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辨疑卷二

译说这是“侵”吗？学者不能依据经典来考证传记，大多拘泥于传记，或者采用杂家的言论来解释经典，否则就是主观臆断，这就使得圣人的旨意显得晦暗不明，而大多未能完全阐明。【原注：有人说《春秋》记载“侵伐”，是为了记录用兵程度的深浅，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侵国并非深入敌境，但也有深入的情况。侵蔡，蔡国溃败，这难道是程度浅吗？圣人笔法仅仅记录深浅，将有什么意义呢？深入者罪重，浅入者罪轻吗？不是这样的。侵和伐都是先王讨伐有罪者的军事行动，因为施行方式不同，所以名称各异。诸侯只知道僭越使用侵伐的手段，却丧失了先王征伐的道义。有的明显举兵临阵，却并非对方有残害贤良、祸害百姓的罪行；有的不明显举兵临阵，却并非对方有负隅顽抗、不肯臣服的罪行；这不过是各自仇敌党派互相倾轧罢了。孔子因此记载下来，以显示他们只有侵伐的名义，而没有侵伐的道义，这就是他们最终导致暴乱的原因。】外夫人书葬辨【原注：齐侯安葬纪伯姬，其义与楚子安葬陈哀公相同】

译《春秋》记载鲁国夫人，就写“薨”、写“葬”；我的女儿作为外国的夫人，就写“卒”，不写“葬”，这是比内夫人降等，是《春秋》的常例。外夫人不写“葬”，而写“葬”的，就是非常例了。庄公四年，齐侯葬纪伯姬；三十年，葬纪叔姬；襄公三十年，叔弓前往宋国，葬宋共姬。这三者，是圣人的特别笔法。那葬纪伯姬的，为什么是讥讽性的记载呢？讥讽什么呢？齐襄公逼迫驱逐纪侯而夺取他的国家，却埋葬他的妻子，这是施行豺狼虎豹般的暴行，却做出女子的仁德，可恶啊，不可称善啊。伯姬是鲁国女子，自身死亡、国家灭亡，臣子不能协助鲁国君主，而埋葬她是可以的，反而坐着观看而不加体恤，亲近亲人的道理在哪里呢？所以记载齐侯葬伯姬，是为了彰显齐侯的不正当，并责备鲁国忘记了亲近亲人的道理。这就是文字在此处兴起义理，在彼处显现，相互讥讽的意思。那葬纪叔姬、宋共姬的，为什么是褒扬性的记载呢？褒扬什么呢？纪叔姬说：纪国虽然灭亡，但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成为附庸，那么宗庙还存在于酅地。叔姬是纪侯的陪嫁女子，伯姬已经去世，丈夫被驱逐、国家灭亡，没有途径回归鲁国，终老在那里是可以的，改嫁也是可以的。叔姬认为鲁国虽然是父母之乡，但父母已不在，兄弟也已去世，与其孤身一人终老在鲁国，或者改嫁侍奉他人，哪里比得上归死在丈夫的宗族，来承继纪国的祖先更好呢？于是她回到酅地，来奉养祭祀，终其一生。踪迹虽然涉嫌嫌疑，这也是权变中的正道。论其义理足以约束淫乱，论其恩情足以成就孝道，妇道算是得着了，不能说她不贤。圣人在记载她归酅、去世、安葬时都写“纪叔姬”，是为了明确她坚守作为纪侯之妇的身份，并非再次归于纪季，所以说这是褒扬性的记载。有人说：妇人出嫁称为“归”，《经》上写“纪叔姬归于酅”，那就是再嫁的言辞。男女之别，是人伦的大义，既然做了纪侯的陪嫁，又做了纪季的妻室，扰乱大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圣人在记载去世、安葬时都系于“纪”，是不认可她归于纪季。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春秋》的贬斥通常加在那些情节严重的人身上，不会一一都加。如果叔姬确实再嫁给了纪季，那么记载她归于酅就足以显示她的不正当了，又何必在去世、安葬时一一都不认可呢？这是第一个证据。凡是鲁国女子作为外国的夫人，地位与鲁君相当，在她去世时，鲁君为她改变丧服服丧九月，所以记载她的去世，是记录我国恩礼所及的范围。那些嫁给公子、大夫的，地位不与鲁君相当，不为她们改变丧服，所以不记载去世。像叔姬，如果确实再归于纪季，那么地位不与鲁君相当，又何必记载去世呢？这是第二个证据。叔姬在隐公七年归于纪，庄公十二年归于酅。从隐公七年到庄公十二年，总共三十五年。计算她初归纪时的年龄，也不低于十六岁。合计起来，那么归酅之时，叔姬已经五十多岁了。假使叔姬想要出嫁，那么纪季难道会贪图美色而接纳她吗？这又是明显的证据。有人说：叔姬只是妾罢了，以奉养祖先为己任，正当吗？回答说：古代诸侯一次娶九位女子，礼制没有再次娶妻的。所以嫡妻去世就立继室，代理夫人的事务。叔姬是伯姬的陪嫁，是纪侯的继室。伯姬已经去世，叔姬就担任夫人的职责了。叔姬不因丈夫被驱逐、国家灭亡而改变心意，终身奉养祭祀，礼制上没有什么嫌疑，能不称她贤吗？所以记载她归纪，记载她归酅，记载去世，记载安葬，是因为她贤德而特别记载。不然的话，叔姬只是妾罢了，事情怎么能登上《春秋》的防篇呢？褒扬什么呢？宋共姬说：“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这是说死并不难，难的是死得其所。妇人的品行，以贞洁为最大。共姬以礼自持，等到火灾发生而去世，可以说是能妥善处理死亡了，举世一人而已。即使是古代的列女，又能增加什么呢？圣人记载她的去世，记载我国大夫会葬，又记载她的谥号。像这样的，是因为她贤德。春秋时期，骊姬祸害晋国，夏姬使陈国灭亡，文姜、哀姜的混乱，鲁国宣淫放纵，恬不知耻。以及杞姬、荡姬、鄫姬之类，有的来朝见她的儿子，有的来求取媳妇，没有父母而归，不等待媒人而结合，逾越法度礼制，比比皆是，那么天下的妇道就可以知道了。像纪、宋二姬的守节，难道是多得吗？圣人选取这些，在《春秋》中推崇，是为了规范天下的妇道。有人说：圣笔特别记载二姬的安葬，不同于其他，怎么知道她们贤德呢？回答说：《春秋》所记载的，详于尊贵而略于卑贱，详于内部而略于外部。所以鲁君就写“薨”、写“葬”；大夫就写“卒”，不写“葬”，这是比君主降等。至于陪臣，不曾记载一次。内夫人就写“薨”、写“葬”；我的女儿作为外国的夫人，写“卒”，不写“葬”，这是比内夫人降等。至于妾媵，就不曾记载。这是贵贱详略的区别。现在二姬特别记载安葬，这是提升并尊崇她们，使她们与我国夫人同等。提升并尊崇她们，不是因为她们的贤德又是什么呢？有人说：安葬是一样的，那伯姬也记载安葬，为什么不能算是褒扬性的记载呢？回答说：安葬虽然一样，考察她们的事迹却不同，怎么能相同呢？那里先记载纪侯大去其国，接着记载齐侯葬纪伯姬，伯姬大概是鲁国女子。看她的言辞，就知道她不正当

译所以说是用讥讽的笔法来记录这件事。《春秋》中有赞美和贬斥，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辞句，是因为通过编排辞句、比较史事，善恶自然就能分辨清楚，这正是这类情况。辞句相同而史事不同，史事相同而辞句不同，圣人都在其中有所褒贬取舍，这正是笔削的大法。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春秋》。如果编排辞句则相同，比较史事则不同，却都用同一类说法来解释，这是杜预在《左传》中的弊病，不是善于学习。《公羊传》《谷梁传》的大意，认为记载伯姬、叔姬下葬，记载共姬逃亡，记载因火灾而死，都是隐讳地记载她们下葬。圣人作《春秋》，特意用来垂示训诫天下后世，难道仅仅是为了掩饰一时悲痛的个人私情吗？左氏认为共姬身为女子却未行妇礼，违背了圣人的防范，这太过分了。《周南》《召南》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关雎》《鹊巢》歌颂后妃夫人，能够用礼法约束自己罢了。共姬不畏惧一死来坚守礼法，这是连大丈夫都难以做到的，何况是妇人呢？何况是在春秋那个时代呢？《易经》中“过涉灭顶，凶，无咎”，是因为杀身成仁，共姬也接近这种境界了。我担心后人把所认为的善当作非善，所以特别详细地阐述《春秋》的说法。

译楚子败绩辨

考察《左氏传》中鄢陵之战的事例，楚王对子反说：“先前大夫们导致军队覆没，是因为国君不在，你不要把这当作过错。”子反回答说：“我连国君和军队都失去了，怎敢忘记以死谢罪。”声子与子木谈论鄢陵之战时说：“楚军大败，国君受伤，军队溃散，那么楚军战败的情况就显而易见了。但《春秋》记载‘楚子败绩’，不仅仅是列举重大的事件而已，而是直言其败，以加重对他的谴责。”《谷梁传》说：“四肢都受重伤叫做败。”这里的败是指眼睛受伤。如果这样，假如国君虽然受伤，但军队却获胜，又可以说成是败吗？《公羊传》也说：“国君受伤，那么宋公在泓水受伤，吴子在檇李受伤，为什么没有称他们为败呢？”他们的说法都只知道列举重大事件，却不知道圣人有着微妙的防范之意。凡是《春秋》记载战争，军队战败而国君战死，就称为“灭”，沈子、胡子就是这样。军队战败而国君也受伤，也只说“师败绩”罢了，这是因为以军队为重。在泓水、在檇李不称宋公、吴子“败绩”就是这样。唯独这里直言楚子战败，是为了加重对他的谴责。叔时称楚国对内抛弃百姓，对外断绝友好关系，轻慢盟约而食言，违背时机而行动，使百姓疲敝以逞强。郤至也说：“楚国有六个可乘之机”，那么楚子的恶行也就可知了。当时，晋厉公虽然没有晋文公那样的贤德，但他的大夫们和睦团结，没有失去霸主的政令，晋国强大兴盛，诸侯服从。楚国既然贪婪无道，屡次侵犯大国，争夺中原盟主之位，做事不量力，以致自身丧命、军队战败，这是自取灭亡。所以圣人直言其败，是为了加重对他的谴责。《春秋》所记载的违背常规的例子，都有深意。因此，梁人记载其灭亡，是自取灭亡；郓直书其溃败，是自取溃败；王室直书其动乱，是自取动乱；郑国抛弃其军队，是自取抛弃；齐人在遂地被歼灭，是自取歼灭；楚子战败，是自取战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加重对他们的谴责，并以此警戒训导后世。先儒有人说：“楚子眼睛受伤而退兵，军队实际上没有战败，所以不说军队。”根据经文记载“楚子、郑师败绩”，那么就是“楚子败绩”了，难道仅仅因为一个人受伤就可以称为败绩吗？这是思考得太不周全了。

公孙会出奔辨【原注：与叔段不言叛同】

曹国的公孙会从鄸地出逃到宋国。这与华亥从宋国的南里出逃，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罪行完全相同，不记载他们叛变，大概是因为当时奸谋逆节的迹象已经显露，国人察觉到了，还没来得及发作他们就逃跑了，所以不说叛变。然而仍然记载从鄸地出发，是因为看到他们占据鄸地。记载出奔，是因为看到他们不被国家所容，他们的恶行也就可知了。之所以这样记载，是不让奸臣侥幸逃脱，这就是所谓的《春秋》诛心，正是这类情况【原注：有人认为不说叛变，是因为没有报告，这没有完全领会《春秋》的含义】。《公羊传》说：不说叛变，是为了给公子喜的后代避讳。君子憎恶恶人，只限于本人；褒奖善人，惠及子孙，因为他们是贤者的后代，所以君子为他们避讳。这只是平常的言论，不是君子的确切论断。君子对于善恶，不是愤怒就施加刑罚，也不是高兴就推崇名位。当他通达天下的事理，成就天下的事务时，他的好恶与天下相同。天下所厌恶的，就跟着惩罚；天下所喜爱的，就跟着奖赏。赏罚方面君子没有私心。因此，奖赏公正地对待善人，没有人敢钻空子以求赏；惩罚公正地对待恶人，没有人敢侧目而视以怨恨惩罚。这就是二帝三王之所以能直行正道的原因。如果说贤者的后代即使作恶也应当避讳，那么惩罚就不能施行于贤者的同类，怎么能叫直行正道呢？况且商纣王、夏桀都是圣人的后代，等到他们的罪恶泛滥，商汤、周武王联合天下人诛杀他们。管叔、蔡叔，是文王的儿子，王季的孙子，都因为作恶被诛杀，他们的事迹流传在《诗经》和《尚书》中，孔子删定这些典籍而没有为他们裁减罪行，是因为没有私心。为什么唯独在《春秋》中，因为一个公子的贤德，他的后代即使为国家作恶，还要为他们避讳？这难道是《春秋》的道义吗？《谷梁传》说：从鄸地出发，是专据鄸地。说公孙，为什么说他是凭借高贵身份取得鄸地而不是叛变？人臣不凭借封邑叛变，是常事，难道值得记录吗？根据实际任命为卿，所以姓氏得以记载在防地。凡是《春秋》记载出奔的，都是定罪。《春秋》时期，大夫和公子的出奔，如果不是因为富有奢侈、强势逼迫而被猜忌恐惧讨伐而逃窜，就是污浊的行为和逆乱的节操已经显露，国人同心协力驱逐他们，或者是同僚之间互相倾轧，不胜而逃亡，未必都有元恶巨罪。然而孔子不记载具体事情而只称某氏出奔，是专门定罪。君子侍奉君主，衡量之后才进入，不进入就先衡量。所以可以就进用，不可以就退隐。在事先运用智慧，见微知著，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安置在没有危难的地方，而有奔亡的祸患呢？所以圣人的笔法不记载他们被驱逐，都说自行出奔，专门定罪，以此来警戒天下后世的为人臣者。有记载“从某地出奔”的，是用来表明他们专据封邑叛变，不胜而逃亡，公孙会这类人就是如此。偶尔有变文记载“某侯的弟弟出奔”的，也是表明他的兄长不能容他，两方都加以讥讽。大概诸侯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以此来尊崇君臣的道义，而抑制兄弟的恩情，没有其他原因，人伦的大纲，就是君臣父子。君臣的道义不尊崇，那么上面就无法制约下面，人伦的道理几乎就要废弛了。所以兄弟不能

译因为属于通例，偶尔有提到兄弟的，都是为了防备祸患。至于本来没有罪过而因避祸出逃的，就不记载，齐襄公作乱时，子纠前来投奔，没有在经文中记载，就是这样的例子。

译战争辨析上

《春秋》记载的外战共有十六次，其中只写“人”的有四次【原注：庄公二十八年甲寅，文公七年于令狐，十二年于河曲，昭公十七年于长岸】；写诸侯的有七次【原注：僖公十五年于韩，十八年于甗，二十二年于〇，二十八年于城濮，文公二年于彭衙，成公十六年于鄢陵，定公四年于柏举】；写臣子的有五次【原注：宣公二年于大棘，十二年于邲，成公二年于新筑，哀公二年于铁，十一年于艾陵。案：经文哀公二年战于铁，原本误作鍼；十一年战于艾陵，原本误作十二年于文陵，现在改正】；只说战不说败的有三次【原注：令狐，河曲，长岸】；说败不说师的有一次【原注：甲寅之战，卫人败绩】；说战不说“及”的有一次【原注：河曲之战就是这样】；不说败而说俘获的有一次【原注：战于韩〇，晋侯】；直接写某侯败绩的有一次【原注：楚子败绩】。

凡是败绩，没有只写“人”的，卫国称“人”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厌恶卫国而特别贬低齐国。案《左传》记载：周惠王命令齐侯讨伐卫国，因为卫国帮助立了王子颓，卫侯不服从而与齐国交战，所以《春秋》记载“伐”、记载“战”，以显示其不服从，表示厌恶。接着记载卫人败绩，是不赞许臣下率领军队对抗君王。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原注：伐宋，战于宋】？不称齐国战于卫国呢？五大夫奉王子颓作乱，周惠王有招致祸乱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卫侯的罪过吗？况且王子颓已经死了，即使可以归罪于自己，也已经是改朝换代了。惠王不能反省自身、归罪于己，反而谋划在下国动武，这难道是明君的做法吗？齐侯不知道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做法，遵循道义而不盲从君主的原则，竟然拥兵残害百姓，这难道是贤能的方伯所为吗？更何况索取贿赂才回国，羞辱了王命呢？这就是齐侯被贬称“人”而特别加以谴责的原因。贬低齐国，那么不赞许惠王讨伐卫国就可以知道了，不然的话，《春秋》奉王命讨伐罪人只有这一役，怎么能不赞许齐侯呢？

为什么说战不说败呢？回答说：胜负相当，或者省略了。令狐、河曲，因为秦晋交替暴虐；长岸则因为吴楚不是中原国家，所以都省略了，这是为了表示厌恶。

为什么不说败而说俘获呢？回答说：这是为了厌恶晋侯。三次施恩不报，以致发生韩之战，还刚愎自用、违背占卜，这是自取俘获的做法。

败绩没有直接写某侯的，楚子败绩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特别厌恶楚子。背弃友好、亵渎盟约，违背时机而动，使百姓疲敝以逞强，这是自取败绩的做法【原注：有人说：君主被俘不说师败绩，是为什么呢？举出重要的，不对。《春秋》以百姓为重】。

河曲之战，为什么不说“及”呢？回答说：两国自从殽之战以来，交替兴兵，频繁报复，战争已经太急了。所以圣人到了河曲之战，不区分主客，而统一他们的罪责，并且省略将帅，而特别表示厌恶【原注：主客都写“人”】。

甗之战，为什么说宋及齐呢？回答说：宋国是公爵，以尊贵及卑下。以内部及外部，以大及小，以中原及夷狄，这是《春秋》的原则。

战争没有不记载日期的，不记载日期的，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以百姓为重，战争耗费百姓性命，所以都谨慎地记载日期。不记载日期的，是史官的缺漏【原注：如日食没有不记载日期的，也有不记载日期的，由此知道史官有缺文】。

有人说：〇之战，宋公及楚【原注：当时楚庄王被贬称“人”】；城濮之战，晋侯及楚人；柏举之战，吴子及楚人；而邲之战，则是晋荀林父及楚子；鞌之战，则是晋鲁曹卫大夫及齐侯。为什么楚国的大夫都写“人”呢？回答说：晋鲁曹卫，是中原国家，所以君主写君主，臣子写臣子。至于楚国，则是《春秋》眼中的夷狄。昭公、襄公之时，君臣都得以记载于经文的，不是赞许他们，而是彰显他们的强盛。然而对于会盟之类的事情，如果涉及侵伐等，则记载。臣子的姓氏还可以说明原因。至于战争，则是与我们为敌了。君主与我们为敌，还可以说；臣子与我们为敌，就更严重了，所以楚国的大夫都写“人”，是微言大义。这是为了保存中原而抑制夷狄。艾陵之战，直接记载了，比楚国更省略，其道理也是相同的。

战争辨析下

《春秋》记载内部以及外部战争，共有七次不写“及”的，其中一次【原注：桓公十年于郎。案经文：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原本误作十一年，现在改正】；写“及”的有四次【原注：桓公十二年于宋，十七年于奚，庄公九年于干时，僖公二十二年于升陉】；写会合诸侯及战争的有一次【原注：桓公十三年己巳之战】；卿会合外部大夫及战争的有一次【原注：成公二年于鞌】。

郎之战不写“及”，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齐、卫、郑的君主无故兴兵加害于我们，所以不写“及”而说“来战”，看其文辞好像三国自己交战一样，这是为了特别谴责三国毒害百姓。《春秋》记载战争二十三次，在内部的，始于郎；在外部的，始于宋。所以圣人在这两次战役中，深责首恶，希望后世看到这些知道战争不可轻易使用。

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不得已才使用。《春秋》中的战争，是不得已吗？那四次写“及”并且不出现内部名称，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举国的辞令，以百姓为重。《春秋》内部战争与平定不出现名字【原注：不赞许公大夫，只写“及”而已】。大概战争则毒害百姓，平定则化解愤怒、消除怨恨，百姓得以免于

译战争之事，其祸福不仅仅关乎国君和大夫，所以这两处都使用了代表全国的措辞，以民众为重。民众确实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存亡系于他们身上。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君较为轻贱”，这正是《春秋》所蕴含的道义。己巳年的战役，为什么称“公”？回答说：可以称“公”，因为郑伯、纪侯也参与了这场战争，所以如此记载。打败某国军队，为什么称“公”？回答说：我方获胜所以可以称“公”，如果是作战我方战败就不能称“公”了。己巳年的战役，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原注：在郎、在奚、在升陉都是鲁国的地方，只有己巳年不记载地点】？回答说：这是为了避讳，因为那是我国的首都。干时的战役，为什么不避讳战败？回答说：这是《春秋》的深意。《春秋》的道义中，有不以为耻的情况，也就用不以为耻的方式记载，所以有含蓄的文字来体现道义，也有因为当事人不以为耻而直接记载以彰显其罪恶的情况。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干时战役中我军大败，就是这样的例子。齐桓公对内弑君篡位，对外促成动乱，接受贿赂并将贿赂的器物供奉在太庙中，安然不以为耻，所以圣人的笔法就顺着记载，文字没有回避隐晦。鲁庄公忘记了齐襄公杀害他父亲的仇恨，为他主持婚礼，与他一起讨伐卫国，与他一起出行狩猎，共同包围郕国，安然不以为耻，所以圣人的笔法就顺着记载，文字也没有回避隐晦。这就是所说的因为当事人不以为耻而直接记载，以彰显其罪恶的严重程度。

译战败杂辨

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有的比另一些好一些罢了。城濮之战，是晋文公用来抵御夷狄的，只有这场战争可以担当得起‘义战’之名。鄢陵之战，虽然没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绩，但也是中原国家打败了夷狄，算是次一等的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与泓水之战、邲之战相比，中原国家反而被夷狄打败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至于河曲之战，那就更加可恶了。春秋时期的内战始于郎之战，外战始于宋之战。圣人在这两场战争中，特别用‘文’字来记载，以诛责挑起祸端的人。百姓因此知道，凡是记载战争，都是看重这件事的。其中所肯定的，确实只是‘彼善于此’罢了。至于记载战败的，也是如此。春秋时期，四方夷狄交错侵扰，中原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各国中能够作战并打败夷狄的，与中原国家被夷狄打败以及反而被夷狄打败的情况，是有区别的。然而，中原国家打败夷狄，夷狄打败中原国家，圣人的笔法在其中没有给予或剥夺吗？回答说：这是《春秋》的微妙防范。四方夷狄对于中原国家，就像月亮对着太阳，虽然不能互相没有，但明暗自然不同。至于夷狄猖狂跋扈，侵扰掠夺无法制止，这是因为中原国家失去了控制。《诗经》不是说吗？‘雅乐完全废弃，四方夷狄就交错侵扰。’《尚书》说：‘不要懈怠荒废，四方夷狄就会来朝拜。’所以圣人的笔法将它们归为一类来记载，以显示中原国家失去了正道，然后四方夷狄才乘虚而入。况且圣人在《春秋》中，既然肯定了齐桓公、晋文公抵御夷狄，至于其他讨伐、打败、侵扰、作战夷狄的行为，又一一加以肯定。那么后世只知道依靠锋利的兵器、坚固的铠甲来制服四方夷狄，而驱使我们的百姓在荒凉之地糜烂死亡，将会接踵而至地记录，那么舞干戚以服有苗、筑垒而崇国投降的故事就不值得相信，以文德招来远方的说法，几乎成了迂腐空泛的言论。在这里可以看出圣人防范世道的考虑是很深的。”

言伐言围辨

《春秋》的文字，出自圣人的删削，一件事的记载，有的详细有的简略，而褒贬之意就在其中，不能用常规来拘束。凡是讨伐国家不记载围困城邑，因为举国为重，这是常规。偶尔两者都记载，是为了加重其罪恶。经文中记载围困的有四十四次，讨伐并记载围困的有九次，都是为了彰显其罪恶。有人说：僖公六年，齐桓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围困新城，是为了讨伐郑国逃避首止之盟的罪过。桓公屡次会合诸侯以奖助王室，保卫中原而抵御四方夷狄，虽然盟会侵伐不是出自天子，也可以说是变通中的正道。郑伯不遵守盟约，不能说没有罪过。为什么既记载讨伐又记载围困？回答说：郑国背叛华夏，兴起诸侯讨伐它是可以的，但立刻围困其城邑像这样，是仅仅倚仗兵力的强大罢了。从前有崇国无道，周文王讨伐它，它不服，文王退兵修养教化然后再讨伐，依托营垒而崇国投降。郑国逃避盟约还比不上崇国的无道，桓公能做出文王所做的事吗？郑国将要听从命令都来不及了，可惜不知道采取这种方法，只致力于用武力使人屈服，所以圣人的笔法再次记载围困，以彰显其罪恶之甚。有人说：那么凡是记载围困的都是不好的吗？还有可以称道的，也有非常可恶的。僖公六年讨伐郑国围困新城，与二十八年围困许国，这都是桓公、文公的霸业，想要统一诸侯而尊崇天子，联合盟国以抵御四方夷狄，与其他相比这是好的，所谓可以称道的。与襄公元年，各国大夫围困宋国彭城，为宋国讨伐鱼石的叛乱相比，哀公三年，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围困戚地，为儿子抗拒父亲相比，不还是好一些吗？看彭城隶属于宋国，而戚地不隶属于卫国，那么圣人褒贬的意思就在其中了。有人说：如果这样，新城之战为什么还比齐桓公更甚呢？回答说：圣人褒贬各按其等级施加，不能一概而论。齐桓公是方伯，不能敦厚德行、崇尚礼义来使叛逆者顺服、使远方者归附，只依赖兵戎武力，这难道是方伯之道吗？所以讨伐郑国的战役再次提到围困，是用方伯之道来责备他，这是责备贤者要求完备的意思。况且桓公自从即位以来，盟会就记载爵位，侵伐就记载人名，到了召陵之战后，侵伐用兵才开始出现爵位，那么圣人重视文德、轻视兵戎就可以知道了。讨伐郑国的战役也记载了他的爵位，那么肯定他讨伐郑国也可以知道了。然而还是记载围困新城，难道不是责备他不能退兵反躬自修，于是倚仗人多而围困他吗？有人问：鲁国自己围困叛乱的城邑，圣人记载它与围困外国城邑没有区别，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春秋》的微妙旨意。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听政于一国，威严不足以制约，德行不足以怀远，而陪臣竟然占据城邑背叛，那么国家没有政令刑罚就可以知道了。臣子窃取城邑背叛，其罪明显；君主失去政令刑罚而导致臣子背叛，其事微妙。《春秋》的写作，就是为了阐明微妙的道理，所以不记载叛乱而直接记载围困。某者，专门用来归罪于上位者，所以端正根本，希望后来的君子，前见而后自省【原注：公羊、谷梁的说法都不值得采纳，先儒又说讨伐就说讨伐，围困就说围困。考察：左传中讨伐国家而后围困的情况很多，记载在经文中只有这几处，他们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输平辨

隐公六年记载郑国人来输平。《左传》作渝平。说这是更改和好。解说的人说变更前恶复为和好。不对。凡是记载渝的，是变坏的言辞。如渝盟，是变坏盟约而不信守。果真记载渝平，那就与渝盟之类相同。这与郑国没有和好。考察经文，前四年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那么这一年与郑国讲和是明确的。大概不是渝字。应当从两传以输为正。四年翚已经会合宋国讨伐郑国。五年宋国又讨伐郑国围困长葛

译郑伯畏惧鲁国再次与宋国联合出兵攻打自己，所以派使者来我国请求讲和。所谓“输”，是指有所输送，是赠送财物的说法。原注说，传文中提到“晋国饥荒，秦国输送粮食”，由此可知“输”是赠送财物的说法。这难道不是郑国用丰厚的财物来请求与我们讲和吗？所谓“平”，是指有不平之事。意思是双方已经结下怨恨、关系不和，现在通过讲和使彼此消除隔阂，恢复如初，所以称为“平”。讲和之后，两国友好和睦，百姓得以放下武器，返回田间耕作。这种利益不仅关乎国君和大夫，所以《春秋》凡是记载讲和，即使有使者在中间奔走也不记录，只列举两国，以百姓为重。如“及齐平”、“暨齐平”就是这样。“及”是以我方为主而记载，“暨”是难以相及的说法，表示不得已而相及。如果是与郑国讲和，两国都愿意，应当以我方为主记载为“及郑平”；如果是不得已而相及，应当记载为“暨郑平”。现在既不写“及”也不写“暨”，而写“郑人来输平”，是为了表明郑国有所输送而请求讲和。鲁国和郑国是兄弟之邦，鲁国不顾念兄弟同姓的亲情，联合宋国攻打郑国，等到郑国送来厚礼才与他们讲和，这太可恶了。所以圣人的笔法改变了常规，记载为“郑人来输平”，专门谴责鲁国忘记了亲爱亲人的道理。《春秋》凡是外国有事来到鲁国就加以讥讽，唯独在鲁国方面就省略外字，只写“人”。如“齐人来归卫宝”就是这样。这里写“郑人”，独在鲁国方面，是可以知道的。后来郑伯又把城邑归还给我们，那么这一年确实有输送财物，更加可信了。原注说，公羊传和谷梁传说“输”是“堕”的意思，郑国与我们没有达成和议，这种说法也不值得采纳。如果郑国与我们没有达成和议，怎么会有八年归还祊地的事呢？孙复说“输”确实是来求和，这也是主观臆测。

译等到会盟时不写出内方的名字，（原注：无论是战事还是和平，都不写出内方的名字，战事自有论述）

周朝自从东迁之后，其礼法在天下之中，诸侯擅自僭越，几乎殆尽，所以《春秋》所记载的事情，大体上都不符合正道。然而其中仍有值得称道的，也有极其可恶的。圣人治理世事，顺应变化而不拘泥于常旧，所以有细微的文字来与之相应，有贬斥来加重其恶，有直书而善恶自然分辨，有避讳来体现其义。凡是经书中写“公及某”的，与“大夫及某”之类，是表明内方为主。写“公会某”、“大夫会某”的，是表明外方为主。其善恶轻重，归于主方。有写会盟而不写出内方名字的，写“及”而不写出内方名字的，是表示有贬斥，况且还有深意。庄公十六年冬十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结盟。其不写出内方名字，为什么呢？是表示单独贬斥庄公。齐桓公称霸，使强国服从、弱国输诚，安定中原，各国跟随他就安定，背叛他就危险。为什么要贬斥庄公呢？回答说：庄公的父亲被齐襄公杀害，这是鲁国与齐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怨。齐襄公死后齐桓公即位，仇人虽然更换，但作为人子之心，应当如何？庄公之前既已在柯地与齐桓公结盟，现在齐桓公大会诸侯，庄公又前往，鲁国没有不忍之心，难道孝子之心应当如此冷漠吗？所以圣人不写“公会”，以示贬斥，用来勉励廉耻，并教导天下以孝道。《春秋》的贬斥，常在其最严重的地方。况且凡是结盟，或者彼此有约定，至于共同结盟，就与之共同了。仇人的儿子而与之共同，可以吗？这在柯地还可以说，在幽地就严重了。所以不在前面贬斥，而在此处贬斥。如果庄公念及父仇不可忘记，愿意为社稷考虑，也不可使齐桓公的功绩显著。如果不隐忍含耻去顺从，就不能怪罪他了。为什么安然无恙，心中没有丝毫挂碍呢？有人说：这次会盟唯独不写出名字，怎么知道庄公不知耻呢？回答说：从经文中知道。即使齐襄公在世，公为主，婚会之伐卫，及之行狩，共之围郕，圣笔一一记载，用以显示其无耻。这不待贬斥就知道其恶了。现在齐桓公联合天下诸侯而与之共同，庄公也与之共同，无耻至极。所以圣人唯独在此对内贬斥庄公，而对外实际上与齐桓公，所以写出齐桓公的爵位。忠孝廉耻，是人伦的大界限，如同饮食膳羞，不可一日忘记。如果臣子都无廉无耻，不忠不孝，即使拥有四海，怎么能治理呢？先王制定复仇之礼，难道只是为申雪孝子的冤屈吗？实在是担心忠孝在天下淡薄。像鲁庄公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免于圣人的贬斥呢？僖公十九年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地结盟。其不写出内方名字为什么呢？回答说：贬斥其背离中原而与夷狄结盟。这时齐桓公已经去世，诸侯没有统一，夷狄再次肆意侵扰。宋公首先发起曹南之盟，继承霸业，虽然没有齐桓公的贤能，其志向也足以与之相比。各国不能与之同心协力，捍卫中原，反而引强楚为齐之盟，最终使楚人得志，在盂地拘捕宋公，在〇地击败宋军，围攻陈国、讨伐齐国。当时中原的衣冠习俗，几乎完全泯灭。所以圣人在对外都写“人”，而对内不写出名字，以示贬斥。四夷可以用兵威，不可轻易以礼让接待。你以礼让，就一定会开启其贪婪之心。楚国自晋文公之后，争夺中原盟主，到灵王即位，就大肆要求诸侯，在申地会盟，拘捕徐子，杀死庆封，诱灭陈蔡，并杀害其君臣，以至于投〇诟天，想要吞噬寰海。其后吴越相继兴起，效仿楚国的一辙，中原于是横溃辐裂，无可奈何，而春秋终结。追溯其由来，都是诸侯有以开启的。那么夷狄怎么可以轻易与之共同行事呢？所以春秋允许夷狄不一而足，这次齐地的结盟所以不免圣人的贬斥。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其不写出内方名字为什么呢？回答说：贬斥其逾越礼制而要挟上位者。楚国自〇战以来，猖狂不道，鲸吞虎噬，陵暴夷等。各国君主俯首顺从。晋文公奋起，征曹伐卫，在城濮击败得臣，在践土与诸侯结盟，夷蛮退却，诸夏复兴，王室恢复尊严，功绩足以记录。然而晋文公既已再次召天子监盟，现在又派大夫致王臣与各国在翟泉结盟，这都是挟持上位者以临人，渎大典而伤名教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圣人在对外都写“人”，而对内不写出名字，以示贬斥。王者能制天下，以其尊无与匹，势无与敌，不可得而屈。如果得以屈之，怎么能制天下？必然导致失天下。所以晋文公虽有盖世之功，振主之力，翟泉之举，犹不免于圣人的贬斥。写“及”而盟却不写出内方名字的有四次：隐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庄公二十二年及齐高傒盟于防，文公二年及晋处父盟，十年及苏子盟于女栗，就是这些。

译在宿地结盟，为什么主客双方都不称名？回答说：是不承认他们这样做。结盟会面的礼仪，天子有时用来发布邦国的命令，而申明天下的政令，诸侯专断尚且说不可，何况大夫呢？隐公、桓公时期，诸侯无论大小，都专断地实行；文公、宣公以后，大夫无论内外，都专断地实行，太不正当了。圣人厌恶这种行为，所以《春秋》开始，诸侯结盟会面，就直书其事以彰显其不正当，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就是如此。大夫结盟会面，就贬低他们以加重其罪恶，“及宋人盟于宿”就是如此。到了文公二年，垂陇之盟不书外大夫的名氏，讥讽从此政令在大夫手中。自文公以前，有记载内大夫与诸侯结盟的，因为重在诸侯，不等到贬低内大夫就显现出来了。解说的人认为宿之盟都是地位卑微的人，这是没有完全理解圣人的旨意。隐公、桓公时期，政令还未到达大夫，何况地位卑微的人有专断盟会之事呢？况且地位卑微的人的事，圣人不记载在册，因为他们地位低微权力轻，不为国家利害，这是所书写的重大法则。上下有常规，势力尊卑有等级，衰败不可逾越。上面所做的事，下面的人不得擅自行事；卑下的人所从事的事，尊贵的人不得亲自参与，改变这些就是混乱之道。因此《春秋》尤其谨慎于名分。现在齐国让高傒与庄公结盟，晋国让阳处父与文公结盟，这是让大夫与国君对等；鲁国不让正卿与苏子结盟，这是让国吏与王臣对等。他们扰乱上下尊卑的名分如此，将不能用来训诫了。所以圣人在这三件事中内都不出名，以显现其义。凡是公与外大夫结盟，如果不是大夫专断傲慢于公，公自己屈尊与之结盟，就书“人”，“公及莒人盟于苞来”之类就是如此。外大夫专断傲慢，就称名以彰显其罪恶。现在书高傒、阳处父，那么罪责他们的专断傲慢，也就可知了。虽然如此，高傒不去氏而在地名结盟，阳处父去氏而不在地名结盟，为什么呢？回答说：防之盟，庄公想与齐国通婚，虽然高傒傲慢，也是公的意愿；至于阳处父的盟，则是晋侯以文公不朝见为是，所以屈公与其臣结盟，这是鲁国的耻辱，所以阳处父去氏以加重其贬斥，不书地名以讳言其盟。有人说：阳处父不氏，是因为未受命。根据次年救江书阳处父，难道到这里才开始受命吗？加重其贬斥可知了。有人说：苏子书“及”。怎么辨别他与内大夫呢？回答说：“王的卿大夫，其尊贵与国君相同。如果文公与他结盟，那么势均位敌，不等到贬斥就显现其不正当了。”《春秋》自文公之世，政令在大夫，所以大夫结盟会面就书“人”。现在内不出名，用可知是地位卑微的人。所以说：“《春秋》有贬斥而后显现其义的，这类就是。”书“及”伐而不出内名的有两处【原注：桓十二年及郑伐宋，战于宋，所以不在此数，并在战説】桓十七年及宋人、衞人伐邾；僖四年及江人、黄人伐陈，就是如此。这两处，不仅罪责其专断用兵，还有旨意。根据左传，宋与邾争强而伐之，是伐邾者宋的意愿。桓公背弃趡之盟，跟随宋伐邾，其无故弃信，毒害百姓如此，罪恶甚大。所以圣人不书内名以贬斥他。书“及”者，以我主之专恶于鲁也。伐陈之役，鲁实受命于齐，讨陈以辕涛涂之误道也。是时伐楚方退师未返国，非公亲行则大夫帅师以往，今内不出名者，不予受制于齐也。书及江人、黄人，若我帅二国者，不予齐桓之讨陈也。诸侯受命天子，正也；诸侯而受命于诸侯，非正也。陈大夫不欲诸侯之师返由已者，师不整也。齐侯知讨人之罪，而不能省厥躬，岂古贤方伯之事哉？故圣人不予其伐陈也。此二役俱非微者，其不出内名，皆不予之，亦各有旨也。凡书战与平，皆不出内名，何也？曰：举国之辞，以民众为重也。平则释愤解怨，民免于干戈之役；战则驱民之死地，其利与祸不止系君大夫而已。故二者圣笔不出内名，举国之辞，以民众为重。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春秋所书，大致亦以民事为重。又凡外大夫来聘而后盟者，盟在大夫也，故内皆不出主名，不予其专也。成、襄之世，诸国大夫专权尤甚，虽承君命来聘，复自要结信誓以从其欲，故不出内名，示不予也。至定、哀之际，诸大夫伉君而致国，或自相倾覆，皆借外国之援焉，其祸兆基于专盟矣。此圣笔所以一一书日。谨其兆祸端故也【原注：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衞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十一年，晋侯使郤犫来聘。己丑，及郤犫盟。襄七年冬十月，衞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来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刘。凡此者，皆以来聘而后盟者，

译只记载书名，不记载地名，是因为在国都举行盟誓，这是可以推知的。唯独“盟于刘”这一条只记载地名，是因为刘地并非国都。天子会合诸侯，如果有重大疑难之事，就在都城之外筑坛盟誓。鲁侯与列国大夫在都城之外盟誓，其恶劣程度就可以知道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得其义理。先儒有人说：不写出内名，是因为鲁公为了从简略的辞令。《春秋》的辞令虽然简略，但必定要使它能够辨别事实，不会简略到这种程度。查考鲁成公十一年原本没有一字，经文“郤犨来聘”是鲁成公十一年的事，现在增补录入。

译有蜚辨

圣人在《春秋》中记载灾异，记载灾害是因为其祸害波及百姓，记载怪异是因为人道败坏而预示祸乱，这都是用来警戒训导世人的。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就不载入史册。所以一种谷物受灾必定记载，而月食这种变故却不记载。因为月食是常事，而谷物是食用的，一种谷物歉收，百姓或许就会面临缺粮的困境，这是显示忧念百姓【原注：《春秋》即使只有一种灾害也记载，定公元年十月降霜冻死豆类就是例子。《公羊传》说：一种灾害不记载，这是不对的。有人说：周历的十月相当于夏历的八月，不该降霜，即使降霜也不该冻死作物，这是记载怪异。如果这样，只记载降霜冻死草木就够了，何必特指豆类呢？大概是因为圣人以百姓饮食为重，一种谷物歉收也记载，这也是后世忧念百姓的缘故】。庄公二十九年记载“有蜚”，解说的人说那是“蠦蜰”，也就是负盘臭虫【案：《尔雅》“蜚”“蠦蜰”，郭璞注：“蜚就是负盘臭虫”，原本“负臭”误作“员”，现在改正。又郭璞只说“蜰”而不说“蠦蜰”，这是因为《尔雅》将“蜚”“蠦”连读，此处所引是兼采邢昺疏的内容】。果真如此，那就既不是灾害也不是怪异，圣人为什么要记录呢？根据《山海经》：“蜚像牛，白头，一只眼，蛇尾，走到水里水就枯竭，走到草上草就枯死，出现就有兵役【案：“出现就有兵役”，《山海经》原文作“出现则天下大疫”，刘敞解释《春秋》引用时作“出现则该国大疫”，这里说“兵役”，或许是当时引用的错误，或者是《山海经》传刻不同】”，正是这种生物【原注：郭璞赞蜚说：“蜚既然得名，形体看似无害，所经之处枯竭，比鸩毒瘟疫更厉害，万物都恐惧，希望你远远离去。”案：今本《山海经》图赞既作“攸”又作“斯”】。凡是说“有”的，都是以“有”表示不寻常，不寻常的意思不是灾害就是怪异。考察《春秋》记载“有蜚”之后，中原诸侯相继发生战争，每年侵犯，劳役日益增多，从成公以后，与文公以前相比，年代差不多，但侵伐盟会、弑君灭国叛乱几乎比之前多了一倍。获麟之后，强弱兼并，最终对峙形成战国，直到秦朝，天下生灵在兵役中大量伤亡。“蜚”作为征兆，难道是真的吗？有人说：以前的儒者说《春秋》记载怪异不说明其对应的事情，现在怎么说呢？回答说：这是通达者的言论。天下遥远的事情本来就有无法知道的，也不能用固定的标准来论断。然而天象常有象征，祸福的到来，其征兆必定先出现，所以《春秋》将变异与人事混杂记载，是让智者观察，自然能领悟，而中等资质的人也知道敬畏天戒，恐惧反省，不敢放纵自己，这是它的大旨。它所记载的，难道是徒劳的吗？这不容易和浅薄的学者讨论。有人说：“鸜鹆，说‘有’来筑巢，为什么呢？”回答说：“鸜鹆在其他地方是常见的鸟，不是因为它在鲁国筑巢养育后代就认为没有【原注：传文说鸜鹆不越过济水】，所以记载‘有’，记载‘来’，如同从其他地方而来，记载‘巢’，这也是记载怪异。蜚、蜮之类，是不寻常的事物，所以直接记载‘有’罢了。神明用来预知未来，凡是吉祥与怪异，都是未来事情的验证。史官所记载的，确实清晰可考，而汉代儒者不理解，多附会加以解说，所以让喜欢争辩的人认为都不值得相信，大概也是没有深思罢了。

不书弑君之贼辨

《春秋》的文辞，有众人不认为有罪而认为有罪的，有众人共同怀疑而认为可疑的。众人不认为有罪而认为有罪，是不让奸人侥幸逃脱；众人共同怀疑而认为可疑，是担心无辜者被牵连。《尚书》说：“宽恕过失不论大小，惩罚故意犯罪不论轻重”，这都是圣人留给世间的准则。因此许止进药，赵盾出逃，楚比胁迫立君，归生害怕谗言，陈乞哭泣诉说，都不是亲手用刀杀君的人，而孔子一一以弑君罪加给他们，不让奸臣侥幸逃脱。郑伯髡顽，楚子麇【案：麇原本作麋，现在根据经文改正】的死因有不可知的地方，孔子都按正常去世记载，不追究他们的凶手，为什么担心无辜者被牵连呢？如果包藏祸心，成为国家的祸患，让他们侥幸逃脱，那么大奸大恶的人就得以逞志了；如果迹象涉及幽暗不明，必定施加刑罚，那么善良弱小的人就会因为被诬陷而遭受大恶名。这是《春秋》的训诫。左氏认为两位君主记载去世，都是依据他们的讣告，况且即使是极力讲究修饰的人，也知道弑君是大恶。《春秋》时期，弑君自立的人很多，又肯向邻国讣告说“某人弑君”吗？如果弑君者都不如实告知，《春秋》又从哪里记载呢？大概两位君主的死，事情涉及幽暗不明，不能决断知晓，所以圣人不记载“弑”，表示与众人共同怀疑。如果当时明明知道子驷是郑伯的凶手，公子围是楚子的凶手，难道能不记载吗？莒庶其、密州、齐悼公三人的传文，都说死于弑杀，而经文记载“卒”，其用意也与此相同，不然，作传的人就是妄言。应当以经文为准。

书至辨【原注：鲁公外出而有两件事的，有的由前事导致，有的由后事导致，有的不导致事情，有的依据事情导致，三家诸儒都失去了其义理，所以详细解说】

鲁公外出，《春秋》有时记载“至”，有时不记载，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谨慎对待鲁公的出行，而

译况且这是为了彰显其中的义理。国君是一国之主，也是人神的主宰，其出入之际，国家的存亡系于其中，因此不可轻率。古代治理国家的君主，如果不是去述职或办理王事，从未曾越过国境，就是因为这不可轻率。东迁以后，诸侯僭越作乱，出入没有节制，车马旌旗金鼓交错横行于天下，如果不是侵伐，就是举行盟会。所以圣人在君主出行而有忧患危险时，就记载“至”；即使没有忧患危险，但长久停留在外，也记载“至”。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显示为君者不可轻率，国家的民众不可长久在外。考察隐公时期，正值《春秋》之初，天下的动乱尚未严重交织，虽然有盟会侵伐，却未曾记载“至”。到了桓公在唐地与戎人结盟，会合诸侯讨伐郑国，记载“至”于会盟、讨伐，是从这里开始的。庄公、僖公时期，盟会频繁，但很少记载“至”，大概是因为那时齐桓公对外抵御夷狄，对内安定中原各国，屡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所以鲁公出行没有其他的忧患。成公、襄公时期，晋国、楚国争霸，干戈每年侵扰，所以盟会很少有不在记载“至”的。昭公、定公时期，各国大夫专权，尤其鲁国也有季孙氏的祸患，所以直到获麟，鲁公出行很少有不在记载“至”的，即使是国内讨伐邑地，也记载“至”。由此说来，那么记载“至”，是担忧其出行，害怕其不能回来，所以记载“至”。就像大夫出使归来，未曾记载“至”，只有被俘获而归的，才记载“至”，都是担忧其不能返回，庆幸其归来而记载【原注：襄公从楚国回来，到了方城，听说季孙氏夺取了卞邑，于是就不敢入境，由此可知记载“至”，是担忧其前往而庆幸其归来】然而鲁公一次出行而有两件事，有的以前事记载“至”，有的以后事记载“至”，有的不记载“至”。其记载有时依据本件事而记载，那么又有防备之意。考察圣人的笔法所记载的，如果两件事都正当，就以前事记载“至”；都不可取，就以主后事而记载“至”。有善恶之分，就选择可以称道的来记载，或者厌恶它，或者赞许它。僖公六年，鲁公会合诸侯讨伐郑国，于是救援许国，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那时齐桓公称霸诸侯，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逃避了首止的盟约，而救援许国，则有担忧中原各国的心，这就是所说的两件事都正当，所以以前事记载，彰显其本来的谋略。定公四年，鲁公会合诸侯在召陵，侵伐楚国，在臯鼬结盟，鲁公从会盟回来。晋侯会合十八国的军队，谋划为蔡国讨伐楚国，最终也没有成功，反而使讨伐楚国、救援蔡国的功劳归于强大的吴国，虽然在臯鼬结盟，又有什么作用呢？所以记载“侵楚”，表明其不敢公然举兵临阵；记载“公及诸侯盟于臯鼬”，是不赞许晋侯专断这次盟约。凡是鲁公会合诸侯而后结盟，没有再次出现鲁公而言及的，因为其主导权在外面。唯独这里再次出现鲁公而言及，是厌恶晋侯不能抵御夷狄而安定中原，不赞许他。所以以国内为主而记载鲁公从会盟回来，这就是所说的两件事都不可取，就以主后事而记载“至”。之所以反过来以我方为主，是因为如果不是那样，以显示其不值得赞许。成公七年，会合诸侯救援郑国，在马陵结盟。十七年，会合诸侯讨伐郑国，在柯陵结盟。那时中原不振，诸侯没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资质，不能与楚国争雄。郑国虽然有救援、讨伐的战役，只是徒劳而已，所以都记载从会盟回来，彰显其救援、讨伐的不值得称道。僖公二十八年，在温地会盟，于是包围许国，鲁公从包围许国回来，是以后事记载“至”。襄公十年，在柤地会盟【案：柤原本误作桓，据经文襄公十年会于柤，杜注楚地，庄加反，今改正】于是灭掉偪阳，鲁公从会盟回来，是以前事记载“至”。大概温地的会盟，晋文公迎请周天子而朝见；柤地的会盟，则是会合吴国而灭掉中原的国家。所以一个以前事记载，一个以后事记载，这就是所说的有善恶之分，选择可以称道的来记载【原注：召天子不可称道，所以以后事记载说从包围许国回来；灭掉中原的国家也不可称道，所以以前事记载说从会盟回来】又僖公四年，会合诸侯侵伐蔡国，于是讨伐楚国，在召陵结盟，鲁公从讨伐楚国回来。那时楚国猖狂无道，侵犯中原，齐桓公对此痛心已久。在柽地会盟，在贯地结盟，来谋划这件事。蔡国是其盟友，于是侵伐蔡国、讨伐楚国，在召陵与屈完结盟，最终使强大的楚国顺从，直到齐桓公去世，截然没有侵扰的祸患，那么齐桓公的功绩显著了，所以以讨伐楚国记载“至”，这就是所说的依据本件事而记载“至”，赞许其讨伐楚国。襄公十一年【案：盟亳城北，会于萧鱼，据经文为襄公十一年事，原本作二十一年误，今改正】会合诸侯讨伐郑国，在亳城北结盟，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这一年又会合诸侯讨伐郑国，在萧鱼会盟，鲁公从会盟回来。这是晋悼公称霸。郑国自从齐桓公、晋文公死后，有时依附夷狄，有时归顺中原，所以晋悼公连年大会诸侯而讨伐它。郑国屡次反复，亳北的盟约，郑国虽然一同参加，随即又背叛离去，所以记载从讨伐郑国回来，以显示盟约未能使郑国臣服。萧鱼的会盟，郑国最终归顺中原，楚国二十年不敢争雄，都是晋悼公的功绩，也可以称道，所以记载从会盟回来，赞许其会盟。那么齐桓公讨伐楚国，在召陵结盟，不以会盟记载“至”，为什么呢？回答说：征伐是刑罚，盟会是礼仪。礼仪用来安抚中原，刑罚用来威慑四方夷狄。楚国是南方的夷狄，未曾与中原结盟，讨伐它可以，结盟岂是不得已的吗？《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

译这就是所说的道理。郑国是中原诸侯国，曾经与中原诸侯结盟，讨伐它是迫不得已，会盟它则是可以称道的。所以在郑国记载“会”，是肯定这次会盟；在楚国记载“伐”，是肯定这次讨伐。意思是说，仅靠讨伐不足以惩戒它，这是圣人尊崇中原、疏远四夷的深意所在。

又如襄公十八年，会合诸侯共同围攻齐国，在祝柯结盟，回国后记载“至自伐齐”。【按：在祝柯结盟，以及从讨伐齐国回来，是襄公十九年的事，虽然与会合诸侯围攻齐国历时不久，但年代不可混淆，似乎脱漏了“次年”二字】。这表示不肯定列国合力围攻齐国。齐国的侵扰暴虐，夷狄等国讨伐它是可以的，但竭尽全力围攻它就太过分了，所以用“伐”来记载。【按：僖公曾会合诸侯围攻许国，回国后记载“至自围许”，那是晋文公刚称霸，两次会合诸侯，许国都不来，围攻它是可以的。这里不用“围”来记载，那么不肯定列国围攻齐国就显而易见了。】

又如成公十三年，公前往京师，于是会合诸侯讨伐秦国，公回国后记载“至自伐秦”，以此表明公朝见周王并非本意，那么他的厌恶之情就可知了。这就叫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来记载，以表示厌恶。

又如成公十六年【按：成公十六年原本误作十七年，根据经文中“执季孙行父”的事发生在十六年，那么“会合诸侯讨伐郑国”的话，应当就是指沙随之会。《左传》说“在沙随会合，谋划讨伐郑国”，而且经文中没有出现公，指的是晋侯。篇中说“公在晋侯那里未受礼遇”，那就显然不是十七年冬天会合诸侯讨伐郑国的事，现在改正】，公会合诸侯讨伐郑国，晋国人拘捕了季孙，公回国后记载“至自会”，因为公在晋侯那里未受礼遇，所以用“会”来记载，这就是所谓不记载那件事。

那么，同样是围攻却记载“伐”，是不肯定那次的围攻；会合讨伐却记载“会”，就像没有完成讨伐一样，是避讳那件事。

又如襄公三年，公前往晋国，公与晋侯在长樗结盟，公回国后记载“至自晋”，这是不肯定晋侯与公在长樗结盟。天子在国都城外与诸侯结盟，是合乎礼的；诸侯在国都城外与诸侯结盟，是有嫌疑的。所以说：“公至自晋，是不肯定他。”

因此，用地点或国名来记载的，是严格谨慎地记录他的行程；用事件来记载的，有肯定有否定，微妙的旨意就在其中了。《公羊传》说：“顺心意记载‘会’，不顺心意记载‘伐’。”那么成公十六年【按：六原本误作三，现在改正】沙随之会，诸侯没有见到公，记载“至自会”；这一年又会合诸侯讨伐郑国，晋国人拘捕了季孙，记载“至自会”，这难道是顺心意吗？

《谷梁传》说：两件事偶然同时发生，就用后发生的事来记载；后发生的事较小，就用先发生的事来记载。而且在温地会合，然后围攻许国；讨伐郑国，然后会合于萧鱼，却都用后发生的事来记载。如果认为盟会是大事，那么在温地会合就不应当记载围攻许国；如果认为征伐是大事，那么讨伐郑国就不应当记载会合；如果认为两者是偶然的，那么讨伐楚国盟于召陵，讨伐郑国盟于亳城北，为什么都以前发生的事来记载？

《左氏传》认为告知宗庙就记载“至”，而且诸侯的宗庙一定在都城之内，昭公失去都城在外，如去齐国、去晋国，在剸陵结盟，都记载“至”，难道是告知宗庙吗？大概出外必须告知宗庙然后出发，返回必须安定然后告知宗庙，这是国君的常礼。《左氏传》的说法只是当时的常礼罢了，却不知道圣人记载“至”，是为了严格谨慎地记录公的出行，并且用以显示大义，希望后世看到这些就知道国君的举动不可不慎重。三家的说法都错了。

又如夫人通常不记载“至”，唯独文公九年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记载“至”，是讥讽夫人没有父母而回归，所以记载“至”，表示担忧。文姜淫乱，几乎使国家灭亡，文公不吸取前代的祸患，又放纵夫人，违背礼制行事【原注：礼制规定，父母去世后不许回归兄弟之家】，所以孔子特意在经书中记载，用来勉励后世谨慎处理家庭之道。

译《春秋辨疑》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辨疑》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辨疑》卷三

宋 萧楚 撰

石鹢辨

孔子原本依据鲁国史书，兼采各国史志，从而撰写《春秋》。旨在彰显王道失政，逐渐导致祸乱，并讥讽切责当世。因此简化其文辞，隐微其旨意。该记录的记录，该删削的删削，以成就一经的训诫，并非仅仅完全依照旧史的事迹和文辞。其大致情况仍可见于传注记载。

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阅读晋国史志，看到董狐记载赵宣子弑君一事，说：“可惜啊，出了国境才能免罪。”【原注：当时赵穿弑君，赵宣子出奔，未越境便返回，所以《家语》、《左传》都记载了孔子叹惜的话，然而都没有阐明孔子的本心。凡是《春秋》记载某人弑君，并非记载亲手行刺的人，而是记载为首的人。大臣作乱，也未必亲自动手，必定有替他执行的人。像后世的梁冀、司马懿之流，都是弑君的贼人，难道是他们亲手行刺吗？这必定是赵宣子有弑逆的谋略，而赵穿替他执行，所以董狐据此记载，孔子又据此记载，得到了详实的情况。不然，怎么可以将大逆不道的罪名加在无辜的人身上呢？赵宣子在当时号称贤大夫，所以孔子叹惜，大概是言辞谦逊以避谤而已，并非真的认为他贤德。人本来有外表贤德的，平时行为贤德的，等到面临利害关头，不能守节，甚至成为像枭獍一样的恶人，这种情况很多。赵盾之类就是如此。撰写传注的人不能推究孔子的本心，而失去了详实，后来的学者又说赵盾确实没有弑君，错误就更远了。】

如今《春秋》也记载赵盾弑其君，这是孔子依据晋国史志的记录而加以记载。又说，孔子读史读到楚国恢复陈国一事，说：“楚王贤德啊，轻视千乘之国，而重视叔时一句话的信用。”如今《春秋》只记载“丁亥，楚子入陈”，不记载叔时的话，这是孔子依据楚国史志的记录而加以删削。【原注：所谓读史，必定是楚国的史书，如果是鲁国《春秋》，不应该记载楚国之事如此详备。】

又说，晋文公召见天子，让诸侯朝见，孔子说：“以臣召君，不可以作为典范。”如今《春秋》只记载“天王狩于河阳，公朝于王所”，没有诸侯朝见天王的事。《国语》称臧文仲带着鬯圭、玉磬到齐国请求借粮，而《春秋》记载“臧孙辰告籴于齐”，不说“如”（前往），也不说“圭磬”。《诗经》说：“卫国被狄人灭亡，齐桓公抵御夷狄，封立卫国。文公迁居楚丘，开始建立城市”，而《春秋》只记载“狄入卫”，不说齐侯封卫；记载“城楚丘”，也不说卫国迁徙。《尚书序》说：“秦穆公伐郑，晋襄公率领军队在殽地击败他们”，而《春秋》记载“晋人及姜戎败秦师”。《左传》记载卫宁殖说：“我得罪了圣人，后悔也来不及了。名字藏在诸侯的史册中。”卫宁殖、孙林父驱逐他们的国君，而《春秋》没有记载。驱逐国君的臣子，推究这个实质，就知道孔子在《春秋》中有笔有削，以成就一经的训诫，并非仅仅完全依照旧史的事迹和文辞，这是明显的。

因此，《春秋》的文辞，是圣人的文辞。经书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欧阳修认为六鹢、石五，名数先后记载的不同，都没有意义。西狩获麟不记载“几麟”；鸜鹆来巢不记载“几鸜鹆”。难道孔子唯独在记载石鹢时谨慎，而在记载麟、鸜鹆时疏忽吗？圣人记载灾异，旨在表达谨慎警戒罢了，何必在名数上如此谨慎？这种说法不是深刻理解《春秋》的人。

况且既然说孔子有笔有削，【原注：欧阳修也说笔则笔，削则削】如果旧史记载如此而没有意义，自然应当删削，何必留下这些来迷惑后人？况且既然记载了，就是有它的防微杜渐之意。六经中只有《易》、《春秋》出自圣人之手，而《春秋》记事不崇尚文采，其文辞尤其简严有法度，一字之重轻先后不妄下，如“星陨”、“陨霜”、“而复”、“乃复”之类就是如此。

公孙敖前往京师，没到就返回；公子遂前往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那两位废弃君命是相同的，然而“乃”是“而”的难辞【案：而之难辞，原本作而难之辞，今改正】，所以公孙敖记载“而复”，下面记载他出奔；公子遂记载“乃复”，下面记载他去世。就知道公孙敖因奸邪无故废弃君命，公子遂因生病不得已而后返回，那么他们的罪责也有区别了。所谓一字重轻不妄下，就是这样。

从上而落叫做“陨”，星、霜都是陨，而霜附着在物体上然后可知，所以先说“陨”后说“霜”。星依附于天，看到陨落就知道，所以直接说“星陨”。所谓一字先后不妄下，就是这样。

其记载灾异之事也各有防微杜渐之意。所以日食说：“有食之”，不指明食的程度，是因为无法知道【原注：传曰：“欿然不见坏，有食之者”】；在郊外祭祀的牛说“鼷鼠食”，指明食的程度，是因为可以知道。螽、螟不说“有”，因为是常物，因为它们为害，所以出现就指明它们【原注：书曰“螽斯而已”】；“蜚”、“蜮”说“有”，因为是非常物【原注：有蜚有蜮】。“有”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异常。麋先说“多”，蝝后说“生”【原注：多麋蝝生】，蝝是害物的虫子，不应该生，所以直接指明其生，说“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