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考异卷一

译学习欧阳氏的《尚书》。

荣氏世代相承传授，在东汉时期最为兴盛。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杜林同郡的贾逵为此作训诂，马融作传，郑玄作注解，因此古文《尚书》于是显扬于世。现在考察范蔚宗历述伏生今文《尚书》及安国古文《尚书》传授的始末，清晰可寻，于是完全剔除荒诞不经的说法，使人得以有所考证，由此可知晋代出现的古文二十五篇决非安国所传的本子，这是多么精详而简明恰当啊！班孟坚对此应当感到惭愧了。为什么呢？伏生《尚书》传授的三家皆得以立于学官，这本来毫无疑问；安国《尚书》唯独未能立于学官，于是人们便认为它流落民间，直到东晋才显扬。现在看安国传授的几代直到孔僖时代，传授古文《尚书》，这是他的子孙所传承的。都尉朝、庸譂、尹敏、盖豫、周防、丁鸿、杨伦、杜林、贾逵、马融、郑玄，这是他的弟子所相继传承的。虽然未能立于学官，但其家传及弟子间的相继传承，正说明它是西汉时期的伪古文，而不是晋代才开始出现的古文，这就很明白了。

译《隋书·经籍志》记载：

汉代济南伏生口传《尚书》二十八篇，又有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献给朝廷。伏生撰写《尚书传》四十一篇，传授给同郡的张生。张生传授给千乘的欧阳生，欧阳生传授给同郡的儿宽。儿宽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传到曾孙欧阳高，称为《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向张生受业，传授给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授给族子夏侯胜，成为大夏侯之学。夏侯胜传授给堂兄之子夏侯建，另立为小夏侯之学。因此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并立，直到东汉东京，相传不绝，其中欧阳学最为兴盛。起初，汉武帝时，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孔子末孙孔惠所藏之书，文字都是古文。孔安国用今文校对，得到二十五篇，《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的不同，又与济南伏生所诵的五篇相合。孔安国并依据古文，划分篇第，用今字抄写，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错乱，无法再读，一并送到官府。孔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恰逢巫蛊之祸发生，未能奏上，私下将学业传授给都尉朝。朝传授给胶东的庸生，称为《尚书》古文之学，但未获立学。后汉扶风杜林传授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也为之作注。然而他们所传的只有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不是孔安国的旧本。其余绝无师说。晋代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现在没有流传的。等到永嘉之乱，欧阳、大夏侯、小夏侯《尚书》都亡佚了。济南伏生的传，只有刘向父子所著的《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有乖戾之处。直到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得到孔安国的传，奏上朝廷。当时又缺《舜典》一篇。齐建武年间，吴人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此书，奏上，比马融、郑玄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开始列入国学。梁、陈所讲的有孔、郑二家，齐代只传郑义。到隋代，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其余所存再无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察其篇目，似乎孔氏壁中书的残阙者，所以附在《尚书》之末。现在按《隋志》虽然约略依据《史记》、两《汉书》而作，然而其言论与《史》、《汉》书相违背的很多。首先以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大概是以《泰誓》凑足二十九篇之数，遂使后人承讹踵误，这是其失一。不记载儿宽诣博士受业于孔安国，这是其失二。不记载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周防师事盖豫，受古文《尚书》，这是其失三。不记载孔僖，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这是其失四。于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下面不记载，由此古文《尚书》遂显于世，这是其失五。其下遂变文说“然而其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这是其失六。又说“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这是其失七。又其后不记载王肃得见安国古文《尚书》，及皇侃、南谧、梁柳、郑冲等所传安国古文《尚书》次第，这是其失八。所以有此八失者，大概是不知二十九篇本以序言，而非伪《泰誓》，又不知都尉朝、庸生、儿宽、尹敏、盖豫、周防、孔僖、杜林、贾逵、马融、郑玄所传古文，同一张霸所作者，遂误以都尉朝、庸生所传者为东晋梅赜所上，而以杜、贾、马、郑所传者然后为张霸伪书故也。夫《隋志》徒知都尉朝、庸生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者，为即梅赜所上，而不知孔僖绍孔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实即十六篇张霸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篇之古文，然则《隋志》之失昭昭矣。

伏生今文书二十九篇

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方、多士、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共二十八篇，乃是晁错所受伏生书，用今字写之。今字者，当时所行之字也，故曰今文。孔颖达曰：《泰誓》本非伏生所传，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迁因以入于伏生所传之内，故云二十九篇也。蔡沈曰：伏生本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为二十九篇耳。鷟曰：孔氏、蔡氏皆瞽说也。《史记·儒林传》言：秦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则伏生壁藏之时初不止二十九篇，其后亡数十篇，独得

译这罢了，既然二十九篇都是伏生藏在墙壁里的，怎么能说因为现在增加了一篇《泰誓》，所以才是二十九篇呢？况且伏生在汉朝平定、战事平息的时候得到了二十九篇，正值高帝、惠帝年间，其后到了文帝时才开始传授给晁错，然而又历经景帝直到武帝末年，张霸伪造的《泰誓》才出现，所以马融说《泰誓》是后出的，郑玄的《书论》也说民间得到了《泰誓》，《别录》说：有人从墙壁内得到了《泰誓》一书，献给博士，让博士讲解，过了几个月，大家都起来传授以教人。伏生在汉朝初定之时，就已经用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教学，怎么能说太史公在武帝时代见到《泰誓》之事得以施行，混入伏生所传的内容中，所以成为史实呢？总之都说是伏生所传出的，不再曲折分别分析，说是民间所得的，其实得到的时间不与伏生所传相同吗？《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的起源很遥远了，到孔子编纂它，上起于尧，下止于秦，共有一百篇，并为它们作序，说明它们的创作意图。秦朝焚书禁学，济南伏生独自把它藏在墙壁里，汉朝兴起后散失，求得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教学。现在考察《艺文志》所说的，是为了防备《史记·儒林传》的话，可见一百篇的书连同序共为一百零一篇，散失的有七十二篇，只求得二十九篇，二十九篇之中，二十八篇是《尚书》经文，而一篇是序，这话很明白。东晋时伪造孔安国《尚书传序》的人，也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所确定的比伏生多出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篇，《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又分出这些篇目并加上序，共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可见《书序》正在二十九篇的数量之内。马融等人所注的二十九篇，正是指这个。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试着用《史记》来考证，那么一百篇的序散见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虽然不完全完备，然而始末可以考证。正可以看见伏生二十九篇的经文，是连同序一起说的，而不是因为伪《泰誓》。所以说：孔氏、蔡氏都是瞎说。

译尚书大传三卷

崇文总目记载：汉代济南人伏胜撰写，后汉大司农郑玄注解。伏生原本是秦朝的博士，用章句的方式传授给各位儒生，所以广泛引用不同的说法，援引经文来申述证明。晁氏说：伏胜在汉文帝时年纪将近百岁，欧阳生、张生跟随他学习，声音还有讹误，先后次序还有差错。加上篆书与隶书的差异，不可能没有失误。伏胜去世后，几位弟子各自论述所听到的内容，用自己的意思弥补其中的缺漏，另外制作章句，又特别撰写大义，依据经文推究旨意，命名为传。刘向校勘书籍时得到并上呈。陈氏说：全书共八十三篇，应当是他的弟子欧阳生、张生等人杂记所闻的内容，未必是当时的原书。现在考察伏生的《尚书大传》，也有很多虚妄的言辞和滥说的内容，所以后世多伪造书籍，并不是伏胜本人伪造，而是后世的伪造者由此产生。卜子夏的门人田子方流变为庄子，何况伏胜呢？然而大司农郑玄为之作注，一定是这本书有很多可取之处。伏胜年纪将近百岁才传授给晁错，现在晁氏认为欧阳生、张生当时跟随他学习，这就错了。应当是汉朝平定后寻求书籍，从墙壁中取出藏书，就在齐鲁之间进行教学，年纪哪里曾达到百岁呢？况且百岁的老人，声音讹误，先后次序差错，又怎么能创作三篇传，总共三卷呢？又说：伏胜去世后，几位弟子各自论述所闻，用自己的意思弥补缺漏，另外制作章句，又特别撰写大义，依据经文推究旨意，命名为传，这些都是没有证据就不相信的言辞。汉代的郑玄作为大儒为之作注，不同时代的晁氏却依据晋人丢失原本经文的说法，于是凭空臆测，这就像没有星点的秤，没有寸度的尺，却想要衡量事物，难道不谬误吗？

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谟》、《五子之歌》、《甘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这二十五篇，都说都是科斗文书写的。科斗，是仓颉所创制的文字。所以称为古文。吴氏说：伏胜在年老之后传授，而孔安国校勘古文，又特别确定其中可以知晓的内容，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那些不可知晓的内容大概是没有的。却想要以此来完全探求作书的原本意图，以及本末先后的意义，这也太难了。而孔安国所增加的书，现在篇目都在，都文从字顺，不像伏胜的书那样诘屈聱牙，甚至有不可读的。四代的书，作者不一，甚至出自两人之手，就定为两种文体吗？这也难以说清。朱子说：《尚书》凡是容易读的都是古文，难道有数百年藏在墙壁中不能损坏一个字的情况吗？又说：伏胜所传的都很难读，为什么伏胜偏偏记住那些难的，而容易的全都记不住呢？又说：孔安国的书到东晋才出现，此前各位儒生都没有见过，非常可疑。又说：《书序》，伏胜时代没有，其文辞很弱，也不是前汉人的文字，只像后汉末年人的文字。又说：小序绝对不是孔门旧有的，安国序也不是西汉的文章。又说：西汉文字厚重，现在大序格调极其轻浮。又说：《尚书》孔安国传是魏晋间人作的，假托孔安国的名字罢了。又说：孔传和序都不像西京文字的气象，与《孔丛子》相同，是一手伪书，大概其言辞多互相表里，而训诂也多出自《小尔雅》。临川吴先生说：汉代儒生所研究的不过是伏胜的书及伪《泰誓》，共二十九篇。张霸伪古文《尚书》二十四篇，虽然存在但辞义兼鄙，不足以被世人重视，以行骗。等到梅赜二十五篇的书出现，则凡是传记所引用的《尚书》语句，注家指为逸书的，搜集无遗，既有验证，而其言辞大多合乎情理，比起张霸的伪书远为高明。将伏氏书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夹杂新出的书，总共五十八篇，加上《书序》一篇，共五十九篇。有孔安国传及序，世人于是认为是真正的孔壁所藏。唐初诸儒从而为之，义疏自是以后，汉代大小夏侯、欧阳氏所传的《尚书》只有二十九篇的，废弃不再流行，只有这孔壁传的五十篇流行于世。伏氏书既与梅赜所增加的混淆，谁还能辨别？我私下曾读伏氏书，虽然不能完全通晓，但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加的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没有依据，但平缓卑弱，很不像西汉以前的文章。千年古书，最晚才出现，而字画几乎没有脱误，文势几乎没有龃龉，不也太可疑吗？既然吴氏及朱子所怀疑的如此，顾澄怎么敢质疑这些怀疑而断然不敢相信这二十五篇是古书？那么是非之心不可蒙蔽。所以现在将这二十五篇自成一卷，以区别于伏氏的书，而小序各冠篇首的又合为一，放在后面，孔氏序也一并附上，因而涉及其所可疑的，不是顾澄的私言，是听自先儒的说法。顾颉刚案：吴氏、朱子、吴先生三大儒的论述如此，全都超出常情，洞察真伪，没有因袭之见，这就是豪杰圣贤的原因。哪里是雷同附和，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的人所能企及的？

译怎么能达到那个境界呢？然而如果不向内审视内心，探求真理真正所在，却往往首先防备两种极端，甚至有时沉默不语不敢发一言，这正是蒙蔽了辨别是非的本心。这样的人，能不冒犯那三位先生，真是少之又少了。吴先生的文集中也曾有诗说：“先汉的今文是古，后晋的古文是今。至于伏生，他的遗像应当铸成金像。他之所以珍视爱护圣经而抨击伪书，态度是多么严厉啊！”

译《古文尚书》十三卷

晁氏说：汉代孔安国用古文校定五十九篇的书，大概是用古文抄写籀文，所以称为古文。这本书从汉代到唐代在学官中流传，唐玄宗不喜欢古文，改为遵从今文，从此古文就断绝了。陆德明只保存了一两篇古文而已。本朝吕大防从宋次道、王仲至家中得到版本，用来与陆氏的古文比较，虽然小有差异，但大体相似。看它的字形奇特古老，不是那些穿凿附会的字书所能达到的，学者考证它，可以知道造字的本源。夹漈郑氏说：查考《易》、《诗》、《书》、《春秋》都有古文，从汉代以来都改用今文。只有孔安国得到孔壁中的书，依据古文来校定它，安国传授给都尉朝，朝传授给胶东庸生，称为《尚书》古文之学。郑玄为它作注，也不废弃古文，使天下后世在这本书上得以领会古意。不幸遭遇唐玄宗改用今文，那些不符合开元文字规范的称为野书。然而《易》用今文虽然失去了古意，但只要参考古书在义理上没有妨碍，也就足够了。唐玄宗时距离古文已经很久，不通晓变革古文的义理，所用的今文违背古义尤其多。臣于是考证今书的文字，不妨碍义理的遵从今文，妨碍义理的遵从古文，希望古今文义两不相违。名叫《书考》，写到《武成》篇而没有完成全书，又有《书辨讹》七卷，都可以看到了。马端临说：查考汉代《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阅读它。唐代《艺文志》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解说唐太宗诏令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为今文。那么汉代所说的古文是科斗书，今文是隶书。唐代所说的古文是隶书，今文是世上通用的俗字。隶书在秦汉间通行，到唐代又变为俗字了。为什么《尚书》还保留古文呢？大概安国所得到的孔壁之书，虽然为他作传但没有立于学官，东汉以后虽然有名儒也没有传习。到隋唐间才显扬，往往人们还把它视为僻奥之书，抄写传授的人少，所以保存下来的都是古物，还是安国所定的隶书，而没有改为俗字。就像现在士大夫藏书之家有奇异之书，世上罕见的，必定是旧本，而且多古字一样。唉！百篇的书遭遇秦火而亡失了一半，所存的五十八篇，而其中这二十五篇，书虽然流传但字形又不符合俗字，汉代流传的是科斗书，唐代流传的是隶书，都是当时人很少习用的。大概出自孔壁之后，又晦暗了几百年，学者才开始家传人诵。现在查考郑夹漈说：孔安国得到屋壁之书，依据古文来校定它，传授给都尉朝，朝传授给胶东庸生，称为《尚书》古文之学，这正指隶书为隋唐的古文，没有用科斗书来说。晁氏又说：安国用隶书写籀文，称为古文，那么知道以隶书为古文的，是晋人假借安国的自称，已经如此。马端临不知道这个意思，话说得虽然明白但只是多余罢了。至于其余所说的，则是承袭错误，全无考证，都是妄说。朝是安国的弟子，未曾传授东晋古文。僖是安国的数代曾孙，也没有传授东晋时的古文。儿宽亲自受学于安国，也没有传授太史公亲自见到安国，都没有见到，却说又晦暗了几百年，那么没有晦暗之前所见的人究竟是谁呢？所传的书究竟是哪本书呢？学者也可以自己领悟了。朱子说：孔书是东晋才出现的，此前诸儒都没有见过，非常可疑。超越常人的见解，难道是鼠肝蛙腹的人所能达到的吗？

《朱子语类》

孔安国解经最混乱，我看只是《孔丛子》等编造出来的，因此说书道：“我曾怀疑孔安国的书是假书，像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论事情。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惑就空缺。现在这里却全部解释，哪有千百年前人说的话，从灰烬屋壁中收拾出来，与口传之余，更没有一个字讹误，道理上不能这样，可疑。”加上小序都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治理的次序，到让位于舜才停止，现在却说让位于舜后才作《舜典》，也是看到一代政事的终始，却说经历各种磨难，是为了要受让时作的。至于后面的各篇都是这样。况且其他先秦文章重厚有力量，现在大序格调极其轻浮，却怀疑是晋宋间的文章。况且孔书是东晋才出现的，此前诸儒都没有见过，非常可疑。现在查考朱子的见解，确实超迈，朱子的言论，确实精当，但还有颇有散失的，我请求得到并补充它。小序在二十九篇的数量中，又《史记》班班可考，孟坚认为孔子所作，是因为它流传已久的缘故。那么虽然不是孔子亲笔，但先秦战国时讲师所作无疑。晋人假借孔安国的书，东晋才出现，不仅此前诸儒都没有见过，即使此前真正的孔安国也没有见过。大概安国子孙孔臧、孔僖代代相承，安国诸弟子儿宽、庸生，都是著名人物，安国诸友董仲舒、太史迁都是名世儒者，没有一人一言提到

译在二十五篇之内的那些，也就没有必要再怀疑了，可以确切地知道它们是伪作。更何况那些搜罗窃取、拼凑补缀之作，就像泥潭中搏斗的野兽，其踪迹和形状，又怎能隐藏得住呢？朱熹对于西汉时期的《诗序》极力排斥，对于东晋以后出现的伪书不肯稍有宽恕，虽然认为它们可疑到了极点，却又不免加以表彰推崇，使怀疑与相信各占一半，于是导致蔡沈等人顺从自己的喜好，违背自己原本的怀疑，这难道不是过于放纵失当，而同样沾染了世俗的偏见吗？

译孔安国《尚书》注十三卷

晁氏说：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到晋、齐之间才开始显扬，详细情况见总论。唐孝明不喜欢古文，用今文替换了它，又稍微改动其中的辞句，比如原本没有“颇”字，现在改成了“陂”字之类就是这样。查考孔安国既然已经校定了古文，因防备巫蛊之事，不再上报朝廷，只是收藏在私家罢了。因此郑康成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传》、赵岐注《孟子》，遇到引用今本《尚书》所有的文字，都说是“逸书”，大概是因为未曾见过古文缘故。然而曾经用《礼记》来比较《说命》，用《孟子》来比较《泰誓》，大义虽然相差不远，但文字不完全相同，这是孔安国用古文校定，当时有所失误罢了。我如今查考晁氏的话，大多不详细，大概是考察而不精审，所以谈论而不详尽。首先说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到晋、齐之间才开始显扬，因此晋人伪造的孔安国古文，就被当作西汉真孔安国的古文了，这话谬误得很。论及义理，那么西汉的古文不如东晋的古文，尤其近于情理。为什么呢？西汉的伪作纰漏显然，其错误容易看见；东晋的伪作没有一本书不搜罗整理，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如果不是英才间世的大贤，不能出自一人之手。放置其可疑之处不能平缓卑弱地处理，斥责其非议世间的陋儒，他们的智慧像虱子一样，不出裤裆，把精神耗费在《尔雅》虫鱼的浅陋上，而略无超然独得于牝牡骊黄之外的精微，那么他们奔走服役尚且来不及，于是成为膏肓沉痼的疾病，不也是应该的吗！论及时代，那么西汉的古文实在是孔安国的家传，而东晋的古文却是从皇甫谧突然出现的。为什么呢？在皇甫谧之前传授它的人叫郑冲、叫苏愉、叫梁柳，而其他没有证据。郑冲又受之于何人呢？郑冲、苏愉等人有片言只字可以考证吗？由此可知这本书是皇甫谧杜撰的而不是异人，这是第一点。在皇甫谧之后而上承它的人叫梅赜，而梅赜是从梁柳得到的，梁柳就是皇甫谧的外兄，由此也可知皇甫谧假手于梁柳来传授而不是异人，这是第二点。至于他作《帝王世纪》，凡是《尚书》的话大多创制为一个纪来充实它，他的用心想要辅翼这本书而使之可以流传久远，那么他的情状不可掩盖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那么贾逵、郑康成所注正是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在《礼记》《国语》《左传》《孟子》所引用的《尚书》文字全都未载，所以诸儒疑信相半，辩驳纷然。皇甫谧窥见此意，所以所杜撰特别用心。然而出自一人之手，终究不可掩盖；平缓卑弱，终究不可掩饰。诸贤虽然注西汉传的《古文尚书》，而未见过东晋后出的《古文尚书》，所以凡是遇到所引，都说是逸书，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晁氏却说：“防备巫蛊之事，不再上报，收藏在私家罢了，因此郑康成等人未曾见过古文”，实在可笑到了极点。当时难道还有秦人焚书的余威吗？竟然把孔安国与张霸等人所作的十六篇，而代代相承以至于涂恽吗？“天之历数在尔躬”一节，分为三段，而伪增其上；“予小子履”一节，分为二段，而也伪增其上。心劳日拙，确实符合这种情况。却说：“用《礼记》比较《说命》，用《孟子》比较《泰誓》，大义虽然相差不远，但文字不完全相同。”这真是所谓不能守三年之丧却察辨缌麻小功的细微，不知务本到极点了！

孔安国《尚书》序

如今查考这篇序，都是依傍《左传》推寻《汉书·艺文志》而写的。只因依傍《左传》，所以其包罗略取作为二十五篇经文的，都是这种依傍的故智。只因推寻《汉书·艺文志》，所以托辞壁藏之说、古文校定之说、四十二卷之说、巫蛊未上之说，都极尽推寻之周详。然而三坟五典之说，则采用郑玄《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说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就是如此。贾逵也说三坟是三皇之书，五典是五常之典。八索九丘则采用马融之说，马融说八索是八卦，九丘是九州之数。既然说言大道，言常道，历代珍视它作为大训了。又说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那么对于言大道的全部删去，对于言常道的也去掉其三，而对于历代所珍视作为大训的也为珍视，不是其珍视而不足以作为训诫，所可珍视训诫的只有二典罢了。这难道是孔子信而好古的意思吗？程子觉察其言辞的失误，于是为之分疏说：所谓大道，如果像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能去掉它呢？如果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也一定是至要的理，不像后世的繁衍末术。固然不是常道，圣人所以不去掉它。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是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以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罢了，这是圣人所以去掉它的原因。五典既然都是常道，又去掉其三，大概上古虽然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记载，有史官以识其事，从尧开始罢了。审如程子之言，那么外史所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读疏粺并蓄，这又是不通之论了。先儒

译又觉得这话不足以替他辩解，便说《周礼》中记载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周公所记录的必定不是虚假妄造，而且春秋时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还有留存，如果它们原本完整齐备，孔子也不应该全部删去，或许是因为简册散失脱落导致无法通晓，又或许是孔子所见到的仅止于唐尧虞舜以后的内容，这都不得而知。现在也不必深入探究这种说法了，大概也是怀疑而并不采纳罢了。却不知道我们的孔子在赞述《周易》时，即使是穆姜的话也有所采纳，何况关于八卦的学说，怎么忍心全部删削？在诵读《诗经》时，即使是鸟兽草木的名称也重视多所识记，何况九州的地志，怎么忍心全部除去？谁说圣人的后代，竟会提出这样的论点呢？

译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阐明治国的大道。济南伏生年龄超过九十岁，丢失了原本的经文，仅凭口述传授，才二十多篇。因为它是上古的书籍，所以称之为《尚书》。一百篇的含义，世人无法得知。

“旁求”二字原本出自《楚语》，是白公子张说的话。撰写古文的人，使用这种句法，大概已经多次了。《汤诰》说：“寻求伟大的圣人，与他合力。”《伊训》说：“广泛寻求贤哲之人，让他们辅佐你的后代。”《太甲》说：“广泛寻求俊才，启发开导后人。”《咸有一德》说：“眷顾寻求有德行的人，让他们作为神主。”《说命》说：“让他广泛地在天下寻求。”又说：“广泛招揽俊才，排列在众官位上。”“大猷”二字见于《诗经·小雅》：“匪大猷是经。”那里的注释说：“猷，道也。”大道就是先王的六经。济南伏生年龄超过九十岁，丢失了原本的经文，仅凭口述传授，才二十多篇。这几句话特别荒谬，完全不符合事实，大概是为了抬高古文的地位罢了。既然说年龄九十岁了，又说“超过”，是说其老迈至极，难免昏昧遗忘。哪里比得上古文出自安国壮年时呢？既然说丢失了原本的经文，又说“凭口传授”，上句是说其背诵经文，完全没有原本经文可依据，难免在心中断章缺句。下句是说其唇舌老硬，方言异音，难免在口中出现“三豕”、“举烛”之类的错误。哪里比得上古文是壁藏完本呢？既然说二十多篇了，又加上“才”字，可见不仅古文二十五篇，不是老迈之翁心中所能暗记、口中所能传授，其余错乱磨灭不可再知的，也决非老迈之翁所能暗记传授的。伏生哪里知道古文还有二十五篇，还有错乱磨灭不可再知的剩余部分呢？他的话都出自卫宏，而与史书、汉书相违背。卫宏在《古文尚书序》中说：“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语不可理解，让他女儿传言教导，齐人语多与颍川不同，错所不知道的，共二十三略，凭他的意思属读而已。”卫宏，正是作伪最厉害的人。朱子辨《诗经》小序说：“有人认为出自卫宏，有人认为首句出自孔子，而卫宏只是增广润色罢了，那么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伏生传授晁错时，确实已经年过九十。正当汉代定求书之时，正是子婴系颈投降之际，否则是还定三秦之日，否则是即位汜水之间。为什么呢？高祖刚入关时，只约法三章，其余都废除了秦朝的苛法。伏生究竟畏惧什么而不立即拿出壁中的藏书呢？所以《史记》、《汉书》都说他就在齐鲁之间教学。那么，一概说他年过九十然后传授其言，特别荒谬，完全不是事实。《史记》、《汉书》都说伏生是秦朝博士，因为秦朝禁书，伏生将书藏在壁中。汉代平定后，寻求他的书，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那么今文二十九篇，正是伏生壁藏的本经。那么反而说丢失了本经，这话又特别荒谬，完全不是事实。《史记》、《汉书》说就在齐鲁之间教学，是说就用壁中所得的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教学。所传授的是本经，所讲解发挥的是出自伏生之口，哪里会有隐藏壁中本经而仅凭口传授的呢？果真如他所说，认为本经尽失，那么他在齐鲁之间教学数十年之久，难道不能抄录成卷来传授吗？假如伏生不能抄录，那么齐鲁之间众多弟子，难道不能依据他暗诵的口述缮写成经吗？老师既凭口传授弟子，弟子也凭口接受，泛泛地像飘风过耳，好音供听，究竟为了什么？不仅如此，老师宿儒的女儿能传二十九篇之言来教导晁错，却不能抄录父亲的书校勘精详，使他的话人人可知，然后授予远别。却吝惜于一本书，而句句传言教导晁错，以自犯“内言不出梱”的戒律，为什么呢？那么，一概说伏生凭口传授，这话又特别荒谬，完全不是事实。《隋书·经籍志》说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传授给同郡张生，源远末分，端绪较然，这又怎么说呢？难道伏生能作四十一篇的传，却不能写二十九篇的经吗？我认为汉代自惠帝废除挟书之令，孝文帝向天下求遗书，那么二十九篇的经已经存在了，只是没有治理它的人与没有相同。所以孝文帝时寻求能治理《尚书》的人，听说伏生治理，想召他，当时伏生年九十余，年老不能行走，于是诏令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往受教。大概是受其讲解之说以治经罢了，其余都是卫宏及晋人附会之辞，史书、汉书所不载的，不足以据为信。他们之所以必定要说这些妄言，大概是不掩饰伏生传授的短处，那么即使想割裂伏生《孟子》中的《尧典》以分为《舜典》，擅自改易伏生的真传来成就其恶志，谁相信呢？即使想用平缓卑弱的辞气而参列雄浑古奥的圣经，以牵掇缀合碎锦，而侪辈纯粹无瑕的美玉，谁诵读呢？“皋陶谟”割为《益稷》，“盘庚”割为三篇，《顾命》

译（将《康王之诰》从《尚书》中割裂出来，作为康王的诰命。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古文壁藏本的真实，一方面是为了掩盖那些寂寥短章的缺失，一方面是为了张扬《太甲》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的原本。其情状，难道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译到了鲁共王喜好修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以扩大他的居所，在墙壁中发现了祖先所藏的古文，有虞、夏、商、周的书籍以及传世的《论语》《孝经》，都是蝌蚪文字。共王又登上孔子的厅堂，听到金石丝竹的声音，于是没有拆毁宅院。

上文说：“我的祖先把家藏的书藏在屋壁中。”《孔子家语》说：“孔腾字襄，畏惧秦朝法律严酷急迫，把《尚书》《孝经》《论语》藏在孔夫子的旧壁中。”而汉代史书《尹敏传》说：“是孔鲋所藏。”两种说法不同，那么不知道是孔襄呢？还是不知道是孔鲋呢？孔襄到孔安国不过四代，孔鲋到孔安国不过五代，已经不能保全孔子的旧宅。共王虽然尊贵，良心尚存，也不知道有圣人旧宅不应当拆毁。这难道合乎人情吗？又宅院拆毁与否，本来不能保证，几代之后，竟然不知不觉有祖先壁藏的经典。这又难道合乎人情吗？那说：“共王登上孔子厅堂，听到金石丝竹的声音，于是没有拆毁宅院。”又多么奇怪而迂腐呢？先前是什么声音？难道是鬼吗？说这话的人，想要用神异来宣扬这件事罢了。不知道怪异神异的事，是孔夫子所不谈论的。难怪伪《泰誓》的话说：“白鱼进入王的船中，有火飞在王的屋上，流变成乌鸦，颜色赤红，声音魄覼缕。”假借神异而不停止。秦朝自从卢生入海求神仙，拿着图谶回来，说：“灭亡秦朝的是胡人。”又有滈池的玉璧，说：“明年祖龙死。”又引用孔夫子的话说：“有一个男子登上我的厅堂，颠倒我的衣裳。”的说法。臣不知道是矫诈径直用来诬蔑呢？还是子孙不知道是矫诈用来诬蔑呢？祖先于是援引《神契》《考灵耀》等书，公然在世上流传，绵延不断直到东汉，被目为圣书。桓谭因为非议圣人而受到责罚。它的由来，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这大概是在张霸作伪经的时候，编造了这些事，用来向人表示可信，而班固误信了它。然而《汉书·艺文志》说：“鼓琴瑟钟磬的声音，不过变易。”沛公想要屠戮鲁地，到了城下，听到诵读的声音，因为它是守礼义的国家，于是没有屠戮鲁地，以为孔氏的人鼓动它，而共王感动，这样说罢了。至于作伪古文序的人，把“鼓”字，改作“听到金石丝竹的声音”，才开始涉及怪异。不然，太史公亲自受业于孔安国，为什么唯独不记载共王拆毁宅院以及巫蛊事兴起、经术道堵塞的话，而只说“《尚书》增多”在这里呢？可见史迁之前，伪古文虽然出现，而荒诞的言辞还不太盛行呢！伏生又把《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臯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又分出此篇并序，共五篇。

十九篇为四十六卷

晋人把《舜典》合于《尧典》，归咎于伏生，像这样为什么不先以“二十有八载，放勲乃殂落”作为《尧典》的“曰者”，归咎于孟子呢？又为什么不先以“有鳏在下”来起下文，使不可断；“放勲乃殂落”来承上文，使不可截，归咎于虞的史臣呢？西汉孔安国的古文说“弃稷”，东晋伪孔安国的古文说“益稷”，都不对，恐怕人再效仿，又将以“于予击石拊石”以下作为后夔。《太甲》《説命》《太誓》，古人所引用的很多，搜罗不尽，将再有马融辈的辨析，首尾横决，将不能掩盖文理的不贯通，所以不如分为三篇，则尽于搜罗，易于接续。不分析《盘庚》为三篇，恐怕人以今文为例，而觉得它不类。《尧典》大要在禅让给舜，所以篇名《尧典》，而详细记载大舜的始末；《顾命》大要在立元子钊，所以篇名《顾命》，而详细叙述康王的问答，然后在篇末而结之曰“王乃释冕反防服”，所以终《顾命》之意。晋人不归咎周之史臣的元作一篇，而归咎伏生，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何其桀骜不道，一至于此？背离圣经，僭妄矫诬，后来的儒者尚不觉悟，难道不谬误吗？又分出此篇，我现在修之曰“复合此篇”，其下文曰“并序为五十九篇”，此一句见晋人识见犹高于蔡沈、孔颖达远矣。大概小序之文，班班见诸《史记》，而班固也说“孔子为之序”，其作意正指小序为二十九篇之数也。孔颖达、蔡沈不知此意，猥以伪《泰誓》当之，其言出于《隋经籍志》，而不觉其与东晋伪孔安国序文悖而驰也。然而孔颖达、蔡沈为东晋伪书，区区将顺之忠臣者，犹有所未至也。“为四十六卷”一句，亦此人求合《汉书》以取信后人之意。

其余错乱、磨灭，不可复知。全部送上官府，藏在书府，以待能者。

汨作九共九篇，藳饫帝告，〇沃汤征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寳，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又四篇，伊

译《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等篇，加上《亳姑》等篇，共四十一篇，如今已经亡佚。谨按：周宣王时的石鼓文，因磨损防蚀已不可辨认，尚且留存一二字句，如“鱼维鱮”、“何以贯之”、“唯杨及栁”等语尚可考证。那四十一篇之书藏在墙壁之中，不到二三十年，竟然完全无法辨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用今文考定的二十五篇，字字句句没有一处脱落错误，如今对于那四十一篇之书，竟然不能考定其片言只语以传给后人，这又是什么缘故呢？难道那四十一篇的文章比二十五篇更为古老，不能用今文来考定吗？又难道是孔安国的疏忽，不能依照原本的真貌缮写副本留给后人，而全部上送官府，他的用意究竟是为了防范什么？不仅孔安国不能搜集其中的格言以传给后人，以至于《左传》、《国语》、《孟子》、《荀子》、《史记》等书，都将二十五篇中的内容搜寻殆尽，此外不见遗珠，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汉武帝是喜好古道的君主，书籍上送官府之后，不见他诏令天下能治理古文的人，难道是年老体衰了吗？我曾经考察过，那二十五篇之书，如同补缀碎锦、叠穿碎玉，不遗余力，想必也是气力衰竭、精神昏乱，不再能措辞了吧？试举一两个大的方面来说，如果想补《汤征》，那么《孟子》、《荀子》等书都已全部搜入《仲虺之诰》与《汤诰》之中，此外再无可以援引扩充的内容，这也就可以知道了。如果想补《贿肃慎之命》，那么《左传》等书都已全部搜入《旅獒》之中，此外再无可以援引扩充的内容，这也可以知道了。既然如此，这几句话都是假设之辞，完全不是事实，其情状也就无处隐藏了。为什么呢？史传和《汉书·艺文志》都没有这几句话，而且西汉末年刘歆移书太常，请求建立《周官》、《左传》、《古文尚书》的博士，他的话也说《古文尚书》十六篇，未曾说是二十五篇，可见晋人的说法都是妄说，能说这话的人不是刘歆又是谁呢？

译孔安国家中发生巫蛊之事，经籍之道因此中断，所以不再上报朝廷，而是将书传给子孙，以留给后代。《史记》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用今文诵读它，因此从他家中发现了十余篇逸书。大概《尚书》的篇目在此时增多，但从未提及有五十九篇。直到《汉书》才说孔安国献上了这些书，因遭遇巫蛊之事，未列入学官，但也从未说受诏为五十九篇作传。直到东晋伪序才说全部上缴官府藏书处，又说受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孔安国家中发生巫蛊之事，经籍之道中断，所以不再上报，传给子孙，以留给后代。这些话本想取信于后人，但其不可信之处，显而易见。说遭遇巫蛊之事未列入学官，却已全部上缴官府藏书处，这正是《汉书》所说的孔安国献书之事。所以刘歆上书太常，请求设立学官，恳切不已，只说古文《尚书》十六篇，正与《史记》所载逸书十余篇相符。既未说是二十五篇，也未说是五十九篇。由此看来，说孔安国五十九篇未列入学官，是《史记》和刘歆所不记载的，这是妄说。既然说受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汉武帝虽然残暴，也未到颁布焚书禁学令于天下的地步，孔安国怎能废弃诏令，书传写成却不再上报呢？况且汉武帝雄才大略，表彰经术，伪《泰誓》的破绽明显，尚且列入学官，说因巫蛊之事导致经籍中断，是诬蔑汉武帝。而且孔安国既不上报，后来都尉朝是孔安国的弟子；庸生等人受业于都尉朝的弟子，也寂然无声，从未提及有孔安国的传，为什么呢？由此看来，说孔安国受诏作传不再上报的，这是妄说。先儒的说法，只有陈氏颇为存疑。陈氏说：考察《儒林传》，孔安国以古文传授都尉朝，代代相传，直到涂恽、桑钦；到东汉则贾逵作训，马融、郑玄作传注解。而贾逵的父亲贾徽确实从涂恽受书，贾逵继承父业，虽说是源远流长，然而两汉名儒都未曾真正见过孔氏古文。岂止两汉，魏晋也是如此？凡是杜预以前所注经传，引用《大禹谟》、《五子之歌》、《汤征》等篇，都说是逸书；引用《泰誓》则说今《泰誓》无此文。大概伏生之书亡失《泰誓》，《泰誓》后出，有人说武帝末年百姓有人献上，有人说宣帝时河内女子得到。所载白鱼、火乌之神，实为伪书。那么马融、郑玄所解，岂是真古文？孔颖达说贾逵、马融等人只传孔学，三十三篇即伏生之书，也未得为孔学。孔颖达又说，王肃注书，似乎窃见孔传，所以扰乱其纪纲，认为太康时，皇甫谧从外弟梁柳得到古文《尚书》，作《帝王世纪》，往往记载。大概自太保郑冲传授苏愉，苏愉传授梁柳，梁柳传授臧曹，臧曹传授梅赜，梅赜任豫章内史，奏上其书，当时已亡失《舜典》一篇。到齐明帝时，有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并献上。隋开皇年间，搜索遗典，才得到此篇。以孔注历经汉末无传，晋初尚存，虽未列入学官而散在民间，是这样吗？然而终究有可疑之处。现在考察陈氏的说法，尚有不明之处。大概孔安国子孙代代相传的，实为先汉之古文，而非晋人之古文。由此看来，说以晋人之古文，以晋人之作传而传给孔安国之子孙，以留给后代的，这是妄说。

《尚书考异》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考异》卷二

明 梅鷟 撰

《舜典》

孟子引用《尧典》说：“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邾地与鲁地相距不远。孟子出生距离孔子时代不远，子思、曾子又恰好传承，难道孟子所传的《尚书》反而脱漏了“舜典”二字？一定要等到秦火之后，数百年后土壁所藏之本，然后才增加这两个字吗？况且伏生年龄已九十岁，当他传授晁错时，正值文景之世，考察他的出生时间，尚在秦火未燃之前。现在司马迁《史记》也将“慎和五典”接在《尧典》之下，未曾分开。那么伏生所传之本，正是孟子所读之本；而孔安国所传之本，决非孔壁所藏之本。孔安国所传之本，既然不是孔孟相传之本，那么“舜典”二字决为伪造添加，可知矣。有人说：“科斗字难写，所以多脱误，而引经遗忘，谅必读不精熟。”你不信古文，依据壁藏之据，何防？回答说：“您挟持古文以胁迫伏生，依据壁藏而拘泥孟子，似乎不对，难道不说壁藏是东晋所上，古文也是宵小谖说者吗？”当汉初，只有张霸伪《泰誓》盛行，而群儒哗然攻击它罢了。其他古文，假称出于壁藏者，实岂与晋古文相同吗？司马迁博览群书，考据精深，所作本纪也同今文《尚书》，间或掇拾先汉古文，何有一言一字及此晋人之古文呢？然而当他造意增加此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