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传诗说驳义卷五
禘」，又曰「报祀」，岂禘时即报，报时即禘耶？且诗中称「三后」，则与禘喾意又似不合。
译“禘”，又说“报祀”，难道举行禘祭时就是报祭，举行报祭时就是禘祭吗？况且诗中称“三后”，那么与禘祭喾的意思又似乎不相符合。
大正续【诗说注云：此卷六篇皆宣王时诗，亦奏之会朝，以续周召之大正矣。毛诗列之民劳、板荡、抑、桑柔之后，而谓之变大雅，非也。一条】
江汉常武
诗说「江汉」、「召穆父帅师征淮南之夷」，史籕美之而作《常武》。宣王亲征淮北之夷，既服而归，召穆美之。按伐淮南夷、伐淮北夷，出自朱传。据《竹书》：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王归自伐徐，锡召穆公命。则谓宣王与召穆并出师，一代徐，一伐淮也。今按《江汉》、《常武》两诗，则实有然者。《常武》诗有「严天子实」，王自亲征；《江汉》诗「虎拜稽首」，则召穆将之，与《竹书》合。然则淮夷、徐戎两各不同云，一淮南夷，一淮北夷，谬矣。淮夷固有南北，然总淮夷耳。徐戎，伯翳后，在徐地；淮夷，淮浦之夷，又徐戎外之一种。但欲伐徐戎，则必循淮浦。故诗中「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与《竹书》「王师代徐，次于淮」合。葢召穆所伐者是淮南夷，而宣王所经歴者是淮北夷，非伐淮北夷也。且诗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其分称彼此，原有賔主。以伐不主淮，故曰「彼」；主徐，故曰「此」。至又曰「铺敦淮坟，敦顿也」。如《越絶书》以固陵名敦兵城，类越王欲伐吴而顿于固陵，与宣王欲伐徐方而顿于淮夷正同。且《江汉》诗明曰「淮夷来求，淮夷来铺」；《常武》诗明曰「徐方既同，徐方既来」，则其自为分别亦明甚矣。朱子以逞臆不察，致误；而作伪者必欲承其误以为误，则何其因人是非，毫无自主，一至此耶？
大正传【诗说注云：此卷四篇皆厉王时诗，二篇为幽王时诗，本非用之为朝防之乐及受厘陈戒之词，夫子特以其文体音节相似而传之，以示戒焉。二条】
荡
诗传召穆公谏【缺二字】赋荡诗。说厉王无道，召穆公諌之赋也。按小序以此诗为召穆公伤王室大壊而作。其云召穆本小序，若其云谏者，则严粲诗缉有云：此诗托文王叹商，特借秦为喻耳，不止于伤嗟而已。夫不止伤嗟，则必是谏。然借秦为喻，不过如贾山至言之借词以为讽，则可以为谏则未也。
瞻卭召旻
诗说以瞻卭幽王嬖褒姬任奄人尹伯竒忧乱而作此诗。召旻为幽王迩刑人近顽童用才慝，诸侯携贰，戎狄内侵，国人流散。尹伯竒谏王而作是诗。按孟子赵岐注谓小弁尹伯竒作，葢以伯竒不得于吉甫与宜臼不得于幽王事有相类，故只小弁一诗而毛诗作宜臼，韩诗作伯竒，正以幽王与伯竒两事各见，非谓幽王与伯竒两人有相干也。今诗说以幽王伯竒扭作一处，凡宣王时诗必曰史籕作，鲁僖时诗必曰史克作，幽王时诗必曰伯竒作，不知何据。又黍离诗韩诗谓尹伯封作，亦以伯封为伯竒之弟，求兄不得故作黍离，与小序周大夫过西周而伤之不同，而诗说亦以尹伯封见故都禾黍徘徊作诗，是伯封周大夫正两家两说之相反，判然不合者，而亦扭作一处，则其倚傍影响附防无理。合两诗观之，概可见矣。
周颂【诗传】颂【诗说十一条】
按正义云：「雅不言周颂，言周者以别商鲁也。周字葢孔子所加也。先代之颂，必是独行，为一代之法。孔子论诗，乃次商鲁于下，则不得不加周字别之。诗说之去周字似正，窃正义此语。但正义谓无商鲁二颂当去周字，今虽无鲁颂，然商颂犹在也，去周何也？」
清庙
诗》说云：「清庙，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见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诸侯观之而作此乐歌。」按成洛见诸侯，是小序旧説。惟宗祀明堂，则蔡邕《独断》有之。然亦未必能据到此。
维清
诗说云：「维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诗。」按《礼记·明堂位》《文王世子》诸篇有云：「升歌清庙，下管象舞。」皆以「象舞」为歌「维清」诗。徒以「维清」在「清庙」后，而记言「升歌清庙」即继之，「管象」则必「清庙」后一诗耳。若然，则《燕礼》云：「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将「新宫」亦必「鹿鸣
译大正续【《诗说》注云：此卷六篇都是宣王时期的诗，也在会朝时演奏，用以延续周、召二公的大正之风。《毛诗》将其列在《民劳》、《板》、《荡》、《抑》、《桑柔》之后，称之为“变大雅”，这是不对的。一条】
江汉常武
《诗说》认为《江汉》是“召穆公率领军队征讨淮南的夷人”，史籀赞美他而作了《常武》。宣王亲自征讨淮北的夷人，平定后归来，召穆公赞美他。查考征伐淮南夷、征伐淮北夷的说法，出自朱熹的《诗集传》。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宣王六年，召穆公率领军队征伐淮夷；宣王率领军队征伐徐戎，皇父、休父跟随宣王征伐徐戎，驻扎在淮水边。宣王从征伐徐戎归来，赐给召穆公命令。那么说宣王与召穆公一同出兵，一个征伐徐戎，一个征伐淮夷，是符合史实的。现在考察《江汉》、《常武》两首诗，确实如此。《常武》诗中有“严天子实”，说明宣王亲自征伐；《江汉》诗中“虎拜稽首”，说明是召穆公率领军队，这与《竹书纪年》相符。那么淮夷、徐戎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对象，一个是淮南夷，一个是淮北夷，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淮夷固然有南北之分，但总称淮夷。徐戎，是伯翳的后代，居住在徐地；淮夷，是淮水边的夷人，又是徐戎之外的一种。如果要征伐徐戎，就必须沿着淮水边行进。所以诗中“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与《竹书纪年》“王师征伐徐戎，驻扎在淮水”相符。大概召穆公所征伐的是淮南夷，而宣王所经过的是淮北夷，并非征伐淮北夷。况且诗中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分别称“彼”和“此”，原本就有主宾之分。因为征伐不以淮为主，所以说“彼”；以徐为主，所以说“此”。至于又说“铺敦淮坟”，“敦”是驻扎的意思。如《越绝书》以固陵名为敦兵城，类似越王想要征伐吴国而驻扎在固陵，与宣王想要征伐徐方而驻扎在淮夷正相同。况且《江汉》诗明确说“淮夷来求，淮夷来铺”；《常武》诗明确说“徐方既同，徐方既来”，那么它们各自区分得很明显。朱熹凭主观臆断而不加考察，导致错误；而伪造者一定要承袭他的错误，那么他们为何如此因人是非，毫无主见，竟到了这种地步呢？
大正传【《诗说》注云：此卷四篇都是厉王时期的诗，两篇是幽王时期的诗，本来不是用作朝会警戒之乐及接受福佑陈述警戒的歌词，孔子特意因为它们的文体音节相似而传下来，以示警戒。二条】
荡
《诗传》说召穆公劝谏【缺二字】赋《荡》诗。说厉王无道，召穆公劝谏他而作。查考《小序》认为这首诗是召穆公哀伤王室大坏而作。其中说召穆公出自《小序》，如果说劝谏，那么严粲《诗缉》中有说：这首诗借文王叹息商朝，特意借秦作为比喻罢了，不止于哀伤叹息而已。既然不止于哀伤叹息，那么一定是劝谏。然而借秦作为比喻，不过像贾山《至言》借词来讽喻，那么可以作为劝谏则未必。
瞻卭召旻
《诗说》认为《瞻卭》是幽王宠幸褒姒，任用奄人尹伯奇，忧虑祸乱而作此诗。《召旻》是因为幽王亲近刑人，宠信顽童，任用奸邪之人，诸侯离心，戎狄内侵，国人离散。尹伯奇劝谏幽王而作此诗。查考孟子赵岐注认为《小弁》是尹伯奇所作，大概因为伯奇不被吉甫所容与宜臼不被幽王所容的事情有相似之处，所以只有一首《小弁》，而《毛诗》说是宜臼所作，《韩诗》说是伯奇所作，正因为幽王与伯奇两件事各自显现，并非说幽王与伯奇两人有牵连。现在《诗说》把幽王和伯奇扭合在一起，凡是宣王时期的诗必定说是史籀所作，鲁僖公时期的诗必定说是史克所作，幽王时期的诗必定说是伯奇所作，不知依据何在。又《黍离》诗《韩诗》说是尹伯封所作，也是把伯封当作伯奇的弟弟，寻找哥哥不得所以作《黍离》，与《小序》说周大夫经过西周而哀伤不同，而《诗说》也以尹伯封见到故都禾黍徘徊而作诗，这是伯封即周大夫，正是两家说法相反，明显不合的，却也扭合在一起，那么其依附影射、牵强附会、毫无道理。合两首诗来看，大概就可以看到了。
周颂【《诗传》】颂【《诗说》十一条】
查考《正义》说：“《雅》不说《周颂》，说‘周’是为了区别商、鲁。‘周’字大概是孔子所加的。前代的颂，必定是单独成篇，为一代的法度。孔子论诗，于是把商、鲁列在下面，那么不得不加‘周’字来区别。《诗说》去掉‘周’字似乎正确，我窃取《正义》此语。但《正义》说没有商、鲁二颂应当去掉‘周’字，现在虽然没有《鲁颂》，然而《商颂》还在，去掉‘周’字为什么呢？”
清庙
《诗》说云：“《清庙》，是周公建成洛邑。奉成王会见诸侯，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昊天上帝，率领诸侯观看而作此乐歌。”查考建成洛邑会见诸侯，是《小序》旧说。只有宗祀明堂，蔡邕《独断》中有记载。然而也未必能依据到此。
维清
《诗说》云：“《维清》也是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的诗。”查考《礼记·明堂位》、《文王世子》诸篇有说：“升歌《清庙》，下管《象舞》。”都以“象舞”为歌《维清》诗。只因为“维清”在“清庙”后，而记载说“升歌《清庙》”即紧接着，“管《象》”则必定是“清庙”后一首诗。如果这样，那么《燕礼》说：“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将“新宫”也必定是“鹿鸣
」后一诗矣，此防说也。按《左传·襄二十九年》季札观周乐，有见舞「象箾」者，注「箾」，「象舞」曲名。而《祭统》云：「声莫重于升歌，乐莫重于武宿夜。」亦云「武宿夜」为乐舞曲名。则在「象舞」亦原有舞曲别名，不必以「维清」实之。但歴考诸书，俱参差不同，不能画一，自不当拘定一说以起议论。假如此「象舞」亦称「象武」，则又以「武」诗为「象舞」曲名，此又在「箾」与「武宿夜」「维清」三名之外。而《明堂位》云：「下管象冕而舞大武。」则「武」非「象」曲，「象」非「大武」。从前所注全然不合，则将何所适从矣？夫「象舞」二字尚未明了，附防「维清」真属多事。若其中畧可折衷，则「象」是舞曲名，但歌「象舞」曲则以管逐之，故又称「象箾」。「箾」即管也。其又云「舞大武」者，以管「象舞」曲时，其所舞者为「大武」之乐，如《乐记》所称「大武六成」者，故又称「象武」。以管「象」与舞「武」本相合耳。凡读书考古，不可单据一边，遽立偏说。向读《明堂位》时，臆拟「象」是管诗，非舞曲，故专云「下管象」而另以「大武」属舞，分别言之。大抵当时原有管诗一项，如下「管象舞」「下管新宫」类。而《左传》云「象箾」「南籥」，《诗》云「以雅以南，以籥」，则兼有「籥」诗，可以破朱子「笙诗」之所不检，叫嚎自喜，以为独得，而忽读《内则》又有「成童舞象」语，则「象」仍旧是舞曲。论古之不可偏执如此。
译这是后一首诗了，这是防止误解的说法。查考《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赏周乐，有看见跳“象箾”舞的，注解说“箾”是“象舞”的曲名。而《祭统》说：“声音没有比升歌更庄重的，音乐没有比武宿夜更庄重的。”也说“武宿夜”是乐舞的曲名。那么在“象舞”中也原本就有舞曲的别名，不必用“维清”来实指它。但是遍考各种书籍，都参差不齐，不能统一，自然不应当拘泥于一种说法来引发议论。假如这“象舞”也称“象武”，那么又把“武”诗作为“象舞”的曲名，这又在“箾”与“武宿夜”“维清”三个名称之外了。而《明堂位》说：“下面吹奏象，戴着冕舞大武。”那么“武”不是“象”的曲，“象”也不是“大武”。从前所注的全然不合，那将何去何从呢？“象舞”二字尚未明了，附会防止“维清”真属多事。如果其中略可折中，那么“象”是舞曲名，但唱“象舞”曲时用管乐伴奏，所以又称“象箾”。“箾”就是管。又说“舞大武”的，是因为用管乐伴奏“象舞”曲时，所舞的是“大武”之乐，如《乐记》所称的“大武六成”，所以又称“象武”。用管乐伴奏“象”与舞“武”本来相合罢了。凡是读书考古，不可只凭一方面，就确立偏颇的说法。以前读《明堂位》时，我推测“象”是管诗，不是舞曲，所以专门说“下管象”而另把“大武”归于舞，分别论述。大抵当时原本有管诗一项，如下“管象舞”“下管新宫”之类。而《左传》说“象箾”“南籥”，《诗》说“以雅以南，以籥”，则兼有“籥”诗，可以破除朱子“笙诗”不被检录的说法，叫喊嚎叫自喜，以为独自得之，而忽然读《内则》又有“成童舞象”的话，那么“象”仍旧是舞曲。论古不可偏执如此。
我将
诗说我将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乐歌。」按《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谓之大享。」《月令》：「秋季太享帝」是也。其曰「宗祀」者，谓大享而亦以宗庙之礼享之耳。若禘，则时祭之一，所谓「夏曰禘者」，亦作「祠」与明堂大享不同。
雝
诗说「雝」成王祀文王之诗。按此诗时世亦不可定。其云成王祀文王者，以诗中「文武维后」一语，既有文，又有武。而「皇考烈考」旧说皆以为武王之称，则非武祀文可知耳。然诗又有「绥予孝子，亦右文母」二语，成之于文，既不得自称孝子，又不得称太姒为母。故又谓此诗是武王祀文王之乐，竟以「皇考烈考」「文武维后」皆属文称，以文为武之考，文专征伐，亦得称武耳。然皆非凿然可据之说，总当阙之，以俟知者。
武赉时迈般勺桓
诗说「武」大武一成之歌，按《左传》宣十二年，楚师败晋师于邲，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此原是卒章，而朱子注《诗》误据坊本以为首章，此系注书之明有误者。而是书又仍其误曰「大武一成」，则误之又误矣。若《诗说》又以《赉》为大武二成，《时迈》为大武三成，《般》为大武四成，《勺》为大武五成，《桓》为大武六成，则又袭《左传》其卒章曰「耆定尔功」之后有云：「其三章『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故曰：「按『铺时绎思』系《赉》诗，『绥万邦，屡丰年』系《酌》诗。毋论《赉》是其三，《酌》是其六，不当为大武二成、大武五成。即《左传》引诗，但从《武》诗歴数之，何尝谓『武』即『大武』之乐？《武》诗以后即大武六成之歌。葢其先卒章，而后三、六者，正以《武》诗末章止此一句，即从《武》诗顺数之，则《赉》为《武》诗之三，《酌》为《武》诗之六，犹云「肆夏」之三也。其《赉》诗以二而称三，《酌》诗以五而称六者，或当时篇次又有不同，未可知也。若是武乐，则「武」六成皆称「武」，何得有《赉》、《酌》别名？若以《时迈》为三成，则楚子引诗以「载戢干戈」二语为作颂，以「耆定尔功」一语为又作《武》，明明「颂」是颂，《武》是《武》，故曰「作」，曰「又作」，不得概以「大武」二字溷作一团也。且《左传》襄四年，晋金奏「肆夏」之三，旧谓「肆夏」即时迈也，则时迈既为《周礼》九夏之一，又复为大武之三，似乎不伦。又《仪礼》大射，公即席奏「肆夏」；燕礼，賔及庭奏「肆夏」。若是大武，不得间作燕射之奏，未闻燕射诸礼可用大武乐章者。况《勺》诗本作《酌》，惟《仪礼》内则作「勺」，而汉书诸书皆因之，则「酌」即「勺」也。若以「勺」为五成，则内则言「十三舞勺」，「舞之小者，冕而舞大武，舞之大者」，故《周官》大舞以大司乐掌之，小舞以乐师掌之，截然不同，则正谓「勺」与「大武」大有分别，而此云「勺」为大武之五成，非妄而何？
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
诗说谓成王免防始朝先王之庙作诗四篇以自警，初不知其何所据。及观朱子小序，辨证于《小毖》篇云：「此上四篇皆一时之作」，始知其所据者独朱子耳。然不谓申培汉人，其得据宋学乃尔。
有客
诗》说：“成王既讨武庚，封微子啓于宋，来朝于周，见于祖庙。”此其燕乐之歌。按“见祖庙”说本小序，然祖庙不通。濮氏所谓殷祖庙不宜在京师，若周祖庙则非助祭不得入见是也。
昊天有成命
诗说云：「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诗。按康王无禘成王事，五年大禘，成王不得上配始祖，自出之帝，若免防之禘，名吉禘。如春秋吉禘于庄公类，则又在太庙，不在明堂。若宗祀明堂，则名大享，不名禘。然亦以文王配之，无成王配之之事。《诗说》于《我将》篇亦曰：「季秋禘上帝于明堂」，则岂误以大享为亦名禘乎？后于《执竞》篇
译《我将》
《诗说》认为：《我将》是季秋在明堂禘祭上帝，并以文王配享时的乐歌。查《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称为大享。”《月令》说：“秋季太享帝”，说的就是这件事。其中所说的“宗祀”，是指在大享的同时，也按照宗庙的礼仪来享祭罢了。如果是禘祭，则是时祭的一种，所谓“夏季称为禘”，也写作“祠”，这与明堂的大享是不同的。
《雝》
《诗说》认为：《雝》是成王祭祀文王的诗。查这首诗的时代也无法确定。说它是成王祭祀文王，是因为诗中有“文武维后”一句，既有文又有武。而“皇考烈考”旧说都认为是武王的称呼，那么这就不是武王祭祀文王，而是成王祭祀文王可知了。然而诗中又有“绥予孝子，亦右文母”两句，成王对于文王，既不能自称孝子，也不能称太姒为母。所以又说这首诗是武王祭祀文王的乐歌，竟把“皇考烈考”、“文武维后”都当作对文王的称呼，认为文王是武王的父亲，文王专主征伐，也可以称为武。然而这些都不是确凿可信的说法，总之应当存疑，等待明白的人来解答。
《武》《赉》《时迈》《般》《勺》《桓》
《诗说》认为：《武》是大武舞第一成的歌。查《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军在与晋军于邲地的战斗中获胜，楚子说：“武王攻克商朝，作颂歌说：‘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又作《武》，其卒章说：‘耆定尔功’。”这原本是卒章，而朱子注《诗》错误地依据坊本认为是首章，这是注释书籍中明显有误的地方。而这本书又沿袭其误说“大武一成”，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如果《诗说》又把《赉》当作大武第二成，《时迈》当作大武第三成，《般》当作大武第四成，《勺》当作大武第五成，《桓》当作大武第六成，那就是又袭用了《左传》在“其卒章曰‘耆定尔功’”之后所说的：“其第三章‘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第六章‘绥万邦，屡丰年’。”所以说：查“铺时绎思”是《赉》诗，“绥万邦，屡丰年”是《酌》诗。无论《赉》是第三，《酌》是第六，都不应当是大武第二成、大武第五成。即使《左传》引诗，只是从《武》诗依次计数，何曾说过“武”就是“大武”之乐？《武》诗以后就是大武六成的歌。大概其先说卒章，而后说第三、第六，正是以《武》诗末章只有这一句，即从《武》诗顺次计数，那么《赉》就是《武》诗的第三，《酌》就是《武》诗的第六，就像说“肆夏”的第三一样。那《赉》诗以第二称为第三，《酌》诗以第五称为第六，或许当时篇次又有不同，未可知也。如果是武乐，那么“武”六成都称“武”，怎么会有《赉》、《酌》的别名？如果把《时迈》当作第三成，那么楚子引诗以“载戢干戈”两句为作颂，以“耆定尔功”一句为又作《武》，明明“颂”是颂，《武》是《武》，所以说“作”，说“又作”，不能一概用“大武”二字混作一团。况且《左传》襄公四年，晋国演奏“肆夏”之三，旧说认为“肆夏”就是《时迈》，那么《时迈》既是《周礼》九夏之一，又成为大武的第三，似乎不合体统。又《仪礼》大射礼，公就席时奏“肆夏”；燕礼，宾客及庭时奏“肆夏”。如果是大武，不能间杂作为燕射的奏乐，未听说燕射诸礼可用大武乐章的。况且《勺》诗本作《酌》，只有《仪礼》内则作“勺”，而《汉书》等书都沿袭它，那么“酌”就是“勺”。如果把“勺”当作第五成，那么内则说“十三舞勺”，“舞之小者，冕而舞大武，舞之大”，所以《周官》大舞由大司乐掌管，小舞由乐师掌管，截然不同，那么正说明“勺”与“大武”大有分别，而这里说“勺”是大武的第五成，不是妄说是什么？
《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
《诗说》认为：成王免除丧服开始朝见先王之庙，作诗四篇以自警，起初不知道它依据什么。等到看朱子小序，在《小毖》篇辨证说：“这四篇都是同一时间所作”，才知道它所依据的只是朱子罢了。然而不说申培是汉人，他依据宋学竟然如此。
《有客》
《诗》说：“成王讨伐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来朝见周王，在祖庙相见。”这是燕乐之歌。查“见祖庙”之说本于小序，然而祖庙不通。濮氏所说殷祖庙不宜在京师，如果是周祖庙则非助祭不得入见，是对的。
《昊天有成命》
《诗说》说：“《昊天有成命》是康王在明堂禘祭成王”的诗。查康王没有禘祭成王的事，五年大禘，成王不能上配始祖，自出之帝，如果是免防之禘，名叫吉禘。如春秋吉禘于庄公之类，那又在太庙，不在明堂。如果是宗祀明堂，则名叫大享，不叫禘。然而也是以文王配享，没有成王配享的事。《诗说》在《我将》篇也说：“季秋在明堂禘祭上帝”，那么难道是误把大享也叫做禘吗？后来在《执竞》篇
噫嘻
诗》说云：「噫噫！康王孟春祈糓于东郊，以成王配享之诗。」按：祈糓上帝，只以稷配，未闻有更易成王之事。此与《昊天有成命》禘成明堂说相表里。
执竞
诗说：「执竞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诗。按诗中明有武王、成王，何得独禘康王乎？余说见前。
商颂【二条】
长发▯鸟
诗说以长发为大禘之诗，▯鸟为亦禘祀之诗。按长发大禘说，本小序，人多辨之。杨氏所云长发诗但述▯王以下，不及所自出，是也。若▯鸟为禘祀，则诗说臆断，原未有本，岂以天命▯鸟二语为遡其所自出耶？考郑▯谓此诗是合高宗之主于庙而作，歌似此所云禘，或是吉，亦未可知。但殷礼与周制未必相同，且此云亦禘，则固仍长发来，原是大禘与康成所云合庙者，又是不同。
殷武
诗说殷武祀髙宗之乐，葢帝乙之世，武丁亲尽当祧，以其中兴功高，存而不毁，新其庙，称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按此袭安成刘氏之说，以为高宗亲尽立庙，此诗必作于帝乙之世，故云。不知史记世家明有谱系，如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徳，立其庙为高宗，则在祖庚时已别立庙矣，岂待帝乙乎？
诗传诗说驳义卷五
译噫嘻
《诗说》称：“噫噫！这是康王在孟春于东郊祈求谷物丰收，并以成王配享的诗歌。”按：向天帝祈求谷物丰收，只以稷神配享，未曾听说有改换成王配享的事。这与《昊天有成命》篇中关于在明堂禘祭成王的说法相互印证。
执竞
《诗说》称：“这是昭王在明堂禘祭康王的诗歌。”按：诗中明明提到了武王、成王，怎么能唯独禘祭康王呢？我的说法见前文。
商颂【二条】
长发〇鸟
《诗说》认为《长发》是大禘的诗歌，《〇鸟》也是禘祀的诗歌。按：《长发》是大禘的说法，本于《小序》，人多有辩驳。杨氏所说《长发》一诗只是叙述〇王以下的事迹，不及追溯其起源，这是对的。至于《〇鸟》是禘祀，则是《诗说》的臆断，原本没有依据，难道是因为“天命〇鸟”这两句话就追溯其起源吗？考察郑〇认为此诗是将高宗的神主合于宗庙而作，歌中所说的禘，或许是吉祭，也未可知。但殷礼与周制未必相同，况且这里说“亦禘”，那是沿袭《长发》而来，原本是大禘，这与康成所说的合庙祭祀，又是不同的。
殷武
《诗说》称《殷武》是祭祀高宗的乐歌，大概是在帝乙时期，武丁的亲尽应当祧迁，因为其中兴功业崇高，保留而不毁弃，修缮其庙，称为高宗而祭祀，所以作了这首歌。按：这是袭用安成刘氏的说法，认为高宗亲尽立庙，此诗必定作于帝乙时期，所以这样说。不知道《史记·世家》明明有谱系，如说武丁去世，儿子祖庚即位，祖已赞美武丁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那么在祖庚时就已经另立庙了，哪里等到帝乙呢？
诗传诗说驳义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