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传诗说驳义卷三
郑姬生孝公，公与管仲属孝公子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公许之，立武孟。管仲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羣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按雍巫即易牙，共姬即衞姬，公子无亏即武孟，则长衞姬之不贤有明徴矣。浸假少衞姬贤与管仲同治内外，则安得有私宠？郑姬阴与管仲属太子于宋之事，所谓“衞姬治内，管仲治外”者，安在？故曰刘向之言亦不无可疑者。然作伪如此节，则犹属有据者也。
译郑姬生下了孝公，孝公与管仲嘱托宋襄公，立孝公为太子。雍巫受到共姬的宠幸，便通过宦官貂向齐桓公进献美味，齐桓公答应了他的请求，立武孟为继承人。管仲去世后，易牙进入朝廷，与宦官貂凭借后宫宠幸杀害群臣，立公子无亏为君，孝公逃奔到宋国。查考雍巫就是易牙，共姬就是卫姬，公子无亏就是武孟，那么长卫姬的不贤德就有明显的证据了。假如卫姬稍微贤德一些，与管仲共同治理内外，那么怎么会有私宠呢？郑姬暗中与管仲嘱托宋襄公立太子的事，所谓“卫姬治理内宫，管仲治理外朝”的说法，又在哪里呢？所以说刘向的话也有可疑之处。然而像这样伪造史实，也还是有依据的。
甫田
诗传》景公欲求诸侯大夫风之赋《甫田》诗，说《甫田》齐景公急于图伯，大夫讽之。按小序云大夫刺襄公不修德而求诸侯，则求诸侯本袭小序，特以景公易襄公耳。若景公图伯无据，按《左传》昭十一年晋侯与齐侯投壶，齐侯祝辞有曰「与君代兴」，士文伯谓齐侯欲代晋兴伯，则所云图伯意或有之。然作伪者定见不及此。
魏【二条】
十畆之间
诗》说：“十畆之间，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与友归于农畆。”赋也。此全是朱传文，岂申公读朱氏传耶？抑朱传引鲁诗，阴窃之不告所自耶？观者思之。
硕防
诗说「硕防」大夫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诗。按诗文但刺贪耳，其凿指大夫者，缘小序云「刺其重敛」，而朱子辨说云：「此亦托于硕防，以刺其有司之词，未必直以硕防比其君也。」故此舎刺君而曰刺大夫耳。旧以寗戚扣角歌「硕防」，按古诗最多，或别有「硕防」，非此诗。
唐【三条】
山有枢
诗説「山有枢」，唐人忧国之诗。按鲁诗石经残碑作「山有蓲」，申公鲁诗，何以非「蓲」字耶？
茮聊【诗传】菽聊【诗说】
诗本作椒，惟说文以椒为茮，若作菽，是采菽之菽，大豆也，以叔作尗，遂以茮作菽，误矣。
野有蔓草
诗传臼季遇郤缺于冀野，荐于文公【缺一字】人美之，赋《野有蔓草》。诗说同。按此是《郑风》以臼季遇郤缺事相似，遂移置此耳。考《左传》，郑子齹赋《野有蔓草》，韩宣子曰：「赋不出郑志，则明系《郑风》之有左证者，而移为《唐风》，何卤莽也！」
曺【一条】
尸鸠
按《诗》本作鸤鸠，惟《汉书·说苑》作尸鸠，尸鸤同。
郐【二条】
按《左传》季札观乐曰：“自郐以下。”故陆德明《释文》亦云：“桧本又作郐。”若诸家皆作“桧”，非“郐”也。此从“郐”者，必防时读《观乐》一篇耳。
大路
诗传郐人夫妇相弃【缺四字】赋，大路诗说同此，郑风也。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曰：「郑衞溱洧之间，羣女出桑，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袪，赠以芳华』辞甚妙。」则以此诗本郑诗，故曰「溱洧之间」，此入郐妄矣。又「遵大路」去一「遵」字，亦不可解。
郑【四条】
缁衣
诗传：「郑武公养贤而赋缁衣。」子曰：「于缁衣见好贤之至也。」按武公时，世袭。小序「于缁衣」句，见《孔丛子》说，见《▯柏舟》篇。
扶胥
诗传郑灵公弃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忧之作扶胥【狂氏狡名】诗说亦然。按诗本作扶苏，唯毛传作扶胥，胥、苏通字。其曰“任嬖人狂狡”者，按左传宣二年，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师败绩，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防而出之。▯狂狡则狂狡本宋人而见▯于郑者，其后任狂狡则无所据。且▯狂狡者亦郑穆公非灵公也，此以狂狡二字偶同故实之耳。
麦秀
诗传「子良谏用狂狡，灵公不听，将去其国，赋《麦秀》诗」。说「麦秀，灵公不听子良之谏，将逐之，故作是诗以责狂狡」。一章兴也，二章赋也。按《诗》无《麦秀》篇，唯《史记》箕子有《麦秀》歌，中有「彼狡童兮」二句，与此「狡童」诗句相合，即以「狡童」为《麦秀》。观《狡童》诗止二章，而《诗说》有三章，其云一章兴者，必即以《麦秀》歌四句移冠此章，如《论语》「唐棣之华」四句移冠《东门之墠》诗，其诈同也。若子良将去国，灵公逐子良，则尤不然。按《左传》「郑公子归生弑灵公，郑人立子良，子良辞，乃立襄公。襄公将去穆氏而舎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则亦皆亡。』乃舎之，皆为大夫」。则是襄公将去穆氏而独留子良，此谓子良欲去国，又云灵公欲逐子良，皆依俙附会，不可信者。且《春秋》宣三年冬，郑穆公卒；四年春，灵公始立；夏六月，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是灵公立祗半载而即已被弑，即嬖狂狡亦不久，子良安得数数进谏？且
译**甫田**
《诗传》记载，齐景公想要谋求诸侯大夫的拥戴，于是讽诵《甫田》这首诗。《诗说》认为，齐景公急于图谋霸业，大夫们以此诗进行讽谏。查考《小序》说大夫讽刺郑襄公不修养德行却去谋求诸侯的拥戴，那么“谋求诸侯”这一说法本是沿袭《小序》，只是把襄公换成了景公罢了。如果景公图谋霸业没有依据，查考《左传》昭公十一年，晋侯与齐侯投壶，齐侯的祝辞中有“与君代兴”的话，士文伯认为齐侯想要取代晋国兴起霸业，那么所谓图谋霸业的意思或许确实存在。然而作伪的人见识一定达不到这个程度。
**魏【二条】**
**十亩之间**
《诗》说：“十亩之间，政治混乱国家危亡，贤者不愿意在其朝廷做官，而想着与朋友回归农田。”这是赋的手法。这完全是朱熹《诗集传》的文字，难道是申公阅读了朱氏的传注吗？还是朱熹引用了鲁诗，暗中窃取却不说明出处呢？请读者思考。
**硕防**
《诗说》认为“硕防”是指大夫贪婪暴戾，魏国人怨恨他而作了这首诗。查考《诗》文只是讽刺贪婪罢了，那刻意指向大夫的说法，是因为《小序》说“讽刺他加重赋税”，而朱子辨析说：“这也是借硕防来讽刺其官吏的话，未必是直接拿硕防来比喻国君。”所以这里舍弃了讽刺国君的说法，而说是讽刺大夫。旧说认为宁戚扣牛角唱歌“硕防”，查考古诗最多，或许另有“硕防”之歌，并非此诗。
**唐【三条】**
**山有枢**
《诗说》认为“山有枢”是唐人忧国的诗。查考鲁诗石经残碑写作“山有蓲”，申公是鲁诗，为什么不用“蓲”字呢？
**茮聊【诗传】菽聊【诗说】**
《诗》本作“椒”，只有《说文解字》以“椒”为“茮”，如果写作“菽”，那是《采菽》中的“菽”，即大豆，因为把“叔”写成“尗”，于是把“茮”写成“菽”，这是错误的。
**野有蔓草**
《诗传》说臼季在冀野遇到郤缺，向文公推荐他，国人赞美这件事，赋《野有蔓草》。《诗说》相同。查考这是《郑风》的诗，因为臼季遇到郤缺的事情相似，于是移置到这里罢了。查考《左传》，郑子齹赋《野有蔓》，韩宣子说：“赋诗不出郑国的志意”，那么明确属于《郑风》且有左证，却移作《唐风》，多么粗疏啊！
**曹【一条】**
**尸鸠**
查考《诗》本作“鸤鸠”，只有《汉书·说苑》写作“尸鸠”，“尸”和“鸤”同义。
**郐【二条】**
查考《左传》季札观乐说：“自郐以下。”所以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桧本又作郐。”如果各家都写作“桧”，就不是“郐”了。这里从“郐”的，必定是防范时阅读《观乐》一篇的缘故。
**大路**
《诗传》说郐国人夫妇互相抛弃【缺四字】赋《大路》，《诗说》与此相同，这是《郑风》。查考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有说：“郑卫溱洧之间，众女采桑，我观察其中美丽的人，于是称引诗句说：‘遵大路兮揽子袪，赠以芳华’，言辞非常美妙。”那么认为此诗本是郑诗，所以说“溱洧之间”，这里归入郐国是荒谬的。又“遵大路”去掉一个“遵”字，也无法解释。
**郑【四条】**
**缁衣**
《诗传》：“郑武公供养贤人而赋《缁衣》。”孔子说：“从《缁衣》可以看出喜好贤人的极致。”查考武公时，世袭。《小序》“于缁衣”一句，见于《孔丛子》的说法，见于《柏舟》篇。
**扶胥**
《诗传》说郑灵公抛弃世臣而任用狂狡，子良担忧而作《扶胥》【狂氏名狡】，《诗说》也这样认为。查考《诗》本作“扶苏”，只有毛传作“扶胥”，“胥”、“苏”是通假字。那说“任用嬖人狂狡”的，查考《左传》宣公二年，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国攻打宋国，宋军大败，狂狡拦截郑国人，郑人落入井中，倒着被拉出来。〇狂狡则是狂狡本是宋国人而被〇于郑国的，后来任用狂狡则没有依据。而且〇狂狡的也是郑穆公不是灵公，这是以“狂狡”二字偶然相同所以实行的罢了。
**麦秀**
《诗传》“子良劝谏任用狂狡，灵公不听，将要离开他的国家，赋《麦秀》诗”。《诗说》“麦秀，灵公不听子良的劝谏，将要驱逐他，所以作这首诗来责备狂狡”。一章是兴，二章是赋。查考《诗》没有《麦秀》篇，只有《史记》箕子有《麦秀》歌，其中有“彼狡童兮”两句，与此“狡童”诗句相合，就把“狡童”当作《麦秀》。看《狡童》诗只有二章，而《诗说》有三章，那说一章是兴的，必定是把《麦秀》歌四句移来冠在此章之前，如《论语》“唐棣之华”四句移来冠在《东门之墠》诗之前，其欺诈相同。如果子良将要离开国家，灵公驱逐子良，则尤其不对。查考《左传》“郑公子归生弑杀灵公，郑国人立子良，子良推辞，于是立襄公。襄公将要除去穆氏而安置子良，子良不答应，说：‘穆氏应该存在，那么原本愿意；如果将要灭亡，那么也都灭亡。’于是安置他，都成为大夫”。那么是襄公将要除去穆氏而单独留下子良，这里说子良想要离开国家，又说灵公想要驱逐子良，都是模糊附会，不可相信的。而且《春秋》宣公三年冬，郑穆公去世；四年春，灵公才即位；夏六月，郑公子归生弑杀其君夷。那么灵公即位只有半年就被弑杀，即使宠信狂狡也不久，子良怎么能屡次进谏？而且
至去国后，《褰裳》诗传竟云「子良去国」，《诗说》则又凿凿云「子良如晋」，此皆诞妄不经之已甚者。
译等到子良离开祖国之后，《褰裳》诗的传注竟然说“子良离开祖国”，《诗说》却又确凿无疑地说“子良前往晋国”，这些都是荒诞无稽、极其离谱的说法。
羔求
诗传：「子皮为政，忠直；文武子产，美之。赋《羔求诗说：「羔求郑子皮卒，子产思之，追颂焉。赋也。」按《左传》：「郑六卿饯韩宣子，子产赋《羔裘》。」则此诗先子产有之，故子产取以为赋，非子产所作明矣。朱子小序辨说有云：「当时郑之大夫如子皮、子产之徒，岂无可以当此诗者？」故此即以子产美子皮实之。其欲窃附朱子，而遂忘前此之有《左传》，亦可叹也。「求」字见前。
陈【一条】
墓门
诗》说：“墓门”泄冶諌灵公，孔宁、仪行父谮而囚之，冶作是诗。按《左传》，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戱于朝，泄冶谏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无谮泄冶事，若《诗》云：“国人知之，则与。”《谷梁传》：“泄冶入谏曰：‘使国人闻之，则犹可；使仁人闻之，则不可。’”语亦相类。
秦【六条】
诗终，秦风，岂亦《尚书》终《秦誓》之意耶？
车邻
诗传：襄公伐戎，初命为秦伯，国人荣之，赋《车邻》诗，说亦然。按《车邻》，朱传作“车▯”，不知何据，此从毛传是也。但襄公时世不可考据。小序云：“车邻，美秦仲也。”而安成刘氏谓秦仲但为宣王大夫，未必得备寺人之官，此诗疑作于平王命襄公为侯之后。此皆宋儒臆见，而子贡、申培已先得我心，眞可一笑。
终南
诗传：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赋《终南》诗。説同此，袭小序。然欧阳子曰：周虽以岐丰赐秦，使自攻取，然襄公止以一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丰之地。此《诗》及《终南》，则非襄公时可知也。终南，岐地山名，在今陜西西安府。
驷驖
诗传「襄公始有田囿之事」，秦人喜之，赋《驷驖》。按小序曰：「始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此即窃摘其二字以櫽括之，其作伪有如此者。
渭阳
诗》传「晋重耳入于晋，秦穆公送之，赋《渭阳》诗」，说同。按《左传》，秦穆姬为晋献公太子申生之同母姊，为重耳异母姊。穆姬生太子莹，是为康公，则康公为重耳甥，故称舅氏。若秦穆与重耳特妻之弟耳，未闻妻兄弟称舅氏者，作伪之不典如此。
黄鸟
诗传：康公塟穆公，以子车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赋《黄鸟》诗。说《黄鸟》：秦穆公卒，世子防以三良殉之。秦人伤之而作是诗。按子车之殉，归咎康公。此即魏颗、陈干昔子从治命、不从乱命之说。然考《左传》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奄息、仲行、鍼虎为殉。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玩左氏文，则当时皆归罪穆公，不及康公，以康公不得主之故也。故应劭云：“秦穆公与羣臣饮酒酣，言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则当时秦穆令从已死，而三子轻生争自为殉，固非嗣主意，即嗣主亦不得禁止之。故郑笺云：“从死自杀，以从死。”孔氏正义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从已死，此臣自杀从之，非后主之过。”则是子车之殉，其必责穆公而不责康公者，已早有成论。而作伪卤莽，凡前人所显然论列，无庸翻复者，必盲犯瞎触以堕其说，则猥陋甚矣。至若李德裕云：“三良者，所谓殉荣乐也，非所谓殉仁义也。”可与梁丘据、安陵君同讥矣。安得谓之百夫特哉？则文饶之意，并将罪三良以薄穆公之过，况康公乎？或曰：三子轻死，记载有之，然与《诗》文“临穴惴惴”之意似于不合。天下无轻生而尚股栗者，则又不然。“临穴”者，秦人也；“惴惴其栗”者，秦人之伤之也。故郑笺云：“秦人哀伤之，皆临穴而为之悼栗。”则“惴惴”者，在秦人不在三良，又甚明者。若《秦本纪》云：“穆公塟于雍，从死者百七十人。”此虽不可信，然亦秦俗如是。如是则又何必惴？何必临穴？且亦何必论其孰有罪、孰无罪？若者宜原，若者宜坐，而必出穆公而入康公，亦多事矣。
诗传诗说驳义
译羔裘
《诗传》说：“子皮执政，忠诚正直；子产文武双全，赞美他。”《诗说》说：“羔裘，郑国子皮去世，子产思念他，追颂他。这是赋的手法。”查考《左传》：“郑国六卿为韩宣子饯行，子产吟诵《羔裘》。”那么这首诗在子产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子产取来吟诵，显然不是子产所作。朱熹《小序辨说》中有话：“当时郑国的大夫如子皮、子产等人，难道没有可以符合这首诗的人吗？”因此这里就用子产赞美子皮来证实。他想要暗中依附朱熹，却忘记了此前《左传》的记载，实在令人叹息。“求”字见前文。
陈【一条】
墓门
《诗》说：“墓门，泄冶劝谏陈灵公，孔宁、仪行父进谗言并囚禁他，泄冶作了这首诗。”查考《左传》，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私通夏姬，都穿着她的内衣在朝廷上嬉戏，泄冶劝谏灵公说：“我能改正了。”灵公告诉那两个人，两人请求杀泄冶，灵公不禁止，于是杀了泄冶。没有进谗言陷害泄冶的事，如果《诗》说：“国人知道这件事，就……”《谷梁传》：“泄冶入宫劝谏说：‘让国人听到，还可以；让仁人听到，就不可以了。’”话语也相类似。
秦【六条】
《诗经》终结于秦风，难道也是《尚书》终结于《秦誓》的意思吗？
车邻
《诗传》说：“襄公讨伐戎人，初次被任命为秦伯，国人以此为荣，吟诵《车邻》。”《诗说》也这样说。查考《车邻》，朱熹传注写作“车〇”，不知依据什么，这里遵从毛传是正确的。但是襄公时的世事不可考据。《小序》说：“车邻，赞美秦仲。”而安成刘氏认为秦仲只是宣王的大夫，未必能具备寺人的官职，这首诗怀疑作于平王任命襄公为侯之后。这些都是宋儒的臆见，而子贡、申培已经先得我心，真可一笑。
终南
《诗传》说：“襄公攻克戎人，开始夺取周地，秦人以此自豪，吟诵《终南》。”《诗说》与此相同，袭用《小序》。然而欧阳修说：周朝虽然把岐山、丰邑赐给秦国，让秦国自行攻取，但是襄公只带了一兵到达岐山，到文公时才驱逐戎人并夺取岐山、丰邑的土地。这首诗和《终南》，就不是襄公时候的作品可知了。终南，是岐地山名，在今陕西西安府。
驷驖
《诗传》说“襄公开始有田猎园囿的事”，秦人欢喜，吟诵《驷驖》。查考《小序》说：“开始有田猎的事，园囿的乐趣。”这就是窃取摘取其中的两个字来概括，其作伪竟至于此。
渭阳
《诗》传说“晋国重耳进入晋国，秦穆公送他，吟诵《渭阳》”，《诗说》相同。查考《左传》，秦穆姬是晋献公太子申生的同母姐姐，是重耳的异母姐姐。穆姬生下太子莹，就是康公，那么康公是重耳的外甥，所以称舅氏。如果秦穆公与重耳只是妻子的弟弟，没听说妻兄弟称舅氏的，作伪的不合典章竟至于此。
黄鸟
《诗传》说：“康公埋葬穆公，用子车氏三个儿子殉葬。秦人哀悼他们，吟诵《黄鸟》。”《诗说》《黄鸟》：秦穆公去世，世子康公用三良殉葬。秦人哀伤他们而作这首诗。查考子车氏殉葬，归咎于康公。这就是魏颗、陈干昔儿子服从治命、不服从乱命的说法。然而查考《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去世，用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君子说：“秦穆公不能成为盟主，是应该的！死了却抛弃百姓。”玩味《左传》的文字，那么当时都归罪于穆公，不及康公，因为康公不能做主的原因。所以应劭说：“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畅，说：‘活着共享此乐，死了共享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答应。等到穆公去世，都跟随死去。”那么当时秦穆公命令跟随自己死，而三子轻视生命争相自杀殉葬，本来就不是继位君主的主意，即使继位君主也不能禁止。所以郑玄笺注说：“跟随死去自杀，以跟随死去。”孔颖达正义说：“不指责康公而指责穆公，是因为穆公命令跟随自己死，这些臣子自杀跟随，不是后继君主的过错。”那么子车氏殉葬，必定指责穆公而不指责康公，早已有成论。而作伪者粗率，凡是前人显然论述、无需翻复的，必定盲目触犯以败坏其说，则猥琐浅陋极了。至于李德裕说：“三良，所谓殉荣乐，不是所谓殉仁义。”可以与梁丘据、安陵君一同讥讽了。怎么能称为百夫特呢？那么李德裕的意思，并将罪责归于三良以轻视穆公的过错，何况康公呢？有人说：三子轻视死亡，记载中有，然而与《诗》文“临穴惴惴”的意思似乎不合。天下没有轻视生命却还战栗的人，那么又不然。“临穴”者，是秦人；“惴惴其栗”者，是秦人哀伤他们。所以郑玄笺注说：“秦人哀伤他们，都临穴而为之悼栗。”那么“惴惴”者，在秦人而不在三良，又很明白。如果《秦本纪》说：“穆公葬于雍，跟随死去的有一百七十人。”这虽然不可信，然而也是秦国的风俗如此。这样又何必战栗？何必临穴？而且又何必论其谁有罪、谁无罪？若者宜原，若者宜坐，而出穆公而入康公，也是多事了。
诗传诗说驳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