆，圣人难道没有远见，在这种情况下还漫不经心地去做吗？大概在那时，成王尚且年幼，陈氏梅叟说武王患病的那一年，是攻克商朝的第二年，成王出生才五年，等到武王去世时，成王才十岁罢了。《通鉴纂要》认为成王即位时十三岁，这些说法都不能拘泥于确切的数字，大略说来，称他为“孺子”，就是年幼未成年的意思。成王当时尚且不能处理政事，而国家的政柄完全由周公主持，召公、太公辅佐他。周公以臣子的身份代行天子的事务，伊尹在商朝任职，周公在周朝任职，都不是后世臣子所能比拟的。由此说来，周朝的基业，如果不是周公，怎么能安定呢？所以成王后来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大概也是念及此故。管叔、蔡叔散布流言，正是因为周公的行为看似近似篡位，也容易让人相信，圣人的用心，别人又怎能完全知晓呢？况且还有殷商的遗民，有武庚作为他们的主君，又有王室至亲为他们指引道路，这是间不容发的危急时刻，天下安危的分野所在，而天下的权柄又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周公怎么能崇尚虚名、逃避责任，而推卸他的职责呢？世人都说成王严重怀疑周公，成王当时尚在幼年，不能处理政事，难道就能知道怀疑周公吗？考察经书，前后也没有见到成王严重怀疑周公的意思。如《归禾》《佳禾》书序中的言论，尤其足以证明成王未曾怀疑周公。只有被两位叔父迷惑的人，或许未能了解周公忠诚的心意。召公、太公难道不知道吗？在朝的多士，难道不知道吗？凭借圣人崇高的德行，他取信于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周公得以东征，所谓诛杀管叔、蔡叔，又怎么会有不请命就擅自行动的情况呢？又怎么会有大权一失、自身难保的情况呢？那么诛杀管叔、蔡叔，就是在东征的时候。《诗经·东山》中“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的诗句，大概是在罪人被抓获之后，又过了一年罢了。朱熹说诛杀武庚，在商地惩治管叔，在郭邻囚禁蔡叔，降霍叔为庶人，任命微子启继承殷商的后代，都是此时的事。又说周公于是告诉召公、太公说：“去禀告我先王，作《大诰》”，于是东征才真正得以实施。如果说成王迎接周公归来之后，才再次命令周公诛杀管叔、蔡叔，那就是周公第二次前往东山了。周公只是因为君主年幼、国家多疑，大难即将兴起，所以不得已权衡轻重而诛杀管叔、蔡叔。如果成王已经长大，君臣都已经融洽，流言和外侮，有什么值得忌惮的，而唯独不能委曲求全地处理，容忍一位至亲呢？所以诛杀管叔、蔡叔的事，决不是在迎接周公归来之后，这一点不可不明辨。又说成王严重怀疑周公，好像周公无处容身一样，我敢认为这都是不对的。有人说：“后来周公作诗送给成王，难道不是因为他怀疑而想要解开他的疑惑吗？”回答说：周公在东都居住已久，成王渐渐长大，亲自执政后还不知道周公为周家勤劳，难道能没有隔阂之意吗？所以周公作诗送给成王，也是因为成王知识渐渐增长，让他通过歌咏而自然领悟。只是成王天资也很高，容易开悟，加上周公崇高的德行，召公、太公辅佐，即使没有雷风之变的警示，也必定会迎接周公了。所以周公东征后来的事态，都已经了然于胸，不是侥幸成功的。那些说“竭尽忠诚，成败利钝不能预先预料”的话，又不可以用来形容周公了。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因为成王尚幼未怀疑周公，所以周公得以实现东征的举动。如果成王已经长大，也遭遇流言的变故，而严重怀疑周公，不知道周公将如何处置？回答说：事情也难以预先预料，但圣人至诚能感动万物。如果成王已经长大，自然就会了解周公了。万一昏庸愚昧到极点，像纣王那样，然后微子、箕子之类的人，才开始采取不得已的计策罢了。然而达到这种极端的很少，圣人的力量自然能感化人心，情况不同。

译我没有什么可以告慰先王的，如果说我不诛杀罪人就能得到他们，那么恐怕最终会被动摇迷惑，导致王室危险，先王会怎么看待我呢？蔡沈说恐怕没有看到下文，意思却是这样的。在东都居住了两年之久，才抓获罪人。凭借圣人的军队，难道不能立刻战胜他们吗？迟疑徘徊直到两年，那么起初难道有诛杀他们的意图吗？中间有无数曲折，开导晓谕教化劝诫而不悔改，所以最终不得已才诛杀他们罢了。由此更加显现出圣人天性中的至情，而《春秋》中“郑伯在鄢地击败共叔段”的记载与此正好相反。王肃认为管叔、蔡叔与商奄共同叛乱，所以周公东征去镇抚他们。考察验证这件事，两年之间罪人都被抓获，也是合理的。

大诰

这篇文章大概是周公东征以诛杀叛乱的意义来告谕天下。其中说殷商残余势力大胆地记载他们的次序说：“我再次返回鄙薄我们的周邦”，那么武庚已经叛乱，祸难已经发生了。周朝进行讨伐，自然不容迟缓，而成王尚且年幼，周公将把这件事委托给谁呢？又怎么能够空手避居东都长达三年之久，直到迎接成王归来之后，才奉王命去出征呢？那么那些叛乱的人将不会四处蔓延滋长，而在三年之内将用什么来对待他们呢？大概《金縢》中所说的“在国内散布流言”，并不只是流言罢了。古代史书记事文字不必详尽，自然就是这样。后儒不能深入考察其意义，而认为凭一句话就兴师诛杀，不符合圣人的气象，把天大的事情看作闲谈。唉！难道有这样的言语可以当作闲谈来看待吗？大概“不利于幼主”这一句话，是构陷祸乱发动叛乱的题目，出兵没有名义，事情本来就不能成功。后世起兵举事，都要提出一个大题目来声讨其罪行，作为名义罢了。管叔、蔡叔发端如此，即使周公不为自身的祸福考虑，难道不为天下的安危考虑吗？所以说迎接成王归来之后才开始东征的人，考察于此，其不通畅更加明显了。

《大诰》东征，是周公的举动，成王尚且年幼，而都称王命，可见周公自从武王去世，虽然有摄政，但其正名出令，未曾不以成王为主，这在义理体制上非常正当，又有什么可疑的，只是管叔制造流言作为名义罢了，周公的征伐，不是因为躲避流言去讨伐叛乱，既然制造流言，必定不得不叛乱，既然已经叛乱，必定不得不讨伐。

“洪惟”二字也是古语，大多如此，如《泰誓》中的“洪惟作威”，也与蔡传相同。用“惟”字解释为思，说大大思考我年幼的人。书中说“惟”的地方很多，如“惟皇上帝”、“惟其克相上帝”等类，不计其数。为什么唯独这里专门解释为思呢？

何况说谁能懂得天命？大概下文将说不敢闭拒天威，用来及于大命，继承天明，所以先谦言，也以此显示不是自己一人的私意。语气是说：我实在不知道天命，但我小子日夜危惧，如同涉过深渊，只求渡过，实在想要敷陈增光前人，在此受命，不忘其大功。然而武庚今日倡乱，上天实在诛杀他，我不敢闭拒上天降下的威用。

宁王遗给我大宝命，直到这蠢动。这是说即命于天说：“西土有大艰难，现在西土也不得安宁于此，蠢然而惊动不安。”蠢，是无知而惊动不安的意思。这篇中的“兹蠢”、“今蠢”、“并允蠢”、“鳏寡三蠢”字，都是百姓惊动，不是说武庚蠢蠢而动，因为四国作难，百姓自然惊动不安。

殷商残余势力到周邦声，武庚的罪过现在蠢动到来，并且吉言得到人心的应验，而卜兆的吉利，以此显示都是天意所应当征伐的。但“今蠢今翼日”，虽然依照蔡传现在的解释，终究有难以理解的地方。

所以我告诉我的友邦君直到，不违背卜兆。承接上文说殷商的罪过如此，人心卜兆如此，所以告诉你们去讨伐殷商，而你们不可以。其言说：“艰难重大，百姓不安定。”推究其缘故，也只是至亲倡导诱骗的缘故。在这里说我小子应当考正而安定他们，不可以立即前往征伐他们。卜虽然得到吉利，王为什么不违背卜兆而不征伐呢？大概友邦君诸人的意思，认为作乱的是管叔，是王室的至亲，不是其他人可比，可以用恩意呼唤他使他来，可以不烦兵力而定。这个意思固然好，然而不知道其不能，而怠缓玩寇，时机不可失。后来周公也到两年而罪人才被抓获，难道没有这种意思行于其间吗？上文说“西土有大艰难”，西土人也不安定，所以这里说“艰难重大，百姓不安定”，正以应和上文。

所以我冲人，长久思考艰难直到，于是宁考图功，承接上文说：你们想要违背卜兆，如此，所以我亦长思此大难，不是不思而妄为，思考则尤见痛切于身。说：信惊动这鳏寡之人为可哀。我所役使的，是天役。大概天遗大事，投大艰于我之身，我于是不能自恤。你们应当劝勉我。义尔，犹言你们都是义。

罢了，我惟小子，直到丕丕基，说天意见于卜，决当从卜，以东征。

王说：“凡四，每王说为一节，皆更端以告之，以尽其义也。”宁王旧注作“文王”，蔡传作“武王”，然而意以安宁天下，故称“宁”耳。尔惟旧人直到攸受休毕，亦作三节，皆称“天”。

译称“宁王”、“宁人”，是为了表明顺应天意，欺骗祖业在于此举。天辅助我有诚信的言辞，那成就我百姓的，是说天辅助我有诚信的言辞，那是用来成就我百姓的。忱辞，是教化诱导诸侯的言辞。

译王说：“从前我前往那里，劝谏而不被采纳，那么他们都会明白应当继承祖父的基业，去讨伐殷商。”

唉！确实如此啊！到了最后，又反复归结于天命，并通过占卜来决断，意思是东征。周公将要东征，而告谕天下，勤恳深切到了这种地步。大概也是为了向天下伸张大义，来晓示人心，然后才进而征讨。圣人做事，难道是草率从事的吗？一听到诽谤之言，就退避居住以等待君主的明察吗？

这一章的诰辞，大多以占卜为主。蔡沈认为，邦君和御事想要让君王违背占卜，所以用占卜吉祥的意义以及天命和人事不可违背的道理，反复告谕他们。我私下认为，古人做事，都归结于天而已，不曾有一毫私意。占卜是用来彰显天明的，既然筮已经顺从天命了，那么占卜与天命并没有两样。所以这篇诰辞恳切地强调占卜，正是在恭敬地秉承天命来行事，不仅仅是用占卜来解除众人的疑惑。又朱熹说周公在当时，外有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内有成王的猜疑，天下岌岌可危，这篇诰辞应当用来耸动天下，现在却意思舒缓而不迫切，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我私下认为，这正是周公之所以为周公的地方。学者如果没有圣人的根本，怎么能识别圣人的气象？圣人遇事正不像这样周章，今人处理一些小事就自己狂奔耗尽力气，想要耸动他人，这就是权术在起作用。圣人只是平平淡淡地说去，诚意自然到达，而且这也足以看出当时的成王并没有大大猜疑周公。

微子之命

《书序》说：“成王已经废黜了殷商的国命，杀了武庚，命令微子启代替殷商的后裔，作了《微子之命》。”它的传文说：“微子启知道纣王必定灭亡，而投奔周朝，被任命为宋公，作为汤的后裔。”古今都说微子抱着祭器归顺周朝，至于面缚投降之类的事情，如《左传》、《史记》所说的，我之前已经辨明了。现在看这篇《命》，这是在杀了武庚之后，成王封他的，武王不曾封他。而各种传文引用《乐记》的话说：“武王攻克商朝，刚下车，就把殷商的后裔安置在宋。”说武王已经封了宋，但还没有作为殷商的后裔。现在因为武庚被废黜，才开始作为汤的后裔，大概是只是重申命令，并不是到这时才开始封他。我私下认为，微子如果在武王时被封，那么当时封命的言辞为什么没有见到？不仅言辞没有见到，即使已经灭亡的次序也没有见到。解说的人又认为，既然封了箕子在朝鲜，难道有不封微子的道理吗？唉！箕子的封赏，又将有什么依据呢？这是连他们的引证都不对，何况是他们原本的事实呢？箕子在朝鲜，之前也已经论述过，而这里说《微子之命》，是不改变他旧爵位的名称。不改变他旧爵位的名称，是微子在此之前不曾被封。箕子也始终只称为箕子，是箕子也不曾被封。武王访求道义尊重贤人，难道不想封赏他们吗？一定是二人不接受，武王不能封赏他们。国家破败君主灭亡，不肯做臣仆，宗臣的道义，在微子身上和在箕子身上是一样的。微子害怕宗庙祭祀没有依托，所以离开而逃匿于荒野，他的心难道是不得已吗？这时宗庙祭祀为重，君主为轻，所以虽然在流离荒落之中，而先王的祭祀不灭绝，精神有所寄托，这就够了。如果一定以爵位俸禄为荣耀，那不是他的志向。后来武王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微子的心可以稍微宽慰。假使武庚能够贤能，能够继承他的功业，一代的典章不至于沦丧，微子又要求什么呢？不幸武庚又失败了，那么继续他事业的人，不是微子又是谁呢？大概去留轻重的道义，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显现了。所以微子就任封地，他的道义有两点：一是为了保存圣人的宗庙祭祀，二是为了完备一代的典章。微子的封赏，是因为武庚的失败。他的封命开始于此，不是重申命令的说法。武庚不失败，那么微子决不就任封地，哪有宗国刚刚灭亡，宗庙迁徙，人事变易的情形还在眼前，而两三个人互相效仿而接受大的封赏，还能称之为自我安定自我奉献，而又称之为仁呢？而且他的言辞也可以看出，说“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难道不是开始封赏的言辞吗？《书序》虽然不可信，但也有可信的地方。秦汉之时，距离古代还近，不像现在更遥远，只是凭空想象，没有依据。凡此都是大案，古今都相承袭，没有人认为不对。我不避讳论述它，以等待明白的人。

康诰

《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书序》认为是成王时的书，而胡五峰、吴才老、朱文公都认为这是武王时的书，蔡沈跟随他们，他们的考证也很明白，不再可疑了。成王虽然是君主，他在康叔面前，难道有专门称“小子封”的道理吗？右边是君臣的形势，不至于像后世那样悬殊。《诗经》说：“叔父，建立你的长子。”周家的辞令称呼尊长，都说“伯父”“叔父”“伯舅”之类，这篇的辞气，也可以证明它是武王说的。只是不知道这是初封时的诰辞吗？还是封了之后来朝见，又用诰辞告诫他呢？或者是入朝担任司寇，然后前往封国，现在都难以凭空推测。只是篇内“明德慎罚”虽然是纲领，而唯独详细于用刑的，大概是殷民受纣王的恶习影响，如微子所说的“卿士师师非度”，凡是有罪过的，就没有经常获得的，小民正兴起，互相成为仇敌

译再者，商纣王设立了炮烙这种酷刑，那么那个国家的人，遭受的刑罚极不公正，所以（周公）列举具体事例，详细分条，反复叮咛告诫，这大概是有针对性的。这也足以看出商纣王的罪恶到了极点，而周武王爱护百姓的用心极深。像《酒诰》这篇，也是这个意思。

译仔细考察《康诰》篇首，就说：“孟侯已是诸侯之长。”又说：“因此你小子封，镇守在这东土。”推究他拥有国家的缘由，这就不是始封时的言辞了。篇中固然以明德慎罚为纲领，但大抵明德慎罚不可分为两件事。因为慎罚必定源于明德，德如果不明，罚怎么能谨慎呢？皋陶发扬传播德行，所以能公正地安排次序；象刑只是象征，这恳切告诫的目的，是希望他先致力于自身的明德，然后才谨慎地使用刑罚。蔡传认为“汝念哉”以下是讲明德，“敬明乃罚”以下是讲慎罚，“爽惟民”以下是希望他以德施行刑罚，“封敬哉”以下是希望他不用刑罚而用德，这种解释太过分析破碎。心中不敢有一毫放纵，就会体现在事上；不敢有一毫苟且，这就是罚之所以谨慎、德之所以明的原因。所谓“敬典”、所谓“敬忌”，其实只是一个道理。

“今民将在只遹乃文考。”蔡传认为现在治理百姓将在于敬述文考的事迹。我认为“今民”如果解释为“今治民”，在文义上不通。又“遹”字古注解释为“述”，不知出自何处。《大雅·文王有声》中“遹”字很多。朱子认为其义未详，怀疑与“聿”一样可作为语助词，这也是凭推测而言。大抵古字不可解的也很多，现在如果一定要逐字生义去解释，又有什么难的呢？但终究不是古人的本意，只应当大体推测其主旨才是正确的。这句话是说文王的德行深入人心，现在百姓将在于敬念你的文考，你应当遵循前人的教诲而践行他的德行，这样说话就可以安抚百姓并使百姓安定。

〇“于天与下乃服惟〇王意亦同谓〇乃天道古人终日只是事天故无时不言天天道即王道也蔡说天者理之所从以出以太拘亦太深求耳”

天畏棐忱，“棐”字以上通改为“辅”字。文公说《汉书》颜师古认为“棐”与“匪”通用。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应当说：天可畏而难信，民情可见而难保。

“乃服惟〇”，王语意应当承接上文说：“你践行这些话，只有弘扬〇王道，才能保全殷民。”

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我私下认为这是希望他整顿执法的官吏，应当在“司”字处断句，下文“陈时臬事”，则是告诫他自己执法。应当在“事”字处断句，语意是说：你陈列执法的官吏，应当让他们效法殷代刑罚有条理的样子；你自己陈列执法的事，就应当依据义理来施行，不可用你的私意，又有自矜之心。

要囚作狱辞之要，恐怕不知道周礼中死刑之罪不同，而“要之旬而职聴于朝”，就是这件事。

“爽惟民迪吉康者”，是说应当明其道，使百姓走向吉祥安康。在上位者以德教化百姓，百姓被德所化，才是吉祥安康之道，所以我也是效法殷代先哲王的德行，用来使百姓安康，只是兴起而追求罢了。况且现在百姓都沾染了纣王的恶习，没有走向吉祥安康之道的，所以都不知道遵循什么。那么作为在上位的人，如果不引导他们，怎么能治理政事呢？

现在只有百姓不安定，未能顺服其心，这也应当从康叔的角度来说，是说现在只有百姓未能安静，未能止息其心，虽然屡次引导他们，未能同归于善，那么明明上天，认为责任在于引导百姓者的罪过，上天惩罚诛杀我，我敢怨恨吗？所以罪不在于大与多，稍有违背天意的事，也就是罪而惩罚了。况且使百姓不安定，不服从教化，那么罪恶积累得越多越盛，其丑秽的德行显扬于天，这是罪大了，惩罚诛杀怎么能逃避呢？这是深切考虑到商朝风俗的恶劣，希望康叔彻底改变旧俗，引导百姓向善，直到达到大同而后已。

酒诰

“肇国在西土者”，周家自从后稷封国，到文王时人心归附，三分天下有其二，他的国家才开始强大，所以说“肇”。“惟天降命，肇我民”，是说只有天降下命令给周，才开始拥有这些百姓，这就是“肇国在西土”的意思。天降下命令如此，因此有大祭祀而使用酒。天降下威严，是因为德行不如天，而天降下威严，也无非是由于酒的过错。这是说酒用来报答根本，也用来招致祸乱。古今儒者都认为“天降命”是天开始命令百姓造酒，这完全不通。

“尔大克羞耉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徳”，蔡传认为大能养老固然好，但“尔克饮食醉饱”就不是老者的饮食醉饱了，上文说养老，下文紧接着说自家醉饱，不通。又“克羞”的“羞”解释为“进”，两个“羞”字意思不同。又“克永观省作稽中徳”，先儒都认为德行全备于身，庶几可以交于神明，与其辞意与馈祀相属。古人重视祭祀，葛伯不祭祀，成汤讨伐他；商纣不祭祀，武王征伐他，所以“克羞馈祀”，其职已尽，其义自足，何必又加上“克永观省作稽中徳”的意思冠于其首呢？我私下反复推敲其义，以“羞耉”为大能进于老成之道，而齿德为老成之人，称其居上位者，就可以饮食醉饱了。礼制规定居丧自六十岁以上食肉饮酒如故，《诗经》说“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那么古人在老寿之年不仅有肉而且有酒。你能这样，大可谓你能长久自我察省，兴起而合乎中正之德了。大概人如果一时为善，不可预料其最终；一事合义，不可相信其他。人到了老成，那么他的平

译太阳之所以能谨慎地修养自身而能够成就其德行，并非仅仅是一时一事而已。所以说，能够长久保持、能够合乎中道的德行，这样就可以取得人们的信任，从而被他人效法了。此外，你还能在进献饮食时保持恭敬，那么你才可以自我约束而安享安逸。大概有两条原则：一是到了年老成熟的时候可以饮酒，一是在祭祀的时候可以饮酒。古人对酒看得如此重要，后世这种道理已经无法言说了，他们怎么能不走上危亡的道路呢？

译况且像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这些人，以及“定辟”这几个字，古注都把它们当作独立的句子，王荆公才开始将“违”、“保”、“辟”连读成句，而朱子对此深以为然。大体上古书的字义大多难以通达，现在把“薄违”解释为“迫逐违命”，也不过是凭主观推测。如果理解为“不违农时”，难道不可以吗？就像古注解释说：“况且你所咨询的圻父，不可违背的农父，你所保安的宏父，都是用来确立君道的人，能不谨慎对待酒吗？”这也并非不通。蔡传把“薄违”解释为政官的职事，而“迫逐违命”固然似乎可通。然而把“定辟”归属于宏父，解释为制定经界以确立法则，也太过牵强了。况且司空处于四民之中，地利难道仅仅是划定经界这一件事吗？我私下认为，像这类情况，只应当把握其大义，那么道理自然明白。如果一定要细细推敲，认为完全掌握了其义理，那么心中未免支离破碎，却又鄙薄嘲笑前人，认为只有我独自得到了真义，这是宋儒沿袭的弊病，也不可不了解。

《梓材》

这一篇反复论述，语气不像武王告诫康叔的话，所以它的篇名也不称为“诰”。只是因为篇首有“王曰”二字，所以认为是武王的话。其实“王曰”以下的文字都像是同僚之间的言辞，意思是周公称引武王的意思来告诫康叔。从“王启监”以下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果一定要认为是武王的话，也只不过到“戕败人宥”为止是君主告诫的话，后面就是周公告诫的话了。古人记录文献，多将前后的事情合成一篇，加上中间有一两处残缺，于是就有难以读懂的地方。现在只把握其大意如此。因为周公执掌国家大权，康叔是至亲，从情理上讲，难道没有互相告诫的情况吗？所以只要认为是周公的话，那么全篇都通顺，而他多次称引武王来告诫，关键在于以德行辅佐君王并保护百姓。如果下文“今王以下蔡”认为是臣下进谏的话，“欲至于万年”认为是祈求上天永命的话，都随着文意去寻求其义，认为这是错简在此，那么我不敢相信这一定是必然的。

“汝若恒越一条”，蔡传和朱子都认为不可理解。我私下认为《尚书》的文辞，总是难以读懂，而前后的解释不过是随文生义，为什么唯独在这里不这样呢？现在也凭意思来解释。大概是承接上文“邦君所系于民，其重且切如此”，那么你可以不自身谨慎吗？你如果常说“我有师师之三卿及尹旅说：我不凶狠严厉地杀人”，这是无罪不可妄杀，固然是对的。然而也是你作为君主，先敬慎并慰劳百姓，于是那些做臣子的，也前往敬慎并慰劳百姓。对于奸宄杀人越货的人，本有罪却反而宽恕，固然是不对的。然而这也是因为看到君主所做的事，有时伤害败坏别人却反而宽恕，所以臣子也效仿而宽恕。这就是刑罚应当或不应当，上面所喜好，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康叔应当端正自身，端正好恶，作为臣民的准则。

从“王启监”到“攸辟”，大概是要他用德行教化百姓，又引用古义来警戒他所监临的地方，不至于邪僻。只说“若稽田”到“丹艧”，则是告诫康叔要慎终如始，不可有始无终。从“今王惟曰”到“丕享”，则是推论先王以德行安抚天下，所以当今君王设立监牧，也是既用有明德的君主来安抚聚集天下，所以各国都来朝享。你可以不知道这个意思而不用德行吗？从“皇天”到“先王受命”，则是说先王所以用德行的原因，大概是上天把这个使命交给先王让他治理百姓，所以当今君王只想用德行来和悦安抚先后迷误的百姓，正是为了慰解先王受命的心意。我体察先王的心意如此，你可以不知道这个意思而不用德行吗？从“已若兹监”到“未”，则是希望他用这个道理来监临他的国家，只想帮助王子孙保护百姓。因为只有运用德行，才能慰解先王，慰解先王就符合天心，各国效仿他，四方顺从他，国家不期望昌盛而昌盛，天命不期望长久而长久了。《秦誓》说：“能够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这也是基于宽宏大量的胸怀，做君主的，怎么能靠刑罚威严来建立国家而期望其国祚长久呢？”

《召诰》

这是因营建洛邑之事，召公训诫成王的言辞。古人因事进谏，何况是亲政之初，定都中原图谋大业的重大事情呢？周朝以镐京为根本，屹立不动，在土地中央建立洛邑，以统临诸侯。这洛邑，乃是施政的地方。自从武王、周公规划既定，只是从今天开始完成罢了。蔡氏说周公本想让成王迁都洛邑，而成王却不想舍弃镐京而废弃祖宗的旧制，这个说法不对。然而营建洛邑虽然是周公的规划，专门督理这项工程的是召公。想周公摄政事务重大，他到洛邑，只是祭祀告庙颁布命令，随即返回镐京，召公趁他返回而立即陈述告诫。取币，大概是当时各国君主因营建洛邑这件大事而至，用币帛作为享礼，而召公捧着它献给成王，所以最后说“惟恭奉币也”。

“越若来”三个字大概难以理解，蔡注也不对。既然以此为例，《尧典》说“若”，那么是助语之词，而又解释说迤逦而来，多么自相矛盾啊？古注作“于顺来三月”，这也是随字解释。古人“越”字、“若”字常用，下文“若翼日乙夘”，“若”字想必也是助语之词。

译如今推测其意，上文说二月，这里说“越若来三月”，这就是指当年的三月，而不是次年的三月。大体上这类地方都不可以拘泥，如果一定要逐字逐句地训释，那就显得生硬牵强了。

译在郊外使用牺牲祭祀，想必只是周公代理执行。因为此时洛邑尚未建成，成王也未到达洛邑。直到《洛诰》中戊辰日，成王才首次抵达新邑，举行年终大祭。先儒林氏认为，召公营建洛邑，从戊申日到甲寅日，七天便完成了方位的确定；周公防范灾祸，从乙卯日到甲子日，十天便完成了文书的制定。殷商的遗民大力劳作。认为自成王到达丰邑，距离甲子日总共一个月，便成就了万年的基业。周、召二公的规划，如此敏捷，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以我看来，哪有这种道理？既然已经命令殷商遗民，殷商遗民大力劳作，这下面还有许多事情才最终完成，古书没有记载，并没有全部载录。哪有建造一座大城邑，一个月就能办到的？那种匆忙逼迫、劳损伤身的景象，与圣人的气象大相径庭。虽然说不日而成，这只是表明文王深得人心，读者正不可以拘泥于文字而损害对词意的理解。

“入锡”中的“锡”字，与《尧典》中“师锡帝曰”的“锡”字相同，不仅仅是把币帛给予周公，而是郑重托付并告知他的意思。上面告知成王和周公，同时也告知殷商遗民及其卿士，这就是所谓上下勤勉忧虑。蔡注认为卿士是不敢直指君王，甚至说就像现在称为执事的人，恐怕离真相太远了。古人警戒畏惧恭敬之心，上下都是一样，所以能够上下同心同德，使三千人合为一体。后世只知道这个义理，所以人各有心，从君主宰相以下，殷商遗民、周朝士大夫没有不同心同德、恭敬顺从天命的。这就是召公之所以恳切忠诚爱戴的原因。

“王敬作”，意思是恭敬地作为，所谓仁是安身之所，义是正路。因为安身立命，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没有其他事情了。

召公告诫成王的话，本来就很明白，无需解释。大概首先推崇天命有所归属，希望成王谋虑自天而来，而不可不恭敬。从“自有王虽小”以下，希望他尽到元子的责任，以安抚小民，教化百姓，而不可不恭敬。教化百姓也是为了安抚小民。从“王乃初服”以下，希望他在开始时谨慎，而不可不迅速恭敬修德。开始时谨慎，也只是安抚小民罢了。“其惟王勿以小民”，成王希望以小民接受上天永久的命令，这就是说爱民以永保天命。因为上天之所以改变元子，也是哀怜四方百姓。那么成王之所以接受上天永久的命令，除了爱民，还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这一句是一篇的骨干。所谓敬德不一而足，又哪里能超出这个范围而有其他道理呢？治理天下的事情，后世谈论起来，堆积卷帙也不能穷尽，却不知道其实实在没有多少话。《大学》论述平天下的章节，也只在于百姓所喜欢的，就喜欢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这才知道圣贤的话前后一脉相承。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把天下当作父母来关心吗？

洛诰

“复子明辟”如古注，孔氏都认为是代理后归还政权的言辞。直到王安石，才认为是复逆的复。宋代诸儒跟随他。如果认为是代理后归还政权，成王尚且年幼，周公以自身承担天下的重任，何曾登上君位呢？如《明堂位》所说“践天子位以治天下”，这是汉儒附会的谬说。这本来无需辩驳就自明了。然而伊尹、周公都有复辟之事，我本来认为伊尹在商、周公在周，都不是后世臣子所能比拟的。有伊尹、周公的圣德，又有伊尹、周公的责任，责任所在，责难所归，所以不得已而承担。由圣人来做，至诚感动，始终有济。如果没有那种德行、没有那种责任而冒然承担，没有不触犯逆乱伦理的。王莽之徒虽然窃取借口，然而又怎能混淆日月之明呢？后儒因为王莽之事，于是将周公的说法改变，大概是不想让周公的忠圣混淆于逆乱的痕迹。他们爱护周公可谓到了极点，他们对待周公的方式，不是很浅薄吗？唉！操守不可作为文章，王莽不能成为周公，难道要等到后世才知道，而当时的所作所为已经像黑白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了。将碔砆混在珠玉之间，对珠玉有什么损害呢？由此说来，圣贤的事迹，各自论述其实而已。

《书序》认为这是为了使使者来告知占卜而作。现在详细考察其义，完全不重在告知占卜，只是叙述事情从告知占卜开始。因为洛邑已经建成，成王初次前往新邑，以发布命令施政，而周公告诫的话。这时成王已经长大，亲自执政，周公想要明农，而成王挽留他，君臣问答，史官都记录下来，以成篇。重在治理洛邑，所以名叫《洛诰》。在定都洛邑之初，新政开始，召公、周公都告诫得非常恳切，大臣责难的意义，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

周公拜手稽首说：“我归还你明君之位。”我私下认为这是与成王面对面说的话，不是授予使者的话。成王拜手稽首，也是成王面对面回复周公的话。当时周公安定洛邑而归，回复成王，并借此告诫。但《康诰》之首认为这是此篇错简，则又像是在洛邑之时。难道是成王与周公都到洛邑之时所说的吗？仔细考察错简的话，未见其然。下文说：“我整顿百官，派遣跟随成王到周。”又说：“只有周公前往新邑。”又说：“你前往要恭敬啊，这里我要明农啊。”那么当时是在镐京说的话。

〇保者，防文武保成王也

我二

译所谓众人共同保持正固，是指自己与周公共同秉持正道来承担大任。《易经》中多次提到“正固则吉祥”，这里虽然获得了吉祥，但终究必须依靠正固才能成就。大王此时可以说是在努力修养德行。这正是周公希望成王亲自处理政事，而自己则想归隐务农的原因。从这番话来看，成王哪里肯听从周公离开的建议呢？“拜手稽首，聆听教诲”正是成王向周公求教的表现。

译王肇称殷礼至，以功作元祀。是周公以王徃新邑，必先祀典。因此祀典，教以御臣之道。若谓以举祀为首务而教之，则自有一定礼典。成王岂冥然不知如是耶？予惟曰庶有事，语意谓予惟望其庶几有善政事也。

丕视功载，载事也，即载采采之载，谓大视羣臣之立功行事，而公行劝惩也。以功作元祀，是表异其已徃者；丕视功载，是旌别其将来者。二者并举而行之，臣安有不劝，而政安有不举哉？

乃汝其悉自教工可见。以前皆周公总百官之任，而此则始欲其出于成王。是周公既有欲退之意矣。成王下面留周公有云：「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则成王犹未欲周公之退也。又曰：「厥若〇及抚事如予」，又曰：「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又曰：「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详味先后之言，皆是周公归政之意。安得不以复辟为复政？但伊尹复政，是太甲方免丧之期。周公以成王已在位，但其年尚幼，国家多难，而以身任其事耳。及成王长而归之，使亲政焉。其与伊尹又不同矣。

先儒吕氏谓汉文近于惇大成裕，而无所谓明作有功；汉宣近于明作有功，而无惇大成裕。此大约言之。其实先王以道治天下，视后世以法把持天下者，相去逺甚。以道治天下，只是至诚恻怛之意行于其间，自然事体覈实，而又气象寛裕。彼以法把持天下者，于二者何有？

颁朕不暇，当如陈氏经云：「汝当颁我前日未暇为之事，一一行之。」彼裕我民，无逺用戾，分明是教成王治洛之事。

先儒以公明保予冲子以下为成王命公留后治洛之事，王命予来以下为周公许成王留洛之事。今详上下语意，似不然。盖古史叙事多非一时之言，但若此等则问答应对，语脉相承，不可分为两处。窃意在镐君臣答问之言也。若如蔡说，则是以为成王、周公皆在洛之言，而上文「汝徃敬哉」之言又不可云在洛矣。夫周公谓「汝徃敬哉，兹予其明农哉」，故成王留之。公明保予冲子以下，皆留之之言也。上下语脉自应相接，岂可以「明农」以上为在镐之言，「明保冲子」以下又为在洛之言，分为异地两时，使周公陈欲去之言下无所接，成王致欲留之意上与所承皆不可得而通也。其屡称「王曰」，自是古体如此，亦不可以为先后之言也。读者于此语脉既见得有下落，则其所谓留周公者始可得而言矣。夫留周公者，但留其在左右以为辅，非留其专治洛也。盖周公之意，以为向不得已而任其责，今亦可以少纾；而成王之留，则以已虽亲政，然不可一日无周公以慰天下之心，故恳恳留之以自助也。下云「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则其所以属望于公者何如哉？由是言之，其所谓「即辟于周」者，是初欲徃新邑以朝诸侯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者，欲周公留在王朝，启迪其后，且以为士师之表率也。「曰公定予徃矣」，徃字即应上文「汝徃敬哉」之徃，将谓徃新邑，欲周公安定已以徃也。若如蔡说，则上文周公方戒王以徃新邑，未见其至新邑，而下文成王又即告周公以徃镐京耶？况其所谓「和恒四方，民居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皆是王将徃新邑之事，则此为在镐无疑矣。大抵建洛邑以朝诸侯，以〇王政，此天子之大事也，故谓之成周者，言王化之成也。武王之意，周公终之，正为亿万年王者宅中图大之地，其事何其重，而成王初政又孰有先于此耶？故召公因奉币而旅辞，周公因即辟而致训。其致难、致慎如此，盖深有见于防天立极之大义也。岂有周公身自营之，而又身自居之？成王在西，周公在东，是二王矣。孰为中天下而立以朝诸侯者哉？向者武王既崩，成王尚幼，周命新集，人心未固，周公以身直当其责，虽非履天子之位，然天下之事悉属于周公矣。此在人臣，另是一格，岂周公之得已哉？今者成王既长，新邑初成，天下方拭目以望新辟之政，而周公亦正欲其示仪理以慰天下之心，而亦可以息肩于已也。而又何待于已之居之而居之？又何名耶？《周礼》云：“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

译“防”是调和阴阳的地方。然而，只有当万物繁盛安宁时，才在那里建立王城。如果认为那是周公镇守安抚的地方，就不必营建得如此隆重。既然营建得如此隆重，那就决不是臣子所适宜居住的地方。这与后世留守的意义，自然不同。宋代儒者只是以后世的情况作为标准来看待，看得太轻，所以才有周公治理洛邑的说法。然而，周公虽然不必在洛邑留守，但他对殷商遗民的处置和教化，都是周公的责任和规划。因此，君陈和毕命，是从开始到结束来说的；尹和保厘，是两位父辈的特别任命，又自然不同。

译我小子退，这个“退”字必定有缺漏或错误，不可强行解释。古注说：“我小子退坐之后，都是强行的解释。”

关于“命公后”这一句，还是应当遵循古注的说法。说命令周公留守后方，周公应当留下来保佑我宋国。儒者认为这是命令周公在洛阳留守，恐怕周代还没有“留守”这种说法，用后世的事情来衡量古人，不是正确的依据。下文提到王命令作册、逸祝册等事情，像这样隆重，如果不是分茅胙土这样特别重大的事情，怎么会如此呢？如果只是命令留守镇抚，也不需要这样隆重。况且这里说“即辟于周”，如果像蔡氏的注解那样，在举行祭祀、发布政令之后，就想要回去居住在宗周，那么所谓“命公后”，应当是在宗周命令他的言辞，语脉才能相承；而下文命令留守却在新邑，那种说法就讲不通了。王命令周公留守，是成王当面告诉周公的话。如果命令伯禽，可以加上“命”字；如果就是要周公留守，就应当说“公其后”，加上一个“命”字，又讲不通了。蔡注又用《费誓》中“东郊不开”来证明，那是在周公东征的时候，这是《书序》的说法。但是《书序》也只说徐夷同时兴起，怎么知道是周公东征的时候呢？只有《史记·鲁世家》说“伯禽即位之后，管、蔡等反叛，淮夷、徐戎也同时兴起，于是伯禽率领军队讨伐他们，最终平定了徐戎”，似乎可以作为依据。但是《史记》作于典籍焚毁之后，司马迁志在成书，其年代先后世次大多不可依赖。现在应当以《尚书》为准，宁可保留《史记》的疑点，来相信《尚书》，不可迁就《尚书》来迎合《史记》。况且“命后作册”，礼仪非常隆重，不是命令留守没有疑问。而居住在洛阳与王对峙，绝对不是周公此时所适宜做的。仔细体味“即辟”二字，就是上文“其基作民明辟”，下文“乱为四方新辟”中的“辟”，大概都是开始更新事业的言辞。如果回去居住在宗周，那么成王即位已经很久，不能说“即辟”了。

周公不要感到困倦啊！我只有不厌烦于安民的事情，成王以自己能够不厌烦于安民之事，来挽留周公。那么周公的心意，成王的志向，都可以知道了。

王命令我来到，直到永远观察我的子孙怀德，这是周公答应王留下而互相勉励以成就功业的言辞。他屡次在意殷人，是因为殷人引导考察乃为道化之成。以后世来说，区区殷遗民何足介意？即使不灭绝他们，也必定拘系禁锢而使他们无能为。只有王者则不然，他的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个人没有感化，就像疼痛在身，所以一定要使殷民都革心向化，欣然如一家而后已。所以置之不较，不是王政；驱之以刑，也不是王政。优游于道化之中，如阳春动而万物生，这是圣人之所以成化的原因。所以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古人明明德于天下，都是如此。这是周公所以拳拳于殷之遗民，不是像后世自私自便，富有天下之意。

王命令我来到以下，周公语气大略说：“王命令我留下，承保光明文武之业，以益大我责难之恭。”王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王孺子来相宅方新邑，新政之初，其大惇厚其典礼，与殷之贤人以致盛治，为四方瞻仰，新君作周家恭敬之先。大概王能恭，则臣下罔敢不恭，而后王亦无不承其恭了，所谓恭先也。由此而咸说：“其自是中立以治万邦，咸有休美。”只有王有成绩，这是今日营洛的意思。王能如此，我旦岂敢必其去耶？当倡率众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笃厚文武成烈，答天下之心，作周家信臣之先。君臣各相勉于为治，庶几成我明子仪型于天下，而尽文王之德了。使时时谨慎殷民，殷民也自然从化，此时乃命予安宁也。谓之宁者，是致政之事也。予于此时乐周道之有成，以鬰鬯之酒致其精神，拜手稽首以休美致享，不敢越宿而告于文王、武王，以慰二圣之心，且致其祈祷之辞也：“曰明禋者，即以秬鬯之酒谓之明禋。所谓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王伻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又总结而勉之以致意于化殷也。观成王留周公，皆是广及四方之辞，周公戒成王，则尤以殷为重。

如果说王命令我来到以下，是周公答应留下治理洛阳，那么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时中，又都是教成王治理洛阳的话，方勉之以往，何尝听成王之归镐京而以己任之耶？予旦以多子御事云者，只是许王以不去，而率诸臣以尽辅弼之道而已，何尝见其许之治洛耶？此等辞语，尤为可验。

细详成王留周公之辞，皆是广及安定天下之大计，而非专为治洛而发。云“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谓周公之德在于天下，则欲周公不去，以久厌天下之心也。云“功棐迪笃，罔

译“不若时”，是希望周公辅导启迪，时时如同往常一样。说“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是希望周公不要离去，使四方都能安定其功业。说“诞保文武受命，民乱为四辅”，周公若离去，则左右前后辅导之人无人，百姓不安定，所以希望他留下作为辅佐。四辅如同《王制》所设的四辅及三公，左辅、右弼、前疑、后丞即为四辅。说“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是希望他不要离去，作为四方的楷模。凡此种种，都只是希望他留下以安定国家的意思，何曾专门涉及洛邑一地的言论？像后来的君陈、毕命，是专门任命的言辞，自然反复叮咛不停，这是因为周公的德行在于辅佐成王，应当留下以自我辅佐。君陈、毕公，是保障一方的人才。周公在洛邑的功绩，不适宜用更换君陈、毕公来替代，这样就可以没有嫌疑了。这其中的道理可信之处很大，既然看到了这一点，那么那些琐碎的援引证据，也就无需多费口舌争辩了。

译于是宁氏作注，将“宁”字属下句，解释为安抚周公，又认为“明禋休享”是像侍奉神明一样侍奉周公。《周礼》中王礼，上公两次献酒而王回敬，本来就有尊奉如神明的礼仪。但这是周公自己的话，周公怎会预先命令王用侍奉神明的礼仪来礼遇自己呢？古人最重视鬰鬯酒，都不适宜由周公自己来说。现在只依照古注，在“宁”字处断句，将“宁”解释为致仕而安宁。如果像蔡氏所说周公治理洛邑，那么当时正有政事，也不可以自处为安宁了。

戊辰日，王在新邑，以下才是记载王前往新邑的事情。“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只是指摄政的第七年。朱熹说前面已有许多答问之词，后面却说王在新邑，令人不可理解，因而质问吕伯恭，吕伯恭也无法回答。以我看来，正因为前面的问答之词没有着落，所以这里才不通顺。前面既然在洛邑问答得如此详细，这里才记载戊辰日王在新邑的话，如果不在此处，又可以证明前面通篇都是将前往洛邑的话，是还在镐京时说的。

多士

“惟三月”，我私下认为就是《召诰》中的“越若来三月”，大概正是营建洛邑的那一年，刚迁移殷商之士，于是营建洛邑让他们居住，所以发布诰命告知他们。蔡氏注认为这是成王在洛邑祭祀次年的三月，这是基于周公治理洛邑的说法。不知道《康诰》开头称三月，《召诰》周公到洛邑是三月，而这篇也称三月，可以看出都是同一时期的事情。迁徙是重大事件，何况迁移商朝遗民多士，关系重大，怎能不有所告知呢？蔡氏祖述吴氏的说法，认为武王已有建都洛邑的志向，所以周公废黜殷商之后，因为殷民反复难制，立即将他们迁到洛邑，到这时才建成周，所以迁移殷民在营建洛邑之前。而《洛诰》说：“我在黄河以北黎水占卜，原本想迁移殷民，没有占卜到吉兆，又占卜洛水东边作为下都。”这是在占卜时，还没有确定地点，如果先前已经迁移，那么确定的地点，何必等到这时再两次占卜呢？这些事迹非常明显，无可怀疑。只是因为他们拘泥于周公治理洛邑的说法，所以把这当作周公的新政，而凭主观臆断来解释罢了。大抵距离古代既远，日月的先后也无法得知，读《尚书》的人只需掌握其大义即可。如果是这样，那么周公未曾自己留下治理洛邑。如果是这样，那么告诫殷民，只是希望他们顺应一德，而不是因为他们反复难制。下文“予惟时其迁居西尔”与“移尔遐逖”“予惟时命有申”，都是说今日迁移的事情，不是指从前而言。

“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我其敢求位”，都是说并非出于私心。“惟天不畀，惟帝不畀”，都是基于天命的公正。然而天命并非其他，也是看百姓的作为而已。这些都是至诚恻怛地告知他们，所谓推赤心置人腹中。殷士中的贤者，难道不知道受此警醒感动吗？

“惟我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是说我的事情，不容有二心而投向别处；只有你们王家，是我所适从，这是事势的必然。《诗经》说：“商的子孙，数量不止亿万，上帝既已降命，都在周朝臣服。”这就是所谓“惟尔王家我适”。我起初认为，“惟尔大无法度，我不尔动，听从乃邑”，是说我不迁移你们。但也想到天之所以在殷商降下大祸，是因为不纠正其法度的缘故，这又不可以不迁移。纣王身死国亡，武庚又失败，四国被诛，这就是所谓的大祸。

“予惟时其迁居西尔”，是告知他们必须迁移。大概殷商已经沦丧，又将他们的臣士迁移到新邑。丧败变革的情形，人情怎能没有不堪忍受的呢？所以周公告诫教导，如此委曲详尽。如果迁移居住已久，人情自然逐渐消解，又有什么事需要多言呢？由此又可见迁移顽民在先的说法是臆测。

“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是说诛杀其君主，慰问其百姓，这就是所谓大降民命。“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应当像孔氏所说：“现在迁移你们到洛邑，使你们远离恶俗，靠近臣服我宗周，多为顺道。”

尚书疑义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疑义卷六

明 马明衡 撰

无逸

这篇文章言辞明白，大约有两层意思。一是希望他们戒除安逸享乐，以了解小人的依赖；一是希望他们引导明智哲思，以察知小人的情状。都是先论述事理，然后引用商周君主来阐明。大概人只有怠惰荒废安逸享乐，就会纵欲败德；智虑昏迷，时常警惕勉励忧劳，就能清心养性，洞察无疆。这两者也未尝不相因。

“所其”二字，大段古书多不可理解，只要掌握其大义就够了。现在蔡氏认为“所”是处所的意思，道理自然好，但不敢相信这是必然的。

“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所谓“逸”，不是说安逸享乐怠惰荒废的意思。大概是指必须经历艰难才能得到安宁。比如仰足以侍奉父母，俯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百室充盈，妇子安宁，这是安宁之道。然而不从事耕种，怎能指望有收成？由此说来，古人终日勤勉，夕惕若厉，这才是为了得到安宁，而何曾敢一日怠惰宴安以为逸呢？如果说开始时艰难，结束时燕安，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