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传诗说驳义卷四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小正【总一条，诗传全诗说四条】
小雅、大雅止二则。季札观乐曰：“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是也。今《诗传》《诗说》分小雅小雅》《续小雅》，传《大雅》亦然。按郑谱有小大雅正变说，自《鹿鸣》至《菁菁者莪》十六篇为正小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大雅，余变雅也。诸家皆宗之。独郑渔仲曰：“正变之说，不出于夫子，未可也。”《小雅》《节南山》之刺，《大雅》《劳》民之刺，谓之变雅可也。若《鸿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谓之变可乎？嗣后说诗家遂有不从其说者。今《诗传》《诗说》不名正变，而改名“续”“名传”，此附郑樵说也。然其名为“传”者，则仍附康成之说，而参以宋人者。康成谓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谓之正经，而孔氏正义即谓凡书非正经者皆谓之传。然未知此传在何书也？则虽谓有传，而未尝以变小大雅诗当之。至东莱吕氏则谓《楚辞》惟《屈原离骚》则谓之经，自宋玉《九辨》以下皆谓之传。以此例推之，则《鹿鸣》以下小雅之经也，《六月》以下小雅之传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经也，《民劳》以下大雅之传也。此亦是宋儒习气，好创臆说，强为解断。而此即公然以变雅为传，则岂有端木赐、申培皆得闻郑樵、孔頴达、吕祖谦之言而为说诗者？眞可怪也。又孔氏正义谓古诗三百五篇，无三百十一篇，缘三家旧本无六亡诗故也【此云无者，言有诗而删去之，非无诗也】申培鲁诗固宜去此六诗，子贡何诗宗而亦复去此？且六诗亦以被笙之故，偶轶其字句，未尝无诗。天下无无诗而有题者，亦无无诗而可以笙者。惟朱子臆断，妄谓此六笙诗者，有声无诗，而此即去之。夫古不着《易》，遽称《连山》；王不作赋，得名《禹贡》；世无此理。况诗题非他，皆摘诗中字标以为题，如《关雎》者，以诗有关关雎鸠一句故名《关雎》；《葛覃》者，以诗有葛之覃兮一句故名《葛覃》。非如汉后诗家另标一题以作诗，可以诗是诗，题是题也。假使无诗题，将安出？且亦何所见，何所取？义可妄曰「南陔」「曰华黍」「曰崇丘」「曰由仪」，此皆悖理之已甚者【如「由庚」「由仪」本字无义，此正截取诗词之字，不然，是狂誖矣。若金元乐府，虽另立题，然皆有词，即题亦皆有义，无无义者】况古有徒歌，并无徒乐；纵有徒乐，如后世吹角、吹箎等，亦皆有辞存于其中。况堂堂大乐，燕享酧报，即徒歌尚不可，岂有虚吹虚打，如时俗嫁娶之理？无怪乎近代弹琴家祖嵩阳道士邪说，以为琴贵无辞，遂失▯拊以咏之本来，而不之察也。二书猥陋，原不足以语此，因论《小雅》六亡诗，而偶然及之。凡观经者，慎毋狃宋人之说，而亡古义，斯幸幸耳。
诗传云：周公制作礼乐，用之燕享。有小正焉【缺一字】鹤鸣【缺二字】所以修身也【缺一字】鹿鸣、伐木、菁莪、隰桑、白驹，皆所以燕贤也。棠棣，燕兄弟也。頍□，燕寴戚也。鱼丽、嘉鱼、瓠叶，皆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薹、天保，大臣所以报王也。煌华，遣使臣也。四牡，劳使臣之勤也。枤杜，劳戍也。邠风，陈农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劝农也。大田，农夫所以报公也。斯干、落寴，宫也。鸿雁，懐逺人也。蓼萧、常常者、华、湛露、彤弓、桑鳸、采尗，皆天子之燕诸侯也。瞻彼洛矣、鸳鸯、鱼藻，皆诸侯所以报天子也。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寴寴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体羣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逺人则四方归之，懐诸侯则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用之燕享，有小雅焉。与后大雅云「防朝受【缺一字】有大雅焉，皆袭朱传。正小雅燕享之乐，正大雅「防朝」之乐。受▯陈戒之辞，语其受下缺一字，必「▯」字也。菁莪本作「菁菁者莪」，按《左传》文三年，晋侯赋「菁菁者莪」，又昭十
译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小正【总一条，《诗传》《全诗说》四条】
小雅、大雅只有两类。季札观乐时说：“为他演奏小雅，为他演奏大雅。”就是这样。如今《诗传》《诗说》将小雅分为《小雅》《续小雅》，《大雅》也如此划分。查考郑玄的谱系有小雅大雅正变之说，从《鹿鸣》到《菁菁者莪》十六篇是正小雅，从《文王》到《卷阿》十八篇是正大雅，其余的是变雅。各家都尊崇这一说法。唯独郑渔仲说：“正变之说，不出自孔子，不可信。”《小雅》中《节南山》的讽刺，《大雅》中《民劳》的讽刺，称之为变雅是可以的。但如果《鸿雁》《庭燎》赞美宣王，《崧高》《烝民》赞美宣王，也称之为变雅，可以吗？此后论诗的学者于是有不采纳他说法的。如今《诗传》《诗说》不称正变，而改名为“续”“传”，这是附和郑樵的说法。然而其名为“传”的，则仍然附和郑玄的说法，而参杂了宋人的观点。郑玄认为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称为正经，而孔颖达的《正义》即说凡是书中不属于正经的都称为传。然而不知这传在什么书中？那么虽然说有传，却未曾将变小雅大雅的诗当作传。到了东莱吕祖谦则认为《楚辞》中只有《屈原离骚》称为经，从宋玉《九辩》以下都称为传。以此类推，那么《鹿鸣》以下是小雅的经，《六月》以下是小雅的传；《文王》以下是大雅的经，《民劳》以下是大雅的传。这也是宋儒的习气，喜欢创立主观臆断的说法，强行解释。而这里公然将变雅当作传，那么难道端木赐、申培都能听到郑樵、孔颖达、吕祖谦的话而成为论诗的人吗？真奇怪啊。又孔颖达《正义》说古诗三百五篇，没有三百十一篇，是因为三家旧本没有六篇亡诗的缘故【这里说无，是指有诗但被删去，并非没有诗】申培的鲁诗固然应当去掉这六首诗，子贡的齐诗为何也去掉这六首？况且六首诗也是因为被笙歌伴奏的缘故，偶然遗失了字句，并非没有诗。天下没有没有诗而有题目的，也没有没有诗而可以用笙伴奏的。只有朱熹主观臆断，妄说这六篇笙诗，只有声音没有诗句，于是就去掉了它们。古人没有著《易》，就称《连山》；王没有作赋，得名《禹贡》；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诗题不是别的，都是从诗中摘取字词作为题目，如《关雎》，因为诗中有“关关雎鸠”一句所以名叫《关雎》；《葛覃》，因为诗中有“葛之覃兮”一句所以名叫《葛覃》。不像汉代以后的诗人另立题目来作诗，可以诗是诗，题是题。假使没有诗，题目将从哪里产生？况且又依据什么，选取什么？意义可以妄说“南陔”“华黍”“崇丘”“由仪”，这都是违背常理到极点的【如“由庚”“由仪”原本的字没有意义，这正是截取诗词中的字，不然，就是狂妄悖谬了。如果金元乐府，虽然另立题目，但都有歌词，即使题目也都有意义，没有没有意义的】况且古代有徒歌，并没有徒乐；即使有徒乐，如后世吹角、吹篪等，也都含有歌词在其中。况且堂堂的大乐，宴饮酬答，即使是徒歌尚且不可以，难道有虚吹虚打，像世俗嫁娶那样的道理吗？无怪乎近代弹琴家祖述嵩阳道士的邪说，认为琴贵在无辞，于是失去了击节吟咏的本意，却不加考察。这两本书粗俗浅陋，原本不足以谈论这些，因为论述《小雅》六篇亡诗，而偶然提及。凡是研读经书的人，千万不要拘泥于宋人的说法，而丢失古义，这才是幸事。
《诗传》说：周公制作礼乐，用于宴饮。有小正【缺一字】《鹤鸣》【缺二字】是用来修身【缺一字】《鹿鸣》《伐木》《菁莪》《隰桑》《白驹》，都是用来宴享贤人的。《棠棣》，宴享兄弟。《頍□》，宴享亲戚。《鱼丽》《嘉鱼》《瓠叶》，都是用来宴享大臣的。《南山有薹》《天保》，是大臣用来报答王的。《煌华》，派遣使臣。《四牡》，慰劳使臣的辛劳。《枤杜》，慰劳戍卒。《邠风》，陈述农政。《南山》《楚茨》《甫田》，都是用来劝勉农耕的。《大田》，是农夫用来报答公的。《斯干》《落寴》，宫室落成。《鸿雁》，怀念远方的人。《蓼萧》《常常者》《华》《湛露》《彤弓》《桑鳸》《采尗》，都是天子宴享诸侯的。《瞻彼洛矣》《鸳鸯》《鱼藻》，都是诸侯用来报答天子的。孔子说：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修身则道义确立，尊贤则不迷惑，亲爱亲族则诸父兄弟不怨恨，敬重大臣则不失误，体恤群臣则士人报答的礼厚重，爱民如子则百姓勤勉，招来百工则财用充足，安抚远方的人则四方归附，怀柔诸侯则天下畏惧。这就是周道之所以端正的原因吗？
用于宴饮，有小雅。与后面大雅说“防朝受【缺一字】有大雅”，都沿袭朱熹的传注。正小雅是宴饮之乐，正大雅是“防朝”之乐。受〇陈戒之辞，语其下缺一字，必是“〇”字。《菁莪》本作“菁菁者莪”，查考《左传》文公三年，晋侯赋“菁菁者莪”，又昭公十
七年，小邾穆公赋「菁菁者莪」。古无单名「菁莪」者。至于《鹿鸣》以下篇次，则《仪礼》燕礼云：「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乡饮酒礼亦然。又《学记》云：「大学始教，宵雅肄三。」注云：「三即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诗。」则此三诗皆一定之序，如天地、▯黄之排字，随所编次，更不篡易，故但举三字而人人知之，鲜所紊乱。若可以意为先后，则倘曰「工歌鹿鸣」之三，而此以「菁莪」应之，是乱道矣。作伪之不学古而妄诞如此。若《隰桑》之继《菁莪》，则以朱传云辞意大概与《菁莪》相似，一语遂毅然并列耳。至于《棠棣》，毛本作「常棣」，惟《左传》赵孟赋「棠棣」作「棠棣」。然按《尔雅》「常棣」是棣，「棠棣」是栘，本二物。而韩诗序云：「夫栘燕兄弟也。」则亦以是诗篇名为「棠棣」，似毛诗作「常」，韩诗作「棠」，两有不同。故《艺文类聚》亦云：「夫栘之华萼不炜，可验。」今诗传作「棠」，既从韩诗；而诗说作「常」，又从毛诗，此则何解？歴观二书，如「鹣鹣」之鸟、「蛩蛩」之兽，无不相比相附，而此独见异，是何以故？若《南有嘉鱼》，则《仪礼》诸书皆有四字，并无截取「嘉鱼」二字者。且其篇次则自《鱼丽》后继以《南有嘉鱼》，又继以《南山有台》，如燕礼、乡饮酒礼所云：「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类叙次秩秩，何縁却《南山有台》而竟以《瓠叶》继之？且《尔雅》「台」是草名，即「台夫须」并不从草。若云大臣报王，徒以诗中「万夀」字耳。不知《鲁颂》「万有千岁」，《豳风》「万夀无疆」，不必天子，即士冠礼祝辞亦有「眉夀万年」，此可知也。且襄二十四年，子产寓书于韩宣子称「邦家之基」二句；昭十三年，夫子美子产亦称「邦家之基」二句，若是报。天子诗不得递举相赠矣。况襄三十年，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归而复命，公享之。武子赋《鱼丽》之卒章，公赋《南山有台》以报之。若是诸侯报天子诗，则鲁公何得以此报其臣下？此尤亲切明著者也。若《皇皇者华》，亦非煌华。《庄子》云：“折杨皇荂。”李延年造新曲曰“皇之华”，皆是别诗。惟宋陆佃妄云“折杨逸诗，皇荂即诗所谓《皇皇者华》是也”。愚者即以是言为据，遂改《皇皇者华》为《煌华》。则凡《国语》《左传》所称《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懐靡及，何不惮烦也。”至以《豳风》为邠风，而以《七月》一篇入小雅，此即惑于《豳雅》《豳颂》之说，而故为示异。不知季子观乐于其歌《豳》曰：“其周公之东乎？”则明注周公居东时诗非雅诗也。至若《信南山》，则截去“信”字，独称《南山》；《节南山》，则截去“南山”独称“节”字，不知何故。若朱传于《斯干》诗注有云：“《仪礼》下管新宫，《左传》宋元公赋《新宫》，恐即此诗。”此竟凿实曰《斯干》落寴宫，然又以“新”为“寴”，造一字，书所无之字【说见前卷】至于《裳裳者华》作《常常》，“采菽”作“采叔”，虽有董氏注“裳”古文作“常”，《国语》秦穆燕公子重耳赋《采叔》，亦无“草”字为据，然亦何必为此。
译七年，小邾穆公吟诵《菁菁者莪》。古代没有单独称“菁莪”的。至于《鹿鸣》以下诗篇的次序，《仪礼·燕礼》说：“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乡饮酒礼》也是这样。又《学记》说：“大学开始教学，晚上演习《小雅》中的三篇。”注解说：“三篇就是《鹿鸣》、《四牡》、《皇皇华》这三首诗。”那么这三首诗都有固定的次序，如同“天地”、“玄黄”的排列顺序，无论怎么编排，都不再更改，所以只要提起这三个字，人人都知道，很少发生混乱。如果可以根据主观意愿决定先后，那么如果说“乐工歌唱《鹿鸣》”这三篇，而这里用《菁莪》来对应，就是扰乱道统了。伪造者不学习古制而如此荒诞不经。至于《隰桑》接在《菁莪》之后，是因为朱熹《诗集传》说辞意大概与《菁莪》相似，凭这一句话就毅然将它们并列。至于《棠棣》，毛诗本作“常棣”，只有《左传》赵孟吟诵“棠棣”时写作“棠棣”。然而根据《尔雅》，“常棣”是棣树，“棠棣”是栘树，本是两种植物。而韩诗序说：“栘树是用来宴享兄弟的。”那么也把这首诗的篇名叫做“棠棣”，似乎毛诗作“常”，韩诗作“棠”，两者不同。所以《艺文类聚》也说：“栘树的花萼不鲜艳，可以验证。”现在诗传作“棠”，是跟随韩诗；而诗说作“常”，又跟随毛诗，这怎么解释？纵观这两本书，像“鹣鹣”的鸟、“蛩蛩”的兽，没有不相互依附的，而这里却出现差异，这是什么缘故？至于《南有嘉鱼》，《仪礼》等书中都有这四个字，并没有截取“嘉鱼”两字的。而且它的篇次是从《鱼丽》之后接着《南有嘉鱼》，又接着《南山有台》，就像燕礼、乡饮酒礼所说的：“歌唱《鱼丽》，笙吹《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吹《由仪》。”这类叙述次序井然，为什么跳过《南山有台》而竟然用《瓠叶》接着它？况且《尔雅》中“台”是草名，即“台夫须”，并不从草字旁。如果说大臣报答君王，仅仅是因为诗中有“万寿”二字。不知道《鲁颂》中有“万有千岁”，《豳风》中有“万寿无疆”，不一定只有天子，士冠礼的祝辞中也有“眉寿万年”，这是可以知道的。况且襄公二十四年，子产托韩宣子带信称“邦家之基”两句；昭公十三年，子美子产也称“邦家之基”两句，如果是报答。天子的诗不能递相举赠了。何况襄公三十年，季武子出使宋国，报答向戌的聘问，回来复命，鲁公设宴招待他。武子吟诵《鱼丽》的末章，鲁公吟诵《南山有台》来报答他。如果是诸侯报答天子的诗，那么鲁公怎么能用这首诗报答他的臣下呢？这尤其亲切明显。至于《皇皇者华》，也不是“煌华”。《庄子》说：“折杨皇荂。”李延年创作新曲叫“皇之华”，都是别的诗。只有宋代陆佃妄说“折杨是逸诗，皇荂就是诗中所说的《皇皇者华》”。愚笨的人就以此话为依据，于是将《皇皇者华》改为《煌华》。那么凡是《国语》《左传》中所称的《皇皇者华》，君王教导使臣说：“一定要咨询周礼，《皇皇者华》。”君王教导使臣说：“每怀靡及，何不惮烦也。”至于把《豳风》改为邠风，而把《七月》一篇归入小雅，这是被《豳雅》《豳颂》的说法所迷惑，而故意显示不同。不知道季札观乐时，听到歌唱《豳》说：“这是周公居东时的诗吗？”这就明确注明周公居东时的诗不是雅诗。至于《信南山》，则截去“信”字，单独称《南山》；《节南山》，则截去“南”字，单独称“节”字，不知是何缘故。如果朱熹《诗集传》在《斯干》诗注中有说：“《仪礼》下管新宫，《左传宋元公赋《新宫》，恐怕就是这首诗。”这竟然断然说《斯干》落成寴宫，然而又把“新”当作“寴”，造了一个字，书中没有的字【说法见前卷】至于《裳裳者华》写成《常常》，“采菽”写成“采叔”，虽然有董氏注“裳”古文作“常”，《国》秦穆公宴公子重耳吟诵《采叔》，也没有“草”字作为依据，然而也不必这样做。
煌华
诗说煌华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饯之。」此毛诗也。若鲁诗，当以此为康王时诗。
四牡
诗》说「四牡」，天子劳使臣之诗，此袭《左传》襄四年穆叔曰：「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语然，鲁《诗》亦以此为康王时诗。
邠风
诗说：「邠风，周公陈农政之诗。」欧阳修曰：「七月，燕、齐、鲁三家皆无之，申公《鲁诗》家，何以独有此诗？」
湛露
诗》说“湛露天子燕同姓诸侯之诗”，此以诗文有“在宗载考”语，故云。若《左传》寗武子云：“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诸侯朝正者独同姓乎？此皆有根有据之注，非可以意为解断者。
小正续【诗说注云：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兴之诗，当时亦秦之燕享，以续周公之正乐矣。毛氏为变小雅，非也。诗传全诗说一条】
诗传》：宣王中兴，而《小正》续焉。六月，北伐也；出车，劳将帅也；采薇，劳师也；采▯，南征也；黍苖，城申也；车工，吉日，阅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乱也；无羊，考牧也；车舝，乐亲昏也。
出车为宣王时诗本，《汉书·匃奴传》云：“宣王兴师，命将征伐玁狁，诗人美大其功曰‘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则固以《出车》为宣王时诗矣。然诗中有“王命南仲”语，按《汉书·古今人表》有南中，中即仲也。如仲丁曰中丁，类在厉王时，则岂厉、宣代接仲，固厉时人而为宣率师者乎？又按《常武》诗有“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则又云“命即士之”，以南仲为太祖而兼太师字皇父者，则太师皇父固宣卿士，而南仲时已为其始祖矣。岂有始祖与其孙同时者？则又断非宣王时可知也。若《采薇》之为宣王时，亦见《匃奴传》云：“周懿王时，王室遂衰，诗人始疾之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以伐玁狁，诗人美大其功。”此则时世之近可据者。至若以《庭燎》为宣王勤政，则《外纪》有云：“宣二十二年，王晏起，姜后脱簪珥谏。”则此诗“问夜”亦正与“晏起”相反。凡此者，皆非时世先后之可定也，亦略之可耳。
车舝
诗》说《车舝》宣王中兴，士得寴，迎其友，贺之而作。此诗首章赋也，次章兴也，三章赋也，四章兴也。礼云：「昏礼不贺，人之序也。」古无贺昏事，且朋友亦安得有？虽无「德与汝诸」语，若诗本五章，此作四章，亦不可解。
小正传【诗说注云：皷钟而下二十八篇，葢自昭穆至于幽平，或公卿大夫讽谏于上，或士君子怨思于下，亦皆出乎好恶之公，而得夫性情之正，夫子录之以存鉴戒，谓之传者，以其非奏乐之正经，而亦可传也。大正传仿此。十三条】
郑氏《诗谱》云：「节南山至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此不知何等？申公乃附端木子立说，而矛盾至此。
皷钟
诗传昭王南【缺五字】大夫忧之，赋皷钟诗。说昭王南游宴乐于淮水之上，君子忧伤而作是诗。按晁说之诗序论，谓三家以皷钟为昭王时诗，葢本郑▯《中候握河记》注云昭王时皷钟之诗所为作者，依三家为说也。然孔氏正义又谓惟韩诗以鼓钟为昭王时作，其曰三家者亦臆说耳，则昭王时世亦未可遽定者。三古至今日，世逺言沫，即《汉书》前儒师授，确确尚传习多悮，乃以数千百年后一人之臆断，而欲以翻数千百年前相传之实事，岂有此理？
圻招
诗传「圻招【缺三字】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谏，赋「圻招」诗。说「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谋父作此诗以讽谏赋也。按《小雅》并无「圻招」，但有「圻父」，此有「圻招」无「圻父」，则必「圻招」即「圻父」也。但《左传》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昭之诗，以止王心。」此「祈昭」原是「祈」字，故解者有谓「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惟杜预注以「祈」为「圻」，即「圻父」司马之官，「昭」其名
译《诗说》称《煌华》是天子派遣使者到四方，歌唱此诗为他们饯行的诗。这是《毛诗》的说法。如果是《鲁诗》，应当认为这是周康王时期的诗。
《诗》说《四牡》是天子慰劳使臣的诗，这是沿袭《左传》襄公四年穆叔所说的：“《四牡》，是君主用来慰劳使臣的。”这句话确实如此，《鲁诗》也认为这是周康王时期的诗。
《诗说》称：“《邠风》是周公陈述农政的诗。”欧阳修说：“《七月》这首诗，燕、齐、鲁三家都没有，申公是《鲁诗》学派，为什么独有这首诗？”
《诗》说“《湛露》是天子宴请同姓诸侯的诗”，这是因为诗文中有“在宗载考”的话，所以这样说。如果《左传》宁武子说：“从前诸侯在正朝觐天子，天子设宴款待他们，于是赋《湛露》。”那么朝觐天子的诸侯难道只有同姓吗？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注解，不可以主观臆断来解释。
《小正续》【《诗说》注说：这一卷十一篇，都是宣王中兴时期的诗，当时也是秦地宴享的诗歌，用以延续周公的正乐。毛氏将其归入《小雅》，是不对的。《诗传》全引《诗说》一条】
《诗传》：宣王中兴，《小正》得以延续。《六月》，是北伐；《出车》，是慰劳将帅；《采薇》，是慰劳军队；《采芑》，是南征；《黍苗》，是修筑申城；《车攻》、《吉日》，是检阅武备；《庭燎》，是勤于政事；《沔水》，是忧虑祸乱；《无羊》，是考察牧养；《车舝》，是喜悦亲迎婚事。
《出车》是宣王时期的诗，本于《汉书·匈奴传》说：“宣王兴师，命将征伐玁狝，诗人赞美并夸大其功绩说‘出车彭彭，城彼朔方’。”那么本来就把《出车》当作宣王时期的诗了。然而诗中有“王命南仲”的话，查《汉书·古今人表》有南中，“中”就是“仲”。如同仲丁称为中丁，这类情况在厉王时期，那么难道厉王、宣王时代交替时，南仲本是厉王时期的人，却为宣王率领军队吗？又查《常武》诗有“王命卿士，南中太祖，太师皇父”，又说“命即士之”，把南中当作太祖而兼任太师，字皇父，那么太师皇父本是宣王的卿士，而南中当时已经是他的始祖了。哪有始祖和他的孙子同时存在的？那么又断定不是宣王时期可知了。至于《采薇》是宣王时期的诗，也见于《匈奴传》说：“周懿王时，王室于是衰微，诗人开始憎恶它而歌唱说‘靡室靡家，玁狝之故’。到懿王的曾孙宣王兴师讨伐玁狝，诗人赞美并夸大其功。”这是时代相近可以依据的。至于把《庭燎》当作宣王勤政的诗，那么《外纪》有说：“宣王二十二年，王晚起，姜后脱去簪珥劝谏。”那么这首诗“问夜”也正好与“晚起”相反。所有这些，都不是时代先后可以确定的，也可以略去不谈。
《诗》说《车舝》是宣王中兴，士人得到宠幸，迎接他的朋友，祝贺他而作的。这首诗第一章是赋，第二章是兴，第三章是赋，第四章是兴。《礼记》说：“婚礼不祝贺，这是人伦的秩序。”古代没有祝贺婚礼的事，况且朋友又怎么会有？虽然没有“德与汝诸”的话，如果诗原本有五章，这里只有四章，也无法解释。
《小正传》【《诗说》注说：《鼓钟》以下二十八篇，大概从周昭王、周穆王直到周幽王、周平王，或者是公卿大夫对上级讽谏，或者是士君子在下怨恨思念，也都出于好恶的公正，而符合性情的正道，孔子收录它们以保存鉴戒，称为传，是因为它们不是奏乐的正规乐章，但也可以流传。《大正传》仿照这个体例。十三条】
郑氏《诗谱》说：“《节南山》到《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前代儒者申公、毛公都认为是周幽王时的变风，《小雅》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申公竟然附会端木子立说，矛盾到了这种地步。”
《诗传》昭王南【缺五字】大夫担忧他，赋《鼓钟》诗。说昭王南游在淮水之上宴乐，君子忧伤而作这首诗。查晁说之《诗序论》，说三家以《鼓钟》为昭王时期的诗，大概本于郑玄《中候握河记》注说昭王时《鼓钟》之诗所作，依据三家的说法。然而孔氏《正义》又说只有《韩诗》以《鼓钟》为昭王时期所作，他说三家也是主观臆断，那么昭王时期也无法立即确定。从上古至今，年代久远言语模糊，即使《汉书》前代儒者师承传授，确切尚且传习多有错误，竟然想用数千百年后一个人的主观臆断，来推翻数千百年前相传的实事，哪有这种道理？
《诗传》“《圻招》【缺三字】道穆王西征，祭公陈述民怨来劝谏，赋《圻招》诗。说《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都怨恨，祭公谋父作这首诗来讽谏赋。查《小雅》并没有《圻招》，只有《圻父》，这里有《圻招》没有《圻父》，那么一定是《圻招》就是《圻父》。但《左传》右尹子革说：“从前穆王想放纵他的心意，周游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昭》之诗，来制止王的心意。”这《祈昭》原本是“祈”字，所以解释的人有说“祈”是求，“昭”是明，意思是求明德。只有杜预注把“祈”当作“圻”，即《圻父》司马的官职，“昭”是他的名字
也。此遂袭其说，竟去「圻父」名而易以「圻招」，可怪之甚。但「祈昭」原有诗一章，如云：「祈昭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此真祭公谋父之所作也。「圻父」别一诗，而亦曰祭公谋父所作，若欲分为二，则不宜改「圻父」为「圻招」；若欲合为一，则「祈昭」七句，「圻父」二章，每章四句，体制既殊，句法亦异，即欲窃冠「祈昭」于其首，如《唐棣》《麦秀》之故智，而亦不可得，则又何苦好为此不经之事，而自贻笑也？况《左传》又有鲁穆叔如晋，赋「圻父」若「祈招」，「圻父」本一诗，则不宜彼此各见，如此也。
译也。这就沿袭了这种说法，竟然去掉“圻父”的名称而改作“圻招”，真是奇怪极了。但是“祈昭”原本有一首诗，例如说：“祈昭之愔愔，式昭德音，思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力，而无醉饱之心。”这确实是祭公谋父所作。“圻父”是另一首诗，也说它是祭公谋父所作。如果要把它们分为两首诗，就不应该把“圻父”改为“圻招”；如果要把它们合为一首诗，那么“祈昭”的七句与“圻父”的两章，每章四句，体制既然不同，句法也各异，即使想窃取“祈昭”放在它的开头，像《唐棣》《麦秀》那样故技重施，也是做不到的，那又何必喜好做这种不合常理的事，而自取笑柄呢？况且《左传》中又有鲁穆叔出使晋国，赋《圻父》和《祈招》的记载，“圻父”本来是一首诗，就不应该彼此各自出现，像这样。
小弁
诗传尹伯竒【缺三字】后母隣大夫闵之赋小弁诗。说小弁尹伯奇为后母所谮而出，其隣大夫作此诗以讽其父吉甫。此本孟子赵岐注也。又论衡亦云伯竒放流，首髪早白，故诗曰维忧用老。此与韩诗以黍离为伯竒之弟伯封作同。或曰伯竒即宜臼褒姒所生者，名伯服，非长子而亦称伯，则必并从伯字可知耳。然总系傅防不可信。若其云隣大夫作者，此窃琴操云伯竒既逐，履霜以足，采楟花以食，其隣大夫闵之，乃赋小弁。故诗传、诗说皆显显凿凿，并曰隣大夫闵之乃作此诗。苐诸琴操词率周秦以后文人墨士之所为，子贡在圣门，何缘得采掇详析乃尔【若谓琴操本诗传则诗传前此未出，在两汉诗学盛行之际尚未之见，而他书则未有与琴操同者，谓非诗传本琴操不可】
巧言何人斯
诗传大夫伤于【缺二字】赋巧言。诗说巧言，周幽王时大夫伤于谗而作是诗。前三章皆赋也，四章兴而比也，五章兴也，下章皆赋也【原注云：分《何人斯》二篇非也】按《巧言》六章，《何人斯》八章，合之则十三章矣。只刺谗一节，岂得与《正月》同其章数？且《巧言》六章，既已逐章分解，而《何人斯》一诗，则但以下章二字概之所云，下则明明以上下相隔为另一篇矣。作伪之自露其绽如此。若其设心为是者，则以朱子集传于《何人斯》篇注云：「此诗与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此篇专责谗人，上篇先刺听者耳。此因而合之，作伪至此无所不至矣。
鸣鸠【诗传诗说同】
小雅无鸣鸠诗，惟《国语》秦伯燕公子重耳赋鸠飞，注云：鸠飞即小宛。此无小宛名而有鸣鸠，岂即以是为小宛诗耶？苐秦伯赋鸠飞，而公子所赋者又为河水，今《三百》亦并无河水诗，则意两诗皆逸诗，而注者误指，遂使无学者袭之，而实非也。且鸠飞非鸣鸠也。
白华
诗》说幽王宠褒姒，废姜后，后归申，而作此诗。按《史记》，废申后，废之宫中耳。考诸侯有出夫人礼，天子则否。诸侯出夫人，如《春秋》郯伯姬来归，▯叔姬来归是也。天子以天下为家，安所得出？据《国语》，周幽王逐太子宜臼，宜臼出奔申，则奔申宜臼耳。
十月之交
诗》说：“十月之交，幽王之时，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而奸臣乱政于外，嬖妾败德于内。大夫忧乱亡之将至，故作是诗。”按《汉书·谷永传》：“阎妻骄扇，日以不臧。”顔师古曰：“此《鲁诗》《十月之交》篇，言厉王无道，内宠炽盛，政化失理，故灾异而日为之食也。”则《鲁诗》本以此诗为厉王时诗，而以“艳妻”为“阎妻”，不谓申培公言《诗》于鲁，而仍非《鲁诗》如此。
懿戒
诗传衞武【缺五字】赋懿戒。诗说懿戒，衞武公自警兼训国人。按此本抑诗，其称抑者，以诗首句曰「抑抑威仪」，故耳。若《国语》左史倚相曰：「昔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乎国，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其又云：「懿戒者，以抑与懿字音之转，而抑可以戒，故曰懿戒。」非诗名也。故韦昭注云：「懿，《大雅》《抑》之篇，不并称懿戒，但称懿字，则祗此一字为诗名，了然可见。」葢字有从诗字命名者，有从诗义命名者，此则从诗字命名者耳。至如《左传》襄二十二年，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叚而使黜官薄祭，尽归其余邑，曰：「生在敬戒，不在畜也。」君子曰：「善戒。」诗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此亦似引《抑》诗以美其戒，然但取「用戒不虞」一语以断取其义，故曰「善戒」。「善戒」者，善其「生在敬戒」一语也。若愚者读此，必曰：「善即懿也。」《国语》称「懿戒」，《左传》称「善戒」，将「善戒」亦诗篇名矣。
蓼莪
诗说蓼莪，王室昏乱，谗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没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伤而作是诗。按此诗并无没而不得所意，惟《晋书》王褒父仪为文帝所杀，褒读蓼莪，未尝不流涕，此则有没而不得所意。岂有以读诗者之事作诗义者？若然，则后汉周
译《小弁》
《诗传》记载：尹伯奇【缺三字】后母，邻国的大夫怜悯他，于是创作了《小弁》这首诗。《诗说》认为：《小弁》是尹伯奇被后母谗言陷害而遭放逐，邻国的大夫作此诗以讽谏他的父亲尹吉甫。这原本出自《孟子》赵岐的注。另外，《论衡》也说伯奇被放逐流亡，头发早白，所以《诗经》说“维忧用老”。这与《韩诗》认为《黍离》是伯奇的弟弟伯封所作相同。有人说伯奇就是宜臼，即褒姒所生的伯服，虽然不是长子但也称“伯”，那么必定是从“伯”字可以推知的。然而这些终究都是附会，不可相信。至于说邻国大夫创作的，这是窃取《琴操》的说法，称伯奇被驱逐后，脚踏霜雪，采摘楟花充饥，邻国大夫怜悯他，于是创作了《小弁》。所以《诗传》、《诗说》都明确肯定地说，是邻国大夫怜悯他而创作了此诗。只是各种《琴操》的辞章大抵是周秦以后文人墨客所作，子贡在圣人门下，哪里有机会采撷得如此详细分析呢【如果说《琴操》本于《诗传》，那么《诗传》此前尚未出现，在两汉诗学盛行之际尚未见到，而其他书籍也没有与《琴操》相同的，说不是《诗传》本于《琴操》是不行的】
《巧言》《何人斯》
《诗传》记载：大夫遭受【缺二字】，创作了《巧言》。《诗说》认为：《巧言》是周幽王时大夫遭受谗言而创作此诗。前三章都是赋，第四章是兴兼比，第五章是兴，下面的章节都是赋【原注说：将《何人斯》分为两篇是错误的】。按《巧言》六章，《何人斯》八章节，合起来就是十三章了。仅仅讽刺谗言这一节，怎么能与《正月》的章数相同呢？况且《巧言》六章，已经逐章分解，而《何人斯》这一首诗，却只用“下章”二字概括，所说的“下”则明显是以上下相隔作为另一篇了。作伪者自我暴露破绽就是这样。如果其用心在于此，那么朱熹《诗集传》在《何人斯》篇注中说：“此诗与上篇文意相似，怀疑出自一人之手。”但此篇专门指责谗人，上篇先讽刺听信谗言的人。因此合并它们，作伪到了无所不至的地步。
《鸣鸠》【《诗传》《诗说》相同】
《小雅》中没有《鸣鸠》这首诗，只有《国语》中秦伯宴请公子重耳，重耳赋《鸠飞》，注解说：《鸠飞》就是《小宛》。这里没有《小宛》之名却有《鸣鸠》，难道就以此作为《小宛》诗吗？只是秦伯赋《鸠飞》，而公子所赋的又是《河水》，现在《诗经三百篇》中也并没有《河水》这首诗，那么推测两首诗都是逸诗，而注者错误指认，于是使无学识的人沿袭它，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况且《鸠飞》也不是《鸣鸠》。
《白华》
《诗说》认为：周幽王宠幸褒姒，废黜姜后，姜后回到申国，于是创作了此诗。按《史记》，废黜申后，只是废黜在宫中罢了。考察诸侯有休弃夫人的礼仪，天子则没有。诸侯休弃夫人，如《春秋》中郯国的伯姬来归，〇叔姬来归就是这样。天子以天下为家，哪里有所谓休弃呢？根据《国语》，周幽王驱逐太子宜臼，宜臼出逃到申国，那么出逃到申国的是宜臼。
《十月之交》
《诗说》：“《十月之交》，是周幽王的时候，天变显现于上，地变动于下，而奸臣在朝外扰乱政事，宠妾在内败坏德行。大夫忧虑动乱灭亡将要到来，所以创作此诗。”按《汉书·谷永传》：“宠妾骄纵煽动，日益不善。”颜师古说：“这是《鲁诗》《十月之交》篇，说周厉王无道，内宠炽盛，政治教化失序，所以灾异发生而日为之食。”那么《鲁诗》原本将此诗作为厉王时的诗，并将“艳妻”作为“阎妻”，没想到申培公在鲁国讲《诗》，却仍然不是《鲁诗》这样。
《懿戒》
《诗传》记载：卫武【缺五字】创作了《懿戒》。《诗说》认为：《懿戒》是卫武公自我警戒并训诫国人。按这原本是《抑》诗，其称为《抑》者，是因为诗首句说“抑抑威仪”，所以罢了。如果《国语》左史倚相说：“从前卫武公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警戒，于是创作《懿戒》以自我警戒。”他又说：“《懿戒》者，是因为‘抑’与‘懿’字音之转，而‘抑’可以警戒，所以叫《懿戒》。”这不是诗名。所以韦昭注说：“《懿》，是《大雅》《抑》之篇，并不并称《懿戒》，只称‘懿’字，那么只有这一个字作为诗名，清晰可见。”大概字有从诗字命名的，有从诗义命名的，这是从诗字命名的罢了。至于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郑国公孙黑肱有病，将封邑归还给国君，召集家臣和宗族的人，立叚而使黜官薄祭，全部归还其余的封邑，说：“生在于敬戒，不在于积蓄。”君子说：“善于警戒。”《诗》说：“慎尔侯度，用戒不虞。”这也像是引用《抑》诗来赞美他的警戒，但只取“用戒不虞”一语以断定取其义，所以说“善戒”。“善戒”者，是赞美他“生在敬戒”一语。如果愚昧的人读此，必定说：“善就是懿。”《国语》称“懿戒”，《左传》称“善戒”，将“善戒”也作为诗篇名了。
《蓼莪》
《诗说》认为：《蓼莪》，王室昏乱，谗邪肆意横行，其大夫士有战死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伤而创作此诗。按此诗并没有战死而不得其所的意思，只有《晋书》中王褒的父亲王仪被文帝所杀，王褒读《蓼莪》，没有不流泪的，这才有战死而不得其所的意思。难道有以读诗者之事作为诗义的吗？如果这样，那么后汉周
槃读《汝坟》卒章，废卷涕泣，不是念文王；五代齐杨愔防时，其舅源子恭问读诗至《渭阳》，未愔便号泣，不是送重耳。若其确指为谗邪者，则以「飘风发发」一语与「何人斯飘风」相类，遂云然。所谓有髯皆闗公耳。
译槃读《汝坟》的末章，放下书卷哭泣，并不是思念文王；五代时齐国的杨愔在防州任上，他的舅舅源子恭问他读《诗经》到《渭阳》篇时，杨愔便号啕大哭，并不是因为送别重耳。如果确实将那些哭泣的人指认为奸邪之徒，那么是因为“飘风发发”这句话与“何人斯飘风”相似，于是就这样说了。这就像是说有胡须的都是关羽一样。
雨无其极【诗传诗说同】
毛本作《雨无正》独刘元城云：「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其诗文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此其所袭也。」苐申公《鲁诗》宗，亦袭《韩诗》，不可解。
节
诗传桓王伐郑【缺曰字】家父谏之，赋节诗。说同，按左传昭二年，季平子赋节之，卒章节即节南山也，故此亦作节，以示异耳。若其称桓王时，则以诗中有家父作诵语，而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来聘，是桓王时，故云此，则作伪之最巧者。
都人士
诗说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东迁，见西周风俗之美，而伤今之不古，若赋也。按尹伯封见韩诗《黍离》章，谓伯竒之弟，然皆谓闵兄作，非伤周也。且既是尹氏，岂有自称其族为彼君子女之理？若孔氏正义谓此诗首章惟毛氏有之，齐、鲁、韩三家皆无有。今此云伤西周风物之美者，徒以首章「行归于周」一语耳。若无首章，恐其所指亦未必即见为西周矣。申公《鲁诗》宗，何自相抵牾如此？
诗传诗说驳义巻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诗传诗说驳义卷五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大正【诗传全诗说七条】
诗传周公制【缺五字】防朝受【缺四字】有大正焉。文王生民，公刘，緜，大明，棫朴，旱麓，思齐，皇矣，灵台，大武，文王有声，行苇，既醉，鳬鹥，嘉乐，皆周【缺三字】德以训成王也。泂酌，卷阿【缺四字】王也。
大武本作下武，以诸儒于下字或不能详，故更作大字耳。若假乐之为嘉乐，则中庸引诗与左传文，四年公赋嘉乐，襄二十六年晋侯赋嘉乐，皆作嘉乐同，余袭朱传。
文王
诗说，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诗歌，奏于清庙。受▯陈戒之诗，以训嗣王赋也。周公追述以下，全袭朱传。文作于清庙下，见朱传《小雅》注。
棫朴
诗》说「棫朴」，周公咏歌文王之德，以训嗣王，此全袭朱传。文然朱传曰：「此亦咏歌文王之德，不明指周公。」但云自此以下至《假乐》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于周公也。此亦是臆断，而作伪者竟肆然曰：「周公作天下事，其可以诬妄强坐乃尔！」
旱麓思齐皇矣
全袭朱传，文不然，岂朱传反袭诗说耶？又不然，岂彼此不相见，暗合者耶？即此了然矣。
灵台
诗》说「灵台」，文王迁都于丰，作「灵台」以齐七政，奏「辟雝」。周公述之以训嗣王。按「辟雝」为天子学宫之名，并非乐名。惟《庄子》有云：「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禹有大夏，汤有大▯，文王有辟雝之乐，武王、周公作大武。」似「辟雝」与大▯、大武同是乐名。然详其语意，但言奏乐于「辟雝」，故云「有辟雝中之乐」，初不知其乐为何名，祗言为斯地所奏者已耳。观其文，独多「之乐」二字，可见此书多误，或不必便据《庄子》。然就《庄子》论，则并非以「辟雝」为乐名者，恐学者误认，故辨之。
行苇
诗》说“行苇”天子祭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首章兴也，下三章皆赋也，亦袭朱传。至于分章，则诸诗皆鲜同异，惟此诗毛传作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郑笺作八章，章四句；朱传作四章，章八句。三家俱不同，而此作四章，独从朱传，谓非二书出朱传后，其可得乎？且何以后人之崇朱氏，即一分章犹然乎？且亦何所见分四章乎？
鳬鹥
诗说「鳬鹥」祭之明日，绎，公尸之乐歌。按朱传曰：「绎而賔尸。」考绎与賔尸不同。何休曰：「天子诸侯曰绎，大夫曰賔尸。」且绎以明日，賔尸以本日。未闻绎而为賔尸者，亦未闻绎而又賔尸者。此眞释经之可怪者也。此既袭朱传，而又变其说，岂亦以朱传为难通也耶？
大武
诗》说「大武」，康王「大禘」报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毕受厘，陈戒之诗。按朱传谓诗中有「成王」字，当为成王以后之诗，然则成王后必康王也，此袭朱传说之最敏者也。苐「报」「禘」二事，既曰「大
译雨没有穷尽【《诗传》与《诗说》相同】
毛本中题为《雨无正》，唯独刘元城说：“曾经读过《韩诗》，其中有《雨无极》一篇，序言说：‘雨无极，是正大夫讽刺周幽王的。’那首诗的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个字，这就是它所沿袭的。”只是申公的《鲁诗》宗派，也沿袭了《韩诗》，这无法解释。
节
《诗传》说桓王讨伐郑国【缺“曰”字】，家父劝谏他，赋《节》诗。《诗说》说法相同。查考《左传》昭公二年，季平子赋《节》诗的卒章，这《节》就是《节南山》，所以这里也写作《节》，以示区别罢了。如果它称是桓王时候的事，是因为诗中有“家父作诵”的话，而《春秋》桓公八年，天王派遣家父来聘问，那是桓王时候，所以说这个，这是作伪中最巧妙的。
都人士
《诗说》说《都人士》是尹伯封作的。周朝已经东迁，看到西周风俗的美好，而伤感现在不如古代，如果是赋诗的话。查考尹伯封见于《韩诗》《黍离》章，说是伯竒的弟弟，但都说他是哀悯兄长而作，并非哀伤周朝。况且既然是尹氏，哪有自称其族人为“彼君子女”的道理？如果孔氏《正义》说这首诗首章只有毛氏有，齐、鲁、韩三家都没有。现在这里说哀伤西周风物美好的，只是凭借首章“行归于周”一句话罢了。如果没有首章，恐怕它所指的也未必就认为是西周了。申公的《鲁诗》宗派，为什么自相矛盾到这种地步？
《诗传》《诗说》驳义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诗传》《诗说》驳义卷五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大正【《诗传》全《诗说》七条】
《诗传》说周公制定【缺五字】，防朝受【缺四字】，有大正。文王《生民》、《公刘》、《緜》、《大明》、《棫朴》、《旱麓》、《思齐》、《皇矣》、《灵台》、《大武》、《文王有声》、《行苇》、《既醉》、《鳬鹥》、《嘉乐》，都是周【缺三字】德来训导成王的。《泂酌》、《卷阿》【缺四字】王的。
《大武》本作《下武》，因为诸儒对“下”字有的不能详述，所以改作“大”字罢了。如果《假乐》作为《嘉乐》，那么《中庸》引诗和《左传》僖公四年公赋《嘉乐》，襄公二十六年晋侯赋《嘉乐》，都写作《嘉乐》相同，其余沿袭朱熹《诗集传》。
文王
《诗说》说，《文王》是周公追述文王的德行，阐明周家所以受命而取代商朝的原因，作诗歌，在清庙演奏。受〇陈戒的诗，用来训导嗣王，是赋。周公追述以下，全部沿袭朱熹《诗集传》。文作于清庙下，见于朱熹《诗集传》《小雅》注。
棫朴
《诗》说“棫朴”，是周公咏歌文王的德行，用来训导嗣王，这全部沿袭朱熹《诗集传》。然而朱熹《诗集传》说：“这也是咏歌文王的德行，不明确指是周公。”只说从此以下到《假乐》都不知道是谁作的，怀疑大多出于周公。这也是臆断，而作伪的人竟然肆意说：“周公作天下事，怎么可以诬妄强加到这种地步！”
旱麓思齐皇矣
全部沿袭朱熹《诗集传》，然而不对，难道是朱熹《诗集传》反而沿袭《诗说》吗？又不对，难道是彼此没有见过，暗中相合的吗？由此就清楚了。
灵台
《诗》说“灵台”，文王迁都到丰，作“灵台”来齐整七政，奏“辟雝”。周公叙述它来训导嗣王。查考“辟雝”是天子宫学的名称，并非乐名。只有《庄子》有话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禹有大夏，商汤有大〇，文王有辟雝之乐，周武王、周公作大武。”似乎“辟雝”与“大〇”、“大武”同是乐名。然而详察其语意，只是说在“辟雝”奏乐，所以说“有辟雝中的乐”，起初不知道那乐叫什么名字，只说是那地方所奏的罢了。看它的文字，唯独多“之乐”二字，可见这本书多错误，或者不必就依据《庄子》。然而就《庄子》来说，也并非以“辟雝”为乐名，恐怕学者误认，所以辨析它。
行苇
《诗》说“行苇”，是天子祭祀完毕而宴饮父兄耆老的诗，首章是兴，下面三章都是赋，也沿袭朱熹《诗集传》。至于分章，那么诸诗都少有相同不同，只有这首诗毛传作七章，二章每章六句，五章每章四句；郑笺作八章，每章四句；朱熹《诗集传》作四章，每章八句。三家都不相同，而这里作四章，唯独遵从朱熹《诗集传》，说不是二书出于朱熹《诗集传》之后，难道可以吗？况且为什么后人的推崇朱氏，连一分章都依然如此呢？况且又凭什么看出分四章呢？
鳬鹥
《诗说》说“鳬鹥”，是祭祀的第二天，绎祭，公尸的乐歌。查考朱熹《诗集传》说：“绎祭而賔尸。”查考绎祭与賔尸不同。何休说：“天子诸侯叫绎，大夫叫賔尸。”况且绎祭在第二天，賔尸在本日。没听说过绎祭就是賔尸的，也没听说过绎祭而又賔尸的。这真是解释经书的奇怪之处了。这既然沿袭朱熹《诗集传》，而又改变它的说法，难道也是因为朱熹《诗集传》难以通达吗？
大武
《诗》说“大武”，是康王“大禘”报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完毕受福，陈戒的诗。查考朱熹《诗集传》说诗中有“成王”字，应当是成王以后的诗，那么成王以后必定是康王，这是沿袭朱熹《诗集传》说法最敏锐的。只是“报”、“禘”二事，既然说“大