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诗传诗説驳义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诗传诗説驳义》五卷。
国朝毛竒龄撰。明嘉靖中，鄞人丰坊作《鲁诗世学》一书，往往自出新义，得解于旧注之外。恐其説之不信，遂托言家有《鲁诗》，为其逺祖稷所传。一为子贡《诗传》，一为申培《诗説》，并列所作《世学》中。厥后郭子章传刻二书，自称得黄佐所藏秘阁石本，于是二书乃单行。明代説诗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采用之，遂盛传于时。竒龄因其托名于古，乃引证诸书以紏之。夫《易》传托之于子夏，《书》传托之于孔安国，其説之可取者皆行于世，其源流授受则説经之家务核其真。竒龄是书不以其説为可废，而于依托之处则一一辨之，亦可谓持平之论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诗传诗説驳义卷一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诗传子贡作，诗说申培作，向来从无此书。至明嘉靖中，庐陵中丞郭相奎家忽出藏本，见示云得之黄文裕秘阁石本。然究不知当时所为石本者何如也。苐见相奎家所传本，则摹古篆书而附以楷体今文，用作音注。嗣此则张元平司马刻于贵竹，专用楷体无篆文；而李本宁宗伯则复合刻篆文楷体于白下，且加子夏小序于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贤言诗》。而于是《诗传》《诗说》一入之《百家名书》，再入之《汉魏丛书》，而二书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从来说诗不及子贡，即古今《艺文志》目亦从无子贡《诗传》，徒以《论语》有“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一语，遂造为此书。其识趣弇陋，即此可见。若申培，鲁人，善说诗，故《汉书·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而《艺文志》亦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则申培説诗固自有据。但《传》又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无传言，苐有口授，无传文也。”则申公虽说诗而无传文。即志又云：“所载鲁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学有石经《鲁诗》六卷。”则申公说诗虽有传文，亦苐名鲁故，鲁说《鲁诗》，不名《诗说》。即谓鲁说即《诗说》，然《诗説》祗二十四篇，无卷次，亦并非二十八卷与二十五卷六卷。况《隋志》又云：“《鲁诗》亡于西晋。”则虽有传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曰：“《鲁诗》亡于西晋，则西晋后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晋之所亡者不即为明代之所出者耶？”则又不然。夫《鲁诗》至西晋始亡，则西晋以前凡汉魏说诗有从《鲁诗》者，则必当与今说相合。乃汉魏以来说诗不一，假如汉杜钦云：“佩玉晏鸣，关雎刺之。”注云：“此鲁诗也。”今《诗说》所载反剽窃匡衡所论，如云：“风诗之首，王化之基，曽不一云刺诗。”如刘向《列女传》云：“燕燕夫人定姜之诗，或云此鲁诗。”而《诗说》反袭毛郑为庄姜、戴妫大归之诗。如此者不可胜，则今之《诗説》全非旧之。诗故居然可知。且旧诗次第见于《左传·襄二十九年》，其时呉季札观乐，以次相及，在孔子删定之前。毛传训诂传次第无不脗合，此非齐鲁韩三家所得异者，即小有差殊，不过豳王之先后与商鲁之存亡已耳。今诗说悉与古异，有鲁风无豳与鲁颂，而以豳与鲁颂合之为鲁，且又以豳之七月一诗名邠风杂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为正续为传，即风与雅与颂中前后所次又复错杂倒置，与旧乖反。然而外此无相合也。独子贡《诗传》与此两书自为辅行为补苴，彼倡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鲁诗宗，不闻受学子贡，子贡亦不闻授某某为鲁学，两相解后，比若蛩駏，亦可怪矣。且其剽窃古说，浅薄无理，又饰以参差，俨若未尝窃其说者。假如孔氏《正义》谓《仪礼》歌《召南》三篇是《鹊巢》《采蘩》《采苹》越《草虫》一篇，或者《采苹》一篇旧在《草虫》之前乎？曹氏《诗说》又谓齐诗先《采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诗传诗说驳义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按：《诗传诗说驳义》五卷，本朝毛奇龄撰写。明代嘉靖年间，鄞县人丰坊撰写《鲁诗世学》一书，常常自创新义，在旧注之外求得解释。恐怕他的学说不被人们相信，于是假托说家中藏有《鲁诗》，是其远祖稷所传下来的。其中一部是子贡的《诗传》，另一部是申培的《诗说》，都列在他所写的《世学》之中。后来郭子章传刻这两部书，自称得到黄佐所藏的秘阁石本，于是这两部书便单独刊行。明代研究《诗经》的各家，因为书中的言论往往合乎情理，大多加以采用，于是当时流传很广。毛奇龄因为这两部书假托古人，便引证各种书籍来揭露它。《易传》假托为子夏所作，《书传》假托为孔安国所作，其中可取的说法都流传于世，但研究经学的人务必核实其源流传授的真实性。毛奇龄这本书并不认为这些说法可以废弃，而是对假托之处一一加以辨析，也可以说是持平公正的议论了。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进。
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诗传诗说驳义卷一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诗传》是子贡所作，《诗说》是申培所作，向来从未有过这两部书。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庐陵中丞郭相奎家中忽然拿出藏本，出示给人看，说是从黄文裕那里得到的秘阁石本。然而终究不知道当时的石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只是看到郭相奎家所传的版本，是摹写古篆书并附上楷体今文，用来作为音注。此后，张元平司马在贵州刊刻，专用楷体而没有篆文；而李本宁宗伯则在南京重新刊刻篆文和楷体，并且在篇首加上子夏的《小序》。合刻的书名叫《二贤言诗》。于是《诗传》《诗说》先被收入《百家名书》，再被收入《汉魏丛书》，这两部书的名字便沿袭下来不可去除了。查考历来研究《诗经》的人没有提到子贡，即使古今《艺文志》目录中也从未有子贡的《诗传》，仅仅因为《论语》中有“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一句话，就伪造了这部书。其见识趣味狭隘浅陋，由此就可以看出来。至于申培，是鲁国人，擅长解说《诗经》，所以《汉书·儒林传》说：“在鲁国讲说《诗经》的，就是申培公。”而《艺文志》也说：“汉朝兴起，鲁地的申公为《诗》作训诂。”所以申培解说《诗经》本来自有依据。但是《传》又说：“申公唯独以《诗经》作为训诂，所以用来教导学生没有传文，只有口授，没有传文。”那么申公虽然解说《诗经》却没有传文。即使《志》又说：“所记载的鲁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隋书·经籍志》也说：“小学类有石经《鲁诗》六卷。”那么申公解说《诗经》即使有传文，也只是名叫《鲁故》《鲁说》《鲁诗》，不叫《诗说》。即使说《鲁说》就是《诗说》，然而《诗说》只有二十四篇，没有卷次，也并非二十八卷与二十五卷、六卷。况且《隋书·经籍志》又说：“《鲁诗》在西晋时亡佚。”那么即使有传文，也已经亡佚很久了。于是有人又说：“《鲁诗》在西晋时亡佚，那么西晋以后亡佚是肯定的，怎么知道西晋所亡佚的不是明代所出现的呢？”这又不对。《鲁诗》到西晋才亡佚，那么西晋以前凡是汉魏时期解说《诗经》有遵循《鲁诗》的，就必定应当与现在的说法相合。然而汉魏以来解说《诗经》的说法不一，比如汉代杜钦说：“佩玉声音迟缓，是《关雎》讽刺它。”注解说：“这是鲁诗的说法。”现在《诗说》所载反而剽窃匡衡的议论，比如说道：“风诗的首篇，王化的基础，竟然没有一处说是讽刺的诗。”又如刘向《列女传》说：“《燕燕》是夫人定姜的诗，有人说这是鲁诗。”而《诗说》反而袭用毛亨、郑玄的说法，说是庄姜、戴妫大归的诗。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现在的《诗说》完全不是旧有的《鲁诗》，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况且旧诗的次序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那时吴国季札观乐，依次欣赏，在孔子删定之前。毛传的训诂传次序无不吻合，这不是齐、鲁、韩三家所能不同的，即使小有差异，也不过是豳风与王风的先后，以及商颂与鲁颂的存亡罢了。现在《诗说》全部与古书不同，有鲁风而没有豳风与鲁颂，却把豳风与鲁颂合并称为鲁风，而且又把豳风的《七月》一诗名为邠风杂入小雅，而把小雅、大雅分为正续作为传，即使风、雅、颂中前后次序又错杂倒置，与旧书相反。然而除此之外没有相合的地方。唯独子贡的《诗传》与这两部书互相辅助补充，一个倡导一个附和，好像出于一人之手。申培是鲁诗的宗师，没听说他向子贡学习，子贡也没听说传授某某为鲁学，两者相遇，如同蛩与駏蛩相依，也可怪了。况且它剽窃古人的说法，浅薄没有道理，又用参差的形式来掩饰，俨然好像不曾窃取别人的说法。比如孔氏《正义》认为《仪礼》中歌唱《召南》三篇是《鹊巢》《采𦰉》《采苹》，越过《草虫》一篇，或许《采苹》一篇旧时在《草虫》之前吗？曹氏《诗说》又说齐诗先《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