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尚书考异 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尚书考异》五卷，明梅鷟撰。鷟，旌徳人，正徳癸酉举人，官南京国子监助教，终盐课司提举。世传《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出扵东晋梅赜。赜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苏愉，愉受之郑冲。宋呉棫、朱子、元呉澄皆尝辨其伪，然但据其难易以决真伪，未及一一尽核其实。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増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如《左传》庄公八年郕降于齐师，庄公引《夏书》曰「臯陶迈种徳，下徳乃降」，本属庄公语。与宣十二年引《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引《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昭十年引《诗》曰「徳音孔昭，视民不恌，恌之谓甚矣」，语意一例，而古文误连「徳乃降」三字列于经。又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太史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鼔，啬夫驰，庶人走」，申之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而古文乃因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系之季秋月朔。汉石经《论语》「孝于惟孝，惟孝谓所孝之人」，与下「兄弟」对文，包咸本于作乎？古文乃掇「惟孝友于兄弟」而截去「孝乎」二字，则《论语》书云「孝乎」不能成辞。如此之类，所指摘皆有依据。至鷟以二十五篇为皇甫谧所为，徒因孔颍达引《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栁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考颍达作正义时，今本《晋书》未出，葢臧荣绪之旧文，今不得睹其全篇，无由证其始末。然如▯水出谷城县，两汉志同，晋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传乃云「▯水出河南」。北山人积石山在河闗县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凡此之类，伪托显然。传既如是，则经亦可知，固不得以好为异论责鷟矣。至
国朝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出，条分缕析，益无疑义，论者不能复置一词。然剏始之功，实鷟为之先也。此本为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不题撰人姓名，亦不分卷数，而书中自称鷟按，则出鷟手无疑。谨加分析，以《舜典》以下为巻二，《仲虺之诰》以下为卷三，《太誓》以下为卷四，考旧本异同为巻五。鷟又别有《尚书谱》，持论畧同，而不及此书之精核，今别存其目，不复録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尚书考异原序
尚书》二十八篇，并序一篇，共二十九篇，秦博士伏生所传，乃圣经之夲真也。因暴秦焚书，蔵于壁中，遭乱遗失，所存者止有此耳。伏生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因为大传三篇。汉文时，求治《尚书》者，无过于伏生，使太常掌故晁错徃受传之，盖传其文义，讲说以发明正经云尔。景帝时所传者，亦不过如此。至武帝时，孔安国等専治古文《尚书》，滋多于此矣。故孔臧与孔安国书曰：「《尚书》二十八篇，儒者以为上应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书》也。」可见武帝以前原无古文《尚书》，明矣。自安国古文未出之先，《尚书》正经单行于世，如日月之丽于天，无一蔽亏。及安国古文既出之后，分《尧典》《慎徽》以下为《舜典》，分臯陶谟「帝曰来禹」以下为弃稷，分《盘庚》为三篇，分《顾命》「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凡复出者五篇。又于其间离逖改削窜易穿穴之变多，而《尚书》无完经矣。至其所治古文一十六篇者，多怪异之说，及经书所引，皆不在其内，以故当时老师宿儒尊信正经，不肯置对，苟从据理辨难，不肯奏立学官，虽以刘歆移书之勤，犹哗攻不已。其间或防或兴，信之者或一二，不信者恒千百，其书遂不显行于世。然其逓逓相承，盖可考也。此先汉真孔安国之伪书，其颠末大略如此。至东晋时，善为模仿窥窃之士，见其以讹见疑于世，遂搜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尚书考异 书类
提要
【臣】等谨按：《尚书考异》五卷，明代梅鷟撰写。梅鷟是旌德人，正德癸酉年考中举人，曾任南京国子监助教，最终官至盐课司提举。世人所传的《古文尚书》，孔安国的传注出自东晋梅赜。梅赜自称从臧曹那里得到，臧曹从梁柳那里得到，梁柳从苏愉那里得到，苏愉从郑冲那里得到。宋代吴棫、朱熹，元代吴澄都曾辨明其伪，但只是根据文辞的难易来判断真伪，未能一一详尽核实其事实。梅鷟这本书则对孔安国的序言以及增多的二十五篇，全部杂取传记中的语句来写成，逐条考证，详细指出其出处。例如《左传》庄公八年记载郕国向齐军投降，庄公引用《夏书》说“臯陶迈种徳，下徳乃降”，这原本是庄公的话。与宣公十二年引用《诗》说“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襄公三十一年引用《诗》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昭公十年引用《诗》说“徳音孔昭，视民不恌，恌之谓甚矣”，语意都是一例，而《古文尚书》却错误地将“徳乃降”三字连缀列于经文之中。又如昭公十七年夏六月发生日食，太史引用《夏书》说“辰不集于房，瞽奏鼔，啬夫驰，庶人走”，并解释说“这是指这个月的朔日”，当时是夏四月，称为孟夏，而《古文尚书》却因《月令》中季秋之月日在房宿，将其系于季秋的月朔。汉代石经《论语》中“孝于惟孝，惟孝谓所孝之人”，与下文“兄弟”构成对文，包咸本作“孝乎”？《古文尚书》却摘取“惟孝友于兄弟”而截去“孝乎”二字，那么《论语》中“孝乎”就不能成句了。像这类情况，梅鷟所指摘的都有依据。至于梅鷟认为二十五篇是皇甫谧所作，只是因为孔颖达引用《晋书》皇甫谧传中说“姑子外弟梁柳得到古文《尚书》”，所以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往往记载孔传五十八篇的书。考察孔颖达作正义时，今本《晋书》尚未问世，大概是臧荣绪的旧文，现在无法看到其全篇，无从证明其始末。然而如〇水出谷城县，两汉的志书相同，晋代才开始将谷城县并入河南，而孔传却说“〇水出河南”。北山人积石山在河闗县西南羌人地区，汉昭帝始元六年才设置金城郡，而孔传却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凡此之类，伪托显然。传注既然如此，那么经文也可以知道了，固然不能以喜欢提出异论来责备梅鷟了。直到
本朝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问世，条分缕析，更加没有疑义，议论者不能再置一词。然而开创之功，实在是梅鷟为先。这个版本是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不题撰人姓名，也不分卷数，而书中自称“梅鷟按”，则出自梅鷟之手无疑。谨加分析，以《舜典》以下为卷二，《仲虺之诰》以下为卷三，《太誓》以下为卷四，考证旧本异同为卷五。梅鷟另有《尚书谱》，持论大致相同，但不如这本书精审，现在另存其目录，不再收录。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尚书考异原序
《尚书》二十八篇，加上序一篇，共二十九篇，是秦朝博士伏生所传，乃是圣经的本真。因为暴秦焚书，藏于墙壁之中，遭遇战乱遗失，所保存的只有这些罢了。伏生就在齐鲁之间以此教学，因此作了大传三篇。汉文帝时，寻求治理《尚书》的人，没有超过伏生的，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往接受传授，大概是传授其文义，讲说以阐明正经罢了。景帝时所传的，也不过如此。到了武帝时，孔安国等人专门研究古文《尚书》，比这更多了。所以孔臧给孔安国的信中说：“《尚书》二十八篇，儒者认为上应二十八宿，不知道还有古文《尚书》。”可见武帝以前原本没有古文《尚书》，这是明显的。自从孔安国古文未出之前，《尚书》正经单独流行于世，如同日月悬挂于天空，没有任何遮蔽亏损。等到孔安国古文出现之后，将《尧典》《慎徽》以下分为《舜典》，将臯陶谟“帝曰来禹”以下分为弃稷，将《盘庚》分为三篇，将《顾命》“王若曰”以下分为康王之诰，凡是复出的有五篇。又在其间离析改削窜易穿凿的变化很多，而《尚书》没有完整的经文了。至于他所研究的古文十六篇，多怪异之说，以及经书所引用的，都不在其中，因此当时的老师宿儒尊崇信奉正经，不肯应对，如果根据道理辩难，不肯奏请设立学官，虽然刘歆移书勤勉，仍然喧哗攻击不止。其间有时被禁止有时被兴起，相信的有一两个，不相信的常有千百人，他的书于是不能显行于世。然而其代代相承，大概可以考察。这是西汉真孔安国的伪书，其始末大略如此。到了东晋时，善于模仿窥窃的人，见其因讹误而被世人怀疑，于是搜
括羣书，掇拾嘉言，装缀编排，日锻月链，防稡成书，必求无一字之不本于古语，无一言之不当于人心，无一篇之不可垂训诫。凡为书者二十五篇，见诂训之难通，遂改易其字；见意义之丁宁，遂刋落其语；见弃稷之不可以名篇，遂更为益稷；见《盘庚》之上中下可以便已，《大甲》《説命》《泰誓》之上中下遂仍为三篇；见报告之词不可以离逖也，遂合王出以下为康王之诰；又见《慎徽》五典不可突起为《舜典》也，遂増「曰若」以下二十有八字，则愈巧。矣，愈近理矣。无可得而渗漏矣，无可得而掎摭矣。虽英材问气，亦尊信服膺之不暇矣。然不知自明者视之，则如泥中之鬭兽，踪迹显然，卒亦莫之掩也。甚者至于不怡怿哉！采政忽之类，直改易之而无复置疑。曰：“明都弗肯构，弗肯获，厥考翼之经，直刋落之而无复忌惮。”顾使圣人之正经反附丽伪书以行于世。譬如成周东迁之主，气象销苶，惟列国是依，以列国为命者也。不亦颠倒舛错之甚也哉！此东晋假孔安国之伪书，其颠末大略如此。愚毎读书至此，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先儒也。夫所贵乎儒者之▯经，在能除圣经之蔽翳，使秕稗不得以杂嘉谷，鱼目不得以混明珠，华丹不得以乱窈窕焉耳。今反崇信伪书以囚奴正经，予畏圣人之言，故不得不是而正之。特作考异，使学者涣然知蔽塞之由，然后知余之恢复圣经盖有不得已焉，而非苟为好辨者也。
译搜集群书，摘取嘉言，修饰编排，日锻月炼，最终编成此书，必定要求没有一个字不本于古语，没有一句话不合于人心，没有一篇文章不可以垂范训诫。总共写了二十五篇，看到诂训难以通晓，就改换了它的字；看到意义反复叮咛，就删减了它的语句；看到“弃稷”不能用来命名篇章，就改作“益稷”；看到《盘庚》的上、中、下三篇可以方便自己，于是《大甲》《説命》《泰誓》的上、中、下也就仍然分为三篇；看到告谕之辞不可以远离疏远，于是将《王出》以下合并为《康王之诰》；又看到《慎徽》五典不能突兀地成为《舜典》，于是增补“曰若”以下二十八个字，这就更加巧妙了，更加合乎情理了。没有可以渗漏的漏洞了，没有可以指摘的把柄了。即使是英才豪气之人，也尊崇信服、接受不及。然而不知道从明白事理的人看来，就像泥中打斗的野兽，踪迹显然，最终也无法掩盖。甚至让人不愉快啊！像“采政忽”之类，直接改换它而不再置疑。说：“明都弗肯构，弗肯获，厥考翼之经”，直接删落它而不再忌惮。反而使得圣人的正经依附于伪书而在世间流传。譬如东迁后的周天子，气象衰败，只依赖列国，以列国为命脉。这难道不是颠倒错乱到了极点吗！这就是东晋假托孔安国的伪书，其始末大略如此。我每次读书到这里，没有不叹息痛恨那些先儒的。儒者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去除圣经的遮蔽，使秕稗不能混杂嘉谷，鱼目不能混淆明珠，华丹不能扰乱窈窕罢了。现在反而崇信伪书来囚禁奴役正经，我敬畏圣人之言，所以不得不纠正它。特意作《考异》，使学者豁然明白被蒙蔽的原因，然后知道我的恢复圣经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而不是随便喜欢争辩。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考异卷一
明 梅鷟 撰
史记儒林传
伏生者，济南人，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徃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蔵之。其后兵大起，流亾。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乗儿寛。儿寛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儿寛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以试第次补廷尉史。张汤以为奏谳掾，后为御史大夫。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徴，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此矣。今按太史公当汉武帝时，伪説未滋，故其言多可信。如云伏生书出于壁蔵，独得二十九篇，又云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山东大师无不渉《尚书》以教，歴歴皆可信。然则汉文帝时非无《尚书》也，求能治《尚书》者耳。山东诸大师匪无治《尚书》，皆伏生弟子，而推隆于宗师云耳。晋人不知，遂创为失其夲经口以传授，其诞妄不足信，可知矣。今伏生书见在，古今所引者皆如此，昭然日星之明。失其本经者何篇？以意属读者何章何句也邪？又太史公未尝言安国古文出扵壁蔵，既曰颇能言，又曰盖《尚书》滋多于此矣，其言容有抑▯哉。
汉书艺文志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书之所起，逺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蔵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壊孔子宅，欲以广其官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徃入其宅，闻皷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壊。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聴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今按《汉书》与《史记》异者数防，《古文经四十六卷，《史记》
无此句，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史记》无此句。鲁共王壊宅，以书还孔氏事，《史记》不载。孔安国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史记》不载。二十九卷，《史记》作二十九篇，葢一篇为一卷也。《汉书》与《史记》不同者若此，宜从《史记》为当然。百篇之序，《史记》班班可见，但孟坚以为孔子为之，晦翁不可也。
后汉书儒林传
前书云：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乗欧阳生。欧阳授同郡儿寛，寛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曽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譂，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牟长习欧阳《尚书》，着《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宋登传欧阳《尚书》张驯传大夏侯《尚书》尹敏初
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周防师事，盖豫受古文《尚书》。孔僖，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杨伦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
译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考异卷一
明代 梅鷟 撰
《史记·儒林传》
伏生，是济南人，以前担任秦朝的博士。汉文帝时，想要寻找能研习《尚书》的人，天下没有，于是听说伏生能研习，想要召见他。这时伏生年纪九十多岁，年老不能行走，于是汉文帝下诏太常，让掌故晁错前往受教。秦朝焚烧书籍时，伏生将书藏在墙壁中。后来战争大规模兴起，他流亡在外。汉朝平定后，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就用来在齐鲁之间教学。学者因此颇能谈论《尚书》，山东的大师没有不涉猎《尚书》来教学的。伏生教导济南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导千乘儿宽。儿宽通晓《尚书》后，凭借文学才能应郡举荐，到博士那里受业，师从孔安国。儿宽贫穷没有资用，常常替弟子做饭，凭借考核等级补任廷尉史。张汤让他担任奏谳掾，后来成为御史大夫。张生也担任博士，而伏生的孙子因研习《尚书》被征召，却不能阐明。从此之后，鲁地的周霸、孔安国、洛阳的贾嘉颇能谈论《尚书》的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用今文阅读它，因此兴起他家逸出的书，得到十几篇。大概《尚书》因此增多了。现在考察太史公处于汉武帝时，伪说尚未滋长，所以他的话大多可信。如说伏生的书出于壁藏，只得到二十九篇，又说就用来在齐鲁之间教学，山东的大师没有不涉猎《尚书》来教学，历历都可信。那么汉文帝时并非没有《尚书》，而是寻求能研习《尚书》的人罢了。山东诸大师并非没有研习《尚书》，都是伏生的弟子，只是推崇尊崇宗师罢了。晋人不知道，于是编造出丢失原本经文、靠口授传授的说法，其荒诞虚妄不足信，由此可知。现在伏生的书尚存，古今所引用的都如此，像日月星辰一样明显。丢失原本经文的是哪一篇？凭臆想附会阅读的是哪一章哪一句呢？又太史公未曾说孔安国的古文出于壁藏，既然说颇能谈论，又说大概《尚书》因此增多了，他的话或许有所保留吧。
《汉书·艺文志》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尚书》的起源，很遥远了。到孔子编纂它，上断于尧，下止于秦，共一百篇，并为它作序，说明其创作意图。秦朝焚烧书籍禁止学术，济南伏生独自将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后丢失，寻得二十九篇，用来在齐鲁之间教学。到汉宣帝时，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出自孔子壁中。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毁坏孔子宅第，想要扩大他的官署，从而得到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共几十篇，都是古文字。鲁共王进入宅第，听到弹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害怕，就停止不毁坏了。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这些书，用来考订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孔安国献出它，遭遇巫蛊事件，未列入学官。刘向用中古文校勘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大率简二十五字的脱去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的脱去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脱落的字几十。书，是古代的号令，号令于众人，其言辞如果不确立完备，那么听受施行的人就不明白。古文阅读应合《尔雅》，所以解释古今语而可知。现在考察《汉书》与《史记》不同的有几处：《古文经四十六卷》，《史记》没有此句；孔子编纂书共一百篇，并为它作序，《史记》没有此句。鲁共王毁坏宅第，将书归还孔氏的事，《史记》不记载。孔安国得到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孔安国献出它，遭遇巫蛊事件，未列入学官，《史记》不记载。二十九卷，《史记》作二十九篇，大概一篇为一卷。《汉书》与《史记》不同如此，应当以《史记》为当然。百篇之序，《史记》斑斑可见，只是班固认为孔子为之，晦翁不可。
《后汉书·儒林传》
前书说：济南伏生传授《尚书》，授予济南张生和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予同郡儿宽，儿宽授予欧阳生的儿子，世世相传。到曾孙欧阳高担任尚书，为欧阳氏学。张生授予夏侯都尉，都尉授予族子始昌，始昌传授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授从兄子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都设立。又鲁人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授予都尉朝，朝授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设立。欧阳生传授伏生《尚书》，到歙八世，都担任博士。牟长习欧阳《尚书》，著《尚书》章句，都本于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宋登传授欧阳《尚书》，张驯传授大夏侯《尚书》，尹敏起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周防师事，大概豫受古文《尚书》。孔僖，是鲁国鲁人。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杨伦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