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左传补注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左传补注》六卷，国朝惠栋撰写。惠栋著有《周易述》，已著录。此书皆援引旧有的训诂，以补充杜预《左传集解》的遗漏，本是其所作《九经古义》的一部分，因为先单独刊行，所以《九经古义》的刊本中只虚列其名目，而没有收录此书。名目上作四卷，此本实际为六卷，则是后来有所增补的缘故。其中最为典据确凿的，如隐公五年“则公不射”，引用《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以及《国语》中倚相的话，证明旁引“射蛟”是错误的【案：这是朱子的说法，并非杜注，大概是因为补充杜注而连带提及】；庄公十四年“绳息妫”，引用《吕览》“周公作诗以绳文王之德”，《表记》郑玄注“誉绳也”，证明杜注训“誉”的由来。僖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引用《周书》“籴匡篇”“年俭谷不足，君亲巡方，卿告籴”，证明这是古礼。僖公五年“虞不腊矣”，引用《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通》月令章句，证明“腊”并非始于秦朝。僖公十年“七舆大夫”，引用王肃《诗传》证明“七”应当是“王”。僖公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引用《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明“固”是人名。僖公二十七年“夏书曰”，引用《墨子》明鬼篇，证明《尚书》只有《夏书》《商书》《周书》，本来没有《虞书》。文公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用《周书》尝麦解，证明是刑书九篇。宣公二年“以视于朝”，引用《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明“视”是正字，郭忠恕写成“示”是错误的。宣公三年“不逢不若”，引用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明社注“逢”字在下文，知道今本讹写。宣公六年“以盈其贯”，引用《韩非子》“以我满贯”，证明“贯”字成立。宣公十六年“彻七札焉”，引用《吕览》爱士篇，证明郑康成“一甲七札”的说法。襄公二十三年“娶于铸”，引用《乐记》郑注，证明“铸”即“祝国”。又“踞转而鼓琴”，引用许慎《淮南子》注，证明“转”即“轸”。襄公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终以不困”，引用《周书》常训解，证明“不出古文《蔡仲之命》”。襄公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引用《墨子》辞过篇，证明“无妻曰寡”。昭公元年“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引用《礼记》正义，证明杜注“五献”的错误。昭公十五年“一嵗而有三年之丧二”，引用《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证明“妻丧三年为春秋末造之礼”。昭公十六年“鑋而乘于他车”，引用《说文》证明“〇误作鑋”。昭公二十五年“袜而登席”，引用《少仪》证明燕饮必解袜，都根据昭然不同，臆测至文公二年“废六闗”，引用《公羊传》注证明废训置，则是又引韦昭《国语》注证明置训废，则非。葢置有二义，一为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为弃置之置，《国语》注所言是也。此犹乱可训治，而乱离瘼矣，不可训治；臭可训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训香。古之设关在讥而不在征，臧文仲废六关以博宽大之誉，而使奸究莫诘，隂以厉民，故诛其心而谓之不仁。栋但执反覆旁通之义，殊为偏驳。又文公十四年“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疏明言，汉儒加此一句则为刘氏无疑，而必谓原作留字，汉儒改为卯金刀。宣公二年“文马百驷”，当以邱光庭兼明《书》所辨为是，而必引《说文》画马之训。成公十七年“泽门之晳”，谓古臯泽字通，又谓诸侯有臯门，其説固是，然邑中泽门各指所居臯门，非所居之地也。成公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谓注疏皆非断为同宗之女，然于姑可解，于姊终无解也。成公二十五年“执简而往”，引《服防》説一简八字证太史书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牵合。成公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为孟子之亥唐，尤为附防。昭公七年“余敢忘髙圉亚圉”，引《竹书纪年》补杜预之阙，不知汲郡古文预所目睹，预既不引，知原书必无此文，未可以后来伪本证其疏漏【案：书中屡引《竹书纪年》，葢未及详考今本之伪】。至于昭公二十五年“郑翩愿为鹳”，引陆佃《埤雅》之杂説【案：鹳井出《酉阳杂爼》，非始于佃】；哀公六年“无疾而死”，引汲冡《琐语》之野谈；哀公十二年“效夷言”，谓春秋时已重呉音，不始于晋，更非注经之体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从

译《古经》中写作“立”，“屡丰年”的“屡”字，如果一定要依据《说文解字》写成“□”，那都只是徒然惊骇耳目，无法实际施行。大概他的长处在于广博，短处也在于嗜好广博；他的长处在于崇尚古法，短处也在于拘泥古法。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敬校订进呈。

译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补注卷一

元和惠栋撰

我的曾祖父朴庵先生，年幼时便通晓《左氏春秋》，直到年老也不曾衰退。他常常针对杜预注疏中未完备的地方，撰写了一卷补注，世代相传，至今已历经四代了。我私下认为，《春秋》三传中，《左传》最早著于竹帛，被称为古学，所以其中记载的古文最多。自晋、宋以来，郑玄、贾逵的学说逐渐衰微，而服虔、杜预的学说盛行。等到孔颖达奉诏编撰《春秋正义》，又专门推崇杜预一家的学说。恰逢五代战乱，服虔的学说于是失传。我曾见过郑康成的《周礼注》、韦昭的《国语注》，都是纯粹采纳前代儒者的说法，最后才附上自己的见解，让读者可以考察得失、审辨异同。自从杜预撰写《春秋集解》，虽然以先儒为基础，却不标明他们的说法，而且他的论点有时与诸儒相违背，于是乐逊的《序义》、刘的《规过》等书就出现了。我年少时学习这本书，长大后聆听父亲的教诲，常认为杜预解释经文有很多违背和错误，于是搜集经文和传文，附上先世遗留的见闻，广泛地补注为六卷，用来广博异说，驳斥世俗议论，继承韦昭、郑玄的遗风，不掩盖前人的成就，效仿乐逊、刘的意图，有错误必定规劝。其中对于古文和今文的同异，尤其详尽。将此传给子孙，使他们知道四代的学业，不要废弃，以此引证罢了。戊戌年冬日，东吴惠栋定宇序。

隐公元年经文：“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蔑原本叫姑蔑，定公十二年的传文说：“费人和北国人追赶他，在姑蔑打败了他们。”就是这里。隐公名叫息姑，而当时的史官为他避讳，就像定公名叫宋，哀公二十四年的传文说：“宗人衅夏说：‘孝公、惠公娶自商国，不说宋国。’”古人避旧讳而不避新讳，所以哀公为定公避讳，定公不为隐公避讳。汲郡出土的古文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魏国的史官不为鲁国避讳，那么这部经文为隐公避讳就明显了。

传文说：都城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管子》说：“国家小而都城大，是违背先王的制度。”大都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都城是五分之一，小都城是九分之一。《周书·作雒》说：“大都城方形，是王城的三分之一；小县城方形，是王城的九分之一。”不提及中等都城，是可以推知的。这是周公辅佐成王营建洛邑时所定的制度，所以说先王的制度。

庄公进入隧道而赋诗，在大隧道的中间。徐齐民《北征记》说：“菀陵县东南有大隧道，是郑庄公所挖掘的。”

那里的快乐融洽和乐，融字古文写作肜。张衡《思赋》说：“展泄泄而肜肜。”旧注说：“泄泄、肜肜，都是和乐的样子。”李善说：“《左传》说：‘郑庄公进入而赋诗大隧道的中间，那里的快乐肜肜。’”融与肜古字通用【案：殽阮碑阴也用肜作融】

杜预的注不都与现在解说《诗经》的人相同。余仁仲《左传字辨》说：“不都与现在解说《诗经》的人相同，不都二字，相台岳氏本作皆，没有错误。”

赠送死者赶不上尸体，吊唁生者赶不上悲哀。注：诸侯以上，既葬就除去丧服，没有哭位，居丧终了。朴庵先生的儿子惠说：荀卿说：“财物叫赙，车马叫赗，衣服叫死。”送死者赶不上棺柩尸体，吊唁生者赶不上悲哀，是不合礼的。赠送和吊唁赶上事情，是礼的大节。荀卿所说的，是当时的王礼，所以《左传》依据它来解说。杜预于是借用来文饰他短丧的学说，荒诞得很，妄诞得很。

卫侯来会葬。注：诸侯会葬，不合礼。诸侯五月同盟，是先王的礼。杜预以三十年传文为依据，明确同盟只有大夫有这样的道理吗？我听父亲说。

二年，传文说：修好惠公的友好关系。两国有以前的友好关系而会盟，叫做修好，也叫做防。高诱《战国策·防》注说：“温，所以叫修。温，也解释为防。”《礼记·中庸》：“温故而知新。”郑玄注说：“温读如防温的温【也写作燖】哀公十二年的传文说：“如果可以防，也可以寒。”贾逵、陆德明说：“防是温。”所以防与修，意义是一样的。

三年，经文说：春，王二月己巳，日食。《隋书·天文志》说：推算符合己巳朔。

传文说：况且贱害贵，少凌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这叫做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叫做六顺。惠说：这所依据的古书，也说然而，柳宗元有驳斥六逆的说法。大概从唐代以来才开始有不信古书的人。惠栋按：《管子·五辅篇》说：圣王整顿八礼来引导百姓，八者各自得其义，那么做君主的公正无私，做臣子的忠信不结党，做父亲的慈惠以教导，做儿子的孝悌以严肃，做兄长的宽裕以教诲，做弟弟的比顺以恭敬，做丈夫的敦厚以稳固，做妻子的劝勉以贞洁。这样那么下不背叛上，臣不弑君，贱不逾越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这八项，是礼的常道。《周语》富辰也说：礼，新不间旧，那么八礼的说法古已有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