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稗疏卷二

译西北方向，衡水汇入其中。《信都记》记载：衡水流经下博（今深州）城北，蜿蜒向东北注入，称为丸争曲水，味道苦咸，俗称苦河，也叫黄漳河，那么衡漳大概是两条河流。称衡漳，就像称嬀汭、河雒一样，是依据它们合流的地方来记载的。衡漳、九河、恒水、卫水、大陆、碣石，自从周定王时期黄河迁徙，沙石淤积，失去了大禹时的故道，到汉代黄河夺取漯水以南的河道，从今天的利津县入海，其中一支夺取济南的水流入淮河，而大禹时黄河故道，议论的人因为缺乏考证而争论不休，于是考证经文，用地理形势来防备，那么在大禹时代，大河本来就已经夺取漳水而流了。大河以东，从河阴出来进入沙衍的废墟，土质松软地势平坦，既然没有高岸来约束它，上游迁移哪怕只有几尺，下游就会相差很远，而水流趋向的地方必定是低洼处，其他水流先有河道，这是自然确定的低洼处，必定会被大河夺取而一起流动。所以无论向北还是向南，都夺取其他水流进入大海，而水流不到的地方成为崖岸，那必定是高处的地方，不能舍弃低洼处原本通行的路径，横冲直撞越过丘陵，去别处寻找低洼地。所以汉初夺取漯水而一起流动，后来夺取济水而一起流动，再后来夺取淮水而一起流动，宋代夺取大清河而一起流动，元代夺取防通河而一起流动，现在则全部注入徐州以南夺取淮水而一起流动，如果不是溪涧小水，必定不会冒然越过。其他水流自纵，黄河自横。大禹时黄河故道既然得到漳水夺取而一起流动，必定不会溢出漳水以北，这是明显的。凡是大的山和大湖，高低形势，以山水为标准，离山近就高，逐渐降低直到河流，离水近就低，逐渐升高直到山，必定没有山突然崛起在低洼处而忽然变高的道理。北条山，沿着太行山向北，井陉又向北，恒山又向北，紫荆关又向东北，居庸关，向东是天寿山，又向东是古北口，又向东是密云、遵化，又向东是山海关，这就是经文中所说的恒山到碣石。而这些各山的山脚必定没有突然急剧下降的道理。那么保定以东，直到蓟州、永平的南境，都是山脚，而高于大名、广顺、深冀、河间。漳水流向东北经过濬县，所以经文说“到达大伾”，又向北经过广平县，又向东北经过威县，又向东经过南宫县，又向东北经过冀州南部。所以《水经》说“向北经过堂县扶柳”，向东北经过信都，而蔡氏所引用的古洚泽，从唐代贝州经城县北，贯穿信都，也明显与漳水汇合。所以经文说“向北经过洚水”，而所谓的大陆，自然应当在景州交河的境内，本来不应当说是钜鹿，也不可以说在西山的山脚下。浊漳水从清河故城、景州到交河，与清漳水汇合。从此向北，那么天津静海的南部，是九河的故道无疑了。大禹疏导黄河，从雒汭向北流，经过怀孟、阳武，向东到濬，又向东北到内黄、魏县，得到漳水而夺取，一起流动。它与漳水汇合，不在临漳，因为彰德地形，因为林虑山余脉的高地阻隔。那么陈氏认为孟康所说的王莽河是大禹河，既没有考察邺城高低形势，而在夺取漳水以后，恒水从深州东来，与清漳水汇合而下；卫水从灵寿县与滹沱水汇合而下，到达交河，两水又与浊漳水汇合，与黄河一起流动。所以经文说“恒卫既从”，从的意思是河水在南，向东北流；恒卫在北，也向东北流，沿着道路同行到交河而跟随它向下流。黄河夺取漳水流到交河，那么离海就近了。离海已经近，地形必定极其低洼，所以在这里向东北分流为九河到达大海，这是自然的形势。天津以南，盐山、无棣、沾化、利津，是九河的末流。东光有胡苏，沧州有徒骇，乐陵有鬲津，海丰有马颊，逐渐分防，而不是像手掌一样平列。所以许商说“从南到北相距二百里”，李垂说“在平原以北”，赵偁说“从冀州到沧棣开始分流为九河”，大概因为离天津很近，河越来越大，地越来越平，不是漳水所能胜任的，所以趁着上游治理之后，冲刷淤积，任其分支，洪水大致安定，沙洲逐渐出现，高的成为岸，低的成为河，已经形成九道，那么低的拓宽，高的培土，毫不费力，而黄河已经安流入海了。古迹都在，众论固定，程氏无端提出矫枉过正的说法，而朱熹、蔡沈因此认为九河在碣石入海，那么应当从交河向北，舍弃近处的低洼路径，逆挽而又向北。不然就应当从冀州挖掘高坚的土，挽河而悬载到保定，隔绝呕夷、桑干、直沽、滦水、潢水，经过乐亭、榆关而到达碣石。我不知道黄河越过这呕夷、桑干、沽、滦、潢五大水，为什么不随五水东下，而能凌空飞渡向北呢？而且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滨海盐碱之地，大禹有什么方法能遏制它，使它不通呢？如果筑海岸数百里的地，开山脚数百仞的沟，堵塞五水入海的通道，全部挽向北，那么黄河为害，远之，惟恐不速。乃业已

译靠近海边，却又用灾祸来胁迫五百里内的百姓，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何况是大禹呢？况且修筑海防、堵塞大水、挖掘山脚，即使是驱使鬼神之力、施展幻术，也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啊！众儒生不加考察，竟然相信新莽时期奸臣王横的话，从而完全违背古今公认的定论，这不是我所理解的。而且王横说：“上天曾经连续下雨，刮东北风，海水溢出向西南流出，淹没数百里，逐渐淹没了九河的土地。”现在根据北海弯曲堤防的形状，从蒲台向东直到长芦，向北抵达直沽，那么河岸弯曲向东，经过马城、乐亭到山海关则更加向东了。山海关的东北连接宁锦陆地数千里，距离大海越来越远，如果九河在碣石，必定是东南风吹动登州、莱州以北的海水溢出到西北，然后九河才被淹没。现在说东北风海水向西南溢出，那么碣石的水将随风向南流去，沙洲就会显露出来，那些受溢水而逐渐被淹没的必定是天津以南的海岸，这是可以知道的。因此王横本来无法证明九河在碣石，那些跟随他附会的人，是郦道元的过错。况且在王横的时候，韩牧已经知道九河有踪迹，难道曾经被淹没吗？如果经文中所说的“夹右碣石入于河”，是为了记载岛夷进贡道路所经过的地方，文字从简略而言，岛夷从北方而来，夹着碣石渡过大洋，到达天津然后入海。碣石距离黄河虽然远，但大致可以记载。就像青州说“沿江海到达淮泗，江淮入海道路不同”，不妨碍简略地记载。而且所说的岛夷，是辽水以东的海，大概是金、复之地，想要到达天津，所以经过碣石。假如黄河在永平的境内，那么直接应当从弓高山渡海更近，不必再绕到碣石的左边了。经书说“至于碣石”，本来是为了记载山而不是为了记载河，非常明显。山自有山的条理，水则以下方为趋向。只有壶口、雷首、底柱山夹着河流而行，出山以后，河流自南而山自北，河南而东到天津以南，山北而东到永平以北，河流说入海，是水流汇合；山说入海，是山支尽处。怎么能一概认为是一回事呢？经书说疏导水，不说承载水。孟子说水在地中流，不说水在山侧流。所以说：“大禹治水，顺应自然无所作为。”现在却说承载在高地上，又说挖掘西山的山脚，这明显违背经文，而大大背离孟子的说法。说这话的人，不过是看到江南田野有积水而承载在山脚作为堰来灌溉田地，而妄意黄河也可以这样。不知道大禹将完全堰住大河的水，使其流过冀州的北土，这也像塞堰者收取灌溉的例子吗？况且堰能分流溪流，而不能使整条溪流改道，何况是大河那样浩荡的水呢？西山的山脚，其高度超过魏博、沧瀛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如果一定要挽河向北，不知道应当挖掘最高的地方，深达几百仞然后河流才能通过，计算起来不是八年所能完成的。而且说这话的人，如果去冀北、永平的地方，寻找旧河道，将指什么认为是呢？难道是大禹运用神力开凿之后，又有神力将其填平了吗？况且如果大禹不揣测而挖掘山来承载水向北，那么他在大伾的原野，水有自然低下的道路，就可以保证穿山以后被堤防约束而不溃决。而当初向北的地方，即使横筑数十丈的堤防，也不足以抵挡下游不畅、上游日益增加的崩溃漂流千里，鱼鳖遭殃啊。这违背天常、败坏伦理，而使家族陷入无穷灾难，难道说大禹不仁不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经书记载九河，在兖州而不在冀州，而与雷夏泽的记载相连。如果碣石，则本来属于冀州了。黄河入海，始终在兖州。大禹不将兖州的灾害转移到冀州，也是因为徒然转移灾害到冀州，而最终不能分开兖州的灾难。如果说大禹因黄河划定州界，天津、静海、顺天、永平的南境都是兖州的土地，那么又怎么记载兖州的贡道？只提到济水、漯水而不记载滦水、潢水、直沽、桑干、呕夷这五水。由此考察，说大禹承载黄河在高地上的话，没有一处是正确的。于是宋人这样说，是有原因的。熙丰年间，王安石倡导回河的邪说，吕大防追随他的错误，使宋朝始终受其害。始终力主顺河自流的议论，只有苏氏兄弟。洛学、闽学的诸位贤人，迁怒于蜀党，暗中受王安石毒害而不察，于是想诬蔑大禹做障水、回川逆天殃民的事。他们所依据作为指证的，如王横、郦道元的话，都是王安石所推崇的。如果这样，那么吴安持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了。假如诸位君子能公正地看待事物，不以人废言，而保留苏氏的说法，那么哪有这种弊病呢？如果南渡后的儒生画江而居，而不了解兖、冀的事，又是他们偏信之病所导致的。

译灉水与沮水汇合。蔡沈的注解说汴水是灉水，睢水是沮水。查考《禹贡》的记载，这两条水在兖州境内，而汴水发源于荥阳县的大同山，流经中牟、祥符，所以《水经》说它从隂沟流出，在浚仪以北，向东经过寕陵，与睢水汇合，又向东经过亳州的防城县，所以《水经》说它向东到达梁郡的防县成为睢水，又向东到达懐逺县的荆山口流入淮河。这与《水经》所说到达彭城流入泗水稍有不同，这是因为黄河改道挟带着它向南流，淤塞了它流入泗水的河口。睢水发源于睢州东北，经过归徳府以东，流过宿州，所以《水经》说它发源于梁郡的鄢县，又向东经过睢阳县，又向东经过故相县，在萧县以南流入泗水。睢水有时与汴水汇合，有时与泗水汇合，古今略有差异。然而它们的发源地，一个在荥阳，一个在睢州，都属于豫州的疆域；它们汇合的地方在防城县，流入的地方在萧县，都属于徐州的疆域，并不是在兖州境内汇合的。沂水在泗水以北，泗水在睢水以北，睢水在汴水以北，徐州的疆域北界到达东平、钜野，东界直达费县、海州，怎么会有兖州的土地向南侵入徐州呢？那么灉水不是汴水，沮水不是睢水就可以知道了。这里记载的灉水、沮水，上面连接雷夏泽，下面连接桑土。雷夏泽既然在濮州，桑土，郑玄的《诗谱》解释说是在卫国的东境，从濮州以南就是曹、鲁之地，而桑土属于卫国，必定在濮州以北。《后汉书》注引《博物志》说桑土在濮阳，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灉水、沮水汇合的地方也大概靠近这里。《尔雅》说从黄河分出的水叫灉，从济水分出的水叫濋。晁氏认为“沮”有“濋”的读音，说沮水就是濋水。但只说灉水从黄河分出，那么凡是黄河的支流都可以叫灉，就像从长江分出的水叫沱，而成都的繁昌、荆州的枝江都有沱水一样。汉代以后黄河日渐南移，所以支流也在南边，而汴水被称为灉；大禹时的故道黄河在北边，那么灉水也在北边。大禹时的黄河自大伾山向北，夺取漳水的水道而去，距离济水非常遥远，兖州的贡道却是浮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那么黄河的主干道虽然相距遥远，但其支流仍有汇合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兖州地势低洼，斜着流出形成河流，纵横交错不一，不像峡谷两岸的河流彼此没有汇合的地方。那么这灉水，大概在大名、广平的交界处，黄河水旁出南溢到达东郡濮阳的境内，而沮水则是济水在曹州以北，旁出北流，与灉水在濮州汇合后一起南下，流向济南。它们汇合的地方本来就在兖州的西部。济水到达沮水，沮水到达灉水，灉水到达黄河，所以说“灉水与沮水汇合”，是说黄河与济水在这里汇合。王炎说：沮水发源于濮阳，灉水发源于曹州，这大概比较接近事实。然而濮阳在北，曹州在南，黄河在北，济水在南，那么沮水应当在曹州，而与灉水在濮阳以东汇合。濮阳距离大禹时的黄河已经很远，不可能有黄河的旁支。如果认为灉水、沮水不是黄河、济水的旁支，那么兖州西部是沙土，没有水源，它们不能另外形成一条水道在曹州、濮阳之间，而必定依托黄河、济水，这也是很明显的。如果现在没有这两条水，是因为黄河、济水改道，那么灉水、沮水也就枯竭了。可以用现在的地理来推求，难以用现在的河流湖泊来推求。难道只是汴水、睢水吗？《禹贡》记载兖州的水，唯独对曹州、濮阳之间记载得很详细，是因为这片土地北邻濬州、魏州，南接睢州、归徳府，黄河在其北，济水绕其南，两条大河交错控制，没有高山大阜来阻挡，所以容易泛滥成灾，而治水的功劳加倍。功劳加倍所以记载详细。

草木、粮食的出产，取决于土地的适宜性。土地的适宜性，通过草木的生长来验证。所以《禹贡》在辨别土壤之后，记载草木的区别，是为了辨别土壤的适宜性而审察播种。南北地域不同，九州土壤性质不同，风气感应不同，所以草木种类不同，而百谷的出产也不同了。从条、渐、包、夭、乔这些描述来看，草木因土壤性质的不同而区别，并不是因为治水才开始这样的。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草木茂盛，荆棘杂草堵塞，土地低湿野兽逼近，所以伯益焚烧山泽，致力于砍除而不致力于堆积增高。林氏却说洪水为患，草木不能生长，到了这时才开始顺应它们的本性。哪里知道草木的本性，顺应它反而危害嘉谷，堵塞道路，加深低湿，酝酿瘴气毒虫，繁衍禽兽，来与人争夺生存呢？古代建立国家的人，以砍伐树木开通道路为事。《诗经》所说的砍伐柞棫，《春秋》所说的开辟山林，就是这样。如果把草木茂盛作为治水成功的功绩，那么现在猺人的峒、苗人的箐，难道是在中土治水成功了吗？那么《禹贡》记载草木是为了辨别土壤，而不是叙述功绩，就可以知道了。条，茂盛的样子，草的茎生的。渐，逐渐生长，进而逐渐生长不停止，草的蔓生的。夭，少长，草的台生的。条，长，细而长，木的独干高耸的。包，丛，木的科丛盘生的。乔，高大，木的枝干兼长的。三州所产草木种类的不同如此，就像土壤有白、黑、坟、壤的差异一样。土壤不因水已治理而改变其性质，草木也不因水的治理而改变其形态。所以只有兖、徐等三州记载草木，是因为这三州是平坦广阔的区域，没有高山深谷，草木稀少，可以区别，而其他六州有的有山，有的有谷，有的有原，有的有泽，土地不齐，一州之间各自不同，不能确定。王炎说：南方地暖，草都少长而木多向上高耸；河朔地寒，即使合抱之木也不能长高。他说得对。

大野泽。蔡注引《地志》，在山阳钜野县北，又说郓州中都西南也有大野陂，中都即今汶上县，钜野的北边正值汶上的南边，

译并没有不同。大野泽在宋代称为梁山泊，汇聚南旺湖而成为一体，到了永乐年间开凿运河，才将其划分为二。南旺的东边又有蜀山湖，也叫南旺东湖。这三座湖泊，绵延三百六十里，都是大野泽所蓄积的水域。大野泽的水，其源头本出于汶水，而不依赖于济水。济水自然从张秋经过寿张，掠过湖泊向东北流入济南；而大野泽的水则向南流经鱼台，注入徐州和邳州。《山海经》说：“济水横穿钜鹿泽”，郭璞注解说：“现在在高平，‘绝’是指横穿而过，并非说济水全部注入这里。”如果像《水经》所说：“济水到了乘氏县南分为二，南支为菏水，北支为济水。”郦道元认为一支向东北流入钜野泽，大概是在后魏时期，济水的支流偶然注入这里，而桑钦所说的菏水，下文又说“向东经过湖陆县（今鱼台）流入泗水”，那么也是与汶水一起流向鱼台向南，并非断绝而没有去处。天下没有断绝而没有去处的水。蔡氏把菏水当作钜野泽，既已舍本逐末，又认为它是济水所横穿的，则尤其没有审慎考察《山海经》中“绝”字的含义。如果何承天说：“北边连接清济”，那是连接济水而非源于济水，何承天起初并没有错误，而济水掠过的是大野泽的北边，徐定却认为济水终结于大野泽的南岸，徐定终究不能拥有济水。蔡氏生长在东南，正当山东沦陷之后，一旦迷信郦道元的说法，即使对于当时显著的梁山泊尚且不去考察，何况其他呢？

译蠙珠。蠙，《说文》正字作玭。宋氏说：淮水出产玭珠，就是这种古珠，都是用玉石制作的。等到后世南粤地区与中国相通，合浦的珍珠才开始用于服饰，并称之为真珠。“真”的意思，是说它不借助外力而自然圆润。如果用蚌壳制成珠，那么物品低贱且颜色暗淡，古代称之为蜃，用来装饰器物，到处都有，不必非是淮夷之地。查《说文》：玭就是瑀。用美石做成珠，红色的叫琚，白色的叫瑀。《大戴礼记》所说的玭珠纳入其中，大概是佩玉的一种。佩玉用来象征德行，而有玭珠，难道佩戴蚌壳就能象征德行吗？蠙珠作为贡品，大概是用来供给佩玉之用。玭写作蠙，是假借用法。如果蠙字的正音是蒲边切，那是虱子的意思。唐代张蠙，本名虱，考中进士后改名蠙以应验其名，那么蠙本来就不是蚌。蔡氏的疏解，两方面都错了。

浮于淮水、泗水、汳水、汴水，连通水流到达防地，成为灉水，向东流入泗水，这是汉代黄河改道后的路线。泗水流入淮水，所以淮水汇合了泗水；汶水流入泗水，所以泗水汇合了汶水。汶水在钜野泽，汇合了济水的支流。济水汇合了灉水，灉水发源于黄河，这就是《尚书》所说的浮于淮水、泗水，到达黄河的路线。蔡氏两次引用许慎《说文》，未能确定所从，应当以第二种说法为定论。大概大禹时黄河故道从洛水入河口、孟津向北经过怀庆，汇合卫水而进入濬县。魏初黄河没有从河阴向南下，经过荥阳、祥符的地界，那么汳水、阴沟水都没有从黄河接受水流而形成河流的条件。在大禹时代，没有汴水；汉代黄河改道后，濮州没有灉水。时代不同，水流变迁，不可强行等同罢了。

三江，《尚书》在这里说三江，后面说导汉水云北江，导江水云中江，注家将二者合为一，所以徒然滋生繁杂的争论。以实际情况来推求，那里说东流为北江，东流为中江，是从上游来说的，指浔阳以西的江水。这里说三江，是从下游来说的，指芜湖以下的水流。知道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尚书》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就像徐州所说的大野既潴，东原底平。大野蓄水而东原平坦，大野是东原的水浸；三江流入而震泽安定，三江是震泽的源头与支流。苏东坡唯独不知道这一点，竟想用味道来辨别，这也太细微了。江水从芜湖向东，其下游经过采石，过应天、仪真、镇江到通州入海，所谓扬子江，是大江的主干流。然而海潮上溯直到小孤山，那么小孤山东北的水面已经平漫，只是江南有雁山、九华等山麓来约束它，江北有石镜、巢山等山麓来约束它，所以岸高而不能旁溢。到了牛渚以南，敬亭一带山势已经尽处，采石北岸阻挡不能完全容纳大江的水流，而芜湖东南地势低洼，可以容纳旁溢，所以分水另注，从高淳、溧阳到达宜兴以南，所在之处蓄水形成丹阳、固城、长荡等湖泊而注入太湖。另一支则从贵地分出，经过宁国县，由广德、长兴而注入太湖。《水经》所说的“向东到石城县南分为二，南江又向东南经过宣城的临城县【今青阳】又向东与桐水汇合【广德的桐池】又向东经过宁国县南，又向东北成为长渎，向东则松江流出”，这就是震泽三江之首。现在经过溧阳的水，中江的名称依然保留。而进入太湖以后，其主干流上承中江径直的水势，从鮎鱼口经过苏州、太仓入海的，是一条江【今娄江】；从吴县长桥东北汇合庞山湖，经过松江、上海以北入海的，是一条江【今松江】；从大姚分支经过青浦的溆山湖，向东到嘉定县界汇合上海的黄浦，经过嘉定江湾，从上海以南入海的，是一条江【今东江】。这三条江都是太湖的尾闾。尾闾水流顺畅，那么流出的湖泊也就平静，所以三江入海而震泽得以安定。《史记正义》及《吴地记》的说法都有可依据之处，总之它们的上游都是从芜湖东南分出的大江支流。朱熹以薛士龙的话为可信，与蔡氏所引唐仲初的说法，大体上不虚妄。所以《水经》也说：“江水奇异分流，称为三江口。”它与后面记载的北江、中江相距一千多里，如果将它们合在一起，则更加迷乱，而不知道从何跟从了。至于大江从采石东下的主干流，《尚书》没有记载，因为是自然的沟渠，没有加以治理。

九江孔殷。殷的意思是中，也是盛。物居中则盛，所以殷也意为盛。九江孔殷，是说九江的水流非常盛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江汉朝宗九江，孔盛文义相连。汉水汇合于江水，江水流动因此减缓，所以九江变得盛大。汉代九江郡治所在寿州，那地方就是今天的凤阳、和州。到隋代才开始以寻阳为九江，而《汉书·地理志》说：“寻阳南有九江，向东汇合为大江”，那是寻阳的小水。汉代寻阳县在江北，即今天的望江、宿松。如果今天九江府的德化县，在汉代是柴桑县。那么《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九江，大概是皖水的源头，它的流出有九条，说在寻阳南，是因为县在怀宁以南、望江以北，皖水从它的南边流入长江。至于《寻阳记》所称的乌蚌诸江，那是洲渚的分流，确实像蔡氏所驳斥的那样。而晁公武却说：“一条江而称为九江，就像太湖一个湖而称为五湖，昭余祁一个泽而称为

译九泽。”殊不知昭余祁只是九泽之一，或许是不加审察而将其命名为九泽。如果说九湖中有五个，那么长荡湖、射贵湖、上湖、滆湖与太湖共为五湖，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湖原本有五个，泽另外有八个，那么九江怎么能说是只有一个呢？于是朱熹和蔡沈将洞庭湖解释为九江，这尤其令人怀疑。《禹贡》经文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东陵，就是巴陵。九江在巴陵的西面，是江水所流经的地方。如果说是洞庭湖，则位于巴陵的南面，江水从未流经那里。《水经注》记载九江在长沙下隽县的西北，下隽也就是巴陵。洞庭湖在巴陵的南面，本来就不在它的西北，这也十分明显。《楚地记》说：“巴陵潇湘的深渊，位于九江之间。”起初并没有说九江在巴陵潇湘之间。经文又说：“岷山的南面到达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经文虽然简略，但衡山与九江，九江与敷浅原，虽然被大江阻隔，那些山势〇必定是相互关联的。洞庭湖的浦口，东西相距四百多里，山势宽阔隔绝，并不相连。经文大概是说衡山从长沙岳麓山开始，沿着洞庭湖西岸，经过石门、慈利，沿长江东北方向行进，到达荆江口，渡江后成为蒲圻、兴国等地的山，经过德化直到庐山，那么经过九江的，不是经过洞庭湖，这也十分明显。唐诗“落日九江秋”的注释说：“长江从荆南与汉水〇之间汇合的有九条：一曰川江，即大江；二曰清江，源头出自施州卫以西，到长阳汇入长江；三曰鲁洑江；四曰潜江，出自汉水而汇入长江；五曰沱江，即夏水；六曰漳江，出自南漳，汇入长江；七曰沮江，出自房县；八曰直江，即公安的油水；九曰汉江。这九条水从长阳向东，逐渐汇入长江，到汉口之后江汉水才汇合。那么汉阳以南，城陵矶以西，都是九江汇流的地方。江〇水势盛大，所以说孔殷。而这上下三百里的范围，正好在巴陵的西北。所以《水经》说：“在下隽西北，是九江的源头，起于长阳。”所以经文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而湖北的各山随着长江向西下行，散布在江汉之间，然后渡江经过武昌的南面，岳州的北面。这与《禹贡》导山的文字，也没有不相契合的地方。这可以作为《禹贡》中九江的定论。关于皖口、柴桑、洞庭的解释，对于经文来说没有可取之处。

译沱水和潜水已经疏通，潍水和淄水也得以畅通。潍水、淄水流到寿光汇合后注入大海。“道”的意思是疏通。沱水和潜水已经疏通，意味着沱水与潜水合流，从而使长江和汉水连通。沱水，就是现在的夏水。楚庄王灭掉陈国，从陈国每乡取一人带回，称为夏州，让他们居住在这条水边，所以叫夏水。夏水发源于长江，在江陵县东边，流经华容（今监利），到达云杜县（今潜江）后注入长江。潜水在潜江以南分流自汉水，而沱水则从监利向北流入长江。长江和汉水的支流早在汉口以上就已经相通，当时因为河岸狭窄、渠道细小，所以长江和汉水的主干流必须流到汉口才开始大规模汇合。只要有水路可以疏通，那么运送贡赋的船只就会选择直接平坦的路线，这样可以直达汉水，从而避开从荆州、岳州到达鄂州，再沿长江逆流而上进入汉水那七八百里迂回险峻的航道。所以下文说“浮于江、沱、潜、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云梦泽，长江以北的部分叫云，长江以南的部分叫梦。这是因为平原大泽地域广阔相连，而长江将其划分开来。位于长江以南的地区，包括松滋、石首、公安、安乡；位于长江以北的地区，包括监利以西，直到江陵以东，横跨长江濒临湖泊，南边尽头是澧水，北边尽头是汉水。《汉书·地理志》记载：华容有云梦泽。华容县迁徙到梁地，才开始将县治移到南平郡的南安，那就是现在的县治。而原来的华容县，现在就是监利。所以《水经》也说：云梦泽在华容县东边。而郭璞在《尔雅注》中认为巴邱湖就是云梦泽，现在俗称西湖。它的岸边属于长江以南的梦泽部分，而云泽在其北边。《子虚赋》中所说的方圆八九百里，虽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大致涵盖了汉水以南、洞庭湖以北的区域，也差不多接近实际情况了。蔡氏所说的华容、枝江，确实是对的。但他又说江夏、安陆，那就跨越长江向东，越过汉水向北，距离已经非常遥远了。况且江夏有黄鹄山、凤凰山等山峰矗立在江岸，安陆位于章山、陪尾山的山脚下，是高原和山丘，也不能称之为沼泽。德安府设有云梦县，那是西魏侵占土地后设置的。汉水以北的人想要夸耀其疆域辽阔，于是将长江沿岸沼泽的名称加诸于汉水以北。南北分裂争战时期，侨置郡县，名实不符，沿袭下来没有改正。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

杶木和弓干。蔡氏认为杶木可以做弓干，并将杶干视为同一种木材，不知道杶其实就是椿树。这种木材脆而容易折断，不适合做弓干。人家田园里种植的椿树，嫩芽被人采摘过多，不容易长高。深山中生长的椿树，有的粗大到十余围，颜色发红且纹理坚硬，可以锯成木材使用。它的性质能驱除虱子和跳蚤，所以现在人用它来做床榻。茎叶确实如蔡氏所说，像樗树一样，进贡用来制作杂器罢了。这种木材只有荆州地区多有，福建、广东的人不吃它的嫩芽，动不动就砍伐，难怪蔡氏不认识。而且当时正值宋朝末年，武备松弛废弃，蔡氏也不知道弓干不能用椿木制作。杶是杶，干是干。孔氏认为干就是柘木，把柘木称为干，就像《诗经》中说伐柘而说伐轮一样。

伊水。《山海经》说熊耳山有伊水发源。郭璞说：“熊耳山在上雒县南边。”《汉书·地理志》说：“卢氏有熊耳山，伊水发源。”蔡氏用郭璞的说法来辩驳《地理志》的错误，不知道农商雒之间有三座熊耳山：一座在陕州南边，卢氏北边，是达摩埋葬的地方。蔡氏怀疑卢氏只有这一座熊耳山，因此说伊水不从那里发源，这确实是一座；另一座在商州南边，武关西边，与郭璞所说的在上雒县南边的混淆了。蔡氏于是认为伊水从这座山发源，并怀疑它与卢氏相距遥远，因此用来驳斥《地理志》的错误。南召西边，内乡北边，洛水南边有熊耳山，与东关、鸾堂、毛葫、卢地相接。《水经》所说的“洛水向东经过熊耳山北边”，这里就是伊水的发源地。这个地方也靠近卢氏，并斜连着商州的东南边，那么郭璞的说法与《汉书·地理志》原本是一致的，并非两回事。《水经》说：“伊水发源于南阳县西边的蔓渠山，现在叫闷岭，地处卢氏。”从此向东，经过陆浑（今嵩县）、新城、伊阙（都在伊阳）后流入洛水。大概《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所说的熊耳山是统括其地域，而《水经》中的蔓渠山即现在的闷岭则是直接指出其源头。总之，伊水发源于武关以东，而不是以西，将其归属于商雒地区就失去实际了。

荥波。荥波意味着猪泽必定有积水，大概济水泛滥向南流到荥阳东边，因为地势低洼而积水，这就是所谓的荥泽。到了汉代已经填平为平地，不再有沼泽。波水从洛水发出的，是《水经》所说的洛水经过宜阳县故城南边，又向东北流出散关南边，又向东分支左出的水道。追溯其下游位于宜阳左边，那么必定在洛水弯曲处的西边，而与黄河堤防距离荥泽非常遥远，于是经文将荥泽与猪泽合称，又联系到伊洛水汇入黄河之后，可知它在洛水东边。应当以《山海经》中的波水为准，大概是洛水东边的小水汇入荥泽。

菏泽，疏导的人顺着地势向下疏导它。水向东流，是水的本性。北边高而东边低，是地势的特点。蔡氏认为曹州的菏水就是这个菏泽，那么水本来在东边，却逆向向西流去覆盖孟诸，这难道合乎情理吗？菏泽，就是濄水。许慎说：濄水接纳扶沟的浪荡渠，向东流入淮水。《水经》说：阴沟水发源于河南阳武县的蒗荡渠，向东南流到沛县成为濄水，又向东流到下邳

译淮陵县的水流入淮河。这菏泽水从阳武向东流经祥符的铜瓦箱，向东南经过兰阳，再向北又向东经过仪封，再向南又向东经过睢州，再向北又向东到达虞城，经过孟诸泽，又向东经过夏邑，向东南经过丰县，向东到达沛州的飞云桥，这才被称为濄水。向东从徐州到达邳州而流入淮河。现在它的下游称为濄水，上游称为阴沟，也叫浪荡。而《禹贡》中提到的“浪荡”，我给它命名为菏泽。它发源于豫州，流经豫州而进入徐州。至于曹州的菏水，东北方向与汶水和孟诸泽隔绝，而且源头出自徐州，不应该记载在豫州。《汉书·地理志》说：睢水接纳浪荡渠的水，向东到达取虑（音秋闾）流入泗水。那么菏泽在汉代，大概与睢水汇合，或许是从徐州的小浮桥注入吕梁了。虽然古今河流在沙土之地迁徙，流向不一，但孟诸是下游，菏泽是上游，源头在豫州而不在徐州，这是《禹贡》经文不可更改的，那一定是铜瓦箱分出的河渠无疑了。黄河向南改道，这菏泽水就成了它的干流。浪荡渠的“菏”字，是草字头下加“何”；曹州的“菏”字，是草字头下加“河”，经文自有区别。嶓冡山东西两条汉水，它们的下游都叫汉水，它们发源的山都叫嶓冡。沿袭的错误，把它们合而为一，是因为经文说嶓冡导漾，而《水经注》把西汉水当作漾水，把东汉水当作漾水，又说漾水出于嶓冡，漾水出于沮县东狼谷，于是使古今失去依据，把两条汉水、两座嶓冡山合而为一了。杜佑《通典》说：嶓冡山有两座，一座在天水，一座在汉中。在天水的，是西汉水的源头；在汉中的，是东汉水的源头。从地理考证来看，没有比杜佑更切合实际的。《汉书·地理志》：汉阳郡西县，原属陇西，有嶓冡山，西汉水。这就是杜佑所说的一座在天水的嶓冡。如果经文所说的嶓冡导漾，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成为沧浪之水，到达大别山流入长江的，就是杜佑所说的一座在汉中的嶓冡。大概西县天水，现在并入秦州，在南条山脊的北边，在《禹贡》中属于雍州而不属于梁州，那么这《禹贡》记载的嶓冡，在天水的嶓冡就可知了。而天水嶓冡所出的西汉水，从秦州嶓冡的南边，流经凤县大散关，向南经过略阳的西边，又向南经过阶州的东边，又向南经过昭化、剑州、广元、阆中，又向东南经过南充、邻水，又向南到达江津的北边，流入长江。它刚流出时，虽然靠近东汉水，但它经过汉中，已经被青泥、鸡头山的险阻所限，它进入川北，又被金牛、褒斜的险阻所隔，最终不能汇合。等到它的下游，早已在重庆的西边与岷江汇合，不随东汉水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然后流入长江。那么经文所说的漾水，不是西汉水的源头，经文所说的嶓冡，不是秦州的嶓冡，这是明显的。至于东汉水的下游，既一一与经文相符，而它所出的嶓冡，既是《禹贡》记载的嶓冡，在梁州而不在雍州。把东汉水当作漾水，把西汉水当作漾水的，是《水经注》的错误。孔氏说：泉水刚流出山叫漾，水向东流叫漾。水到达汉中，向东流叫汉水。如淳说：北方人把汉水叫漾，漾，漾，汉，大概是东汉水一条水有三个名字，西汉水不能叫漾。这座嶓冡山，在今宁羌州的北边，两当县的南边，是宋代王仁放猿的地方。两当在汉代叫武都，所以《华阳国志》说：东汉水出于武都县固，是梁州的北境。汉水刚流出叫漾，向南经过宁羌，又向南经过略阳的东边，才开始与漾水汇合。漾水也叫河池水，是略阳汉沮县。所以《华阳国志》说：沮县河池水的源头，是东狼谷。桑钦记载漾水，与《华阳国志》相同，只是不知道漾水不是东汉水的源头。东汉水自宁羌的嶓冡流出，在略阳的北边，叫漾，到略阳与漾水汇合，才叫漾，到漾县向东经过汉中府，才叫汉水。《禹贡》说：嶓冡导漾，向东流成为汉水，说的就是这个。它不叫漾的，是因为漾水流入汉水而不是汉水的源头。桑钦不明白漾水是东汉水的源头，漾水与漾水汇合而以漾水为名，加在西汉水上。郦道元于是糊涂于两条汉水的源头流向各自不同，就说东西两川都出于嶓冡，同为汉水。桑钦知道有秦州的嶓冡，而不知道《禹贡》记载的梁州宁羌的嶓冡。郦道元于是把两座嶓冡合而为一，却不知道西汉水从雍州向南进入梁州而到达长江，现在叫嘉陵江。东汉水从梁州的北境，向东沿着雍梁的边界进入荆州，然后到达长江，现在确实叫汉江。蔡氏既然知道西汉水经过葭萌流入长江了，又迷惑于郦道元的说法，强行让两条汉水同归，把两座嶓冡合而为一，说嶓冡是一座山，跨越两个县。不知道秦州距离宁羌，相距三百多里，中间隔着西和、成县两个县，二百多里的平原洼地，又有空同、天井、仇池、朱圉等山的阻隔，两县不相接壤，怎么能说是跨越呢？秦州的嶓冡，北连汧陇，它是雍州之地无疑。宁羌的嶓冡，在汉中的西边，与巴蜀同为益州，同为华阳，那么也同为梁州了。

译沱和潜，江水支流称为沱。蔡氏认为郫县、汶江都有沱，却不知道最大的沱在新繁。大概江水起初未被峡谷约束，随着平坦的土地四处漫溢，沱不止一条。《水经》说：沱在湔口以东，都安以上。湔口在石泉县，都安即今天的灌县，这是郫县以西的沱。《华阳国志》说：大江从湔堰到犍为有五个渡口，第一个叫白华津，第二个叫里津，第三个叫江首津，第四个叫涉头津，第五个叫江南津。这五个渡口之地，上起石泉，下至井研，都是江沱的河道，时而流出时而流入，最终在嘉定汇合。旧说认为水从汉水流出称为潜，考察经书记载的汉水都是东汉水。东汉水的潜自然在荆州，如今这里属于梁州，那么这个潜就不是从汉水流出，而是西汉水的别名。西汉水不见于经书，大概古时称之为潜而不称之为汉。地方志所说的巴郡宕渠县西南潜水流入江中就是它。宕渠西南即今天的邻水县，是嘉陵江流入长江之处。在此，郦道元“潜水流入大穴”的说法，琐碎而不合常理，大概不足采信。正因为西汉水就是潜，所以下文说“越过潜”，意思是越过潜水向上到达略阳、凤县之间。西汉水与东汉水相距已经很近，而两条水并不相通，那么陆路运输到略阳以东，然后再乘船沿汉水而下，也可以证明经书没有将两条汉水混淆为一条水。郦道元也知道西汉水就是潜，而不是东汉水，所以又说：“从西汉水逆流而上到达晋寿，界限阻隔，支流向南经过山冈，向北蜿蜒连接汉水”，以此来表明潜水和东汉水的源头和归宿各不相同，不相通。然而说法纷纭，自相矛盾，大概是杂采其他说法来成书，得失并存，而不知道取舍。蔡氏被他的错误所迷惑，而不考察他的正确之处，只知道渭水与涪水之间绝水百余里，却不知道东汉水与西汉水之间绝水也有百余里，从而怀疑经书中“越过涪”的文字，不是太疏漏了吗？

和夷，和川水发源于天全六番招讨司之地。天全六番，即宋代的和州。和川水下游注入青衣水。晁氏直接认为和川水就是青衣江，也是错误的。晁氏又说：夷水发源于鱼复，到夷道流入长江。这是施州卫所出的清江，到长阳县流入长江，与和川相距东西三千多里。和川在梁州，而夷水在荆州，不能连在一起记载。就像覃怀、原隰的文字，而归属于蔡蒙、旅平之后。和夷，即和川的夷人，如同说岛夷、莱夷。曾氏所说的“严道有和川夷人居住”就是此意。天全六番直到西魏才纳入版图。大禹因为平定了蔡蒙而波及此地，沿着水源进行治理，以利用江水。

西倾山。西倾山在洮州卫以南，与松潘接壤。因桓水而来，是指沿着桓水而来进贡。桓水现在称为羌水，从文县千户所绕南山太白，流入西汉水。经书说桓水流入南海，是错误的。羌水西南，正当坤维的脊梁，地势极高，而且又有西番之一的西八思。如今河董卜韩胡的黑马河出河，都向东流汇入长江。桓水怎么能穿越它向南流呢？西倾山不属于雍州而属于梁州，虽然在岷山、洮山之西，但实际上与太白、剑门南北相对。

渭汭。蔡氏说：汧源县蒲薮有芮水，即《诗经》中的芮鞠。现在考察：《诗经》说芮鞠，是记载公刘迁往邠地的事。芮自然在邠地，距离陇州的蒲薮几乎四百里。公刘的国家，其疆域不到汧水以西，那么芮就是邠州的小水，即现在所说的宜禄川。如果蒲薮所出的水是汧水，汧水从宝鸡流入渭水，而不与泾水相连。如果把汧水当作汭水，而汧水不连接泾水，直接到达渭水，那么就应当说泾水、汭水属于渭水，不能说泾水属于渭汭。汭在邠地，而泾水经过邠地以东，汭水因此向东流注入泾水，所以说泾水属于汭水。应当说泾水属于汭水、渭水，现在先说渭水而后说汭水，是因为汭水小而渭水大。

漆沮。雍州有两条漆水，一条出自永寿县，向东经过同官，向北到耀州，向东与沮水汇合。沮水出自中部县，向南经过宜君，即现在的子午水，向东南到耀州，与北洛水汇合。这两条水都不是直接流入黄河，而是通过北洛水，北洛水汇合这两条水，直接流入黄河，而不通过渭水到达黄河。蔡注说：“流入渭水是错误的。”然而经书说：“既从攸同”，那么都是以渭水而言，而不是以黄河而言。那么这条漆水，大概是扶风杜阳的漆水，而沮水无考，或许是麟游水、湋水之类，古今名称不同。晁氏的话，很有根据。然而程氏因为经书叙述渭水的次序不合而怀疑它，不知道从泾水到汭水，从汭水到漆沮，从漆沮到沣水，自北向南，记载流入渭水的各条水的次序，没有混乱。怎么能把通过洛水到达黄河的漆沮，强行说成原本不是这样，而诬蔑它流入渭水呢？《吉日》这首诗说：“漆沮之从”，大概也是指这个。朱熹以北洛水当之，周王不应该渡过泾水向北，到三百里之外去打猎。原隰、猪野、三危、黑水，蔡注依据《诗经》，以原隰为邠地的隰原，依据地方志，以猪野为凉州的休屠泽。现在考察邠地距离凉州几乎三千里，而中间又隔着泾水、渭水，被黄河限制，不能说到达猪野。经书记载的，是由近及远，必定相互

译邻接的情况，就像覃怀对于衡漳那样罢了。如果上面记载鸟鼠山，下面记载邠地，那么就已经跨越了陇坂的险阻，逆流折返向东千里，又突然向北转折向西到达凉州之地，迂回辽阔，次序错乱。《禹贡》一篇没有这样的体例，那么原隰、猪野都在鸟鼠山的西南方是毫无疑问的。鸟鼠山以上记载洮水以东，原隰以下记载洮水以西，那么这些猪野都是洮州卫的青海【西宁也有青海，是俗称的讹误罢了】。广阔平坦的地方叫原，低洼潮湿的地方叫隰。原隰到处都有，不是特定的名称。冷地峪以西，临洮以南，沿着黄河直到青海，那些地方平坦低下都是原隰。三危山，《汉书》注认为在沙州炖煌县，根据地理考证，大概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汉书》说：“西羌的祖先，出自三苗姜姓的分支。他们的国家靠近南岳，等到舜流放四凶族将他们迁往三危，就是河关以西的羌地。”沿着赐支，直到黄河源头，绵延千里。赐支，就是经文中所说的析支。汉代河关县属于金城郡【今兰州】，后来改属陇西郡【今巩昌】，就是现在的河州卫之地。志书说：积石山在河关西南，是黄河的发源地。三危在河关以西，应当与积石山相近。根据地理推测，那么也在河州以南，洮州以西，叠溪以北，沿着大河的东岸，而不是在凉州，这是很清楚的。《水经》说：在炖煌县南，是远远地记载它。实际上有湟南、湟北、河东、河西的区别，而相距几乎千里。推测河西四郡在禹的时候，还没有纳入中国版图，而雍、梁二州最西边的地方，只到积石山，不可能远远到达流沙的境界。所以导山的文字，开始于岍山而结束于岷山以北，不越过湟水以南，不到达越嶲。黑水作为梁、雍二州的边界，而梁州断没有跨越黄河以北的道理。说导黑水到达三危，那么三危也是梁州的西北，雍州的西南，都足以证明它是岷山、洮水的境界。旧志说黑水在肃州，那也是错误的。《山海经》谈到黑水很多次。在《西山经》中说：昆仑山丘，黄河发源于此，向西南流，向东注入无达【郭璞说：水从山的东北角流出】，黑水发源于此而向西流入大杅【郭璞说：从西北角流出】，所说的昆仑山丘，距离泑泽四百里【泑泽也是青海】。在《海内经》中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的原野，后稷葬在那里。又说：流沙的东边，黑水的西边有晁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生昌意，降生在若水，生韩流。黑水既然是后稷的墓田，必然不能远在嘉峪关以西，而与若水相近，那么本来就在西南而不在西北。《王制》说：从西河到流沙千里之遥。西河，是同州和韩城之间，距离流沙只有千里之遥。黑水又在它的东边，那么必然不是酒泉的黑水，更加明显。因此孔颖达也认为居延的流沙距离中国太远，而辩驳地志的错误，那么黑水必然更在流沙的东边，由此可知。蔡氏不能做出折中的判断，跟随他的篇章，既采用《水经》从张城南到炖煌的说法，又杂采地志从犍为南广【今叙州】的文字。有人怀疑樊绰指的是丽江，而最终采纳程氏西洱河的说法作为定论。不知道在张掖【肃州】则既不能算是梁州的境地，在犍为则距离三危极远，不能越过峨眉山、岷山而牵引它向北流，而且泸州、叙州不应当是雍州的土地。如果是丽江、洱河，其差异更加遥远，更不必说了。从南广流出的，是泸水。丽江从腾冲卫边境外的茶山长官司到云南巨津州，是金沙江。西洱河从鹤庆府流出，是备江，到大理府，是滇海。泸水流入长江而不流入南海，丽水、洱水虽然经过交趾到达南海，而都在梁州极南的境界，距离三苗所住的三危，山川阻隔，几乎五千里。樊绰、程氏拘泥于流入南海的文字，而蔡氏生于宋朝末年，云南不纳入版图，因此推测滇北连接西羌，却不知道它错误得很厉害。根据实际来探求，黑水应当在西倾山、积石山之间，或者是脱桚河出河的地方，又或者是它就是湟水，古今名称不同，于是无法考证。它说流入南海，是由于文字的讹误，把流入南河误作南海河，在积石山之外，行走在番夷之地，处于中国的坤位，所以叫南河。拘泥于文字来考核地理，不如根据地理来确定经文。总之黑水既然到达三危，那么川陕西边的近处从岷山、瓦屋，大相、小相远，到大雪山，而极限于于阗、天竺，崇山峻岭连绵不断，断没有能到达南海的道理。这是经文必然应当存疑，而不能强行迁就的。如果把黑水定在肃州，那么洮河、积石、临洮、巩昌、甘凉、西宁都应当是梁州之地，而雍州的西界应当在亦集，那么雍州就不应当有弱水、三危。如果把西洱河当作黑水，那么整个四川都是雍州之地，而大理以南才开始是梁州。所有这些，都是特别悖谬的，随着文字立论而不相通。怎么可以呢！用《后汉书》确定三危的所在，而原隰、猪野、弱水、黑水、昆仑、析支都彼此相邻，不至于滋生古今的大困惑了。

译昆仑。昆仑这一座山，自古以来被累积为夸大遥远的说法，由汉代的方士倡导开始，到王嘉的荒诞言论而最终形成。蔡氏破除众人的迷惑而说：“临羌，是确定的论断。”临羌在汉代属于金城郡，在今金县以西，河州以东，与积石山非常接近。《山海经》所说的“昆仑之丘，黄河从这里流出”，是依据黄河进入中原的起点，直接说它流出，这是因为以内地的华夏和外部的夷狄来区分，而不必穷究它的源头。《山海经》将昆仑与析支、渠搜并列叙述，也是知道它们是依附边界的西戎之地。桑钦被邪说迷惑，竟然说“距离嵩山五万里”，如果它在五万里之外，怎么能和西戎同列呢？司马迁不知道近处雍州境内就有昆仑，反而远引张骞的话，说“哪里见过所谓的昆仑”，这是好奇过头，竟然不考察《禹贡》的原文只是说山冈罢了。《山海经》所说的昆仑叫“丘”，并不是有崇高无比的山。一定要寻找它的具体地点，那么临洮的胭脂岭，兰州的皋兰山，河州的普〇山，洮州的雪山，都足以充当昆仑。古今名称不同，无法确定。后来的人不考察，竟然指着肃州玉门以西的山为昆仑，而昆仑的实情更加晦暗。依据《禹贡》的原文，坚守蔡氏的定论，难道还要求在河州、洮州之间寻找昆仑吗？

渠搜。蔡氏依据《水经》认为渠搜地靠近朔方，不知道朔方的渠搜在河湟地区，丰州的东边，受降城的南边，对于中原来说在北面，对于种〇来说是狄人。而下面说“西戎”，如果按照叙述顺序，它与析支同为西戎，它不是朔方的渠搜就明显了。夷狄以部落显名，不以地域著称，迁徙后仍然保留原来的称号。或许这支戎人在商周时期，迁徙到朔方，秦汉占有那块土地，于是筑城。或者在秦朝时，开拓河湟地区，将渠搜迁徙到北河以南，都不可知。总之，虞夏时期，渠搜本来就在昆仑、析支之间。析支向西距离河关千里，大概是现在邈州贵德的土地。渠搜如果不是北近宗哥，就是南濒朋拶。时代变迁，事物更易，名称和实际互相交换，我只知道它是西戎罢了，其他存疑即可。

导山。关于导山的说法，王肃、郑玄以三条四列来划分。蔡氏辩驳他们不对，而蔡氏将南北两条又分为二，那么也与王肃、郑玄的说法相差无几。大概用我的推测来解释经文，不如用经文来解释经文恰当。经文说：“九州涤除水源的，一是弱水；二是黑水；三是河；四是〇；五是江；六是沇；七是淮；八是渭；九是雒。”弱水、黑水都是雍州的河流。黄河贯穿雍、豫、冀而濒临兖州，〇出自梁州，濒临雍州而进入荆州。江出自梁州，经过荆州而进入〇州。淮出自豫州，经过徐州而进入〇州。渭在雍州，雒在豫州。并不是九州各自有河流，而且青州本来没有河流，也不能夸大小河来与大河抗衡。衡量《禹贡》记载治水，依据所涤除的水源来定为河流，不像《周礼》职方氏依据已确定的土地，各自设立河流沼泽，强行将小大相比。既然九山刊旅，也不是一州各有一座山，这是确定的。青、徐、〇、兖下游平坦广阔的区域，一行所说的四战之国。一定要在没有山的州设立山冈的雄伟，来对抗崇高的山峰，这是掌管天地的人所不做的。所谓导，是有事的言辞。水流而禹疏导它，说导可以。山耸立而不流动，怎么说导呢？那么导，是为它开辟道路。洪水遍布野外，草木茂盛，低洼处积水停滞，轨迹不通。禹于是沿着山脚，凭借它的高燥，砍伐树木治理道路，以通行旅人。刊旅的说法，正是导的意思。青、兖、徐、〇或许本来没有山，即使有山也是〇峦，不能取道。雍、冀、豫、梁、荆则山相连属，依附山脚可以到达远方。于是因为崖壑险峻，草木〇塞，自古以来成为〇术。禹于是砍伐清除平整，才成为大道，从西到东，道路共有九条。岍、岐、嶓、冡说导，而其他不说导的，原因是本来没有道路禹就疏导它，本来有道路因而修缮它的不说导，不是从禹开始疏导的。九山是：一，岍为首而属于岐、荆；二，壶口为首而属于雷首、太岳；三，底柱为首而属于析城、王屋、太行；四，恒山为首而属于碣石；五，西倾为首而属于朱圉、鸟鼠、太华；六，熊耳为首而属于外方、桐栢、陪尾；七，嶓冡为首而属于荆山；八，内方为首而属于大别；九，岷山为首而属于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的，是九山的余脉。近处的详细记载，远处的简略记载。恒山距离碣石一千多里，岷山到衡山三千多里，中间没有记载简略。九江以东，记载敷浅原和匡庐，东南不记载的，不是《禹贡》的疆域。恒山、西北、飞狐、句注、五台、贺兰不记载的，是北塞而不是旅道。徐〇的潜、霍，青的大岘、福山、成山，经文不涉及，兖的岱山，仅见于州壤而不著录于导山的，〇嶂不能作为道路。梁的峨眉山、荆的二酉、五岭不记载的，是南塞而不是旅道。如果说九山各自在其州为旅祭告成的明祀，那么应当像职方所记载，随

译《州分志》不应另外记载三条四列，反而遗漏了九山中应当记载的内容。九山的排列顺序，自西北向东南，若南北方向均等，则先记西方；若西方均等，则先记北方。疏导岍山和岐山，直到荆山。岍山在陇州，相对于壶口、底柱、恒山来说偏西；相对于西倾山来说偏北。从岍山向西北，大禹的足迹未到，土地原本属于狄戎，因此足以看出瓜州、沙州、甘肃的弱水、黑水、三危、昆仑、猪野山不在大禹治理的疆域内，而是后人为防御而命名的。疏导岍山从陇坂向东直到岐山，又向东直到富平的荆山，都在渭水以北，虽然中间隔着泾水，但云阳的山与醴泉相接，所以岍、岐、荆虽然是三座山，但作为渭水以北的道路是一致的。渡过黄河后山势就穷尽了。在疏导岍山之后，应当记载西倾山并延伸到壶口山，是因为渡过黄河的道路，壶口山与荆山南北相对，就顺势向东。起初壶口山的河岸，从吉州、九原、玉壁向南，直到雷首山，虽然中间隔着汾水，但两岸相接，形状圆整且高度均匀，就折向东北，沿着羊角山、三尧山直到霍太山，其东北是太原平坦广阔的区域，水曾经灌溉那里。所以壶口、雷首、太岳三座山，作为河东的道路是一致的。由此向南，以安邑、平陆、盐碱之地为界，山势已经断绝，中条山刚开始兴起，那么底柱山就是河北各山的首领。从底柱山沿着河岸向东北到垣曲，就是析城山；到阳城就是王屋山；到泽州就是太行山，轵关、天井道由此相通。由此向东直到彰卫，山势断绝，所以底柱、析城、王屋、太行四座山，作为河北的道路是一致的。于是与岍、岐南北相对的山的尽头就到了。魏博、邢、赵，延伸到山东平坦广阔的区域，水退去则道路出现，不需要开凿疏通了。于是向北，燕赵迤逦向北到达榆关的，以恒山为首，按东西计算适宜在西倾山之后，按南北计算则在西倾山之前，而且因为太行山的断绝，顺势向东并及之。恒山以西，出倒马关沿着繁峙到底于岢岚；偏关渡过黄河延伸到延绥，不在大禹治理的疆域内。恒山向东北，经过飞狐、居庸、天寿、密云，渡过滦水向东，直到碣石山，是舜帝幽州的境地。环绕边塞到达岛夷，共一千多里，山势相连，作为幽燕的道路是一致的。流入海的是尽头的词。越过陇山向西，秦、徽、阶、文之间，重山叠嶂接连向西，穷尽雍梁的疆域，所止之处以西倾山为首，其西则是戎人之地。从西倾山向东，秦州则是朱圉山，向北到临洮则是鸟鼠山，顺着渭水以南，鸡头山、空同山、大散关、斜谷、太白山、甘泉山、终南山、子午谷，到达临潼而出华山，山麓相连，又向东延伸到崤函，山势尽，所以西倾、朱圉、鸟鼠直到太华，以名称著称的丛山有四座，作为关西渭水以南的道路是一致的。出关向东，黄河洛水为水乡，而且也是平壤，只有洛水北岸为荆豫的脊梁，就以熊耳山为首【熊耳山是卢氏的熊耳山，不是永宁的熊耳山】熊耳山以东，从陆浑到达偃师，虽然中间隔着伊水，但伊阙的山与偃师相接，沿着它向东，得到嵩山为外方山。嵩山以南，从女几山沿汝水，又向南到宝丰，山冈未断，延伸到平氏到底于桐柏山。如果桐柏山以东，汝州的郊野，汝宁的郊区，都是平壤而山势断绝了，不再向东行，而向南通往楚塞，经过平靖、应山，终于德安的陪尾山【泗水也有陪尾山，不是这个陪尾山】其南则是江汉的水乡。由此向东，穆陵、黄陵、潜霍、司空，向南直到长江，大禹大概没有走过的道路。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起于豫州抵达荆州，作为洛水以南楚塞的道路是一致的。西倾山以东，梁北的山，嶓冢山为首，按东西计算，岷山在嶓冢之前；按南北计算，嶓冢在岷山之前。嶓冢山东下为汉水以南，沿褒斜向东，从汉中延伸到西乡、兴安、平利、白河，向东到达均州，或山麓或山谷，山道相通，沿着武当山直到南漳的荆山，所以嶓荆一千多里，作为汉水以南蜀北的道路是一致的。其山势到南漳而尽，东出襄阳，则又是平壤了。内方山，北界以襄宜，不属于荆山；南界以荆门、长坂，不属于岷阳。所以江北的山以内方山为首，内方山、大别山相距不远，而得名一山，是因为江汉低洼潮湿，依赖此道相通。荆土所以作为汉水以南、江北的道路是一致的。岷山之阳的说法，就是说岷阳。山南曰阳，岷山按剑门以东下其南麓，从成都经过顺庆、广安、万州到达夔州，于是回归巴巫山的险峻不可逾越，就避开峡中的险阻，从夔渡江南过石柱，又向南到铜仁，出辰沅东下宝庆，到达衡山，作为自梁入荆南的道路。其间虽然迂回几千里，但山势相接，有通谷巨壑到达它，作为川湖的道路是一致的。重庆向南，延伸到滇黔，则本来是大禹疆域所不到的，由此更加知道以丽江、洱海为黑水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因衡山而记载荆州，东北入……的山

译道路，沿着衡山的余脉向西环绕湘西，连绵不断，所以不能另外记载一座山作为起点；而从衡山向东北到长沙，地势低洼，逐渐变成沼泽之地，所以必须依山开辟道路，从湘乡向北到达常德、澧州，沿着洞庭湖的西岸渡江到达荆州，沿江经过云梦泽的北面，再次渡江到达通山、大冶，最终止于柴桑。经过九江时，虽然没有高山大阜，但在江汉之间作为脊梁，即使江湘之水泛滥，也本来是可以通行的。于是从辰州、沅州直接可以到达常德、澧州，不必向南走到衡山，那么经文本是互文见义，从衡山可以沿着山走到澧州，而从辰州也可以出澧州经过九江，所以这是分岔道路的说法，意思是说从岷山向东南可以到达衡山，向东可以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于是它们统称为岷山可以通行的道路，则是二而为一的。至于兖州、青州、徐州，地势本来低洼潮湿，在治水之前，那么四年间只能乘船行走；在水患治理之后，那么平原旷野可以容纳方形轨道，不沿着山走，无需从事开凿清除，即使有丘陵，也不值得记载了。疏导山脉的说法必定以这个为正确。至于三条、二条的说法，则是《青乌子》中不合常理的理论，大禹不是杨救贫、赖布衣那类人，为人审视龙脉来相度宅墓，又何必如此勤勉地远求沙水呢？哪里比得上依据下文的九山，顺着本文“至于”的次序，作为九旅（旅如同馆驿）的所得呢？

译敷浅原，在鄱阳县彭蠡湖的东面，隔着太湖山，两地并不相连。晁氏认为敷浅原就在那里，这种说法本来就不对。于是蔡氏把庐山当作敷浅原，也没有说对。高平说：“原，是平坦的高地。庐山高耸突起，像墙壁一样直立，不能称之为原。”《水经》说：“敷浅原在历陵县西南。”汉代的历陵，就是今天的德安。庐山在九江的东面，德安在九江的西面，敷浅原更在德安的西面，那就是武宁、宁州的境地了。大概湖广武岳的东北，兴国、大冶、九宫、钟台等山向东延伸，直到九江的西南，山势已经穷尽，而垂落于德安的博阳。再往东则是章水岸边，又成为沼泽之地。其东北作为庐山的，也是山势逼近湖泊，而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蔡氏因为庐山最高，应当记载，不知道《禹贡》所详细记载的，如果不是水需要治理，就是陆路所经过的地方。如果不是水陆交通要冲，那么冀州的五台山，扬州的黄山、白岳，雍州的褒斜道，梁州的峨眉山、巫峡，荆州的武当山，徐州的天柱山，都不见于篇中。难道只是庐山吗？朱子说：“是人经过而不是山经过，道路不经过，大禹就不去疏导，那么孤立的庐山，又凭什么登上《禹贡》呢？”

弱水合黎：甘州镇夷所有合黎山，旧说大禹疏导弱水到这里。汉、隋两代的地志都说弱水发源于删丹县。现在考察，山丹在甘州东面一百二十里，合黎在甘州的西面。至于合黎，合黎山下有水，就叫做合黎河。《一统志》却说合黎的水是黑水，而把甘州的且乐水当作合黎河，这错误太严重了。余波流入流沙的，《水经》说流沙在张掖居延县东北，也是甘州。弱水的流经，疏导它到镇夷所就停止了。镇夷以西，土地属于番夷，大禹没有到达，也就不问它归于何处了。余波则从删丹分支，疏导它到甘州就停止了。大抵要疏导弱水进入夷地，断绝它向东流，不要滋生河水，它的下游所归，就听之任之，不疲劳中原去治理夷狄的水。甘州虽然在凉州的西面，但离河湟很近，大禹趁着治理黑水的方便，渡过湟水去治理它。如果向西到酒泉、敦煌，土地属于西番；向北到庄浪、宁夏，土地属于北狄，都是四载没有到达的地方。隋志说流沙在敦煌，杜佑说在沙州西面八十里，大概是误把沙州的鸣沙山当作流沙，其谬误太远，不足相信。

同为逆河：“同”的意思是“皆”。同为逆河，是说九州的河流都是逆河。大凡水的流动，以上游高而下游低，上游浅而下游深，上游狭而下游宽，这是顺；反此则是逆。水入海，它的来源虽然陡峭迅速，但近海必定平坦且泥泞，落下则顺流而下，潮生则逆流而上，它是随着泥泞而逆流而上的。上游狭浅，那么近海的地方必定会涌溢而漫流。所以大禹在泥泞所能到达的地方，加深加宽上游，以容纳泥泞的逆流而上，所以叫逆河。这是为了拯救海边之地，使河岸不被海水侵蚀。而九河的末尾都是逆流的，并非合而为一，这是可以知道的。既然分散为九条以减弱水势，又从而合而为一，一条不足以容纳九条，那么河水归于大海就不畅快，又泛滥旁溢造成灾害。而且九河之地南北相距三四百里，强行合而为一，那么迂曲而必定溃决。想要把三四百里的地方蓄积为一条河，工程既浩大而难以实施，而且徒然招致海水入侵，而抛弃土地于河中，对于河水的防堵本来没有益处。即使把冀州、兖州全部填平作为海，也不足以满足海的贪婪，而恰好使逆河之路平坦。天成地就者，恰好使裂地而滔天。所以经文说“同”而不说“防”，这也是九河都是逆河，而不是合而为一，也是审察清楚的。“为”字，是人为的意思。

东为北江入于海：郑樵认为“东为北江入于海”是衍文，朱熹、蔡沈依据这个说法。现在考察，江汉东下的情况与《禹贡》正没有少许差别，只是经文错综不易读懂，所以穿凿的人引用水味来强行区分，而拘泥的人不知道通晓经文的变通，而诬蔑为失误。经文说“东汇泽为彭蠡”，又说“防于汇”，那么“汇”是其他水的聚集，而不是说汉水的潴留。“汇泽”这个词，是用来记载章江的。章江上游濒临百粤，大禹足迹所不到，所以不见于经文，就顺着它下游流入江的次序记载它，说“汇泽于彭蠡”，又说“防于汇”，是说章江防止江汉。于是本文连江汉而说词的，章江不能自称为彭蠡，就像潇湘不能自称为洞庭一样。江水东出的地方防止潇湘而成为洞庭；江汉东下的水流到小孤山被泥泞所阻，屯积壅塞以防止章江而汇为彭蠡，那么成为彭蠡的是章水，而使它成为彭蠡的是江汉。朱子说：“彭蠡不是有所仰仗于江汉，而众流积聚，日遏月高，已经不再容纳江汉的流入。”这是没有详细考察“防于汇”的文字，起初不是说汉水流入成为彭蠡，而且不知道小孤山的泥泞追逐江汉而退行，即时溢入彭蠡，也是必然有的。经文说“南入于江”，那么汉水在这里已经被江所并，而汇泽之日不再单独归于汉水了。朱子说：“汉水果真汇入彭蠡，那么汉水入江之后便须有一洲介于其间，以作为江汉的区别，又应当各分为二，以作为出入的辨别。”这是又不知道经文的本文，上文说“入江”，下文说“北江”，而不再系汉水的防止。经文说“南入于江”，那么记载汉水的事情已经完毕，而汉水自入江以后，江不

译能够独自拥有其水流，所以自大别山以东流入大海的水，既可以称为江，也可以称为汉。那么从武昌以下到通州以上，水流所经过的地方，不妨记载在《导江》之下，因此在汉水有入海的记载，在江水又有“防于滙”的记录，两者并举并存，以彰显江汉两大水系的地位。彭蠡的汇合处可以归属于《导江》之下，难道不可以归属于《导汉》之下吗？如果只系于汉，就忽略了江；如果只系于江，就忽略了汉。而汉水处于下游，所以两者并存，但详细记载靠近其源头的一方，并不是说只有汉水流入彭蠡后又流出成为北江，而江水不参与。文中说“东为北江”，是因为南方人通常把水称为江，这里又是为了彰显北江、中江的名称，以阐明地名从当地人的习惯之义。说汉水在略阳以北，称为漾；略阳以东，称为汉；均州以东，称为沧浪；汉口以东，称为北江。一条水有四个名称。《山海经》说：大江出自汶山，北江出自曼山，南江出自高山。南江，就是青衣江。所以《山海经》又说：高山在成都西北的，是汉水【曼山或许就是嶓冢】；大江，是中江。追溯它们的源头，那么嶓冢在岷山以北；等到它们向东流下，那么汉口在前面，江口的北面，所以汉水称为北江。青衣江发源于黎雅，它与江水汇合在叙州，对于江水来说是在南面。南江在叙州与中江汇合，等到向东流下，已经合为一体，而南江源头较小，不足以与江水抗衡，所以经文只说中江，而不提及南江。汉水汇合以后，楚地人称呼它，不再分别称江汉，而是把汉水称为北江，江水称为中江。经文在其下游，列举它们的异名，以彰显当地人的称谓。有这样的人这样做，是说称谓的意思。就像说汉水称为沧浪，称为济，称为荥一样，起初并不是说江汉在防滙之后各自成为独立的河流。文中说入海的，是江水入海而汉水也一同入海。渭水、雒水记载入黄河而不重复说入海，因为黄河不与渭水、雒水相当。漾水、沇水记载入江、入河而重复说入海，因为汉水、济水与江、河相当。江与汉相当，所以江、汉各自有入海的记载，而汉水的防滙记载逊于江水。其向东流下，又是江水在先而汉水在后，所以在汉水又特别注明入江的名称，如果不先说入江，就失去了江汉合流的实情；如果不各自说入海，那么大别山以东，漾水的水流，汉水实际上占了一半，道理上不能全部归属于江水。经文为了起到错综举例的作用，两句话都并列记载，就像济水已经入河，其溢出成为荥泽的，是河、济合溢，却不想让济水被河水掩盖，并且委屈河的支流来顺从济水，何况江、汉势均力敌，共同记载南国水系呢？只是那里黄河有主流，所以只把荥泽系于济水之下，而在黄河中不再出现；这里江水完全合入汉水，所以必须再次注明防滙入海的记载。经文观察事物确立义理，精妙到如此程度。读者草率不察，想要擅自把大别山以东的水流全部归给江水，而诬蔑经文为衍文。那么《春秋》中防盟同地而再次提及，葵邱、首止；《诗经》中七月流火，而一篇中三次提及，这些又怎么解释呢？

译澧、九江、东陵：澧，是指洞庭湖的下游水流；九江，是指从清江到汉江，概括其最终在汉口汇合而言的；过，是说江水经过并因此与之汇合；东陵，是指武昌以东、瑞昌以西长江东岸的群山。之所以这样解释，是因为蔡氏认为澧是山泽，既然舍弃了明亮清澈的水，却另寻无名之泽；胡晁把九江当作洞庭湖，不知道江水实际上并未经过洞庭湖，而是到了巴陵之后才向东再向北曲折流去。《禹贡》的文字对内详述而对国外略，对近处详述而对远处简略。彭蠡湖源于章江，不提及章江而说汇聚；洞庭湖实际上兼纳九条水系，西方没有比沅水更西的，南方没有比湘水更南的，不提及洞庭、沅、湘而只说澧，是因为以防吉作为百粤之地，而在湖口处我只知道它是汇聚之处。洞庭湖接纳九条水系，防吉既不足以记载，沅、湘出自黔、粤苗、瑶之地，而澧位居九水之末，因此也只知洞庭为澧。所以王逸在《离骚注》中说洞庭称为澧口，就像黄河的发源地，张骞不能穷尽，而《禹贡》则以积石山为起点，因为内部属于中国所以详述，外部属于夷狄所以简略，这是圣人根据义理裁断事物的精微用意。说彭蠡而说澧不说洞庭，是因为彭蠡湖濒临长江，所以湖水流入长江，平缓泛滥沿江而下，经过彭蠡，所以彭蠡与长江有关；洞庭湖自君山以北不再成湖，高低悬殊，所以巴陵的水迅猛流到荆江口四十多里，沿江顺流而下，看不见洞庭湖，所以割裂洞庭湖而与长江无关。《水经》说江水到长沙下隽县，澧水、沅水合流向东注入，湘水从南来注入，大概在水位下降洪水退去之后确实如此，而没有所谓的洞庭湖了。洞庭湖夏季和秋季有水，冬季和春季无水，还不如彭蠡湖常年成湖。《水经》尚且不把洞庭湖归于长江，何况《禹贡》以简练严谨来立言呢？朱熹亲自游历其地，却不知道江水并未经过洞庭湖，屈从于胡晁的说法，何况蔡氏远远揣度，固守专家学者的见解呢？

沇、济：沇水出自今泽州的阳城县析城山下，有神池潜流地下，到怀庆府济源县再次涌出成为济水。《禹贡》认为出自垣县，是因为析城山在汉代属于垣县，后来割入阳城。至于它向东到温县以后，就被河水扰乱，古今差异，不能刻舟求剑了。汉代修筑石门，济水随河水合流，不流入荥渎。王莽时大旱，济源枯竭而没有济水。后来再次通流，却被河水夺去，那么河水的经流与济水无法分辨。虽然荥泽再次疏通，终究不能将其析出为济水。到了宋朝末年，黄河南移，济水径直回流，所谓清济贯穿浊河，遂成空论。宋金交替时如此，如今黄河虽然南移，但从温县到汴梁与济水并流数百里。禹时的黄河在北，南溢成为荥泽。如今黄河南北分流，成为仪封、曹城的小黄河。济水被河水挟带，以后从张秋向北，经过武定、滨州、利津成为今大清河入海。如今黄河南移而减弱，则沿禹的故道，从华不注山以北，经过青城、博兴成为小清河入海。总之济水小而黄河大，相差悬殊，被河水扰乱，或南或北，也不能再识别其为济水了。《禹贡》说入于河已经很明白，指出济水不能独自到达大海。它说东溢为荥，是因为黄河从东来而济水从南出，恰好处于其冲击处，与溢出为荥泽，相互邻近，那么黄河固然溢出而济水也溢出。虽然不能拘泥于荥泽为济水的下游，也不能径直指为黄河的支流。所以上面冠以入于河，下面继以溢为荥，这是河济合溢，可以归属于黄河，也可以归属于济水。不将其归属于黄河，是因为黄河大以经流为正，济水小则溢流可存，可以归属于济水，固不必归属于黄河。朱熹、蔡氏把苏子瞻《江汉辨》的说法视为幼稚，而只在济水的性质上寻求辨析于劲疾，旁证于趵突泉，引证于阿胶，那么还是像苏子瞻一样幼稚。程大昌说溢出的不是济水，而想断绝济水于荥泽。蔡氏却想说溢出的不是黄河，而断绝荥泽于黄河。程大昌不知道上面固然连着济水，蔡氏也不知道下面已说入河。大概自广武以东，直到海边，北至东昌，南至徐州、寿州之地，既然平坦，在洪水时代，水刚定位，就分播为多条渠道，南起金末项城的河，北到正统年间亳州的河。再北是梁靖口的河，再北是虞城的河，再北是曹州的小黄河（即荥泽），再北是定陶的河，都是黄河所分，济水有时也随其俱往，间或黄河移到温县，而济水特别通达，但也未能始终与黄河分离。孟子说：“防九河，瀹济漯。九河是黄河下游的分支，济、漯是黄河上游分受的大渠。如果不是全河注入荥泽，那么荥泽虽然兼受河济，但岸狭水小，那么黄河的浊水逐渐安定流向而趋向清澈。”如今徐州怀远以下黄河入淮的，也不像汴宋以西的混杂泥滓，也像长江、汉水初出乘涨混浊，到石头城而清澈一碧，所以不必拘泥于水的清澈以为济水。至于阿胶的性质劲重，或许是驴皮使之如此，青州不是济水所经所合，白丸子用那里的水，也与阿胶同功，主要是因为地湿下而水咸，那么质重不是因为济水。如果济水有防痰的功效，那么为什么不在济源造胶，乘沇水伏流初出之时，其功效更大呢？这是方技的闲谈，不可迷惑听闻。漯

译接纳黄河水，那么济水也就接纳了黄河水；荥泽接纳黄河水，那么也就接纳了济水。两股水流既然已经汇合，谁能将它们分辨开来呢？泥沙尚且随着湍急的水流迁徙，并且分散向四处流去，何况它们都是水而一同流淌呢？油轻而水重，水轻而泔水重，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将一罐油、一石泔水投入溪流中，不超过几丈的距离就已经散乱了，济水怎么能保持其清澈以远离黄河呢？况且济水既然向下奔流，就一定会趋向更低的地方，于是舍弃黄河主干道的河床，而旁溢到支流中，那必定是济水轻缓而被河水浮起，就像溪流中的草芥羽毛，聚集在回流处一样。如果趋向低处而清澈的水必定不会旁溢，这也是可以审察明白的。将荥泽划定为济水，难道不是戏论吗？经典在这里，一方面记载沇水，一方面记载黄河的支流，所以特意称它为荥泽而不称为济水。《禹贡》记载简略而意义精微，就是这样。由此可知大禹治理的黄河虽然向北流，但未曾不向南流，自古以来就没有将黄河纳入单一河道的道理，那么“载河于山”的说法就更可信了。至于所谓“四渎”的说法，则是将黄河分为两支，在北边与漳水汇合称为黄河，在南边流入荥泽称为济水。总计中国的大河共有四条，礼学家称之为四渎，就像人体的四个孔窍一样。刘熙说：“渎，就是独的意思。”这也是狭隘浅陋的看法。

译九泽大陆，一为雷夏，二为大野，三为彭蠡，四为震泽，五为云梦，六为菏泽，七为孟猪，八为猪野，第九缺失。凡这九泽，在经文中有所记载的，都已详尽罗列。〇豫州，〇是低平宽广之地，原本有两处沼泽，因无法确定，所以剔除其一。青州濒临大海，地域狭窄，水源短促水流湍急；梁州处于群山峡谷之间，都不容许有沼泽存在，不能勉强认为有。这与九川九山不按州划分的情况相同。孔安国、蔡沈拘泥于九州的文字，分别列出山泽，相信传注确实不如相信经文。

五服，《禹贡》这本书成于舜帝中年，大概禹受命治水是在舜帝诛杀鲧之后的八年，而治理兖州又过了十三年。蔡氏认为尧都冀州是五服的中心。然而舜都于蒲坂，其正北直达大同，正西直达河州【属临洮府】，也没有二千五百里那么远。如果向南抵达衡山之南，那就将近四千里了。大同以北，是沙漠荒野，黄茅白苇，朔风飞雪，蒙古固然拥有那片土地，却无法耕种。而洮水、湟水之外，河西四郡，其山川不见于经文，那么不是禹所治理的地方就可知了。大概中国的疆域本来不是截然四方，取长补短，移彼就此，东西南北原本不相等，那么五服也是大致而言罢了。况且以王畿来说，太康在洛水之外打猎，那么南面扩大而北面缩小，这是甸服本来就有超出五百里之外的，也可以纳米作为通例。又先儒怀疑五千里的甸服比周汉狭窄，蔡氏又说〇服之外另有区划。不知道汉朝以里计算的是道路，《禹贡》以里计算的是土田，方圆五千里的田地，方圆千里的有二十五块，以提封的井田计算，为亩的有二百二十五亿万亩，比《王制》的八十一亿万亩多出三分之二。或者夏后氏的田地一夫五十亩，方里之田四百五十亩，尚有一百一十二亿五千万亩，抵二百四十步的亩四十六亿八千七百五十万亩，比开元田数还多三分之一。又或者古今步尺的长短有差别，大致以今六当古十，尚得二十八亿一千二百五十万亩，比开元十四亿万亩有余的还多一倍。正怀疑禹甸的太过遥远，不是唐朝全盛时期所能达到的。如果汉朝的方田止于七亿万亩有余的，就更不用说了。或者古代治理之道清明而民众情性淳朴，唐朝则法度败坏民众奸诈而多有隐瞒侵吞，大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无法核实，那么禹甸的不狭窄以及〇服之外无区划，就不足以怀疑了。

甘誓

三正。三正，是子、丑、寅三统的正朔，而不只是以〇首的建立而言。古代制定历法，必定确立历元，作为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时刻，从而推算其数，以确定将来。从宋朝以上都是如此，直到郭守敬才废止。以甲子〇仲冬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元的，日月五星都汇聚于室宿，这称为天正。以甲寅〇孟春甲寅朔平旦冬至为元的，日月五星都汇聚于虚宿，这称为人正。后世大概两者都用，只有地正后来不再使用，所以也无从考证。以二正推之，那么应当以刘歆三统的说法，自合于地统地化，自丒毕于辰，而用甲辰〇孟春丙寅前月季冬乙丒甲辰朔鸡唱冬至为元，日月五星都汇聚于斗宿，作为地正之元。三元异建而历法小异，然而三元异见而历法亦大同，这是因为人生之始，上及地辟；地辟之始，上及天开，〇差所积，日月五星的合历一差而差一辰。衡量一元之全，那么固然相合。颛顼之后，尧舜以前，帝喾的历法大概以甲子为元，是天统。尧以甲辰为元，是地统。三正异元而授受有其合符，所以古代的帝王虽用一正而不废二正，犹如《春秋》以夏时冠周月，用子正而二三月皆称王。舜继承尧统，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所以修明尧法，而甲辰之历未改，所以说绍尧无为。禹受终而改变尧舜之历，用甲寅为元，以上同颛顼为法，以近而密。所以孔子称行夏之时，禹之为功，平天成地。平天莫大于三正，成地莫大于五行。有扈氏的擅命不恭，生今反古，怀疑禹变革唐虞的正朔，不如舜之承尧，所以不用夏政，威侮而怠弃之，以借口而生乱。当禹之时，慑服不敢动，禹崩启立，称兵以与天子大战，固然是小人乘隙草〇之恒。其或如孔颖达所谓继父不服者，亦非臆度，由其不用夏后五行三正之法，则以与子为称乱之名，亦其〇也。蔡注于此大属未详。

攻左攻右。蔡氏说：攻是治的意思。现在按车左的射，车右的刺，都在平时治理其治不治，不是等到方战而始饬之攻击。左之攻左，右之攻右，是古战□之法。两车相当，我之左值敌之右，我之右值敌之左，相值而相攻于〇。虽近而执弓者，左手握弓弝，左足必视所射者而斜向之，右手彄〇必曲而之外，使以左射左，则左足既为左箱所蹙，右

译手向后，被车后的遮蔽物所逼迫。右手持矛，左手靠近矛尖，右手靠近矛柄末端，靠近矛柄末端的手是发力的地方，必然弯曲而向外。如果直刺，则向后而无力；靠近矛尖的手必然伸直而向前，如果直刺，则弯曲向内而不稳。况且，兵器在手中的部分占七分，在外的部分占一分，在握持的部分占两分，顺着它指向敌人，那么矛柄末端必然阻碍胸部，或者转动矛柄使左手向左，那么右手的力量就白费了。所以两车相遇，必然交错攻击，而不正对相攻。如果敌车在左边，其右边被车厢所遮挡，那么可以射击的只有左边；敌车在右边，其左边被车厢所遮挡，那么可以刺击的只有右边。他们隐蔽而不能攻击我，我也攻击他们的要害，互相攻击罢了。古代的阵型，顺应自然从而能够充分发挥攻击的作用，既然规定为固定的法则，特别是在车驰马骤的时候，就有不能完全发挥攻击作用的情况，然而仍然要求必须遵守这个法则，大概是不让仓促之间或混乱导致失去自己的长处，而轻率攻击以致失败。如果在追击败军的时候，有必胜的把握，可以因利乘便，但也终究不允许他们违反法则刺射以滥杀而不停止。这就是左边必然攻击左边，右边必然攻击右边，古人立法的精妙，不是后世依靠勇力进行野战所能达到的。就像驾车必须让马走正道，不能贪图便利抄近路，那么失败不至于翻车，胜利不至于因贪杀而失败。《春秋》所记载的两军将领相敌，都是左边射击左边而不射击右边，这也是古法仅存的一点痕迹了。

译〇征

仲康开始即位，“肇”是开始的意思。后羿抗拒太康，夏朝的统绪几乎断绝。仲康退居大河之南，重新确立正统地位，中兴的功业，如同开创基业一样。夏朝百姓惊喜交集，仿佛不是自己所能得到的，而且他并非直接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所以不能说“即位”，而说“肇位”，这是史官的体例。开始称为“肇”，用来记载夏朝复兴的开始。下文说“〇后接受王命，出征”，起初并没有承接“肇位”的文字，那么任命〇侯统领六军的，是在肇位之初，而接受命令出征，则是后来的事。蔡氏信奉虞〇的说法，认为仲康元年与《皇极经世》相同，这其实是不对的。《竹书纪年》这一部书，固然多有附会不经之处，但它记载干支纪年，却是精密而不可更改的。《皇极经世》以仲康元年为壬戌年，上距尧元年甲辰一百九十九年，下距周宣王元年甲戌一千三百三十三年。现在用刘〇、一行、郭守敬的历法来参考，仲康五年癸巳年九月朔日庚辰日食发生在房宿二度，由此可知仲康元年〇在巳丑，上距尧元年丙子一百四十九年，下距周宣王元年甲戌【《经世》与《竹书》至此开始吻合】一千一百二十六年，而历法推算正好得出九月朔日日食发生在房宿。这说明《竹书》以尧元年为丙子，仲康元年为己丑，并记载五年癸巳九月朔日日食，仲康开始命令〇侯出征羲和，是有证据而非虚妄的。《竹书》出自晋太康年间，并非历法家的言论，却与刘〇、一行、郭守敬的历法相合，那么《皇极经世》以尧元年为甲辰，仲康元年为壬戌，推算没有日食发生在房宿的事，其错误是确凿的。大概尧使用地正历，以甲辰为历法元点，甲辰是尧所推算的上古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元点，而不是尧的元年。注释中精通历法的，没有比得上刘〇历的；征引今文而相信古文的，没有比上一行与郭守敬的。三家历法相合以证明《竹书》的正确，比蔡氏推崇邵雍、邵雍推崇虞喜，高明得远了。说尧以甲辰为元，就像颛顼历以甲寅为元，周历以甲子为元一样。而颛顼元年〇在乙卯，而不是甲寅，而且以颛顼元年乙卯按《竹书》所记历一百二十一年，正好是丙子，又历一百九十四年，正好是己丑，又四年正好是癸巳，依法应当在九月朔日日食，那么其编年有所依据，是显而易见的。虞喜、邵雍的说法毫无证据，徒然延长年数，〇以符合宣王元年甲戌，于是使尧元年丙子下降二百一十三年成为夏后相二年，仲康元年己丑下降二百零九年成为夏王不降二十九年，又四年得到癸巳，则是不降三十三年，不知道不降二十九年己丑日不在季秋日食于房宿，那么蔡氏的说法就是错误的，而《皇极经世》所记仲康元年壬戌上差二百零八年，是《竹书》尧未即位以前十四年的〇，从壬戌到丙寅五年的九月，日也不食于房宿二度，那么以“辰弗集于房”证明〇征在仲康五年癸巳，以癸巳九月朔庚戌日食限在房宿二度，证明“辰弗集于房”的文字，《竹书》与经文相合，可以作为经文的解释。看武王克商的〇在辛酉，《竹书》所记与《国语》〇相合，而一行、郭守敬的历法也相协无异，只有《皇极经世》认为是己酉，则与《国语》不合，可知三代以上的编年纪事只有《竹书》是可信的。又孔氏说仲康是后羿所立，蔡氏跟随他，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如果这样，仲康从仇贼手中得到国家，哪里值得记载，而且后羿怎么会把兵权授予〇后呢？刘〇说仲康是五子之一在洛汭等待，太康不返回而仲康即位，这种说法是对的。

尚书稗疏卷二

<经部,书类,尚书稗疏>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稗疏卷三

岳州王夫之撰

商书汤诰

商 亳 自契至汤号称商而八次迁都于亳，其名实混淆〇注不能有一致的说法。所谓商有两个：一是商，即现在陕西的商州，是舜封给契的地方，所以《诗经》说“帝立子生商”，而郑康成说商在太华山之南，是对的；一是商丘，现在为县〇归德府，尧将阏伯迁到这里，到武王克殷，才把这块地封给微子，所以郑氏《诗谱》说武王伐纣，于是把陶唐氏火正阏伯的故地封给纣的哥哥微子为宋公，而子产所说的商人是因为故辰为商星，犹如说唐人是因为故参为晋星，商即宋，唐即晋，这都是从周室分封来说的，不是说殷周以前的事。那些说“以服事夏商”的，则专说唐而不说商，而且说服事夏商是先代的祭祀，不是说在夏朝就有这个侯服。杜预拘泥于文句，因而有汤先相土封商丘的说法，《史记》也迷惑于此，不知道商在微子以前实在未曾一天在归德的商丘立国。盖商雒的商距离归睢远几乎千里，而《诗经》称相土烈烈，也只是颂扬他入为王官、出长侯伯，未曾像公刘、亶父那样有迁国的事，这可以证明相土没有从商迁徙到商丘的事实。按《竹书》，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于商丘，因为太康失去河北，仲康居斟鄩，派世子处于商丘，逐渐向西以图谋夏邑，乃出土于文相近，于是讹传出为土，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