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说断卷四

译（河流）向东北流经桐柏山。胎簮大概是桐柏山旁边的一座小山，传闻说它位于南阳郡的东部。

译胎簮山就是桐柏山。后世又给它起了别的名字罢了。大禹说“淮河发源于桐柏山”，不应说桐柏山不是淮河的发源地。现在这座山在唐州桐柏县境内。

向东在泗水和沂水设防。

唐代孔颖达说：“沂水先流入泗水，泗水再流入淮河。因为沂水流入泗水的地方距离淮河已经很近了，所以连在一起说。”

向东流入大海【在楚州东北方流入大海】

班固说：淮水向东南流到临淮淮陵县流入大海【淮临晋这个地名当时还存在，不知道后来在哪个朝代被废除或合并，现在那片地方应当在楚州境内】

〇渭水发源于鸟鼠同穴山

孔颖达说：渭水从这里发源

林之奇说：“渭水发源于首阳山的南谷，而大禹所说的‘〇渭水’只从鸟鼠同穴山开始说起，所以说‘〇渭水发源于鸟鼠同穴山’。”

我考证《水经注》，有说发源于鸟鼠山的，有说发源于南谷的，两者都称为渭水。然而大禹说“〇渭水发源于鸟鼠”，而没有记载南谷，那么南谷应该是其他河流的名字，只是渭水罢了。桑钦、郦道元的说法是听来的传闻，大体上不足以作为主要依据。而林氏引用它来判定经文，却不考虑大禹说“〇漾水”、“江水”，并没有说它们发源于源头很远的地方。那么渭水与漾水、江水的源头相比又如何呢？下面与淮河、洛水的记载，写法相同，大禹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

唐代孔颖达说：《尔雅·释鸟》说：“鸟鼠同穴，这种鸟叫鵌【大吾反】，这种鼠叫鼵【徒忽反】。”李巡说：“鵌和鼵，是鸟和鼠的名字，共同居住在一个洞穴里，这是它们的本性。”郭璞说：“鼵像家鼠但尾巴短，鵌像鵽但较小【知乱切，鵽鸠又名冠鸡】，黄黑色，洞穴深入地下三四尺，鼠在里面，鸟在外面。”孔颖达的《尚书传》说：“它们共同作为雌雄。”张晏的《地理记》说：“它们不作为雌雄。”郭璞都记载了这些话，不知道谁说的是事实。

这是大禹从源头开始疏浚它。我询问曾在陇西做官的人说：“鸟和鼠各自有雌雄，张晏的说法是对的【案：刻本下面多出了四十八个字，现在根据《永乐大典》本校正】”

程大昌说：经文中对于鸟鼠山说了三次。雍州说“终南山、惇物山直到鸟鼠山”，〇山说“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后来叙述渭水又提到“鸟鼠同穴”。大概前面单独说鸟鼠山有两次，合起来说鸟鼠同穴山只有一次。占三从二，那么鸟鼠同穴山已经显示不是一座山了。考证《水经》，桑钦只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没有同穴的文字。《地説》说：鸟鼠山，是同穴山的分支。据此那么鸟鼠同穴山自然是两座山，很明显。孔安国说：鸟和鼠共同作为雌雄，同穴居住，这座山因此得名。这个说法很奇怪，而且源自《尔雅》，臣不敢轻易议论它的对错。郑玄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两个名字应当是两座山了，却怀疑经文中的鸟鼠同穴，大概尝试连读文字，于是解释说：鸟和鼠飞行和居住在不同地方的，那座山叫鸟鼠山；等到它们停下来共同居住的，那座山叫同穴山。并且说：鸟名叫鵌，像鵽但黄黑色；鼠和家鼠一样但尾巴短，打洞共同居住。鼠在里面，鸟在外面，这不仅严谨地遵循《尔雅》，而且同时也保留了鸟鼠同穴的文字，两方面都提到，希望有一种说法能吻合。然而其中道理有可疑之处，鸟和鼠是不同的物种，自然不应该互相交配。假设有这种情况，这两种小动物怎么知道飞行和住宿在不同地方，回来时又回到同一个地方，不违背它们的常理呢？况且《水经》记载的两座山之间，河流隔开，并不紧密相连，它说鸟和鼠飞行游历各自在一座山，而它们住宿又在另一座山。推想对于鵌鸟，或许能做到；如果是鼠，要渡过水，必须游泳才能越过，对于同穴的道理来说不能经常实现，大概是专心附会《尔雅》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通。至于杜彦逺则认为同穴住宿，养育幼崽互相喂养；张晏认为它们不互相交配。最后杜宝的《大业杂记》有说：大业三年，陇西郡守进献同穴鸟鼠。炀帝对牛洪说：《尔雅》说：这种鸟叫鵌，这种鼠叫鼵。鼵应当尾巴短，现在却长，为什么呢？牛洪说：旧的说法未必可以依据，于是画图交给有关部门。这个说法，杜宝认为可以传信，所以写下来。然而炀帝好奇且喜欢谄媚，宫廷之内，高德的儒生尚且把野鸟指认为鸾鸟，现在他放纵游乐没有节制，荒远的守臣强行取来鸟鼠配合古说来取悦皇帝，本来就不值得相信；而且鼠尾的长短已经与古说不同，更知道是欺诈蒙蔽。李吉甫的《郡县志》说：鸟鼠山现在叫青雀山，它的同穴鸟像家雀但是青色，鼠像家鼠但是黄色，它们的气味辛辣，人如果马中了这种气味就会生病。这个说法，如果确实不虚假，那么隋唐时间相近。牛洪一定知道，以牛洪的谄媚，凡事迎合炀帝，当他质疑鼠尾时，牛洪怎么会不用这种话来证实他的欺骗呢？李吉甫虽然相信传闻而记载下来，自认为坚固确切了。然而古代说鵌的颜色是黄黑色，而现在说雀是青雀，那么不仅隋朝的鼠尾与古代不同，而且唐朝流传的雀色也与古代不同。这些都不可据信，记载考证它的说法，认为山在县城西边，是渭水的发源地，两个源头一起向下流，那么正好与其他说法所说的鸟鼠是同穴山的分支相吻合。那么鸟鼠山，是同穴山的分支吗？渭水发源于其间共有两个源头，而下游才开始汇合。这两个源头，都经过大禹疏浚，只是鸟鼠山特别大，所以经文中概括叙述山川，单独说鸟鼠山有两次，大概是举出大的来说。鸟鼠山虽然大，而渭水的源头

译不止这一座山，因此叙述渭水的发源时，将两座山并举并说，所以说“鸟鼠同穴”。参证前后文意，它是两座山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哪里用得着附会那些怪异神异之说呢？况且郦道元最崇尚怪异，在注释诸水时，全都采纳小说、异教、奇文、幻记作为实录，唯独在这里不肯相信。因此前面叙述渭水源头时，直接引用地记，以说明“同穴”是另一座山；后来对于孔安国、郑玄、杜预、张华四家的说法，也都保留但不认为是正确的。平时尚怪的人，到了这里还怀疑其怪异，那么这确实是荒诞的。我对此详细辨析，正是因为渭水源头近在眼前可以验证；古时鵌鸟颜色黄黑，到唐代变成雀而特别变为青色，那么它的荒诞又可以证实，世人却唯独相信它，由此可以看出古代那些出于隐秘遥远之事，像颜色、味道、地脉等都不应引用它们来扰乱古代经典。

译向东在沣水处汇合【沣水出自京兆府鄠县东南】

孔氏说：沣水从南边流来汇合。

班氏说：酆水出自扶风郡鄠县【即今京兆府北】东南，向北流经上林苑【在长安】，注入渭水。

张氏说：“酆水出自鄠县南山，酆谷向北流入渭水【见《上林赋注》】。”

又向东在泾水处汇合【泾水出自今镇戎军升头山】

孔氏说：泾水从北边流来汇合。

班氏说：泾水出自安定郡泾阳县西升头山，向东南流至冯翊郡阳陵县注入渭水【按《通典》说：汉代泾阳县故城在原州平凉县南，又说平髙县有笄头山，是泾水的源头。《九域志》说：至道元年，用原州故平髙县地设置镇戎军。古迹有笄头山，一名鸡头，一名崆峒。又原州有临泾县，渭州平凉县即唐代平凉县地。阳陵自晋代已废，应当是今京兆府泾阳之地】。

又向东经过漆水、沮水【在今华州华隂县北】

孔氏说：“漆水、沮水这两条水，名称也叫洛水，出自冯翊北边。”

班氏说：洛水出自冯翊郡怀徳县，向东南注入渭水【怀徳在今耀州富平县界】；沮水出自北地郡直路县，向东北注入洛水【直路自后汉已废，今其地当在庆州、宁州等郡】。

桑氏说：沮水出自北地郡直路县，向东经过冯翊郡祋祤县北，向东注入洛水【今耀州同官县，汉代祋祖县也在州东北五十里】。

郦氏说：泽泉水出自沮东泽中，与沮水隔着原野相距十五里，俗人把这水称为漆水。向东流经怀徳城北，向东南注入郑渠，与沮水汇合。又因为沮水直接横断注入浊水，到白渠汇合，所以浊水得到了漆水、沮水的名称。这水又向东北注入洛水，洛水注入渭水，在华隂县北。

像郦氏所说漆水、沮水这两条水，既然注入洛水，而洛水也以漆水、沮水命名，难道是因为它们混流的原因而通称吗？不然的话，大禹怎么会这样混淆名实呢！

唐代孔氏说：“《地理志》说：漆水出自扶风郡漆县【即今邠州新平地方】。依据《十三州记》，漆水在岐山东边注入渭水，那就与漆水、沮水不同了。这里说在泾水处汇合，又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是漆水、沮水在泾水之东，所以孔氏认为洛水一名漆水、沮水，以水土验证，与《毛诗》‘古公自土沮漆’不同。那即是扶风郡的漆水，那沮水则未曾听闻。”

注入黄河【在华州华隂县东北】

班氏说：渭水向东到船司空注入黄河【《通典》说：汉代船司空故县在华隂东北五十里】。

〇洛水自熊耳山向东北在涧水处汇合〇

孔氏说：在河南城南汇合。

又向东在伊水处汇合

孔氏说：在洛阳南边汇合。

又向东北注入黄河

孔氏说：“在巩县东边汇合【巩县在西京，在京东一百一十里】。”

刘氏说：“《帝王世记》说：‘夏太康的五个弟弟在洛汭放牧，在巩县东北三十里。’”

九州得以统一

孔氏说：所共同治理的事在下面。

唐代孔氏说：“从前尧遭遇洪水，道路阻绝。现在水土既已治理，天下大同。所以总括叙述。”

苏氏说：书同文字，车同轨距。

叶氏说：“九州辨别土地以区别它们，是开始；统一制度以相同它们，是终结。”

吕氏说：“九州之水，都同归其底，是平治的功绩。”

“攸”字训释，所说所共同治理的，则是总括下文之事。传说的说法为长。

四方低洼之地都已安居

孔氏说：四方之宅已可居住。

唐代孔氏说：“室隅为隩，隩是内，于是用隩表示宅。说四方旧可居之处，都可居了。”

张氏说：“室隅为隩，谓其僻远。说水患既除，四方之僻远处，也各安其所居。”

杜氏说：“隩犹淇奥之奥【按：刻本下衍‘奥隅’二字，今从《永乐大典》本校正】。水患既平，四方之民居水之隈曰隩，都得安其居。”

吕氏说：“说四方之外都可居住【按：刻本脱‘吕氏曰言’四字，今校正】。”

九山已砍伐树木疏通道路，九川已清除源头，九泽已修筑堤防

孔氏说：“九州名山，已砍伐树木疏通道路而旅祭了。九州之川，已条除泉源，无壅塞了。九州之泽，已修筑堤防无泛溢了。”

唐代孔氏说：“上文诸州有言山川泽的，都举大的来说。所说不尽，所以于此又总括之。”

林氏说：九山九川九泽，都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泽而言。若必欲以弱水而下为九川，雷夏而下为九泽，则岍而下果九山否乎？

山者，川之所自出，所由经过者也。言九山于上，而九川继之，则是九川者，九川所出、所经过之山也。泽者，川之所或至，所或汇聚者也。言九川于上，而九泽继之，则是九泽者，九川所至、所汇聚之泽也。禹之言曰：“予决九川，距四海而弱以下，又正当其数，则所谓九川涤源者，非泛指，亦明矣。”説者意禹为总括之语，而不知九川者，百川之所汇列。九

译说到河流，那么九州的所有河流都包含在其中了。记载事物的精简，大概没有比这更突出的了。况且大禹治理水患的工程，虽然遍及天下，但本来就有他的足迹未曾到达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并非水患所在。如果说是“涤源”却泛指所有河流，难道所有河流都涤除了源头吗？九山从岍山开始往下，九泽从雷夏泽开始往下，都是这种情况。凡是河流的脉络、蓄积和汇聚溢出，都与九川互为表里。以九川为主，而山和泽也都称为“九”，以此表明山和泽并非泛指，而是依附于九川而得名的。详细考察经文的首尾，探讨治水的规模，本来就不允许泛泛地谈论大禹。求学的人试着思考一下。

译吕氏说：九州的群山已经开凿清除，设立坛场进行旅祭，用来报告治水成功的功绩。九州之中只有梁州和雍州记载了旅祭山川，而梁州必定记载蔡山和蒙山，是将它们书写在所提及的山名末尾，以此来显示报告成功的含义。雍州必定记载荆山和岐山，岐山被书写在所提及的山名开头，又由此可以看出大禹足迹所到之处，没有不祭祀的。通过梁、雍两州互相参证的文字，从而涵盖其他各州的祭祀礼仪，大禹记载史事的笔法，大致就是如此简练严谨。然而蔡山、蒙山靠近岷江，荆山、岐山靠近黄河与渭水，大禹为什么不泛泛地记载其他山川呢？九山开凿并旅祭，我更加确信它们是被九条河流冲击、关乎利害的山川，这种说法并非虚妄。所谓“涤源”，就是治水从下游向上游直到源头，也将源头洗涤清理。弱水、黑水虽然没有追溯到极远的源头，但疏导它们起始的地方，也就是源头。

程氏说：黄河造成的祸患，曾经让尧、禹忧虑劳苦，经过很久才平息。那么后世遭受黄河祸患的人，又怎敢吝惜劳力和费用呢？我唯独感到奇怪的是。夏、商、周三代以后，能够使混乱变为治理，让天地万物都归于条理有序的，只有汉朝、唐朝和本朝，但黄河的祸患却特别严重。其他朝代如秦、晋、隋，取得政权不久，本来就没有闲暇去考虑长远的策略。其余如三国、五代以及南北对峙时期，不能统辖整个黄河流域。即使有防御规划，东边的措施不能指向西边，南边的措施也不能波及北边，它们之间不能相互呼应就是这样。适宜经常决口，无法挽救，反而还要小心翼翼地有所作为。这似乎上天有定数，不是人力能够预先决定的。我曾经深深地对此感到难以理解。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汉代贾让的论述，说古代的堤坝宽阔，所以泛滥的水波有地方可以纵横激荡；汉代的堤坝狭窄，所以水流被束缚压迫而导致决口泛滥。于是我感慨地叹息说：这是天下的至理。这是河道平稳与决口的区别所在。贾让专门用这个来论述堤坝，而我推而广之用来论述世道。于是我长久以来的疑惑豁然开朗，黄河的事情可以讨论了。贾让的话说：齐国与赵国、魏国接壤，齐国修筑堤坝距离黄河二十五里，水冲到堤坝就泛滥；赵国、魏国也修筑堤坝，距离黄河二十五里。汉代的堤坝狭窄的离水几百步，远的几里。拿汉代的堤坝与古代的堤坝相比，它们容纳水量的不同竟然如此，而水量比起古代并没有减少，如果不决口，水又能到哪里去呢？况且古人难道不知道放弃土地可惜吗？正是因为有所放弃，才能有所保全，不能只计较眼前的利益罢了。后来经过太平盛世，人口众多，生产兴盛，只看到河滩有土地被废弃，不知道古人是有意为之的。既然已经开垦成田地，又接着建造房屋，或者形成村落，稍微担心被水淹没，就在堤坝外面再修堤坝来自我防护堵塞。其他日子又在堤坝外面开垦田地建造房屋，就再添加堤坝。贾让所看到的，齐国、赵国、魏国以及黎阳（今属卫州）、内黄（今属北京）、诸马（今属滑州）等有堤坝的地方，大堤之外有小堤，大概有好几重。按通常情况来说，凡是沿河的州县靠近黄河添加堤坝越多，那么容纳水的地方就越狭窄，这是理所当然的。汉代距离古代不远，已经不知道远堤的本意，任凭百姓填塞阻挡，不设立限制禁令。如果没有贾让的阐明，那么古代的制度几乎就没有流传下来了。利益所在，只有人少土地空旷，河滩才能容纳水，稍微经过休养生息，那么远堤之外辗转添加堤坝，是必然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奇怪汉朝、唐朝以及我们宋朝，太平治理久了黄河决口反而更频繁呢？所以汉朝从高皇后以前，唐朝从肃宗、代宗以后，黄河祸患特别少，那么人口的增减与黄河的平稳决口是相应的，是有原因的。只有本朝建隆初年就决口，隶属滑州，与其他朝代的情况不同。大概周世宗父子在黄河下游，兼有南北之地，百姓把沿河地区视为内地，所以占据其中的人很多。通过端拱年间的诏书来验证，就可以看到了。

又

《尚书》叙述荥泽、蠡泽，已经筑堤蓄水，总称为九泽，已经筑堤，水经河北有鲧堤，李垂说大伾山有禹堤，那么堤坝的出现，古代就有了。贾让说堤防的设置，近自战国开始，这是不对的。况且黄河从陕州、洛阳以上，其他水流汇入，过了这里其他水流大多受黄河影响，所以冀州、兖州、豫州的黄河，都流在地面之上。古代如果没有堤坝，这三个州就没有可见的土地了。由此说来，即使是禹也必定依靠堤坝作为水患的防御，那么堤坝的利害，能不彻底探究吗？黄河的源头和归宿，与四条大河相比，最远且最长，它所容纳的水量，却不如长江多。郭璞说超过黄河减少长江，那么它的狭窄就可以知道了。既然狭窄，人力不能扩大，只有它的两岸有堤坝，离河一丈，那么水的容量就增加一丈，增加一里，就增加一里。暂且以古代保存下来的堤坝来说，相对的堤坝都空出二十五里，那么河道两旁有五十里可以容纳漫溢的水，即使有暴雨涨水溢出平地，未必能越过五十里而冲破堤坝流出，这是没有拓宽河道的劳苦，却收到了拓宽河道的利益，古人的智慧啊。汉明帝的诏书说：“左堤坚固，那么右堤受伤，左右都坚固，那么下游受伤。”知道左堤坚固，那么右堤用来抵御它的狂暴，暂时可以缓解了。左右都坚固，两堤都不能被冲刷，而它的怒气就转移到下游，这是因为下游没有东西来承受它，巧妙的力量虽然胜过，终究不免于一种方法。由此知道历代狭窄堤坝之所以非常坚固，却对失败没有帮助，都是这个原因。汉代人想要寻找禹的足迹，挖地为九条，来效仿九河，说：“即使不能做成九条，只要得到四五条，应该有益处。”又曾经议论多开凿漕渠，分散削弱水流的怒气。本朝也曾多次开凿支流，如金水、赤水、游水、麋水、六塔、二股减水等河流，这些都是重大的措施。衡量它们

译【典本补入】揣度其意，不过是想要分流水力罢了。然而如果水力确实应当分流，即便在要害之处开辟出上百条支流河道，又能减少多少水量呢？与其在沿河各郡普遍修筑遥堤，让水流在宽阔处行进而不受约束，这样所容纳的水量，何止比一条支流多得多呢？况且水面宽阔则水流平缓，水流平缓则堤坝容易修筑稳固；若将水流约束使其湍急，则水流汹涌愤怒地与堤坝搏斗，因此即使堤坝非常坚固也会溃败，这又是利益与危害截然不同的原因所在。

译又

本朝乾德、兴国、祥符年间，曾三次研讨遥堤之策，唯独兴国年间的诏书最为详尽，说：“河防旧制以遥堤来舒缓水势，后来百姓贪图肥沃的土地，都居住在堤内，黄河一旦泛滥，就免除了他们的祸患，于是派遣赵孚等人详细分析堤内百姓的户籍和税数，商议免除赋税、迁移百姓，恢复遥堤的利益。圣上深知祸害的根源，锐意恢复古制，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赵孚等人见识短浅，只说现存的遥堤百不一二，劳役费用极大，胡乱用其他话语搪塞诏令而作罢。遥堤长久废弃，突然恢复涉及十多个郡县，废弃确实会导致大片熟田无法耕种，迁移百姓确实使他们无处居住，妨碍确实很多，但难道不能通过权衡利弊来相互抵消吗？黄河如果不决口，每年仍有春料费用，常常不下巨万万；如果决口了，不论何地何时，都要混杂役使士兵和民夫去抢救堵塞，劳苦费用几乎没有尽头，何尝不耗费？而且决口泛滥所波及的范围，不仅仅限于沿河地区，而是下游的城郭房屋、人口生计，都被淹没扫荡一空，与迁移百姓、改变生计的危害相比，更是巨大。赵孚不做长远打算，却曲意用眼前的利益来辩解，实在可惜。然而这一举措，在太平盛世实行确实困难。汉代田蚡的封邑在鄃县【故城在今德州平原县西南】，他利益在于黄河决口向南流，这样鄃县就没有水灾，于是发生了瓠子口的祸患，淮夷地区全部被淹没。武帝想要加以抢救堵塞，田蚡违背天意当面议论，不让武帝施展力量。如今遥堤所包围的范围，岂止是百个鄃县？占据田地的人，岂全是循理之士？只要有一个田蚡，哪个朝代不可借机谋取田地？这个策略恐怕难以轻易实行。或者像高祖平定秦朝，光武帝中兴汉室，承接大乱后的余绪，土地上没有现存的百姓，即使广泛地推行，禁令也没有妨碍。趁此时夺取土地，并访求遥防之策，毁坏近处的堤障，修缮废弃的堤防，制定法令，逐渐施行。规模一旦确定，平息水怒于不争之中，纵然起初劳苦费用，但安逸宁静的功效，将惠及无穷，其功业才开始可以继承大禹，不仅仅是一世之功。臣因此论述并著录于此，以等待后来者。

程氏关于河堤的论述，穷究古今，阐明利害，真是有用的学问啊。我接受它，不忍心丢弃，编纂在这里。那么那些学习《禹贡》却只谈论山川名称的人，可以感到羞愧了。

四海防同

孔氏说：“四海之内，诸侯会集于京师；九州风俗相同，万国遵循同一准则。”唐孔氏说：“礼制规定，诸侯朝见天子，按时朝见称为‘防’，五年一次朝见称为‘同’。”这里说四海防同，是说官员和百姓都能聚集在京师，不是指诸侯亲自朝见天子。夷狄戎蛮称为四海，但天子对于夷狄，不与华夏风俗相同，所以知道四海指的是四海之内，也就是九州之中，那里有万国，万国共同接受教化。

叶氏说：“五服之内，都聚集在京师，以修明他们的职事。”

张氏说：“水患既已消除，不仅仅是九州之民往来无阻，蛮夷戎狄也都再次聚集在京师了。”

吕氏说：四海都聚集朝见君王。

六府孔修

孔氏说：“水火金木土谷，治理得非常完善，说明政教和谐。”

唐孔氏说：六种物资的府库治理得非常完善。

张氏说：“不仅仅是水得其本性，火、金、木、土、谷也都各自得其本性，而为天下所用。大概水在天地万物中最大，水得其本性，那么五行也都得其本性了。这鲧堵塞洪水，被称为扰乱五行，而九畴中五行排在第一位，所以说水居其先，难道没有原因吗！”

叶氏说：“六府没有废弃，财货贡赋的法度于是确立。”

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

孔氏说：“交，俱也。众土都得其正，指壤、坟、垆。致其慎重者，是财货贡赋，说明取之有节制，不过度，都效法壤田上、中、下，大致分为三品，完成九州的赋税。表明水害已除。”

唐孔氏说：致其慎重者，只有财货赋税。慎重的原因，是都效法那三种土壤，根据土地的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完成贡赋的法度。在国中，赞美禹能治理水土，安定海内，在此总结。

苏氏说：交，通达也；正，平准也。众土不通有无，那么轻重就偏颇了。所以通达并平准之。九州各自效法其土壤的高低，以制定国家用度，作为赋税收入的多少。中邦指诸夏，贡篚有及于四夷的，而赋税只在诸夏征收。

王氏说：“庶土交正底慎财赋，是说用众土相互校正财赋的法度，慎重其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是说九州的田地，都有法则以完成中邦的赋法。大概土赋有及于四夷的，田赋只限于中邦而已。”

叶氏说：“庶土交正，是用九土相互参验，来辨别其等级。咸则三壤，是用三壤确定其制度，而制定法度。书中有贡的名目，而这里只说赋，因为所慎重的是，供养中国者在于赋，而贡则是其义。”

吕氏说：庶土交正，九州的土地，彼此相互比较，高低各得其正。底慎二字，显示圣人在众土交正之时，想要制定赋税，先怀有敬慎之心，制定法度，归于中道，作为万世的准则。只有先有敬心，才能制定上中下三等土壤，以在中邦完成赋税。大概叙述事迹，叙述其事迹，则多违背其本心；叙述其本心，则多略去其事迹。

译如今这四句记载了禹制定赋税的言辞，始末都完备无缺。“底慎”是禹的内心，“则壤”是禹的事迹。由此可以看出，古代执笔撰写史书的人，都是懂得大道的人。

译程氏说：大禹制定赋税时，说“根据三种土壤的等级来制定赋税，以治理国家”。孔子叙述《尚书》时，说“根据土地情况来征收贡赋”，那么九州的田地应当都与赋税相当。现在考察经典，赋税与田地相当的，只有兖州这一州罢了。荆州的赋税比田地等级高出五等，这是什么原因呢？孔安国认为人力耕作的情况有修治有不修治，按理推求，应当确实如此，但没有古代的事例来作为证据。所以说，赋税只是直接记录从田地中产出的米粟罢了。赋税之外还有贡品，把贡品合并计算在赋税收入中，所以高低相互补充扣除，田地等级与赋税等级自然就不一致了。这种说法，臣在经典中寻求，似乎也有道理。大概荆州的赋税最重，除了田赋之外，它的贡品有金、瑶琨、篠、荡、象牙、皮革、羽毛、织贝、橘、柚，多得不胜枚举。雍州的赋税最轻，因为它除了田赋之外，贡品只有璆琳琅玕罢了，也没有包篚之类的物品，所以总计起来就轻。用最轻和最重的来验证，轻的方面这种说法近乎可信。然而研究经典的人不能固执一端，得到其中一个方面而另外三个方面都能对应且没有阻碍，才算是通达。现在这种说法认为：田地等级低的，其赋税本来轻，只是因为包含了贡篚的数量，所以变得重，这是对的。然而考察冀州，它的赋税是总计秸秆、粟米，此外绝对没有一项贡品，用什么东西增加计算而使它高于田地等级四等呢？徐州的赋税比田地等级低三等，已经轻了，然而它的贡品有夏翟、桐磬、珠、鱼、元缟，不算不多。其中珠、元缟这三样都不是容易得到的货物，又不知道要求贡纳多少，那么为什么不能合并计算以归入重赋的类别呢？由此推论，知道这种说法不能立刻通达。

又

议论古代的事情，必须了解古代的制度。古代制度文字细微恰当，需要得到古代的说法。既然有古代的制度作为查考依据，又有古代的话语从而阐明它，那么古代事情的真相就显现了。《尚书》分州叙述事情，贡与赋相对。出自大禹建立制度、征取民力之初，明确地表达他的意图，只说“各种土地都公正评定，谨慎地管理财赋，根据三种土壤制定赋税，治理国家”。只根据这段文字来探求，那么九州的贡篚似乎不在计算之中了。然而这本书专门以“贡”命名，而且孔子叙述《尚书》，也只说“根据土地情况来征收贡赋”，那么“贡”又专门指贡篚而言了。而臣有理由反驳这种观点，是从孟子那里得到的。孟子说：“夏朝实行五十亩而贡，商朝实行七十亩而助，周朝实行百亩而彻，实际上都是十分之一。”《禹贡》中的贡，就是孟子所说的五十亩而贡，大概是一个时代的赋税名称。它作为贡，虽然与助、彻一样是什一税，但它制度中征取民力的方式，就是龙子所说的“根据几年的平均收成来制定常额”，这也是它实行什一税的原因。再考察经典，兖州的赋税，必须等到十三年才与其他州相同，是因为兖州位于东北最低洼处，水灾特别严重，其他州的山水田土早已安定，耕作又早，而兖州那些升高避水的土地，现在才开始得以从丘陵下降到平地居住。如果不是宽限期限，让百姓长期努力耕作，那么就没有所谓根据几年平均收成来制定贡赋的道理，所以必须等到十三年才与其他州相同。那么龙子所说的根据几年平均收成来制定常额，经典中本来就说过了。况且经典叙述根据土壤制定赋税，必须等到六府（水、金、木、火、土、谷）都修治之后，那么土地尚未产出谷物，各种土地虽然可以公正评定，大禹还不肯立刻建立赋税。那么赋税制度基于几年平均收成的依据，更加可以得到证明了。孔安国用人力耕作情况参杂田地等级，难道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吗？

又

周朝的制度，井田九百亩，中间一百亩作为公田，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这是聚集八家的力量耕种公田一百亩，而八家各自另外得到一百亩的收入，这就是什一税制度的原因。因为所征收的仅仅出自公田，即使不是丰收年，也不会在公田之外多索取一穗一粒，这就是田地与赋税常常保持什一的比例，而没有时轻时重的差异。夏朝的制度，一个农夫授田五十亩，如果每年单独计算，就随着田地的收入来归公，上等年份与周朝制度相同。而有所谓“根据几年的平均收成来制定常额”，又在田地等级之外参核每年的收成情况来制定等级标准。等级确实有高下，官府又登记每年的收入并参杂记录，经过几年的平均来斟酌确定多寡，这用意以为更加详细，却不知恰恰增加了弊端。根据几年平均收成来确定多寡，是固定的。后来每年的收成不一定总是像当初参核时那样，于是所缴纳的赋税开始显现偏颇。在丰收年，粮食多得狼藉，那么根据几年平均所征收的比什一税已经少了；到了灾年，施肥耕种田地还不够，却一定要取足定额，那么根据几年平均所征收的比什一税已经多了。所以龙子得以议论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这就是田地与赋税有时不相适应的原因。虽然如此，圣人制定的法律，难道还有可议论的吗？黄门苏氏的话说得好：“贡法不如助法，俎豆不如盘盂，肉刑不如徒刑流放鞭杖。”古人不做这些，不是不智慧，而是形势尚未达到。睡在地上得到草垫就安定了，自从有了草垫之后才有竹席，自从有了竹席之后才有温暖华丽。这贡、助、彻都是什一税，但实行什一税的方式不同，大概是因为看到了弊端才知道如何补救。

“各种土地都公正评定，谨慎地管理财赋”，大概是参杂公正评定各种土地的高下有无，而

译一定要做到极其谨慎。之所以称为财赋，是因为从土地中产生的赋税名目繁多，所以用“财”来统称。根据上、中、下三种土壤的等级来制定赋税，中原地区的这种赋税就是田赋。之所以特别强调中原地区，大概是为了表明这是十分取一的正当赋税，在中原地区施行，这被称为尧舜的治国之道，而不是夏桀和蛮夷的暴虐之道。田赋的情况既然如此，其他土地赋税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安石认为土地赋税也涉及四方蛮夷，这是不对的。四方蛮夷都应当用“贡”来表述，不应当用“赋”来表述。

译赐给土地和姓氏，恭敬地以我的德行为先导，不违抗我的政令。

孔氏说：“‘台’就是我。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地来赐予姓氏，意思是说，有德行的人生在此地，就用这个地名赐给他姓氏，以显扬他。王者常以此道，来敬重我的德行。以我的德行为先导，那么天下就没有人违抗我的政令。”

唐孔氏说：“这一整段经文都是史官赞美大禹的功绩。说九州的风俗已经统一，可以施行教化了。天子只应当选拔贤能的人来共同治理。选拔有德行的人，赐给他出生的土地作为姓氏。既然能如此尊重贤人，又天子立意常以敬重我的德行为先导，那么天下的百姓就没有人违抗天子所施行的政令，这都是大禹造成的。所以叙述并赞美他。”

苏氏说：“我以德行为先导，那么百姓就会恭敬而不违抗。”

王氏说：“‘锡土姓’是说建立诸侯，赐给他们土地以建立国家，赐给他们姓氏以确立宗族。”

林氏说：“‘锡土姓’是说，这时才可以强大天下，分封诸侯，从而完成五服的制度。《左传》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地来赐予姓氏，赐给他们土地并命令他们立氏。大概赐给土地，就是所说的‘锡土’；命令他们立氏，就是所说的‘锡姓’。比如契被封在商，赐姓子氏；稷被封在邰，赐姓姬氏。一定是在这个时候，从稷、契来看，其他诸侯也都是这样。施博士说：‘祗台徳先，不距朕行’，这与治水有什么关系，却在这里提及呢？这是因为，当洪水尚未平定之时，四方诸侯中，有些废弃了‘防同’的礼仪而不讲习，那么他们对上敬重天子的德行，也就有所欠缺了。然而德行虽然出自天子，但能使他们恭敬不违抗的，大禹预先有贡献。所以舜称赞他说：‘引导我的德行适时，你的功绩井然有序。’其意思也与此相合。好啊，这个说法！

张氏说：“以前洪水滔天，九州无法分辨，即使有应当赐给姓氏的有德之人，上天也无从施设。大禹既已辅佐完成五服，达到五千里的范围，州有十二师，外至四海，都建立了五长，各自引导有功之人，那些应当赐给姓氏的人很多了。现在凭借功绩来上报，可以施行了。‘锡土’是命令他们立氏，而远及支庶；‘锡姓’是根据他们所生的地方，以传承正嫡。比如舜赐姓为妫，而命令他的氏为陈，就是这样。妫用来传承正嫡，不容有两人；氏用来及于支庶，那么凡是称为陈的，都是他的支庶。这就是土和姓的区别吗？’‘祗台徳先，不距朕行’，这则深刻阐明了大禹以勤谨的德行率领诸侯，而诸侯各自引导有功之人的意思。大禹鉴于丹朱因傲慢而断绝其世系，所以过家门而不入。启哭啼啼地也不把他当儿子，大禹恭敬勤谨地以我的德行为先导，于是辅佐完成五服，达到五千里，州有十二师，外至四海之长，各自引导有功之人，都不违抗我所施行的政令。由此可知大禹之所以成就此大功，不是别的追求，只是恭敬勤谨地以我的德行为先导罢了。”

吕氏说：“古代没有固定的姓氏，必须有功德然后才赐给他爵位并命令他立氏。大禹治水，如此广博，他所劳役天下的人很多，而天下欣然顺从大禹的政令而没有违抗，大概是因为大禹有德行作为先导的缘故。如果大禹没有德行作为先导，天下人岂肯顺从？现在看《禹贡》都是大禹所做的，那么德行是什么呢？那么大禹所做的，他的心意如何呢？史官恐怕后世看到大禹手脚生茧，就以为大禹只有力气，所以用德行来表彰他，这是作书的关键。

灾害去除而利益兴起，法令完善而政令施行，这是九州所共同的。这功绩虽然在大禹，但赞佐和有力之人也有贡献。所以赐给土地和姓氏也及于益、稷这类人。而大禹在这里说‘享受所赐的人’，是因为他们能恭敬顺从我的表率倡导。从常情来看，大禹的话近乎自夸，但大禹并非自夸。记录实事以褒奖同僚，而在我的君主面前陈述，正是为了做到不欺瞒。学者不要用常情来议论大禹是可以的。”

五百里甸服

孔氏说：“规划方圆千里之内，称为甸服，为天子服治田地，距离王城每面五百里。”

唐孔氏说：“既然说到九州风俗统一，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赋税，而四海之内，道路有远近，再叙述辅佐完成五服的事情。甸、侯、绥、要、荒，五服的名字，是尧的旧制。洪水平定之后，大禹才为之制定细则，使赋役有常规，职掌分明。甸服距离京师最近，赋税尤其多，所以每百里即为一节。侯服稍远，近的共役，所以二百里内各为一节，三百里外共为一节。绥、要、荒三服，距离京师更远，每服分为二，内三百里为一节，外二百里为一节。因为远近有差别，所以其职责不等。甸服缴纳谷物，所以首先说赋税。赋令自行送入官府，所以三百里内每都说纳，四百里、五百里不说纳，是承上文省略文字。在三百里说服，是举中间以说明上下都是服王事。侯服以外，贡品不缴纳谷物，侯主为斥候，二百里内徭役较多，所以各为一个名称。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所以共为一个名称。以下都先说三百里，而后说二百里，是举大率为差等。”

顔氏说：“甸的意思是田。”

王氏说：“五百里甸服者，是畿内。甸者，是井牧其地之称，是王所自治的地方。”

吕氏说：“四井为邑，四邑

译九夫为邱，四个邱为甸。“甸”这个字，表明井田制和牧地制度，到这里已经确立。

译百里缴纳禾藁

孔氏说：“甸服内距离王城一百里的地方，禾秆叫做总，缴纳它们用来供给国家马匹的饲料。”

唐孔氏说：“距离王城五百里，统称为甸服。在甸服内部，又进一步细分。从内向外，这是第一层。总，是把短镰、禾秆、禾穗和禾藁都一起缴纳。《周礼》中掌客接待诸侯的礼仪，有刍草和禾穗，这里的总就是指这些。”

苏氏说：“因为禾藁和禾穗距离最近，所以缴纳总。”

三百里缴纳禾穗

孔氏说：铚刈指的是禾穗。

唐孔氏说：“《说文解字》说：‘铚，是收割禾穗的短镰。’《诗经》说：‘奄观铚刈。’用铚来收割的，指的是禾穗。禾穗用铚来收割，所以用铚来代表禾穗。”

三百里缴纳禾秆并服役

孔氏说：秸是禾秆，服是服役。

唐孔氏说：“去掉禾穗只送禾秆，比送禾穗容易，所以距离越远负担越轻。然而计算十分之一的赋税，禾秆和粟米都要缴纳，那么缴纳禾秆并服役比缴纳禾穗更重，这就违背了近处重、远处轻的原则。大概是在缴纳粟米之外，酌情缴纳禾秆，四百里处仍然缴纳粟米，这里应当是禾秆和粟米分别缴纳，并不是只缴纳禾秆。”

颜氏说：“说服，是指有劳役就服役罢了。”

王氏说：“缴纳禾秆并从事运输服役的工作。因为正好在五百里甸服之中，便于在王畿内调拨使用，所以让他们缴纳禾秆并服役。”

林氏说：“缴纳禾秆虽然优待，但又让他们从事运输服役的工作，那么他们出力所付出的，可以弥补他们财物缴纳的不足，他们财物缴纳的充足，足以优待他们出力所付出的。”

苏氏说：“把禾秆当作借席之类，可以服用的东西。”

禾秆的用途很多，所以一百里处连同禾穗一起缴纳，三百里处又专门输送这种赋税。在缴纳禾秆之下，加一个“服”字，以显示运输的劳苦，可以与不缴纳粟米相抵补。

四百里缴纳粟米，五百里缴纳稻米

孔氏说：缴纳的精细的少，粗糙的多。

王氏说：“四百里缴纳粟米，是因为距离远；五百里缴纳稻米，是因为距离更远。”

东莱先生说：“谷物有壳的，叫粟；没有壳的，叫米。”

张氏说：禾秆和禾穗虽然轻，但舟车负载不如粟米数量少。林氏说：薛氏说：王畿之内，是天子的居住地，依靠它来供养天子的，只有这千里之内的百姓，所以赋税和缴纳的情况，在这里详细陈述。大概其余的服制，赋税各自归其国，所以《禹贡》略去不提，道理或许如此。看经文在“纳总”之上，特意加一个“赋”字，那么凡是出自田地的赋税，都可以触类旁通了。所以自诸侯以下，只说各国远近的制度，而不提及所输送的物品，言辞不繁琐，让读者自己意会，这又是叙述写作的体例。

田赋有兵车、牛马之类，而不提及，大概是因为举出粮食来说，那么兵事不言自明了。

五百里侯服

孔氏说：甸服外五百里的地方。斥候而服事。唐孔氏说：襄公十八年《左传》称晋人代替齐国派司马斥候山泽的险要。斥是巡视的意思。斥候是巡视险阻，伺察盗贼。这五百里主要指斥候并服事天子，所以叫侯服。由此可见凡是说服的，都是服事的意思。

苏氏说：“这五百里开始有诸侯，所以叫侯服。”

林氏说：“建立侯服来分封亲贤，让他们各自守护百姓，社稷作为天子的屏障。”

张氏说：“公侯伯子男共五等，只说侯服，为什么呢？大概只有三恪之后的才称上公，指前代异姓的后代，让他们守护前代的礼乐制度，以保存宗社，所以称为公，以尊崇他们的祖先。如果是当朝的封爵，则都是诸侯。周朝制度，太保为西伯，率领西方诸侯；毕公为东伯，率领东方诸侯。这大概是朝廷的三公。一公居中，二公分陕而治。侯服不包括公，由来已久了。”

百里采地

孔氏说：“侯服内一百里的地方，供给王事罢了，不专主一事。”

唐孔氏说：“采就是事事，指劳役。有劳役就供给，不专主一事，所以只说采。”

王氏说：在这里有采地。

苏氏说：卿大夫的采地。

周氏说：“周朝官制，六卿之外是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是大夫的采地；小都是卿的采地，大都是公的采地，是王子弟所食邑。这与王畿五百里之外开始有采服，意思相同。”

周朝制度采地在王畿内，这里在王畿外，为什么呢？唐虞时期，民风淳朴，事务简单，分封少而土地宽，所以采地在王畿外。到了周朝，分封密集而划分详细，采地不得不移到内部。虽然如此，周朝的采地稍显悬远，共三百里，这里只有一百里，又为什么呢？周朝设官多，唐虞设官少，况且甸服三百里，不都是采地，也有公邑。这一百里则都是采地。所以读《禹贡》并参照《周官》，那么王制的变革大概可以知道了。

二百里男邦

孔氏说：男是任，任是承担王者之事。

唐孔氏说：“说邦，是表明上下都是诸侯的国家。”

苏氏说：“与百里采地合起来为二百里。”男邦，是小国。王氏说：“在这里只建立男邦，是想让王畿不被大国逼迫，而小邦容易获得

译“这是京师提供的援助。”

三百里内的诸侯

孔氏说：“三百里内的诸侯共同为王室开拓疆土，所以将三个诸侯国合并为一个单位。”苏氏说：“从三百里以外开始，都是诸侯中的大国和次国；小国在内部，依附天子而建国，大国在外部，用来抵御外侮。”

译东莱先生说：“男采（男爵与采邑）处于内部，既足以保卫王畿，又距离王畿很近，强悍的诸侯不足以欺凌他们。这是圣人制定内外轻重之分，不差毫厘，所谓天下的形势，就像拿着秤锤一样平衡。”

张氏说：“其建置如此，难道会有像李唐时期颉利引兵直到渭水，像石晋时期耶律引兵直到大梁那样的祸患吗？”

林氏说：“规定赋税的法则，是远方轻而近处重；建立诸侯国的法则，是远方大而近处小。远近、大小、轻重，没有不在其中有所法度的，而加强天下的制度，都尽在于此了。”

五百里绥服

孔氏说：“绥，是安抚的意思。侯服之外的五百里是安服，是王者施行攻伐与教化的地方。”

唐孔氏说：“要服距离京师已经很远，王者用文教来约束，使其服从；这绥服，因为路近，所以说安服，王者的政教加以显示，不需要约束就自然服从了。”

张氏说：“绥的意思是安，是说以安定王室为职责。这也是诸侯，只是稍微远一些，所以改名为绥，想要让他们知道这五百里内建立诸侯的原因，是为了安定王室。”

林氏说：“王畿之外，已经分封了诸侯国，让他们以小大相互维系，强弱相互对比，作为王室的辅佐。而那外面的五百里，则连接着边陲，大概其外面就是要荒之服了。所以在这里设立绥服，作为内外的区别。这服之内所建立的诸侯国，所设立的制度，凡是想要安抚边境，保卫中原罢了，所以它的名字叫绥服。”

东莱先生说：“绥服，距离王畿逐渐变远，不能不常存安抚之心，所以以绥为名。又必须显示圣人并非偏私于那里，对远方特别在意，算计见效，与近处是一样的。”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威

孔氏说：“揆，是度量的意思。度量王者的文教而施行，三百里都相同。文教之外，二百里发扬武威，保卫天子，所以安宁。”

张氏说：“三百里之内，虽然距离侯服不远，但已经有夷蛮的风俗。先王修明其教化，不改变其风俗；统一其政令，不改变其适宜的做法。所以对于绥服，不必完全施行朝廷的文德，只是交给贤者，让他们度量那些可行的而加以教化。”

王氏说：“二百里发扬武威保卫的，是因为靠近蛮夷的缘故。”

东莱先生说：“二百里之国，却能抵御数百里的蛮夷，大概是利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让他们守卫自己的乡邑，那么人们必定会竭尽全力。二百里就够了。”

薛氏说：“现在的边疆，重视军旅而轻视文教，与此意思相同。”

五百里要服

孔氏说：“绥服外面的五百里，用文教来约束。”

苏氏说：“总括其大要，法度不详细。”

东莱先生说：“要服只是蛮夷，然而还靠近中原，所以只是要约罢了，不一一治理他们。”

张氏说：“蛮夷的本性，不能要求他们完全遵循文教。”何休说：“王者对于夷狄，以不治来治理他们。”这话，意味深长啊！

三百里夷

孔氏说：“遵守平常的教化，侍奉王者罢了。”

苏氏说：“混杂着夷人的风俗。”

王氏说：“三百里夷，在这里都是夷人。”

张氏说：“夷有简易的意思，也是约束的说法。”

二百里蔡

孔氏说：“蔡，是法度的意思，仿照三百里的法度而稍微简略。”

王氏说：“蔡，是放逐的意思，把罪人放逐到这里。”

苏氏说：“放逐有罪的人叫蔡。”《春秋》说：“杀管叔，放逐蔡叔。”

五百里荒服

孔氏说：“要服外面的五百里，说荒，又更加简略。”

王氏说：“荒，是不治理的意思。说不能约束而治理。”

林氏说：“汉朝班超担任西域都尉，很得夷狄的心。班超被召回，任尚代替他。任尚对班超说：‘您在外国三十多年，而我这个小人侥幸继承您的职位，应该有教诲我的地方。’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兵，大多不是孝子顺孙，顺从蛮夷的心，难以养育容易败坏，应该放纵简易，宽恕小过错，总揽大纲罢了。’禹命名境外之服，称为要荒，正是班超所说的放纵简易的意思。”

三百里蛮

孔氏说：“用文德使蛮人归附，不用法度制约他们。”

唐孔氏说：“郑玄说：‘蛮，是听从他们的风俗，羁縻他们的人罢了，所以说蛮。’‘蛮’的意思是‘缗’，王肃说：‘蛮，是慢，礼仪简慢。’”

林氏说：“要服三百里，称为夷；荒服三百里，称为蛮。大概这里是边外蛮夷之地。”

二百里流

孔氏说：“流，是流移的意思。说政教随顺他们的风俗。凡是五服相距，为五五千里。”

吕氏说：“凡是叫夷、叫蔡、叫蛮、叫流的，都是夷狄本来的名称，都不必寻求其意义。如唐朝的突厥，汉朝的冒顿，这哪里有意义可求呢？”

林氏说：“要服的三百里，是夷；其外面二百里，也是夷，却称为蔡。荒服的三百里，是蛮；其外面二百里，也是蛮，却称为流。大概其外面二百里，其地偏远。远方的人有积恶大罪，而先王不忍心杀他们的，就投放到最远的地方，所以在要荒二服中取最远的地方来说，以显示

译将罪人流放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是蛮夷之地，这可以从《尚书·禹贡》上篇的记载中看出来。五服的名称，以及每一服内远近详略的划分，都是当时疆域内外的实际情况。所以在侯服中，记载了诸侯国大小等级的制度；到了要服和荒服，则记载了蛮夷远近的区别，以及流放轻重程度的差异，这些都是为了记录当时的实际情况。

译向东延伸至大海，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也一并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

孔氏说：“渐是进入，被是覆盖。”这是说五服之外的地区，都受到王者的声威教化并前来朝见。

唐孔氏说：“南北没有说明到达哪里，是省略了。这里说向西覆盖到流沙，流沙应当是西境最远的地方。而《地理志》把流沙定为张掖居延泽，这是对的。计算起来，三危在居延以西非常遥远，《地理志》的说法是不对的。”

王氏说：“说终结于四海，那么北方和南方也都终结于海。”

东莱先生说：“渐、被、暨，也不必在每一个字上区分轻重。只是水患治理平定，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没有不服从的。”

林氏说：这是说九州疆界的到达之处，以此来显示声威教化所及的范围。考察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说的是青州、徐州的边界，东面是大海，所以说“向东延伸至大海”。雍州的弱水向西流，弱水流到合黎山，余波流入流沙，这是雍州的边界到达流沙。〇州说“淮海惟〇州”，那么〇州的边界到达南海。冀州夹着右碣石流入黄河，黄河入海在碣石的右边，那么冀州的边界到达北海，所以说“北方和南方也一并到达”，声威教化终结于四海。北方和南方没有说明到达哪里，是连着下文来体现的。声威教化，也是文德所及的范围。然而下文既说“终结于四海”，那么四方都到达海了，而西边只说到达流沙，大概是因为水向西流到这里就到尽头，看不到它的归宿，不能正式称它为海。所以《王制》说：“西边不到流沙，东边不到东海”，也只是用东海来对应流沙。

张氏说：《王制》说：“西边不到流沙，南边不到衡山，东边不到东海，北边不到恒山。”现在这里声威教化东边说“海”，西边说“流沙”，北方和南方没有说明到达哪里，由此知道不止于恒山、衡山而已。大概四海之内，南北长，东西短，所以东西都可以说它们的终点，而南北的边界不容易穷尽。《中庸》说：“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下，舟车所到达，人力所通达，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不尊亲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东海、流沙、衡山、恒山，是九州疆界所到达的地方。这叫做四海之内，要服、荒服二服，就是四海了。北方和南方没有说明到达哪里，是举东西来体现北方和南方的。至于声威教化所及的范围，就不局限于疆界所到达的地方。说东边以海为界，那么海以东也延伸到了。说西边覆盖到流沙，那么流沙以西也覆盖了。说北方和南方一并到达声威教化，接着说终结于四海，那么北方和南方所到达的又不至于恒山、衡山二山，是很明显的。张氏引用《中庸》来解说，很恰当。说南北也是，而以东西为止于东海、流沙，那么又与《中庸》不完全符合。圣人的政令，虽然自有分限，而声威教化的耸动，光华的覆盖，大概与天地的高明广博是一样的。无垢的说法，我认为用来阐明它未尽的地方，我们觉得怎么样？

禹进献元圭报告他的成功。

孔氏说：“元是天色，禹的功绩完全加于四海，所以尧赐给元圭来彰显它。说天功完成。”

王氏说：“禹向尧进献元圭，来报告成功。元，是天道。归功于尧，所以赐给元圭。与师向帝进献九江、纳进献大圭同义。”

苏氏说：“以五德称王天下，由来尚矣。黄帝以土德，所以叫黄；炎帝以火德，所以叫炎。禹以治水得到天下，所以从水德而崇尚黑色。殷人开始以兵德称王，所以从金德而崇尚白色。周人有流火的祥瑞，所以从火德而崇尚红色。汤用元牡，大概刚攻克夏，沿袭其旧制。《诗》说：‘有客有客，亦白其马。’这是殷崇尚白色。帝赐给禹元圭，是水德的祥瑞，这是夏崇尚黑色。比较五德所崇尚的颜色，见于经书的。”

张氏说：考功既说“天叫做元”，禹的治水，一顺天理以成功，所以尧赐给元圭，志记他的功绩。

林氏说：“古者交往于神明，必用圭璧。这是洪水既平，禹以元圭向天报告成功。必用元圭，大概天色是元，固天事天，犹如苍璧一样。其曰锡者，下赐上，也可以称之为赐。”

东莱先生说：“禹既成功，所以以元圭作为贽礼进见舜，也是报告成功。古者卿大夫以至于士相见，都有贽礼来通情，羔雁、币帛、雉之类是也。”

水患平定，而赐土姓君之报功。声威教化终结于四海，而赐元圭，臣归美以报上。然而归美必以元圭，元，是天色；圭，是粹玉。说吾君之德与天为一，而寓诚于圭以表见之。君吾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可乎？这是禹报告成功的深意，而说于敷奏之末，也是禹的自言。或者以为史辞误矣。五服辨【案以下刻本所阙，今从永乐大典原本増入】

唐孔氏说：凡五服的区别，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别二千五

译百里，四面相距构成方圆五千里的范围。贾逵、马融认为甸服之外，从百里到五百里，米特只有这个数目，距离王城千里，其侯、绥、要、荒服各五百里，这样每面是三千里，四面相距构成方圆六千里。郑玄认为五服，每服五百里，这是尧的旧制，等到禹辅佐时，每服之间又增加五百里，每面达到五千里，四面相距构成方圆一万里。司马迁与孔子的意思相同，王肃也认为如此，所以王肃在此注解说：“贾逵、马融已经背离了事实，郑玄尤其不对。”禹的功绩在于平治山川，不在于开拓疆域扩大土地，土地面积比尧时扩大了三倍，而史书传记中没有记载，那么郑玄的说法是凭空杜撰，难以作为依据。汉代的汉武帝，使中原疲惫不堪，甘心于征讨夷狄，天下户口减少了一半，然后才仅仅开拓了边境的郡县而已。禹当时正担忧洪水，三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没有空闲去从事征伐，况且他设立五服名称的理由，轻重颠倒，远近失当，很难讲得通。先王划定方圆千里作为甸服，其余的土地平均分配，公、侯、伯、子、男各自拥有疆域，却让甸服之外的诸侯缴纳禾秆，这不符合道义。司马迁的主旨大概掌握了这一点，这与孔子的意思相同。如果得到《周礼》中王畿之外另有九服，每服五百里，构成方圆一万里，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土地比尧时扩大三倍呢？又《地理志》说汉代的疆域，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验证他们所说的，山川不出《禹贡》一书，山川承载大地，古今必定相同，而里程数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尧与周、汉的土地是一样的。《尚书》所说的里程是根据空中直线距离计算的，《汉书》所说的里程则是根据地面人行弯曲道路测量的，所以数字不同。因此王肃在上篇注中说：“方圆五千里的，是直线方形的里程，如果道路曲折迂回，动辄有加倍增加的差异。”这是说经文指的是直线方形的里程，汉代依据的是曲折的道路，有九服、五服的土地，虽然都是王者变革更替，各自改变其制度，但不改变其土地。郑玄不说禹改变了尧的制度，却说土地比尧时加倍，所以王肃对此提出诘难。《王制》说：“西边不到流沙，东边不到东海，南边不到衡山，北边不到恒山，凡是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圆三千里。”那里自己说“不到”，明显是没有到达遥远的边界，况且《王制》是汉代的作品，不能与经文相合。

译叶氏说：禹制定五服制度，每服通常以五百里为率，而王畿甸服包含在其中，那么一方就是二千五百里，东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这就是所谓“辅佐成就五服直到五千里”的意思。到了周朝，又增加为九畿，每畿也以五百里为率，而王畿又不包含在内，那么一方就是五千里，南北东西各万里，周朝的土地果真如此广阔吗？学者寻求其中的道理却不得，所以郑玄认为尧旧有的五服是五千里，到禹治水之后又增加了一倍，这是诡辩说《禹贡》是旧服所增加的数目，以便与周朝的制度相合。又说周公摄政时扩大了九州的范围，所以五等诸侯的封地，大的增加了五分之四，小的增加了十分之五，这种矫妄不经的说法，不值得采信。我根据《周官》大司马九州的名册来考察，方圆千里称为国畿，其外也都以“方”来称呼。“方”是指四方，四方环绕起来，计算其直径为千里，每一方应当只是二百五十里，那么周朝的畿域就比禹朝的要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下的事务到周朝更加详细，那么朝聘会同的礼节，贡赋税敛的法度，不得不审慎。

林氏说：前面所说的，是九州的山川湖泽，以及田赋贡品的详情，细微之处都详尽无遗。而用来划分天下疆界，以区分京师、诸侯、夷狄的办法，还没有完全说尽。于是接着说五服远近的制度。《周官·职方氏》辨别九州的邦国，使它们共享利益。从东南的扬州开始，直到其谷物适宜种植五种作物。既然列出了九州的详情，接着就说：“辨别九服的邦国。”从方圆千里称为王畿开始，以下就说明了九服的由来。这大概是模仿《禹贡》而作的。然而其记载有所不同。这一篇从甸服到荒服，每一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圆五千里。《职方氏》方圆千里为王畿，王畿之外为九服，每服也以五百里为率，连同王畿一起计算，就有万里的数目。所以诸儒对此有疑问。有人认为是周公扩大了疆土，其土地是尧禹时代的两倍。这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这两本书的记载，只是看到它们所述都以五百里为言，就跟着这样说罢了。禹的五服与《职方氏》的九服，所谓五百里，《职方氏》是从其两面相对来计算。只有禹的王畿在五服之内，是从一面来计算。所以禹的五服从畿服到荒服，每一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圆五千里。至于《职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内，而是以两面相对来计算。所以九服之内有方圆千里的王畿，王畿之外每一面二百五十里，两面相对为方圆五百里的甸服。所以从王畿之外到藩服，每一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各为五千五百里。它比《禹贡》增加的，只有五百里而已。哪里会有万里的数目？《汉书·地理志》说：“汉朝的疆土，东西九千三百二十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那么汉朝的疆域不止万里。所以说周朝九服有万里的，往往推究这个作为依据。唐孔颖达说：“汉朝的山川不在《禹贡》的范围内，山川承载大地，古今必定相同，而里程数目不同的原因，是尧、禹、周、汉的土地是一样的。《尚书》所说的依据虚空鸟路方直来计算，《汉书》所说的则是着地人迹屈曲来测量，所以数目不同。”唐孔颖达这个说法，认为尧与周、汉的土地是一样的，这确实是确论。如果以虚空鸟路方直来计算里程，古代没有这个道理。以我看来，山川不出《禹贡》的分域，而里程数目加倍的原因，是古今的尺子不同罢了。《王制》说：“古代用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用周尺六尺四寸为一步。古代的百亩，相当于当今东南北四十六亩三十步。古代的百里，相当于当今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一寸二分。”大概古今法定尺子的长短伸缩，随时代不同，所以里程的广狭也不同。《王制》所载，只是从周初到战国，数百年间，其差别已经如此。我私下认为《职方氏》九服所谓的五千里，就是《禹贡》五服所谓的五千里。汉朝的山川，除了武帝开辟四夷所载的武威、酒泉、南海、苍梧数十郡之外，其他州郡都是《禹贡》五服之地。《禹贡》说声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北至朔方，南到南交，声教遍及四海。其要荒所到达的地方，都已经到了极边之地。即使后世君主能在《禹贡》五服之外开拓边境，其所得的不过是贫瘠不长草木之地，得到它没有益处，失去它没有损害。周公说：“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以登上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所谓整顿军队，不过是登上禹的足迹而已。那些甘心在禹迹之外，开拓边境，增加疆域的人，都是出于好大喜功而做的。所以王者治理天下，想要制定京师、诸夏、夷狄的区别，应当以《禹贡》的书为准。

查考周朝制度，王畿地方千里，而班固《地理志》说雒邑与

译宗周贯通封畿之地，东西长而南北短，长宽相乘为千里。颜师古解释说：宗周就是镐京，方圆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相当于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就是成周，方圆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相当于方百里者三十六。两都合计方百里者一百，即为方千里。我根据周公营建雒邑的制度考证，王城是东都，雒阳是下都，都属于畿内之地。平王东迁，就是迁往东都，哪里会侵占诸侯的疆域呢？由此看来，班固、颜师古的话并非虚妄。有人问：邦畿千里，是说方圆千里，现在却说长短相乘为千里，那么开方之法不是错了吗？回答说：凡是古代制定畿域、分封诸侯，都用开方来说的，只是图籍记载绘制的体例如此罢了。至于测量土地、划分封疆，大体上都根据地势的适宜来划定疆界，不一定都是正方形。尧都平阳，虽然在南河之北，但其畿域所通达的地方，应当越过黄河向南的很多。如果一定要以冀州方圆千里作为畿域，那么林氏所怀疑的就无法解释，而先王治理疆域的政令竟然就不可通行了吗？这学问上的争执不小，正是儒者应当用心之处，应当共同推究，不可畏惧其难而认为不必讨论。我请试着说说：镐京与雒邑贯通封疆，是周代畿域的制度；南亳与西亳贯通封疆，是商代畿域的制度，难道是两代开创这样的制度吗？居于中央而端正，自古就是这样。所以尧都平阳，而甸服、侯服、绥服三面各一千五百里，如果不是其畿域越过黄河以洛水为朝见防线的地方，那么从哪里才能得到方圆三千里的中央呢？林氏对此产生怀疑，好学没有超过他的。请试着用我的说法来解释，那么是非的判定，应当一定有决断的人了。

译林氏说：“先王治理天下，把绥服二百里作为奋武卫之地，谨慎地分辨华夏与夷狄的界限，这确实是万代不可改变的法度。”林氏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我看他论述《舜典》中所谓“蛮夷扰乱华夏”时，却说：“这不是境外的蛮夷，舜的时代九州之内，大概有蛮夷与我们百姓杂居在境内。冀州的岛夷，青州的莱夷，徐州的淮夷，梁州的和夷就是如此。只因他们与我们百姓杂居在境内，却能肆意侵扰暴虐，成为我们百姓的祸害，于是让皋陶分辨华夏与夷狄内外的界限，用法律绳之以法，而特别诛杀其中尤其凶恶狡诈的人罢了。”先王谨慎分辨华夏与夷狄的界限，体现在绥服奋武卫的制度上，界限分明不可侵扰扰乱到如此程度，那么境内哪里会有夷狄呢？林氏的说法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大概是因为看到春秋以来中原地区有戎狄，所以怀着混杂怀疑与相信的心情，才说出这种话罢了。程氏的论述，大体牵强支离，与经义不合，这是因为他对五服制度没有讲明白的缘故。学者知道了林氏的过失，也就知道了程氏的过失。

吴氏说：根据《禹贡》五服制度，九州之内纵横只有五千里。我曾查考《王制》，古代的一百里相当于当今的一百二十一里。现在说的是汉代，那么《禹贡》五千里的制度，就相当于汉代的六千里。况且五服制度是依据正方形里程而言的，以东西南北四个正方向为依据。当时尧都平阳，正东到东莱的海，纵横二千八百里；正西到张掖的流沙，纵横三千三百里，这仅仅可以满足五服制度。两汉九千里的制度，是以辽东的海与敦煌的流沙而言的。而辽东在东北角，敦煌在西南角，不是正方向。正方形一尺的，斜着量它的两个对角，就是一尺四寸有余。那么五服制度如果举其角落来量，应该是九千里。汉代制度南北一万三千多里，是以朔方、日南而言的。而《禹贡》所到达的正南只到衡山的南面，而日南又在衡山南面八千多里，不是大禹足迹所到达的地方。至于平阳以北不到一千里，已经是戎狄之地，所以五服制度只有东西南三方是这样，北方仅仅满足二服而已。孔颖达“鸟道”的说法很巧妙，但传说失去了依据。唉！古代先哲王为天下后世考虑，是多么审慎啊！九州之地，四个正方向虽然近，四个角落实际远，不是不知道举其角落计算里程的遥远足以显得广大。五服制度却举其近处而略去远处，为什么呢？大概是不想以一时的广大名声，开启后世贪得无厌的祸患，所以留给子孙以正道。可惜秦汉以来喜欢夸大的君主，以扩张领土为功绩，而记录历史的臣子又从而夸大其词，这难道是尧禹的用心吗？唉！要警戒啊！《王制》说四海之内纵横三千里，正与孟子所说的“海内纵横千里的地方有九个”相同。与《禹贡》相比只相当于三服，而要荒二服实在是在九州之外，非常明显。看《禹贡》所叙述的九州边界，自然也可以看出：海岱之间是青州，东到海；弱水到流沙为止；黑水经过三危向南，三危、流沙地面向正方向相比。现在说“黑水西河是雍州”，那么西到流沙无疑了。荆山及衡山南面是荆州，南到衡山。冀州虽然没有说所到达的地方，而治水极于恒山、卫水，恒山出自恒山，卫水又出自其南，那么北到恒山无疑了。以此详细考察，那么九州之内只有三服，而要荒实在是在九州之外，所以区别其为夷蛮。吴氏认为九州之内纵横五千里，是错误的。汉代以来的里程与古代完全不同，不仅尺步不同，而且弯曲与方正所量的也不同。又要荒之外有所增辟，理应不与《禹贡》《孟子》《王制》相合。吴氏的说法，大体支离不当，所以我特地为之决断。

九州辨

林氏说：这篇既说了九州九川分域，又涉及五服治理内外的分辨，最后说到九州境界所到达的地方，前后彼此互相阐明，极其细微详尽，可以说没有遗留的含义了。我曾经用这些话考察其治理天下的制度，并参合《王制》所载，确实有可疑之处。《王制》说：“从恒山到南河千里而近【冀州】从南河到江千里而近【豫州】从江到衡山千里而远【荆州】从东河到西河千里而近【也是冀州】从东河到东海千里而远【徐州】从西河到流沙千里而远【雍州】西不到流沙，南不到衡山，东不到东海，北不到恒山。大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纵横三千里。那么九州之地纵横三千里。”五服制度，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为甸服，再外五百里为侯服，再外五百里为绥服。从甸服到绥服，每面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纵横三千里，这是九州之地。把天下的土地分为五服，那么从甸服到绥服，是九州之内，要荒二服则在九州之外，这是五服制度。然而以九州四面所相距来考察，就不能没有疑问了。从恒山到南河千里，东河

译至于西河千里，这大概是王畿内的千里之地，也就是甸服。从东河到东海千里，从西河到流沙千里，这千里之地，设立五百里的侯服，又设立五百里的绥服，而东海、流沙之外则是要服和荒服。如今经书所载，在南北方向上却有盈余和短缺。以北面来考察，冀州的北面直到恒山，就已经接近边疆了，哪里还能容纳五百里的侯服？又哪里还能容纳五百里的绥服？又哪里还能容纳五百里的甸服呢？以南面来考察，从南河到长江千里，就已经设立了侯服、绥服。从长江到衡山千里，那么要服、荒服这两服大概已经在九州之内了，而从衡山到南海，大概又有千里之地。五服的制度到衡山就已经穷尽了，而荆州的地界南面直到大海的还没有穷尽。以南面来说则大大盈余，以北面来说则大大短缺，这确实是我深入考察却不知其说的地方。大禹的功绩，万世永远依赖，与天地同存。流传于不朽，其书籍的传布，所以成为万世的法则，那么其制度不容许有这样的差错。我想必定有所增减互补，作为治理天下的定制。我浅陋，不足以知晓这些，请暂且空缺不论。

译吕氏说：大禹划分四海为九州，按理应当有统一划一的制度，但比较各州的疆域广狭，却完全不相等。济水、黄河（兖州）与海岱、淮河（徐州）相距不到千里，荆山、黄河（豫州）超过千里，海岱（青州）一千五百里却显得局促，荆山、衡山之南（荆州）二千里却显得遥远，东海、西河（冀州）三千里却显得亲近，寿春的淮河、潮阳的大海（扬州）相距将近六千里，龙门的黄河、敦煌的黑水（雍州）相距四千里，至于华阳、黑水（梁州）穷尽数千里，却不知其具体经过，为何广狭如此悬殊呢？或许九州的划分，是因为土壤品类不同，根据土地适宜性来区分的，所以其里程无法均等。然而荆山、黄河、淮河、济水之间（即徐、兖、豫三州的疆域），截长补短，还抵不上淮海一州的一半，假如这三州土壤不同，不可合并，那么扬州的广大难道就不能划分吗？古今著名儒者解释《禹贡》的很多，却从未涉及这一点，大概是难以说清楚吧。我私下曾计算过，九州的划分，大概是仿照井田制的法度（井田制始于黄帝），一里见方为一井，一井九百亩，中间是公田，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而九州的制度，是为王畿和八州建立邦国，用邦国来辅佐王室，这与共同耕种公田的意义相同。所以其区分疆域，不依据土地面积的大小，不限定于山川的阻隔，只根据民田的多少来均等划分罢了。然而四海之内，平坦险峻不均衡，像荆山、黄河、淮河、济水之间，百舍平坦，万顷瞬息可达，又处于中原要地，民力勤勉，地利尽用，良田已经开辟，荒地确实稀少，所以三州（徐、兖、豫）的疆域最为狭小。至于淮河、汉水以南（扬州淮南、荆州荆汉），函谷关、剑阁以西（雍州在函谷关西，梁州在剑阁西），江湖泛滥，关山重叠，又偏僻地处远方，疏于农政，人口日益减少，开垦田地艰难，所以四州疆域最为广阔。我曾考察西汉时期，距离古代不远，当其极盛时，九州民户总计一千二百余万户，而徐、兖、豫三州占五百五十余万户，青、冀二州占三百五十万户，而荆、扬、豫、梁四州仅占三百万户。百姓没有粮食不能生存，粮食没有百姓不能种植，推究户口的多少，足以看出田地的广狭，根据现在验证古代，大略可知，那么九州的划分，只是均等民田，这是确凿可考的。

吴氏说九州划分是均等民田，这确实是大禹的制度如此。但他论述扬州的疆域太远，不知道它有要服、荒服的界限罢了。荆州疆域，南面不到衡山，那么会稽以南的疆域，也不应是扬州所有。考察大禹的巡狩，就可以知道了。

禹贡说断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