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礼志疑卷一
小敛献，明器及遣奠之豆笾俎，皆言綪不綪。注云：綪读若防屈也。江沔之间谓萦収绳索为防。愚按：凡所陈之物，少一行可陈讫者，则只须言南上北上，不须言綪不綪。若物多一行陈不尽，须两行、三行者，则必言綪不綪。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从南至北，第二行仍自南至北，则谓之不綪。若第一行从南至北，第二行取便即从北至南，则是綪。萦収绳索之喻，至切。
译小敛时进献祭品，明器以及遣奠所用的豆、笾、俎，都要说明是“綪”还是“不綪”。注解说：“綪”字读音如同“防屈”。在江沔一带，把缠绕收束绳索称为“防”。我认为：凡是陈列的物品，如果少一行就能摆放完毕，那么只需说明“南上”或“北上”，不必说明“綪”或“不綪”。如果物品太多，一行摆放不下，需要摆两行或三行，那就必须说明“綪”或“不綪”。例如，以南方为上位的物品，第一行从南向北摆放，第二行依然从南向北摆放，这就叫作“不綪”。如果第一行从南向北摆放，第二行为了便利就从北向南摆放，这就叫作“綪”。用缠绕收束绳索来作比喻，非常贴切。
注疏亦多踈畧。如《及夕篇》窆及反哭，皆云「拾踊三拾更也」。投壶则拾投，哭踊则拾踊，皆更为之也。注疏止云「拾更也」，而不详其义。又不注于▯，而注于反哭，前后倒置。如《雍正雍府》不注于《特牲》，而注于《少牢》，亦然。
礼有读赗一节，注谓荣其多，愚谓不然，是欲人知其中无他物，不过是用器役器之类，此是古人防患之意。贾公彦疏有极繁冗处，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去五分一以为带」，《丧服》《士丧礼》两篇俱有，既无二义，止注其一处足矣，却两处各累数百言。孔氏《郊特牲》疏谓郑注此既破禘为禴，故于《祭统》「春禘秋尝」不复更破，其详畧之法与贾氏异矣。又《玉藻》疏云「其六冕玉饰上下贵贱之殊」，并已具《王制》疏，于此畧而不言。
既夕篇》记云：疾者齐，养者皆齐。郑注曰：正情性也。最精人于疾病之际，必正其情性，然后可生可死。人子当父母之疾病，亦必正其情性，然后可以致亲之生，可以送亲之终。
贾公彦《周礼》《仪礼》二疏有功，学者《唐书》不为立传，止附见于其师张士衡传中。其生平及字俱不可考，可惜。但载其子大隐，以直谏着于武后之世。又载其传业赵人李▯植，该览百家。髙宗时数召见，以帝闇弱，颇箴切其短。帝礼不寤，迁巴令。可想见公彦之教。
孔贾之解礼，惟康成是从，不敢丝毫有违。虽其守家法，不免有太过之处，然犹不失为谨慎。愚读《唐书·啖叔佐传赞》曰：「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谬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匡】陆【质疑即淳】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着，果其意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舎成説而纷纷，助所阶矣。呜呼！孔贾之信康成，不犹愈于啖叔佐之自信乎？士丧礼上下二篇，止有主人拜賔之文，而于柩、于重、于奠，皆未尝拜。至士虞礼，设馔后始言主人再拜稽首。自虞以前，岂经文畧而不言欤？抑主哀不主敬而不拜欤？賔之吊、奠、赗、赠，亦皆不言拜。
家礼亲宾奠用香茶烛酒果。仪礼賔奠不言用何物，但有士受羊如受马之文。疏云：所致之物或可堪为奠于祭祀者也，则所谓奠者止是致其可奠之物，而非如家礼所谓奠。
士虞礼记言：「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胁，凡七体。」经文于献尸之时，止言举脊，举干，举骼，举肩。疏谓尚有臂臑，肫三体不举，是君子不竭人欢，不尽人忠之意。其解精矣。又引特牲注云：「欲改馔于西北隅，故遗之。」虽义得两施，然竭欢尽忠之解，所以示人者深矣。
牲体之数，陈详道礼。书曰：「前胫骨三，肩臂臑也；后胫骨三，肫亦作防，胳亦作骼，觳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横脊也；胁骨三，代胁、长胁【亦曰干】短胁也。正脊之前则膉也，亦谓之脰；肫之上则脾也。然则左右肱之肩臂臑与左右股之肫胳觳而为十有二。脊骨三与左右胁骨六而为九觳。正祭不献神尸，主人之俎两髀不升于主人，主妇之俎膉不升吉祭之俎。则祭之所用者，去髀膉而二十有一，去二觳而为十九矣。」士丧礼，特豚四鬄，去腣两胉【胁也】脊肺。既夕鼎实，羊左胖，豕亦如之。然则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为四，又两胉一脊而为七，此所谓豚解也。士丧礼畧豚解而已，至虞然后豚解体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则天子诸侯有体解豚解，大夫士有体解无豚解，以其无朝践献腥之礼故也。此一条最明，但又曰：「国语禘郊之事则有全脀，王公立饫有房脀，亲戚燕飨有殽脀，则全脀豚解也，房脀体解也，殽脀骨折也。」此一条方氏古今考深以为非，曰：「孔頴逹左传疏，全其甡体而升于俎谓之全脀，岂祥道豚解七体乎？半解牲体而升于俎谓之房脀，祥道谓体解二十一体可乎
译注疏也多有疏略之处。例如《既夕篇》中关于下葬及反哭的记载，都说“拾踊三拾更也”。投壶时是拾起再投，哭踊时是拾起再踊，都是更换动作的意思。注疏只说“拾更也”，却不详细解释其义理。又不标注在“〇”处，却标注在反哭处，前后顺序颠倒。又如《雍雍府》不标注在《特牲》篇，却标注在《少牢》篇，也是同样的情况。
礼制中有读赗这一环节，郑玄注说这是为了彰显其丰盛，我认为并非如此，这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其中没有别的东西，不过是用来役使器具之类的物品，这是古人防患于未然的意思。贾公彦的疏中有极其繁冗的地方，比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去五分一以为带”，《丧服》和《士丧礼》两篇都有，既然没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只在一处注解就足够了，他却两处各自累赘数百言。孔颖达在《郊特牲》的疏中说，郑注既然已经把禘改为禴，所以在《祭统》“春禘秋尝”处就不再改动了，他详略处理的方法与贾公彦不同。又《玉藻》疏中说“其六冕玉饰上下贵贱之殊”，这些在《王制》疏中已经具备，这里就简略而不说了。
《既夕篇》记载说：病人斋戒，侍养者也斋戒。郑玄注说：这是为了端正情性。最精妙之处在于，人在疾病之际，必须端正其情性，然后才能决定生死。子女在父母患病时，也必须端正情性，然后才能促使亲人康复，或者送亲人走完最后历程。
贾公彦为《周礼》《仪礼》作疏有功，但学者在《唐书》中没有为他立传，只是附见于他的老师张士衡的传中。他的生平及表字都无从考证，实在可惜。只记载了他的儿子贾大隐，以直谏在武则天时期闻名。又记载他传授学业给赵人李植，李植博览百家。高宗时多次被召见，因为皇帝昏庸软弱，李植颇加针砭切责其短处。皇帝不醒悟，李植被贬为巴县令。由此可以想见贾公彦的教育成果。
孔颖达、贾公彦解释礼制，只遵从郑康成，不敢有丝毫违背。虽然他们恪守家法，不免有过于拘泥之处，但还不失为谨慎。我读《唐书·啖叔佐传赞》说：“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以鲁国史书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都出自子夏门下。三家解说经文，各有错谬，但都本于圣人。他们的得失，大概十分之五，或者有误。先儒敬畏圣人，不敢擅自更改。”啖助在唐代，以研究《春秋》闻名，摘取讥讽三家，不本于所承袭的师说，自创名学，凭私意臆断，尊称为“孔子的意思”。赵匡、陆淳从而附和，于是当时显赫。孔子去世，已经数千年，啖助所推崇的，果真是孔子的意思吗？只是让后生穿凿附会、诡辩，诟病前人舍弃成说而纷纷议论，啖助是罪魁祸首。唉！孔颖达、贾公彦信任郑康成，不还是胜过啖叔佐的自信吗？《士丧礼》上下两篇，只有主人拜宾客的文字，而对于柩车、重器、奠祭，都没有拜。到了《士虞礼》，摆设食物后才说主人再拜稽首。自虞祭以前，难道是经文简略而不说吗？还是主人哀痛不主敬而不拜呢？宾客的吊唁、奠祭、赗赠，也都不说拜。
《家礼》中亲宾奠祭用香、茶、烛、酒、果。《仪礼》中宾客奠祭不说用什么物品，只有士接受羊如同接受马的文字。疏说：所送的东西或许可以堪用于祭祀，那么所谓的奠，只是致送可以奠祭的物品，而不是像《家礼》所说的奠。
《士虞礼》记载说：“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胁，共七体。”经文在献尸的时候，只说举脊，举干，举骼，举肩。疏说还有臂臑、肫三体不举，这是君子不竭尽人的欢乐，不尽人的忠心的意思。这个解释很精妙。又引用《特牲》注说：“想要把食物改放在西北角，所以遗留它。”虽然两种解释都能行得通，但竭欢尽忠的解释，所启示人的意义更深了。
牲体的数量，陈祥道在《礼书》中说：“前胫骨三，是肩、臂、臑；后胫骨三，是肫（也作防）、胳（也作骼）、觳；脊骨三，是正脊、脡脊、横脊；胁骨三，是代胁、长胁（也叫干）、短胁。正脊之前是膉，也叫脰；肫之上是脾。那么左右肱的肩、臂、臑与左右股的肫、胳、觳共十二体。脊骨三与左右胁骨六共九觳。正祭不献神尸，主人的俎两髀不升给主人，主妇的俎膉不升给吉祭的俎。那么祭祀所用的，去掉髀、膉是二十一体，去掉二觳是十九体。”《士丧礼》，特豚四鬄，去掉腣、两胉（胁）、脊、肺。《既夕》鼎实，羊用左胖，豕也这样。那么四鬄，是将左右肩、髀分为四，加上两胉一脊共七体，这就是所谓的豚解。《士丧礼》简略，只有豚解，到了虞祭然后豚解、体解兼有。至于正祭，天子诸侯有体解、豚解，大夫士有体解无豚解，因为没有朝践献腥的礼节。这一条最明白，但又说：“《国语》说禘郊之事则有全脀，王公立饫有房脀，亲戚燕飨有殽脀，那么全脀是豚解，房脀是体解，殽脀是骨折。”这一条方氏《古今考》深以为非，说：“孔颖达《左传》疏，全其甡体而升于俎谓之全脀，难道祥道说是豚解七体吗？半解牲体而升于俎谓之房脀，祥道说是体解二十一体可以吗？”
？体解节折而升于俎为折俎为殽脀，祥道何故以折俎解房脀而不解殽脀乎？其误也根于康成。」愚按：豚解非全脀，当以方氏之説为是。康成注礼运云：「腥其俎谓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谓体解而爓之。」虽亦引国语全脀、房脀为证，然贾公彦仪礼小敛疏云：「禘郊先有全脀，后有豚解、体解。」是康成亦非以豚解为全脀，但説得未明，致陈氏之误耳。茅之于祭有二用，郑康成周礼注云：「茅以共祭之俎，亦以缩酒。」最明共祭之苴，则乡师所谓茅蒩及易之借用白茅、士虞礼之苴、刌茅皆是也。亦以缩酒，则甸师所谓萧茅及左传之包茅不入皆是也。若禹贡之包匦菁茅，则似兼此三者。之用。
译为何将牲体分解、折断关节后升于俎上，称为折俎、称为殽脀？《祥道》为何只解释折俎和房脀，却不解释殽脀呢？这种错误根源在于郑康成。我按：豚解并非全脀，应当以方氏的说法为正确。郑康成在《礼运》注中说：“腥其俎，是指豚解后保持生腥状态；熟其殽，是指体解后煮熟。”虽然他也引用《国语》中的全脀、房脀作为证据，然而贾公彦在《仪礼·小敛》疏中说：“禘郊之祭先有全脀，后有豚解、体解。”可见郑康成也并非将豚解视为全脀，只是说得不够明白，导致陈氏产生误解罢了。茅在祭祀中有两种用途，郑康成在《周礼》注中说：“茅用来供给祭祀的俎，也用来缩酒。”这最清楚地说明了用于祭祀的苴，也就是《乡师》所说的茅蒩，以及《易经》中借用的白茅、《士虞礼》中的苴、刌茅等都是此类。至于用来缩酒，则是《甸师》所说的萧茅，以及《左传》中“包茅不入”所指的那些。如果《禹贡》中的包匦菁茅，则似乎兼有这三种用途。
士虞礼祝声三启户。注云：将启戸，警觉神也。疏引《曲礼》：将上堂，声必扬，为例，可想见古人祭祀曲尽鬼神之情。《朱子语类》云：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髙堂生所传十七篇同。郑康成注此十七篇，多举古文作某，则是他当时亦见此壁中之书。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无传焉。愚按《焦弱侯经籍志》云：永乐中，御史沅洲刘有年献《仪礼》逸经十有八篇，时未加表章，旋就湮没。夫程朱大儒所未见者，有年何从而得之？此非伪书，则必纂辑诸经之文而成之，如吴草庐《仪礼》逸经之类。焦氏信为古经出千百世之后，则愚矣。
语类》曰：「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宻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又引陈振叔之説曰：「此乃是仪，更须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礼书如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类，是説大经处。这是礼须自有个文字。」此二条读《仪礼》者皆不可不知。
朱子谓《仪礼》疏説得不甚分明。愚按：如豚解、体解与全脀、房脀异同之处，是亦不分明之一端也。又如朱子疑缌十五升抽其半，然小功十二升，则其缕反多于缌矣，又不知是如何。疏亦不见分明。又如朝一溢米，贾疏最烦。然古秤有二，法律厯志与《左传》注不同处，孔氏《丧大记》疏言之甚明，而贾疏却不及。
语类有一条，问温公：“仪首绖缀于冠，而仪礼疏説别材而不相缀。”朱子曰：“缀也得，不缀也得，无▯。”要愚按：“冠绖本别材，而不嫌其缀，犹衣裳本殊制，而深衣不嫌于连也。礼有可通融者，此类是矣。”
士虞礼疏谓据二十八月后吉祭而言，禫祭以前縂为丧祭。若丧中自相对，则虞为丧祭，卒哭为吉祭。愚因偶看《大学》，思慎独、诚意之分。以意对心，则意是动之端；以独对意，则独又是意动之端。与此一例也。
丧大记：小敛，主人袒，説髦，括髪以麻；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注云：妇人之髽带麻于房中，则西房也。天子诸侯有左右房。孔疏云：于房中者，谓男子説髦括髪在东房，妇人髽带麻于西房也。士丧礼：主人括髪，袒；众主人免于房。妇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妇人髽于室。大夫士惟有东房故也。愚按：大夫士无西房，陈氏礼书不欲从康成之説，以此处证之，则知康成之説不可易矣。陈氏集説及大全于此处并未分别东房西房，殊为踈畧。注疏中有截法有补法，补法有二：如本文所无而他处所有，则移而补之。如士丧礼言浴用巾而不言沃水之器，则引丧大记补之曰：沃水用枓。既夕言主人入祖乃载而不言纳车时节，则取记文补之曰：賔出遂匠纳车于阶间。又如丧服言曽祖父母而不言髙祖，则取缌麻章补之曰：族祖父者，高祖之孙，则高祖有服明矣。有本文所无而他处亦无，则推而补之。如士虞礼言笾枣烝栗择，注便推之曰：枣烝栗择则苴刌也，枣烝栗择则豆不防笾有藤也。士丧礼言复者降自后西荣，注因丧大记有甸人取所彻庙之西北厞薪用爨之一句，便于此推之曰：降因彻西北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有此补法，然后不觉经文之疏畧。截法则如丧服解：同居继父及同在他邦兄弟及妇人，何以不杖之？妇人，士丧礼：君使人吊之人及既夕既窆而退之賔，祭统所谓祭之日一献，郊特牲所谓古者生无爵皆是有此截法，然后不觉经文之寛泛。又有据彼决此法，如士丧礼言主人入坐于牀东，众主人直言在其后，不言坐；丧大记则云：士之丧，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东方。注云：此据命士，彼据不命之士。杂记前云：期之丧练则吊，后云：朝之丧吊于乡入哭而退，注以后之期为姑姊妹无主者，有此然后不觉经文之互异。
丧大记士之丧二日而殡，此承上文大夫来，盖士之礼死与徃日，生与来日，大夫以上皆以来日数，故在士为三日而殡者，在大夫视之则止，是二是也。陈氏集説及
译《士虞礼》中祝官高声三次开启门户。郑玄注解说：将要开启门户时，高声是为了警觉神灵。孔颖达疏引《曲礼》中“将要登上厅堂，声音必定要高扬”作为例证，由此可以想见古人祭祀时竭尽所能地体察鬼神的情感。《朱子语类》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时，得到了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授的十七篇相同。郑康成注释这十七篇时，多处引用古文并标注为“某”，这说明他当时也见过这些壁中出土的书。不知道他为何只注释这十七篇，而另外三十九篇却不加注释，最终失传了。我认为《焦弱侯经籍志》说：永乐年间，御史沅洲刘有年献上了《仪礼》逸经十八篇，当时朝廷没有加以表彰，随即就湮没无闻了。程朱等大儒都没有见过的书，刘有年是从哪里得到的呢？这如果不是伪书，那必定是编纂辑录各种经典中的文字而成的，就像吴草庐的《仪礼》逸经那样。焦氏相信这些是千古之后才出现的古经，那就太愚昧了。
《语类》说：“《仪礼》并不是古人预先写成这样一本书的。起初只是根据义理兴起，渐渐沿袭下来，行得好的就保留，不断精巧完善，直到情文极其细密，圣人看到这种意思很好，所以记录成书。”又引用陈振叔的说法说：“这只是仪，还需要有礼。《仪礼》只记载行礼时的威仪，所谓‘威仪三千’就是如此。礼书如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之类，是讲述大经大法的地方。这是礼必须自有文字记载的。”这两条对于研读《仪礼》的人来说都是不可不知的。
朱子认为《仪礼》的疏解说得不甚明白。我认为：比如豚解、体解与全脀、房脀之间的异同之处，这也是说不明白的一个方面。又如朱子怀疑缌麻十五升抽去一半，但小功十二升，那么它的缕反而比缌麻多了，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疏文也没有说清楚。又如朝会一溢米，贾公彦的疏文最为繁琐。然而古代秤有两种，《法律厯志》与《左传》注不同之处，孔氏在《丧大记》疏中讲得很明白，而贾疏却没有提及。
《语类》有一条，问司马光：“《仪礼》首绖系在冠上，而《仪礼》疏文说另用材料而不相系。”朱子说：“系也可以，不系也可以，没有分别。”我认为：“冠绖本来是用不同的材料，但不嫌其系在一起，就像衣裳本来制度不同，而深衣不嫌其相连一样。礼有可以通融的地方，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士虞礼》疏文说这是依据二十八月后吉祭而言，禫祭以前总称为丧祭。如果在丧期中相对比，那么虞祭为丧祭，卒哭祭为吉祭。我因为偶然看《大学》，思考慎独与诚意的区别。以意对心，那么意是动的开端；以独对意，那么独又是意动的开端。这与上述情况是一个道理。
《丧大记》：小敛时，主人袒露左臂，解开发髻，用麻束发；妇女在房中用麻束发带麻。郑玄注说：妇女在房中束发带麻，那就是西房。天子诸侯有左右房。孔颖达疏说：在房中，是指男子在东房解开发髻束发，妇女在西房束发带麻。《士丧礼》：主人束发，袒露左臂；众主人在房中免冠。妇女在室内束发，因为男子在房中，所以妇女在室内束发。这是因为大夫士只有东房。我认为：大夫士没有西房，陈氏《礼书》不愿遵从郑康成的说法，用此处来证明，就知道郑康成的说法不可更改了。陈氏《集说》及《大全》在此处并未分别东房西房，实在太过疏略。注疏中有截法有补法，补法有两种：如果本文没有而其他处有，就移过来补充。如《士丧礼》说沐浴用巾而没说盛水的器具，就引《丧大记》补充说：盛水用枓。《既夕礼》说主人入祖乃载而没说纳车的时间，就取记文补充说：宾客退出后工匠纳车于阶间。又如《丧服》说曾祖父母而没说高祖，就取缌麻章补充说：族祖父者，是高祖的孙子，那么高祖有服就明白了。如果本文没有而其他处也没有，就推论补充。如《士虞礼》说笾中放枣烝栗择，注便推论说：枣烝栗择则苴刌也，枣烝栗择则豆不防笾有藤也。《士丧礼》说复者从后西荣降下，注因《丧大记》有甸人取所彻庙之西北厞薪用爨之一句，便在此推论说：降因彻西北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有了这种补法，然后就不觉得经文疏略了。截法则如《丧服》解：同居继父及同在他邦兄弟及妇人，为什么不持杖？妇人，《士丧礼》：君使人吊之人及既夕既窆而退之賔，《祭统》所谓祭之日一献，《郊特牲》所谓古者生无爵，都是有这种截法，然后就不觉得经文宽泛了。又有据彼决此法，如《士丧礼》说主人入坐于牀东，众主人直说在其后，不说坐；《丧大记》则说：士之丧，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东方。注说：这是依据命士，那是依据不命之士。《杂记》前说：期之丧练则吊，后说：朝之丧吊于乡入哭而退，注以后之期为姑姊妹无主者，有了这些然后就不觉得经文互异了。
《丧大记》士之丧二日而殡，这是承接上文大夫来，大概士的礼死与往日，生与来日，大夫以上都以来日数，所以在士为三日而殡者，在大夫看来则止，是二是也。陈氏《集说》及
大全皆畧不言。曲礼内陈氏亦不言死与徃日，是士礼。丧大记君设大盘一节，旧本在始死迁尸于牀之前，孔疏虽云宜承濡濯弃于坎下札烂脱在此耳，而仍不易其旧，古人疑则传疑之意也。陈氏竟易置之，而又不注明其旧次，则近武断矣。如杂记之内子以鞠衣及练则吊，皆然。
译《大全》全都略而不提。《曲礼》中陈氏也没有提及“死”与“往”日，这是士的礼仪。《丧大记》中“君设大盘”这一节，旧本位于“始死迁尸于床”之前，孔颖达的疏虽然说是应当承接“濡濯弃于坎”之下，只是文字错乱脱落在此处罢了，但他仍然没有改变旧本的次序，这是古人对于存疑之处便保留疑问的态度。陈氏竟然擅自更改其位置，又没有注明原来的次序，这就近乎武断了。像《杂记》中“内子以鞠衣”以及“练则吊”等，都是如此。
士虞礼及闲传中，月而禫，丧服小记，祔必以其昭穆，亡则中一以上，二中字注作闲字解，曲礼，上生与来日，死与徃日，二与字注作数字解，皆他处所少。
朱子虽云「汉儒説礼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为商礼」，此便是没理防处。然亦确有是夏商之礼不可牵合者，须平以审之。
士丧礼言小敛之绞广终幅析其末而不言大敛之绞广狭如何？丧大记言大敛之绞一幅为三不辟而不言小敛之绞广狭如何？注疏皆合两处来解，是补经之法。袁了凡羣书备考言注仪礼者郑▯为之，疏者贾逵也。以贾公彦为贾逵疏，谬如此，岂不误人？
丧大记》大夫之丧，将大敛，君即位于序端。又大夫、士既殡而君徃焉，君即位于阼。疏云：大敛时礼未成，辟执事故，即位于序端。既殡而君徃，礼已成，故即位于阼阶。又未大敛之前，君虽来，主妇犹在尸西。而大夫君条则云：妇人即位房中。疏云：大敛哀深，故不辟君；既殡后哀杀，故辟也。此等处，集説皆不分暁。
士丧礼，君视大敛，祝负墉，南面。郑注云：「祝南面，房戸东乡。」君丧大记亦有「负墉南面」之文，郑注亦以为在房戸东。乃仪礼刋本将「房戸」误作「房中」，杨氏图因之，遂列祝于房中。不知君将视祝而踊，若在房中，则逺于君矣，安能视之而踊？以礼记注证之，可见。况房无北壁，见于朱子答赵子钦书，安得房中有墉？
丧大记》郑注云：「饰棺者以华道路及圹中，不欲众恶其亲也。」此解最精，知此则知龙帷、黼翼、振容、鱼跃一切文物，皆非得已也。此与「濡濯弃于坎」同一用心，集説于此畧而不言者，非。
月令孔疏引太史职郑注云：「中数曰嵗，朔数曰年。中数者，谓十二月中气一周，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谓之一嵗。朔数者，十二月之朔一周，谓三百五十四日，谓之为年。此是嵗年相对，故有朔数、中数之别。若散而言之，嵗亦年也。故《尔雅·释天》云：『唐虞曰载，夏曰嵗，商曰祀，周曰年。』是也。」又《玉藻》「上大夫曰」，「下臣摈者曰」，「寡君之老」，疏曰：「在客曰介，当云介，而云摈者，摈、介散文则通也。」又康成《大宗伯》注曰：「出接賔客曰摈，入诏礼曰相。」疏云：「此对文义耳，通而言之，出入皆称摈也。」又《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疏云：「据出声而言曰奏，据合曲而言曰歌，其实歌奏通也。」
郑康成《既夕》注云：「墙有布帷，栁有布荒。」《丧大记》注又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栁也。」则帷荒縂名为栁。贾公彦疏云：「对而言之，则帷为墙，象宫室有墙壁；荒为栁，以其荒有黼黻及齐三采诸色所聚，故得栁名。栁之言聚也。总而言之，皆得为墙。」巾奠乃墙，及《檀弓》云：「周人墙置翣，皆墙中兼有栁。」缝人衣翣，栁之材，栁中兼墙。愚按：经文用字有此对言、总言之二法，不可不知。注疏亦谓之对文、散文。又《曲礼》「效犬者，左牵之」疏云：「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则大者为犬，小者为狗。」又《周礼》疏曰：「五齐对三酒，酒与齐异，通而言之，五齐亦曰酒。」又如《封人》疏云：「有足曰虫，无足曰豸。」程大昌作《袒免辨》谓：「解除吉冠是之谓免。免之为言，正是免冠之免，不应别立一冠名之为免，而读之如问也。」古今言以布绕顶及髻而谓之为免者，惟郑氏一人。愚按：贾氏《丧服》疏、孔氏《丧服小记》疏言「括髪免髽」之制详矣。程氏欲举而尽废之，不免武断。况《丧服小记》明言「斩衰括髪以麻，免而以布」，《问丧》明言「不冠者之所服也」，则免非徒免冠可知。惟《服问》云：「凡见人无免绖，则当如免冠之免。」
丧服小记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孔疏依郑氏，以禘为郊天，以祖之所自出为先祖所从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灵威仰也。郑学之疵，此为最甚。其详见《大传》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防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
译《士虞礼》及《闲传》中说，一个月后举行禫祭；《丧服小记》说，附祭一定要符合昭穆次序，如果亡者没有对应的昭穆，就向上推一位或两位，其中“二”字的注解说作“闲”字解释；《曲礼》说，生人对应来日，死人对应往日，其中“与”字的注解说作“数”字解释，这些在其他地方都很少见。
朱子虽然曾说：“汉代儒者解说礼制有不合理的地方，都推说是商代的礼制”，这便是不合情理之处。然而确实有夏商之礼不可强行附会的，必须平心静气地审慎考察。
《士丧礼》说小敛的绞带宽度占满幅宽，将其末端分开，却不说大敛的绞带宽度如何；《丧大记》说大敛的绞带用一幅布分成三股不分开，却不说小敛的绞带宽度如何。注疏都将这两处合并来解释，这是补充经文的方法。袁了凡在《羣书备考》中说，注解《仪礼》的是郑玄，作疏的是贾逵。把贾公彦当作贾逵作疏，错误竟如此之大，岂不误导后人？
《丧大记》说大夫的丧事，将要大敛时，国君就位在序端。又说大夫、士既已停殡而国君前往，国君就位在阼阶。疏说：大敛时礼制尚未完成，避开执事的人，所以国君就位在序端。既已停殡而国君前往，礼制已经完成，所以国君就位在阼阶。又在未大敛之前，国君虽然来了，主妇还在尸体的西侧。而大夫条下却说：妇人就位在房中。疏说：大敛时哀痛深切，所以不避开国君；既殡后哀痛减轻，所以避开。这些地方，集说都没有分辨清楚。
《士丧礼》说，国君视察大敛，祝官背靠墙壁，面向南。郑注说：“祝官面向南，房户向东。”《君丧大记》也有“背靠墙壁面向南”的文字，郑注也认为是在房户东边。于是《仪礼》刊本将“房户”误作“房中”，杨氏图沿袭了这个错误，就把祝官列在房中。不知道国君将要看着祝官而踊哭，如果在房中，就离国君远了，怎么能看着而踊哭呢？用《礼记》的注来证明，就可以看出来了。况且房中没有北墙，见于朱子回答赵子钦的信，怎么房中会有墙壁呢？
《丧大记》郑注说：“装饰棺木是为了美化道路和墓穴中，不希望众人厌恶他的亲人。”这个解释最精妙，知道这个就知道龙帷、黼翼、振容、鱼跃等一切器物，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与“濡濯弃于坎”是同样的用心，集说在这里简略而不说，是不对的。
《月令》孔疏引用《太史职》郑注说：“中数叫岁，朔数叫年。中数，是指十二个月的中气一周，总共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称为一岁。朔数，是指十二个月的朔日一周，称为三百五十四日，称为一年。这是岁年相对，所以有朔数、中数的区别。如果分散来说，岁也是年。所以《尔雅·释天》说：‘唐虞叫载，夏叫岁，商叫祀，周叫年。’就是这样。”又《玉藻》“上大夫曰”，“下臣摈者曰”，“寡君之老”，疏说：“在客方叫介，应当说介，却说摈者，摈、介散用则通用。”又郑康成《大宗伯》注说：“出去接待宾客叫摈，进去诏告礼仪叫相。”疏说：“这是对文的意义，通而言之，出入都称摈。”又《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疏说：“根据出声来说叫奏，根据合曲来说叫歌，其实歌奏通用。”
郑康成《既夕》注说：“墙上有布帷，柳上有布荒。”《丧大记》注又说：“在旁边的叫帷，在上面的叫荒，都是用来覆盖柳的。”那么帷荒总称为柳。贾公彦疏说：“对而言之，则帷为墙，象宫室有墙壁；荒为柳，因为荒有黼黻及齐三采诸色所聚，所以得柳名。柳的意思是聚。总而言之，都可以称为墙。”巾奠乃是墙，以及《檀弓》说：“周人墙置翣，都是墙中兼有柳。”缝人衣翣，柳的材，柳中兼墙。我认为：经文用字有对言、总言之二法，不可不知。注疏也称之为对文、散文。又《曲礼》“效犬者，左牵之”疏说：“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则大者为犬，小者为狗。”又《周礼》疏说：“五齐对三酒，酒与齐异，通而言之，五齐亦曰酒。”又如《封人》疏说：“有足曰虫，无足曰豸。”程大昌作《袒免辨》说：“解除吉冠是之谓免。免之为言，正是免冠之免，不应别立一冠名之为免，而读之如问也。”古今言以布绕顶及髻而谓之为免者，惟郑氏一人。我认为：贾氏《丧服》疏、孔氏《丧服小记》疏言“括髪免髽”之制详矣。程氏欲举而尽废之，不免武断。况且《丧服小记》明言“斩衰括髪以麻，免而以布”，《问丧》明言“不冠者之所服也”，则免非徒免冠可知。惟《服问》云：“凡见人无免绖，则当如免冠之免。”
《丧服小记》说王者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孔疏依郑氏，以禘为郊天，以祖之所自出为先祖所从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灵威仰也。郑学之疵，此为最甚。其详见《大传》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防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
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嵗之正月郊祭之。疏云灵威仰至汁光纪，《春秋纬·文耀钩》文。又《▯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苍帝之子。又《郊特牲》疏以北极耀魄宝并五帝为六天。又引《考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谓指五帝，皆荒诞不经。
译包含枢纽，白色则是白招拒，黑色则是汁光纪，都在正岁正月于郊外祭祀。疏文说灵威仰到汁光纪，是《春秋纬·文耀钩》中的文字。又《〇命包》说：夏朝是白帝的儿子，殷朝是黑帝的儿子，周朝是苍帝的儿子。又《郊特牲》疏将北极耀魄宝与五帝合为六天。又引用《考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认为指的是五帝，这些都是荒诞不经的。
丧服小记》云：「三年而后▯者，必再祭。」又云：「乆而不▯者，惟主祭者不除。」又云：「报▯者，报虞。」此皆因事故，不能如三月而▯之礼。盖古人偶有此变事，而今则比比然矣，可叹。
丧服小记》云：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郑注云：言为后者，据承之也。殇无为人父之道，以本亲之服服之。疏云：此论宗子殇死，族人不得以父道为后之事。集説谓“以其服服之”者，子为父之服也。郑、孔之説为长。
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大传言武王克商，即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大传》之追王，是加以王号；《中庸》之追王，是备其王礼。孔疏云：《中庸》追王，是以王礼改▯，则恐未必然。《大传》言：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又言系之以姓而弗别。郑注云：姓，正姓也。始祖为正姓，髙祖为庶姓。孔疏云：始祖为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黄帝姓姬；髙祖为庶姓者，若鲁之三桓，郑之七穆。集説曰：姓为正姓，氏为庶姓。愚按：姓、氏二字分而言之，则姓自姓，氏自氏；总而言之，又皆可谓之姓。
大传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郑注、孔疏及陈氏集説，皆就国君之子言。大全载程子一条，则就别子之子言。程子之説，恐非定论。
大传一条云：「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一条云：「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愚按：祖以义为主，故义属祖；祢以仁为主，故仁属祢。非谓事祢止用仁不用义，事祖止用义不用仁也。仁义之分配祖祢，犹之分配事亲从兄，亲亲敬长也。观两条之末，一则曰：「其义然也。」一则曰：「人道亲亲也。」则祖祢二者，又皆可谓之义，亦皆可谓之仁。此仁义二字之错综交互者也。又性理朱子有一条云：「以其性而言之，则皆体也；以其情而言之，则皆用也。以隂阳言之，则义体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则仁体而义用也。」此又仁义体用之错综交互者也。
服问：“云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郑注云：“虽外亲，亦无二统。”孔疏不详。临川吴氏曰：“母死，谓己母死而父再娶，虽有继母，而子仍服死母之党，详其文义，自合如此。”陈氏集説乃云：“母死，谓继母死也；其母，谓出母也。”殊谬。杂记言：“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郑注云：“今大夫丧服礼逸，与士异者，未得而备闻也。”《春秋传》曰：“齐晏桓子卒，晏婴麄衰斩，苴绖带，杖管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惟卿为大夫。’”此平仲之谦也，言已非大夫，故为父服士服耳。麄衰斩者，其缕在齐斩之间，谓缕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缉也。斩衰以三升为正，防细焉，则属于麤也。然则士与大夫为父服异者，有麄衰斩、枕草矣。详郑意，是以晏子所服为先王之礼。王肃则驳之曰：“丧礼白天子以下无等，故曽子云：‘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逹。’春秋之时，尊者尚轻简，丧服礼制遂坏，羣卿专政，晏子恶之，故服麄衰枕草于当时为重，是以平仲云‘惟卿为大夫’，逊辞以避害也。”大夫与士异者，大夫以上在丧敛时弁绖，士冠素委貎。详王意，是以弁经委貎之异为先王之礼，而晏子所服为周衰变礼。二説虽殊，然其以杂记之言为先王之礼则一也。陈氏礼书云：“周衰礼变，而齐之服于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伸服斩衰枕凷，士以卑而屈服齐衰枕草而已。”《礼记》或记先王，或记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论先王之时哉？郑氏以此为真先王之礼，宜为王肃之所攻也。礼书之意，则是以杂记所言即是衰周变礼，其説较王、郑为长。陈氏集説即礼书之意也。麄衰枕草，其非先王所制之士服甚明。观《既夕》是士礼，而云枕块可知
译《丧服小记》说：“守丧三年后才除服的人，必定要举行两次祭祀。”又说：“守丧很久才除服的人，只有主祭的人不除服。”又说：“报除服的人，是报虞祭。”这些都是因为遇到变故，不能按照三个月就除服的礼制。大概古人偶尔有这样的变故，而现在却比比皆是，实在令人叹息。
《丧服小记》说：“为殇死者立后的人，按照他原本的亲属关系所应服的丧服来服丧。”郑玄注说：“说‘为后者’，是依据继承宗祧而言。殇死者没有为人父的道理，所以按照本来的亲属关系所应服的丧服来服丧。”孔颖达疏说：“这是论述宗子殇死，族人不能以父道来立后的事情。”《集说》认为“以其服服之”，是指儿子为父亲所服的丧服。郑玄、孔颖达的说法更为妥当。
《中庸》说周公追尊太王、王季为王，《大传》说武王灭商后，立即追尊太王、王季为王。《大传》所说的追尊，是加上王的称号；《中庸》所说的追尊，是完备王的礼仪。孔颖达疏说：《中庸》所说的追尊，是用王的礼仪来改葬，恐怕未必如此。《大传》说：庶姓在上层区分开来，而在下层则亲疏单一；又说用姓氏来系联而不区分。郑玄注说：“姓，是正姓。始祖为正姓，高祖为庶姓。”孔颖达疏说：始祖为正姓，比如炎帝姓姜，黄帝姓姬；高祖为庶姓，比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集说》说：姓是正姓，氏是庶姓。我认为：姓、氏两个字分开来说，姓就是姓，氏就是氏；合起来说，都可以称为姓。
《大传》中有只有小宗而没有大宗的情况，也有只有大宗而没有小宗的情况。郑玄注、孔颖达疏以及陈氏《集说》，都是就国君的儿子而言。《大全》记载程子的一条说法，则是就别子的儿子而言。程子的说法，恐怕不是定论。
《大传》有一条说：“从仁爱出发，率领亲人逐级向上直到祖，称为轻；从道义出发，率领祖辈顺次向下直到父，称为重。一轻一重，其道理本来如此。”另一条说：“从仁爱出发，率领亲人逐级向上直到祖，从道义出发，率领祖辈顺次向下直到父。所以人道的原则是亲爱亲人。”我认为：祖以道义为主，所以道义属于祖；父以仁爱为主，所以仁爱属于父。并不是说侍奉父亲只用仁而不用义，侍奉祖先只用义而不用仁。仁义分配给祖和父，就像分配给侍奉父母和顺从兄长，即亲爱亲人、尊敬长辈一样。看这两条的结尾，一条说：“其道理本来如此。”一条说：“人道的原则是亲爱亲人。”那么祖和父二者，都可以说是义，也都可以说是仁。这是仁义二字错综交互的情况。又《性理》中朱子有一条说：“从本性来说，都是体；从情感来说，都是用。从阴阳来说，义是体而仁是用；从存心制事来说，仁是体而义是用。”这又是仁义体用错综交互的情况。
《服问》说：“如果生母被休弃，就为继母的亲属服丧；如果生母去世，就为生母的亲属服丧。为生母的亲属服丧，就不为继母的亲属服丧。”郑玄注说：“虽然是外亲，也不能有两个正统。”孔颖达疏不详。临川吴氏说：“母死，是指自己的生母去世而父亲再娶，虽然有继母，但儿子仍然为生母的亲属服丧，详细考察其文义，自然应该如此。”陈氏《集说》却说：“母死，是指继母去世；其母，是指被休弃的生母。”这很荒谬。《杂记》说：“大夫为他父母兄弟中未做大夫的人服丧，服士的丧服；士为他父母兄弟中做大夫的人服丧，服士的丧服。”郑玄注说：“现在大夫丧服的礼制已失传，与士不同的地方，未能完备地听闻。”《春秋传》说：“齐国晏桓子去世，晏婴穿粗麻斩衰，用苴草做绖带，拄着竹杖，穿菅鞋，喝粥，住在倚庐，睡在草垫上，枕着草。他的老臣说：‘这不是大夫的礼仪。’晏婴说：‘只有卿才算大夫。’”这是晏平仲的谦辞，说自己不是大夫，所以为父亲服士的丧服。粗麻斩衰，其麻缕在齐衰和斩衰之间，指麻缕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缉边。斩衰以三升为正，比三升细的，就属于粗麻了。那么士和大夫为父亲服丧不同的，有粗麻斩衰、枕草的区别。详细考察郑玄的意思，是认为晏子所服的是先王的礼制。王肃则反驳说：“丧礼从天子以下没有等级差别，所以曾子说：‘哭泣的悲哀，齐衰斩衰的情意，饘粥的饮食，从天子到百姓都相同。’春秋之时，地位尊贵的人崇尚轻简，丧服礼制于是败坏，群卿专政，晏子厌恶这种风气，所以服粗麻斩衰枕草在当时算是重丧，因此晏平仲说‘只有卿才算大夫’，是用谦辞来避祸。”大夫与士不同的地方，大夫以上在丧敛时戴弁绖，士戴素冠委貌。详细考察王肃的意思，是认为弁绖委貌的不同是先王的礼制，而晏子所服的是周朝衰微时的变礼。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他们认为《杂记》的话是先王的礼制则是一致的。陈氏《礼书》说：“周朝衰微礼制改变，而齐国的丧服于是有了等级，所以大夫因为尊贵而伸张服斩衰枕土块，士因为卑贱而屈服服齐衰枕草罢了。”《礼记》有时记载先王之事，有时记载末世之事，怎么可以用末世的事情来论述先王之时呢？郑氏认为这是真正的先王之礼，适宜被王肃攻击。《礼书》的意思，则是认为《杂记》所说的就是周朝衰微时的变礼，其说法比王肃、郑玄的更为妥当。陈氏《集说》就是《礼书》的意思。粗麻斩衰枕草，显然不是先王所制定的士服。看《既夕》篇是士礼，而说枕土块就可以知道了。
。虽孔疏曲为。之解曰：「既夕是广説，是阿郑意耳，难信也。」又按：「晏子所服，依郑説，则比大夫之服为轻；依王説，则比当时大夫之服为重。礼书用郑説，愚谓此当以王肃之説为正。若杜预《左传》注，直以麄衰斩为斩衰，枕草谓与枕块无二，则谬矣。」
译即使孔颖达的疏注也勉强为之解释，说：“《既夕》篇是泛泛而谈，这是迎合郑玄的意思罢了，难以采信。”又考察：“晏子所穿的丧服，如果依照郑玄的说法，就比当时大夫的丧服要轻；如果依照王肃的说法，就比当时大夫的丧服要重。《礼书》采用郑玄的说法，我认为这里应当以王肃的说法为正确。至于杜预在《左传》的注中，直接把‘麄衰斩’等同于‘斩衰’，把‘枕草’说成与‘枕块’没有区别，那就是错误的了。”
杂记言：「自诸侯逹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哜之；众賔兄弟则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众賔兄弟皆饮之可也。」孔疏：「所以知此酢是受賔长酢者，縁士虞礼，主人、主妇献尸，受酢之时皆卒爵；而此唯哜之，故知是賔长酢也。」陈氏集説：「亦指賔长言，而不言尸酢，卒爵则无根据矣。」
杂记：「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视君之母与君之妻，比之兄弟，发诸顔色者，亦不饮食也。」郑注云：「言小君服轻，亦内除也。」陈氏集説不承内除説，则岂小君兄弟之丧，自始至终，止发诸顔色者不饮食已乎？
杂记云：「祥主人之除也，于夕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此亦就祥言之耳。」注疏因广言之曰：「从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缟冠一也；祥讫，素缟麻衣二也；禫祭，▯冠黄裳三也；禫讫，朝服綅冠四也；逾月吉祭，▯冠朝服五也；既祭，▯端而居六也。」此最有功于经。
杂记：「子游曰：『既样，虽不当缟者，必缟，然后反服。』孔、郑皆言，是以丧事赠赗，来者于前先已来吊，今重至，故待之如此。若于此时始吊者，则衞将军文子之为之是矣。其説甚确。陈氏集説：『泛就吊者言，则衞将军文子之事，又将如何解乎？』」
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见于《杂记》，又见于《服问》，又见于《曽子问》，而《服问》尤严。虽一免绖、一脱衰，犹不可，而况如张江陵、李文逹之事乎？
杂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练则吊。」郑注「此谓父在为母也。」集説因之。然《丧服小记》云「宗子母在为妻禫」，又云「为父母妻长子禫」，不知康成何以独主父在为母言。
杂记：如三年之丧，则既顈其练祥皆行。注云：顈，草名。无葛之乡，去麻则用顈。此可见古人之通变处。
兴诗立礼，只当于诗礼二经求之。至成于乐，则非精通乎《易》《书》《春秋》者不能。
杂记：「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郑注云：「丧尚哀，言敬为上者，疾时尚不能敬也。」愚谓敬亦从哀生，哀之至自能敬，不能敬亦是哀浅。分而言之，则是二事。如问丧、闲传止説得哀，若士丧礼、丧大记则庶几于敬矣。所谓「附于身，附于棺者，必诚必信也」。
杂记：「大功将至，辟琴瑟。君子岂但不夺人之丧已乎？」杂记言：「丧者不遗人。」又言：「三年之丧，虽功衰不吊。」此二事，今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然岂可不知其为礼之变哉？杂记「管仲、晏平仲一条」及「子贡观于蜡一条」，可想见时中之义。
内乱不与焉。注疏引公子友如陈▯原仲为证，而又引公子友之逐庆父、赵宣子之不讨贼，以见力能讨者之不得以此借口，甚妙。愚谓伯玉之从近关出，亦是内乱不与之意。
杂记载衅庙之礼，止云是交神明之道，注疏并不言交神明。所以必须衅者，何故？此礼甚▯，无谓。
几亭言：「礼之于天地亟矣，以为天下则，消患于未然；以修已则，防欲于未萌。至哉言乎！」
曽子问道而出郑注云祖道也。又引《聘礼》“出祖释軷，祭酒脯”为证。孔疏云：“祖，始也。释酒脯之奠于軷，为行始也。”有宫内行神之軷，有城外祖祭之軷。又引《左传》“軷涉山川”为证。盖軷本山行之名，而借以为祭神之名。然今《左传》“軷”作“跋”。
曾子问：「凡告用牲币。」郑注云：「牲当为制字之误也。」殇不祔祭，郑注云：「祔当为备声之误也。」奠而后辞于殡，郑注云：「殡当为賔声之误也。」陈氏集説乃止云：「殡音宾，则似殡字原有宾音，而不见其误矣。」此等处皆失传疑之意。又如《郊特牲》云：「不敢用防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义也。」郑注云：「旦当为神篆字之误也。」集注亦止云：「旦音神。」《王制》「庶人县封」，郑注「当为县窆」，集説亦止音窆。曽子问：「父殁而冠，则己冠扫地而祭于祢。」此言父没除丧之后，始遇当冠之期，而行此冠礼，非谓丧内不可因丧而冠，必至除丧
译《杂记》说：“从诸侯到士，在小祥祭时，主人接受酬酢，只尝一口；众宾客和兄弟则都只啜饮一口。在大祥祭时，主人只啜饮一口，众宾客和兄弟都可以饮尽。”孔颖达疏解道：“之所以知道这酬酢是接受宾客长者的酬酢，是因为在士虞礼中，主人、主妇向尸献酒，接受酬酢时都饮尽爵中之酒；而这里只尝一口，所以知道这是宾客长者的酬酢。”陈氏《集说》道：“这也是指宾客长者而言，如果不说是尸的酬酢，说饮尽爵就没有根据了。”
《杂记》说：“亲近之人的丧事，外在的服制解除；兄弟的丧事，内在的哀情解除。看待国君的母亲和国君的妻子，比照兄弟之丧，凡是流露在脸色上的哀戚，也不饮食。”郑玄注说：“是说小君（国君之妻）的服制较轻，也是内在哀情解除。”陈氏《集说》不承袭“内除”的说法，那么难道小君和兄弟的丧事，自始至终，只是流露在脸色上的哀戚不饮食而已吗？
《杂记》说：“大祥祭主人除服，在晚上为期，穿着朝服举行大祥祭，沿用原来的服饰，这也是就大祥祭而言罢了。”注疏因此广泛地说：“从大祥到吉祭，服饰共有六种：大祥祭，朝服，缟冠，这是第一种；大祥祭结束，素缟麻衣，这是第二种；禫祭，〇冠黄裳，这是第三种；禫祭结束，朝服綅冠，这是第四种；过一个月吉祭，〇冠朝服，这是第五种；祭毕，〇端而居，这是第六种。”这对经文最有功劳。
《杂记》：“子游说：‘已经过了大祥，即使不该穿缟衣的人，也必须穿缟衣，然后才换回常服。’孔颖达、郑玄都说，这是因为丧事赠送财物，来者先前已经来吊唁，现在再次到来，所以这样等待他们。如果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吊唁的，那么卫国将军文子的做法就是对的。他们的说法很确切。陈氏《集说》：‘泛泛地就吊唁者而言，那么卫国将军文子的事，又将怎么解释呢？’”
君子不剥夺别人的丧礼，也不可以被剥夺丧礼。这在《杂记》中出现，又在《服问》中出现，又在《曾子问》中出现，而《服问》尤其严格。即使是一次解下绖带、一次脱下衰服，尚且不可以，何况像张江陵、李文达那样的事呢？
《杂记》：“期年的丧事，十一个月练祭，十三个月大祥，十五个月禫祭。练祭时可以吊唁。”郑玄注：“这是指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陈氏《集说》沿袭此说。然而《丧服小记》说“宗子在母亲在世时为妻子禫祭”，又说“为父母、妻子、长子禫祭”，不知道郑康成为什么唯独主张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的说法。
《杂记》：如果是三年的丧事，那么已经结发之后，练祭和大祥祭都举行。注说：“顈，是一种草的名字。没有葛布的地方，去掉麻就用顈。”这可以看出古人的通权达变之处。
兴诗立礼，只应当在《诗》《礼》两部经书中寻求。至于成就于乐，那么不是精通《易》《书》《春秋》的人不能做到。
《杂记》：“子贡问丧礼，孔子说：‘恭敬为上，哀戚次之。’”郑玄注说：“丧礼崇尚哀戚，说恭敬为上，是痛恨当时不能恭敬。”我认为恭敬也是从哀戚中产生的，哀戚到了极点自然能恭敬，不能恭敬也是哀戚浅薄。分开来说，这是两件事。如《问丧》《间传》只说得哀戚，如果《士丧礼》《丧大记》则差不多有恭敬了。所谓“附于身，附于棺的，必须真诚必须守信”。
《杂记》：“大功之丧将至，避开琴瑟。君子难道只是不剥夺别人的丧礼吗？”《杂记》说：“丧事不遗人。”又说：“三年的丧事，即使是功衰也不吊唁。”这两件事，现在有不得已而行之的，但难道可以不知道这是礼的变通吗？《杂记》“管仲、晏平仲一条”及“子贡观于蜡一条”，可以想见时中的意义。
内乱不参与。注疏引公子友到陈〇原仲为证，又引公子友驱逐庆父、赵宣子不讨贼，以显示有能力讨伐的人不得以此借口，很妙。我认为伯玉从近关出，也是内乱不参与的意思。
《杂记》记载衅庙的礼仪，只说是交神明的方法，注疏都不说交神明。所以必须衅的原因，是什么？这礼仪很〇，没有意义。
几亭说：“礼对于天地非常迫切，作为天下的准则，在患难未发生前消除它；作为修身的准则，在欲望未萌发前防止它。话说得真好啊！”
曾子问道而出，郑玄注说祖道也。又引《聘礼》“出祖释軷，祭酒脯”为证。孔颖达疏说：“祖，始也。在軷上释酒脯之奠，作为出行的开始。”有宫内行神的軷，有城外祖祭的軷。又引《左传》“軷涉山川”为证。大概軷本是山行的名字，而借用来作为祭神的名字。然而现在《左传》“軷”作“跋”。
曾子问：“凡告用牲币。”郑玄注说：“牲应当是制字的错误。”殇不祔祭，郑玄注说：“祔应当是备字的错误。”奠而后辞于殡，郑玄注说：“殡应当是賔字的错误。”陈氏《集说》只说：“殡音宾，那么似乎殡字原本有宾音，而看不出它的错误了。”这些地方都失去了存疑的意思。又如《郊特牲》说：“不敢用防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义也。”郑玄注说：“旦应当是神篆字的错误。”集注也只说：“旦音神。”《王制》“庶人县封”，郑玄注“应当是县窆”，集说也只音窆。曾子问：“父殁而冠，则己冠扫地而祭于祢。”这是说父亲去世除丧之后，才遇到应当冠礼的时期，而举行这冠礼，不是说丧期内不可以因丧而冠，必须等到除丧
乃冠也。《杂记》明言：「以丧冠者，虽三年之丧可也。」陈氏集説乃云：「齐衰以下可因丧服而冠，斩衰不可。」孔、郑注疏并无此説，不知陈氏何所据。
译这是加冠之礼。《杂记》明确说道：“用丧冠来加冠，即使是三年之丧也可以。”陈氏在《集说》中却说：“齐衰以下的丧服可以因丧服而加冠，斩衰则不可以。”孔颖达、郑玄的注疏中并没有这种说法，不知道陈氏是根据什么说的。
檀弓讥朝祥暮歌者。曽子问曰：「脱衰与奠，非礼也。」皆病其忘哀太速。故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曽子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齐衰而吊，既▯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观此则知后世有未婚而守节者，非礼明矣。
曾子问有老聃，孔疏云：“为周柱下史。”陈氏集説乃引石梁先生之説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不知石梁何所据。
曽子问：「鲁昭公少丧其母，孔郑以《左传》昭公母齐归薨之年考之，疑非昭公集説，不应畧而不言。」
曽子问：“非勿能勿除也？”疑衍一“勿”字。孔疏、集説皆未明。曾子问：“言宗子为殇而死，庶子勿为后也。”此“为后”是谓以父道事之。与《丧服小记》“为殡后”不同。《小记》是以继统言，曽子问是以继嗣言。然以殇而弗继嗣，则固有继嗣者矣。嘉靖时大礼议主继统不继嗣者，固不为无见。然概云“为人后者为人子”，是汉儒附会之説，则亦无以服汉儒。
奔丧篇》云：「若未得行，则成服而后行。」郑注云：「谓以君命有为者也。」愚按：此注最善，今人居丧仕意，变礼动云「不得已」，玩郑氏此注，则不得借口矣。
子上不丧出母，孔疏、郑注及陈氏集説皆引《仪礼》为出母齐衰杖期，而为父后者无服。但陈氏则云，伯鱼、子上皆为父后，礼当不服，而以服者为过。孔疏、郑注则云，子思既在子上，当为出母有服，而以不服者为非。陈氏説本横渠张子，今从之。朱子答林择之书则又云，按《丧服传》出母之服，斯但为父后者无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暁，兼污隆之説亦似无交涉，或记者之误欤？
孔子殡于五父之衢。集説力辨其诬，可以正《史记》及孔郑之失。陈几亭谓诛少正卯之事，《左传》不载，孟子不言此。穰苴、孙武行兵立威之法，岂圣人为政之道？《家语》不可尽信，朱子亦断其为妄。此皆力卫圣道之言。
檀弓夏后氏尚黑条下疏云：「郑康成之义，自古以来皆改正朔。若孔安国注《尚书》，汤承尧舜禅代之后，革命创制，改正易服，是从汤始改正朔也。」又疏因郑氏之説推之曰：「舜以十一月为正，尧以十二月为正，髙辛氏以十三月为正，髙阳氏以十一月为正，少皥氏以十二月为正，黄帝以十三月为正，神农以十一月为正，女娲以十二月为正，伏羲以上未有闻焉。」愚按：正朔之改，孔安国、郑康成既各为一説，今亦难以臆断也。
孔疏讲三统，只云建子之月为正者，谓之天统，以天之阳气始生；建丑之月为地统者，以其物惟在地中，含养萌芽；建寅之月为人统者，以其物出于地，人功当须修。理统者，本也，谓天地人之本也，皆只是就一嵗言。至邵康节，乃有「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之説，又是推到天地人最初起头处。
孟献子禫一条，孔疏云：“依礼，禫祭暂县省乐，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乐。又依礼，禫后吉祭，乃始复寝。当时人禫祭之后，则恒作乐，未至吉祭而复寝。今孟献子既禫，暂县省乐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妇人而不入寝。虽于礼是常，而特异余人，故夫子善之。”云：“献子加于人一等矣，不谓加于礼一等。”愚按：“是加于人，不是加于礼，説得最有关系。”集説乃畧不及此，可谓浅矣。
祥禫之月，郑▯、王肃之説不同。孔疏于孟献子禫条，辨之详矣。集説于此既主郑説，而于下文“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又载马氏之説，却仍是王肃之意，前后舛错。朱子文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亦云：“中月而禫，郑注虞礼为是”，故杜佑亦从此説。
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疏云：「乐其所自生，谓爱乐己之王业所由生，若舜由绍尧之徳，则乐名大韶；禹由治水广大中国，则乐名大夏。礼不▯其本，谓先王制礼，其王业根本由质而兴，则制礼不▯其本而尚质；若由文而兴，亦然。」解得甚明。集説却云：「乐生而敦本，礼乐之道也。」含糊不明。
孔氏礼法之宗也。乃伯鱼子上之母则出，子思之母则嫁，皆见于《檀
译《檀弓》讥讽那些早上刚举行祥祭，晚上就唱歌的人。曾子问：“脱去丧服并举行祭奠，是不合礼制的。”这都是批评他们遗忘哀痛得太快。所以孔子说，在这一天哭泣了，就不唱歌。
曾子问：娶妻定好了吉日，但新娘死了，该怎么办？孔子说：“新郎穿齐衰服去吊唁，既已除服就停止丧礼。丈夫死了也这样。”看这就知道后世有未婚而守节的人，是不合礼制的，很明显了。
曾子问中有老聃，孔颖达疏说：“他是周朝柱下史。”陈氏《集说》却引用石梁先生的话说：“这个老聃不是写《道德经》五千言的人。”不知道石梁依据的是什么。
曾子问：“鲁昭公小时候丧母，孔颖达、郑玄根据《左传》考证昭公母亲齐归去世的年份，怀疑不是昭公，《集说》不应省略而不说。”
曾子问：“不是不能不除服吗？”怀疑多了一个“勿”字。孔颖达疏、《集说》都没有阐明。曾子问：“说宗子未成年而死，庶子就不做继承人。”这里的“为后”是指以对待父亲的礼节侍奉他。与《丧服小记》中“为殡后”不同。《小记》是从继承统绪来说，曾子问是从继承嗣位来说。然而因为未成年而不继承嗣位，那么本来就有继承嗣位的人了。嘉靖年间大礼议主张继承统绪不继承嗣位的人，本来也不是没有见解。然而一概说“为人后者为人子”，这是汉儒附会的说法，也就无法说服汉儒了。
《奔丧篇》说：“如果不能立即出发，就穿好丧服然后再出发。”郑玄注说：“是指因为君命有事务在身的人。”我认为：这个注最好，现在人居丧时想当官，改变礼制动辄说“不得已”，玩味郑玄的这个注，就不能借口了。
子上不为出母服丧，孔颖达疏、郑玄注以及陈氏《集说》都引用《仪礼》说为出母服齐衰杖期，而为父后者无服。但陈氏却说，伯鱼、子上都是为父后者，按礼应当不服丧，而把服丧的人视为过错。孔颖达疏、郑玄注却说，子思既然在子上，就应当为出母服丧，而把不服丧的人视为错误。陈氏的说法本于横渠张载，现在遵从它。朱子回复林择之的信中又说，按《丧服传》出母的服丧，只是为父后者无服罢了。子思这件事不可理解，兼之污隆的说法也似乎没有关联，或者是记录者的错误吗？
孔子殡于五父之衢。《集说》极力辩驳其诬蔑，可以纠正《史记》及孔颖达、郑玄的错误。陈几亭说诛杀少正卯的事，《左传》不记载，孟子也不说这个。穰苴、孙武行军立威的方法，难道是圣人治理政事的方法吗？《家语》不可全信，朱子也断定它是妄言。这些都是极力捍卫圣道的言论。
《檀弓》夏后氏尚黑条下疏说：“郑康成的义理，自古以来都改正朔。如果孔安国注《尚书》，汤承尧舜禅代之后，革命创制，改正易服，是从汤开始改正朔的。”又疏因郑氏的说法推论说：“舜以十一月为正，尧以十二月为正，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少皥氏以十二月为正，黄帝以十三月为正，神农以十一月为正，女娲以十二月为正，伏羲以上没有听说过。”我认为：正朔的改变，孔安国、郑康成既然各持一说，现在也难以臆断。
孔颖达疏讲三统，只说建子之月为正，称为天统，因为天的阳气开始生发；建丑之月为地统，因为万物在地中，含养萌芽；建寅之月为人统，因为万物出于地，人的功业应当修治。理统者，是本，指天地人的根本，都只是一年而言。到了邵康节，才有“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说法，又是推到天地人最初起头处。
孟献子禫一条，孔颖达疏说：“按礼，禫祭暂时悬挂乐器减少音乐，而不常作。到二十八月，才开始作乐。又按礼，禫后吉祭，才开始复寝。当时人禫祭之后，就常作乐，未到吉祭就复寝。现在孟献子既已禫祭，暂时悬挂乐器减少音乐而不常作，比起可以御妇人而不入寝。虽于礼是常，而特异余人，所以夫子称赞他。”说：“献子加于人一等了，不是说加于礼一等。”我认为：“是加于人，不是加于礼，说得最有关系。”《集说》却略不及此，可谓浅陋了。
祥禫之月，郑玄、王肃的说法不同。孔颖达疏于孟献子禫条，辨析得很详细。《集说》于此既主郑说，而在下文“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又载马氏的说法，却仍是王肃的意思，前后舛错。朱子文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也说：“中月而禫，郑注虞礼为是”，所以杜佑也从此说。
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疏说：“乐其所自生，谓爱乐己之王业所由生，若舜由绍尧之德，则乐名大韶；禹由治水广大中国，则乐名大夏。礼不忘其本，谓先王制礼，其王业根本由质而兴，则制礼不忘其本而尚质；若由文而兴，亦然。”解得甚明。《集说》却说：“乐生而敦本，礼乐之道也。”含糊不明。
孔氏是礼法之宗。然而伯鱼、上之母则被休弃，子思之母则改嫁，都见于《檀
弓》。闺门之内，何其多故耶？陆翼王集説补正曰：按孔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女，明年生子。适鲁昭公赐之二鲤，孔子荣君之赐，因以名之。至六十六而幵官夫人卒，则无出妻之事，可知圣门礼义之宗，岂有三世出妻者？其为异学诋毁无疑也。
译《弓》篇。在家庭内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变故呢？陆翼王在《集说补正》中说：查考孔子十九岁时，娶了宋国亓官氏的女儿，第二年生了儿子。恰逢鲁昭公赐给他两条鲤鱼，孔子为了荣耀君主的赏赐，因此用“鲤”给儿子命名。等到孔子六十六岁时，亓官夫人去世，由此可见并没有休妻的事情，可以知道圣人门下礼义的根本，怎么会有连续三代休妻的情况呢？这一定是异端学说诋毁圣人的确凿无疑之事。
司士贲告于子游曰：「请袭于牀。」子游曰：「诺。」县子闻之曰：「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盖袭于牀本礼也。子游不据礼答之，而专辄许诺，则如礼自已出矣。」县子所以讥之。孔、郑及集説解得最好，玩此则知凡著书引用先儒旧説而不着其姓氏，皆县子之所讥也。
有子与子游论踊曰：「情在于斯，其是也夫！」此是有子不欲用踊，近于棘子成质而已矣。之意，集説欲回防有子殊▯支离。孔疏明白。
檀弓》记曾子失礼之事甚多。执亲之丧，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则子思正之。既祖，反宿，裼裘而吊，丧欲速贫，死欲速朽。小敛之奠在西方，则皆子游正之。齐衰而哭，子张后人亦疑之甚矣。穷理之难也。集説载刘氏之説，以为是不可尽信，而徒知尊曽子，而岂知此理之不易穷耶？季子臯▯其妻，犯人之禾，申详以告曰：「请庚之。」郑注：「庚，偿也。」集説畧而不注，失之踈。若郑注谓子臯恃宠虐民，集説谓其愚而过虑，则集説得之。
齐之饿者，不食嗟来之食。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郑注：“防，犹无也。无与，止其狂狷之辞。”孔疏：“狂者进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齐，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从无礼之为。而饿者有此二性，故止之。”愚按：“孔、郑防狂狷最好。陈防亭亦谓狂狷器局虽殊，而行事非背驰也。”
晋献文子成室，郑注解献，为贺，自妙集説驳之，拘矣。鲁庄公之丧，既▯而经不入库门，集説谓庄公为子般所弑，何其缪误至此？又按大全檀弓，长乐陈氏引证错缪处尤多，如知悼子卒条，则曰叔弓之卒，隠公不与敛；鲁人有周丰条，则曰孔子对哀公以孝慈则忠，释经而疎忽如此，何以垂训？此与大学大全玉溪卢氏谓孟献子师子思同一愦愦。
陈几亭谓弑逆之事，凡在官者杀无赦，为左右使令，当救防而不救防者，言也。按《檀弓》诸注疏皆不如此解，不知几亭何据。
檀弓》管库之士，郑注「管键也」。孔疏云：「键谓锁之入内者，俗谓之锁；须管谓夹取键，今谓之钥匙。」则是管键为别物，而云「管键」者，对则细别，散则大同。为键而有，故云「管键」。又《月令》孟冬之月，「修键闭，慎管籥」。郑注云：「键牡，闭牝也。」「管籥，▯键器也。」孔疏云：「凡鏁器入者谓之牡，受者谓之牝。」「管籥，一物，以铁为之，似乐器之管籥，搢于鏁内，以按取其键也。」愚按：合二处观之，则管键是二物，而又可统谓之「管键」；「闭」是二物，而又可统谓之「键」。古人用字，徃徃如此。
读礼志疑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志疑卷二
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魏庄渠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故祭祀皆子孙自主之。亲友咸来助祭，若祭他人祖考，岂有感格之理？世俗他人有丧，辄致奠祭，以此为厚，而不知其为非礼也。虽先哲大儒，亦未免从俗，然于吾心终不安。葢偶窥测得圣人制礼之本意也。必欲初丧致奠，曷若致赙？必欲将▯致祭，曷若以物助其虞祔？」愚按：庄渠此论，最合礼意。
旅酬之礼见于特牲，有司彻，乡射，乡饮酒，燕礼者，参差不等。故语类中庸卷内，朱子所解旅酬，其说亦不一。语类朱子论导饮曰：「主人酌以献宾，宾饮。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饮而复饮宾曰酬。主人饮二杯，宾只饮一杯。」此只就献酬之初，宾奠觯未举时而言。若到酬旅之时，宾坐取觯，阼阶前北面酬长兄弟，则宾之所饮不止一杯矣。中庸大全将朱子此条载于旅酬下，殊欠分晓。蒙引又为之说曰：「导饮者，自饮以导宾饮也。宾既饮，仍以酢主人，主人又饮也。」朱子所谓「主人饮二杯，宾只饮一杯」，此説尤谬戾。考仪礼，献有酢，而酬无酢，安得如此说乎？又中庸大全载白云许氏之说，亦止到旅之大畧而止。考别本许氏尚有「宾弟子及兄弟弟子各举于其长，亦先自饮，如旅酬所谓下为上也」等语，不知大全何故删之。郑康成中庸注云：「旅酬下为上者，谓若特
译司士贲告诉子游说：“请在床上为死者穿衣。”子游说：“好。”县子听说后说：“叔氏（子游）太轻率了！他擅自用礼来答应别人，其实，在床上为死者穿衣本来就是礼的规定。子游不依据礼来回答他，却擅自答应，这就好像礼是他自己制定的一样。”县子因此讥讽他。孔颖达、郑玄以及《集说》的解释最好，玩味此条就知道，凡是著书引用先儒旧说而不标明其姓氏的，都是县子所讥讽的。
有子和子游讨论踊（丧礼中的跳跃动作）时说：“情感体现在这里，这大概是对的！”这是有子不想用踊，接近于棘子成只重质朴的观点。《集说》想要为有子辩解，显得特别支离破碎。孔颖达的疏解很明白。
《檀弓》记载曾子失礼的事情很多。为亲人守丧，七天不喝水浆，这是子思纠正的。已经举行祖祭，返回住宿，裸露裘衣去吊唁，说“丧事希望迅速贫困，死亡希望迅速腐朽”，小敛的祭品放在西边，这些都是子游纠正的。穿着齐衰丧服而哭，子张后来也对此非常怀疑。穷究事理真是困难啊。《集说》记载刘氏的说法，认为这些不可全信，只是知道尊崇曾子，难道不知道这道理不容易穷尽吗？季子皋的妻子，践踏了别人的庄稼，申详报告说：“请赔偿他。”郑玄注：“庚，赔偿的意思。”《集说》略去而不注，失之疏漏。如果郑注认为子皋倚仗宠幸虐待百姓，《集说》认为他愚蠢而过度忧虑，那么《集说》就说得对了。
齐国的饿者，不吃带有侮辱性的施舍食物。曾子听说后说：“大概吧，他嗟叹着施舍，可以离开；他道歉着施舍，可以吃。”郑玄注：“防，同‘无’。无与，是制止他狂狷言辞的话。”孔颖达疏：“狂者进取，一概行善，仰慕伯夷、叔齐，耿介；狷者直抒己意，不做无礼之事。而饿者有这两种性情，所以制止他。”我按：孔、郑解释狂狷最好。陈几亭也说狂狷器局虽然不同，但行事并非背道而驰。
晋献文子建成房屋，郑玄注解“献”为祝贺，自然精妙，《集说》驳斥它，太拘泥了。鲁庄公的丧事，已经下葬而经不入库门，《集说》说庄公被子般所杀，怎么谬误到这种地步？又查《大全檀弓》，长乐陈氏引证错谬之处尤其多，如知悼子卒条，就说叔弓去世，隐公不参与敛葬；鲁人有周丰条，就说孔子对哀公以孝慈则忠，解释经文而如此疏忽，怎么能作为训诫？这与《大学大全》中玉溪卢氏说孟献子以子思为师同样昏乱。
陈几亭说弑逆之事，凡在官者杀无赦，为左右使令，应当救防而不救防的，是言（指言语不当）。查《檀弓》诸注疏都不这样解释，不知几亭依据什么。
《檀弓》管库之士，郑玄注“管键也”。孔颖达疏说：“键指锁入内的部分，俗称为锁；须管指夹取键的工具，今称为钥匙。”那么管键是两样东西，而说“管键”者，对举则细分，散称则大同。因为键而有管，所以说“管键”。又《月令》孟冬之月，“修键闭，慎管籥”。郑玄注说：“键是牡，闭是牝。”“管籥，是管键的器具。”孔颖达疏说：“凡锁器入内的称为牡，接受的称为牝。”“管籥，是一物，用铁制成，像乐器的管籥，插入锁内，用来按压取出键。”我按：综合这两处看，管键是两样东西，而又可以统称为“管键”；“闭”是两样东西，而又可以统称为“键”。古人用字，往往如此。
读礼志疑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志疑卷二
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魏庄渠说：“神不享用非本类的祭品，民不祭祀非本族的祖先，所以祭祀都由子孙自主。亲友都来助祭，如果祭祀他人的祖考，哪有感应格化的道理？世俗他人有丧事，就送奠祭，认为这是厚道，而不知道这是非礼。即使是先哲大儒，也难免随俗，但在我们心中终究不安。大概偶尔窥测得到圣人制礼的本意了。如果一定要在初丧时送奠，何不送赙赠？如果一定要在将葬时送祭，何不以物品帮助其虞祭祔祭？”我按：庄渠此论，最符合礼意。
旅酬之礼见于《特牲》、《有司彻》、《乡射》、《乡饮酒》、《燕礼》，参差不等。所以《语类》中庸卷内，朱子所解旅酬，其说法也不一。《语类》朱子论导饮说：“主人酌酒献给宾客，宾客饮。主人说酢，主人又自饮而复饮宾客说酬。主人饮两杯，宾客只饮一杯。”这只是就献酬之初，宾客放下酒器未举时而言。如果到了酬旅之时，宾客坐起取酒器，在阼阶前北面酬长兄弟，那么宾客所饮不止一杯了。《中庸大全》将朱子此条载于旅酬下，特别欠明白。《蒙引》又为之解释说：“导饮者，自饮以引导宾客饮也。宾客既饮，仍以酢主人，主人又饮也。”朱子所谓“主人饮两杯，宾客只饮一杯”，此说尤其谬误。考《仪礼》，献有酢，而酬无酢，怎么能这样说呢？又《中庸大全》载白云许氏之说，也止于旅的大略而止。考别本许氏尚有“宾弟子及兄弟弟子各举于其长，亦先自饮，如旅酬所谓下为上也”等语，不知《大全》何故删之。郑康成《中庸》注云：“旅酬下为上者，谓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