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正论卷二

译说：司空掌管【土地与百姓的安居】。凡是平整水土、治理沟渠、修筑道路、制作精良的工具、营建城墙和宫室，都是他的职责。这些都是与民政密切相关的，一个“居”字不足以概括全部，所以特别列举他的官职。

译崔灵恩说：尧设置了掌管天地四时的官职，舜将地官改称为司徒，秋官改称为士，冬官改称为司空，春官改称为秩宗【见杜佑《通典》】。现在考按：舜任命契时说“你担任司徒”，孟子也说“舜让契担任司徒”，可见司徒确实是虞代的官职。司徒的职责，也不仅仅在于推行五常之教。《王制》说：“司徒修习六礼来节制百姓的性情，阐明七教来兴起百姓的德行，整齐八政来防止淫乱，统一道德来同化风俗，奉养老人来提倡孝道，抚恤鳏寡孤独来救济不足的人，推崇贤人来尊崇德行，斥退不肖之人来贬抑恶行。”他所主管的事务很多，一个“教”字不足以概括，所以特别举出他的官职名称。

舜任命皋陶担任士，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称为司寇，怀疑这也是夏代的制度【郑玄说夏代的六卿中，秋官仍然叫士，恐怕不对】。司寇的职责不止于刑狱，比如查究奸邪、平定暴乱，都是他的职责。一个“刑”字不足以概括，所以也特别举出他的官职名称。

六官之中却只列举了其中三个，其中的深意非常明显。大概是因为官职所主管的事务很多，而且都直接关系到民政，一个字不足以概括，就举出官职名称：司空、司徒、司寇就是这样。官职所主管的事务很多，而直接关系到民政的只有一两项，就指明其所管的事务：天官的食货，秩宗的祭祀宾客，司马的军队就是这样。各位儒者解释这一条，说司空主管民居，司徒主管教化，司寇主管刑罚，那么经文用一个字来概括就可以了，说“居”、说“教”、说“刑”就行了，何必改变体例而称官职呢？林希逸的解释也难免有这种失误，应当分别看待。

陈寿翁说：“八政在唐虞时代，食和货合为一，由稷掌管，养育百姓并调剂有无，就是这种情况。”这是《周礼》贾公彦疏中“稷为天官”的说法。稷是田官之长，却称为天官，实在难以理解。然而我看禹说：“我和稷播种，供给百姓艰难时节的粮食和新鲜食物，努力调剂有无，转化货物。”《日知录》说：“化，就是货。古代‘化’‘货’二字经常通用。”那么化就是货。弃担任后稷，既播种谷物，又努力调剂食货，这两者都是他所掌管的，毫无疑问。《王制》说：“冢宰根据三十年的通例来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而《周礼》冢宰的属官中，又有大府、内府、外府、职币、典丝、典枲等职位。大概自古以来，食货之事都由天官掌管。尧试用舜时，天官稷被称为“百揆”，舜也用这个名称任命禹。“百揆”，是度量百事的意思，他的职责最为繁重，而其中直接关系到民政的，没有比食货更重要的，所以特别列举这两件事而不称其官职。《汉书·食货志》说：“洪范八政，第一是食，第二是货。食是指种植嘉谷等可食用的物品，货是指布帛等可穿用的物品以及金刀、龟贝，用来分配财物、散布利益、调剂有无。这两者是百姓生存的根本，是施政的首要。”《禹贡》说：“荆州、扬州进贡三种金属。”孔安国传说：“金银铜。”《史记·平准书》说：“虞夏时代的货币，金分为三等，有的黄，有的白，有的赤。珠玉作为器物装饰，珍藏起来而不作为货币。”那么八政中所说的货，也就是布帛和金钱、龟贝罢了。《舜典》修五礼，孔安国传说：“吉、凶、宾、军、嘉之礼。”疏说：“古今的礼仪或许有不同，而用周代的五礼作为这五礼，是因为帝王相承，事务有增减，后代的礼仪，也应当是前代的礼仪。而且历验此经，也有五事。”本篇“禋于上帝是吉礼，如丧考妣是凶礼，群后四朝是宾礼，大禹谟说‘你出征’是军礼，尧典说‘你嫁给时’是嘉礼，五礼之事都见于经文，知道与后世没有不同，那么虞夏时代本来就有五礼了。祭祀属于五礼中的吉礼”，“祭祀先祖叫祠、禴、烝、尝”，“祭祀外神叫置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叫置社】、五祀【户、灶、中霤、门、行】、八蜡【先啬、司啬、农、邮表畷、猫、虎、坊、水庸】”，都是报本反始，是人治中最大的事情。所以食货之后，紧接着就是祀、宾，是兼五礼而言。如《仪礼》十七篇所载，冠、婚、丧、祭、乡饮、射士、相见等礼仪，都有宾主来完成礼仪，就是这样。正义说：“百姓不往来，就没有相亲的好意，所以宾列为第七。”解释宾字很恰当。蔡沈说：礼待诸侯和远方的人，这是朝廷的礼仪，不是用来厚待百姓的。宗伯所掌管的，除了五礼之外，还有乐律、天文、宝器、车服、史巫、卜筮之类，都统属于他的职责。然而只有祀、宾直接关系到民政，所以特别列举这两件事而不称其官职。

郯子说他的祖先少皞氏用鸟名来命名官职，说鸷鸠氏是司马。可见上古时代已经有司马这个官职了。唐虞时代天官叫稷，地官叫司徒，春官叫秩宗，秋官叫士，冬官叫司空。有人说共工，只是没有夏官的名称。《说苑》说：尧时契担任司马。《礼记》疏引郑康成说：祝融担任尧的司马，都不见于经文，不可据信。舜任命皋陶担任士，说：“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宄。”所以蔡沈认为这是以士官兼管兵刑之事。《周礼》分为夏、秋两官，可见虞代也没有司马。伏生《尚书大传》说：司马在前。《胤征》说：仲康任命胤侯掌管王六师为大司马。杜氏《通典》说

译契的孙子微担任夏朝的司马。由此可见，司马是夏后氏的官职，军事与刑罚分设职掌，并非从周朝才开始。现在依据《周礼》来说，司马掌管九伐之法以及九州险要坚固之地，五种兵器的器械，以及牧养马匹的政令。《王制》又说：司马辨别评定官员的才能，从而确定他们的爵位俸禄。因此司马的职责很多，但其中四季讲习武事最切合民政，所以特别举出一件事称为“师”，而不称其官名【假如夏朝不将军事与刑罚分为两个官职，那么“师”就已经包含在司寇的职责中了，就不能单独作为一项政事了，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古代将军事寓于农业之中，平时居住时组织为比、闾、族、党、州、乡，行动时组织为伍、两、卒、旅、师、军。春季搜猎、夏季苗猎、秋季狝猎、冬季狩猎，都在农闲时节讲习武事，用以练习坐起、进退、步伐、击刺的方法，然后才能抵御寇盗，防备非常之事。所以八政以“师”作为终结。

译箕子推演九畴，在子目之下，更加铺陈阐发其义理。只有八政、五纪、五福、六极，只列出子目，不再另行论述。所以宋人认为有错简移位。将“庶征”、“王省惟岁”移至“历数”之下；将“皇极”、“敛时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移至“考终命”之下；将“三德”、“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移至“六曰弱”之下。认为这样才符合古经的原貌。只有八政则再也无法移动，于是认为原本就有缺漏的文字。唉！《洪范》到了这里，几乎被割裂得没有完好的地方了。痛心啊！《日知录》说：近来有人说得到了朝鲜版的《尚书》，在《洪范》八政的末尾增添了五十二个字。查考元朝王恽的《中堂事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王植来朝见，在中书省设宴，问他说：“听说你们那里有古文《尚书》以及海外的异书吗？”回答说：“与中国没有不同。”由此可知这五十二个字，也是伪造的。大概因为八政有缺漏的文字，于是就有了补入五十二字的人出现。这是宋人过度怀疑经文所带来的祸患。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渭按：《史记》将“历”写作“歴”】

林氏说：前面所说的，是先王用来厚待百姓的政治。然而政事的施行，不能不根本于天时。《尧典》说：“咨！汝羲暨和，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就是这个意思。一曰岁，苏氏认为是指岁星所居的星次，这是对的。岁星每天运行一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中的百四十五分，每年经过一个辰位，十二年绕天一周。二曰月，月亮在天上运行，每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个月绕天一周。三曰日，太阳在天上运行，每天一度，一年绕天一周。四曰星辰，是岁、日、月运行的轨迹。

星，指二十八宿：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共七十五度；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共一百十二度；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共八十度；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共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辰，是日月交会的地方，其位次有十二个：正月交会在娵訾，二月交会在降娄，等等。星辰的运行与天体向左旋转，一天绕天一周，一个月移动一个辰位，一年又回到初始位置。五曰历数，是在历法中推算数值，以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度数，从而确定时节、成就岁数。岁、日、月、星辰这四者，其节律各有盈缩、进退、迟速、长短的不同，所以必须用历数来整齐它们的运行度数，然后各自符合其轨道而没有差错，那么百官都能胜任其职，万事都能得其秩序，厚待百姓的政治也就在这里完备了。

一曰岁，只有林氏跟随苏氏解释为岁星，才是对的【黄度的《书说》观点相同】孔颖达疏说：“一曰岁，从冬至到明年冬至为一岁，用来纪年四时。二曰月，从朔到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用来纪月。三曰日，从夜半到明日夜半，周行十二辰为一日，用来纪日。”把岁当作一个周期，把月当作三十日，把日当作十二时，那就是推步历法所形成的内容，侵入了历数的范畴了。大概岁、月、日、星辰这四者，都是天上的象。岁，指岁星；月，指太阴；日，指太阳，这是七政中的三个，都向右旋转而有进退迟速的不同。星辰则是二十八宿分为十二次，都是经星与天体为一体，作为岁、月、日所经过的地方。只有林氏得到了正确的解释。薛士龙说：“星，是五星；辰，是经星。”蔡传说：“岁，是序四时；月，是定晦朔；日，是正躔度。”星，是经星和纬星，这些说法都错了。

《国语》中伶州鸠回答景王说：“从前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驷，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汉书·律历志》解释这段话说：“武王攻克殷商，带着箕子归来，是十三年。从文王受命到这里十三年，岁星也在鹑火，所以说：‘岁在鹑火，师初起。’以殷历十一月戊子日，太阳在析木，箕宿七度，所以说：‘日在析木。’那天晚上，月亮在房宿五度，房宿为天驷，所以说：‘月在天驷。’三天后得到周历正月辛卯朔，合于辰在斗前一度，即斗柄，所以说：‘辰在斗柄。’第二天壬辰，晨星开始显现【师古说：‘晨，古辰字也，其字从臼，臼音居玉反’】癸巳日，武王开始出兵；丙午日，巡视军队；戊午日，渡过孟津。第二天己未，冬至，晨星与织女伏历建星及牵牛，直到织女天鼋之首，所以说：‘星在天鼋。’这是叙述刘歆的《三统历》。韦昭注《国语》说：‘岁，是岁星。从柳宿九度到张宿十七度为鹑火，指武王开始出兵东行时，岁星在张宿十三度。天驷，是房星。指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是天汉。从尾宿十度到斗宿十一度为析木，其间为天汉之津。

译（前文省略），说戊子日太阳宿在箕宿七度。辰，是日月交会之处，指周历正月辛卯朔日，在殷历为十二月，在夏历为十一月，此时日月合于斗宿前一度。星辰，即星。天鼋，是星次名称，一称玄枵，从须女宿八度到危宿十五度为天鼋，指周历正月二日壬辰，辰星（水星）开始显现。三日癸巳，武王启程，二十八日戊午渡过孟津，距离戊子日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为晦日，正值冬至，辰星位于须女宿，处于天鼋星次之首。」现在按刘歆、韦昭在千年之后，用历法推算伶州鸠的话，没有一处不吻合，真可以说是坐着就能推知。苏东坡以“一曰岁为岁星”的说法，也是由此得来。下文伶州鸠所说的五位，即岁、月、日、辰、星。先说辰后说星，与《洪范》略有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辰在斗柄”中的“辰”字，已经包含了二十八宿五纪中的四项，而“星在天鼋”专指五纬中的辰星【岁星每天运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年绕天一周；辰星每天运行一度，一年绕天一周。所以开头说岁，结尾说辰。《月令》季冬之月，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是说日月与辰星都汇聚于玄枵。】。辰，即水星；天鼋，属水位，因为它是颛顼所建，姬姓出自此处，特意举出来说，另有一层含义，所以星次排在辰之后，宋儒据此认为五纪星辰之中兼有纬星，那就错了。那么《尧典》所说的日月星辰，与《洪范》相同吗？不相同吗？回答说：相同。日月星即七政，辰则是二十八星分为十二次，是七政停留的地方。《洪范》在五纬中只提岁星，因为其余四颗与确定时节、形成岁数无关。然而岁星实为纬星，举出一颗可以概括其余，所以说相同。

译《周礼》冯相氏掌管十二岁。郑玄注说：岁指太岁，岁星与太阳同在一个星次的月份，就是斗柄所指向的时辰。《乐说》说岁星与太阳常相应，太岁月建由此显现。然而现在的历法中的太岁并非如此。王氏《详说》说：在天上有岁星，在地上有太岁。岁星向右运行，太岁向左运行。在斗宿叫星纪，在女宿叫玄枵，在危宿叫娵訾，在奎宿叫降娄，在胃宿叫大梁，在毕宿叫实沈，在井宿叫鹑首，在柳宿叫鹑火，在轸宿叫鹑尾，在氐宿叫寿星，在心宿叫大火，在箕宿叫析木。这就是所说的岁星向右运行。在寅位叫摄提格，在卯位叫单阏，在辰位叫执徐，在巳位叫大荒落，在午位叫敦牂，在未位叫协洽，在申位叫涒滩，在酉位叫作噩，在戌位叫掩茂，在亥位叫大渊献，在子位叫困敦，在丑位叫赤奋若。这就是所说的太岁向左运行。向左运行，是指从东到南，从南到西，从西到北。向右运行，是指从北到西，从西到南，从南到东。至于日月运行，也是如此。天道向左旋转而恒星跟随它，太阳本体向右旋转而岁星跟随它。所以太阳运行在北陆为冬，在西陆为春，在南陆为夏，在东陆为秋。然而岁星在天上，一年运行一个星次，大约一百四十四年跳跃一个星次。如果再次跳跃，历法又要改变了。《春秋保干图》说：三百年斗历改宪，就是这个原因。

朱子《语录》说：“天道与日月五星都是向左旋转。天道每天绕天一周而常超过一度。太阳每天绕天一周，从度的起点到终点，所以比天道常差一度。月亮运行比天道差十三度有余。现在的人却说太阳运行慢，月亮运行快，这是错误的说法。只是历法家用向右旋转来解释，是为了让人容易看见日月运行的度数罢了。”又说：“怎么知道三百六十五度？什么人去量过？只是天道运行经过的地方作为度，天道经过的地方就是太阳退后的地方。”又说：“进数是顺天向左，退数是逆天向右。历法家认为进数难算，只用退数来计算，所以称为右行。并且说：太阳运行慢，月亮运行快，这乃是截取的方法，其实并非向右运行。”横渠说：“天道向左旋转的地方，其中的东西顺从它，稍微慢一点就反而向右了。”这个说法最好【按：横渠的说法本于《隋书·历志》】

董氏【鼎】说：朱子说：“天没有形体，二十八宿就是天的形体。二十八宿的运行，就是天的运行，所以称为经星，就像织机上的经线，一定而不动，而日月五星作为纬线在其中运行，用来区分昼夜而排列四季，无非是顺从天道而成造化。”所以从地面观察它们的运行，都是东升西落，绕着地面向左旋转；从天的度数考察它们的次舍，则日月五星独自逐渐向东，为逆天而向右转。大概是因为它们运行不及天道，而次舍一天天退后，然而次舍虽然退后，而运行未曾不前进。退后虽然逆天，而前进未曾不顺天。对于天虽然逆天而向右转，对于地则未曾不顺天而向左旋转。

蔡传解释《尧典》“咨汝羲暨和”一节说：天体极其圆，周围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绕地面向左旋转，常一天绕一周而超过一度，太阳依附于天而稍慢，所以太阳运行一天也绕地一周而在天上不及一度，积累三百六十五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与天会合，这是一年太阳运行的度数。月亮依附于天而更慢，一天常不及天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积累二十九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七当作九】而与太阳会合，十二次会合得到全日三百四十八又余分的积，又五千九百八十八，用日法九百四十去除得一，不尽三百四十八，总计得到日三百五十四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当作三百】四十八，这是一年月亮运行的度数。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是一年的常数。所以太阳与天会合而多出五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的，称为气盈；月亮与太阳会合而少五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的，称为朔虚。合气盈朔虚而闰月产生。所以一年的闰率则是十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年一闰则是三十二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单，一五年再闰则是五十四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年七闰则气朔分齐，这是一章。所以三年而不置闰，则春季的第一个月进入夏季，而时节渐渐不定了；子月的第一个月进入丑月，而岁序渐渐不成了。积累得久了，至于三次失闰，则春季都进入夏季，而时节完全不定了；十二次失闰，子月都进入丑月，岁序完全不成了。其名实乖戾，寒暑反易，农桑庶务都失去其时，所以必须用这些余日置闰月于其间，然后四时不差，而岁功得以完成。

阎氏【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说：蔡氏【沈】我不责怪他讲道理，而责怪他讲数字。历法尤其是数字中最大的。帝说：“咨汝羲暨和”一节，纯用朱子订正，既非尧历，亦非宋历，大概是从孔颖达疏中采来，也都很明晰。然而还比不上授时、时宪二历的精密。我因此用二历之理

译与数补注《尧典》，其辞曰：“论其理，天周之度，岁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余分。自今岁冬至距来岁冬至为一期，历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积千四百六十，则余一日，析而四之，则四分之一也。经言有六日者，举其成数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为一岁，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终焉。朱子云：‘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盖一岁有二十四气，假如一月约计三十日，则宜十五日交一节气矣。然期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气，则不止于三百六十，故必十五日零二时五刻为一节，三十日零五时二刻为两节，所谓气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则月不能为三十日之数，积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计之内，虚五日零六时三刻，是为朔虚。故每岁常六个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气盈于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时，朔虚于三百六十日之内有五日零六时三刻，则一岁之间大约多出十日零八时，三岁则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闰也。三岁而一闰，即以闰月计之，亦不须三十二日有奇，故置闰之法，其先则三年一闰者三，继以两年一闰者一，续又三年一闰者二，继又两年一闰者一，如是经七闰然后气朔分齐，是为一章也。论其数，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岁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与天防，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积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与日会，十二防通计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岁月行之数。日与天防，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为气盈。月与日防，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为朔虚。合气盈朔虚，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为一岁闰率。三岁一闰，则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岁再闰，则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十秒。十有九岁七闰，则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秒。盖不用积年日法，而以实测得之，岂不较胜于订传之本正义者哉？”

译吴氏（亨寿）说：一年的天数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但闰月的设置却有确定的法则。“期闰岁”这三个字，是这一节的大要。期，指的是一年的足日（即完整的日数）。岁，指的是一年的省日（即不足的部分）。闰，是补足三年的省日，凑成三年的足日。这些论述明白简洁、恰当到位，可以作为古代注疏来阅读。

五纪是专门为八政而设立的，谈论五纪却忘记了八政，就不符合经义。现在试着就八政中与五纪相协调的方面来说明。《诗经·七月》第一章说：“三月的日子修理耒耜，四月的日子举足下田。带着我的妻子儿女，到南边的田地去送饭。”第七章说：“九月修筑园圃，十月收纳禾稼。白天去割茅草，晚上搓绳索。赶紧登上屋顶修葺房屋。”这是开始播种百谷的时候。《国语·虢文公》说：“古代太史顺应时节，土地阳气郁结充盈，土气震动，农祥（房星）在清晨正当中，日月底于天庙（营室），土地于是开始脉动。在农时到来前九天，太史告诉稷官说：‘从今直到初吉（二月朔日），阳气一起蒸腾，土壤膏泽开始活动，如果不震动不改变，脉气就会充满灾祸，谷物就不能生长。’稷官以此报告君王说：‘太史率领阳官命令我管理事务说：距今九天，土地将一起活动。’君王于是恭敬地斋戒沐浴，监督农事不怠慢。”《月令》季夏之月说：“土壤湿润潮湿炎热，大雨适时降下，焚烧杂草进行水利灌溉，以杀死杂草如同用沸水烫过一样，可以施肥于田畴，可以美化土地疆界。”孟冬之月说：“命令有关官员巡视积聚的物资，没有不收敛储藏的。”仲冬之月说：“农民有不储藏积聚物资的，取用而不责问。”这是食政。《诗经·七月》第三章说：“八月开始绩麻，染黑染黄。我的红色非常鲜明，为公子制作衣裳。”《汉书·食货志》说：“冬天百姓已经回家，妇女同巷相随，夜间绩麻，女工一个月得到四十五天的工效。”《月令》仲秋之月说：“放宽关市限制，招来商旅，收纳货物，以便利民事。”这是货政。《诗传》说：“春天祭祀叫祠，夏天祭祀叫禴，秋天祭祀叫尝，冬天祭祀叫烝。”《月令》说：“春天祭祀户神，夏天祭祀灶神，季夏祭祀中霤，秋天祭祀门神，冬天祭祀行神。”《礼记·郊特牲》说：“一年十二个月举行蜡祭，聚合万物而索取享用，又穿黄衣戴黄帽祭祀，以慰劳田夫。”《周礼·籥章》说：“仲春白天击土鼓，吹《豳诗》以迎接暑气；仲秋夜晚迎接寒气，也是这样。”这是祀政。《月令》孟春之月说：“命令司空说：及时雨将要降下，地下水向上腾涌，巡视城邑，周遍视察原野，修治堤防，疏通沟渠，开通道路，不要有障碍堵塞。命令工师让百工审查五库的物资，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不要有不良的。百工都治理好，监工每天号令，不要违背时节，不要制作淫巧之物，以动摇君主的心。”《考工记·弓人》说：“凡是制作弓，冬天剖开弓干，春天液角，夏天处理筋，秋天合拢三种材料，寒冷时奠定形体，结冰时剖开灂。”《左传》说：“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警戒事务，火星出现时致力使用，水星黄昏正中时栽种，冬至时完工。”《国语》说：“先王的教导说：雨停后清除道路，水干后建成桥梁（九月雨停，十月水干），清风到来时修筑城郭宫室（指火星出现之后，建亥之初），这是司空的政务。《周礼》乡大夫在正月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教法，回去后颁布给乡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察德行道艺，而举荐贤能者，以礼接待他们。州长在正月吉日，各自召集州的百姓宣读法律，如果按时祭祀州社，也是这样。春秋以礼防范百姓并在州序射礼，党正及四季孟月的吉日，则召集百姓宣读法律，春秋祭禜也是这样。国家索神祭祀，则以礼召集百姓在序饮酒，以端正齿位，这是司徒的政务。孟秋之月，鹰开始祭鸟，开始执行杀戮，命令有关官员修治法制，修缮监狱，准备桎梏，禁止奸邪，谨慎罪过，务必捕捉审讯判决狱讼，必须端正公平，杀戮有罪者，严厉执行刑罚。仲秋之月，命令有关官员申明严刑，斩杀必须得当，不要有枉曲，枉曲不当，反而遭受祸殃。季秋之月，于是催促狱刑，不要留有罪人。《周礼》布宪掌管宪令刑禁，正月吉日，手持旌节向四方宣布，这是司寇的政务。仲春之月，媒氏命令男女相会，有宾客。《士昏礼》说：‘主人如宾客服饰在门外迎接’就是这样。一年十二个月，国家索神祭祀，州长以礼召集百姓在序饮酒，有宾客。《礼运》说：‘仲尼参与蜡祭宾客’就是这样，这是宾政。春搜夏苗秋狝冬狩，都在农闲时讲习军事，三年治兵，入城振旅，归来饮至，以清点军实，这是师政。圣人取法天地，因时而出政，凡是这些见于经传的，不可胜数，而秦火之后，典籍沦亡，那些无法考证的还很多。姑且举出一隅，用来启发举一反三。”

观察尧命令羲和的话，知道古人之所以推算日月星辰，是为了治理历法。他们之所以急切于治理历法，是为了恭敬地授予人民时节，使百工得以允当。《洪范》八政之下，接着是五纪，先以岁、月、日、星辰，最后以历数，正与《尧典》的意思相同。《夏小正》、《豳风·七月》以及《吕氏月令》，依据物候来记录人的功事，观察中星而审视斗柄。

译《周礼》的职官设置，虽然距离古代稍远，但大体上不失此意。只有《周礼》中设有冯相氏、保章氏两个职位，以观测天象为职事，颇为牵涉到妖异祥瑞之事。下到春秋时期，梓慎、裨灶等人，凭借十二分野、日月五星运行轨迹的度数，来占卜历法与国家的吉凶，大概他们的学说日益繁多，便由此开始了。到了战国时期，甘德、石申等人的著作，流传于民间，大抵都是关于迷信灾祸福报的说法。汉朝承袭了这种风气，将天文与历法分为两科，京房、李翊、李奉等人，凭借占卜之术在当时自鸣得意，妖异祥瑞的验证逐渐增多，而授时的政令却荒废了。宣城的梅文鼎在推算天体运行中确定了九颗主要天体的位置，深得《尧典》的旨意，曾撰写《天文论》，以驳斥分野星占的谬误。己巳年，他与我相见于京师，早晚往来密切，对此义理讨论得非常详尽，然而这只能对明白的人说，难以与俗人言说。

译畴对皇极最为切要的内容，莫过于五事。而《洪范》经文却将皇极排在八政、五纪之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修养自身与治理他人，道理是相同的。《中庸》说：“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又说：“真诚的人，并非仅仅成就自己而已，而是用来成就万物。如果不能成就万物，那么他用来成就自己的方面，也有所欠缺。”因此，五事修养完善之后，必须顺应时势来建立政事，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才能建立皇极。

洪范正论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洪范正论卷四

德清胡渭撰

第五项是皇极，君主建立那至极的标准。收敛这五种福分，用来广布赐给百姓。当时，百姓对于你的标准，赐给你保持至极的辅助。

孔颖达《正义》说：“汝，是箕子称呼周武王。”苏氏说：“达到极致而没有余留，叫做极。”林氏说：“从五行到五纪，就是圣人用来建立皇极的依据，并非在这些之外另外有一个皇极。”吕氏说：“锡，是上下通用的称呼，比如‘师锡帝’，‘禹锡玄圭’，都是下级赐给上级的说法。”蔡氏说：“皇，是君主；建，是建立；极，如同北极的极，是至极的意义，标准的名称，处于中立而四方都以此为准则。意思是说，君主应当穷尽人伦的极致，父子之间穷尽亲爱，夫妇之间穷尽分别，兄弟之间穷尽友爱，那么天下做父子、夫妇、兄弟的人，都从这里取法。以至于对待一事一物，一言一行，无不穷尽义理的本然，没有一丝一毫过与不及的偏差，那么极就建立了。极是福的根本；福是极的效果。极所聚集的地方，福也就聚集。君主在上方聚集福分，并非只是为了厚待自身，而是用来广布福分给百姓，使百姓观感而化，这就是所谓敷锡。当时百姓也都对于君主的极与之保守，不敢丧失，这就是所谓锡保。意思是说，皇极是君民相互对待的方式如此。”

朱子《皇极辨》说：“自从孔氏传将皇极解释为大中，而众儒都推崇这种说法。我独自曾经根据经文的文义和语脉来探求，从而知道这一定不是这样。大概皇，是君主的称呼；极，是至极的意义，标准的名称，常处在物体的中央，而四方仰望它来取正。所以把极解释为处在中央的准则是可以的，但直接把极解释为中则不可以。就像北辰作为天极，脊栋作为屋极，其意义都是如此。而《礼记》所说的‘民极’，《诗经》所说的‘四方之极’，对于皇极的意义尤为接近。然而现在的解说者，既然在这里错了，并且在那里也错了，所以他们的说法辗转迷误，最终不能自我阐明。即使按照旧说，暂且不论其他，仅就经文来读，‘皇’为大，‘极’为中，那么所谓‘惟大作中，大则受之’是什么话呢？现在用我的说法来推演，那么君主以渺小的身躯，居于至尊的地位，四方像车辐条一样汇聚，面向中心而环绕观看：从东面望过来不超过这里就向西了；从南面望过来不超过这里就向北了。这是天下的最中央。既然居于天下的最中央，那么必须有天下的绝德，然后才可以确立至极的标准。所以必须顺应五行，敬修五事，来修养自身；厚待八政，协调五纪，来整齐政事；然后至极的标准，卓然确立在天下的最中央，使那些面向中心而环绕观看的人，没有不从这里取法的。说到仁，就穷尽天下的仁，而天下行仁的人，没有能超过的；说到孝，就穷尽天下的孝，而天下行孝的人，没有能比肩的。这就是所谓的皇极。由此用三德来权衡，用卜筮来审慎，向天验证吉凶，在人中考察祸福，就像提起皮衣的领子，难道有一根毛不顺的吗？”又说：“这本书，原本是天赐给大禹的，虽然其中有些茫昧幽深，有不可得知的地方，但是箕子用来陈述并告诉武王的话，已经完备了。只是它的言辞宏深奥雅，好像不容易说清楚，但是试着虚心平气而反复研读，也就坦然明白，没有一字可疑。只是先儒未曾深求其意，而不考察君主修身立道的根本，所以误将皇极解释为大中。又看到它的言辞多为含洪宽大的话语，因而又误认为中是含糊苟且、不分善恶的意思。殊不知极虽然居中，但并非取中的意义，而且中的意义，又是因为无过无不及，至精至当，没有毫发之差，也不是所指的含糊之意。于是把误认的中当作误训的极，不谨慎吗？至严至密的体制，却务求至宽至广的度量，其结果将是君主不知道修身以立政，而堕落到汉元帝的优游、唐代宗的姑息，最终导致是非颠倒，贤愚混乱，祸败随之而来，还怎么指望收敛福分赐给百姓呢？”

王氏《读书管见》说：“皇建其有极，是以自身树立教化。因为它至极而没有可以再增加的，就叫做极；因为它无过无不及，就叫做中；因为它至当而不可改变，又叫做至善。名称不同，其实是一样的。”

胡士行说：“人承受天地的中气而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福并非极之外的东西。圣人先防备这个极，那么福就收敛于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