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传诗説驳义卷一

译《采苹》之后是《草虫》。然而总的来说，这些都是主观臆测罢了。如今这两本书中，《采苹》确实排在《草虫》之前。但又恐怕别人窥探其中的隐秘，又把《羔羊》《江有汜》这两首诗列在《采苹》之前。朱熹在《小序辨》中说到《邶风》的《日月》时曾说，如果这确实是庄姜的诗，那么也应当作于庄公时代，并排在《燕燕》之前；对于《终风》也说，这应当排在《燕燕》之前。这就是把《日月》《终风》这两首诗放在《燕燕》之前了。但又想显得略有不同，于是又把《终风》放在《日月》之前。《韩诗》章句说，《鼓钟》是周昭王时期所作。晁说之的《时序论》也说，齐、鲁、韩三家都把《鼓钟》当作昭王时的诗。如今这两本书既然说《鼓钟》是昭王的诗，又说三家把《王风》当作鲁诗。现在也有鲁诗，却又故意改变，不把《王风》当作鲁诗，而把《豳风》和《鲁颂》当作鲁诗。欧阳修说，《七月》这首诗，燕、齐、鲁三家都没有，现在故意把《七月》归入《豳风》，使其进入《小雅》。刘安世说，《韩诗》中有《雨无极》篇，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个字。然而先儒说这本书世上没有流传，而且其他书籍也不常见到，恐怕也是好事者附会编造的吧。如今这两本书把《雨无正》这首诗竟然写成《雨无极》，这就错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时有三千多篇诗，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孔颖达的《正义》说司马迁的说法是错误的，并且说根据现在的诗以及失传的六篇，总共是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记》《汉书》都说三百零五篇。因为汉代毛诗不流行，三家诗看不到《诗序》，所以不知道有六篇失传，就认为三家诗不把六篇列入《诗序》。如今这两本书也就没有那六篇失传的诗了。他们私下依据古说，原本就不精博，恰好足以显露他们的浅陋。所以有时明明看到鲁诗，反而不能抄袭，偶尔拾取其他书籍所传说的。如果是燕、齐两家的说法，就全部顺从。有时还更改篇名，以显示巧妙奇异。就像郑国的《狡童》，因为《史记》中箕子歌有说：“彼狡童兮，与偶同也”，于是改名为《麦秀》。《小雅》中的《圻父》，因为《国语》中“圻招”的诗也以“圻”作为“圻父”的官职，相似，于是改名为《圻招》。又如郑国的《东门之墠》，有说：“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与《论�》所引用的《唐棣》逸诗“岂不尔思句”又相似，于是就把《东门之墠》当作《唐棣》。又如《小雅》中的《小宛》，因为《国语》中秦伯赋“鸠飞”，有人说就是《小宛》，于是就把《小宛》当作《鸣鸠》。齐诗的《还》，因为《汉书》志中说：“齐地临淄就是营丘”，所以齐诗说：“子之营兮”，于是就把《还》当作“营”。卫国诗《定之方中》，因为仲梁子说：“这是初建楚宫时作的”，于是就把《定之方中》当作《楚宫》。《大雅》中的《抑》，因为《国语》中左史倚相说：“从前卫国武公年纪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进行规劝告诫，于是作《懿戒》来自我警戒”，于是也把《抑》当作《懿戒》。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又或者传文所遗漏的，用解说来补充。解说既然完备，传文反而有所缺失。比如《小雅》中的《嘉鱼》《鱼丽》，传文已经详细解释，解说就没有可解释的了。《大雅》中的《民劳》《桑柔》，传文没有文字，解说就可以考证了。又或者各自得到一半，合起来才完整。比如《小雅》中的《頍弁》，这是宴请亲戚兄弟的诗，所以诗中明确说“兄弟”“云甥舅”，而传文说“宴请亲戚”，解说说是“宴请王族”，必须合起来看才能得到全貌。又或者分别列举一个义项，合起来才完备。比如《小雅》中的《四牡》，传文说：“表彰使臣的勤勉”，那么《国语》说：“四牡是君主用来表彰使臣勤勉的”，解说说是“慰劳使臣”，那么《左传》说：“四牡是君主用来慰劳使臣的”，那么必须合起来看，才开始完备。窥探他们的私智，大概有不可以告诉别人的地方。而且他们的大致内容多抄袭朱熹的《诗集传》，又喜欢旁窃《小序》。又惟恐《小序》被朱熹已经辨明，所以从朱熹辨得不甚明白的地方，就偶尔抄袭。否则依傍朱熹的传文，而故意做出小小的区别，然而也有十之八九是相同的。那么难道朱熹生于百世之后，能与子贡、申培暗中契合吗？难道朱熹暗中抄袭子贡、申培的书，而私下掩盖不告诉别人吗？老学究教导学生，市门每日烦苦，无所自娱，于是作此欺世之作。他们的庸俗欺罔固陋，毫无忌惮，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不可以不辨明的。我客居江边，有人就《诗经》义理与我质疑辩论，搜集这两家的言论，混杂着长短优劣。我恐怕世人最终被他们的说法迷惑，因此在辩论之余，并且续写这篇记述。世上谈论《诗经》的人，可以以此作为考察借鉴。

译周南【五条】

关雎、葛覃

《诗传》说：周文王的妃子姒氏思念得到贤淑的女子来承担后宫的职责，于是创作了《关雎》这首诗。《诗说》也说：太姒思念得到贤淑的女子来充任嫔妃的职位，以供应祭祀、接待宾客的事务。查考：关于供应祭祀的说法，是沿袭毛亨、郑玄的观点。他们因为认为荇菜是祭祀时的腌菜，所以这样说罢了。却不知道供应祭祀是后妃的职责，《礼记》中所说的“请求君王的玉女，共同拥有敝邑来供应祭祀”就是此意。怎么会有后妃又思念一个来供应祭祀的人呢？大概《小序》所说的“思念得到贤淑女子”，是指思念得到后妃，而不是后妃又思念得到贤淑女子。这是毛亨、郑玄误解了《小序》，而这里又是沿袭毛亨、郑玄的说法并且更加错误了。况且东汉《皇后纪》序言中有说：“康王晚朝，《关雎》被用作讽谏。旧说认为出自鲁诗。”哪有申培作为鲁诗宗师却不坚守自己的学说，反而沿袭毛亨、郑玄的观点来解释的呢？如果它引用孔子的话：“《关雎》快乐而不淫荡，悲哀而不伤害。”又说：“内心端正然后自身修养完善，自身修养完善然后家庭和睦，家庭和睦然后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然后天下太平。”那么《大学》出自《礼记》，本是汉代以后的儒者所作。而将四书汇编，把《鲁论》《孟子》与《大学》《中庸》合并为一本书，则是宋代以后的儒者所为。怎么会有子贡生于春秋时期，预先研读《礼》且预先知道《礼记》《鲁论》必定会合并为一书，并且像现在人熟读四书那样连类相引呢？这是伪造者的庸俗狂妄，轻率忽略而不自知。至于《葛覃》的《诗传》又引用子贡的话：“地位尊贵却能勤劳，富有却能节俭，疏远却能孝顺，可以观察教化效果了。”这几句话直接沿袭朱熹《诗集传》中“已经尊贵却能勤劳，已经富有却能节俭，已经长大却对师傅的恭敬不松懈，已经出嫁却对父母的孝心不衰退”这四句，只是略作更改以形成说法。那么怎么会有子贡沿袭朱熹传注的呢？怎么会有朱熹传注引用子贡的话却不明确指出是子贡的话的呢？怎么会有子贡的话在其他书中一次也没有见过的呢？查考《左传》有“地位尊贵却能安于贫困”，又有“富有却能做臣子”的话，但都不是这类意思。

桃夭

《诗传》说：周人赞美后妃的德行，始终遵循妇道，创作了《桃夭》。子贡说：“使家人适宜，然后可以教化国人。”可见君子修养自身了。查考这几句话出自《大学》，《大学》这本书又出自《礼记》。《礼记》本是吕不韦、秦以前，战国以后儒者所作，而由汉代儒者集成，所以其中各篇各有作者的姓氏，如吕不韦作《月令》，荀子作《三年问》，公孙尼子作《缁衣》、子思作《中庸》之类。而《大学》则不知是谁所作，有人认为是子思穷困居住在卫国时作了《大学》，《中庸》则似乎《大学》也是子思的书，但这种说法是后来出现的，终究不可信。如果像现在人所说的孔子说的话，曾子记述它，曾子的意思，门人记录它，那奇怪到什么程度呢？天下哪有相隔两千年，毫无依据，却可以清晰地明确指出哪是言语，哪是意思，哪是记述，哪是记录的呢？即使《大学》果真是圣人的书，也是后儒所作，子贡怎么能引用它呢？即使孔子平日果真有这些话，但子贡所引用的只是《大学》中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以适宜家教化国家，进而推究根本到修养自身，如果不是《大学》就没有这样的话。那么因为学究荒疏浅陋，每天读《大学》四书，却妄言解说《诗经》，妄言子贡解说《诗经》，真是冤枉啊。

麟止

《诗》本名是《麟之趾》，只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序》本有的直接说《麟趾》，没有‘之’字。”“趾”本来也写作“止”，两者通用，这是指《小序》而言。而这里竟然沿袭写成“麟止”，而且传说都这样，那么就是子贡、申培都沿袭《小序》，并且都看注疏，读陆德明的《释文》，哪有这种道理？

卷耳

查考《仪礼》中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都说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接着歌唱《周南》：《关雎》《葛檀》《卷耳》。那么《卷耳》本是《周南》的第三首，《葛覃》《卷耳》本来相次在《周南》的开头。制定礼仪时次序已经如此，所以这里列在《麟趾》之后。西洋历法将毕、觜、参改为毕、参、觜，哪里值得显示奇异呢？又晁说之说：“鲁诗认为这是康王时的诗，《诗说》说作文王派遣使者求贤而用诗慰劳他，反而实指文王，不同于求贤，沿袭《小序》。”

兎罝

《诗》说：“兎置，文王听说太颠、闳夭、散宜生都是贤人而举用他们，国史咏叹这件事而赞美它。”查考《墨子》说：“文王从置网之中举用闳夭、太颠。”这可能是以“兎置”二字偶然相同，所以这样说。作者并不知道有《墨子》，难道是偶然巧合吗？

召南【六条】

鹊巢、采蘩

晁说之说：“鲁诗将这两首诗视为康王时的诗。”

采苹

查考《仪礼》中的乡饮酒礼、乡射理、燕礼都说合乐《召南》：《鹊巢》《采蘩》《采苹》。那么《采苹》是《召南》的第三首，这里叙述在第五，不同。又晁说之认为这是康王时的诗。

邹虞

《诗传》说：虞人能够胜任他的职责，国史赞美他，创作了《邹虞》诗。《诗说》说：《邹虞》赞美虞人

译关于这首诗。查《礼记·射义》说：天子以《驺虞》为节，是因为乐官齐备。以虞官齐备为乐，也如同赞美虞人能够胜任其职。意在欧阳修之前已有此说。然而“驺”字的含义又不同。贾谊说：“驺”是周文王的苑囿；“虞”是苑囿中掌管野兽的官员。那么只把“虞”当作虞人，而“驺”本来就是苑囿的名称。如果按照欧阳修的说法，又把驾车的人称为“驺”，掌管山林泽薮的官员称为“虞”，如七驺、六驺、山虞、泽�之类，那么“驺”与“虞”都是官名。这里只说“虞人”，那么只把“虞”当作虞官，而“驺”字就没有解释了。这是沿袭欧阳修的说法，而又稍加改变其义。如果“驺”通“邹”，那么“驺”、“邹”是通假字。三驺子就是三邹子。然而在这里与鲁诗有巧合之处。查《文选》注引鲁诗传说：古代有梁邹这个地方，是天子的田猎之地。那么鲁诗也本来把“驺”当作“邹”字，并且也把“驺虞”当作掌管鸟兽的官员。又《周礼》疏引韩诗、鲁诗也说“驺虞”是天子宫中掌管鸟兽的官员。那么“邹”本是田猎之地的名称，“驺虞”是官名。这是不了解鲁诗而恰好相合。然而晁说之又认为鲁诗将此诗当作康王时期的诗。

译《摽有梅》

《诗》说：“摽有梅”，是女子父亲选择女婿的诗。按照戴岷隠的说法，《诗》中有言：“这是选择女婿的言辞，体现了父母的心意”，所以这样说。伪造者未必知道这一点。

《野麇》《行露》

《诗》说“野麇昏婣”，是厌恶无礼的诗。按照《毛诗》，写作“野有死麕”。《左传·昭元年》记载：“郑伯宴请赵孟，子皮吟诵《野有死麕》的末章”。那么古代没有称“野麇”的。如果《行露》诗的传文说：“野人强行求婚，无法诉讼”，那就竟然把“野麇”当作野人求婚的物品。这又是依据《韩诗外传》所说的：“一样物品不齐全，一项礼节不完备，就一定不肯答应”等话语，所以将两首诗合并为一件事，以显示巧妙奇异。然而又何必这样呢？

《甘棠》

《诗传》说：“召康公勤于慰劳百姓，燕国人怀念他，作《甘棠》诗，说法也是这样。”按照召公让儿子去封地就任，没有亲自去封燕，所以《左传》中晋国士鞅说：“武子的德行在百姓心中，就像周人思念召公。”他说“周人”是正确的，因为召公没有亲自到燕地。如果《郑志》回答张逸说：“《甘棠》称召伯，固然知道是在武王时。”武王时固然是在封燕之后，但亲自到燕地则不是这样。有人说《九域志》记载：“召公甘棠在陜州府署。”《括地志》又说：“洛州寿安县有召伯庙，是召伯在甘棠树下听讼的地方。”这些都是后人附会，不足以依据。

《鲁》

朱熹传文说：“有人说鲁国没有风诗，为什么呢？回答说：先代儒者认为当时周王褒奖周公的后代，比照先代，所以巡狩时不陈列其诗，而其篇目也不列于太师的职掌，因此宋、鲁都没有风诗。有人说孔子有所忌讳而删削了它，那么左氏所记载当时列国大夫赋诗以及吴季子观周乐，都没有提到鲁风，这种说法就不通了。现在考察孟子及其他书籍引用《诗》，都称鲁颂，那么在当时已经这样更名。‘为风’，是儿童的欺诈。这里没有豳风，因为《七月》一诗归为小雅，而将《鸱鸮》以下六诗以及鄘、定之《方中》一诗更名为《楚宫》，合并鲁颂四诗，共十一篇作为鲁风，传说相同。”

《鸱鸮》

《诗传》说：周公孙于鲁，殷人背叛周公，忧虑王室，劝修王政，以作防备，作《鸱鸮》诗。传文说：管叔及其众弟在国中散布流言，周公避居鲁地，殷王禄父于是与十七国作乱，周公忧虑此事，作此诗送给成王，希望成王省悟，以作防备。全篇以鸟儿养育幼鸟筑巢比喻先王创业而代替其言。按照周公居东，是居国都之东，所以《尚书·金縢》篇中成王打开金縢后，拿着书哭泣，于是说：“所以我这年轻人亲自去迎接，因为周公当时居国都之东，所以可以亲自迎接。”如果是居鲁，哪有从西岐到东鲁去迎接周公的道理？如果殷人背叛，那应当在作《鸱鸮》之后，所谓未雨绸缪，是担心他们背叛。所以《书序》注说：“周公回来摄政，害怕被诛杀，所以背叛。”这是实录。如果已经背叛，那么斧头破缺，还有什么未雨绸缪的预防呢？

《狼跋》

《诗说》说：“《狼跋》，周公居于鲁，鲁国人看到他的德行容貌而作此诗。”按照诗句“公孙硕肤，德音不瑕”，曾见旧本孔鲋《小尔雅》引用这两句作“德容不瑕”，见于成王赞美名声远播。以“德音”为“德容”，本是传写错误。这里说“看到他的德行容貌”，难道也是偶然看到《小尔雅》的误本，所以把“音”字改为“容”字吗？

《破斧》

《诗》说：“《破斧》，周公从征伐殷地回来，四国赞美他。”考察《诗》文，每称“四国”，都是指四方之国，如《曹》风正是“四国”。这里说“四国赞美他”，则实指四国。按照郑玄笺注说：“四国，是管、蔡、商、奄。”然而看此传在《邶》的《柏舟》中，也有说“四国害周公”，则又似乎以管、蔡、霍、殷为四国，与稍异。

《楚宫》

《诗传》说：“僖公筑楚丘城以防备戎人，史克歌颂他作《楚宫》诗，说法相同。”按照诗中无楚宫之名，怀疑就是鄘诗《定之方中》一篇，因为诗中有“作于楚宫”语，于是改名置于此。看鄘诗无《定之方中》一篇可知。但考察鲁国无城楚丘之事，只有《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然而这是卫国之事，非鲁国之事。且备戎与备狄不同，按照《春秋》隐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此楚丘也指卫国之地，然而隐七年是备戎，僖二年是备狄因为狄此时正灭卫而文公复国，所以城楚丘是备狄。作伪者不知“戎狄”二字也有关系，于是信笔乱写，而不知其不可。如果卫国文公作室，则与城楚丘无关。看诗中并无一语提及筑城之事，居然可知。且《定之方中》是营室初正中时，为十月中气，《春秋》成楚丘文乃在僖二年春，卫文公固然先于城楚丘一月预营度宫室，所以诗辞与《春秋》城楚丘时不合。如果说此诗

译既然在楚丘筑城，那么无论这首诗是歌颂卫文公而非鲁僖公，即使是歌颂鲁僖公，也与营室星正中的时节和“春王正月”毫不相干。考察朱熹《诗集传》在《鲁颂·駉》篇的注解说：“卫文公内心真诚深沉，因而拥有三千匹高马和母马”，也是这个意思。这一定是因为朱子的这句话，于是有人附会穿凿，把它当作鲁诗。又《毛传》说：“仲梁子说：这是初次建立楚宫”，《正义》说：“《郑志》回答张逸关于仲梁子是何时人的问题，回答说：他是先师鲁国人，处在六国时期，在毛公之前。”那么仲梁子本是鲁国人，他说“初次建立楚宫”而不冠以某国国号，意思一定是因为这是本国的事情所以直接陈述，就像《春秋》记载“初献”“初税”的例子一样，那么过去也有认为这是鲁国事情的。但是作伪的人一定不明白这一点，史克作颂，袭用了《小序》中《駉》篇的话。

译《泮水》与《泮宫》

《诗传》记载：“僖公在太庙献祭战利品，史克【缺】赋《泮水》诗，讲述泮宫之事，僖公建造泮宫并举行落成典礼，太史克作颂祷之词。”这首诗原本名为《泮水》，因为其中有“既作泮宫”的句子，所以别名《泮宫》，以示区别。其中提到“献防”，也是因为诗中有“在泮献馘，既克淮夷”的话。但这些只是颂祷之词，不必当作实事。古时候出兵，在学宫接受命令，等到凯旋归来，用审讯俘虏和割下的左耳来报告战功，所以才有献馘之事。僖公原本没有讨伐淮夷的事，连讨伐都没有，哪里来的献馘呢？查考《春秋》，僖公十三年，僖公在咸地会合诸侯，是为了淮夷的祸患。十六年，鄫国也被淮夷所祸害，在淮地设防，谋划救援鄫国，但这些都是齐桓公的事，僖公不过是跟随齐桓公行动罢了，况且也未曾讨伐淮夷。只有《通鉴外纪》记载：“周襄王八年冬，僖公在淮上会合诸侯，谋划向东扩张，不久就讨伐了淮夷。”查考周襄王八年，就是僖公十六年，谋划向东扩张，就是十六年在淮地设防的事，因为《左传》说“谋划向东扩张”。《通鉴外纪》一定是根据这句话加以增饰的，但这并非实录。而且它所说的“太庙”，也没有依据，诗中颂扬的是泮宫。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泮宫是学宫，太庙是宗庙。只有蔡邕在《月令论》中有“明堂就是太庙、太学”的说法，但晋代袁凖辩驳说：“宗庙之中，是鬼神居住的地方，让众多学子在那里学习，在其中举行飨宴和射礼，人鬼混杂轻慢，生死交错，囚犯俘虏割耳，创伤流血，这不合道理。”这正是辩明太学和太庙不能混淆。如果说僖公献祭战利品是在太庙，那就正好中了袁凖的批评，事情已经被前人辩明，却还要拿来扰乱，为什么呢？

《閟宫》

《诗传》说：僖公八年开始使用郊祀和禘祭。史克【缺】赋《閟宫》诗，讲述《閟宫》之事，鲁僖公在太庙、世室以及孝、惠、桓、庄四座宗庙之上，新修了后稷、文王的庙宇，史克作诗颂扬，这不是孔子所收录的。根据《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所以明确地说僖公八年开始使用郊祀和禘祭。不知道此时虽然举行了禘祭，但并非开始禘祭。此前闵公二年就有在庄公庙举行禘祭的记载。此时虽然举行了禘祭，也不涉及郊祀。此后直到僖公三十一年才说四次占卜郊祀。把禘祭冒称为郊祀，是预支了名分。况且诗中明明说秋天举行尝祭，并不涉及禘祭。如果说僖公修建了后稷、文王的庙宇，那就更没有依据了，只是因为在诗中颂扬后稷、文王，所以这样说。不知道后稷、文王只是在修缮庙宇时颂及他们，并非为了新庙而颂扬。如果是颂扬新庙，那么诗中又有太王、武王，应该增加两座庙宇了。《春秋》记载兴作之事，即使很小也必定记录，何况修建庙宇这样的大事却不记录，必定没有这件事。而且《诗传》说开始使用郊祀和禘祭，《诗说》说修建后稷、文王的庙宇，两者互相印证，意思是郊祀必须配以后稷，禘祭必须配以文王。不知道郊祀虽然配以后稷，但不必立庙。如果说鲁国的禘祭必须祭祀周公的祖先，所以必须立文王庙，那么天子的禘祭也祭祀后稷的祖先了。没听说在九座宗庙之上又立帝喾的庙宇。如果一定要立庙，那么此前也有禘祭，为什么到僖公才开始立庙呢？又查考《公羊传》说：周公称为太庙，鲁公称为世室，众公称为宫。那么这里说的“閟宫”，意思必定就是众公的庙宇。又说在众公庙宇之上立“閟宫”，这怎么讲得通呢？朱熹《诗集传》说：《閟宫》一篇是僖公的诗。因为这首诗僭越如此，但孔子仍然收录它，是因为如实记录，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盖之处。这里说“非孔子所录”，正是暗中窃取朱熹的说法来反驳他。那么难道有孔子死后增入这首诗的情况吗？凡此种种都是荒谬的。

《诗传诗说驳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诗传诗说驳义》卷二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邶

过去把卫诗分为邶、鄘、卫，本来就无法解释。这里则把邶作为管叔时期的诗，把鄘作为霍叔时期的诗，把卫作为卫武公以后的诗。凡是诗中明显可以依据是卫诗的，都归入卫，其余都杂乱地归入邶、鄘。查考《汉书·地理志》说：邶封给纣王之子武庚，鄘由管叔治理，卫由蔡叔治理，用来监视殷商，称为三监。这种说法本来就很荒谬。三监是指管叔、蔡叔、霍叔。如果去掉霍叔，加入武庚，那就只有二监了。如果武庚也是一监，那就是武庚监视武庚了。这是因为汉代儒生误以为《尚书·康诰》等篇是成王诛杀武庚之后才封康叔，而把卫当作蔡叔的旧封地，所以这样说。但他们从未说过邶是管叔的封地，鄘是霍叔的封地。查考《尚书·蔡仲之命》，蔡叔被封在蔡，所以称为蔡。那么管叔、霍叔也必定是因为被封在管、霍之地，所以称为管、霍。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不知道具体地点罢了。如果《诗传》在邶的《柏舟》诗中，又说管叔被封在邶，与蔡叔、霍叔、康叔一起监视殷商，那就是在管、蔡、霍三监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康叔，那就成了四监。《汉书》少了一监，这里多了一监，都无法解释。如果郑玄的谱系说：武王讨伐纣王，把纣王的京城封给纣王之子武庚作为殷的后裔，于是把土地分为三部分，设置三监，让管叔、蔡叔、霍叔治理并教化他们，也没有说邶、鄘是管叔、霍叔的封地，邶、鄘的诗是管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