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考异卷四

译他资质聪慧敏捷，见闻非常敏锐，材力超过常人，能手搏猛兽，智谋足以拒绝劝谏，言辞足以掩饰过错，凭借才能傲视臣下，凭借声望凌驾天下，认为所有人都出自自己之下，喜好饮酒纵乐，宠幸妇人，宠爱妲己，只听妲己的话。于是让师涓创作新的淫靡之声，北里的舞蹈，靡靡之音，征收赋税来充实鹿台的金钱，填满巨桥的粮仓，货物充盈，宫室更加广阔，沙丘的苑台，其奢华程度连鬼神都感到羞愧，大兴土木，在沙丘空虚国力，造酒池肉林，让男女裸身在其中追逐嬉戏，进行长夜之饮，百姓怨恨，诸侯背叛，于是加重刑罚，有炮烙之法，将九侯剁成肉酱，将鄂侯做成肉干，将西伯囚禁在羑里。《用费中恶来废商容剖比干囚箕子周本纪》又武王听说纣王昏乱暴虐更加严重，杀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逃跑了。周武王遍告诸侯说：“殷商有大罪，不能不彻底讨伐。”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日，军队全部渡过盟津，诸侯都来会合，说：“勤勉不要懈怠。”武王于是作《泰誓》，告诉众人：“现在殷王纣竟然听信妇人的话，自绝于天，毁坏了他的三种正道，疏远了他的王父母兄弟，竟然断弃了他先祖的音乐，竟然制作淫靡之声，用来扰乱正声，取悦妇人。所以现在我姬发恭敬地执行天罚，努力啊将士们，不可再犯，不可三犯。”《荀子·性恶篇》：“按家族来论定罪，按世系来举荐贤人，所以一人有罪，三族都被诛灭，德行即使像舜一样，也不能免除刑罚，这是按家族来论定罪。先祖如果是贤人，子孙必定显贵，行为即使像桀纣一样，地位必定尊贵，这是按世系来举荐贤人。按家族来论定罪，按世系来举荐贤人，即使不想混乱，能做到吗？”这是因为有“行为即使像桀纣一样”这句话，所以搜入誓辞，但荀子的意思，本是借纣王来说明这句话，并非说纣王就是按世系来任用官员。飞廉善于奔走，恶来善于驾车，他们懂得政事而被任用。起初哪里有什么世袭？上文“刑罚不加重于罪，爵赏不超越德”是缩取自《说命》，下文“以义制事”是略取自《仲虺之诰》。《淮南子·本经训》：“帝有桀纣，建造璇室瑶台，象廊玉床，纣王造肉脯酒池，焚烧天下的财物，疲惫困苦万民的性命，剖开劝谏者，剔去孕妇，掠夺天下虐待百姓。”又《主术训》：“衰败的时代就不是这样，竭尽百姓的力量来供奉耳目之欲，志向专门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又说：“纣王杀王子比干而天下怨恨，砍断涉水者的胫骨而万民背叛，两次举动而天下失去。”又前《俶真训》。等到夏桀、殷纣，焚烧活人祭神，劝谏者受炮烙之刑，铸造金柱，剖开贤人的心，折断才士的胫骨，将鬼侯的女儿剁成肉酱，将梅伯的骸骨剁成肉泥。

译《尚书》注：防止《尚书》在秦朝灭亡，汉朝初年不知道篇数。武帝时，有太常蓼侯孔臧，是孔安国的堂兄，给孔安国写信说：“当时的人只听说《尚书》有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认为确实如此，不知道它有百篇【等等】不能同样以《泰誓》作为篇名。

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

《后汉书·刘陶传》上引说：“我听说人没有天地无法生存，天地没有人无法显灵。所以帝王没有百姓无法确立，百姓没有帝王无法安宁。天与帝王，帝王与百姓，就像头与脚，相互依赖而行。因为下文有‘目不视’，鸣条的军队；‘耳不闻’，檀车的声音。所以窃取此句。”

商朝的罪恶积满，天命诛杀它。我不顺从天命，我的罪恶与之相等。

《汤誓》说：夏朝多罪，天命诛杀它。又说：‘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征讨。’宣公六年，中行桓子说：‘使他怨恨百姓，以积满他的罪恶，将要可以诛杀他。’因为下文引用《周书》说：‘诛杀殷商。’所以说商朝罪恶积满，就像面墙之类。我小子日夜恭敬恐惧，接受文王的命令，向上帝祭祀，向社神祭祀，率领你们众人执行上天的惩罚。

《王制》：‘天子将要出征，向上帝祭祀，向社神祭祀，到父亲庙祭祀。’《诗》说太王于是设立社神。《王制》又说：‘在祖庙接受命令。’

泰誓中

朋家作仇

僖公九年，郤芮说：‘亡国之人没有党羽，有党羽一定有仇敌。’这是因为微子篇正在兴起，相互为敌仇的话。

王次于河朔

庄公三年，凡是军队住一晚叫舍，住两晚叫信，超过信叫次。

现在商王受，行为没有节制，抛弃老臣，亲近罪人，淫乱酗酒肆虐，臣下效仿他，朋党之家成为仇敌，胁迫权贵互相消灭，无辜者呼天，〇德显扬听闻。

《吴语》申胥说：‘现在王抛弃老臣而像孩童一样，比谋。’

桓公七年，楚国斗廉说：‘军队胜利在于和，不在于众。商、周的不敌，是您所听说的。整顿军队而出，又有什么益处呢？’杜注：‘商，纣也；周，武王也。’传曰：‘武王有乱臣十人，纣有亿兆夷人。’

吉人做好事，惟恐一天不够；凶人做坏事，也惟恐一天不够。

《易》说：吉人的言辞少。文公十八年，史克说：四门穆穆，没有凶人。现在行父虽然没有得到一个吉人，去掉一个凶人了。《小雅》说：降下你远福，惟恐一天不够。

同德度义

成公二年，君子说：‘《泰誓》所谓“殷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昭公二十四年，《左传》：‘召简公、南官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对苌〇说：‘甘氏又去了。’回答说：‘有什么害处？同德度义。’《泰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也有离德。我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杜氏注说：‘说只有同心同德才能谋划义。’子朝不能对我，有什么害处？纣众亿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最终败亡。武王说：‘我有治臣十人，虽然少，同心。’现在《泰誓》没有这句话，杜注所谓‘今泰誓’指前汉伪‘泰誓’。现在按苌〇的话，正因为《泰誓》‘同心同德’的话，所以说只有同德者才能度义。现在甘桓公虽然见子朝，不过像纣的离德者罢了，虽然有亿兆，又能怎样呢？大概同德与离德相对，意思自明白，所以下面又劝他务德，不要担心无人。作古文的人无法拼凑成篇，连苌〇自己所言，也略以为经。又生出同力度德的话于上，则以力钧者度德，德钧者度义。窃取王子朝年钧以德，德钧以卜，又襄公三十年穆叔年钧择贤，义钧则卜的意思，而与《泰誓》离德同德的意义背驰了。于是就把苌〇所引的本文移到中篇，而改说：‘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则连同力度德的话拼凑四五句了。这拼凑补缀的大概如此。曾经考证《淮南子·兵略训》：‘兵静则固，专一则威，分决则勇，心疑则北，力分则弱。’所以纣的卒百万，之心武王的卒三千人，都专而一，所以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所以他的话有所本了。殊不知‘受有臣亿万’即‘纣有亿兆夷人’，‘惟亿万心’即‘离心’，万字比兆字则变而少了。‘予有臣三千’即‘予有乱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比十人则变而多了。三千用《孟子》‘虎贲三千人’也。中篇之末说‘乃一德一心’，又改‘同’字为‘一’字，又何用如此重复呢？刘〇不知道，反而据古文以规杜注，唉，刘〇错了。襄公二十八年，叔孙说：‘武王有乱臣十人，崔子其有乎？’又襄公二十九年，子太叔说：‘弃同。’即异，是谓离德。

民之所欲天

译必定顺从它。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说：《泰誓》记载：“百姓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它。”昭公元年，子羽也引用《泰誓》说同样的话。杜预注释说：“现在的《尚书·泰誓》中也没有这句话，所以许多儒生对此表示怀疑。”孔颖达的《正义》解释说：“现在所说的《尚书·泰誓》，是指汉、魏时期马融、郑玄、王肃等儒生所注释的版本。”等等。

《礼记》等传注中所引用的《泰誓》内容，全都存在。《国语·周语》中单襄公也引用了这两句话，《国语·郑语》中史伯也引用了。

译我的梦境与占卜相合，占卜显示吉祥，征伐商朝必定胜利。

昭公六年，史朝说：“占卜与梦境相合，这是周武王所用的方法。”杜预注：“《外传》说《泰誓》记载：‘我的梦境如此如此，必定胜利。’这是周武王的话。”现在考察：《外传》就是《国语》。《周语》中单襄子说：“下面说用三次占卜来验证。”

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君主，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

这一节完全出自《后汉书·刘陶传》记载：刘陶上疏说：“人没有天地就无法生存，天地没有人就无法显灵。因此君主没有人就不能确立，人没有君主就不能安宁。”其中“人没有天地就无法生存”，就是“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一句的来源；“天地没有人就无法显灵”，就是“只有人是万物之灵”一句的来源；“君主没有人就不能确立”，就是“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君主”两句的来源；“人没有君主就不能安宁”，就是“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一句的来源。这是后人搜集散佚的书籍，看到刘陶疏文下面有说：“眼睛不看鸣条的军队，耳朵不听檀车的声音，于是窃取这些话语编造成文。”正像让百姓怨恨君主以填满其罪过，本是用中行桓子的话。因为下文引用《周书》说：“消灭商军”，于是窃取作为“商罪贯盈”的句子，都是因为搜集散佚书籍的缘故。《古文尚书》直到东晋时才出现，刘陶、范晔确实未曾见过古文，不是刘陶、范晔抄袭，非常明显。《易传》说：“乾，是天，所以称为父；坤，是地，所以称为母。”于是用“天地是万物的父母”替换“人没有天地就无法生存”的句子，其气势比刘陶的话宏大得多，但这实际上是孔子圣人的话，刘陶的意思，周武王当初未曾说过这样的话。《礼运》说：“人，是天地的中心。”于是用“只有人是万物之灵”替换“天地没有人就无法显灵”的句子，其语意比刘陶的话精密得多，但这实际上是《礼运》的话，刘陶的话，不是周武王当时的实语。《祈父》说：“真不聪明。”《中庸》说：“聪明足以临御天下。”又根据《孟子》所引“天降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于是用“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君主”替换“君主没有人就不能确立”的句子，其气势比刘陶的话也开阔英迈，但遗漏了“没有人就不能确立”四个字的意思，但这实际上是诗人、《中庸》的词，刘陶的咏叹，也不是周武王当时的实语。《诗》说：“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孟子》说：“作为百姓的父母，施行政令。”又因为《孟子》两次使用“字”，又替换《洪范》“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的“作”，于是用“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替换“人没有君主就不能安宁”的句子，其辞气比刘陶的话也大不相同，但都是搜罗诗人、《孟子》、《洪范》的话，而不是周武王当时的实语。不是说周武王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只是圣人言语意蕴自然浑成，不像伪造者这样拼凑。从前朱子与侍郎林栗谈论《西铭》，林栗说：“开头说乾称为父，坤称为母。”是以天地为父母，接着又说大君是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大概认为混淆常理秩序的意思，有两个父母相互矛盾的缘故。朱子说：“说大君是我父母的宗子，不是说大君是父母。”侍郎以理学名家，这样写疏文，难道不被人嘲笑吗？林栗说：“我正想被人嘲笑。”第二天弹劾朱子，而朱子极力请求奉祠离职。后来朱子也后悔当时言辞招致攻击，起初没有怨恨林栗的心。从现在看来，林栗谈论《西铭》确实谬误。如果像伪《泰誓》那样，开头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下文就说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自相矛盾。以天地父母为是，那么君主就失之亢奋而僭越；以君主父母为是，那么天地就失之卑微而凌驾。大概只知道《易传》《洪范》《孟子》可以依据，而不知道圣贤的话各有恰当之处，不至于混淆常理秩序而反而相互矛盾。由此说来，反而不如刘陶的话平正通达而不相悖。黄帝正名百物，难道会这样吗？周武王吐辞为经，又难道会这样吗？

《泰誓》下

它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那夏王身上。

《周语》太子晋引用《诗》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近在夏后之世。”

制作奇技淫巧来取悦妇人。

《王制》说：“制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来迷惑众人。”《月令》说，不要有人制作淫巧来动摇君主的心。《汉书·礼乐志》说：“《书序》：殷纣断弃祖宗之乐，于是制作淫声，用来变乱正声，以取悦妇人。”

我战胜受，不是我勇武，是我的文考无罪。受战胜我，不是我的文考有罪，是我小子不善。

《坊记》：“子说善于称颂亲人，过错归咎自己，那么百姓就会孝顺。”《泰誓》说：“我战胜，如此如此。”但两个“受”字都作“纣”。

古人有话说：“安抚我的是君主，虐待我的是仇敌。”独夫受，大肆作威，是你世代的仇敌。

荀子《议兵》篇：“暴国之君，他的百姓看待我，欢喜如父母，回头看他们的君主，

译就像对待仇敌一样。”又说：“商汤和周武王诛杀夏桀和商纣，如同诛杀独夫民贼。”所以《泰誓》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淮南子·道广训》记载：“尹佚说：‘四海之内的人，顺从我的就是我所养育的百姓，不顺从我的就是我的仇敌。’从前夏朝和商朝的百姓，反过来仇视夏桀和商纣，而臣服于商汤和周武王。”

译《淮南子·兵略训》说：审判案件使无辜者获罪，杀戮没有罪过的人。又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向东南方向行进以迎接岁星，到达汜水时洪水到来，共头山崩塌，彗星出现并将柄指向殷人。交战之时，十日在上空混乱，风雨在中间袭击。

崇信奸邪之人，放逐罢黜师保，摒弃典章刑法，囚禁奴役正直之士。

《牧誓》中“崇信奸回”一句，是摘取“崇信”二字而来。《左传》襄公十四年，刘定公说：“师保教导万民。”《正义》引用《泰誓》说：“放黜师保。”《诗经》说：“咨尔殷商，虽然没有老成之人，还有典章刑法。”《史记》记载纣王将箕子囚禁为奴。

树立德行务必使其滋长，去除恶行务必从根本上清除。

《左传》哀公元年，伍员说：“我听说，树立德行没有比使其滋长更好的，去除疾病没有比彻底清除更好的。”又《战国策》中秦国客卿造说：“《诗经》说：‘树立德行没有比使其滋长更好的，去除祸害没有比彻底清除更好的。’崇信奸邪之人，放逐罢黜师保，摒弃典章刑法，囚禁奴役正直之士。”

《左传》宣公四年，王孙满说商纣王暴虐他的臣下，又有奸邪昏乱的句子。《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闵马父说：“奸邪不轨之人，祸害加倍于百姓是可以的。”

你们众位将士，应当发扬果敢坚毅的精神，以辅佐你们的君王。功劳多的，有丰厚的赏赐；不遵从命令的，有显明的杀戮。

《左传》宣公二年，君子说：“彰显果敢坚毅以听从命令，这叫做礼。杀敌叫做果，达成果敢叫做毅。”《易经》中的“戮”字。《易经》中的“易”，就是不遵从的别名。

《武成》

只有先王建立邦国、开拓疆土，公刘能够笃行前人的功业，到了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根基，王季勤勉于王家。我的文考文王能够成就他的功勋，大大承受天命，以安抚四方华夏。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只有九年，大统尚未集齐，我小子继承他的志向，推究商朝的罪过，向皇天后土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祷告。

《国语》中祭公谋父说：“从前我们的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又说：“我们的先王不窋”，这就是称后稷为先王的原因。又韦昭注说：“商朝也称契为先王。”《诗经》说：“即在邰地建立家室。”又《鲁颂》说：“奄有下国。”所以说建立邦国、开拓疆土。《大雅》说：“笃行公刘。”所以说能够迈开前人的功业。《鲁颂》说：“确实是太王，确实开始翦商。”又说：“继承太王的绪业，绵延庙室门社。”《中庸》说：“追尊太王”，所以说奠定王业的根基。又说：“以王季为父，父亲开创基业。”《诗经》说：“天帝建立邦国作为对应，则笃厚其福庆，接受福禄没有丧失。”《中庸》说：“追尊王季。”《礼记》引用《泰誓》说：“我的文考没有罪过。”《文王有声》说：“观察他的成就。”又《诗》《书》所称：“文王受命，假借天命，安住天命以接受方国。”王勃然大怒，整顿军队遏止密谋，于是断绝忽，攻克黎等大国，这是大国畏惧他的威力。虞、芮小国看到揖让的风气，于是让出争田作为闲田。汉南诸侯听说后，归顺的有四十多个国家，这是小国怀念他的德行。所谓九年，是以蹶厥生的年份作为受命元年。所以注疏家于是有文王听断虞芮的颂扬，诸侯归顺，改称元年至九年而去世的说法。大统未集，是指三分天下有其二。《礼记》引用《书》说：“只有我小子没有良善”，所以称予小子。《中庸》说：“武王是大孝，善于继承别人的志向。”现在改为承厥志，是不宜完全照抄《中庸》。但《中庸》所说的志，是制礼作乐的志向；这里所说的志，是想要集齐大统的志向。虽然能使用《中庸》的文字，但不免落入史家“西伯阴行善”的说法，则语言圆滑而意思悖谬。

《左传》哀公二年，卫国太子祷说：“曾孙蒯瞆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等等，以集齐大事，不要使三祖蒙羞。”告于皇天，与《泰誓》中类于上帝相应；告于后土，与《泰誓》中宜于冡土相应。欧阳修知道中间不再改元，认为注疏家是错误的，却不知道“诞膺天命”，只有九年乃是《武成》古文的错误。

《左传》襄公三十年，北宫文子说：“《周书》数说文王的德行说：‘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说的是畏惧而爱戴他。”

《史记》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大概王瑞自太王兴起，武王即位，修明文王的绪业。九年，武王在毕地向上祭祀，向东观兵到达孟津。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于是告知司马、司徒、司寇等官员。齐信栗哉！我无知，凭借先祖有德，臣小子承受先公的功业。毕立赏罚，以定其功。

其勤王家

见于《礼记·祭统》、孔悝鼎铭文说：“其勤公家。”

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在商郊列阵，等待天的休命。甲子日黎明，受率领他的军队，像树林一样会集于牧野。防备有敌对我军，前面的士兵倒戈，攻击后面以北。血流漂杵。

《国语》中伶州鸠说：“王在二月癸亥夜列阵未毕而下雨，以夷则之上宫毕之。那么戊午，是一月。”又说：“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牧誓》说：“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诗经》说：“殷商之

译“军队集结如林木般密集，在牧野射誓，唯有我诸侯兴起。”《史记》记载：“在牧野陈列军队，纣王听说武王到来，也出动七十万人马到达。武王派师尚父和百夫长挑战，率领大军冲击帝纣的军队。纣王的军队虽然众多，但都没有战斗之心，希望武王尽快攻入。纣王的军队都倒转兵器作战，为武王冲击开辟道路。纣王的军队全部崩溃叛变。”

译华夏与蛮貊之地，若不加防范，便不会顺从。

襄公三十年，北宫文子说：“蛮夷率领部众归服。”

如今商王纣无道。

昭公七年，芉尹无宇说：“从前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告知诸侯说：‘纣王做了种种坏事’，因此纣王招致了死亡。”

《史记》记载：殷朝的末代君主纣王，灭绝废弃先王的明德，轻慢侮辱神灵，不举行祭祀，昏庸荒废商朝国都，百姓的苦难显著，上达皇天上帝。武王承受更大的天命，革除殷朝，承受上天光明的命令。

垂拱仰成【《前汉书·薛宣传》提到冯翊垂拱蒙成】

见《后汉书·孝章八子传》说：“清河王被废黜，每日仰赖明主，垂衣拱手接受成命。”

丁未日，在周庙祭祀。邦、甸、侯、卫四服的诸侯，疾速奔走，手执豆笾等祭器。过了三天，庚戌日，举行柴祭望祭，隆重宣告武王的功成。

《礼记·大传》说：“牧野之战，是武王的大事。祭祀完毕后退兵，向上帝柴祭，向社神祈祷，在牧室设立祭奠。于是率领天下诸侯，手执豆器，疾速奔走，追尊太王亶父、王季、文王昌为王。”

到了四月，月亮初生明亮，武王从商都返回，到达丰邑，于是停止武事，修明文治，把战马放归华山南面，把牛放归桃林原野，向天下表示不再使用武力。

《乐记》说：“武王攻克殷商，返回商都，还没来得及下车，就封黄帝的后代于蓟，封帝尧的后代于祝，封帝舜的后代于陈；下车后封夏后氏的后代于杞，封殷商的后代于宋，封王子比干的墓，释放箕子的囚禁，让他恢复商容的职位。对百姓放宽政令，对士人加倍俸禄。渡过黄河向西，把马散放在华山南面不再骑乘，把牛散放在桃林原野不再役使，把战车铠甲涂上血藏入库房不再使用，把兵器倒挂，用虎皮包裹。将帅之臣，让他们成为诸侯，称之为‘建櫜’。这样天下才知道武王不再用兵了。”现在按《乐记》说“不再骑乘马匹役使牛只”，而古文只说“向天下表示不再使用武力”，是想用一个“服”字兼指牛马，这与《乐记》略有不同。又《史记》说“把马纵放在华山南面，把牛放归桃林废墟，收起干戈，解散军队，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

释放箕子的囚禁，封比干的墓，经过商容的里巷表示敬意，散发鹿台的钱财，发放钜桥的粮食，广泛赏赐四海百姓，于是万民喜悦归服。

《史记》记载：命令召公释放箕子的囚禁，命令毕公释放百姓的囚禁，表彰商容的里巷，命令南宫括散发鹿台的钱财，发放钜桥的粮食，来救济贫弱的百姓，命令闳天封比干的墓，命令宗祝在军中享祭，于是罢兵西归，巡视记录政事，作《武成》。

襄公十八年，荀偃祈祷说：“齐环背弃友好，违背盟约欺凌虐待，神灵曾让臣子彪率领诸侯讨伐他。我的官臣偃实际是先锋。如果获胜有功，不要使神灵蒙羞。官臣偃不敢再渡河，只有你们神灵裁决。”《尚书注》说：“这篇叙事多，而王言少，云云。”《周语》说：“伶州鸠说：‘王在二月癸亥夜，陈列未毕就下雨了。’云云，直到所以优柔容纳百姓。”

又卫彪傒说后稷勤劳于周。

《汉书·王褒传》说：“雍容垂拱，永永万年。”

旅獒

人不容易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只有德行能改变对事物的看法。

僖公五年，宫之奇说：“百姓不容易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只有德行能改变对事物的看法，把‘民’改为‘人’，把‘繄’改为‘其’。”

只有攻克商朝，于是开通通往九夷、八蛮、西旅的道路，他们进贡了大犬。太保于是作《旅獒》，用来训诫武王说：“呜呼！圣明的君王谨慎德行，四方夷狄都来朝见，没有远近之分，全都进献地方特产。只有服食器用，君王才彰显德行而赐予异姓诸侯，不要废弛他们的职事。分赐宝玉给伯叔之国，这是用来展现亲情。”

《晋语》范文子说：“君王成就德行而远方的人归附，把他们地方的财货归还给他们。”宣公二年，公嗾使大犬。杜注：“猛犬。”《说文》：“嗾，使犬。”服防作“噉”。《尚书传》说：“獒，大犬。”《尔雅》说：“狗，四尺为獒。”《说文》说：“犬，知人心可使者。”

《鲁语》：陈惠公派人带着隼到仲尼的馆舍，问仲尼说：“隼飞来的地方很远，这是肃慎氏的箭。从前武王攻克商朝，开通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让他们各自进献地方特产，使他们不忘职事。于是肃慎氏进贡楛矢石砮，长一尺二寸。先王想要彰显他美德的深远，以展示给后人，让他们永远借鉴。所以在箭括上刻铭文说：‘肃慎氏的贡矢’。把它分给太姬配虞胡公而封在陈。古代分赐同姓以珍玉，是展现亲情；分赐异姓以远方职贡，使他们不忘服事。所以分给陈肃慎氏的贡品。”《楚语》：申叔时“蛮夷戎狄不归服已经很久了”。僖公七年，诸侯接受地方特产。

《表记》：“孔子说：狎侮会死而不觉。”《淮南子·精神训》：“不珍贵难得的货物，不器用无用的物品。”又说：“珍贵远方的货物，珍视难得的财宝。”

犬马如果不是本地的习性就不畜养。

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国作战，乘坐小驷，是郑国进贡的。庆郑说：“古代大事，一定要乘坐本国出产的马，生长在本土水土，知道它的心性；安于本国的教训，而习惯它的道路。只要所纳之马，没有不如意的。现在乘坐异地产的马，以

译参与军事行动，等到恐惧而变卦，将与人交换混乱。气息狡诈愤懑，阴血周身发作，脉管扩张突起，外表强硬内里空虚，进退无法周旋，不能成功。君主必定后悔。”

译微子之命

王说：“啊！殷王的长子。‘命’字，是仿照《文侯之命》的体例。‘王若曰’：‘猷’，见于《大诰》等篇；‘殷王元子’，见于《召诰》‘有王虽小，元子哉’。大概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所以这样说。开头称呼这四个字，就像《康诰》称呼‘小子封’之类一样。《左传》哀公九年，阳虎用《周易》占卜，遇到泰卦变需卦，说：‘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

只有考察古代，崇尚道德，效法贤人，继承先王，修明礼制，作为宾客侍奉王家，与国家共享荣耀，世代无穷。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皇武子说：“宋国，是先代之后。在周朝作为宾客，天子有祭祀之事就赐肉，有丧事就拜谢。”文公二年，称之为崇尚道德。昭公二十五年，宋国的乐大心说：“我不输送粮食，我在周朝是宾客，怎么能让宾客改变身份呢？‘作宾’二字，是用‘虞宾在位’的字眼，取‘利用宾于王’的句子。”《礼记·郊特牲》说：“世代相承而立诸侯，是效法贤人。以官爵授人，是德行的等差。”又说：“天子存留前两代之后，如同尊重贤人。尊重贤人不超过两代。”

崇尚道德又见于《武成》。

唉！你的祖先成汤，能够齐正、圣明、广大、深远，皇天眷顾保佑，隆重地承受天命，以宽厚安抚百姓，铲除邪恶暴虐，功业加于当时，德行流传给后代。

这段称颂成汤的德行，以引出下文封微子的意思。“乃祖”二字，见于《盘庚》；“齐圣广渊”，见于《左传》称颂八恺；“皇天眷佑”，见于《周书》；“诞受厥命”，见于《周书》。

你只有践行修明他的道，旧有的美好法度，恭敬谨慎能够孝顺，严肃恭敬对待神和人。

《左传》文公元年“践修旧好”。

我嘉奖你的德行，说坚定不忘。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敬服王命，以绥四国”。

见于《左传》僖公十二年：“王说：‘舅氏，我嘉奖你的功勋，应和你的美德，说督不忘，去践行你的职责，不要违背我的命令。’大概是周襄王命令管仲的话。现在删去‘勋应乃懿’四字，改‘谓’字为‘曰’字，而直到篇末才说：‘去吧，只有林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以蕃王室

襄公二十九年，子展说：“坚事晋、楚，以蕃王室。”又，《蔡仲之命》，也用此句。

《左传·僖公七年》：“许男面缚衔璧，大夫穿丧服，士抬着棺材。楚子问逢伯，回答说：‘从前武王攻克殷商，微子启就是这样。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束缚，接受他的玉璧，给他穿上衣服，烧掉他的棺材，以礼对待并命令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武王攻克殷商，微子于是拿着祭器，来到军门，肉袒面缚，左手牵羊，右手拿着茅草，跪行向前报告。于是武王释放微子，恢复他的伍籍。”成王诛杀武庚，于是命令微子代替殷之后，在宋国建国。微子手缚于后，所以用口衔璧，又怎么能牵羊拿茅草呢？这都是司马迁的妄说。

蔡仲之命

“蔡仲”二字，见于《左传》定公四年“春三月，其子蔡仲改行帅德”，这是祝佗的话。“之命”二字，见于《左传》说：“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也。又《微子之命》《康王之诰》，都效法文武之命如此。

现在按祝佗的话，可以知道《周书》四篇逸失三篇：一《伯禽》，二《康诰》，三《蔡仲》是也。只有《康诰》一篇存世。有人说：《伯禽》，注云：周公世子，当时周公只派伯禽去鲁国，所以都附在《伯禽》。大概指上文分器而言。子说这是逸书可以吗？说：不是这样，这是注家的浅陋。上文说分给鲁公大路等等，而后缀之曰“命以伯禽”，与下文分给康叔等等而命以《康诰》，分给唐叔等等而命以《唐诰》，同一例也。那两篇是书的篇名，而《伯禽》独不是书的篇名吗？大概像《太甲》《盘庚》《微子》之类，直接用名篇，而其体则是诰。不然，鲁公就是伯禽，上文说分鲁公，而下文又说命以伯禽，复成何等文理哉？《伯禽》与《康诰》《唐诰》同为诰之篇名，不辨可知矣。但今百篇之序不言《伯禽》，者同注家之误也。不然，其意以为删之而不必序也，观《唐诰》不序可见。然封伯禽《唐诰》，其诰决不苟，当为逸书。或曰：如吾子之言，三篇皆逸，而《蔡仲之命》为后人所补，则后人何以独不补《伯禽》《唐诰》？曰：周之诰，大抵多出于周公，其言闳肆广大，非包涵宇宙胸襟不能及也。观诸《康诰》体制，则后之人掇拾饤饾，安可比并，是以畧而不敢补耳。唯《蔡仲》则《左传》之文畧具本末，可以凑合成篇，然自识者视之，真为儿戯耳，而亦足以笼蔽数十百万之耳目，独何故哉？笃信古书之过，遂至于受欺也。或曰：上文“命以伯禽”等凡有数“命”字，而其下则谓之“诰”，然则

译《蔡仲》篇中虽然有“命诸王命书云”这两个“命”字，也应当去掉这两个“命”字，只命名为《蔡仲》，这同样是诰体的文体。回答说：你的见解是正确的。

译只有周公位居冡宰，整顿百官，各位叔父却散布流言。

“惟”字仿效《洪范》《召诰》，“周公”二字用得极无见识，败坏大体，蒙蔽王纲，违背天理，迷惑千载之人。因此后来那些蠢蠢欲动、固执己见、不顾义理的人，便作诗说：“假使当年周公身死，那么他一生的真实情况又有谁知呢？”于是圣人的心意开始无法昭示于天下，人们以为周公保全名声是庆幸于没有立刻死去，而行善的人因此懈怠了。人们又哪里知道古文伪书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呢？有人惊讶地问：“请问这是为什么？”回答说：“你考察祝佗的话，那么谁真谁假、谁得谁失，就清楚得像数一二一样了。”祝佗说：“管叔、蔡叔勾结商朝遗民，离间王室。”这八个字之间，知晓大体，提挈王纲，遵循天理，昭明千载。管叔、蔡叔的罪过不可赦免，而周公的心事就像青天白日一样明朗。《左传》虽然是贤人以下的人所说，但却是当时耳闻目睹的人，所以能得知事实。伪书假托圣人之口，人们也不怀疑而相信它，于是圣人真的被上下所怀疑，也无可奈何。这难道不是危害天理而肆无忌惮到了极点吗？管叔是哥哥，周公是弟弟，对着周公称“各位叔父”，这是思考不周到，不顾文理的矛盾。它说：“位居冡宰，整顿百官，而各位叔父散布流言”，这是它思考所及之处，想要阐明周公未曾践阼（即位）的大义。“冡宰”一词见于《周礼》，“百工”一词见于《虞书》，又用三个字、两句话模仿《周礼》的文法。“各位叔父”一词改自《金縢》的“管叔及其各位弟弟”。“金縢”称管叔，是相对于武王去世而言的。

于是将管叔放逐到商地，将蔡叔囚禁在郭邻，用七辆车，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不与他同列。

昭公元年，子大叔说：周公杀管叔而流放蔡叔，难道不是因为爱护王室吗？上面的“蔡”字，《说文》作〇，从杀下米□，〇是散的意思。周公的心意明白正大，当时即使是披坚执锐的人也知道，所以说：“周公东征，四方归服，哀怜我们这些人，也非常宽大。”那么他不因一己的流言而放逐管叔、囚禁蔡叔、降黜霍叔，是可以知道的。为何不看看《大诰》及以下八篇呢？当时管叔、蔡叔勾结商朝，王室动荡，确实是重大变故。祝佗的话符合当时的事实，伪书者依据《金縢》的话而不考察下文“罪人斯得”的缘故，又不参照《大诰》及《诗经》中《东山》《破斧》等篇而失误，于是将周公视为真的，好像是为了自己而诛杀管叔等人，多么暧昧偏狭而不顾道理到了这种地步啊！祝佗说：“君王于是杀管叔而流放蔡叔。”他的话谁真谁假、谁得谁失，也清楚得像数一二一样了。他一定要改祝佗的话，为什么呢？倚仗《金縢》作为证据的缘故。而天下的大势昏暗得像无知一样。祝佗只说杀管叔，而这里增加了“放逐到商地”四个字，“放逐”是因为《金縢》中“我之弗辟”而误用的。“弗辟”的“辟”就是“避”字，因为上文有“我”字，就以为是周公放逐。又襄公二十五年，子产说：“罪在何处，各致其刑。”“商”地的“商”是改自“监殷”的“殷”字。“蔡”是流放，拘囚就是诛杀了。郭邻是“蔡”的换字。《左传》没有霍叔这一节，这里增加它，是为了终结《金縢》的“各位弟弟”及本篇上文的“各位叔父”。又《史记》同“三年不齿”，见于《周礼》大司寇。现在按“以车七乘”下《左传》还有徒七十人，现在删去它，是为了显示文词富盛，不必完全使用《左传》文字，而且又拘泥于上下句，想要整齐的缘故。这是用心勤勉了，但认为有一个字关乎名教则不是。

蔡仲能够遵循恭敬的德行，周公让他担任卿士。蔡叔死后，于是任命他治理蔡国。

《左传》有“其子”二字，而这里删去它，大概是因为这里增加了霍叔一事，那么不知道他是蔡叔的儿子呢，还是霍叔的儿子呢，所以删去“二字。只说“蔡仲”二字，大概让人能以“蔡”字贯通于蔡叔吧。《左传》有“改行帅德”的话，而这里改为“克庸祗德”，是不想完全相同于《左传》文字，所以将那四个字换在“王若曰”之下。但从现在看来，“王若曰”之下果然有这四个字，那么祝佗必不会据为己有。四个字既然出自祝佗之口，那么“王若曰”之下决无这四个字。“曰克庸祗德”的说法，仿效“克明峻德”“克慎明德”之类。“只德”见于《吕刑》，又“庸”“祗”各删去一字，见于《康诰》。《左传》有“周公举之以为己卿”而这里删去“举之”与“己”三字，是不想完全相同于《左传》文字，人们因此显示经文简质，使后来的儒者读之欣喜夸张，说“经文简古，非传文可比”。大概读到“叔卒”而其文拙劣了。“仲”之上既无“其子”字，“叔”之上又无“乃父”字，有像雁行一样，而子却像父，兄却像弟，几乎扰乱次序，岂不拙劣得很吗！想其

译人还傲慢地得志，必定说“对于经典古文，谁敢不凭自己的心意去防备”，难道想要对损害原意的文辞产生怀疑吗？传文中没有“叔卒”二字而这里增加了，是为了显明今文经的得失，以及传文的缺漏。“卒”这个说法，是因为下文有“考”字而得出的。传文中有“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说“今以命易见以邦易命”，而删去这七个字的，其用意与上文删去“举之”和“已”三字的意思相同。“王若曰：小子胡，惟尔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尔侯于东土，往即乃封，敬哉！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率乃祖文王之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

译传文中只说“王曰”，而这里增加了“若”字，是效仿前后经文中“王若曰”的格式。称“小子胡”，是效仿“小子封”的称呼。传文中只有“胡”字，而这里加上“小子”，也是为了与传文有所区别。传文中没有“惟尔”二字，“率德”二字在改行之后，“率”字在传文中写作“帅”。“克慎厥猷”，是比拟《诗经》中的“克慎其德”。又如《文侯之命》中的“克慎明德”，前句用的是其体例，这里用的是其字义。下文有“大小猷”，“肆予命尔侯于东土”，是效仿“肆尔在兹东土”。“往即乃封”，是效仿《康诰》中的“往哉封勿替敬典也”。“尔尚”二字见于《酒诰》，“盖前人之愆”见于《鲁语》，臧文仲说：“孟孙善于中道，大概可以掩盖穆伯的过失而守护其后代在鲁国吧？”“惟忠惟孝”，是运用《孝经》的意旨，效仿“惟君惟长”。又如“迈迹”就是“迈种德”中的“迈”字，“自身”就是躬行的意思。“克勤”二字共出现三次，“无怠”二字共出现四次，“垂宪乃后”共出现两次。“率乃祖文王之彝训”，“率”字用的是《诗经》中“率由”的“率”字。然而这又犯了上文“率德”中“率”字的重复，“彝训”二字见于《酒诰》，此句又是因下句“尔考”而翻出的。传文中只有“毋若尔考之违王命也”，而这里上文增加的内容，也就像《禹谟》中增加《论语》的文字一样。

皇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常定，只怀念施恩惠的人。做善事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治世；做恶事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乱世。你要警戒啊！谨慎于开始，也要谨慎于终结。始终谨慎，就不会陷入困境；不谨慎于终结，最终就会陷入困穷。

僖公五年，宫之奇说：“《周书》说：‘皇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之人。’”注解说：“逸书正义说：这是《蔡仲之命》的原文。开头四句就是《太甲》下篇开头的四句，‘为善不同’就是‘德惟治’那六句，只是小有出入。其下文关于初终的告诫，就是‘终始慎厥与’的意思。这可以看出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意旨一致。又下文没有‘作聪明乱旧章’与‘防以辨言乱旧政’、‘防以侧言改厥度’这样的词句，虽然避开了《多方》的句式，但情状终究无法掩盖。襄公二十五年，太叔文子说：‘君子的行为，要思考其终结，思考其反复。’《书》说：‘谨慎于开始而敬重其终结。’杜预注：‘逸书正义说：《蔡仲之命》说‘慎厥终’，‘终以不困’。’这里所引用的，大概就是那篇文章。学者各自传授所听到的，文字有改动，或者引用其意而不全引其文，所以不同。大概‘慎厥初’就是‘慎始’，‘惟厥终’就是上文‘思其终’，所以显得混乱，有什么不同呢？”

周官

地位不期望骄傲，俸禄不期望奢侈，恭敬节俭才是德行，不要承载你的虚伪。

《战国策》中平原君引用公子牟与应侯的话说：“尊贵不与富有相约，而富有到来；富有不与粱肉相约，而粱肉到来；粱肉不与骄奢相约，而骄奢到来；骄奢不与死亡相约，而死亡到来。累世以前，坐此而死的人很多。”孟子说：“侮辱掠夺别人的君主，怎么能算是恭敬节俭？恭敬节俭难道可以用声音笑貌来表现吗？”约取这两本书的意旨，以成就这四句辞令，确实也很妙啊！襄公二十年，君子说：“《诗》说：‘淑慎敬止，无载尔伪’，这就是信的意思。”杜预注为逸诗，晋人见《诗经》中没有这两句，就将其当作《书》的内容。

三公三孤

《周礼》司服：王为三公、六卿赐给衮服。公的服饰，从衮冕以下，如同王的服饰。孤的服饰，从希冕以下，如同子、男的服饰。卿大夫的服饰，从〇冕以下，如同孤的服饰。

典命：王的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的孤，四命。巾车：孤乘坐夏篆，卿乘坐夏缦，大夫乘坐墨车。司常：王建太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射人掌管国家的三公、孤、卿、大夫的位置：三公北面，孤东面，卿大夫西面。其法度：三公执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孤卿大夫以三耦相配。孤卿大夫的法仪。司士：三公北面，东上；孤东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孤卿特揖。太仆掌管三公、孤、卿的吊唁慰劳。王不视朝，则向三公及孤卿辞别。弁师：孤、卿、大夫的冕。小司寇：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贾谊说：从前成王还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太保保护其身体，太傅教导其德义，太师指导其教训，这是三公的职责。于是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乐的人。所以从孩提有识开始，三公、三少就因明孝仁礼义来引导习之。《文王世子》说：太傅审察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的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谕而德成也。师也者

译（师者），是用事务来教导他，并将德行晓谕给他的人；保者，是谨慎自身并辅助他，将大道晓谕给他的人。《记》说：虞、夏、商、周有师和保，有疑丞，设立四辅及三公，不一定都要备齐，只在于任用有才能的人。现在考察《周礼》，孤位列在三公之下、卿大夫之上，却没有三孤的名额。贾谊有“三公”、“三少”的名额，却没有“三孤”的称谓。现在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这正是采用贾谊《保傅》篇的说法，而特意将“三少”的“少”字，改为《周礼》中的“孤”字罢了。大概《周官》这一篇，完全是依据《周礼》一书编纂而成的。《周礼》中三公及三孤没有固定的职位，没有专门的职掌，乃是六卿兼任的官职。所以周公、召公都以太师、太保的身份兼任冡宰，延续到宣王时期，周王命令卿士太师皇父，仍然遵循旧制。大概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可以兼任就兼任，得不到合适的人选不可以兼任，就直接空设职位而不轻易任命。所以《周礼》一书对于公、孤不说明他们掌管什么，不详细叙述他们统领什么，只是因为他们的服饰、地位、礼仪等级，才偶尔提及罢了。撰写古文的人，也窥见了这个用意，所以首先按照《周礼》的体例，将三公、三孤放在六卿之前论述，其义理就是这样。

译如果遵循古来的大道，就要在动乱发生之前建立治理，在国家危亡之前保全邦国。

老子说：“在事情尚未形成时就着手去做，在动乱尚未发生时就加以治理。”

谨慎地发布政令，政令一旦发出就必须执行，不能反复无常。

《汉书·刘向传》中，刘向呈上奏章，引用《易经》说：“涣汗其大号，意思是号令如同汗水，汗水流出就不能收回。”现在颁布了良好的政令，还没来得及过多久就反悔了，这就像汗水流出来又缩回去一样。又说：“发布政令如果像汗水流回体内一样反复无常，任用贤才如果像转动石头一样轻易改变，罢黜奸佞如果像拔起大山一样艰难。”《后汉书·胡广传》说：“政令如同汗水，只出不回。”

推崇贤才，礼让能人，众位官员才会和谐。如果不和谐，政治就会混乱。

刘向在奏章中说：“舜任命九位官员，他们恭敬谦让，这是极致的和谐。众位贤人在朝廷上和谐，那么万物在民间也会和谐。”又说：“混杂众多贤人，如果不严肃和谐，就要推崇谦让的风气，以消除纷争的诉讼。”又说：“这些都是不和谐的表现，是贤能与不肖之人地位颠倒所导致的。”

用公心灭除私欲。

《左传》文公六年，防骈说：“用私欲损害公义。”《汉书》中，贾捐之推荐杨兴说：“秉持公心，断绝私欲，就像尹翁归那样。”

推崇贤才，礼让能人，众位官员才会和谐。如果不和谐，政治就会混乱，就要举荐能胜任的人担任官职。只有你们的能力相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就是你们不能胜任。

《荀子·仲尼篇》说：“在万乘之国独享宠幸，要想没有后患，没有比更好地与君主同心、援引贤才、广泛施恩、消除怨恨、而不妨害有才能的人更好的方法了，能够胜任就要谨慎行事。如果这种道不能胜任，并且担心失去宠幸，那么不如早点与君主同心，推崇贤才、礼让能人而安心地跟随其后。像这样，得到宠幸就必然荣耀，失去宠幸就必然无罪，这是侍奉君主的法宝，也是必定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明智的人做事，满了就考虑谦退，平了就考虑危险，安定时就考虑危机。

班固《燕然山铭》说：“恭敬辅佐圣明的君主，登位辅翼王室，纳入大麓之地，保持清明并使之光辉。”

学习古代的道理然后进入官场，议论政事要根据法度来制定。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说：“我听说，先学习然后才进入政事。”这五句话，是用了这个意思。昭公六年，叔向说：“从前先王议论政事根据法度来制定，不预先制定刑法条文。”这句话，不是省略了。因为前面有“先王”二字，所以这样写。所谓搜罗典故来使文意更加充实，就是这个原因。

君陈

我听说：“极致的治理产生馨香，感动神明。黍稷并不是馨香的，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的。”

《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说：“《周书》又说：‘黍稷并不是馨香的，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的。’它上面的文字说：‘鬼神并不亲近人，只辅助有德行的人。’下面的文字说：‘如果晋国夺取了虞国，却用光明的德行来进献馨香，神明难道会吐出来吗？’这就是‘极致的治理，馨香感动神明’的意思。那么所谓的‘我听说’，是从哪里听来的呢？”“是从宫之奇那里听来的罢了。”

你不要对愚顽的人忿怒疾恨，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要有包容，德行才能广大。

《国语》中富辰说：“现在因为小的忿怒就抛弃他。”《论语》说：“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富辰又说：“《尚书》上有这样的话：‘一定要有忍耐。’如果能够成功。注：‘若’就是‘乃’的意思。只有你拥有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对兄弟友爱，能够施行政治，任命你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

《国语》中单襄公说：“晋襄公说：‘欢，这是他的孙子，而且拥有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不是这个人又是谁呢？’《论语》说：‘孝顺啊！只有孝顺，对兄弟友爱，施行于政治。’现在写作‘克施’。”

你有好的计谋和好的规划，就进入内宫报告给你的君主，你然后在外面顺从地执行，说：“这些计谋和规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臣下如果都像这样，只有良善的人才会显耀啊。

《礼记·坊记》说：“子夏说：‘有了善行就归功于君主，有了过错就归咎于自己，那么百姓就会效忠。’”君陈说：“你有好的计谋，等等。”显耀啊！但是“后”字都写作“君”，“斯”字都写作“此”，没有“臣人咸若时”这句话，而在末句增加了“是”字。

大凡人们没有见到圣人时，好像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后，也不能遵循圣人的道。你要警戒啊！

《礼记·缁衣》中君陈说：“没有见到圣人，好像已经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从前周公做万民的师保，百姓怀念他的德行，你要谨慎地对待你的职守，遵循常法，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这样百姓才能得到治理。

《左传》襄公十四年，刘定公说：“从前伯舅太公，辅佐我们先王，作为周室的股肱，做万民的师保，世代承袭太师的职位，以表彰东海一带。现在我命令你环绕这里，遵循舅氏的典章，继承你祖先的基业，不要辱没你旧有的功业。要恭敬啊，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出入于你的师位和虡位，众多的言论相同就加以演绎。

《礼记·缁衣》中君陈说：“出入的众多言论，相同就没有准则就加以演绎。”这两个字。

只有百姓生活丰厚。

《左传》成公十六年，申叔时说：“百姓生活丰厚而德行端正。”

毕命

树立风声教化，不遵循训典。

《左传》文公六年，君子说：“同时建立圣哲，树立风声教化。”又说：“告诉他们训典。”《史记》说：“康王命令作防，毕公分别居住里巷，在成周郊外作《毕命》。”

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法。

《左传》昭公二十年，叔孙昭子说：“那么戴公和桓公，骄纵奢侈无礼，已经非常严重，混乱就在这里。”

《国语》中，叔向说：“桓子骄纵奢侈，贪欲没有止境，违背法度来实行自己的意志，借贷积聚财货。郤昭子倚仗他的财富和宠幸，在国家中骄纵，他的宠幸很大了。一朝灭亡，没有人哀怜他。只是因为没有德行。”

《国语》中，叔孙穆子说：“这就叫做世代享受俸禄，并不是不朽的。”《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御孙说：

译节俭，是美德的共性；奢侈，是罪恶中最大的。

只有您努力修德，能在细微小事上勤勉，辅佐光大了四代君主，以严肃的态度率领下属，防止不遵从师命的人，美好的功绩多于先王，我这个小辈垂衣拱手，仰赖您的成就。

译晋语中，知伯对国君说：“君子能够勤勉于细微之事，因此没有大的祸患。”《淮南子·道应训》记载：周武王的辅佐有五人，许慎注释说是周公、召公、太公、毕公、毛公。武王对于这五个人，没有亲自处理过一件事，然而却垂衣拱手而承受了成功的功业，这是善于借助他人的资力啊。【《公羊传》记载孔父严肃地站在朝廷上】

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他的国家。

《左传》襄公十四年，刘定公说：“从前伯舅太公，辅佐我先王，改用了‘左右’二字。而《君陈》篇使用了‘师保万民’这一句，又使用了‘兹率’二字。”

唉！父师，现在我恭敬地命令您，以周公的事例来行事。

“父师”二字，见于今文《微子》。《左传》襄公十四年，刘定公说：“现在我命令你环。”下文说“不遵循训典”，又变成了“遵循舅氏的典章”。

四方夷族左侧衣襟，防备他们不能全都信赖。

《左传》襄公十四年，刘定公说：“王室的不败坏，全靠伯舅啊。”

恭敬地顺承先王的功业，以美善于前代的政治。

刘定公说：继承你祖先的德行，不要辱没你旧日的基业。

道运有升降，政令随着风俗而变革。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叔向评论宋国的音乐，难道是因为宋国的升降吗？

表彰善行，憎恶恶行。

《缁衣》篇说：“拥有国家的人，表彰善行，憎恶恶行，以显示对百姓的厚道，那么百姓的情意就不会有二心。”

只有十二年六月庚午日初七，过了三天壬申日，周王从宗周步行到丰邑，率领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保护治理东郊。

《洪范》说只有十三年，见《召诰》。到了来年三月，丙午日初七。过了三天戊申日，又上文说：“周王从周步行，于是到达丰邑。”

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他的国家，警惕殷商的顽民，将他们迁到洛邑，靠近王室。

《洛诰》说派人来，警惕殷商见《大诰》。上天也用来勤勉警惕我的百姓，《多士》说：“我只在这个时候迁移你们居住在西边。”《周本纪》说：“武王说：不要远离天室。”《多士》又说：“迁移远近。”又说：“现在我在洛邑建立大邑等等。”你们年轻人于是兴起，跟随你们迁移。该篇开头说：“周公初次在新邑洛，用来告知商王的士人。”又《多方》、又《皇明文衡》，有辨别顽民的说法。

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始，只有君陈能够和谐地维持中途，只有毕公能够完成最终。

《洛诰》、《多士》、《多方》所警惕的殷商百姓，都是周公。所以说：“能够谨慎地开始。”《多方》说：“这时你们起初，不能恭敬于和谐，那么不要怨恨我。”所以说：“君陈能够和谐地维持中途。”君陈想必在年龄和德行上都比毕公尊贵，所以排在周公之后而排在毕公之前。然而经传中没有别的明文，这是什么缘故呢？仔细考察，因为已经见到圣人，不能由圣人，只有周公可以担当“圣”字，所以让他继任周公吗？

依仗奢侈，灭绝道义，穿着华丽的衣服在人前炫耀，骄傲淫逸，自夸自大，将会以恶果告终。

《左传》昭公元年，子产回答叔向说：“子晢无礼而喜欢欺凌人，依仗富有而轻视他的上级。又在此之前，徐吾犯的妹妹美貌，子晢盛装进入，放下币帛而出。又后来，子晢生病，子产数落他说：‘人谁不死？凶恶的人不能终享天命。’”《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庆封的车子华美，叔孙说：“穿着华美而不相称，必定以恶果告终。美车做什么？”二十八年，叔孙穆子说：“善人富有，叫做赏赐；淫人富有，叫做灾殃。上天将降灾殃于他，大概将聚集而消灭他们。”

虽然收敛放纵的心，闲居其中也很艰难。

孟子说：“仁是人心，义是人路。”接着说：“放纵他的心而不知道寻求，舍弃他的路而不走，悲哀啊！”说人知道心是心，不知道仁是心，所以说：“仁是人心，使人知道仁切于日用，不可片刻放纵。”现在放纵仁而不知道寻求，这就是放纵他的心而不知道寻求了。人知道路是路，不知道义是路，所以说义是人路，使人知道义切于所行，而不可片刻舍弃。”现在舍弃义而不走，这就是舍弃路而不走了，难道不是极其悲哀吗？大概放纵心，是放纵仁的比喻；犹如舍弃路，是舍弃义的比喻。不是直接把心当作仁，如果直接把心当作仁，这就犹如直接把路当作义了。把比喻当作道理，可以吗？把比喻当作道理，尚且不可以，何况直接指认比喻为真实，而忘记它是比喻，那么文理就不贯通，而前后错乱，其不可行，是明显的。孟子下文又说：“人有鸡犬放走了，就知道寻求；有放走了心而不知道寻求的，也是承接上文放纵仁而言的。”说仁犹如心的切近，不像鸡犬是外物相比，知道寻求外物的鸡犬，而不知道寻求切身的仁，不知道轻重的差别甚大。又说：“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寻求放走的心罢了。”也是承接上文说寻求放走的仁罢了，不是直接把比喻当作真实，而就说成是寻求放走的心。如果把比喻当作真实，而就说成是寻求放走的心，那么文理就不贯通，前后错乱了。古人的文章，不像后人的对仗，下文只说寻求放走的心，而不知道说走正路的人，是省略文字。说这个那么那个可以类推了，这也是说：“人有舍弃路而不走的，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由他舍弃路罢了。”这是一贯的，难道可以把比喻当作真实，而就说成是由他舍弃路吗？作伪书的人，大肆掠夺没有满足，善于掩盖遮掩，到这里就忘记了孟子的上文，而独自剽窃

译其下文“放心”二字，又于孟子前篇“闲先圣之道”下文，亦有“正人心”之说，又剽窃“闲”之一字，缀以“惟艰”之文也。由此后世大儒，虽英明豪杰之士，亦为其所蒙蔽禁锢，皆以为真是寻求放失的本心，遂使孟夫子的文辞前后矛盾冲突，分为两截，这难道不是不善抄袭者之过吗？有人问：“您说孟子的文章不容分为两截，是对的，于是便以《古文尚书》抄袭孟子，恐怕未必如此吧。”那么您究竟依据什么，而断定它出自孟子且抄袭不善呢？回答说：它所抄袭的不止一处。如说“考察众人意见，舍弃己见听从他人”，说“不虐待无助之人”，说“我居于帝位三十三年”，说“年老力衰厌倦于政事”，说“只有这些臣民，恐怕会干扰我的正道”，说“惩罚不及后代，赏赐延及子孙”，说“好生的德政融洽于民心”，说“可敬的不是君主，可畏的不是百姓”，说“万姓仇视我”，说“郁结在我心中，脸厚而羞愧”，说“成汤流放夏桀”，说“坐着等待天亮”，说“囚禁于桐宫”，说“王前往桐宫”，说“任用官员只选贤才”，说“平民百姓不能自我完善”，说“傅说在傅岩野外筑墙”，说“无耻且有过错”，说“借鉴先王的成法，永远没有过失”，说“我不能使继任者成为尧舜，心中羞愧如同在市集受鞭打”，说“一人不得其所，就说这是我的罪过”，说“君主是百姓的父母”，说“罪人连坐，官员世袭”，说“其鉴戒不远，就在那夏王”，说“独夫受”，说“大告武成”，说“进攻后方以北，血流漂杵”，说“建立官职只选贤人，安排事务只选能人”，说“所珍视的只是贤人”，说“堆山九仞”，说“恭敬节俭只有德行，不要承载你们的虚伪”，说“百姓生活丰厚，因外物而有变迁”，说“万世同流”，说“恐惧警惕”，说“纠正其错误的心”。它所抄袭的，难道只是“放心”而止吗？唯独抄袭“放心”这一处，不顾前后矛盾，孟子的本意，蒙蔽了后世儒者的聪明，我因此如此揭发摘引。至于像“洚水儆予”之类，则是搜罗无遗，所以要取信于后人，并非简单的蹈袭。只是改窜易置，穿凿附会的变化多，时常与孟子所引用的相背而驰，也不再是《尚书》的本经。其侮辱圣人之言而肆无忌惮者多矣。仁人君子想要尽忠于圣人，而恢复本经的，请仔细选择吧。

译唉！父亲与老师，如今我恭敬地奉行公命，以周公之事前往吗？辨别善恶，表彰其居所，彰明善行，憎恨恶行，树立良好的风气。不遵循训诫典章，改变其井田疆界，使他们能够敬畏仰慕。明确划定郊野边界，谨慎巩固封疆守卫。

《君陈》、《毕命》两篇，是因为《多士》、《多方》等篇中有“谨慎对待殷人迁往洛邑”的说法，而周公在洛邑只有七年。

毕命考

师旷说：“师延，是靡靡之音，武王伐纣时，师延投濮水而死，所以听到这种声音，一定是在濮水之上。”《乐记》说：“这五种都混乱，互相凌驾，叫做慢。”又说：“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之音。政治涣散，百姓流离，欺骗上级，谋取私利，而无法制止。”

君牙

现在任命你子翼作为股肱心膂，继承你旧日的职务，不要辱没祖辈。〇推行五常之教，调和民众的法度。你自身能够端正，谁敢不端正？民心能够中正，只在于你的中正。

子翼见于《臯陶谟》及《周书》。太子晋说：“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农民人也。”襄公十四年刘定公说：“纂乃祖考，无忝乃旧”，现在改为“缵乃旧服，无忝祖考”。凡是刘定公的话，使用不一而止。下文乃是“惟由先正旧典”，即变兹率舅氏之典，率乃祖考之攸行”，又使用“率”字。

王说：“唉！君牙，只有你的祖先，世代忠诚坚贞，为王室效劳，有显著的成绩，记载在太常之上。”

《周礼·司勲》：凡是有功劳的人，铭刻在王的太常之上，在大烝祭祀时，司勲宣告他们。

夏天暑热多雨，小百姓只说怨恨叹息；冬天严寒，小百姓也说怨恨叹息。这真是艰难啊！思考其艰难，以谋划其容易，百姓才能安宁。

《缁衣》君雅说：“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下句没有“咨”字。《老子》无为章：“图难于其易”，只有我小子继承文武成康的遗绪，也只有先王的臣子能够辅佐治理四方。心中的忧虑危险，如同踩到虎尾，涉足春冰。

“惟予”二字，见于《顾命》；“小子”也见于《顾命》；“嗣守文武”四字，也见于《顾命》。《中庸》说：“缵绪”；《顾命》说：“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又说：“其能而乱四方。”《诗》说：“心之忧矣。”《易》说：“履虎尾。”《诗》说：“如履薄氷。”又《荀子·君臣篇》：“狎虎则危，灾及其身。”而引《诗》说：“不敢暴虎，一节如履薄氷。”

冏命

只有我一人不善，实在依靠左右前后的士人，匡正我的不足，纠正我的过失，纠正我的非分之想，使我能够继承先烈的功业。现在任命你做大正，纠正群仆侍御之臣，勉力你的后德，共同修补缺失。

《礼记》引《泰誓》说：“惟予小子无良。”孟子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楚语》引卫武公说：“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说：“必交修予无予弃也。”贾谊说：“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衞翼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后文又说：“太傅匡其不及。”《史记》穆王担心文武之道缺失，于是命令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臩命》。

尚书考异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考异卷五

明 梅鷟 撰

伏生所传的圣人经典，被晋人以壁藏古文之名，擅自改动者很多。这是圣经的一大厄运，无法得知了。幸好徐广、司马贞等贤人君子，以及唐人的正义，略存一二，尚可考证，谨列于左。

尧典

辩章百姓

司马贞说：“辩字，古文《尚书》作平，史迁作便，此文盖读平为浦耕反，平既训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便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縁反，便则训便，遂为辩章。邹诞生本亦同也。”

辩秩东作

司马贞说：“古文作平秩，史作便程。”

申命羲叔宅南交

南交下有曰明都三字，郑注云南交下三字摩灭，故以意补之。”伪古文直无此三字。伪孔安国传曰：“南交者，夏与春交也。”司马贞曰：“孔注未是。然则冬与秋交，何故下无其文？且东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独不言地，乃云与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有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畧举一字，名地“南交”，则是交趾无疑也。今按小司马之辨，极有功于圣经，可见伪书伪传，私见妄削，非出壁藏之实矣。蔡沈不述郑注“南交下三字摩灭”之故，及晋人任意削去之罪，其顿忘伏生书之为圣经甚矣。罪岂〇灾也耶？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者，犹有摩灭之形迹；僭号古文，目为藏壁者，顾无三字之影响，而乃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