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辨疑卷一

译史书的文辞【原注：关于日月的体例另有论述】，然而史书记载事件，必须本末大体具备，使读者能够辨别【原注：《尚书》是记载言论的史书，《春秋》则是记载行事的史书，虽然比《尚书》简略，但也必定有始有终，使读者足以辨别事情的善恶，不仅仅是列举事情的条目而已】，不像现在《春秋》那样简略。查考孔子读史读到楚国恢复陈国时说道：“楚王伟大啊，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而重视叔时的言论【原注：这必定是阅读楚国史书并采录其事，书写在《春秋》中】。看现在《春秋》记载说：“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假如旧史的文辞仅仅如此，那么即使是孔子，怎么知道楚王最终没有把陈国设为县呢【原注：当时楚子想把陈国设为县】？孔子读晋国史志见到赵宣子弑君的事说道：“可惜啊，出了国境就免罪了。”看现在《春秋》记载说：“晋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假如旧史的文辞仅仅如此，那么即使是孔子，怎么知道赵盾出逃还没有出国境呢【原注：孔子读晋国史志才知晓赵宣子的事，这说明鲁国《春秋》原本不记载，根据孟子以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合并论述，就知道孔子兼采各国的说法而作《春秋》，更加明白可信了】。查考澶渊之会，各位大夫都称“人”，厌恶他们不践行诺言，最终没有归还宋国的财物【原注：查考经文围彭城、筑城〇、筑成周都是大夫的事，却都列名书姓，唯独澶渊之会全都书“人”，就知道这是贬斥，应当以左氏的说法为可信，《公羊》《谷梁》传用经文来质证不足以依据】。卫国的甯殖说：“我得罪了圣人，后悔莫及，名字藏在诸侯的盟会中：‘说卫孙林父、甯殖驱逐他们的国君。’”现在《春秋》没有记载驱逐国君的臣子姓名的【原注：只记载某侯出奔到某地而已】。又查考汲冢《纪年》记载周襄王在河阳会见诸侯，现在只记载“天王在河阳狩猎【原注：《纪年》怀疑就是晋国史书】。由此知道未经修撰的《春秋》文辞有始有终，足以辨别事情的善恶。孔子得以依据事实进行笔削，这不是鲁国史书的旧章。应当是这样。当时天下混乱得很厉害，始于天子失去政令权柄，而诸侯专权，终于陪臣执掌国家命运，而蛮夷嚣张横行，华夏各国于是衰微，先王的纲纪法度于是荡然无存。圣人对此忧虑，依据各国史书所载混乱败坏的原因，裁制成其义理，垂训于世，希望后来的君子预先知晓而回归正道。所以断自隐公以下，直到西狩获麟，以月份系属事件，以统一天下的统绪【原注：《春秋》以事件系属月份，以月份系属周王，以周王系属春季，所以每年有时记载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然后才开始记载诸侯的行事。说天下的事情应当统属于周王。天下的事情出于一个源头就治理，出于两个源头就混乱。《春秋》的混乱是由于礼乐征伐不出自周王。时节是天道的运行。治理历法明确时节，以端正岁年，以颁布天下的朔日，以兴作天下的事务，这是周王的职责。所以用周王系属春季。所谓诸侯没有周王，而孔子作《春秋》书写周王首月，以显示大一统】，先王人而后黜诸侯，先诸侯而后黜大夫【案：大夫原本作王人，文义不合。看注“黜诸侯而归大柄于王，黜大夫而归柄于诸侯”两层并举，可证其讹误，今改正】，以明确天下的名分【原注：依据礼制，凡是会合诸侯确定位次，各自以命数多少为序。王的公卿则位次在公侯之上，大夫同侯伯，元士同子男。自元士以下名字不登于《春秋》，因为他们地位卑微。所以凡是书写王人的，元士以下应当排在子男之上。《春秋》之初，诸侯僭越天子，其次大夫僭越诸侯。孔子作《春秋》，不给予地位卑下者执掌大权，所以盟会中王的臣子参与，即使地位卑微的也书写在诸侯之上，显示黜退诸侯而将大权归于周王。霸国大夫起初主持盟会，就贬斥他们，显示黜退大夫而将权柄归于诸侯。这是大致情况】，内重中国而外轻诸夏，内重诸夏而外轻夷狄，以端正天下的形势。深观冥运的灾变，近考人为的得失，彰显诚意的微小善行，揭露伪装的巨大奸恶，斟酌议论给予或剥夺，一概归于大中至正之道。这是《春秋》所记载的大致要义。天下统一，然后能建立天下的政令；天下名分明确，然后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天下的形势端正，然后能运作天下的大局。至于拥有作为的资质，居于能够施展的地位，以建立天下的正道，以成就天下的事务，以运作天下的大局，上顺天时，下尽人事，赏善罚恶，不偏离皇极的训诫。这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原因。一切倒置而扰乱它，这是后来天下混乱的原因。《春秋》具备其义理，所以告知后人。所以说它是经，希望后来的君子预先知晓而回归正道。杜预预见左氏记载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象》与《春秋》，说：“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与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于是将《春秋》视为周公留下的法度，史书的旧章。孔子从而刊正它，以显示劝戒。这是大错特错的。未经修撰的《春秋》，可以说是周公的法度；已经修撰的《春秋》，则是孔子的笔削。查考经文记载弑君，有时称国，有时称人，称盗；诸侯失去国家，有时书名，有时书爵；以及天王不说出奔，所在处称居之类，都是乱世的事情

译难道周公预先就制定了这种体例吗？又有其文体三次变化：隐公、桓公时期，列国盟会侵伐，称人、称师、称爵【原注：政令出自诸侯】；文公时代，盟会侵伐开始记载各国大夫的名氏【原注：政令出自大夫】；成公、襄公以后，直到获麟，荆楚的臣子才都登名于史册。这就是所谓的三次变化。难道周公逆料世事变迁而制定这种体例吗？查考经书，子爵、男爵的臣子名姓不登载于《春秋》【原注：凡是参与盟会只记载“人”，窃邑、弑君之类则直接记载】；荆楚是南夷，虽然是大国，记载爵位也不过是子爵，这是始终以夷狄对待他们。然而他们的臣子名氏都登载于《春秋》，又记载他们主持盟会，反而与霸主国家的大夫同等，为什么呢？吴国初次见于经书，只记载“吴”；后来记载“子”，又记载他们主持盟会，也是这样。难道周公逆料这两国后来必定强大，而预先制定这种体例吗？况且孔子处于定公、哀公之间，上溯隐公、桓公二百多年，如果旧史确实如此简约，那么即使是孔子又能对《春秋》怎样呢？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是仲尼直接抄写鲁国史书罢了，怎么能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呢？杜预偏信《左传》的毛病太严重了【原注：古代野史称太甲杀伊尹，杜预相信这种说法而怀疑《尚书》所载，他的无知由此可见。看他《释例》《集注》广博，正是荀子所说的“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这是学者不可不知而轻信他的】，以至于使后世执笔著史的人，每记载一件事，连缀一个词，必定想要独擅褒贬，取合《春秋》。说是史书就这样，否则就说《春秋》不这样。这种弊病发展到极点，就是简略而没有法度。像《唐书》帝纪，只列举事件名目，用甲乙排序，于是史书的体例就被扫荡殆尽了，这是杜预为之开了先例。有人说：《左传》经文终于孔子去世后，自从获麟之后，其文辞仍像以前一样，如果不是旧章法又是什么？回答说：查考获麟之后，小邾射带着句绎来投奔，杜预列举三个叛人，而射不在其中，这说明《左传》经文也止于获麟。难道不是当时学习圣人的门徒，尊崇孔子，想要显示他的始终，仿效经文而作吗？或者是后来好事的人，也不可知。况且假设《春秋》修成之后，是掌管在鲁国的史臣那里呢？还是收藏在孔子那里呢？按理必定收藏在孔氏，不应当同时记载国事和孔子去世。如果说掌管在鲁国，那么所记载的又不止孔子去世而已【原注：根据《左氏传》终于哀公二十七年】，这就足以知道它的荒谬了。又有虽然经文有，但传文都没有其事迹，决不是鲁国的旧章法，又很明显了。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叙述历史的人应当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司马迁有话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大概只是拿着简牍记录事情，直书其实罢了。”所以作史的人，担心的是不能得到事实，如果得到事实而记载它，那么后世的善恶自然分辨清楚了。哪里可以像《春秋》那样简约，而且有褒贬的宗旨呢？

译盟会侵伐总论

《春秋》所记载的事情，不过百件左右，其中盟会、侵伐占据多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天下的大政。所谓盟，就是宰杀牲畜、歃血为盟，向天地神明立下誓言。忠信淡薄而奸诈兴起，于是人们开始互相援引天地神明，咒誓口血，埋下牺牲以坚定盟约。圣人不得已，因而利用它。所以《周礼》设有司盟的官职，凡是国家有疑虑时，就掌管盟约的记载。大概是为了防止狡诈之人借此联合仇敌、结党营私，互相倾轧，逐渐导致祸患，所以这件事必须由王官掌管。所谓会，又是用来颁布天下的政令，发布天下的禁令；而侵伐，则是用来讨伐那些不顺从的人。这几件事，都是为了统一海内的纲纪，是王者的大政。《春秋》记载诸侯的盟会、侵伐，表明天下的大政出自诸侯，这就是《春秋》从隐公开始记载的原因。《司马法》也说：“天子会合诸侯，是九伐之法。”如果详细分析，那么侵伐最为重要，盟会次之，会合再次之。为什么呢？侵伐是兵戎之事，是威震天下的权柄。盟会则是典礼。权柄出自上位，那么人群可以聚合，典礼可以兴盛，天下可以治理。权柄一旦丧失，那么典礼就成了空文，天下就会大乱。所以《春秋》开始时，诸侯盟会就直接记载，侵伐则贬抑记载，以兵戎为重，向天下后世显示，威柄尤其不可丧失。大夫初次出兵，也贬抑记载，向后世显示，一国的威柄，君主尤其不可丧失。观察《春秋》，自东迁以后，强大的诸侯相继兴起，中原依靠他们，而周王室最终沦败，不能恢复正统，就知道天下威柄，统治天下的人尤其不可丧失，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夫既然专擅兵权，起初，不仅功绩显赫于国家，大概也对王室有功劳。等到后来，六卿借此瓜分晋国，三桓借此削弱鲁国，齐国被田氏吞并，卫国被孙氏、宁氏扰乱。就知道一国的威柄，统治国家的人尤其不可丧失，这是显而易见的。平民百姓极其愚昧，礼义的善美或许不能进入心中，刑罚的威严有所不畏惧的，但到了向天地神明咒誓，就都有敬畏之心，仿佛天性如此。圣人担心臣下借此聚集凶顽之徒，容易作乱，所以《春秋》对大夫初次主持盟会，也予以贬抑，以盟会为国家大事，不让他们专断。后来政令在大夫手中，依靠盟约来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这样的情况也有。但贼臣弑君、叛乱城邑，依靠誓言来巩固自己的，却比比皆是。那么圣人不让臣下专擅兵权，是考虑到祸患的细微之处。《春秋》拨乱反正而作，所以防微杜渐，其宗旨大致如此。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唉！上位者能明确教化，就不会逐渐导致祸乱了。

兄弟总论

《春秋》凡是说“弟”的，就有“兄”的称呼；说“兄”的，就有“弟”的称呼。都是以亲属尊贵来称呼。国君的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相通，这是为了抑制亲属的尊贵而尊崇君道。君主，是人的纲纪；君道如果废弛，就无法统正人伦了。所以国君即使是同母弟、庶兄，既然列为卿佐，就称公子而断绝兄弟的称呼，这是为了保全君臣之道。将以君臣之义来要求他们。偶尔有来聘问、来盟会、率领军队而称弟的，这是彰显其亲属尊贵，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执政为臣。没有执政为臣，却让他们行动，是不正当的。邻国交好，就有盟会有聘问，都

译这是为了利于百姓，保全宗庙社稷。在东周时期，使者有时因言辞失误而丧命，导致两国交战至尸骨暴露，这与率领军队、动员民众一样，都是国家的大事，在于选择贤能之人，而不是任用亲属权贵。杀害世子并凭借封邑叛变【原注：杀世子指的是陈侯的弟弟招，凭借封邑叛变指的是宋公的弟弟辰】却称其为“弟”的，是为了彰显至亲关系，从而表明其危害国家的罪恶更加深重【原注：谷梁子说：竭尽亲属之名来憎恶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出逃却称其为“弟”的【原注：陈侯的弟弟黄，秦伯的弟弟鍼，卫侯的弟弟鱄】，是讥讽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不能容纳自己的至亲。公弟叔肸去世，是因为他贤能而特别记载【原注：《春秋》详记尊贵者而略记卑贱者，不是卿大夫就不记载其死亡，叔肸并非大夫，却特别记载】。盗贼杀害卫侯的兄长，是将罪责专归于卫侯。天王杀害自己的弟弟，是极度憎恶天王的恶行。兄弟是天伦至亲，没有比这更亲密的了，统治一个国家却不能制约天伦至亲，这是政治和刑罚的严重缺失。这样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至于自相残杀的，罪恶又更加深重了。有人说：同母的弟弟称“弟”，同母的哥哥称“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伦之道没有比亲属更重要的，难道同母的就称为兄弟，异母的就断绝兄弟的称呼吗？考察公子友、公子牙都是庄公的同母弟弟，在庄公时代的记载中，都不称“公弟”【原注：二十七年公子友出使陈国，三十二年公子牙去世。按经文，公子牙去世在庄公三十二年，原本误作二十二年，现在改正】。由此可知，凡是称“兄弟”的，是因为亲属尊贵而称呼；因为亲属尊贵而称呼的，则又各自有不同的含义。

译弑杀辨【原注：阍人杀吴子，盗贼杀蔡侯，两《传》均作“弑”，先儒的解释都通，此处不论】

弑其君，杀其大夫，文辞正相对。弑其君，无论书臣名、书人名还是书国名，虽然写法不同，但都是以下犯上的辞令，罪责都在下位者。【原注：《国语》说：下位者虐待上位者称为“弑”】因为以下对上，则称君，所以从外部来杀诸侯，不称其君，因为不是以下位者称上位者的辞令，所以不写。杀其大夫，无论书人名还是书国名，虽然写法不同，但都是以上诛下的辞令，罪责都在上位者。因为以上对下，则称其大夫，所以盗贼来杀臣子，或者两下相杀，不称其大夫，因为不是其大夫，所以不以上位者称下位者的辞令书写。然而杀其君，罪在下，其书写方式的不同，又有深意。杀其大夫，罪在上，其书写方式的不同，又有深意。

君主是人伦之首，杀君主，是最大的叛逆，所以如果是大臣所为，则书臣名，使其罪恶昭著于万世，意在表明居位擅权、成为国家逆贼的，专指其罪。《左传》说：称臣，是臣的罪过。如果是左右近侍所为，则书人名，这不仅仅是因为微贱者名字不登于册，也是为了警示世人。《春秋》的体例，对于臣下微贱者，即使犯下叛乱，也有特书其名氏的【原注：如小国的大夫见于史事，只书人名，若有窃据城邑叛逆的，则特书其名以贬斥】。没有比弑逆更大的罪恶了，却不特书其名，意在表明君主亲近狎昵小臣，不能防范保卫，以致死于非命，这也是为了警示为君者。《传》说：左右亲信太亲近，自身就危险，就是这个意思【原注：微贱者没有权势可乘，却能作逆，是由君主轻慢狎昵所致，可知所以《春秋》只书人名，使观看者知道以国君之尊，殒命于微贱之手，以此来警示为君者】。至于称国名以弑的，是举国之辞，被众人所弑，那么君主的失道也就可知了。《书》说：安抚我则称后，虐待我则称仇。所以圣人在《春秋》中，众人弑其君，则书国名，这不仅表明作逆的下位者众多，也足以显示君主的失道，希望后来的君主看到此而知道自我反省。里革说：为人君者，威严很大，失去威严而致被杀，过错就多了，说的就是这个。《左传》说：称君，是君主无道。不然，弑君是大逆，书写首逆者就够了，何必细细分为三等？所以说：其书写方式的不同，又有深意。

君王用来驾驭人群，临御万国，役使控制天下众人，只有威与福，而威没有比能杀人更大的，福没有比能生人更大的，那么生杀就是威福的大权柄，是君王所执掌的，所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没有书写“天王杀其大夫”的，只有天王能专断生杀。能生杀人，就能控制人；能控制人，就能驱使将领，赴汤蹈火，无所不能。奸人乘此，所以作乱。所以《春秋》对于诸侯有杀其臣子的，都谨慎记载，不给予诸侯专断杀人的权力。称国名以杀的，是君主杀的，专指君主的罪【原注：杀其大夫者，是以上对下的称呼；称国以杀，知道是君主的，因为只有君主有国。弑其君者，是以下对上的称呼；称国以弑者，则是举国之辞。称国虽然相同，上下比对，则其意不同。查楚杀其大夫成熊，《传》说：“楚子谓成虎，若敖之余也，遂杀之。”楚杀其大夫屈申，《传》说：“楚子以屈申贰于吴，乃杀之。”则知称国以杀者，是君主杀的。查经昭公十二年，楚杀其大夫成熊，左氏、谷梁俱作成虎，此注各因经传之文，故其名互异】。称人名以杀的，是众人杀的。虽然说是众人杀的，祸变都自君主而起，君主失刑而致其被杀，所以不除去其大夫的称号，以上杀下的辞令，还是君主与众人杀的。这不仅指罪在上位者，也兼讥其大夫。大夫，是国人的期望，而至被国人所杀，不可说无罪。这也是为了警示后世的臣子。书写“杀其大夫某”、“及某”的，是因为累及，又表明其滥杀。至于杀世子，则直指其君，罪恶更甚。诸侯受封于王，只有世子能世守，这是王制，是万世的公道。诸侯以国传给其所守者，是奉行王制，那么世子是王的世守之臣，不只是大夫可比。而以私爱擅杀他，这不仅戕灭天性，逆乱人理，是违制悖道，就接近于无王了。所以《春秋》杀世子则直指其君，表明其罪恶之甚，说其接近于无王【原注：专杀之罪小，无王之罪大。杀其大夫，是专杀，大夫是国君的臣，不给予专杀，是防止其乘此制服不逞之徒以作乱，杜绝其渐。世子是君主的副手，世有国者，是王臣，所以《春秋》至杀世子则直指其君，重于杀大夫，接近于无王】。凡是这些书写的不同，所以说“又有深意”。

至于构逆造乱，为国巨蠹，罪当杀的，则除去其大夫的称号。称人名以杀，是举众讨贼的辞令。郑人杀良霄，晋人杀栾盈，就是这样。五等列

译诸侯在盟会、侵伐等场合出现，只记载他们的爵位；至于被杀，则称其国君。因为被弑杀的，都是他们的臣下。五等爵位的臣子在盟会及其他事务中出现，也只记载他们的姓名；至于被杀，则称他们为大夫，是因为被杀的是大夫，那么杀害他们的都是他们的君主。凡是这些不切断君臣称谓的，是为了彰显他们无罪不可杀。偶尔有不称大夫的，切断了君臣称谓而举国众力来杀他，那就知道他是国家的罪人了。《春秋》三传对于弑杀之事都没有完全阐明其主旨，而《左传》认为称国名以杀是讨伐有罪之人，又进而用华丽的辞藻在高厚身上结成其罪，说他是“跟随国君去行昏礼”，对于公子燮则说“不与百姓同心”。公子嘉被杀说是“专断”，成熊被杀说是“楚子认为他是若敖氏的余党”。查考成熊与斗氏同出于若敖，斗椒作乱在宣公四年，历经成公、襄公直到昭公十二年才杀成熊，总共七十多年了，哪有历经如此久远的岁月再去讨伐其罪的，这不过是余党罢了。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楚王的滥刑就可想而知了，《左传》的诬陷尤为严重。大概是不明白圣人记载诸侯杀臣子的用意，是不予许他们专擅杀人之权。所以记载他们为大夫，又表明无罪不当杀。偶尔有按例不应称大夫却仍然称的，则另有深意。晋国杀其大夫里克，卫国杀其大夫宁喜，就是这种情况。大概晋、卫两国原本借这两人弑君以返国，后来畏惧他们的威胁，且担心祸及自身，所以杀了他们。因此孔子不用讨伐贼臣的措辞来记载，也不去掉他们大夫的称号，是不切断君臣的称谓。而称国名以杀的，是国君杀的。这两人对于天下而言是国家罪人，对于两位诸侯而言则是同罪一体的人，所以圣人的笔法不切断君臣的称谓，借此显示他们是一体的，那么两位诸侯参与弑君的罪行也就不能抹灭了。所谓《春秋》辨别天下的邪正，指的就是这个。又如陈国人杀其公子御寇，莒国人杀其公子意恢，不称大夫，因为他们不是大夫。不是大夫则姓名不登于册，圣人重视他们灭族的悲剧，所以特别记载，以此来勉励亲爱亲属的道理。大致这三家传文不能完全探究圣人的旨意，而都有奇特华丽可喜的言辞，学者们嗜好这些，或许无暇广泛阅读详细考证，或者就引用依据他们的说法，以至于造成危害和动乱，大概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汉儒依据《春秋》不认可蒯聩而杀戾太子【原注：幸好并非真正】的叛逆太子；唐人依据阉人弑吴子而教导文宗尽诛宦官，于是驱逐君侧之人，以至出现像袁绍、司马懿之类的人，相信其母以子贵导致妾室受宠、并后僭越、宫闱混乱，后世也比比皆是。这些都是大的方面，其他依据他们片面的言论、华丽的辞藻修饰为雄辩，背离正道、违背常理以迷惑扰乱君主听闻的，也颇有存在。所以学习《春秋》的人，想要考察孔子的本心，应当以经文为依据，对于这两家传文不得不加以辨析。

译迁国辨

《春秋》记载某国迁往某地【原注：卫国迁往帝丘】，是主动迁移自己的国家。凡是记载迁国，都是讥讽，因为这是国家的大事。国家拥有人民和社稷的重任，还要迁移，是为了增益下层百姓并利于民众的缘故。所以《易经》说“利于作为依凭来迁移国家”，取象于“益”卦【原注：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称为益】。《尚书》记载盘庚渡河迁都，担心百姓被尽数杀戮，不能互相救助以生存。迁国必须广泛咨询众人，这都是不仅仅为了方便自己而已。春秋时期，王室政令不能统摄天下，列国中强大的兼并弱小，那些迁移国家的，都是因为国家弱小畏惧逼迫，害怕灭亡，姑且选择有利的地势，图谋保全社稷罢了，这就是所谓的增益下层并利于民众。考察记载迁国的有七次：邢、卫、蔡各一次，许国占了四次，都不是大国。国家没有正道，任用就生存，不任用就灭亡。传文说：“诸侯有正道，守在四方邻国。”又说：“地利不如人和。”如果上层有道德准则，下层有法律遵循，政事修明举荐，人民和睦团结，远近的人都争相亲近，那么四邻就会归附了。哪里还需要迁移呢？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只畏惧逼迫，只选择地利，逼迫不会停止，迁移也将不会停止，这不过是白白消耗民力并扰乱下层罢了，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所以说都是讥讽。大室山、三涂山、洞庭湖、孟门山，是天下的险要之地，但占据这些地方的国家并非同一姓氏，这说明地利不足以依赖，那么治理国家也一定有正道。《春秋》讥讽迁移国家，是希望后世的君子反其道而行之。《春秋》的宗旨，有推究情由而宽恕不责备的，也有依据义理而不宽恕、用正道责备的。凡是记载“某人迁某地”【原注：宋人迁宿】，是谴责迁移者，不谴责被迁移者，宽恕其力量不足，这就是所谓推究情由而宽恕，不责备。邢、卫、蔡、许自行迁移国家，从当时来看，也都是不得已，孔子一一讥讽，是谴责其没有政道，这就是所谓依据义理而不宽恕，用正道责备，希望君子回归根本。

即位辨【原注：考察《春秋》的世系，君主必须过完一年才开始称元年，后世在中间改元，不是古礼。考察“中后”原本作“中使”，意义无法解释。查《汉书》文帝有“后元年”，景帝有“中元年”，那么此“使”字自然是“后”字的讹误，现在改正】

即位和元年不能同等看待，先君去世的那一年不能成为继位君主的元年，这是古代史书的常规。如果既是先君的终年，又是继位君主的元年，那么纪年就没有次序，所以必须过完一年才能称元年。至于即位，那么拥有国家或天下的人世代守护，不能长久空缺。先君去世，继位君主就即位，这与元年不同。考察《尚书·顾命》：乙丑日，成王去世；癸酉日，在庭院设置仪仗【原注：乙丑到癸酉只有九天】，康王戴着麻冕穿着绣有黑白斧形花纹的礼服，代理天子之位，向诸侯宣告完毕，王才脱下冕服，换回丧服，那么天子正式即位的礼仪，不等到元年才举行。在极度哀痛的时候，脱下丧服戴上冕冠而不怀疑忘记哀痛，大概是因为人伦中最大的关系，就是君臣父子罢了。父子之恩特别深厚，那么君臣之义或许就几乎废弛了。所以先王制定礼仪，大义和至恩相互权衡轻重，不敢有所先后，这是万世通行的道理。那么诸侯正式即位的礼仪不等到过完一年，也就很明白了。考察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日，定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定公即位。戊辰距癸亥才五天【考察：癸亥、戊辰都是纪日，原本“五日”误作“五月”，现在改正】，这是直接记载【原注：昭公尚未安葬，应当说“子即位”，季氏怨恨昭公废嫡立弟为定公，所以孔子记载为“公即位”，以显示其不正当】。由此说来，未经修订的《春秋》一定记载“某月某日公薨，某月某日子即位”，这是史官的常规。经过修订的《春秋》从元年春王正月开始，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这是圣人的笔法。君位，是国家君主最大的宝物，长子继承世代守护，不等到过完一年改换岁数才开始即位，所以凡是记载的都不是常规，非常规的就显示其不正当。自僖公以前，政令在诸侯手中，那么继位君子的废立由诸侯决定；僖公以后，政令在大夫手中，那么君主的废立由大夫决定。诸侯拥有国家擅自废立，还没有失去政令；大夫专断废立，君权就丧失了。考察僖公以前，只有桓公记载即位是不正当的，桓公篡夺兄长之位而立；僖公以后，无不记载即位是不正当的，因为是由大夫拥立。根据当时考察，僖公末年，齐桓公和管仲嘱托公子元给宋襄公作为太子，等到桓公去世，易牙和寺人貂杀害众官吏而立公子无亏。文公六年，晋襄公去世，晋国人谋划立君，赵盾想立公子雍，贾季想立公子乐，最终废掉公子雍而杀死公子乐，过了几年灵公才立。襄公的时候，齐灵公已经任命高厚辅佐牙为太子。等到灵公去世，崔杼迎接光而立他。在鲁国则是襄仲挟制齐国杀死嫡子而立庶子，季氏怨恨昭公驱逐嫡子而立弟弟。那么自僖公以后废立由大夫决定就可以知道了。废立，是天下最危险的事。在最危险的关头，让继位君子沉默拱手听命于人，他们如果没有伊尹那样的志向，谁不会在世上作乱？三桓专权鲁国，六卿专权晋国，田氏、崔氏专权齐国，孙氏、甯氏专权卫国。其

译看待驱逐君主如同脱掉鞋子一样轻率，安置君主如同摆弄棋子一样随意。到了麟符之时，在位的君主仅有虚名，反而畏惧自己的臣下如同畏惧强大的敌人一样，哪里还能治理好国家呢？因此圣人厌恶这种情况。自从僖公之后，史书都详细记载即位之事，这是为了不让臣子专擅废立君主的权力。圣人作《春秋》，平常的事情不记载，只记载那些反常的事情，彰显那些不合正道的事失，希望后来的君子看到这些而回归正道。以此来防范天下后世君主如果不以此为鉴，导致宦官得以专擅废立而亡国的情况，《春秋》的警戒难道不深刻吗？三家学说虽然不同，但都认为元年正月即位是合乎礼制的，这一观点不攻自破【原注：杜预的说法也没有依据】。有人说：凡是记载即位的，是为了表明并非天子任命而自行即位的。从文公元年开始，周天子派遣毛伯来赐予公命，这说明文公的即位并非没有王命，却记载即位，为什么呢？有人说：记载即位，是为了确立君主开始的正当性。所以《春秋》谨慎地书写“五始”的文字说：这是学习公羊学者的荒谬之谈。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记载即位的就是合乎正道的，那么桓公弑杀兄长，宣公篡夺嫡位，可以说是正当的吗？还有定公在元年六月，等到昭公的丧事结束后，才开始即位，也可以说是正当的吗？大概公羊学有贬低周王、尊崇鲁国的说法，所以采纳“五始”的意义，倡导这一端的是胡母董氏的说法，并非圣人的本意【原注：天子即位后反而穿丧服，则由冢宰听政，称为谅阴。三年不说话，这种礼节也通行于诸侯，所以孔子称赞谅阴不言，古人都这样，由此可知诸侯正式即位后由上卿听政，是古代的礼节。啖子曰：天子去世，诸侯去世，入殓后，继位的儿子成为君主，但还没有登上阼阶的位置，康王之诰就是如此。第二年正月初一，才就位于南面并改元，这些说法都没有依据。君主的一年称为元年，是史册的常规记载，有太甲元年、元禩之类的说法，难道是国家的大事吗？查考《书序》称康王已经担任天子，又怎么能说没有就位呢？他的主观臆断，由此可知了】

译《书“归”的辨析》

凡是史书写作“归”或“复归”的，都是国家迎接并接纳他回来的措辞。直接写“归”的，如果是刚出去现在回来罢了，属于没有丧失国家的措辞。蔡侯庐、陈侯吴，两国已经被灭亡，却直接写“归”，是因为不承认楚国灭亡了这两国，所以把两位诸侯自己归来作为文章写法，以此来抑制强大的夷狄而保存中原国家。卫侯郑，史书写“归”，是因为当时周文公虽然逮捕卫侯押回京师，但卫国并没有篡位的人，所以能够算作没有丧失国家。曹伯归来，写“自京师”，是因为天子命令他归来。天子命令他归来，那么就没有丧失国家了。春秋时期，诸侯出奔或被执而能返回国家的，没有出自天子命令的，唯独曹伯是由天子让他归来的，所以曹伯不称名，也不以丧失国家的措辞来书写。这难道不是说明诸侯的废立，天子可以专断吗？有人问：晋国逮捕卫侯，郑国把他押回京师，那么郑国的返回国家也是天子赦免他，为什么不写“自京师”，反而称他的名呢？这是《春秋》的微妙防范。文公对于卫侯，听从元咺的诉讼，就不等王命而逮捕他；等到接受了鲁侯的贿赂，才向周王请求让他归来，这说明卫侯的释放与否在于晋国，天子哪里能真正实行自己的意志呢？所以不写“自京师”，也不写“自晋”，而以“自归”作为文章写法，这是为了抑制强大的臣子，也像陈、蔡两位诸侯返回国家不写“自楚”一样，大概是不承认诸侯有权废立其他诸侯，以便把权力统一于周王。以此来防范天下后世还有挟持天子命令诸侯的人，所以说这是微妙的旨意。至于大夫、公子返回国家而直接写“归”的，或者是国家迎接他，或者是君主允许他回来，像孙林父、华元这类，是君主允许他们返回；像蔡季、公子比以及郑突、曹赤这类，则是国家迎接他们。那些写“自某”的，是因为所自的国家为他请求。《谷梁传》说：“自某某，是有举荐的意思”，这种说法是对的。赵鞅不写“自”，是因为当时晋国两位卿向君主请求而恢复了他的职位，不是列国为他请求。那些写“复归”的，是有恢复的意思，是说起初已经离开了，现在才开始回来恢复，这是已经丧失国家的措辞。《左传》说：“恢复他的职位叫复归”，这种说法也通。考察经文和传文，郑忽出奔而郑突出立，卫侯郑出奔而叔武接受盟约，卫侯衎逃亡而卫剽即位，所以这三位诸侯能够返回国家，都写“复归”，是说他们都丧失了国家。曹伯襄写“复归”，是因为他被晋侯逮捕，拘禁在宋国，他如此孱弱，虽然能够返回国家，也不是天子的命令，与丧失国家的人相同了。元咺写“复归”，是因为元咺返回国家不是卫侯的命令。起初元咺出奔晋国，控诉卫侯杀害叔武，晋文公于是逮捕卫侯而把他押回，元咺在卫国。卫侯害怕而听从命令，所以能够写“归”而说“复”，是表明他的职位已经被剥夺，写明他来自晋国，是表明晋国接纳了他。所以不能与孙林父、华元相比，这是为了厌恶元咺而谴责晋侯。大夫的职位授予或剥夺在于诸侯，所以《春秋》大夫出奔而返回，国君允许他，就直接说“归”，像刚出去而现在回来一样，以没有丧失职位的措辞来书写。这也如同诸侯从京师而能返回国家，直接说“归”，以没有丧失国家的措辞来书写。诸侯的职位授予或剥夺在于天子，天子命令他归来，就没有丧失国家了。大夫的职位授予或剥夺在于诸侯，诸侯允许他归来，就没有丧失职位了。现在元咺写“自晋复归”，表明他的职位已经被剥夺，依靠晋国才得以返回，所以说厌恶元咺而谴责晋文公。而且天子之所以能控制天下，是因为他独占天下的威福权柄。国君之所以能控制一国，是因为他独占一国的威福权柄。如果威福不能自己决定，怎么能治理一国与天下呢？《春秋》时期，小国的大夫有时因违背节操、行为污秽而被讨伐，逃窜后大国为他请求解脱，请求恢复他的职位，他的君主不得已而听从的，其间多有这种情况，像卫侯听从晋国而让孙林父返回就是这样。孔子从而记载说“自某”，这也足以看出小国被大国牵制，不能自己专断权力。凡此都不是最好的善事，只是比起那些返回国家而作恶的人稍微好一些罢了。《谷梁子》说：“因友好而返回叫归。”先儒说：“归，是善辞。”“复归”次之。考察郑突出立而篡位，楚比返回而弑君，卫侯郑则杀害元咺、公子瑕而返回，怎么能称为善辞，而且是因为友好呢？大概三传的说法都没有完全阐明其旨意，不知道所谓“归”与“复归”都是说国家迎接并接纳他。那些写“复”的，是说他们起初已经丧失国家，现在才开始回来恢复。已经丧失国家也是弱小的表现。

《书“入”的辨析》

《春秋》记载“入”与“归”，其文辞正好相反。凡是写“归”的，是国家迎接他的善辞。凡是写“入”的，不是国家迎接他的恶辞。“归”是善辞，有不是善的，也叫“归”，是因为国家迎接他。“入”是恶辞，有不是恶的，也叫“入”，是因为不是国家迎接他。王猛进入王城，天王进入成周，是正当的。不是不善的人而写“入”，是为了表明成周、王城已经被子朝的党羽占据，王凭借武力战胜而进入，不是王城、成周迎接并接纳他，那么王室不兴盛，也可以知道了。许叔进入许国，不同于齐国的小白、阳生、莒国的展舆进入的情况。所以许叔称字而不称名，而这三个人称名而不称氏。

译这难道不是许叔因为国君没有继承人而断绝了后嗣，便进入并占据了他的君位，而那三个人或者是内部勾结奸臣，或者是外部依靠强援从而篡夺君位吗？然而许叔的记载仍然用“入”字，大概是因为许国并没有抗拒他吧。卫侯进入夷仪，与郑伯突、卫侯朔的“入”相比也有区别了。大概卫侯只是因为防备弱小而被强臣逼迫驱逐，没有其他大恶，所以可以不称其名。而突和朔则是夺取正统，或者违抗王命，其恶行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们无论是出奔还是回国都称其名。然而卫侯没有称其名。到了襄公二十六年再次回国，记载说“卫侯衎”，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他等待弑君之后才回国。所以他出奔夷仪时都不称其名，是因为没有大恶。在再次回国时称其名，是因为有了大恶。没有大恶就宽恕他，恶行显露后才定罪他，这是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的道理，是忠厚到了极点。如果他的祸心实际上还没有萌发，就预先加上罪名，这是苛刻刻薄的官吏罢了，难道是孔子的本心吗？这是圣人教导后世用刑必须忠厚。至于郑国的良霄、宋国的乐大心，都是叛逆成为国家的贼臣，所以都记载为“入”。凡是这一类，所谓是表示恶意的言辞。然而也有不属于这个例子却记载为“入”的，比如夫人姜氏“入”，难道是说鲁国不接纳她吗？大概是因为她娶了仇人的女儿，进献到宗庙，忘记了孝道是大罪，所以记载为“入”。如果不是国家抗拒她，用“入”字表示厌恶，就是不认可鲁国接受她。这是为了责备庄公忘记父亲的仇敌，而教导天下人孝道。庚辰这一天，我国进入祊地。当时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难道祊地是不听命令的地方吗？大概诸侯的土地，是天子的封赐，不是诸侯可以私自专断的。如果擅自送给别人，就是无视君王而自行其是。所以说“入”，与“兴兵进入别人的国家”用同样的字，是不认可鲁国接受郑国的土地。凡是这些不同于返回国家，却也记载为“入”的情况，都有微妙的旨意。《谷梁传》说：“入，是指内部不接纳。”比如夫人姜氏，就是道义上不可接纳。小白、突、朔之类，都不是全国抗拒而接纳的说法，也是讲得通的。那些记载“复入”的，其文辞也与“复归”正好相反。归，是说起初已经与国家断绝关系，其返回或者是因为国家抗拒而接纳他。所以记载“复”，记载“归”。“复入”则是已经与国家断绝关系而又返回成为国家的恶人，意思是谋划复辟而进入。查考经书中记载“复入”的有两个：鱼石、栾盈。这两个人都是构陷叛逆作乱，失败后出奔，谋划反叛成为国家的贼臣。由此可知，记载“复入”的罪行比记载“入”更重。所以说“已经与国家断绝关系而又返回成为国家的恶人”。鱼石实际上是楚国夺取宋国彭城后封立的，却记载为“复入”，是专门为了罪责叛臣，并且抑制强大的蛮夷而保存中原国家。大体上《春秋》的记载，虽然善恶判断在于一字，而善恶有轻重的差别，一字的措辞，又另有旨意，不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拘泥。返回国家的有叫“归复”，“归”有叫“入复”，“入”这是表示善恶的言辞。然而返回国家以恶行记载为“入”，小白、阳生就是如此。也有可以称道的，许叔进入许国就是如此。至于进入王城、进入成周，又不可以说是返回国家以恶行记载了。夫人进入与进入祊地、进入极地之类，又不是返回国家的情况，像这样，难道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拘泥吗？

译归入后辨

有人说：春秋时期，诸侯出奔，偶尔有庸懦无能、自己丧失权柄的人，被强大的臣子逼迫而离开，并没有达到极其无道的程度；他们的大夫出奔，也有因为谗言构陷、倾轧排挤，害怕灾祸而离开的，这种情况情有可原，但圣人的笔法都记载为“自奔”，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专门归罪于他们的出奔。诸侯是一国的君主，应该是控制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控制的。至于被臣下驱逐，怎么还能称为诸侯呢？所以《春秋》记载诸侯“自奔”，是归罪于他们，以此来警戒天下后世做君主的人。大夫是一国的栋梁，去留应该合乎道义。等到祸乱已成，才开始颠沛流离、逃窜躲避，怎么还能称为大夫呢？所以《春秋》记载大夫“自奔”，是归罪于他们，以此来警戒天下后世做臣子的人。大概《春秋》是在拨乱反正中写成的，希望君子能回归根本。《公羊传》说：复归，是出去时作恶，回来时没有作恶；复入，是出去时没有作恶，回来时作恶；归，是出去和回来都没有作恶。哪里知道圣人记载出奔，是因为要归罪于他们呢。《左传》说：国家迎接并立他为君，叫“入”；恢复他的职位，叫“复归”；诸侯接纳他，叫“归”；因为作恶而回来，叫“复入”。像良霄反叛国家作恶，阳生则是出于陈乞的私意，难道是各国迎接他吗？像赵鞅、曹赤这类人，都不说他们从哪里来，又难道是诸侯接纳他们吗？况且《左传》在蔡季归国的传文中说：蔡桓侯去世，蔡国人从陈国召蔡季回来。这个传文得到了实情，由此可知凡是记载“归”的，只是国家迎接他罢了。《谷梁传》说：归是善，从某地归是次一等的，叫“归”，是容易的辞令。大概国家迎接叫“归”，国家迎接就没有仇敌争斗的祸患，也可以说是容易了。比起记载“入”来，也可以说是善了。从某地归，外面也替他请求，不只是国家的意愿，也可以说是次一等的了。虽然如此，至于宋突篡夺嫡位，比起弑君，也有不善的地方。所以说：这三家的说法，都没有完全得当。

同盟辨【原注：同盟十有四大夫居其一，胡铨附。注：铨案凡十有五】

凡是有携贰之心的国家来接受盟约，就称为“同”。意思是起初不同而现在相同。有举一时之誓的，而没有彼此约定的，也称为“同”【原注：像葵丘之盟，就有初命、再命，又盟词说这样，没有我欺诈你，没有你欺骗我，那么彼此有约定，所以都不记载“同”】其可称道与否，考察经文，都可以看到。像齐桓公、晋悼公最终能服侍防贰的国家，以安定中原各国，这是可称道的【原注：桓公两次在幽地同盟，悼公总共三次盟会，记载“同”而都能服侍楚国，使中国免除侵扰祸患的，都有十多年。胡铨附注：铨案：悼公盟会记载“同”的有四次：成公十八年虚朾防，三年鸡泽，九年于戏，十年亳城北】宣公、成公年间，中原没有霸主，虽然屡次同盟，随即又叛离，只看到诸侯的不统一，对世道毫无补益，非常明显了。到了清丘之盟，四个国家的大夫都记载为“入”，这是贬斥。大夫同盟，开始于此，这是共同发誓一件事的盟会。盟约用来结信，兴起于末世，因为认为人不足信，而向神明发誓。小人的常情，宁愿悖逆傲慢对待君父，而不敢轻慢神明；宁愿欺骗君父，而不敢欺骗神明。在春秋时期，盟约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孔子担心奸人借此轻易作乱，所以对于内大夫初次出盟，都加以贬斥；霸国大夫初次主持夏盟，也加以贬斥，表示不赞同臣下专权【原注：文公七年，鲁公会见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盟会，这是霸国大夫主盟的开始，所以诸侯不列次序，晋国大夫不称名，这是贬斥。内大夫出盟，注在《盟会侵伐统辨篇》】同盟就更严重了。《易经》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善相互资助，功效一定广大；同恶相互助长，祸害一定巨大。君子借此兴起，小人借此作乱，不可不谨慎。清丘之役，虽然对国家无利，也没有败坏事情，但圣人重视其贬斥，是谨慎开始。其后大夫跋扈，挟持外援以对抗君主，像奸臣胁迫众人以叛国，乱臣贼子甚至弑父弑君，无所顾忌，纷纷兴起，都依赖于盟约。所以圣人谨慎于开始，虽然没有祸害，都加上贬斥的文字，希望后来的君子能预知，事情关系到国家的重大，一定要使权力归于君主，不专断于臣下。自从周朝东迁，诸侯擅自盟会，大抵是结党营私，开始于相互倾轧，最终于相互兼并，获麟之后，四分五裂，于是形成战国，那么诸侯擅自盟会已经不可以，何况大夫呢？这是《周官》所以设置司盟职务的原因，也是《春秋》所以不赞同臣下专权盟会的原因【原注：诸儒有人说，记载“同”的都是赞美。盟会的盛大，不过齐桓公的葵丘，晋文公的践土，为什么不记载“同”呢？有人说，因为“同”然而没有相互统一，都是厌恶。那么齐桓公、晋悼公为什么最终能统一诸侯，保卫中国，抵御四夷呢？这都是臆说。现在所辨别的，都防备经文以削去诸儒的谬误。于经文无据，就缺漏】

后説

诸侯有携贰而复来受盟，就记载“同”。然而有叛离中国而接受夷狄盟约的，不记载“同”。像辰陵之盟，陈、郑起初跟随楚国，不记载“同”，就是这样。所以赞许他们回归中国，不许他们依附夷狄，也足以看到夷狄不可与之相同。大概诸侯合而为一则中国竞

译而夷狄就衰微了。分裂而不统一就会衰弱，衰弱了华夏各国也就衰落了。《春秋》终结于吴、楚的动乱，是由于诸侯不统一造成的。

译《春秋》中关于“取”字的辨析

《春秋》的文辞简约而蕴含法度，其旨意委婉而微妙，褒扬与贬斥寓于同一件事中，可以说很简约了。然而一件事的施行，往往还有更深层的含义，考察其上下文的关联，然后才能显现出来。这不就是微妙吗？因此，凡是记载“取”的，原本就不是自己所有的，不是自己所有而能够占有它，称为“取”。其中有依靠兵力攻取而占有的，有趁其微弱、突袭其无防备而掠夺占有的，有凭借威胁或不义手段而占有的，但都称为“取”，是为了表明这原本不是自己所有的，不是自己所有而夺取它，其可恶之处就可以知道了。至于组织文辞、编排史事，考察其夺取的缘由，则又有更深层的含义。例如鲁庄公在菅地打败宋国军队，夺取郜地，夺取须句；鲁庄公率领楚国军队讨伐齐国，夺取谷地；宋国人讨伐郑国，夺取长葛；宋国人、蔡国人、卫国国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夺取它之类，这就是所说的依靠兵力攻取而占有的情况。“取根牟”、“取鄟”、“取邿”、“取郓”、“取鄫”、“取舒”之类，都是趁其微弱无防备而掠夺占有，不至于屠戮陷没城郭，残害百姓，以及“在雍丘夺取郑国军队”、“在嵒地夺取宋国军队”，都是趁其不备，全部俘获占有而已，并不是所说的不使用军队【原注：“取郑师于雍”直接说“取”，是讥讽郑国没有防备；“取宋师于嵒”直接说“取”，是讥讽宋国没有防备】。因此，说“伐”、说“取”的，直接谴责夺取的一方，不谴责被夺取的一方，表明其力量不足；直接说“取”的，表明其没有防备而被夺取，双方都受到谴责【原注：“取舒”、“取郓”之类就是这样】。“从宋国夺取郜国的大鼎”，则是贪图贿赂而放纵罪行；“夺取济水西边的田地”，则是齐国因战败而贿赂我国；齐国人“夺取济水西边的田地”，则是我国篡位而立君而贿赂齐国；“从漷水起夺取邾国的田地”，则是晋国拘捕其国君，我国夺取其田地，这就是所说的凭借威胁或不义手段而占有的情况。因此，贿赂我国而说“取”，专门谴责我国【原注：“宋督弑杀其君桓公，与诸侯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接受贿赂后返回，不说宋国人送还郜国大鼎，而说‘从宋国夺取郜国大鼎’，是专门厌恶鲁国】；贿赂齐国而说“齐取”，专门厌恶齐国【原注：“不说送还济水西边的田地给齐国】；拘捕其国君而夺取其田地，厌恶的程度更甚了。至于记载“齐国人夺取子纠并杀了他”，是为了讥讽鲁国而加重对齐国的谴责。齐桓公已经篡夺兄长之位而获得国家，凭着强大的齐国，难道一个子纠就能危害他吗？齐桓公不顾亲爱之道，既不能宽恕并放走他，反而猜忌残忍，倚仗齐国的强大，胁迫鲁国杀了他，其恶行可谓极重了。记载说“齐人”，是连同其君臣一起谴责。鲁庄公接纳子纠，既不顾君父之仇而忘记了，又不能抚育他人的孤儿而保护他，拱手听任，听任齐国杀子纠，不能说没有恶行了。记载说“取纠”，以显示子纠在鲁国，鲁国不能保护，齐国得以杀他，所以加重齐国的恶行，而讥讽鲁国的无能。又如鲁昭公在干侯，夺取阚地，阚是鲁国的邑。记载说“取”，显示国内都叛乱，昭公不能拥有它，那么昭公作为国君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臣子的恶行，也就更加明显了。又如齐侯夺取郓地，鲁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这是齐侯为昭公夺取的。昭公被季氏驱逐，寄居在外，邻国没有谁怜悯他，只有齐侯亲自到野井慰问他，为他夺取郓地让他居住。按常情论，齐侯可以说对昭公有恩德了。然而齐侯担任方伯的职责，继承霸主的事业，有甥舅之亲，不能纠合诸侯来讨伐季氏的动乱，使昭公返回国家，反而做这种琐碎之事，这是助长贼臣窃取国家权力，而废弃方伯救患的道义。所以记载说“齐侯取郓”，看其文辞好像无故夺取城邑一样，应当坐罪的人厌恶他，因为这种行为不足以称为道义。《春秋》重视道义而不重视恩惠，说的就是这个。左氏说：“凡是记载‘取’，是容易的意思。”《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取”是容易，是文辞上的说法，都没有通达圣人的旨意。况且鲁庄公打败宋国军队而后夺取郜地，宋国人夺取郑国长葛地，包围而后夺取，这容易吗？凡是直接说“取”而不说“伐”的，称为容易的文辞是可以的【原注：如取郓、取邿之类】，不可以都通例视为这样。左氏又说：“凡是攻取城邑不使用军队称为取。”考察经文有时记载“伐”，怎么能说是不使用军队呢？又如“取谷”的战役，鲁庄公率领楚国军队夺取漷水东边的田地以及沂水西边的田地，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三位卿率领军队，这不是军队又是什么？只有“取济西田”、“取邾田”、“自漷水”、“齐人取济西田”，这三者都是齐国贿赂我国，或者我国贿赂齐国，或者他人拘捕其国君，使我们得以拥有其地，可以说是不使用军队罢了，不可以作为通例。三家的说法都没有完全通达其旨意，这是不知道一字之安排，还有更深层的含义。考察其上下文的关联，然后才能显现出来。大概三家把《春秋》当作鲁国的旧章，所以每件事都用通例来说，大概不知道出于圣人的意志，文辞相同而事情变化，则各有其含义【原注：凡是说“取某师”的，都是全部俘获的意思。左氏说：“覆没而打败”，意思是全部覆没而战胜，其说法也通，然而“取”是得到的称呼，如果只是打败而没有死，那么逃跑回去，怎么能称为“取”？那就应当记载“败其师”，不应当说】

译“取”字，赵氏对此进行驳斥，也是恰当的。

译《春秋辨疑》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辨疑》卷二

宋 萧楚 撰

侵伐辨

关于“侵”与“伐”的含义，《左传》的解释已经足够了。然而杜预（征南将军）不能详细辨析其中的旨意，于是导致众儒说法纷纭。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拿《春秋》和《周礼》来验证罢了。凡是明显地出动军队，敲响金鼓而逼近敌国，称为“伐”；率领军队直接向前，而不敲响金鼓，使敌人察觉不到军队的到来，则称为“侵”。“侵”，是压制、掠夺的意思。查考《大司马》掌管九种征伐的法令【原注：凡是出兵讨伐有罪者都称为“伐”，所以总共有九种】，对于残害贤人、祸害百姓的情况唯独称为“伐”，这是“伐”的正统用法。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贤者是天下普遍尊重的对象，而残害他们，这是在内已经失去民心，在外必然没有诸侯的援助，是天下共同憎恶的。所以明显地出动军队，敲响金鼓去讨伐他们，这就是所谓“伐”的正统用法。对于倚仗险固不服从的，就去“侵”他们，所谓不服从，只是阻遏王命罢了。敢于这样做的，只是倚仗地势险固而已。这在内未必失去民心，在外未必没有诸侯的援助，所以率领军队进入其境内而不敲响金鼓，使敌人察觉不到军队的到来，夺取其险固之地来讨伐他们，这是先王用兵的权变之法【原注：“侵”是占据掠夺的名称，《尚书》说“侵于之疆”，“侵”与“袭”相似，都不敲响金鼓，但“袭”是趁其不备而夺取，不是讨伐有罪者的方法，所以不在九伐之列。“侵”则不是趁其不备而夺取占有】。查考《春秋》，记载“侵”有说“获”、说“溃”的，因为不是明显地出动军队，敌人察觉不到军队的到来，所以被俘获或导致溃败。没有再次记载“围”的【原注：“伐”有再次记载“围”的】，因为侵略不会导致深入敌境。查考经文中记载“来侵”的有五次，都说“鄙”（边境），由此知道它不是深入敌境【原注：赵氏认为“侵”有攻破别人国家的，这是指侵蔡“蔡溃”而言。齐桓公率领八国军队去侵蔡，蔡是小国，没想到八国军队突然聚集在其境内，有什么可倚仗而不惊骇且溃败的呢？由此更加知道所谓“侵”，不是明显地出动军队，是很清楚的】。至于“伐”则有说“战”的，因为明显地出动军队，被伐者知道军队到来，所以能够结成阵势而战。《左传》说：“有钟鼓称为‘伐’，没有钟鼓称为‘侵’。”意思是说“伐”就敲钟击鼓而前进，“侵”就不敲钟击鼓，这种说法也通。查考经文中齐桓公率领八国军队侵蔡，蔡溃【查原本“蔡溃”下有“者，而又”三字，文义不通。查考《春秋》记载“公会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此处虽然不全引经文，而“蔡溃遂伐楚”五字自然可以直下，现在删去】，接着伐楚，难道是说侵蔡时八国都没有钟鼓，到伐楚时才有钟鼓吗？用这个来验证，就知道《左传》所说的“无”，只是不敲钟击鼓罢了，军队的耳目在于金鼓，进退怎么可以没有呢？《公羊传》《谷梁传》以及诸家的说法，赵氏驳斥他们是正确的。然而赵氏自己解释说：“称述罪行去讨伐称为‘伐’，没有名义出兵称为‘侵’。”况且蔡自从北杏会盟后二十多年，未曾再与桓公会盟，那么它背离华夏、从事戎狄之事是可以知道的。侵蔡是没有名义出兵吗？又“侵”在九伐之列，都是先王讨伐有罪者的方法，为什么唯独在《春秋》中成为没有名义的出兵呢？杜预认为钟鼓是用来声讨罪行的【原注：《国语》说：“伐要准备钟鼓，声讨其罪行；侵要隐蔽声音，因为是短暂的事。”大概《左传》看到“伐”就声其金鼓，“侵”就隐蔽声音，于是认为钟鼓是声讨罪行，这是不知道先王用兵的方法不同。况且“侵”与“伐”都在九伐之列，都是讨伐有罪者的军队，怎么可以说隐蔽声音就是没有罪行可声讨呢？杜预不能详细辨析，他的过失太大了】。夫兵戎诛杀，是威服天下的大权柄，统一海内的方法，是王官所掌管的。春秋时期，诸侯擅自使用，大抵是强者夺取弱者，众者兼并寡者，最终四分五裂，溃散为战国。孔子记载这些，是为了显示王者失去了天下的威权柄，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希望后来的君子看到这些，知道威权柄不可失去。难道只是拘泥地计较称述罪行还是没有名义而记载“侵”或“伐”吗？当时戎狄的军队，也有称为“伐”的，难道他们也能使用周朝的礼法吗？如果相信杜预的说法，“伐”是有罪行可声讨的，那么凡是记载“伐”的都是善行吗？这是大大违背《春秋》大义的了。有的人又说：“因有嫌隙称为‘侵’。”大概是看到司马迁称桓公因蔡姬之事发怒，于是兴兵讨伐蔡，管仲因而引导他伐楚，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详细查考经文所载，蔡背叛中原很久了，楚成为中原的祸患很久了。齐桓公在僖公初年会在柽地谋划这件事，又会在贯地，会在阳谷，然后大会列国去讨伐他们。蔡与楚国尤其接近华夏诸国，所以先侵蔡，蔡溃败后才〇兵临楚，进军驻扎在陉地。像这样难道是因为挟带嫌隙而兴兵吗？如果真的因为一个姬妾导致发怒，那么列国难道肯举众跟随他吗？又怎么配称为齐桓公呢？况且召陵之盟，《春秋》还认为是善行，侵蔡伐楚也是圣人所赞许的【原注：齐桓公从即位到僖公元年以前，凡会遇盟十三次，都记载爵位，举兵十四次，都记载人名，因为他攘除夷狄、拯救中原的功绩尚未显著，所以贬低他。到侵蔡伐楚，才开始记载他的爵位，因为他攘除夷狄、拯救中原的功绩已经显著，所以赞许他】。有的人又说：“进入并占据其地，称为‘侵’，那么伐楚驻扎在陉，陉是楚国的土地。为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