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亿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亿》六卷，明徐学谟撰。学谟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编序题《春秋亿》，而卷首题曰《徐氏海隅集》，目録又题曰《外编》，葢其全集之一种。十二公各为一篇，不载经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随经诠义。葢汉代经传别行，原不相属，似乎创例，实古法也。大防以《春秋》所书，皆据旧史，旧史所阙，圣人不能増益。如隐、庄、闵、僖之不书即位，桓三年以后不书王，卫人、郑人从王伐郑不称天，以及月日之或有或无，皆非圣人所笔削，一扫公羊、谷梁无字非例之説，与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夫《春秋》之作，既称笔削，则必非全录旧文，漫无褒贬。学谟持论虽未免矫枉过正，然平心静气，不事嚣争，言简理明，多得经意，足以破诸家穿凿附防之陋。其驳夏时周月之説曰：「为下而先倍，乌在其为《春秋》也。」可谓要言不烦者矣。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春秋亿序
说经者宜莫难于春秋，匪说之难，能明圣人之意之难也。盖自秦人灭学之后，六经之阙佚者十六七矣，独春秋哉，而春秋为甚。汉儒喜以其意补经，即于他经悖理乱真者不少。苟以理绌之，其诬可立辨也。春秋事词也，事词在千载之前，有无疑似，即有増损，无从质之矣。故曰说经者宜莫难于春秋也。今之说春秋者，类以左氏为之证，而叅以公谷二家。彼其因事以属词，縁词以命例，事同则词同，词同则命例，宜无不同。然而正变相错，权衡互异。若继弑一也，或书即位，或不书即位；纪元一也，或书王正月，或不书王正月；或单书春王而不书正月。伐国一也，或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専将帅师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其公子。弑君一也，或明其为弑，或不明其为弑。乃三家各就其词而为之说，求之春秋之本文，其说皆无有也。即以春秋之本文独行于世，千载之下，虽圣人复起，不能指其词之所之也。故学者不得不据传以求经。夫经之为言常也，简易明达之谓也。圣人作之，将以垂宪于无穷，而乃故为防暧难明之词，若置覆焉，而须传以为之射，则何异于日月之借光于爝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艺文志》云：「仲尼伤杞宋之亡徴，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与左丘明共观史记而脩春秋。当其时祗以口授弟子，左氏惧其异言失真，乃因本事以作传信。」斯言也，则经与传有辅车之倚焉，不当独推尊孔氏矣。即令附《春秋》而作，其事词已无不可信，而又何有于公谷二家？乃汉初鼎列于学官，而尹氏、君氏、盟蔑、盟与、筑郿、筑微、厥憗、屈银之文，又輙与左氏相龃龉者，不可胜纪。夫经文一也，然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况其有无疑似、微暧难明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师承，以口说流行，即左氏亦孔子以后之书。自汉以来，经从传出，马端临以意増损。之疑不为无谓，而南宋大儒顾复取其以意増损之词，为之悬想臆度，断以圣人之特笔，在是以其可觧者谓之正例，而以其不可觧者强名之曰变例。至谓仲尼见诸行事之实，以天自处，削天于王，夺位于国，去氏族于卿大夫，略无顾忌。虽一时进御之言，意在纳约，然谓之说传则可，谓之说经则不可。亦何怪乎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逺也？圣人之意，其尚可得而见耶？圣人之意，简易明达，要以仍人道，正王法，善善恶恶，是是非非，删繁举要，据事直书，如斯而已者也。故系王于天，则文武之威灵犹在；托笔于史，则周公之衮钺具存。即有所褒讳贬损，皆天子之事，史官之职也，而举不以乙与焉。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诸侯卿大夫之功罪，不必屑屑焉衡较于爵氏名族之予夺，而其情固莫之能遁矣。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于乎尽之矣！说《春秋》者，孰有深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亿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亿》六卷，明代徐学谟撰写。徐学谟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这部书序言题为《春秋亿》，而卷首题名为《徐氏海隅集》，目录又题名为《外编》，大概是他全集的一种。十二位国君各为一篇，不记载经文，而是逐一排列年月，随着经文阐释义理。大概汉代经书和传注分别流传，原本不相隶属，这似乎是创立新例，实际上是古法。大体宗旨认为，《春秋》所记载的，都依据旧史，旧史所缺漏的，圣人不能增添。如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桓公三年以后不记载“王”，卫人、郑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不称“天”，以及月日有时有有时无，都不是圣人的笔削，一扫公羊、谷梁“无字非例”的说法，以及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的议论。《春秋》的著作，既然称为笔削，就一定不是完全照录旧文，毫无褒贬。徐学谟的议论虽然未免矫枉过正，然而平心静气，不从事喧嚣争执，言辞简练而道理明晰，多得经文真意，足以破除诸家穿凿附会的陋习。他驳斥夏时周月的说法说：“为了迎合下面而先违背上面，哪里还算是《春秋》呢。”可以称得上是要言不烦了。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亿序
解说经书的人，大概没有比解说《春秋》更难的了，不是解说本身难，而是能够明白圣人的心意难。大概自从秦人焚毁典籍之后，六经中缺失散佚的十分之六七了，唯独《春秋》最为严重。汉代儒者喜欢用自己的意思补全经文，即使在其他经书中悖理乱真的也不少。如果用道理去驳斥他们，他们的诬妄可以立刻辨明。《春秋》是记事和用词，事和词在千年之前，有无疑似，即使有增删，也无法去质问了。所以说解说经书的人，大概没有比解说《春秋》更难的了。现在解说《春秋》的人，大抵以《左传》作为证据，而参以公羊、谷梁两家。他们根据事情来归属用词，根据用词来命名条例，事情相同则用词相同，用词相同则命名条例，应该没有不同的。然而正变相交错，权衡互相差异。比如继位弑君这一件事，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即位；纪元这一件事，有的记载“王正月”，有的不记载“王正月”；有的只记载“春王”而不记载“正月”。讨伐国家这一件事，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有的称爵位，有的不称爵位。专任将领统帅军队这一件事，有的去掉“公子”之称，有的不去掉“公子”之称。弑君这一件事，有的明确其为弑君，有的不明确其为弑君。于是三家各自根据其用词来解说，在《春秋》的原文中寻求，他们的说法都没有。即使仅凭《春秋》的原文独立于世，千年之后，即使圣人再兴起，也不能指出其用词所指向的意思。所以学者不得不依据传注来探求经文。经，说的是常道，是简易明达的意思。圣人创作它，将要垂示法度于无穷，却故意使用隐晦难明的言辞，好像放置覆盖物一样，必须依靠传注来作为射箭的目标，这与日月借光于小火把有什么区别呢？一定不是这样的。查考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孔子哀伤杞、宋两国没有征验，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文物完备，于是与左丘明一起观看史官记录而修撰《春秋》。当时只是口头传授给弟子，左丘明担心不同的言论导致失真，于是根据本来的事迹来作传以取信。”这番话，那么经与传有辅车相依的关系，不应当单独推崇孔子了。即使假定为依附《春秋》而作，其事词已经没有什么不可信的，又何必有公羊、谷梁两家呢？然而汉代初年鼎立于学官，而尹氏、君氏、盟蔑、盟与、筑郿、筑微、厥憗、屈银的文字，又常常与《左传》相抵触的，不可胜数。经文是一样的，然而尚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何况那些有无疑似、隐晦难明的呢？所以知道三家各自接受师承，以口说流行，即使《左传》也是孔子以后的书。自汉代以来，经从传出，马端临以意增删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而南宋大儒胡安国取其以意增删的言辞，为之悬想臆测，断定为圣人的特笔，因此把可以解释的称为正例，而把不可解释的强命名为变例。甚至说孔子见诸行事之实，以天自处，削去天于王，夺取位于国，去掉氏族于卿大夫，毫无顾忌。虽然是一时进献御览的言论，意在纳约，但如果说它是解说传注则可以，说它是解说经文则不可以。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求索得越深而失之越远。圣人的心意，还能得以看见吗？圣人的心意，简易明达，大要以遵循人道，端正王法，善善恶恶，是是非非，删繁举要，据事直书，如此而已。所以系王于天，那么文武的威灵犹在；托笔于史，那么周公的衮钺具存。即使有所褒讳贬损，都是天子之事，史官之职，而全部不加以干预。因此二百四十二年诸侯卿大夫的功罪，不必琐碎地衡量比较于爵位氏名族的予夺，而其情状本来没有人能逃避。所以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于此尽之矣！解说《春秋》的人，谁有深
切着明于孟氏者哉？愚故以易起家，少不自揆，间尝旁窥是经，辄苦其难通。迄今三十余年，髪鬖鬖短矣。兹以填郧之隙，因感杜征南在襄阳时笺释《左氏》，乃重掇三氏，并范、杨、何、孔诸家疏觧，与胡氏之传，猥加裒辑，稍畧其正变之例，▯其有无疑似之文，祗来其说之不诡于理者，以符防孔氏“窃取之”义，而彚为一书，名之曰《春秋亿》，凡如干卷。亦知其不可以幸中，第无敢狥传蔑经，随人射覆，以坐失圣人之意云尔。
译深切地明白孟子所说的话啊！我因此以研习《易经》作为治学的起点，年少时不自量力，偶尔也曾旁涉《春秋》这部经典，却总是苦于难以通达。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头发已经稀疏短少了。这次趁着治理郧阳的空隙，有感于杜征南在襄阳时笺注解释《左传》，于是重新搜集公羊、谷梁、左氏三家，以及范宁、杨士勋、何休、孔颖达诸家的疏解，连同胡安国的《春秋传》，杂乱地加以汇编，稍微省略其正变之例，删去那些有无疑似的文字，只选取那些不违背事理的说法，以符合孔氏“窃取”之义，而汇集成一本书，命名为《春秋亿》，共若干卷。我也知道不可能侥幸猜中，只是不敢盲从传注而蔑视经文，随人猜谜，从而坐失圣人的本意罢了。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亿卷一
明 徐学谟 撰
隠公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纪鲁之元也。何以纪鲁之元也？《春秋》鲁史也。纪元当先鲁焉。书“春王正月”，“王”谓周之共主也。而谷梁以为始受命之文王，非也。鲁史而冠以“春王正月”，公羊之所谓大一统也。正月者，周以建子之月为春也。胡氏曰：“以夏时冠周月”，其说不可觧也。如以建子之月非春，则后书“大无麦禾”、“书大雨震电”之类，何以皆周之时、周之月也？又曰：“行夏之时”，孔子见诸行事之实，益不可觧也。为下而先倍，乌在其为《春秋》也？不书隠公即位者，何也？左氏以为摄也。曰：“桓贵而隠卑也。”桓幼，隠立而奉之，故曰摄也。隠固卑也，而桓亦非贵也。夫人仲子之子也。诸侯不再娶，惠公之元妃孟子也。娶仲子以为夫人也。仲子不竝妃桓，何以称贵也？公羊、谷梁曰：“成公志也。以惠公志欲立桓而成之也。”隠将反国于桓也。此皆意之也。隠长而贤，其立宜也。隠立而改元矣，称公矣，天子之使临之矣，与诸侯防盟战伐矣，何讳其即位也？不书即位，非直隠也，而庄、而闵、而僖也，而桓之弑隠而立贼也，何以不讳即位也？而隠、庄、闵、僖之不书即位也，疑皆史之阙也，非孔子削之也。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此书盟之始也。仪父，邾子字也。三传曰：“书字，褒之也。”何以褒之也？谓其与公盟也。名与字皆史之文也，非孔子别之也。盟誓非古也，狙诈之渐也。义系于盟，何以褒也？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公羊曰：“克之，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立之而已杀之也。”段以弟而畔兄，将不利于其国，郑伯所宜讨也。何以大郑伯之恶也？讨不告于王，是郑伯之罪也。故书“克”，若以力胜之，不以义胜之也。不书“公弟不弟之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左氏、公羊曰：“仲子，桓公之母也。”谷梁曰：“惠公之母而孝公之妾也。”其说何以互异也？三传皆意之也。仲子不称妃，不称夫人，诸侯之妾也。母论惠公、桓公之母，皆非天子之所宜赗也。而以为不及事，讥之。讥其已▯而赗无所施。于春秋之义，何当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春秋书「人」，义二：一众词也，一略词也。此略词也。谷梁曰：「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不日者，史阙之也。疑非以卑者之盟也。」胡氏曰：「凡言盟者，恶之是也，而不系于日、不日也。」冬十有二月，祭伯来。不言天王使祭伯自来也。谷梁曰：「不正其外交也。」春秋王国之使，多不书「使」，或史略之也。而以为不正其外交，疑意之也。公子益师卒。谷梁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益师事无可据，何以知恶也？公子彄卒，书日。公子季友卒，书日。以为善之也。而公子牙、季孙意如宜恶之矣，而又何以日书乎？益师不书日，史略之也。而孔子不以日、不日为褒贬也。二年春，公防戎于潜。左氏曰：「脩惠公之好也。」书「防」，不当防也。戎不可长也。书之以着鲁之轻防也。夏五月，莒人入向。谷梁曰：「入者，内弗受也。我无罪而入之也。」春秋凡书「入」，国无王也。无骇帅师入极。无骇与极同姓也。书「入」，贬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与戎盟，贬也。九月，纪履緰来迎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公羊曰：「讥不亲迎也。」诸侯越国而亲迎，礼也。而大夫代之逆，非礼也。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曰：「纪子帛也。」而杜氏曰：「莒鲁有怨，而纪侯以昏故觧之也。」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氏曰：「子氏，仲子也。桓之母也。」以左氏「豫凶事」之语疑之也。谷梁曰：「隠之妻也。卒不书▯，夫人之义，从君者也。」疑是也。郑人伐卫，郑共叔之乱也。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至是，郑人伐卫，讨滑之乱也。无王命而伐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亿卷一
明代 徐学谟 撰
隐公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元年，是记录鲁国的开端。为什么要记录鲁国的开端呢？《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录开端应当先以鲁国为主。书写“春王正月”，“王”指的是周朝的共同君主。而谷梁氏认为这是开始接受天命周文王的意思，这是错误的。鲁国史书加上“春王正月”，正是公羊氏所说的“大一统”的意思。正月，是指周朝以建子之月作为春季。胡氏说：“用夏历的时令来冠以周历的月份”，这种说法无法解释。如果认为建子之月不是春季，那么后来书写“大无麦禾”、“大雨震电”之类，为什么都是周朝的时令、周朝的月份呢？又说：“实行夏历的时令”，孔子在行事中体现其实质，更加无法解释。身为臣下却先违背礼制，这哪里符合《春秋》的原则呢？不书写隐公即位，为什么呢？左氏认为是因为隐公摄政。说：“桓公尊贵而隐公卑贱。”桓公年幼，隐公即位并奉养他，所以说是摄政。隐公固然卑贱，但桓公也并非尊贵。夫人仲子所生的儿子。诸侯不再娶妻，惠公的原配夫人是孟子。娶仲子作为夫人。仲子不与原配夫人并列，桓公凭什么称为尊贵呢？公羊、谷梁说：“成全惠公的意愿。因为惠公的意愿是想立桓公，隐公成全了他。”隐公打算把国家归还给桓公。这些都是主观臆测。隐公年长且贤能，他的即位是适宜的。隐公即位并改元了，被称为公了，天子的使者莅临了，与诸侯会盟、战争、征伐了，为什么要忌讳书写即位呢？不书写即位，不仅仅是隐公，还有庄公、闵公、僖公，以及桓公弑杀隐公而立的贼人，为什么也不忌讳书写即位呢？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不书写即位，怀疑都是史官的遗漏，不是孔子删削的。三月，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会盟。这是书写会盟的开始。仪父，是邾子的表字。三传说：“书写表字，是褒奖他。”为什么要褒奖他呢？认为他隐公会盟。名字和表字都是史官的文体，不是孔子特意区分的。盟誓不是古制，是欺诈的开端。道义系于盟誓，为什么要褒奖呢？夏季五月，郑伯在鄢地击败段。公羊说：“‘克’是什么意思？是杀了他。杀了他为什么称为‘克’？是夸大郑伯的罪恶。为什么要夸大郑伯的罪恶？母亲立了他，他却杀了他。”段作为弟弟背叛兄长，将对国家不利，郑伯应当讨伐他。为什么要夸大郑伯的罪恶呢？讨伐不向周王报告，这是郑伯的罪过。所以书写“克”，像是凭借武力战胜，而不是凭借道义战胜。不书写“公弟不弟之也。”秋季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来送惠公夫人仲子的赗赠。左氏、公羊说：“仲子，是桓公的母亲。”谷梁说：“是惠公的母亲，也是孝公的妾室。”他们的说法为什么互相矛盾呢？三传都是主观臆测。仲子不称为妃，不称为夫人，是诸侯的妾室。无论说是惠公、桓公的母亲，都不是天子应当赗赠的对象。而认为来不及办理丧事，讥讽他。讥讽他死后赗赠无处施加。对于春秋的道义，有什么恰当的呢？九月，与宋人在宿地会盟。春秋书写“人”，意义有二：一是众数之词，一是省略之词。这里是省略之词。谷梁说：“‘及’是什么意思？是内部地位卑下的人。宋人，是外部地位卑下的人。卑下者的会盟，不记载日期。不记载日期，是史官遗漏了。怀疑不是因为卑下者的会盟。”胡氏说：“凡是说会盟的，是厌恶他，所以不系于日期、不记载日期。”冬季十二月，祭伯前来。不说周天子派遣祭伯，是自来。谷梁说：“不认为他进行外交是正当的。”春秋王国使者，多不书写“使”，或许是史官省略了。而认为不认为他进行外交是正当的，怀疑是主观臆测。公子益师去世。谷梁说：“大夫记载日期去世，是正当的。不记载日期去世，是厌恶他。”益师的事迹无可依据，怎么知道是厌恶他呢？公子彄去世，书写日期。公子季友去世，书写日期。认为是褒奖他们。而公子牙、季孙意如应当是厌恶他们了，又为什么书写日期呢？益师不书写日期，是史官省略了。而孔子不以书写日期、不书写日期作为褒贬。二年春季，隐公在潜地防戎。左氏说：“修好惠公的友好关系。”书写“防”，不应当防戎。戎人不可亲近。书写它来彰显鲁国轻视防戎。夏季五月，莒人侵入向国。谷梁说：“‘入’，是内部不接受。我国无罪而侵入它。”春秋凡是书写“入”，是国家没有君王。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无骇与极国同姓。书写“入”，是贬低他。秋季八月庚辰，隐公与戎人在唐地会盟。与戎人会盟，是贬低他。九月，纪履緰来迎接女子。冬季十月，伯姬嫁到纪国。公羊说：“讥讽不亲自迎接。”诸侯跨越国境亲自迎接，是礼制。而大夫代替迎接，是不合礼制的。纪子伯、莒子在密地会盟。左氏说：“纪子帛。”而杜氏说：“莒鲁有怨恨，而纪侯因为婚姻缘故化解它。”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杜氏说：“子氏，是仲子。桓公的母亲。”因为左氏“豫凶事”的话而怀疑。谷梁说：“是隐公的妻子。去世不书写日期，夫人的道义，是跟随君主的。”怀疑这是正确的。郑人攻打卫国，是郑共叔的动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人为他攻打郑国，夺取廪延。至此，郑人攻打卫国，讨伐滑的动乱。没有王命而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