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说断卷一

译那赋是指按人口定额出钱，不说“作赋”而说“作贡”，是因为取“下级供给上级”的含义。各篇序文都说“作某篇”，这篇序文不说“作《禹贡》”，是因为开头提到禹，结尾提到贡，篇名已经足够显明了。在百篇序文中，这种情况有三处：微子作诰，不说“作《微子》”；仲虺作诰，不说“作《仲虺之诰》”；与这篇一样，都是因为道理已足而省略了。

译班氏说：“从前黄帝制造舟车来打通不通畅的道路，纵横天下，疆域方圆万里，划分原野、设立州郡。”

陆氏说：“《周公职录》记载：‘黄帝受命，风后接受河图，划分土地，布置九州。’《鄹子》说：‘中国称为赤县，赤县之内分为九州。’《春秋说题辞》说：‘州的意思是殊异。’”

林氏说：“颛顼设立九州，尧时洪水阻隔断绝，派禹治理水患，后来恢复为九州。”

王氏说：“《王制》说：‘广阔的山谷和大的河流，制度不同；生活在其中的人，风俗也不同。所以禹区分九州，都确定高山大川，以端正疆域界限。’”

苏氏说：不贡献当地没有的以及难以得到的东西。

叶氏说：“《礼记》说：共工氏称霸九州时，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平定九州，所以祭祀他作为社神。那么九州的名字由来已久。洪水的灾害，使得山川土壤、疆域界限、贡赋制度，都动荡混乱、淹没沉陷，都失去了正常的秩序。到了禹才重新辨别，所以说：‘水流在地面上，四方不通，必须顺着山砍伐树木作为道路，然后才能测量地形，观察水源和流向，从而疏通河流。河流疏通后，九州的土地就显露出来了。辨别名物，以制定地税，确立民职，贡赋就产生了。贡赋虽然不同，但以供奉君主为主，所以称为贡。’【《祭法》注说：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间】”

张氏说：“洪水滔天，九州无法分辨。禹想要治水，先确定九州的界限，然后顺着九州的群山，疏通九州的河流，使水重新回到旧河道，流入大海。”

陈氏说：“九州称为州，已经很久了。然而州的含义，学者们却不加论述。在尧的时候，洪水的灾害，浩浩荡荡，疆域的界限，无法区分。禹根据那些矗立在水中的巨大山岳来区分，说：‘这是冀州，这是兖州，这是青州和徐州，这是荆州，这是豫州、梁州和雍州。’这些巨大的山岳清晰地显露在水中，所以称为九州。州与洲同义，顺着山疏通河流，是顺着水源发出的地方，疏通它成为河流，不扰乱水向下滋润的本性。”

洪水的灾害如此长久，如果长年累月没有止息，那么百姓就没有活路了。按理推断，应当也是每年之中泛滥有时，就像现在的春夏雨水暴涨而特别严重一样。禹治理水患时，当洪水包围山岳、淹没丘陵之际，也无能为力，深切忧虑百姓，虽然说是自己溺水，也必定要等到水势减退之后，才有所作为，从而土地工程有所施展。于是逐渐规划，以预先为后来的防备而已。至于区分九州，如陈氏所说根据水中的巨大山岳来区分，我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学问不通世务，只是腐儒罢了，所以我不得不为之辩驳。

林氏说：“赋，是九州的田赋。贡，是兖州以下，那些装在筐里的特产。分开来说，虽然有贡有赋，有上下等级的差别；合起来说，那么贡乃是赋税的总称，不一定只有漆、丝、盐、细葛布等才称为贡。大概连同田赋所出的，包罗筐中所入的，都在其中了。这个贡字，与商代的助法、周代的彻法，都是那一代的制度，取民财物的总名称。”

古人命名不随便。三代取民财物的制度，必定以贡、助、彻为名，其用心之仁爱可以知道了。因此史官命名这本书，孔子作这篇序，都在贡这个字上深致其意。浅薄的学问能在这里察觉吗？壮年的行为还在这里违背吗？何况未曾知道这个的人呢？

吕氏说：“随山有两层意思，一是顺着山开道以观察水流，二是顺着山的脉络相视水流，疏通河流。”

程氏说：“禹自己说：‘我疏通九条大河，直到四海，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这是顺应自然。’孔子叙述这本书说：‘顺着山疏通河流，依据土地制定贡赋，这也是顺应自然。’孟子说：‘禹疏导水流，做的是无所作为的事，这也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就是本着事物本来的样子，而不增加或减少。功业因为顺应自然而成功，那么书记载其功业，难道也超出顺应自然的范畴吗？”

九州的划分由来已久，况且那些高山大川作为疆界，所看到的不能没有记载。禹担任司空，对此也熟悉，而特别因为洪水为害，疆域沦坏，河流旧道也决口迁徙而不明，所以禹先确定高山大川的方向，以区分九州的界限，那么凡是土地的远近高低，水的源头和流向曲折，都可以审察清楚了。顺着山疏通河流，依据土地制定贡赋，于是依次施行，哪里不符合他的心意呢？依据土地制定贡赋，人人能说出，而顺着山疏通河流，解说者很少见到确切的。请让我详细辩驳。禹自己说：“我乘坐四种交通工具，顺着山砍伐树木。”史书的言辞也说：“禹治理土地，顺着山砍伐树木。”解说者认为孔子序文应当与此不同，所以多以砍伐树木开通道路来解释。殊不知孔子的文章‘顺着山疏通河流’与‘依据土地制定贡赋’相对立，‘顺着山而疏通河流，依据土地而制定贡赋’，程氏所说的顺应其自然的意思。况且四条大河的水都向东流入海，而弱水向西，黑水向南，它们所发出所经过的山势就是这样。山的走向所向背，水因而趋避它。禹不能违背山势来疏导水，也就像不能强迫没有的东西来制定贡赋。应变施设，虽然多端，而经画的妙用同于顺理。孔子序书

译总共三句话十二个字，而深谙经书意旨的人知道它贯通首尾，没有多余的蕴义，这难道是拘泥于文字辞藻之间的人所能窥见的吗？

译禹分布治理九州的土地，顺着山势砍伐树木，确定高山和大河的方位。

孔安国说：洪水泛滥，禹分布治理九州的土地，顺着山林行走，砍伐树木开通道路，确定方位。高山指五岳，大河指四渎，确定它们的等级次序，作为祭祀礼仪的规范。

唐代孔颖达说：“禹亲身走遍九州，规划谋略设立法则，于是派遣辅佐自己的人分布治理。当时平地都成了水流源头，很少有陆路可走。所以想要治水，就顺着山林行走，砍伐树木开通道路。过去山被水包围，河流都泛滥，祭祀礼仪荒废。现在才开始确定，以显示水土平复，恢复旧制。”

司马迁说：“禹与益、后稷奉帝王命令，命令诸侯百姓，征发民夫来附土治水。”

唐代司马贞说：“《尚书》写作‘敷土’，现在查考《大戴礼记》写作‘傅土’，所以《夏本纪》依据它。‘傅’就是‘付’，意思是交付功役之事。”

颜师古说：“‘敷’是分布的意思，是说分别治理。‘奠’是确定的意思，是说禹顺着山的形状砍伐树木，作为标记，决开水道。所以高山大河各自得以安定。”

苏辙说：“‘敷’是分布，‘载’是记载，‘叙’是次序，都是治理的意思。山中行走容易迷路，砍伐树木作为标记，并且用来开通道路。《史记》说：‘行山表木’。”

叶梦得说：“辨别九州的疆域，并分布安排，让官员各有职守以承担事务，百姓各有住宅以承担劳力，然后顺着山势砍伐树木的工程才能实施。顺着山势砍伐树木，以开通通往四方的道路，然后高山深谷的名称才能端正。山川有了确定的名称，然后有的从山开始，有的从河开始，水才能治理。高山大河，像荆山、岐山、长江、汉水等。治水的人不违背水的本性，而顺应其自然，只是顺着地形罢了。地形以山川为主，山川以高大者为主。高山大河各自确定位置，名称端正，那么其余的可以推求。‘奠定’，就像《周礼》所说的‘奠地守’。”

张载说：“‘敷’是分布的意思。‘敷土’就是辨别九州的意思，是说分别九州之地，然后顺着山的形状，来引导水的归路。并且砍伐遮蔽视线的树木，以标记山路的远近。然后又确定高山如五岳，大河如四渎。东西既已辨别，南北已经明了，然后引导山导水就可以实施工程了。这大概是禹刚开始着手治水的规模。”

林之奇说：“鲧堵塞洪水，与水争高低于堤防之间，正好激起水的愤怒。所以禹只致力于分布土地而分散水流，不与水争高低，水就顺应本性了。这就是成功的原因。顺着山势砍伐树木，是清除障碍驱赶禽兽，让避水的人各自安居。确定高山大河，是根据风俗的差异，作为九州疆界的准则。”

程颐说：“禹的规划，一定以确定高山大河为开始。大概高山确定，那么避开障碍就有方向；大河不迷路，那么疏浚距离就有方向。”

吕祖谦说：“史官作《禹贡》，先说‘禹敷土’三个字，表明禹心中有一定的规模，分布九州的土地，哪里用这种方法治理，哪里用那种方法治理，工程役使计算多少，然后用工，所以最终能成功。确定高山有个标准，接着就能看清大河的归宿。比如筑城，如果平常筑造，几年不能完成；到了李光弼筑万里城，不过几个月功夫，大概先安排哪里成队，声音相接，所以能速成。禹治水，规模就在这里。砍伐树木以开通道路，确定高山大河作为高处的标记。凡是一州之内，必有高山大河，先确定它们作为标记，那么其他都可以知道。治水非用土木不可。土就随处分布，木就顺着山砍伐。可见禹的规模简易，没有生事扰民的祸患。比如治理华阴的黄河，就先在华阴左右分布可取的土，在华阴的山上砍伐方便的木，这就是‘敷土随山’的意思。至于‘奠定高山大河’，则是确定方向源流，以辨别地域，以知道远近，以观察众流趋向的地方，从而循序渐进地加功。这与孔子所说的‘别九州，同’”

冀州

《释地》说：两河之间叫冀州。郭璞注说：从东河到西河。李巡说：两河之间，气候清朗，性质相近，所以叫冀。冀，就是近的意思。

林之奇说：“那里地势险易，是帝王建都的地方。动乱时希望安定，弱小时希望强大，荒歉时希望丰收。所以叫冀州。”

唐代孔颖达说：九州的次序，以治理的先后为序，因为水向下流，应当从下游排泄，所以治水都从下游开始。冀州是帝都，在九州中偏北，所以首先从冀州开始，然后东南是兖州，再东南是青州，再南是徐州，再南是扬州，从扬州向西是荆州，从荆州向北是豫州，从豫州向西是梁州，从梁州向北是雍州。雍州地势最高，所以在最后。从兖州以下，都依据地势，从低向高，从东向西。青、徐、扬三州合为东边，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的水从青、徐流入海。梁州高于荆州，荆州高于扬州，梁、荆的水从扬州流入海。兖州在冀州东南，冀、兖的水各自向东北流入海。冀州的水不经过兖州，因为冀州是帝都，黄河是大患，所以先从冀州开始，然后治理兖州。如果让冀州的水向东流入兖州，水没有去处，治理没有益处，虽然是帝都，不

译这是得先治理的原因。

苏氏说：“尧时洪水，黄河造成的祸患最为严重，长江次之，淮河再次之。黄河在冀州、兖州流经较多，而青州、徐州处于下游，受害尤其严重。尧建都于冀州，所以大禹治水从冀州开始，其次是兖州，其次是青州，其次是徐州，这四个州治理之后，黄河的祸患就衰退了。雍州、豫州虽然靠近黄河，但因为下游已经治理，可以稍微缓一缓，所以其次是雍州，其次是荆州，用来治理长江和淮河。长江和淮河治理之后，水患平息，所以其次是豫州，其次是梁州，其次是雍州，用来治理长江、黄河上游的残余祸患，而雍州地势最高，所以最后治理。其他八个州都说‘从某地到某地属于某州’，只有冀州没有这样写，大概是因为通过其他州所到的地方就能知道了。先说赋税再说田地，不提及进贡的竹器，这些都与其他州不同。”

译林氏说：大禹治理洪水，开始时，必定先决开那汹涌泛滥的洪水，然后才疏导江河湖泊的水流，而他所遵循的先后次序，都记载在九州之后，“导岍及岐”以下的文字中，就是如此。这里所记载的，只是记录九州的疆界，以及田赋贡品的详情，至于治水的先后次序，并不在这里。洪水为害，泛滥于天下，治理它时，必须观察水势的大小，顺应地势的高低，逐渐疏导，不能拘泥于疆界的限制。所以从“导岍及岐”一直到“又东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条理，大概治水的方法，没有不是从上往下疏导，从下往大海决口的。史官条列记载，在疆界之后详尽说明，论述九州的人，只应当观看其划分疆域、确定边界，以及制定田赋多寡的情况，不必论述其先后次序。《王制》说：“从东河到西河，相距千里而近；从常山到南河，相距千里而近。”这就是冀州的境界。

张氏说：“冀州不提及山川作为边界，像‘济河惟兖’、‘淮海惟徐’那样，大概是因为王者以天下为家，以京师为室，其山川应当以天下为界，怎么可以像其他州那样局限于山川呢？这也是大禹的深意。”

孔安国、苏氏两家坚持认为九州的次序是大禹治水自下而上，林氏则依据“导岍”以下的文字，认为治水是自上而下，这两种观点将听从哪一种来折衷呢？孟子说：“大禹疏通九河，疏导济水、漯水而注入大海；决开汝水、汉水，排除淮水、泗水而注入长江，然后中原地区才可以耕种食用。”孟子的话是从北到南，自下而上，而且没有提到雍州、梁州，就急忙说中原地区可以耕种食用，那么大禹的规划也可以看出来了。至于从导岍到敷浅原，这是记录疏通田间小沟到河流的方向；从导黑水到东北入于河，这是记录九条河流的首尾。林氏没有明白经文的意旨，就固执地依据这段文字，说治水必定是自上而下，他对世务不通达得很厉害啊。况且假使大禹治理黄河，一定要等积石山的工程完成，然后才开凿龙门来治理华阴、孟津等地，那么在几个月之间，如果雨水骤集，冀州、豫州、兖州、青州的百姓，又依靠大禹什么呢？所以治理洪水的人，必须使下游能够容纳且有富余，容易排泄而没有阻碍，然后才能安稳地承受上游的水流，不至于因冲激而激起怒涛。大禹规划之所以先治冀州、兖州而后治雍州、梁州，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不仅通达《禹贡》九州的次序，而且对于孟子谈论大禹也知道其来源了。孔安国、苏氏的论述，又怎么可以忽视呢？有人问：“大禹疏通九河，然后疏导济水、漯水，相信孟子的话是有条理。决开汝水、汉水，排除淮水、泗水，难道也必定是自下而上吗？”回答说：“这是为了说明注入长江而设的文辞。其实大禹治水，在疏导济水、漯水之后，接着治理淮水、泗水以及长江，长江治理好了，然后治理汉水，治理汝水，像《禹贡》所记载的九州次序那样。”又有人问：“四条水中只有汉水注入长江，汝水、泗水注入淮河，淮河直接入海，怎么能都说注入长江呢？”回答说：“古代的沟渠法，南北东西互相通灌，像吴国的防沟，虽然是吴王所开，但古代必定有迹道可以排泄淮水而注入南方。不然的话，孟子岂能没有根据而随意编造说法呢？”

既记载壶口【在今隰州吉乡】治理梁山【在今同州韩城】及岐山【在今凤翔府岐山】

孔氏说：“壶口在冀州，梁山、岐山在雍州。从东沿着山治水向西。”

唐孔氏说：“《史记》称高祖进入咸阳，萧何先收取图籍，那么秦朝焚烧诗书图籍，都在孔君离开汉朝初期七八十年左右。他身为武帝博士，必定能够见到图籍，其山川所在，必定是验证真实而知晓。壶口在冀州，梁山、岐山在雍州，当时的疆界是这样的。”

班氏说：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按：慈州吉昌县，汉北屈也有壶口山，北屈历经晋代没有改变，到后魏才开始设置定阳，隋开皇十八年又改名吉昌，唐代依旧，本朝熙宁五年，慈州废除，将吉昌划归隰州，改名吉乡】梁山在冯翊夏阳县西北【按：同州韩城县，汉为夏阳有梁山，隋开皇十八年设置韩城】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按：岐州岐山县有岐山，周太王迁徙到岐山就是这座岐山，本是后周三龙，隋开皇十六年改名岐山，因为有岐山所以】

郑氏说：“在这里说治理梁山及岐山，大概是因为治水从下开始，以消除水害容易。”

王氏说：“记载事情。既已治理壶口，然后治理梁山及岐山。水逆行，泛滥而混乱，所以治理它。”

苏氏说：梁山、岐山二山在雍州，现在在冀州提及它们，难道当时河患上及梁山、岐山吗？大禹疏通底柱，那么壶口平定而梁山、岐山自然治理，因黄河而言，不是以二山为冀州之地。

叶氏说：“《诗经》说奕奕梁山，只有大禹治理它，梁山施功最多，而岐山因梁山而及之。”

林氏说：说冀州的水，而及于雍州的梁山、岐山。曾氏说：吕不韦说：“龙门未开，吕梁未凿【徐州彭城县吕梁山也有吕梁镇】河出孟门之上【孟

译门山与龙门山相对，在今隰州吉乡县。大水泛滥逆流，没有丘陵高地能阻挡它，这叫做洪水。大禹疏通河道，称之为孟门。根据《地理志》记载，壶口在北屈的东南方，而郦道元说孟门在北屈的西南方，那么壶口和孟门就是东边的山。龙门在梁山的北边，那么梁山和龙门就是南边的山。由此说来，当初河水从孟门之上涌出，横溢流淌，就知道东边的壶口、南边的梁山、西边的岐山，都淹没在水中了。大禹在壶口的西边开辟孟门，从而在壶口开始治水；在梁山的北边开辟龙门，从而在梁山结束治水；而其余的功绩又波及到岐山。大概壶口、梁山、岐山是同一项工程，其施工都是同时进行的，不能分开说成两个州的事，所以一并归在冀州叙述。

译吕氏说：岐山和梁山都是龙门左右的地方。水之所以成为灾害，正是因为龙门狭窄，阻塞了水流，所以大禹治理它，开凿龙门，使水顺畅通行。由此看来，孟子说大禹治水，顺应自然无所作为，这怎么能说是无所作为呢？大概是因为开凿该开凿的地方，治理该治理的地方，所以才称为无所作为。

两个州的山川有利害相关，并且是同一时期工程的地方，不只是这里。在这里举例，其他不说的，可以知道了。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日，黄河在澶渊决口，向东流入钜野泽，向北溢出济南，溢出泗水，而彭城受害最重。水环绕城墙，最高达到二丈八尺。当时苏东坡任彭城太守，担心百姓惊慌溃散，于是登上城墙来镇定他们，说：“应当与城池共存亡。”等到水退去，苏东坡在城东门查看，正当水流的冲击处，府库在那里，而地方狭窄，不能建造瓮城，于是大力修筑门防，用砖石在上面建造黄楼。接着颍滨先生经过并登上黄楼，于是作赋说：“唉，这里，俯仰千载，黄河向东倾斜向南流，蹈袭汉代的遗留灾害【汉元光年间黄河决口在瓠子】，包裹原野沼泽成为一体，窥视我们城墙的毁坏。吕梁山崎岖不平，横绝在前面，四山相连，合围在外面。水回旋不进，环绕城池成为大海。”看这篇赋，就知道吕梁与黄河灾害相互表里。吕不韦的说法，苏颍滨的赋，学者不可不知道。

既治理太原【在今太原府榆次县】直到岳阳【即今晋州霍邑县霍山】

孔氏说：“高平的地方叫太原，现在作为郡名。岳，是太岳，在太原西南。山的南面叫阳。”

唐孔氏说：太原，是大的原野。汉书作为郡名，就是晋阳县【按：隋文帝改汉晋阳为太原县，本朝太平兴国四年废除太原县并入榆次，榆次在府东南七十里】

班氏说：“河东彘县有霍太山，在东面。”

林氏说：晋州霍邑县有霍山，一名太岳山，就是禹贡所说的岳阳【按：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彘县改名为永安；隋开皇十八年，永安改名为霍邑】

王氏说：地方被水攻击，冲毁破坏，所以治理它。

叶氏说：“记载开始做事。传言大禹能够继承鲧的功绩，那么鲧的功绩不都废弃。大概有因循而继承它的。鲧只知道治理太原到岳阳，而不治理壶口，推而向上，以及梁山和岐山，与岳阳会合，这功绩所以不成。所以大禹开始治理壶口，治理梁山和岐山。壶口、梁山、岐山治理好，于是继承鲧的旧迹，直到太原、岳阳。”

张氏说：“这是说既治理太原的水，防止水流直到太岳的南面。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理好则下流通利，而流入南河了。”

林氏说：曾氏说太原是汾水所出，岳阳是汾水所经，既治理太原直到岳阳，是疏导汾水的原因【按《水经》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山，南过永安县西，西至汾水阴县北，西注入黄河。今宪州静乐县，就是汉汾阳地。管□山在其界。河申宝鼎县，就是汉汾阴。本朝祥符四年改为荣河】

覃怀底绩【即今怀州之地】直到衡漳【清漳出本潞州涉县，浊漳出长子县】

孔氏说：“覃怀靠近黄河，地名。漳水横流入黄河，从覃怀致功到横漳。”

唐孔氏说：地里志，河内有怀县，在黄河北面。大概覃怀二字共为一个地方，衡就是古横字。横漳在怀北五百多里，从覃怀致功而北到横漳。

杜氏说：怀州，是禹贡覃怀之地【按：唐贞观元年，废除怀县并入武陟，而杜氏说武陟是汉怀县地，故城在今县西。是贞观所废怀县就是汉之旧，而武陟也是其地。后世变更名号不一，难以尽详。唐志说：河内县有怀水，往古覃怀之地。今怀之河内、武陟都有。武陟在河内东八十五里】

班氏说：清潭水出上党沽县太谷，东北到渤海阜城县入黄河；浊漳水出长子县鹿谷，山东到邺入清漳【阜城今〇永静军，今为相州临漳县之镇。大概熙宁六年废除洛州肥乡、深州鹿城、冀州衡水、恩州漳南都是漳水所经。唐天宝十五年改鹿城名为东鹿，本朝至和元年废除漳南并入历亭】

林氏说：“曾氏说：黄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东流而注入之地。之形，南北为从，东西为横。河北流而漳东流，那么河从而漳横。大禹从覃怀致功，于是越过太行而北。既得到漳流而疏导它入黄河，漳水合黄河，下流如果不以道，那么也害于河流。所以。曾氏论《禹贡》山川地理，援引书传，考究源流，其说都有依据，比诸儒之说为最详。”

尧都冀之平阳，今晋州所治临汾县也。大禹治水，没有先于帝都的，而冀州三方距河，深患所在，其疏导没有先于黄河的。然而行河应当从下流开始，而冀州所

译纪氏认为治水急于帝都的附近，而下游未曾顾及，这是为什么呢？如今从地理上详细考察：壶口、梁山和岐山都在帝都的西部；太岳山在霍邑，霍邑北临汾水一百多里，那么太原、岳阳就在帝都的北部；覃怀在帝都的南部；衡漳在帝都的东部。在帝都的四面，本来没有哪条水不能通向黄河，而我只是担忧黄河下游决口，上游的水都奔赴而来，那么豫、兖、青、徐的百姓将到哪里逃避灾祸呢？大禹的做法固然出于对君主的极度爱护，但对于拯救这些溺于水患的百姓，难道可以延缓吗？我私下曾经思考这个问题，并从孟子谈论大禹的话中找到了说法，又反复研读《禹贡》一书，然后我的疑惑才消除，对于神禹治水的规划才开始清晰地知道其顺序了。孟子说：“大禹疏通九条河道，疏导济水和漯水。”这是谈论大禹治水关键措施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那九条河道，是黄河最下游的部分，而济水和漯水，是旁边的支流。治理最下游以加速水流，疏通旁边的支流以使其中没有停积的祸患，那么黄河的大体情况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大禹规划完成这些之后，然后疏通帝都四周的水，全部通向黄河，冀州的祸患就平定了。冀州的祸患既已平定，那么凡是兖、青、徐等州所应当治理的，有的大禹亲自前往，有的委任助手分头治理，又接着依次进行。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奇计百出，堤防万端，耗尽终身的辛劳，水患怎么能治理好呢？现在看《禹贡》，冀州不提及“疏通九河”，因为九河是兖州的地域，所以在兖州首先提及；不提及“疏导济水和漯水”，因为漯水流经兖州，济水流经豫、兖，不能总括在冀州里。况且又引导九州的开头和结尾，各自已经在后面条列出来，如果在每个州一一提及，那么经文不是几乎过于重复了吗？又何况大禹治水，如果利害相互关联，那么即使是一条河流跨越不同州，也必定有同时进行的工程；如果一定要等某州的工程完成，然后才治理某州，那么大禹的圣明，难道没有权变而近乎固执吗？有人说：“壶口、梁山和岐山的工程，曾氏认为是开凿龙门，而冀州所记载的没有提及龙门，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到龙门，已经在后面列出了，所以在这里只说壶口、梁山，是为了互相参照以显示其事。”这也如同说“疏导岍山和岐山到荆山，越过黄河”，而舍弃梁山不说，这与治理梁山的记载互相参照。壶口、雷首山到太岳山，那么上面舍弃太原不说，下面举出雷首山以显示治理龙门、梁山之下，而底柱、析城、王屋、太行山的治理，则是覃怀、底绩的原因。《禹贡》一书，我姑且举出一个州来说，其互相参照的方法精密如此，学者可以轻易地谈论吗？又有人说：“‘载’是开始做事的意思。”大禹开始治理冀州，没有比龙门更优先的，而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山都排在后面吗？回答说：“疏导济水的时候，固然曾经有利害相互关联而疏导它。但是龙门、汾水在上游没有治理，那么雷首山以东，想要完成功绩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论述天下的大工程，大禹的规划，虽然没有比疏通九河、疏导济水漯水更优先的，但就冀州而言，龙门是咽喉要害的祸患，汾水又次之。史书记载：“冀州开始治理壶口，治理梁山和岐山，完成太原到岳阳的治理，然后覃怀、底绩直到衡漳，先后的顺序如此清晰。”然而学者不认识地形而阅读这本书，好比青天白日，盲人想要知道它的清明，怎么可能呢？

译那里的土壤是白色的壤土，那里的赋税等级是上上等中夹杂着次一等的赋税，那里的田地等级是中中等。

孔氏说：“没有土块叫做壤，水退去后土壤恢复其本性。颜色白且为壤土，赋指土地所产出的物资，用来供给天子。上上是第一等，错杂着产出第二等的赋税。田地的高低肥瘠，在九州中排第五。”

颜氏说：柔软的土叫做壤。

唐孔氏说：《九章算术》中‘穿地四为壤，五壤为息土’，那么壤是土质和缓的名称，所以说‘无块曰壤’。孟子称‘税十一为正，轻于尧舜时代为大貊小貊；重于尧舜时代为大桀小桀’，那么此时也是什一税，都实行什一税却能与九等差别相合的原因，是因为人力有强弱，收获有多寡。传文认为荆州田第八，赋第三，是因为人力多；雍州田第一，赋第六，是因为人力少。这是根据人力多少总计来确定差等。此州以上上等为正，而杂出次等，是说产出上上等的时候多，产出上中等的时候少。多者作为正等，少者作为杂等。这是计算大致的所得，并非固定规定。只是治水时根据田地责成什一税，随着土地的丰歉，这是上级任用地力，而下级所进献的自有差降，就以差等作为上级确定的赋税。然而一升一降不可能经常相同。冀州自出第二等，与豫州同时，那么就没有第一等的赋税；豫州与冀州第一等同时，那么就没有第二等的赋税，或许容许这样，事情不可能经常如此。

郑氏说：此州只纳谷物不贡其他物品。

王氏说：“考察其土地和田地，以知道适宜种植什么；确定其赋税，以知道产出什么。冀州的土，并非全是壤土，而说白壤，是其大致情况如此。其余各州大概都是这样。”

苏氏说：赋税和田地所出的谷米、兵车之赋，禹贡的田赋都有九等，此为第一等，杂出第二等的赋税。冀州是京畿之地，田地中中而赋税上上，按理不应如此。必定当时有事相补除，难道是因为不贡其他物品而多赋税吗？然而不可以臆测。

叶氏说：“这就是《周官》所说的用土均之法辨别五物九等以制定地征的。五物，是五地所适宜的物品。用五物制定地征，所以赋有出于土的，这是庶土交正而制定的。用九等制定地征，所以赋有出于田的，这是咸则三壤而制定的。只因赋不都出于田，所以有田上等而赋少的，如徐、青、梁之情况而甚，像雍州田上上而赋却中下的；有田下等而赋多的，如豫、冀、某之情况而甚，像荆州田下中而赋却上上的。田下而赋多，是土赋兼在其中；田上而赋寡，又是沟渠灌溉对于水旱蓄泄有利与否，以及人力众寡勤惰的不齐，不能一概以田为标准。赋以出于田为正，所以其余各州都以赋次田，而冀州独以赋次土，大概是因为冀州的田第五，而土白壤，赋出于土宜多于田。”

林氏说：《周官》大司徒辨别十二壤的物品，而知道其种类，以教导稼穑树艺，最终以土均之法，辨别五物九等，制定天下的地征，以建立民职，以命令地贡，以征收财赋，以均齐天下的政令。大概想要教民树艺，以及命令地贡征收财赋，必须辨别九州土壤所适宜。土性不同，所适宜的谷物也不同。如《周官》职方氏：荆州宜稻，冀雍州则宜黍稷等。因其土地所宜而教导播种，那么其所收获的必定多。所以禹在洪水既平之后，想要教民粒食，因而导致田赋之差，必须先辨别九州土壤所宜，以利民。九州的赋税，比较数年的中数作为常赋，那么自九州之赋自有常数，而九等之差也不可更改。而又有时杂出于他等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年有丰凶水旱的不同，不可取必于每年的常赋，必须时有所蠲放以利民，所以其所入的总数自有增损多寡的不同。孟子说：‘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岁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此言谓其有激而云，将以救战国之虐政则可，若谓禹贡之法为不善则不可。大概九州之赋既有每年的常数，而又有时杂出于他等的时候，那么其在凶年无取盈之理。观禹贡一篇，然后知禹之贡法未尝有不善也。禹之贡法固善矣，意者后世之子孙不善用之，惟取必于每年的常赋，而又有时杂出于他等的时候，此夏法之所以为弊也。田之高低既分九等，那么其田赋亦当称是，而乃有异同者，大概有高低田逐亩所收之多寡而比较之。然九州之间地有广狭，民有多寡，那么其赋税所入之数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低而准之也。荆州之田下中，而赋则上下，田赋相较所差者亦五等。田赋所以如是之辽绝者，大概洪水既平之后。民之荡析离居，未复其

译农业，必定有土地聚集的地方。开辟土地有先后之分，人力投入有优劣之别，不可能做到完全均衡。因此，赋税的收入与田地的等级，会有如此巨大的悬殊。贡品和礼器的制度，从兖州往下都有，而冀州唯独没有提及，大概是因为畿内之地属于天子直接统治的范围，不需要向天子进贡。

译张氏说：冀州的水患既然已经治理，那么土地的赋税等级和田地的类别就可以辨别清楚，确定其高低优劣了。大概天下极其广大，先王之所以能够安坐于殿堂之上而运筹帷幄，对于各地风俗所崇尚的、土地所适宜种植的，没有不周知了解的，这是因为有图书典籍可以作为查考的依据。圣贤的巧思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在五帝时期有《九丘》之书，在唐虞时期有《禹贡》之篇，在周代有《职方》之志，在汉代有《舆地》之图，这些都是用来囊括四海、治理天下的。这怎么可以忽视呢！土壤只有白壤，赋税等级只有第一等，田地等级只有中中，大体数目已经确定，不可更改。如果处理得当，就有万世的安定；如果处理不当，就有万世无穷的祸患。因此，如果不是禹这样的圣贤，他评定土壤、田地并确定赋税贡品，怎么知道不会造成危害呢？唐明皇失德，自从宇文融实行括田开始，开始把客户当作主户，把现有的赋税当作额外的赋税。从此明皇奢侈之心更加膨胀，而王鉷、杨慎矜、杨国忠等人都是继承他的意图，名目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动乱。卢杞又继承他的意图来侍奉德宗，也发生了奉天之乱。由此可知，评定土壤颜色、确定田地赋税，怎么可以忽视呢！

吕氏说：赋税为上上等，田地为中中等，相差四个等级。冀州是尧的都城，事事都源于此，所以特别重于其他州。然而另有利益之处，也与其他州一样。

冀州在土田之间记载赋税，表明土田都有赋税。然而赋税出自田地的较多，所以其他州只以赋税排列田地。

冀州【田地第五等，错降第二等】赋税第一等

兖州【田地第六等，无错降】赋税第九等

青州【田地第三等，无错降】赋税第四等

徐州【田地第二等，无错降】赋税第五等

扬州【田地第九等，错降第六等】赋税第七等

荆州【田地第八等，无错降】赋税第三等

豫州【田地第四等，错降第一等】赋税第二等

梁州【田地第七等，错降第九等】赋税第八等、第七等、第九等。

雍州【田地第一等，无错降】赋税第六等

林氏的说法说：九等之差不可改变，然而又有错降出于其他等级的情况，大概是因为年成有丰歉的不同，不能拘泥于每年的常规，而有时有所减免以利于百姓，所以收入的总数自然有增减多寡的不同，这种说法很好，但我私下有两个很大的疑问，不可以不讨论。九州中只有冀、兖、豫、梁有错降，而其余没有错降的有五个州，难道水旱灾害只有冀、兖、豫、梁才有，而其余州就没有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对那边厚待而对这边薄待呢？冀州的赋税是第一等，而错降为第二等；梁州的赋税是第八等，而错降为第九等，这是优恤的例子。至于雍州则从第七等升为第六等，豫州则从第二等升为第一等，梁州又有从第八等升为第七等、第九等的时候，凡是水旱灾害应当优恤，反而增加赋税，为什么呢？如果说丰年粮食丰富，多取也不为虐，那么禹难道会在定制之外向百姓横征暴敛吗？孟子议论贡赋，大概是末世弊政，而禹的定制虽然计算多年的平均值作为常规，但在凶荒之年必然会有减轻优恤的措施，在上熟之年必然能藏富于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难道禹是圣人，对于政在养民的说法能说而不能行吗？我曾摒弃诸家训传，只取经文，端坐反复研读，认为“错”字的意思，不是杂乱，而是差别。九州的赋税有一个州之内可以均齐的，就没有差别等级的例子。如果不可以均齐，那么大概是多少，或者升或者降，也是因地制宜可以的。所以冀州大概为上上等，而差别等级的例子中有降为上中等的；雍州大概为下上等，而差别等级的地方有升为中下等的，都是当时的则例。如此终究不可以指定而言。如果这样说，那么经文前后可以通贯，希望考古的人为我评论。

恒水、卫水已经顺从【恒水出自今定州曲阳，卫水出自今真定境内】，大陆已经筑成【跨越相、赵、深三州的境界】。孔氏说：两条水已经治理，顺着原来的河道，大陆的土地已经可以耕作。班氏说：恒水出自常山上曲阳县，恒山北谷东流入滱水，滱水出自代郡灵邱县，向东到文安流入大河【按：上曲阳，后齐去掉“上”字，隋开皇六年改为石邑，七年改称恒阳，唐元和十五年改名为曲阳，灵邱属唐蔚州，现在为化外之地，文安是汉渤海郡的县，唐属莫州，今属霸州。按《水经》滱水东北至长城注入易水，班氏说流入大河，恐怕不对，文安距离长城也很近】。卫水出自常山灵寿县东北，向东流入虖池【熙宁八年撤销灵寿县并入镇州行唐县。按：虖池出自代州繁峙县东南阜山，经过深州饶阳县北，到冀州信都县东流入海，古信都界应当东北至海】。大鹿泽在钜鹿县北【按：《释地》十薮说，晋有大陆，孙炎等都说今钜鹿县北广河泽。《通典》邢州钜鹿县，汉南蛮地，汉钜鹿县今平乡县。按《九域志》平乡今废入钜鹿为镇，钜鹿属相州，是相州钜鹿县有大陆。《通典》赵州昭庆县，汉河广县，隋为大鹿县有大陆泽。唐志说：昭庆本大陆，武德四年改称象】

译城，在天宝元年改名为昭庆。《九域志》记载：本朝开宝五年将昭庆改为隆平，熙宁六年撤销隆平县并入临城县，因此赵州临城县有大陆泽。《通典》记载深州陆泽县，大禹治水时的大陆泽也在这里。唐代地理志记载：先天二年从深州饶阳县、鹿城县析出设置陆泽县。《九域志》记载：本朝雍熙四年撤销陆泽县并入静安县，因此深州静安县有大陆泽。

译曾氏说：“恒水、卫水这两条河流，位于帝都的北方，而且距离很远。大陆泽地势低洼，而黄河流经此处，所以治理的成效体现在《禹贡》田赋评定公平之后。”

叶氏说：“黄河有了归宿，恒水、卫水即使不治理也会自然顺从。这两条水顺从了，大陆泽就可以开垦了。”高平说：“陆，指大陆泽；曰，指土山。大陆泽是根据地形命名的。”

大陆泽的土地，广大横跨相州、赵州、深州，这三个州都有，不仅仅限于黄河流经的地方。恒水、卫水既然已经流入滱水与虖池，那么滱水、虖池的治理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滱水、虖池治理好了，那么大陆泽必然可以耕种。虽然如此，大禹的足迹既然已经到达衡漳，却不随即治理恒水、卫水，而是在田赋确定之后，慢慢去治理它们。大概是因为大河已经疏通，汾水、漳水等河流已经导引，冀州的祸患也已经平定了，而恒水、卫水不是急需治理的，所以暂缓处理。唐代孔颖达说：“大禹治水，必定每到一个州都巡视，度量地形，计算人力，制定规划，指示方略，让人分工合作。”这种说法很合理，治理的缓急先后之宜，大禹也不应该没有。学者阅读《禹贡》，必须考察其先后缓急的适宜之处，那么智慧见识就可以明白，将来辅助我们的圣君治理天下的大务，就会与大禹治水相同。学者们要努力啊！

岛夷皮服

孔颖达说：“海边弯曲的地方叫做岛，居住在岛上的夷人，仍然穿着他们的皮衣，说明水患已经消除。”唐代孔颖达说：“岛是海中的山，《九章算术》所说的海岛，遥远得无法测量，就是这个意思。”

苏氏说：“这是东北海边的夷人，水患消除，所以又恢复了穿皮衣的习俗。”

林氏说：冀州的岛夷，青州的莱夷，徐州的淮夷，梁州的和夷，以及雍州的昆仑、析支、渠搜，都是各州附近属于要服和荒服的地区。洪水平定之后，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从绥服以内，都有每年的常规贡品。至于要服和荒服，不要求他们一定进贡，也不要求他们进献贵重物品。偶尔有想要向朝廷表示忠诚的，就让他们只进献他们所有的物品，比如蠙珠、织皮之类就是如此。岛夷皮服，是说水患已经消除，海边弯曲地方的夷人进献他们的皮衣。苏氏将青州岛夷的卉服解释为装在竹筐里的贡品，而对于此州的皮服，却说水患消除后得以穿皮衣，把这两句话分成两种说法，自相矛盾到了这种地步。

夹右碣石入于河【山在今平州卢龙县】

孔颖达说：碣石，是海边的山。大禹沿着这座山的右侧进入黄河，逆流而上。班固说：大碣石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颜师古说：碣音桀。查《后汉书·郡国志》：碣石山在辽西临渝县南。《隋书·地理志》：北平卢龙县有临渝宫，有碣石。《唐书·地理志》：卢龙属平州】

唐代孔颖达说：下文说导河入海，传文说流入渤海【今沧州界】渤海这个郡，应当以这个海命名。计算渤海距离碣石五百多里，黄河入海的地方远在碣石的南边。大禹经过碣石，不可能进入黄河。大概是因为远行疏通水道，北边到达冀州的边界，然后向南回转进入黄河而逆流而上。梁州的传文说：浮水东渡黄河而回到帝都，这是大禹所治理的，进入黄河逆流而上就是回到帝都，是大禹所治理的。

司马氏说：九条河流共同成为逆河，流入渤海。应劭解释他的话：“河口入海的地方，就在碣石。”汉武帝元光二年，黄河改道东郡，向东注入渤海。大禹时代，不注入渤海。

苏氏说：“夹，是挟持的意思。从海进入黄河，逆流向西，右边看着碣石，就像在腋下挟持一样。”

林氏说：冀州的都城大概在东河的西边，南河的北边，西河的东边，三面靠近黄河，这是建立宫室、设置都城的意思，实际上是取利于转运输送，便利朝贡。《禹贡》所载，上面说赋税贡品竹筐的事情，下面说它们到达帝都的道路，其始末曲折，没有不详尽完备的，而且都以到达黄河为最终目的，大概是因为到达黄河就到达了帝都的缘故。这里说“夹右碣石入于河”，大概是在冀州北边，远离帝都的地方，如果有船只转运输送，就必须遵循海路进入黄河，然后到达帝都；靠近黄河的地方，就直接从黄河到达帝都了。

张氏说：“这又是记载山川地形所在的地方。”

这里只是记载岛夷进贡的道路罢了，其余不一定专门从碣石进入黄河。看西倾山，因为桓水而来，可见不仅西倾山，雍州的浮山、积山也是如此。记载远的而不记载近的，这是经文妙处。

济河惟兖州

孔颖达说：东南靠着济水，西北到达黄河

唐代孔颖达说：据是跨越的意思，距是到达的意思。济水和黄河之间，相距路程很近，兖州的疆域，跨越济水而过，东南越过济水，西北到达东边的黄河。

李氏说：济水与黄河之间，其气质专一质朴，体性诚信谦和，所以说兖兖，信的意思。林氏说：大概以兖水命名，又兖的意思是端正，诚信。端正说阳气端正，所以其气质纤细肃杀。

林氏说：“从兖州往下，八个州都以高山大河确定各州的边界次序，所谓区分九州，而篇首所说的奠定高山大河。九州命名的意思，大概出于一时的偶然，不必一定寻求其意义。”

郑氏【渔仲】说：《禹贡》这本书，之所以成为万代地理家的成法，是因为它用土地来命名州，而不是用州来命名土地。

译像兖州这样的名称，是当时所命名的，后世怎么知道它是在南还是在北呢？所以说：“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就是把济水和黄河之间的地区定为兖州。把荆山和衡山之间的地区定为荆州，所以说：“荆山到衡山以南是荆州”。济水和黄河，是万代不会消失的河流；荆山和衡山，是万代不会磨灭的山脉。假使荆州、兖州的名称能够依附于这些山川，即使后世有所更改变动，也不会被埋没了。

译九条河道已经疏通【那片土地已经沉入海中】

孔氏说：黄河水分成九条河道，在这州境内平原以北【现在德州有平原县】

唐孔氏说：黄河从大陆泽东边北行，然后向东北流入大海，冀州的东境到黄河的西岸，水分开大河向东分为九条河道，所以知道在兖州境内平原以北。《释水》记载九河的名字说：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汉成帝时，河堤都尉许商上书说：古代记载九河的名字有徒骇、胡苏、鬲津，现在存在于成平、东光、鬲县境内。从鬲津以北到徒骇，其间相距三百多里，由此可知九河的位置。徒骇最北，鬲津最南。大概徒骇是黄河的主河道，向东分出八条支流。许商上言黄河，下言三县，那么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其余的不再知道了。《尔雅》九河的次序，从北到南。既然知道三条河的位置，那么其余六条：太史、马颊、覆釜在东光之北，成平之南；简洁、钩盘在东光之南，鬲县之北。那些河道填塞，当时还存有旧河道【成平，晋代尚存，不详后来何时废弃，原先在今沧州境内；东光今属永静军。《通典》德州安德县有汉代鬲县故城，在西北】郑玄说：周朝时齐桓公堵塞了它们，合为一条河。现在河间弓高以东到平原鬲津，往往有它们的遗迹。《春秋纬·宝干图》说：黄河作为边界，在齐吕堵塞八条支流以扩大自己的疆域。郑氏大概是依据这段文字说是齐桓公堵塞的。说堵塞八条支流拓展疆域，就是堵塞向东流的八条支流，并使它们都归于徒骇【《五代职方考》说：周显德二年废除弓高并入东光】

杜氏说：徒骇、鬲津、钩盘、胡苏四条河，在今景城郡境内【沧州】马颊、覆釜两条河，都在今平原郡境内【德州】其余三条河不详【按：以下至九江孔殷孔氏传刻本缺失，现在从永乐大典补入】

程氏说：“黄河水患只有汉代最严重，其探求大禹遗迹也最为详细，又与三代耳目略相接近，其所能知道的仅如许商所说的三条河，而且也不能真实。〇唐代杜氏竟然九条中知道了六条，这大概难以轻信吧。郑氏说八条河是齐桓公堵塞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邻国对立，随即遭受决口淹灌，他们肯坐视不管而不争吗？”

汉王氏说：“从前天常常连续下雨，刮东北风，海水溢出，向西南流出，浸淹数百里。九河的土地，已经被海水逐渐淹没。”

林氏说：黄河从大陆泽向北，分为九条河道，以流入大海。九河的名字，《尔雅》所说的徒骇一，太史二，马颊三，覆釜四，胡苏五，简六，洁七，钩盘八，鬲津九就是。曾氏说：徒骇到鬲津都是复名，先儒把简洁当作单名，本来就不合理了。《尔雅》只记载八个名字，其中一个没有名字的，是黄河的主干流。汉许商说：徒骇是黄河的主干道，向东分出八条支流。如果真如许商所说，那么黄河从徒骇才分为八条；如果真如曾氏所说，那么九河中有一条是主干流，而其余八条都是支流。然而根据下文说：“又向北分散为九条河道，共同作为逆河流入大海。”九条并列支派，那么它们〇是均等的，怎么能以一条为主干流，八条为支派呢？九河的土地，在汉代平原郡以北。

雷夏【在今濮州雷泽县】已经成为沼泽，灉水、沮水，在此汇合。

孔氏说：“雷夏泽，是灉、沮两条水在此泽汇合。”

班氏说：雷夏在济阴城阳县西北【按：《通典》濮州雷泽县，汉代成阳县也有雷夏泽。《隋志》说：雷泽旧称城阳，后齐废除，开皇十六年复置，叫雷泽】

唐孔氏说：洪水的时候，高地也积水，沼泽不成其为沼泽，雷夏已经成为沼泽，高地水尽，这里又成为沼泽了。在泽字之下，说灉沮会同，是说两条水会合而一同流入此泽【《尔雅》说：黄河有灉。又说灉水倒流。郭璞注说：就是黄河水决出又返回流入的。现在濮州有沮沟。《九域志》认为是《禹贡》的沮水。看经文会同的文字，安国说会同此泽，那么灉沮二水都应当从濮州流入雷夏，而《尔雅》却把灉水说成是出于黄河又复入黄河，那么二水大概不同了。二水的源头和流经，典籍另外没有详细记载，虽然颖达、东坡也缺而不说】

王氏说：“既泽，是水有所汇聚而不溢出。”

叶氏说：九河没有疏通，那么泛滥的水，雷泽不能容纳，所以九河疏通之后，雷夏才能成为沼泽。雷夏成为沼泽，那么灉、沮也一同汇入大海了。

林氏说：“灉、沮二水，先儒都不注明它们的源头和归宿，所以孔氏说：‘二水会合同入此泽’，大概是说一同注入雷泽。”

张氏说：“九河、雷夏、灉、沮，都在兖州。大禹先治理黄河，使九河恢复故道，雷夏恢复为旧泽，而灉、沮二水恢复在雷夏汇合，那么兖州的水患就消除了。”

桑树土地已经〇于是降下丘陵居住土地

孔氏说：地高叫丘，大水退去，百姓从丘上下来居住，平地上种植桑〇。郑氏说

译这个州山峦稀少，且位于两条大河之间，遭遇洪水时，百姓尤其受水灾之苦。既然已经排除了水患，于是人们迁居到低洼的丘陵地带，因为得以免除灾祸，心中欢喜，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来记录此事。

译叶氏说：“其他州的水患，有的被山势所限，有的决口于河流，百姓都失去了安居和生计。只有下游地区最为严重，所以‘降邱宅土’这句话，唯独在兖州提及。”

水患消除后，人们得以从事种桑养蚕等生产活动，由此可知他们确实是从丘陵迁徙到平地上居住。这一句话，大概是禹视察慰问百姓时，使百姓感到欣慰喜悦的言辞吧？

那里的土壤黑而肥沃。

马氏说：“坟”意为肥沃。

韦氏说：“坟”音勃愤切，意为隆起。

那里的草茂盛，树木修长。

孔氏说：“繇”意为茂盛，“条”意为修长。

唐孔氏说：“繇”是茂盛的样子，“条”是修长的形态，意思是草茂盛而树木修长。

马氏说：“繇”意为抽芽。

吕氏说：“繇”指刚抽出新条，刚开始生长。水患最深的地方，草木生长情况与逐渐高大茂密的情况不同。

林氏说：“九州中只有兖州、青州、徐州这三州提及草木，大概是因为这三州在九州中地势最低，处于下游，土地低洼潮湿，遭受洪水灾害，草木无法顺应本性生长，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到了这时，有的草刚抽芽，有的树刚长高，有的夭折，有的高大，有的逐渐茂密，所以在各州分别提及，以显示水土既已平定，草木得以顺应本性生长。”

那里的田地属于中下等，赋税正当。

孔氏说：田地列为第六等，“贞”意为正当。州列为第九等，赋税正当与第九等相当。唐孔氏说：《周易》中的象辞都以“贞”为正当。各州的赋税没有列为第九等的“下下”，即第九等就是“下下”。此州治水最后完成，列为第九州，成功后的赋税也列为第九等。将赋税列在九州等级中，与第九州相当，所以改变文字用“贞”字。以此表明此意。

苏氏说：“贞”意为正当。赋税应当随田地的高低而定，这是正当的。如果有不相当的情况，大概必有原因，不是正当的。此州田地为中下等，赋税也为中下等，都列为第六等，所以说“贞”。这两者不同，应当采纳先儒的说法。九州的赋税相互比较而分出上下等级，雍州的赋税列为第六等，而兖州的赋税不应又列为第六等。先儒之所以说州列为第九等，赋税正当，与第九等相当，大概是参考九州，唯独没有“下下”这一等，故此州治水最后完成，列为第九州，成功后的赋税也列为第九等，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大概洪水灾害中，黄河最为严重，而兖州又是黄河的下游，遭受淹没溺亡的祸患，比其他州最为惨烈，所以虽然能够从事播种耕作，但土地空旷人口稀少，低洼潮湿的祸患尚未完全消除，因此耕作的利益尚不适宜，虽然田地列为第六等，但其赋税在九州中为最少。

林氏说：“‘厥田惟中下’，意为田地列为第六等。‘厥赋贞’，先儒说：‘贞’意为正当。州列为第九等，赋税正当与第九等相当。”

冀州赋税第一，豫州第二，荆州第三，青州第四，徐州第五，雍州第六，扬州第七，梁州第八，兖州第九。

禹制定了九等田地、九等赋税，在经文中考察得很清楚，而不应在兖州这一州，又附属于雍州的第六等，而唯独没有“下下”这一等。东坡的说法似是而非，二孔的看法虽然确切，但“贞”字的解释不通。林氏的取舍虽然很恰当，但论述“贞”的含义，仍同孔氏一样。我不满意这些说法，画出禹制定赋税的次序来思考，然后才知道经文的精妙，不是后世史官所能企及的。为什么呢？记载赋税的次序，从冀州的上上等，到梁州的下中等，共有八等。兖州不说它是第九等，这是可以推知的。所以改变“下下”的文字而说“贞”，是为了表明它的赋税是什一之制的正当标准，轻重不容增减。以一州的断义，而上统八州的成例，那么经文不也就清晰明了了吗？就像疏导水流，在冀州举出“载、治、修”三个字，而八州只说其成效。就像两州共同服役，壶口、梁山、岐山记载在冀州，而八州只说境内所治理的地方。经文简练严谨，大体如此，不深入探求其意，是不能知道的。

经过十三年才统一。

孔氏说：“治水十三年，才有赋税制度，与其他州相同。”

唐孔氏说：“作”指役功劳作，意为治水。治水十三年，才有赋税制度，开始缴纳贡赋，与其他州相同。其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其他州最后完成。《尧典》说鲧治水九年，功绩没有成就，然后尧任命舜，舜才举用禹治水三年，功绩完成，尧就禅让给舜。这里说十三年，是把鲧的九年计算在内。《祭法》说：禹能完成鲧的功业，说明鲧已经加功而禹继承了他。这里说十三年，是记载治水三年，说水害消除罢了，不是说十三年内都是禹治水施功。马融说：禹治水三年，八州平定，所以尧认为有功而禅让给舜。是十二年八州平定，十三年兖州平定。兖州平定在舜接受禅让的那一年。

张氏说：禹治水，乃是历试的时候。历试三年，尧才禅位，因为禹治水成功。舜接受禅让，才巡狩，分九州为十二州，如果水患未平，怎么能这样做呢？是《禹贡》的写作，在尧在位、舜历试的时候。

曾氏说：“高堂隆的话说：‘禹治洪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

林氏说：曾氏举高堂隆的话，并把鲧的九年，和这十三年计算在内，为二十二年。这些说法都不对。根据此文承接在“厥赋贞”之下，而又说

译“作十有三载乃同”，这句话是专门针对兖州的赋税而言的。因为兖州的赋税，必须等到十三年之后，才能与其他各州相同，这并不是说兖州治理水患历时十三年才取得成功。

译孟子说：“禹在外治水八年，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而这里却说‘作十有三载’，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八年之后水患平息，十三年之后兖州的田赋才确定下来。兖州虽然河患最为严重，经过八年的治理，水患已经消除了，但土地仍然潮湿泥泞，田界沟渠荒废毁坏，离散的人口尚未聚集，房屋尚未修缮，所以还需要等待五年之久，田赋才得以确定，这大概是可以推知的。经文中说：“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这里的“作”是指田里劳役的开始，并不是指水患而言。有人问：“您的说法对于《禹贡》是通达的，与高堂隆的观点相合，但对于《尚书·尧典》中的矛盾之处如何解释？孔安国、张守节两位先生有依据，为什么说我要加以明辨呢？”自从鲧治水没有成功，舜在历试之初，就举荐禹来承担治水的重任。等到舜摄政时，禹已经施工两年了，舜去巡狩有什么妨碍呢？即使水患尚未平息，舜难道会害怕亲自去视察吗？划分十二州，是因为在洪水期间，百姓多舍弃低洼之地而迁居高处，冀州、青州以北地区人口聚集过多。于是官员设置不多，难以治理，所以禹增创三州，称为营州、幽州、并州，这也是当时因地制宜的措施。实际上，禹划分九州，在历试时期规划已经完成，所有山川的奠定，本来就已遵循尧的旧制。等到奏呈这篇文献时，也不必更改，只是九州与十二州的名称不同罢了。哪里像后世之人，希望以此邀取君主的宠信，而一定要迎合时势以求便利呢？更何况幽州、营州的地区，禹的足迹很少到达，只有常山、碣石的工程到达其南部而已，并州的疆域，也只有太原一地的工程罢了，为什么一定要把已经划分的九州改为后来的十二州呢？大体上，后世传经的学者，大多以私意揣测圣人，所以经文的意旨越来越不明，而解说的人却越来越纷纭。孟子生活在秦汉之前，离古代还近，凡是有所言论，正应当取信于人，决不能拘泥于孔安国、张守节关于“三载”的说法，而废弃孟子关于“八年”的记载。善于考证古事的人，一定会有办法加以辨明。

苏氏说：兖州河患最为严重，所以工程最后完成。至于“作十有三载”，又提到“予乘四载”。传文说：在水上行走乘坐船，在陆地上行走乘坐车，在泥泞中行走乘坐楯，在山中行走乘坐樏。秦汉以来师承相传如此，而且这是孔氏的旧说。所以安国知道这一点，不是其他儒生的臆测。关于“四载”的解释，杂出于《尸子》、《慎子》，而最可信的是太史公。这也如同“六宗”的说法，自秦汉以来就崇尚如此，怎么可以用私意和曲学来雕琢传注呢？有人用鲧治水九年，兖州作十三年，来推算禹代替鲧，大概是四年而成功。世人有的喜欢这种说法，但仔细体味原文，“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意思是驾驶这四种交通工具在山林川泽之间行走，并不是用四加九来凑成十三年的说法。查考《尚书》的文字，鲧九年业绩没有成功，是在尧尚未得到舜之前，而诛杀鲧是在舜登庸历试之后。诛杀鲧之后禹才兴起，那么禹治水的年份不能与鲧的九年相接，兖州的工程怎么能通算四与九为十三年呢？禹自己说：“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这是说娶妻在治水之中。又说：“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这是说启出生在水患未平之前。禹为鲧服三年之丧然后娶妻，从娶妻到有儿子，从有儿子到出生哭泣，也已经很久了，怎么会在四年之中呢？反复考证，都与经文相违背。经文所说“作十有三载乃同”，是指兖州的事情，并不是说天下共同作了十三年。近世学者喜欢奇异而善于穿凿，所以我详细辨明以解除世人的疑惑。

尧在位七十年，是鲧考核政绩没有成功的年份。当时就寻求舜并把女儿嫁给他。舜升于朝廷，大概是七十一年了。治水的事情不容迟缓，舜举荐禹是在七十一年。而苏东坡坚持《洪范》中“鲧则殛死，禹乃嗣兴”的文字，大概是说父亲因无功而死，儿子因有德而兴，并不是说鲧死后禹才开始被尧任用。苏东坡考证“四载”的说法很恰当，但考证经文有不够确切的地方，还不能杜绝好奇者的口舌。所以我不得不辨明。

程氏说：“禹自己说‘予乘四载’，又说‘娶于涂山，辛壬癸甲’。用辛壬癸甲通算鲧的九年，而得到的年份正好是十三年。这是禹独自承担水事的时日短，而鲧创立规模的时日长。所以记载礼制的人根据他所从属的情况来说，‘禹能修鲧之功’。孟子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应当是连同他辅佐鲧的年份一起计算吧？”

禹代替鲧，正当尧的七十一年，恰好是辛年，那么程氏的话可信了。而尧以甲辰年即位，七十一年乃是甲寅年。如果把禹代替鲧定在七十一年之前，尧的六十八年，固然是辛亥年。而孟子说尧忧虑洪水，举荐舜来治理，舜于是举荐禹，舜登庸在七十一年，那么辛亥年，禹本来还没有被任用。假如辛亥年禹已经被任用，那么七十一年正当甲寅年，辛壬癸甲，禹的功绩到此完成。等到舜登庸，又有什么治理可言呢？而尧的忧虑还在于此，为什么呢？古代的人三十岁娶妻，禹娶妻在治水之中，那么尧任用禹也早了。当鲧治水时，禹年纪还轻，辅佐鲧的说法也不可用。如果他真的辅佐鲧，像益、稷辅佐舜一样，应当自有其职业

译然而也必定有委婉劝谏、匡正补救的功绩，简册上却几乎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就从《禹贡》来看，治理水土、成就天功，功绩如此宏大，即使是神明来做，也必须经过三次考核才能责成其功。三次考核共九年，孟子只说在外八年，是因为其中一年是功业完成之年，禹已经返回故地了。

译其进贡的物品有漆和丝，用筐篚盛放的是织有花纹的丝织品。

孔氏说：“当地适宜生长漆树，又适宜养蚕，将织有花纹的锦绮之类，盛在筐篚中进贡。”

郑氏说：“贡，是百工之所，接收并收藏它。其中盛在筐篚里的，属于女工制品，所以用‘贡’和‘篚’来区分。”

苏氏说：“币帛盛在筐篚中，所以《尚书》说：‘筐篚中盛着玄色和黄色的丝帛。’”

林氏说：“兖州之地适宜生长漆树，又适宜养蚕，所以进贡这两样物品。有‘贡’，又有‘篚’，是指进贡的物品盛在筐篚中进贡。古代币帛之类都盛在筐篚中，苏氏引用‘篚厥元黄’作为证据，是对的。织文，是指锦绣之类。曾氏说：‘织文，是因为织造而有花纹的，锦绣之类不一，所以说织文来概括它们。’称为‘织’，那么绘画、组绣而有花纹的就不包括在内了。”

浮舟于济水、漯水【漯水出自今北京莘县】，到达黄河。

孔氏说：“顺流而下叫浮，济、漯是两个水名，从一条水进入另一条水叫达。唐孔氏说：〇州的淞水，从江海到达淮水、泗水。传文说：淞江入海，从海入淮，从淮入泗，这是说水路相通，可以乘船直达。按：青州说‘浮于汶水，到达济水’，经文说‘济水会合于汶水’，浮汶水就能到达济水。这里说‘浮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是从漯水进入济水，从济水进入黄河。徐州说‘浮于淮水、泗水，到达黄河’，大概因为徐州北接青州，既然浮于淮水、泗水，应当浮汶水进入济水，以到达黄河。”

班氏说：“漯水出自东郡东武阳，到乐安千乘县入海【应劭：平原郡漯阴县，注说：漯水出自东武阳东北入海。桑钦说：漯水出自平原郡高唐县。按：东武阳其地属今北京莘县，即今博州的县。漯阴当在今德棣之境，而千乘则唐属青州。以地理位置审视，漯水大概出自东武阳而经过高唐，又向东经过漯阴到千乘而入海。桑氏说出自高唐是错误的】”

林氏说：“两条水不一定相通。如果济水也可以入黄河，漯水也可以入黄河，那么也可以说浮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达，唐孔氏说：‘从水入水叫达。’达应当是从水入水，不需要舍舟而陆行。”

大禹时代，济水、漯水都是接受黄河贡赋的通道，有的从济水，有的从漯水，各自随其方便入黄河罢了。不像颖达所说从漯水入济水，从济水入黄河。

大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

孔氏说：东北濒临大海，西南靠着泰山。

唐孔氏说：“大海不是可以跨越而说‘据’的，东莱秉境的县，浮海入海曲之间，青州的境界，不只是海边而已，所以说‘据’。”

嵎夷【当在今登密之境】已经治理，潍水、淄水恢复了它们的河道。

孔氏说：“嵎夷是地名，用工少叫略。潍、淄两条水恢复了它们的故道。唐孔氏说：‘嵎夷是地名，就是《尧典》中‘宅嵎夷’的那个嵎夷。’嵎夷、莱夷、和夷是地名，淮夷是水名，岛夷是狄名，都是根据文意来解释的。略是简易的意思，所以用工少为略。”

班氏说：“潍水出自琅琊箕山北，到都昌入海【颜氏说：出自箕屋山。《通典》说：宻州属汉琅琊莒县东北有潍山，潍水所出，潍山当即是箕屋山，不同时代称呼不同罢了。《通典》说：青州临朐县有汉都昌城，在东北，现在故城在潍州界，见《九域志》】淄水出自泰山莱芜县原山，向东到博昌入济水【《通典》说：淄州淄川县有淄水，溪莱芜故城在东南，博昌唐〇青州】”

林氏说：“嵎夷是羲仲所治理的地方，是东方的极处。岛夷、和夷都在要服之外，离中国之境应当很远，所以只说其服属和底绩罢了。嵎夷既然羲仲所治理，那么其地应当近而相及，必有界限其内外而正定它，所以特别说‘既’略。《春秋传》所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就是这个意思。”

嵎夷在其东，潍水、淄水在其西。治水是从东向西。嵎夷的疆界，以前已经有了，只是被洪水毁坏，现在再修整罢了，不是大禹新创的。

那里的土壤是白色而隆起的，海边是广阔的盐碱地。

孔氏说：滨是涯岸，说恢复了它的盐碱地。

唐孔氏说：滨涯是常训。《说文》说：卤，咸地也。东方称为斥，西方称为卤。海边辽阔地，都是盐碱地，所以说广斥。说水害消除，恢复旧性了。

那里的田地是上中等级，赋税是中上等级，进贡的物品有盐、细葛布，海产物品杂然并贡。

张氏说：“海产物品奇形异状，可食用的众多，不是一种而已，所以杂然并贡。”

泰山山谷出产丝、麻、铅、松、怪石。

盐、细葛布、海产物品，是青州大致的贡品。至于这五种物品，或者只有泰山山谷有，或者他地有，但不足以进贡，所以特别说泰山山谷。所谓任土作贡，在这里可见。

莱夷从事畜牧【今莱州之地】，筐篚中盛着山桑丝。

孔氏说：“莱夷，地名，可以放牧【按：《通典》，莱州，春秋莱子国也。《禹贡》‘莱夷作牧’是也】”

苏氏说：“牧，是刍牧。传文说：‘牧隰皋、井衍沃，并海水患除，始刍牧也。’山桑丝只出东莱，用来织缯，坚韧异常。莱人称之为

译山蠒。莱夷开始从事畜牧，之后才有了这种山蠒，所以《春秋》在“篚在”之后记载“作牧”。

叶氏说：“《周官》中井田与畜牧的制度，以田地是否休耕来区分，那么土地以‘莱’命名，适宜耕作和畜牧。檿丝紧接在莱夷之后，是说这种贡品可能出自莱夷。”

译浮于汶水【发源于今兖州莱芜县的原山，流至郓州须城县，注入济水】，到达济水。

班固说：汶水发源于泰山莱芜县的原山，向西南流入济水【按：《通典》记载，兖州莱芜是汉代旧县所在地，汶水发源于此并流入济水。桑钦说：汶水向西南经过寿张县北，又向西南流至安民亭注入济水。郦道元说：汶水发源于须昌县流入济水，须昌现在叫须城，是郓州的治所。寿张现在属于郓州，在州城西南六十里。安民亭应当在两县交界处】

程氏说：“不写到达黄河，是因为兖州的贡道在前文中已经提及。”

林氏说：“《地理志》说：‘汶水发源于泰山莱山县的原山，向西南流入济水，这就是下文所说的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向东到达黄河，又向东北与汶水汇合’是正确的。意思是说，这个州想要到达帝都，应当乘船沿汶水而行。”

通过到达济水，然后沿济水到达黄河。

禹贡说断卷一

<经部,书类,禹贡说断>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说断卷二

宋 傅寅 撰

海岱及淮惟徐州

《释地》说：济水以东，叫徐州。郭璞注说：从济水以东直到大海。

孔氏说：东到大海，北到泰山，南到淮河。

杜氏说：有人说因为徐邱而得名。

李氏说：“淮海之间气候宽舒，禀性安徐，所以叫徐，徐就是舒缓的意思。”张氏说：“李巡说淮海之间气候宽舒，禀性安徐，然而徐州北跨淮南，距离大海，为什么它的性情反而轻浮呢？”

淮沂其乂蒙羽其艺

孔氏说：“两条水已经治理好，两座山已经可以种植作物。”

唐孔颖达说：《地理志》说：沂水发源于泰山盖县的临乐子山，向南流到下邳注入泗水，经过五个郡，行程六百里。

班固说：沂水发源于泰山盖县，临乐子山，向南流到下邳注入泗水【考证《隋书·地理志》已经没有盖县，应当是南北朝时期合并废除，《通典》沂州沂水县，应当是汉代盖县的地域】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按：《汉书·地理志》颛臾国在蒙阴县蒙山之下，《通典》说沂州费县防城，知道费县本是汉代蒙阴的地域】羽山在东海祝其县南【《通典》海州朐山县有羽山，是殛杀鲧的地方，后汉志引用《博物记》说：俗人叫这座山为惩父山，祝其县在晋朝还存在，应当在南北朝时期废除，其地应当属于现在的朐山县】

郦道元说：沂水发源于鲁城东南的尼邱山，向西北经过雩门。门南隔着水有雩坛，高三丈，是曾点所说的‘在舞雩吹风’的地方。沂水又向西经过圆丘北，又向西注入泗水【这是曾点所说的‘在沂水洗澡’的沂水，不是这里‘淮沂其乂’的沂水。鲁就是现在兖州仙源县】

大野既猪东原厎平

孔氏说：“大野，是沼泽的名字。水停聚的地方叫猪。东原经过治理而平坦，意思是说可以耕种。”

唐孔颖达说：《地理志》说：“大野泽在山阳巨野县北。巨就是大的意思。”《檀弓》说：“污其宫而猪焉。”又有沼泽名叫孟猪，是水停聚的地方。所以说“水停聚的地方叫猪”。以前泛滥溢出，现在得以停聚成泽。东原就是现在的东平郡。经过治理而地平，意思是说可以耕种。

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

孔氏说：“土黏叫埴，逐渐生长丛生。”

唐孔颖达说：“职埴音义相同。《考工记》：‘用土做瓦，叫做埴’。埴的工匠，所以埴指黏土，因此土黏叫埴。《易经·渐卦·彖传》说：‘渐，是前进的意思。’《释言》说：‘苞，是稙的意思。’孙炎说：‘物丛生叫苞。’齐地人叫稹。郭璞说：‘现在人把丛生的叫做稹。’渐包意思是逐渐生长，丛生，是说它的美好。”

林氏说：“这个州的土，按颜色区分，则是红色；按性质区分，则有坟、埴两种。坟，是土质肥沃脉理隆起。徐州的地域，承受淮河下游的水流，地势低洼积水已经很严重，草木不能茂盛，已经很久了。现在洪水已经平息，于是草木逐渐生长丛生，所以值得记载。”

叶氏说：“包，是根基稳固，就像《诗经》所说的像竹根一样包裹。”

吕氏说：渐包是结实的意思。

张氏说：“水患已经平息，土色恢复其本性，所以红色黏土而隆起；草木恢复其本性，所以逐渐生长而丛生。”

土的性质黏的，不能隆起；隆起的不能黏，所以林氏认为是两种，他的说法很恰当。而张氏说红色黏土而隆起，或许是他没有仔细考察吧？包应当像《易经》苞桑的苞，渐包是说逐渐地

苞也

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

孔氏说：“王者用五色土封社，分封诸侯则各割取一方颜色的土给他们，让他们立社。覆盖以黄土，衬垫以白茅。茅取其洁净，黄取王者覆盖四方。”

唐孔颖达说：“《韩诗外传》说：‘天子社坛宽五丈，东方青色，南方红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面覆盖黄土。’将要分封诸侯，各取其方色土衬垫白茅作为社，表明有土地要恭敬谨慎洁净。蔡邕《独断》说：‘天子大社用五色土筑坛，皇子封为王的，授以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衬垫白茅，让他回国立社，叫做茅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