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辨疑卷四

译文见义，这确实是有《左传》的癖好罢了，不足以和他探讨孔子的志向。

译子哀辨

宋国的子哀来投奔鲁国。有人说：子，是宋国的姓，哀是名。查考蔡国的公子防、陈国的公子舀，都是因国族之故出奔，为什么他们不连系姓氏而称公子呢？由此可知子哀的“子”是字。《左传》得到了这个防微杜渐的道理。当时，臣子贪图权势，倚仗宠幸，冒然占据尊荣利益，以至于倾覆家业、灭族，在当时的时代相继发生。像公子哀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懂得《春秋》知微见著道理的人。有人说：宋公的儿子子同、子纠之类，也不是这样。子，是对父亲的称呼。诸侯去世尚未安葬，嗣君称子，是因为灵柩在，犹如父亲还在，所以称子。这是对父亲的称呼。子纠，是齐襄公的庶长子。襄公去世，没有正嫡，按位次应当立他。所以孔子正名，书写为“子”，说他是应当继承父亲的【原注：诸侯的庶子称公子，说是先公的儿子。纠应当立，所以圣人的笔法去掉公字，只称子，因为他继承父亲的原因】。用纠继承父亲称子，那么小白篡夺国家、杀害兄长的罪过就彰明了。子同，是鲁桓公的正嫡【原注：查考如果桓公以太子的礼仪举荐他，史书必定写世子。孔子修《春秋》，去掉了世字罢了】。圣人因为桓公弑兄窃国，是法律所诛绝的，所以在同出生时不写世，说他不应当继承世位享国。只写子，就是所谓对父亲的称呼。名义上是有父亲的儿子，不是有国家的儿子。《春秋》的大逆不道，内部始于桓公，圣人罪责其首恶，书写虽然隐晦但意义显明，让后世有考证罢了。有人说：称子是一样的，怎么看出其正与不正呢？回答说：齐襄公已经去世，而纠写子，就知道是给予他。鲁桓公还在，而同写子，就知道是讥讽他【原注：同应当称世子，纠应当称公子】。《春秋》记事虽然只用一字，但事类不同，则各有防微杜渐之处。所以说：善恶不嫌用同样的辞语，因为美恶自然分辨【案：辨原本作辞，今改正】

地名不系所属之国辨【原注：若山属晋而不言晋，梁山】

有人说：“《春秋》中盟会、战败的地方，与山崩、麓崩，直接命名其地，不连系所属的国家，为什么呢【原注：若盟于某，战于某，并不言某国之地】？”回答说：“显示诸侯不得专有其地。诸侯受封，邦畿等级递减，虽然各有分域，然而功罪的不齐，先王于是有加地、削地的法则。所以邦国的土地制度在于王，诸侯不得有。能够制定邦国的土地制度，然后能够黜陟诸侯；能够黜陟诸侯，然后控制华夏于治平。所以《春秋》书写地名不连系于邦国，说天下的土地制度归于王。《春秋》书写王月，或者王正月、二月、三月，然后记事，然后记诸侯行事，显示天下的事必须统于王。天下的土地制度归于王，天下的事统归于王，而强侯暴国还能跋扈作乱的，从来没有过。周失去天下，反此，所以《春秋》具备其文以告后世【原注：其连系本国而言，如宋彭城、郑虎牢之类，则各有义也】

春秋字训辨【案：辨，原本作解，是书前后篇目统名曰辨，此处不应独异，今改从画一】

如之外也，往彼也；来之内也，向我也。献荐上也，呈也。初献六羽，荐于庙也；来献捷，呈于我也。锡上予下也，畀与也；非上非下也，告谒也，有所请也。告于庙，言谒庙也；告籴于齐，有所请也，不言求，假者货财易之也【原注：告亦求丐之意，籴言告者，非直求丐于彼，以财货请之也。《国语》《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齐告籴】泛视之谓之观，审观之谓之视【原注：视者，观之审也。《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语》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由所从出，则有踪迹，故观之而已。”所以测其意也。故曰视。《〇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其所以言者，又其意之所指也。”《春秋》于朔曰“视诸侯朝庙”，视朔然后听其月之政，欲其审故也。于鱼社曰“观”，言其观览而已】修旧之谓新【原注：新，延廐言修葺其旧致新而已，无所増改故也】创而为之之谓作【原注：作，僖主作丘甲之类，始创为之也。新作南门之类，不独修旧，又増大其制度，故曰新作，讥其僭也】起而置之之谓立【原注：苟错于地谓之置，起而置之之谓立。〇宫、武宫言立，二主之宫除去也已久，今再兴建，不言作者，以非本无始正创为之也，故皆曰立。观其文则知二宫既废，今又起置也。如衞人立晋之类，晋本庶子，位卑下，衞人尊之，使在大位，是亦起而置之之意，故亦谓之立。传曰：“立者不宜立也”，谓非正嫡次当立者，故于鲁则曰“即位”，即就之也，言其次当立，今正就位云尔，内辞也】以此为始之谓初【原注：如初税亩，后世遂以为常，故哀

译公说：“二分之一的赋税我还觉得不够，怎么能实行十分之一的彻法呢？”由此可知，所谓“初”，是后世沿用的说法，以此作为起始罢了。

“求”，是寻觅的意思；是平辈交往时的称呼；表示能否得到尚不可知的说法。【原注：经书中“求金”“求车”之类的说法，是讥讽王室向下索取不符合制度。王畿之内有固定的赋税，诸侯国有常规的贡品，如果不是贡品也不是赋税却去索取，就是没有法度，所以说“来求”，意思是来寻觅罢了，不用上下尊卑的言辞来称呼。】这是讥讽王室。以此来防范后世的贪婪残暴。《家语》中季孙的家臣说：“国君让我向田氏借东西。”孔子说：“国君向臣下索取，叫做取；给予臣下，叫做赐；臣下向国君索取，叫做假；给予国君，叫做献。”季孙于是命令他的家臣说：“从今以后，国君索取东西，不得说借。”由此可知，所谓“求假”，不是上级向下级索取的言辞，所以说“讥讽在王室”。

“乞”，是谦卑低下地寻求，表示事情重大，是尊重对方的言辞。【原注：乞，也是求的意思。如乞盟、乞师之类，都是因为事情重大，所以谦卑低下地寻求，谦卑低下以尊重对方，想要必定得到，所以说乞。】

“假”，是借的意思，含有归还的言辞。【原注：许田说假，是忌讳交换土地。诸侯的土地，都是君王所封赐，擅自送给别人，叫做无视君王而自行其是，是大罪，所以用委婉的言辞说假，好像说是暂时借用的，将来还会还给我，这是内部的言辞。】

“用”，是直接使用的意思；“以”，是意图的意思，是心意所驱使。【原注：以，是用之意。如郑伯以璧假许田，是说郑伯表示勤勉的心意在于假借许田，不是说用璧玉交换许田。伐楚以救江，当时楚国人包围江国，阳处父率领军队伐楚，希望楚军退兵从而解救江国，江国的包围就解除了，这是心意在于救江。以楚师伐齐，是说我没有军队亲自前往，只是让楚军去讨伐，是楚军伐齐，执行我的意图，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如果我自己担任统帅，亲临战阵，那就应当说用，如用牲、用币之类，我是直接使用罢了。】

“得”，是偶然得到的意思；“获”，是得到艰难的意思。【原注：麒麟说获，是狩猎后才得到的；诸侯说获，是战败后才得到的。像这类情况，都付出了努力，所以说得到艰难。宝玉大弓说得，好像是偶然得到一样，这是内部的言辞。】

“暨”，是难以相及的言辞。【原注：及，是按次序相及；暨，是不得已而相及，是难以相及的言辞。如宋公的弟弟辰暨仲佗出逃，看其文辞就知道仲佗是被辰强行率领的，辰既背叛兄长成为国家的恶人，又强行率领大臣出逃，其心肠太狠毒了，所以记载用暨，用来显示其艰难，从而加重辰的罪恶，而谴责仲佗不能坚守正道。后来又记载宋公的弟弟辰及仲佗进入萧地叛乱，那么辰是首恶，其次相及的是仲佗罢了。这一个字的难易区别，罪行的轻重就可以看出来了。】

“乃”，是“而”的艰难用法。【原注：公孙敖出使京师，没到就返回；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他们废弃君命是一样的，但记载说“复”，不说到了哪里，在下面记载他出逃，就知道敖是因为奸邪，无故废弃君命，所以记载。遂记载“乃复”，说到了黄地，在下面记载他去世，就知道遂是因为生病，然后返回，不是擅自无故废弃君命的人，他们的罪行也有差别。日中时能够安葬，太阳偏西才安葬，安葬不符合制度，同样到了太阳偏西才安葬，几乎不能完成丧事，所以说“乃克则葬之兼备又甚矣”。《公羊传》说：“而难辞也。”意思是文句将要断开处就用“而”字，修饰而连接，也可以说是难辞。乃难乎而其説是也。】

“不”，是直接不做的意思；“弗”，是不做的有故之辞，不是直接不可做。【原注：晋人把捷菑送到邾国，弗克纳，不是晋国的力量不能送入，因为诸侯的辞令，捷菑不是世子，所以不能完成送入。公追击齐军到酅，弗及，不是直接追不上，是畏惧不敢前进，酅是齐国的土地，公不能谨慎边境侦察，齐人来侵犯而没发觉，已经离开后才追击，又深入其地，才开始醒悟，畏惧齐国而不前进，齐国是大国，如果他们的军队还没走远，如果边境有伏兵，能保证没有危险吗？所以记载到某地弗及，用来讥讽公衡量敌情太晚，而向后世显示行军打仗不可轻易。如果直接不做，就说“不”，“不告月”、“不视朔”之类就是这样。】

毁坏并拆除它，叫做毁。【原注：毁泉台，是说毁坏并撤去它，坏音怪。】

铲平其险阻，叫做堕。【原注：堕郈，堕费，是说摧毁其城墙壕沟险阻而使之平坦。】

修筑墙垣，叫做筑。【原注：筑囿，筑邑之类，是说只为修筑垣墙作为防卫罢了。】

有垒土，叫做筑。【原注：筑台之类，垒土作为基础。王姬的馆舍说筑，古人建造居室都用土，《诗经》说“筑室百堵，王姬之馆”，不仅有居室的规制，而且在外还有垣墙的防卫，所以总称为筑。】

城，是可以登乘的，高广可以登乘防守。【原注：凡是城墙必定高广，又有女墙来遮蔽防守，所以说“城”是说登乘而可以防守。考察经书记载“城邢”、“城〇”、“城成周”这三者，那么国家与京师，不只是为垣墙的防卫罢了，就知道所谓城，都是高广可以登守的。又襄公时城费，定公时南蒯以费

译叛乱，于是拆毁费邑的城墙，大概是因为那里的城墙险阻可以倚仗，所以奸臣占据它而叛乱；如果只是普通的围墙，又何必拆毁呢？由此可知，所谓“城”，都是可以登上去防守的。《左传》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采纳，前代儒者驳斥它，已经非常详细了。】能够战胜，称为“克”，这是上级讨伐下级的用语。【原注：把捷菑纳入邾国未能成功，是因为我方理屈，不能战胜对方，所以没有完成纳入。在鄢地战胜共叔段，是能够战胜他。孔子说：“我作战就能胜利。”《易经》说：“大军能够相遇”，都是说能够战胜。扬雄说：“战胜自己的私欲叫做克”。】还，就是回旋，指刚开始离开那里；复，就是返回。【原注：鲁公从晋国回来，郑伯在棐地会见鲁公，鲁公到达从晋国回来，由此可知说“还”的时候，已经离开那里但还没有到达本国；没有到达就返回，这才叫“复”，都是没有到达那里就返回这里罢了。“还”与“旋”意思相同，都是转折的意思。】杀、戕、刺、弑，都是杀的意思。残忍地杀害称为“戕”，依法处死称为“刺”。【原注：鲁国处死大夫称为“刺”，是说使用三刺之法，这是内部的委婉说法。】长期积习而成称为“弑”，弑，是下级杀害上级的用语。【原注：《国语》说：“下级虐待上级称为弑”，弑，也就是杀，是说长期积习而为之。《易经》说：“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这是逐渐形成的。身为君主、父亲，尊贵亲近没有比这更甚的了，以至于被杀害，说明积习已经很久了，所以下级杀害上级称为弑。大概想成为君主父亲的人，早点辨别清楚就可以了。】虽然如此，这些都是《春秋》的防范，其他经典如果拘泥于此就不对了。【原注：《尚书》说：“让位于稷、契以及朱虎、熊罴和皋陶，你们不要有疑难的意思。”《诗经》说：“不亲身去做，是讽刺君王不亲身去做”，并不是说因为有缘故而不亲身去做，所以说其他经典如果拘泥于此就不对了。】

译王者是“大”的称谓，是从人的角度而言的。【原注：《尚书纬》说：帝是天之称号，王是人之称谓。】凡是同类中最大的，人们都称之为王。【原注：鮹鱼中最大的叫王鮹，蟒蛇中最大的叫王蟒。】祖父则称为王父。天子，是说继承天意而为子，是最尊贵的称谓。这就是王与天子在名分与实际上的区别。至于涉及诸侯的事务，有时称天子，有时称王，则各自有所防备和依据。《觐礼》记载，诸侯到达郊外，用王的命令去慰劳他们，知道他们顺从王的命令，在王所之地，就称天子。赐给他们馆舍，告诫他们要尽力，于是行事。从此之后都称天子，在礼仪上对待他们的献享，才称王，抚摸玉圭。等到他们袒露右臂、站立右侧，报告听候政事，就又称天子。赐给他们箱子，穿上命书。飨礼，推究这个道理来看，称王，是以大的身份凌驾于诸侯之上。称天子，是以尊贵亲近诸侯。【原注：《孟子》说：亲近他们，希望他们尊贵。】以大的身份凌驾于他们之上，是威慑他们；以尊贵亲近他们，是怀柔他们。威德施行，人们就畏惧仰慕；人们畏惧仰慕，奸邪盗贼就不会兴起。先王之所以能够驾驭天下，就在于审慎地把握这一点。《尚书》说：“你要恭敬地识别诸侯的献享，也要识别那些不献享的。”凡是这些称呼，是常规情况。那称为天王的，就像天之王，是最大的称谓。称其最大，那么威慑也就大了。这是非常规的情况。考察礼制，王去世报告丧事，临视诸侯都称天王。《周官》司服，为天王服斩衰。《春秋》王去世，也记载为天王。大概是因为在大丧之际，继位君主之初，君道尚未彰显，人心尚未安定，正是危疑的关键时刻，大奸之所窥伺，乃是非常之时。于是张大威武以防备，这是先王制定礼制的用意。观看《尚书》，康王即位，公卿大臣都手持兵器。《周官》王丧车，都设置戈矛防备，其严密的警卫防守如此，那么其张扬威武，临制天下，就可以知道了。与那临视诸侯乃至巡守，大明黜陟，于是有夺爵的，有削地的，甚至诛杀其君，灭其社稷。抑或在非常之时，那么其崇尚威武，又可以知道了。

《春秋》统辨

固守道之常经，而不观察时势的融会贯通，不足以与他讨论道；执守义之常规，而不衡量事变的机巧变化，不足以与他谈论义。这两者都失之偏颇。君子在这方面，贵在观察时势融会贯通，而不拘泥于道之常经；衡量事变机巧，而不牵制于义之常规。所以能够因时乘理，裁断适宜，通达变化，以济助当世。如果不是其深足以通晓天下的权变，谁能做到这样？【原附注：从“之二者”到“此者”六十四字，先生后来删去。】这种说法，我在《春秋》中看到了。当天下政令，王者之事，诸侯无论大小，都专断施行，僭越混乱得很厉害。王纲已经断绝，华夏逐渐衰微，夷蛮嚣张横行，肆意掠夺吞噬，天下混乱又更加严重了。而齐桓公、晋文公结盟开会，征战讨伐，使威信重新申张于列国之后。对内共同奖助王室，对外共同抵御四夷，文武之业在即将坠毁之时振起，衣冠之俗从虎狼之口中解脱，这难道不是彼善于此吗？唉！在此之前，有拒绝王命的，有怨恨王而夺取其禾的，有列阵与王作战的，那么诸侯对王室是怎样的呢？鲁、卫望风畏惧楚国，低头交好；陈、郑、曹、蔡的君主奔走不暇，那么中国对四夷是怎样的呢？所以孔子对于二霸的事迹，还用细微的文字记录下来。自从诸侯失去权力，而大夫专断国政，命乱也更加严重了。然而也还有可以看到的。因此，围彭城，是为君主讨伐叛臣；筑虎牢，是抵御楚国安定诸侯；筑〇有保全弱国的功劳；筑成周有尊崇王室的道义。凡是这些还可以说。至于澶渊之会，各位大夫最终没有归还宋国的财物，以彼视此，不说是还可以说的吗？【原注：澶渊之会，各位大夫称人，而虎牢之类大夫都书写姓名，那么澶渊的贬斥就可以知道了。应当采纳左氏的说法，或许都是微者并非如此，难道这一国役使各国都让防备者】高子来结盟，鲁君之位安定；华孙来结盟，而宋鲁之好通达；屈完来结盟，而夷夏之兵息止。比起当时献璧马之计，以掩袭人国，有如荀息者，渎乱齐盟，违背诺言，而奸时疲民，以扰乱诸夏，有如子反者。如果杀使者，执行人，以构陷衅端招致祸患的，不还是更好吗？赵鞅接纳蒯聩，比起赵盾接纳捷菑，就有区别了。诸侯而废置诸侯，不可以，何况大夫呢？然而赵鞅接纳的是正统，所以蒯聩称世子，而赵鞅没有贬斥的文字；赵盾接纳的不是正统。所以捷菑不称世子，赵盾被贬斥书人，这就是赵鞅之举还可以说，赵盾之役非常可恶。士匄侵犯齐国，听说齐侯去世，就返回。与幸灾乐祸而伐人之丧者，有区别了。大夫贪权倚仗，冒居宠利，以至于倾家灭族，相继于时。如果子哀不义宋公而离开他，难道不是《春秋》中知几者吗？公子据邑都叛乱，与那反国篡位，天属自相溅血，乱虐被其黎元者，相望于世。如果纪季知道国家必亡，以酅入齐，图存宗祀，不仅善于叛者，可谓《春秋》之微子也。【原注：《孔丛子》说：微子去殷，纪季入齐，良知时也。】许叔以国无主，入践其位，不折

译一箭未发，兵器未损，便再次复兴宗庙祭祀，收复故土，这不仅善于篡位者所能为，可谓春秋时期的少康。王室无法申诉冤屈，方伯连帅的职责废弛，天下势力强大者劫掠军队，强者杀戮，小国弱侯在强大国家之间挣扎，最终连人民社稷一同灭亡，比比皆是。像纪侯因齐国侵犯，势不能抗，将宗庙祭祀托付给季氏，拄着拐杖离开国家，可谓不拿所养育的人去害人，这也仅仅是太王那样的举动罢了。骊姬祸乱晋国，夏姬破坏陈国，文姜、哀姜扰乱鲁国，〇姬、荡姬、鄫姬等人，有的来朝见儿子，有的来求取媳妇，没有父母送行，没有媒妁聘礼就行动，她们宣淫纵欲，逾越礼法，扰乱常伦，纷纷如此，天下的妇道就丧失了。像纪叔姬、宋共姬坚守节义，即使是采蘩的夫人、江汉的游女，本来也无法超越，何况在春秋时期呢？卿大夫弑杀君主的人，比肩接踵，那么天下的臣道就丧失了。像孔父、仇牧、荀息为君主死节的人，本来就不容多数，难道不算是忠吗？鲁桓公被弑，隐公叔段谋反，郑宋辰占据萧地叛变，蔡昭公杀害世子，这是弟道缺失了。而叔肸不承认宣公篡逆，终身不在其朝廷做官，因为兄弟没有断绝的道理，虽然不认同也不离去，论其情足以表明亲爱亲人，论其风足以使残暴贼害之人惭愧，难道只是被《春秋》所推崇，也可以勉励后世做弟弟的人吗？商臣、蔡止弑父，这是子道缺失了。而申生不肯伤害晋献公的心意，宁愿受骊姬的诬陷而死，虽然使父亲陷入不义，然而不是立志于仁的人能做到吗？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有恶行了。所以史书记载：世子，也没有失去子道，用来勉励天下做儿子的人【原注：凡是被杀称为大夫，表明他没有失去大夫的道，杀无罪的人。如果有罪可杀，就去掉大夫的称号，杀良霄就是这样。这里杀称为弟，表明他没有失去弟道，如果有罪可杀，就去掉他的弟称号，郑段就是这样。申生称为世子，表明他没有失去子道，以加重晋侯的罪恶。宋痤被杀，称为世子，其义相同】。凡此种种，圣人都有所取，都是善意的。传曰：“《春秋》变革周礼，不是变革鲁礼，是通晓天下的变革。”解说的人说：“《春秋》没有褒奖记录诸侯大夫的僭越混乱，都是谴责他们。”有人说：“实在褒奖两者都是过分的言论。”考察桓公、文公的兴起，不同于殷汤、周文的德行，是从百里之地兴起的。土地都等同于王畿，军队都多于王师，而假借尊崇周王室的名义，胁迫控制众诸侯，命令信服禁止，威势加于海内，邦君朝贡，没有敢落后的。虽然没有吞并周王室的志向，但势态已经可疑于王了。其后大国力量攻伐争夺，强雄直到嬴氏，最终凭借诈力兼并天下。有桓文之志，就是霸；没有桓文之志，就像贼人篡位，势必然如此。所以孟子说：“五霸是三代王的罪人。”大概对此有所见。自从政令下到大夫之初，保存弱小防止寡弱，功业继承于霸业。到了末期，晋国分裂于三卿，齐国并入田氏，鲁国残破于季孙。《易》说：“阴疑于阳必战，大夫疑于君必至于夺国，诸侯疑于王必至于夺天下。”所以说：“仲尼的门徒没有谈论桓文之事的，说实在褒奖的不为过吗？”然而天下的行为都不善，有近善的，我没有办法进用，那么贪婪恶行的人就会放肆了。天下的事情都不正，有近正的，我没有办法进用，那么败坏常理的人就会得逞了。怎么能拨乱反正呢？说没有褒奖的不为过吗？如果说举录而谴责他们，这又没听说仲尼做司寇，有父子诉讼的人拘禁三个月，不辨别其父请求停止，就释放了他。季孙听说而不高兴。孔子说：“不教导百姓而杀他们，是杀无辜的人。”三军大败不可斩首，监狱不治不可刑罚，罪不在民所以曾子说：“夫子的道忠恕而已。”如果说《春秋》所记载的都彰显其罪，这是三军大败而斩首，监狱不治而刑罚，不教导百姓而杀他们，乃是季孙听讼罢了。怎么能是孔子呢？如果说罪不在民，推此以考察仲尼的心，诸侯争霸由天子失道，罪不在诸侯；大夫专政由诸侯失道，罪不在大夫从可知矣。况且《春秋》经世大训，果真没有轻重予夺于其间，而统一其责，乃是讨罪的法书吗？何得六于五经呢？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我私下说：“《春秋》无正褒，而所谓褒者，特其彼善于此者一时之事，圣人扶衰救世之权也。”知此，始可与言《春秋》矣。呜呼！大夫之事，《春秋》无正褒矣。非惟无正褒，专政之初，尝贬之矣。以是训天下后世，齐、晋犹终以大夫之擅权丧其国，况实褒之乎？齐桓、晋文无正褒矣。以是防天下后世，犹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若曹瞒、司马之徒，终于盗神器者，况实褒之乎？

译春秋中相同的称号和相同的措辞需要加以辨析【原注：这种说法只有《春秋》能够讲通，所以为此进行辨析】

楚子、吴子，是贬斥他们僭越称王【原注：吴、楚两国君主自称王】；蛮子、潞子，则不是指他们僭越。高子、季子，是称许他们的贤德；刘子、单子，则不是称许他们贤德的意思。周王的元士以下称为“人”，列国中地位低微的也称为“人”，贬低诸侯也称“人”。许纳夷狄并提拔他们，也称“人”。有的给予肯定，有的给予否定，却都同样称为“子”或称为“人”。这就是所说的“贱贵不嫌同号”，情况就是这样。同号是针对“人”而言的。祭伯前来，不记载，是为了厌恶人臣私下交往【原注：不记载“派遣某人”】；高子、屈完前来结盟，不记载“派遣”，则是肯定他们。齐侯安葬纪伯姬，是为了厌恶齐国并讥讽鲁国；穆姬、共姬记载安葬，则是称许她们。凡是聘问，都显示列国私下交往而不能勤勉于侍奉周王和陈述职守；而楚椒、吴札前来聘问，则是称赞他们。“归”，是好的措辞；而楚比、郑突记载“归”，却不是好的措辞。“入”，是坏的措辞；而天王、许叔记载“入”，却又不是坏的意思。这就是所说的“美恶不嫌同辞”，情况就是这样。同辞是针对事件而言的。

**书灭辨上**

《春秋》记载“灭”，是指国家覆亡而祭祀断绝。凡是直接记载“灭”的，是归罪于前来灭亡别人的人，不归罪于被灭亡的人，意思是说他们因为力量耗尽而死。凡是记载“灭”，又记载其国君逃亡的，是双方都归罪，跟随敌人回去的，也是如此，都是责备他们不为社稷而死。如果是自己招致了可被灭亡的原因，则用不同的文字记载，梁国灭亡不记载其国君，就是这种情况【原注：有记载灭而不记载其国君的，夏灭项就是，在关于避讳的辨析中，陈国灭亡后又记载陈国，先儒的说法也讲得通，这里不再辨析】。庸知记载“灭”的，是看到他们不应当被灭亡？查考司马九伐之法，内外混乱，行为像鸟兽一样，就灭亡它。《春秋》中被灭亡的国家，罪过都不达到这个程度，而当时遗民旧俗尚未遗忘，所以国家故去，孔子想要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是斟酌当时天下人的心意。传文说：“灭称为亡，是国家的显著措辞。”据此，有人说：《春秋》既然责备国君不能为社稷而死，而纪侯离开国家反而不加罪，又《春秋》的乱世，正由于夷狄暴乱，如果诸侯有人能颠覆并断绝他们，与其让夷狄种类自相灭亡，乃是中国的福气，这难道是不应当灭亡吗？圣人也是想要复兴他们吗？既然说自取灭亡的用不同的文字记载，而胡子、沈子记载他们自灭，为什么呢？如果说灭亡的都是国家覆亡、祭祀断绝，那么胡、沈、鄫、许再次出现在经文中，并非真正断绝，而四国都记载他们的灭亡，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这部书，贯通尧舜之道，所以有责备他们殉节死义的，有肯定他们不因外物丧失自我而立志于仁的，不是拘泥于一种王法，认为必须死去的才是贤能。经文中凡是记载“子”、记载“男”的，都隶属于五等诸侯国【原注：附庸未受王命的，只记载名字】，是先王所封爵命定的，接受先王的爵命，有对民众和社稷的责任，祖宗世代守护直到自己，一旦不顾承受艰难重任，就轻易放弃，这难道是为人臣子的道义吗？如果拥有国家的人都这样，那么王者天下将和谁共同守护呢？所以《春秋》记载国家灭亡、国君逃亡的，是归罪他们不为社稷而死【原注：被敌人带走的，意义相同】。这就叫做殉节死义，责备他们殉节死义，是为了勉励后世的臣子，知道有所坚守。古代的圣人以道洗涤心灵，存亡得丧，融合为一致，虽然占据崇高尊贵的地位，天下尊荣，如果得到了道的传承，视抛弃如同脱掉破鞋一样，尧舜就是这样。后世以社稷为重，只担心或许失去，杀害亲人、屏除宗族，称为大义，下到春秋时期，夺取国家、篡夺君位，骨肉互相残杀，致使生灵膏血涂满郊野，比比皆是，甚至有父子称兵如卫辄、蒯聩那样。曲士肆意辩论，还说有义，这难道还知道有尧舜的心吗？只有纪侯自己估计国家弱小不足以救亡，而当时没有贤能的方伯可以控告，不忍心与臣民宗族一起死去，让季子带着酅地进入齐国，保存其宗社，于是拄着拐杖离开。这也是知道有比外物更珍贵的东西了。与尧舜的举动相比，虽然在春秋时期如同大明灯下的蒿草火炬，也可以说是接近道了。所以记载说：“纪侯大去其国。”大去，是不再回来的措辞，是称许他【原注：不记载齐国灭亡其宗祀，因为宗祀还存在于酅。说大去，是决意离开不再回来，这是离开得很彻底。决意离开不再回来，就是抛弃国家了，而纪侯不称名，就知道称许他是确实的】。这就是所说的不因外物丧失自我而立志于仁，肯定他不因外物丧失自我而立志于仁，是贯通尧舜之道，杜绝万万世的争端。从前滕文公困于大国之间，向孟子问计，孟子用太王离开邠地来回答，又说：“效死不去，请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孟子学习孔子，难道没有决然的防备吗？首先防备两端，也是贯通陈述帝王之道【原注：帝尧舜】。上天没有不覆盖的，大地没有不承载的，帝王的德行配天地，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没有华夏夷狄的界限，笃厚近处而推广到远处，你难道屑屑然致力于残害夷狄来肥壮华夏吗？《诗经·大雅》中的《六月》《采芑》《江汉》《常武》，都是赞美周宣王中兴的诗，对于玁狁就说“伐”，对于蛮夷就说“征”，到此为止，没听说以灭亡为是的。高宗对于鬼方，虞舜对于有苗，也说“征”、“伐”到此为止，没听说以灭亡为是的。

译《诗序》不曾说吗：“小雅完全废弛，那么四方蛮夷就会交相侵扰；假如小雅的政治得以振兴，就不会有交相侵扰的祸患。”所以《春秋》不专门归罪于夷狄的暴行，是希望君子能端正其根本。那五等爵位的诸侯国，都有军队制度，兵力多少虽然不同【原注：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各自都足以防御保卫。如果军队有出战的，有留守的，外面即使战败，内部也足以保全，纵然战败也不会亡国，这是治理国家的重大法典。如果耗尽全国的军队，去从事危亡之事，或许一败涂地，知道社稷还能保全的，就很少了。所以戊辰之战，记载“胡子髠”、“沈子逞灭”，是谴责他们祸害国家，跟随别人陷入死地。两国宗庙祭祀没有断绝却都记载为“自灭”，是用来警戒世人的【原注：胡、沈两国再次出现在经文中，所以知道没有断绝却记载为“自灭”，是指自取灭亡的道理。两国没有灭亡，可以说是侥幸，君子不谈论侥幸，所以记载为“灭”，希望后世看到这些而知道用兵的节制。两位诸侯书名，如果卒当名，也自有辨别。查考胡、沈两国原本写作胡沈二月，现在改正】。查考经文，襄公六年莒人灭鄫，昭公四年【查考取鄫系昭公四年，原本脱漏“昭”字，现在补入】又记载取鄫【原注：相距将近三十年】，由此可以看出此前鄫国重新存在。定公六年记载郑国游速率领军队灭许，把许男斯带回来。哀公元年又记载许男包围蔡国【查考：围蔡原本写作围顿，经文哀公元年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那么“顿”字是讹误，现在改正】，由此可以看出许国重新存在。那鄫、许两国既然灭亡却又再次出现，这一定是莒、郑两国后悔祸患而归还了两国的君主，而圣人的笔法不记载这件事，是不认可列侯能够擅自废立。不认可列侯能够擅自废立，是将天下的威福权柄统一于王【原注：能威慑的威势也很大了，又再次建立他们，这就叫做作福王事】。那拥有天下的人，威福权柄在手，然后才能统御天下；拥有一国的人，威福权柄在手，然后才能统御一国。周王室最终失去天下，是因为威福权柄下移到诸侯。诸侯最终失去国家，是因为威福权柄下移到大夫。所以《春秋》凡是大义有害于王者的，都不直接书写而含蓄地显现，作为后世君王的鉴戒【原注：僖公伐邾取须句而归还其君主，经文也不记载这件事，只记载取须句，是谴责他，也是因为这义理有害于王，所谓《春秋》重视义理正当就像这类。楚王恢复陈、蔡两国，也不直接书写，只以陈侯、蔡侯自己返回国家为文，义理也是如此】。然而《春秋》有直接书写以彰显其罪行的，有贬斥以加重其恶行的。查考齐国在庄公十年灭谭，称师；十三年灭遂，称人。晋侯在宣公十五年【查考：宣公十五年晋师灭赤狄潞氏，原本误作文十五年，现在改正】灭赤狄潞氏，称师；十六年灭赤狄甲氏【查考：宣公十六年晋人灭赤狄甲氏，原本误作甲人，现在改正】称人。两位诸侯在位三年间，两次灭人国家，其恶行可以知道了。所以起初都称师，所谓直接书写以彰显其罪行；都称人，所谓贬斥以加重其恶行【原注：《春秋》的贬斥，都在其甚者。齐、晋大国灭人国家，也不用众而书人，那么就知道这是贬斥。《春秋》的辞令有微者称人，师少者称人，这两次战役有必定不是师，少与防者】。又《春秋》自文公以前，政令在诸侯，凡是灭人国家，书师、书人的，专门归罪于诸侯【原注：犹如说某国人，某国事，在诸侯】。文公以后，则政令在大夫，凡是灭人国家，出于君主意志就书写其君主【原注：曰师、曰人，是君主的意志】，出于臣下意思就书写其臣下【原注：书某帅师，自襄六年书莒人灭鄫之后，君书君，臣书臣，更没有书人、书师的】，由此可以看出大夫张扬而擅权。《春秋》最终列侯失去国家，是因为大夫的张扬。所以圣人两样都书写，示世人利器不可分给人。因此灭国是一样的，书写不同像这样，是圣人的微妙旨意。

译《书灭辨下》

啖氏认为，凡是史书记载被灭亡的国家，都是因为有罪，何必等到圣人宽宏大量呢？考察当时被灭亡的都是小诸侯和弱国，虽然有的政治混乱失去民心，但用先王的道理来衡量，并不在应当灭亡的典制之内【原注：《周官》说：内外混乱，行为像鸟兽一样就灭亡它。意思是行为像鸟兽，内外交乱，那么人道就断绝了，所以灭亡它。是因为他们战败而自我断绝，如果不是这样就不灭亡】况且《春秋》是用帝王之道来治理世事的，怎么会轻易断绝别人的后代呢？又说：国家灭亡、国君逃跑的不写名字，既然记载了灭亡，罪过自然就显明了。跟随敌人回去的写名字，罪过比逃跑的更重，既责备他不为社稷而死，又没有复兴国家的志向，地位必定断绝。逃跑的不写名字，地位或许没有断绝【原注：逃跑的和回去的都同样是不为社稷而死的罪过，怎么还要分轻重呢？况且小侯已经被大国俘虏，宗族亲属也随之而去，怎么能图谋复兴呢？圣人责备人难道如此不宽容吗？这也是不考察经文的错误。大概当时没有明君，强侯吞并小国来自我扩张，据当时逃跑被俘的人难道有罪吗？圣人责备他们，是向后世展示法度。知道这一点，才可以谈论《春秋》】考察定六年【案经文：定公六年，郑游速灭许。原本“定”字误作“郑”，现在改正】郑游速灭许，把许男斯带回来。哀元年记载许男围蔡，像这样带回来写名字的，难道是地位必定断绝吗？经文记载吴灭徐，徐子章羽逃到楚国，像这样国家灭亡国君逃跑的，难道都不写名字吗？那些远方的诸侯小国，盟约防备或许没有参与朝见聘问，或许没有往来，大概有不知道他们名字的，不能作为常例【原注：比如诸侯去世也有不写名字的】有人问：礼制规定，诸侯灭亡同姓国家就写名字，经文记载卫侯燬灭邢就是这样。然而晋灭虢，灭虞，齐灭〇，楚灭防，都是同姓，不写名字，为什么说记录礼制的人是根据《春秋》来解说，而不是先王的实际典制呢？用传文考察，晋灭虞而修缮它的祭祀，纪侯离开国家，宗庙社稷还存在于酅，所以经文记载纪叔姬回到酅，对待它还像对待国家一样【原注：如果酅已经是齐国的城邑，那么鲁国的女子怎么会回到别人的城邑？足以知道它还作为附庸】这两个国家都不记载灭亡，是因为宗庙社稷没有断绝的缘故。《春秋》的时候，灭亡别人的国家，只有这两个诸侯还保有先王的道义，所以得以免除灭亡国家的罪过，仍然都可以算是善行【原注：考察齐侯进入纪国，安葬伯姬，也应该记载没有贬低的文字，与那些无故断绝别人宗祀的人相比，这还可以讲通】。《春秋》凡是记载灭亡的都是不应当灭亡而来灭亡的，罪过自然显著，如果是同姓就知道恶行更加严重，也不等待写名字然后辨别，所以与楚子灭防不写名字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