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辨疑卷三

译所谓“生”和“麋”，都是鲁国常有的事物【原注：沼泽中的寻常生物】，如果数量过多就属于异常，或许会造成危害。用“多”来称呼它们，叫做“多麋”，这就好比大水、大雪，都是因为规模宏大才成为灾害，所以用“大”来称呼它们，叫做“大水”、“大雪”。唯独桓公八年【案：八年，原本作三年，根据经文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可知“三”字是误写，现在改正】雨雪，没有说“大”，是因为十月相当于现在的八月，记载它是为了表明其异常【原注：如果不造成灾害就不记载】。那么，说“多”就是不应该多，说“生”就是不应该生。蝝虫出生虽然在冬天，不伤害庄稼，但是对蔬菜有害，而蔬菜是百姓的食物。传文说：蔬菜不成熟叫做“馑”，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也是出于对百姓的担忧。解说的人都说蝝虫出生，是庆幸它没有造成灾害，这是不对的。如果没有造成灾害，《春秋》就不会记载。说“有”就是不应该有，说“大”就是不应该大，所以不仅仅只写名称而已【原注：一定要说“有”、说“多”、说“生”，这与螽、螟不同，螽、螟只写名称而已】。鸜鹆说“有来巢”，鸜鹆这种鸟，在其他地方是寻常的禽鸟，本来不在鲁国筑巢繁殖，属于没有【原注：传文说：鸜鹆不越过济水】，所以记载“有”、记载“来”【原注：“来”是指从外面来】、记载“巢”。也是这样，那么名称后面加上“陨”，然后才知道石头出现的数量，所以说“陨石五”；先标明数量，然后才知道鹢鸟退飞，所以说“六鹢退飞”。《春秋》的书写法则本来就是这样。这两者都是寻常事物，不能说“有”，只有“陨”和“退飞”是非常现象，连同数量一起记载，这是记录异常。不可以与麒麟、鸜鹆同等看待。麒麟是非常之物，鸜鹆是鲁国所没有的，如果有来狩猎捕获，那就是异常了。大概欧阳修没有透彻理解灾异这两件事。圣人在《春秋》中记录灾异，记录灾害重在它危害百姓，以此向后世展示忧民之心。记录异常在于表明人道失政而预示祸乱，以此来警戒训导世人，如果不是这两类事情就不登上史册。所以月食的变故，不曾记载一次，因为那是常事，既不是灾害也不是异常。凡是记载螽、螟、水、旱、蝝生之类，是记录灾害。记载月、星的变故，地震、山崩、陨石、鹢退的数量，鸜鹆有来筑巢，以及西狩获麟，是记录异常。异常的小事，或许可以没有应验，但是祸乱的到来，它的征兆没有不预先显现的，所以圣人谨慎地记录异常，将使有智慧的人观察它，自然就能领悟了。圣人作《春秋》，是等待后来的君子，所以言辞简略以防微杜渐，不像五经那样文理完备可以诵读，儿童也可以学习。那么他所记载的，难道仅仅是为了劝诫而已吗。欧阳修又说：孔子在鲁国做官不被任用，困顿而归且年老，才开始著书，得到鲁国史书从隐公开始。于是删修它。始终没有意义，他的说法更加没有根据了。案传文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在哀公十一年，到十四年才获麟。假如孔子家中藏有旧的鲁国史书，孔子回来得到了它，那么所记载的就赶不上获麟。如果说从国家得到史书，那么国家史书本来有掌管的人，没有理由独自得到残缺的简册。道理上必定是从国家获取。如果说获麟的那天恰好孔子从国家获取史书来修撰，那么《春秋》编年何不记载夏秋冬首月，以具备四时？不然，那么截止到十三年就可以了，何必绝笔于获麟这一句？这样的话，说得到鲁国史书始于获麟，他的说法就没有根据了。鲁国的先代没有经过秦火的焚毁，也没有卫国狄人的灾难，所以都城朝市典章文物仍然存在，不应该唯独史书遗失成这样。那么说得到鲁国史书只始于隐公，他的说法就没有根据了。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样的话，说《春秋》开始没有意义，是不可以的。案经文说：“狩猎不说所获得的，只有西狩获麟。”那年只记载这一件事。这样的话，说结束没有意义是不可以的。虽然如此，欧阳修的学问也是二三其德了。既然说得到鲁国史书始于隐公，又说《黍离》不再属于《雅》。孔子修《春秋》，既然说记录灾异，表明劝诫而已，又推演阴阳五行来论述灾异。说孔子得到书从《尧典》直到《秦誓》，又说断自尧迄秦《泰誓》十一年，那么就说武王即位十一年【案：武王原本作我王，误，现在改正】，又说文王生时侍奉纣王，他死后，武王不等到丧期结束就讨伐他，这只是肆意一时强辩，用来屈服学者的口，最终也没有确切的论断。唐代韩愈作《获麟解》，认为麟是不可知的，又出现于非其时，意思认为不是王者的祥瑞，而是圣人不祥的征兆，不想背负他的说法，以与前人比较异同，所以措辞微妙。欧阳修因此就说没有意义，这是又不好好阅读韩愈的书。韩愈的意思也很谨慎。大儒先生，世人所信仰，我担心后辈借此诬蔑圣经，所以特别为之辩白。

译讳辨【原注：查考襄公十年，诸侯在柤地会合吴国，夏五月甲午日，随即灭掉偪阳，如今灭项却不写“遂”，可知这是为了避讳文辞】

讳是什么？就是不直斥其名。避开其名而委婉其辞，以尽爱敬之道。为尊者讳，是什么？王师的战争不记载，天王不说奔逃，卫朔不说诸侯接纳，就是这类。为亲者讳，是什么？鲁君被杀不说弑，夫人被杀不说杀，出奔说孙，战争不说败，就是这类。为贤者讳，是什么？回答说：不是因为他贤德而为他避讳，而是要成全他的义理【原注：直书就会割裂义理】，保全他的功业以垂训后世，这是孔子拨乱救荒的志向。灭项不写“遂”，践土之盟不记载天王，就是这类。《春秋》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所以圣人记载这两位诸侯的事，有为之委婉避讳不直斥其名的，是有微言大义的。僖公十七年，齐人、徐人攻打英氏。夏天，灭掉项。灭项的，是齐国。不写夏天随即灭项，是不直斥其名。不直斥其名，是有微言大义的。齐桓公的功业已经显著，齐桓公的事也结束了【原注：冬天，齐桓公去世】，却又在此一举上有所缺失，所以圣人在这里不直斥其恶，而为之有委婉避讳的文辞，是因为他有保卫中原的功业，且表示善人乐于其善终。唉！并非实在为齐桓公避讳，是想让后人看到圣人在这里有委婉避讳的文辞，从而看到不善之处，而让为善者勉励自己得以善终。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之盟，晋侯让天王下来与诸侯结盟，这是晋国不正当的地方。如今列举诸侯在践土结盟，接着写鲁公朝见天王，好像天王不在践土一样，是不直斥其名。所以不直斥晋文公的恶，而为之有委婉避讳的文辞，是赞许他有一群诸侯抵御四夷的功业。唉！并非实在为晋文公避讳，是想让后人看到圣人在这里有委婉避讳的文辞，从而看到不正当之处，而让想有所作为的人勉励自己遵从正道。这就是所谓成全其义理，保全其功业，以垂训后世。《春秋》为贤者避讳，只有这两处其说法可以贯通，然而文辞细微而事实并未湮没。《公羊传》《谷梁传》称为贤者避讳不止一处，谷梁又说是为尊者避讳耻辱，为亲者避讳疾病。查考《春秋》为尊亲避讳，也是各随其事有可以直斥的，并非确定其耻辱与疾病然后才避讳。又说为贤者避讳过错【查考：为贤者下原本脱落讳字，今补入】，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齐桓公、晋文公的贤，只是贤于《春秋》中的诸侯罢了。孔子在这两人的事上，有为之委婉避讳不直斥其名的，不是因为他们的贤德，而是要以此示天下后世的法则。所以为他们避讳的，只是使文辞细微而不湮没事实。如上记载齐人、徐人攻打英氏，接着记载夏天灭项，中间没有其他事，齐、项的事实也没有湮没。如上既列举诸侯在践土结盟，接着记载陈侯赴会，接着记载鲁公朝见天王。又如上既列举诸侯在温地会合，接着记载天王在河阳狩猎，接着记载鲁公朝见天王，那么晋文公让天王下来的事实也没有湮没。所以《春秋》所避讳的，并非湮没事实，只是不直斥其名罢了。先儒认为为贤者避讳攻伐，两传的妄说也未穷尽，只是不能一一听从他们的说法而已。

遂事辨

圣人对于臣子，有要求他们坚守常道的，有赞许他们适应变通的。要求他们坚守常道，是严明上下之分；赞许他们适应变通，是通达一时的权宜。不通达权宜，那么持禄之人畏惧事端而苟且脱身，或许成为国家的祸患而招致后悔；不严明分际，那么好名之人邀功生事，或许导致国家大常的混乱。所以圣人两通其情，以昭示天下后世，使为臣子的人衡量义理而后行动，不敢妄作。所以《春秋》记载“遂事”，有赞许的，有责罪的。说：“遂筑虎牢”、“遂伐楚”之类，是赞许的；“遂迎王后”、“遂灭偪阳”之类，都是责罪的【原注：澶渊之会、虎牢之役，都是大夫的事，而澶渊之会诸侯大夫都贬称人，而虎牢没有贬称，可知是赞许的。凡书“遂”，以经文质对，那么圣人褒功贬罪的意思自然可见。如齐自即位至僖公元年，凡会遇盟总共十有三，都书爵位；举兵的十有四，都书人。到侵蔡、伐楚，才开始书爵位。比较之前书人，可知是赞许的。因为攘除夷狄、拯救中原的功业开始显著，所以如此】

不书诸侯恩惠辨

统治天下的人，大权柄有二：叫威，叫福。二柄并举，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一有缺失，不致沦亡，就致败乱。下面有人擅用，小的就以霸，大的就以王。这两者，王人掌握，都不可缺失。然而威的作用，足以制人而已，是王政的末节。足以得人的，必定凭借福。福，积累细微以发挥作用，以晦暗而彰显，以柔弱而强大。到了极致，威不足以言说，这是王道的根本。什么是福？恩惠是。什么是威？甲兵是。用来讨伐有罪，用来诘问邦国，用来威震天下，没有比甲兵更大的。而甲兵的事，以众对众，若有叛贰，那么虽有知勇盖世，也不能独自取胜。所以使用它的人，必定有道。所以说它是王政的末节。至于恩惠所在，人怀念而归附，虽然行

译以无心对待他们，而归附的人必定以诚心相待。人们以诚心归附，就会为他服劳役，为他冒危难，只要他手指眼望，就会奔走效劳。大夫得到这种归附，必定会导致家族变为国家；诸侯得到这种归附，必定会导致国家变为天下。那么即使拥有甲兵的优势，也没有人能制服他了。这就叫做以柔弱而变得强大。况且人们归附他，上天就会顺从他，就像影子和回声必然响应一样。《尚书》说：“上天的观察来自我的百姓的观察，上天的听闻来自我的百姓的听闻。”这就叫做以隐晦而显扬。所以说这是王道的根本。比较威与福这两者，如果迫不得已，失去威权还可以。福气离去则根本丧失，还能独自存在的，从来没有过。所以先王治理天下，有赐予诸侯弓矢，让他们专断征伐的威权，却从未偶尔给予臣下私施恩惠的福气。确实知道威权是末节，还可以分给别人；福气是根本，独自掌握不能失去。所以礼制规定，施恩惠不到国家层面的人不予以认可，因为大夫在国家中施福。《诗经》告诫诸侯不要擅自分封【原注：《诗经》说“不要在你们的国家里大肆分封”，齐桓公的盟约也说“没有分封而不报告的”，那么周朝制度不允许列国擅自分封就可知了】，不给予拥有国家的人，让他们在天下施福。《周礼》规定凡是施恩惠，必须用王命，而宣示王意的人，在邦国之间传布，都是深深忧虑威权下移，百姓不归附于王，强大的诸侯和大夫借此来倾轧自己，所以设置官员宣示，在祸患微小时就加以防范。这样难道不是福气不可失去吗？春秋时期有捉拿别国国君后来又释放的，灭掉别国后来又恢复的，从一时来看，似乎对王权没有危害。然而有能力捉拿别国国君，灭掉别国，威权也大了。释放而不杀，如果又归还他们的人民和社稷，恩惠也厚了。有威权可畏，有恩惠可怀。商纣王的时候，这就是周文王所以能建立周朝的原因。如果奸雄借此，必定会吞并弱小，即使没有商纣王，也会窥伺神器。所以孔子记载捉拿别国国君、灭掉别国的人，彰显他们无视王权，加以谴责。至于释放而不杀，又归还他们的人民和社稷，都不记载，这是表示不给予邦君在天下施福。春秋时期征伐由诸侯发起，那么王的统一权柄就失去了。如果诸侯推恩布惠于天下，从而记载下来，那么威福二柄都出自下位，王道于是断绝了。还拿什么来训诫呢？况且福气是王道的根本，根本存在则王道可以兴起，根本离去即使威权存在，也终究必亡。何况威权已经离去，王室呢？所以不记载于经书，是为了保存王道。宋国的公子骤施恩惠得到民众，于是弑君篡国；齐国的田氏厚施恩惠得到民心，最终颠覆齐国。这两者都是以不义行恩惠，尚且能享受南面称尊的富贵，何况以德行施恩惠的人呢？传曰：“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又说：“推恩足以保全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全妻子。”那么知道王的存亡，实际上在于福威，威也是末节了。况且周室东迁，威权下移，虽然最终不振，但天下共同尊崇并上奉，就像衣裳有冠冕一样。子孙据位保族，还历经数十代，确实因为文武的恩泽深入人心未忘，王的威灵未尽丧失的缘故。至于秦国以干戈统一天下，一尺土地也不分给子弟功臣，其强大到了极点，而二世就灭亡了，只是恩惠不施，人心离去而天命不保佑的缘故。由此论之，福气丧失的人即使强大如秦，不足以挽救灭亡；福气存在的人即使弱小如周，还足以自存。那么王的存亡在于福威，威是末节就可知了。所以春秋详细记载列国擅自用兵互相攻夺，至于恩惠之事，诸侯擅自施行，虽然不足以颠覆周朝，都删削而不记载。其意思也是说：威权是末节，虽然离开王室足以引发混乱，不足以立即灭亡，还可以说，所以记载它来显示其混乱。福气是根本，根本丧失就灭亡，无可言说，所以不记载来显示其存在，希望后来的君子看所记载的知道天下所以混乱，探寻所不记载的知道王所以存在。知道所以混乱，就知道所以治理了；知道所以存在，就知道所以灭亡了。知道治理、知道混乱、知道存在、知道灭亡，先王独立于天下就是靠这个。处在治理中而不知道混乱，处在存在中而不知道灭亡，这是后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春秋具备其义，所以用来训诫。庄子说：“春秋经世，先王的志向，圣人议论而不辩驳，说的就是这个。”有人问：“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而封卫国的功劳，尤为显著。卫国人想要厚报他，以至于形成篇章歌咏。当时归附他的仁德，而远方的人从此向往，江人、黄人来会在贯泽，就是这样。”后来义士以此为美谈，在暴君面前谈论，斑斑见于传记，那么通天下都认为是善了。看《木瓜》的篇章，列于国风，那么圣人也认为是善了。在《春秋》中唯独隐没其事实，为什么呢？回答说：“保存灭亡、接续断绝，建立邦国、开创基业，正是所谓作天下的福气。王人秉持这个，来怀柔人心，来永保天命，不可失去的。王者在上，天下的福气已经归于方面的君主，还凭什么为王？这就是所谓不可言说的。”孔子不记载于经书，使读《春秋》的人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所以显示王道的存在。如果直书说：“狄人灭卫，齐侯封卫于楚丘”，那就是无王了。后世只知道其善而羡慕他，幸而遇到如周室，百姓未忘恩德而有齐桓公，还可以说

译也。一旦有所不及，天下便失序了。像这样也不是《春秋》用来垂示训诫的本意，怎么能称为《春秋》呢？众儒生对此议论纷纭，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圣人在《春秋》中有不记载以体现深意的做法，而且这种情况也不止这一处。凡是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的，各自都有其中的深意【原注：齐桓公为邢国、缘陵筑城，都是率领诸侯前往，而这两国也没有灭亡，这正符合方伯救济祸患的道义，所以孔子在经文中记载，表示赞许。至于卫国已经被狄人灭掉，后来能够重建宗庙社稷，完全出自齐桓公之手，他身处诸侯之地，却擅自行使天子的权力，这就叫做阴气疑于阳气，是不可说的。身为天子而失去权柄，至此也是不可说的。所以圣人的笔法不在经文中记载，就像楚国封鱼石、吴国封庆封、楚平王封陈、蔡之类，都不直接在经文中直书，其深意也是如此】。有人问：“《春秋》只是不记载平常的事罢了？”又有人说：“不记载是为了成就其深意。像这样不记载，那么也有不平常的事。”不记载是一样的，平常与不平常，又怎么辨别呢？回答说：“你认为《春秋》是为什么而作的呢？”《春秋》是圣人遭遇乱世而大道不能施行，借助空泛的言论来遂行其志向的书。周朝的大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败坏，等到周平王即位，那些用来统理邦国、纲纪天下的大政大法，都被诸侯擅自施行，这就是所谓的无王，没有人能够统一，各国互相倾轧掠夺，到了周定王、周哀王时期达到极点，夷夏交相混乱，大国担心敌人，小国担心灭亡，再也没有安宁的国家。周王室在其中，仅仅守着名位称号，就像早晨即将熄灭的微火，一口气就能吹灭。然而先王《蓼萧》般的恩泽，《行苇》般的仁爱，教化百姓、覆盖世间的深厚影响，使得那些叛乱的诸侯、贼害国家的奸臣想要犯上作乱时，就担心天下人会倡导正义联合起来危害自己，逆谋还没有出台，那些人的气势就已经衰竭了。这难道是天命没有离去吗？实在是人心还没有忘记周室罢了。周朝王业的基础，坚固到这种程度。从周平王以后，最终不能使政治回归正道的，不仅仅是因为威权丧失，也是因为周王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称王的地方，并不是天下已经没有王了。孔子出现在其后，看到天下政治混乱而没有治理，周朝的基业存在而没有灭亡，而自己却没有地位来施行志向、治理乱世，所以私自窃取《春秋》的记载，裁成其文字，用来训诫后人，而对于是非予夺，涉及当时的人，不敢在言辞中直接指斥。于是有不记载的【原注：如果不记载周天子，是显示王者没有内外之分；不记载王师作战，是显示王者无敌，这类都是保存王法以垂示后世，不是为当时而言】，有记载而贬斥的，有改变文字来记载的【原注：比如晋文公召见周天子以会盟诸侯，就记载为“天王狩”之类】，有讥讽其不符合先王之法而记载的【原注：比如求车、求金之类，都是讥讽其不符合先王之法而敛财的非制度，孔子对于鲁国尚且假借“假”的名义，何况天子至尊向下面征收赋税而称之为“求”，那么其讥讽之意就可想而知了】，依据先王之法记载而纠正的【原注：比如吴、楚都僭越称王，只记载为“子”，大概是因为夷狄即使爵位再高也不过是子，这是先王的大训】。凡这类都是推究至理，以成就其训诫，庄子所说的“议论而不辩驳”，孟子所说的“窃取其义”就是这样。这是圣人穷困而在下位时的书言，如果圣人通达而在上位，就会把这道施行于行事，那么设立的就是帝王的制度，言说的就是典诰训命的文章，是非予夺，著录为刑赏禁令，扬善抑恶，公之于天下，《春秋》就没有必要作了。哪里是说《春秋》只是选择不平常的事，直接记录在册子上呢。

译邾仪父辨【原注：我认为，经文后来记载“邾子克卒”，由此可知仪父是字】

隐公元年，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仪父是谁？是邾国国君的字。邾国本是附庸国，因为国君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册命，所以不能称“子”。这是它与五等诸侯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是国君，所以特别记载他的字，这是他与诸侯的大夫不同的地方。没有受命而不记载爵位，是尊重周天子；身为国君而记载字，是尊重国君。这是《春秋》确立名分的体例。左氏说：“这是表示尊重。”公羊说：“这是表示褒奖。”那些微小的附庸国，朝见天子时不登记在册，而且周天子的爵命也有未下达的。等到他们结交大国，以至于杀牲歃血结盟，按理说应当有爵位。况且这只是邾、鲁两国的私下结盟，能看出什么功劳或善行，值得高兴和褒奖呢？何况诸侯擅自结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圣人难道首先在《春秋》中取用“贵”这个字吗？如果认为记载字就是善，那么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也是褒奖和赞美吗？这不用反驳就自然破灭了。有人说：仪父是名。附庸国君记载名，与郳黎来相同。像行父、季孙行父，都是古人的名字，这种说法也不对。查考《春秋》记载字的体例有四种：天子的大夫记载字，诸侯中由天子任命的大夫记载字【原注：礼制规定，诸侯的三卿都由天子任命，《周官》所说的“设其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以大国的情况而言。中等国家的二卿由天子任命，小国的一卿由天子任命。《春秋》初期，诸侯中由天子任命的大夫在经文中还有体现，夷伯、原仲、蔡叔之类就是例子】附庸国君记载字【原注：邾仪父、萧叔就是例子】天子的大夫、由天子任命的大夫记载字，是尊重周天子。附庸国君记载字，是比照天子食邑的大夫【原注：食邑大夫有天子任命但不能世袭，附庸国拥有土地但没有天子任命，两者的地位相当】这些都是典礼的常规法则。其间又有特别记载字以示褒奖的，这是圣人的笔法。邾国是附庸国君中最大的，后来在盟会中记载为“邾子”，直到《春秋》结束，不能与郳国相比【原注：邾人首先参加齐桓公在北杏的会盟，又跟随齐、宋两国结盟，开始记载“邾子克卒”。这一定是齐桓公为他请求册命，所以能称“子”。查考：同盟原本误作“用贤”，查考经文庄公十六年同盟于幽，有齐侯、宋公，下文即记载邾子克卒，那么“用贤”应当是“同盟”的误写，现在改正】郳国因为狭隘简陋，礼制不足，比照列国的大夫，只记载名罢了。《春秋》正名定分，必定依据实际情况，不是拘泥于先代一定的法则，大概有顺从和违背的情况，以等待后世懂得变通的君子。因此〇夏禹的后代，初次在经文中出现，记载为“侯”，后来记载为“子”，因为〇用夏礼改变夷俗，不足以称“侯”。吴、楚自称为王，而经文中记载为“子”，其意图正是要以王法统一天下，不容许有两个王，也因为这两国都是夷狄，不足以称王。古代四夷即使强大，爵位也不过是“子”，所以都以夷狄对待他们，这是天下的大分。庄周说：“《春秋》用来阐明名分，道就是治理【原注：治音持】不是仅仅遵循虚名而已。邾、郳都是附庸国，而记载名、记载字不同，这是《春秋》的法则【原注：周庄王的弟弟名克，字子仪；楚国的鬭克，字子仪，那么仪父是邾克的字，更加确信明白了】

败绩辨

《春秋》记载战败说“败绩”，为什么呢？回答说：是“绩”的意思。绩，是积累以成功，就像绩麻一样【原注：如绩麻、绩苎之类】战争的胜利，不是一个人一天的力量；至于战败，也不是一个人一天的不幸。它所导致的，是逐渐形成的。从前先王知道战争不能在天下消除，所以把军政寄托在农业中，在田猎中讲习武事，射箭、驾车、击刺，按时练习【原注：四季都进行教育】铠甲器械，每年校阅【原注：仲冬说大阅的，凡是兵事所用的无不选阅】号令向来严明，诛罚奖赏向来守信，用来征讨不仁，用来讨伐不义。然而还是在学宫中咨询谋划，在宗庙中祈祷祭祀，观察风云的气象，规范军旅的声音，上顺天时，下尽人事，所以一旦出征进攻就没有阻挡，作战就必定胜利。这样的胜利，难道是一个人一天的力量吗？就像绩麻的成功一样。所以《周官》以战功命名多，其失败也不是一个人一天的不幸，就像绩麻的毁坏一样。所以《春秋》战败说“败绩”，希望后来的君子看到这一点就知道兵事不可不预先治理而谋求战胜，在于积累细微谨慎开始。有人说：战败而国君死去，就先记载“师败绩”，后记载“君灭”，为什么呢？回答说：国家以民众为体，民众以国君为首，举国和国君都丧失了，那么社稷还存在的，是幸运。所以仲尼记载“某侯灭”，看他的文字好像自己灭亡一样，用来警戒世人，显示兵戎不可轻易。

用致夫人，用郊辨【原注：不称某氏，是贬低】

用致夫人，左氏认为是哀姜，而说是不合礼的。凡是夫人不在寝宫去世，不在宗庙停灵，不向同姓诸侯通报，不附祭于婆婆，就不致祭。查考这四者，只是礼的常规罢了，有一项不具备，有什么妨碍致祭夫人主于宗庙呢？如果确实适夫人归宁而在途中去世，难道不能入庙吗？向同姓诸侯通报，在宗庙停灵，附祭于婆婆，这是生者的事情；如果不具备，就是生者的失礼，有什么妨碍死者而不能入庙呢？哀姜去世称夫人，葬

译称她为夫人，是按照夫人的丧礼来办理的了。既然按夫人的丧礼办理，又何必等到八年之后才将她致祭于宗庙呢？《公羊传》认为鲁僖公原本娶楚女为夫人，齐女为陪嫁媵妾，齐国先送女儿过来，胁迫鲁国立其为正妻。如果因为齐国的胁迫而立齐媵为夫人，那么齐国强盛，楚国强大，鲁国怎敢废黜楚女？齐国又怎肯做楚国的陪嫁媵妾？实在是鲁国被齐国胁迫，那么只需在宗庙行见庙之礼而尊其为夫人就足够了，又何必用禘祭来致她呢？这必定不是事实。《谷梁传》的说法认为，鲁僖公立妾母成风为夫人，这才符合实际情况。按照礼制，妾嫁入时不行见庙之礼，祭祀时也不酌酒献祭。鲁僖公既然尊奉妾母为夫人，所以特意举行禘祭于太庙，让她参与祭祀。这说明禘祭的设立，只是用来致祭夫人的。所以经文记载“禘于太庙”，是用禘祭来致祭夫人。“致”的意思是使她到达（参与祭祀）。妾本来没有见庙之礼，这时才让她参与祭祀，所以记载“至”，意思是使她到达，这也足以看出她本不适宜被“致”祭。礼制中有君主的母亲并非夫人的情况，又有庶子继位后为其母亲服缌麻之丧的情况，这说明妾不能成为夫人是明确的。将妾立为夫人，混淆了嫡庶的分别，败坏了风化教化的根本，所以圣人隐去她的姓氏，以示贬斥。先代儒者有的认为是君主的妻子，因为她到达，特意设立禘礼，作为荣耀的观瞻，这也不对。如果确实是当时的夫人，那么本来应当有见庙之礼，如果在禘祭上失正，就应当直书以示讥讽，何必如此严厉地贬斥夫人呢？大概因为“致”的意思是使她到达，所以有这种说法。他们不知道圣人是因为妾本来不得参与祭祀，现在才让她见庙承事，所以特意记载“致”，好像初次到达而见庙一样，这是微妙的旨意。唉，禘祭是天子的礼制，鲁国有禘祭，是因为周公的缘故。周成王因此尊崇周公，所以唯独在周公庙中举行禘祭。现在虽然在太庙举行，实际上是特意用来致祭成风的，并不是因为禘祭而致祭她。所以记载禘祭的名称，凡是记载祭祀名称的，也是讥讽其祭祀。鲁僖公特意设立大祭，用来致祭妾母，恶劣程度更加严重了。又如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日“用郊”，两传都说“用，是不宜用”，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大意都认为九月失时，所以说“用郊”，这就没有通达圣人的防微杜渐之意了。三月是郊祭的时节，传文说“启蛰而郊”，启蛰是夏历正月，周历三月，经文中没有记载三月郊祭的，是因为得时无讥讽。凡是记载四月、五月郊祭的，都是失时了，为什么唯独到了九月才记载“用郊”来讥讽失时呢？《谷梁传》认为夏之初可以承接春季，那是四月的事；五月就不行了。那么经文中记载五月辛丑郊祭，为什么不说“用”呢？探求其微妙的防微杜渐之意，必定是成公因事特意举行郊祭，所以说“用”，以显示其不宜用。郊祭是用来侍奉天帝的，它有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配享尊位，只是用来祈求农事而已，怎么可以因为其他事情而特意使用它呢？所以知道这不仅讥讽其非时，更是深恶其无故而用【原注：如同前代秦苻坚因王猛生病，特意亲自到南北郊祈祷之类的情况】

译大雩辨

雩，是祈求降雨的祭祀，是巳月（四月）的常规祭祀。经文中没有记载六月举行雩祭的，因为常规事务符合礼制就不记载。遇到旱灾时又使用雩祭，所以经文中记载的雩祭都在午月（五月）和申月（七月），由此可知是因为旱灾而祭祀。遇到旱灾举行雩祭是合乎礼制的，为什么记载说“大雩”呢？这是不合礼制的。礼制规定，天子向天帝举行雩祭，诸侯向山川百神举行雩祭。鲁国作为诸侯却向天帝举行雩祭，这是僭越。所以记载说“大”，是讥讽其僭越【原注：说使用了大的规格，就知道它是僭越了】。有人说：雩祭是勤勉为民的事，称为“大”，是因为全国普遍举行雩祭，彰显当时的君主有体恤百姓的心意。如果只记载“旱不雨”而不记载“雩”，那就表明上天虽然降下灾祸，但治国的人不能为百姓祈求恩泽。这两者直接记载，善恶自然分辨，这种说法不对。十二位鲁公之中，贤明的只有僖公一人罢了。僖公时期，记载“大旱”的一次，“不雨”的三次，“雩”只有两次。难道僖公像这样不体恤百姓吗？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认为他是向天帝举行雩祭呢？回答说：鲁国郊祭使用辛日，经书记载“上辛大雩”，由此可知他是向天帝举行雩祭了。《春秋》对鲁国的恶行，虽然为之隐讳，但一定要让人有所察觉。所以夫人出嫁的例子通常不记载到达，而有一次记载了到达，由此可以看出文公不能防范夫人以端正家风。世子出生通常不记载，而有一次记载“子同生”，不说“世”，由此可以看出桓公篡位叛逆应当断绝。向天帝举行雩祭不能直说，而记载“上辛”，由此可以看出他僭越了天子的地位【原注：雩祭从未记载日期，所以记载“上辛”，是为了让人看到使用辛日就知道他是僭越】。《左传》说：“龙星出现就举行雩祭【原注：周朝的六月，夏历是四月】”，知道这是常规祭祀，不知道遇到旱灾又使用它。《谷梁传》说：“雩祭得到雨就叫雩”，知道这是旱灾祭祀，不知道它是常规祭祀。至于称为“大”，三家传注都没有听说，没有穷尽《春秋》的微言大义。礼制，是用来辨别上下等级，安定民心，在细微处制止动乱的。然而礼制不能凭空实行，必须依靠有能力的人，所以足以制止动乱，也能引发动乱。做天子的不能坚守礼制，让诸侯得以僭越，这是上下没有分别，民心没有安定，那么僭越和动乱就一起产生了。夏商周三代的君王，都能谨慎对待礼制，所以能把天下安置在治理之中。《春秋》治理世事，以阐明先王的志向，所以对于失去礼制、越过分际的行为，全都记载并讥讽，希望后来的君子能预先知晓而谨慎对待礼制【原附注：从“夫礼”到“礼也”一百一十四字，先生后来删去了】

大夫伐沈救郑辨

霸主国家的大夫与其他大夫攻打别人，从伐沈开始【原注：文公三年】；霸主国家的大夫与其他大夫救援别人，从救郑开始【原注：在文公九年】。伐沈，是因为沈国亲近夷狄；救郑，则是保卫中原国家。《春秋》对这两件事都予以贬斥。有人问：不认可大夫专权吗？什么是不认可？回答说：兴兵攻打别人，使他们畏惧屈服，这叫威；率领众人救援别人，使他们免于灾难，这叫福。威福，是君主的重要权柄，诸侯擅自掌握就会危害天下，大夫擅自掌握就会危害国家。何况大夫擅自掌握天下的威福呢？后来晋国分裂于六卿，鲁国衰弱于三桓，齐国被田氏吞并，其祸患的征兆就在伐沈救郑。圣人见微知著，所以在这两次战役中都予以贬斥，以此警示后世威福不可移交给下属，从而在细微处杜绝祸患。有人说：政令在大夫手中，是从这时开始的吗？回答说：在此之前只是特别贬斥罢了。有人问之前的说法，回答说：齐桓公驻扎在匡的那一年，这是诸侯丧失政权的征兆。古代各国的军队，由诸侯率领以听命于天子，大夫不得统帅军队。春秋初期，政令在诸侯手中，各国的卿虽然有统帅军队的，但不是他们专权。所以对外征伐之类的事称人称师，还说某国人、某国师，由此可以看出权力在诸侯手中。齐桓公晚年，会合诸侯在牡丘结盟，于是驻扎在匡，不能亲自率领诸侯救援徐国，而是派遣大夫统帅军队前往，从此诸侯因而把重权委托给大夫。圣人不认可，所以两次记载“公孙敖率领军队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凡是会合，以外方为主；凡是及，以内方为主，其功罪善恶归于主导者。驻扎在匡救援徐国，都是齐桓公的命令，而记载“我国大夫及”，好像我国是主导者一样，不认可齐桓公把兵权委托给大夫。到了伐沈救郑，诸侯的权力完全丧失了，所以圣人讥讽丧失权力在驻扎匡的那一年，贬斥诸侯大夫专权在伐沈救郑的时候，都是追溯其开端。《春秋》作为史书，在辨别嫌疑、阐明微言方面很谨慎，厌恶似是而非的事。桓公、文公的霸业，圣人没有直笔褒扬，认为他们好的地方，是厌恶他们看似像王却最终倾覆了王室。大夫救援保卫中原国家，圣人的笔法不认可他们，是厌恶他们看似像霸主却最终倾覆了诸侯。如果不是深刻足以洞察天下的机微，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夫人书至辨

啖子曰：凡是夫人初次到达的，都记载告知宗庙。出姜不记载到达，是贬斥她在齐国完成婚礼。孟子不记载到达，是羞耻娶同姓，避讳这件事。襄公、定公、哀公不迎娶夫人，所以缺漏而不记载，这种说法不对。查考《春秋》记载夫人到达的有三位：文姜、穆姜、齐姜。记载夫人进入的有一位：哀姜。文姜记载到达自齐，是讥讽她专听桓公，不能制约。当时齐侯送姜氏到讙，鲁桓公在讙会见齐侯，那么夫人已经见过桓公，却仍然单独记载到达，表明夫人不跟随桓公一起回来，专横恣意可知了。

译说“自齐来”，是因为齐侯没有在讙地送行。诸侯送嫁女儿，不合礼制，何况是送妹妹呢【胡铨附注：胡铨按：桓公三年才是齐僖公送女，十四年僖公才去世，而襄公才即位，这里说送妹妹，是不对的】。齐子归来，她的随从像流水一样。说鲁桓公跟随文姜，还不如破旧的鱼篓，尚且能制约鱼，那么《春秋》的讥讽就明显了。穆姜到达，记载公子遂“以”她来，是表明宣公没有亲自迎接。齐姜到达，记载叔孙侨如“以”她来，是表明成公没有亲自迎接。说用“以”字是不应当用“以”字的。夫人，是国君的配偶，将用来继承宗庙，治理内政，能不恭敬吗？哀姜记载为“入”，是讥讽庄公娶仇人的女儿，进献给先君，不仅忘记了孝道，也不是安抚神灵的做法，所以说“入”。《谷梁传》说：“入内而不被接受，是说不应接受。”凡是这些，都是失礼不正的。如果认为告庙就是对的，那么这些都不正。如果说因为告庙，所以得以记载，以显示其不正，那么夫人到达的礼仪无不告庙，难道襄公、定公、哀公的三位夫人都不告庙吗？说三公不迎接夫人，那么将在哪里娶妻呢？殊不知《春秋》未作之前，夫人、内女之事，史官全都记载，而从先王政教断绝，男女不正，夫妇之道败坏，人伦日渐混乱，逐渐导致大坏，都源于礼法防线的毁坏废弃。所以孔子作《春秋》，在婚姻夫妇方面，去掉那些与常礼相合的，而一一记载那些失礼的【原注：经书婚姻、夫人、内女之事共数十条，皆非正】，向后世展示导致混乱的原因，使人们知道谨慎礼法、严厉防范，是端正家庭的道理。所记载的不取决于是否告庙，都有深意。襄公、定公、哀公的夫人不记载，是因为符合常礼。唉！男女夫妇，是人伦的根本，风化的开始。端正根本，然后才能端正末节，何况根本不正呢？端正开始，然后才能端正终结，何况开始就不正呢？

译关于“葬称我君”的辨析：

赵子说：“葬礼中称‘我君’，是举出他的谥号，担心涉及他国，所以称‘我君’，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国君去世记载为‘公薨’，葬礼举出谥号说‘葬某公’（如文公、桓公），自然知道是鲁国国君；如果是他国，则兼带国号（如葬郑穆公，有‘郑’字），也不必等用‘我’字来加以辨别。之所以称‘我’，是用来表明这是私谥，没有向周天子请示，由自己定下的罢了。谥号在成周时期，是赏罚劝惩的一种方法，诸侯公卿有大功大德以及大恶的人，才特别赐予，并非所有人都有的。查考《史记》《世本》，周厉王以前诸侯有谥号的很少，春秋时期诸侯才开始都僭越使用，五等爵位的君主也都僭称‘公’。孔子因而记载下来，以表明其不合正道，不足以起到劝惩作用。此后大夫都僭称‘子’，荆楚的臣子又僭称‘公’，到了战国六国相继称王，秦国兼并天下，认为‘王’不足以称述，于是兼用‘皇帝’的名号。这原本是由于天子失礼，逐渐导致的弊端。《春秋》起初记载各国用兵，表明征伐不是出自天子；记载诸侯僭用谥号，表明礼制不是出自天子；记载初次进献六羽舞，表明乐制不是出自天子。这就是《春秋》从鲁隐公开始记载的原因。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就出自天子；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就出自诸侯。出自诸侯，大概十代很少有不丧失天下的。麒麟出现之后，中原各国于是衰微，周王室最终沦丧，是由于这四种权柄下移到了臣下。由此可知天下治理得好，那么治道就出于统一。《春秋》首书‘王’和月份，系连诸侯的行事，讥讽其不合礼制、违背正道。所谓‘正’，是表明治道出于统一。所以说：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只有定公的妾母姒氏不称‘我小君’，是因为‘定’不是谥号，而是定公的妾母罢了（妇人以姓氏配合丈夫称呼，如共姜、雍姬之类）。襄公的母亲姒氏谥号为‘定’，不应该定公的妾母又谥号为‘定’，这证明是清楚的（姒氏去世不称夫人，大概是因为当时遭遇定公丧事，哀公来不及推尊母亲为夫人，葬礼也来不及议定谥号）。后来配享宗庙，所以记载葬礼（不是夫人不记载卒葬，这里记载表明后来哀公推尊配享宗庙，等同于夫人待遇）。

春秋辨疑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辨疑卷四

宋 萧楚 撰

关于“不书来”的辨析：

凡是自内向外就说“如”，“如”是前往彼处；自外向内就说“来”，“来”是朝向我国，这是辨别内外称呼的方法。其中有应当记载“来”而没有记载的，则各有其义理。单伯送王姬，不记载“来”，是不认可周王让鲁国主持与齐国的婚事（单伯，两传认为是鲁臣，而记载为迎接，查考经传则是周王臣子，应当以《左传》为可信，另有论述）。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是国家的大乱，周王不能讨伐，反而让鲁国主持婚事，周王失政了。庄公悲伤地处在丧服之中，不可以行吉礼，何况齐襄公是杀父仇人呢？忘记杀父之仇，不是孝；周王命令失正却顺从，不是忠。所以不认可其“来”，表明鲁国不应当接受，用来讥讽周王并勉励忠孝之道。不记载“筑王姬之馆”、“王姬归于齐”，是表明庄公的顺从是不对的，使周王陷入不正，而忘记了忠与孝之道。周王派荣叔归送含玉和赗礼，不记载“来”，是不认可周王赗送人的妾母。妾母称夫人，从成风开始，周王不能纠正反而以夫人之礼对待她，这是扰乱天下嫡庶的分别。所以不认可其“来”，因为是不正的，用来引导后世嫡妾的分别。其中不称“天王”，是讥讽周王不像王，不足以承当天下而匡正天下（天王，即天子，王另有论述）。有人说：归送仲子的赗礼，为什么称“来”而记载“天王”？回答说：那只是赗送妾罢了，不必等待讥讽贬责而义理自然显现（仲子不称夫人）。圣人在《春秋》中，事情有违礼失正的，于是有肯定与否定的文字，裁成其义理而不直接指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窃取其义”，庄子所说的“议而不辨”。齐人归送公孙敖的丧事，不记载“来”，是没有派使者来（齐国没有派使者来）。查考传文：文公的公孙敖逃奔齐国，儿子惠叔继承主持其后事，公孙敖没有回来，惠叔为此请求，齐国答应，将要回来而死，报告丧事，请求安葬，齐国不允许。齐国人有人为孟氏谋划，装饰棺材放在鲁国边境上下，有人报告惠叔，惠叔还是毁弃棺材请求允许，像这样不是齐国专门派使者来。查考经文：前年记载公孙敖死在齐国，表明鲁国不断绝他作为臣子的关系（春秋不为大夫记载死）；次年才记载齐人归送公孙敖的丧事，表明鲁国起初不接受他的丧事。生时不断绝他作为臣子的关系，死后却不接受他的丧事，这是对旧臣无礼，淡薄公族的恩义，亏损仁孝之道。陆子说：我国大夫去世而让齐人归送，君臣之义缺失，厌恶之情可知了，何况是臣子的儿子而不接受他的丧事呢？主笔的人专断，厌恶鲁国。齐人归送讙地和阐地，不记载“来”，也是没有派使者来（当时哀公讨伐邾国，子益来，邾子是齐国外甥，因此夺取讙地和阐地，哀公害怕，把邾子归还给邾国，齐人才命令讙、阐归于我国，也不是专门派使者来）。之所以记载，是厌恶鲁国废黜安置别人的国君，厌恶齐国擅自给予剥夺别人的土地，这都是王法所应当诛杀的。凡是这些不记载“来”的情况相同，而事情类别不同，则各有其义理。杜预说《春秋》不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